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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清代绘画发展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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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外国作家,其作品之中译本竟达近百种之多?须知:这并非百篇文章,而是近百种书;亦非一书多译,而是上百本不同的书!笔者寡闻,如斯者仅知一人:艾萨克·阿西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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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上有很多事情非常奇怪,整天地挂在人们的嘴上,也许太熟悉了,人们反道不在意它到底是什么了,比如经济、政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本文要讲述的则是另外一个例子,即国际妇女节的起源。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们都知道它起源于1909年3月8日。在这天,美国芝加哥市的女工为了争取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而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第二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被中国人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的克拉拉•蔡特金提出建议,把这一天作为国际妇女的节日。这项建议被一致通过,于是,国际劳动妇女节(也被称为三八节)就诞生了。我国的史书中,文章里,甚至台历上,总之凡有文字记载的地方都这样写着的。 然而,我说这种讲法的每一句都是错的,您信吗?不信,那您就听我从头道来。 三个疑问 十多年前,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选定的论文题目是克拉拉•蔡特金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国际妇女节起源的这种说法至少有三个疑点。 首先,为什么最早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时间并不是在3月8日? 世界上第一次庆祝国际妇女节发生在欧洲。1911年3月19日这天,欧洲一些国家的劳动妇女举行庆祝活动。在德国,各地的劳动妇女举行争取选举权的集会,仅柏林一地就有5000多名男女工人参加。其它国家,如丹麦、奥地利、瑞士等国也有近百万劳动妇女举行了集会和游行。1912~1915年间,每逢3月19日这一天,蔡特金都在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机关刊物--《平等报》上发表文章,纪念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为了纪念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劳动妇女和工人反对梯也尔反动军队偷袭蒙马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大炮阵地而举行的武装起义,这一起义导致巴黎公社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919~1921年的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日子都选在3月5日这一天。列宁于1920年和1921年发表的《迎接国际妇女节》和《国际劳动妇女节》两篇纪念文章都是在3月4日。选在这一天庆祝国际妇女节,是为了纪念被列宁称为“始终是一只鹰”的罗莎•卢森堡。卢森堡1871年3月5日出生于波兰,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被德国反动派杀害。1922年蔡特金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一文中说,“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开始于3月5日卢森堡生日这一天,她无畏和天才的生命被凶手残害了,但她的精神永驻我们心间。她的工作和战斗永远激励我们。”蔡特金所讲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指的就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 其次,为什么国外对国际妇女节的起源还有其它不同的说法? 前民主德国学者路易丝•多尔纳曼在其1957年出版的《蔡特金传》中说,“美国社会主义妇女1910年2月举行了一次争取平等权的社会主义妇女日。由于受这一事件的鼓舞,克拉拉想到确定一个日子,每年在这一天团结一致地反对压迫者和战争挑拨者各国妇女,为争取和平而举行游行。她同凯尔•敦克尔一起向大会提出了世界闻名的决议案,建议制定国际妇女节,作为争取平等和和平的斗争节日。”不过,在该书1989年第五版中,多尔纳曼则完全改变了说法,只写蔡特金和敦克尔提出的决议案本身的内容,不再提与美国的妇女运动有什么关系了。 另一名民主德国学者卡林•鲍威尔在《克拉拉•蔡特金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一书说,“人们从哥本哈根妇女会议关于国际妇女节的讨论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蔡特金把妇女节理解为反对日益增长的修正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影响的一种手段。” 洛塔尔•贝托尔特等民主德国学者1965年在《德国工人运动大事记》中写道,“克拉拉•蔡特金和其他妇女代表建议各国学习美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举行一次妇女日。这一天主要应该用来进行争取选举权的鼓动工作,并应具有国际性质。” 美国学者菲力普•方纳则提出,“国际妇女节之所以选择在3月8日,是因为在1908年星期日这天,在多数都是社会主义者的纽约市纺织工会的女工领导下,纽约劳动妇女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几百人聚集在曼哈顿东部低地中心的卢特格尔斯广场,要求选举权和建立织工工会。这次示威进行得非常成功,引起了海外社会主义妇女的注意。蔡特金早已获悉此事,于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建议,把这一天作为妇女节。” 前苏联学者祖波克在其主编的《第二国际史》中指出,“蔡特金和德累斯顿左翼社会党人代表凯尔•敦克尔提出的第二个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决议案最后部分建议各国妇女社会党人按照同各国社会党和各工会组织达成的协议,每年庆祝特定的妇女节,其目的应是争取妇女选举权而斗争。”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在报告美国妇女运动发展时讲,“美国女工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第一次度过了妇女节—1909年最后一个星期日。” 上述关于国际妇女节起源的种种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去管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们与中国所熟悉的那种说法大相径庭。 最后,为什么在中外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中并没有1909年3月8日芝加哥女工举行游行示威这一事件的记载? 在这方面,美国人写的书自不必提,最奇怪的还是中国学者写的书,由著名美国史专家写的《美国通史简编》就是一例。该书虽然在附录的大事记中记载1909年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可是在正文中却只字未提。这绝不是偶而的遗漏,因为有些意义远不如国际妇女节的事件在书中都被提及了。 看来,要紧的还是搞清楚国际妇女节到底是为什么而设立的。 克拉拉·蔡特金 蔡特金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都知道她是国际妇女节的倡导者,称她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她的著作和中外有关她的传记、文章非常多,邮电部还先后于1960年和1980年两次发行纪念她的邮票。可是,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位朋友在为我与导师合著的《克拉拉•蔡特金年谱》写的书评中说,“就像一块祖宗牌位,晚辈们知道她的名字,却不一定了解她的生平,更不敢斗胆去评论她的是非,尊敬和崇拜已经足够了。而我国后生甚至……完全没有弄清楚蔡特金是她娘家姓还是婆家姓。”这并非言过其辞,事实也真地是如此。 所以,要弄真正弄清楚国际妇女节的来历,有必须先了解一下克拉拉•蔡特金其人。 克拉拉•蔡特金原名叫克拉拉•艾斯内,1857年7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比锡附近的一个叫维德劳的小山村。她父亲叫哥特弗里德•艾斯内,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并兼作教堂的风琴师,笃信基督教。她母亲叫约塞芬•维塔勒,其父是德国和意大利混血商人的后裔,曾作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侍卫官。特殊的家庭环境不仅使约塞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成为德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哥特弗里德和约塞芬于1855年结婚,此前他们各有一次婚姻经历,克拉拉是他们所生的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她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打小时候起,克拉拉从父亲那儿接受了良好的文化和艺术教育,但在政治信仰方面却受母亲的女权主义思想影响很深。1872年,为了使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哥特弗里德和约塞芬决定举家迁往莱比锡市。当时,莱比锡不仅是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也是女权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克拉拉进入了由德国女权运动领导人施密特夫人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中,克拉拉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师职业教育、积极参加妇权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接触了社会主义运动。而引导克拉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正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奥西普•蔡特金。奥西普•蔡特金,1852年生于俄国敖德萨的一个富人家庭。但是,在民粹派运动的影响下,奥西普在大学期间就参加了反沙皇专制统治的活动,受到当局的追捕,流亡到德国,在莱比锡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了联系,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克拉拉读书期间通过俄籍同学与奥西普相识的,很快地被他的博学和革命经历所吸引。通过奥西普的引荐,克拉拉开始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活动并且大量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到了1878年毕业时,克拉拉已经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了”。于是,她不顾一心想将她培养成教师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母亲和师长的反对,毅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878年10月,被称为“铁血宰相”俾斯麦颁布了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令”,奥西普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已经与奥西普建立起深厚感情的克拉拉先是在国内坚持革命活动并于1881年正式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接着在1882年离开德国去找奥西普。她先后到了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最后在法国蒙马特尔的贫民区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找到了奥西普。 就这样,一对为了追求革命理想、献身社会主义事业而背井离乡的恋人,结成了异国伉俪。重新想见之时就是克拉拉和奥西普结结婚之日。没有任何装饰,没有任何仪式,没有喜庆宴会,也没有亲朋好权参加。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对共同事业的追求的基础之上,用物质是无法衡量的。克拉拉和奥西普抛弃了一切形式上的东西,为了保留克拉拉的德国国籍,以便将来能顺利回到德国进行革命工作,他们甚至连正式结婚手续都没有办理。因为按着古老的罗马法,一个女人要与外国人结婚就得必须改变自己的国籍。尽管如此,克拉拉还是采用了奥西普的姓,从此称克拉拉•蔡特金。1889年1月,奥西普去世后,人们就把克拉拉直接称为蔡特金。蔡特金—这个对全世界来说都不朽的名字,实际上是一位俄国革命者奥西普、也是克拉拉•艾斯内丈夫的姓! 设立国际妇女节是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一项措施 1889年盛夏,国际社会主义者齐聚巴黎,建立了第二国际。还没有完全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摆脱出来的克拉拉不仅被选入筹备大会的组织委员会,而且在大会的第六天以柏林女工代表的身份走上讲台,就《妇女劳动问题》发言。针对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以男性为主,并且主要是为了男性这种排斥女性的特点,蔡特金在发言中指出,妇女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样,最终必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把无产阶级妇女作为战友接纳到自己的战斗队伍当中。大会根据她的发言,通过了《关于劳工立法的决议》。 1890年“非常法令”废除后,蔡特金携带两个孩子返回了德国,先在德国社会民主的狄茨出版社工作,1892年受该党委托主编妇女双周刊《平等报—为维护妇女权益的杂志》(简称《平等报》)。这个刊物实际上是德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领导中心,而蔡特金无疑是重要的领袖。为了从组织上将各国无产阶级妇女团结起来,1907年8月,在蔡特金等人的倡导下,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15个国家的59名代表。会议根据蔡特金提出的关于加强各国有组织的妇女之间联系的建议,决定成立从属于第二国际的国际妇女书记处,并选举蔡特金为书记,《平等报》被定为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机关报。蔡特金在会上发言指出,如果没有妇女的积极参加,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妇女代表会议应当建议即将召开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责成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也提出妇女选举权的要求,以便吸引广大劳动妇女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会议接受了蔡特金的建议,并且委托她把这些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提出来。 在随后召开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蔡特金作了《妇女选举权》的报告。她提出,“无产阶级迫切需要为妇女获得充分公民权而斗争,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符合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妇女获得选举权是无产阶级妇女目标明确地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先决条件。同时,它能大大促使人们如同对男性无产者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那样去热情地唤醒、联合和教育女性无产者。”斯图加特大会在根据蔡特金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宣布支持妇女代表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表示“各国社会党人有责任为妇女选举权的实现而坚决地斗争。” 在把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写入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文件中之后,蔡特金进一步提出,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特别是是无产阶级妇女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实现妇女的选举权。所以,1910年8月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蔡特金以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的名义在哥本哈根主持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来自17个国家的1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无产阶级妇女如何争取选举权的问题。会上,蔡特金起草了一份《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基本原则的决议案》,并希望能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提交给会议。但是,德国代表团在讨论它的时候发生了分岐。齐茨夫人等主张用温和的言辞,在决议案中不要锋芒毕露,以免招致资产阶级的镇压。蔡特金和敦克尔等人则认为这是改良主义主张。结果,齐茨夫人等拒绝在决议案上签名,提交给会议的决议案上署名是“克拉拉•蔡特金、凯尔•敦克尔及其同志们”。在表决时,英国代表主张不提妇女的普选权,只要求妇女有限的选举权。最后,会议以90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了这个决议案。 这个决议重申了上届妇女代表会议提出的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基本要求,为此还规定了若干争取妇女社会平等和政治解放的实际宣传鼓动的措施,要求各国社会主义妇女要充分利用在本国已经取得的各种选举权利,如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权、伤病互助会的选举权利等等。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直到今天仍在起作用的一项措施,就是国际妇女节的确立。决议说,“各国无产阶级有觉悟的政治组织和工会一致同意,各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要有一个自己的节日,其目的必须是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并连同整个妇女问题一起对待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妇女节必须具有国际性和认真地筹备。” 国际妇女节就这样出现了。不难看出,它是作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若干措施之一提出并确定下来的,与特定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与所谓的美国芝加哥女工1909年3月8日的游行示威并没直接联系。 把国际妇妇节定在3月8日是为了纪念俄国妇女在二月革命中的斗争 前边已讲过,最初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日子并不是3月8日。那么,到底什么时间和为什么将国际妇女节定在每年3月8日呢?在用了很长时间查找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之后,我发现,将国际妇女节最终定在每年的3月8日,并不是纪念美国芝加哥女工1909年的斗争,而是为了纪念俄国劳动妇女1917年在二月革命中的斗争;提出这个建议的也不是蔡特金,而保加利亚女共产党人。 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彼得格勒女工响应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号召,举行庆祝国际妇女节的示威游行,并且参加了有9万男女工人进行了罢工,为支援女工的斗争,彼得格勒全市工人举行了政治总罢工,接着转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二月革命因此爆发,统治俄国长达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俄国近代史上新的一页开始了。 1921年9月9~15日,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28个国家的82名代表出席。蔡特金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保加利亚代表提出,为了纪念俄国女工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的英勇斗争,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家劳动妇女节。会议采纳了保加利亚代表的建议,一致通过决议,将3月8日这天定为国际妇女节。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妇女每年在这天都以不同形式庆祝自己的节日,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其目的不仅仅是争取妇女选举权了。 从1922年开始,苏联的《真理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在3月都开辟专栏,介绍国际劳动妇女节和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以及生活与工作情况。比如,《真理报》1922年3月8日这一天出版的国际妇女节专栏,刊登了一些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的文章,其中除了蔡特金的《国际妇女节》之外,还有柯伦泰的《保护女工的统一战线》,文科索娃的《共产党和国际妇女节》,洛佐夫斯基的《西方女工和工会》等。 关于国际妇女节,蔡特金在她晚年的著作《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教》中写道:“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是团结劳动妇女的革命力量来争取保卫她们的日常利益、通过社会主义而获得自由的一个重要因素。1910年在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会议上决定每年举行国际无产阶级妇女节。这个决议是在1905年沙皇俄国的卓有成效的伟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莫斯科群众性罢工和街垒战的自发力量的影响下提出的。……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在“面包、和平和自由!”的口号下在巷战中举行了忠实于自己的革命本质的国际妇女节。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企业、工人区和兵营里的耐心细致的准备工作,群众在同沙皇武装力量的斗争中得胜了。可见,国际妇女节在俄国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出发点,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来就发展成为向自己提出更高得无比的目的和具有更重大得多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十月革命。” 国际妇女节与中国的妇女运动 在我国流行甚久的关于国际妇女节起源的这种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实际上,国际妇女节的传入与中国妇女运动的广泛开展是联在一起的。 国际妇女节1924年首次从苏联传到了中国。这年3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庆祝国际妇女日》。社论中全文引用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社论“庆祝国际妇女节”,转引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传单“三月八日国际妇女日”。这份传单说,“妇女日是由一千九百0九年美国社会主义妇女团体发起,倡之者为女国际共产党领袖栉琼,一千九百0十年,妇女社会主义第二次国际会议开于丹麦京城,决议为世界的令节,广为遵守。”这是我国最早关于妇女节起源的说法,这对后来有相当大的影响。 1925年3月8日,北京的《晨报》在一篇关于国际妇女节纠偏活动的报道中说,“今日之国际劳动妇女节,系一九0 九年美国妇女共产党领袖紫芝根女士(Clare Jeitlin)所创一九一0年在丹麦京城开会,就决定以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节。”这与广州《民国日报》的说法是一致的。在1927年国际妇女节之际,全国各地许多报刊都开辟专栏,登载介绍国际妇女节的文章。广州《民国日报》3月8日的“妇女节特号”发表了古有成的《三八纪念与妇女界应有的努力》,洽光的《“三八”节的意义和应有的工作》。《妇女之友》第29期刊登了《国际妇女节宣言》等等。 上述这些文章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国际妇女节是蔡特金在哥本哈根第二届妇女代表会议上倡导的,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还认为这次会议直接就将国际妇女节定在每年的3月8日。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蔡特金的名字也是随着国际妇女节一起传入中国,不过译得很不规范,如栉琼、紫芝根、紫根托、紫根特等。不仅如此,人们还把她当成了美国人,使用女士这种称谓。中国人虽然知道蔡特金是国际妇女节的首倡者,实际上对她并不了解。 30年代之后,中国人民对国际妇女节起源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设立它的原因上面。1938年3月8日,《新华日报》出版了“三八节特刊”,发表了史良、邓颖超、卢竟如、杨朔、杨慧琳等人的文章。史良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想起革命巨人蔡特金女士所以提倡的‘三八’作为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因为一九0九年美国有一大批劳动妇女,曾经举行过自由平等的示威游行。她认为,这是妇女大众空前的解放运动,不但有着历史上的价值,同时也可以把这个节日当作激励全世界各国妇女走上民族解放道路的巨浪。”史良的观点奠定了确立国际妇女节是为了美国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斗争这种说法的基础。以后人们对此又不断地补充,1948年,胡耐秋在纪念蔡特金诞辰90周年写的小册子《蔡特金》中,就比较详细地说,“一九0九年三月八日,美国劳动妇女在芝加哥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所以一九一0年在丹麦京城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中,蔡特金即建议:规定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节,得到大会一致通过。因此,蔡特金的名字就和三八国际妇女节分不开了,她被称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对于国际妇女节的这种不准确的说法一直延续至今。人们重视的只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怎样纪念国际妇女节,却不在乎它的来龙去脉是否正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1928年开始,中国人民对蔡特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表现,把她的名字译成蔡特金,其它不规范的译名逐渐消失;明确地指出她是德国人;把她誉为“全世界劳动妇女底伟大领袖”、“革命巨人”,称她是“同志”等。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比较重要的,一是1927年苏联为纪念蔡特金70寿辰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出版了许多关于蔡特金生平事业的传记文章;二是1928年7月,邓颖超参加完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去看望了蔡特金并与她进行了交谈。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人民对蔡特金的了解,加深对蔡特金的认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国际妇女节起源看法上的偏颇丝毫没有影响中国广大妇女利用纪念这个节日来开展妇女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代表大会的宣言还规定了“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孙中山还对民权主义中包括男女平权做了明确的说明。为了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设立了妇女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妇女运动在国共两党的联合领导下拉开了帷幕,最初的舞台是当时中国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广州,纪念国际妇女节就是重要的表现形式。 为了引导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国民党妇女部决定1924年首次在中国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事前,国民党妇女部发布通告:“公启者,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日,全世界妇女咸于是日举行大团结示威运动。中国妇女界久受压迫,在此日自当应声而起,以图解放。广州妇女界在此日应有所表示,以警醒妇女群众,使同趋于联合奋斗之一途。本会妇女部有鉴于是,谨召集广州市妇女各团体,于此日举行热烈示威运动……” 3月5日下午,各女校及女界团体代表在执信学校大礼堂召开了庆祝“三八”节筹备会,会议商定了游行办法、时间及路线、并决定3月7日品2人在广州市内乘汽车散发传单,向市民做广泛宣传。为了保证女学生届时能够参加大会,妇女部请教育厅向所属各校发了通知,并通知市内军警保护。 经过周密的准备,3月8日上午10时,广州各办妇女在第一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国际妇女节的纪念会。各女校学生、各界妇女团体共计2,000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主持了大会并且作了精彩的演讲。她讲述了“三八”妇女节的重要意义,号召广大妇女们团结起来,投身国民革命,争取解放。何香凝的演说深入浅出,充满激情,对听众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廖仲恺先生也发表了《国际妇女日的性质》的演说。大会期间,会场上嘹亮的口号此起彼伏,“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解放中国半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妇女所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要求妇女劳动权、平等教育权、平等工价权、女子参政权及一切妇女应得之权!”“排除纳妾和一夫多妻制度!”“要求女工保护、生育保护、儿童保护的立法!”“八小时工作!”等等。与会妇女群情激昂。 会后,按原计划,与会的女学生和各界妇女高举国旗、校旗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第一公园正门出发,经省长公署、财政厅,惠爱东路、越秀路、东堤、西堤、丰宁路、惠爱西路,回到第一公园。与此同时,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也召开了庆祝会。 第一次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活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口号,表明了中国妇女运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蔡特金和“三八”妇女节就与中国妇女运动紧密相连,中国妇女每年都要隆重庆祝国际妇女节,以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为中心来推动妇女运动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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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先生对夏商史所作的大量有益的探索以及其在罗王之学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文献、考古及民族学材料相互比较参证的科学的多重论证法,为中国先秦史学科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值学风浮躁,目前的夏商史研究中所暴露出问题不少。有的学者在史料不足徵的情况下,急功近利,浅尝辄之,随意发挥主观想象,甚至凭空捏造史实,杜撰出一些所谓的“禹都阳城即濮阳说”、“古秦楚同源论”等奇谈怪论,它们还能刊发于所谓的国家级刊物或是核心期刊上,此种风气不知何时休矣!今撰此纪念文章,在弘扬徐中舒学术精神的同时,期望对此不良学风有所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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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谈话记录,谈话时间在2003年12月某日上午,地点在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办公室。当时正策划纪念《文学遗产》创刊五十周年活动,徐公持遂邀约曹道衡先生对谈,回忆老一辈著名学者、本刊前任主编余冠英先生。稿成后,因情况变动,未能及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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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很多大学都仿效美国总统的方式,校长只能连任一届,这恐怕就未必“与国际接轨”。从我们看重的大学排名看,现在世界排名前列的那些美国大学,已经办了约三百年,但历任校长也不过二十来位。这是因为他们的校长虽有任期,但对连任一般没有限制,短者不满一任,长者有时达一二十年(似还有更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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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一书,叙述了不同地区的医学传统和疾病史以及人类主要疾病的历史和地理分布,为研究者快速掌握不同国别史中对疾病研究的概况与动态提供了一本极好的研究手册,同时也使我们反思在重视具体文化语境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跨文化的疾病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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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大众艺术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可以纳入20世纪艺术发展的整体潮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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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学家贝拉米(Richard Bellamy)在他的著作《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中,追索了自由主义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的发展的变形的历程。他的基本命题是:十七世纪从英国兴起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性自由主义”;但往后的自由主义,特别是经过意大利和德国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发生的变化,其道德诉求已日渐萎缩,让位于一种没有道德承诺的“经济性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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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京发布第31次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保持低速增长。高中及以下学历网民仍占7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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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第十卷的《文集》,并没有收录著者的全部文章,所以也还是文章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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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专递
201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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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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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不仁,竟然用这样残酷的方式,突然地夺去了我们的刘老石老师的生命!
我听到这一噩耗,大为震惊。一夜没有睡好,早晨醒来,刘老师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许多的往事历历在目—— 我大概在2004年就和刘老师相识了。那是在他主办的志愿者支农骨干培训班上,请我去作报告,记得我的讲题是《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开会前他指挥大学生们唱歌,那样一种昂扬的激情,仿佛又回到了革命年代。在私下交谈里,才得知他是用业余时间来参与支农组织工作的,家也不在北京。那么,我们也都是志愿者了;那时候,志愿者运动还在起步阶段,举步维艰,高校老师中参与者很少,说实在话,我和刘老师都有点寂寞,因此,就一见如故,并且有相濡以沫的感觉。以后凡是刘老师主持的活动,需要我讲点什么,我都是有请必到。不过,我只是空谈,而刘老师却是实实在在地在干实际的组织、领导工作,我从内心是十分敬佩他的。后来在《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文里,特地引述了刘老师写的《农村的精神文化重建与新农村建设的开始》,并且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向那些正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默默耕耘,从事乡村建设,乡村文化、教育重建实验的农民和知识分子致敬:他们是先行者,希望就在他们脚下”。我心中想着的,就是我在参与志愿者运动时结识的许多朋友,其中刘老石老师是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的。
刘老师实在不应该走。中国的志愿者运动需要他,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需要他,他的朋友,他的学生都离不开他。在中国,在中国的高校,像他这样的始终和脚下的土地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情系农村,情系学生,献身于自己的理想的老师,实在太少太少了。
鲁迅曾为一位为了中国的未来,甘愿“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滴做下去”,却英年早逝的年轻学者,写下这样的文字:他“不是高楼的顶尖,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搂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设者和栽培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刘老石老师就像他给自己取的名字一样,就是鲁迅说的“石材”和“泥土”,是中国青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一块奠基石。“建设者和栽培者”,青年志愿者们,所有关心与参与青年志愿者运动、新农村建设运动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位埋头苦干,最后献出了生命的先行者。
2011年3月30日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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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石,本名刘湘波,1968年3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黑河。刘老石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毕业后,老石一度执教于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基础科学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突显,刘老石开始组织学生下乡支农调研。2001年,兼职加入由温铁军教授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2004年底,刘老师和几位下乡支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学生注册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继续从事乡村建设工作。 十年如一日地,刘老石带领并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城市回到农村,帮助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夜校、文艺队、农民协会。 2011年3月24日,刘老石逝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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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电视剧有不同的制作、拍摄、发行方式。一般而言,电影投资较多,工程较为重大,在艺术上也更为人重视,按道理应该在创新方面走在电视剧的前面,但在当今的中国却恰恰相反,反而是电视剧叫好又叫座,不断创出收视率的新高,而电影的受众阶层却越来越狭窄,即使看的人也是“边看边骂”,这一现象不由人不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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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敦煌文书、传世佛教文献记载以及后人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唐王朝以及五代后梁、后唐时期太原佛教兴盛的原因,并指出探讨这一时期太原佛教情况,对于研究唐五代太原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宗教、交通以及对外交往等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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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盗版法》(简称"SOPA")和《保护知识产权法案》(简称"PIPA")最大的拥护者是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MP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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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继续向低端学历群体渗透。2011 年上半年,我国网民中低学历网民继续增加, 初中及以下学历网民占比从 2010 年底的 41.2%攀升至 43.8%。而高中以上学历群体从 58.9% 降低为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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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国际科技刊物论文数、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个人电脑用户数、互联网用户数、研究与开发支出等战略性科技资源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可以用来衡量其科技总实力。1980年,中国科技资源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0.81%,分别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32和1/20;到2004年,中国科技资源总量占世界的 7.09%,为美国和日本的1/3.4和1/2.1.中国科技在1980—2004年期间经历了“跨越式”发展,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落伍者”转变成为“ 科技大国”。对外开放和科技全球化、市场、政府导向与经济高速增长的拉动是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四大驱动力。到2020年,中国有望由“世界科技大国”跻身于“世界科技强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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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4日傍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刻,38岁的光绪皇帝在幽禁中死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1909年3月12日光绪梓宫出殡,从京城景山观德殿移至西陵梁各庄行宫"暂安"。当时,崇陵尚未建成。直到1913年11月,在行宫正殿停放了四年零八个月的光绪皇帝才入葬崇陵地宫,而大清王朝却已经灭亡。 倘若把光绪之死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其结果似乎并不重要。但如果我们把光绪之死同当时的政治派系斗争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光绪之死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东西。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去反观光绪皇帝的死因时,就可能得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结论。 笔者在此想从病史医案、时人日记和政治斗争三个方面,透视光绪皇帝的死因,并对围绕光绪之死的清廷各势力的政治博弈做一简要分析。 一、从病史医案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政变,慈禧再次临朝"训政",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七情郁结,遂成病势。慈禧征召各地名医为光绪诊病,并将诊病脉案交各衙门堂官阅看。 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整理的《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可以看到,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到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其中略缺数日)光绪帝的病症及诊治情况。现择取十月初四至十月十二日医案,摘要如下: "十月初四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沉坠。今早大便一次溏稀,便前便后腹中作痛。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1] "十月初五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沉坠。今早大便二次,便前腹中作痛,先稠后稀。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2] "十月初六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便前腹痛。今早大便一次溏稀,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3] "十月初七日,口渴心烦。身体懒倦,腰间作痛,牵引少腹作抽。谷食欠香,消化不快, 食后胸堵膨满胀闷。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酸沉。便前腹痛,今早大便一次见溏,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4] (中缺十月初八日--十月十一日) 十月十二日,御医会诊,对光绪帝病情病因做了整体分析: "十月十二日,朱焜、门定鳌、范绍相请得皇上脉息。左寸关浮弦,重按无力,右寸关弦细而数,左尺细软,右尺细弱。外感头捅之症己除,惟鼻塞清涕尚未尽净,此乃风寒渐解之象。昨夜滑精旧症如前。谨按脉症之因,推详五行之理,缘由气血素弱,更兼调摄失宜,以致伤脾,中土不能健运,以交心肾,则夜间虚烦少眠,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之症见矣。心火不下交则上炎而灼肺金,故呛咳无痰,牵引少腹作抽。心烦日渴,身体懒倦,时作太息。食后胸堵胀闷,恶寒嗜卧之症生矣。水不上济则下流,而伤阴液,乃有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梦遗滑精,耳鸣腰捅,腿膝酸软之症出矣。金虚则木盛生火,故日赤干涩,视物若蒙之症作矣。肝木既盛则侮脾土,故四肢沉坠,酸软无力,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谷食欠香,消化不快,大便溏稀之症作矣。"[5] 从光绪二十四年的旧医案来看,光绪帝身体长期羸弱,病亡的可能性极大。这里之所以拈出这段陈年医案,就是想从较长时段把握光绪帝的病程状况。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光绪帝死前十年就已患有五脏、消化系统、分泌系统、生殖系统、排泄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虽曰多为慢性,十年之光阴消磨,亦足以致如此孱弱之人于死地。 光绪三十四年春,光绪帝病情加重。宫中御医诊治无效,只得征召江苏名医陈秉钧、曹元恒等人进京诊脉。对此,刘声木记道:"光绪三十四年二三月间,德宗景皇帝久病未愈,早入膏肓。有时肝气大发,愤无所泄恨,以手扭断某太监顶戴,以足跌翻电气灯。情势日亟,遂有令各省督抚保荐名医之上谕。"[6]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间,慈禧曾与光绪帝"初次同幸农事试验场......慈圣步履甚健,场中周围约十余里,尽皆步行。德宗则以两人小肩舆随后。"[7]此时光绪帝身体之弱,反不及年逾七旬的太后。 光绪帝的病情进一步加重,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底。《申报》报道,当时皇上已是"步履甚艰,上下殿阶须人扶掖。"[8]到九月底十月初,光绪帝行走已不便。 据杜钟骏从内务府大臣奎俊处得到的消息,"一日皇上在殿泣日: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9]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据恽毓鼎记:"皇太后万寿,升仪鸾殿。辰正,皇上(此处似缺"本应"二字--笔者注[10])率王公百官在来燕门外行礼,臣毓鼎侍班,人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毓鼎乃随诸臣人班叩贺。"[11]此时的光绪帝已是"足难出户"了。 从以上记述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光绪帝病情的恶化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或者说"发展脉络"。捕捉到这一"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对光绪帝的死亡不至于因为感到太过突然而刻意去捕风捉影以至浮想联翩,成为某些另有所图的"野史"所俘获的代言者。 二、从时人日记看 与当时流传的诸多"野史"及其多远离内廷权力中枢的作者群体相较,有机会和权力出入内廷的机要人员和朝廷重臣的日记记载无疑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正式性。特别通过这些日记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围绕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双双病危内廷的仓惶应对和匆忙的权力交接,以及笼罩在众臣心头的阴霾和对个人与国家前途的忧虑感和未知感。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宫病皆亟"与其说是出于人为,不如说是出自"天意"(即所谓"历史的偶然性"所致)。 我们先看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日记中的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六时入直。前二日两宫未御勤政服,以太后感冒伤风。十二日庆、醇两邸曾诣仪鸾殿问安。"[12]慈禧太后由于生日过劳致病。 "十月十五日入直。大风,甚冷。庆邸昨日请训赴东陵查看普陀峪工程,今日启程。"[13] "十月十八日六时入直值班。皇上以不能坐,未召军机。"[14] 这时的光绪帝坐起已是困难。 "十月十九日入直。太后圣躬不豫,梁监传谕周身痛,昨日至今未进食,停起。"[15]慈禧太后全身疼痛,无法起床,两天没有吃东西。 "十月二十日闻两宫病皆亟,军机巳刻入对于太后宫内,午刻又传入见,奉懿旨授醇亲王为摄政王,又奉懿旨醇亲王之子溥仪留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又闻传即夕还宫。二圣同病,殊可危虑。"[16] 再让我们看一看时任军机大臣的鹿传霖日记中的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六钟入直,未召见。皇上八日未大便。"[17]中医讲大便久不通,由于三焦五脏不和,气血壅塞所致,严重者可致死。 "十月十九日六钟入直,两宫均欠安,未召见。发庆邸公函,促其速回。内府大臣及各医谈两宫病状,张仲元密告,慈脉气极弱,恐脱。"[18]这时慈禧太后病危,与许宝蘅所记慈禧太后"不豫"、"停起"等细节相合。 "十月二十日六钟入直,邸辰回,未上。午后上病危,报邸,申刻来,同赴仪鸾殿慈圣寝宫请召见。派醇邸为摄政王,醇王子入宫教养,代批折件。"[19]即许宝蘅所记"两宫"病皆亟及一系列仓促的政权交接。 "十月二十一日六钟入直,内大臣、各医均言上脉见败象,鼻煽唇缩,恐不起。未敢离直房,早晚回寓所,仍住宿公所。是夜丑初二刻始寝,即闻酉正二刻五分上宾。"[20] 十月二十二日记:"由公所入直,辰刻入内,至乾清宫瞻仰遗容,痛哭。"[21]既是瞻仰光绪帝遗容,若为鸩杀自不难看出,然鹿传霖记述如常。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光绪帝死于人为鸩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三、从政治斗争看 杜钟骏曾撰《德宗请脉记》,该文系多年后回忆,虽有个别细节失实,但总体上仍可参考。书中记载,七月十六日,杜钟骏在仁寿殿给光绪帝请脉,当时慈禧也在座,似乎对皇帝的健康很关注。[22]后来慈禧还禁止朝臣私下向皇帝进呈丸药。[23] 慈禧太后生日临近时,"一日皇上在殿泣日: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 [24]其实,作为以"德"著称的光绪帝,对于慈禧太后,无论自己情愿还是被迫,名义上必须尊敬慈禧太后,无论是在她生前还是死后。这不仅仅是一种谋略需要,而且关系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维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光绪帝在抱病尤其在病笃这段时期,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紧张,很有些同病相怜的意味。至于慈禧太后为什么对皇帝的健康那样关注,其背后则是慈禧太后对皇位继承的考虑。 当时的朝局是,"有八国列强支持"的奕劻为领衔军机大臣,其子载振为商部尚书,父子显赫不可一世。当袁世凯攀辕其下,与其结成同盟时,慈禧太后就警惕起来。 奕劻非皇室近支,又与列强友善,袁世凯身为汉族,又掌控北洋,结交洋人。"洋人"、"军队",这两者都触及到慈禧太后敏感的神经。她曾试图先把奕劻开缺,却遭到英国驻北京的公使阻挠,只好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内调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参予军机。明是重用,实际是解除其兵权。但是袁世凯和奕劻的关系却不能马上斩断。光绪帝病势日渐恶化,自己又逐渐衰老,正当她筹划着下一个步骤时,自己却病倒了,这时又听到或者预感到: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之子载振为皇帝。 恽毓鼎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十月十四日晴。圣躬不豫辍朝,唯庆亲王见慈圣于榻前。即退,即兼程赴普陀峪地宫。朝士惊惶,虑有非常之变。且闻枢臣讨论道光庚戌、咸丰辛酉故事。"[25] 道光庚戌故事,即1850年,皇四子奕詝(咸丰)与皇六子奕訢的皇位之争。咸丰辛酉故事,即慈禧太后亲身经历的诛杀辅命大臣,自己垂帘听政的政变。显然,这时的光绪帝显然不是自己的敌人,真正的威胁来自奕劻父子和袁世凯,他们才相当于道光庚戌的皇六子势力和咸丰辛酉的恭亲王及胜保势力。而自己恰恰是借助后者取得了政变的成功。 因此,奕劻及袁世凯势力集团才是慈禧太后临终前真正的忧虑所在。于是慈禧太后在光绪帝弥留之际,也感到自己身体不适时,开始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弄权:先把奕劻调开,让他去东陵查看工程,然后把北洋军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开往涞水。为了稳定第六镇北洋军,开拔之先发给了每名士兵二两银子,一套新装和两双新鞋。同时把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调进来接防。 "等到奕劻回来,这里一切大事已定:慈禧宣布了立我为嗣,封我父亲为摄政王。但是为了继续笼络住这位有八国朋友的庆王,给了他亲王世袭罔替的思荣。"[26] "在她看来,她这个决定总算为保全爱新觉罗的宝座而尽了力。她甚至会认为,这个决定之正确,就在于她选定的摄政王是光绪的亲兄弟。因为按常情说,只有这样的人,才不至于上袁世凯的当。"[27] 后来的载沣罢黜袁世凯与其说是"为兄报仇"的意气用事,不如说是"按既定政策办",连慈禧太后生前都奈何不了尾大不掉的袁世凯,一个年纪轻轻的摄政王又怎么可能伤到袁世凯而不为其所反噬呢?慈禧太后聪明一世,临终恐怕也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无奈与慨叹吧! 至此,我们在回头反观光绪帝之死,恐怕再也没有十足的勇气说光绪帝死于慈禧太后或者其他什么人的之鸩杀了。 这里还想再就历史研究与仪器科学的联姻简单谈一下看法。笔者曾经受过四年的理工科训练,做了许多植物细胞分析、DNA基因提取等实验设计,深感基于实验(或者说经验)的定量分析必须和基于逻辑推理的定性分析结合,才有可能得出接近事实真相的数据和结论。如果过分依赖定量分析而不加以审慎质疑和思考,则得出的结论有时甚至不如定性分析接近事实的真相。换句话说,历史研究可以借助仪器科学,但不能迷信仪器科学,因为其中的不可控因素太多,单就测量误差来说,就有系统误差[28]、仪器误差[29] 、理论误差[30]、个人误差[31] 、环境误差[32]以及过失误差,[33]甚至还包括不为人知的人为的因素。[34]因此,对任何一个化学量进行的测量都不可能得出一个绝对准确的数值,即使用最精尖的测量仪器和最完善的测量方法,测出的数值也和真实值存在差异。 也许会有人担忧,"科学会因为不确定性而衰弱吗?"美国密歇根大学地质科学系教授,曾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顾问,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委员的波拉克告诉人们不必担心,科学的不确定性不但不是止科学前行的障碍,恰恰相反,"许多科学的成功正是由于科学家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学会了利用不确定性。科学是靠不确定性而繁荣的。遗传性状如何被复制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双螺旋分子结构的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是科学工作者的那些人经常将科学等同于确定性,而不是等同于不确定性。"[35]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的是:从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去世到1913年11月崇陵建成入葬, 光绪帝尸体在行宫正殿停放了近五年,这期间究竟如何保证尸体不腐烂,可以肯定对尸体做了某些防腐处理,而且极有可能采用西洋的化学方法处理(中国传统的防腐处理无论如何无法使尸体在地上留存五年),但具体如何操作,用何化学试剂,其中有没有砷化物。[36]倘若是因为采用了砷化防腐的方法对光绪帝的遗体进行了全身处理,从而导致了其身体各肢体器官及毛发甚至衣物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砷化"现象,那么即使测量出砷含量超出常规,恐怕无论如何也推不出"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这一结论吧! 注释:[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70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70页。 [6]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87页。 [7]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50页。 [8] 《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第3版专电四。 [9]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0页。 [10] 根据后文"入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记载,光绪帝显然未能率王公百官在来燕门外行礼。恽毓鼎的此条记载多被后来的研究者短章取义,用以证明此时的光绪帝身体尚健,不久之后的"离奇"死亡是被人鸩杀。至于说此处缺省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是时任起居注官的恽毓鼎出于"为尊者讳"的有意缺省,毕竟光绪帝此举殊乖礼制。 [11]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12] 许宝蘅:《巢云簃日记》1906-1911,《近代史资料》(总115号)2007年7月,第57页。[13] 同上,第57页。[14] 同上,第57页。[15] 同上,第57页。[16] 同上,第57页。 [17] 鹿传霖:《鹿传霖日记》,《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第65页。[18] 同上,第66页。[19] 同上,第66页。[20] 同上,第66页。[21] 同上,第66页。 [22]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45页。 [23]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2页。 [24]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0页。 [25]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26]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9月,第20页。 [27]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9月,第20页。 [28] 系统误差又叫做规律误差。它是在一定的测量条件下,对同一个被测尺寸进行多次重复测量时,误差值的大小和符号(正值或负值)保持不变;或者在条件变化时,按一定规律变化的误差。 [29] 这是由于仪器本身的缺陷或没有按规定条件使用仪器而造成的。如仪器的零点不准,仪器未调整好,外界环境(光线、温度、湿度、电磁场等)对测量仪器的影响等所产生的误差。 [30] 又称方法误差,这是由于测量所依据的理论公式本身的近似性,或实验条件不能达到理论公式所规定的要求,或者是实验方法本身不完善所带来的误差。例如热学实验中没有考虑散热所导致的热量损失,伏安法测电阻时没有考虑电表内阻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等。 [31] 这是由于观测者个人感官和运动器官的反应或习惯不同而产生的误差,它因人而异,并与观测者当时的精神状态有关。 [32] 也称外界误差,是由于实际环境条件不满足规定条件而产生的误差。环境条件包括温度、湿度、气压、振动、电磁场、光照度等以及这些因素的空间不均匀性和时间不稳定性等。 [33] 过失误差也称粗差,是指工作中的差错,是由于工作粗枝大叶,不按操作规程办事等原因造成的。过失误差主要是由于测量者的疏忽所造成。例如读数错误、记录错误、测量时发生未察觉的异常情况等等,这种误差是可以避免的。 [34] 如"意识形态的扭曲",一个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对孟德尔所谓"资产阶级遗传学"的颠覆和对米丘林所谓"无产阶级遗传学"的鼓吹经常采用政治对实验数据的导向性干预策略。参见美亨利·波拉克:《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李萍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35] 美亨利·波拉克:《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李萍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36] 17世纪的英国,砷的多种化合物常被用来制取防腐剂;1909年发现的一种砷化合物--"砷凡纳明"因可杀灭细菌并抑制细菌生长,故而长期被用以治梅毒、雅司病及其他螺旋菌感染,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被青霉素所替代。(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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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东岸拆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