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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后，普京开始接受参会者的提问，第一个提问者正是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他问道，科技公司如何能帮助俄罗斯充分利用该国的人才和技术。普京看上去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你看，问题是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帮助”，“我们不是残障人士，并不是能力有限”。

如今我们很多大学都仿效美国总统的方式，校长只能连任一届，这恐怕就未必“与国际接轨”。从我们看重的大学排名看，现在世界排名前列的那些美国大学，已经办了约三百年，但历任校长也不过二十来位。这是因为他们的校长虽有任期，但对连任一般没有限制，短者不满一任，长者有时达一二十年（似还有更长的）。

10月9日，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峰会执行主席、新华通讯社社长李从军在致辞。

据我所知，茅奖的历史可追溯到1945年。那年在重庆为茅盾举行了"五十寿辰和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在6月24日庆祝会上,正大纺织厂的陈钧经理委托沈钧儒和沙千里律师将一张十万元支票赠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

本文以一个村庄中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为主要分析对象，讨论了女性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女性在承受生命中巨大的苦难的同时所感觉到的精神快乐正是建立在既是认识又是“误识”基础上的“符号权力”治理功效的体现。她们的记忆和讲述为理解和洞悉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开辟了重要的途径。

  忽必烈大帝曾经拥有一本地图集，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其中详尽地描绘了地球的陆路特征，包括彼此相连的大洲、遥远国度的疆域、轮船的航线、蜿蜒曲折的海岸线、赫赫有名的都市和繁华富庶的港口。……在这本地图集中，还涉及到了一些尚未成型、没有名字、甚至连马可•波罗和地理学家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具体位置的城市。在这本地图集的最后几页里，竟是数张横无际涯、由城市连接起来的网，其中有的形似现在的洛杉矶，有的像今日的京都和大阪，有的根本就说不出什么形状。   　　——伊塔罗•卡尔维诺① 意大利后现代主义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在其作品中所援引的忽必烈大帝与马可•波罗之间的历史性相遇，可以说是关于全球化起源方面最不寻常的事件。众所周知，忽必烈大帝创建了中国13 世纪的蒙古王朝，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难以比拟的庇护者，也是初具帝国思想的最杰出的人之一。他对异国风物和财富的好奇和梦想，使他屡次发起对南印度、东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等地区的灾难性越洋远征，也因而为他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鲜为人知的压迫和剥削。他不仅从来自突厥斯坦、波斯、亚美尼亚、拜占庭等诸多国家的外国人中选拔人才作他的臣子、将军、总督、使节、星相学家和宫廷御医，而且还留请马可•波罗，这位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冒险家为他效忠多年。 马可•波罗正是作为忽必烈大帝的使臣，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为忽必烈大帝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而他的这本游记也因此成为“西方人的东方主义”（Western Orientalism）的第一部经典之作。今天，它仍被普遍认作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早期作品。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充满了富有东方异域情调的奇闻轶事，以及从广为流传的童话故事中撷取的生动奇特的形象，比如狗头人身之类的精灵和其它各种凶恶的妖魔鬼怪。与此同时，他也像人类学者一样，翔实地记录了异域的风土人情以及当时的各种文化物品，如中国正在使用的木炭、从外国运来的香料、形形色色的宝石，以及忽必烈帝国时代流通的纸币。 《马可•波罗游记》这一13世纪晚期的文献，为后来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殖民地游记写作提供了一个范本，而且它还以发生在异邦世界的奇迹，极大地丰富了西方人的文化想象。它对15世纪的地理学、人类学和宇宙观念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是当时正在繁荣起来的游记叙述文体最主要的参考文本。哥伦布在航海时就随身携带着这样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并在上面做了详细批注。 我用以开篇的那段话出自伊塔罗•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它是意大利当代文学的经典。以后现代的时尚来看，《看不见的城市》，这一对忽必烈大帝和马可•波罗之相遇的重新记述，颇具实验特色，它包含着作者对地图与疆域之间的关系的反思。地图是纵观全球的工具，它有助于导向全球化的文化想象的形成。有许多评论家选择了后现代化的城市作为全球化的文化形像。艾恩•钱伯斯（Iain Chambers）在他的《移居，文化，身份》中写道，“城市，那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是许多人选中的用来描述他们在现代世界的体验的喻体。……无论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还是作为一个想象的王国，城市的形象显然为人们的浏览、解读和参悟，提供了一张绘好的地图”，但是钱伯斯又警告说，地图的初衷几乎不可能穷尽我们所跻身的这个现实世界，“不断变换的语境和梦想超越了制图的逻辑语言，突破了它的图表和分类空间所能表达的极限”②。然而，伊塔罗•卡尔维诺却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制图理念，地图先于疆域而存在，从而描绘出了“还不曾具有形式或者名字的城市的样子”。究其实，卡尔维诺所描绘的地图，正是人们对想象中存在的空间进行创造性的综合社会想象的结果。在小说中，卡尔维诺借忽必烈大帝之口对马可•波罗这样说：“我认为，在地图上辨认城市比亲历其中更为容易。”卡尔维诺摈弃了传统的地图仅是疆域的抽象表达的思想，而把它们看作可以产生出疆域和版图的想象中的土地，“直到每一块土地上都诞生出属于它自己的城市，新的城市会不断地形成”。这也是卡尔维诺在绘制自古都北京到后现代化城市洛杉矶的思想轨迹，而且他还讲一步指出，“洛杉矶将是城市的终结”。 在这里，我是沿着逆向思路，从洛杉矶，这个在地图上以无边无际的网的形式出现的，“现代化城市的终结”，迂回到忽必烈的元大都北京，而这座古老的国际大都市今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被空前地“后现代化”和“全球化”。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我选择了一部文学作品来做我这篇关于全球化思想的文章的开端，也想以此来说明，全球化不仅沿着经济和政治的轨迹，而且也循着人们经文化想象创造出来的“蓝图”发展。阿君•阿卜杜莱的（Arjun Appadurai） 在他的《总体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层面》中写道：“想象、被想象和幻像——这些术语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正在把我们引向一个批评的新阶段：把想象作为社会实践。……现在，想象对任何形式的实践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的社会事实，而且它还是全球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③按照阿卜杜莱的观点，大众媒体与迁移的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界定了全球化与现代之间的联系的核心内容。他强调说，“想象本身既不是完全的无拘无束，也不是彻底的循规蹈矩，而是一个角逐的空间，在这里，团体和个人都在寻求把世界纳入自己的现代实践”④。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想象的这种暧昧状态，对重新思考文学、艺术以及其它文化对象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至多是文化复杂性的体现，其中电子媒体的介入，以及大量的被迫或者自愿的全球性人口流动，成为现代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这种文化复杂性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我们用以描述今天的文化和个人体验的多元性、异质性、不连续性、流动性和构不成对立的相悖性的范式和理论。钱伯斯曾经借助于后现代城市这个喻体来描述这种复杂性：文化复杂性这个概念，在包括拉各斯（ 尼日利亚首都） 、伦敦、北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首都） 在内的现代化大都市的犹如阿拉伯装饰风格的复杂格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削弱了早期的图示和范式，打破了早先的理论和社会学的平衡，消解了其中心。在这里，一往直前的时间被开放的螺旋式的多元协作和渗透所替代。⑤在批评理论领域中，真正使赛义德所谓的“旅行理论”在实质意义上容易起来的途径，不外乎印刷技术、电子媒介，还有学术方面的互访和交流。1983 年，赛义德写作他颇具影响力的《旅行的理论》一文时指出，人们需要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理论总是基于一个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当初在美国，“批评理论”这一提法，就是对一个首先主要在文学系发起的、很快 就跨越了学科和领域界限的、相对新的批评活动的略称。到后来，“批评理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外的文化界也出尽了风头。赛义德以“旅行的理论”作其书名，意在强调理论是从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引进”到美国这样一个事实。他坚信，这种“拿来”可以帮助我们绕开美国当前学术氛围的局限和阴霾。由于理论自身往往受到来自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因素方面的压力和影响，不可避免地，在翻译、移置以及适应新的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化。对每一种具体的理论，我们都必须从它所产生的时代和地域，也即当时的具体语境去理解和把握。具体到“旅行的理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同时从“全球”和“当地”的视角去考察它。在这里，“当地”不仅指理论被“拿来”的发源地，还包括它被“输入”的目的地。而“全球”则指一种理论之流入一个不同的民族和互文的语境（intertextual context） 。这种流动也包括具体的、决定其跨疆界传播以及因此标 志其接受历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因素。 全球化不仅影响了理论的形态，而且也影响了大学的结构，特别是在美国。80年代初以来，全球化就在批评理论界引发了许多变革，相应地，这些变革又从整体上反映了发生在大学研究所和社会上的深层变化。大家想必知道，其中两个至关重要的、而且其影响将改变今天的因素就是全球化和大学一体化。与其它因素一起，全球化的力量加剧了对西方理论一统天下的挑战。在今天全球化的，而且往往是民族多元的文化中，理论再也不可能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事情，它再也不可能舒适地囿于本民族的内部争论，而是要面对由于与其它民族和文化理论的不断接触而带来的挑战。更进一步地说，在美国，大学一体化与日益增长的研究依赖性，甚至对共同研究课题的教学，都加深了大学普遍的危机，尤其是人文学科，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对共同关心的课题的开发研究所带来的益处不是那么明显。 因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人文学科在大众生活及教育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理论作为批评意识空间的角色。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理论是用来回应这些挑战的工具，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超越民族的界限，所以，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就变得比以往愈益重要起来。理论工作需要对主要的地缘政治学转移做出应有的评价，对影响学术工作和改变大众生活和政治主体身份的政治过程做出适时的反映。像这样的评价，对保持批评理论的主要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批评理论要批判性地回应社会和文化对运动和变革的需要，为有见地的文化评论保留一块天地。 以上这些思考，粗略勾勒出1995年我们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批评理论研究所进行一项长达四年的研究课题——“全球化的力量”时所面临的挑战。下面，我将大致地解释一下这个课题计划的要点，希望它能给大家一点启发，使大家明白，我们在美国这个主要从事批评理论的跨学科研究机构里，怎样思考全球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围绕这个话题组织起来的讲座和对话。在我们选择话题和讲座学者时，我们力图考虑到发生在世界文化范围内的全球性转移、人口的大量迁移流动，以及全球化引发的对经济、技术和知识的挑战。 阿卜杜莱写道，“任何关于全球化的书都无异于妄自尊大者的温和呓语，尤其是当这种书产生于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这个相对来说享有更多特权的环境中。对知识形式的认同看起来很重要，通过它任何妄自尊大者都可以发表自己的高见”⑥。在我们这种情境下，知识形式主要是源于超学科和批评理论实践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新形式。今天，对这一项目的研究，我们是通过相互关联的“网络”形式来接近与“全球化”概念相联系的含义的。这些由跨越了具体的民族和地区界限、各具自己独特特征的团体松散地组合在一起的“网络”，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联络系统。他们常常依赖于社会组织对诸如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的两性认同等社会划分和身份认同重新定义而发起的新理论。我们按照全球化的四个不同网络来邀请讲座者：公司、文化、科技和环境。当然，这种划分只是一个抽象的概括，它充其量不过是接近了跨越国家界限和新型的国家集团界限的社会精力和行为的异质流动，也仅仅是能够解释产生于当地而后又扩散到世界各地的文化表达上的“众声喧哗”。更进一步地说，这些网络在很多方面都有交叉，这样，这四个网络就可以形成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透视聚焦，而不是现象上和结构上的分离。 在开展这项跨国网络工作以及探讨批评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话题时，我们主要考虑的三个问题是：这些全球网络是怎样促进传统科学知识模式的中心消解和重新确立？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这些使诸如第一、二、三世界，及阶级、性别和种族这些熟悉的概念复杂起来的新的等级排序过程？ 像族群离散（diaspora） 、本土主义、地方主义、新民族主义、迁移主体或者全球性的流动等等，这些新的喻体能为那些由于全球化的力量而出现的社会组织提供想象中的地图吗？ 公司网络：我们可以从它们对新形式下的金融和劳工组织、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世界范围的文化及语言传播等所施加的控制的角度去分析公司网络。许多评论家指出，世界范围内全球一体的经济在国家机关和私人跨国公司之间发生的权力转移，正在以人们想象不到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令人困惑的是，这些经济巨头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了超级组织，同时，他们又给别人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和麻烦。这些混乱和麻烦包括在所谓的欠发达国家和城市贫民窟酿成的生态学灾难、贫穷、饥馑和新形式掩盖下的依附关系、全球范围内的被迫移民、人为的劳动力短缺，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维系观念日渐丧失，一方面超国家的集团力量正在挑战传统的公民身份资格，而这些又都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移民潮，并且诱发了新形式下的土地和劳动力纠纷。与此同时，受经济驱动的新的等级划分又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及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 文化网络：公司化的全球新秩序实际上彻底改变了文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主体性的形成和文化想象。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有助于文化和文化研究在学术圈内外的人们寻求界定现状的主体争论中走向前沿。70年代，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理论争鸣，主要是受文本范式的左右。他们着眼于集中探求语言的影响力、社会和文化组织以及个人的精神和情感形成的散漫系统。80年代经历了从文本范式到文化范式的转移，这种范式转移在美国本土和国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也因而招致了所谓的“文化战争”的发生。我们可以断言，全球化的力量与这种范式转移的发生密切相关，不仅如此，它还通过混杂性、克里奥尔式化（creolization，即混合语化） 、多元文化主义、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等概念的引入，改变了文化的内涵。从学术系科和当代大众媒介文化的层面上来看，这些嬗变引发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吸引了大批的学者转移到超学科或者说跨学科的研究和课题项目中来。 我们将要出版的论文集里的文章，涉及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概念：文化研究意义上的以及人类学研究层面的。虽然这两个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许多方面有重合的地方，但是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文化”主要着眼于文化产品、文化表达和出现的媒介、文化生产、接受和消费的模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基于人类学研究意义上的“文化”，主要着眼于日常生活的构成，符号的、宗教的和宇宙观念系统，无孔不入的全球化影响，以及一系列有关各种社会组织的当代社会接触模式。传统学科以及它们所推崇的理论和方法论，也受到来自文化认同和文化混杂性、国别与超国别的热点、以及本土与全球知识之间的纷争。这种纷争也转移到了不仅决定教学和研究，而且决定整个包括媒介和艺术在内的文化领域的分类和传播实践。 技术网络：推进经济、文化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日益普及，尤其是新型的媒介和通讯技术。商品化的新模式已经迅速改变了“消费物品”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构成和社会阶层划分中的角色。商品化在新型的社会“商品关系”的形成中也发挥了作用，人们正是通过它来构建自我及确定自我在文化生活中的位置。今天全球范围的大众媒介促进了关于个人与人际关系的新理念的迅速产生，而这些新理念又转换成了新的关于家庭、文化、代际和民族关系的思考。同时，普遍的超越国家的或者说多国合作的兴趣化解了传统的对以上诸关系的倚重。今天，包括从资金、劳动力到个体、形象、标志、象征和文化幻象在内的各种物质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迁移，使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体现得更加鲜明。在今天全球媒介文化的语境下，体现在文化想象方面的变化就是从注重语言和符号变得越来越注重形象和可视性。这就要求全球文化制定新的影像评价标准以及可以提高复杂影像生产的表演和流通效率的新型的可视读写能力和文化影像学（cultural icongraphic）。后者包括融入了叙事及其再现文化形像和客观现实世界 的生产。 从物质性商品到象征性商品之间的热点转移，又进一步加强了“商品”的流动性。一些批评家，其中最突出的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Jean Francois Lyotard），已经分析了文化物品和商品的“非物质性取向”。它们这种不确定的象征性功能增加了它们跨越民族和疆域界限，甚至潜在的消解领土观念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也显示了技术网络与决定今天全球经济的公司网络多么密不可分。齐格马特•鲍曼在他的《全球化：人类进化的结果》中说，在今天的全球文化中，“流动性已经成为最强有力和最梦寐以求的分化因素; 作为其内容的全新的、日益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等级划分每天都在建起和重建。”⑦像“缺席房东”（“absenteelandlords”）和大股东之类的全球精英们越来越独立于区域政治和文化整体（cultural units）之外这样的事实，大大地弱化了这些整体的影响力，其中包括政府权力。鲍曼总结说，这些过程演变成了“正在扩大的机构决策层与决策及决策的执行所需的资源被生产、分配、挪用和调度的大自然之间的规模差异。”⑧环境网络：机构决策层越来越无视资源的可获得性和持续性，这足以说明为什么环境网络在动态的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这种越来越明显的游离，全球化理论必须解释公司、技术和生态网络之间的交叉关系。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大自然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正常秩序的灾难性混乱。就在不久前，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各国人民在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方面所付出的迟到了的努力（ 我也很有兴致地听说了北京的“蓝天工程”） 。人类的技术已经把大自然改变到了传统的自然和人类文化之间的界限即将崩溃的地步。包括人为地和人助地再生产、动植物和人类的基因工程在内的新的再造政治，构成了全球化最有深远意义的力量之一。人类基因工程就是人类把自然放到经济、社会领域和相关技术操作的从属地位的明证。现在有一新发起的批评理论，我们一般称之为“生态批评”，它主要研究关系到环境保护问题的全球化的政治设想。生态批评理论包含了一系列的在环境危机和环境灾难研究之外的与生态有关的话题。它包括对生态政治运动的批评分析、全球化和生态破坏对人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物种的健康的影响、对生态基因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及针对生态问题的国家和超越国家的集团政治的发展。从另一 种意义上说，生态批评理论是对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和自然的概念的历史批评，包括它们对种族和性别社会建构的巨大影响。因而，生态批评理论也牵涉到支持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可变的类型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批评理论与包括系统理论和控制论在内的其它理论体系存在交叉，这也是格雷格利•班特逊（Gregory Batesons） 所谓的“精神生态”理论（“ecology of mind”）。 大家齐心协力共同研究“全球化的力量”这个课题深刻地改变了批评理论研究所的特色、开阔了其研究视野。从历史上看，批评理论主要是作为人文学科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来自人文学科内的各系科和研究课题组，直到最近，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全球化的力量”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依赖于人类学者、经济学家、社会政治学家，还有传统人文学科的学者们的努力和研究成果。当初我们决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在我们的研究成员中只有一位来自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员，在后来的两年中我们又陆续接受了两位。另外，我们还在社会科学和美术方面吸收了研究所外的讲座者，以做到对这一超学科研究所要求的组成这一项目的四个网络的全面考察。更进一步地说，过去几年在我们研究这一课题时，有一点变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单纯地讲超学科性已经不够。为了全面地研究“全球化的力量”，我们迫切需要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学者的广泛交流。即使是“全球化”这个术语的使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都非常的不一样。因此，我们努力吸收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如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和印度，还有在不同国家从事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人员，比如非洲、南部非洲和朝鲜等。在使我们的课题真正做到国际性这一点上，我们研究所有限的资源就显出了明显的不足，但我们把这方面的一步步努力看成是很好的开始。过去虽然我们总是在寻求建立与从事批评理论方面的外国学者的联系，但这些联系还都停留在非正式的阶段。而且这些学者很多都来自欧洲各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强了批评理论界的西方传统。 研究全球化的力量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本土研究。正相反，对全球化的研究要求我们对出现在本土范围内的、越来越普遍的范式现象进行考察。从批评理论的传统来看，许多最有影响的研究范式都首先出现在当地的批评活动中，而且往往与学派的形成和理论运动联系在一起（ 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康斯坦兹学派、伯明翰学派和桑特菲学派） 。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变化，这种变化也稍稍改变了处于理论争鸣中心的当地与被边缘化的其它地方的关系。因此，尽快地知晓并且批判性地鉴别出现在原先被边缘化的地方的研究范式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希望通过与世界各地理论家的相互联系，把来自不同地域的批评学者集中到一起，可对尚未在美国本土占据中心位置的理论范式给予更多的注意。对那些处于主流地位、不变化就面临停滞威胁的范式来说，这种对本土的关注有时可能提高其地位，有时可能会带来挑战，有时甚至还会取而代之。   　　①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纽约：H •B •乔万诺维奇出版社（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97 年版，p. 138f。 　　②艾恩•钱伯斯（Iain Chambers），《移居，文化，身份》（Migrancy, Culture, Identity），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1994 年版，p. 92 。 　　③阿君•阿卜杜莱（Arjun Appadurai），《总体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层面》（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年版，p. 31 。 　　④《总体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p. 4 。 　　⑤《移居，文化，身份》（Migrancy, Cultural, Identity），p. 93 。 　　⑥《总体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p. 18 。 　　⑦⑧齐格马特•鲍曼（Zygmut Bauman），《全球化：人类进步的结果》（Glob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P），1998，p. 9 。       　　〔作者加布理尔·施瓦布，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批评理论研究所；国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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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曾经编写过一系列关于环保的知识问答，遗憾的是，这些问答中仍然包含着许多迷思和误解。在此转发并略加分析。--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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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份，美国FOX影视公司推出了以心理学家艾克曼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电视剧《别对我撒谎》（Lie to me）。该剧播出两周便杀入全美收视20强，在18岁到49岁的人群中收视率排名第12位。观看该剧的观众发现这部电视剧可以“教会”他们凭借自己的观察检验别人是否在说谎。 如此具有轰动效应的影响，部分得益于担任该电视剧顾问的保罗•艾克曼博士。他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0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同时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100个心理学家之一，与斯金纳、荣格等并列。他对表情的研究持续了40多年，现在经他研发的面部表情动作编码系统成为了美国国防部及警察部队的训练工具，用来鉴别恐怖分子。他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 艾克曼于1934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出生，他父亲是一位小儿科医师。艾克曼对研究工作的热情很大程度上遗传自他。他父亲经常会在餐桌前阅读最新的医学期刊并且看到很晚。14岁时他的母亲的因病去世给他很大影响，从此他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道路来帮助象他母亲一样的人。在15岁时他从高中辍学，受到弗洛伊德著作的影响，进入芝加哥大学就读本科。那个时候的艾克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弗洛伊德迷。他不仅阅读了弗洛伊德几乎所有的著作，甚至在别人讨论任何话题时都能引用弗氏的原话。由于弗氏著作的影响，艾克曼认为心理治疗师职业可以实现他帮助人的想法。于是申请进入研究生院时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在观察来访者的自我陈述时，艾克曼发现一些肢体语言例如表情和手势，也能作为治疗师了解来访者的线索。当他发现自己对这些感兴趣并开始研究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内容会作为他之后毕生的事业。 艾克曼开始研究表情的时候，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认为表情是文化决定的。也就是说，表情是人们从自己所处社会中的习俗来学的，因此不同的社会就有不同的表情。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她是当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当时她以为我疯了。”艾克曼后来回忆见米德的情形时说。米德对艾克曼关于不同社会成员具有相同表情的观点持强烈反对态度。但是艾克曼没有放弃，之后他周游了世界，包括日本、巴西、阿根廷。在旅行的同时搜集各种表情的照片作为研究素材。他发现那里的人们都能理解素材的意义。这些研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表情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即不同文化下对表情的理解是一致的，但是这些国家仍然有可能有相似的习俗让他们学会相同的表情，为了能让他的观点更加确凿，他前往把巴布亚新几内亚搜集更强有力的证据。 在20世纪60年代，虽然人类社会大部分进入了现代文明时期，在他前往的地方却仍然保留着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这些原始部落成员没有接触过现代社会的习俗，艾克曼认为如果他们也能理解现代人的表情，就能证明自己的观点了。他从美国高级项目研究所得到了一大笔经费，还从一位学者那里拿到两个石器时代部落长达100000英尺的录影来研究其成员的原始表情，结果发现没有表情是之前他在文明世界没见过的。这使他更有信心了。 艾克曼观察的两个部落内部社会交往模式差异很大。一个部落叫南部弗（south fore）,他们的部族成员天性善良，与世无争。另一个部族叫库库库库（kukukuku），该部族的成员喜好争斗和杀戮。成年男性成员与幼年男性成员之间保持着性关系，作为对部族成年男性的尊敬。正是因为库库库库部落的暴力，艾克曼不敢进入这个部落，转而进入南部弗进行研究。按照他的描述，这个部落会认为点着的火柴是魔法，手电筒是不可能的，没有镜子因而从没有看过自己的脸。艾克曼花费了一些时间让他们去理解什么是人脸照片，他通过两种方式研究这些人：第一种让他们对看到的某种表情照片编一个故事，例如看到笑脸来说一段客人来访之类的故事；第二种让他们看所有的表情照片，然后艾克曼会问“你的朋友来了你会是什么表情？请指出来。”艾克曼发现这些部落成员不怎么会讲故事，要求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会紧张得流汗，即便这些照片是从记录他们的影片中剪辑出来的，而不是他们陌生的。艾克曼发现这些人的成绩很好，没有表现出不理解这些表情的问题。进一步，他把这些人的表情记录下来，回国后对一些大学生做了测试，结果和米德说法相反，处于完全不同文化的大学生也能正确理解这些石器时代人的表情。因此，艾克曼认为，表情有文化一致性，不同文化下的表情是一样的。 这只是艾克曼发展出《别对我撒谎》里的成功技术之前的第一步，接下来他的努力和成功也是接二连三。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做研究的时候，他有一个同事叫做希尔瓦•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正是这个研究者提示了艾克曼：一些人具有天生敏锐的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在他去国外作研究之前，他们俩正好发了相似的文章到同一本学术期刊上，期刊编辑给他们俩写信建议他们见一见。于是两个人开始了合作。艾克曼首先是被这位学者的博学和洞见吸引了，之后在一次对石器时代土著居民照片的整理时又发现了他的神奇能力。在汤姆金斯对部落的社会交往方式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艾克曼发现他竟然能把不同部落的表情照片正确区分出来，并且对他们的交往方式也做了正确的描述。后来他发现汤姆金斯是通过一些局部表情动作来做出判断的，因此他觉得任何人都可能通过某种训练学会这种能力。他和另一位同事一起，通过医学书籍和面对面坐着演示表情，慢慢地作出了面部表情编码系统。最初他们只是面对面坐着，后来一头扎进讨论面部肌肉的教材中补充必要的解剖学知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门研究的面部表情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为了做出某些表情，他们甚至求助神经外科医生将电极插入面部制定部位来刺激肌肉作出必要的运动。他们一共研究了一万中肌肉的组合，历时7年。结果发现大部分组合没有任何意义，被艾克曼称为小孩子嬉闹时作出的表情，但是其中还有300个组合是有意义的，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被称为表情的事物。这300个组合就组成了艾克曼最著名的研究成果：面部表情编码系统。 受到汤姆金斯的启发，艾克曼领导了第欧根尼项目（the Diogenes Project），旨在发现日常生活中具有相似能力的人。第欧根尼是古希腊哲学家，曾经带着一盏灯环游雅典，希望找到自己认为诚实的人。艾克曼开发了一个视频测试，能找到这类天生的表情测谎天才。项目测试了12000个人，每次测试花费一小时的时间。结果发现了20个人具有这种能力。可见这类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是很常见。这个项目由美国国防部资助，旨在为其反控行动提供专门的咨询顾问。 由于艾克曼面部表情编码系统的成功运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美国政府部门出面与他合作。他先是在美国酒精、烟草、火器管理局作咨询工作。后来他来到华盛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合作，对他们的人员进行表情识别培训，以支持他们的反恐行动。例如对警察的训练中，原来警察通常会毫不犹豫地对用枪指着自己的嫌疑人射击，即便对方没开枪。在经过训练后，现在警察会先观察嫌疑人是否具有攻击性的表情，例如厌恶，然后再作出理智的行动。观众在《别对我撒谎》中看到的内容，就是根据真实生活中这类合作场景改编出来的。由于“9•11事件”的发生，美国迫切需要能够监测恐怖分子谎言的工具。美国心理科学协会还曾就艾克曼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在国家反恐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发现行为科学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不小的作用。

作者题记：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74-88页。本文章由我们两人十多次反复来回合作撰写，计量工作主要由彭玉生承担。感谢贺雪峰、张家炎、顾莉萍、陈丹梅和该刊三位匿名评审人的帮助。

农村社区建设项目需求的偏好表达权，由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掌握，转变成由自下而上的普通村民拥有。

亚里士多德“流星属于大气现象”在清代中国的传播.

我国对于90%以上的高官腐败案件基本实行了异地审判,形成了一道司法史上罕见的、非常独特的现象。

老天不仁，竟然用这样残酷的方式，突然地夺去了我们的刘老石老师的生命！ 我听到这一噩耗，大为震惊。一夜没有睡好，早晨醒来，刘老师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许多的往事历历在目—— 我大概在2004年就和刘老师相识了。那是在他主办的志愿者支农骨干培训班上，请我去作报告，记得我的讲题是《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开会前他指挥大学生们唱歌，那样一种昂扬的激情，仿佛又回到了革命年代。在私下交谈里，才得知他是用业余时间来参与支农组织工作的，家也不在北京。那么，我们也都是志愿者了；那时候，志愿者运动还在起步阶段，举步维艰，高校老师中参与者很少，说实在话，我和刘老师都有点寂寞，因此，就一见如故，并且有相濡以沫的感觉。以后凡是刘老师主持的活动，需要我讲点什么，我都是有请必到。不过，我只是空谈，而刘老师却是实实在在地在干实际的组织、领导工作，我从内心是十分敬佩他的。后来在《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文里，特地引述了刘老师写的《农村的精神文化重建与新农村建设的开始》，并且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向那些正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默默耕耘，从事乡村建设，乡村文化、教育重建实验的农民和知识分子致敬：他们是先行者，希望就在他们脚下”。我心中想着的，就是我在参与志愿者运动时结识的许多朋友，其中刘老石老师是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的。 刘老师实在不应该走。中国的志愿者运动需要他，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需要他，他的朋友，他的学生都离不开他。在中国，在中国的高校，像他这样的始终和脚下的土地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情系农村，情系学生，献身于自己的理想的老师，实在太少太少了。 鲁迅曾为一位为了中国的未来，甘愿“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滴做下去”，却英年早逝的年轻学者，写下这样的文字：他“不是高楼的顶尖，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搂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设者和栽培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刘老石老师就像他给自己取的名字一样，就是鲁迅说的“石材”和“泥土”，是中国青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一块奠基石。“建设者和栽培者”，青年志愿者们，所有关心与参与青年志愿者运动、新农村建设运动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位埋头苦干，最后献出了生命的先行者。 2011年3月30日急就 -- 刘老石，本名刘湘波，1968年3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黑河。刘老石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毕业后，老石一度执教于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基础科学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突显，刘老石开始组织学生下乡支农调研。2001年，兼职加入由温铁军教授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2004年底，刘老师和几位下乡支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学生注册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继续从事乡村建设工作。 十年如一日地，刘老石带领并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城市回到农村，帮助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夜校、文艺队、农民协会。 2011年3月24日，刘老石逝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