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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政府网消息，为了进一步增强立法工作的透明度，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提高立法质量，现将《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称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南卡罗来纳州《博福特报》的一封读者来信，因其视角的不同而格外引人注意。

这封来信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不是英国石油公司或瑞士越洋钻探公司的错，也不是政府的错，而是我的错。我应该为此受到指责"。信中解释道，"之所以是我的错，是因为我没有领悟到当今世界明明白白的启示：或许是我应该为世界的未来着想，并因此改变我现在这种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汤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全校学生毕业典礼上。当时他是校务委员会主席，我是向主席献花、献礼的学生代表。

1960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转眼已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时光流逝，白了少年头。回忆过去的岁月，感慨殊多。一些已故师友的声音容貌，时时涌现在心头。

1985年，北京同时出现了两件由研究人员借款办事业的新事。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借款20万开办"联想"集团；另一个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借款20万开办《中国美术报》：两方面在开始的时候诸多惊人相似之处，随着各自的进展，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联想"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一面旗帜，《中国美术报》成为美术界的一口黑锅。

计亚男、柳霞访问。杨义谈到，清人弱点起码有三条，可以概括为清学“三弊”。 第一，是不敢讲民族问题，第二，是民间问题，第三，是清代只有金石之学而没有考古之学。

“语言转向”的核心意义在于坚持哲学之为概念考察，以抵抗把哲学转变为伪实证科学的倾向。然而，这一努力被广泛理解为应将哲学问题视作语言问题，引使人们把哲学混淆于语言学和语义学。本文通过明确哲学的反身性质，划清哲学和语言学、语义学的界限。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报告：中国制造的商品在美国个人消费的开销中仅占2.7%，同时中国制造商品的价格中绝大部分支付美国工人和管理层在运输、店面、营销的服务以及股票利润。该报告意谓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和将近5%的通货膨胀率对美国的消费价格影响不大

中小企业是日本战后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的日本制造业的辉煌为人口众多、地域差异明显的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即实现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分配与社会再分配结合，市场与非市场伦理结合的可能性。

刘半农在他的《瓦釜集代自序》里说过，"一种语言传布区域的大小和它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事。 "他认为文学家可以运用到的最高等、最真挚的语言是在母亲膝上学到的语言，也就是方言

12月15日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社科院一层学术报告厅召开"2011年《社会蓝皮书：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本次会议对 2010年中国社会发展主要领域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对2011年的形势进行了研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下为发布会实录：谢寿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新闻界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 2010-2011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发布暨社会形势报告会现在开始。 谢寿光： 首先，我代表社会蓝皮书的出版单位、社会哲学出版社，向各位领导、向《社会蓝皮书》主编李培林教授为首的研发团队、向长期关注支持蓝皮书发布的 媒体、向长期为我们提供支持优秀的合作伙伴中国网表示诚挚的谢意。下面我介绍一下出席今天会议的嘉宾，他们有：《社会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所所长李培林；《社会蓝皮书》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赵延东。今天来的几位专家，一会儿都会向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介绍《社会蓝皮书》的研创团队，他们长期追踪中国社会发展 和社会建设的成果，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寿光： 今天这部蓝皮书才刚刚出来，还散发着油墨的芬香，大家都可以拿到最新的研究成果。最近一段时间，是我们"皮书系列"的发布季，大家共享专家们研 究有关中国社会乃至社会经济各方面年度研究报告。发布以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响，甚至是争议。这些争议和反响，充分显示出社会公众对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 问题的极端关注。我想，这些皮书本身的分析只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代表着研发团队和专家的个人观点，通过媒体的转换，给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参考，只是一种思 路。但是，在信息爆炸的时期，很多预测难度加大，每一个人的生活都需要对自己有一种预期。因此，它正好作为专家提供的一种参考。我想，这是我们"皮书系 列"这些年来成为一种品牌、一种权威资信发布平台的重要原因。《社会蓝皮书》是我们整个"皮书系列"的核心皮书之一，每年都会发布重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引 起广泛关注。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的时候，李培林教授提出中国已经入社会新成长性的阶段，这印证了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下一个五年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本思路。 谢寿光： 我想2011年新版《社会蓝皮书》的内容和专家们所研究的结论，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无疑有其重大的价值。下面，我们有请 蓝皮书主编李培林教授做主题报告。大家欢迎。 李培林：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第一部分先讲讲当前形势的基本特点。社会形势的发展总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在去年的蓝皮书里面，我们就提出中国经济增长进 入一个新成长的时期，现在经过一年的比较，形势变得更加不明朗，因为上半年学界还讨论中国是不是出现二次探底的问题。现在来看，中国应当率先世界进入后危 机时期，开始新一轮的成长阶段。但是，这次成长阶段的主题和改革开放，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别，就是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明年"十二 五"规划开始时期，从经济增长三十年的发展曲线、增长曲线来看，可能会重新恢复到10%左右的增长。但是，要防止"十二五"初期出现各地过高的发展冲动， 特别防止出现"大干快上"的局面，中国经济调整和宏观调控的主题和国际上不太一样，世界各国经济还在普遍偏冷的时候，我国现在就要防止出现过热和通货膨胀 的苗头。 李培林： 在这一轮新成长阶段，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化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的重大力量。在2011年，我们预计城市化水平会达到48%。按现在 每年增长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在"十二五"中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会突破50%的关口，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 但是城市的快速发展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城市问题。一方面，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人口，但是城市已经出现了过分拥挤的状态。特别是城市的住 房、交通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是中国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 李培林： 另外，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通过消费方式的改变，通过城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内的发展给经济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 目前正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包括在GDP发展过程当中，产值增加值可以下降10%左右。在"十二五"期间，整个农业产值比重下降10%以下，这也 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进入工业化中期，如果按照现在发展速度可能还要10年的时间。中国从产值来看，可以完成工业化。 现在经济社会变化不协调。农业产值比重很小，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相对来说比重较大。农业从业人员在劳动力构成当中，还占到接近37%、38%左 右的比重。在常住人口当中，农村人口还占到50%以上。这是把进城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计算在城市常住人口。所以在整个城市里面，有一部分还是半城市化， 还不是完全的城市化。 李培林： 从就业来看，逐步会形成一个"三分天下"的态势。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和农业劳动比重基本非常接近，都在6%左右；工业从业人员下降了30%；基 本上这三块的从业人员差不多，所以呈现出的"三分天下"态势。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一直是持续下降的态势。 现在在居民消费支出当中，食品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城市已经下降了35%左右，农村达到了40%左右。按照现在研究的推论，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相对来 说，比实际水平还要高一些。因为中国的住房在消费支出里面计算的比重很小，主要因为中国住房自由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整个住房私有率80%以上。一是众多农 民都有住房，二是城市里把住房一个时期卖给居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住房的租金直接计算在消费里面。而当有了自己的住房，按照住房50年周期，每年按2%的 比重计算消费。 李培林： 很多国家住房占消费比重接近1/3左右，现在住房占消费比重当中都较小。所以，恩格尔系数可能出现一个高峰。实际上80年代以满足温饱衣食消费 高潮过去以后，90年代出现了家用电器进出千家万户为主的第二次消费高潮，现在进入了以汽车和住房开始进入家庭消费的新的大众消费阶段。 李培林： 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状况规律基本一致。经济上出现了第三次高速增长周期，消费也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第一次在80年代中期，第二次在90年代 中期。现在进入到2010年以后，消费开始重新启动。但是，根据学界专家的估计，中国的消费增长会出现一个比较缓慢增长的过程，不会出现消费真正大规模的 启动。因为最近十几年来，居民消费率是持续下降的，这也是我们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要求。现在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社会政策，在促进国内消费方面，国内学界和 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观点有很多意见分歧，包括人民币升值等等。但是这个问题基本一致，在以后的经济增长中，希望能从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转向依赖于国内自身 的消费。 李培林： 从2010年来说，人们的信心指数逐步增强了。特别是进入2010年以后，消费信心指数大幅度的提升。一般消费高潮的启动，首先是从人们的消费 心理变化开始。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信心指数对消费行为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和因素。 李培林： 第二部分讲讲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一是由于大家都看到，城市化是继工业化以后一个新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动力，地方政府在城市化方面有很高的冲动。但是这个冲动，更多的是表 现在土地的城市化方面。因为土地的升值幅度很大，潜力也很大，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在城市化当中，土地的城市化，成为地 方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土地被工商化过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比例是以人的城市化为标准的。现在中国进行城市化，自世界现代化运动 发展以来，从来没有出现如此大规模城市化过程，这是从中国的巨大的人口规模现状来说。 李培林： 二是带来了部分农村地区的衰落和老龄化的问题，这在其他国家城市化中曾经出现过。比如在不同的职业当中，像干部、白领阶层、CEO阶层，他们年 龄和特征在发展过程当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唯一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农民逐步老龄化和工人的年轻化。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工人队伍，使工人年 龄越来越年轻，但是农民的年龄越来越大。 李培林： 三是在城市化过程当中，特别是人的城市化过程当中，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进城农民工难以转成市民。这还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很多关于户籍的试点 都表明：改变户籍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因为他们还是要能就业，要在城市里买得起房子，能够加入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医疗、子女教育 等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 李培林： 四是在今年以来，大规模推进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最近，很多地方开始试点。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改变户籍的问题，而是要在城乡社会保 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 李培林： 五是城市化过程的本质是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在整个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再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实现中国的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这在今年的发 展当中表现得很突出。我们蓝皮书里面也发出了这种信号，要警惕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李培林： 另外一个就是物价的问题。这张图表示10年来消费价格的变化。中国价格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出现非常高的消费价格指数。2008年消费价格指数 较高，2009年开始逐步回落，但是从今年年初以来，到现在为止，价格是处在一个不断弹升的过程。现在来看，价格肯定要突破今年政府制定的把物价控制在 3%以下的控制线。所以，最近价格指数的增长，也对中低收入家庭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整个消费价格里，食品价格增长非常快，所以应该看到食品价格增长的 速度，比其他一般商品要快得多。住房、食品成了拉动价格上涨很重要的因素，而这些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大。特别是食品，对低收入居民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李培林： 在分析社会生活变化的时候，不能只看平均数。比如我们说人们的收入平均增长多少，这是一个平均数。但是有时候，可能60%的人都在平均数以下。 价格对不同阶层的影响不一样，恩格尔系数越高，是家庭越贫困或者生活水平越低，对食品价格的变化，反应会更加灵敏，他们会感觉到生活发生的变化。这个群体 人数较多，对人们对整个社会的态度和满意度，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最近，国家把控制物价当做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培林： 第三部分是关于劳动关系的变化。 大家知道，今年以来出现了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连续跳楼自杀事件，以及企业里面几起停工事件。对这些事件的发生，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新生代 农民工很多都是小家庭出来的，都没有经过农村艰苦的农工劳动。所以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在吃苦耐劳的程度上以及他们社会经验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也有说 他们是个案问题，有的是因为婚姻问题、有的是因为欠债问题、有的是因为发生了个人纠纷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劳动力的供 求关系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仍处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比如现在农村大概还有3亿多劳动力，按照18亿亩的耕地推算，大概只有1 亿多农民就足够了，还有2亿多农民工要转移出来。现在让农民富裕起来，首先就要把富余的劳动力转移。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群体老龄化，不是说不能转移出来，也 不是说农业劳动需要他而转移不出来，而是因为他年龄过高、转移成本过高。现在的企业更加喜欢招收在17至25岁，能够吃青春饭的这部分人。这就是所谓劳动 力匹配的问题。 李培林： 大家都知道，劳动力匹配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是专门研究劳动力匹配方面的人。随着招工难的问题进一步 延续，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足够的经验，现在一些发达省份正在研究制定规范，如何让这些劳工正常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何形成企业劳工工会和政府之间关于集 体劳动纠纷协商机制，以及如何把出现劳动纠纷纳入法制化的渠道。 李培林： 现在来看，劳动力供求关系，学界虽然有不同的假定和推论，但也有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均衡发生较大的变化是在"十三五"初期，也就是2017 年、2018年左右。现在已经持续一个阶段，这不是一个节点问题，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现在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增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到2018年会走向 一个负增长的过程。但是这不是说到一个点上，就会发生大的问题。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新的变化的状况。与此同时，老龄化会进一步加速，比如老年的 抚养比、老年人口的比重，以及老年人口的总量，都会进入到一个较快的增长过程。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老龄化的问题，我认为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看的还不是太够。中国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人们的预期寿命在延 长。中国的退休年龄比较早，普遍是男60岁，女55岁，说我们还要继续延长，因为很多国家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70岁。但是对于中国的挑战来说，这是 社会保障的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民，还没有社会养老保险，而家庭的架构小型化，"1、2、4"家庭，一个独身子女上面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家庭很难继续延 续家庭养老和代际养老的体系。 李培林： 今年出现了一些引起大家关注的突发性事件，包括上半年连续发生的校园血案。从每个案件来看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弱势的孩子们 成为他们报复的对象。从社会深层来说，要防止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一种固化的态势，就是说，要充满活力，就要加快流动，让每个人都有上升的希望。如果社会底 层这部分人处于一种绝望状态，很难改变他们自身的状态的时候，往往会作出一些反社会的行为，特别是向更弱势的群体进行报复，对社会危害很大。 李培林： 最后，讲一下关于新的成长阶段。我们强调全面推进就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等领域的社会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改革的主题是经济。当然， 经济改革还要推进。但是在中国，毕竟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我们现在在社会体制方面，远远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多方面都是不相适应 的。要把社会改革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使社会改革逐步成为一个改革方面的主攻方向。 李培林： 一是现在大家关心的是收入分配的重大改革。如果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验就是快速增长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的 问题。但这个问题很多要触及到核心的、既有的利益格局，收入分配不是给人们普遍带来收益的过程，而是要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比较 谨慎，我们希望能够加快形成共识的改革方案的过程。 二是城市化过程要成为大幅度改善农民生活的过程。因为我刚才强调，城市化成为一个新的发展动力，这是大家逐步看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 多的标准。如果说有什么根本的标准，就是在城市化过程当中，要大幅度改变农民的生活，我们不能以农民的贫穷为代价实现中国城市化过程。 李培林： 三是控制基本食品价格过快增长的势头。要研究各种方案来控制食品价格，这也不能单纯的依靠食品限价。如果完全用这个方法，在市场经济下，不是非 常周全的方法。在这方面，要注意加快中国流通体制的改革。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食品价格，在北京郊区的批发价，再到北京市中心零售价翻了一倍。也就是 说中间环节太多，并不是食品价格涨价给农民带来了收益。我们推算，今年可能第一次出现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现在我们手中拿到的数据是现金收 入，不是全部收入。到2、3月份的时候，统计局才会公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纯收入才是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比较的收入。那个收入我们估计今年可能会凸 现。因为过去的农民收入增长是一直低于城市的增长。实际上现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收益，并没有全部到农民的手里，如果到农民的手里，促进了农民的收入增长，那 也未必是一个坏事，但问题不是这样。 四是充实基础财政，增强基层公共服务能力。现在整个财政体系比较往上集中。也就是说，基层的财政，很多是负债运行。这样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对乡 镇和县一级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了地方形成财政运转，会多一些收费，这就造成了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所以，改变财政的方 向，也是很重要的加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措施。 李培林： 五是更加积极促进就业的投资和工商政策。就业政策不是就业本身，当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时候，投资和工商政策不是以GDP增长作 为投资和工商政策的标准，主要是促进就业。因为很多投资不是说投下去的钱就靠GDP几个百分点来看，而是能不能真正促进就业和工商政策。 六是处理好住房消费这个突出的问题。现在大家看到，尽管今年以来，政府采取了非常密集的、一系列的控制房价的政策，但是至今这个房价还没有真正 出现稳定下来的苗头，很多人还在担心，甚至很多人还在预期，房价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态势。对于这个方面，还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坚决控制好房价。因为这现 在也是影响了群众整个社会态度和满意度的很重要的因素。 我的介绍就到这儿。谢谢。 谢寿光： 感谢李培林所长对《社会蓝皮书》作了一个全方位的解读，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社会蓝皮书》的内容，对实际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下面有请 《社会蓝皮书》副主编、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研究员演讲，他会从一个侧面对《社会蓝皮书》的成果做一个解读。 大家欢迎。 陈光金： 各位专家、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才李培林教授从宏观的角度比较全面的分析2010年以及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进展以及未来趋 势，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我这个报告，主要是围绕其中一个大的层面，就是居民生活消费与相关领域发展，向大家介绍今年蓝皮书提出的初步结论和对一些问 题的分析。我没有用"民生"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涉及面比较大。我大概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一是居民收入，二是城乡居民消费，三是城乡社会保障发展，四是城乡 居民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问题的关注。 城乡居民收入，今年仍然是一种增长的态势。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34元，同比增长10.5%，如果扣除价格 因素，同比实际增长7.5%。农村居民同期人均现金收入4869元，增长13.1%，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9.7%。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增长率是反着 的，城镇居民增长率小于农村居民前三季度现金收入的增长率，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可能像李培林教授提到的，意味着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比 2009年有所下降。我有一个基本判断，从近5年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比的变动来看，目前城乡居民收入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跟过去相比，就是持续的、不断的往上拉大，现在进入一个焦灼、拉锯的变化阶段。 陈光金：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来看一下，这是2006年到2010年前三季度城乡收入的比较。2008年到2010年是一个焦灼、拉锯变动，这是从2007 年开始进入的阶段。我们再来看收入增长线的变化，从趋势里面可以看出来，进入了一个差距，收入增长率差距变化进入一个焦灼、拉锯的状态。从2006年到 2009年来看，总的趋势，如果把2006年算出来，还是有上涨。但是近3年，2007、2008、2009三年是一个焦灼，我们预计还有一个下降。所以 这三个方面数据证明，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将进入一个焦灼的、拉锯的时期。这个时期能够延续多长时间，现在还不好判定，关键在于刚才李培林教 授提到的城市化怎么走、中央提出的城市化模式怎么落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之所以近三年或者说四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实际 也就是这几年农民工进城本身对农村收入的增长效用正在发挥转移。这进一步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如何更好的体现带动农民收入增长，实现农民富裕，对于中国 的整体经济收入差距的变化，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还要关注一个问题，在城乡收入差距当中，居民收入结构里面，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的变化。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里面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都在提高。所谓转移性收入，最主要的是来自于政府和单位，不包括或者主要不包括居民之间的往来。更主要的是低保、救助、医疗 救助、其他保障等等各种转移和收入福利。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都是一个上行的趋势。问题在于城乡之间的转移性收入差距，这个比例的差距仍 然还是很大的，所以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从数据来看，到2009年为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里面的转移性收入比重，仍然达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当中的 转移性收入比重的3倍以上。以前不少学者提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使我们公共服务、转移性支出城乡不平等。 陈光金：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全社会的总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基尼系数目前在0.5左右，有的人提出是0.4或者0.6，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估计， 有不同的调查结果和不同的结果。我记得200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已经是0.47，近三年，这个数据还是在扩大，根据我们的调查，应该是接近0.5。 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内部收入分化和城市内部收入分化都比较大。目前来看，农村收入分化大于城镇收入分化，这是根据蓝皮书里面的一些文章提出的数 据，就是最低20%和最高的20%收入比。第一方面，城镇还是有改善，但是在农村来说一直是上升的。这说明一个问题，除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之外，对于中 国来说，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收入的分化，成为我们关注收入分配问题的另外一个焦点，甚至是更重要的焦点。因为我们讲城乡收入差距的 时候，往往忽略农村内部差距和城镇内部差距，这个差距对于全社会的总体情况来说，根据我的研究，甚至比城乡之间差距作用更大。 陈光金： 第二方面，居民消费问题。消费方面，1至9月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指数接近1000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6.3%。农村居民人均生活 消费现金支出2713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7.3%。与此同时，社会消费零售总额111029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 额95987亿元，增长18.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5041亿元，增长15.8%。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热点消费快速增长，汽车增长 34.9%，加剧增长34.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增长28.1%，都是在主要的消费类型里面增长比较快的。也就是刚才李培林教授提到的，这些耐用消费 品和比较高品质的消费品正在进入大众消费的阶段。另外，恩格尔系数下降，生活质量上升。 当然这里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居民消费率，也就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近五年，一直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率特别低。 我们近两年采取了很多措施拉动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包括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等。但是现在来看，由于整个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差距太大，拉对内需、提振 消费的作用还是不够显著。目前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目前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达到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 全球平均为61.5%，中国大概是35%左右。应该说，是一个偏低的水平。 陈光金：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当然，2009年和2008年相比稍微下降，但是趋势来说，收入差距也是在下降，我们希望城乡居民 消费差距能够逐步缩小。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拉大，这是按照收入五等分，分城乡分析的最低20%住户与最高20%住户之间的消费绝对 差距，相对差距比较稳定，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绝对差距在不断拉大。城镇居民两大群体之间消费绝对差距非常大，2009年达到了1.8万多元。总的来说，上 升趋势比较明显，农村也是一样，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这跟收入的群体分化一样，消费存在一个明显的群体分化问题。 今年根据最新的统计，CPI达到5.1%，突破了设想的4%以内的控制目标，对中低收入居民影响较大。我们分析三个方面：一是流动性过剩，非市 场因素突出；二是油价上涨，在生产环节和运销环节影响较大；三是常态化因素。一般来讲，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肯定会是一个上行的趋 势。当然这里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前面两个方面问题。房价问题，仍然是目前民生问题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 陈光金： 第三方面，城乡社会保障发展。 2010年取得很大的进展。一是社会保险法取得重大进展。中国首部《社会保险法》终于出台。在这部《社会保险法》里面，基本确定五大基本险种的 法律地位，同时在保障统筹水平、政府职责、保障机构运行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应该说，对于中国社会保障或者社会保险事业发展来说是一个里程 碑。 二是医疗保险进入全民医保的时代。从这个数据来看，把这些医保险种加总计算，覆盖率到2009年达到92.1%，2010年还会有提升。农村还 有一个养成保障试点，另外农民工加入城镇基本养成和医疗的试点也在推进。预计从理论上来看，2010年医疗保障覆盖率还会进一步提升。改革方面，主要是医 保付费的改革，推动公方付费的付费机制建立。另外是《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出台，推进16个城市试点。新医改方案实施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居民的医疗 负担变化，有不少人认为是减轻了。比如在城市有29.5%的人，认为减轻了一些或者很多；在小城镇有35.5%的人认为，减轻了一些或者很多；农村更多一 些，超过了50%的人认为有所下降。这也可以看出，医改还是见到了成效。 陈光金：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继续推进，年内目标覆盖率达到23%。但是实际能不能达到，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社会救助继续发展，城镇低保与上年同期相比在户数和人数有所上涨，但水平继续提高。农村低保户数和人数都有所增加，平均标准也有所提升，这是低 保方面。当然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有许多方面尚待进一步探索，比如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不统一，退休年龄问题目前也 成为热点，公务员社会保险体系改革亟待启动，目前也是一个热点问题。 另外，目前从整体来说，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普通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偏低。其中比较突出表现的有医保水平比较偏低；医保报销体系 也有问题，导致医保基金结余额过高，2009年达到87.7%，2011年估计也不会过低；参加医保的居民报销比例比较低、报销困难，导致一些人不去报 销，出现一些问题。就是钱收上来了，但是没有用出去。目前医保基金够用2年多，应该说尤其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这样的格局并不有利。 陈光金： 公立医院改革步履蹒跚，药价改革问题也比较多，医保标准比较偏低。所谓低保标准就是低保的水平相当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比重。我们国家目前这个标 准，仅相当于欧盟标准的50-60%，美国标准的33%。在这么低的标准之下，今年的物价上涨，对于低保户的冲击不容忽视。 陈光金： 第四方面，根据蓝皮书的材料，向大家报告一下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方面。总的来说，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有些下滑，大家可以看到， 相比前几年，尤其2008年、2009年，大概从2008年开始有一些下行的趋势，当然这个趋势不是特别突出，不是有那么明显的下滑，但是这样一个幅度不 容忽视。 另外，物价波动的承受力有所下降。居民对未来生活有信心有所忧虑，其中特别关注农村居民的生活信心问题。2009年到2010年，城乡居民在物 价波动、消费信心指数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忧虑的调查结果。总的来看，跟2009年相比，有的是比较持平，有的有所上升，但也有一些指标，比如物价波动承受 力、未来生活是不是很乐观这些方面，总体来说有所下滑，但其他还好，有所上升。但是农村这块跟城市相比问题比较大一些，农村居民的信心和未来生活的预期， 相对来说没有城市居民那么乐观。 陈光金： 大家可以看到，城镇居民关注更多的是物价，农村居民关注更多的是医疗改革。总的来讲，和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几大问题仍然是城乡居民的关注的焦点 问题。目前城乡居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是涉及城镇对于政府未来解决民生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希望。排在第一位的降低房价、解决百姓住房问题，二是生活 用品价格下降，三是提高收入水平，四是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五是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对于城市居民和小城市居民，对于这些问题评价、期盼，可能有差异。但是总 的排序，突出了价格和收入这两个方面的大问题，这也是中国政府在今后五年或者从明年开始的"十二五"期间，根据"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是党和政府特别关注 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在这些问题上，从明年开始或者未来五年、十年之内，都有一个显著的改观。 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寿光： 感谢陈光金副所长对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以及生活问题的解读。下面，我们有请蓝皮书主要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 翼研究员演讲。大家欢迎。 张翼： 谢谢主持人。各位媒体朋友们，以及各位专家，大家早上好。今年其他几本蓝皮书里提到的数据，今年写了对80后流动农民工的状况，有了一些描述性 的分析。现在对整个数据使用过程当中，国家统计局在农村培养调查一个关于农民工数据的来源。二是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的数据。这两个数据本身在同时进 行，也同时有国务院批准来实施，这两个数据在调查当中得到的结果不一样。我今天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用国家计生委的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来分析。 调查数据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农民工的迁移主要在东南沿海地方分布比较多，我们的抽样也是这些地方比较稠密，在中部相对比较稀疏，我们只是 在一些大城市进行调查。从农民工的人口的基本特征上看，女性的量最近几年增长非常快，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很突出。而在男性方面，相对年龄大的比较多，年龄小 的进入流动状态的农民工的数量相对有限。在将来发展过程当中，女性进入城市比例会增长得非常快，也就是改变原来在农民工的人口结构当中男性比较多、女性比 较少的状况，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 张翼： 从受教育程度方面可以看到，80年前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80后要低很多，女性是最主要的变化。80前的女性小学毕业7%左右，男性5%左右，但 是80后有很多小学毕业，所以80后和80前差距就是文化水平的问题。在长期流动以及进入城市比重方面，往往是80后相对占得比重比较小，而70后占的比 重和60后所占的比重增长的越来越快，因为他们的年龄比较大。所以，从这两个数据来看总体人口结构。我们把所有在城市里面就业的农民工，或者是只住了一个 月之内的农民工，我们全部包括在里面。因此，这个数据是整个城镇的农民工的数据推断得到的变量。所以80后比重没有超过61%，大约在50%左右。 张翼： 就业率来说，80前和80后男性比例比较大，有98%的人有工作。80后女性比80前女性就业率要高很多，一个重要原因，80前的女性要照顾孩 子，还有照顾家庭的职责。有一些媒体说，80后的农民工宁肯待业也不愿意工作的推断，实际是小样本的调查得到信息。在大样本调查当中，这个结构难以成立。 因此，不管在80前还是80后，他们的就业都是很高的，都高于城镇人口。 收入方面变化，80前男性平均收入都高于80后的。所以有一些媒体报道，80后的人只有收入高了以后，才去干活，收入不高就不干活，这个推论也 是不成立的。所以，按照平均来说，基本上是80前收入高于80后。从女性来说，男性和女性在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当中，只有初中年龄段的80前的女性的收 入才低于80后的女性收入，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阶段的女性都年轻，所以女性和女性竞争过程当中，年龄大的女性相对比较弱势，尤其在服务性行业里面，比如 宾馆、餐饮、制造业的企业偏重雇佣年龄比较小的女工，因此造成她们收入高于80前的女性。因此从整个收入变化来说，是80前的女性相对于高于80后的女 性。这就与原来推断不一样，原来以为整个文化水平使80后工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带动她们的消费能力超过80前的女工，现在来看，这个推断不能成立。 张翼： 从每天工作时间来看，80后的工作时间长于80前的。所以可以看到每天工作8小时人数占比当中，80前的人在各个方面都高于80后的，因为文化 程度是区别劳动力重要的变量，因此可以看到80后低于80前。但是在超过8个小时，也就是超过9个小时的每天工作时间里面，反到是80后高于80前的。也 就是说，平均工作时间是80后的工作时间长于80前的工作时间。 另外，转户的问题，2009年12月，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把有条件的农民工的转户，要在中小城市进行试点。在转户里面，我们调查发现， 在愿意转变非农户口这一项里，80前和80后相比，各个年龄段有不同的比例。但是他们的比例比较低，平均下来有25%的人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当我们问 到，如果你们把承包地交回，你们愿意不愿意转回非农户口，这个时候大约21%里面的60%里面愿意转变。因此，如果把承包地交回，大约所有农民工里面，只 有12%左右愿意转变为非农户。但是他们的落户地并不在中小城市，很多地方都已经把一些城镇作为农民工转户的主要的地方。但在实际中，他们主要把户籍落在 大城市或者中等城市，小城市只有占他们愿意转变户口的30%不到的比重。也就是说，在整个10%愿意转变非农户职工当中，只有30%的人愿意在中小城市落 户，剩下70%的人都愿意选择中等或者大城市落户。因此，整个政策对于农民工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都是 拒绝他们落户的。所以在这个政策推出之后，农民工整体上转变为非农户口的比例非常低。 张翼： 他们愿意把自己户口转变成非农户，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他们的孩子入学，这个原因占了55%。他们希望拥有这个城市保障房的比例却非常低。因为城市 的人们也没有房子住，所以跟农民工访谈的时候说，如果给你们保障房的话怎样？他们都说这是不可能的。生活环境有一部分原因，但不是占很大的比重。福利待遇 这方面，也是城市很担心的问题，就是农民工来了以后，他们主要看上城市里的福利待遇，这点可以从农民工进入企业以后发现。比如重庆市，给农民工的养老保险 实际是500元，这是比较低的。他们与其在城里做穷人，不如来到农村里消费，感觉生活更加体面。城市资源的配置不公平，使得城市人口占有了很多教育资源， 公共资源也比较多，这是农民工考虑的一个问题。 经过调查以后，我们提出一些建议，一是80后正逐渐成为流动农民工的主体，但80前仍然占据非常大的比重。因此在中央政府的政策里面，尤其是要 重视80后，但是80前也不能够轻视。因为整个城镇化过程当中，最易城市化的是80前的。重庆市出台只有工作满5年，你才能在中心区落户，满5年实际上 80前所占的比重很大。所以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政策配置上一定要重视80前这部分人的诉求。 张翼： 80后的学历很高，但是他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却不能持续。很多地方说80后有"三高一低"，学历比较高、消费能力比较高、工作要求比较高，但是 吃苦耐劳的精神比较低。现在新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往往在就业工作当中挑工作。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短缺，农民工的短缺，因为 "农民工荒"造成的。如果把80后说成一个挑工作的问题，这里有歧视的问题。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当中，在土地价格日渐上升的过程中，农民把自己转变为城镇人口的意愿并不强烈。不管是重庆市还是成都市推广户籍制度改革，转移 的速度还远远赶不上地方政府所期望的速度，出现了对大学生不转变户口的歧视做法。所以，土地价格的升值，以及农村生活状况的改善，城乡之间的制度配置均等 化，使得城市户口丧失了原有的诱惑力。 张翼： 在这样情况下，中国城镇化道路应该走常住人口的道路，不应该把转移户口作为加深城镇化非常重要的配置。为什么呢？ 有这样几个原因：流动人口的流动会成为常态，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发达国家状况看到，实际上城市之间的流动，中小城市、大城市之间的流动量 非常大，不是说到一个城市就完全可以住下来。现在我们国家流动人口里面，城镇流动人口所占的比重每年都在上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流动使得劳动力市场配 置更加合理化了。如果不流动，这个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不合理。因此，以户籍来稳定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挂钩政策，完全可以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颁布以后，明确规定，劳动者在哪个地方就业，在哪个地方就要参加"五险"，即养老保险、事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因此，地方政府出台 的一项政策，只有把户籍人口纳入到当地的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内，在《社会保险法颁布》以后，就完全实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对农民工的福利的专门化，作为 将来使人口城镇化的选择。应该以转户籍计算当地的产业化率。这是一个政策配置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 张翼： 我们要更加多的保护农民工的利益，把土地长期租给他们。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是通过生产队承包权书，怎么样让农民 工长期拥有耕地。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里面作出一些变更，使得他们长期拥有，对中国保留18亿亩耕地的底线才是有保障的。 谢谢大家。 谢寿光： 非常感谢张翼研究员所做的关于80后城市农民工调查报告，这项成果其实原创性和价值非常大，媒体应该多给予进行关注，这是一种原创性的方法。下 面有请赵延东研究员所作关于中小学的学生就业预期的调查。 赵延东： 谢谢谢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研究成果。我们题目是社会形势分析预测，预测的是2011年的情况，这个题目已经预测到10年、 20年之后了，看看对于未来中国父母对子女成长的预期是什么样的。 赵延东： 孩子长大以后该干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每一个父母都考虑过，特别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以前一大堆孩子，可能出现一个乡长、县长。现在只有 一个孩子，可能父母对孩子的考虑更加精细。从社会学研究来说，我们在孩子长大了该干什么的问题上，就是一个职业期望和职业预期的问题。所谓职业期望，指的 是一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对于从事某种职业有一个什么样倾向性的态度。我们今天谈的职业期望，不是自己对自己未来从事职业的期望，而是家长对于子女成长以后 从事某种职业有一个什么样的倾向性的态度。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是家长们的职业期望反映了社会成员的职 业偏好，人们觉得哪个职业比较好，因为大家都希望孩子从事比较好的职业，这种期望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二是家长对孩子的职业预期和期 望，可能也要受到家长自身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而且这种社会经济特征会与下一代成长起来特征有什么样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切入社会代际分层的研究。 赵延东： 另外，父母亲对你说将来应该干什么或者干什么，可能对于他自己未来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下一代青少 年的职业倾向怎么样。 目前在这方面，我们大多数是针对成年人自己，特别是大学生、高中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对自己未来择业有什么样的考虑进行研究。去研究青 少年的家长对于孩子的职业期望，这样的专门研究在国内还比较少。所以，我们提出这个研究问题。 这个报告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以中小学生为例，看中小学生家长对子女将来从事职业有哪些期望，这些期望有什么特征。二是家长的期望受到哪些因素 的影响，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影响的机制和过程。 赵延东： 我的研究所依赖的数据是全国城市青少年的科技素养的调查，这个调查是由中央教科所和我所在机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院共同实施，调查主要目 标是调查青少年科技素养的情况。在这个调查同时，也调查了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其他情况。所以，我们总体是在全国的286个城市当中选取了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 年级的学生，我们主要考虑科技素养调查和国际上形成一个对照，国际上青少年科学素养调查主要集中在10-14岁的青少年，我们考虑年轻的对称性选择了小学 4年级到初中2年级。 具体分阶段概率的抽样方法，在全国一共抽了128个市辖区，在每个区抽了一个小学和一个初中，在每个学校里面抽一个班，小学抽4年级的一个班， 初中抽2年级的一个班。每个班所有抽中的学生都要填答学生问卷，我们会把家长问卷给学生带回去，由家长完成。最后实际完成了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总样 本大概有6000多个学生。 赵延东：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现在家长们对于孩子们的未来职业有什么样的预期和特征。第一，虽然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你们现在做这些是 不是太小了，孩子才上小学，怎么可能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最终的结果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家长已经开始在很早的阶段考虑孩子未来的职业了。总体来说，大概 92%的中小学家长已经开始考虑子的未来职业问题，小学的大概有91%、初中是93%。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家长，考虑孩子未来职业的比例低一些，是不是说明 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的教育理念更为自由和宽松，他们不愿意过早的为孩子做一些限定。如果父母的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没有考虑未来职业的有12%左右。教育程 度在小学以下的有5%是没有考虑过的。 家长们都倾向于选什么样的职业，这也不是太出意外，大家都是望子成龙，都希望孩子往好的职业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家长们优先倾向 于选择像专业技术人员、科学家、教师等等专业性比较强、职业声望比较高，或者工作比较稳定的职业，这是最受青睐的。专业技术人员选的是最多的，像工程师、 科学家选择的比例也非常高。 赵延东： 另外，权力资源的政府公职，像官员、警察选择的比较多。像经理、老板的选择比例，跟军人、警察差不多，大概排在第4位。还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工 人和农民，基本上成了一个被抛弃的职业，几乎没有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做工人或者农民，比例非常之低。这种父母的职业预期的趋势，和我们当前社会实际职业 声望的分布具有一致性的，具有统一性。 从总体来看，家长职业期望中表现出一种很明显的性别差异，对于男孩和女孩，家长的预期差别很大。对于女孩的职业选择范围比较更为集中或者狭窄， 男孩的分布是相对比较平均。女孩方面比较集中于专业技术人员，集中于教师，这两块超过一半。家长对女孩的职业设计比较集中于稳定、知识性的职业，他们认为 这更适合于女性。希望女孩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家长比例明显的偏少，虽然科学家、工程师也是稳定性、知识性的，但是这也和我们国家的一种传统印象，就是女 孩不适合搞科研的影响。 赵延东： 在家长职业选择中，表现出一种代际传承的特点，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列式代表父母从事职业，这块代表对孩子未来从事职业的 预期。科学家相对而言希望孩子从事科学家的比例高一些，官员也是一样。哪怕是农民和工人，虽然总体比例很低，但是父母是农民、工人，希望儿子是这个阶层的 人的比例要高很多。总体来说，这表现了父母对自身职业的偏好性以及传承性。 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与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父母相比，社会地位比较低的父母，对孩子未来的职业预期相对来说就不会太高。比如父 母是工人、农民希望孩子做科学家、官员的比例，就明显比父母是科学家、官员的比例低一些。我们把家庭收入情况做了五等分，收入低的家庭希望孩子从事的职 业，明显的倾向于比较偏向于向教师、军人、警察、经理、老板或者做歌星、影星，这种比父母收入较高的阶层的人比例要高得多，而父母收入比较高的阶层，他们 更希望会比较偏向于自己的孩子从事像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工程师，社会声望和地位较高的职业。 赵延东： 在这中间，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教师、军人、警察的职业，似乎成为了一种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子女职业期望的一个分界点。社会地位 比较低的，农民和工人认为比较好的职业就是教师和军人、警察，他们选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些职业。而再往高或者再往上，比如专业技术人员、官员，他们想不是我 们所能想象的，也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所以他们选择的就比较低。反过来，父母职业地位比较高，像当官员、专业技术人员、科学家，他们可以想像孩子做不了好 职业的话，差一点也就当个老师，当个老师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再往下，大概也是突破了他的底线，我们看到教师、军人、警察这块基本上是把父母划分了一个阶 层，就是他们对子女预期的临界点。 最后做一个小结，父母对中小学子女职业预期表现出的特征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未雨绸缪。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开始谋划孩子的未来职 业。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幼儿园，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到幼儿园做一个调查，看看是不是从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了。另外，我们没有拿到其他国家和其他地区的调查结果， 如果能够做一个不同文化、不同区域的调查结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家长对子女的预期更有帮助、会有一个更好的定位。比如这么早就开始对孩子谋划，到底是由 于现在中国的社会竞争太激烈了，还是中国本来就有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还是其他，如果我们以后做一些比较研究，对我们的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 赵延东： 第二，望子成龙。都希望人往高处走，普遍更青睐于专业性强、稳定性高、社会声望更高的职业。但是在这样一个总体的倾向性都是往高走的情况下，又 有一些具体的特征。比如子承父业，希望孩子和自己从事相同职业的想法。另外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对于子女的职业期望已经出现了较明显的分化，那些低阶 层的父母对孩子预期低，高阶层父母对孩子的预期比较高。刚才李培林老师说到了，不同社会出身和不同地位的人，能够有一个流动的空间和机会，现在还不要说从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从下一代人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可能这中间所隐含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赵延东： 第三，男女有别。家长对男孩子、女孩子的期望已经出现明显的差异。这反映了性别观念、性别角色在人们的文化或者社会结构，对他的影响，可以直接 在家长的预期中产生影响。比如大家都望子成龙，大家都希望往高走，但是这种高的职业，本身分布就很低，现在公务员考试都已经是几千人、几万人中取一个，这 也会反映到家长的观念问题。那么如何正确引导家长的观念，可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另外就是社会区隔问题，在家长对子女预期中出现社会阶层分化，如何打 破这个阶层的界限和壁垒。 赵延东： 第四，说一下性别问题，我们还做了科学社会的研究，现在女性科学家为什么老成长不起来，从爸爸妈妈那里已经开始对女儿说，你们是不能成为科学家 的，所以更不要指望她们长大了从事科学研究。所以，像这样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在未来的研究当中，能够进一步的挖掘。 谢寿光： 感谢赵延东研究员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很有意思的报告。今天上午的几位专家发言到此为止。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述评

一永乐年间，从朱元璋裔孙建文帝手中夺得政权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曾两次编纂佛教大藏经，先是依照洪武年间在蒋山寺编印的《洪武南藏》于南京编刻《永乐南藏》。接着在永乐八年（1410），他又下令在北京刊刻《永乐北藏》。据《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三记载，明成祖曾经颁旨，要求在南北各刻大藏经一副，另外还打算“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圣旨：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在”，但是，不知为什么，石刻大藏经的计划似乎并没有施行，倒是《永乐北藏》确实从永乐八年之后，由栖岩慧进等高僧领衔，“总督海内文学儒士高僧，于海印经馆校大藏经”。这一编订刻印的时间很长，大约近十年《永乐北藏》才大体成型，据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记载，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初三即《永乐南藏》将近完工时，明成祖特别关照此事，“宣道成、一如等人入于西红门，钦奉圣旨：‘将藏经好生校勘明白，重要刊板，经面用湖水褐素绫’”。第二年（1420）当时的僧录司左觉义栖岩慧进上奏，说“恭惟圣朝校勘藏典，乃千载之希遇”，所以，希望皇帝“御制序文，以冠经首”，明成祖似乎很高兴，颁下“御制经序十三篇、佛菩萨赞跋十二篇，为各经之首，圣朝《佛菩萨名称佛曲》五十卷、《佛名经》作三十卷、《神僧传》作九卷，俱入藏流行”。再一年后即永乐十九年（1421），全藏大体编定，永乐皇帝便命工刊刻，并于二月初二日下旨，“你刊经板了，着你每（们）坐山去，我也结些缘”，还问：“板就那里刊好？”因为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他便指示“就寺里刊好”，也就是在海印寺刊刻。永乐十七年到十九年的时候，雪轩道成（1352-1431）是右善世，一庵一如（1352-1425）是左阐教，栖岩慧进（1355-1436）是左觉义，编印藏经当然就是官方的事情。不过，尽管是官方行为，这部《永乐北藏》的刻印进展却很缓慢，虽然永乐皇帝早早地就给它写了序文，特别撰写了经序和佛菩萨赞跋，颁下了以他名义新编的经典，但似乎全藏的刻印要到正统五年（1440）才全部完工，那时，明成祖和继其为帝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都已经去世，由明英宗（朱祁镇）再次给它写了序文。序文中，接着明成祖《御制藏经赞》有关刻印藏经是“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的说法，明宣宗说明成祖“惟大孝之诚，孳孳夙夜，孔怀劬劳报本之道，图荐考妣在天之福。于是博采竺干之秘典，海藏之真诠”，如果这些例行套话说的是可信的，那么，编印这套大藏经的目的，就是为了“孔怀劬劳报本之道，图荐考妣在天之福”。这套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用了二三十年才完工的佛教大藏经，就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通称《永乐北藏》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二说起汉文大藏经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先简略地说一下佛藏的结集、流传和汉译，再简略地介绍一下《永乐北藏》之前汉文大藏经的写本和印本。据说，在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之前的几年，大约在公元前486年，释迦牟尼即佛陀涅槃。为了传播和捍卫佛陀思想的纯洁性，也为了统一弟子们各自相传的佛陀言论，释迦牟尼的弟子们曾经聚集在一起，对释迦牟尼的规训进行整理和归纳，有人回忆和背诵，有人质疑和确认，大致程序是：（一）回忆和背诵。由佛弟子优婆离和阿难分别诵出佛法的戒规部分和义理部分。（二）质疑和审定。经过其他佛陀弟子同意、或提出异议，然后共同认定。因此，佛经的开首语常为“如是我闻”。（三）编纂和分类。把共同认定的佛法编集出部类次第。（四）持诵与传播。由诵经者、持律者持诵宣讲。这种结集在佛陀之后的数百年中，据说经历了三次（一说四次），佛陀的演说、言谈、教导，即有关佛教思想的部分，后来叫做“经”（“达磨”，Dharma），佛陀有关宗教纪律的训导，后来叫做“律”（“毗奈耶”，Vinaya）。此外，后来对佛教思想又有种种说明和解释，这些并不是当时背诵和回忆出来的，是后来陆续产生的，这些叫做“论”（“阿毗达磨”，Abhidharma）。把经、律、论合起来，就是后来说的“三藏”，后来所谓“三藏法师”，就是指那些精通整体佛教典籍和理论的义学高僧。由于佛教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流传中不断膨胀和分化，从原始佛教中分化出上座部和大众部，在上座部和大众部之后分化为种种派别的佛教教团，从各种部派佛教后又生出大乘和小乘。所以，为了证明自己道理的权威性，也为了藉助佛陀说法来整肃教团的纯洁性，更为了宣扬自己道理的正确性，此后的几百年中，佛教徒又有过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的结集，于是本来应当“如是我闻”、“出自圣口”的佛说，数量就变得非常庞大了，后世的种种新增新编的佛教论述也渐渐羼入其中。而这时已到了公元一世纪，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前夕。三佛教传入中国是什么时代？关于这个问题有种种说法，不过一般都同意，大概是在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即一世纪中叶。正如梁启超所说，“计自公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不过从佛典汉译史上看，二世纪中叶也就是东汉桓帝、灵帝之际（147-189）相当重要，尽管佛教势力在社会上可能还很微弱，但后来蔚为大观的译经事业却渐渐开始，作为标志性的人物，安息人安世高和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在那时先后到达洛阳，并开始翻译佛经，经过一百多年，大约到280年也就是西晋统一全国的时候，译成汉文的佛经差不多有二百六十五部，四百十一卷了。再往后，从鸠摩罗什到玄奘，从南北朝到隋唐，来自异域的僧人和出身汉地的中国佛徒，陆续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据《开元释教录》卷一的记载，“所出大小二乘三藏圣教及圣贤集传，并及失译，总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其见行阙本，并该前数”，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后来在《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中记载，“所出经、律、论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后来，各种中国僧人撰述也陆续收入佛藏，这一文献更大大膨胀。使得各种藏经尽管多寡不一，但大多在五六千卷以上。这一数量庞大的汉文佛教文献，远远超过了现存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文字的佛典数量，所以汉译佛典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完整的佛教文献。而佛典汉译也一直是印度佛教在中国输入和传播中最具意义的事情，在各种《高僧传》中首先立的就是译经者的传记，可见，古代中国对于翻译和介绍外来思想的人是很看重的。不过，从南北朝到隋唐，虽然都大规模地收集、整理和登录佛教的书，不过那时没有刻板印刷的技术，所以都是手钞本，我们看到敦煌藏经洞里面成千上万的佛教经典，就是手钞的。当然，到了唐代，渐渐便有一些零星的佛典刻印，现在还有一些残片保存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真正完整地刻印大藏经，则是在宋代开宝四年（971）以后了。这时下距正统五年（1440）完工的《永乐北藏》，有近五百年。在这五百年间，中国和朝鲜陆陆续续出现了好些官方刻印的或寺院刻印的藏经，官方刻印的，如开宝藏、契丹藏、元官藏，以及前面提到的洪武藏，而寺院刻印的像现在还可以看到的赵城金藏、碛砂藏、高丽藏等等。四《永乐北藏》就是前述若干种藏经之后，在明初由官方刻印的一种佛教大藏经。《永乐北藏》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到《大明三藏法数》，共收录了佛教典籍包括翻译的佛典和中国佛教的著作共一千六百十五部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分装六百三十六函。它以千字文编号，先以经、律、论三藏分，包括（一）“大乘经”五百三十七部（依次是般若部、法华部、华严部、宝积部、涅槃部所谓大乘五大部）；（二）“小乘经”二百三十九部；（三）“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三百部（以上经）；（四）“大乘律”二十五部；（五）“小乘律”五十九部（以上律）；（六）“大乘论”九十三部；（七）“小乘论”三十七部；（八）“宋元续入藏诸论”二十三部（以上论）。然后再加上（九）“西土圣贤撰集”一百四十七部，（十）“此土著述”一百五十五部，一共为十大类。与《永乐南藏》相比，门类相同，只是“西土圣贤撰集”从经部后面的第四类，挪到了所有经、律、论之后作为第九类，所收的经典也互有不同。《北藏》为梵夹本，每版二十五行，分为五折，每折五行，每行十七字，不仅版框加高，字体加大，而且校勘七次。在装帧上，它也比《永乐南藏》更加考究，以绫作封面，突出了皇家的气派。由于它藏在京城，一直是作为朝赐给各地寺院的供奉品，比《永乐南藏》允许私家捐资印刷供养，更具有官方色彩。应当注意到，明代洪武、永乐两朝的宗教制度相当严格，虽然明太祖和明成祖始终对佛教并没有打压之意，尤其是明成祖因为道衍（姚广孝）的缘故，对佛教相当有好感，但正如姚广孝所说，“上自开国以来，万机之暇，留心圣教，设官分司以理其众，鉏奸剔虫，欲复古规”，即站在世俗皇权的立场坚持限制佛教扩张。洪武之初，朝曾反复抨击“释老二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繁，安坐而食，蠹财耗民”，并且规定祠部“掌祭祀医药丧葬僧道度牒”，对取得僧尼道冠资格的知识给出严格要求，“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凡五万七千二百余人，皆给度牒，以防伪滥”。我们就知道，在明代初期皇权膨胀的时候，佛教基本上是在官方严格控制之下的。特别是胡惟庸案之后，洪武十四年设立僧录司，洪武十五年规定佛寺为讲、教、禅三种，规定天下僧道服色，洪武二十四年，一方面规定天下生员的冠服之制，使儒家学人统一化；另一方面发布《佛教榜册》，说明佛教本是“中国之异教”，严禁僧人“与俗混淆，与常人无异”，并在洪武二十八年规定天下沙门要分考试上、中、下三科，佛教更是在官方严格的管理之下，这种佛教政策一直延续到永乐年间。前面曾经提到，参与《永乐北藏》编订的，正是一批经官方认定的合法佛教领袖，雪轩道成在洪武年间曾经担任过青州道纲、僧录司右讲经，在永乐初年还奉旨出使日本，原驻天界寺，明成祖特意招他去北京，任僧录司右善世，主持大藏经的编集刻印；一庵一如是大报恩寺都讲，与明成祖的重要谋臣姚广孝关系极好，姚是亦僧亦俗的奇人，而称一如是“两浙一人”，可见他的声望。他在编刻北藏中似乎是主要人物，他主持编纂了《大明三藏法数》四十卷。栖岩慧进是被明成祖看中，特意征召到南京天界寺和灵谷寺作为青年僧人的导师，并参与纂修《大明三藏法数》，后又随同到北京，成为“领袖天下僧众”的僧官。其他一些僧人，如庵进、思扩、法主甚至一些校雠僧人，也是经过礼部或僧录司挑选，经过皇帝认可的。从后来的数据看，他们在编纂和校勘中，时时事事要请示，不仅原来宋代藏经中原有宋太宗若干佛教著作如《缘识》、《逍遥咏》等五种不再收入，而收录了以明成祖即永乐皇帝名义编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四十卷、《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神僧传》九卷，而佛教史书《佛祖统纪》、禅宗著述《续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禅宗颂古联珠集》以及元代白云宗僧人的《白云和尚初学集》等，却奉永乐之旨不再收入藏经。显然，在作为明代新首都的北京，凸显新朝皇帝之无上权威，一批新权贵僧侣接受旨意，为新王朝编纂新圣典，印制出一套较《南藏》更加豪华的佛教藏经，作为朝颁赐寺院的经典，是在有意识地呈现和传达官方佛教立场和宗教政策。五尽管《永乐北藏》的编纂刻印中体现的是明代官方佛教立场和宗教政策，但一大部藏经却毕竟是佛教文献汇编，如果研究佛教思想和历史，它仍是明以前佛教资料宝库。不过，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并不是所有“如是我闻”的佛教经典都是佛说，并不是所有佛教的记载都是信史。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使用大藏经。研究佛典的学者早就指出，佛教典籍虽以“闻如是”为始，以“信受奉行”为终，其实往往是形式上假托佛说，实际上，大多乃佛教徒在历史中的一系列创作。所以，这里面有再三删补、改订、重译、注疏甚至伪造，这些记录、删补、改订、重译、注疏甚至伪造，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文字笔录、翻译纂辑，最后综合起来便成为现在大家看到的庞大藏经。因此，在阅读佛藏的时候要意识到，这里包含了若干种种不同状态的佛典：被翻译成汉文的早期佛教经、律、论，被翻译的大乘佛教的著述，中国佛教伪撰早期印度撰述，即古人所说的“疑经”和“伪经”，以及中国佛教徒自己的著作。所以，一部大藏经，是历史层层迭迭构成的，它就是一部“经典传译史”加上一部“思想诠释史”。也许，可以介绍给读者日本学者小野玄妙有关佛典历史的七原则，他在《佛教经典总论》第三部“大藏经概说”之第二章“根本佛典小考”中提出：一、佛教经典是随着时代，一部一部次第形成的。二、作者并非仅一二人，形成的年代也各不相同。三、作为无名著作的经、律，与署名著作的论同为佛教典籍，应同样看待。四、佛教著作的地点不一，有印度、中印、南印、西印、北印，也有中亚、西域及其他地方。五、中国传译的经论，并非仅仅翻译的旧典，也有新出的著作。六、逆向上溯中国佛典翻译的历史，可以看作经典著作的历史，能够窥见经典形成的历史。七、前后约一千年的佛教经典著作历史，透过中国传译史，大体上即可把握不错的佛教史概念。《永乐北藏》也可以作如是观。六永乐到正统年间陆续刻印的《北藏》，一个半世纪之后又进行了一次增补。据僧人本在的说法，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依照酷爱佛教的万历生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与万历皇帝本人的旨意，“请出大明续入藏经四十二函”（编号的是四十一函，有一函不计入），基本上是中国佛教徒自己的著述，一共有三十六部、四百一十卷，作为《北藏》的续编，经过一年时间补刻出来，并分赐各个寺院。对于佛教史研究者来说，这批补刻入藏的文献尤其可贵，比如，原来被永乐禁止入藏的《佛祖统纪》、《续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禅宗颂古联珠集》等等佛教尤其是禅宗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被重新收录进来。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印《永乐北藏》，就包括了永乐至正统年间刻印的大藏经和万历年间补刻的续藏经两部分，总数就达到一千六百五十一部、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也许，在各种大藏经中，《永乐北藏》并不特别受重视，但应当指出的是，它校勘较精，装帧精美，收录也有明代特点，还是很有价值的。特别可以一提的是《永乐北藏》的目录即《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四卷（后来被收录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七册《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册中），它就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所编，1882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英文佛教目录的基础，南条文雄只是在它的基础上逐书编号，补充说明，并加英译，所以，它也是在世界上最早被流传的汉文佛藏目录。历代由朝下令编辑的庞大丛书，无论是儒家的、佛教的还是道教的，它们不仅呈现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取向，宣示着那个时代的知识世界，还让后世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尽管此后的朝代还会有后来居上、更大更全的丛书，但在这个历史的角度看，就像地质学上的“地层”一样，每一层都有每一层的意义。《永乐北藏》正藏印出已经五百七十年，续藏刻印也已经四百二十多年了。现在，尽管各种旧的大藏经一套一套被影印出来，新的大藏经也被一次又一次编纂起来，但是，这部四五百年以前明代官方刻印的大藏经，作为基本佛教典籍的汇编，作为一部经过较好校勘的藏经，尤其是作为明代佛教知识的见证，我想，它仍然有其价值。上海书店出版社这次以《永乐北藏》为底本，参考了《乾隆大藏经》等版本，又经过校订与核对，推出这部《佛藏》，意在为弘扬、普及中国佛教文化。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1988年他们整理出版了胡道静先生作序的《道藏》，在出版界、学术界、读书界取得持续的好评。这次整理影印出版《佛藏》，要我写几句话，我也借此谈谈《永乐北藏》以及汉文大藏经的发展情况，借以勾勒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大致脉络。是为序。

本文中将使用的“语文学”一词是对西文philologia的并不理想的翻译。

她写的中文信幽默又风趣，我和女儿都抢着看，不由得都和她通信了。结果我们一家三口都和她成了好友。

20世纪初至今，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对外援助经历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其援助金额不断增长，援助领域不断扩大，援助方式不断趋于多元。慈善基金会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对外援助，其原因除了利他主义的动机，更有利己主义的目的和政府暗中的支持。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外援在使受援者获益的同时，还将把美国的文明和价值观传向全世界，也将使美国的政策和制度向着全球扩散和转移

变化的观念曾在中国起过如此巨大作用，以至于它既触及到了心理范畴、宗教一巫术修持、行为方式和时空观的历史，又涉及到了哲学史。然而，由于中国的意识观念和思想的历史更为复杂，同时既具有千差万别又具有演变性的原因，故它至今尚未被人充分认识。

历代关于钱神之神性神格记述

明学有通俗化市场化的特点。但是清人不以为然，认为明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明人、清人各有偏重，虽然成就有丰歉，却也各有特点。

这是一个至情至性的老人：他从来不印名片，和人聊的投机了，就随手撕下一角废纸自制一张土名片。他是名门之后、政协委员，但恐怕也是少有的骑着自行车、穿着布鞋去报到的委员；他讨厌外出吃饭应酬，实在拒绝不了就自带碗筷；招待客人，他从来都只倒半杯水以避免浪费。　　这也是一个敢怒敢言的老人：在举国上下都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他提醒如果不对人类行为进行约束，科学技术也是自然的第一破坏力。当某些部门大力发展汽车产业时，他大声讨伐小汽车的“道路霸权”。当地方政府制定出宏伟的怒江水电开发计划后，他冒着被追杀的风险四处奔走，希望为中国留下“唯一一条自由流淌的河流”。别人骂他是“极端环保主义者”时，他不仅欣然接受，并且声明自己就是要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　　这位老人叫梁从诫，今年已经76岁。他因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环保NGO——自然之友，成为国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启蒙者。　　梁从诫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他的名字，曾寄托了长辈对他的殷殷期待。原来，林徽因怀梁从诫的时候，正在努力攻读古代建筑学家李诫的著作，由于希望儿子将来也能成为一名古建筑学家，因此取名“从诫”。　　可惜，家庭的言传身教，并没有帮助梁从诫走上建筑之路。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梁从诫成了历史学家。而这一轨迹，又在他年逾六旬之后发生了改变。　　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突然改变自己的事业轨迹？对此，梁从诫是这么解释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办了一个杂志叫《百科知识》，当时我收到一位作者给我投来的稿子，里面讲到乡镇企业。那个时候乡镇企业刚刚起步，社会上一片赞扬声。可是这位作者却说，乡镇企业有可能成为我们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一大问题，因为星罗棋布的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可能会造成遍地开花的环境污染问题。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这已经变成现实了，我就是从读他那篇文章开始意识到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对于梁从诫放弃史学研究投身环保，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作过如下评价：“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而梁从诫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认识，也带有历史学的厚重。他曾在讲座中多次提醒，我们的人口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因此我们的人均资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少，而这些人均资源是一个国家发展和环境改善的最根本的条件，如果我们这方面遭到了破坏，变成了很贫瘠的状态，那么就谈不到这个国家会有一个非常繁荣、非常安全的前提。　　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最让梁从诫担心的是一种极端发展主义的思路。他表示，国富民强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家同时不要忘记，这个国富民强是要靠自然资源和土地所承受的污染和排放作为代价，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更合理的结合点？而不是单纯地牺牲我们的环境、牺牲我们的资源？　　梁从诫经常会被问到，“自然之友”成立十几年了，最大的成就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以“自然之友”为代表的NGO，最大的成就不是保住了哪一座山、保住了哪一种动物。而是为社会上许多关注环保的人找到了一个共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就是提供了一个组织、提供了一个家园。“积十年之成效，中国的NGO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显著存在。虽然在他们为大自然请命的抗争中，可以说是败多胜少；但他们仍然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积极行动，屡败屡战。他们是一群无私的挑战者、清醒的奉献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因而，他们经常被人视为天真或偏激。然而，社会并不总是循着‘聪明人’的意志。回头看时，我们竟然比当初所能想象的走得更远，正如龙应台在获文学奖时的感言——好像在漂泊的路上忽然发现一蓬当年种下的金盏菊，刚好盛开。”这是“自然之友”纪念自己十年过往时的感言。这何尝不是梁从诫自己的心路历程。　　十余年的环保一线工作经验，让梁从诫对中国的环保现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自然之友”，梁从诫提了一个口号，“不当绿色救世主”。他一再提醒工作人员，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大的本领，舍我其谁。改变社会风气是很难的，就一条“不要随地吐痰”，喊了多少年了，喊了100年了，孙中山就喊起，喊到蒋介石，一直喊到共产党，结果怎么样？不是照样在大街上随地吐痰吗？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都那么难改变，如果我们自己不从自身做起，而总是希望借助一个什么奇迹般的力量一下子把这个社会全改了，是做不到的。　　最近几年，梁从诫提得最多的话题是环保公益诉讼。“没有环保公益诉讼，我们环保团体没有办法代表公众利益去起诉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他以四川沱江重大污染事件为例，虽然事件的责任人受到制裁，但是，这种恶性污染事件给沿江的百姓造成的重大损失却一直没有赔偿，谁去帮老百姓讨回公道和利益？　　“环境权益不仅仅属于私人利益，更属于社会公益。”梁从诫表示，在欧美各国的环境法中，都普遍采用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减轻公众在环境诉讼中的成本，弥补其专业知识，各国都为公众环境诉讼创造了便利的司法条件。　　如果说，梁从诫的祖父梁启超曾以《少年中国说》照亮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的心灵，他的父亲梁思成用古建筑唤醒了国人重视历史、尊重文化的情结，那么，梁从诫则用环保NGO的力量，给了这个浮躁的社会更多反思。　　梁从诫简介　　1932 年生于北京，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　　1989年开始，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以及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1993年开始关注民间环境保护活动。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完全民办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　　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　　2000年12月， 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 “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　　2002年，任“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　　2005年，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2010年10月28日 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