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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妮妮:日本中小企业问题:技术革命--全球化对经济民主的挑战

经略第30期
中小企业是日本战后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的日本制造业的辉煌为人口众多、地域差异明显的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即实现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分配与社会再分配结合,市场与非市场伦理结合的可能性。

工业具有双重性,一为物资产出数值之增长,一为物资丰富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的提升。两者虽然在理论上同时发生,但却有不同的形成逻辑,有时候甚至会相互矛盾。从工业史来看,大工业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似为异卵双胞降生,后者强势,使得利润成为生产之唯一目的,工业产物的分配成为利润(市场)的从属物。而至社会主义思潮之后,才有意识地承认分配的独立价值和逻辑,追求经济民主。发展到今天,由于福利国家的困境和新保守主义的兴起,这个独立价值又有被压制的趋势。随着"创新"、"新科技革命"成为诸国和跨国之本普遍追求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人类等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现代化进程",而在激烈的历史变化中,古典的市场价值似乎又要重新占据统治地位。那么新现代化进程里,如何平衡"先行"与"滞后"者,如何最有效地将新产业的萌芽与旧产业的发展结合,防止"自然演进"造成的严重社会鸿沟--如同历史在上一个"现代化"进程中演示的那样--也是需要提早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后发的亚洲国家,中国既--至少在现在--没有美国那套建立在全球基石上的生利和食利体系,也不像规模较小的欧洲国家可以凭借数量有限的高利润独门绝技支撑富足生活。和印度、日本等后发国家一样,中国面临这样的问题:1)人口众多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2)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下,作为后发国家的攸关"立国"的产业建设与反垄断之间的平衡;3)民众普遍具有的不同于先发工业国积累阶段的社会权利和福利思想(包括东方国家乡土的朴素平等观);4)在以上的条件下将高速经济增长转换为(以平等为诉求的)社会收益的问题。印度希望用高科技精英产业带动一个前工业社会现代化的政策显然不可取,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宗教和种姓--尽管在国家法律层面不认同--价值的影响,以印度精英与平民、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巨大鸿沟,能保持国家的整体稳定。而日本扶植中小企业二元经济结构,它在工业化时代的成功和全球化时代的种种问题,或许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思路。

 

二元产业结构:工业发展和社会分配的双重单元

 

中小企业是日本战后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日本中小企业的数量大约稳定在日本全部注册企业数量的99%以上,吸收就业为日本就业人数的80%以上;而中小企业中制造业比例又稳定在70%上下。到底我们在现时要不要关注日本的中小企业问题,有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是中小企业构成了日本制造业技术优势的基石,所以应予以关注和借鉴;另一方面则看到了日本中小企业在产业转型和全球化时代的疲软,从而视为难以借鉴的弯路。两种意见看似对立实则殊途同归,都忽略了一点,即日本现代化过程的中小企业并不是为了"现代化"而出现的有意识产物,而是在既有的社会单元基础上,作为平衡市场竞争与收益分配的枢纽的存在。日本从战前开始就存在"垄断性大企业(财阀)--区域和家族的中小企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国家政策和政府机构的支持下,前者对后者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战后的1960年代,日本国内政治的重心从左右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自民党政府面临着来自国民尤其是左翼政党要求"经济民主"的压力,日本政府因此颁布相关法规政策,并设立中小企业厅保证国家中小企业扶植政策的落实。1960年代官方白皮书反映,政府认识到在客观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内,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的"现代化停滞",也就是从业者之间收入和劳动权利差距扩大的问题。换言之,日本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出发点是社会而不是"市场";其后针对"经济形势"和"市场变化"所作出的政策调整[i]也都是建立在将中小企业作为维持社会分配的单元这一基础上。

中小企业在日本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并不是因应"市场经济规律"而生,战前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倾向垄断财阀同样给日本带来高速工业化,而战后则需要同时正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天然的--劳动生产率、(资金和人才支持的)技术能力以及经济管理水平层面--的差距,以及中小企业与众多人口的民权民生直接相关的问题。因此,日本国家的指导政策,前提是延续其生存而不是单纯的"优胜劣汰",最初的重点就是动用国家资源调配的力量提升制造业的设备和技术水准--贷款、租赁等国策协助提升设备水平,技术指导提升从业者素质,加强组织建设发展区域和行业协同组合。简言之,是国家和社会有意建构的结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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