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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唐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何以也认可“五四”?——以牟宗三为例
    历史 思想 2011/03/19 | 阅读: 1914
    对“五四”的评价,有两种肤浅之论,一是轻易肯定,一是轻易否定。前者见诸以传统为历史包袱者,在现代思想史上广为流布,影响及于当下;后者见诸以传统为文化慧命者,新世纪以降随民族自信增强而屡闻其声。对历史事件的任何解释都可能意味着某种简化,然而,正因此,解释必须自觉承担最大可能的复杂性。文化保守主义者何以也认可“五四”?这样提出问题就是为了在可能的解释中保持必要的张力,以免过分简化而导致轻易的肯定或否定。  以牟宗三为例。在《关于历史哲学——酬答唐君毅先生》一文中,牟宗三谈到自己如何“深厌‘五四’运动后所带来之学风和时风”,以至及于地理:“上海之商业买办与北平之文化买办俱属可厌,而在吾人之分上,北平尤可厌。”牟宗三更从夷夏之辨的高度看待北平,认为那里“充满了夷狄的气息”,除提到北平作为辽、金、元、清之故都外,另一重要的因素恰恰是,“‘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亦在那里发祥,一直影响着今日知识分子之心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五四”运动所标举的两大精神旗帜——民主与科学,牟宗三终生念兹在兹。  何以故?且看牟宗三对“五四”的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出现是近时中国发展之一重要的关节。它的主要意向是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这都是不错的。然而由此亦开出了意识的歧出。在这歧出中,最重要的民主政体之充分实现之政治意识反倒日趋暗淡,直不在人心中占地位;占地位的,倒是跟反封建而来的反中国文化,这已先动摇了自己的命根,已不是相应民主政体建国之健康的意识。”(《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意识——寿张君劢先生七十大庆》)可见,牟宗三明确区分了政治与文化的不同层面,而在政治层面上认可“五四”,在文化层面上反对“五四”。  这极易使人想起“五四”研究领域中常提到的一点,即企图区分两个“五四”,一个关联于1919年的政治事件,一个关联于1915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就“反帝反封建”的著名评价而言,前者侧重反帝,因此表现为爱国主义;后者侧重反封建,因此发展成反传统主义。这种区分或许在阐明某些具体历史问题时有其意义,但也不宜过分夸大。新文化运动虽可追溯到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但在1919年以后势头迅猛、影响剧增亦是事实。牟宗三多言“‘五四’后新文化运动”而少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见其心中之真实感受和真切印象。实际上,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与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二者之间决非只是时间上的相续或交替,而是涉及到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  从政治层面看,“五四”直接产生于民国的共和危机,其显著表现即袁世凯的恢复帝制。牟宗三对此亦有非常明确的认识:“辛亥革命,改专制为共和,此为国体之一变。然民主共和国之国体之充分实现,不能不靠民主政治之政体之充分实现。……而袁氏之帝制自为实即恢复以前之君主专制,否认民主政治,不徒改变国体而已。”而在袁世凯垮台后,“政治仍未上轨道,民主政体仍未依法施行。纷纷攘攘,乃有‘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出现。”(同上引文)那么,共和政治的危机何以会引发一场最终以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为基本标识的新文化运动?要理解此问题的来龙去脉,必须从现代以来中国人国家建构行动的客观要求上来看。  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暴力和税收、以保护国民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为目的的现代政治制度设置,其建构过程有其复杂性和艰难性,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既有自身深厚的文化—政治传统而又在自身的文化—政治传统中对国家不甚措意(如梁启超所谓“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族群而言。国家建构可从对外、对内两个角度来看。对外而言,主要是主权的确认和宣称。主权危机是国家建构危机中的重中之重。发生在1919年而以“五四”命名的政治事件,就是对主权危机的一种激烈反应。当然,从“反求诸己”的意义上来看,责任不可能被归于外部,而只能被归于自己的政府,于是,问题就被转向了内部。  对内而言,除了制度设置和政府行政上的要求外,还必须树立国家的权威。这就要求必须塑造出有国家意识的国民——这正是梁启超《新民说》孜孜以求的。国家在内部的权威树立不起来,可能会有许多原因,比如说外部环境太差、压力太大,或制度设置不合理、缺乏可操作性等等,但也可能是因为缺乏具有国家意识的国民。或可称之为国家建构中的国民危机。“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对国家建构中的国民危机的一种激烈反应。需要深思的是,何以当时国家建构中的一切危机,包括与外部客观环境有密切关系的主权危机,以及与制度设置及其可操作性直接相关的一切问题,在自我反思的层面被一股脑儿理解为国民危机?仅仅像林毓生那样从知识分子的主观思想倾向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激进倾向归于所谓“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更是荒唐。首先,“思想文化”对民族生活的笼罩性不独中国为然,其他民族也是一样。其次,如果说他这里的表述是引人误解的,更好的表达就是孔子所言“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的话,那么,这一点根本不能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何以表现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  就此而言,对“五四”的任何单纯的政治论述或文化论述都可能挠不着痒处。对“五四”的思考必须紧紧扣住如下这个问题: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经验何以被知识分子认定应当在文化上提出那样激烈、苛刻的要求?联系到“五四”以后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真正需要反思的其实是“五四”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全能主义的关系。换言之,如果说家庭、家族、以及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社会团体都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洞穴”,那么,对何种政治经验、在何种意义上的反思会导致将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穴”都看作是造成国家建构中的国民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企图在塑造国民的名义下彻底铲除这些“洞穴”?  牟宗三显然相信,文化保守主义可以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础而实现双方的结合。这一信念造就了他既认可“五四”、又批判“五四”的双面立场。但是,如果“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在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脉络中的确具有某种合理性,那么,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五四”能够给出的最大启示或许恰恰在于,像牟宗三那样企图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政治自由主义奠基的思路,无异于与虎谋皮,不仅难逃“体用两橛”的命运,而且最终会使所保所守者也丧失殆尽。
  2. 王文:伊朗十记(上)
    社会 2012/03/08 | 阅读: 1914
    《环球时报》记者王文在伊朗访问期间做的笔记
  3. 柄谷行人:谈反核反野田内阁运动
    社会 2012/11/15 | 阅读: 1914
    在他看来,不能孤立地看待日本反核运动,事实上反核运动与之后的日本政府所谓的"国有化"钓鱼岛有直接关系,有政府转移社会矛盾之嫌。而另外一方面,现在的东亚危机可以和120年前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清关系做比较。柄谷说,日本需要做选择,也就是彻底执行和平宪法永远放弃战争。
  4. “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张旭东访谈录
    文学 人文 2009/05/04 | 阅读: 1915
    访谈人:张旭东,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中英文主要著作包括: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批评的踪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等。
    采访人:姜异新,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以下简称张、姜)
  5. 经略网刊第2期
    期刊专递 2011/03/17 | 阅读: 1915
    经略网刊第002期 003 篇首语 【专题】 005 花开非洲,“花”落谁家 012 埃及的青年革命 017 利比亚形势管见 026 北非革命,路还长 【战略】 029 别说什么埃及革命……还没发生呢 031 谣言破灭 032 粮食的未来:危机预防 033 茶党运动与美国外交 【时事】 035 需要学习的不仅是怎样应对媒体 036 凭什么农民工工资非得低于大学生? 037“我爸是李刚”又如何? 038 枉法裁判原因何在? 040“八百壮士最后一位幸存老兵”狠狠打了谁的脸? 【读评】 042 古典教育的回归? 044“通三统”的具体展开 048 酸溜溜的“中国威胁论” 052 从希拉里讲话看中国在南太的经略 054 朝韩研究的兴起及启示 【评论】 065 微博时代的政治运动 【专栏】 073 范畴笔记之一“和”与君子 【研究】 076 被革命的“反动派” 081 再出发的韦伯研究 106 日本的政治改革与政党政治演变 【图志】 113 一百七十年来的西方(二)   下载地址 http://www.aetas.cn/read/index.php?m= ... how&catid=15&id=3
  6. 黄乔生:姓名:凯绥·珂勒惠支,性别:女......--为《佐喜真美术馆藏凯绥·珂勒惠支原作展》而作
    艺术 2011/09/19 | 阅读: 1915
    鲁迅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说:"这里面是穷困,疾病,饥饿,死亡......自然也有挣扎和争斗,但比较的少;这正如作者的自画像,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的相同。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母亲的心的图像。"
  7. 陈赟:“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生活方式问题
    思想 2012/03/03 | 阅读: 1915
    中国含义如何充实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道路的方向性问题,只有在文明论层次才能得以深化。文明的最核心层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而后才是围绕着生活方式展开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与经济发展模式等等。
  8. 课题组:十七省地权现状(概述)
    经济 2012/06/21 | 阅读: 1915
    从1999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共同开展了六次有关中国农民土地权利的抽样调查。调查范围集中在17个农业大省和自治区
  9. 易富贤: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经济 2008/10/03 | 阅读: 1917
    作者认为,主流家庭需要生三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但是中国目前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了(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的生育意愿都超过2个,但是由于有不孕不育等人群存在,实际生育率只有1.1到1.3)。目前中国每年只出生600万女孩,扣除生育前死亡以及不孕妇女,今后生育妇女将不到500万,如果仅仅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将比现在的台湾和韩国的1.1还要低(台湾和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要先进20多年),意味着每年最多生育600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而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每年死亡2000-2700万(1950-1990年中国每年出生的2000多万人口将死亡),每年减少一千多万--雪崩,大国空巢!
  10. 任继愈:阿育王对佛教的支持和佛崇拜的发展
    宗教 2009/07/13 | 阅读: 1917
    《中国佛教史》选读
  11. 赵京华:《柄谷行人文集》编译后记
    书评 2011/03/09 | 阅读: 1918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经济学本科和英文科硕士课程。毕业后曾任教于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客座教授。2006年荣休。是享誉国际的日本当代著名理论批评家,至今已出版著述30余种。作为日本后现代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和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柄谷行人40余年来的文艺批评和理论实践,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后现代思想”发源于68革命,经过上世纪70、80年代的迅猛发展而于90年代逐步转向新的“知识左翼”批判的演进过程。特别是他倚重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又借用解构主义的思考理路和分析工具,从反思“现代性”的立场出发,对后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如“差异化”“他者”与“外部”等观念以及整个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形式化”倾向所做出的独特思考,大大地丰富了日本后现代批评的内涵。另一方面,他始终尊重和坚信马克思思想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一贯致力于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从中获取不尽的思想资源。而他从1970年代侧重以解构主义方法颠覆各种体系化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重塑文本分析大师的马克思形象,到1990年代借助康德“整合性理念”和以他者为目的之伦理学而重返社会批判的马克思,并力图重建“共产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理念,其发展变化本身既反映了他本人作为日本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独特思考路径,又体现出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的共通性。2000年前后,柄谷行人积极倡导并正式组织起“新联合主义运动”(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一种抵抗资本与国家并追求“可能的共产主义”的市民运动),通过重新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价值形态理论,提出从消费领域而非生产领域来抵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原理。这些新的尝试包括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难关,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在当今的理论价值,思考全球化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制度的内在结构和周期性的“信用”危机形态,激发人们超越和克服世界资本主义的理论想像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实际上,柄谷行人近年来在汉语读书界已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他本人与中国知识界的交流也早在10年前就开始了。1998年底,他借“中日知识共同体”对话会第一次造访北京,与汪晖等中国学人就亚洲、全球化和马克思主义观察视角等问题展开交流。也就是在这之后的2000年左右,我与柄谷行人先生取得联系,争得他的同意翻译其早期著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2003年,该书中文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如今包括第二次印刷已经印行近20000册。其中,有关现代文学“风景之发现”即认识论上的“颠倒”装置以及这个“文学”与民族国家制度建设同时发生并形成“共谋”关系等思考,得到中国学者和大学在校博士生的广泛征引,直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阐释架构。2006年,大陆和台湾又不约而同地推出柄谷行人的另外两部著作。一是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田友美译),一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迈向世界共和国》(墨科译)。前者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样属于柄谷行人1970年代的早期著作,而后者则是写于2006年反映了作者最新理论思考的书籍。可以说,作为具有世界视野和左翼批判倾向的日本著名理论批评家,柄谷行人在汉语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并正在扩大其影响。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汉语读书界对他的介绍和翻译有些偏于一端,其理论思考最为活跃也最为成熟的1980年代以后的主要著作还没有迻译过来。这使我产生了编译他的文集在大陆出版的念头。2007年5月,应清华大学之邀柄谷行人再次访问北京,做题为“历史与反复”的讲演并与在京中国学者就“文学时代的终结”和“走向世界共和国”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给文集编译出版的商谈提供了机会也促成他与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一段美妙因缘。记得那天晚上,闻讯而来的时任中央编译社总编室主任的邢艳琦和策划编辑高立志两先生在万圣书园与柄谷行人会面,一面就《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文版因联系管道不畅未能获得事先授权做出说明以求得谅解,一面提出未来双方合作的意愿。柄谷行人在了解了事情原委之后,不仅开怀大笑欣然同意事后授权,而且在得知中央编译社乃中国以编印马恩全集闻名的一家老资格出版机构后,更愉快地答应今后多多合作。 这次计划编译的《柄谷行人文集》,依据的底本是素以刊行有利于“文化建设”的古典和进步知识界的学术著作而著称的日本出版业重镇――岩波书店2004年版《定本柄谷行人集》。作者从自己近30种著作中遴选并加以改写修订而结集出版的这个“定本”,可以视为其著述的自选决定版,具有高度的信赖性。全部共有5卷∶第一卷《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二卷《作为隐喻的建筑》第三卷《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四卷《民族与美学》第五卷《历史与反复》我从其中选出第二、第三和第五卷编成三卷本的中文版《柄谷行人文集》,其理由一如前面所述,主要是考虑到这三卷分别代表了柄谷行人1980年代、19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的理论思考精髓与批评实践的主要业绩,与已经有了中译本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等配合起来,可以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比较综合而经典的著作系列。《作为隐喻的建筑》(中文版《柄谷行人文集》Ⅰ)初版于1983年,1992年刊行英文本和2003年编入《定本柄谷行人集》之际,作者都对其内容做了比较大的修订和改编。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解构主义问题的理论著作,集中反映了1980年代身处后现代思潮旋涡之中的柄谷行人在日本语境下对“解构”问题的独特思考和理论贡献。所谓“日本语境”,即在作为非西方国家而没有形而上学传统并感觉不到“结构”体系之思想重压的日本,“解构”什么?如何在确认了解构的对象之后推动解构主义的发展并彰显其批判的功能?柄谷行人的战略是一人扮演“两重角色”∶先建构而后解构。他认为,“解构只有在彻底结构化之后才能成为可能”。因此,该书首先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家强固的“对于建筑的意志”即构筑形而上学体系之欲望入手,考察20世纪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形式化”倾向,并透过逻辑学之罗素、哲学之胡塞尔、语言学之索绪尔、数学之哥德尔乃至人类文化学之列维·斯特劳斯等试图挣脱形而上学束缚却最终没有走出“形式化”逻辑,证实“形式主义”的革命不仅没能真正颠覆传统形而上学,反而使种种思想努力落入了“结构”的死胡同之中。那么,如何走出这个形式主义的深渊,怎样确立解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批判路径呢?在此,受到萨义德“世俗批评”的启发,柄谷行人转而从西方知识界找到另一个反体系反形而上学的思想家系列,通过对两个代表人物即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的创造性阐发,提炼出“相对的他者”和“社会性的外部”等重要概念,为解构主义批评乃至后现代思想建立了稳固的理论基础。这对日本知识界从根源上认识和理解发源于西方的作为批判理论的解构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看来,《作为隐喻的建筑》无疑已然成为日本批评史上纪念碑式的作品。而作为同属于非西方国家的中国读者来说,该书的解构主义思考战略必定会有其参考价值的。除此之外,该书中还涉及到许多“建筑”本身包括城市开发设计的问题,正如柄谷行人在“中文版序言”中特意强调的那样,这对于思考正处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毁灭性开发和重建之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城市问题来说,也不无启发意义吧。《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文版《柄谷行人文集》Ⅱ)日文版初版于2001年,无论从理论深度还是从现实批判的意义上,都可以称之为柄谷行人迄今为止最主要的代表作,也是他历经10年思考而磨砺出来的“集大成”之作。我无法在此穷尽其详,只就其思考理路和主要观点略作介绍以供中国读者参考。首先,1990年代东西方冷战格局的解体和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从未有过的危机是柄谷行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起点。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不仅意味着作为实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消失,更意味着作为乌托邦理念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制度可以改变和另建,但作为理念即有关世界同时革命和人类解放的道德形而上学观念,共产主义是否可以重建?柄谷行人认为,不仅可以而且需要这种重建。其次,要重建共产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就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思想本身并恢复其固有的批判精神――《资本论》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此,柄谷行人引入康德并与马克思的著作对照阅读。与1980年代以来西方的“康德热”旨在重温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理想设计蓝图不同,柄谷行人在康德那里看到了其“形而上学批判”背后对作为实践和道德命令之形而上学“重建”的意图以及追求扬弃民族国家之世界共和国的理想,这触发他以康德“整合性理念”而非“建构性理念”来理解“共产主义”,同时发现了康德和马克思的共通之处――始终坚持一种横向的跨越性批判。第三,在柄谷行人看来,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理念的共产主义之所以破灭,主要是因为19世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偏离了将其视为乌托邦理念或者康德所谓“超越论假象”的方向,把生产领域的斗争和对抗国家的运动作为扬弃资本主义制度之革命的主要目标,结果是共产主义变成了“建构性理念”,革命成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工具(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另一种形态的民族国家建构),而那个作为“整合性理念”的共产主义理想却灰飞烟灭。第四,深入钻研《资本论》柄谷行人发现,从商品到货币再到价值形态论乃至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严格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揭示了资本自我增殖的过程和资本主义社会“货币神学”的形成,但我们从《资本论》中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的原理。重新恢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便是要坚持从资本的逻辑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批判的立场,而对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需要深刻反思。第五,马克思在世期间未能就国家问题提出完整的理论阐述,而重建共产主义道德形而上学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需要今天的我们认真思考国家问题以弥补马克思的不足。柄谷行人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是在深入研读马克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说。他认为,分别基于不同的交换原理的资本、民族、国家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过程中逐渐联结成三环相扣的圆环,我们注意到民族与国家在近代的“结婚”(安德森),却忽略了之前国家与资本的结合。这个圆环异常坚固复杂,任何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如果只是针对其中的一项或两项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提倡从消费领域抵抗资本自我增殖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同时强调“自上而下”来抑制国家并警惕民族主义泛滥的必要性,唯此方可期待“世界同时革命”的到来。当然,这第五点在本书中并没有充分展开,中国读者可以参阅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中文版《迈向世界共和国》。《历史与反复》(中文版《柄谷行人文集》Ⅲ)是作者为2004年岩波书店版《定本柄谷行人集》新编的一卷,大部分内容写于1989年前后,但重编之际做了全面的调整和改写并增添了新内容。实际上,是一部尝试运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分析方法透视世界近代史,透过文学文本的解读来观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历程和思想话语空间的著作,反映了柄谷行人当前对马克思的最新探索以及对文学和历史的新思考。他认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非对于法国当下历史事件的新闻记事性的著述,而是关于国家即政治过程的原理性阐释。如果说《资本论》是对于近代经济学的批判,那么《雾月十八日》则可以说是对近代政治学的批判。之所以能够达成这种原理性的“批判”,在于马克思对历史现象采取了“结构性”分析的方法,由此看到了历史的反复(重演)。于此,马克思形成了透过历史材料观察当今社会政治的历史主义视角和方法论,足以打开我们观察瞬息万变之世界趋势的视野和眼光。所谓“历史的反复”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如马克思最早在《资本论》中分析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采用了10年一个周期的短期波动说,这是一种结构性反复的类型。又如《雾月十八日》深刻阐发了1848年革命到波拿巴登上皇帝宝座的过程乃是对60年前拿破仑通过第一次法国大革命而当上皇帝的历史重演,这是另一个历史周期反复的类型。柄谷行人在该书中主要依据60年一个周期的反复模式,来观察世界近代史上1870年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1930年代转向法西斯主义和1990年代进入全球化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重叠现象,同时也考察了从“明治维新”(1870年代)到“昭和维新”(1930年代)再到“昭和时代的终结”(1989年)这一历史时间的巧合和诸多事件的惊人相似性,试图从中发现结构性反复的规律。不过,有意思的是,他在前不久写来的“中文版序言”中,又强调面对当今的世界金融危机自己感到60年一个周期的观点可能也有不适当的地方,可以再放开视野以120年为一个“反复”的周期来看当下的世界局势。不过依我看来,到底是采用10年、60年还是120年周期的历史分析单位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柄谷行人最初提出的这一观点∶历史的反复是存在的,但反复的并非事件而是结构。中国亦有历史循环一个甲子周而复始的说法,只要我们能够从柄谷行人的论述中体会到历史的复杂结构,并透过这种“结构”分析开阔我们观察当今世界的眼光和视野,就是有益的。 2008年5月的一天,我借短期访学日本之机于细雨蒙蒙中拜访了位于东京郊外南大泽一片茂密丛林旁的柄谷行人宅第,时隔一年的重逢让柄谷先生有些滔滔不绝,他讲起未来自己的著作计划和思考方向,谈到退休后在市公民馆开设免费讲座与听众热议“迈向世界共和国”的理念······。我印象中,已经67岁的柄谷先生思惟依然敏捷激情丝毫不减当年。当请求他为中文版文集作序时,他不仅满口答应而且坚持要三卷各写一篇序言,并热切期待中国读者能够接受他的思考和著作。在告别后回住所的路上,依然是细雨蒙蒙中,我遐想这位身处资本主义国度中的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思想的力量和信念是不是正在于他大胆地把共产主义作为“整合性理念”而化作心中的道德命令呢?在今天这个缺少理念和想像力的贫乏时代,我在感谢柄谷先生为中文版作序并提供各种翻译上的帮助同时,还想由衷表达我的一份敬意。末了,我要特别感谢一起合作承担了《文集》第一卷《作为隐喻的建筑》和第三卷《历史与反复》翻译工作的两位译者,即老友王成和新朋应杰两先生。他们都在北京的高校工作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为了《文集》的翻译不惜挤压自己宝贵如生命的时间,而且如约出色地完成任务,在统一译文的概念术语、格式体例方面相互切磋彼此配合,让我感到了未曾有过的协同作战的快乐。同时,也向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社长助理邢艳琦和责编冯彰两先生对本《文集》出版的大力支持,表示深深的谢忱! 2009年4月13日
  12. 孙力舟:种族主义与现代社会的脆弱--挪威恐怖袭击的启示
    社会 2011/09/01 | 阅读: 1918
    2011年5月,美军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世界最富盛名的恐怖主义头目奥萨玛•本•拉登。各国媒体纷纷猜测,基地组织将对西方国家发起大规模的报复行动。然而,本•拉登死后,最大的恐怖袭击不是发生在近来四处点燃战火的美英,而是发生在和平的北欧小国挪威。从事袭击的,不是来自中东的大胡子,而是自称血统纯正的本国人布雷维克。看着曾经漫步过的奥斯陆街道一片狼藉,我在愤怒悲伤的同时,也生发了几点思考。 种族主义向恐怖主义发展 布雷维克并非近年来人们脑中固化的恐怖分子形象--在沙漠戈壁中风餐露宿的苦行者,而是挪威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场主。布雷维克自认属于金发碧眼的纯正欧洲人,与希特勒膜拜的雅利安人相当近似,但他崇拜的是丘吉尔而不是希特勒。鲜为人知的是,反法西斯领袖丘吉尔也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等殖民地的独立要求非常反感。 据媒体报道,在奥斯陆商学院读书期间,布雷维克意识到"民主斗争的方式已经不能取得成功",这就是说,因为在欧洲,宽容接纳移民的多元文化主义,长期占据主流,所以在他看来,只要再过五十至七十年,欧洲大陆上像他一样纯正的欧洲人就将成为少数民族,因此他决定找一种"别的方式"来反对移民。 这种思路在欧美并非绝对的另类,与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逝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中的说法没什么不同。亨廷顿担心,由于黑人、拉美裔、东亚裔和中东裔的少数族群生育率较高,若干年后,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美国人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沦为少数,英语可能被西班牙语取代。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亨廷顿出版名作《文明的冲突》之时,就有中国学者推测,亨廷顿是在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因为触碰美国国内"政治正确",被视为带有种族主义倾向,而毁掉晚年的学术生命,于是只能借全世界的文明冲突,来影射美国国内的族群矛盾。到了即将作古之时,他才终于吐出真言。 近十年前,我曾在北欧生活过一段时间。我的北欧朋友大多对外来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颇有微词。比如,丹麦朋友说土耳其移民不爱工作,却拿着丹麦政府的高额失业救济,整天喝啤酒无所事事;商店打折的东西,包括面包等生活必需品,往往被他们横扫一空。这些移民一方面把七大姑八大姨都想方设法带来丹麦,另一方面却不真正做丹麦人,还要回国安葬,理由是"不能葬在基督徒的土地上"。一位挪威退役的老将军则说,很多移民太爱扎堆,也很少和挪威本地人通婚,这样形成一个个封闭的社区,让不少挪威人觉得很不爽,像是自己的国家中出现了一个个殖民地一样。相对来说,他们比较喜欢工作努力的华人,但也希望华人能够更好融入本地社会,别总是搞唐人街之类的聚居区。这样,极端的反移民行动,可以看做冰山一角,背后则是相当比例的民众对移民的恶感。2010年,瑞典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突破得票5%的门槛,首次进入了议会,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这种情绪不限于北欧。2005年的巴黎骚乱和今年的伦敦骚乱,都与移民和本土居民的冲突有关。笔者在中东欧游学时,也发现捷克人对越南人和吉普赛人有恶感。因此,布雷维克不难找到"同志"。挪威记者里斯•格里尔•安达称,布雷维克试图建立一个与英国右翼集团"保卫英格兰联盟"有关的组织。"保卫英格兰联盟"承认,在2010年3月布雷维克曾参加了该联盟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 然而,尽管近来欧洲政要屡屡发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的感叹,并且对吉普赛人、北非难民等处置严厉,但要使欧洲还原到中世纪那种"纯净"的基督教、白种人世界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布雷维克曾经加入的挪威右翼政党前进党,在事件后忙不迭地与布雷维克"划清界限"。因此,像布雷维克这样的激进反移民分子,既然难以取得广泛支持,就有可能诉诸极端手段。 其实,种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结合并不乏先例。当种族主义者控制国家政权的时候--例如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南非--种族主义的压迫是日常政治的一部分。在种族主义者丢失政权,但还有相当势力的时候,往往采取恐怖手段,例如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3K党。这些恐怖分子甚至长期获得了公众舆论的理解乃至支持,风靡全美的小说《飘》和早期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的3K党就是正面形象。 童话般北欧的另一面 布雷维克一个人的袭击能够造成76人死亡,这与号称童话国度的丹麦和被美国《新闻周刊》排在世界上最适宜居住国家前列的芬兰、挪威、瑞典、冰岛等北欧各国承平日久,疏于防范有关。 我在丹麦生活时,正值"9•11"事件一周年前后,和美国的戒备森严相比,哥本哈根可谓不设防的城市。路上几乎看不到持枪的警察,城市铁路系统也没有安检,甚至没有检票员。据说,铁路工作人员有2%的概率上车检票,对无票的人处以5倍的罚款。这样的措施,对于节约人力、方便旅客来讲确实可嘉,但从安全角度看,则是极为松懈的。 另一方面,当代北欧对维京人的历史叙述,包括各种博物馆、复原村落的旅游项目,往往突出维京人作为探险家的英勇开拓,有意无意淡化维京海盗残酷掠夺杀戮的一面。一些孩子难免从小对中世纪肆意施暴的祖先产生某种崇拜,乃至亦步亦趋。 此外,北欧较早废除了死刑,挪威最高的徒刑仅为21年,丹麦则仅有17年。一位在丹生活多年的华人朋友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他说,一个丹麦人如果真的是杀人狂,即使每次杀人都被立即逮捕并被判处最高徒刑,按照平均寿命,他可以在成年后杀人4次。缺乏死刑的震慑和对犯罪分子的肉体消灭、管束,也使北欧存在发生大规模杀人案件的隐患。 这次挪威公众对袭击的反应基本算是镇定,没有引起社会更大的恐慌和失序。但是,挪威政府和执政党的表现则令人失望。挪威政府在奥斯陆爆炸发生后,未能及时封闭城市的各个出口,导致布雷维克很快到达郊外的海岛继续行凶。挪威政府宣布戒严的区域只包括市区,没有包括周边海岛和乡村,甚至没有向奥斯陆以外地区发出加强戒备的信息,明显低估了恐怖分子继续在首都以外地区发动袭击的可能。而类似中国共青团组织的挪威执政党工党的青年营,在集会中明显缺乏安保措施。青少年团员们先是轻易上当,接着又惊慌失措,完全没有采取有组织的反抗做拼死一搏,而是像猎人枪口下的兔子一样在岛上逃命,甚至跳进水里,被追逐猎杀。 其实,如果在布雷维克集中起人群开枪之时,青少年们从不同方向一拥而上,是可能制服他的,至少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这使人们在震惊悲痛之余也怀疑,左翼政党培养的接班人,在生死一线间的关键时刻,都是如此无能吗?中国报刊曾经连篇累牍地哀叹中国孩子在应试教育重压下缺乏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云云,称赞外国孩子中小学课业负担轻,生活能力强。我在北欧生活时则多次听丹麦朋友抱怨,现在的孩子太难管,太缺乏组织纪律性。从遇袭青少年的反应看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集体协作应对突发事件的教育和安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临危不惧、有效保护自己的能力,不是放任型的教育方式能够培养出来的。 现代社会的脆弱性 以全球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因人口的密集居住和人们之间史无前例的密切往来,而让恐怖袭击比过去变得容易了。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商品的流动自由远远超过人员往来的自由。"9•11"以后,各国的反恐措施主要是加强对人员的管控,例如美国驻各国的大使馆采集申请赴美签证人员的指纹。恐怖组织如果更充分地利用市场流通机制进行恐怖袭击,就更加让政府防不胜防。比如很多都市白领中午会叫外卖充饥,如果恐怖组织掌握了某公司员工叫外卖的规律,在预定的时间冒充送餐员,送上加入毒药或病菌的外卖食品,就可能引发食物中毒,甚至致人死命。很多人喜欢网上购物,如果恐怖分子冒充送货人员,在订购的衣物中涂抹毒物或病菌,也可能致人死伤。此外,如果知道某位恐怖袭击的对象有严重的过敏反应,在邮包或餐盒中加入致敏的花粉等物,也可以致人休克甚至死亡。一般安检是针对枪支、爆炸物和管制刀具的,被投毒的食品衣物一般难以被安检仪发现,甚至可以通过公司、政府的门禁,而恐怖嫌犯则难以抓获。例如,在"9•11"事件后美国的炭疽袭击中,含有炭疽菌株粉末的邮件,就多次被投递到收件人,造成死伤,而寄件人通过写假地址就轻易逃过追捕。 通过送餐或网络购物进行的恐怖袭击一旦得逞,容易引起巨大的公众恐慌,送餐服务、网络购物、邮包服务等产业可能一蹶不振,经济受损,失业增加,对恐怖势力所敌视的政府造成更严重的打击。 在很多国家,持枪是违法的,但恐怖分子仍可以用开设餐厅或娱乐场所为掩护,勾结犯罪集团,豢养打手,在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同时就餐时,突然拉下防盗门,堵塞各个出口,用剔骨刀、飞镖等凶器进行袭击,可能在警察赶到前就已经造成重大死伤。如果这样的恐怖袭击得手,将会严重动摇公众上街吃饭的意愿,可能会导致餐饮等服务业一蹶不振。在几乎所有国家,个人持有炸药也是违法的。但是,在这个资讯普及的时代,掌握炸药的制造方法又是相对容易的。布雷维克以自家农场配备农药为掩护自制炸药,取得了惊天动地的爆炸效果。 一些国家的工业设施管理混乱,恐怖分子可能通过行贿、偷盗等方式获得甲醇、亚硝酸盐等毒物,甚至获得小型号的放射源。如果恐怖分子将毒物裹入食品、药品中出售,将放射源制成荧光玩具出售,也能造成死伤,并制造公众恐慌。中毒事件一旦发生,迅速判断毒物,组织特效药物,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不能及时有效救治,公众的怒火往往会投向政府监管和援救不力,恐怖组织或许能实现损害政府地位的目标。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已经开始允许出租或出售无居民岛屿,由私人或公司进行开发。如果恐怖组织获得岛屿的使用权,就可能将其作为对船只,特别是远离主航道的观光游船进行海盗式恐怖袭击的平台。恐怖组织还可以在岛上故意破坏生态,危害航道安全。恐怖组织还可能借助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核泄漏、矿难等人为灾害为非作歹。 恐怖分子可能编造谣言,制造恐慌,乃至趁火打劫,甚至利用混乱,袭击从灾难现场逃难的人们和参与救援的队伍。布雷维克此次在岛上袭击得手,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身着警服,以救援为名集合岛上青少年,再突然开枪。纵火是一种古老的破坏方式,看似技术含量低,但防范成本很高,一旦发生,救援成本更高。恐怖组织既可能利用建筑防火的漏洞,纵火杀人毁物,又可利用森林草原干旱纵火。若因为防山林纵火,大量封锁人员进山路径,又会影响山区林区正常生产生活。 近年来,踩踏事件在各国时有发生,发生的国家不仅有柬埔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恐怖分子将来可能利用大型活动的组织不善,突然发难,制造人们的恐慌和踩踏。在经济困难时,恐怖组织也有可能哄抬物价,制造银行挤兑和商店抢购。 2012即将来临,恐怖分子还可能利用影视作品散布的末世情节,勾结邪教势力,教唆人们,反正世界要毁,不如恣意妄为。 总之,种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结合,对于居住密集、往来频繁的现代社会,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各国政府和社会对此应高度重视,加强防范。 
  13. 特里·伊格尔顿:《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节选(第三章)
    思想 2014/08/01 | 阅读: 1918
    面对形形色色的恐怖活动,你会怎么看待?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按照他们以往绝对的判断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会毫不犹豫将其贴上“邪恶”标签。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认为这种观念是根本和现代这个时代不相适应的。
  14. 郎咸平:青菜肉丝价格已被华尔街控制
    经济 2009/12/16 | 阅读: 1919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家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之后他会做什么呢?午夜梦回,他们开始思考人生。他们认为自己忙了十几年,对不起家庭,对不起老婆,所以就到了广州丽柏广场买了一只价值几万元的名表送给老婆,所以中国的奢侈品销售逆市上涨了。 当你回家炒一盘青椒肉丝的时候,你有注意到这盘菜的价格是由谁控制的吗?昨日,郎咸平应某公司邀请来广州开讲,言语看似轻松、活泼但却发人深省。郎咸平说,一盘简单的青椒肉丝,价格都已经被华尔街控制。 首先,炒菜用的油。郎咸平说,2000年的时候,美国孟山都公司从中国农科院的生物研究所赠送的大豆中,提炼出“多产基因”和“抗病毒基因”,生产出转基因大豆。然后在全世界101个国家申请了64项专利,又把这个大豆卖回中国。当时,他们的大豆比国内便宜百分之十几,出油量却多六分之一。 在全线击退中国大豆后,美国农业部宣布,调低大豆产量。随后,华尔街金融资本进入期货交易市场,将大豆期货价格拉高至4400元一吨。而中国的油脂公司在均价4300元一吨的时候,进口了800多万吨大豆。没想到的是,华尔街很快狂抛大豆,价格一下子跌到2000元,导致中国70%的油脂公司宣布破产。欧美的四大粮商趁机进入中国,用低价收购了油脂公司。因此到今天,中国85%-90%的粮油都是外资控股的。像我们日常吃的金龙鱼和鲁花,全部是外资的。 接下来看猪肉价。2004年,华尔街资本高盛进入中国,首先参股了雨润集团(为中国大型冷冻肉生产商),2006年又收购双汇集团,2008年以3亿美元价格收购了湖南、福建几十个养猪场。郎咸平表示,高盛是中国少数甚至是唯一一个控制了养猪产业上中下三游产业链的企业,所以成本最低。 最后是青椒。郎咸平说,最新数据显示,全中国50%蔬菜种子是孟山都公司控制的,所以青椒也难免。 由此可知,不论是粮油、猪肉还是蔬菜,价格都是由华尔街及其同路人控制的。“如果炒一个青椒肉丝的价格都是华尔街控制的,你可以想像,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有色金属等价格,当然也都是华尔街控制的。” 郎咸平提醒,中国招商引资不应该什么都签,什么都卖。他说,像中国的水也是受制于法国威立雅集团,导致威立雅集团逼迫中国政府涨价30%。“最近法国威立雅集团各处收购中国公交系统,我要全面打击它,否则又要涨价。”郎咸平这一句话,换来全场热烈掌声。
  15. 苏力:经验地理解法官的思维和行为--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译后
    法律 2010/10/29 | 阅读: 1919
      当读者看到本书中译本之际,不知道是否还可以说,这是波斯纳法官的最新著作[1]因为他的《法律与文学》第三版已预告“即出”。尽管讨论的主要是美国的法官和司法,本书对于中国当下的法官、法学人乃至法律人却都有重要的实践和学术启示、参考甚或是指导意义。我先简单概括阅读后感受最强烈的,尽管未必是波斯纳着重传达的一些要点。普通人、法学教科书以及法官自己通常对审判的看法或声称,大致是法条主义的。依据明确的法律(大前提),事实(小前提),法官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法律决定(结论、判决)。这一理论基本是18至19世纪欧洲理性主义的产物。典型代表是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2]就刑法而言,这一理论的实践追求尽管有后面分析的不现实,却很有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滥用和无理扩张,维护了公民权利,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但这被法学家扩展成了普遍化的法治和司法的理论原型。根据这一原型理论及其隐含的逻辑,法官只是适用法律,从不创造法律———那是立法机关的工作和责任;因此有了严格的三权分立的理论。这个源于刑法的理论原型控制了法学家对司法的想象,乃至伟大的韦伯悲观地预测,未来会出现自动售货机型的司法和法官。[3]但从一开始,即使在贝卡利亚那里,这一观点也不像我们今天通常认为的那么坚定不移。[4]从理论上看,除了有关小前提的假定———事实总是清楚———不现实外(补救的实践制度是“疑罪从无”);有关大前提的假定也不现实韦伯的悲观预言来自他对“形式理性”的历史主义迷信和价值怀疑,更来自他对司法实践的陌生。在英美法系,特别在普通法领域,不仅法官造法是常例,在美国的宪法和制定法领域,司法也从来不是三段论的。[6]喜好理论圆融和整体性的法学家不自在了;但更不自在的是法官。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自己裁决的政治合法性又何在)的司法经验和参与性观察,在这两个方面弥补了主流司法理论的缺失,重塑了法官研究的基本模型,大大推进了司法决策研究。尽管一如既往吸纳了诸多学科的洞见,波斯纳将此书界定为更多是法律心理学著作,因其集中关注的是法官如何思考(包括不思考),这种思考会受哪些个人性因素(认知和情感)的影响。但波斯纳的“心理学”不是传统的普通心理学或生理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而是相对晚近的认知心理学,关注的是与法官行为紧密联系的认知和情感的社会和制度塑造。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一本法律社会学或法律交叉学科研究著作。是他的又一次“超越法律”的努力。二基于其他学科的诸多研究以及他个人的分析观察,波斯纳发现,法官并非圣人、超人,而是非常人性的,行为受欲望驱动,追求诸如收入、权力、名誉、尊重、自尊以及闲暇等他人同样追求的善品,因此受工作条件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只是法官职位的激励和约束(制度)以及更大的司法行动语境与其他人或其他职业不同,才使法官追求的表现形式与常人不同。尽管常规(大多数)司法决定看上去都是法条主义驱动的,但法官绝不是仅适用已有规则或有什么独特的法律推理模式的法条主义者;法官的政治偏好或法律以外的其他个人性因素,例如法官个人特点以及生平阅历和职业经验,会塑造他的司法前见(preconception),进而直接塑造他对案件的回应。特别是非常规的案件,在美国,在上诉审,在联邦最高法院,法条主义决策材料常常得不出可接受的答案,因此会出现一个开放领域。但职责要求法官决定,法官不得不相当多地依赖其他传统非法律的材料和信息,包括个人的政治看法、政策判断乃至个人特性。结果是,法官的决策不仅不符合法条主义模式,而且司法判决中还充满了政治以及其他许多东西,乃至是“政治的”(political)。所谓“政治的”,很容易被误解。波斯纳界定,它首先指法官在开放领域的被迫的“偶尔立法”。它可以指法官的决定反映了(因此并不一定是刻意追求)对政党或政党纲领的忠诚,或对与政党或党纲都无关的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自由派”或“保守派”)。它还可以指一些看似纯技术性的判断,例如,为大家一致赞同的目标寻找最佳手段的判断。在美国制度语境下,政治甚至还可能指法官为了获得法院多数票,用个人魅力、狡猾、交换票以及恭维来诱使其他法官赞同自己,尽管他想要的也许只是恪守现行法律,而不是造法。影响法官司法决定的还有个人性的要素,包括先天的个人性格或气质,后天的个人背景特点(如与种族和性别相关的经验),以及个人阅历和职业阅历。法官甚至会有与其政治观点和个人特点都不一定有关的个人策略考量。例如,在美国合议庭审判中,一位法官接受并加入多数法官的意见,也许并不因为他认同该决定,只是若公开反对反而会引发人们的关注,从而增加了该意见的影响力。此外,司法制度的许多细节,薪水、工作量、年龄以及法官的晋升可能,都会进入法官的有意无意的思考,并影响法官的司法行为。波斯纳分析表明,法学界通常认为会内在约束法官的“司法方法”、“法律推理”、“解释”等,以及学术界和舆论的评论对美国法官不大起作用。法条主义工具,包括那些最神圣化的工具,既空泛,其中还总是有大量的裁量,不构成有效约束。学界批评往往太不理解法官的工作,对法官完全无用,也不产生影响。舆论很少关心除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定,仅仅对大法官略有约束。由此导致在开放的法律问题上,恰恰因为没有其他约束,情感、人格、政策直觉、意识形态、政治、背景以及阅历这些在其他职业中(例如医生或商业)本不重要的因素就会决定法官的司法决定。哪怕法官自认为没有任何政治考量,旁观者也会有不同的发现,乃至指责法官虚伪或口是心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除舆论之外,其他约束更少,则更是一个政治的法院。波斯纳并不因此认为司法是随机的、任性的或是党派政治的;司法的政治性不等于党派政治或意识形态。他指出,大多数法官都希望、也都在努力“干好”。这就好比下盘棋,理论上讲棋手自己想怎么下就怎么下,但他想赢,会努力下好,因此不会随心所欲,不会任性,会遵守游戏规则。法官想成为好法官,也会遵守司法的游戏规则。但这个游戏规则不是法条;司法上的“好”,标准也不确定,会随情势变化,往往不可能获得全社会一致认可。这就使得任何决定都变得有政治意味了。因此,波斯纳认为,重复他之前的分析和倡导,[8]美国法官其实都是实用主义者;但不是“怎么都行”的,而是受约束的实用主义者。游戏的规则要求法官无偏私,理解法律可预测并足以指导人们行为的意义,整体上关注和理解制定法的文字。实用主义法官会高度关注并评估一个司法判决的系统、长远后果。但即使如此,法官还是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他可能成为,尽管无需成为一位政治性的法官。读者若只是由此了解到司法并非仅仅适用明确的法律规则,那就是有眼无珠了。该书的贡献在于展示了活生生的人如何与司法的和社会的制度互动造就了我们称之为“法官”的这些行动者,他们为什么如此行为和思考,从而为“在非常规案件中,法官实际上是如何得出其司法决定的{(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统一的、现实的且适度折衷的解说……一种实证的审判决策理论”。[9]它完全不是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普遍采取的那种模式)?在目前条件下,会不会加剧目前已经引发社会不满的尽管是部分法官的滥权和腐败问题?在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位高权重的单个法官(而不是法院)也一定会受到更多的各种压力,不仅使来自党政领导和机关,而且常常甚至更多来自强大但未必正确的民粹压力,中国的法官或法院会不会变得更孱弱?波斯纳关于法官和法院的政治性分析凸显的另一问题是,中国法学界至今关注不够,但英美司法中很明显,即初审与上诉审的必要功能(职能)分工。大致说来就是,初审集中关注事实问题和纠纷解决,上诉审则集中关注法律、政策和隐含在这背后的政治性问题,即规则治理的问题。受传统司法模式影响,当代中国至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上诉审,只有二审。二审在很大程度上是监督和指导初审,关注的仍然是纠纷解决,基本放弃了或至少没有自觉追求协调统一二审法院法域内的法律实施,在必要时解释“造法”,推进规则的完善和发展。这在2008年的许霆案[11]中就非常突出,广东高院的二审判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八个字将之发回重审,放弃了本应当由其承担的“法律审”;而重审后广东高院的二审裁决书不过是更精细地重复了重审的判决。[12]这种审级制度,主要借鉴的是欧陆司法模式,但在中国语境下更强化了,各级法院功能基本相似,关注重复,没有职能分工导致缺乏效率。我不是说这在中国当代语境下完全没有道理,目前中国一审法院总体而言司法专业技能确实相对弱,不时有地方保护主义,还有法官腐败的因素,也许都需要强化二审的业务指导甚至监督。但当代中国语境也有很强的审级职能分工的要求不仅是司法的效率要求,改变司法体制日益行政化的要求,防止利用行政关系串联更大腐败的要求,[13]以及平衡纠纷解决与规则治理的要求。放眼看来,在中国这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审级职能分工甚至有更重要的制度意义。由于各地法律需求不同,更需要各上诉法院来有效兼顾法治统一和灵活适用的准立法者功能,需要上诉法院在社会争议大的案件中凝聚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共识,以便促使各地的司法和司法制度竞争。而这些都要求对审级制度从制度功能的角度展开深入分析、讨论、评估和改革。五这也就触及到波斯纳集中讨论的另一个问题,一个在当下中国主流法律意识形态中很是“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在处理“难办案件”之际,[14]上诉法官和法院是否必须有一种政治判断,有一些政治考量,而不能仅仅持法条主义。至少有三种情况迫使当代中国法院和法官必须政治上敏锐、犀利并无论如何要做出一些政治性判断。我甚至预测这种需求会日益增加,而不会如同一些学人乐观预测的“五年之后,规范法学即教义学———引者注问题就会明朗了”。[15]首先是面临没有直接可适用的法律但必须且只能由法院通过“解释法律”———其实是“偶尔立法”———来解决的新现象,例如侵权案的“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16]二是看似可适用的法律,但适用的结果直接冲撞了广大民众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公平正义底线,也需要运用政治判断才能有效解决,例如“许霆案”。[17]以及三,由于社会价值日益多元,以及民众对相关信息了解有限,法院无论如何判决,都可能引发很多争议,但法院只能也必须基于社会的核心价值(即罗尔斯的“重叠共识”[18]做出一种显然有政治意味的选择,例如所谓的“二奶继承案”。[19]因此需要政治判断和考量并不是“后现代”的。政治敏锐、政治判断和政治考量当然不等于直接套用和搬用执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这种做法应当反对;它可能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界有效区分政治和法律、政策的真诚努力,结果既不利于政治,也不利于法治。但至少在上面提及的这三种情况下,法院和法官则必须以规则治理的方式承担起无法推卸的政治责任。否则,法院的司法合法性和权威性就会受侵蚀;短期的民粹一定会转换成为媒体的舆论压力,党、政、人大等机关会对司法机关施加强大、直接的压力,而这会极大冲击司法独立的发展。刘涌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换言之,政治性判断不是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不可避免的。必须认真面对,而不能采取鸵鸟政策。这要求法官和法院在处理这类难办案件之际,除了考虑法律之外,必须考虑系统的后果———对社会,对整个政治制度,以及对司法体制。法官当然首先必须依法,但他还必须考虑“治国”和“办事”。法条主义说这种考量不对,只应当考虑法律。但问题是,如果司法结果直接与社会的基本道德和法律共识或当代中国人的公平正义观相抵触,这样的法条主义的判决在社会中一定会被视为并最终会变成是政治的。有政治考量或政治判断并不必定是追求司法政治化,而恰恰是为了避免司法政治化。注意,我说的主要还是上诉法院和法官,不是每个法官,也并非各层级法院。因为,即使要求,也不大可能做得到。如同上一节所分析的,不同层级的法院和法官的制度功能必须不同,司法所需的政治考量、敏锐和判断因此应当随着审级不同和法院层级不同而不同。波斯纳在书中对此有过细致的分析,也正因此,他才专章讨论了为什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一个政治性法院”,不是每个层级的法院,甚至不是每个州的最高法院,尽管这些上诉法院的判决也需要一些政治性判断和考量。他也才不遗余力地揭示了法条主义、原旨主义、文本主义以及其他种种司法理论中立原则、过程学派、“生动宪法”等在美国社会中的政治寓意,以及这些主义或理论倡导者不愿摆在桌面上的政治议事日程。波斯纳开玩笑说,原来甚至打算本书题名《法官思考吗?》或《哪些法官思考?》。[21]暂不考虑这里可能具有的对法官和司法的反讽,也可以看出,波斯纳认为至少有些层级的法官必须思考。而思考在波斯纳那里,从来就不是发现立法原意或教义分析,而是对后果的系统的实用主义考量。六波斯纳此书对我以及对中国司法、法律和法学界的启发应远不止这些。此书第一章概括性介绍了9种研究司法的理论。这足以大大丰富当代中国法学界讨论司法和法官问题的理论资源和视角,从不同层面摆脱那种我戏称为“动物吃植物”[22]的、基于高度抽象因此不着边际的学术研究模式和话语方式。不仅如此,与这些理论视角相伴随,它也提醒我们可能用来分析中国司法制度和法官行为的潜在的中国资料,以及可能参与或邀请参与司法和法官研究的其他学科。他对司法和法官的外在和内在制约的细致经验分析,也丰富了我们对司法独立的经验性理解。司法独立不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系列具体的、体贴入微的制度,甚至不仅仅是政治制度。他对法官职任(tenture)和薪水的分析(第6章)指出了制度改革的复杂利弊。尽管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法官薪水一直因通胀等因素下降了,但他指出,如果大幅提高法官的薪水,并不一定会引来更多能干并喜欢司法的法律人进入法院,而可能引来贪图高薪却不一定喜欢司法的法律人进入法院。有人抱怨法官工作负荷太重,因此要减负;波斯纳指出,闲暇较多,就会引来更多看重闲暇的法律人加入法院。这些分析都是一两句话就令人恍然大悟,调动了我们沉睡的经验。难道不是吗,在深圳和广州这些城市,许多法院大部分法官都是女性,男性法官辞职当律师的数量大大高于女性法官?为什么?一个也许有待经验材料验证但大致可以成立的假说是一般说来,女性更“风险厌恶”,更珍惜法官职位,尽管收入(相对于律师)较低、工作繁重,但职业风险较小,收入稳定;而那些“风险偏好”更强的、或“风险中性”但在法院晋升中希望不大的男性法官更可能选择离开法院。这甚至可以解说为什么近年来评选出来的“全国优秀法官”大多是女性,这还不包括之前的尚秀云法官、宋鱼水法官。这给人启发,让人警醒,让人慎重改革。这种基于经验、缜密思考并负责任的学术精神恰恰是近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呼喊中非常缺乏的。这也就再一次提醒了学术研究联系司法实际的重要性。在第8章“法官不是法律教授”以及第11章“全面的宪法理论”以及第12章“司法世界主义”,波斯纳以不同方式触及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当法官独立之际,出色的法学批评本应最能影响法官。但由于精英法学院的教授们往往过分关注话语,不关心能否做成事,站着说话不腰疼,这让要做事的人只能不管说嘴的人了。在美国以法官为中心的体制中,“势利”的法学人都盯着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大法官因其地位特殊又最无所谓学术批评),不关心下层级法院和法官,或爱用联邦最高法院和大法官为典型教训下层级法院和法官,不了解这些法院和法官的具体问题,因此法官也就不搭理这些学术著作了。中国目前不是这样,法学人在不少法官心目中还有点地位。但这也许是假象。也许法院和法官遇到麻烦案件之际还想从法学人那里获得某种学理的支持,或法学人可以协助抵抗一下或至少不参与民粹主义大合唱,或需要法学人为其改革措施摇旗呐喊,或希望能在法学院里兼职教授甚或“博导”因此有一件“学者型法官”的行头。注意,这都不是法学人以学术获得的法官的关注和尊重。波斯纳指出的美国法学界的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并有可能愈演愈烈都表明他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开放。他的批评是,一国的法律反映了一国的政治共识或妥协,是回应特定社会具体问题的,因此司法是政治性的,也因此法学是地方性的;以枚举替代论证,以枚举作为根据,并不是一种智识开放,而恰恰是一种思想的封闭———以外国的权威替代对问题的分析和对后果的考察。而这种思维习惯在中国法学界实在太普遍了。还有一点启发是波斯纳对自身职业的研究,甚至是犀利的批判。他充分利用了他27年联邦法官不仅是上诉法官,而且是初审法官)的经验,通过他也许并未事先计划的参与性观察,撰写了这本研究法官和法院的著作,力求把它提高到理论高度这就是他的“本土资源”。身在这个行当,他不是简单地为美国司法或法官辩护,相反,他犀利剖析了法官的思维和行为,提出了许多外人不可能发现的问题、理论命题和论点。尽管进入法律这个行当已50年了,波斯纳说“我还是没有完全被法律职业同化……大多数人进了法学院两周后就适应了的,而我就是不能理解,律师滔滔不绝一些他们并不相信的东西。如果某人显然有罪,你哪来那么多鬼话呢?”[24]“成功者罕有挑战使他成功的那个架构”,一位美国学者评论说,而波斯纳是这罕有之一。[25]除了对自身职业作为利益集团以及对自身的警醒外,这与波斯纳始终如一的学术追求、基于社会责任感的广泛社会参与有关除了全职担任法官,在上诉和初审法院审判,撰写了所有联邦上诉法官中最多的并被其他法官引证最多的判决书,[26]他还在芝加哥法学院每年开一门新课,指导博士生眼下其中一位还是北大法学院的本科毕业生,调解案件微软案件,担任过7年第七巡回区法院“院长”,大量学术写作(每年一到两本学术著作,近10篇学术论文)、以及更大量的报刊时评、书评文章,甚至每周一篇博客[27]等。这种求知和批判精神在当代中国法学人中,其实在各行各业中,都非常缺乏。时下,中国法学界太多仅仅围绕法律、法学、法学教育、法官、律师甚至部门法的利益的“研究”论证了,很少有人能真正从整个社会的利益出发,立足于法学之外,运用法学和多学科的知识和手段以反思的眼光看自己投身的事业和行当,予以体贴入微且有理有节的分析。小家子气注定不可能成就或不断开拓真正坚实的法学。“敢嘲笑哲学者,方为真哲学家”。[28]七本文部分是概括,部分是随想。概括就是省略,随想更可能漫无边际;结果必然是某种程度的篡改。读者还是阅读全书吧。一如波斯纳的其他著作,除了因为学术传统和社会背景可能令读者有陌生甚至生涩感外,该书给人启发、出人意料之处比比皆是,读者会获得智识的愉悦、思想的开阔和坦诚,以及我无法有效传递的那种明快、犀利的文风。曾经说过不翻译了,为的是集中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和写些有关中国的东西。但看到这本4月才出版的波斯纳的新作后,读了几页,就架不住先是法律出版社的高山编辑然后是北大出版社的蒋浩、杨剑虹编辑的劝说,接下了这本书的翻译。之后就是蒋浩先生和杨剑虹女士联系版权和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6月,去康奈尔开会,我顺访了芝加哥法学院;在院长勒夫摩(Paul Levmore)和在该院任教的陈若英老师的安排下,同波斯纳法官见面午餐,谈到了本书的翻译。所有这些,促使我暑假一开始就投入了夜以继日的翻译。和波斯纳笔下的法官一样,人架不住诱惑,而智识的诱惑也是诱惑!也还有其他庸俗和卑微的考虑。这就是,鉴于中国目前法学界的学术状况,任何问题,中国人出来讨论,可能都不如找个外国人更好;有名最好,无名也行,管他有无真才实学。这其实是中国法学人的悲剧,也是我的悲剧,甚至是波斯纳的悲剧。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翻译的追求,也包括奥运期间专业看电视、业余翻译,最后拉出的这个大旗,因为我的种种差错,可能不大像一张虎皮,也许更像一张猫皮。那么我只能首先请波斯纳法官,然后请中国读者原谅。在此也欢迎读者和朋友指正,以便在适当时修订。希望不仅仅是拉大旗,也是一个自我激励。 【作者简介】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注释】[1]Richard A. Posner,How Judges Thin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2]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凤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3]Max Weber,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ed. by Max Rheinstein, trans. by Edward Shils and Max Rheinste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354.[4]注意,贝卡利亚只是认为“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着重号为引者添加;认为若允许解释,“法律的精神可能会取决于一个法官的逻辑推理是否良好,对法律的领会如何;取决于他感情的冲动;取决于被告人的软弱程度;取决于法官与被侵害者的关系;取决于一切足以使事物的面目在人们波动的心中改变的、细微的因素。”(前引[2],第12—13页)。但这不意味着他认为立法可以做到让法官在司法中不解释法律或让法律无需解释。事实上,他承认法律的含混性使人们不得不进行这种解释,尽管他认定这是一个弊端。[5]例如,《法国民法典》第4条的规定“法官不得以法律没有规定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审理”;特别是《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不能从法律条文引出规则,法官应按照如果自己是立法者可能颁布的规则来决定案件”。[6]“……道德或政治理论……直觉甚至……偏见……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三段论。”参见Oliver Wendell Holmes, Jr.,The CommonLaw,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8, pp. 1—2.[7]自1981年担任第7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以来,在完成本职工作和额外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外,波斯纳每年还主动“深入基层”,到联邦地区法院担任初审法官,审理一定数量的案件,以积累初审法官的经验。参见Stephen J. Choi and Mitu Gulati,Mr.Justice Posner? Unpacking the Statistics,61 N.Y.U. 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Law 1, (2005), p.26 n.23.[8]Richard A. Posner,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以及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9]前引[1],p.19.[10]李慧娟是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她在2003年一宗代繁种子纠纷案件审理判决书中称“《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判决一出,首先在河南、继而在全国引发轩然大波。[11]因自动柜员机系统升级出现异常,许霆以自己余额为176.97元的银行卡连续取款170余次,金额达174000余元。广州中院一审认定许霆犯有盗窃金融机构罪,量刑时,虽选择最低法定刑,仍然为无期徒刑。一审判决引发了社会公众、媒体以及法律界和法学界的广泛激烈争议。后重审并经广东高院和最高院核准判许霆有期徒刑5年。[12]参见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从许霆案切入》,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13]最近被撤职的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所涉及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据媒体透露,黄松有被怀疑涉及其潮汕同乡、广东省高级法院原执行局局长杨贤才的贪污舞弊案,涉案金额高达4亿元人民币。参见politics.people.com.cn/GB/41223/8247606.html,发布时间2008年10月29日。[14]关于难办案件的界定,参见前引[12]。[15]黄卉《一切意外都源于各就各位———从立法主义到法律适用主义》,载《读书》2008年第11期,第35页。[1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次会议通过,法释〔2001〕7号),特别是第4条“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17]我曾对此案的诸多广义的法条主义处理方案有细致的分析,指出其背后实用主义的、具有立法性因此也具有政治性的判断。参见前引[12]。[18]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19]四川省黄某和蒋某结婚后多年未有生育。1994年黄某认识了张姓女子并同居。2001年2—4月在黄患肝癌期间,张一直以妻子的身份守候。黄死前立下遗嘱并公证,将相关部分钱财和住房售价的一半遗赠张某。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遭拒绝,遂向人民法院起诉。此案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全国广泛争论。法院于2001年宣判认为尽管继承法中有明确法律条文,本案遗赠也真实,但黄将遗产赠送给“第三者”的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0]刘涌是辽宁省一位民营企业集团老总。他以集团为依托,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聚敛钱财,称霸一方,先后致死、致伤的达42人。2002年,铁岭市中级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审判处刘涌、宋健飞死刑。辽宁省高院在三次非正式请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后,改判死缓。舆论哗然。2003年最高法院以原二审判决对刘涌的判决不当为由,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本案,再审判处刘涌死刑。[21]Paul Wachter,How Judges Think, U.S. Appellate Judge and Prolific Author Richard Posner Explains the View from theBench,http//www.law.columbia.edu/media_inquiries/news_events/2008/march2008/Posner_talk.[22]这来自一则有哲学意味的笑话。某学人下乡,见牲口吃庄稼,想赶,未果;想呼吁他人参与,但不知是何牲口、何庄稼;于是高呼“快来人呀,动物吃植物了!”这是对中国学界人士的一个极好提醒。[23]例如,Richard A. Posner,Law and Legal theory in England and America,Clarendon Press, 1996;以及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24]Larissa MacFarquhar,The Bench Burner,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osner,The New Yorker, Dec. 10, 2001, at 78.[25]Robert A. Ferguson,Tribute to Judge Richard A. Posner,61 N.Y.U. 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Law 1,2 (2005).[26]Choi and Gulati,前引[7]。[27]http//www.becker-posner-blog.com/.[28]Blaise Pascal,Pensees, trans. by W. F. Trotter, E. P. Dutton & Co., 1931, sec. 1,§4.
  16. 王明珂:谁是羌人--华夏边缘的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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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的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着「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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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Sami G. Hajjar (1980). The Jamahiriya Experiment in Libya: Qadhafi and Rousseau.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8, pp. 181-200.
  19. 丁耘: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以李泽厚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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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崔之元:美国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的重庆缘
    社会 经济 2011/03/01 | 阅读: 1923
    美国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的重庆缘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已故美国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Jay Hammond)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军飞行员曾驻扎在重庆。但他生长在纽约州,实在有些吃不消重庆炎热的火炉天气,故在二战结束后他做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生选择:到美国最凉快的阿拉斯加州去。在以渔民为主的阿拉斯加,空军飞行员出身的哈蒙德脱颖而出,三次当选州长,直至2006年病逝。他始终没有忘怀重庆,当1979年中美建交后,他是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州长,受到邓小平的亲自接见。这是哈蒙德个人人生经历的重庆缘,但我认为更意味深长的是哈蒙德在阿拉斯加州推行的政策的两个亮点和重庆当前的民生政策有不谋而合之处。 阿拉斯加州的经济政策的第一个亮点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应有社会分红”。1968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普拉德霍湾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阿拉斯加州宪法规定自然资源是公有的。1969年9月州政府从普拉德霍湾油田的开采权租赁中得到9亿美元的收入。这9亿美元相当于阿拉斯加从1959年建州后至1969年前各年州政府收入之总和。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使得阿拉斯加州政府可以进行很多社会经济项目。然而许多阿拉斯加人开始担心这笔石油矿产资源收入会很快被花完,今后的阿拉斯加人将不再能够得益于这笔公共财富。因此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1976年提出应当用这笔钱建立一个永久基金(Permanent Fund),以造福于世世代代的阿拉斯加人。1980年阿拉斯加州议会通过了哈蒙德方案,即永久基金分红计划。具体地说,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分红方案将每年及前四年平均下来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的50%发放给每一个在阿拉斯加州居住满六个月的居民。1982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40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的支票的社会分红。从1982年起至今,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8年给每个公民发放社会分红,在道琼斯指数最高的2000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1963.86的分红,永久基金市值284亿美元。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侵蚀永久基金本金的购买力,州议会随后又通过了法案将剩余50%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优先用于补充基金本金以抗衡通货膨胀。在补充基金本金后,再剩余的净收入则存入基金的收入储备帐户以供议会立法批准其它用途。不谋而合,“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应有社会分红”的原则在重庆的民生政策中也得到体现。重庆市委的“民生十条”的第七条说:“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新增30万就业岗位。重点支持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自主创业。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按企业注册资本的30%-50%给予补助”。这就是说,重庆政府对微型企业进行免费不需归还的资本金补助,而在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中有1亿元是由重庆市国资委从国有资产的市场经营收益中提供,这是一种“间接社会分红”。因为重庆人口基数远远大于阿拉斯加州,像阿拉斯加州那样每个居民都直接得到社会分红对3200万重庆居民单个人意义不大,但用国资收益给微型企业资本金补助和“社会分红”的原理是一致的。 阿拉斯加州的经济政策的第二个亮点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政府有底气取消对企业和个人的州所得税,藏富于民”。这和重庆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政府有底气降低企业所得税又是不谋而合的。2000年开始,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是允许对工业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在2008年1月1日前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支持“藏富于民”的表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2009年又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重庆的国资市场收益,成为了政府“第三财政”:重庆大学城和大剧院的投资,主要不是来自一般意义上的财政收入,而是国资的市场经营收益,否则大学城和大剧院的投资还是要来自企业和个人的税收。黄奇帆市长精辟指出: “我们重庆国资和财政的结合体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国资变成了财政的第三口袋,这个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的用在民生。我们重庆是财政的51%用在民生。为什么重庆能够把那么多的钱用在民生?整个中国31个省份,只有一个省符合教育法,财政性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我们这几年年年在4%以上,只有重庆做到了,为什么这个穷地方教育能够支出4%呢?我们把国资赚的钱补了一块,如果国资不补,我肯定民生里就要少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国资为重庆的财政更多的支撑民生发挥了战略的意义”。可以说,哈蒙德在阿拉斯加州推行的政策和重庆的民生政策的不谋而合之处使他的人生重庆缘升华,加深我们对重庆十大民生工程的重大意义的理解,也丰富了我们进一步做好改善民生的政策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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