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普通

书评, 中文纲要编写中

禅宗所推动的诗歌创作构思与审美上的根本原则的改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基于顿悟“清净自性”，追求无思、无念的境界，通过般若“知”“见”，体悟到自己的绝对，达到清净自性的发展与复归，这是对主体的认识与肯定；再一点是基于对“平常心”的肯定，强调自心的随缘应用，认为“绝对”即在人生日用之中，把绝对的“自性”与相对现实“人性”等同起来。

Not the word before the notion, but the word as notion and as historical agent.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上周五在他的巴黎家中因病去世，享年一百岁。这个消息在今天下葬时才由他儿子对外公布。他被埋葬于巴黎东南部科多尔地区。见各大报刊讣告。

当代中国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重物质轻精神。

富士康宣告了历史的终结，而且终结就发生在富士康的企业王国里。富士康象征着继社会主义阵营倒台而披挂上阵的新自由主义下跨国资本全球扩张的胜利。1974年富士康集团（鸿海集团）在台湾成立，1988年起开始在中国大陆投资，到目前为止，富士康在华南、华东、华北等地共创建了八大科技工业园区，在深圳、东莞、昆山、杭州、苏州、北京、天津、太原等地设有近50 家全资子公司，共有内地员工80 多万人，仅深圳便有工人42万。富士康连续七年稳居中国内地企业出口的首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在2009 年跃居为《财富》全球企业500 强的第109位。据说，在这个王国里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流水线机械设备，有着全世界华人最高明的管理方式，有着全世界人员最多最密集的轻工业生产厂区。城中之城，不是富士康的梦想而是郭台铭的实践之都。据说，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因为它有着最现代化的企业文化，车间井井有条，分工精密，管理严谨，分秒必争，对人与品质的要求一样高。据说，富士康总巿值达424亿港元，其员工收入，能达到中国大陆各城市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以深圳为例，倘无加班，工人每月能收取当地最低工资900元人民币。"我们都想加班，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富士康的工人如是说。于是工人签署"自愿加班书"，放弃《劳动法》要求"工人每月加班不应超过法定的36小时"的保障，日以继夜麻木地、彷佛机器般，与室友同事见面不相识地工作，每月加班100小时，拿到1500至2000元的工资。"自杀对你们进富士康有影响吗？"学生问。"没有什么吧， 富士康工资高， 包吃包住， 挺好。"着急找工作的打工者从早上六点钟就过来排队。据说，富士康变成"赴死坑"后，每天依然有上千人要挤进去。可是同样的，富士康每天有上千人要离开，从希望到绝望只是一线之差。郭台铭语录如是道：成长，你的名字就叫痛苦。企业人生三部曲·人材→人才→人财执行力是什么?：速度+ 准度+ 精度关键：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阿里山神木成其大，四千年前种子掉到土里就决定了！郭台铭自比神木 暗喻成功是注定郭台铭自比阿里山神木，暗喻富士康的傲人成就，早在四千年前种子掉到土里的一刻就决定了。郭氏还有一句语录：桌子的表面是我们所看到的颜色，如果想要知道里面的颜色，只有把桌子拆解才知道。语录的作用可大可小，如果我们今天就听从郭语录，那么富士康就必须被拆解开来，才能看清楚埋藏在这个王国里的究竟是一颗怎样的种子。为了保卫富士康王国的完整，为了让这一颗种子有生有灭，我们还是另觅他途。富士康的成功有秘密吗？有。因为像其他跨国企业一样，它们都在中国大地上找到了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最后一块乐土。世界工厂的用工模式已到尽头富士康王国的财富积累，依靠的正是八十多万名中国工人，他（她）们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他们的工资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富士康通过现代的军事化管理方式，将每一个劳动主体碎片化、原子化，以一种宿舍劳动体制来完成对劳动力的廉价剥夺，这些劳动者们从此失去了过上正常生活的机会。当然，富士康只不过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出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我们以"农民工"的身分为借口，以低于城市平均水平的工资水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我们的第一代农民工，在进退两难的半无产阶级化的路途中所产生出来的焦虑和痛苦，被宏大发展论述的轰鸣声所淹没。于是，他们回家，盖一栋房子，养儿育女，期望他们的下一代能走出农村。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从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再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想过回家做农民，他们踏上的，是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当看不到打工可以让他们在城市安家生活的希望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只不过让我们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着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劳动者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富士康宣告了当代历史的第一次终结，农民工们的年轻生命将宣告这段历史的第二次终结。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年轻的工人用生命作出无声的反抗。农民工的存在是一种时代的罪过--罪恶和过失，我们呼唤一种更具有人性和尊严的社会发展模式。

艾柯这本书中译精装本标价将近200元，最近又出了平装本，从版数看似未修订

近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在东亚的国际地位日趋低下。中国国力虚弱，已经难以支撑长期坚守的华夷秩序。体现华夷秩序核心内容的宗藩关系此时受到严峻考验，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便是其中之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了向亚洲邻国扩张的道路，琉球成为其侵吞的首要对象。清政府与日本在琉球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争夺，但由于安全环境和实力等因素的影响，清政府在日本进逼面前步步退让，最终任由日本将琉球吞并。一、宗主权弱化的开端:《北京专条》琉球，古称流虬、留仇或流求，后更名为琉球。它位于日本萨祠马岛之南、中国台湾之北，由36岛组成，其中北部9岛，中部11岛，南部16岛。1874年，大久保利通称:"琉球两属状态，自中世纪以来，因袭已久，难于遽加改革，以至因循至于今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9页.】从历史情形分析，琉球国自古就有"两属"地位一说，但理由并不充分。中国对琉球拥有宗主权可以追溯到明朝。史书记载:"明、清两代共有二十四次册使遣往琉球。"【(清)李鼎元:《使琉球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372年，杨载奉朱元璋之命出使琉球，中山王察度开始对明朝称臣，并且派遣弟弟期泰随杨载来华，上表称臣，向明朝贡方物。此后每年或者隔年必定遣使来朝贡。当时琉球的山南、山北和中山三王互相争斗，明朝政府敕令他们息争，并分封三王。等中山王统一琉球各岛后，封察度为琉球王。1392年，朱元璋又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与琉球。1407年，琉球王以尚思绍名义派遣使节朝贡，之后琉球王就一直使用"尚"姓。中琉之间长期维持着比较稳固的宗藩关系，这种关系的维持不是靠武力，而是中国的国力和礼仪赢得了琉球人民的信赖，琉球愿意采用中国人的姓氏就是其心向中国的最好例证。1663年与1756年，康熙与乾隆分别赐印给琉球王，表示继续承认琉球的属国地位。中山王尚穆死后，世孙尚温派向国垣、曾谟为正副使"进例贡，表请袭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页.】1855-1859年间，琉球与美国、法国以及荷兰签订了通商条约，琉球国在条约文本中使用的都是"咸丰"年号，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得到了西方认可。长期以来，清政府把琉球视为四个主要藩属国之一(四个藩属国指朝鲜、越南、琉球和缅甸)。另外，1879年琉球国王派紫巾官向德宏来华递求援信，信中称:"溯查敝国前明洪武五年隶入版图，至天朝定鼎之初，首先孝顺，纳款输诚，叠蒙圣世怀柔，有加无已，恪遵《大清会典》，间岁一贡，罔敢衍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5页.】历史上琉球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一件事:中琉之间存在的宗藩关系确属无疑。"两属"地位说是非常勉强的，日本显然夸大了事实。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离琉球较近，历史上双方形成自然往来关系是极为正常之事。然日本强行拉近与琉球关系，主要靠武力为后盾，并非琉球国自愿。琉球"贫弱特甚，世受役于日本"，【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日本史书中曾经杜撰了一段史事企图证明琉球为日本属国: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琉球已纳税贡于日本;日人测量琉球海面浅深，建立石碑。对此，王韬曾著文辩驳:"考日本史:文德天皇仁寿三年秋，僧圆珍附唐商钦良晖舶赴唐，路遭飓风漂至琉球，遥见数十人执矛立岸上;良晖哀号曰:'我等将为琉球所噬，若何!'圆珍祈福，忽得东南风，获免。按其时为唐宣宗大中七年，相距彼言纳贡之时一百八十年，日本人应与之久相念熟;何以祈福求免，一若从未相通者邪?此其可疑者，一也。测量海道志其深浅，此泰西诸国立约通商之后，航船舟师方传此法;在唐千余年前，何得于此!盖伪造之言，一时流露于不自觉:此其可疑者，二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18页.】1591年丰臣秀吉用兵朝鲜，派岛津家徵至琉球征集粮饷，为琉球王所拒。1602年日本擅自把琉球归入萨摩藩。1606年，岛津家久领兵入侵琉球，"日本强定琉球税额，清查户口，检查土地，设立机关，又迫琉王不得与明朝通好"。【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48页.】日本所说的两属地位，仅仅指近代以来日本在行政区划上强行对琉球控制造成的局面，并非历史形成。1872年，日本逼迫琉球朝贺明治天皇亲政。琉球王无奈，派王子尚健和三司官等到东京朝贺，天皇借机封琉球王尚泰为藩王。次年，将琉球划入日本内务府管辖，使之与日本其他郡县并列。但没有得到琉球的同意。日本与琉球之间在历史上没有形成自然的、双方认可的宗藩关系，在性质上是一种单向关系。因此，历史上琉球的"两属"地位说不能成立。严格意义上说，琉球"两属"地位只是到中日《北京专条》签订后才被清政府确认。清政府主动弱化对琉球宗主权，主要原因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国力受损严重。19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正步入较快发展阶段，清政府害怕出现新的战争而使发展中断，因此，在《北京专条》中做出妥协，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之举"。二、宗主权进一步弱化的标志:"延宕之法"明治维新后，木户孝永等开始讨论和研究侵略朝鲜计划，扩张思想付诸于行动。这时，俄、英两国也虎视东北亚。俄国正向南扩张，欲侵略朝鲜，而"英国对琉球很感兴趣，企琉球作为第二个新加坡"。【吴廷球:《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页.】这种情形加速了日本的扩张步伐。历史上，日本经常欺压在地缘上紧靠自己的琉球国，在战略上视琉球为后院，琉球却甘愿臣服于中国。日本看到，夺取琉球的最大困难是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因此，必须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寻找有利时机削弱或割断这种关系。1871年11月，一艘琉球船因飓风漂到台湾，与岛上高山族人发生冲突，死54人。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换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在日本使节质问下竟说:"杀人者皆属生番，姑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5页.】日本认为抓住了把柄:既然清政府承认台湾东部高山族是"生番"，高山族就不是清政府管辖的臣民;既然是"未便穷治"，就不是清政府进行治理的地方。那么，日本出兵惩罚"生番"也不构成对中国的侵略。"化外说"助长了日本国内"征台"呼声。1874年5月，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总督，率兵3658人出发征台，以"惩治凶手"为名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琉球的关注程度。清政府急于平息战事，在10月31日签订的中日《北京专条》中，承认"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98页.】同时，中方也得到日本的承诺:台湾生藩"中国自谊设法妥为约束"。承认日本是"保民义举"，实际上承认了琉球人为日本所管。清政府为保台湾，开始承认琉球的"两属"地位，这意味着清政府不再死守宗藩关系，而是有意弱化对琉球的宗主权。《北京专条》签订后，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步伐。1875年5月，日本军队侵入琉球进行殖民统治，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阻贺光绪登极大典。1877年4月，琉球密使向德宏到福州向闽浙总督何瞡、福建巡抚丁日昌陈述日本阻贡。清政府一面命出使日本的何如璋进行交涉，一面令"琉球使臣及通事人等，即著何瞡、丁日昌饬令回国，毋庸在闽等候"。【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2页.】准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本"阻贡"问题。何如璋奉谕和日本就琉球问题进行交涉，据理力争，希望保住琉球的独立地位。1878年5月29日，他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谈了自己的看法:"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琉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席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吁，今日弃之患更深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4页.】从地缘政治出发，他一方面强调琉球对于朝鲜、台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失去琉球而深为中国将来边境安全担忧，因此，他提议对琉球"不得不争"。李鸿章在复何如璋函中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则显得轻描淡写:"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5页.】他把琉球问题的处理看成是为了争贡，在他看来，琉球离中国太远，不必去和日本争夺。关于应对琉球危机，何如璋在给总理衙门函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反复辩论，若不听从，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李鸿章认为，"遣兵舶责问，及约球人以必救，似皆小题大做，转涉张皇"。【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7页.】他这么做，一方面是迫于"清流派"压力，另一方面怕惹恼日本动武。因此，他不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没有采纳何如璋的上、中策，仅强调采用下策。他认为对日本的策略是"惟言之不听时复言之"，这样做可一举两得:一方面，日本"自知理绌"，可能不会急于废藩改县，这样琉球可以自保;另一方面，中国也无须派兵远涉重洋。李鸿章的意见最终为总理衙门采纳。在得不到清政府全力支持的情况下，何如璋还是在日本进行了有力交涉。1878年9、10月间，他多次和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谈判，态度强硬。但是李鸿章在背后拆台，他致函总理衙门，议论何如璋的行为容易引起中日争端，认为何"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3页.】1879年初，左宗棠在一封关于琉球问题的奏折中认为，琉球在经济上贫困，土产也远逊日本;在政治上不敢开罪日本，因与日本岛屿相连，地势相迫，成为甥舅之国。结论说，日本兼并琉球亦在意中，中国可置之不论。【参见董守义:《李鸿章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他的奏折附和了李鸿章的主张。1879年3月27日，日本对琉球实行废藩置县，把琉球改为冲绳县。琉球国请求清政府紧急援助。国王先是派毛凤来向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求救，又托赴日闽商带密函给福建督抚，还直接遣使紫巾官向德宏到天津叩见李鸿章，"泣请援琉"。总理衙门担心议论压力，便提醒李鸿章，废琉球事关体统。5月，李鸿章等请来华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居间调停。日本根据格兰特的建议，提出"分岛改约论"，将靠近台湾的"琉球之宫古岛、八重山岛定为中国所辖，以划两国疆域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77页.】但条件是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日本取得在中国内地自由通商和"一体均沾"的利益。清总理衙门在谈判中提出"三分琉球"建议(北部各岛属日本，中部各岛复琉球，南部各岛归中国)，遭到日本拒绝，清政府"复琉"的努力失败。此时，清政府正在和俄国交涉伊犁问题，担心日、俄勾结，准备同意日本的要求，"虽然两岛地方荒瘠，要可借为'存琉'根本"。【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79页.】面对东、西两面交涉，清政府统治者内部对于和日本谈判琉球一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中日旧约不宜改，琉球案不宜马上了结，如右庶子陈宝琛;有的主张中日旧约可以改，琉球案可照议了结，如左庶子张之洞等"。也有人"恐怕日本与俄国勾结，事情更加不好办等等"。【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议论纷纷，莫衷一是。1880年11月11日李鸿章在奏折中认为:"日本公使六户玑屡在总理衙门催结琉案，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臣愚以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盖此系彼曲我直之事，彼断不能以中国暂不诘问而转来寻衅。矣俄事既结，再理球事;则力专而势自张。"【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1984年版，第39页.】对日可以采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主张对日"缓允改约"。【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41页.】李鸿章承认，中国不能而且无力同时与俄、日进行交涉，否则必然外交上再次吃亏;认为，对付外来压力，要集中力量，这样，所订条约才能避免更大损失。可以说，这是李鸿章办理外交中积累的经验之谈。他用有力的形势分析说服了朝廷，否决了"存琉"方案。李鸿章的"缓允改约"提出后，日本谈判代表六户玑含愤回国，琉球问题被搁置起来，清政府对"存琉"一事从此没了下文。事实上，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后，清政府把注意力逐渐由琉球转向朝鲜问题，琉球问题的紧迫性退居朝鲜之后。中国对琉球的宗主权名存实亡。宗藩关系是清朝守驭四方、显示大国风范的一种标志。宗主国对属国国王通过册封形式，表示对该国的承认，在道义上承担起保护其安全的责任。一般来讲，宗主国不向属国派兵;而属国则称宗主国为上朝，奉宗主国为正朔。清政府主动弱化宗主权是放弃保护琉球的标志。三、宗主权弱化的一种后果:"防日"思想上升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防日"思想的上升是进一步弱化对琉球宗主权后的一种反映。琉球被日本吞并后，清政府增强了防备日本进一步侵略的警惕性，"防日"思想加强具体表现在保住藩属国朝鲜的安全。在实践中，李鸿章、何如璋和黄遵宪等人积极推动实行对朝鲜的新政策。李鸿章直接给朝鲜太师李裕元写信，告知开放与闭关的利害关系，提出朝鲜如果主动对"泰西"各国开放通商，牵制日本则"绰乎有余"，并且可以杜绝俄国"窥视"，劝朝鲜开放实现自保。何如璋、黄遵宪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影响朝鲜政府，他们与朝鲜赴日使团直接沟通。1880年8月朝鲜礼曹参议金宏集率使团到达东京，何如璋向他阐述了清政府对朝鲜的新政策，指出朝鲜的外交政策要坚持"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他还让黄遵宪把写好的《朝鲜策略》交给金宏集带回国内，呈送朝鲜国王。尽管李鸿章和何如璋等在阐述对朝鲜新政策时侧重点略有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求朝鲜开放。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为防备日本侵略而要求加强海防建设的言论。在"分岛改约"提出后，总理衙门就上奏，要求增购《防海新论》一书，禀称该书"前经上海道刊印兹送前来，臣衙门尚存十余部，现已遵旨先行分寄东三省各数部。一面仍饬上海道赶紧刷印，寄交臣衙门续再补发;并拟知照南洋大臣就近多为购买，分行沿海各督、抚转给诸将领细心讲求，以资练习"。【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26页.】可见，琉球事件引发清政府对海防建设的高度重视，总理衙门的建议得到了朝廷同意。1880年，清政府下令福建巡抚岑毓英"将台湾防务悉心规划与何瞡会商布置，务期有备无患"。【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44页.】1881年3月3日，军机大臣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函中主张沿海各省应加强戒备，以防日本派兵来犯。"复球之案，不能拟结，日本且自绝于中国，尚何睦谊之可言?睦谊中乖，尚何改约一体均沾之足云乎?"应该"请旨饬下海疆各督、抚、提、镇，密饬防营预为戒备，静以待之。大约以防俄之法防倭，蔑不济矣"。【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72页.】左宗棠的"防日建议"意在提醒清政府注意日本的威胁。他认为，一方面，日本在与中国整个交涉过程中，没有表现出和中国平等相处之意，相反，日本在仿效西方列强，想借机从中国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中国在谈判中废弃成议的做法可能会激怒日本，应该在沿海地区进行防范准备。在清朝廷内部，对中日关系认识有些见地的人开始呼吁，日本进攻台湾并吞琉球，用心险恶，中国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边疆安全将难以保证。比"防日"思想更加激进的言论是:有人提出用武力制服日本，以消除后患。1881年3月29日，翰林院编修陆廷黻上奏，"请征日本以张国威而弥敌患"，称对日"不可不征者五而有可征者三"。"不可不征者五"指:(1)"岂有大一统之天下而甘受小邦之侵侮"。(2)"不服日本，何以复琉球"。(3)"日本不内恤其政而外求逞于人，何异狂疾!不先发以制之，虎狼无厌，又将肆其西封;东南数省，遭害必同明代"。(4)"彼日夜窥我动静，我强则退，我柔则进。使日本一小国犹不能制，益将轻我而启戎心，何以弥伺我者之隙"!(5)"坐若视琉球之亡而不救，朝鲜必为其续矣"。"可征者三"指:一曰名有可居也，"今奉辞伐罪，责其何以倾人社稷、覆我屏藩?名正言顺，彼必帖然无辞"。一曰机有可乘也，日本君长"虐用其民"、"多借国债"，"财匮于上、民怨于下，上下离心，罔有固志"。一曰势有可因也，"数日本之罪明告通商各国，寻谴一介以告日本，要其必复琉球而后止。复于东南各海口盛张兵威以待之"。【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74-75页.】陆廷黻看到了日本对外极力扩张带来的危害性，如果不有效迅速制止、慑服日本，朝鲜将步琉球后尘，中国非但屏藩难保，自己的国土也会受到极大威胁。当然，这种激烈的言论并非当时的主导思想，然而，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扩张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总之，日本吞并琉球造成清政府统治四面受敌局面。清政府原来主要对付的是来自西方、北方的强敌，现在又增加一个东方对手。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失去琉球后感到了空前压力，心情是极其复杂的。近代中、日两国关于琉球问题的交涉，两国的目的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争的是一种享有宗主权的宗主国名分，还要履行宗主国保护属国安全的责任;而日本不仅要争名分，更要夺取领土，要把琉球国的独立国家身份抹掉，使之变成自己的一个行政县，为以后对外扩张扫清道路。 

由于中西部农村地域范围广阔、人口众多，相对于征收纠纷，农用土地的承包经营纠纷发生机率更高，涉及范围更广，本文所关注的正是此类土地纠纷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土地纠纷的主要调解机构究竟如何处理并化解土地纠纷？

分析2011年6月芒克辩论会"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基辛格、弗格森与李稻葵等人之间关于中、美大势的辩论

CCTV：《今日观察》栏目何帆、丁一凡谈金融危机，他们认为，“绝对地偏向市场”是导致美金融危机的致命伤，美国批评中国储蓄率太高导致美国消费率高的牵强逻辑行不通，贪婪和纵容是这次危机的根源。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著作中，特别与他的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密切相关的是《中间考察：宗教拒世之阶段与方向之理论》（以 下简称《中间考察》），这篇文章和《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在形式与内容上尤其相近。虽然《中间考察》一文似有"急就章"之嫌，但是它基本上确属韦伯的重要文 献之一。包格腾（Eduard Baumgarten）甚至认为这篇文章乃"韦伯作品中最经典，或许最不朽的文章"。问题是，这篇文章至少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以相当简略的形式 --在《经济与社会》第二部分第五章，尤其是标题为"宗教伦理与'世界"'的第十一节。日后构成《中间考察》有关救赎途径。"神义论之类型学"部分在此处 的第八和第十节亦已见端倪。第二个版本于1915年发表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上，此时的标题是"中间考察：宗教拒世的阶段与 方向"。这个版本乃和《儒教》（Der Konfuzianismus）的第三和第四章共同发表，《儒教》的一、二章和《世界各宗教之经济伦理》的"导论"则已经在《文库》的上一期发表。《中间 考察》对韦伯来说，正是要系统化地在有关儒教的研究与1915年有些已开始进行、有些还刚在计划的研究--对印度教、佛教、古代犹太教、早期基督教、无主 教中古时代的教团和教派，以及伊斯兰教的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儒教》的最后一章中，韦伯也已经将他对世界各大宗教的研究计划和他第一个宗教社会 学研究--《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实质关联作了交代。韦伯所计划要写的文章日后陆续地刊登在《文库》上：《印度教与佛教》分别在工9卫 6年4月、12月以及1917年5月；《古代犹太教》在1917年 10月、1918年 5月、12月及 1919年 6月、12月发表。不过，《古代犹太教》仅包括了对犹太宗教伦理在出埃及前后的发展阶段以及对犹太人成为"流民"之过程的探讨。（译按：其他的研究计划则 因韦伯1920年的去世而中断。）韦伯之所以认为有必要在这中间架起一座桥梁，主要是鉴于这一系列的不同内涵：若说对"儒教"的研究呈现了一种"顺应现世"型的宗教伦理，那么其后的论 文是要表现各种不同阶段与方向的"拒世"型宗教伦理，而其"系统性的终点"则是早先分析过的禁欲式基督新教所代表的宗教伦理。1919到1920年之间， 韦伯准备将他宗教社会学方面的著作结集出版，重新改写了《中间考察》的部分，也因此出现了这篇文章的第三个版本--在标题上增加了"理论"二字。由于韦伯 就在去世前不久才完成了修订，所以《中间考察》一文不仅在系统性上，就是在作者传讯的意义上也算是一种"最后的定论"。这一个版本和其他数篇作品同在 1920 年出版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册发表，这一册包括一篇新写的序言，修订过的《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原先发表年份：1904／1905）， 《基督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906），《世界各宗教之经济伦理·导论》（1915）及大幅增订过的《儒教与道教》（1915）。我们可以确定《中间考察》的第三种版本乃1920年写就，但是前两种版本的写作年代，若与发表的日期不尽相同的话，便只好予以臆测。就第一种版本而 言，正像《经济与社会》原先的部分究竟何时写成的问题一般，相当难以回答。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1913年12月，韦伯已经准备将《社会经济学概论》（Grundriβ der Sozialökonomie）一原先叫《社会经济学辞典》（handbuch der Sozialökonomie）--的第一部分加以付印，他是1909年开始接下此一工作，并在1910年5月把第一份编辑工作的分配计划寄发给其他许多 的同仁。韦伯在编纂这部书的当初是想负责有关"经济、自然与社会"这一部分。他准备要从下列几个观点来探讨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a）经济与法律 (1．原则上的关系，2．目前状况的发展--各个时代)；(b)经济与社会团体（家庭与社区团体，身份与阶级、国家）；（c）经济与文化（对历史唯物论之 批评）。"韦伯后来更改了原先的计划，在1914年附在《社会经济学概论》后的"全集章目细览"（Einteilung des Gesamtwerks）中，"经济与文化"项下即多了下列的条目："5．宗教团体、宗教的阶级属性；文化宗教及经济心态。"这一部分的写作计划即成为韦 伯去世后由其夫人及巴尔里（M．Palyi）整理手稿而编印之《经济社会》中"V．宗教结社之类型（宗教社会学）"一章，最近第五版再一次更动了题目，正 式定为："第五章：宗教社会学（宗教结社之类型）"。我们从这段作品史的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地推测出《中间考察》第一个版本--《宗教伦理与"世界"》-- 是在1913年底到1914年初左右完成的，但也可能更早即定下了初稿。《中间考察》第二个版本写就的时间也一样不容易确定。挺布洛克（Friedrich H. Tenbruck）猜测这一版本应该是1915年写下的，因为文章中包括对于"导论"部分的一个更正，所以其写作的时间即是"导论"付印的时候。再加 上这里关于战争的一段文字也可以支持挺布洛克的说法。不过我们必须注意：根据韦伯本人的提示，"导论"一节他已在1913年完成，而在《中间考察》中讨论 到的重要主题及论点皆亦是《经济与社会》宗教社会学部分的内容，因此我们也不能排除韦伯更早即已构想此一版本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将所有的三个版本互相比较，当可证明前述的主张--《中间考察》的重要题旨及论点都已在《经济与社会》较早期的部分出现过--一有其实据。就 在第一个版本中，韦伯已经提出了他日后始终遵循的立场：在一个关于价值冲突的理论架构，或者说在一个冲突模型中凸显出理性化的吊诡与矛盾。宗教倾向愈有朝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sche）升华的趋势，在宗教要求与"世间"法则之间的紧张亦愈见提高；而这种紧张愈明显地表达出来，它也愈"反 映"在宗教行家们的信念心态上，终致使他们进一步升华宗教信念倾向的动机意愿更为强烈。由于这种紧张中所发展出来的宗教拒世精神，正是救赎宗教所以与巫术 宗教或律法宗教（Gesetzesreligion）截然不同的重要特征。韦伯对于这类宗教信念与世间法则之冲突下过一番诊断，也借着理念型的方法分析了这 种冲突在四个生活秩序范围--经济、政治、性或色情和艺术-一中的反映。在他作诊断之前，韦伯先划分了宗教性的博爱要求与其他基于家庭、宗教、邻居或伦理共同体而产生的博爱要求：宗教的博爱理想乃经由扬弃了对内道德及对外道德的区分，亦即通过（宗教上的）普遍主义，使得人人皆可以互为兄弟，但同时也让人们彼此成为外人。若将《中间考察》的第一个版本与1915年发表的第二个版本加以对照，可以看出韦伯仍旧关心着同样地问题：在一个冲突模型的架构下来探讨宗教理性化的 内在矛盾。不过，第二个版本的行文已经摆脱掉原先的许多烦琐引证，同时也调整了注意焦点：有关生活秩序范围的分析扩及知性的价值领域--科学--上面。在 此处，韦伯不仅开始区分宗教性的信念伦理、非宗教性的信念伦理以及责任伦理，也更强调彻底理性化的生活秩序对于宗教信念的反扑 （Gegenwegung）。种种迹象显示，《中间考察》不仅有连接上下文的功能，韦伯在写作此篇时亦已开始密切地关注现代理性主义下，各种生活问题的起源以及未来发展。他在《中间考察》中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并不逊于他那两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就此意义而言，在第一个及第二个版本之间有着重要的转变。包格腾认为《中间考察》在19if及1915年之间"除了一个重点以外并没有什么改变"，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并不能成 立。不过，在第二个版本与第三个版本间确实不存在重大的差异。除了一开始对方法上的一些补充外，文章内容并未有什么不同。从外观上我们即可如此判断，因为 第三个版本仅比第二个版本多了三页，而且这多半是出于改写，并非添增新内容。即使在外表上看起来更动较多的、有关性与色情的部分也离不开这个模式。有趣的 是，韦伯现在特别详尽地区分一种宗教性的与一种非宗教性的信念伦理--他提及宗教的博爱伦理以及先验的严格主义（apriorischer Rigorismus），而后者显然和康德的理性伦理（Vernunftethik）有所关联。当我们讨论这些有关作品史及作品发展等资料时，还应该牢记一点：在《经济与社会》有关宗教社会学的章节和韦伯对世界各宗教之经济伦理的研究之间并不是前后挨续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韦伯在1915年清清楚楚地写到，《世界各宗教之经济伦理》中的文章乃准备"同时与《社会经济学概论》中的《经济与社会》一起出版，以便诠释与补充其中宗教社会学的部分（但在许多重要观点上亦要受到它的诠释）"。关于这两部著作间的关系，韦伯在1920年进行修订时仍是 维持着原意。总之，无论我们在作品史的问题上如何下判断，最重要的仍是确认韦伯在"导论"、《中间考察》及"序言"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宗教社会学及宗教史研究上的总 结。另外，特别从《中间考察》那里，我们可以先行接触到日后在韦伯的两大演说，而尤其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充分展现的一种视野--这包括了韦伯对现代 及其意义问题的诊断。密兹曼（Arthur Mitzman）说得没有错："《宗教拒世》一文的最后一页（与1916年的版本相差不多）以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1919）的后半段表达了韦伯对现代社会中意义丧失之问题最辛苦的一层反省......"不过，密兹曼此段中引述的年份都不正确。

印度在塔吉克斯坦设立空军基地的努力遭到挫败。2004年，印度开始翻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外的Ayni机场，计划在该地驻扎一个中队的米格29。印度分析家曾为该国即将拥有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欢欣鼓舞。据称，印度先后投入了七千万美元，该国工程师在Ayni机场一直忙碌到去年年末，翻新了跑道和机库--但就在去年底，塔吉克斯坦外交部长宣布该国只和俄罗斯商讨该基地的使用。 塔吉克斯坦严重依赖俄国援助，其脆弱的经济也仅仅是依靠该国在俄劳工的汇款才得以避免崩溃。莫斯科时常威胁，倘若在塔吉克斯坦不能得偿所愿，就会限制塔国人赴俄签证。塔吉克斯坦人也普遍相信，俄罗斯迫使塔政府拒绝让印度使用基地。也有人认为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根本就没打算让印度使用基地，只不过是利用印度来和俄罗斯讨价还价，要求对方为使用塔国军事基地付租金。 不过印度开始改变其在中亚的策略。上个月印度空军高级将领纳克霍尔访问杜尚别时，尽管塔国外交部早早宣布不会讨论Ayni问题，但其国防部却宣布印度会帮助塔吉克斯坦建造、装修一座军官医院。此外，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7月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宣布计划在该国开设一座高海拔军事联合研究中心，并为吉尔吉斯斯坦训练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士兵。 这些努力与海外机场相比，可谓无足轻重，但更有可能取得成效。俄罗斯视中亚为其势力范围，印度很难在此地设立空军基地。但印度军官可能借医院、研究中心等项目，以不那么惊吓俄罗斯的方式，与中亚军方发展亲密关系。（南渝霜华 编译）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无疑是对中国侵略最重、压迫最深的国家，七七事变的爆发，更是将中华民族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当中国人民被迫投入自卫战争之际，如何对待和处理两国关系，便成为捍卫民族尊严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问题。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集合了一批优秀知识精英的西南联合大学，在八年历史上进行过大量具有真知灼见的国际关系分析与外交对策研究，其中日本问题占有相当比重。西南联大对抗战建国的这一贡献，迄今尚未得到重视，有待梳理总结。这里，仅就联大学者对于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思考做以初步介绍，以期展示联大人在重建中日关系及建立国际永久和平秩序上的一些思想轨迹。高度重视战后处置日本问题    西南联大对于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基本与国内同步进行。有鉴于此，有必要先就中国民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作以简略回顾。 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是随着形势发展和战局演变逐步开展的。七七事变爆发的初期，日本在军事攻势上咄咄逼人，尽管国际间多有道义同情，但绥靖政策仍居主流，故人们虽坚信抗战能够成功，而何时胜利，断言尚早。1939年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后，西方民主国家穷于应付，处置日本问题亦难提上日程，故一般来说，民间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提出，开始于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且可大致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对美军基地珍珠港的袭击，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帷幕。对于这次军事行动，中国舆论普遍认为日本资源缺乏，军力不足，支撑亚洲战场已疲惫不堪，竟又开辟第二战场，这种不自量力无疑是火中取栗，加速灭亡。天津《大公报》曾用"暴日对英美的进攻，是侵略者的最后冒险，也是日本民族最后走上切腹之路"一语加以形容，形象地道出了中国人的共同看法。1942年1月1日，中国与美、英、苏等二十六国签订了标志着反法西斯侵略同盟形成的共同宣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这一形势下，战后处置日本问题方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太平洋战火刚刚燃起，战局形势千变万化，摆在人们面前首要的任务是遏止日本气焰，反击日军进攻。因而处置日本问题虽然提出，但尚属萌芽状态，而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王信中，则已经站在保障远东和平的立场上，考虑到战后处置日本的若干基本原则。 第二个阶段，是《开罗宣言》公布之后。1943年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联合对日作战、解决远东问题的计划。会中，对于远东战后的安排，三方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在太平洋地区夺取或占领的所有岛屿，将中国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归还中国等。会议签署的《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后经斯大林同意，于1943年12月1日对外公布。《开罗宣言》在苦撑待变的中国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人们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团结合作、打败日本的决心振奋鼓舞，战后处置日本问题在此背景下又一次提出。 《开罗宣言》在战后处理日本问题上主要涉及的是领土问题，关于处置日本，虽有条件投降及惩治战争祸首等原则，但尚未明确日本战后应该建立什么国体。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曾私下问蒋介石的意见。蒋答复说："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再让其起来预闻日本政治以外，至于他的国体如何，最好由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来解决。如果日本国民能起来对他战争祸首的军阀革命，推倒他现在侵略主义的军阀政府，彻底消除他侵略主义的根株，那我们就应该尊重日本国民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的形式。" [①]另外，蒋介石1943年11月23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交谈时，亦提到战后日本可用部分实物作为赔偿的初步设想。尽管这次谈话当时并未公布，但中国舆论已开始接触到根除侵略。西南联大教授主办的《当代评论》，这一阶段刊登了大量讨论日本问题的评论，其中有些就涉及到建立国际新秩序及经济赔偿等某些具体环节。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44年底，持续到战争胜利之后。这一时期，英美苏同盟国在太平洋和欧洲两个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并在1945年2月初的克里米亚会议上讨论了战后对德国的处置。三国声明由于苏联的关系，没有提及日本，但此前中国民间在太平洋学会第九次会议的献计献策中，已经再次出现了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热潮。 太平洋学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宗敎界人士发起的一个旨在交换研究太平洋地区和平秩序意见的民间学术团体，每两年召开一次，第九次会议定于1945年1月5日在美国弗吉尼亚温泉召开，而拟具的六项议题中，与日本直接相关者即有三项，且率先讨论战后日本的地位问题。由于中国代表在1942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莱勃兰城召开的第八次会议上没能提出多少切合实际的措施，曾受到国内舆论的批评，故以西南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早早就着手为迎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到来的第九次会议进行准备。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围绕这一中心展开讨论。 第九次太平洋会议中国代表团是在蒋梦麟率领下参加的，与蒋梦麟同行出发的是代表团成员、联大教授钱端升，加上时在美国，并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大会致词的胡适，西南联大共有三人参加了这次万众关注的会议。[②]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在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及彻底解除武装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对是否改造日本政治和经济制度问题上则存在若干分歧。这些信息引起国内各界的极大关注，进一步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讨论。一时，各种意见频频见于报刊，出现了从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人人关心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现象。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自始自终对日本投入极大关注本。联大教授主办的创刊于1939年1月1日《今日评论》，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八个月的1941年4月13日停刊，但在其两年多的时间里，刊登的文章仅标题中直接与日本相关者，就达46篇，其中有傅斯年的《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王信中的《日本外交政策的检讨》、《日本参加欧战问题》、《日本内阁的更迭与今后的政局》，陈序经的《暹罗与日本》、《越南与日本》，钱端升的《中日战争与美国今后的行动》、《侵略集团与防侵略集团》，伍启元的《中日货币战》，邵循恪的《德意日协定与我们对策》，罗隆基的《日寇撤兵与中国抗战》，王赣愚的《美国外交的新动态--援英与制日》、崔书琴的《论美国对日报复问题》，王化成的《国际联盟与援华制日》等。联大教授主办的另一个时政评论杂志《当代评论》，创刊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7月7日，其至1944年3月1日期间，刊登日本评论25篇，其中有蔡维藩的《日本的几个错误》，张桐生的《日本的空军》，王信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等。而发刊于1944年 12月1日的《民主周刊》，创刊八个月便抗战胜利，其后国内问题成为评论中心，但它至1946年8月2日终刊时，亦发表同类文章15篇，如曾昭抡的《攻日进入新阶段》、《克里米亚会议以后的世界》，费孝通的《祸根未除》等。至于联大教授在其他报刊上刊登的讨论日本问题的文章，如钱端升在《新民族》上发表的《论外交根本政策》，费孝通在《扫荡报》发表的《太平洋上的持久太平》和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的《自由应无垠》，及《中央日报》昆明版上刊登的《出席太平洋学会归来钱端升谈参加经过》等，亦不在少数。 可见，西南联大知识精英始终活跃在日本问题评论第一线，在讨论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三个阶段里，都有他们的身影。而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与学者的冷静提出的真知灼见，即使今天也具有学理的和现实的价值。对战后处置日本原则的基本认识    1944年6月6日，英美军队在敦刻尔克等地成功登陆。同盟国在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预示着德国崩溃的日子不再遥远，战后如何处置轴心国，自然成为民间谈论的中心之一。一个星期后，云南《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专题社论，文中对各种主张做了一番梳理，归纳出"从宽善待"、"从严惩治"、"区别对待，着眼长远"三种意见。[③] 那么，究竟应该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处置日本的原则呢？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就被联大教授钱端升注意到了。1938年10月，战争刚刚进行一年多，钱端升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是一个"地势及土地都有资格成为比较兴荣、比较稳定的国家"，只是"因缺乏远大的外交政策，以致盛衰无常"。钱端升举例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缺乏持久的外交政策，"今日联甲，明日联乙，今日南进，明日北进，今日拥国联，明日反国联，其唯一不变的就是向亚洲大陆侵略"。怎么对待这样一个国家呢，钱端升从维护国际安全角度出发，认为必须进行三项工作，第一是"摧破日本的武力"，第二要"待日本人民以宽大"，第三为"助长国联的权威，使国联成为强有力的制裁机关"。钱端升认为这三者互为联系，缺一不可，否则日本就总是一个"长为强而横，或虽弱而蓄心报复"的国家。[④]钱端升的这篇文章，中心是借鉴世界大国经验，建议中国应当制定积极的长久的外交政策，并非专门论述日本，但文中提出的三项工作，则已涉及到如何对待战后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当风云变幻的战局吸引着众人目光之时，始终关注日本动向的王信中，就思考了战后制裁日本的原则问题。王信中首先考虑的是必须解除其武装。他指出：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扰乱远东和平与破坏世界安宁的导因，认为欧美各国过去以为日本只能侵侮中国，外交大计仍以英美政策为转移，不敢与之抗衡，以致英国曾企图利用日本牵制苏联，维持远东均势。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们也认识到日本不但决心吞并中国，且有驱逐欧美而独裁东亚的梦想。接着，王信中分析了日本的民族性，认为日本民族刻苦耐劳，坚毅刚强，善于模仿而富有进取精神，因此明治维新后数十年就一跃而为世界列强之一。但是，"其性情偏激，气度狭隘，急功好利而负恩忘义的习性，不得不令人寒心"。明治维新前，一切文物政制完全取法中国，维新后便负恩忘义侵略中国，且得陇望蜀，野心永无止境。再次，王信中分析了关于日本与英美的关系，认为明治维新之初，美国对日本具有好感，不但首先承允废除对日不平等条约，且积极赞助其建设。英国更是这样，因欲利用日本牵制俄国，便不惜降尊屈节，与日本订立同盟。而日本正是利用这一机会，战胜俄国，参加欧战，一跃而为五强之一。从这一点看，英国甚至可以说是扶植日本强盛的恩人。可是，日本一旦羽毛渐丰，便反口而噬。七七事变后，英美对日一再容忍退让，但日寇却咄咄逼人，最终不顾信义，利用谈判为烟幕，对英美施行闪击。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北自日本本岛，南至南洋群岛、印缅边境，完全在其控制之下，就连美国前驻日大使格鲁氏也一再对国人强调日本势力强大，决非可以轻易击溃，必须不断反攻。 在上述论述之后，王信中对英美提出五项希望，前三项针对战争而言，后两项针对战后。其第四项为："在击溃日本之后，为防范其卷土重来起见，必须消灭其武力，为着保障太平洋上的安全，必须消灭其海空军及制造舰艇飞机的设备，为着去除大陆上的威胁，必须由中国来限制其陆空军的力量，接收其制造军火的设备。"第五项为："战后我们虽不应剥夺日本民族自下而上的权利，但为确保其和平生活起见，我们对于其战后政治经济的发展，理应予以合理化的指导。"王信中的建议，核心在于彻底解除日本武力，改革日本政体，改变日本经济为军事服务的关系，以保障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因此，他强调这些都是"防范日本黷武主义的复活，及保障远东和平的最低条件"，如果"战后不予合理的制裁以防患于未来"，则敢断言，"以日本民族性的勇狠好斗及偏激狭隘，二三十年后必将卷土重来"。[⑤]对于解除日本武装的步骤，王信中提出战后"必须消灭其海空军及制造舰艇飞机的设备"，"接收其制造军火的设备"。此外，他还提出了对日本"战后政治经济的发展"，"予以合理化的指导"，主张改革日本政体，改变日本经济为军事服务的关系等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⑥] 钱端升是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资深法律学家，王信中则是在早稻田获得硕士学位的国际关系学家，他们以学者的眼光审视现实政治，因此一切便能从防范日本黷武主义复活的角度，提出和认识战后处置日本的基本原则。 解除日本武装只是建立国际和平秩序的一个方面，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也包括更多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看待日本。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略，滋长了中国人普遍对这个近邻的刻骨仇恨，泄恨情绪的存在并不值得惊讶。不过，西南联大的远见之士却能从持久和平的立场进行思考。 由西南联大教授主办的《当代评论》，是学术界里颇有影响的政论杂志，它曾批评当时在对待日本问题上存在的两种错误。该刊在一篇题为《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的社评中说，"一个从事战争的国家对敌国的态度，通常容易犯两种错误"，一种错误是"感情用事地主张尽量惩罚和压制敌国，使敌国永无翻身的一日"，另一种错误是"空想主义的毛病"，"希图将来能够树立一种和平的世界，使本国与目前的敌国都能和平相处"。社评认为，第一种错误的结果，只能是"在情感主义支配之下"，使两个国家"结下百年不解的仇恨，使战后的世界无法走上永久和平的康庄大道"。第二种错误，则"忽略了现实的环境，或者只重空想而不切实际，或者只谈崇高的理想而缺乏可以实施的具体方案，结果不但不能使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得到实现，而且反因他们的意见而增加局面的纠纷"。 在以什么态度对待战败的日本问题上，评论在肯定了"我们对于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消灭中国，致使中国人民遭受有史以来的最大痛苦，当然是十分痛恨的"之后，紧接着提醒"我们不应因此就主张消灭日本，或使今后若干世代中的日本人民分担目前日本军阀的过失"，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必须避免情感主义和空想主义，而应以理智和现实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理解'国与国间，无百年不解之仇'"。社评赞成《开罗宣言》的第六原则，即"待纳粹之专制宣告最终之毁灭后，希望可以重建民主睟，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缺乏之保证"，认为这个原则"也应同样地应用于日本"，因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是所谓兄弟之邦，在理论上两国是没有不能和平相处的道理。" [⑦] 《当代评论》的上述意见，可以用"宽大"两个字概括，曾任西南联大教授，时为云南大学教授的刘文典非常赞成这一立场。刘文典很少写时政评论，但他这时却写了一篇长文《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的长文。文中说："关于国家民族的事，是要从大处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何况"从东亚的永远大局上着想，从中国固有美德'仁义'上着想"，中国也不应该有狭隘的报复思想。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刘文典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法关系为例，说法国之所以能奋斗到底，全凭法国总理克莱孟梭的勇气毅力和火一般的爱国心，可是，克莱孟梭的"爱国心过于热烈"，就"流于狭隘，失之偏激"了。当年在凡尔赛会议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很有远识卓见地提出过许多方案，以杜绝今后的祸根，建立永久和平的基础。可是克莱孟梭"被他那狭隘的爱国心所驱使，对于战败的德国专施报仇雪恨的手段，一味的要逞战胜者的威风"，以致"忘记了胜败强弱都只是一时的事，历史是转变不已的，报应是循环的"。结果，由于维廉一世有意选择围攻巴黎的日子，在凡尔赛宫举行德意志帝国皇帝继位大典，法国也非要在这座离宫里签订和约不可。后来，"法国战败求和，希特勒也就偏要在当年德国俯首求和的地点，偏要在当年福煦元帅威迫法国代表的那一辆火车上，威逼法国的代表"。刘文典不厌其烦地叙述这段历史，目的是为了说明在处置日本时不应有报复心理，因为正是"克莱孟梭一味的要报普法战争的仇恨，全不顾虑到德国人后来的报复"，最后方"把一个德意志国家，日尔曼民族，逼迫到无路求生的地步"。[⑧] 根据上述历史教训，刘文典明确提出"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的宽大"的意见。他主张"不但不要用威力逼迫这个残破国家的遗黎，还要在伐罪之后实行吊民，极力维护这个战败后变得弱小的民族"。其理由是：日本"自立为一个国家已经一二千年，我们既不能把他根本夷灭，改为中国的一个省分，依然让他做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也就应该有个待国家之道"。末了，刘文典语重心长地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东洋和平的础石，今日应付处理稍有失当，就会种下将来无穷的祸根"，德国与法国的循环报复，是为时不远的殷鉴，希望政治家和各界人士，"把眼光放大放远，平心静气的筹划一番，作一个可以垂之久远的打算。" [⑨] 联大人的上述认识，表明他们在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上，面对的不只是摆在面前的战争善后问题，也不只是考虑到重建两国的关系，他们想的是更为长远的国际永久和平，这正是包括联大人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的思想基础。伍启元教授在《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中曾用一段简练文字对此做了概括，他说："这次战争的目的，在消灭阻碍人类文化进展的法西斯主义和侵略主义，在树立一种永久的和平，而不在对轴心国复仇"。[⑩]显然，联大知识精英在制定战后处置日本原则这一问题上，已超越了国仇家恨的民族意识，表现了服从世界和平利益的理性态度。战后处置日本的若干具体意见    战后处置日本问题已有诸多著述，故这里不再赘述惩治战犯、解除日本武装、收回失土等为人熟知的问题，仅介绍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民间经济赔偿、日本政体改造、天皇制度应否保留等三个问题。 （一）赔偿问题     前文说到，在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上的主流舆论是主张宽大对待，但宽大是有尺度的。伍启元教授是对日宽大的支持者，同时也是经济赔偿的坚持者，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没有强迫的捐献，没有惩罚的赔款"的观点，极表赞成，认为对这种战胜国向战败国提出赔偿要求观念的修正和限制，主要表现在战胜国不应要求军事赔偿，只应要求补偿平民损失方面。基于这一立场，他提出："轴心国战区中所有的非法残暴的行为，在占领区中所有的剥削的抢夺，及在一切区域中不合理地自陆、海、空三方面所加的同盟国平民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至少在原则方面，同盟国是应该要求赔偿的"。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在东北、华北、东南、闽粤、华中等地"所加诸中国平民的损失，所作的各种剥削，所抢夺的物资，及自陆海空三方面所加诸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杀害与破坏"，是"不可宽恕的"，"至少在原则上应使日本全部负担这些过失的赔偿"。[11] 《当代评论》与伍启元的观点一致，它认为免去日本对中国战费的赔偿，只是为了表示宽大，但如果不向日本提出归还"他们在中国所劫夺的资产，或不必负担他们能力所及的对是国平民的损害赔偿"，那岂不"变成侵略及罪行的鼓励者了"。因此，它主张"至少应该在原则上强使日本这一代的人归还日本所劫夺的财产，并负担他们侵略所引起的损害赔偿"。[12] 按照放弃军事赔偿，只进行民间损失索赔的想法，伍启元开列过一个包括十四个项目的赔偿范围："（一）日本（指日本政府、日本军队、日本人民、日本所支持的伪组织及汉奸）在战区及占领区（包括东北）中对中国人民所抢夺、征取，以及少数代价强购的粮食、牲口、原料、矿产品、制造品、房屋，和其他物品，应全部作合理的赔偿。（二）日本在中国境内对中国工厂矿场所加的破坏，及对战区或区中对工厂矿场所作的抢夺或迁移，应全部加以赔偿。（三）日本在战区或区中对中国交通的破坏及对中国交通工具的抢夺、征取，与移动，应全部加以赔偿。（四）日本在中国沿海沿江所给予是中国船艘及渔业以各种损失，应由日本负责赔偿。（五）日本在战区及占领区中对中国农民强制改变生产及因其他压迫而引起的损失，应加以合理的补偿。（六）日本对中国平民的生命与财产自陆空水三方面军事侵略所加的损害，应全部加以补偿。（七）日本在中国有计划地施行毒化政策，强制人民种植毒物及吸食毒物。此种政策违反人类道德及国际协定。将来中国因消毒（消除日本毒化政策）所须之各种费用（如戒烟院之设备等），应全部由日本赔偿。（八）日本在历次战争中所抢夺中国的古物及有历史价值的物品应全部加以交还；日本对其他中国公物的夺取，亦应全部交还。（九）日本在中国境内对中国大学及文化机关所作的破坏，及在战区与占领区对中国大学及文化机关的一切损害，应全部赔偿。（十）日本在战区及占领区对中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所掠夺的白银准备、外汇准备。及其他资产，应全部交还。（十一）日本所发的一切敌伪钞票，应于中国政府收回后，由日本依法给以黄金兑现。（十二）敌伪在占领区中所征收及接收的一切罚款、租税，及其他收入，全数应交还中国。（十三）日本在战区及占领区对中国人民的虐待，对中国人民强迫劳役，对中国人民征兵，和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奸淫，应对全部损害加以赔偿。日本对俘虏的非法待遇，亦应列入这一项范围之内。（十四）日本在亚洲各地对华侨生命财产的损害，应全部加以赔偿。"[13]      根据以上项目上，伍启元统计的损失为：工矿8亿美元，交通6亿美元，沦陷区人民和亚洲各地华侨财产5亿美元，金融8亿美元。上述相加，为27亿美元，以1937年美元比价折算，最低也达20亿美元。进行这一统计后，伍启元强调这个数目"过于保守"，"而绝不会估计过多"，他认为较合理的估计是40亿或60亿美元，但这并未包括日本在历次战争中抢夺中国的文物、书籍、及设备公物等，也未包括对占领区中国人民的屠杀奸淫虐待、强迫劳役与服兵役、对中国俘虏非法待遇，和所施行的毒化政策。[14]由于这些事件损害的数目，带有战胜国的主观判断，难有客观标准，因此他不愿加以推测。 与伍启元和《当代评论》的主张不同，刘文典根据日本的承受能力，认为经济赔偿也应放弃。他说：无论哪种经济赔偿，最终"实际缴付赔款的是无辜的后代人民，而不是战争的责任者"，"何况近代战争都是倾注全部的金钱物力，打得民穷财尽，才分胜负。再要战败国的无告穷民支付那天文学上数字的赔款，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15] 刘文典是个个性很强的学者，常常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这个特点，也在索赔问题上有所表现，这就是他虽然不主张要求日本经济赔偿，却强调文化赔偿。 刘文典说：提到"文化"两字，真令人按捺不住感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这次世界大战，"无论打得怎样猛烈，两方总还多少顾惜一点文化。英美的空军固然不肯柏林大学，就以德国那样的野蛮，也还没有肯炸牛津、剑桥和大英博物院、巴黎图书馆，因为双方都以文明自居，一面也以文明国待敌人"。可是，唯有日本"把中国视为一群野蛮人种，自从开战以来，日本空军一味愿要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故意的、有计划的专拣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做投弹的目标，这真是世界历次战争上所没有的野蛮残忍手段，人类历史上的耻辱。" [16] 刘文典进一步阐述到："中国这回所受的物质上的损失固然极大，但是那些都还是有形质可计算的，也就是有方法可补偿的"，而"文化上的损失，这是无数字可计算的，无方法可补偿的"。他发问到："假使大英博物院、巴黎图书馆被毁，柏林大学、牛津剑桥被炸，试问赔多少万亿金镑可以抵补呢"。他历数了日本对中国大学、图书馆、博物院的有计划毁灭，痛心地说"秘笈珍本，天球河图般的实物都是我们先民遗留下来的祖产，世界文明上的遗迹，绝不是任何数量的金钱物资所能赔偿万一的"，"日本既对世界文明犯了大罪，就应当教他把他们所保存的'文物'拿来赔偿我们"。[17] 关于文化赔偿的办法，对日本十分熟悉的刘文典可谓如数家珍。他说："近几十年来日本财阀倚仗着金钱，乘中国民穷财尽，用巧取的方法，贱价收买去的文物，如岩崎氏的丽宋楼藏书，住友氏的多钟鼎尊彝，都是中国的鸿宝重器，不能让他永远沦于异域"。另外，帝室图书寮所藏的宋版唐钞、金泽文库收藏的儒释典籍、正仓院的千年古物等等，也可以用作赔偿。这番话当然是带着情绪说的，连他本人也不得不紧接着承认这个意见"不一定是对的"。[18] 在谈到赔偿问题时，西南联大早在战争初期便承担了一项重要工作，这就是中日战事史料收集工作。此项工作是政府有关部门交给联大历史系姚从吾教授主持，现保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的"朱家骅档案"中，有一本署名姚从吾的《卢沟桥事变事变以来中日战事史料蒐辑计画书（草稿）》，该书开篇为"工作目的"，称："欲及时蒐辑已发表关于中日战事诸史料，以免日久散佚；并欲由此基础，以期进一步蒐辑关于此次战事的正式公文与当事人的公私记录，集中保存，他日得以成立一'中日战史文库'，或国立图书馆的一个战史部。主旨在（一）系统的保存。（二）可利用已蒐辑的战事史料，分别编纂，以期树立若干间架，他日能完成若干种长编式的著作。"书中还策划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拟收集中外报刊、专书、言论、图片、政府命令公告、未刊手稿等，分别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体例编辑《中日战事记事汇编》，与熊克《中兴小历》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体例，编辑一部《中日战事纪略长编》。同时计划编辑的，还有《中日战事分区记事长编》、《中日战事书目提要》、《昭忠录史料汇集》等。[19] 这本草于1938年8月蒙自分校、1939年3月增订于昆明的计划执行情况如何，笔者尚未见到详细材料，但1944年5月姚从吾在致朱家骅信中说"西南联大历史系主办之抗战史料征辑会，自二十六年（1937年）成立以来，已将八年，工作继续，乞未中断"[20]，证明战争爆发之际，这项工作便同时开始了。1946年6月上旬，西南联大与北平图书馆合组的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正式结束，收集之各种资料168箱，全部交由北平图书馆接收。[21]联大历史系从事的这项历时九年的工作，除了保存战争历史资料，为后人了解战争全貌提供资料外，也带有为战后赔偿提供佐证的动机。 （二）政体问题     战后解除日本武装和战争赔偿，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必然措施，但而真正的关键还在要使日本的政体不再成为产生军国主义的温床，彻底铲除日本再次对国际和平形成威胁的基础。因此，战后处置日本诸事中，最为核心的无疑是对日本政体的改造。曾为西南联大教授的政治学家罗隆基这一点尤为强调。他说："这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在同盟国方面，是奠定世界民主的基础"，无论哪个国家，"有民主，将来世界就有和平，没有民主，将来世界就没有和平"，所以，无论是处置德国，还是处置日本，前提都应当是怎样使它建立起民主制度。[22] 《当代评论》也持同样主张，它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说"只要对日本表示宽大，则中日两民族便可以永久和平相处"，凡是了解近数十年日本现状的人，不能不承认"黩武主义和侵略主义在日本有极深固的势力"。对于这种"以侵略为民族理想及宗教信仰的国家"，如果不彻底消灭军阀主义与侵略主义，不在政治上建立宪政传统，不改变黩武主义的教育与宗教，则日本就有可能"再成为侵略的潜势力"，以至"不难在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又再度成为危害和平的祸首。" [23] 按照西方民主国家模式对日本政体进行改造是势在必行的，可惜当时中国本身的民主制度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这就使人们讨论这个问题时缺乏底气，改造的途径与方法自难展开。 （三）天皇问题     铲除军国主义温床问题，既包括建立民主政府、制定和平宪法，同时还涉及到一个绕不开的国体问题，即天皇制度是否应当继续存在。 前文提到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蒋介石在日本天皇制问题上的意见交换，是一次私下谈话，当时并未公布。不过，美国的一些类似舆论很快传到中国，如史密斯氏在《美国政府战后处置日本的计划》一文中所说"至于皇室的命运，我们准备让日本国民去决定"，《生活》、《时代》、《幸运》三杂志联合草拟的《日本投降的条件》中也说"我们并不建议强迫日皇逊位，或改变日本的政治机构"等等，曾相继在中国媒体披露。而1945年1月的第九次太平洋学会上，各国代表在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也在中国民间引起爆炸。1945年9、10月间，美国合众社社长白里访问重庆，在一次宴会上蒋介石主动对他说起开罗会议与罗斯福的意见交换，合众社遂将蒋介石与白里的谈话全文发表，立即引起国内外的注意。10月18日，杜鲁门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赞同天皇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人民的自由选举，并称蒋介石的意见用意甚善。[24] 但是，通观中国民间的主流舆论，则坚决主张废除天皇制度。第九次太平洋会议，昆明《正义报》特发表《战后日本的地位》社评，表示了"坚决主张摧毁日本的天皇制"的态度。指出"天皇是战争的罪魁"，"天皇制更是日本青年向外侵略，顽强作战的精神原动力"，"天皇制不取消，日本的自大狂和忠君爱国的思想即无从取消，日本国内的民主势力也就不容易抬头"。[25]《正义报》的立场得到社会学家、联大教授费孝通的响应，他的《太平洋上的持久太平》就是作为声援而撰写的。 费孝通的文章发表于第九次太平洋学会结束的第二天，他对太平洋学会上一些人放任日本天皇制继续存在的态度表示极大不满。针对英美国家有种认为日本天皇和英国皇帝相同，既然英国皇帝没有阻碍英国民主的发展，日本天皇也不该成为日本民主的阻碍的舆论，费孝通指出"事实上天皇和英皇是不同的"，"天皇制度和民主政治是不相容的"。他分析说，两者的不同在于首先是"天皇制度中直接包有军权的部分"，虽然"在表面上日本是模仿英国的政体，有国会，有内阁，而且内阁得向国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海陆两相却不向国会负责，而是直接向天皇负责的。在内阁更迭的时候，军部可以不受影响，反之，若是军部不满于向国会负责的内阁，他们可以退出，不推荐任何人选，使内阁垮台"。正因这种体制，"日本民主基本上变了质，成了一个骗人的招牌，作军部统治的烟幕。"费孝通断言"军部统治的基础就是天皇制度，天皇不废，日本人民也永远不会享受民主的政制。"其次，费孝通还分析了日皇与英皇的不同还在于"天皇是日本统治阶级的家长"，"天皇是被认为神权，他即是像桀纣一样的暴戾，人民也不能革他的命"。这种"宗教信仰上的绝对性"，使天皇也成为"军阀财阀的家长"，并且"造成了军阀财阀的绝对性"，这就使"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就永远说变不出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根据以上理由，费孝通认为不仅"天皇制度是阻碍日本民主的根本力量"，并且在"天皇制度下的日本很难有自动的蜕变"。为了太平洋的前途，也为了日本人民的自身利益，他主张必须利用这次日本战败的机会，"代替日本人民把这个'神的代表'烧了送回上天，使他不致在人间作祟"。[26] 废除天皇制度，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的人一致主张，不过刘文典又一次对这个问题做了修正。他认为日本政体改造的关键，在于推翻皇位改建共和国体，而不在是否保留"天皇"这个名号。有着考据癖的刘文典，说"天皇"这个称号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唐代武则天临朝时，臣下尊称她为"天后"，把她的丈夫唐高宗称作"天皇"，日本的典章制度多抄袭中国唐朝，于是也跟着叫自己的君主为"天皇"。后来，天皇这个名号被人利用，硬说天皇是天上神明降世，要统制世界万国。刘文典主张"天皇"可以保留，但名号需要改变一下，削去"天皇"两字，改称"日本国王"，以"防止将来再被人利用曲解"。其实，对于天皇问题，刘文典认为这属于日本自己的问题，"用不着我们去强做主张"，一定要去主张，"反而会伤害感情"，到头来可能"适得其反"。总之，"日本本身的事，让日本人自己去管，牵涉到别国利害的事，大家商酌着办"，唯有"大家一致维持拥护的办法"，"才能垂之永久"。[27]在几乎异口同声要求废除天皇的舆论下，刘文典的意见的确有些出入，但他的出发点和目的，则与大多数人一样，都是为了实现永久和平。    抗日战争结束后，西南联大知识精英对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其中有些意见也很有代表性，如冯至就曾在一篇专文中反对在处置日本问题上吹嘘"大国民风度"[28]。不过，由于对日本的清算已决定在旧金山会议讨论，也由于国内矛盾凸显，人们的视线更多地转移到反对内战问题，故本仅论述的范围仅限于在战时。     出现近七十年前的这场战后处置日本问题讨论，本已成为历史的一页。而且当时人们各抒己见，有异有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今天，旧事重提，并非对这段历史的眷顾。当前，中日两国关系虽然被称之为破冰阶段，但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仍存在不少分歧。在这种形势下，回顾联大知识精英当年的见解，更能展示他们关心祖国前途、爱护世界和平的积极精神。这一点，无论何时都是最宝贵的。 （2007年7月10日　东京） [①] 《论日本战后国体》，重庆《大公报》社评，1944年1月31日。 [②] 《太平洋学会开幕将专注讨论战后处置日本方法》，云南《民国日报》1945年1月9日。 [③] 《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云南《民国日报》社论，1944年6月15日。 [④] 钱端升：《论外交根本政策》，《新民族》第2卷第13期，1938年10月9日。 [⑤] 王迅中：《战后远东和平的展望》，《当代评论》第3卷第4期，1942年12月7日。王迅中即王信中，在西南联大注册的名字为后者。 [⑥] 王迅中：《战后远东和平的展望》，《当代评论》第3卷第4期，1942年12月7日。王迅中即王信中，在西南联大注册的名字为后者。 [⑦] 《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当代评论》社评，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这篇评论文末署名"启"的执笔者，当是联大教授伍启元。 [⑧]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上），《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0日。 [⑨]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 [⑩] 伍启元：《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上)，《当代评论》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 [11] 伍启元：《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上)，《当代评论》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 [12] 《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当代评论》社评，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 [13] 伍启元：《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上)，《当代评论》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 [14] 伍启元：《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下)，《当代评论》第4卷第7期，1944年2月1日。 [15]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上），《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0日。 [16]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 [17]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 [18]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 [19] 姚从吾：《卢沟桥事变事变以来中日战事史料蒐辑计画书（草稿）》，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 [20]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5月22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 [21]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6年6月9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 [22] 努生：《民主化日本》，《民主周刊》第1卷第6期"短评"，1945年1月20日。 [23] 《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当代评论》社评，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 [24] 《日皇存废问题》，昆明《中央日报》社论，1945年10月23日。 [25] 《战后日本的地位》，昆明《正义报》社论，1945年1月12日。 [26] 费孝通：《太平洋上的持久太平》，昆明《扫荡报》"星期论文"，1945年1月21日。 [27]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 [28] 见冯至：《记忆与忘却》，《自由论坛》（周报），第32期，1945年9月29日，第1版。 

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和新熊彼特派构成两派。马克思主义中，又有曼德尔、调节学派、SSA学派的理论。本文检讨了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理论，对以佩蕾丝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建立一种新综合的可能性。

从中国的现实及其自由主义的回应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死了。

第一部分--分析各国动机：Distinct interests sparked the European involvement in Libya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致中国政府气候变化特别代表解振华的一封公开信 当今，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世界、也为世界所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从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各种自然灾害，警钟将人们从工业化文明的迷思中震醒。人们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今年十月4日到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在天津召开。这是自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签订以来，相关谈判首次在中国举行；也是今年墨西哥坎昆会议之前最后一次谈判会议。我们，以下署名的中国的个人和组织，在天津会议举行之际，特此发表致中国政府气候变化特别代表解振华的一封公开信，表达我们的思考和诉求。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工业化进程历史短暂，人均GDP处于世界落后水平，仍然面临着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巨大压力。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已经做出了积极持续的努力。近年来，中国对小火电、小水泥、小钢铁、小造纸等高能耗低效率企业的关停并转效果显著；对新能源产业的投入，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从占GDP的比重来看都超过美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制定的机动车燃油效率标准不断提高，超过美国标准……这些贡献，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西方国家开始工业化时的历史条件不同，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不能重复西方的老路，不调整就难以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例如， ·         95%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气候变化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贫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因。 ·         虽然目前我国人均碳排放量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是生产净出口产品产生的碳排放却占总排放量的22.5％，这些产品并非为中国人民所消费，而是大部分销往了发达国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虚名，却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背负了巨大的资源压力。 ·         盲目膜拜汽车文化导致了城市严重的交通拥堵，妨碍了普通公众的出行；石油缺口快速增加，进口量已超过国内年消耗总量的50%，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潜在威胁。 ·         一些地区盲目效仿美国模式的城市化，对宝贵的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持续下去将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最近几年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已经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计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郑重倡议：  ·         针对气候变化弱势人群，政府应该积极调整应对政策，加强防灾减灾预警和保险政策，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研究和扶贫资金投入，建立气候变化适应专项基金，重点减轻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地区以及贫困人口的影响；提升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和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条件。反思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降低低附加值、高能耗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额度，或对这部分产品进一步征收出口税，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型。 ·         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取消一切鼓励汽车消费的补贴政策，进一步提高燃油税，对大排量汽车课以高额奢侈税，征收拥堵税费，并用于补贴公共交通。 ·         中国进一步的节能减排，不应仅局限于工业企业的技术化改造升级，而应该延伸至生活和消费领域，聚焦在对低碳消费的引导，加强需求侧管理，例如推行阶梯电价，限制汽车牌照，对城市亮化等高能耗工程提出质疑和制约。 ·         努力促进城乡发展平衡，推进发达地区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警惕和防止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借产业升级的名目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建立高能耗、高排放的城市地区对低能耗、低排放的农村地区的生态补偿和资源转移机制，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对高能耗、高排放的一些发达城市和地区提出绝对减排的目标。 ·         反思一些地方和部门盲目效仿美国模式的城市化进程，通过立法、行政、经济手段，引导消费模式和城市规划的转变，努力发展并逐步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         以美国粗放浪费式的消费模式引以为戒，通过舆论引导，移风易俗，改变以奢侈消费为荣的社会风气，提倡环保、节能、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         在国际谈判中提高对适应问题的重视。适应是对发展中国家更为现实、紧迫的任务，中国应该在谈判中进一步强调适应和减缓同举并重。今年巴基斯坦灾难性的水灾，凸显了发展中国家面对气候变化所引发自然灾难时的脆弱和急需帮助。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的300亿美元快速启动基金，至今只落实了79亿，其中只有不到1%（7000万）进入联合国适应基金。中国政府应该敦促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其已经做出的公开承诺，并要求发达国家为其历史排放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         在减排、适应、科技交流合作和规划低碳发展等多方面，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援助。 国际社会正在就落实“巴厘路线图”、加强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进行谈判。值此关键历史时刻，我们期待着中国政府以无比的智慧、决心和勇气，在推进落实国内减排目标、加强南南合作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捍卫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汪晖教授，清华大学 郑易生研究员，中国社科院 于晓刚博士 张海滨教授，北京大学 贺雪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林春教授，伦敦政经学院 强世功教授，北京大学 董叙霖博士，联合国退休人员 李立，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梁帆博士 徐向阳教授，中国矿业大学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严海蓉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潘毅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绿色流域 绿色浙江 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绿色江河 绿色和平，中国 绿色昆明 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闻一多欣赏浪漫、唯美的诗歌，他把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比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令何兆武有些吃惊：这首诗有虚无颓废的味道，人生观不是很积极健康，与闻一多斗士的形象似乎不是很一致。

洪武初年,明朝与高丽、李朝虽建立了宗藩关系,但由于朝鲜半岛政局动荡,复杂多变, 对明外交受其政局的影响,摇摆不定,致使明太祖朱元璋在与朝鲜的交往中猜忌心理不断加剧,屡屡制造表笺之祸。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中朝两国关系才开始进入正常稳定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