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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黄纪苏 陶子:文化馆:变局中的变数
    社会 2010/04/13 | 阅读: 1762
    编者按:文化馆是我国现有文化体系中基层的文化组织。从2006年起,通过北京朝阳区文化馆的介绍,我们参与了文化馆的部分活动,在北京、天津等地走访了多家文化馆,也采访了多位文化馆馆长。文化馆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主要是想探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它作为一项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文化组织,对于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能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二是这一基层组织在大的社会变局中的起伏波折,在这一过程中的挫败和实践,如何提供以变应变、用变动的方式处理新问题的经验。我们根据走访所得,通过对话的形式,展现我们对这一问题尚未定型的思考。
  2. 潘公凯:谈中国画笔墨
    艺术 2010/07/04 | 阅读: 1762
    近百年来中国画领域都一直在讨论笔墨问题,前几年有很集中的讨论,吴冠中先生、张仃先生争论之后,香港专门开过一个关于笔墨问题的研讨会,这是在中国画界非常受关注的一件事。 我的看法是:笔墨是中国画传统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一整套形式语言体系,这套形式语言体系是中国文化大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一种中国式的视觉表达方式。之所以讲独一无二,是因为凡是绘画都离不开形体、色彩,也离不开基本的构图。形体、色彩、构图是全世界绘画所共同的要素,中国绘画也离不开。但是笔墨却是中国人所独有的,全世界其他民族的传统绘画中都没有的要素。所以,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视觉方面的精神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在传统绘画中是通过这套独特的视觉语言来表达的。 笔墨的独立 笔墨为何唯独中国有?为何会在中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形成?为什么没有在古希腊形成?为什么没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形成?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绘画过早的精英化。在全世界绘画发展史当中,早期绘画在其他国家,比如古希腊、古罗马,绘画主要是由工匠来完成的(比如说欧洲的宗教绘画,再早一点的绘画现在留下的很少了,雕塑留下得很多)。早期的画家在西方几乎没有什么名望,在社会等级当中地位很低。但在中国却不一样,最早有记载的画家顾恺之就是文人,不是工匠。根据文字记载,他不仅有画,还有文章,还有赋,所以这是中国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中国知识精英过早参与了绘画行为,便把他们的文化修养带入到绘画发展的创造过程中。例如,儒家孔夫子"游于艺"、"文以载道"的思想,重神、重意、重主观情绪的表达等理念,很早就被纳入了绘画创作中。 这样一种情况导致中国绘画到了唐代,尤其是宋以后,就没有进一步沿着摹拟对象、准确写实的路径继续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绘画理论和对于艺术的理解和研究走在了中国画家的手头功夫之前,也就是说对艺术的理解超越了艺术本体的发展(画画的技巧还不是很好的时候,还没把对象画得太像,也没有足够技巧把人画得很逼真的时候,理论已经在说:画得像是没有必要的)。其实顾恺之画的很有古意的形象,并不是他刻意地画成有古意,而是他就是有点画不像。当然,他同时也把他的文化修养,那种雅致与飘逸的内心向往融进去了。那时技术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还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对象画准确。没有西方发展的那种严谨科学的解剖、透视知识和素描、造型能力,但因为有了儒道精英文化的影响,对于艺术的理解却已经超越了那时的手头技术水平。正如老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讲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还说:五色令人色盲,认为复杂的技巧没有必要,最高的美术是不求形式的,最高的音乐是没有声音的--这种论说从最早开始就是一种超越性的理念,知识分子可以深入地去理解,而工匠却是不懂的。如果让工匠继续往下画,一定会走向越画越像、准确再现的路;当然,其中也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国的知识分子过早介入绘画以后便扭转了艺术发展的路径。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士)是儒道传统的承续者,不同于文艺复兴时的知识分子,他们要复兴的是古希腊理性传统。中国绘画在唐、宋进入到一个写实技术比较成熟的时期后,如果在写实技术上再要继续往前发展,并摆脱儒道思想的影响,说不定油画技法就得由我们去发明了--但在宋元时期,正因为有苏东坡、米芾这样的高层文化精英提出新的理念,使得中国绘画没有进一步向写实主义高峰迈进。应该看到,中国绘画史上没有出现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么高超的摹拟写实技法,并非中国人不聪明,发明不了蛋彩画或者油画,而是认为这个方向不重要--不是工匠觉得不重要,而是中国当时的文化精英觉得不重要。如果仅是工匠从事绘画活动,就不可能对艺术有如此高深的理解,正因为文化精英介入才把中国文化思想方面的最高成就带进了绘画之中。苏东坡作为当时社会公认的大学者说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样的论断,不仅高妙,而且新颖,而他的这种见解又主导了后来绘画的发展方向。换句话说,这种不把摹拟写实看成是艺术最高成就并以此为重的思想给笔墨的独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试想,没有苏东坡这些文人的理念奠基,笔墨是不可能从艺术对象中独立出来的。因此,元代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倪瓒为代表的一群画家开始建立起笔墨的相当完整的独立性,而且作为典型建立起了新的笔墨自身的评价标准。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作为国学大家,也在游历欧洲震惊于古典油画的逼真表现力之后,乱了方寸,回顾中国文人画时有失偏颇,没有想清楚王维"雪里芭蕉"、东坡"朱竹"在艺术本体演进中的意义。 表象与程式 笔墨之所以能够独立出来,与中国画画论中非常重视的"理"有关。这个"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客观对象的结构。这个"理"与西方人摹拟现实的外观形象并不一样--这个"理"虽然也是客观的,是对象和客体的"理",但又离不开主体的理解与归纳。同时,它又不是主体的"理"。并且"理"也与对象的"形"不同--"形"是外在的形式,"理"是内在的结构,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内在规律,比西方人所说的结构涵盖面要宽。所以,只有中国绘画可以用勾线的方式把水、云等外形无常的事物描画出来(其他地域绘画在画到云和水等没有固定形状对象的时候,就觉得不易下手)。中国人用"理"去概括和归纳,就找到了一种表达这种无常形而有常理的对象的办法,这种归纳的结果就是"程式化"。笔墨真正的独立和程式化语言的形成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程式化语言的归纳、梳理和系统化,笔墨就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 而"程式"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程式是比较概括、简练、稳定的"图式",是一种特殊的图式语言。对此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别:一个是中国的"程式",一个是西方传入的"图式"。"程式"和"图式"的区别在于:中国人在艺术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程式比欧洲人在绘画发展中形成的图式更加概括、简洁、抽象,更重视内在理解,而忽略外在形象,尤其是阴影与透视,这一点正与刚才所讲的知识分子的介入和苏东坡对"理"的提倡是密切相关的;西方的"图式"主要是指形象,也包括画面整体的构图样式。这个形象有结构的成份,也包含了很大的外观形象 的成份包括光影、透视等等。如果我们把"理"比喻成骨骼,外在的形象就还有肉、皮--西方的"图式"是既有骨,又有肉,还有皮,中国的"程式"就是骨,是一个内在的结构,它是不太重视肉和皮的--这个区别有点细微,就类似于全因素素描与结构素描的差别:全因素素描就是骨和肉、皮都要画出来,尤其是明暗、光源、空间感、环境色。结构素描只要把大关系画出来,把内在的主要结构点画出来,重点在物理、而不在外光影响。结构点正是在理解基础上归纳而来的"理"。但作为中国概念的"程式"和作为西方概念的"图式"有一个很大的共性,即:程式和图式都是学习绘画的第一步所要做的事情--每个人学习绘画第一步首先得学"图式"或者按中国人的说法学"程式",然后才能够面对客观对象,才有现成的语言去表达客观的对象。 近代以来,在艺术理论中有一个说法:艺术家要保持婴儿般的纯真之眼,这样才能做一个好艺术家,才能画得与众不同。画家应抛弃所有的成见,最好什么画都没有看过,由此他面对对象画出来的东西是最纯真的,才能画得最好。这个说法曾风行一时,几乎成为艺术家的创作原则。但后来这个理论被实验心理学所否定,例如:阿恩海姆等对人的视觉心理做了很多抽样调查和数据测试,用了很多科学方法研究人的视觉心理是如何形成的,艺术家是怎样创作的......。最终,实验心理学(实证心理学)经过科学实验,发现人一旦长大成年,大脑已经承载了各种信息,只有把一部分信息改变或抹掉才能装入另一部分信息,不可能再回到如白板一样的婴儿状态了,因此要以婴儿般的纯真之眼去对待自然是不可能的--这是20世纪心理学的重大发展。由此,便推导出一个说法:艺术家不可能凭空创造,对前人图式的改变就是创造。无论是"图式"或"程式",都是学习绘画美术的入门途径。以上便是我们讲的"程式"和"图式"的差别以及共同性。 在80年代为了弄清楚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传统绘画的内在区别,我认真地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并对中国绘画与西方传统绘画(不是指西方现代主义绘画,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和中国传统绘画很接近,但是和西方传统绘画有很大的差异)的心理运作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比对,并发现了一些差别。我把这种差别概括为"具细表象"和"概略表象"之间的差别。"具细表象"和"概率表象"这两个词在俄罗斯的艺术心理学和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里没有,是我为了说明中国的问题自创的。这里有一个心理学上的专用名词叫"表象",这个词我们现在用得非常的多,大家望文生义都将其理解为"表面现象",但这个词的原意并非表面现象,而是视觉心理学的一小段,是视觉印象后面的残留记忆的组合运动。所谓"视觉印象后面的残留",例如:我们眼睛看到一个瓶子,然后闭上眼,大脑中就留下瓶子的印象,这叫"视觉后象",是很短的一、二秒钟之后,留下一些记忆残留,是破碎不完整的。而后,多次的记忆残留互相补充,在大脑中形成的影像叫"表象"。从心理运作来看,表象在印象的后面,印象是短暂记忆,而表象则是记忆的残留组合。表象在人的大脑中,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可以持续较长的时间,而印象持续的时间很短。绘画活动在心理运作过程中的主要支撑就是表象运动。 我们所谓西方传统绘画是指西方古典主义和学院派,二者是最典型的西方传统绘画样式。从古典主义和学院派的绘画创作与教学的心理程序来看,老师和学生同时观察一个静物瓶子,然后大家闭上眼,如果老师问学生看到了什么,学生就凭他们的印象(视觉记忆),有的说是一个透明的瓶子,有的说是一个长颈的瓶子,有的说是有小把手的瓶子......这些说法就是残留在学生大脑里的关于瓶子的"印象"。那么这些"印象"是什么?这些说出来的印象,都是直接的、不完整的印象,老师让学生再看几次,印象又增加了,就在脑中合成为"表象"。并且都是很具体、很细致的一些小特征--每个人注意到瓶子的不同方面,这些不同方面合起来就是瓶子的外观,给人的总体印象,我将这些表象称为"具细表象"。具细表象的特点是:在人脑中存在的时间较短,是外观的特征,包括外光和环境色。西方古典主义的油画写生或者素描写生就是学生头脑中具细表象的运动。 西方学院派的写生需要在静物旁边摆一个画架,在一定光线的照射下,画家看一眼画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具细表象有很多的具体特点构成,不完整,而且在人脑中留下的时间很短,非常容易忘记,所以画家不得不看一眼,画一画,通过很多具细表象,把具细表象的点搬到画面上去。而这个"画--看--又画--又看"的过程就叫做具细表象的运作和表达的过程。这是西方传统绘画的学习方式、创作方式,正因为如此,西方传统绘画(古典主义和古典学院派)不仅是课堂学习离不开模特和静物,画架离不开观察静物的地方,每一个模特都要对着画。而且创作也离不开模特儿。例如:画三个农民在耕地,这个农民找一个模特摆一个姿势,然后仔细比对,每一个皱纹、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准确画出来,然后第二个模特再摆一个姿势拼上去,第三个模特再摆一个姿势拼上去。西方绘画的这种创作模式正是依据他大脑中具细表象的运作结果。中国的绘画不同,中国文人作画时大脑中表象的运作方式是又概括、又简略的表象运作方式,我将其概括为"概略表象"运作方式。"概略表象"是在"具细表象"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梳理、部分抽象化,形成对客体的理解,带有很大的理解因素在内。"概略表象"的前提是要有较多"具细表象"的积累,否则,"概略表象"无法生成。"概略表象"的产生在时间上比"具细表象"要晚得多。比如说一个中国画家在画瓶子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总盯着这个瓶子观察,可能是看一眼就走了,而按照他的记忆可能画不出这个瓶子来,所以他不画这个特定的瓶子,但是他会在不同的场合去看类似的瓶子,然后把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这类瓶子的记忆在大脑中进行理解、加工、合成、抽取,形成一种概略性的印象。这个概略性的印象把有些偶然因素给筛减掉了,然后把大概的理解画出来了,这就是中国画家脑子中的概略表象运作方式。因此,中国画家画出来的不是具细的特征或表面光影,而是对瓶子形状与结构的理解。这便是传统中国画与西方绘画的不同:中国画家画这个瓶子就是凭自己的理解默写,用线勾出瓶子的形状,这个形状的产生和幼儿画画非常接近(让小孩子画一个瓶子,他们马上就能画出来,他们画的这个瓶子肯定不是具细表象,不是特定的瓶子,而是大脑中所理解的瓶子)。也就是说小孩在企图把握一个对象并把对象画出来的时候,他的心理是概略表象的运作。我们中国画家要把对象表达出来的时候,所运用的也是概略表象的运作。中国画的"概略表象"运作方式集中体现在程式化的理解对象与表达对象,这与儿童的"概略表象"差别就在于:儿童在表达对象时画出来的概略图形是他自己一次性创造出来的;而中国画传统中的程式是很多代人概括出来的,其中有反复的"学习--校正--再学习--再校正"的过程。所以,中国画传统中的程式看似很简单,但是实际却是经过数代人概括、总结、简化、抽象化的结果。例如:画竹子时的"介子型"、"个子型";画梅花时先画花瓣,中间点花蕊,怎么个点法,花瓣怎么画,花萼和花瓣之间什么关系......这些在《芥子园画谱》里说得很清楚--这就是程式--不是一个画家想出来的,更不是一时想出来的,而是很多代画家经验的总结。中国画家绘画心理的运作过程是"概略表象"的运作过程,而西方传统画家在绘画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具细表象"的运作过程。由此,写生在中国画的学习和创作过程中,就与西方绘画不一样了:西方是必须对着静物、模特,看一眼画一点。中国画家以往则主要是对程式的理解和把握,通过对程式的修正来达到直接表现特定对象的物(当然二十世纪以来受西方的影响,也不完全这样,这个变化不在本文讨论之内)。比如:画一个人的脸,不是像现代画素描打轮廓,然后每个局部循序渐进的画出来,而是首先脑子中有"三庭五部"等基础口诀,有基本的比例概念,而特定对象的三庭五部不一样,两个眼睛之间近一点还是远一点,鼻子比标准的鼻子大多少(他知道基本比例中的鼻子有多大)。这就是对程式的修正。这种方法,很重要的前提是基础口诀起到规范和导向的作用,而在作画(包括写真)的过程中又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既是为了贴近具体的对象,同时也是画家自己的风格创造的潜在的空间,这就是"程式"的概念。 在西方的传统绘画中,对景观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觉心理步骤;而在中国的传统绘画心理中,理解与默记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老画家很少手上带一个速写本子,虽然黄宾虹有时候也拿小本子勾一勾,但是画的却与对象相距十万八千里,根本不是一回事,心情好时可以把山画成圆的,心情不好时可以画成方的,而这些都是他对山的写生。黄宾虹画他所居住的栖霞岭每次都不一样,因为那座山没法推远看,他住在那几乎没有法画。如果让油画家画,他只是坐在院子里画一个角,那一角不是栖霞岭,而是栖霞岭的一棵树。然而黄宾虹非但要把栖霞岭画出来,而且画了无数遍,画成各种各样的。即便那里不好退远看,无法看到其整体面貌,但是他每天在那里散步,他走多了以后知道栖霞岭大概是什么样子,比如说这座山是香蕉状还是苹果状,是他走了多次以后理解出来的,然后回家画成约略的香蕉状或者是苹果状,而且每天的感觉都在变,今天觉得像岭,明天觉得像峰,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次画出来的栖霞岭都不一样,为什么?理解当中的不同,而不是真正靠看一眼、画一笔写生出来的,这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心理运作和西方传统绘画的心理运作的不同。 我在这个比较中,一定要加上两个"传统",否则,这种说法是不严谨、不对的。只有中国的传统绘画和西方的传统绘画比较的时候,他们的差异才是这样的。如果中国的传统绘画和西方的现代绘画比较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西方的现代绘画和西方的传统绘画有一个根本性的大的变化(在我看来,主要是西方传统绘画"具细表象"的运作转变成西方现代绘画"概略表象"的运作),最典型就是马蒂斯、毕加索。他们画出来的东西绝对不是眼睛看到的,而是脑子里概括变形抽取建构出来的图式或借鉴了别的图象(例如非洲雕刻)而形成在脑子中的图式。当然,他们的图式与中国的程式也不一样--中国的程式是很多代人积累形成的,而毕加索他们的则是自己个人艺术历程中形成了的。 其实,实证心理学的科学成果已经回答了我们争论不清的写生与临摹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已经验证了临摹和学习在绘画过程中的重要性,更说明创造不能凭空产生,是要以前人的图式为起点的,了解和学习前人的图式是创造的起点,否则任何所谓的创造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实证心理学证明,一旦没有前人的图式记忆,你的心理活动就无法进行。所以,先要学习图式,当然学习图式的方法可以不一样,中国是靠临摹,西方是靠看前人的画册,或者是到博物馆看作品。看作品和到博物馆临摹作品是学油画的重要课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八十年代很多留学生到欧美的博物馆临摹,都有这个过程。  笔墨与程式 刚才是讲到表象和程式的关系,现在来看笔墨与程式的关系。笔墨是在程式化的过程中独立出来的一种中国绘画特殊的视觉语言,它与程式化的过程在中国画的演进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有了程式,笔墨才有独立生存的余地,或者说笔墨的独立的审美价值才有其存在的空间。反过来,笔墨的发展又促进了程式的进一步概括、梳理,推动程式的不断往前发展变化,这是和笔墨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 笔墨在程式化的过程中独立出来以后便形成了自己的审美价值。这种独立的审美价值已经不依存于客观对象了,而成为符号本身自己的审美价值。这个东西其实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因素在逐步地积累、组合,比如我们说最早顾恺之的画,讲他的线是高古游丝描,说这个笔线很细,曲线非常轻盈优美,是指线的形状。说它高古,其实就是一个价值判断。游丝描为什么说是高古?是后人对顾恺之画的仔细品味中得来的一种趣味性的理解。是后人觉得,这个游丝描很高古,这种高古在我看来有一定的联想的成份,因为后人说这个话的时候距离顾恺之已经有很多年,所以就会有感觉说游丝描越看越觉得高古。真正的实际情况是当时还没有解决画得很像的技术问题,当时要把一个人画得很像肯定不行--连顾恺之的水平也不行。这个时候画面会有一种自然存在的古拙味,后人把这种古拙味理解成古人的一种趣味追求。我想,这样的一种理解,恐怕有两种因素:一是古人确实有这样的趣味追求,因为他想把形画的有意思一点(我想顾恺之当时画画并不一定十分自觉地想把人物画得高古,但会想把人物画得有趣典雅)。这么一来,这种趣味在数百年后的人看来便有高古之心,"高古"这个词无疑已经带有审美价值评判的成份在内。可见笔墨(细细的线)的形态在那时已经被独立出来进入了人的审美欣赏和评价的范围当中。后来又有赵孟頫所说的"古意",古意到底是什么?说得更近一点,王国维说的"古雅",古雅又到底指什么?--当然都是指趣味--是对于笔墨(毛笔的线的勾勒皴擦以及枯湿浓淡变化等)独立的审美价值的一种形容与评价。所以,在中国的画论中特别强调"味",有时候讲更多的是"气"、"韵"。往往也称逸气、书卷气等等。其实这些词作为形容词有非常复杂的内涵,这些内涵与中国人,尤其是文化精英们的审美趣味变化密切相关。审美趣味在这样的场合中被逐步培养出来,并且逐步被精致化。众所周知,元代在笔墨独立出来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其转折就在于笔墨越来越"松灵",也就是笔墨越来越和对象脱开一个距离,但又没有脱得很开,有一个逐步加大的距离,这个距离就是笔墨的审美价值独立存在的生存空间。这个距离越大,笔墨独立的审美价值生存空间就越大。元代的时候生存空间还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个相当的生存空间了。所以才会有倪瓒这样的画家出现。 大家说别人的画好学,倪瓒的画不好学,很难学。为什么?就是他将自己的才情、学养全都汇入到笔墨松灵的感觉中。因此,没有这种才情、学养、心态,没有对这种趣味的把握能力就学不了倪瓒的画。即便画出来了,也仅是外观看有点差不多的形式,而精神上则相距十万八千里。反过来也说明倪瓒的笔墨中所传达出来的信息的精致性、细微性和复杂性--其笔墨和图式中传达的信息已经精致到后人难以体会和复制的程度。而精妙、精致、复杂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为何要精致,要复杂,要这么细微地讲究趣味这个东西呢?从本质上说,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训练了人类视觉感官的精细敏锐的鉴赏能力。犹如交响乐的发展成熟训练出了能够欣赏交响乐的耳朵,这就是交响乐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交响乐指挥家的报酬之所以比所有演奏家都高,就是因为他的耳朵是人类最灵敏、精确、优秀的耳朵。我个人是非常重视中国画笔墨的。因为笔墨训练出了中国精英极为敏锐的视觉审美鉴赏力,这种独特的审美鉴赏力的精微程度是人类文明的成就之一。当然,西方古典绘画的审美精微程度也非常高,手、眼和心的配合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协调、高度的准确性和敏锐性,尤其在模拟对象的形、色、空间感方面,这确实也是对人类视觉经验精致化的巨大贡献;而中国画的笔墨,则从另外一个方向对人类视觉经验的精致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像交响乐真正听懂的人并不多一样,真正能看懂并欣赏笔墨的人现在已经很少,眼力不行了。 这个过程是通过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逐步演进过来的。比如说董源、倪瓒、八大、徐渭、石涛、昌硕等。但在我看来,从笔墨内在体系的严谨性和多种因素的协调、搭配的对立统一与难度系数等方面来讲,早期倪瓒是最棒的,后期是八大最棒。八大、石涛所形成的大写意这么一条路,曾经在近现代受到很大的误解,包括在西方的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专家也有很大的问题,他们认为大写意中国画是当时扬州那一带商业化、市场化造成的:因为想赚钱赚得快,所以越画越草率。这种肤浅的理解造成了在二十世纪美术史家对中国绘画的研究过程中,认为明清以后的中国画彻底衰落、滑坡了,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当然,这种认识是康有为、陈独秀等人先说再传到西方去的,最后便成了西方汉学家的主要观点。正因为如此,十几年前才有人翻案,比如说万青力写的《并非衰落的百年》。 说到比较近一点,中国画笔墨在八大、石涛等人以后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被黄宾虹一再强调的"道咸中兴",这与金石学的兴起有关,对于中国画笔墨尤其是大写意笔墨的推进,可以说是在近代中国画发展中的跨出去的一大步。大量甲骨文、青铜器、各种碑刻的出土和被解读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一件非常震动的大事,中华民族的历史得到了实物的印证,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往上追溯就变得更加有据可查,而且历史所描述的中国古代的状态越来越清晰。所以整个中国学界名家都去研究这些出土文物。少数和中国学界接触较多的知识分子型画家也非常关注和热衷于这个事,就把金石学中的一些发现与自己的绘画创作联系起来,并力图从中吸取营养来推进自己的创作。这些画家如赵之谦、吴昌硕、黄宾虹等起了很大的作用。金石学所引发的新的审美趣味,我们只能用"苍古高华"、"浑厚华滋"之类的形容词来描述(趣味不能像数学准确的加以标识与计算,只能形容、比拟)。这种趣味导向就把中国绘画在清代以后推向了一种厚重、雄健、苍古的境界之中。 这个转折同时实现了两个目的:第一是克服了大家一直所诟病的末流文人画的柔靡促弱之风的弊端,形成了一种雄健而苍古的审美风尚。所谓"苍古"是指古代碑刻、金石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斑驳、粗糙、厚重的感觉。这种感觉被赵之谦、吴昌硕、黄宾虹等人高度赞赏的同时,也成为这些画家创作所努力的方向,渗透到他们的作品之中。所以,吴昌硕说他画气不画形,甚至连自己的名号也取成是"苦铁"--苦和铁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审美趣味。"苍"按字面解释是:"气厚乃苍",气厚了,积淀深了,感觉就是苍;苍和历史有关系,受到各种风霜的侵蚀和时间的磨损后与斑驳的感觉有关;"苍"从颜色上来讲,是一种接近黑的深蓝色。上述这些都是形容词,因为审美趣味除了形容比喻之外是语言无法界定的。第二是把古典传统(也就是古意)给密切的接续起来了,使吴昌硕、黄宾虹等人的作品有厚重的历史感。概而言之,这里既有"复古"的目的,又有"开今"的目的。所以也可以简单地说:中国的文人画经过"崇古开今"这样的一个转折,一步一步地实现了笔墨自身的再建构。这个建构是离开了客观对象的一种建构(无论画什么,关键是作品的笔墨和整体效果是什么味道),是笔墨的审美建构,是逐步地完成或正在完成笔墨与对象的进一步脱离,是笔墨的独立性和笔墨审美价值的逐步建构。这种推进就是我们所说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推进,是笔墨程式的推进,是审美趣味的推进,也是中国知识精英们通过自身的实践,对人类视觉审美能力的精致化的推进。 这是一条与中国传统一脉相承的精英路线。它所接续与关联的是高端知识分子。因为金石学仅是当时博学的高端人士的研究,画家通过与这些最博学之人的交流,便把当时最高的学术成就融入到作品之中,因此而产生的作品当然就是精英化的作品,绝非工匠所能完成的。 因为有了笔墨,所以在中国的文人画当中,客体的对象就变得次要了,至此,中国画不再着重于写对象之神,而是着重抒发作者主体之气。魏晋时代的顾恺之是把对象的神韵画出来,到了明清晚期文人画则是要求把画家本人的神和气画出来。因此,此时的中国画进一步程式化、笔墨化,并且带有一定的抽象意味。抽象意味是按照现代西方的概念来说的,因为找不到比较恰当的中国式的词汇,中国没有"抽象"这个词。但有"意象"这个词,意象中有概括、抽取、强化的意思。中国画是有点抽象意味的,但是与西方的抽象来路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说明笔墨作为一种独立的视觉表达语言,已经真正地建构起来了。 "人格"与"自我"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观念。笔墨说到底是一种语言,语言是要表达精神内容的。笔墨语言所表达的主体的精神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倪瓒、八大、吴昌硕、黄宾虹这些代表人物来看,实际上是表达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崇尚的人格、风范--也就是中庸、博大、坦荡、高雅的一种气韵。这种气韵既是艺术作品的趣味、风尚,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与人格理想。这就涉及到了传统价值标准的一个更深层的东西:笔墨所承载与表达的中庸、坦荡、博大的气度与内在精神,为什么被人推崇,为什么它是一种高格调,判别的标准是什么?--它的来源就是中华文化所塑造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也就是中华文化所主张的:人应该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高尚的人,这个最大的目标规导了视觉审美鉴赏中的评价标准,规定了什么样的画是好画。 这里有一个深层文化问题值得思考:西方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别强调"反叛",基本原因是上帝为中心的神权社会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权社会的巨大差异。急转中有一种矫枉过正的动力机制。而在中国,宗教力量不强,没有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激变,传统的人格理想仍然要被彻底否定吗?由此,还应该谈到一个我们中国人所主张的"人格"与西方现代艺术所提倡的"自我"之间的共性与区别问题。在我看来,二者的共性都是人作为主体的精神的集中显现;二者的区别在于:西方现代艺术表达的是"自我",中国画艺术表达的是"人格"。自我是什么?西方哲学家萨特在其著作里非常具体、形象、精细地论述了西方人在现代文化中所指的"自我"是孤立的、特定的个体,这个特定的个体和周围所有人都没有联系,甚至于和周围所有人都是敌对的。按照萨特的说法:"他人是自我的地狱",因为他人的存在使得特定"自我"个性受到限制,得不到发挥,所以周围存在的所有人,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是特定个体"自我"的敌人。"自我"是孤立无援的,没有人能够帮助的,由此才有西方现代艺术中所反复表达的人的孤独。人为何而孤独呢?为何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前就不孤独呢?因为有上帝,人可以和上帝对话,上帝是人的保护者,人才不孤独。那时,有思想问题都可以到教堂里向牧师忏悔,这一忏悔,牧师说没有关系,上帝已经原谅了你,过去的问题就不用再想了,现在可以重新做人了。因为上帝对我很好,我不孤独,因为牧师和我在一起,我不孤独。而现在牧师不那么有用了,大家也不去忏悔了,忏悔也没有什么用,由此人就变得很孤独。而这个孤独的自我,就是西方现代艺术当中的"自我",其表现就是孤独的个人。所以,现代艺术中的自我表现是过多的个人主义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甚至恶心。因为自我心里一旦被扭曲,就用恶心来表达,这是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自我表现"的自我。而中国人抒情写意的主体不是与周围没有关系的、孤立的自我,而是"人格"--一种群体性的,有着明确价值取向的理想--不仅是同代很多人共同的一种向往,而且是很多代人共同的一种向往。正是这种群体性的理想所范导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庸、博大、坦荡、超逸之气就成为艺术作品中所要表达与弘扬的精神主体。这也是为何中国画总是不厌其烦地画梅、兰、竹、菊等西方人最不理解的题材。如果说对笔墨做一个结论,笔墨是中国绘画史中形成的一种精英化的独特的视觉艺术语言,是一种可视的形象符号,是一种能指(语言是能指明和叙述一个东西的,叙述用的方法和语言被称之为"能指",被叙述的东西称为"所指")。笔墨是一种能指,能指不是目的,是为了把所指说清楚;笔墨是语言,语言不是目的,但是这个语言是精英化的,非常独特,非常有价值。而这里笔墨相对应的"所指"实际上就是以儒学为主线(儒是为主的,道是相对为辅的)的思想传统和人格理想,是笔墨所应该传达的精神内涵。 从世界范围来看,笔墨是传统中国画在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形式语言方面的一个独特创造,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笔墨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英们的独特创造能力,是其他民族精英文化所没有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了另外的东西),是中国人的独创。笔墨是中国文化精英们精致的视觉鉴赏能力的标志,正如西方交响乐是西方知识精英们在听觉鉴赏能力方面所达到的高度的标志,二者的意义是一样的。 笔墨是传统视觉形式语言中精英化的特征,是中国画语言体系当中的关键和枢纽,但是笔墨并不是形式语言的全部。形式语言除了笔墨之外,还有中国画特有的章法、造型、意境等其他组成部分(但笔墨在这个组成中是一个关键枢纽)。比如说陈老莲很大的贡献就是造型方面很特别。而意境这个东西有客体性,又有主体性,既和形式语言有关,又和所要表达的精神气质有关,所以更复杂,但是在我看来,笔墨语言是意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笔墨是传统中国画形式语言当中的关键枢纽,但是又不是形式语言的全部。 说到"传统"这个词,要比前面所谈的文人画和精英文化大得多。传统除了包含精英文化、精英美术的这条线之外,还包括了很多民间的、民俗的、原始的、远古的、宗教的很多内容;同时,还包括了外来文化的传入后本土化成果;既包括了文字性的文本、图像性的文本,还包括了现在常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么大范围的传统其实都需要继承,但是我们不可用其他部分的继承代替精英文化的继承,精英文化的继承是不可替代的,必须有一部分人做精英文化的继承。正如日本文化的继承就做的很好,他们是分门别类,分得很清楚,避免混杂。例如,日本在本国传统戏剧方面就把雅乐和歌舞伎分得很清楚。雅乐是宫廷音乐,歌舞伎是民间的教坊音乐(和现在的KTV卡拉OK差不多),雅乐我们见得很少,常见的都是歌舞伎。我在去年10月参加日本东京艺大120周年校庆活动时,他们晚上有一台亚洲最有代表性舞台剧的经典节目,分三段,第一段是日本的雅乐,是日本早期宫廷舞剧,第二段是韩国的,第三段是中国的昆曲,《牡丹亭》的一段。最终这三段舞台剧一比较,很明显日本的雅乐最好,其完好地保存了一千年前的感觉:非常原始,非常不具体,单调而重复,带有巫术性。单调到了让人感到崇高,因为它远离当代生活。舞台效果凝重而冼练。而最后发现表演者竟然是两个东京艺大雅乐系的研究生小女孩,从中我感到日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留是真有研究。再比如日本至今保留很好、很完整的相扑运动,这种非常不符合生理卫生的运动为何不改变,反而要保留,因为这就是日本文化,让全世界都来看其独特性,是日本人的光荣,因此有一小部分人还做这个运动,要将其流传下去,作为文化的一种象征物,象征日本文化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高峰,并把这个曾经达到的高峰像一个活的纪念碑一样永远的世代相传,这就是日本在继承文化遗产方面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我看来,精英化的传统就要按照精英化的方式继承,民间的东西就要按照民间的方式继承,不能混同起来,更不要打混仗,否则最后弄得民间不像民间、古代不像古代、现代不像现代。因此,虽然传统包含得很宽,但其各组成部分要分别加以继承与研究,不能变成大杂烩。 拆解类比法 现今的美术作品非常的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明显感到普遍的价值标准的混乱。对此,我杜撰了一个关于价值标准的通俗易行的判析的办法,不妨可以通俗地说成"拆解类比法"。也就是说,一张作品,或者是一个艺术家的艺术风格,作为综合成果是可以拆解的,我们将综合成果中继承借鉴的来源和出处分开拆解以后就便于我们评价。其实,我们以往的美术史研究是一直注重师承出处的,例如,对传统派的画家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的师承关系是很清楚的,师承某人,受某人影响,而又在哪些方面有自己的创获,进而自成一家。这是一套传统的叙述方式,兼顾承与革两个方面,内含评价标准,是一个体系,完整严密,对于传统流派名家只要把这套体系拿来用,就可以做出大致的评价。但是,对于其他的各种融合和各种创新的流派恐怕就要进行一些拆解,之后才能评价。例如:徐悲鸿在中西融合方面做了很多的贡献,成就很高。但如果我们要评价他的作品时,就可以用拆解的办法,比如他的造型能力是来自于西方学院派的素描,他的素描画得很棒(徐悲鸿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和创作中,我认为水平最高的是他的素描)--简洁、准确,线面之间的结合画得非常的到位。他对于西方古典学院派是通过素描训练继承下来的,所以他的艺术实践中就可以拆解出这么一个借鉴的源头。其水平可以与源头标准进行比对。除了素描之外,他的色彩也是从巴黎学来的,是古典学院派的色彩体系(他没有吸取印象派和印象派之后对于色彩的新的研究方法)。对于这些继承学习的方面,我们都可以拿对应的标准来评价。比如素描就用学院派素描的评价标准,而色彩则用学院派色彩的评价标准(他的色彩不如素描好)。同时,徐悲鸿也学了一些中国画的笔墨技巧,他在出国前已经有相当不错的国画基础(他勾线的能力在出国前就相当好),所以,他的有些作品,如《泰戈尔像》,就可以看出他的白描勾线能力,对此我们可以按照任伯年一路的评判体系来比较。再如同一时期的林风眠,他的创作方观念来源于西方现代主义,他的素描远不如徐悲鸿的好得多,造型也不太扎实,但他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理解却比徐悲鸿好,他对野兽主义、立体主义以及对人物对象的变形处理方面,在当时的画家中是出色的,从西方现代流派中,林风眠吸收了哪些东西,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看他的仕女与女人体,可以与马蒂斯的作品比较,看他的戏剧人物,可以与立体派作品比较,很容易判断水平。而他创作的另外的一个来源是借鉴中国传统中画在青花瓷上的线条,民间青花瓷、民间传统。对此,我们也能够衡量出他的一种继承关系。 除了分析、拆解,对照其来源衡量这些组成部分的水平优劣之外,还应评价衡量这些组成部分的融合程度与整体效果,通俗地讲就是融合得好不好。现在林风眠在史论界被大家评价得很高,就是因为他在融合的契合度上做得最好--在融合这一条线上,他是把中西方文化融合得最自然、最贴切的画家--他在高丽纸上用毛笔、墨和水粉颜料画画,用笔率滑,有些简单,有时却很粗犷,明显地表现出其受野兽派和立体派的影响,其深刻处在于恰当地融入了中国文化中旷远、箫瑟、昏暗的忧郁,这是林风眠作品最感人的地方,这种宁静和忧郁是林风眠自己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芦雁和枫林)。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我说的"拆解类比法"。 同样的道理,现代艺术的各门类用这种拆解、还原、类比的评价办法,也是可以比较准确地判定这些作品的品质与价值的。我们的实验艺术作品中产生的各种语言和手段,西方人都有类似的先例,把类似的先例拿出来,用我们的作品与其一比,原创与否,优劣与否,到位与否,是否有发展与创新,马上就能够有直接的评判。比如说,西方有波普艺术,我们就有中国的波普;西方有表演性的行为艺术,中国也有表演性的行为艺术......。大致说来,无论何种艺术形式,我们都能够找到其来源与出处,也可以发现相关艺术家与原来的出处之间是什么关系,相比而言是否发展进步了。水平是高了还是低了。中国的现代实验艺术,自八十年代以来,确实也有我们做了而西方人还没做过的,比如说肖鲁的枪击事件,整个西方都没有在艺术展上开枪的,这具有艺术手段层面上的原创性。因此,原创性也是很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是,一定要进一步思考这个原创性的比例、层面、格调与意义究竟何在。 
  3. 朱苏力:中国法官的形象塑造:关于“陈燕萍工作法”的思考
    法律 2011/01/10 | 阅读: 1763
     一、一般的启示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读了陈燕萍法官的事迹和相关新闻报道,[1]我充满敬意。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老百姓生活的平安及和谐,在一定程度上系于一批如陈燕萍这样的公正、勤勉、务实、真能解决问题的基层法官。她/他们是中国司法的,也是中国法治的基石和神经末梢。       但仅此阅读不能令我满足。陈燕萍工作法对当下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和完善无疑具有启示意义,有的甚至重大。就我看到的有:①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中国基层社会需要更多法官来解决普通百姓的各类纠纷,国家也已有财政和人力资源提供正式法律制度的供给;②陈燕萍服务的地区紧贴苏南,尽管还基本是熟人社区,民间纠纷却已高度复杂化了,[2]数量增加了,[3]纠纷解决对法律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对法律人(包括法官和律师)的需求更高了,[4]甚至在司法制度最底层的人民法庭法官有时也需“造法”;[5]③要在这一层级法院真正有效解决纠纷,做到案结、事了、人和,除正式法律的知识和技能外,还需要了解民情、社情,要注意积累和运用大量的地方性知识,有时甚至必须超越诉讼法规定的模式———例如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深入能动地调查取证,要“用群众认可的方式查清事实”;[6]④鉴于这一点,很自然,中国司法必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法官稀缺的中西部地区基层法官队伍的建设;⑤不仅要关注法官需要的一般的和特别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注意她/他们必需的特殊技能和工作方法,要以更多财力支持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⑥这里是司法促进社会和谐的第一道防线,也是主要防线,[7]需要一批优秀法官长期奉献。如果法律人,特别是中高级人民法院和各级党政领导理解、重视了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司法讲政治,就是在实践执政党强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8]更是针对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和完善。       此外,如果仅从时下的宣传角度切入,把陈燕萍法官的事迹和工作法同她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联系起来,共和国史册上就只增添了一个好人的名字,有关陈燕萍工作法的研讨就很难成为典型的学术研讨,而只是加入到主流媒体的赞美。多年来,中国法院系统宣传表彰了一系列优秀法官,[9]也试图总结她们的司法经验和工作方法,往往只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了主流媒体的工作。[10]作为法学人,我一直认为并坚持,要把优秀法官放在整个中国司法、法治和社会发展的背景中予以考察、分析和理解,在对这些优秀法官予以足够尊重的同时,法学人还要力求超越多年来公共媒体对英雄模范人物已习惯的、简单的道德化和政治性理解,更多关注优秀法官及其司法经验和方法对于当代中国司法、法治和社会发展以及对这一过程中可能或必然出现的问题的启示,从中开掘出某些非个人性的,因此更具普遍意义的法治因素。[11]这是本文的追求,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法学人对陈燕萍法官的真正尊重和理解。       二、司法权威与法官道德素质  若从司法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陈燕萍法官对我最突出的启示并非其工作法,而是,法官(解决纠纷者)的个人道德、品性以及人格魅力(以下简称为“德性”)对于成功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对于司法公信力之建设、司法功能之实现非常重要,至关重要。陈燕萍的工作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她的人格品行,道德践行。中国需要一大批陈燕萍这样的优秀法官。       转型中国也确有一批这样的优秀法官。近30年来先后在全国广泛宣传表彰过的尚秀云、宋鱼水、金桂兰等法官大都来自基层法院;[12]在司法的其他层级也都有许多默默奉献的法官。尽管如此,目前总体而言,中国司法的公信力还不足。[13]       之所以不足,因素很多。就法官而言,固然有法学家一直指出的问题:中国司法的政治权威(司法终结性)不足,法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足;我完全赞同。但在当下,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司法和法官的道德伦理权威不足,甚至有所下降。这也并不一定是司法和法官真的变得糟糕了,不排除因为媒体发达了,媒体的开放度增加了,以及社会传播自古以来就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特点,导致少数法官腐败枉法之曝光(例如黄松有),[14]往往造成了民众对司法和法官的一般不良印象,毁掉了许多优秀法官长期努力的结果。       就此而言,陈燕萍法官,以及之前宣传表彰的其他优秀法官,提醒我们,在继续推进法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法官的道德和职业伦理建设(而不是教育)。德行是一个合格法官的根本要素,也是司法公信力的根本。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法官的文化和法律教育程度明显偏低,[15]无法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因此,当时把法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作为工作重点是必须的,是在抓“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语)。但回头来看,在实践中,确有把法律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等同于法官职业伦理和道德践行的倾向:在法官选择上更多以通过统一司法考试为标准,在法官晋升中过于看重文凭和学历;这种做法如今看来有欠缺。       这个欠缺曾有利益竞争的历史背景。[16]但从理论上看,则源自法学界、法律界乃至当代中国社会一度甚或至今仍然分享的一个唯理主义和唯智主义的假定,即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学习、教育来解决,个人品性、道德践行问题因此被化约为知识或智力问题。当时中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文凭、学历和考试崇拜的现象。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必要反动。但中国古人就曾有过告诫(例如“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也表明,国外更有诸多经验研究证明,一个人的道德践行与知识、教育和智力基本无关,因为“了解什么是应当做的、是合乎道德的事,这并没为做此事提供任何动机,也没创造任何动力;动机和动力都须来自道德之外”。[17]在个体层面上,而不是在社会层面,知识多,智力高,熟知规范,不必定导致对规范的践行和恪守。       在社会转型时期,旧有制度需要并正在调整,新建制度很难迅速健全且立刻有效,因此个人,特别是手中有权的法官,自觉的道德践行(这往往意味着要“吃亏”)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保证司法的权威,就格外重要。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简单用法律知识等同或替代道德践行,就会出问题。中国正处于这样的社会转型期。陈燕萍法官的启示之一则是,在司法改革和完善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法官的德性。 三、教育示范v.制度筛选  上述分析看起来似乎会,其实并不导致加强道德思想教育的结论;相反,其寓意是显然“政治不正确”。因为既然德性与知识和智力关系不那么大,又怎么可能指望通过法学院或法院的思想道德教育,包括宣传陈燕萍的事迹和工作法,来改善或提升法官或后备法官的德性呢?       陈燕萍法官的事迹会打动一些法官和法律人,对她/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司法行为也可能有某些边际影响,但不大可能改变绝大多数法官和法律人已经基本定型的行为格局。榜样当然有力量,有时也可能无穷,但不可能总是无穷的。因为,从各方面的研究以及我们的日常经验来看,道德和/或智力优秀的人物的道德和智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大量复制。而当代中国司法需要一批人格品行技能智识都优秀的法官。因此,宣传表彰陈燕萍法官会对提升中国法官的德性有多大实际效用?对此我有所保留,哪怕我希望我的保留是错误的。       陈燕萍法官只是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德性对于法官和司法的重要。但要提高法官的德性,主要方式却不能是———尽管不排除———道德教育,典型宣传,工作法的推广,而必须始终关注优秀人才的选拔以及淘汰,要建立制度,确保从大量的普通人选中选拔出人品足够好的人进入法官队伍,且不论道德素质是基于天性还是来自长期教化或两者皆有。中国老百姓说“从小看大,三岁知老”,因此,从逻辑上看这样做是可行的。法官选拔不能仅仅关注统一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这样的知识和专业类的考试,必须对法官人选的一贯行为予以比较系统和严格的考察。要建立这样的考评制度。      这种考察,尽管弄不好有可能,但不必然,导致淡化司法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追求。专业考察和人品考察并不必定相互排斥。固然好人不等于好法官,但出色的法官一定得是、也起码得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即使她/他有普通人的一些小缺点。法院完全可以从职业达标的法学院毕业生中筛选人品更好的人进入法院,在目前法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偏低的情况下,[18]这个市场比较有利于建立这种法官筛选制度。       但由于当代社会转型和传统社会控制机制的弱化,即使这样素质优秀的人选进了法院,如果法院的制度影响力(控制力)不够,也还会出问题。法院系统因此还须进一步严格司法职业的纲纪,这种纲纪应当比党纪国法更为严格和细密,而最重要的是要使之逐步成为法官的自觉认同和践行的行为标准。还是不能———尽管很容易———将之简单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或职业道德教育。重要的是法院内部职业纲纪伦理的实践,要增强这种实践对法官的持续规训。必须牢记“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记住福柯的“规训”。[19]优秀法官一定产生于司法微观制度的实际过程中,而不是来自无论是“法官独立”或“司法为民”这类理念或其逻辑演绎。       还有个疑问:强调法官的德性是否会导致“人治”?恰恰相反。我强调的其实是制度对人的塑造,包括制度的筛选、规训和制约作用。法治和制度的意义确有一部分是,如同一些法律人说的,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但如果把这当成法治和制度的全部意义,就错了。法治必须包括让不同的人各得其所(这也是司法作为校正正义的要求),充分发挥好人和智者的才能。如果法治和制度只是让什么人,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干不成事,那法治还值得崇尚和追求吗?!       四、工作法的推广  在我看来,陈燕萍法官的司法经验和工作法的意义主要限于中国的基层人民法院,甚至是人民法庭,尽管她的德性因素有普遍意义。陈燕萍毕竟是一位基层法院、人民法庭的法官,她的经验和工作方法,“用群众认同的态度倾听诉求、用群众认可的方式查清事实、用群众接受的语言诠释法理、用群众信服的方法化解纠纷”,[20]对于中国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法官以及他们的司法实践,意义比较有限,而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和法官又可能是目前中国司法的薄弱之处,其判决和行为更容易引发民众争议。      让我展开分析这一点。陈燕萍法官通过调解成功化解矛盾纠纷的比例超过70%(一说为64%),[21]并且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22]这无疑令人钦佩,值得许多基层法院法官学习。但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处理的纠纷往往无法,有时,为了凸显法治作为规则的治理,甚至不应追求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有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还令法官无法“用群众信服的方法化解纠纷”。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一审审理的案件不仅通常更为复杂、更为重大,往往有更为明确细致甚至强硬的法律规定,因此不容易适用调解;许多案件因为有广泛示范意义和政策影响,也不宜甚至不应调解;因案件重大、复杂或涉及面广,还一定会有更多各类和各种形式的干预司法;由于一些新型案件还没有或没有显示出足够坚实的全社会的道德共识,无论怎么判都可能引发社会激烈争论,而媒体通常也更关注甚至喜爱炒作中级以上法院的新颖、难办的案件;[23]所有这都会使无论调解还是判决都很难案结事了,更难人和(而且狭义的“人和”———争议者的和睦或和好如初———真的有那么大的意义吗?这种“人和”只是对熟人,而不是对陌生人,才更有意义)。作为上诉法院,中级以上的法院一定会遇到更多硬骨头;其责任之一也是要协调不同基层法院之间对类似案件的不同处理。据此,中级以上的法院一定会,也应当,以判决为主。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大量以调解结案的高级或最高人民法院和一大批高级法官。因此,必须界定陈燕萍法官工作方法在不同法院的不同意义。       注意,陈燕萍法官处理的案件类型也使她的许多经验和方法的意义打了折扣。她14年中审理的3100多案件“无一错案,无一投诉,无一[引发]上访,”[24]这确实不容易;但这与人民法庭管辖的案件类型有关。依据《法院组织法》,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25]但一般说来,人民法庭的案件实际管辖由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26]基本是相对常规的案件,事实通常比较清楚或比较容易查清,法律比较明确,或吸纳当地民心、民情处理的回旋余地较大。这不是说人民法庭的案件一定就简单,事实上往往很麻烦,有时更需要法官的细心和耐心,更需要倾听,更需要大量说服当事人的工作。这也不是说人民法庭审理的案件无需创造,但从陈燕萍法官的事迹看,这些创造在其他法院已有先例,在全国也已是呼之欲出,基本符合社会的道德共识,不背离诉讼当事人的基本预期,比较容易为当事人接受。[27]人民法庭的真正有法律麻烦、棘手的案件,或事实不清需要全面严格查证的案件,依据各地法院的实践,基本都移交给其“上级”基层法院审理。就此而言,人民法庭处理的案件和纠纷,即使耗费法官大量时间、精力,但总体而言不太棘手、不太容易引发社会争议,案件标的小,争议琐碎,即使当事人有点不满,鉴于机会成本,也不值得投诉或上访———倔强的“秋菊”毕竟罕见。[28]常规案件的处理方法对于棘手案件的处理,对于处理棘手案件的法官,指导意义是有限的。       就此而言,有关陈燕萍法官的报道中有一个值得注意、但很容易忽视的细节,即在这些案件中,陈燕萍法官往往直接面对纠纷当事人;即使有律师代理,当事人也常常同时在场。[29]这一司法场景就注定了,陈燕萍法官的人格魅力和工作法,能直接对当事人起作用,因此才有“用群众认同的态度倾听诉求”、“用群众接受的语言诠释法理”的必要,才必须学会熟练运用本地方言。[30]而一旦到中级以上的法院,案件不仅通常比较重大、难办(否则就应在基层法院审理,或在基层法院就能解决了),会有更多说普通话的律师代理,而当事人则往往不在场,这时以法言法语交流不仅更为经济,更为准确,更为安全(因为律师有时会“扣”法官的字眼),而且一般不需要、甚至不应当使用方言。在中级以上法院,即使法官有超强的道德人格魅力和日常语言技巧,也往往因为当事人不在场而无法直接充分地发挥作用。就算打动了某些律师,律师通常还是必须请示当事人后才能做决定;律师请示当事人时不大可能说,“这个法官人真的很不错,我们还是接受这个调解(或判决)吧”。我相信在江苏省,在中级以上法院的绝大部分案件中,法官都会更多同律师直接打交道,而较少同纠纷当事人打交道。       甚至,尽管同样是在人民法庭,陈燕萍法官的经验对于其他某些地区的人民法庭法官,哪怕是各方面同样优秀的人民法庭法官,可能也要有所折扣。因为靖江毕竟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苏南地区(江阴县)仅一江之隔,经济高度发达,[31]受市场经济文化的熏陶,市场经济的机会更多,至少从道理上看,这里的民众一般会更乐于妥协也善于妥协。一方面,在陈燕萍工作的法庭和地区,纠纷会比那些更为传统的农业熟人社区中的纠纷更多,更复杂,因此可以说不容易解决;[32]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机会成本问题,又比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类似纠纷更容易化解,换言之,更可能通过货币或其他财富分配方式来化解纠纷。作为支持这一判断的是我的另一个需要经验数据支持但大致不会错的判断:江苏省上访人数一定要比中部地区比方说安徽省上访人数少,而苏南地区上访人数一定要比苏北地区上访人数少。这就会表明有效化解纠纷不只与法官的人格魅力和工作方法相关,也与纠纷当事人和他们的机会成本有关。而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陈燕萍法官的经验即使在其他地区的人民法庭也不可能全盘照搬。       因此,我的结论是,陈燕萍法官工作法有其自身德性和知识技能因素,有她个人不懈努力的因素,但也与她面对的纠纷类型,所处的法院、法院所处的地区,面对的当事人以及她不必面对的其他诉讼参与人和利益相关人相关。这一分析和结论看似贬低了陈燕萍工作方法,但这既非我的企图,也非我的可能。因为在大致相似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条件下,陈燕萍法官能比其他法官做得更好,更能获得纠纷当事人、社会和法院系统的认可,这就足以证明她的卓越,她的优秀,她的努力。然而,又只有发现和承认促成她成功的社会因素,不仅可以更务实、审慎评价陈燕萍法官的司法经验和工作法的普遍意义,也便于更有效地学习和发展她的司法经验和工作法;才不会把对陈燕萍法官的表彰变成她的道德重负。       五、中国法官形象的塑造和超越    这些分析或许仍然不够。若是从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来看,我还想说,中国司法在某些方面还必须追求超越陈燕萍法官。中国不仅需要总结提升基层人民法院法官的经验,而且必须总结提升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法官的经验;并且这是中国目前最为缺乏的。       注意,我并不是说,之前我国没有塑造中级以上法院的优秀法官形象,没有对这些法官的成功经验和方法的宣传表彰。有的;马锡五就不是基层法官。[33]但马锡五给司法界和社会留下的形象,以及对他的司法经验和方法的总结,就类型上看,一直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属于乡土社会。中国司法当然应当也必须继承马锡五开创的优良传统,尤其在缺乏法官的中西部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但面对21世纪、面对正在世界上和平崛起的中国,中国司法经验必须有所超越,有所创新,必须与时俱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司法必须在某些方面超越其自改革开放以来自我塑造的那个形象。过去30年来,在司法界得到广泛宣传表彰的法官例如尚秀云、宋鱼水、金桂兰、黄学军等都是女性法官,[34]陈燕萍是这一系列中的一位新人。只要阅读过甚或浏览过所有这些优秀法官的事迹,读者或多或少会有一种“似曾相见燕归来”的感觉。甚至,在媒体报道中,陈燕萍法官与尚秀云法官一样,在当地民众中获得了“法官妈妈”的称号。[35]而如果允许我“政治不正确”一下的话,我认为过去30年来,中国司法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知心、体贴、周到的女性形象,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这没什么错,我并不质疑,西方国家的司法形象雅典娜就是一位女性。但作为中国司法的形象,局限于此,我认为很不够。即使同是亲人的形象,法律不仅可以是慈母的形象,也可以是严父的形象;可以是体贴周到、忍辱负重的女性形象,也可以是智慧果敢、百折不饶的男性形象。30年的中国司法不可能没有产生这样的法官,也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形象?目前民众中的中国司法形象,有中国司法界特别是司法高层领导的自我形象选择和塑造的问题。       我们还必须在某些方面超越目前司法形象自我塑造的方式。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树立一个道德高尚人格卓越的先进模范人物,以她(有时也有数量更少的“他”)的感人事迹来感染普通民众,感染其他法官。这当然重要,曾经非常有效,并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效。但在社会分工日益细致,司法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当今社会,我们还应当,甚至迫切需要,以其他的方式来创造更具包容性的中国的司法/法官形象和法院文化。我们不仅需要“法官妈妈”这样的亲民形象,感人形象,而且需要智慧并有远见卓识的法官形象。不仅作为法院的公关形象,面对广大民众,而且作为法院的职业形象,面对众多的法官。       这一点有社会意义,也有职业意义。因为今天中国民众的知识文化甚至审美水平都已经提高了,更因为今天绝大多数法官已经是大学毕业生,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80后甚至90后加入法院。我相信,年轻一辈的法官仍然会为从马锡五到陈燕萍这些共和国的优秀法官的事迹感动,但也可以肯定他们不满足于感动。因为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会令他们日益需要其他方面的,例如智识的司法偶像,从中获取更为丰富多样的司法启示和冲击力。没有新元素的加入,共和国的司法传统不仅很难光大,甚至难以发扬。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司法需要创造自己的霍姆斯、卡多佐和波斯纳———一些更高层级的法官形象。       这个问题与目前法官形象塑造的公共塑造者和渠道有关———主要由记者透过公共媒体向公众传递。一般说来,公众不仅不可能,也往往没有耐心,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和决定,他们的生活环境令他们更容易理解普通纠纷,容易因好人好事而感动,因坏人坏事而愤怒;他们更多生活在善恶的世界。而我们的媒体记者,哪怕是法律媒体的职业记者,由于一般不可能深入了解司法,也未必能深刻理解法官的艰难,体会法官的智慧和技巧,因此很难用普通民众熟悉的生动语言来有效表达中国法官的这一切。这些记者、作者自然会更多关注那些有较多道德意味的、可以妙笔生花的热点问题和热点人物。[36]但就我所知,一些优秀法官,包括一些文化程度并不算很高的基层法院法官,在司法中展现的智识因素并不少,与她/他们通常为人称道的德性相比,毫不逊色。[37]这些方面却很少为相关的新闻报道关注。许多记者、作者的知识类型以及她/他们对读者不够全面的知识预期推动着她/他们塑造了一个不很完整的中国法官形象。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似乎法官群体从来不是她/他们的预期读者。这种表达实际上降低了这些优秀法官在法官职业群体内的影响,未能促成社会与法律职业群体对优秀法官形成协调一致的评价。       也不完全是记者和受众的问题。一个也许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全国法院系统得到广泛宣传表彰的法官一直是女法官主导?这种现象在各级法院的宣传表彰中都非常突出,甚至日益显著。例如,       2003年第一届全国“法官十杰”中还是男性略为占优(6位);第二届全国“法官十杰”中女性就占了7位,而其他三位男性法官,一位是军事法院法官,一位身患重病带病工作,一位则20多年一直在山区人民法庭工作。[38]但在法院系统,无论是男女法官的基本比例,还是因业务精良获得领导重视并得到岗位晋升的男女法官的比例,都是男性法官占多数;为什么到了宣传表彰之际,就是女法官占优呢?在中国的其他部门,包括同属政法系统的检察院和公安,优秀人物评选都不是这种格局。[39]       这显然与法院高层甚至相关政治决策者的判断有关。我的猜测是,在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中,无论是高层领导、相关机关还是普通民众,都趋向于树立一个能经得起长时段考验的模范法官形象。而如果需要一个道德楷模,那么相比之下,对女法官可以更放心一点;对男法官能否经受住未来的考验,包括因荣誉带来的考验,不大放心。如果我的这一点猜测不错,那么就可以看出,尽管30多年司法改革成果巨大,法官队伍素质不断提高,但从各级领导到普通民众,或多或少地对现有的法官群体,特别是男法官群体,还不大放心;因此,只能稳妥一点。       为什么?这就提出了另外一些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研究并予以应对的问题。           -------------------------------------------------------------------------------- 注释:     [1]参见“用心审案,播撒和谐———记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园区法庭副庭长陈燕萍”,载《人民日报》2010年1月18日,第2版。2010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授予陈燕萍“全国模范法官”称号,召开了陈燕萍先进事迹报告会,号召全国法官向她学习。“最高人民法院举行陈燕萍先进事迹报告会”,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22日,第1版。本文所引陈燕萍法官的事迹均出自,江苏法院陈燕萍工作法研究小组:《陈燕萍工作法研究报告》,2010年(以下简称《报告》);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等编:《陈燕萍先进事迹资料汇编》,2010年(以下简称《汇编》)。      [2]陈燕萍法官审理调解的案件除了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外,还有商事借贷、民事确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房屋买卖、农村承包合同、拆迁、诉讼保全、保险赔付、劳动争议等案件。参见前注[1],《汇编》,第19~130页;前注[1],《报告》。      [3]可以比较一下陈燕萍法官与之前宣传表彰的另一位全国优秀法官金桂兰处理的案件数量(参见“基层法官的好榜样———法官金桂兰”,载《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日,第4版)。陈在基层法院(包括人民法庭)工作14年,处理各类案件3100件;而金在人民法庭工作15年,处理各类案件1200件。由于没有相关的人口变量,因此这个比较意义不大;但也大致可以判断陈燕萍法官服务的苏中地区矛盾、纠纷和案件数量比金法官服务的黑龙江东南部宁安县更多。      [4]在有关陈燕萍法官的司法故事中,已不时出现律师的形象(第36、89、112、131页);在金桂兰法官的相关司法故事中则从未出现律师的形象。      [5]“未成年人受伤索赔,女法官创新办案”,载前注[1],《汇编》,第101~104页。      [6]“一辆车冒出四个‘主’”,和“陈燕萍工作法”,载前注[1],《汇编》,第83、345~348页。      [7]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台账表明,全省110个基层法院受理的各类民事案件占全省民事案件的91•7%。转引自夏正芳:“‘办理民事案件,法官不能无为而治’”,载《陈燕萍工作方法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2月,第10页。      [8]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内容被概括为:依法治国、司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参见罗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切实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求是》2006年12期。2007年又提出“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参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扎扎实实开创我国政法工作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6日,第1版。      [9]例如之前对另一位优秀法官宋鱼水审判方法的研讨。参见本刊[《山东审判》]编辑部、济南中院研究室:“宋鱼水审案方法与当代司法方法专题研讨”,《山东审判》2005年3期。      [10]参见“情法辉映,曲直可鉴———解读陈燕萍工作法”,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19日,第1版。      [11]参见苏力:“司法的合成理论”,《清华法学》2007年创刊号(比较分析讨论了宋鱼水和金桂兰两位全国优秀法官);苏力:“透视中国农村的司法需求”,载《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讨论了金桂兰法官)。      [12]尚秀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刑二庭副庭长,被广大青少年亲热地称为“法官妈妈”。参见“法官情,慈母心———记全国法院模范尚秀云”,载《人民日报》1998年3月23日,第3版。宋鱼水,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副院长;被当事人誉为“辩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好法官。参见“公正的力量———记模范法官宋鱼水”(上),载《人民日报》2005年1月13日,第1版;“和谐的分量———记模范法官宋鱼水”(下),载《人民日报》2005年1月14日,第2版。金桂兰,黑龙江省宁安法院东京城人民法庭审判员;同前注[3]。      [13]参见“着力解决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18日,第1页;《人民检察》(湖北版)2009年11期专刊集中讨论了司法执法公信力问题。      [14]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1月19日对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黄松有犯受贿罪和贪污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目前,黄松有对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      [15]1994年的报道说,全国未达到法律大专程度的法官仍然近一半。参见周敦和:“从‘重视教育、重视人才’谈法官教育、培训问题”,载《人民法院报》1994年5月12日;吴兢:“法官法检察官法实施十年,我国法官检察官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载《人民日报》2005年7月17日,第1版。      [16]参见苏力:“30年司法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学解说”, (未刊稿)。      [17][美]波斯纳:《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章。     [18]“据刚刚发布的2009年中国法治蓝皮书———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2009)》透露:我国高校法学院系30年增长了100多倍,但据统计,法学学科毕业生就业率竟列文科毕业生最低。”载《北京晚报》2009年3月9日。      [19]MichelFoucaul,tDiscipline andPunish:TheBirth ofthePrison, trans. byAlan Sheridan,Vintage Books, 1977.      [20]前注[1],《报告》,第2页。      [21]参见“陈燕萍主要事迹”,载前注[1],《汇编》,第22、28页;陶艺芸、曹味东:“乡村女法官(上)”,载前注[1],《汇编》,第246页。      [22]参见前注[1],《报告》,第16、18页。      [23]例如近年来引发媒体高度关注的四川泸州所谓的“二奶继承案”、广州的“许霆案”,以及成都的“孙伟铭醉驾案”等都是中院审理判决的新颖并棘手的案件。      [24]前注[1],《报告》,第1页;前注[1],《汇编》,第29、342页。      [25]参见《法院组织法》第20条。      [2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第8条。      [27]陈燕萍法官1999年判决支付“精神抚慰金”的判例是一个典型。此案有诸多特殊情况:原告(伤者)15岁(未成年人),因打工右手残疾;法院判决被告雇主支付的数额并不很大(残疾赔偿金、精神赔偿金总共20000元);此前,深圳、广州地区已有过几起工伤的精神赔偿案例;1997年3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判决的“贾国宇精神损害赔偿案”已经获得了社会普遍接受甚或欢迎,这为陈燕萍法官的“造法”创造了足够的社会道德共识和法律共识的基础;只是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法律规定,江苏省内也不曾有过此类判决。      [28]可以参看另一位全国优秀法官金桂兰在人民法庭工作15年,审理各类民事案件1200件,90%以调解方式结案,同样是无一起错案,无一起超审限,无一起上访缠诉,无一起违纪案件。因此,在人民法庭,尽管这也很难做到,却是通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参见前注[3]。      [29]参见前注[1],《汇编》,处处。      [30]参见前注[1],《报告》,第2、13页。      [31]靖江襟江近海,与苏州、无锡隔江相望,是最早获得批准的沿江开放城市之一,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2008年,人均主要经济指标领跑苏中,达到苏南“第二方阵”发展水平。参见前注[1],《汇编》,第3页以下。      [32]这可以同另一位全国优秀法官金桂兰比较,金桂兰所在的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人民法庭位于农村地区,辖区内有17万农业人口。参见苏力:“透视中国农村的司法需求”,《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3]马锡五(1898~1962),陕西省志丹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在任陇东分区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期间,经常携案卷下乡,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巡回审理,就地办案;实行审判和调解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的审判作风,坚持法律原则,忠于事实真相。他的审判方式因此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      [34]参见“‘和谐法官’黄学军”,载《人民日报》2006年8月23日,第14页。      [35]参见汪晓东:“爱让法徽更闪亮———记江苏省靖江市江阴园区法庭审判员陈燕萍”,载《人民日报》2007年9月18日。      [36]我阅读的绝大多数陈燕萍事迹报道均出自记者之手,发表于各级报刊;而在学习宣传陈燕萍法官先进事迹座谈会上的发言者基本都不是从事审判实务的法官,有的———从职务上看———还是文艺人士。参见前注[1],《汇编》,第338~339页。      [37]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苏力:“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清华法学》2008年3期。      [38]参见“2005‘中国法官十杰’先进事迹”,载《法制日报》2006年2月27日。      [39]例如, 2007年检察院系统评出的“全国侦查监督十佳检察官”中有4位女性,6位男性;并且大多服务于大中城市。这与“法官十杰”的分布形成了鲜明反差。而2009年1月揭晓的由公安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评选出的第三届“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中只有2位女性,8位男性———尽管在公安队伍中,男性显然数量更大,承担的工作更艰巨、更危险。
  4. 任继愈:西南联大课余学术报告会
    人文 2009/07/13 | 阅读: 1763
    西南联大的学术讲坛,也吸引了外省学者的兴趣。
  5. 徐冰:艺术不靠传统靠什么(访谈)
    艺术 2014/02/26 | 阅读: 1763
    2014年2月5日下午,应某报中文网的要求,徐冰在纽约接受了访问。谈论他亲近中国传统文化和关注社会话题的精神路程。访谈经过删减和编辑,并经徐冰审阅。
  6. 胡鞍钢:中国“四个世界”差异正在缩小
    经济 2010/08/14 | 阅读: 1763
    处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省区数量及所占人口比重显著增加,而处在"第三世界"的省区及所占人口比重则显著减少,处在"第四世界"的省区已基本消失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最新测算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已达0.48,大大超过了0.4的警戒线。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在中国发展的地域区别上。上海人均GDP水平居中国大陆之首,在2009年达到1.1万美元,而较为落后的贵州同期仅为1502美元--这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中国2009年人均GDP3566美元也相差甚远。大约十年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将中国概括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十年过去了,与人们感受到的地区差距日益扩大不同,胡鞍钢认为,中国各个"世界"的差距正在缩小。 GDP标准:"第四世界"消失《国际先驱导报》:你2001年在《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中提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衡量标准是什么?胡鞍钢:2001年时,我是按照世界银行对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组标准进行划分的。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高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24430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8320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3960美元,低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1790美元。根据上述标准,通过比较1999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水平(按PPP计算),可以把它们划分为四个组别,分别是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上海和北京,我称之为中国的"第一世界";高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但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辽宁,称之为中国的"第二世界";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河北,以及东北和华北中部地区,是为"第三世界";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为"第四世界"。Q:近十年过去了,这"四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A: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时,中国的地区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我们仍沿用相同的方法,对2009年的数据进行分组的话,可以发现,处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省区数量及所占人口比重显著增加,而处在"第三世界"的省区及所占人口比重则显著减少,处在"第四世界"的省区已经消失。根据《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人均收入水平分类标准,按高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37141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12297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4592美元以及低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1407美元计算,处在"第一世界"的省区有上海、北京和天津,处在"第三世界"的省区有安徽、江西、广西、贵州、云南、西藏和甘肃,其余的、多数省区市处于"第二世界",已没有任何省区处于"第四世界"。 HDI标准:"第一世界"人口猛增Q:可是现在仍有"四个世界"的说法。A:除了使用人均GDP或人均国民收入外,还可以使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作为衡量世界各国,包括各地区发展水平的指标。采用与人均GDP类似的分类方法,可以将人类发展水平划分为四个组别,分别是高人类发展水平(HDI≥0.80)、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80>HDI≥0.65)、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65>HDI≥0.50)和低人类发展水平(0.50>HDI)。通过比较各省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也形成了与人均GDP类似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地区发展格局,但是其特征不同于用人均GDP所描述的格局。Q:以HDI标准,"四个世界"近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变迁?A:改革初期(指1982年)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比较低下是因为大部分省区都处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1982年,中国仅有上海和北京处于人类发展的上中水平,人口比例仅为2.10%;有56.54%的人口处于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41.36%的人口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近30年来,中国的人类发展地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转向集中在"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从1982年到2008年26年期间,"第一世界"人口比重增加了48.8%,"第二世界"人口比重减少了5.6%,"第三世界"人口比重减少了56.3%,"第四世界"人口比重减少了41.4%。这一格局的变化促进中国整体人类发展水平的跃迁,每隔一个时期上一个台阶。 省际差异正在缩小Q:不管以什么标准,一个国家内部出现N个"世界"的原因是什么?A:出现多个"世界"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初期差距效应,即发展初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或发展起点不同对于一定阶段差距扩大具有主要作用;二是增长速度累计效应,即使不同国家或地区增长率很小,差异会给收入水平带来惊人的影响。同时,投资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无形资本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资于自然资源开发、物质资本和有形资本的收益,在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投资模式大不相同,沿海发达地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Q:这种不同"世界"的界限何时会消除?A:我认为今年6月通过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在消除地区发展差距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如果说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是区域针对性较强的一代区域发展政策的话,那么主体功能区则可以被认为是第二代区域发展政策。它在充分考虑各地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前提下,根据地区综合承载力,划定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区域,并明确了各自的范围、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原则。其目的是要要努力实现空间开发格局清晰、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利用效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缩小、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的目标。根据我的计算,在2003年之后,用来衡量各地经济发展差异的省际间的人均GDP差异系数在达到峰值后开始不断下降,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趋同,同时,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表现出了更强的趋同态势。如果说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得益于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那么人类发展水平的趋同则更多得益于近年来大规模投入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础性公共服务支出。在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后,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效率将进一步提高,我称之为能够进一步缩小各地区间的"绿色"差距。 四个世界,四种感受"第一世界"的生活虽然优越,但不那么幸福;"第三世界"的生活虽然安逸,却也有些怅然《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宋媛发自北京 胡鞍钢十年前将中国归纳成"四个世界";十年后,台湾《天下》杂志在近期刊文描绘"中国新财富地图"时,也依区域发展不平衡将大陆划分为"四个世界"。虽然划分标准各有不同,但有意思的是,在如今都被归入"第一世界"的北京、上海、广州却不是最让人感到幸福的地方。7月初,香港"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报告说,在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除港澳台地区外,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及其周边领衔榜单,但在最让人幸福的城市榜单里却名落孙山;7月底,国内多家媒体评选出中国十大最幸福城市榜单中,北上广依然落选。那些创造了城市活力的人,却生活得不那么幸福,难免不让人心有戚戚;而那些生活得相对幸福的人,却不尽满足于自己的选择...... 第一世界:寻找伯乐"招聘网上,海量的职业机会和现实中鳞次栉比的写字楼使我来到这里,"小良是80后,他带着梦想来到北京,"这里是个好马场,有更多的伯乐。碰上了,就意味着成功,即便错过了,也不为以后留遗憾。"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按照联合国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水平的标准,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意味着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的标准。此外,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到2009年底,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5.8%,继续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财富和发展水平意味着更高的起点和机会,但也意味着代价。2009年底发布的《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主流城市白领处于过度疲劳状态的接近六成,35~50岁的高收入中年白领群体肌体老化速度较快,平均超过"自然年龄"10年左右。"我现在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每天上下班乘地铁都有座,"马浩是70后,几年前从吉林来到北京这个"第一世界",如今有房有车,"开车上班不如坐地铁便捷,而挤地铁耗费了我每天三分之一的精力。"乐于前往"第一世界"的还有先富起来的群体。他们更看中那里完善的生活娱乐设施和优良的教育医疗资源。据世邦魏理仕公司日前发布的2010年《零售业全球化进程》报告,北京的顶级品牌进驻率跟"购物天堂"香港仅差两个百分点。"除了在这过日子,我爸也让我在北京看看是否有合适的投资机会。"刘敏是山西煤老板的富二代,她等的是"资本的伯乐"。 第二世界:幸福感最强"从北京石油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青岛,在父母身边工作。虽然与留在北京、上海闯荡的同学相比偶尔不免有'坠落感',但整体感觉还说得过去。"刘佳现在青岛一家银行做出纳,也曾动过到一线城市发展的念头,但身处北上广的同学面临的种种困境让她退缩了。"如果去北京,我绝对买不起现在自己住的这种房子。还要忍受上下班交通拥挤带来的痛苦,此外,北京户口还为我设置很多障碍。"刘佳觉得,逃脱"第一世界"的痛苦就是一种幸福。这在青岛年轻人眼里,应该不是个别现象。按照胡鞍钢的归纳,第二世界是指沿海地区上中等收入地区,青岛正属于这个范围。它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7月的榜单上摘得"最幸福城市"桂冠,其他进入十强榜单的也多是"第二世界"城市。城市幸福感的特征是:市民普遍感到城市宜居宜业,地域文化独特、空间舒适美丽、生活品质良好,生态环境优化,社会文明安全,社会福利及保障水平较高。"你可以选择在创意园区靠头脑吃饭,也可以穿着拖鞋徜徉于深巷。慢生活但又不落伍,"几年生活下来,刘佳对现状很满意。 第三世界:安逸中怅然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的李阳曾被上海一家能源领域的外企聘为工程师,年薪颇丰。而上学时的女友家在甘肃天水,毕业后回家考上当地的公务员,因此没有跟随李阳去上海。在上海的几年里,繁忙的工作、高昂的房价、超负荷的精神压力、陌生的交际圈子都让李阳感到,想在陌生的一线城市拥有幸福生活太难了。于是,李阳萌生了回乡的想法。凭借骄人的工作履历,李阳在天水找到了令人称羡的工作,并和女友完婚。现在,李阳的上下班时间非常固定,"现在一天的工作量大概相当于我在上海两小时的工作量"。每天下班,李阳还能开着车接送妻子,一起买菜做饭,"下班回家和老婆贫嘴,时常说说大学里的事情,吃完晚饭,看看电视、上上网,生活变得安逸、规律"。天水在秦岭山下,在胡鞍钢的归纳里,它属于"第三世界"--收入中等偏下,人均GDP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当晚上10点在家惬意地上网冲浪时,MSN中许多上海的老同事还都显示着'忙碌'状态,"李阳感受到些许得意,尽管也有些怅然,"就是进入'养老状态'早了点。" 不同世界,机会不等在胡鞍钢的划分体系里,如今的中国已没有了"第四世界"。"人们生活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所面对的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所谓机会不平等,就是人们自身能力所不可控的外部环境因素的不平等,比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无法选择自己所在家庭的收入水平等。"对于人们选择生活在不同"世界"的原因,胡鞍钢解释道。这种不平等催发的,显然不只是李阳所感受到的惆怅。"这种机会上的不平等导致了人们在个人发展上的路径依赖。生活在落后地区的人们,其所享受的教育、医疗和公共文化服务等均与富裕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这最终会影响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收入水平,"胡鞍钢认为,政府应该致力消除这种不平等,"面对机会不平等,公共政策需要大有作为,来弥补人们所面临的机会不平等,赋予人们平等的发展机会。"
  7.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
    建筑 2009/08/24 | 阅读: 1764
    张开济是建设部于1990年第一批公布的国家级建筑大师,也是获得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的建筑大师之一。他主持设计了革命历史博士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北京科普展览馆四大馆,还有天安门观礼台等。张开济以天地为背景,以砖瓦、水泥、石头、土木为材料,完成了一件件宏伟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延续着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智慧,他的灵魂,乃至他的生命。面对已年近90的张开济也许你不由会问,在这些建筑设计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个呢?
  8. 约翰·加普:应该允许高盛破产
    经济 2009/11/22 | 阅读: 1764
    十年前,当高盛(Goldman Sachs)还是一家私有合伙制公司时,它拥有65亿美元的资本,220位合伙人的大部分资金在他们退休之前都被锁定在公司中,因此他们对自己的金饭碗照看得很好。该银行的交易与资本投资部门——拿合伙人的资金冒最大风险的部门——与其以酬金为基础的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部门旗鼓相当。在其1999年首次公开发行(IPO)前的两年内,交易业务所贡献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IPO中将股票出售给外部投资者(养老金与共同基金持有其大约80%的股权)之后,高盛逐渐增大了风险胃口。其固定收益与外汇交易部门已经成为主要部门,在2006年和2007年贡献了三分之二的收入(今年前三季度贡献了78%)。在去年的危机中,美国政府清楚表明,自己是高盛与其它大型投行的后盾。高盛从财政部获得了100亿美元的注资(已偿还),并发行了210亿美元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担保的债券。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其监管者和最后贷款人都是美联储(Fed)。如果说当股权由外部投资者持有时,高盛比合伙制时期更加冒险,那么如今政府既已含蓄地承认它“规模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我们又能有什么指望呢?高盛有了更大的动机拿别人的钱去冒险。这就是我上周认识到的问题:华尔街最强大的经纪商拥有与最单调的商业银行同样的特权。高盛今年可能会支付230亿美元奖金的事实不仅会令民众感到不安,而且这一措施产生的激励效应也有所偏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两件事。第一,高盛在获得政府和美联储援助的同时,想以传统华尔街投行的身份进行运营——它拥有自己的对冲基金与私人股本基金。第二,它有每年留出一半收入用于奖金发放的传统。关于第一点,高盛现在的身份在我看来站不住脚。受美联储监管,可能会比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监管要好,但只是将它视作另一家银行,拥有与零售银行及信用卡公司相同的特权与义务,几乎说不通。这不是指责高盛鲁莽或对自己的运营方式漠不关心。高盛是在危机中表现最好的投行,经营方式也没有给人以自恃无恐的感觉,就好像它一定会得到政府纾困。它的资本金充足,手头拥有1700亿美元的现金和流动资产,以防不备之需。高盛也不只是对冲基金巨擘。它纯粹的自营活动贡献了总收入的大约10%。尽管债券和股票做市活动是一种资金密集且有时风险很高的活动,但如今已成为它的主要业务,服务对象是企业和投资者。不过与贴现窗口所面向的银行相比,高盛的业务还是有所不同。贴现窗口指的是美联储允许受其监管的银行在紧急关头用证券换取现金的一种工具。直到最近,没有一个人会认为高盛有资格得到与它们一样的地位。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上周说得好。“确保银行业服务的持续性,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这种银行业的公共事业特质……与银行从事的一些风险较大的活动——如自营交易——性质大不相同”。对于高盛而言,一个可能性是,将属于第二个类目的业务分拆出去:即用资金冒险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投资业务。这样一来,剩下的做市活动和投行业务就能够成为一流的金融公用事业。 即使到那时,美联储也不应该像对待零售银行一样来对待它。零售银行拥有存款担保,而且如金所言,“过于重要以至于不能倒闭”。高盛的构架和监管必须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即在未来任何一场金融危机中,它都可以倒闭,不会造成任何危害。这将部分缓解公众对于华尔街投行得到纳税人纾困的无可非议的愤怒,但第二点呢?如何处理华尔街投行授予其高级雇员的丰厚薪酬?投行业的奖金问题不在于薪酬的绝对规模(尽管股东应该问问他们自己,这些雇员是否真的值这么多),而是这些奖金所带来的激励效应。高盛董事总经理的薪酬结构可能是最像合伙人的薪酬结构之一。大约三分之二的奖金由在4年后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构成,而且其资深的合伙人在退休之前必须持有75%甚至90%的股票。这就是高盛在危机中的表现优于其它投行的原因之一,但它仍然可以从过去汲取经验。重新采用将董事总经理所有(或90%)奖金锁定、直至其退休的制度,将会使他们变得更加谨慎。如果纳税人不仅能够意识到,高盛的奖金只是股权合伙制的另一种形式,而且能够明确在未来任何一场危机中,高盛都可以破产,公众蓄势待发的愤懑之情可能会有所减弱。或者,高盛可以继续保持其原有的赚钱部门和新得到的官方身份,继续承担更多金融风险,并努力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让人们相信,它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进行运营的公用事业机构。这或许很难做到。译者/董琴
  9. 韩少功:好小说都是放血之作(对话)
    文学 2013/04/02 | 阅读: 1764
    自2002年的长篇小说《暗示》之后,作家韩少功十年未推出新长篇。事实上自2000年起,他就回到年轻时插队过的汨罗乡下筑屋耕种,过起了半年城市、半年乡下的规律生活。2006年出版的散文集《山南水北》就是这段田园生活的"收成"之一。然而不久前,刚刚过完60岁生日的韩少功,携长篇新作《日夜书》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个一向"言之有物"、要写就写"被问题追逼的文学"的作家,这一次又要贡献他什么样的"物"与问题?很难说清《日夜书》的主人公究竟是谁,也许如它的题目"日夜"所示,时间才是真正的主人。小说写了一群朋友几十年的际遇跌宕,"知青文学"一说并不能准确地涵盖它,因为这群人从知青时期一路走来,深深地活在知青之后的时代,就活在当下,活在我们身边。艺术青年大甲把一辈子都活成了乐园,老大哥郭又军却被蹉跎而窝囊的现实逼迫自杀,坐过牢的精神领袖马涛实在不甘心在国外遭受的冷遇,野路子发明家贺亦民终于还是敌不过权钱险恶......从插队的乡下到县城、到官场、到家庭、到国外,如果说,小说中每年初四的白马湖知青聚会是奔赴一张友情的老照片,一张立体化的、活动型的照片的话,那么这部《日夜书》本身就像是一张活动照片,人们上上下下,进进出出,日夜流转,看得拍照的人,都不禁觉得自己是否太无情。毫无疑问,韩少功把自己也写了进去。他忘不了同辈人插队生活的激情狂妄与青春恣肆,也无法对知青岁月留给他们的"后遗症"--自豪、悔恨抑或一枚安慰性的"假伤疤"视而不见。合上小说,似乎有无数个伸长的脖子从书中跃现,男女老少,无一不倔强、不耿直,生生地插到读者面前。这脖子在几十年的岁月里被饥饿拉长,被蚊虫叮咬,被酒精涨红,被病痛缠绕,被金钱羞辱,被现实凌厉的风一道道地刮过。看上去似乎代表了境遇万千之下的秉性难移,可是脖子,那其实是人体多么脆弱、多么不堪重负、多么需要温暖和抚摸的一块。这是韩少功笔下夹杂着骄傲和沉重的复杂情感。他真诚地写下他们,并且深知,这一代人在一格格地就范于时代的同时,也构成了这时代面貌的一部分。因而,从知青情结、受迫害者的政治高地、变味的革命,到流行文化的教唆、消费时代的快乐成本,《日夜书》对时代的症候始终保有剖析的耐心和反思的高度。这也是作家韩少功最让人期待的地方,他从来是一个自觉的创作者和清醒的思考者。不过他说,每个作家都只是完成了作品的前一半,后一半将交由读者完成。编辑:看《日夜书》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作者个人经验的一次集中释放。让我想起你说过的一句话,"故乡比任何旅游景点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这也是这个小说多出来的东西吗?这次写作,您在被什么样的问题"追逼"?韩少功:在我看来,好小说都是"放血"之作。这个"血"是指货真价实的体验,包括鲜活的形象,刻骨的记忆,直指人心的看破和逼问。我从来把这个东西看作文学的血脉。没有这个东西,小说就是放水,放口水,再炫目的技巧,再火爆或者再精巧的情节,都可能是花拳绣腿。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几个同辈人在几十年里的跌跌撞撞和摸爬滚打,从中引出一点人生的感怀和思考,如此而已。这些描写不一定是精彩,但首先必须坦诚,直面纠结或痛感。事实上,不管是对这些同辈人的赞美还是批评,对于我来说都是有痛感的。编辑:小说整体上由两种节奏或者两种情绪在交错:一种是非常有"劲儿",故事是破口大骂或者大打出手,人物是扶摇直上或者落花流水,语言是酣畅淋漓、风趣生动;另一种是非常含蓄,通过"多年以后"的"我"来打捞那些沉默的、微妙的瞬间,表现隐藏在背影、挽留、泪水之后的缓缓的抒情。创作过程中,是否屡屡有"我"的跳出和代入?韩少功:写作时只能因其自然,"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说不出太多的道理,甚至不太清醒的状态就是好状态。我写小说,特别是写长篇,愿意多留一点毛边和碎片,不愿意作品太整齐光滑,不愿意作者显得"太会写"。也许这更符合我对生活的感受。因此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有散文元素,甚至像回忆录。其中的"我"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台前台后的位置须酌情而定。在另一方面,"我"还是个虚拟的叙事者,有作者时不时的"附体"。他既是镜头里的风景,又是镜头本身,需要处理当下语境对记忆的激发、筛选以及变焦。这样,一种"时进时出"、"大进大出"的结构可能就较为方便。编辑:《日夜书》中你像以前一样不惮用"重词"来发议论和做思考,比如关于情欲、关于准精神病,关于身体与器官,都单辟一章,以小说人物为标本,研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纵深,似乎是在用文学的方式做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的实验。能谈谈小说家背后的这个思考者吗?韩少功:人物与故事常常具有多义性,无法化约成概念,好比一个苹果无法化约成关于氨基酸的化学公式。因此,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控制欲不能太强,写作时需要丢掉所有的先入之见,不是牵着人物跑,而是跟着人物跑,甚至什么时候被人物的表现吓一跳。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要自废思考,忙不迭地与理性撇清干系。比如关于情欲、准精神病、身体与器官这三章,交集在"人体"这一层面,就是我的有限介入。这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来,人文界很多人太喜欢谈"身体",把"身体"等同于"欲望",把"欲望"等同于"自私",这样一个等式链其实遮蔽了人体生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与我的感受无法对接,使我不得不多说几句,客串一下生理学和文化研究。在这里,我并不是要用思考代替叙事,只是说思考的介入如果有利于释放叙事、保护叙事、推动叙事,那么介入就是合理的,是小说作者的职业维权。编辑:文学史上作为一个概念的"寻根文学"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作为一种创作精神的"寻根",或者说对根性的找寻与书写,其实是人们一直以来寄予文学的期待。你后来的创作《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寻根意识"有无关系?如何看待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和创作态度的"寻根"?韩少功:作家有不同的视角,有的像胸透,有的像B超,有的像CT,但不管从哪里切入,都是把文学当人学,力求对人性"黑箱"有新的揭示,刷新人类自我感知的纪录。如果我们写到爱,写到死,写到地域或民族的文化,那都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要说"根性",这可能就是最大的根性了。如果没有刷新,没有这种问题意识,那么"文化"就可能变成民情风俗三日游,"人性"就可能变成闷骚男女的白日梦,"批判"就可能变成怨天尤人的抹鼻涕,"存在"、"此在"什么的,听起来很吓人,但也许只是一堆云山雾罩的哲学哈欠,仍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是精装版的倒退。总的来说,好作家应该有点侦探的劲儿,能够在人的性格、情感、思想、潜意识等方面去伪存真,去浅得深,把人学这个大案要案一层层破下去。这就是文学最可贵的功能。对于我来说,即便力不能及,但心向往之。编辑:现在小说创作的门槛越来越低,几乎要成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但读者愿意郑重对待的,还是那些有自己的尊严、难度和分量的小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小说如何立身?韩少功:有人说眼下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很多报刊的文艺版正让位于娱乐版。娱乐,当然是文艺功能之一,是大众的重要需求。但具有价值含量的娱乐是有难度的,是需要尊严、感动、智慧、敬畏感的,而且总是有一种不论得失不计宠辱的清高气质。中国是一个宗教传统相对稀薄的国度,不容易偏执,但容易苟且和油滑,下行的世俗引力一直很强大,东方朔、唐伯虎一类才子化的玩主经常蔚为汪洋大海。但如果没有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一类喜欢为难自己的人,没有这些坚定的求索者和传薪者,一个大国的文明品相可能很难看吧?遇到危机时的精神储备和文化支撑力就会严重短缺吧?退一步说,玩也要好好地玩。如果打球是烂打,下棋是胡下,把娱乐变成闹,变成疯,变成卖傻,变成一地鸡毛,甚至连技术含量都没有了,大众也不会满意的。
  10. 郑戈:世俗时代的诸神对话——评查尔斯·泰勒的《一个世俗时代》
    宗教 2009/12/28 | 阅读: 1764
    查尔斯·泰勒这个名字早已为中国学界所熟悉,他的许多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包括《黑格尔》、《自我的根源》和《现代性之隐忧》。我们一般将他和麦金泰尔、沃尔泽、桑德尔归入一类,将他们视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趣的是,除桑德尔近年来主要关注生命科技对伦理的影响[3]之外,他们当中其他几位都侧重于研究宗教。沃尔泽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休后,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编撰《犹太政治传统》这一多卷本巨著上[4]。麦金泰尔针对现代大学传授知识和技能而不帮助学生寻找“人生意义”这一现实,试图从自己所皈依的天主教传统中找出一些对世俗大学的人文教育也有帮助的东西,因而撰写了一部关于天主教哲学传统的新著[5]。查尔斯·泰勒在宗教信仰上与麦金泰尔最为接近,但他却选择了一个似乎与宗教哲学研究本身争锋相对的视角—“世俗化”—来考察以宗教为线索的近代西方观念史和社会史[6]。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看都足以在学术史上留下醒目的印记,这也为他本人赢得了两个从奖金数额和“荣誉指数”上都可以同诺贝尔奖相提并论的国际奖项:2007年他获得了“坦普尔顿奖”[7],2008年他又荣获了“京都赏”[8]。这些思想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宗教上的原因很好理解:他们都不满意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将宗教“私人化”的方案,他们都认为:不涉及“整全信念(comprehensive doctrines)”的“公共理性”是空洞的理性,而不给信仰留下空间的公共领域是缺氧的领域。 《一个世俗时代》是一部874页的煌煌巨著。麦金泰尔为此书写的推介评语[9]指出: 查尔斯·泰勒以前也写过关于世俗主义的作品。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会给我们贡献一部像这本新书这样非凡的著作。他在这本书里想要达到双重目的:一方面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世俗化给出一个历史解说;另一方面要澄清“作一个世俗的人”以及“栖居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简短总结可以再现泰勒细致入微而又总揽全局的分析技巧……这本书是对过去一个世纪一直在进行的关于世俗化的讨论作出的重要而又具有高度原创性的贡献。其他同类作品都望尘莫及。 虽说这本书从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上看都超出了泰勒此前论述宗教和世俗化问题的著作,但说它的出现毫无先兆却有些言过其实。1998-1999学年,泰勒应邀在爱丁堡大学作了著名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他为这一组讲座确定的主题是“生活在世俗时代”。此后,他先后围绕这一主题出版了两本篇幅在200来页的“小书”:2002年的《如今宗教的各种形态:重访威廉·詹姆斯》[10]和2004年的《现代社会想像》[11]。对于熟悉这两部著作的读者来说,《一个世俗时代》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和论证理路都不会是陌生的。这部“大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它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关于教会改革和基督教神学自身的发展如何为“世俗化”和“现代性”创造了条件的历史论证。由于对这部巨著进行全面的评析必定是“费力不讨好”的,本文将侧重分析这本书所欲回答的问题、它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它在“世俗化”理论传统的地位。一 泰勒将世俗性理解为一种“社会想像(social imaginary)”。社会想像类似于福柯的“知识型”,它不是一种知识分子建构的“理论体系”,而是体现在普通人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日常话语中的“思维框架”。用泰勒自己的话来说,社会想像是“是人们想像他们的社会存在、他们如何与他人和谐共处的方式……以及潜藏在这些预期背后的更深层次的规范性观念和图景”[12],它是“使共同的实践和广泛共享的正当性感觉成为可能的共同理解”[13],“它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整体处境的一种大体上零散的、未经语言整理的理解……”[14]。支持“世俗性”这种社会想像的是泰勒所称的自足的“内在框架(immanent frame)”,也就是说,人可以凭借理性和经验理解这个世界,一个“超验”的领域不是不存在的就是与我们无关的。换句话说,“内在框架”意味着我们理解和经验这个世界的全部资源都来自于人间生活,从时空维度上讲,超越此在的超验世界与超越今生的来世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与我们无关。这一点在齐美尔那里曾经以另一种方式得到精彩表达: 通常的观念是:这里是自然世界,那里是超验世界,我们归属于其中之一。不!我们归属于第三个、无法表述的世界,在其中,自然和超验都是反映、投影、矫饰和解释。”[15] 现实绝不是世界本身,而只是与艺术世界和宗教世界并存的一个世界。它们是用同样的素材打造的,但所采用的形式和前提不同。经验中的现实世界可能是有序规整在实用意义上最适合于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要素的结果……因此,决定用心智创造哪个世界的是我们的目的和明确预设,现实世界只是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16] 工具理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现代人将“自然世界”和“超验世界”都纳入自己的算计,从而营造出一个“第三世界”: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神法”或“自然法”或许并未失效,但却被人类心智的“内在框架”改造成了人在虚无中创造的意义。这种理解和体验世界的方式是所谓“现代社会想像”中的一部分。在泰勒看来,“从一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头号问题就是现代性本身”[17],而“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混合物,其中包含各种新的实践和制度形式(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城市化),各种新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世俗化、工具理性),以及各种新式毛病(异化、空虚、一种感到社会即将瓦解而导致的恐慌)。[18] 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世俗、世俗化或世俗时代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关键词,但其含义却有待界定。对有些人而言,世俗化意味着道德的沦丧和文明的衰退;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世俗化却意味着科学昌明、社会进步和蒙昧时代的结束。与世俗化紧密关联的概念包括启蒙、祛魅以及理性化。在西方思想史上,康德和韦伯为“世俗化”命题贡献了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资源。康德的“启蒙”意味着把一切置于“理性”的检验和批判之下。但他同时也承认人的“理性”有其限度,强硬的无神论者和盲信的教徒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宣称自己知道其实并不知道的东西。因此,我们需要厘清知识的界限,以便为信仰留下空间。为此,康德指出,实践理性要求我们“设定”一个超验的上帝,从而我们的“道德律”提供依据。[19]这类似于孔子所说的“敬神如神在”,只有基于这种拟制或假设,我们才会“畏天命”,并做到“慎终追远”,乃至“民德归厚”。不然的话,便会陷入“上帝死了,人可以为所欲为”的道德困境。韦伯则提出“除魅”这一重要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世俗化”的要害。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在韦伯看来: 祛魅背后的力量是合理性(rationality),更准确地说,是合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与理性(reason)不同,合理性关注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是指人的算计能力,有效达致可欲目标的能力。它发端于有目的的人类实践活动。它的根源是现世的。在特定情况下,它具有无限的适用性和非同小可的扩张性。实际上,它是相当霸道的。它改变着它所触及的范围,最终它改变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20]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性不只是意味着用理性祛除“巫魅”,更导致了理性的自我限定,并最终使“工具理性”成为导引人们社会行动的主要心智构成。在多元主义的现代社会中,依信念伦理而行动越来越显得“不负责任”,只有将后果纳入计算和考量的社会行动才是审慎的现代人、尤其是现代政治人应当采取的行动。 尽管在对现代处境的事实分析上泰勒继承了韦伯和齐美尔等人的思路和判断,但他在规范层面上则将“祛魅(Entzauberung)”命题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他将“祛魅”这一否定性概念重新命名为“化减(subtraction)”,并讲述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化减故事”,其中包括:(1)启蒙或“走向成熟”的故事,也就是康德所言的“勇于认知(sapere aude)”,成熟的人要勇于走出虚幻的假象所造就的“安全和舒适”的环境,真面现实,并且为自己在现世的处境作出选择和承担责任。[21]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成年人都“走向了成熟”,于是“旧的参照系瓦解了、烧掉了,新出现的是将我们自己视为‘个人’的认知取向。”[22](2)“上帝死了”的故事,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既然上帝死了,人就成了宇宙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ism)”或“唯我独尊的人本主义(exclusive humanism)”成了现代价值的基础。“向现代性的转型穿越了传统信仰和忠诚的废墟”,[23]对传统价值的“减除”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3)“赛先生”的故事,也就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典型例子的自然科学对“创世论”、“启示”和“奇迹”的扫荡,“基督教义的主张在科学不断挺进的年代显得不那么可信了。”[24]这些“化减故事”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朝向“超越(transcendence)”或“圆满(fullness)”之门的关闭,或者说是对人生的终极意义之求索的停顿。[25]在这一点上,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韦伯和齐美尔早有类似的观察结论。比如齐美尔将近一个世纪前写道: 当下情境的强大引力场不是使这种或那种教义、而是使信仰的超验目标本身显得因虚幻而黯然无光。现在留存下来的不是可以借助新的实现方式便可以企及的超验形式,而是某种更加复杂而无助的东西:曾经由超验来满足的那种需求,那种不因满足方式的更替而消退的需求,如今由于信仰对象的退位而麻木了,就好像它的生命之源被切断了一样。[26] 与韦伯和齐美尔不同的是,作为哲学家的泰勒不满足于描述这种现代处境,更着力于批判和寻求解决之道。在他看来,超越维度的缺失使得人的生存意义变得贫乏,使得“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式的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横行,也使得现代人时常陷入纵欲之后的空虚和匮乏。但超越之门对人类是一直敞开的,封闭的是人的心智。在“内在框架”的限定下,我们丧失了一片更广阔的天空。人本主义范畴内的所谓“内在超越”,无异于搬着自己的脚来试图离开地面的徒劳。泰勒设想出一种“非主流的”未来,也就是彷徨的现代人皈依或重新皈依宗教(在他的视界中,主要是天主教)的未来: 我预见到另一种未来,它基于另一种假定……在宗教生活中,我们对一种超验现实作出回应。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感悟,它显现于我们瞥见、认出并试图去往某种图景的瞬间,这种图景,我称之为“圆满”。因此,唯我独尊的人本主义者以及其他困在内在框架之中的人士所看到的“圆满”图景也是对超验现实的回应,只不过这种回应迷失了目标。他们把这个目标的关键内容关在了门外。与此相反,我在前面所描述的宗教(再)皈依的结构性特征就是敞开地直面现实,在这种(再)皈依中,我们会感到自己冲破了一个狭小的牢笼,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并且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事物。[27] 可见,与“启蒙”和“现代性”脉络中的主流思想家截然相反,泰勒将“以人为本”的思维框架视为“牢笼”,而将朝向超验世界的宗教视为通向更广阔天地的门径。他认为,要解决现代性的根本问题,现代人就需要向宗教和超验现实敞开自己的心灵,也就是“从戒备森严的自我(buffered self)”重新调整到“敞开的自我(porous self)”。二 关于世俗化过程的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将信众的减少和个人信仰的弱化视为世俗化的主要含义,并将科学的发展视为世俗化的主要原因,将宗教从公共空间的退出视为这种世俗化的结果;另一种则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视为世俗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将现代社会的制度性安排(政教分离、社会分工等等)视为原因,将个人信仰的衰落视为结果。这两种理论识别出两种世俗性:(1)公共空间的世俗化;(2)个人信仰的衰落。但泰勒在这本书里却着重研究第三种世俗性:“信仰的条件”的转变: 我想要界定和追溯的这种转变是这样的:它把我们从一个不可能不信上帝的社会带到一个信仰即使对于最虔诚的教徒来说也只是多种可能性之一的社会。对我自己来说,放弃我的信仰也许是不可想像的;但有许多其他人,包括我的亲朋好友,他们没有信仰(至少是不信上帝或者超验世界),但我却不得不坦率地承认他们的生活绝非贫乏的、盲目的或没有意义的。信仰上帝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许多其他选择。而且这还意味着,至少在某些社会环境中,一个人或许很难坚守自己的信仰。有些人会感到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尽管他们会为此哀伤一阵儿。[28] 信仰的条件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和文化的。他的思想史考察涉及众多教会圣哲和世俗大师,而且着重揭示思想观念之间的传承脉络。将任何一位思想家拿出来作为例子都会破坏这种论证理路,因此,对这部分内容的理解留待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阅读和思考。我这里只举一个教会史上的例子。 泰勒对基督教史的细致研究涉及教会史、教会与世俗社会关系史以及宗教哲学史等多个领域。他的中心命题是:基督教思想的自身发展和教会组织的自身改革为世俗化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比如,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是中世纪欧洲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多项教会法令对此后的欧洲史产生了多面向的影响,单是追溯这些法令带来的后果就足以耗尽多位历史学家的毕生之功。泰勒选取了其中的几项导致“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之产生的教令,并分析了它们为“世俗时代”之来临所准备的条件。泰勒指出,科层式的互补性(hierarchical complementarity)是传统宗教社会的组织原则:独身的神职人员“为结婚生子的俗人祈祷并履行传教牧灵之责,后者则为前者提供支持。在更广的范围内,僧侣为所有人祈祷,化缘修士四处传教;其他人则提供布施、医疗服务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之间获得了均衡,其基础就是社会功能的互补性。”[29]但1215年拉特兰会议的一项教令要求全体俗人都要向神职人员做私密忏悔,并因此强化了对神职人员的培训,出版了大量神职人员培训手册,所有这些规训手段构成了所谓“正统实践(orthopraxis)”的一部分,并最终引发了新教改革这一系统性反弹。一项旨在将修道院生活方式扩展到凡人社会的改革为何反而导致了社会的进一步世俗化?在泰勒看来,这是因为一种不加分别的信仰模式的强制推行弱化了传统上的科层式社会互补结构,并为近代的无分殊的“平等”社会打下了基础。其实,如果将这一问题置入康德和韦伯的概念框架,其原因可能变得更加清楚。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康德区分了“作为偶像崇拜的宗教”和“作为道德行动的宗教”;而在其《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前言”中,韦伯则区分了大众的宗教信仰与圣贤的宗教信仰。这两组区分都体现了对“分化的秩序构型(differentiated configurations of order)”的深刻理解。普通人生活在现世的关怀、纠葛和焦虑之中,信仰对他们来说多是一种寄托,是一种乞求心灵安宁、今生福报或来世净土的手段。试想,哪一位缺乏哲学训练的普通人能够理解这样一种境界:“无目标的专注是祈祷的最高形式”[30]?苦行只有对少数修道者来说才不是苦;受苦而不明其目的,其结果只能是苦本身,而不是超越苦难的彼岸。正因如此,一项旨在清除世俗世界“精神污染”的教会改革,导致了反对教会“强权”和“腐败势力”的社会运动。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通过的另一项教令,第18号教令,在泰勒的研究中未曾被提及。在中世纪欧洲,神明裁判(ordeals)曾经长期被用作司法过程中的证明手段,这导致了司法的“形式非理性”。神明裁判分为两类:一类是单边的,即只要求诉讼一方(通常是被告)接受考验,考验的方式包括开水、冰水以及烙铁;另一类是双边的,即要求诉讼方法进行司法决斗(judicial duels)。第18号教令禁止神职人员为第一类神判祝福或主持其仪式,并一般性地反对在教会和世俗司法程序中采用司法决斗。由于神职人员的参与是第一类神判的正当性基础,所以,这一教令虽然没有直接禁止或反对这一类神判,却也直接导致了这种神判在欧洲多数法域的消亡。[31]比如,在英国,这一教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陪审制的兴起。而法官向外行陪审员发布详细指令的需要,又导致了普通法的理性化。[32]这个例子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泰勒的“基督教自身发展为世俗化创造了条件”这一命题。三 查尔斯·泰勒本人是一位天主教徒。在他1996年之前的作品中,他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宗教观点,以便“说服形而上学或神学信念各异的真诚思想者”都来认真思考他的哲学论证。[33]1996年,他获得了天主教圣母会奖(Marianist Award),在题为“一种天主教现代性?”的获奖演说中,他首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点。这些观点在《一个世俗时代》一书中得到进一步阐发。泰勒试图调和天主教神学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此他指出:救赎之道在于体认上帝以各种形式给予的启示,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为上帝作为三位一体,也体现在人间生活的多样性上面。在泰勒看来,天主教的一项原则是,信仰的拓宽(widening of the faith)有赖于“奉献形式、精神体验形式、礼拜仪式以及对道成肉身的反应形式的增加”[34]。在这种理解之下,天主教教义是一种“跨越差异的一体(unity-across-difference)”,而不是一种“通过认同而实现的一体(unity-through-identity)”。真正的天主教徒要勇于打破传统的条条框框,与信仰其他宗教乃至无神论的人士进行对话,并在此对话过程中通过交流与反思的辩证过程而深化自己的信仰。泰勒曾经将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视为这个意义上的天主教徒的典范:为了向中国人民传播福音,利玛窦先后学习了佛教和儒家经典,并且与中国佛教高僧和饱学鸿儒进行了积极的对话,从而赢得了明朝士大夫的信任。[35]在《一个世俗时代》中,或许是由于接受了别的学者的批评,泰勒不再以利玛窦作为典范,但仍然将宗教间的对话视为协调宗教信仰与现代性之间关系、并且丰富宗教自身内涵的主要途径。 有趣的是,泰勒试图在多元主义的当代语境中为天主教信仰找到位置的努力与哈贝马斯从“方法论上的无神论”出发为多元价值的和平共处寻找方案的谋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今的多元社会中,信仰宗教与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相互负有“认知上的义务”[36],他们应当参与“互补性的学习过程”[37]。这一对话过程要求人们保持开放的心态,认识到差异本身的价值,走出自己所归属的信仰体系划定的视界。但是,与泰勒不同的是,哈贝马斯所设想的交流平台不是天主教信仰,哪怕是开明的天主教信仰,而是“哲学”,抑或是罗尔斯所说的“公共理性”。宗教语言必须经过“拯救性的翻译”,才能进入公共对话的空间。哈贝马斯指出: 哲学不能直接援用作为宗教经验而在宗教话语中出现的语汇。只有当哲学采用一种自身的描述方式对这些经验进行识别之后,它们才能够汇入哲学资源自身的宝库,被认可为哲学自身的经验基础。这种描述方式不是取自某一特定宗教传统的语言,而是源自与启示事件脱钩的论辩性话语。在这样一种中立化翻译无法取得成功的冲突环节上,哲学话语必须承认自己的失败。[38] 哈贝马斯把这种“拯救性翻译”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认为“一种不具破坏性的世俗化唯有在这种翻译模式中进行”。[39] 作为天主教思想家的泰勒与作为无神论哲人的哈贝马斯在“宗教于现代社会中如何自处”这个问题上的高度一致,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后工业社会”或“后世俗社会”中人们重新寻找“意义”的需求。一项有趣的“人类发展”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因格哈特和魏尔泽尔根据对六大洲的81个社会(占全球人口85%)所做的长达20年(1981-2001)的“价值调查”(Value Survey)得出结论说:对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韦伯所提出的理论都没错,但需要放到一个动态的时间序列中加以整合。在前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忙于为生存而劳碌,对信仰的自我选择能力和自我选择空间都很小,所以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会主导人们的生活,也就是像泰勒所说的那样,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在欧洲,不信仰上帝是不可能的;在工业化社会,由于社会分工、大规模生产和复杂化社会组织的需要,理性化-世俗化价值逐渐取代了传统/宗教价值,而理性化-世俗化价值与专制或威权政府类型是兼容的,因为工业化要求集体规训和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在这个阶段,信仰宗教的人数会显著减少;到了后工业社会,由于生存安全已经不再成为人们所操心的事情,自我表达价值逐渐取代理性-世俗价值,人们开始追求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宗教在这个阶段会重新回到许多人的生活当中,民主、价值多元和自由会成为主流的政治诉求,在这个阶段,以人为本的发展(human development)会取代单纯的经济发展成为主流的发展模式。在这一宏观叙事框架中,对文化/宗教的理解可以分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以传统价值和世俗-理性价值为两极,另一个维度是以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s)和自我表达价值(self-expression values)为两端,从这两个维度来看,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有规律可循: 尽管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会发生持续的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会以可预见的方式改变一个社会在这两个价值维度上的位置:随着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人们的世界观倾向于从看重传统价值朝看重世俗-理性价值的方向转移。此后,随着劳动力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第二轮价值转换发生了,对生存价值的强调被对自我表达价值的侧重所代替。[40] 在目前这个时代,由于西方社会普遍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宗教作为“自我表达价值”而不是“传统价值”的一部分而重新出现,正因如此,泰勒发现“信仰”成了诸多选择中的一种。为了避免“诸神相争”,泰勒和哈贝马斯选择了“诸神对话”。 在“诸神并存”的现代多元社会,泰勒作为以为天主教徒所启动的“对话”,或许竟如同利玛窦在四个多世纪前与儒、佛进行的“对话”一样,是一次注定会失败的传教。多元而开放的天主教,一方面会被正统的天主教徒目为异端,另一方面仍然无法为非天主教徒接受为具有正当化力量的资源。化解“文明冲突”的方案,恐怕还是要到康德、洛克、韦伯、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俗人”那里去寻找。尽管如此,泰勒的巨著还是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和考究的,每一位负责任的现代知识分子,都负有“认知上的义务”,去了解一位当代天主教大哲对现代处境的理解。[1]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874pp.[2]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3] 参见:Michael Sandel,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4] Michael Walzer, Menachem Lorberbaum, Noam J. Zohar, et al. (eds), The Jewish Political Tradition, Volume 1: Authority, Volume 2: Membership,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2003, respectively.[5] Alasdair MacIntyre, God, Philosophy, Universities: A Selectiv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6] 他在这方面的已出版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两本书:Charles Taylor, Varieties of Religion Today: William James Revisit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A Secular Age, 详情见注1。 [7] Templeton Prize,由英国的约翰·坦普尔顿基金会颁发,奖励“在人类精神现实领域有重大发现”的人士,目前奖金数额为100万英镑或200万美元。泰勒获奖时的奖金数额据说为80万英镑或150万美元。关于该奖项的情况,请访问其网页:http://www.templetonprize.org。 [8] Kyoto Prize,由日本稻盛财团颁发,素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每四年评选一次,奖金为5000万日元另加京瓷株式会社股份,其中的“思想与伦理”奖项自1988年开始颁发,首位获奖者是“最伟大的印度学学者之一”、研究吠陀梵文的德国学者保罗·蒂姆(Paul Thieme, 1905-2001),此后的获奖者都是哲学家,他们分别是卡尔·波普尔(1992)、奎因(1996)、保罗·利科(2000)、哈贝马斯(2004)和查尔斯·泰勒(2008)。关于该奖的情况,请参见其网址:http://www.kyotoprize.org。[9] 见该书封底。[10] Charles Taylor, Varieties of Religion Today: William James Revisit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1] 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12]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p.23.[13] 同上。[14]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p.25.[15] Georg Simmel, Fragmente undAufsdtze. Aus dem Nachlafi und Veroffentlichungen der letzten Jahre, Munich: Drei Masken-Verlag, 1923, 3.[16] Georg Simmel, Die Religion, Gesammelte Schriftenzur Religionssoziologie, ed. Horst-Jurgen Helle, Berlin: Duncker & Humbolt, 1989, 10:43-44.[17]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p.1.[18] 同上。[19] Immanuel Kant,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Meiner, 2004. 中译本见:康德著:《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 Alkis Kontos, “The World Disenchanted, and the Return of Gods and. Demons”, in A Horowitz and T Maley (eds), The Barbarism of Reason: Max Weber and the Twilight of Enlighten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 p.230.[21]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575.[22]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157.[23]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570.[24]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267.[25]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768-769.[26] Georg Simmel, "Das Problem der religiasen Lage," Gesammelte Schriftenzur Religionssoziologie 14: 369.[27]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768..[28]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3..[29]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44.[30] Simone Weil, Waiting for God,转引自:Peter E. Gordon, “The Place of the Sacred in the Absence of God: Charles Taylor’s A Secular Ag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ume 69, Number 4 (2008), p.648.[31] John W. Baldwin, “The Intellectual Preparation for the Canon of 1215 Against Ordeals,” Speculum, Vol.36, No.4 (Oct., 1961), pp.613-636.[32] S. F. C Milsom,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6-8.[33] Charles Taylor, “A Catholic Modernity?”, in J. L. Heft (ed.), A Catholic Moder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3.[34] Charles Taylor, “A Catholic Modernity?”, in J. L. Heft (ed.), A Catholic Moder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5.[35][1][1][1][35] 对于泰勒以利玛窦为典范而展开的论证,有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利玛窦到中国后先伪装成僧人,后来发现僧人在中国社会并不受尊重,又伪装为儒生,这些都是处于传教的功利考虑,而不是出于学习和对话的目的。参见:Ian Fraser, “Charles Taylor’s Catholicism,”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2005, 4, 231-252。[36] Jürgen Habermas, 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 Philosophische Aufsätze, Frankfurt a/M: Suhrkamp, 2005, 11.[37] 同上,146。[38] Jürgen Habermas, “Transcendenz von innen, Transcendenz ins Diesseits,” in Texte und Kontexte,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91, pp.127-56, 136.[39] Jürgen Habermas, Glauben und Wissen,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91, 29.[40] Inglehart, Ronald and Welzel, Christian.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6.
  11. 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引进华尔街金融人才的辩论
    经济 2008/10/23 | 阅读: 1764
    某国内教授建议抄底华尔街金融人才,此言一出,引起众多网友的反对。有网友质问,“把这些人找来重现金融风暴实现的过程”?作者危言的观点与这些网友相似,但是也有支持引进华尔街人才的声音。下面是危言同网名 gushen的人就此问题的辩论。
  12. 周晓虹:传播的畸变——对“SARS”传言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分析
    社会 2009/10/30 | 阅读: 1765
    流言和谣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一系列传播者行为累加或“群体贡献”的结果。
  13. 北岛:翻译与母语
    文学 2011/09/03 | 阅读: 1765
    我以前说过,文学翻译处在母语与外语的边界上。而我如今重新调整了"定位系统"--在我看来,文学翻译处在母语的边界之内,它就是母语的一部分。
  14. 朱苏力:关于抗辩制改革
    法律 2011/04/25 | 阅读: 1765
    在司法程序上,中国自清末从欧洲引入了“讯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m)审判方式,1到1989年第十四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之后提出要抓公开审判,提出了庭审方式改革的问题。这一改革到目前为止集中在民事和经济案件的审判方式上。1991年4月颁布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64条实际上规定了当事人举证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一些地方进行了“抗辩制”(adversarial system)的司法审判改革试点。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焦点访谈》栏目公开报道了大连市法院采用抗辩制审判程序对一起案件的审理。“抗辩制”在社会上和法学界都引起不少反响。2抗辩制和讯问制是两种不同的在法庭上出示证据的方式。在抗辩制(也称对抗制,辩论主义或当事人主义诉讼方式)下,各方自行负责调查。在民事法律中,原告和被告都必须各自准备证据,通常通过各自聘请的律师来进行。在有陪审团参加的抗辩制诉讼中,法官只作为法律问题的仲裁人和公断人,很少参加迅问,除非他认为某些重要的法律或事实问题必须澄清。在没有陪审团参加的庭审中,法官不仅作出法律问题的结论,而且也就事实、并且在需要赔偿时就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作出结论。而依据讯问制(也称职权主义或混合式诉讼方式),为了提出一项可能的起诉书,通常由一位法官主持进行审前讯问,其责任包括对案件中当事人的有利和不利的所有方面进行调查。在审判中,法官也担任直接角色,主持讯问证人,往往根据预审档案材料提出问题。3概括说来,在讯问制中,理论上,法官的角色是发现案件真相和依法出决定;而在抗辩制中,用美国大法官杰克逊的话来说,就是“让双方打仗”,4法官的责任不是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而是竞争的裁断者,法官仅处理或集中处理有关法律的问题。这两种审判方式到底各有什么优点?中国应当采取何种,在多大程度上采取哪一种审判方式?这些问题成为法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然而,本文不打算抽象地、无背景地讨论抗辩制与讯问制之优劣,而是试图将这一抗辩制改革试点放到中国法理学和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作一些初步的理论分析,提出一些问题供人们思考,而并不急于回答这些问题。抗辩制在司法审判中引入,可能引起对中国目前法学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再思考。首先是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普遍的司法原则提出了挑战。在先前的讯问制司法制度中,事实是通过司法机关的调查确认的。尽管确认事实总是牵涉到证据的可信性和可靠性的问题,但在讯问式审判中,法律事实的事实性,即事实是否完整、确实和可靠,一般不会受到怀疑。因为在我国人们的常识中和简单化了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中一般认为,事实就是事实,只要通过仔细调查,一般是可以查清的;因此法学界至少在理论上认为事实等于案件的真相,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完全符合事实真相。5这一原则作为一种司法理想无疑是对的。但司法是一种实践的学科,具有高度的操作性,而这一原则由于把司法理想和司法操作混同,在司法实践上是很难实现的。在实践上,司法依据的仅仅是法律所确认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往往只是案件事实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尽管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司法的诉讼时限和其他技术、资金和人力的限制,在许多复杂的案件,特别是许多涉及多方,标的额很大的经济案件中,许多事实是无法在法定时限中发现的,甚至是完全无法发现的。6因此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司法实际上依据的是在法定范围内认可的并为一些证据所支持的事实,即法律事实而决定的。正如吉尔兹所说的,“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7尽管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近似,但并不总是相等,甚至总是不能重合。8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即使司法机关内每个工作人员都尽职尽力,不时出现一些司法决定上偏差、错误仍然是难免的。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相混淆,这个法学问题一直存在,并长期困扰着许多法学家。9但在我国的社会司法实践中,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被忽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先前的过于简单化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且因为与讯问制审判方式相联系的其他制度因素。依据讯问制的制度设置,这种发现事实、确认事实尽管也有律师的部分参与,但从根本上看来是由检查官或法官作出最后决断的。这种职能配置的基本理论和逻辑预设是,这些政府官员由于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在案件中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因此就总体看来可能保证事实的调查和确定更为公正和有效。10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按照定义说来,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法院和检查院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查院,人们对它们发现和确证事实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一直比较绝对。因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我国的法律中和有关的法学教课书中一直被当作没有疑问的一般司法原则而加以确认和阐释的。举证责任的讨论也是在这个原则的框架中进行的。然而,这个涉及哲学认识论的法学问题在新的抗辩制诉讼中将突现出来。抗辩制发现事实的逻辑预设是,真理越辩越明,以一种类似市场竞争的方式来发现和确认证据。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听信谁的证据,听信多少,就如同是一位顾客,而诉讼双方或他们的律师就如同推销产品的厂家极力要在法庭这个“市场”上向其预期的顾客(法官)推销他们的产品;这种竞争被假定为会产生最好的结果。也许人们会对这里的比喻感到有些反感。但必须指出,我不敢掠美,这恰恰是英美法学家最经常使用的、并且是引以自豪地使用的一种比喻(市场经济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或者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1这里我不想讨论这种比喻是否恰当,有多恰当。我想指出的是,在我们对这种比喻所产生的或多或少的本能反感中,可能有什么东西是正确的,那就是在这种竞争过程中发现和确证的事实可能只是某些事实、部分事实、部分事实和部分非事实(个人的有一定证据支持的感觉和意见,甚至有某些谎言和欺骗)的混合。12要将司法决定基于这样发现的“事实”基础上,显然其中某些结果与我们习惯所要求的“法律等于公正”的理想和预期是相抵的。然而,不论怎样,一旦采纳了抗辩制,确实就对我国司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提出了一个问题。按照抗辩制,诉讼中,法官处于消极地听取证据的位置,而诉讼双方或各方各自提出自己的证据,反驳对方的证据,通过这些证据来确认各自主张的事实;因此,在法官面前,必定就会出现两个甚至多个事实,法官只能依据各方所提出证据数量和质量以及其他相关因素来判定案件“事实”,并据之作出判决。且不说在举证过程中各方必定会并经常是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提出甚至有意压制对自己不利的证据,甚至在某些可能的场合下歪曲、曲解、捏造某些证据。13其次,尽管事实是确定的,但在抗辩制司法中所提出的事实是以语言为中介的,而现代学术研究早已表明事实与语词之间是不存在那种精密的对应关系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书不尽言,言不尽义;中国古人早就指出了这一点),14举证人所选择的语词以及这些语词在法官心目中所产生的关于事实的印象和与此相伴随的感情色彩都是不那么确定的,对不同的法官可能会产生关于事实的不同印象。特别是抗辩制免除了法官身临其境进行案件调查的责任,而主要依据法庭上的举证,这就使得言词在抗辩制中比在先前的司法过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因此,无论如何,法庭上所出现的“事实”都不是那种作为物自体而存在的事实真相。法官只能根据他听证或获得关于事实的“印象”而判断、决定。语词、表述和解说在抗辩制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律师和律师的经验和手段将起一定的甚至重要的作用(我们在一些美国和香港电视剧上的法庭辩论上就看到了不少这种例子)。这里并不想指控所有律师必定会有意玩弄技巧,欺骗世人和法官;事实上,由于职业道德、个人良心的约束以及法律的威慑(不能有意作伪证,不能欺骗法庭等),律师即使有意玩弄语词,也会有所顾忌。但出于打赢官司的个人利益,出于抗辩制对他的制度要求,他们必须尽其所能、而且会尽其所能发挥他的“辩”才。由于辩才的不同,案件的结果就有可能不同。因此在一个案件中,一个作为本体意义上的事实并不有利的一方,由于有一个出色的律师,就可能赢得案件,至少减少自己的不利;而本体意义上的事实有利的一方,如果缺乏一个伶牙俐齿的好律师,也仍然可能输,至少损失会更大一些。这在经济案件和民事案件中,将尤为突出;因为这类案件与刑事案件有较大不同,前者的结果大多不是一方全赢或全输,而更多是各方有赢有输,输多输少的问题。因此,案件中经常是通过律师以言词表述或概括的事实将对案件的结果有相当大的影响。发现了上述问题或不足之处,抗辩制是否可以避免和减轻呢?当然通过法官和律师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努力,也许可以避免一些,但我认为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上面提出的或隐含的其他问题(例如收集证据的财力不均,于是财富不均可能会造成对富有诉讼方的有利而对资财不足一方的不利等等),因为这就是制度的限制,是制度中固有的;除非抛弃这种制度或从根本上改造这一制度(但那还是抗辩制吗?),这些不足是无法排除的。因此,如果采用抗辩制司法程序,我们的法官实际上所采纳的原则将明显是“以证据为根据”或以诉讼各方在法庭辩论实际提出或表述出来的证据为根据,而不是“以事实为根据”。15并且,在不同案件中,应当而且必须演化出不同的证据决断原则。因此,无论我们的法律原则的表述或法律教科书的对这一原则的表述或阐释是否改变,只要采用抗辩制,那么我们的这一司法原则就实际上将或正在发生了重大变更。与这一变更相联系的还有一系列法律原则的问题。例如两审终审原则16与有错必纠原则的冲突。上面的分析已表明在抗辩制中,判决所基于的“事实”实际是诉讼各方证据上的多寡、强弱,而证据多寡与强弱仅仅是在一定时间内可证明的事实,而不等于客观事实本身,因此就老百姓一般意义或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错案”将不可避免。当然,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出现,当案件经过必要程序之后,也就只能如此终结了;但问题是在两审终结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证据,并且是重要的、可能推翻现有案件判决的证据,例如被对方有意无意压制下来的、对其不利的证据。17如果这些证据出现了,是否应当坚持有错必纠的的原则?在先前的讯问制审判方式中,由于收集、认定证据的是由法院或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的,这种错误一旦发生,在理论上讲是司法机关造成的,因此坚持有错必纠似乎是道理的;司法机关纠正因自身的错误而造成的“错案”,这可以说是司法机关的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但在抗辩制之下,由于举证责任是由当事人承担的,因此这种错误在一定意义上是诉讼人自身的错误或无能力所造成的,从逻辑上说诉讼人应当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将有利于诉讼人的自主意识的形成;同时也将保证两审终审制实际上得以保证。但问题是,如果这样实践,至少会引出两个问题,第一,必定实际上取消有错必纠原则,而可能演化出司法机关仅对由于自身错误造成错案承担责任的原则。我们是否愿意改变这一原则?
  15. 李玉敏:《盛京时报》关于"九一八"事变报道评析
    历史 2012/05/06 | 阅读: 1766
    《盛京时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最初在字里行间及具体技术手段的运用上显现出为日本侵略行径进行辩解的意图;之后则逐渐加大对国民政府的丑化和批评,以及对国际舆论的片面性宣传。这种具有倾向性和选择性的报道,使该报失去了作为新闻媒介本应有的基本特征;而对国民政府应对无力的批评则契合了国人心态,由此形成强大的负面舆论影响,使《盛京时报》成为配合日本侵华活动有效的舆论宣传工具。
  16. 周其仁:争议四起的经济原因
    经济 2009/08/03 | 阅读: 1766
    以私有为目的的国企改革引发了很多激烈讨论,如“郎顾之争”等等。本站曾于2006年刊发汪晖文章《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该文详细分析了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中出现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问题。2009年7月通钢集团事件的爆发,继续说明在国企改制、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偶发的。本站特此编写国企改制专题,供进一步阅读讨论。--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
  17. 吕楠:新时期英国工党执政经验教训及启示(一)
    政治 2012/06/22 | 阅读: 1767
    工党是当代英国政坛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其价值观念、组织制度、执政策略等方面进行的系统调整,对其三次竞选连胜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也对欧美中左翼政党产生了重要影响。
  18. 斯科特·斯多塞尔:与理查德·罗蒂的一席谈
    人文 2009/11/08 | 阅读: 1768
    九八年的访谈
  19. 南鸿雁:草原牧者:边缘地带上的天主教会
    宗教 2009/09/06 | 阅读: 1769
    目前,该地区统计的蒙古族信教民众总数约万人,相对于民国时期的信教人数三四千人多了近三倍,但是如果以当时该地区人口总数作为参照,我们发现当代信教民众在人口比例上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有所下降。
  20. 宁可:6至13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
    历史 2009/10/15 | 阅读: 1770
    6至13世纪具体来说,就是公元581年—1279年。581年是隋朝的建立,1279年是元朝灭了南宋。这么一段时间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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