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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目就表明了一种两难选择。在法官的寻常工作过程中,他们需要对很多问题作出决断,而这些问题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也是一个重大哲学著作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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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内容是我﹐一个自称 "炎黄子孙" 的汉系中国人﹐对于 "炎黄子孙" 及相关英雄历史之反思性研究﹐以及对于 "弟兄民族" 此一称谓的新理解。这样的研究﹐其目的并非在知识上 "解构" 炎黄子孙历史及中华民族。相反的﹐我希望透过新的历史知识﹐一种基于反思性(reflexivity)及有反省力的历史新知﹐使得中国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对自身﹐以及对于他族﹑他国之人﹐有更深入的了解。我相信这样的历史新知﹐更能够促进 "炎黄子孙" 及其 "弟兄民族" 间的和谐与凝聚。人们常强调历史上的英雄祖先﹔五千年前的炎帝与黄帝﹐约四百年前来台的郑成功及其随从军民﹐以及在美国﹐三百多年前乘五月花号来到新英格兰的英雄祖先们。人们也争论这些英雄历史﹐譬如成吉思汗﹑箕子及亚伯拉罕﹐究竟是那一 "民族" 的英雄祖先﹐他们所建立的 "国" 地理空间包括那些地方。强调这些 "英雄祖先历史"﹐常使得一些人群落入社会边缘--因为他们不是英雄祖先(征服者)的后代﹐或竟为被征服者的后裔。坚持与争议这些 "英雄祖先历史"﹐以及此 "历史" 所支持的资源范畴与边界﹐也经常造成族群﹑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冲突。无论如何﹐这些被强调﹑争议的 "历史" 都起始于一些 "英雄祖先" 。然而另有一些起始于 "弟兄祖先" 的 "历史"﹐被人们忽略﹑埋没。因为相对于服膺 "英雄祖先历史" 之人群而言﹐主张这些 "历史" 的族群多半是居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因而在 "英雄" 成为 "历史" 叙事中的主角后﹐他们所宣称的 "历史" 被认为是传说﹑神话。当代历史学者﹐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者﹐常批评单一﹑典范与线性的历史﹐强调历史有多元的声音。然而这样多元﹑多线的历史﹐经常仍是对 "过去" 的选择性建构﹐或为对 "过去" 的众声杂沓争鸣﹐而未见及 "历史" 与人类社会间巧妙的内在联系。更有甚者﹐批评单一的线性历史﹐解构某种体制与认同下的典范历史﹐如此﹐学者--在对自身的文化与学科偏见与相关优势权力毫无自觉的情况下--所提出的 "解构性知识" 常为对他者的侵犯与侮辱。无论如何﹐在各种权力主体以 "历史" 相互解构中﹐边缘的 "历史" 仍然静默。因为关键不在于谁的 "历史" 更正确﹑更全面﹑更多元﹐而是﹐只要 "历史" 仍是 "历史"﹐ "神话传说" 仍为 "神话传说"﹐我们便不可能认识自身与他者的 "历史"﹐也不可能认识为 "历史" 所塑造的社会情境。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我曾说明羌族的 "弟兄祖先故事" 为一种 "历史" ﹐一种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 "历史心性" 所产生之 "历史"﹔这是 "将陌生的化为熟悉" 。基于此﹐在这一本书中我重新认识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文献中各种 "英雄祖先历史"﹔我们原来所熟悉的历史知识﹐在此新知下可能反变得陌生。因而这本书的工作可说是 "将熟悉的化为陌生"。希望读者与我一同由了解当今羌族的 "弟兄祖先故事" 出发﹐由此我们重新思考三千余年来曾流传于中国及其周边的许多 "弟兄祖先故事"﹐包括《国语》中 "炎帝﹑黄帝为两弟兄" 之说。我们可以尝试了解传述这些 "历史" 的人群之生活情境﹐以及尝试了解诉说此 "历史" 人们所表达的期望与情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一同再思考我们所熟悉的 "英雄祖先历史"﹐特别是 "黄帝后裔" 或 "炎黄子孙" 之历史。将它们视为另一种 "历史心性" 的产物﹐尝试了解人们在何种情境中书写与诉说这些 "历史"﹐以及人们宣称此种 "历史" 时所流露的情感与意图。如此﹐在同一认知平面上思考 "历史" 与 "神话传说" ﹐我们才能对黄帝﹑太伯﹑箕子﹑檀君﹑九隆等英雄祖先之 "历史" 有反思性的认知﹐也能对许多 "神话传说" --特别是 "弟兄祖先故事" --有真正的体会与了解。相信如此的 "反思性知识"(reflexive knowledge)﹐可以让宣称自身为黄帝﹑炎帝﹑成吉思汗﹑箕子﹑太伯﹑三苗或蚩尤等 "英雄祖先" 后裔的族群﹐能认识自身此种历史记忆的深层意义及其历史过程﹐以及我们的先人在宣称或接受这些 "英雄祖先历史" 时的骄傲﹑期望﹐或卑曲与无奈。我们更应认识﹐"弟兄祖先故事" 事实上可能是一种更古老﹑更普遍的 "历史" (但显然不若男性中心主义古老)﹐曾广泛流行于华夏之域及其邻近各民族地区﹐以及世界其它各地。古代华夏曾称 "炎帝与黄帝为弟兄"﹐彝族说最早 "彝﹑汉﹑藏为三弟兄"﹐藏族有各族群起源于 "六弟兄" 之说﹐都是此种 "历史" 。我们也能由此体认﹐ "弟兄民族" 并非只是当代强调民族团结的口号﹐它是一种古老历史心性与记忆的遗存。在这些对彼此之 "历史" (与历史)的反思性体认﹑体会与体谅中﹐我们应更珍惜﹑反省并有思调整改进民族或国族内外的族群关系。中国人常以 "丰富的历史文献" 而自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不只是那些以汉文字书写的 "历史文献"﹐而更应是在各地人群长期交流﹑交锋下产生的﹑以各种媒介表述的 "历史记忆"﹐包括被视为 "民族神话传说" 的那些记忆。突破自身各种文化﹑学术与社会认同 "框架" (边缘)﹐发掘我们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深藏的各种知识建构范式(如Pierre Bourdieu 所称的 "未被深思的思想范畴")﹐我们或能了解这些丰富﹑多元记忆的内在含意﹐及其形成与变迁的社会情境。如此具反思与反省的 "历史" 新知﹐不但有助于中国各民族对彼此之了解与民族内外族群关系之改进﹐也将是中国历史记忆对世界的贡献。(北京﹕中华书局﹐2009﹔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6) 隐藏的景:《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简体版自序《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是我关于中国民族史系列研究中最新的一本著作。它与我过去的两本著作《华夏边缘》以及《羌在汉藏之间》﹐皆有密切关系与延续性。对《华夏边缘》来说﹐这本书可称是其续篇﹔本书更具理论与体系的说明﹐华夏与其边缘区域人群经由历史互动﹐而形成今日中华民族格局的过程。对《羌在汉藏之间》来说﹐本书是其反思篇﹔由羌族研究中认识到 "弟兄祖先历史心性" 之后﹐我重新理解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等英雄祖先历史﹐视之为一种与前者不同的 "英雄祖先历史心性" 产物﹐以此解释 "炎黄子孙" 与 "兄弟民族" 的深层历史意义。《羌在汉藏之间》是化陌生为熟悉﹐而本书则是化熟悉为陌生﹐经由此过程而使得反思性新知得以重生。因此﹐这本书是新的学术视野与现实关怀下的中国民族史著作﹐也是我所提倡的反思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反思不同于解构﹐反思性研究也不同于后现代研究。后现代研究因其所蕴含的现代主义观点而忽略历史的延续性﹐强调过去与现在间的断裂﹐因而也对政治社会现实常采批判与解构观点。至于解构之后如何再造社会现实﹐或如何促进国家﹑民族﹑阶级﹑性别与文化人群间的和谐相处﹐并不在其考虑之列。相反的﹐反思研究着重在历史变迁与相关历史记忆中了解当代情境﹔一方面解释当代情境的形成过程﹐一方面在与过去之比较中理解当代情境。反思性研究强调对外在的﹑边缘的﹑陌生的现象与体系﹐作深入的文本与表征分析以产生认知(化陌生为熟悉)﹐同时藉此认知﹐在同一套文本与表征分析逻辑下﹐对自身原有的知识体系作新的体认与了解(化熟悉为陌生)。此种新的反思知识能让人们对当代有不偏倚的了解﹐有助于人们认识自身与他者的历史处境﹐因此得以珍惜及有思改进现实﹐以促进各种社会人群之和谐相处。更重要的是﹐后现代研究解构近代以来所建立的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反思性研究则不争论历史事实﹔它从历史记忆角度尝试探索古今历史叙事与记忆中 "隐藏的景"﹐也就是尝试了解留下这些历史记忆者的情感﹑意图与相关社会情境。对我以及对读者而言﹐思考这些问题﹐也是一个走入我们文化心性中自身难以察觉的异域之旅。与炎黄子孙﹑兄弟民族相关的历史记忆便是很好的例子﹔这两个词﹐在近代新知下常被视为过气的民族团结话语﹐然而在本书中我将发掘其中 "隐藏的景"﹐赋予它们深刻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也由此体会那埋藏在我们文化深处的历史心性﹐与由此产生的历史叙事﹐以及人们叙说这些历史时的情感与意图。 (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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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达2005年访华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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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概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前美国政府农产品价格-收入支持计划的主要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或将要采取的某些农产品的价格--收入支持措施,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例如,最近已有人提出应对主要粮食产品的生产实施目标价格的制度。但由本文的概述可见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必须要有一系列互相配套的其它措施跟上,否则,必将顾此失彼,事倍功半。 构成美国政府农产品价格--收入支持计划的主要实际背景如下:第一,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推进,农产品供过于求的趋势明显加强,整个美国农业经济经常处于 潜在的危机之中,生产过剩危机已成为美国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能否解决生产过剩的矛盾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关键。第二,由于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由市场供求波动而造成的暂时现象,而是由一些长期起作用的基本因素造成的,只有采取某种带有根本性的持续政策,才有可能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第三,市场机制对于农业危机所起的作用日益下降,后果也较为严重。 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农业政策的目标和措施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表明为政策的目标范围扩大了,这些目标主要可概括为:相对于非农业经济部门,保持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者收入于合理的和相对稳定的水平;保证消费者以合理的价格得到丰富的食品和纤维制品;使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间的调整更为便利。其次,措施更为灵活,形成了一个由贷款率、目标价格、补贴等各种经济杠杆组成的综合调节体系。在七十年代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美国农业生产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出现过五、六十年代产品大量积压、价格剧跌或粮食短缺的现象,说明这个时期的措施还是有一定成效的。 本文简要介绍七十年代以来至九十年代以前美国政府农产品价格--收入支持计划的主要措施。一、无追索权贷款 无追索权贷款是由美国政府的商品信贷公司发放的。有资格的生产者可以以每单位商品的某一贷款水平(即贷款率)获得贷款,通过抵押当年生产的作物作为担保。这些贷款被称为"无追索权"是因为如果农场主选择了不归还贷款及利息,那么商品信贷公司只能接受这些被贮存的农产品作为对贷款的全部支付。依据不同农产品,贷款可以持续一至十八个月不等,但典型的是九个月。取得贷款和其它的计划补贴的资格是要求参与政府价格--收入支持计划的农业生产者必须遵守已公布的面积缩减或其它的生产控制计划。农业生产者可自由决定是否参加政府计划。无追索权贷款的利率通常低于商业银行的货款利率,并在整个借贷期间不变。 贷款率对于参与计划的农场主起着最低保证价格的作用。当生产过剩时,市场价格低于贷款率,参与计划的生产者对于自己的有资格的作物(即在面积限额内生产出来的作物),每单位产出可保证得到至少是贷款率的水平。如果市场价格高于贷款率加利率(在无追索贷款期间里),生产者得到刺激,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并归还贷款和利息,差额归农业生产者所有。无追索贷款还使农业生产者得到必要的资金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同时保持对自己产品的控制权,储存商品在市场价格有利的时机出售,不致由于集中上市时而竞相降价抛售。 无追索权贷款对于农业生产者的补贴与他们的面积限额内的生产水平成比例,对于这种贷款没有支付限制。这种贷款率低于目标价格。 二、农产品库存管理 美国农产品库存管理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充足的农产品的供给,并降低市场价格和收入的波动性。而其它计划如面积限额、目标价格则是打算为农场主提供收入和价格支持。 在全国库存总量中有三部分:第一,农产品信贷公司自有库存;第二,农场自有库存;第三,自由库存(自由库存又分为两部分,其一为商业库存,其二是作为农产品信贷公司贷款抵押的库存)。当前库存管理计划的范围包括:农产品信贷公司的库存(包括信贷公司自有库存和抵押库存)和农场自有库存。 对于农产品信贷公司自有库存的使用有若干限制。法律禁止这种库存在国内廉价销售。依据法律,政府不能在国内市场上以低于无追索权贷款率的115%或低于农场自有库存抛售价格的110%来销售。 当低价持续一个作物年度时,持有作物的农场主在贷款到期时,或者不归还贷款,失去产品的所有权,从而失去潜在的价格提高的机会,或者重订商业贷款,从而增加了持有作物的机会成本。为此,1977年的食品和农业法批准了农场自有储备计划。当无追索权贷款到期时,这项储备计划提供了持续3-5年的储备,以解决跨市场年度的稳定谷物价格的问题。 农场自有库存被设计成一种缓冲库存的形式。当市场价格Pm等于或低于储备贷款率或存入价格Pe时,库存增加;当市场价格超过抛售价格Pr时,库存进入市场。为了促进农场主参与这项计划,他们被给予优先的储备支付(八十年代中后期是每年每蒲式耳26.5美分,燕麦是20美分),以及较低的利息支付。在某些时候(如在1980~1982间)储备贷款率高于无追索权贷款率。一旦市场价格等于、或超过公布的库存抛售价格,储备支付即被停止,促使生产者归还储备贷款及利息,并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谷物。由于农产品信贷公司自有库存的销售价格通常高于农场自有库存的抛售价格的5~10%,所以这两者不会发生冲突。三、目标价格和不足支付 目标价格是由成本与收益组成的,它的基本计算公式是: 某种作物的目标价格=某种作物的生产成本+合理收益 实行目标价格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者在不利的销售条件下仍然能得到一定的收益。 不足支付计划在1973年开始采用。对任何一种作物,目标价格被用于计算不足支付,这种支付是由已建立的目标价格和下述两种情况的较高者之间的差额(或不足额)组成的,即(1)在市场年度的头五个月间的平均市场价格,或(2)全国平均贷款率。如果市场价格超过目标价格,就没有这种支付了。有资格的生产者除了被保证得到贷款率之外,还能得到所公布的作物的每单位产出的不足支付。有资格的生产者产出的最高不足支付--在目标价格和贷款率之间的差额--事先是知道的;但实际的不足支付因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市场价格高于贷款率时,实际的不足支付等于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差,小于最高不足支付。市场价格越高,实际的单位不足支付就越低。 在概念上说,无追索权贷款计划和目标价格计划是企图将价格支持从收入支持中"分离"出来。无追索权贷款提供价格支持,而目标价格和不足支付则提供收入支持。这种"分离"是想做到在对生产者提供收入支持时,不干扰市场价格的形成,保持市场价格配置资源的作用。但实际上,这种"分离"并末实现,市场价格以及由此而致的资源配置决策仍然受到收入支持支付的影响。 七十年代以来,价格支持的水平(即无追索权贷款率)被降低到更为接近世界市场的价格水平;而收入支持则是通过对(有资格的)生产者作出直接的每单位产出的不足支付进行的。但取得价格支持支付的前提是:生产者服从自愿的面积缩减规定。实际上,超过贷款率的这些不足支付是对减少生产的部分补偿。 目标价格的年度百分比调整近似于生产成本的变化,一般来说调整限于可变成本、机器租金成本以及农场管理成本。四、计划补贴的资格性及其限制 获得价格和收入支持补贴的资格性要求自愿参与政府计划的生产者,服从已公布的面积缩减或其它的供给控制计划。若参与计划的生产者超过面积配额进行生产时,生产者不仅得不到价格支持支付和不足支付(即收入支持支付),还要被课以巨额罚款。当面积控制计划被执行时,一部分作物耕地必须被闲置,这些土地不在总支付的计算之中。自1977年以来,对于可以获得支付的那部分生产量的资格性是以被批准的种植面积和计划的收益为基础的。 实际上,不足支付是和"未付报酬"的面积缩减计划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当面积缩减计划被执行时,生产减少从而导致市场价格增加,这时直接支付被降低了,但间接补贴(由于较高的市场价格)则增加了。 在1982~1985年间,对于作物的不足支付加上转移支付(如转移土地用途于非农业生产之补贴)的限制是,每个人每年所得不能超过五万美元。但无追索贷款和农场自有储备不包括在这个限额之中。 对于农业生产者而言,是否参与这些计划的决定完全是自愿做出的。通常的情况是,农产品市场不景气时,参与计划的农业生产者就多,比例可高达农户的70~80%;反之,则比例大幅度下降,有时仅为20%~30%。五、小 结 美国政府农产品价格一收入支持计划的主要手段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如下:无追索权贷款计划针对农产品生产周期长、上市不均匀的特点,发挥一种最低保护价格的作用,以避免集中、大量上市所致的价格陡跌、农业生产者收入大幅度下降、年度生产急剧波动的局面。 农产品库存管理计划则是为了保证充足的相对均匀的农产品供给,在中期阶段(3-5年)里,通过吞吐库存,降低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业生产者收入的波动性。而目标价格和不足支付计划是通过直接的限额补贴使农业生产者的收入相对于非农业生产者收入,能保持在一定合理的和相对稳定的水平上。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计划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某些预定的政策目标,例如稳定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减少生产在年度间与中期阶段里的波动......,但是这些计划之所以能够贯彻也与以下几点紧密相联。 第一,以高额的政府财政开支为后盾。八十年代末美国政府对农业生产者的各项补贴已达三百亿美元。 第二,有一整套严密的管理机构和队伍。仅联邦政府农业部就有十几万人。 第三,拥用相应的技术手段。例如,为了识别参与计划的农业生产者是否遵守了计划,每年要花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拍摄这些生产者种植情况的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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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质性再分配的资本主义无法带来公正。如果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而非激励,则税收可以在不损害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进行再分配及筹集公共服务资金,从而实现公平。 J.E.罗默(Roemer,John E. 1945—)196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数学系,1974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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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 顾雏军被拘留,给1年以来的"郎顾之争" 打上的句号。 案件背后是学术界尖锐的对立,一方是强大的权力资本集团,他们开一次研讨会,每个人可以拿到顾雏军8万元出场费, 能够在他们"领袖年会"上发言的,大概标价是 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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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称之为“过渡期”的两三本杂文集,看看能否从这里边总结出鲁迅杂文写作的某些特点。具体讲是分析《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部分《而已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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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电影作者的“青年”,意味着一种先锋姿态。但是在话语权力与言说空间的制约中,中国当代青年电影开始是从体制外与体制内两个维度,探索不同的叙事可能的,随着电影实践成本的降低与学习途径的扩展,这支队伍开始扩大而庞杂,最后根据自身叙事目的,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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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模式”如何改革?安东尼·吉登斯《欧洲模式:全球欧洲,社会欧洲》,(英)吉登斯等著,沈晓雷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11月。本文选自该书引言,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有诸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何“欧洲社会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其中一些原因基本与外部压力 无关。比如,它们可能源于人们预期寿命提高,给养老金和社会关怀带来的影响,抑或妇女在生活方面的选择权利扩大后,不同家庭当中一人或两人赚钱养家,造成 这些家庭在财富上的显著差异。这些原本是欧洲社会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如今却带来了新的问题。 其他改革压力来自全民性制度,尤其是教育和医疗保健制度没有真正实现其所承诺的机会均等与公平,欧洲社会模式的捍卫者总是很难接受这一现实。 然而,根本的挑战还是来自经济方面:由人口问题、出生率下降和全球化挑战而引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政策圈内,这些已经或多或少被人们看做是推动改革的缘由。但在如何改革这一问题上,却存在很大分歧。欧洲社会模式的平等主义和社会保护作用,通常被 批评者视为效率低下。在改革的呼声中,也终于有机会将其削弱,但改革是否就意味着摒弃上述平等主义和社会保护作用?抑或我们有可能通过改革,修改现有政策 并制定新政策,从而以适合当今世界的方式来实现福利国家的价值观——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解决结构性不平等为目标? 欧洲在“二战”以后绝大多数时间里(除了撒切尔时代的英国),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在人们眼里一直是携手并进。但欧洲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这一曾经确定无疑的事情遭到质疑。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面临经济增长低下和出现人口劣势的情况,现有社会模式是否能够继续支撑下去,更在于,不同的社会模式在自身运转过程中,是否会在对 市场弹性加以限制的同时,阻碍了经济增长与高就业率出现的可能。我们必须应对如下悖论:捍卫现存社会模式可能在某些关键领域不利于社会公正;而从表面上看 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提出挑战的改革,实际上却可能更有效地促进符合社会公正的长远利益。 随着全球化和亚洲经济革命所带来的挑战日渐凸显,这一难题变得越发迫在眉睫。对于许多欧洲国家而言,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守势、担忧,甚或多疑。但这种 反应过于激烈。从某些方面来说,人们可以将当前的全球化进程,视为“二战”后欧洲以共同市场为开端的市场开放进程的最新发展,是欧洲实现单一市场和欧盟扩 大的必由之路,能够通过促进创新、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给欧洲带来巨大的收益。 全球化还意味着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大幅增加。它使流动资本得以充分挖掘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储备潜力,这些劳动力储备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城市化劳动力的重要组成,能够首次有效地满足全球产业的需求,并在下一代有能力进入最高技能劳动力的行列。 全球化不可能给欧洲社会所有部门都带来实惠。对于那些最容易遭遇成本效益竞争的部门更是如此。实际上,不断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全球化力量将会加剧不平等,蚕食低技术工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机会。这些影响目前已现端倪。 或许欧洲各国人民比他们的领导人更加本能地把握了这一事实,这也是改革在政治上遭遇重重阻力的原因。我们往往认为全球化在迫使人们适应更加严酷和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而不是用最新的工具来武装人们去应对这个世界。 事实上,欧洲要想具有竞争力,并不需要采纳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但是并没有人否认,自由市场和自由化是整体改革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欧洲共同目标 应该是建立发展型和授权型福利国家,解决因全球化而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并将人民用知识经济武装起来。因为,传统福利国家将纠正个人和弱势群体的损害作为其 重要措施,现在应该对这种将重点放在善后照顾的做法进行修正。积极的福利国家应该针对妇女、年轻家庭和儿童来采取预防性措施,以提高他们未来的机遇,而不 是仅仅去补偿他们在过去遭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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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环保
2008/08/12
| 阅读: 1655
生态不是建出来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放眼望去,中国目前城市规划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毫无想象力的植被单一化,路面覆盖混凝土沥青,河岸水泥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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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古典文化教育的任务问题,谈谈对这90年古今中西学术变迁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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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书评
2008/10/15
| 阅读: 1655
中国是世界上保存着最丰富戏剧遗产的国家,而就演出的总量和影响而言,眼下戏剧的超级大国还要算美国。这两个戏剧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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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农地政策的基本原则是耕者有其田,即谁在从事农业生产,谁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村社集体的土地集中到耕者手中,且按耕种方便来形成耕作连片和适度经营规模。同时,保持村社成员耕种土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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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突然发生的这场9 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大概是继汶川地震之后最残酷的一次灾难。它发生在日本的东部,却影响着整个地球:它不仅挪移了日本和朝鲜半岛,也加快了地球的转动速度。地球的运转速度在加快,历史似乎也在提速。地震发生后的第九天,2011 年3 月20 日,法、英、美等六个国家把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维和决议变成了一场空袭。在最短的时间内,世界浓缩地推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尖锐的矛盾:人与自然、人类与资源、国家利益、强权政治与人类正义……正是在这个灾难性的瞬间,我们在关注自然的巨大能量如何瞬间摧毁家园的时刻,也看到了人类生存模式本身所面对的真实危机。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的女儿、住在千叶县的裕子女士,给我发来报平安的邮件,同时告诉我,战后出生的她一直过着从容的生活,即使有什么不顺利乃至困窘,也从来没有意识到“生存”是一个问题。但是,这次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染以及随之而来的能源紧张,却使她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生存危机。停电!停水!那些曾经如此自然地被人们所享用的资源,只有在今天,只有在这个灾难性的时刻,才被真正意识到,它们作为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裕子女士告诉我,千叶停电期间,她每天只能使用五个小时的电力。在其余的时刻,她必须接受停电的事实。千叶距离东京并不遥远,在东京的几位友人也纷纷通过邮件告诉我,他们都在准备适应这个新的生活节拍,练习在停电状态下生活和工作。我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去设想停电这个事实的后果。我知道它不仅仅意味着生产的损失,也跟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对于依然习惯于依赖电力生活和工作的人们来说,停电的不便几乎与突然失去呼吸一样是无法想象的,因为电力的存在几乎从未被意识到。设想我们生活中的停电状态吧———电脑不能使用,对于我们这些早已失去了纸笔写作习惯的人而言,它所带来的焦虑将多么严重,而那些会因为停电而功亏一篑的科学实验,更无法承受电脑停机恒温箱断电的损失;电视、广播不能收看和收听,通讯受到严重影响,必要的信息将难以及时获取;电梯停运、照明停止,各种公共场所的营业将受到巨大的影响,以电力为能源的交通也将瘫痪……
在最初的海啸画面带来的震撼定格之后,我开始思考这次灾难的核心问题。核泄漏与核辐射?日本平民在灾难面前显示的秩序感?一些日本人在面对灾难时的勇气和奉献精神?中国网民展开的如何对比中日民众素质的讨论?_救灾过程中日本政府和企业的瞒报问题?抑或中国网民在面对这场灾难时表现出的人道态度?……
的确,这些在传媒上不断被谈论的热点都是不可忽视的,然而对我来说,最核心的问题却是不那么显眼甚至没有被正面意识的“东京停电”。
东京停电,意味着这个不夜城将使夜晚以它原初的形态呈现。一片黑暗中的东京是什么样子,我无法想象。这意味着习惯了夜生活的东京人将在夜晚不得不待在家里,意味着以此为业的那些行业将不得不停业,也意味着待在家里的东京人不得不另找途径打发他们已然习惯于依靠电力使用的时间。东京停电,意味着这个白天高速运转的城市不得不放慢它的节奏,人们必须习惯于骑自行车和走路,习惯于在上下班高峰时期更加耐心地排长队等候电车和地铁。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定格的行为模式,例如登上自动扶梯上下车站的楼梯、在空调中享受适度的温度,都将在电力使用被压低到最低限度的时候突然解体。至于停电给各行各业的正常生产带来的经济损失,那是无需赘言的。
对于日本乃至世界而言,东京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附着了太多的象征性意义,以至于它不堪重负。除去它作为日本的政治中心这一不言而喻的事实之外,东京还象征着很多意涵。东京是落后的东亚岛国跻身于世界列强的符号,在二战中遭受了东京大空袭之后,战败之后的日本人在一片废墟上依靠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建起了这个现代化的大都会,它代表着日本成为一个与其国土面积并不相称的经济大国;东京是日本人憧憬的现代生活方式的符号,它繁忙的生活节奏、时髦的消费模式、注重细节的享乐感觉,一直使日本全国的年轻人向往着在这个城市中自我实现从而不断“东漂”;东京也是东亚虚拟经济的中心,东京股市的跌涨起落影响着世界股市,据说银座四丁目的交叉路口还是世界上最贵的地皮;东京也是日本的现代思想、文化、科技中心,这里聚集着大批日本的精英,他们影响着日本社会的选择与思考,也打造着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东京停电,因此不可能是一件小事情。它远远严重于停电这个事实本身,它意味着这个符号将要面对尖锐的考验。
据说东京电力公司在宣布定时停电之后仍然迟迟不在东京核心区域实行,因此首都圈县市停电之后,都内核心地带二十三区仍然保持基本供电。或许我所设想的上述这一切在东京都内并不会真的发生,或许它即使部分地发生了也仅仅如同台风一样是一过性的不便。我没有兴趣向东京的友人确认这些事实,因为有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是不必确认的:我相信日本人和世界上的人们,都会认为停电仅仅是对于生活常态的干扰,人们有足够的耐心坚持,等待着恢复常态生活。
听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已经在讨论用更安全的发电方式取代核发电,也听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都在各自检查自己的核电设施;人类可以找到各种方式继续制造与消耗能源,不仅东京,世界上的所有城市都不会因为这次巨大的创伤而改变它们的面貌———这一点,似乎也无疑义。
当地震和海啸夺走至少九千多条鲜活的生命(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还有一万多人下落不明的时候,人们关注的中心却不得不转移到福岛核电站的安危上面。一批勇敢的日本工程师坚守在核辐射的现场,为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不再重演,他们以献身的精神试图抑制事态的恶化。每天早上起床,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调到国际频道,关注最新动态;从有限的信息当中,我看到福岛核电站已经挤满了整个日本大地震报道的前台,而地震和海啸还有那些灾民的安置,则暂时淡化为背景。等待着核污染警报的解除,等待着回归以往的生活常态。已有传媒和朋友在讨论日本的将来:这一切灾难过去之后,生活会回到从前的轨道,一切将重新开始。当然,也有一些人开始质疑核发电的合理性。
我依稀感觉到,似乎还缺少一些话题。地震的时候,我刚刚从台湾返回北京。在宝岛客座执教半年,台湾人的热情和生活的惬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台湾中产阶级的生活似乎比我们现代化,台湾社会也很好地保留了传统的社会形态。不过,在这两者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似乎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所客居的大学招待所是一个极为摩登的建筑,本身就构成了大学中的一个景点。不过入住之后不久,我就感受到了这所建筑“现代化的不便”:房间通风不便因此必须依赖空调,厨房全部使用电器,微波炉与电磁炉是烹调的全部工具。好心的台湾友人为我搬来普通的电炉,劝我尽量减少接触电磁辐射的机会;至于洗衣,偌大的没有阳台的宿舍并没有提供晒衣台,用地下室的洗衣机洗衣之后只能在烘干机中烘干,或者在房间中利用空调或抽湿机吹干;大晴天想要晾晒被子,就只能厚着脸皮在宿舍内部天井的栏杆上晾晒,尽管油漆早已剥落的栏杆上贴着“注意油漆”的含蓄警示。在潮湿的北台湾,晾晒衣物比北京更重要,而这个宿舍却是禁止晾晒的。
我观察过一些台湾的建筑,那些传统民居显然仍然保留着暴露晒衣的习惯,有些人甚至会把衣物晾晒到电车轨道附近;但是那些现代化的高层公寓却很少提供这样的可能,人们缺少晾晒的条件,甚至连被子发潮都要送到干洗店烘干。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种违反自然大量耗电的方式,似乎被一些台湾人认定为“文明”。记得有个大晴天我用晒衣架把自己的衣物晾在天井里去湿气,一向容忍我此类行为的管理员陪着小心跟我说,因为下午有一批外宾入住,在天井里晾晒有碍观瞻。姑且不论这个不提供阳台的宿舍是生活场所而且我晾晒的又仅仅是外衣;我觉得奇怪的是,人们为什么要坚持晾晒服有碍观瞻的价值判断?我不敢无端地推测这种“文明观”是否来自大量留美学人带回台湾的美国生活模式,也无从判断那些在铁道边晾衣服的百姓有朝一日住进现代化公寓是否也愿意“文明”;但是我可以判断的是,台湾人如此消耗电力,使他们不得不依赖持续的和大量的电力生产,而独特的地理地貌,使得缺少水利发电条件的台湾不得不也选择核发电。
和台湾的朋友一起到台湾岛南端的垦丁旅游时,我被美丽的海湾和明媚的阳光吸引,举起相机时却发现不远处那群煞风景的建筑实在破坏构图;台湾朋友告诉我,那是核电站。我看着电视中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报道,不知为何突然牵挂起了垦丁。
台湾社会早就存在抵制修水库和抵制核电站的社会运动。据说核发电在台湾的发电方式中占百分之十六。这些运动基本是把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作为对抗的目标,似乎并不涉及民众的生活方式本身;我也曾经结识了一些为了节约能源而试图改变生活方式的台湾人,从建筑师到艺术家,他们都试图利用最少的资源和最简捷的方式来解决生存的质量问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生活态度很难社会化。可以说在今天,自然的生活状态只能存在于贫困阶层,他们鲜少利用现代化的非自然生活工具,仅仅是由于贫穷。在连自然也在逐渐商品化的现代消费社会,有可能让生活回到曾经的那种不太方便却对环境有利的状态吗?只要看看传媒广告宣传商品的方式就可以明白,这是一个很难有肯定答案的问题。但是,假如我们如此接受非自然的“现代化生活”并赋予它以“文明”的正面价值,那么,什么样的生产才能满足我们不知餍足的生活需求?
几年前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我听到一位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年轻人说出他的感慨:当他从乡村进入北京的时候,看到北京街头闪烁的霓虹灯,不禁联想起乡村里黑暗的夜晚:“要是这些光亮能给乡亲们,那该多好!”至于那些耸立北京城区、消耗大量电力才能维持的摩登建筑,不是台湾大学里的摩登宿舍可以望其项背。在赞叹它巧夺天工的技术时,人们是否想到,维持其运作的大量电力来自何处?
城市在大量地消耗电力,人们在不经意地用电。记得某年在北京曾经有过一个晚上作秀式的自动关闭电灯的活动,似乎它被转化为一个时髦的行为艺术,被转换为如何有趣地渡过这个夜晚的游戏。在常态生活里,能源问题、“绿色生活”尽管被大量谈论,却并未成为城市民众真正的焦虑,它仅仅是一个话题,一个无伤大雅的新的消费热点。
但是地震海啸发生了,核泄漏发生了,为了争夺能源与国际政治霸权而无视联合国决议的利比亚空袭发生了。正在加速的历史把一个紧迫的课题推到人类面前:过度消费能源的生活模式是否适合人类的可持续生存,这已经不是留给子孙后代的问题,它已经成为关乎当下的生存课题。如果人们关注日本的核发电背后是否还有核武器的阴影,那么,一个更紧迫的课题或许是,在这个日益保守化并且与真实存在的国际政治霸权保持着共谋关系的世界上,包括反对核武器在内的和平运动,必须与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关。现代战争与资源掠夺的关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露骨,而现代发达国家的大众对于国际公平正义的问题,却显示了惊人的冷漠与自私。无论表面上的借口如何冠冕堂皇,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当发达国家需要保证有足够的资源供应大量消费的时候,选举政治就会通过国民的“民意”支持一场以民主为名的对外战争。美国社会已经一再重复了这个模式,这是有目共睹的。而美国社会内部反战势力的艰难困境,也正在于它必须不断与这种潜在的社会模式相抗衡。
或许有些已经形成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尤其是大众社会的消费模式。次贷危机造成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缩水”,却并未危及美国打造的高消费生活模式。拉动消费是社会发展的“硬道理”,对于后发达国家而言似乎这是一个无可逃避的宿命。但是,如何消费、消费什么,这却仍然是需要讨论和甄别的。什么是过度消费?什么是国民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消费?怎样的国民经济增长真正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概而论地讨论消费已经无法应对今天的危机,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思路。如果节俭的生活仅仅被视为贫穷的代名词,那么,过度消费将势在必行。是否需要努力打造一种社会共识,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消费与节俭的关系?
在地震发生几天之后,埼玉县一位著名的在日韩人社会活动家转发给我一封来自韩国三十四个市民团体致日本社会的联合声明。这是一封慰问信,表示了韩国社会对日本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中的日本平民最深切的关怀;同时,这也是一封警示信,它提醒日本社会,在巨大的灾难来临时,日本社会必须平等地对待它的所有成员,包括在日本的外国侨民。它呼吁道:现在正是超越国境与民族,把这个悲剧事件作为东亚的伤痛,使所有人一起奋起合作的时刻。不言而喻,这封信的背后不仅有着对于日本社会种族歧视和排外历史与现状的忧虑,更暗含着对于发生在大正时期的东京大地震时日本社会对在日朝鲜人残酷虐杀的历史记忆。同时,这封呼吁跨越国族联合的声明也正是韩国社会近年来累积的关于东亚讨论的直接成果。应该说,这是一封未雨绸缪的信,它的及时发出,显然与日本社会有识之士和在日韩国人近年来的不懈努力相关。正是在这个危机时刻,近年来批判日本社会歧视在日朝鲜人和韩国人的思想积累显示了它的功效。它向我们证实,社会共识的形成,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持续地积累基本的共识,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才能做出最有效的决断。
这位在日韩人活动家以超乎常人的精力从事着舆论生产的工作。从他不断传来的信息中,可以看到有些日本人似乎对于这些在日韩国人的言论有非议,也有些日本人表示了无保留的支持。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可以确认部分灾区流传着诽谤在日外国人的谣言,它呼应着日本人排外的心理状态。但是目前,日本并未形成明目张胆的歧视和迫害外国人的社会风潮。尽管我们无法预料接下去的事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1923 年关东大地震的悲剧不可能重演,这不仅与今天的国际局势以及日本在东北亚的位置有关,日本社会中这些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更是不容忽视的。我从这封韩国市民团体的声明中,从这位在日韩人活动家的努力中,受到了极大的启示。有些努力和坚持,并不一定当即奏效,但是,它的公共积累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历史突然加速的时候,正是这些积累有可能提供正确的选择,制衡邪恶势力的时候。
东北亚一体化问题,在今天的危机时刻具有了新的含义———跨越国境与民族,不仅为了利益最大化,为了更人道的理想,也更是为了民众的生存本身。能源的开发与消耗,也不再仅仅是官方和企业的课题———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这也是我们的“活法”问题。不能说能源充足就一定会有效避免冲突与流血的发生,但是能源的紧缺却必然会导致类似目前几个发达国家对于利比亚的所作所为,哪怕它打着正义的招牌。在日本东部地区依然限时供电的时刻,即使东京未必停电,对人类而言,“东京停电”依然是一个需要共享的标志性事件:需要重新定义“文明”的内涵,需要从我们的生活感觉开始追问,我们今天的生活模式,是否真的“文明”?我相信,如果这样的反思与追问不是少数人的课题,而是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识,而这种社会共识又能够真实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让我们以更少的消耗来打造更自然的生活;那么,它的累积或许才真的可以拯救我们的地球。而这种持续性的累积所需要的,却是比灾难时对恢复常态的信念更强大的理念。理念最真实的存在方式并非在于它的理论表述,而在于它介入现实的形态;换句话说,理念最真实的意涵,只有在它介入具体状况的时候才能确认。对于社会生活而言,最困难的改变就是对大众生活模式的改造。已然形成的现代消费模式,是与资本的欲望和操纵直接相关的,它打造的生活态度,必然以过度消费为底线。最困难的不在于改变道德姿态或者思想立场,而在于改变生活行为和生活感觉本身。试想,现代生活中那些潜移默化的过度消耗,不正是被罩上了“文明”、“成功”的光环,诱导着价值判断的共谋吗?
祝愿日本的民众早日渡过危机,也祝愿近万名无辜死者牺牲的代价不会白白付出。日本的教训属于人类,我们并不在它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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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出现。一定程度上,历史地理学、法国年鉴学派、汤因比的有关著作,为环境史在欧洲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养分。它也与《环境与历史》杂志的创办,欧洲环境史学会的成立,紧密联系。总体上,和美国相比,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更多的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和全球史的视野,而且自始就重视城市环境问题。研究在西欧和北欧较发达,东欧和南欧相对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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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青年发展报告”的数据来源于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于2004年6月至2005年2月在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等省(市、自治区)共44000户居民进行的《中国西部省份社会经济发展监测研究》,共收集167000个个人的相关信息,其中15-35岁青年占被调查对象的比例大约是 32.5%。基于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部分西部省(市、自治区)对西部青年进行了进一步的座谈和访谈,在将西部青年调查数据与全国统计数据、全国青年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了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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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无疑是迷人的,但神话背后的运作更应使人们有清醒的认识。这不仅对导演而言,也对媒体、观众和电影研究者而言。除了得知什么影片在电影节获奖外,我们更应探讨为什么获奖。我们应该既面对西方电影节的神话,又不妨思考神话背后的政治、美学和商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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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命题,是对美国学者伯尔曼有关法与信仰(宗教)之关系论述的误解,这种理论对中国社会影响很深,并导致了法律界的一系列错误观念。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反思和批判。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法律不能被信仰;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而应是加强法与社会的沟通,增加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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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剧学院演讲,2009年12月10日)柯小刚 感谢刘明厚教授邀请,有机会来上海戏剧学院与诸位交流,深感荣幸和惶恐。荣幸,因为上戏是中国戏剧和电影电视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剧作家、导演和演艺明星的摇篮;惶恐,因为我在戏剧方面完全是外行。之所以还敢来讲几句,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一个站在戏剧行当外面的观察,对于行内的专业耳朵来说,可能还有点参考价值。为什么从尼采和《悲剧的诞生》讲起我准备提供给各位戏剧专家和同学的,是一个戏剧行当外面的观察。这个观察准备从"尼采与《悲剧的诞生》"讲起。但这远不是我擅长的研究领域。为什么还要讲这个题目?(譬如说,为什么不讲我博士论文中处理过的"海德格尔艺术思想"?这个题目本来是刘明厚教授起初希望我来讲的。)这要从尼采为什么研究古希腊悲剧说起。美学、艺术哲学、文艺学和戏剧理论方面的教科书常常会说,《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第一部著作,也是美学、艺术哲学、文艺学或戏剧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不过,尼采写这本书的时候,并不是以一个美学家、艺术哲学家、文艺学家或戏剧理论家的身份来写的。写这本书的时候,尼采是瑞士巴塞尔大学一名年轻的古典学教授。这本书他原本是当作自己的古典学教授生涯的第一部著作来写的,虽然当时的古典学界并不接受这部著作,而且正是以这部著作为导因,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古典学天才不得不告别他"宁愿不做上帝也要珍惜的"古典学教职,而被迫去做所谓的哲学家。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即使现代古典学界直到今天还未曾接受这部著作,但它仍然是从属于古典文教的;而另一方面,即使现代美学、艺术哲学、文艺学和戏剧理论把这本著作奉为里程碑式的成果,它也仍然不是属于美学、艺术哲学、文艺学和戏剧理论的。厘清尼采在古典学和哲学美学之间的位置,不但对于我们读懂《悲剧的诞生》这本书来说至关重要,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当前的戏剧和电影电视状况。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必须从什么是古典学,以及它与现代哲学和舞台状况的关系讲起。古典学的变形和隐秘使命,它与现代大学讲台和戏剧舞台的关系古代并不需要也没有古典学。古典学以古代为研究对象,但古典学本身却是一门现代科学。它的领域和方法由现代科学规定,它的教学体系和资格认证从属于现代大学体制。现代古典学是用生锈的剪刀剪断古典文教的脐带,在现代性的肚皮上剪出的脐眼。透过这个被感染的脐眼,现代人看到的古代世界要么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前身与合法性来源,要么是满足现代智性和感官的猎奇领地。但是,从一开始,古典学建制的产生就蕴含着古典文教体系对现代历史哲学和现代大学体制的张力。因为,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像物理学的研究对象那样是一块石头,而是整个古代世界作为一个意义的整体,一个虽然被剪断了可见的脐带但仍然隐秘地生活在每个现代性细胞中的生命。这个意义世界的剩余生命构成着现代生活的隐秘基础。现代自由主义之所以可能,乃是建立在对这一意义世界生命遗产的挥霍之上。自由民主挥霍着先贤的遗产,并以此才得以运作。但是,它却不但不懂得珍惜和培育这一必要的运作前提,反而自诩现代自由民主的自满自足,错误地以为只要民主就能保证自由,只要自由就能保证民主。这种想法的产生和付诸实行,只是在一个文化过渡繁荣、传统伦理资源过剩的时代才得以可能的;一旦当传统资源被耗尽,人类重新堕入野蛮境地,新的文化建设就要重新开始。而当文化建设重新开始的时候,古代资源就会重新受到重视,而这时,原先以现代学科形式潜伏起来的古典学就会重新焕发活力,临危受命,与于斯文,通经致用,从它的古典质料出发颠覆它的现代形式。这便是古今文质之变的大概情形。尼采的时代,古典学正处在一个转型期:从承担古典文教抱负的古典学转型为现代科学古典学,从社会贤达的业余兴趣转变为大学教授的科学职业。尼采的竞争者维拉莫维茨完成了这个转型。这个转型在古典学界的完成,也就是哲学领域在学院外的所谓"现代"[1]"后现代"形态的开端。尼采离开巴塞尔,是这两件事情的共同标志。这场标志事件对后世最深刻的影响在于教育者的失踪:自此之后,现代社会便是一个迷失了教师的世界:体制内的教授宣讲的专业科学知识无意于教育,也无能于教育;体制外的哲学家宣讲的百家主义则存心教唆,鼓动青年造反。教授和哲学家到处都是,教师却变得极为稀罕。从此之后,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理解维拉莫维茨的古典学成为一件乏味的学院专业事,理解尼采的"哲学"成为一件反学院的时髦事,而理解尼采这个名字所维系的古典学传统,也就是理解古典文教的初衷抱负及其在现代处境中的变形和隐秘使命,则成为一件无论在学院内外都变得极为困难的稀罕事。今天通过重读尼采的《悲剧诞生》来反思讲台和舞台的处境,便是要重新提起这件稀罕事。与现代大学的变化相应,文学戏剧影视也不再承担古老的教育职能:课堂上教授们宣讲文学史和文艺学、美学理论,剧场和荧屏外"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哲学家们"(哲学教授不是哲学家,他们属于前一种人,讲授哲学史和哲学理论)则忙着"批评"。至于剧场和荧屏,本来应该是最重要的教育场所之一,现在则完全交给意识形态的广告和艺术消费市场的手机投票。票房和收视率决定剧目是否经济,"批评"决定它是否"艺术"。如果既经济又艺术,教授就准备把它收入历史和理论。这是制作人、批评家和教授的三方游戏,他们联合驱逐了教师,驱逐了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那样的人民教师。简化堕落版的自由民主认为现代社会不需要教师,因为现代人都是有理性的成年主体,不再是儿童和奴隶,除了借以谋生的专业技能培训之外,他们不需要灵魂的教育--而只有灵魂的教育才称得上教育。所以,对于现代人来说,学校教育据说不过是谋求职业的技能培训,而文学戏剧影视艺术则不过是培训之余和工作之余的娱乐消费。受教育是为了找到工作。无论受教育还是工作,都是辛苦的。在辛苦的受教育和工作之余,需要娱乐消费,而被消费的产品据说就是人们以前称之为艺术的东西。这便是相互配套的现代讲台状况和舞台状况。当尼采这个本来有志于做教师的古典学家被逐出大学讲坛,并被奉为现代后现代"哲学家""艺术家"和"批评家"的鼻祖,当大学里的维拉莫维茨们和大学外的"尼采们"一起联手谋杀了古典学家尼采和人民教师尼采,这种现代讲台状况和舞台状况就开始正式取得统治地位了。而《悲剧的诞生》则可以被视为针对这种现代状况的最后一次抗争。然而,很不幸,这场抗争为尼采个人命运带来的后果,以及它在哲学和艺术领域带来的后果,恰恰使它成为加速这种状况形成的契机。诗与哲学之争:舞台和讲台对教育权利的争夺与尼采思想的古典语境上面结合尼采出离巴塞尔古典学教席事件,勾勒了讲台和舞台作为两个教育阵地在现代处境中的双双陷落。接下来,我们从这两个阵地本身对教育正当性权利的相互争夺,也就是所谓诗与哲学之争的脉络,来看《悲剧的诞生》置身于其中的古典文教背景。首先,我们要说明,《悲剧的诞生》要讲的不是一种酒神和日神相反相成的戏剧理论、哲学美学,而是讲的教育;其次,我们要清楚,这本书是要为悲剧舞台争夺教育的正当权利,反对以"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为标志的哲学讲台的教育权利。只有从教育问题上的这个古老争执,即诗与哲学之争出发,才能把《悲剧的诞生》带回到它所从来的古典文教关怀的语境中去,从而才能对它何为而作的微言大义有一点入门的理解。[2]在柏拉图的晚年对话《法义》(旧译《法律篇》)中,来自雅典的外邦人说起过一种看起来似乎可以用来论证《悲剧的诞生》中关于酒神和日神共同作用于希腊诗歌(包含悲剧)的这样一种"艺术理论":教育事关快乐和痛苦感觉的正确约束。不过,在人生过程中,教育的效果会渐趋消磨,乃至在很多方面完全丧失。好在诸神怜悯人类生来就要遭受的苦难,赐予了宗教节庆的形式来予人安慰,让他们在劳作之余有闲暇的时光。他们赐予我们众缪斯--她们的领袖是阿波罗,还把狄奥尼索斯赐给我们。通过这些诸神与我们共享节庆,人们就得以重新联合成一个整体。幸赖诸神的帮助,人类得以改进教育,在节庆中自我更新。现在,有一种经常听到的理论,让我们看看它是否与事实相符。这种理论认为,任何生物的幼崽都无法管住自己的身体,使它安静不动,也不能管住嘴巴不发出声音。它们一直都在四处活动和发出声响。有些奔跑,跳跃,相互欢乐地嬉戏,有些狂呼乱叫,发出各种声音。动物在运动中缺乏有序或无序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节奏"和"和声"),但我们人类就被造得不一样,可以感受它们,并且从中得到享受。这正是上面提到的几种陪人类歌舞的诸神赐予我们的礼物。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们成为我们歌舞队的领袖,激发我们运动,使我们联合起来,又唱又跳。因为它自然地令我们"愉悦"(chara),所以,他们就把它命名为"歌队"(choros)。(《法义》653c-654a)一个现代古典学家必定会奇怪,为什么尼采没有引用如此明显的证据,以便证明他关于日神和酒神共同作用以形成悲剧的"理论构想",[3] 或者用来论证他的"权力意志"哲学。古典学家和艺术理论家的工作在于引证古代材料,以便证明某种理论构想。尼采的工作与此不同。尼采的工作恰如柏拉图和他笔下来自雅典的外邦人,他们的工作在于教育:探讨什么是好的教育,以及如何实施好的教育。柏拉图这个哲学家的戏剧性对话写作,处在希腊社会的这样一个转型期:诗歌(包括史诗和悲剧)作为一种古老的公民教化方式,以及与之相连的诸神世界和由神话承载的习俗礼法世界正在不可挽回地衰落,而新的教育者,即智慧的人(sophist,智术师)和爱智慧的人(philo-sohper,哲学家)正在方兴未艾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智慧和爱智慧,或智术师与哲学家的区别非常微妙。柏拉图的哲学戏剧就演出在这个微妙的舞台空间。诗教的衰落是一种神性粗朴文教的衰落和市俗精致文化的兴起。关于这个转变过程,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作了第一次、尼采《悲剧的诞生》作了最后一次深刻的观察和批判。智术师教育运动的兴起是一种黜文的繁琐文化的兴起,一种并不真正聪明的小聪明的泛滥。对此,苏格拉底用他"自知无知"的辩证反讽进行了第一次、尼采用他对"苏格拉底"的反讽作了最后一次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这种神性诗歌文教的衰落和市俗繁琐文化的兴起中,哲学家柏拉图用他的戏剧性对话来提倡和实行的教育工作,是一种以质救文的教育改革方案。有苏格拉底出场的《王制》(旧译《理想国》)和没有苏格拉底出场的《法义》分别侧重从内圣和外王两方面提出了这一教改计划的具体方案。《王制》用诗(音乐、故事)和体育来教育全体儿童,却用辩证法来教育那些遴选出来堪任治国之才的优秀青年。对于受过哲学教育的治国者来说,诗艺是教育儿童和大众的必要手段,但诗艺必须是在哲学的可控范围之内的,否则就不得不"驱逐诗人";不过,这样做的前提必须是,哲学王自身必须是最优秀的诗人。《王制》本身就是一出伟大的戏剧。以质救文并不是以哲学反对神话、诗和礼法,而是在一个新文泛滥的时代,通过哲学来挽救旧文。《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柏拉图《王制》的维新手段是哲学。《法义》则尝试了另外一个手段:立法。这一次苏格拉底没有出场,因为这一次不打算通过辩证言辞来教育,而是通过实际的立法设计来教化[4],而苏格拉底在《申辩》里说过,他的神灵禁止他参与任何实际的政治活动(31c-32a)。[5]《法义》用缪斯歌队、阿波罗歌队和狄奥尼索斯歌队来分别教育儿童、青年和老年公民(664c-666c,注意这三个歌队的讨论都是在"乡饮酒礼"的教育语境中进行的);但是,当外邦悲剧诗人要来演出的时候,城邦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城邦的立法设计本身就是一出最完美的戏剧,因此,不需要你们再来教导什么(817a-d)。在类似的处境下,尼采的选择却是诗的更新("未来的音乐"),而不是哲学和法。哲学在与智术师运动、亚历山大里亚学术繁荣、基督教经院哲学和现代大学的知识纠葛中耗尽了声誉。《浮士德》的开篇描述了柏拉图曾借以救文的质学在尼采的现代已经变成了多么繁琐的虚文。另一方面,李维、马基雅维利和卢梭说明了斯巴达的法为什么仍然会朽坏。尤其是,一种自诩为最小、最低调、最底线、最质朴的现代立法,自由民主的法,结果证明是最文化繁荣、奇葩斗艳的法,记者、主持人、公共知识分子和明星艺人等所有巧言令色者的法。所以,在《悲剧的诞生》里,尼采咒骂"苏格拉底",歌颂瓦格纳。尼采以为瓦格纳歌剧是现代人的救星,可是不久以后,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救星了。《悲剧的诞生》之后,尼采的写作动机之一便在于对这一现代文艺救星的批判。尼采放弃了讲台,诉诸舞台。表面上看,他似乎确实赢得了舞台,因为尼采之后,很少有艺术家不赶尼采这个时髦,即使骂他也成为对他致敬的方式。现代派、后现代派,各种先锋流派,无不是尼采的徒子徒孙。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尼采舞台的诗人和演员与柏拉图讲台的哲人和立法者原来并无二志,那么,我们还会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到处上演的,还是尼采的戏剧吗?拨乱反正:从西方古典出发重读尼采与中国戏剧的教育使命因为尼采鼓吹重估一切价值,所以,他被称为三大怀疑大师之一(与马克思、弗洛伊德并列),通常被视为西方主流传统文化的反叛者。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种对尼采的片面理解,是尼采的命运中比精神错乱、被姐姐蓄意篡改和被纳粹利用三大不幸事件加起来还要不幸的厄运。精神错乱无非像是提前进入坟墓,被人篡改和利用终究可以辩白,然而从根子上被善意地普遍误解则是难以改正的"观念史常识"。庄子之于先王之道的关系,也有类于此。[6] 那么多喜爱庄子的道家信徒和性情中人对庄子的真实思想构成的伤害,远甚那些批评他的儒家。尼采主义者们也正在这样滥用尼采。斯坦利·罗森在批评这种传统-反叛、理性-非理性、柏拉图-尼采的简单模式时说道:对哲学史的准确描述或许将如下述。有三种基本的"立场"或教诲:(1)柏拉图和海德格尔的,或真正柏拉图主义的立场,试图......保留诗与哲学的纷争;(2)"柏拉图主义",自我迷惑地试图用以数学为根本的哲学--事实上本身就是诗--代替诗;(3)"尼采教诲",自以为是地认为诗胜过了哲学。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正是"尼采教诲"的翻版。[7]在"科学××主义"也就是一种现代"柏拉图主义"的统治时代,这样一种"尼采教诲"的引入,自然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接受这种"尼采教诲"的先锋青年,先是反对"科学××主义",然后在这个"柏拉图主义"科学偶像退居背景之后,开始对大众娱乐消费展开文化批评,并且制造一些拍卖价格极高的愤世嫉俗的先锋艺术品。无论是在反对"科学××主义"的时候,还是在批评大众文化的时候,"尼采教诲"的青年艺术家都声称反对主流价值,提倡小众文化,跟"主旋律"唱反调,无论"主旋律"是"科学××主义"的,还是市场大众的。[8] 难道不是,在尼采的书中随处可见对劳动人民和主流价值的蔑视吗?难道不是,尼采本人就是一个孤独的哲学家和艺术家吗?新潮哲学家、先锋艺术青年"尼采"就这样占领了包括戏剧在内的中国严肃艺术领地,而古典学家尼采、人民教师尼采和"科学××主义"一起被还给了德国。从此,"有想法的"艺术家都是不屑于跟官方和大众一起唱主旋律的,而是喜欢跟公共知识分子和艺术批评家一起谈哲学的。大学教授则一面不屑于这种艺术创作和哲学批评(因为他们有历史要研究),一面寻找着适当的时机把它们收入历史,作为学术论文的题目和编写教科书的材料。在"尼采们"忙于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时候,"柏拉图们"则忙于科学研究,他们偶尔也进行虚假的诗与哲学之争。前些年发生的"思想与学术之争"就是一例。这是一个艺术和科学同市场一起繁荣起来的年代,只不过,无论艺术科学还是市场都严重依赖接轨,因而含有太多的泡沫。丧失了基调和主旋律的艺术服从海外拍卖槌的指挥,缺乏自主话语的科学服从国际学术会议的日程表,过度外向型的市场服从外企总部的预算。似乎,具有强力意志的超人是不会喜欢这种生活的。而这一切不过是出于对强力的怨恨。中国先锋的尼采是小资和怨妇的尼采,欧里庇德斯的尼采。而欧里庇德斯正是《悲剧的诞生》极力声讨的希腊悲剧罪人。尼采的声讨承自阿里斯托芬的传统。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将近尾声的地方,狄奥尼索斯在冥府里向两位过世的悲剧诗人问了一个地上城邦的现实政治问题,关于一个雅典将军的问题。作为最后一道考题,狄奥尼索斯要判断谁的回答配得上被带回阳间的奖励,以便拯救危在旦夕的城邦:狄奥尼索斯:你们俩人谁对城邦提出更好的劝告,我就迎接谁。首先,你们对阿尔西比亚德怎么看?城邦对这件事正在为难。欧里庇得斯:但是城邦对他怎样看呢?狄奥尼索斯:怎样看吗?又思念他,又憎恨他,又想把他召回。请把你们对他的看法告诉我。欧里庇得斯:我憎恨一个对祖国援助何其迟、伤害何其快、对自己的私事有办法、对城邦公益束手无策的公民。狄奥尼索斯:波塞冬啊,这话妙极了!(向埃斯库罗斯)你怎样看?埃斯库罗斯:不可把狮崽子养在城里,既然养了一头,就得迁就它的脾气。[9]戏剧演出的时候,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经衰败不堪。一直在暗中支撑新政治的旧伦理资源已经被知识新人挥霍殆尽。危机中的雅典缺乏的不单是将军,而且尤其是人民教师。酒神狄奥尼索斯下到冥府,意在请回这样一位教师,用它的诗艺教育人民,拯救城邦。于是,他让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德斯相互辩驳,以便看清谁的悲剧才是有益于重建城邦礼乐的诗作。人性化的时髦诗人欧里庇德斯指责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假大空,唱高调,主旋律,缺乏感情;马拉松战斗英雄埃斯库罗斯批评欧里庇德斯的悲剧诲淫诲盗,伤风败俗,人民因而萎靡,城邦因而败坏,面临沦为奴隶的危险。在这种时候,雅典民主市民的希望只有寄托在一头"狮崽子"阿尔西比亚德身上,但同时,这也是恐惧所在。对于欧里庇德斯化也就是怨妇化了的雅典民主市民来说,这头狮崽子既是软弱的城邦抵御外侮的希望所在,也是僭政的危险所在。爱好"自由"胜过一切的欧里庇德斯们面对这头狮崽子非常头痛:不依靠他就会对外失去自由,依靠他就有可能对内失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喝羊奶的"欧里庇德斯们一般会选择宁可对外失去自由,做"接鬼"的娼妇,也不愿失去对内的"自由"。在欧里庇德斯们看来,这个强有力的危险人物似乎既是自由的救星,又是自由的威胁。但埃斯库罗斯看出,事情的本质在于:只要公民的教育本身是奴隶的教育,只要城邦本身是一个猪的城邦[10],那么,每一个给他带来自由的强人必然就是一个给他带来奴役的暴君。原因不在于那个强人本身如何,而在于人民如何。人民需要强力人物保障自由,但人民自己首先必须是强大的、自由的,然后才有能力享用强力人物为他们带来的自由保障。自由保障转变为专制奴役的可能性,原因不在于强力人物是否强大,而在于人民是否强大。而人民是否强大则取决于人民的教育。人民的真正教育者并不是一味政治正确地反抗暴力僭政的剧作家,也不是一味政治正确地誓死捍卫自由的批评家,而是一个自己像狮子一样强大,也能驯养狮崽子的战士。迁就狮崽子脾气的,可能恰恰是在驯服它以为自由服务;而政治上无比正确地驱逐狮崽子的,却可能正在以自由的名义毁坏自由。狄奥尼索斯最后决定要让他复活的埃斯库罗斯,正是阿里斯托芬和雅典城邦要找回的战斗英雄和驯兽师、尼采《悲剧的诞生》无限缅怀和寄望的未来诗人、以及中国当今戏剧急需的人民教师。---------------------[1] 中文语境中的所谓"现代哲学"指叔本华、尼采肇端的哲学,西文语境中的"现代哲学"则是指培根、笛卡尔肇端的哲学。[2] 参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见《书屋》2000年第10期。[3] 维拉莫维茨对尼采的攻击就包含这方面的指责。劳伊德-琼斯指出尼采本可以引证埃斯库罗斯悲剧中提到的狄奥尼索斯信徒与阿波罗、俄耳浦斯信徒之间的冲突。参劳伊德-琼斯〈尼采与古代世界研究〉,见奥弗洛赫蒂等编《尼采与古典传统》,田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14页及脚注。柏拉图《法义》中的这段话在学院古典学家看来,大概也属于这一类尼采本可以引证的"材料"。[4] 《法义》第七卷明确把立法视为一种教育行动(尤参624c)。[5] 参Leo Strauss, The Argument and the Action of Plato's Law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1。[6] 参拙文《藏刀与藏天下》,见收拙著《道学导论(外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和万木草堂讲课笔记中对庄子的政治哲学解读,把庄子纳入了春秋改制的微言表达。[7] 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案"尼采教诲"似应带引号。[8] 刘明厚批评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先锋艺术,重申了"主旋律"艺术对社会伦理教育责任的担当。她在一篇会议发言中批判了意识形态化的主旋律戏剧之后说道:"其实,我们对主旋律作品的理解大可不必如此狭窄。就拿戏剧来说,只要是真实、深刻地记录、反映、再现社会历史变迁,或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善恶进行评判、思考,深刻表达对人性关注的戏剧作品,都称得上是主旋律戏剧"(刘明厚:"主旋律戏剧刍议",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论文)。[9] 阿里斯托芬《蛙》1418-1430;《罗念生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0页。[10] 在《王制》中,"猪的城邦"是格劳孔对健康质朴城邦的蔑称(372c-e)。苏格拉底称颂健康的城邦,但肯定不会接受"猪的城邦"这个蔑称。我们一方面要辨正格劳孔蔑称为"猪的城邦"其实是苏格拉底眼中健康的城邦,另一方面也要把这个蔑称奉还给那些真正配得上这个雅号的政治形态,而千万不要接受这个蔑称并且试图为它辩护。如果我们接受它并且为它辩护,那么,我们要么就是上了格劳孔的当,要么就是错误地选择了道家、墨家或浪漫主义的"质胜文则野"的道路。质诚然是孔子和柏拉图要借以救文的中介,不过,文并不是质的敌人,而恰是质要救的对象。不是单方面的质(是为穷质),也不是单方面的文(是为繁文),而是文质彬彬,才是孔子和柏拉图的理想。孔子主文质彬彬自不待言。柏拉图以文质彬彬为最佳的思想,在《斐勒布》有明确的表述。在那里,苏格拉底对普罗塔库说,善必须到理性和快乐的适当混合中寻找,善好的生活必须混合精确的技艺和不精确的技艺,因此,进德修善之人应该向狄奥尼索斯(酒神)和赫淮斯托斯(火神)或其他有混合功能的神祈祷(60d-61e)。这一处对话同样可以视为尼采《悲剧的诞生》源出其中而未明言的柏拉图背景。《悲剧的诞生》对阿波罗因素和狄奥尼索斯因素的混合,以及更明显地随即表现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弊》中"历史性"和"非历史性"、"记忆"和"遗忘"的适度结合,都体现了尼采的文质彬彬思想。在《法义》中还可以看到"忠"统加入到"文"统和"质"统的讨论:通过历述波斯、克里特和斯巴达、阿提卡历史、政制或诗风的不同,雅典来客总结出绝对的服从(忠)和绝对的自由都不带来好的政治,只有二者的适当结合才是最好的(693d-701e)。如果把"忠"归属于"质"(《曾子问》《明堂位》《表记》皆主夏质统),而阿提卡式的自由相关于滥无节制的文化繁荣的话,那么,这里的讨论可视为柏拉图文质彬彬理想的具体表达。这里甚至可以看出相当于文质三统的那种二分三分相结合的结构。波斯和希腊大致可视为质文的二分,而波斯、斯巴达、雅典的三分则大体相同于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的三统。一个深受雅典文教陶冶并且自身就是这一文教的伟大诗人和教师的哲学家,有见于这一文教的礼崩乐坏而试图通过学习克里特和斯巴达的"质"来救雅典之"文"(《王制》《法义》),而且还要特别补以波斯的"忠"(尤见《法义》):这岂不正是一种通过损益文质而通三统的努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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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十年来的法制变革,是在错综时空条件下,一种基于世俗理性主义的政治选择,演绎的是一部中国法的世俗化理性主义运动,一种关于中国法制、政制和政治正当性的文化建设,旨在藉由法权安排的抽象一体性重整社会,救济政治合法性,回归常态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