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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成　著名漫画家。原名孙顺潮，广东中山人，1918年生。1942年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从1946开始在上海从事漫画工作，后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从事漫画工作。出版连环漫画《康伯》。解放后任北京《新民报》美术编辑。1951起任《人民日报》美术编辑。1986年被聘任国际漫画杂志《WITTYWORLD》编辑，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硕士生导师、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名誉会长。绘著各种漫画、杂文集30余部，主编有《当代中国漫画选》和《世界幽默笑话精品》等。

《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发布以后，引起了更多对外资收购的关注和忧虑，这篇文章在《报告》发表数月后出炉，并不提供数据和资料，只是为外资收购辩护。题目有点艰涩，看完文章才明白：作者不仅认为外资收购中出现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企业自己反省，中国目前给外资的优惠并不为过，认为国有企业才是垄断者，而且提出“中华民族”有“征服征服者”的“文化能力”来为继续坚持外资收购路线辩护。作者显然预期外资将“入主中原”，但是他毫不担心，他认为既然在历史上中华民族能够用灿烂文化 “反征服征服者”，那么外资企业也迟早会被征服、整合成为中国企业和财富的一部分。这个逻辑当然不正确，也不符合二十世纪的历史，更不符合经济史。作者是一个世界历史和现代历史的硕士生，提出这样的观点，缺乏学者应有的专业精神，后来学子应当以之为鉴。――人文与社会::Humanities.cn编辑小组

英国伦敦的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院（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V&A）于3月15日至7月13日举办“创意中国——当代中国设计展”，这是英国首次举办有关中国当代最新设计的展览。张永和 / 非常建筑同时还为V&A的中央庭院设计制作了装置“塑与茶 (Poly and Chai)”。1月29日晚，张永和与周榕在和策展人Lauren Parker等人共进晚餐后，进行了此次对话。

规则不仅是个人行动的准则，也是组织活动的基础，当然也是组织内个人行动的准则。下面先讨论不同类型规则共有的四个特点，然后从规则的约束基础和约束范围出发对规则进行分类，最后谈谈把不同类型规则区分开来的重要意义。

《哈姆雷特》里面那句著名台词，“生存？还是毁灭？”人生哲学呀！我是活下去还是死？上面话音未落，底下马上雷鸣般的喊起来：“死——！”恶搞。现在不是了。全场静悄悄的，听着台上深邃的哲学对话，心里感慨：深刻，太深刻了!

在中国灾害史研究中，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们迄今不曾"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更深入地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是未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于人民法院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稿：两案均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两罪犯同样都曾经担任主管城建工作的政府领导，两人的主要犯罪行为也均与土地审批和建设领域相 关，都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土地审批等行政权力违规操作，为自己攫取巨额私利，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在城市开发建设领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20世纪初,女性演员出现并且渐成气候。而在民国期间的中国戏剧界,在上海戏剧市场上出现的女子越剧,其意义则远远超出了其他剧种的崛起。民国年间、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上海,最令人瞩目的戏剧现象就是女子越剧的兴盛。 　　 　　一 　　 　　1923年,上海升平舞台的前台老板王金水受到京剧髦儿戏的启发,尝试着为刚刚被人们称之为“小歌班”的越剧办女子科班,他和说戏师傅金荣水回到浙江嵊县(今嵊州),招收10至15岁的小姑娘入科学艺,许诺给予出科的学员优厚的待遇,并率先把自己的女儿王桂芬和内侄女施银花送进戏班。他幸运地招收了50多位学生,在施家岙办起了越剧史上第一个女子科班。当年夏秋,他们进入杭州仁和路大世界游艺场,始以“绍兴文戏文武女班”的名义演出,次年他们又来到上海,在升平歌舞台挂出“髦儿小歌班”的招牌。无奈卖座不佳,只好退至蓬莱、品坊、永安等茶楼小场子演出,在上海巡演三个月后,难以为继,回到嵊县。王金水的科班虽然并不成功,但是它为后来的越剧培养了第一代著名的女演员施银花、赵瑞花和屠杏花,她们被誉为早期越剧的“三花”。在施家岙女子科班之后,许多个女子科班相继出世。1929年,嵊县出现了第二个越剧女子科班——“新新凤舞台”,它在两年后进入上海、宁波演出。就在这前后,嵊县、新昌一带兴起开办女子科班的热潮,其中较为时人所知的,包括尹桂芳、毛佩卿所在的华堂“大华舞台”,姚水娟、竺素娥等人所在的“群英凤舞台”,筱丹桂、裘大官、商芳臣、周宝奎等人所在的“高升舞台”,王杏花、邢竹琴所在的黄泽“越新舞台”,范瑞娟所在的“龙凤舞台”,马樟花、庞天红所在的马仁“镜花舞台”,支兰芳所在的崇仁“凤鸣舞台”和袁雪芬、傅全香、钱妙花所在的柳岸“四季春科班”等等。这股热潮很快波及到相邻的城乡各地,效仿者日众,如徐玉兰所在的新登“东安舞台”,吴小楼所在的杭州“双凤舞台”,徐天红所在的余姚“天兴舞台”等等,风气之盛还传到上海,于是有戚雅仙、赵雅麟所在的“陶叶剧团”,陆锦花、吕瑞英所在的“四友社”等,都在这段不太长的时间段相继出现。[1]它们迅速发展出一种具有独特美学面貌的舞台表演风格,并且在激烈的演出市场竞争中,赢得了自己的观众。即使不看以后几十年里持续的辉煌,即以这一时期论,它就已经足够令人艳羡。 　　越剧从起源、崛起到在上海成熟为一个有极大影响的剧种,只用了很短的几十年时间。20世纪20年代,“的笃戏”、“小歌班”等名称,已经在江浙沪一带时有所闻,在各地的茶楼戏台,也经常能看到这个源于绍兴嵊县的小剧种的身影。越剧在1906年开始从唱书向戏剧转变,1910年始有男演员组成小歌班进杭州大世界演出,1917年4月,来自嵊县山村的袁生木、金荣水等艺人组织了“的笃班”进入上海,在新舞台等地演出了《碧玉带》等等,42天后终于无法坚持,许多人卖掉铺盖才得以回乡;1918年早期小歌班艺人魏梅朵、马阿顺带领的梅朵阿顺班再进上海的镜花缘戏院,演出《双金花》之类,其后还有支金相、谢志云的班子、陈素娥、马潮水的班子、白玉梅、王永春的班子等先后进入上海演出过。直到1920年,上海明星第一戏院集中当时笃班的几乎所有著名演员,以40多人组成的大班子,取名“绍兴改良文戏”开张演出,才在上海正式站住脚。此时的绍兴文戏已经改变了小歌班的简陋的表演形式,音乐更为完整。有了经营上的保障,嵊县艺人们还集资建成了专演绍兴文戏的上海平歌舞台。从此以后,越剧逐渐进入大世界等较热闹的场子,说明它已经被观众接受,在上海那个时代极其丰富的娱乐市场中,有了一席之地。但越剧在上海演出市场中真正的转折点,还是女子越剧的出现。 　　 1938年的春节,姚水娟率她的女子越剧班社来到上海,从正月初一(1月31日)开始,进入有200多个座位的通商剧场演出,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是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固定演出的开端,从这一天起,女子越剧在上海不仅站住了脚,而且还迅速发展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受欢迎的剧种;而上海为中国戏剧培育了女子越剧的功绩,也不可忽视,没有孤岛时期的上海对姚水娟的接纳,越剧的发展历程,可能会与后来截然不同。 　　越剧从女子科班的兴办始,女演员们登台演出就已经不算新鲜;但上海的越剧界最初主要是男班的天下,在各游乐场里,以及主要是外来底层人口居住的区域内,越剧男班已经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市场,有了它的生存空间。比如王永春在“荣记大世界”,支维永在“恒雅”,马潮水在“大方”,谢碧云在“长乐”,周鸿升在“大新”游乐场,李桂芳在“新大沪”,裘凤山在“新世界”,鸿喜班在“新新花园”,都已经在长期演出。[2]然而,在江浙的其他地区,一时在浙江嵊县周围三两个县的区域内,竟然出现了多达数百个越剧班社,女子科班更是早就遍地开花。“据1935年的调查,当时仅有40万人口的嵊县,外出演戏的就有2万多人,女子科班有200多个。”[3]越剧的“五大名旦”,此时已经非常活跃——“五大名旦”分别是“三花一娟一桂”,她们是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和姚水娟、筱丹桂。其中施银花对早期女子越剧形成独特的具有魅力的唱腔,有着最重要的贡献;赵瑞花从1935年起就常驻宁波,以连台本戏《三门街》和《唐僧出世》,享誉一时;王杏花一直是四季青班的头肩花旦,从越剧的发源地到整个浙东一带,四季青班都被人公认为是小歌班中最好的班子。姚水娟的表演更是以悲旦见长,又擅演女扮男装的角色,她在杭州大世界和温州的福禄寿游乐场早就已经相当走红。而筱丹桂所表演的是《马寡妇开店》和《刁刘氏》这些具有较高表演难度的旦角戏,她是当时少有的能够演武戏的女演员。 　　在1938年之前,女子越剧里的这些名角,多数都曾经陆续进入上海,但是一直不如在周边农村乡镇以及中小城市的戏院里那样受欢迎。以当时的上海论,人称绍兴大班的绍剧,曾经是各家戏院和游乐场里常常听到的声音;越剧的男班也能够为观众所接受,而女班只能在一些不起眼的戏院剧场里偶尔露演,有时依靠同乡的情份,绍兴大班会在他们演出的剧场的空档期,给她们安排一点场次;既然收入难以保证,那些女班的班主,也不愿意贸然进入这个难以捉摸的大都市。在姚水娟1938年春节进入通商剧场前,绍兴文戏已经在上海存在了近20年,却没有一个女子越剧的戏班曾经长期在上海演出,但自从她站住脚跟之后,浙东一带正因战争而生意不振的女子越剧戏班蜂涌而入,“1938年1月31日至7月28日,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先后有姚水娟、竺素娥(4月25日后王杏花加入)、王明珠、陈苗仙、许菊香、筱丹桂、施银花、屠杏花、庞天红、赵瑞花领衔的8个女班开进‘孤岛’,分别占领了通商剧场、上海小剧场、永乐、老闸、恩派亚大戏院、太原、大中华越剧场、更新舞台、萝春阁、龙园、大来剧场、大中华大剧场等12处剧场。”此时,女班所有的名角,几乎都云集上海。到1939年9月,上海就有了13个主要的越剧戏班,她们都有了自己漂亮的戏班名称,如姚水娟、魏素云的水云剧团、施银花、屠杏花的第一舞台,马樟花、袁雪芬、傅全香的四季春班、陈苗仙、尹桂芳的天蟾凤舞台、筱丹桂、贾灵凤的高舞台、竺素娥、邢竹琴的赵剡舞台等等,加上各家游乐场里的戏班,此时仅在上海一地,就有20多个越剧戏班,而且全部都是女子越剧。[4] 　　 　　 　　二 　　 　　女子越剧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为观众所接受而突然兴盛,既有偶然性,也有其内在的原因。 　　越剧进入上海前,它的音乐与表演已经基本成型,在那些同样由滩簧发展而来的剧种中,越剧的音乐手段可能并不是最丰富的,但是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剧种,满足表演不同性格、不同年龄的戏剧人物的需要;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数以百计的戏班在江浙一带农村与中小城市演出,尽管这时都是在演路头戏,但毕竟逐渐积累了数以百计的剧目,尤其是大量的弹词滩簧戏,这些基于民间说唱传统的剧目,后来一直是越剧发展的基石。而1938年的上海,刚刚经历过残酷的战事,多数市民在心理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战火的阴影,在这个特别需要抚慰的年代,姚水娟的班子机缘巧合地在此时进入了上海,恰好为孤岛中的上海,带来了她们别具抒情意味的声调和剧目。女子越剧的音调与旋律是如此柔软温婉,充溢着哀怨与悲情,它很快征服了孤岛时期的上海滩。 越剧之所以在上海迅速发展壮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女子越剧与上海的观众之间的契合。尽管它发源于浙江东部的嵊县山村,而且,直到几十年以后,越剧演员仍然主要来自嵊县,但是女子越剧进入上海之后,却很快地适应了这个城市的新风尚,迅速完成了从山村到都市的变化,在音乐上和表演上,都逐渐变得更能吸引各不同地区的观众。 　　清末到民国年间的上海,人口组成复杂,江浙一带、尤其是江苏的扬州和浙江的宁波,对上海的人口增长与城市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来自江浙两省的多种民间戏剧,都能够在上海找到自己的观众。但是仅仅趋从这些家乡观众的爱好,就无法完成一个外来剧种的归化过程。尽管戏剧在其流播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令剧种的风格有所变异,那些不同程度地融入大上海的剧种,它们的戏班和演员也可以附和上海的城市性格,逐渐改变原有的艺术特色。但是观众与演员总是相互制约,相对固定的演员群体与相对固定的观众群体,自然是维持剧种传统最重要的力量。成名的演员与著名的戏班,他们会努力保持其艺术表现的优势,而观众的喜爱则愈加强化着他们对传统的坚守。相较而言,这个时代刚出现不久的女子越剧,无论是戏班还是演员都还很年轻,她们较少受到其传统制约,更没有在上海形成其固定的观众群,因而,1938年以后,短时间内一、二十个完全由年轻姑娘组成的女子越剧戏班涌入上海,她们还远远没有形成自己在戏剧与美学上的定见,因此轻而易举地就被扑面而来的上海市民阶层生活方式与趣味所同化;“上海”这个名字,对于那个时代来自乡下的姑娘而言实在是太有吸引力和诱惑力,上海的一切都让她们无条件地接纳,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后,不仅这些演员们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有了明显的变化,连她们唱戏时的语音也有了变化。她们虽然无法在短期内真正成为上海人,但却在努力地上海化,并且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具有中下层女性观众所能够接受的时尚气息的女子越剧,确实得到了上海市民阶层,尤其是女工与女学生们的追捧,很快形成了她们自己的观众群体,而这个群体,以往一直为剧场所忽视。 　　这不仅是上海原有的越剧男班与新来的女子越剧戏班经营策略上的差异,而且更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命运。女子越剧不只是唱给它那些离乡背井来到大上海的乡亲们听的,更是给那些已经融入或正在努力融入上海这个城市的市民中的中青年女性们听的。1938年以后的短短几年里,和同样是从周边地区进入上海的扬剧、锡剧、甬剧等剧种相比,女子越剧的主要功能,早就不是为从故乡刚刚来到上海的人们满足思乡之情,它的主要观众已经不再是浙东绍兴人。根据1941年《绍兴戏报》的统计,在抗战之前,“绍兴文戏的观众,绍兴人占七成,宁波人占三成;战争爆发后,绍兴人占四成,宁波人占三成,外地人占三成,到1941年外地人已占六成之多了。”[5]这些数字,说明绍兴文戏的男班与后来的女子越剧的主体观众的关键的变化,当越剧的市场不再依赖于乡亲时,它就真正成为大上海的剧种,并且,比起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似乎更得这个人口来源驳杂的城市的青睐。 　　女子越剧既沾染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市民特色,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它源于山村的清纯,这个新剧种与同在上海的其他剧种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它一方面保持了浙东一带流传的民间唱书清新秀丽的演唱风格,继承了在女子越剧进入上海之前在民间积累的大量的路头戏剧目,又迅速容纳了同在上海的其他剧种的时装戏,因而能够适应从不同区域迁移到上海来的民众的口味,并且逐渐根据城市新市民的要求,改变其风格,提升其艺术内涵。 　　姚水娟是让女子越剧进入上海最有贡献的演员,而且也是在女子越剧在上海的最初几年里最受欢迎的女子越剧演员,她被报纸称为“越剧皇后”,在越剧史上,唯有她享有这一荣誉。姚水娟能够在上海持续走红,除了她自己的艺术魅力以外,还与她能够充分信任文明戏时代的前辈剧人、《大公报》记者樊迪民有关。经人介绍,姚水娟聘樊迪民为编剧,1938年9月12日,樊迪民用笔名樊篱编剧、姚水娟主演的十场新剧《巾帼英雄花木兰》在天香大戏院公演,这种借花木兰的故事来鼓舞人们反抗侵略者的抗战戏剧,掀起了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后,市民们第一次欣赏越剧的热潮;随之,樊迪民充分展现了他的编剧才华,针对越剧的观众主体是女性,他把明代才女冯小青的故事搬上了舞台,接着改编了《天雨花》,然后将阮大铖的《燕子笺》改成越剧,第5部新戏是《卧薪尝胆》,姚水娟扮演西施;接着,樊迪民一发而不可收,编写新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孔雀东南飞》、《胭脂》,到1939年6月26日戏班歇夏,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樊迪民为姚水娟写了8部新戏,这些新戏的推出,使姚水娟得以跻身当时上海滩上的一流红伶之列。而从1939年下半年起,众多女班都效仿姚水娟的水云剧团,竞相排演新剧目,女子越剧在上海展现出了与此前男班截然不同的新气象。 　　姚水娟第一个率女班进入上海“孤岛”,第一个采用编剧,第一个开排新戏,第一个组成以“越剧”命名的水云越剧团。她力图取消“后台班主(老板)制”,想组成艺人自己管理的剧团。作为过渡,后台成立了淼记公司,由老板沈益涛、朱仁富及演员姚水娟作为三方代表,姚水娟有选择剧目、选择演员、聘用编导、确定聘金的权力。这些重要措施,无疑对越剧的发展和革新起了先导作用。[6]1945年,姚水娟聘请电影编导郑秋风为她执导了新戏《花落忆良人》,创造了连演连满154场的佳绩,在辉煌中与科班时代的老搭档竺素娥一起告别舞台。 　　在姚水娟时代的前期,女子越剧以旦角为最受欢迎,但是渐渐地小生的地位开始上升。当时尚被人们称为绍兴文戏的越剧,之所以能够迅速被上海的女性观众接受与喜爱,除了女子越剧整体的魅力以外,还因为它拥有女小生这个特殊的行当,而恰是这个行当的唱腔与表演,成为征服上海观众的关键。 　　尽管所有剧种都不能缺少生、行、旦、净、丑等各种行当,但是在不同的剧种的发展历程中,不同行当的影响力与美学意义是不一样的。而在越剧中,女小生可能是最能够让越剧充分展现出它独具一格的魅力的行当。越剧的唱腔与音乐风格,体现了江南山乡清丽的阴柔风格,但是由女性演员扮演的男性角色,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阴柔风格,同样是美丽的爱情故事,它更能演出情感中的曲折情致;同样是凄惨的人生悲剧,它更宜于表达其中哀婉中的悲怨。而尹桂芳的出现,最充分地展现了女子越剧的声腔特点。 　　女子越剧初进上海时最重要的行当是花旦,但是几年之后就完成了由花旦到小生的转变。1941年,越剧在上海最卖座的是姚水娟,其次是筱丹桂,再次是马樟花与袁雪芬,显然以旦角为主;但是到1948年,尹桂芳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越剧皇帝”。在这之前的1946年,尹桂芳进入了上海有多达1000个座位的九星戏院,挂出“芳华越剧团”的牌子,女子越剧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不到十年的时间段里,尹桂芳从只能在200个左右座位的茶楼里演唱,渐渐1942年进入有600个座位的龙门戏院,直到进入九星,充分体现了她的成就,而与此同时,她的姊妹们,大致只能置身于三五百个座位的中小型戏院。在九星,尹桂芳的芳华越剧团上演了她最重要的剧目《沙漠王子》和《浪荡子》,为她编剧的多位文人里,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徐进。《沙漠王子》根据美国电影《月宫宝盒》改编,既添加了异域风光,同时又不缺少具有传奇性的爱情故事;尤其是由尹桂芳这样的英俊潇洒的女小生,来主演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悲情故事,当然是上海滩中下层的女性观众们最痴迷的。 女小生之所以能够成为越剧界最具代表性的行当,与越剧的艺术渊源不无关系。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正像京剧的坤旦是由男旦们教出来的一样,女子越剧也是由越剧男班艺人们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在精明的戏班班主们想到可以通过兴办女子科班以谋利的时代,他们也只能请男演员来教授女子科班。因而越剧小生的腔调具有男性的韵味,然而当它被女性演员们用更细腻的声音传递给观众时,那些粗砺的部分被磨平了,于是只剩下了精致。而无论是在男班时代还是在女班时代,小生的唱腔,始终是越剧最有特色的部分,而女小生的声腔魅力,更将越剧的温婉柔美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尹桂芳以她浑厚且略带沙哑的声音,恰到好处地遮掩了女性演员扮演男性戏剧人物时极易流露的尖音,同时又完全避免了男性演员的洪亮,因此赢得了上海的观众,尤其是上海的女观众。 　　如果说尹桂芳用她女小生的艺术成就为女子越剧赢得了那个时代的观众,那么,袁雪芬则用另一种方式,让越剧赢得了未来。她在早期就有意识地接近新文艺工作者,并且请南薇将鲁迅的名著《祝福》改编成越剧。上海滩的女子越剧搬演小说的所在多有,但其关注点始终在于市民们感兴趣的通俗言情小说;越剧的生旦演员们也习惯了扮演青春阶段的男男女女,而祥林嫂这样的戏剧人物,假如可以由越剧演员扮演,本应该由老旦应工而不是花旦。而鲁迅小说的风格与主题,显然更与那类市井文学大相径庭。因此,把鲁迅作品搬上越剧舞台是此前人们难以想象的,由袁雪芬自己来扮演这位女主人公更是难以想象的。它完全不同于人们早就习惯了的女子越剧,尽管在改编的过程中,越剧《祝福》仍然旨在突出祥林嫂这位底层女性的苦难经历,而袁雪芬也充分发挥她擅长的以扮演悲旦见长的优势,她扮演的女主人公祥林嫂令人同情的不幸经历,成为越剧的主线,而她的麻木与愚昧被尽可能地放到次要的位置,但是,毕竟《祝福》的主题,不会因此而改变。 　　谈判女子越剧在上海的发展,不能不提到琴师周宝才。1943年袁雪芬在大来戏院演《香妃》,周宝才试着将原来为越剧伴奏的主乐器二胡改成京二胡,借鉴京剧的二黄的色彩,拉出了比四工调的旋律更为幽静细腻的尺调;尺调的旋律比起越剧原来的曲调更为幽怨哀婉,袁雪芬继在《香妃》的哭头里用了这种唱腔后,又在《祝英台》的“哭灵”和《一缕麻》的“哭夫”里继续运用,形成她有名的“尺调三哭”,得到观众充分肯定,其他越剧演员在表演中也竞相学习模仿和吸收。因为调性的变换,大大提升了越剧演员的演唱魅力,“过去五大名旦唱四工调,都未成流派,而今演员唱尺调便于发挥本人嗓音的特色和运腔的创新,从此越剧流派就先后出现了,如花旦有了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王(文娟)派等,小生有了尹(桂芳)派、范(瑞娟)派、徐(玉兰)派、陆(锦花)派等,追根究底,周宝才的贡献是不小的。但由于尺调专为女声设计,男声腔唱尽调在琴弦上比女声腔低五度,男声女声不能同调同腔,越剧男女合演至今尚处于实验阶段,主要就是这个唱腔问题还不能解决。”[7]1944年底,范瑞娟在《山伯临终》这段唱里,吸收京剧反二黄的旋律,把原来六字调正调的提高了一个调门,创造了越剧的弦下调,她这段《山伯临终》也因此在电台里被点了又点,1948年一次在杭州的电台捐款义播中,竟有人愿意捐15万让她唱这段《山伯临终》。而范瑞娟创造弦下调时,她的琴师还是周宝才。 　　女子越剧从抗战时期开始在上海崛起,从姚水娟、尹桂芳到袁雪芬,加上周宝才,他们共同成就了这个新剧种。越剧的诞生与成熟,尤其是它在上海的迅速发展,固然有许多偶然因素,然而,回味这个新剧种短暂的发展史,仍有诸多现象,今人深思。 　　 　　注释: 　　[1]马向东:《越剧》,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出版。 　　[2]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3]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4]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2-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5]魏绍昌:《越剧在上海的兴起和演变》,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6]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7]魏绍昌:《越剧在上海的兴起和演变》,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张慧瑜

《上海国资》：重庆和成都的户籍改革现在外面议论比较多，您怎么看？曹锦清：农民的城市化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城市化。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向乡镇、县城流动，这在目前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有些县城还有鼓励措施，但是农民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农民进城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但这种流动对农民来说，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并不高，他并不是很希望得到城市户籍。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公路交通很发达，农民会通过村庄内部自发地调整，向公路边上移动，这样他们也能享受到一些城市化以后才能享受到的便利。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一种城市化的形式。现在出问题的是在地级市和省会、特大型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现在学者和媒体呼吁进行户籍改革，主要的是要给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以当地户口。给户籍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考虑到会引发的问题：第一，住房如何解决？现在连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都无法解决，农民工更说不上了；第二，失业了怎么办？按照现在的政策，农民工确实是交了一部分养老保险，包含在综合保险里面。但是这个钱少了没有用，太多了也不可能。工人负担不起，企业也负担不起。但是如果说多了，比如说按现在每个月五六百块钱的标准算，每年都要六七千块钱。这个钱看起来不多，但你要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你要知道，现在全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就是五六千块钱，外面打工的收入和农业收入都包括在内。这样，如果城市户籍放开，到了城市里就能获得社会保障，农民都不用种田了，都到城市来领失业救济好了。重庆、成都正在做的户籍改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也这样做，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重庆、成都是劳动力输出区域，而北京、上海和广州是劳动力输入区域。对于劳动力输入区域来说，如果放开户籍，那么包括医疗、教育这些公共品的需求就要暴增，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满足这个需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城郊的农民，你让他放弃他的农村户籍，他都不愿意。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太高了，他可以盖房子出租，可以做小生意，带给他的收益是巨大的。所以说，户籍制度改革说说是可以的，但是要做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上海国资》：那么您认为比较理想的农民城市化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曹锦清：城市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有了工业化，才能有城市化。还没有工业化的时候，谈城市化都是废话。现在中国的工业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东部，区域发展差距比较大，所以才有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这种现象。但是你要把全国的农民工都在东部的城市里留下来，这不现实，也没必要。比较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产业转移，让中西部省市也有比较好的工业基础，能够吸纳比较多的劳动力，让劳动力在本省范围内乃至县市范围内流动，让农民在附近打工，这样问题就比较少一些。如果是在县市范围内流动，农民根本都不需要城市化。现在的交通很发达，目前90%以上的农村到城市的道路都已经硬化了。农民可以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一个摩托车就够了。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除了少数城郊地区，绝大多数乡村的宅基地都是零地价的，农民不需要支付很高的城市地价，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居住条件，他城市化的成本就很低。其次，虽然农民已经享受到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好处，但他仍然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对农民工来说，土地就是他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如果碰上经济危机，他失业了，他还可以退回去种地。可以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城市化”。但是，你不要人为地去推动，赶农民进城，要小心“好心办坏事”。要尊重农民的意愿，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提高进城后的社会保障水平。最重要的是农民自己会算计，他最清楚到底是进城对他有利，还是继续在农村对他有利。现在有些地方搞土地换社保，赶农民进城、骗农民进城。这是不对的。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就是“伪城镇化”。你把农民都赶到城镇上去，又提供不了稳定的就业和住房，你让他靠什么生存，他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障怎么办？当然，这不意味着每个乡镇都搞一点工业。每个乡镇都有工业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有两个情况你要注意，一个是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另一个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供给是不足的。剩下的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人，他们自己也未必愿意就到城市去生活。 《上海国资》：这几年围绕拆迁出现的纠纷特别多，引起的社会关注也比较多。您怎么看呢？曹锦清：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比较大，摊子铺得比较大，每年要修那么多公路、铁路，城市还要扩张，都需要土地。因为速度快，所以矛盾比较集中。不过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不仅中国这样，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拆迁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当然有。相对来说，2004年之前的征地补偿标准确实是比较低的，之后因为农民的权利意识提高，加上媒体的不断曝光，补偿标准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地已经征得差不多了，补偿标准也已经比较高了。现在看，拆迁纠纷主要地是由三个标准不同引起的：前后不一样，征得早补偿少，征得晚补偿多，先被征了的就不愿意；左邻右舍不一样，在具体的操作里面，每个农民、农户的谈判能力不一样，获得的补偿不一样；同一时期同一地块上面的标准有时候也不一样，比方说有亲戚关系的人家的补偿标准就比没有的人要高一些。有些钉子户认准了政府就是要这一块地，就漫天要价。你要是说要让每个拆迁户都满意，这就很困难。说要“合理补偿”，什么才是“合理”？无法客观化。现在正在搞拆迁立法，但是法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中国一是大，二是人多，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指望一个法律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才起步，如果征地的补偿标准太高，政府就没办法做了，企业也没办法做。现在媒体上、网上的舆论完全一边倒，让地方政府也很难做。 《上海国资》：现在媒体上对基层政府的批评比较多，所以社会上对基层政府的印象比较差。您和基层政府的接触多吗？印象怎么样？曹锦清：和县乡政府、干部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说，贪官污吏是有的，特权确实也有一些。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都还在做事，兢兢业业，这是最重要的。不少人批评基层政府，都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基层政府没有执行好。中央有些政策确实是好的，但是要地方政府、基层政府配合，尤其是财政上掏钱，这就比较困难，地方政府哪来这么多钱呢？东部海问题不大，中西部地方政府的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地方政府也有怨气，觉得上面开口子，要下面掏票子。不过这样也有好处，多数人对中央政府有好感，政权比较稳定。政府的特权问题，有些实权部门，比如工商、税务这些部门，你要说没有吃拿卡要这种现象，那不可能；但是你要说全部都是这样，也不可能，要是那样，这个政权早都垮台了。地方政府当然确实有整个一窝子都坏了的情况，但这是个别现象，还是要肯定大多数基层政府和干部的工作。基层的很多事情，老百姓还是喜欢讲个情理，不能完全讲法理。比如说，一个村子五年前被征了地，当时大家都同意。现在一看旁边的村子征地补偿高了，他就不服气了。他就要找政府去要补偿。你按法律说，完全照法律来，就要尊重契约，农民就什么都得不到。但是现在就不同。农民闹了，政府算一算，财政上还有钱，再给农民一点钱，就过去了。 《上海国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关注了农村水利设施建设。这是为什么呢？曹锦清：你看今年出现的几次比较大的灾害，一个是云南的大面积干旱，一个是江西的水灾。这两个影响比较大的自然灾害都是发生在支流区域。1998年洪灾过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固了干流的堤坝，所以这些年来没有出太大的问题。现在问题就出在支流上，而支流是与农田灌溉直接相关的。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搞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修了许多堤坝、水库，全国修的大大小小的水库有8万多个。但那时候由于资源有限，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多数是土坝。经过这么多年，淤塞比较严重，再一个是年久失修，所以问题比较多。所以今年的自然灾害也有好处，就是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让政府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以前农村搞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是靠劳动力投入，国家把农村闲置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干就可以了。现在不大可能这么干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小孩也干不了，所以只能依靠国家投入资金，用机械化来替代。今后，国家要确保粮食供给的安全，就要扩大灌溉面积，这就要求增加农田基本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把这项投入当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海国资》：现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比较多，您认为原因何在呢？这三十年总得来说，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政府做得也不错，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知识分子喜欢批评政府，这是好事，社会批判是他的职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种声音，就有问题了。但是反过来说，要用他们提的办法去解决问题，那就要出更大的问题了。现在媒体上和网上的民意，官和民闹起来，一概是官错，穷和富闹起来，一概是富错。有没有这种情况？肯定有，但要是说这种舆论都对，那也不可能。总的来说，还是大家都有怨气吧。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历史这么悠久，文化积淀这么深厚，在汉唐时期曾经那么强盛过，这一百年落后了，挨打了，所以整个民族都有这么一股怨气。还有些社会群体，比如说下岗工人，他们是改革的代价承担者，有怨气也是正常的。还有某些体制内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多少都还保留着以前的传统士大夫的习惯，现在市场经济让他们很边缘化，他们也比较不满。社会转型期把这种心态更加加剧了。相对来说，倒是中老年农民对政府还比较满意，因为不用交农业税费了，种粮还有补贴，还有合作医疗，现在还要搞养老保障，所以农民反倒比较满意。 《上海国资》：一般可能都会认为您是在做“三农研究”，但看过您的书和文章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您入手是在三农，但关注的其实是“中国”。您认为这种观察对吗？曹锦清：这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最早是学历史的，尤其是近现代史。我的很多想法，是读近代史读出来的。中国近代史，当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要考虑中华民族的近代命运。这样就有一个惯性，就是把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所以我后来对中国的当下和未来考虑得比较多。不过也不止是我，应该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都会以整体的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这可能还是在知识分子中占主流的。当然，这些年来由于学科专业分工，把中国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条块，以专业化的眼光去考虑问题。因为他做博士论文、发表论文、评职称，都是要以这些专业成果做基础的。这种专业化、学院化的学术氛围就在一些领域形成了片面化地思考问题的倾向。不过在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中，还是延续了古代士大夫的传统，还是有家国天下的关怀，总是把民族、国家的命运放在思考的中心位置。1990年代，我到河南去做调查，做乡村研究，还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变化，是把农村作为中国的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篇章来研究。但是后来走了一些地方，做了一些研究，越来越觉得，把中国作为对象来研究，有些力不从心。一是中国太大，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二是中国很古老，我们一说就是五千年；三是变动太快，几年一变。比如说农村，取消农业税前后，农村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整个分析问题的框架都要变。

在1840至1949年的近代上海历史上，共有三次犹太移民高潮，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中东塞法迪犹太人、20世纪初叶至30年代末俄罗斯犹太人、30、40年代德、奥等中欧国家的犹太难民。他们构成了近代上海犹太人的活动主体，其经济活动也因移民类型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并对上海经济的不同层面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作为经济型移民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移民上海的动机就是要利用上海独特的经济环境，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发财致富。塞法迪犹太人大多以"两土"（"烟土"鸦片贸易和"地土"房地产经营）起家，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了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网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荣衰产生了影响。而作为政治型移民的俄罗斯犹太人和难民型移民的中欧犹太人则限于其经济实力，大多从事中小商业、手工业等行业，对其居住区域的商业繁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    贸易活动是近代上海犹太人开展最早的经济活动，其中鸦片贸易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众所周知， 鸦片贸易是一种利市百倍的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鸦片走私已经成为英美等国商人对华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内容。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商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谋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于是在上海设立分行，作为从事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作为"洋药"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每箱鸦片在通商口岸交纳三十两进口税后，即可通行无阻。[1]沙逊家族因此加大了对华鸦片贸易的力度，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沙逊家族对华鸦片贸易额已占总量的20％，仅落后于英国怡和洋行。[2]1872年后，沙逊家族除了老沙逊洋行继续在上海从事鸦片贸易外，由已故大卫·沙逊的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自立门户创立的新沙逊洋行也在上海设立分行，积极开拓对华贸易，特别是鸦片买卖业务。由于新沙逊洋行将经营的重心放在上海和整个远东地区，因此经过三代人的苦心经营，逐渐后来居上，超过了老沙逊洋行，成为近代上海史上显赫一时的巨商大贾。新沙逊洋行在鸦片贸易方面，充分利用其总部在孟买，无须象怡和、颠地（宝顺）等洋行那样通过中间商代理，而直接到产地廉价收购的低成本优势，并运用现代化的轮船运输，使得其对华鸦片贸易额急剧增长。到1873年，沙逊家族由此一举成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3]。到本世纪初，有帐可查的与新沙逊洋行保持经常批发代销关系的上海鸦片商号有安和(Anwoo)等50多家。新老沙逊洋行每年进口的鸦片数量平均达5，000多箱。有人估计从1840到1914年，沙逊家族通过鸦片获得的利润高达140，593，780两，平均每年利润也接近二百万两。[4]    另一个积极从事鸦片贸易的犹太商人就是异军突起的哈同。哈同1873年来沪，先在老沙逊洋行工作，后转入新沙逊洋行任职。凭借其勤勉的工作和灵活的头脑，哈同逐渐积累了一些资本，开始从事贸易等经商活动，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业务就是贩卖鸦片。早在1885年，他就与老沙逊洋行一起在上海开设了"洋药公所"，即鸦片贸易所。在"洋药公所"成立约20年间共成交40多万箱鸦片，平均每年2万箱，哈同和老沙逊洋行各半。1901年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贸易。虽然在中国各界人士迫切要求禁烟的呼吁下，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了"以十年为限，内外鸦片一律禁绝"的诏书，1908年，英国政府也与清政府签订了试办禁烟协约。但哈同以投机家的眼光，认定这场禁烟运动不过是虚张声势，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清政府必然会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以解决政府的财源。因此，哈同不仅将自己拥有的1万箱鸦片压住不动，而且还利用鸦片商纷纷抛售，鸦片价格急剧下降之际，低价购入大量鸦片囤积。果然不出哈同的预料，在列强的干扰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不久就不了了之，而市场上的鸦片价格因货物奇缺而在一周内飚升了30％，哈同也因此获得了暴利。其它一些著名上海塞法迪犹商，如亚伯拉罕家族、埃兹拉家族等也参与了鸦片贸易。香港犹太问题专家魏白蒂就指出："亚伯拉罕家族的男子是带头从事当时包括鸦片在内的典型商业贸易的商人。"[5]    尽管清政府的禁烟令时断时续，但是中国的禁烟运动必竟对鸦片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虽然在租界当局的庇护下，控制着上海鸦片贸易的沙逊家族通过操纵鸦片价格，以弥补因贸易额下降造成的损失，仍能保持高额利润。如租界内的鸦片价格由1908年前每箱700两上升至1915年11月的每箱9，012两，达到最高峰。[6]但到20年代后，鸦片贸易日趋衰退，上海犹商逐渐退出了鸦片贸易，并利用其通过鸦片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改而从事其它经营。    当然，除了鸦片贸易外，近代上海犹商还从事其它贸易活动。如沙逊家族就在经营鸦片贸易的同时，不断扩大纺织品进口。到1907年时，新沙逊洋行鸦片进口值为3，628，660两，而棉纱和棉布的进口值已达4，171，691两；1908年时新沙逊洋行鸦片进口值为4，780，404两，而棉纱、棉布进口值为3，813，682两，再加上火油、麻袋等进口，鸦片已不再占沙逊家族进口商品价值的半数以上。到1918年时，棉纱是沙逊家族进口的最重要项目。[7]又如1854年由英籍犹太人安诺德兄弟(J.Arnhold & P.Arnhold)和德籍犹太人卡贝尔格(P.Karberg)合资开设的瑞记洋行主要从事军火、木材、五金交电等进出口贸易，范围极其广泛。其中最突出的是通过控股德商司尼夫莱奇的祥泰木行，垄断了中国的木材进口。丹麦籍犹太人维尔希姆·梅耶本世纪初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专门从丹麦进口货物，到1935年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1，800名雇员的工商大企业。一些俄罗斯犹太人到沪后也逐渐适应了充满活力的上海经济，许多人在进出口贸易中当了分包商，一些小的行业，如毛皮和谷物的进出口，几乎已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8]马迪尔兄弟(H.Madier &J.Madier)经营的信孚洋行从1920至1929年发展成为上海洋行中出口华丝数额最多的一家。在这期间，他们每年出口的华丝、包括厂丝、土丝和废丝在内，约有二万包（每包重量一担），少的年份也在一万包以上。[9]    房地产经营是上海犹商另一个生财之道和投资重点。从1869年开始，上海公共租界实行"租界章程"，正式规定作为市政机构的工部局有权征税。为了方便征收土地捐税，工部局从1865年开始实行土地估计，并从1869年起作为一项正式措施，每隔几年调整一次。据统计，从1869年起至1933年止，地价大致经过了19次调整，即每隔三、四年就重估一次，实际上也就是增税一次。[10]而房地产业主可以将这些税赋以地租或房租形式转嫁到租赁者身上，自己坐享房地产的增值受益。因此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利润丰厚且稳定的行业，越来越引起上海犹商的兴趣。同时，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商还充分认识到，作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经济中心，上海土地资源有限但未来需求巨大，房地产业有着十分可观的增值潜力。    1877年，沙逊家族购入日后沙逊大厦的基地"候德"地产，开始了其在上海的房地产投资，经过44年的经营，到1922年，沙逊家族在上海共购置了29块产业。这29块地产占地约300亩，投入资金约200万两，产业估价1300余万两，获利1100万两。加上房租约1100万两，共计获利2200万两，平均每年可获利50多万两，平均每年利润率高达24％。[11]虽然与利市百倍的鸦片贸易相比还相差甚远，但作为一种稳定的投资，其回报率已是相当可观了。进入20年代以后，一方面随着沙逊家族被迫退出鸦片贸易，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投机方向，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内战不绝的现实也促使内地大量游资和人员为求安全而涌入上海，促进了上海房地产业的投机和繁荣。于是，沙逊家族将其在上海的投资重点转到了房地产经营上，利用鸦片贸易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加大了对上海房地产业的投入，扩大租地造屋。1926年，沙逊家族利用安利洋行的抵押地产专门成立了华懋地产公司，进行房地产买卖和自建公寓大楼出租。以后，又相继建立了远东营业公司、上海地产公司、上海产业公司、东方地产公司、汉弥尔登信托公司、三新地产公司、徐家汇地产公司、中和地产公司等机构，经营房地产业务。沙逊家族还投资上海第二大房地产公司--业广地产公司，并一度几乎完全控制了该公司，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投资受益。这样，到1941年1月，沙逊家族各直属公司拥有房地产帐面价值已达8689万元，比1921年的1330万元增加了7359万元，上升6．53倍。1941年的房租收入总数为688万元，比1921年的103万元增加了585万元，上升5．68倍。[12]虽然抗战胜利后变卖了不少产业，但到上海解放时，沙逊家族仍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共占地678亩，房屋面积54万平方米，有房屋近2000幢，包括沙逊大厦、河滨大楼、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伊扶司"别墅、罗根花园等公寓、花园洋房、里弄、市房，分布在全市近百处地方。    塞法迪犹商哈同也是上海房地产大亨。早在老沙逊洋行谋职时，哈同就已开始涉足房地产买卖。除了利用自己的积蓄进行少量的购地租房外，还担任老沙逊洋行的大班协办兼地产部管事，专门负责房地产经营。1885年法国在中法战争中失败，引起上海租界外侨的恐慌，纷纷举家外迁，引起租界地产价格的暴跌。此时哈同向洋行大班进言，认为这种状况不会长久，应该趁机大量购入。果不出所言，获胜的清政府竟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上海租界重新繁荣，地产价格也由此回升，哈同为老沙逊洋行赚取暴利500多万两。同时，他自己在中法战争前后贱价收进的地皮也都涨了数十倍。[13]由于哈同在房地产经营方面表现出出色的才华，使得他一举成为租界里赫赫有名的地产专家，"深谙地利，精熟工程，中外人士莫不翕服"。[14]1886年，新沙逊洋行以高出老沙逊洋行一倍以上的薪水聘任哈同为大班协理，专管房地产经营。1887年和1898年，哈同又先后担任了法租界公董局公董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担任两租界董事的外侨。1901年，羽翼丰满的哈同独资成立了"哈同洋行"，开始独自经营房地产业务。他"以敏捷的手段，一忽儿卖，一忽儿买，一忽尔召租，一忽尔出典......专以地皮操奇取赢，则其价日涨，至有行无市。"[15]总之，哈同在上海房地产经营中，凭借其过人一筹的投机才能，洞烛机先，买进抛出，大获其利。到1931年6月19日病逝时，哈同已拥有土地449．098亩，市房812幢，住房544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其中在"寸金之地"的南京路拥有土地16块，面积达111．578亩，占南京路地产总面积的44．23％。[16]其中建于1904年的爱俪园，占地300亩，小桥流水，奇山怪石，景致之佳居上海私人花园之冠，被誉为"海上大观园"    除了沙逊家族和哈同外，其他一些著名塞法迪犹商家族，如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埃兹拉家族、索福家族、亚伯拉罕家族等也都参与了上海房地产经营和投机。安诺德兄弟的安利洋行除在四川中路九江路口建造安利大楼外，还拥有上海霞飞路等地的地产。1926年安利洋行将霞飞路和莆石路（今长乐路）之间的一地产作价90万两作为华懋地产公司的资本。嘉道里家族在上海拥有很多房地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静安寺的大理石大厦，又名嘉道里大厦。这座"宫殿"般的大厦，用料考究，全部由意大利进口，工程总造价高达100万两。整个大厦占地1．5万平方米，室内面积3300平方米，有大小客厅以及20多个房间。其中大厅高65英尺，长80英尺，宽50英尺，极其富丽堂皇，成为沪上名流聚会的中心。埃兹拉家族在上海辣斐德路一带购置了地产，并建造了新康里等住宅，收租营利。老报人顾执中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住的新康里是属于犹太资本家埃直拉的产业，那时的上海房租非常高，外国房主依靠着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时毫无理由的增加租金，属于犹太资本家的房屋，租金加得更快，一年加二次，有时竟达三次。"[17]索福家族也在霞飞路和辣斐德路建造里弄和花园洋房。如20世纪10年代，索福家族兴建私园"沙发花园"（后改称上方花园），与新康花园相毗连。"园中布局是西洋花园格局，有喷水池、草坪，花木葱茏，内景与复兴公园相似。"[18]埃兹拉家族更是于1900年从鸦片贸易转向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和经营。爱德华·埃兹拉以南京路、九江路、四川路、江西路为界，建造了价值100万两的拥有近代舒适设施的住房。他在霞飞路的家很自豪地拥有一个球室和音乐室。埃兹拉家族还是百老汇大厦的董事。[19]    纵观上海塞法迪犹商的房地产经营，其经营方式主要有：1）利用地价级差，进行地产投机。上海塞法迪犹商有些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内任职，如哈同，安诺德，有些则利用其代理人，参与并影响近代上海城市建设发展规划。这样，他们就往往能事先廉价购入规划中具有发展前途的地产，待日后地价重估，投机牟利。如1899年，作为工部局董事的哈同利用参与制定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机会，以低价大量购入"越界筑路"两侧的土地，一下子获得几十倍乃至数百倍暴利。此外，上海塞法迪犹商还对己有地产进行初级开发，提升地价。如哈同为了哄抬南京路一带的地价，化了60多万两银子，将南京路改造成为铁藜木路，使得南京路身价大升，地价成倍上涨，其所拥有的南京路地产也就日升夜涨。2）运用金融手段，扩大投资规模。如哈同在经营房地产时，往往利用其在租界中的地位和声望，将已有地产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再用抵押款买进新的地产，循环往复，使其地产投资取得超常规的几何级数增长。3）采用租地造屋，坐收稳定收益。上海犹商大都将地产租与他人造屋。这一方面解决了自有资金有限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租地造屋，不仅保持了土地自然增值的利益，同时又将经营房产的风险转嫁给了租地造屋者，而且经过一定时期后，土地上的建造物也就归之于土地所有者，正可谓一举数得，稳获厚利。如南京路的劝工大厦、淮海路的国泰大戏院、西藏路的东方饭店，以及部分新式里弄就是这样转到沙逊家族名下的。4）兴建高层建筑，获取最大利润。进入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城市发展逐渐现代化，土地资源，特别是市中心的土地资源日趋紧张，于是上海塞法迪犹商在房地产经营上采取了兴建高层建筑的方法，以谋求获得最大利润。这是因为，一方面高层建筑林立的地段，往往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其地价也自然会相应增长。另一方面，上海的土地捐是按土地面积估价征收的，并不关涉层次高低，因此高层建筑的利润就高。这样，上海塞法迪犹商纷纷兴建高层建筑，到解放前，沙逊家族共拥有沙逊大厦、河滨大厦、都城饭店、汉弥尔登大厦、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等幢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占上海总共28幢10层以上高层建筑的21％。哈同也看好高层建造，在把土地出租给他人造房时，严格规定建楼的层次。象上海南京路的永安公司大楼即属此种情况。     二、     除了主要进行"两土"的鸦片贸易和房地产经营外，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近代上海犹太人经济活动的触角还深入到金融、制造、公用交通和商业娱乐等领域。    金融资本是近代商品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随着近代上海塞法迪犹商投资和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他们对金融资本重要性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塞法迪犹商锐意拓展其金融业务，通过独资创办或合资创办金融机构，控制资金，操纵上海金融市场，以扩大其在上海经济中的影响力。    早在1864年汇丰银行创立时，老沙逊洋行就是其创立者和投资者之一。老沙逊洋行还在上海积极从事抵押贷款等业务。1930年，沙逊家族的新沙逊银行在香港成立，资本金为100万英镑。同年，沙逊家族还与其它资本集团合资，创办了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和扬子银公司。这些金融机构主要在上海进行企业投资，发行债券和金融投机，以充分发挥金融资本的作用，为沙逊家族在上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金融保证。如新沙逊银行从汇丰银行、花旗银行、麦加利银行等单位以6厘利率借入大量资金，又以6．5厘的利率贷给安利洋行等附属单位。这些巨额资金推动了附属企业的发展。    塞法迪犹太人还在上海证券市场上进行融资和投机。如上海公共租界有两个股票交易所，一个是华商证券交易所，一个是外商为主的众业公会。最初在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是本世纪初的外商（主要是英籍犹太人）。193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99人名单中，有38名杰出的塞法迪犹太人。[20]犹太人H．海亦姆是众业公会的主要外股经纪人利安洋行(Benjamin & Potts Co.)的总经理。又如1930年至1934年，沙逊家族以直属企业或附属企业的名义共发行了3628万元公司债券。[21]沙逊家族还在上海外汇和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获得巨额利润。实际上，沙逊家族对上海的工业投资和金融垄断活动从1939年起就已完全转入了投机性的外股买卖，成为上海股票市场"活跃的权威"。[22]    塞法迪犹太人在上海保险市场上也有所作为。1863年，老沙逊洋行和其它4家兼营航运的英商祥泰、履泰、太平、汇隆洋行在上海创办了保家行(North-China Insurance Company)，从事航运保险。在整个60年代，保家行的业务十分兴旺，利润极厚。作为股东，老沙逊洋行除了每年坐得10％固定利息外，还可以得到60－80％的额外红利。[23]新沙逊洋行也开设了保险间，代理英商巴勒水火保险公司(North British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的业务。[24]1924年，美籍犹太人司带(C.V.Starr)在上海开办了美亚保险公司。1932年，司带又与浙江兴业银行合资建立了泰山保险公司。[25]司带及其美亚保险公司一时垄断了上海保险市场。如1927年春夏之交，长江上游水流湍急，到四川重庆的长江轮不断发生重大沉船事故，除了美亚独家经营这项水险业务外，整个上海中外保险行家，无人敢于问津。[26]    塞法迪犹太人大多喜欢从事贸易、房地产、金融等利润丰厚的投机性产业，对制造业的投入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 也有一些塞法迪犹太人或通过直接投资，或通过投资控股等形式投资制造业。安诺德兄弟和卡贝尔格的瑞记洋行于1895年、1903年相继在上海开办了瑞记纺织厂和瑞容机器制造厂，生产纺织品和承建船只、机器、水磨、锅炉、火油油罐等产品。1912年，瑞容机器制造厂与上海万隆铁工厂合并，使其造船能力大大提高，成为上海的主要船厂之一。1936年，该厂又与英商耶松船厂合并，成立英联船坞有限公司，资金达1000万，成为上海最大的造船厂。沙逊家族除了通过兼并安利洋行，控制了原瑞记洋行的工厂企业外，还利用投资控股的形式垄断了上海的饮料工业。沙逊家族通过参股英商麦克葛雷戈兄弟的正广和有限公司(Caldbeck Macgregor & Co.)0．77％和丹麦人的上海啤酒公司10．97％的股份，就在正广和有限公司4个董事中占有一席，并控股了上海啤酒厂。此外，沙逊家族还对造船、食品、采矿、钢铁、纺织等制造行业进行投资，1936年共计投资金额达897．1万元。[27]    在从事贸易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上海犹商还兴办了与之密切相关的航运仓储业。19世纪中叶，新沙逊洋行在外白渡桥北逸建有占地3亩多，高达4层的鸦片土栈。作为大洋行，沙逊家族还拥有自己的运输船队，从事远洋和内陆航运。1872年，老沙逊洋行认购了华海轮船公司的股份。[28]20世纪30年代，沙逊家族趁英商会德丰公司改组之际，通过投资控股，在5人董事会中获得了2席，分别由安诺德和海亦姆代表。这样，沙逊家族就通过会德丰公司以及附属的上海拖驳公司和茂泰洋行，涉足上海航运业、水路运输业和仓储业。早在1890年，安诺德兄弟即购买了两艘新式的轮船，总吨数为2290吨，经营从上海到汉口的内河航道。    上海开埠后，随着租界人口的不断增加，区域的逐渐扩大，市政建设和外国侨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兴办公用事业也就成为必然之举。上海犹商在这中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23年，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核定资本100万两，并规定委任安利洋行为全权经理，由H.E.安诺德任董事长，专营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公共汽车运载业务。沙逊家族也投资了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和上海英商电车公司等2家公共交通行业，投资金额达300万元，接近其各业投资总额的1/3。俄罗斯犹太人所罗门·米勒(Solomon Miller)开设了米勒汽车公司，从事出租车行业。[29]H·嘉道里投资英商煤气公司，并长期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长。[30]           当然，除了几个名声显赫，实力雄厚的塞法迪犹太巨商，近代上海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处于难民的地位。他们中有一些人任职洋行等机构，另有一些则开办小店，经商谋生。通过他们的努力，其中有些商店逐渐成为上海滩上闻名遐迩的名特商店。如俄罗斯犹太人格利高里·克兰巴诺夫(Gregori Klebanov)在上海静安寺路开设了著名的西比利亚皮货店。意籍犹太人路易·罗威(Louis Rovere)于1935年在法租界霞飞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口开设了一家以法式西菜为主，配以意大利式西餐的罗威饭店(CHEZ ROVERE),这是上海滩上最早的"法式西菜馆"。饭店推出法式传统汤菜"洋葱汤"来与淮海路上俄侨的"罗宋汤"一比高低，吸引了一大批顾客，生意十分兴旺。二战爆发前夕，罗威将店转让给一个徐姓的上海人经营。二战结束后，原址无法收回，于是饭店迁至亚培尔路莆石路（长乐路）口，改名"喜乐意"(CHEZ LOUIS)。这就是后来名声鹤起的"红房子"西菜馆的前身。[31]又如今天家喻户晓的"老大昌"，就是30年代由一个法籍犹太人和他人合资开设的。其生产的法式西点、蛋糕工艺精细，奶香浓郁，松软肥润，深受顾客欢迎。俄罗斯犹太人拉比诺维奇在霞飞路杜美路口上开了一家儿童用品商店，并以儿童剧中不肯长大的孩子"彼得·潘"命名，非常吸引顾客。[32]犹太人沈石蒂(Sanztty)以他自己名字的中文译音作店名，在南京路上开了有名的"沈石蒂"照相馆。[33]霞飞路上由奥地利犹太人开的菲亚克斯餐馆闻名遐迩，宋庆龄和宋美龄也曾光顾过这里。[34]    近代上海犹太人还积极投资娱乐业。如维克多·沙逊在静安寺路建造了仙乐舞厅，在南京路经营着国泰大戏院。沙逊家族所属的华懋地产公司在虹口投资兴建了威星大戏院，于1931年开业。德籍犹太人冈勃于1933年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建造了杜美大戏院。戏院系砖木结构，有座位813个，主要放映美国八大公司和鹰狮公司的影片，是当时文艺工作者云集的场所。二战爆发后，冈勃被关进了集中营，戏院由俄国人阿迦立克经营管理。在此期间，杜美放映了《夏伯阳》等一大批苏联进步影片，深受观众的欢迎。二战结束后，出狱的冈勃继续经营戏院至1948年，后转让给一白俄商人。[35]     三、     尽管上海在开埠之前已是"人烟稠密，商贾辅辏"的"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但离现代化毕竟还有着遥远的距离。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起步的。它以对外贸易为先导，租界发展为模式，逐渐辐射扩展而成。上海犹太移民，特别是塞法迪犹太人是最早移民上海，从事商业经济活动的外侨。他们以其天赋的经商才能，在上海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在外贸，房地产等领域十分活跃，颇具影响，在租界管理部门中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他们参与了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并对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积极因素来讲，1）在某种程度决定了上海城市的发展格局和城市外观。开埠后，在有关上海城市发展的格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主张向闸北和吴凇展拓的北进方案，也有上海犹商哈同等提出的向静安寺方向发展的西扩主张。最后，哈同运用其在工部局内的影响力，迫使工部局采纳了其提出的南京路西扩主张。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上海城市中心区的走向，形成了近代上海中心城区东西向扩展的基本格局。此外，犹商沙逊家族和哈同还大力兴建高层建筑，并采纳各种建筑风格的设计方案。这不仅形塑了上海市中心高楼林立的近代化外观，而且也促进了上海建筑风格的多样化。2）促进了城市某些区域的商业繁荣。犹太人十分善于从事商业活动，往往每到一地，就会在所住区域开设商店。上海犹太人人居住较为集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并促进了上海某些区域的商业繁荣。如俄罗斯犹太人在法租界沿淮海路一带开设了许多饭店、酒吧、服装店、面包房；中欧犹太难民于1940－1941年在其集中居住的虹口提篮桥地区开设了各类商店，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使得受二战影响而趋萧条的提篮桥地区的商业重新热闹起来，被人们誉为"小维也纳"。3）引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手段。上海犹商在上海从事经济活动时，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方式，以到达其赚取最大利润的目的。其中有些是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手段。如他们十分重视金融杠杆的作用，沙逊家族就在上海发行了大量的股票和债券融资，哈同等在从事房地产经营时也往往采取房产抵押的手段，以提高资产的利用率。又如他们还十分注意各行业之间的相关性。虽然公用事业的投资利润率相对较低，但沙逊家族仍投资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长期在上海垄断公共汽车的经营权，并通过发展公交运输，使其房地产不断增值。[36]    但是，犹太人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投机性较强的金融、贸易和房地产方面，对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不足，这一方面是犹太民族经商传统和自卫特点使然，但同时也反映出犹太人在上海经济活动方面的掠夺性特征。这对近代上海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犹太人的房地产经营虽然对近代上海土地资源的开发带来了现代化的观念和手段，促进了上海城市的繁荣，但频繁交易中形成的悬殊的地价等级也导致近代上海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和城市面貌的畸形发展。又如犹太人在资本市场的大量投机活动造成上海外汇、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1938年以后，上海外股市场在沙逊、海亦姆、马登、麦边这样一个以犹商为主的集团操纵下，利用中国人的崇外心理，将外股作为主要投机筹码，兴风作浪，使很多中国人遭到严重的损失。沙逊家族在这场活动中，操纵股票市场，哄抬价格，是交易所里兴风作浪的主要参与和幕后策划者之一。[37] [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7页。[2] 张仲礼、陈曾年著：《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3] 克里斯韦尔著：《大班们：香港的商业王侯》(Colin N.Crisswell, The Taipans, Hog Kong's Merchant Princes,Oxford,1981)，第135页。[4]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22－25页。[5] 魏白蒂：《上海犹太人社区述要》，载林克主编：《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6] 《北华捷报》，1916年9月2日。[7]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28－29页。[8] 戴维·克兰茨勒著，许步曾译：《上海犹太难民社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页。[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8页。[10]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35页。[11]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40－42页。[12]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60页。[13] 徐铸成著：《哈同外传》，1983年4月版，第24页。[14] 姬觉弥：《哈同先生兴业记》，载刁节生等《哈同先生荣衰录》。[15] 《时报》，1931年6月27日。[16] 唐培吉等著：《上海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8月版，第62－63页。[17] 顾执中著：《报人生涯》，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45页。[18]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编：《徐汇区地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30页。[19] 前引魏白蒂文，载林克主编书：第331页。[20] 前引魏白蒂文，载林克主编书：第327页。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交易所》，第3页。[21] 前引张仲礼书：第114页。[22] 《财政评论》，第三卷，第三期，第125页。[23] 汪敬虞著：《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9页。[24] 前引《旧上海的外商和买办》，第178页。[2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26] 前引《旧上海的外商和买办》，第130页。[27]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90页。[28] 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29] 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4页。[30] 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61页。[31] 上海富丽华实业总公司编：《话说红房子》，海南出版公司，1997年1月版，第24－33页。[32] 拉比诺维奇之女瑞纳·克拉斯诺（Rena-Krasno）1998年4月24日与笔者的谈话。[3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卢湾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卢湾史话》，第四辑，1991年1月，第214－215页。[34] 前引潘光主编书：第19页。[35] 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上海电影史料》，第五辑，1994年12月，第91页，第304－305页。[36]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83页。[37]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151页。 

唯有事件方能享其美誉，切断某种非事件.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的年份，也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年份，史学界多年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故可称之为“纪念史学”。

文革与五四。评王尧的《“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E3G通过衡量平均到每单位碳排放的国家财富，来确定哪些国家在碳排放限制下更具竞争力。该组织的发现表明，如果中国继续这种改善速度，就能在12月哥本哈根谈判中满足发达国家的要求。

我国已有3亿多人信教？数据怎么那么混乱？为什么他们信教？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中国对外关系六十年研讨会开幕式发言。

该书为文集，收作者1970年代至21世纪文章，选读首章《新技术和家庭劳动》。

李银河的问卷存在很大问题首先是没有能够区分年龄层，再者，电话问卷的形式、打电话的时间、接受电话调查者身边是否有旁人、答卷者的态度认真诚实度等等可能影响答案的方面都没有通过问卷的问题设计本身来甄别。从问卷设计来看，这个调查很失败，因此调查的结果也就很可疑。－－人文与社会

家庭中的公正如能实现，它同样将成为社会和国家的公正模式，成为中国法律得以顺畅运作的文化保障。现代中国只有在建立了新的礼制秩序之后，才能够真正保障每个个体的尊严和人格价值，才能够在根本上实现中国式的法制与正义，也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自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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