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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1967年生于西安，14岁以前在陕西农村上学放羊。父亲在他14岁时意外过世，他放弃读书去了西安建筑设计院接父亲的班，并从此承担家庭开支。1991年他到沈阳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后来又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99年底回到沈阳，用ＤＶ拍摄了铁西区。两年300多个小时的拍摄后，一个5个多小时的初剪版本获葡萄牙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03年又获得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两个最佳纪录片奖。

王兵曾经说过要把《铁西区》放给那里的居民看，但是这不太现实。此类片子的主要观众，不管能否坚持看完，应该都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国外观众。王兵不愿意承认社会中有上下层之分，也不愿意分别阶级，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对那么清晰摆在面前的社会不公正很反感。但是他的拒绝并不能挽救铁西区。

该访谈中，很多部分是采访者的感想，这位采访者发挥着王兵拒绝把铁西区划分阶层的观点，却缺乏对普通人真切的关怀，因而非常天真地把铁西区作为他/她审美的对象，谈及看完影片后的“深沉的愉悦”。

对于铁西区的居民来说，这样糊里糊涂的看客存在与否，对他们是毫无干系的。 －－人文与社会

《山南水北》韩少功著 作家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定价26.00元。一共99篇，选两则先睹为快，要看其他的篇章请去书店购买。这两篇文字都平淡清朗，却暗含着浓重的乡村情思。在清新的乡村和荒野空气里，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的离开，庸俗时尚的侵略，田园的荒芜，老人晚景的凄凉。
以前人眼睛被飞虫迷了，就进理发店，剃头师父随手用青龙偃月刀一画，眼里一凉，虫子就出来了。当然了，只是听说而已，咱没轮上那年月。--人文与社会

1582 年 ﹝明神宗万历十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作“泰西字母”，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这之后，有出于各种动机的多次罗马化努力。1957 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 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汉语拼音方案。1979 年，联合国决议以中国的汉语拼音作为中文译音标准。1982 年，中国汉语拼音通过 ISO 国际标准组织认定，成为汉语拼音的世界标准，但实际上WG拼法与汉语拼音同时使用。近年来，由于汉语拼音在文化社会各方面使用更为广泛，对懂得英语的人群来说，发音也和汉语普通话发音更为相近，世界各国纷纷放弃wade-giles拼法，使用汉语拼音，美国国家图书馆与各大学图书馆等主要研究机构都已经改用拼音。这篇文章讲述了50年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其核心问题是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人文与社会

中国社会学若深入理解和反思现代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变迁,特别是三十年来社会转型和建设的过程,仅靠社会学的学科化和规范化的努力是不够的,也不能仅仅依赖对西方社会理论的摹仿和移植,不能仅仅依赖未经理论准备和反思的单纯的本土田野调查。我们必须通过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社会学前辈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基础,摸索现代中国的可能性出路,从根本上再造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本次研讨通过对严复、孙本文、梁漱溟、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前辈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的考察,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几个基本特质和思想传统,并呼吁社会学界大力开展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本文以日本据台前后日本驻华外交官上野专一、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与汉学家内藤湖南三位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期发表的论述台湾的文字为中心，分析当时日本人的台湾观，并探讨他们的台湾论述中所反映的日本知识界“脱亚入欧”的思想倾向及其问题之所在。

福柯的社会法律思想遍布于他的著作中，形成一个思想的整体。严格说来，至少需要读了他的主要著作，才能把握其思想的总体。然而，由于福柯著作涉及的题材极其广泛――如同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加上他的独特的、以注重细节为追求的表达理论思考的风格――这一反西方学者注重逻辑思辨、抽象演绎、力求建立宏大理论的传统，使得福柯的著作很难以传统的抽象的理论形式加以概述而不失去其精华和说服力。在本文中，朱苏力主要根据他的《训诫与惩罚》一书，同时参考他的其他著作和论文，介绍福柯的社会法律思想。

传统研究中，对于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区分常常含混不清。在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城乡关系是其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由于两者概念意义上的不清晰，在今天看来，长期存在着研究上的许多误区。在城乡关系中，最易引起争议的是明清两代勃兴的市镇，其繁荣之势一度使研究者将它们归入了城市加以考察。它们应该归属于城市还是乡村，对明清城乡关系的变化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市镇本身在发展状况上的多样性，使城乡关系问题显得更加复杂。本文分析指出，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乡村及其两者之间各种关系，应该立足于当时的情景和民众的认识与判定，不应该以现代的理念与标准来简单地评判历史时期中国城乡关系间难以形容的复杂性。

2007年5月，六卷本《读书精选》出版不久，我们试图联络《读书》的两位主编，请他们回顾《读书》杂志十余年来的成绩、不足和持续不断的争议，但因汪晖先生出国，采访被搁置。等我们重新拾起这个计划，却出乎意料地赶上了一场热闹———上周，北京某报刊发了“《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传言”，激起了围绕《读书》的又一轮争议和对峙。　　

在这次采访中，汪晖先生既对我们原来的采访计划做出了回应，也谈及了《读书》的发行量、读者群以及“换帅”等问题。他希望人们能够珍视《读书》的思想空间，理解它的存在价值，参与讨论它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总拿一些陈旧的说辞，针对一本作为载体的刊物炒来炒去。　　

遗憾的是，因黄平先生不在北京，我们同时采访《读书》两位主编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

“从公义和效率两个侧面看，公共卫生都是政府的首要责任。中国的特点，一方面是人口高度稠密，另一方面是公共卫生极其薄弱。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自由的扩大推动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积聚，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今日国家卫生工作最薄弱之处在公共卫生，特别是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基础上的疾病控制和防治。举一个数，2005年全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疾的发病率，每10万人达268.31人（推算全国就是349万之众，未报告的不在内），比 1996年增加了61.5%。”

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道路，天生受到两个国内基本矛盾的制约，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一是基本体制矛盾。主要表现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造成劳动力无限供给、小农村社经济不断细碎化，成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极其严重的根源。

美国法学界从90年代以来有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法学流派：法律与文学。它主张强调法律与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他们当中激进人士更主张，将法律实践本事当做一种文学活动，将控辩双方活动当做一种叙事或修辞。

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成立于2008年8月，是由7名大学生发起成立的关注可口可乐装瓶厂及供应商的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的临时性小组。

同为思想史学者的丸山真男《读(文明论之概略)》(1986)和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精读》(2005),在解读方法以及如何看待日本近代思想历程的基本立场上,都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要追问的是，天下观中难道真的没有值得我们重视、反思的遗产吗？

2008：“巨变时代”的来临 对中国来讲，200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份。对有些人而言，还可能是刻骨铭心的年份。年初冰雪灾害，然后是汶川大地震，随后迎来北京奥运会，还有两岸正式大三通等等。 从人类历史角度思考去年种种非常特殊的历史事件，我认为，历史学家会给予2008年一个非常特殊的评价——极不平凡的一个年度。在这一年里全球发生多起重大而罕见的事情，向我们透漏了这是一个“巨变时代”的来临。所谓“巨变”，是指人类社会结构与秩序出现剧烈变动。通常出现的是一种渐进式演化，而在“巨变时代”，我们过去认为理所当然或非常熟悉的历史坐标，很可能会在很短时内消逝；或是有些历史大趋势我们认为是无可逆转或势不可挡的，很可能就会出现转折。 站在2009年回顾2008年，对于未来人类发展的几个大趋势，我觉得会看得更清楚。这些趋势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存在的秩序与结构出现剧烈变动的一个关头，一个历史分水岭。 归纳起来，有四个或四重我们过去非常习惯或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这时同时出现转折。这种情况我认为不仅是百年不遇，可能是数百年都很少碰上的。这四重历史趋势，昨天我们觉得它们是“浩浩荡荡”，今天来看则是“摇摇欲坠”。 第一个是比较短的历史趋势。后冷战结束至今，由美国唯一超强所打造的国际新秩序（也被称作单极世界），很明显松动了。美国作为唯一超强的霸权地位面临各种力不从心的困窘。它只有20年时间，说它是一个趋势有点勉强，不过回头看，十几年前，主流观点一致认为这个结构很牢固，会维持很长时间。 第二重历史趋势，到今天为止也不过40年左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称之为“第三波民主化”。这一波民主化浪潮似乎也已走入一个退潮阶段。福山宣称的历史终结论，到今天来看，很明显完全破产了。这个趋势也仅仅持续40年。 第三重历史趋势，我称之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周期。先是战后重建，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比较自由的经济秩序。中间也发生一些波折，包括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特别是到了后冷战时期，前苏联以及其他很多过去没有被吸纳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国家和地区一一纳入了该体系。我认为，这个扩张周期至少是遭遇了一个瓶颈，也可能是到了走向颓势的转折点。这个周期大概就是60年。 第四重历史趋势，大概有将近300年，我认为也是最有意义的。根据不同角度来界定，这个时期可以拉长点或缩短点。这300年，是西方世界独占人类历史舞台、作为唯一主角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我认为从今天来看比较清楚，就要告一个段落，接下来非西方世界将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历史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重历史转折：美国单极体系的衰落 在单极体系下，美国不断地试图扩张军事投射力量，试图支配所有地区安全结构与秩序，试图对它未来所有可能的潜在对手做严密的围堵防范。这让它在军事扩张上、军事联盟的扩张上，出现过度扩张(overreach)，达到一个临界点，就会出现各种反弹。北约东扩，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东欧国家一个个纳进来，更准备在这些国家包括波兰、捷克部署反导防御体系。这逼近了俄罗斯忍让的极限，导致了俄罗斯在军事战略上全面性反击，正式与美国摊牌。有几个明显的例子，一个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那天，俄罗斯派军进入南奥塞梯地区，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普京把战略结盟延伸到美国的后院，与查韦斯签署军事合作协议。这也是后冷战以来俄罗斯的海军“彼得大帝”核动力巡洋导弹舰，第一次进入拉丁美洲水域，与委内瑞拉进行联合演习。 所有征兆里，第一届拉美跟加勒比海国家首脑会议可能是最具有意义的。这次会议在巴西举行，有36个国家参加。跟以往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最大的不同，是美国没有被邀请，古巴被邀请了。有人说这是向门罗主义发起挑战的起点，就是说拉美已经开始寻求挣脱美国对这个地区的独霸。这里是美国的后院，这更明显地说明美国单极体系的衰落过程。 包括美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精英，2008年都不约而同在思想上有这种准备和调整。这里引用的代表性言论，均是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事件所引发的大范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东岸最重要的外交精英智囊机构“外交事务协会”总裁Richard Haass在《外交事务》上写文章，明确指出美国单极时期已经结束，21世纪的国际关系将是一个“无极”的秩序。当然，到底是一个无极还是多极值得商榷。今年上半年“外交事务协会”还组建一个课题小组，专门研究未来拉美与美国的关系。他们说美国在拉美的霸权结束了，美国必须重新调整在拉美的政策。《外交事务》是美国权威性的外交刊物，至少代表了美国的权威性观点。它对东北亚的战略评估也是一样的。 后冷战的单极体系为什么维持了不到20年？作为唯一超强的局面为什么无法持续下去？大概可以归纳成几点： 第一，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跟其他国家的差距在缩小，尤其是科技领先力和产业竞争力。美国过去15到20年的高生活水准以及每年3%～4%的增长率，很大一部分源于虚拟财富，也就是资产泡沫。它需要资产泡沫，向未来举债，和向国外借贷来支撑它的繁荣。从1985年开始，美国就由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 2007年外国机构与个人对美国的净债权总额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美国私人部门的整体负债，也从1978年GDP的118%增加到2008年的 290%。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总额在2007年底就已经达到GDP的65.5％。 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联邦负债更是直线上升，2009年首季已达到11兆美金，而美国GDP大约是14.2兆。这个数字还不能反映美国国债真正的规模，根据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大卫·沃克尔（David Walke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次长）的估计，将美国政府各种隐形负债（如对国民社会保险及退伍军人抚恤的支付义务）累加，2007年底，已高达52兆美金，接近2007年全球GDP54.3兆的规模。今天，它的三大赤字：国债、贸易赤字和私人借债赤字已经累积到了极限，难以为继。 其次，美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调，也导致美元霸权地位摇摇欲坠，这也是加速美国单极体系式微的一个重要机制。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滥用其铸币特权、涣散的金融监管与松弛的财政纪律，让美元币值信用成为威胁全球经济体系稳定的不定时炸弹。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更激发世界各国倡议建立新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来彻底打破美元的独占地位。例如，最近联合国大会成立“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改革委员会”，提出一系列相当激进的改革建议。这个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主席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出任，他一向认为IMF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时严重失职，这才导致亚洲国家在过去十年间大量囤积外汇，加速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斯蒂格利茨主张，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未必需要积极响应欧美所提IMF增资的要求，他们应该考虑在IMF架构外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在此之前，他们可以先扩大区域性的货币基金，例如“清迈协议”所倡导建立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基金，或是由委内瑞拉等7个南美洲国家组成的“拉丁美洲外汇储备基金”(FLAR)，让这些区域性机制扮演短期融资与稳定区域金融的功能。这些大胆的提议现在纷纷出笼，因为许多国家都意识到，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经济管理者，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机制来限制美国滥用其铸币特权。 第三，政治上，过去的十几年，甚至可以回溯到里根时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当道，让美国的软实力大幅消退，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的道德基础受到严重的打击，更必须倚赖军事威慑力量。它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围堵，也使它陷入一种过度扩张。它的资源，它国内的政治支持的基础都不足以支撑这种无止境的全球范围内的围堵政策。 意识形态上来讲，它所主导的这种全球经济秩序所依赖的核心思想，有些学者称之为“华盛顿共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核心思想也开始退潮，在世界各地都出现反全球化社会运动。最近几年，拉丁美洲的左翼势力明显兴起。看近一点，9·11事件和美国进军伊拉克发动战争加速了这种整体体系的颓势。在这个大背景下，“次贷危机”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趋势在之前就已经显露出很清楚的征兆。所以《纽约时报》很有名的专栏作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美国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器就藏在美国自己家里面，藏在华尔街。过去的金融创新，衍生性金融产品，它所累积的风险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财富摧毁力量，对实体经济的摧毁力量比原子弹还可怕。 第二重历史转折：第三波民主化退潮 对第二层或第二重历史趋势的观察，我觉得可以从东亚，从我们自己的周遭环境来思考。先看东亚唯一的算是比较有长久实施民主经验的日本，三年换了三个首相。我觉得这不是个人领导问题，也不是派系政治问题，而是它的政治体系在应付日本当前所面对的经济危机或者结构转型障碍时，遇到了一种公共治理上的难题，所以每个首相的政治生命都很短。 2006年他信被军队推翻以来，泰国事实上就陷入严重两极对立的困境。2007年年底恢复选举，他信集团仍获得国会多数，反他信的泰国曼谷中产阶级没有办法接受选举结果，乃用社会运动方式，组织“黄衫军”用街头对抗方式，来瘫痪执政党。他信支持的政府倒台，他信集团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鼓动支持群众组织“红衫军”包围总理府，甚至逼使泰国政府临时取消东亚高峰会。这样的街头斗争恶性循环已经轮回好几次，到今天为止也还没有真正找到出路。 韩国的左右两个阵营的对立也越来越激化。它不仅表现在2008年初的美国牛肉进口事件，还表现在最近国会要批准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FTA）。韩国内部的冲突无法在正常的民主轨道上获得解决。 再看北边的蒙古，上次国会选举也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选举暴动。也有人说这可能跟境外势力有关，也可能是另外一场没有成功的颜色革命，当然这只是一个揣测，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说明他们内部的两个政治力量之间，都不遵守基本的民主游戏规则，对于民主程序事实上没有牢固的共识，而且政治上的竞争已经转化为政治上的斗争。 在整个东亚，菲律宾可能是实施民主最凄惨的社会。菲律宾现在的总统阿罗约，我相信各种对她的指控应该是证据确凿。她个人、家庭跟丈夫的贪腐，跟她过去在大选里面的做票问题，在任何一个正常民主国家里都会导致总统辞职或者被弹劾。菲律宾的反对运动结合部分国会议员在国会里面已经发动了4次弹劾。因为宪法规定每年只能最多提一次，一次失败以后要隔一年，2008年是第4次，但她每次都能很轻松地躲过这种弹劾。她如何躲过弹劾？很简单，就是用现金买通绝大多数国会议员，这种政治操弄已经让民主变成一场虚有其表的假戏。 根据我对于东亚国家公民对他自己政治体系的评价所做的一些调查，有些信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收集的指针非常多，这里只选择其中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指针加以说明。该课题叫Asian Barometer（网站是www.asianbarometer.org）。这个指针就是问受访的群众认为他们的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响应民众的需求。在我们所调查的国家中，一类是传统上被分类为民主的国家，也包括新兴民主国家：日本、韩国、蒙古、菲律宾、泰国、印尼。另一类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这些通常被认为不民主或者说民主不够充分的国家或地区。很有趣的对比是，在日本等这些民主国家，认为政府能够有效地响应民众需求的比例都很低。日本只有33％，韩国只有21％，台湾只有35％。这个调查是2006年做的。蒙古只有24.6％，菲律宾32.7％。泰国稍微高点，47％，调查是在上一次军事政变之前做的。如果来看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情况，马来西亚是56%，新加坡是66%。 这个对照让很多人惊讶——在能不能响应民众需求或需要方面，半威权体制评价要高于民主体制。我相信，拉美、东亚、中东欧等很多的新兴民主国家或地区，它们的整体表现让那里的很多民众感觉到他们的期望与实际有很大的落差。 我们也可以评论一下印度的民主实施经验。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头衔。印度每5年举行一次国会选举，每次选举覆盖七亿一千四百万的合格选民，这是全世界最多选民参与的选举，也是选务最为繁重而复杂的选举。不过，最大的民主并不意味着印度的民主可以造福最多的人民，实际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学术界对于印度民主一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正面观点认为，印度民主虽有明显的菁英主义色彩，但基本上还是可以促使印度政治菁英重视中下层民众的需求。民主制度能够在一个像印度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贫瘠、贫富差距悬殊、族群关系复杂、宗教信仰冲突不断、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落地生根，诚属难能可贵。乐观的学者甚至认为，民主赋予印度政治制度上的竞争优势，印度的崛起最终可以迎头赶上中国大陆。 负面观点认为，选举只是为世袭政治菁英长期垄断政治资源披上合法外衣。印度民主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福祉，大量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与基本需求仍得不到保障，还须长年忍受贪污横行、效率极低的官僚体制。尽管印度这几年经济发展速度十分亮眼，但在减少城市贫困人口、解决农村土地分配严重不均、消除贱民阶级与妇女受到社会歧视、化解族群间暴力冲突、消弭黑社会对贫民窟宰制等问题上，进展十分缓慢。悲观的学者甚至认为，印度的劣质民主永远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民主将是限制印度崛起的一大障碍。 最近《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金像奖名片，让从来没有去过印度的人，对孟买贫民窟实况大开眼界。不过，一般观众可能不知道，在孟买这个1400多万人的大城市中，60%左右的人至今还住在贫民窟。有一个叫达拉维的贫民窟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可能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一百万人。这里人均居住面积不到3平米，没有正常的供水，平均1400多人使用一间厕所，苍蝇乱飞，老鼠横行，各种传染病频发，堪称人间炼狱。 孟买贫民窟里有很多民间志愿者组织，真心诚意为贫民服务，如办教育与提供医疗服务等，但真正在贫民窟里呼风唤雨的是黑社会老大，他们控制水电，掌握奴隶一般的童工与娼妓，他们长期包养警察，还与政客勾结，让孟买贫民窟成为一些政客的稳定票仓。孟买市政府过去10年推动的贫民窟改造计划像蜗牛爬行一样慢，还不如重庆市一个季的旧城危房改造进度。 最近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发布2008年全球饥饿指数报告。在全球88个中低收入国家中，刚果得分最高，为全球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印度排名第66位，北韩排名第53，中国大陆（不含港澳）位居15。也就是说印度面临的饥饿问题要比经常闹饥荒的北韩还要严重。“最大的民主国家”这顶帽子实在应该让印度政治菁英感到汗颜。 所以最近研究民主的学者开始担忧这样一个倾向。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Larry Diamond，美国刊物《民主》的共同主编，在2008年《外交事务》上发表一篇文章，被很多人引述。他说，经过多年的民主进展，现在全球进入民主萧条期或衰退期——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只是一个表象，各种劣质治理是很普遍的，他们的司法机构或军队滥权，或者说少数的寡头精英透过民主程序完成权力的独占，等等。我认为他所谈的民主退潮现象，不管是说民主体系本身可能不能稳定地维持住，或是说民主的门面勉强留下来，它的内容或内涵都已经被腐蚀或掏空。这种现象大概在很多第三世界民主国家都很普遍。 他的分析角度是纯粹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出发。从新兴民主国家的危机根源来看，我认为一种病症普遍出现在很多新兴民主化国家——他们的宪法是没有根基的，是移植过来的，不是自己社会土壤或文化土壤中成长出来的。所以它的精英的民主信仰与法治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这些人并不真正相信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民主不过是取得权力的必要手段。如果只要任何情况下能够躲过制裁或者愿意冒风险，政治精英经常可以违背民主程序。在竞争中，你不遵守游戏规则，我也不可能遵守，最后这个竞争就变成斗争。不同国家之间，邻国和邻国之间，不同地区和地区之间，经常会学习别的国家的这种恶质的竞争伎俩，变成一个传染性的东西。 如果它无限制地扩散，就会让选举变成一种社会里不断加深对弈矛盾的机制，而不是一个化解冲突的机制。这与原来民主理论想象的不太一样。选票替代子弹，这只是原来对和平竞赛的一种想象，但它的现况可能不全是这样。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过程不充分，官僚体系也缺乏治理能力和独立性，军队与司法也无法超越党派，所以它根本不具备一个法治国家的条件。最后一点，我想是政府能力跟不上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跟社会动员的速度。这个也会让政府经常面对它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巨大落差的治理危机。挖得更深一点，像 Larry Diamond 所谈的这些现象，实际上还忽略掉了第三波民主所源于的历史大环境本身就存在着两重结构性困境。这两重结构性困境，实际上让第三波民主注定在很多国家都很难成为一个良好治理的政治体制。 第一个困境是，美国作为推动民主的唯一超强，却不能提供一个民主治理的好示范。特别是过去的20年，他的民主遭受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双重侵蚀。美国也干预很多其他国家的政治，有时是从人权民主角度，更多是从美国战略利益角度，也就是说扶持亲美派，打击反美派。亲美政权做票赢得选举，美国也会纵容它；反美力量即使符合民意而上台，美国也会制裁它。这样它就没有办法帮助这些国家的民主走上正轨——反美的暴力行动就是恐怖主义，亲美的就是“自由斗士”。很多中小型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多党竞争反而给外来强权提供一种干预机会。国内竞争团体各自有后台老板，不愿意妥协，斗争更加剧烈，更加深化社会内部的分裂。 另一个困境也很重要，这是第三波民主与前两波最大的不同。第二波民主化，是由工人和农民反抗资产阶级压制，争取参政权，经过很长时间斗争取得的成果。第三波民主化看起来很平顺，很多国家旧的政治体制结构一瞬间可以被替代。在很多原来采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资产阶级不对民主化有任何抵制，甚至是十分欢迎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波民主化，对资产阶级是毫无威胁的，市场化与民主化结合成一个连体婴儿。彻底市场化、彻底自由化，让劳工群体不可能透过民主真正改变他们的不对等经济地位。 在这个层面上，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不断地在加速掏空国家的社会保障职能。虽然政府是民选的，但是选出来的政府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因为它受制于全球市场力量的强大节制。同时政府面对越来越多的两极分化、贫富分化，能够着力的地方也非常有限。这时社会冲突是很难避免的。在过去，民主社会主义是可能的，比如说战后头20年，资产阶级跟劳工至少在福利国家上达成了一种妥协。但现在这种妥协从资产阶级看来是一种奢侈，不需要。因为经济自由化给他前所未有的一种移动能力，一种在全世界到处自由移动的选择，一种制定基本社会游戏规则的特权。这样他根本无需跟国内其他团体做任何妥协，它甚至不需要长期呆在特定的一个国家。这是第三波民主化的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我觉得这也造成它一种必然的困境。 第三重历史转折：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已成强弩之末 在这个问题上，在今天这个时点上，这是一个阶段性震荡还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周期结束的先兆，还需进一步观察。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框架可以引导我们做两种思考，一种思考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它的扩张动能，尤其是以一种自由经济秩序作为指导原则的动能，已经很清楚地在减弱。这个减弱第一个明显征兆就是2008年多哈回合谈判的触礁。过去美国和欧盟主导多边贸易自由化，这套游戏规则在制定过程中遭遇到强大的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实质上是质疑，全球化风险跟利益分配在很多国家内是不公平的，是完全不对等的。这说明了为什么在很多社会里形成了对全球化的阻力。这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危机，也只是说脚步放慢，或者说必须做进一步调整。最极端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波金融危机可能会引发一个类似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大萧条。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今天这个时点上还不能说是肯定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There’s no way like the American way这张图片(见上图)，是关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街头一个景象的。这群人在排队领取饮水和免费的食物。他们都是失业人口。后面有一张很大的海报，在宣扬American dream或者美国生活方式，标题叫作“world’s highest standard of living”（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准）。这是大萧条时代留下的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张图片。70多年后，全球经济会不会再度陷入这样的谷底？ 目前全球遭遇的经济危机，到底是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暂时的一个脚步上的减缓，还是真正进入一个结构剧烈震荡的阶段？我觉得两个可能性都存在。我觉得思考当前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所遭遇到的危机，可以参考乔万尼·阿瑞吉的经典性著作《漫长的20世纪》。阿瑞吉的累积周期理论从历史的角度，也从马克思的分析架构里，演绎归纳出一种历史分期。他把以美国为核心的周期，相对于之前以意大利城邦及西班牙、荷兰、英国为核心的三个历史周期，每一个周期大概都是一百年或者是一百年多一点，而且周期似乎有缩短的景象。这四个周期都有类似的特征，通常都是经过一定的物质资本扩张时期，然后进入金融资本扩张的转换过程。尤其核心国家，其经济结构表现非常清楚。后面的推动力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资本要求自由，最自由的资本就是金融资本，因为所有的工业资本会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生产过程上，不容易被随时随地变现。 另外一个就是利润逐渐下滑的必然趋势。因为这两个趋势，物质资本扩张的初期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增长动力和累积速度。越来越多的市场变成商品竞争市场，它的利润就会不断下降。过去累积的资本要寻求新的出路，就会进入金融资本扩张时期。资本主义扩张最终都会由于金融危机爆发而出现整个累积周期的断裂。这是前三个周期都出现过的历史循环现象。 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进入了阿瑞吉所讲的资本扩张时期。是不是已经走到这个周期的尾端，这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不过可以看出，这个转化从物质扩张到资本扩张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这从核心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看尤其如此。表现在金融国际化方面，最早开始出现的就是以石油美元为基础的回流，这种回流过程以跨国金融机构开始进行所谓主权国家的借贷，这是第一期的金融国际化的过程。它后来导致80年代的外债危机和90年代初期的外债危机。不过这个动能还是非常强，尤其华尔街对美国财政部的影响力，然后是财政部对IMF的影响力。美国从90年代开始全面推动金融全球化，要求每一个国家开放资本市场，然后让跨国资本以及各种金融创新工具无止境地加以扩充。虚拟经济的增长达到一种难以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在这个过程中资产泡沫也不断膨胀。 2008年全球外贸交易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大概是3.9兆（万亿）。这里有将近2/3都是衍生性交易，也就是说都是高杠杆投机套利的，或者说把外汇交易转换成一种赌博工具。2007年全球全年贸易总量不过30兆多一点，而每天的交易量就有3.9兆。一年大概有200个交易日，也就是说一年将近有 700多兆的外汇交易量，虚拟经济的交易总量是实体经济交易总量的20几倍。过去7年平均起来，每年全球金融商品交易总量，也是全球GDP的35倍到50 倍之间。 这几年最流行的一种衍生商品CDS（信贷违约掉期）是导致美国最大的保险集团AIG倒闭的地雷。现在虽然信贷违约掉期市场已经从2007年的高峰开始萎缩，但仍旧很大。它的部位有多大呢？2008年年底还有54兆或是54万亿美金那么多，单这一项衍生型金融商品就等于全球GDP总和。这些合约大多在2009与2010年将陆续到期，如果出现大量违约，美联储就会没有足够的“子弹”来解决这个问题，除非大量印钞。 去年9月美联储一口气向AIG集团注资750亿美金，让AIG不倒闭。今年3月又提供300亿美金的紧急融资。因为AIG是信贷违约掉期市场上最大的发行者，如果AIG倒了，它所有的交易对手（包括花旗、高盛、摩根土丹利等）都会出现倒闭风险。2008年9月14日，就是美联储跟美国财政部出面救 AIG的时候。他们向国会山美国两党政治领袖做了一个汇报，说明为什么必须动用750亿美金救AIG。 他们告诉美国国会议员，如果明天纽约股市开市时还不救AIG，那么就不会有“美国经济”。这话等于是世界末日警告。很难想象这是来自美国财政部长跟美联储主席之口。在这个金融高度扩张、虚拟经济快速膨胀的时期，全球大多数主要投行的避险基金，他们的杠杆都是高达35倍到50倍。现在就是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去杠杆化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巨大的金融摧毁力量？就是因为它的高杠杆。所以难怪最近克鲁格曼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最近20年的美国经济就趋于变成一种“老鼠会”经济。 我前面所讲的三重历史趋势转折，其实都有中国直接或间接的因素。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也不见得是关键性因素，但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一是中国崛起本身就是在削弱美国独霸的战略格局，为亟欲摆脱美国战略围堵或政治支配的国家找到战略依托。所以不管是普京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还是委内瑞拉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路线，后面都有中国崛起的因素，当然还包括巴西主导的拉美与加勒比海峰会。 二是中国崛起带动能源与原料出口国经济地位上升，再加上中国所展现的有别于典型自由市场的特殊发展模式，让准备寻求其他发展模式或政治模式的国家，不管在物质条件或意识形态空间上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这在拉美表现得更清楚。 第三点就是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全球经济体系内工业生产能力和制造业的劳动供给急剧扩张，加速了马克思和阿瑞吉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的过程，推动西方国家经济体系从物质扩张往金融资本扩张的阶段加速移转，但快速的移转也造成了这波金融危机，整个20年的虚拟经济膨胀和资产泡沫增长。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崛起在过去特别是过去的20年，对全球商品尤其是工业产品带来通货紧缩的效果，或至少是压低物价的效果，中美间贸易的基本失衡反而诱导美国产生一种错觉，包括格林斯潘这样的人，以为美国真的出现了“新经济”，美国真的有一个生产力奇迹般的持续高增长的新经济，然后美国可以享受低利率、低通膨这样一种长期繁荣。这是中国崛起带来的一种潜在作用，这作用让他们有这种错觉，让它敢用历史上最低的实质利率去支撑这个资产泡沫，最后让这个泡沫累积到一个几乎失控的地步，而且在破灭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这个过程没有任何阴谋在里面，也不是事前能预料的，它是属于不因人的意志移转所形成的一种后果。 第四重历史转折：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最后谈论第四层。我们现正进入一个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时代。西方国家独占世界或人类历史舞台的时期结束了。这个观察其实也不仅仅是我有这样的判断，不少美国以及美国以外的公共知识分子都看到了。 2008年有两本书提出这个大课题。美国《新闻周刊》总编辑Fareed Zakaria 2008年出的一本书叫做Post American World。他认为当前的转折是过去五百年来人类历史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个是西方世界的崛起，第二个是美国的崛起，第三个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 新加坡李光耀管理学院院长吉斯霍尔·马哈布班尼的《新亚半球的兴起》也试图描绘这样一个趋势——几个世纪以来亚洲人，中国、印度、穆斯林跟很多其他民族都是世界历史里的配角或甚至旁观者（这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是被支配者），今天他们已经准备作为主导历史的共同的主人，共同掌舵人。 去年11月华盛顿和今年4月伦敦的两次G20高峰会，也是划时代的历史大事，正好印证了我们所讲的这个新时代的开端。 首先我们看华府的G20峰会。不用说20年前，也不用说10年前，5年前都无法想象这个画面会出现——美国为了解决金融危机，邀集全世界重要工业国家的领袖会商对策。华府峰会主角都是非西方世界的领袖。这会议形式意味着西方国家承认这些非西方世界重要国家在全球事务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且准备跟他们分享这个决策权。当然在这个阶段，西方国家更多是想让这些非西方国家多承担，来帮助西方国家解决所面临的金融危机。 如果说华府峰会只是一个临时性集会，而且是一场形式重于实质的政治大秀，那么伦敦峰会的召开，意义就显得不同。首先，伦敦高峰会确认了G20的地位，成为最重要的、定期性的全球议题协商机制，它的功能马上取代了富国俱乐部G8过去的角色。伦敦G20会议最值得注意的成果，就是激活了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改革计划。这个改革计划真正有重要的内容，不再只是大幅增加可贷资金规模，而是针对IMF的宗旨与任务、决策机制、经济治理哲学，以及最高层人事进行改革。 伦敦峰会前夕，美国与欧洲担心金砖四国试图在IMF架构外另起炉灶，更担心他们不愿意参与IMF的增资计划，所以实时推出改革计划。欧美承诺在 2011年1月前重新安排IMF投票权，让金砖四国取得更大份额。虽然目前仍不确定美国是否愿意放弃它的否决权（让投票权降低到15％以下），不过至少会让四国投票权比例总和也超过15％，这样双方都有权否决对方的提案。美国也私底下说服欧洲准备放弃对于IMF高层人事的独占权，打破世界银行总裁一向由美国指定、IMF总裁一向由欧洲人出任的惯例。现在西媒已经开始评论，一个可能性很高的妥协方案是：下一届世界银行总裁将由中国人出任，下一届IMF总裁将由印度或巴西人出任。这在过去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我们思考这个大转型过程，需要一个更宽广的视野，需要更长的历史坐标。麦迪逊的《世界千年经济史》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美国在后冷战的 20年里，曾经短暂地维持了单一超强地位。这个短暂的历史结构，是人类历史的一种例外，而不是一个常态。麦迪逊的长程历史观告诉我们，如果把历史的尺度拉长为一千年，西方国家独占人类历史舞台可能也是一千年里一个特殊的而不是一个常态的时期。世界经济的这个结构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重组，而且这个重组的脚步在过去50年内是在加速进行。可能30年或40年后会出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面貌，出现全球生产力的重新分配或者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也必然带来一种权力结构或者意识形态场域的多元化格局。这就是今天可以预见到的。麦迪逊对2030年全世界GDP比重有一个预测，按照购买力等值计算，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逐渐降到17.7％，中国将上升到18.4％，印度将占10%，西欧将下降到13％。对全世界人类来讲，这个可能是更公平一点的经济资源配置的结构，也更接近人类千年历史的常态。 这几年一些西方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且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世界经济结构出现这样一个深刻变化，那它对全球秩序会带来怎样的意涵？可能出现怎样的秩序与权力结构变化？过去，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于全球事务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秩序与规则来进行管理，大多是一种西方中心的思考。如果西方中心的这种观点正逐渐被淘汰或被迫调整，接下来可能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西方国家是比较忧虑的，他们担心混乱与冲突，或从他们角度来说，一种文明的倒退。我认为这种忧虑本身还是西方中心思想下的一种反射，Steven Weber和他的学生2007年在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上的文章《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就代表这样一种思维。这篇文章忧虑非西方世界会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另外建构一套国际交往规则，把西方国家的国际规则摆在一边。他的忧虑是非常深刻的。 如果跳脱西方中心思维来理解非西方世界崛起的意义，它首先意味着传统的南半球与北半球的贸易关系或分工体系会出现根本变化。南方国家长期以来受制于一种不公平的交换。这样一种不对等国际交换体系会出现根本改变。因为中国和印度以及很多新兴国家加入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工业产品价格会更趋于合理化，相反农业矿产资源生产国家会得到一种比较合理的回报，也因此财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个剧烈的重新分配，当然也包括权力结构。 更重要的是思维或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们过去非常习惯一种一元的现代性观点或者说一元的现代性坐标。我认为将来可能会普遍接受多元现代性观点，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走不同的发展路径。他们可能会循着不同的道路或模式走向现代化，没有单一的现代化道路，也没有共同的终点。这样一种思维坐标，将是未来的一个特征。 还有因为中国和印度崛起，他们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及他们对地球资源的潜在需求，让很多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已看清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物质文明是没有办法在全球范围复制的，尤其是美国消费主义，是不能复制的。复制的话，我们就需要6个地球，而不是一个地球来维持这一个物质文明。后进国家没有选择，被迫找寻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来解决公正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中国崛起是加速多元格局的重要力量。其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而在于它的发展模式怎样被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是一个固定模式，而是一个演进的、不断修正的模式。但它毕竟已经产生出一种具有自己特征，以及有别于西方的一种理念导向。这种发展模式所受到的重视，以及不断被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加以重新的理解和认识，会加速一元现代性架构的危机。在全球意识形态场域里，将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讨论，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唯一可参考的架构，也不能简单地以形式化的指针来评价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在这个多元格局里，没有先验的普世价值，任何制度和价值都必须在不同的土壤、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经过实践来检验，才能获得特定时空下的正当性，没有国家和地区仅仅因为披上代议民主的外衣就自动取得政治文明的优越地位。谁都不应该有这种优越感。 西方代议制民主，必须要在更根本层面上响应民众的基本需求，也就是说人的安全保障、人的发展的保障、社会公正，以及维护民族与国家生存发展的机会。在这些最基本的国家职能上满足公民的期待，才可能具有正当性。如果代议民主体制在这些重要职能上满足民众需求，才可以与中国模式相提并论，或进行竞争，否则，并不能产生先天的优越性。 不同体制有自身的弱点，也有自身的长处，只能说各有其特性与特色。很有趣的是，《纽约时报》很有名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一本新书，叫做《世界又挤又热又平》，其中一个章节的标题非常有趣，叫“做一天中国”。不能每天做中国，但可以做一天中国。为什么做一天呢？他的比喻怎么来的呢？他跟最大的工业集团之一通用电气的总裁伊梅尔特讨论美国未来的能源政策。伊梅尔特谈了一套构想，美国应该在能源税制、资助替代性能源科研、制定汽车工业新的排放标准等各方面立即做全盘性调整，美国才能充分摆脱对进口石油依赖，能够节能减排，能开发新的绿色产业，同时彻底改变美国人浪费能源的习惯。他说美国下一任总统一定要做。 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你讲的我完全同意，不过在我们的政治体制里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利益团体政治本身。既得利益集团很容易透过游说来否决你建议的立法。他说，我们也许在一个情况下可以做到。什么情况？当一天中国。当然他把中国的体制也想得太简单，其实没那么单纯。不过我们可以假定他想象的情况——某一天政治局开会，一口气发布中央1号、2号、3号、4号、5号文件，把所有你要的法律一次性颁布，第二天又回到美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话背后的政治学理论意涵在哪？就是说中国这个体制有它各种不合理的地方，但可能追求在实现“社会最佳结果”上，相对于美国多党制的利益集团、多元政治体制，有它的优越性。这个话我觉得是半开玩笑半认真，但说明了一部分的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 针对中国政治模式的特殊性，我最近提出一个新诠释。它正当性的基础在哪里？它对第三世界国家值得参考的价值是什么？西方模式基本上强调“民治”，就是人民治理、人民统治。这个概念借用了林肯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是说一个理想体制应同时具备这三要素。of the people ，“民有”这东西很抽象，不易具体化。顶多是对外要独立自主，对内则能同时具备“民治”与“民享”，那也就能够达到“民有”了。重点是怎么来设法实现“民治”和“民享”。但西方体制把“民治”摆在首位，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保障人民参政权利，只要有定期选举，有选举权，有多党竞争选举，在他们的假设里，民享是必然的结果，甚至你不必问是否有民享。因为只要有民治程序，就自然会得到民享，民治就决定了民享。这是西方主流政治思想的假设。 我觉得中国的体制更多的是建立在实质上是否会实现“民享”，或者用胡锦涛的话就是“为民”，为民所想，为民所用。诉求重点在于结果，在于 output，而不在参政，不在公民是否有机会参与决策过程。西方国家，也有些是在程序上具备民治的制度安排，在实质结果上也接近民享的理想，比如北欧。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多半情况是形式上模仿“民治”程序，“民享”常常是落空的。在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比如中国政治体制是一党执政与多党协商，是刻意排斥西方民治程序的，但相对来讲可能有更大机会实现民享。这也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这是我对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个重新理解。我判断在下个10到20年里，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场域里面，中国的政治模式会变成受到很大关注的一种话题，一个辩论焦点。 最后我谈的是，我们过去所习惯的全球化过程，会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或者说全世界各种反全球化运动，而开始出现退潮。我觉得其实倒也未必。应该说，第三世界国家也因为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这样一个网络科技发达的时代，不管是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或者是他们彼此间所能发展出的一种更深刻的合作与交流机会，他们之间绝对可能进行一种更全面的全球化。但这个全球化跟前面20年不太一样，它最大特征就是deAmericanization(去美国化)，就是逐渐摆脱和降低美国的主导与影响。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会逐渐被扬弃。或者至少说，经过美国这次经济危机，他们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病与风险可能被看得更清楚，他们的物质文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会被看得更清楚，更不用讲它所产生的社会不公正、社会分化、贫富差距以及对环境的巨大威胁。作为一个创造财富跟繁荣模式，美国模式有其不可持续性。 欧洲也会松口气，因为原来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过去20年里是在巨大压力下被迫做调整的，是处在以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美式资本主义的压力下的。现在这个压力会减轻很多。有人说美元霸权短时间不可取代，我看未必。美元币值的信用危机会来得非常快，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征兆在我看来已经开始出现了。最近中国跟韩国的换汇协议，短期内解决韩国的外汇不足问题，但它带来新的交易模式，以后某些韩国企业跟中国企业交易，在局部范围内可能是用韩元计价或者说人民币计价，而不直接用美元。日本跟韩国也进行换汇协议，也意味着他们会用双边货币作为某一些贸易活动的计价基础。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有深远意义的变化。我最近也注意到香港正慎重思考港元是应该与美元挂钩，还是跟人民币挂钩，以及它跟内地的贸易是应该用美元计价还是用人民币计价。人民币虽然不会全面的国际化，但是局部的国际化已经开始。这对美元霸权长远来看会产生一种撼动力量，尤其这一波美国为了解救其金融危机，大量无限制的发国债，它的债信危机可能也会慢慢浮现上来。 “去美国化”的全球化另外一个特征是，它的例外主义应该不被接受，不被承认。过去美国制定游戏规则，但它自己却保留选择性不遵守的自由。这包括美国滥用铸币权，可以累积大量的贸易赤字，但不需要做任何严厉的宏观机制调整。在“去美国化”的过程里，我认为更公正的全球秩序比较可能出现。虽然不一定会出现，但出现的机会会更大一点，也让第三世界国家有机会追求一个更公平、可持续性更强的发展模式。 我也不希望美国一蹶不振，希望奥巴马政府对于美国过去20年或30年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一个比较大的矫正。我也不是很乐观，因为一个人很难改变一个大的历史结构。最近他所任命的财政班底还是华尔街的核心精英集团，大部分都是与美国克林顿时期的财长鲁宾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士，所以未必带来很好的预期。 不过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全球秩序里充满着荒谬，充满着不公正，人类历史不应该长期保持这种状态。我随便举个例子，全世界今年大约有10亿人处在饥饿和极度缺乏营养的状态。发达国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援助金额非常有限，远小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几个月所需的军费。全世界资源的配置，所有过去主导事务的基本框架的确是以西方世界利益为核心的，只照顾地球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们期待有一个全面性的调整。也许当一个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时候，这样一个可能性越来越近。 作者系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特聘研究员，蒋经国基金执行长。

为什么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不能让我们感到修昔底德式的悲凉呢？施特劳斯认为，原因在于马基雅维利没有对“普通”事物的神圣感。

小津安二郎，在他的同胞心目中，是所有日本电影导演中最具日本特色的一位。他毕生的电影，只有一个主要的题材，即日本的家庭，并且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家庭的崩溃。崩溃中的日本家庭在他的53部剧情长片中都有所描绘。在他后期的电影里，整个世界落脚于一个家庭中，人物与其说是社会成员，不如说是家庭成员更为恰当。世界的尽头就近在家门之外。 小津电影中的日本家庭，像现实中的日本家庭一样，有两个主要的延伸部分：学校和办公室。这两个地方几乎等同于养育他们的家，传统上日本人在这两个场所较其他国家（地区）的人，表现得更为非个人化，更具有团体性。日本的学生，在学校里找到第二个家，并且终其一生与同学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日本的白领工人，在办公室找到第三个家，他们将自己和所在的公司视为一体，这在西方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小津的人物，就像现实生活中的日本人一般，其行迹往返于三个地方——家、教室和办公室——之间。 小津的电影，因此是一种家庭剧，这种类型在西方甚少能达到艺术的标准，即便是现在，它通常也被视为上不得台面的二流货色。不过，在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单元的亚洲，家庭剧的精致程度，远超美国广播剧或电视剧中的家庭剧水平。然而，小津的家庭剧，属于独树一帜的类别。举例而言，他既不像木下惠介在后期作品中那样对家庭持肯定态度，也不像成濑巳喜男在其许多作品中那样对家庭加以谴责。尽管小津创造的世界，无非是具有或此或彼面貌的家庭，他的焦点，却集中于家庭的崩溃上。小津的电影中很少有快乐的家庭。虽然他早期的电影，不时表现家庭困境被克服的情形，他成熟期的电影，却几乎都是表现家庭成员趋于分崩离析的状况。小津的多数人物明显地满意自己的生活，但总是有迹象显示，他们的家庭很快将不复此前的状态。女儿出嫁,留下父亲或母亲孤身一人在家；父母离家并与其中的一位孩子一起居住；母亲或父亲离世，发生诸如此类的变故。 家庭的崩溃是一个大灾难，因为在日本——正好和美国相反，在美国，离开家庭是一个人成熟的象征——一个人的自我感觉，极其倚重于与他一起生活、学习或工作的人。对家庭(或对宗族、国家、学校或公司)的认同，是自我的完整认同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即使在西方，这种需要的残余也强烈到使我们能够以怜悯之心去认同小津的人物的苦楚，以及当代日本人的困境。父亲或母亲孤伶伶地坐在空荡荡的室内，这个小津电影中惯见的影像，几乎可以视为小津电影的缩影。这些人此时已不再是他们自己。我们明白他们终将活下去，但我们也明白他们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们并不自怨自艾，他们深知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而他们无疑已经失去了许多。他们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恻隐之心，既不因为他们是自身缺陷的牺牲品，也不因为他们是不完善社会的受害人。他们生而为人，因此受苦，人生就是这样。在此意义上，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受害者。虽然小津的大多数电影是在讲述家庭的崩溃(正如很多日本小说或西方小说也描绘家庭崩溃这件事一样)，但在他四十多年的电影制作生涯中，重点却有所变化。小津早期的重要电影，强调的是外部的社会状况束缚着影片中的人物：经济不景气的年代，家庭的压力是由于父亲的失业而造成；孩子们无法理解他们的父亲必须对其老板卑躬屈膝、低声下气以保住饭碗的苦衷，诸如此类。直到后期，小津才发现，来自人类自身内部的束缚才是更重要的桎梏。 小津的这种变化，招致了人们对他的批评：“小津过去对社会持坦率的观点；他试图捕捉日复一日生存的复杂状况……他对社会的不公一直怀抱一腔怒火。然而，他的现实主义开始蜕化和堕落……我犹记得《心血来潮》和《浮草物语》上映时，我们许多人都深为失望地发现，小津已经抛弃了严肃的社会主题。”虽然小津在创造日本电影崭新的现实主义风格方面，其“先锋性的成就”为大家有目共睹，虽则他的《我出生了，但……》被视为“日本电影中第一部社会现实主义的作品”，他自1933年后所拍的电影，却被视为有欠缺的作品：“只看过小津战后作品的年轻影评人所了解的，只是他的一面……他的技巧和品位，显然是无可挑剔的，他对人生的深邃洞察，也闪烁着智慧的珠玑。虽然如此，令人惋惜的事实是：那些早年使他成就斐然的了不起的特质，已经不可复得。” 这种批评是颇为有力的，我们惟一可以争议的是其基本假定：现实主义必须是社会性的现实主义，而无产阶级的现实又比资产阶级的现实更加现实。小津当然不曾抛弃现实主义。然而，他抛弃了“不幸完全只是由社会的错误一手造成”的偏见。他体认到，不幸是由于我们生而为人，而我们又汲汲于要达到我们难以企及的境界。他还摒弃了早期电影的那种自然主义表现。这部分地是由于他电影中的家庭已经发生变化的缘故。苦苦挣扎的中低阶层的家庭，这些属于各种社会思潮下的牺牲品，在他的电影中消失不见。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除了偶有例外，他电影中的家庭均属于职业家庭，而在他战后的电影中，除了例外情况，家庭又变成了中上阶层的家庭。然而，小津的现实感没有改变。此时还是有人抱怨说，小津后期电影的内景过于美观，过于整洁，过于漂亮了。然而，追求美观整洁和漂亮，说到底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共通的特征。资产阶级的生活，并不因为过得比无产阶级的生活舒适，就减损其现实性——这正是一些批评小津的影评人不公平地挞伐小津的一个口实。 相反，小津后期的电影更具现实感，而且，对他的艺术来说更重要的，是对现实性的超越。他关注的不再是典型的家庭。他从世俗生活基础上，从资产阶级的家庭基础上——它们不受社会波动的干扰，也不受经济上的困厄所扰——成就他的超越性特质，因为生活的世俗日常感受或许是最容易获得的。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风貌”正是小津逼真而令人感动的捕捉到的特质。因此，小津在他多数电影中关注的生活，是传统的日本资产阶级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特性是，缺乏那种不那么压抑的社会中常见的戏剧性高潮和深刻之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传统的生活就可以较少受到普遍的人类事实的影响。相反，出生、恋爱、婚姻、友谊、孤独和死亡，在传统的社会中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人生的许多其他方面已经被排除出去了。 传统的生活也意味着，这是一种建立在一个假定的连续统一体上的生活。正如切斯特顿(Chesterton)在某处说过的：“传统即是给予我们社会中最卑微的那个阶层——那就是我们的先人——投赞成票的权利。这是一种让死去的先人享受的民主。传统拒绝向一小批还在世的、傲慢无比的权势集团投降，这些人只不过是碰巧走过场而已。”传统生活假定人是更大的团体的一部分：这个共同体包含死者和仍未出生的人。它假定人是各种自然本性（包括人性）的一部分。 传统生活赋予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像小津的电影世界一样普遍的态度。尽管有一个很方便的日本词汇——这个词汇将在本书的后面章节加以探讨——“物之哀”用于描绘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其实已经由奥登(W．H．Auden)用英语作了最好的描述，他在某些场合写道：“令我们感到高兴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全部人的处境相同，没有任何例外。另一方面，我们又不禁希望我们的人生不会有任何问题——比方说，我们或者不思不想，像个动物；或者做个灵肉分家的天使。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嘲笑自己，因为我们一边抗议，一边又接受现状。”也许日本人在承受生而为人的矛盾时，更多的是叹息，而不只是嘲笑，是赞美这无常而难尽人意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发现它的荒谬。但这种根本的、极端保守的态度，却是双方都一致的。这种态度使小津电影中的家庭成员，除了年纪最小的，都充盈着活力和生机。 如果说家庭是小津固定不变的题材，那么在其电影中，我们能看到的家庭处境的表现却出奇地稀少。小津的多数电影，讲述的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通常父母中的一方失踪、离世或潜逃他方，例子有：《东京之女》、《心血来潮》、《浮草物语》、《独生子》、《户田家兄妹》、《父亲在世时》、《晚春》、《东京暮色》、《浮草》、《秋刀鱼之味》等。剩下的一方必须抚养孩子。家庭的崩溃已然开始，并随着惟一的或最大的孩子成婚，或双亲中的一个离世而完成。小津的其他影片中，家庭成员彼此离散；子女们试图使自己甘心认命于婚姻生活，有时也得偿所愿。或者是，孩子们发觉传统家庭生活的桎梏令人窒息，虽然违背自己的意愿，他却必须作出反抗的举动。小津的电影的主题或许还有一些变奏，但不会太多。正如小津的主题仅有有限几个，他的故事，相较其他大多数的剧情长片，同样显得薄弱。小津电影的故事大纲(例如，女儿和老父居住在一起，不想出嫁；她后来发现父亲想再婚的计划不过是一个小花招，是为了她未来的幸福而设计的)看起来似乎太过单薄，不足以支撑起一部长达两小时的电影。然而，小津的任何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说，都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他想表现的不是故事，而是他的人物对故事中发生的事情的反应，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创造出一种模型。在小津后来每一部继起的电影里，故事越变越简单，也极少借助情节来表现。他后期的电影，故事几乎等同于一些轶事。他之所以这样做的一些原因，我们将在以后探讨。眼下我们只需留意，小津最感兴趣的，很可能是模型，以及被亨利?詹姆斯称为“地毯上的图案”的设计。 小津的模型反映在他的故事里。人物的生活由安定走向不定；他最初与许多人一起，最后孤单一人；或者是，一群人迁移，丧失一些成员，最后安顿适应下来；或者相反，一个比较年轻的人怀着复杂的心情，进入一个新环境；或者是，人物离开他熟悉的环境，随后带着新的体悟回来。这样的模型成堆，一个叠着一个；仅有一个模型及一个故事的小津电影非常罕见。透过模型的相似和差异，以及故事的纵横交错，小津创造出他的电影，他对人世的全部看法尽现其中。 因而，小津的电影，可以说由极少的元素形成。它们不过一个主题，数个故事，几种模型而已。他的技巧，正如早前提到的，同样是高度受限的：不变的摄影机角度、摄影机固定不动以及电影标点符号的限制性使用。同样，电影的结构(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探讨)也几乎一成不变。小津的电影风格，既然有这些决定性的限制，他的电影，这一部和那一部会如此相像，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事实上，像小津这样全部作品都呈现一种连贯性的艺术家，实在不多。小津在电影界，可算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家。下面来描述他电影中的一些显著的反复出现的元素。至少是在他的后期的很多电影中，不但片名相似(《早春》、《晚春》、《麦秋、《秋日和》，等等》，而且影片的整体结构几乎不变。这些片名使人想起亨利?格林(Henry Green)的小说，以及艾维?康普顿伯内特(Ivy ComptonBurnett)的小说标题和整体结构。小津显然不是这样一位导演：在一个题材上说尽他的所有话题，然后转向下一个题材。他从未将日本家庭的题材说尽。他很像他的同时代人、画家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莫兰迪毕生以花瓶、玻璃杯和瓶子进行素描、蚀刻画和油画的创作。小津自己曾在最后一部电影《秋刀鱼之味》公开宣传时说过：“我常常对别人说，除了做豆腐，我什么都不做，因为我是个只卖豆腐的人”。 小津不仅使用相同的演员扮演同类的角色(原节子和笠智众是两个显著的例子)，他也在不同的电影中，使用相同的情节。《浮草物语》和《浮草》相同，《晚春》与《秋日和》非常相似，而《秋刀鱼之味》则又像《秋日和》。《麦秋》的副线故事——小孩子离家出走——成了《早安》的主要故事，等等。 人物也一再重复出现。《晚春》、《麦秋》、《彼岸花》、《秋日和》和《秋刀鱼之味》中的女儿，虽然由不同的演员扮演，却基本上都属于涉及“是否要结婚并离开家庭”问题的同一类人物。次要人物也同样非常相似。《户田家兄妹》中无情的姐姐，变成了《东京物语》中同样无情的姐姐，而且两人表现无情的方式也如出一辙(在父母亲的丧礼后讨要某物)。小津的很多部电影(《晚春》、《茶泡饭之味》、《东京物语》、《早春》及《早安》)都有一个已届退休的工薪阶层老年人，喝得醉醺醺地检点自己的一生，并质疑其意义。从《户田家兄妹》开始(包括《彼岸花》、《秋日和》、《东京物语》和《秋刀鱼之味》)，很多部影片都有一位举止文雅、擅长开玩笑作弄人的料理店老板娘。小津也喜欢在不同的电影中使用相同的人名。在某些情况下，人物的名字，正如用于衬托他全部有声电影的片头字幕的粗麻布底子一样，极少有改变的时候。父亲的名字通常为周某人，最常用的是周吉，其次是周平。传统型的女儿通常取名纪子(出现于《晚春》、《麦秋》、《东京物语》和《小早川家之秋》中)，而较具摩登色彩的朋友或妹妹则名为满里子(《宗方姐妹》、《秋日和》)，弟弟一般取名勇(《户田家兄妹》、《麦秋》及《早安》)，诸如此类。取这些名字并非因为它们负载有特殊的含义(虽然在日本，周吉的名字看起来较老派，而满里子则比较新潮)，而是小津对于自己创造的名字，一向任性地坚持使用它。小津人物的活动也具有一贯性。他们都欣赏在京都或日光的庭园里看到的人工化的自然，他们对天气非常敏感，提到它的次数，远超其他日本电影中的人物。他们也全都中意谈天。他们都喜欢去酒吧和咖啡馆。酒吧在多数影片中，都取名为若松或Luna, 而咖啡馆的名字通常叫弓或葵或Bar Accacia。小津的人物常会喝醉酒，不过他们最常喝醉的地方是无名的小料理店和路边小摊。他们也常常坐下来啜饮外国牌子的酒，这些酒对城市日本人来说充满吸引力。(小津的电影中有不少与外国相关的话题，其中多数与外国电影有关：《晚春》的纪子和其朋友谈起贾利·库珀，《茶泡饭之味》中的人物则谈起法国明星让·马雷\[Jean Marais\]，而《麦秋》的纪子和其朋友则谈到奥黛丽·赫本。《那夜的妻子》的背景中有一张美国电影《百老汇大丑闻》)\[Broadway Scandals\]的海报；在《淑女忘记了什么？》中有一张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海报；而在《独生子》和《风中的母鸡》中则分别有一张琼?克劳馥以及秀兰?邓波儿的海报。)他们也比多数日本电影中的人物更爱吃，似乎钟情于日本的料理，虽然他们动起刀叉来其实如使筷子一般便利，正如他们在家中无论坐在椅子上，还是坐在榻榻米上，都一样舒适自在。然而，这种舒适自在，其实是他们和其他日本电影中的人物，以及现实中的日本人共通的一种感觉。西方影评人认为小津是以此批评日本所受到的西方影响，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只不过是如实反映日本人的生活而已。 小津电影中的父亲或哥哥常常象征性地坐在办公桌前(我们几乎不曾看见他们做任何实际的工作)，母亲或妹妹一般操持家务(将毛巾晾到外边晒干是最常见的工作，不过还有其他事情做；《户田家兄妹》和《麦秋》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场景：女人们在叠蒲团等寝具)，或侍候客人喝茶，这些客人常常出现在小津影片的家庭里。小孩常常是在学习英语(《淑女忘记了什么？》、《父亲在世时》、《东京物语》和《早安》)，家中的女儿会英文打字(《晚春》和《麦秋》)。 这些家庭(以及其延伸——办公室)都喜欢玩游戏(《浮草物语》和《浮草》中是下围棋，《风中的母鸡》和《早安》中则是打麻将)、猜谜(《我出生了，但……》及《心血来潮》)，玩益智游戏及讲笑话。另一项为小津影片中的家庭乐此不疲的消遣是剪脚趾甲，这个活动值得提起，这是因为在小津的影片中，它出现的频率之高(《晚春》、《麦秋》及《秋日和》)，可能远超日本人实际生活中的情况。 户外活动很少，仅包括徒步或骑自行车旅行(《晚春》、《早春》及《秋日和》)、钓鱼(《浮草物语》、《父亲在世时》及《浮草》)、打高尔夫球(《淑女忘记了什么？》、《秋刀鱼之味》)。最常描述的户外活动，是乘坐火车，尽管它不属于运动。诚然，自打有电影开始，描述火车就是它的一大特色，而卢米埃尔、冈斯、木下惠介、希区柯克以及黑泽明都曾为火车着迷。不过，小津可能是迷火车的纪录保持者。他的全部电影几乎都包含有火车的场景，并且很多影片的尾场，不是发生在火车上，就是在其附近。《浮草物语》、《父亲在世时》、《彼岸花》、《浮草》等影片的故事结束于火车上；《东京物语》、《早春》等片的最后场景中出现了火车。小津的电影中出现了这么多的火车场面，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小津只是纯粹地喜欢它们。另一个原因是，如果对我们西方人而言已经不再有此感受，那么对日本人而言，火车却仍旧属于一种神秘而充满变化的运输工具。远处的火车发出悲切的鸣声，车上的人将被带到别处开始另一种生活的想象，对旅行的渴望或乡愁——这些仍对日本人发生强烈的情感作用。 小津的一些电影中，对曾经游历之地的乡愁也直接表露无遗。《宗方姐妹》中有一个两姐妹坐在药师寺台阶上的场景，姐姐非常抑郁，其后，她带着所爱的男人返回，我们恍然大悟，从前他们相爱时，曾经在此约会过。她和妹妹在一起的这个场景中她何以流露那种情感因此解释清楚了，而无须让我们看到引起她情绪反应的事件。有时在一部影片中发生的事情，在另一部影片中被提起，即便两部影片中全部的人物完全不同。《秋日和》中，母亲在旅行途中想起了修善寺水池里的鲤鱼；同样的鲤鱼曾出现在小津八年前拍的《茶泡饭之味》之中。表达生命流逝的相同对白，出现于许多影片中。像这样经常重复出现的一句对白是“这就完啦?”，以其简洁、清晰和熟悉的乡音，成为典型的具有小津特色的对白。《东京物语》中父亲听闻母亲将很快死去，他说了这句话；我们也知道，《小早川家之秋》中躺在床上即将逝世的父亲，也说了这句话；《宗方姐妹》中，父亲听闻女儿们将关闭Bar Accacia咖啡馆的时候，他也说了这句话。 然而，小津最有力的表达乡愁的方法，是照片。即使全家福、班级合照和公司合照，曾经一度也在西方流行过，不过在日本，它却仍属于一种仪式性的事物。而在小津的电影中，正式的拍照场面如此之多，委实令人称奇。其中有团体性的合照，例如《父亲在世时》里面，有老师和学生站在镰仓大佛前的毕业旅行纪念照；有结婚照，如《秋日和》所出现的；有全家福，如《户田家兄妹》、《麦秋》、《长屋绅士录》出现的。除了上述提到的第一个例子外，我们都看不到最后冲晒出来的相片。小津的影片不会出现人物拿出亡母的照片，深情地凝视的场景。相反，我们看到全家人聚在一起(毫无例外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团聚)，幸福地微笑着面对命运难测的未来。乡愁并不表现于后来晒出来的相片中，而表现于他们保持拍照时的那个形象所做的努力。虽然小津的人物偶然会感慨失踪的爱人没有留下照片，实际上他对照片的使用，仅限于预料中的结婚场面。死亡，在小津的电影中，正如在现实的人生中，是完全缺席的。小津电影中的所有这些相似性(尚有更多没写出来)的存在，部分是由于他视每一部电影为先前一部的延续或回响。有名的编剧，也是小津超过一半以上(27部)电影的合作编剧野田高梧，在他和小津共同写下的蓼科日记中，曾这样写道：“1962年2月1日。为准备新片(《秋刀鱼之味》)，我们阅读了一些老剧本。2月3日，我们讨论(新片)……它将与《彼岸花》和《秋日和》同一类型。我们设想一些故事，关于一个鳏夫和他的孩子，一个女人想为他找继室……6月10日，作为参考我们重读了《秋日和》……6月11日，作为参考我们重阅了《彼岸花》……”这样一种编剧方法(后期的电影比早期的电影普遍)，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电影之间强烈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小津和野田明显以他们早期的作品为标准，来给类型电影下定义。 在小津电影的格外受限制的世界中，相似之处如此多，差异之处如此少。这是一个狭小的世界，被不可变的规则封闭和控制，受陈陈相因的法则支配。然而，不同于成濑巳喜男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狭窄世界，小津的世界不会产生幽闭恐怖症般的感觉，而其不可变通的支配法则，也未产生在沟口健二显然较为宽广的世界中那种对于命运的浪漫感。使小津的电影摆脱这些极端的，是他的人物，是他们这一类人及其处世之道。这些人物单纯而真实的人性，他们的相似性中的个体性，给我前面所做的分类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也令这类工作极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小津的故事诚然很少，他的电影看上去却并未重复；虽然近于生活轶事的故事情节很薄弱，但电影本身从不会薄弱；虽然角色具有相似性，人物却不会这样。 充满差异和多样的人性——小津的电影本质上讲的就是这些。然而，必须补充的一点是，作为一个传统和保守的亚洲人，小津并不相信“人性”这类术语可能暗示给我们的任何本质。他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惟一而个别的，纵然他们是根据众人皆熟知的类型而创造出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在他的电影中找到“代表性的类型”。就如同没有“自然”这样一种东西，只有单个的树、岩石、溪流等等一样，因此也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只有个体的男人和女人。从某程度上看，亚洲人比西方人更能体会这个道理，至少他们看起来是这个样子。这种知识，是造成小津的人物的个体性的部分原因。他们的实体，绝不会为一个假定的本质而牺牲。通过限制我们的视野，限制我们的兴趣，小津让我们领会到最伟大的一个美学悖论：少就是多。换言之，少许总是意味着许多；限制造成扩张；无尽的变化体现于单一的实体。 小津从未说过这些，据我所知他也从未有考虑过这些。他未怀疑过他对人物的兴趣，以及他创造人物的能力。他的兴趣从未有消歇的时候。当他坐下来编写一个剧本，他对主题早已成竹在胸，所以他极少去问故事讲的是什么。他问的更可能是，哪一类的人物将出现在他的电影中。

在布朗案过去近半个世纪后，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自己当起了首席大法官，召集了包括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约翰·哈特·伊利（John Hart Ely）和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在内的八位顶尖宪法学者组成了一个模拟的最高法院。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重写著名的布朗案判决。当九位大法官把各自撰写的意见汇集到一起时，人们却意外地发现与五十年前那份9比0全体一致的意见不同，在这其中居然出现了一份异议。而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这唯一的一份异议竟出自这个模拟最高法院中唯一的黑人教授——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所谓能动司法，大致是指，法官不应仅仅消极被动地坐堂办案，不顾后果地刻板适用法律；在尚处于形成进程中的中国司法制度限制内，法官可以并应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智慧，通过审判以及司法主导的各种替代纠纷解决方法，有效解决社会各种复杂地纠纷和案件，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实现司法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我的整体印象是，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正面影响比负面影响要大的多。非洲的中国企业中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是国企，而国企的投资，不只是贡献税收，在很多方面都有正面影响，所以现在很多非洲国家非常希望和中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