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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苏州大学与季进关于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角色和人文精神的对话。

李敖新书：《<大江大海>骗了你》指出龙应台书中史料错误、只谈现象不谈原因、用悲情躲避更深刻的问题等等

蒋介石评传 （作者：（美）汪荣祖、李敖）&nbsp;第五节 挡不住的经济起飞&nbsp;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政治上高高在上，意犹未足，还想身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高帽一顶顶送上来了。我们信手一抓，就可来上一大堆：照国民党中常委谷正纲说，"蒋公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驻美"大使"董显光说，"我民族领袖蒋公介石，为近代最伟大之军事政治家"（《蒋总统传》）；照国民党国大代表蒋一安说，"蒋公发明力行哲学"，是"大哲学家"（《先总统蒋公哲学思想之研究》，页一），照国民党理论家林桂圃说，"蒋公是当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总统蒋公政治思想之研究》，页四十八）；照国民党"教育厅""厅长"刘真说，"蒋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页八十七）；照国民党训导专家洪同说，"蒋公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实行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页七十一）；照国民党新贵魏镛及国民党教授缪全吉说，"蒋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动行政现代化的理论家与实践者"（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台北市"议会长"张建邦说，"蒋公是都市管理学家、未来学家"（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新生报》）。此外，照修泽兰说法，蒋介石无异是艺术家；照蒋复璁说法，蒋介石无异是书法家；照于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经济学家......以上所列的种种家中，其实蒋介石只能跟政治家、军事家沾上边而已，并且，他还够不上是水准以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最不相称的无疑是"经济学家"那顶高帽，没有迹象可以显示他具有像样的经济学知识。然而台湾最足称道的却是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对蒋氏而言，可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因为蒋介石一门心思在"反共复国"，而非"经建台湾"。有意种的"反共复国"之花，早已成为昨日黄花；无心栽的"经建之柳"，倒是处处成荫。&nbsp;台湾光复之初，满目疮痍，乃战后的表象，日本亦复如此。日本经营台湾五十年，为了有利可图，在殖民地建置了不少经济基础设施，特别是农业的开拓与增产，以及南北铁路交通、乡村水电等等。此外还留下大型工厂，如铝厂、糖厂等等。总之，蒋介石退据的台湾，物质基础之佳，远非毛泽东退据的延安可以想象。&nbsp;蒋介石的大撤退，带来近两百万外省人，使台湾人口增至八百万。总的来说，此一人口增加，"财富"多于"负担"，其中大多数的军公教人员，正是台湾所缺乏的，而大批技术人员更直接有助于经济建设。不要忘记，蒋还以非法手段把全中国的国库黄金运到台湾，稳定了台湾的金融。&nbsp;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便是美国因素。美国人并不喜欢蒋介石，甚至厌恶他。然而为了阻遏共产主义的扩张，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主动派第七舰队保护蒋介石的台湾，封锁毛泽东的大陆。为了使台湾成为西太平洋上的"不沉母舰"，美国又恢复对蒋提供大量的军援与经援。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间的经济援助，平均是每年一亿美元。凡耗资较多的建设，均由美援支付，如肥料工业、石门水库所需美元部分、交通运输设施、农复会项目以及文化交流、教育卫生等等。台湾经建的一个主要功臣尹仲容就承认美援的巨大功效：&nbsp;美援一方面解决部分长期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又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如无美援支应，则不但若干经济建设无法进行，即台币内外值亦无法稳定......美援成为经济发展及经济稳定之主要支柱。（尹仲容《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页二八二）&nbsp;尹仲容在此没有提到的是，美国的巨量军援承担了蒋政府庞大的军费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不致严重影响到经建。美国也为台湾的经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和市场。不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后的十余年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继续为台湾提供贷款达六十五亿余美元（据国府官方数字），对台湾的财政与工农生产，都起了积极作用。&nbsp;在日本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基础上，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加上众多而又廉价勤奋的劳力，使台湾于一九六Ｏ年初开始进入经济起飞时期。工业生产于一九六三年首次超过农产，确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经济，赚取外汇，引进更先进技术，增加就业机会，使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脱贫致富，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蒋氏父子对经建完全外行，他们的贡献应从对经建阻力的大小来衡量。就蒋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语见蒋介石《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并未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他的经济学知识浅薄，又要以孙中山的信徒自居，受制于闭门造车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即使不是共产主义，至少是一种社会主义，绝对不会是使台湾经济起飞的资本主义，以至于往往扌干格丛生，矛盾百出，必要时连蒋介石也只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义。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对此课题之意义，据我对总理平时训示所了解的，所谓平均地权之意义，第一，在交通发达之处及都市之土地，凡涨价者，借征收增值税之方法，以达到'涨价归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贫富之不均，故增值税，亦可谓为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其次，则为现代都市政府如对其土地照价收买、区段征收、土地重划、超额土地之收购以及都市整建（如违章建筑）等之通例，亦皆为'涨价归公'之手段，政府可以发行都市土地债券，以筹集基金而实施之。此种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实施，则不仅为平均地权，而实亦为消除贫富不均，并且为建设都市之张本。第三，在交通未发达以及土地未开发之处--即乡村土地，如农田山地，其地价变动性较少，则可征收田赋或实物，而免征地价税，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实行。"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一"机密"训词的立论，不但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有极大的出入，并且和蒋介石以前论列"平均地权"的文字有极大的出入。试看在这一"机密"训词前三十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在峨嵋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就指出："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私人，则社会公共之努力无所获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尔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nbsp;照孙中山的"创造"，四十年前台北东区的地价，地主申报，每坪也超不过一百元，如果"悉照此价，不得增减"，今日政府"收买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则无异打劫土地、作弄地主，当然是行不通的。蒋介石终于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机密"训词里，硬以"增值税"代替全部"增值"，而说"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殊不知孙中山的胃口，绝不止于"增值税"，而是"所增之价"的全部。蒋介石不得不违反总理遗教，是很显然的。显然固然显然，仍不肯公然违反，易辙而行，以至于孙中山把三民主义漫天喊价，蒋介石把三民主义就地还价，形成一种"知易行难"的困境，为经济发展制造了意识形态的障碍。"涨价归公"之外，作为民生主义王牌的"节制资本"，亦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蒋介石以下的国民党人也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仍只好暗中予以曲解。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至于节制资本方面，亦并不能专在限制私人资本的发达方面着想，我以为节制之节，实为调节之节；节制之制，乃为管制之制。此即以政府对私人资本调节与管制之方法，来发展其国内公私经营之资本。此实为总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社会均富，无复贫富悬殊之理想。这样的实行民生主义，亦即使社会平等之社会主义，而绝非如共产党假借社会主义，而实施其大私有的垄断集产之共产主义。"于是，蒋介石又进一步说："至于总理所说：'国家经营之企业，凡有独占性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矿产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又说：'要发达大实业，照我们中国资本、学问和经验，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资本。我们要拿外国资本，来造成我们民生社会主义。'由这段话来看，就可知道总理所说的节制资本，其目的乃在发达国家资本，并非是限制私人资本，而不许人民参加国家经营之企业。我以为总理之意，不但是奖励人民私人资本投资于国家企业，而且要奖励外国资本来投资于我们国家的企业，以发达国家资本。不过私人资本应由政府负责调节与管制，而防止其过分的畸形的发展，以免产生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显，我故曰节制资本，并非限制私人资本，乃将私人资本由政府予以调节管制，使之有计划的发展，而且奖励私人投资于国家企业。如此只要国家资本发达，则私人资本亦必经过节制阶段，而更可使之发展，不过始终要由政府加以调节管制。因之亦就可知总理的节制私人资本之本意，不仅是加以调节管制，而且寓有保护之意。"蒋介石又说："此实为节制资本之真谛，而于今日我国经济之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国家所经营的大企业，除了极少数具有国家特别需要性质，必须由政府单纯出资经营以外，其他大多数企业，皆可组织股份公司，让民股参加，而由国家经营（甚至也可以容纳外国资本在内，那对于国内私人资本，自然更无排除之理）。当时总理所指如铁路、航业、矿产皆由国家经营，我以为今后时代变迁，而且我国人民的经验学问，现在亦并不比外国人为差，故这种国家企业，一面自可组织公私合营的公司来兴办，一面还可运用我国人民自己所有经验学问来管理公司，以发达国家资本，乃为合理合时之举，我们不能将总理的良法美意，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使革命建国的事业遭受阻滞，以至于如过去那样的挫败。"&nbsp;蒋介石这一"机密"文件，充分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早被他的信徒给"修正主义"了，蒋介石以为"节制资本"中的节制，乃是"调节之节"、"管制之制"，其实孙中山的原意，绝非如此?选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绎与解释，除利用外资一点外，也全部与"总理遗教"不合。当年孙中山公开说："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选"如今蒋介石却暗中说，"今后时代变迁"，不可"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总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反师孙中山"节制资本"之名而羊头狗肉之。挂羊头固然仍可以卖狗肉，然而总比不上货真价实的大商号。&nbsp;蒋氏父子由于知识上以及信仰上的限制，固然不可能主动地去推行政治自由化，在经济自由化上亦十分被动。这些多多少少给资本主义经济起飞的台湾带来负面或消极的影响。&nbsp;&nbsp;

文章讨论四个问题： 1.在H1N1不确定的情况下，媒体采取了极端的危机新闻呈现形态：2.2009年甲型H1N1流感新闻报道留下的教训是，在议程和决策方面，今天政府的公共卫生决策更多地受制于媒体议程；3.在今日新闻暴政的媒介环境里，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受制约于媒介议程和公众情绪；4.美国和中国都没有从1976年的猪流感中吸取教训。

2009年，两位美国女学者分别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援助非洲的专著：一本是孟洁梅教授的《非洲的自由铁路：一个中国的发展项目是如何改变坦桑尼亚的生活和生计的》；另一本是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教授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前者是对中国援非项目坦赞铁路的个案研究，后者是对中国援非的整体研究。

我的整体印象是，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正面影响比负面影响要大的多。非洲的中国企业中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是国企，而国企的投资，不只是贡献税收，在很多方面都有正面影响，所以现在很多非洲国家非常希望和中国合作。

1970年代以来，大批简帛书籍的陆续出土，为丰富和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提供了资料与条件，促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学术史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二○○八年七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性质主要是经、史一类书籍。其中有一种保存良好的史书，暂题为《系年》，有许多可以补充或者修正传世史籍的地方，有时确应称为填补历史的空白，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就是其中之一。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是在2008年7月由境外抢救人藏的。从那时开始进行的竹简保护整理工作，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nbsp; 自竹简入藏到2008年10月举行“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是第一阶段，中心工作是简的清理保护和鉴定。同年11月清华工作人员赴各地有关单位学 习保护经验，同时着手拍照，到2009年1月拍照初告段落，是第二阶段，中心工作是简的进一步保护和拍照。2009年3月到6月，我们利用简的数码照片， 对全部有字简作了试读，以更多了解这批简的性质和内容，是第三阶段”。[1]&nbsp; &nbsp; 在浏览了全部简的基础上，2009年暑期以后，我们开展了简的缀合、编排和分篇工作。和上述三个阶段一样，这个新阶段的工作相当困难繁重。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现在可以初步估计清华简包含书籍63篇。这个数日不是最后的，今后通过深入释读研究，肯定会有调整。&nbsp; &nbsp; 我们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对已缀合、编排好的简，逐篇进行隶定和读释。业已选出的第一批，有书9篇，暂名为《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表一；封二）：以下根据我个人的认识，对这9篇简作一简要介绍。&nbsp; &nbsp; 表一　　竹简编号对照表&nbsp; 篇名 序号 原简编号&nbsp; 《尹至》　 一正 2234&nbsp; 《尹诰》 四正 1530+1494&nbsp; 《程寤》　 八正 1540+1508+1482&nbsp; 《保训》 一正 131&nbsp; 《耆夜》 十四背 1345+1390+0808&nbsp; 《金縢》 十四背 2254&nbsp; 《皇门》 八正 664&nbsp; 《祭公》 二十一正 813&nbsp; 《楚居》 十五正 1736&nbsp; &nbsp; &nbsp; 一、《尹至》&nbsp; &nbsp; 《尹至》共简4支，简长45厘米，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nbsp; &nbsp; 简文内容是伊尹见汤时的对话，体裁属于今传本《尚口》中的《商书》。篇内伊尹称“尹”，也或称“镊”按清代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伊尹系“伊氏，尹 字，名挚”[2]，名“挚”见《孙子·用间》、《墨子·尚贤中》及《楚辞·离骚》、《天问》等，这里的“执”是“执”字繁写，就是“挚”。&nbsp; &nbsp; 《尹至》开头说：“惟尹自夏虘（徂）白（亳）”，句例与《国语·楚语上》武丁“自河徂亳”一致。简文两见“白”这一地名，都读为“亳”，古音均属并母铎部。&nbsp; &nbsp; 伊尹见汤，“汤曰：格”，句例同于《尚书·商书》中《汤誓》“王曰：格”和《盘庚》“王若曰：格”。&nbsp; &nbsp; 简文伊尹说到夏的民众怨恨其后（即桀），云“余及汝皆亡”，这句话也见于《汤誓》，《孟子·梁惠王上》曾经引用。&nbsp; &nbsp; 关于夏后（桀）的罪恶，伊尹特别举出“龙（宠）二玉”。按古本《竹书纪年》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或作爱）二女，无 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3]上博简《容成氏》也说桀“不量其力之不足，起师以伐岷山氏，取其两女琬、琰”[4]。所谓“宠二玉”即指 宠爱琬、琰而言。&nbsp; &nbsp; 上引《纪年》还说桀“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国语·晋语一》则说“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 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吕氏春秋·慎大》又云“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妹喜或说受宠，或说被弃，这些传说都不见于《尹至》。&nbsp; 简中还提到夏民发生疾病，“隹酨（灾）蠹（虐）惠（极）瘰（暴）艟（瘴）”，这和上博简《容成氏》所说夏“虐疾始生，于是乎喑聋跛□瘿窠偻始起”相似[5]。&nbsp; &nbsp; &nbsp; 二、《尹诰》&nbsp; &nbsp; 《尹诰》共简5支，简长和字的风格均与《尹至》相同，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nbsp; &nbsp; 《尹诰》是《尚书》佚篇，或称《咸有一德》。大家知道，《礼记》中的《缁衣》传系孔子之孙子思所作，里面有两章引有《尹吉》。其一章云：“《尹吉》 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郭店 简、上博简都有《缁衣》，相当的地方正作《尹诰》，证实了郑注的灼见[6]。&nbsp; &nbsp; “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这一句，郭店、上博简作“惟尹允及汤（上博简作康）咸有一德”。清华简《尹诰》这乃是首句，作“惟尹既及（及）汤咸有一德”，说明简文即是《尹诰》。&nbsp; &nbsp; 《礼记·缁衣》另有一章引有：“《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尹吉》’，亦《尹诰》也。……‘见’或为 ‘败’，‘邑’或为‘予’。”这句在清华简《尹诰》中是“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败”字与郑注或本相应。至于“自周有终”等，注疏都讲不通，简文没有，或 许是后来阑人。&nbsp; &nbsp; 《尹诰》的体裁与其他《尚书》相似，值得注意的是篇内有一句是“今其女（如）制（台）”，传世《商书》常见类似语句：&nbsp; &nbsp; 《汤誓》：夏罪其如台。&nbsp; 《盘庚》：卜稽曰其如台。&nbsp; 《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nbsp; 《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nbsp; “如台”自《史记》以来都解释为“奈何”。&nbsp; &nbsp; 据《尚书·尧典》孔颖达《正义》，西汉时曲阜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里便有《咸有一德》，也就是《尹诰》，至汉末郑玄时业已佚失[7]。东晋时立于学 官的《孔传》本《尚书》的《咸有一德》是后人伪作，自宋代以来历经学者讨论，已成定谳。现在清华简里重新发现了这篇古文《尚书》，实在是值得高兴的事。&nbsp; &nbsp; 《尹至》、《尹诰》在简中是两篇，但应有密切关系。对照《吕氏春秋·慎大》，可知两篇都曾为《慎大》作者所见，并且引为叙事的依据。&nbsp; &nbsp; &nbsp; 三、《程寤》&nbsp; &nbsp; 《程寤》共简9支，简长44．5厘米，原无篇题，没有次序编号。&nbsp; &nbsp; 《程寤》是《逸周书》中的一篇，次于《程典》之后。《逸周书》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书》七十一篇，当时就应有《程寤》，所以东汉王符的《潜夫 论》、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与张华的《博物志》等都曾征引过。后来此篇佚失，只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保存了一些文字[8]。现在对照清华简完整的篇 文，所保存的仅是很小的一部分。&nbsp; &nbsp; 篇中讲的是，周文王之妃“太姒梦见商廷惟梀（棘），廼小子发（后来的武王）取周廷杍（梓）梪（树）于氒（阙）间，譌（化）为松柏棫柞”，认为是周将代 商的吉兆，于是“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这个传说可能与文王受命之说有关。周人常说文王受命，如《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君 爽》“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金文也有类似的话，如何尊“肆文王受兹大命”，大盂鼎“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都可印证。&nbsp; &nbsp; 我过去曾谈到，《逸周书》各篇来源不一，其中“《度训》、《命训》等多篇文例相似，可视为一组，而《左传》、《战国策》所载春秋时苟息、狼瞫、魏绛等 所引《武称》、《大匡》、《程典》等篇，皆属于这一组。由此足见在书中占较大比例的这一组，时代也不很迟[9]。《程寤》便是属于这一组的。《大开武》篇 所云“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即暗指《程寤》。&nbsp; 《程寤》简文还有若干有特色的语句，例如“何监非时，何务（务）非和，何愄（褢）非文，何保非道，何爱非身，何力非人”，同样的句例多见于《逸周书》 上面说的那一组。特别是《小开》的“何监非时，何务非德”，更与简文相类。这种特殊的句例，也见于《尚书·吕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 度非及”，还有“今往何监非德”。《孑L传》解释前者说：“在今尔安百姓兆民之道，当何所择，非惟吉人乎？当何所敬，非惟五刑乎？当何所度，非惟及世轻重 所宜乎？”已经把这种句例的读法讲清楚了。由此也可看出，《程寤》的成篇不会太晚。&nbsp; &nbsp; &nbsp; 四、《保训》&nbsp; &nbsp; 《保训》共简11支，简长28．6厘米，原无篇题及次序编号。第2简上半残失。&nbsp; &nbsp; 关于《保训》简，我们已经作过介绍”[10]，当时曾以简文最后的“日不足惟宿不羕（详）”[11]与《逸周书》一些篇末的文句对比，说明是训诫文体的一种习用语。现在看到，清华简《程寤》也有这样的文句，不妨放在一起再对照一下：&nbsp; &nbsp; 《程寤》：人怨（谋）疆（竞）不可以寱（藏）后，后戒人用女（汝），毋爱日不足（足）。&nbsp; 《保训》：日不足惟宿不羕（详）。&nbsp; 《逸周书·大开》：戒后人其用汝谋，维宿不悉日不足。&nbsp; 《酆保》：戒后人，复戒后人其用汝谋。&nbsp; 《小开》：后戒后戒，宿不悉日不足。&nbsp; 《小开武》：日正余不足。&nbsp; 《寤儆》：后戒，维宿。&nbsp; 《文儆》：后戒后戒，谋念勿择（斁）。&nbsp; 《武穆》：余夙夜求之无射（斁）。&nbsp; &nbsp; 我觉得，尽管在篇末用语上有这样的相似性，还不能认为《保训》与《逸周书》各篇同出一源，因为我已经指出，《诗经》的《天保》也有“维日不足”之句。 同时，《周书序》云“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变，作《文儆》；文王告武正以序德之行，作《文传》。”《逸周书》现存的《文儆》、《文传》两篇，已经是文 王末年的口气。《文传》篇首云“文王受命之九年”，《帝王世纪》即以为文王的卒年，所谓“文传”就是遗命的意思”[12]，所以不会又容纳一篇《保训》 了。&nbsp; &nbsp; &nbsp; 五、《耆夜》&nbsp; &nbsp; 《耆夜》共简14支，简长45厘米，最末简背有篇题“郎夜”。最后4支简上部残损。&nbsp; &nbsp; 对于《耆夜》，我也写过一篇短文介绍”[13]，其中有几点可以在这里作一些引申。&nbsp; &nbsp; 简文中的“旨”是商末诸侯国，即文献中的“耆”，或写作“黎”、“墅”、“饥”、“阢”，在今山西壶关（或说黎城）。“夜”是与饮酒的礼仪有关的词， 我认为当渎为《尚书·顾命》的“咤”，“夜”古音喻母铎部，“咤”则为端母铎部，《说文》作“诧”，云“奠酒爵也”。这个读法，自然还有待考虑，所以篇题 暂时还只作“夜”字。《尚书·西伯戡黎》云：“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纣）。”这个“西伯”，《尚书大传》、《史记》等都以为是周文王，不过黎也 就是耆这个地方迫近纣都，说文王已征伐到那里似不合情理，因而宋代胡宏《皇王大纪》以来，不少著作认为应该是武王”[14]。现在简文说“武王八年征伐 旨，大戢（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正合于胡宏等家之说：&nbsp; &nbsp; 《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成王时的鲤方鼎记：“惟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尃古（蒲姑），咸哉（捷），公 归，紫于周庙：戊辰，酓臻；”谭戒甫先生指出就是饮至”[15]，是很对的。周原甲骨文也有“命秦”，“秦”也当如谭说读作训“至”的“臻”[16]。&nbsp; &nbsp; 简文云这次饮至，除武王亲临外，“縪（毕）公高为客，邵公保睾（爽）为夹，周公叔旦为命，辛公姬虖（甲）为立（位），作策（册）逸为东尚（堂）之客， 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17]周公、毕公系武王之弟，召公传说也是文王庶子，辛公甲、作册逸是周太史，而吕尚父就是太公望” [18]。&nbsp; &nbsp; 《耆夜》的内容，主要是记述这次饮至时武王和周公所作的诗。武王醻毕公诗，题为《乐乐旨酒》；醻周公诗，题为《鞧（辅）乘》：周公醻毕公诗，题为《贔 贔（英英）》；祝颂武王诗，则题为《明明上帝》。最后，还有周公因闻蟋蟀声而作的诗《蟋蟀》，寓有劝戒之意，文句类同于《诗经》中的《唐风·蟋蟀》。&nbsp; 六、《金縢》&nbsp; &nbsp; 《金縢》简共14支，简长45厘米，第14简简背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简背有次序编号。按《尚书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简文则不用《金縢》篇题，可能表明没有见到《书序》。&nbsp; &nbsp; 简文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没有传世《尚书·金滕》中涉及占卜的文句，而《史记·鲁世家》所引该篇是有那些内容的。由此看来，清华简与传世本《金縢》应分属于不同的传流系统。&nbsp; &nbsp; 简文有不少与传世本有别的异文，有的非常重要。例如传世本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 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史记·鲁世家》解“辟”为“避”，“居东”为东征；《尚书》孔传解“辟”为讨罪，也以“居东”为 东征；马融、郑玄则解“辟”为“避”，而“以下文‘居东’为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而谓‘罪人斯得’为成王收捕公之属党”[19]；《尚书》蔡沈传 又讲“罪人斯得”是周公始知流言出于管蔡[20]。种种异说，都是由于《金滕》“居东二年”与《诗·东山》所云周公东征三年不合。现在清华简的这一句不是 “二年”而是“三年”，就恰与东征一致了。&nbsp; &nbsp; 像《金縢》这样有传世本可资对照的简文，在研究上还有一种特别的益处，就是使大家易于识出许多过去不识或者误识的古文字。如传世本《金縢》“予冲人” 的“冲”字，简文作“酋”，从“沈”声。“沈”是定母侵部字，“冲”则届定母冬部，侵冬两部关系密切[21]，故相通用，这是前此难于想到的。&nbsp; &nbsp; &nbsp; 七、《皇门》&nbsp; &nbsp; 《皇门》共简13支，简长45厘米．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nbsp; &nbsp; 传世《逸周书》中有《皇门》，清代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曾说该篇“大似今文《尚书》，非伪古文所能仿佛”[22]，但篇文充满讹脱，难于通读。现在对看简文，传世本的种种问题便一一澄清了，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乃是一篇极关重要的文献。&nbsp; &nbsp; 传世本开头说“维正月庚午，周公格于左闳门”，《周书序》也说“周公会群臣于闳门”，简文则作“惟正[月]庚午，公各（格）才（在）耇门”，这电有两处异文，值得注意。&nbsp; &nbsp; 首先自然是简文没有“周”字，从而篇中的“公”是什么人就成了问题。这一点有待深入讨是周公，因为《皇门》这一篇是西周的，而当时只有周公才能在篇文中表现出与周壬一样的身份：&nbsp; &nbsp; 第一，简文云“公若曰”，在《尚书》的《周书》各篇中，除“王若曰”外，只有《君奭》、《立政》有“周公若曰”[23]。&nbsp; 第二，简文的公自称“朕莐（冲）人”，《周书》的《金滕》、《大诰》有“予冲人”，系成王自称。&nbsp; 第三，简文公又自称“予一人”，这同样是正的口吻，过去胡厚宣先生曾详细讨论[24]。&nbsp; &nbsp; 再有传世本的“闳门”，孔晁注云：“路寝左门曰皇门，‘闳’音‘皇’也。”朱右曾已指出“末详所据”[25]。“闳”的意思是巷门，这位公为什么在左 巷门会群臣，是很难理解的。简文作“耇门”，“耇”字从“古”声，属见母鱼部，可读为溪母鱼部的“库”，库门是周制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的第二 道门[26]，这也表明公的地位。&nbsp; &nbsp; 如果以上想法不错，《皇门》可能属于周公摄政时期。看简文，公自云“朕寡邑小邦”，与《大诰》称“我小邦周”和《多士》称“我小国”彼此相似，都是周初那个时期的口气，篇中所说要求“父兄、荩臣”帮助的话，也正符合其时的形势。&nbsp; &nbsp; &nbsp; 八、《祭公》&nbsp; &nbsp; 《祭公》共简21支，简长45厘米，第21简正面末端有篇题“慧（祭）公之寡（顾）命”，简背有次序编号。&nbsp; 和《皇门》一样，《祭公》也有传世本收入《逸周书》。《礼记·缁衣》引此篇，题为《叶公之顾命》，我曾说明，“祭字古音为精母月部，叶字从枼声，而枼 又从世声，世字为书母月部，从世声的字多在心母月部，都与祭音近，因此祭与叶仍是通假的关系”[27]。这样看来，清华简的篇题同《缁衣》是一致的。&nbsp; &nbsp; 郭店简、上博简《缁衣》，这个字写作“彗”，字形有些像“晋”，然而同篇就有显然有别的“晋”。我以为这个字从“彗”省，《说文》云“彗”，“从又持 牲”，“彗”声的字或为精母月部，或为心母月部，故与“祭”通假[28]。至于清华简这个字，应分析为从“邑”，“彗”省声，“丯”为附加声符，“丯”属 见母月部。&nbsp; 《祭公》的词浯文例足以表明是一篇西周文字，不少地方还可与金文对比[29]，现在有了清华简本，这一点便更清楚了。简文与传世本简有不少异文，例如简文有“乃诏（诏）縪（毕）垣、井（井）利、毛班”，传世本讹作“乃诏毕桓于黎民般”，自孔晁注以下都不能通解。&nbsp; &nbsp; 毕垣、井利、毛班，据简文是穆王当时的三公。西晋时汲冢发现的战国简《穆天子传》，有井利、毛班，两人见于金文，井利即穆公簋盖和师遽方彝的宰利，毛 班即班簋的班。过去总觉得《穆天子传》是战国人作的“小说”，不明白其中人名怎么会与金文相合，现在知道很可能就是本于《祭公》这篇文字。附带说一下， 《穆天子传》还有人名毕矩，“矩”字与“躯”有些相像，也不无可能是同一人。&nbsp; &nbsp; &nbsp; 九、《楚居》&nbsp; &nbsp; 《楚居》共简16支，简长47．5厘米，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nbsp; 简文内容是叙述历代楚君居处建都之地，体例近似《世本》的《居篇》。由于是以“居”为主，所记楚国世系并非十分完全，但与传世文献比较，还是有不少优胜的地方。&nbsp; 《史记·楚世家》以现存于《大戴礼记》的《帝系》和《世本》为依据，说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颛顼生称，称生卷章（老童，字形之误），卷章生重黎，重黎弟吴回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6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楚居》简文正是从季连开始的。&nbsp; 季连，简文作“季銮”，从“孪”省声。按《楚世家》推断，陆终生季连是帝喾时的事情，在简文中他则是以神的身份出现的“季銮初降于隈山”，可对比《国 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祝融）降于崇山”。隈山应即騩山，见于《山海经·西山经》，云“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郭璞注：“耆童，老童，颛 顼之子”，正是与楚国先祖传说有关的地方。&nbsp; 《世家》说“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 丽”。《帝系》则说“季连产什祖氏，什祖氏产内熊，九世至于渠娄鲧出”，“内熊”为“穴熊”之讹，“渠娄鲧出”注释不解。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云：“鬻 熊即穴熊，声读之异，史误分之。穴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孙以熊为氏，是为熊丽，历熊狂、熊绎、熊艾、熊黚、熊胜、熊杨，到熊渠，凡九世也。”这是一个非常 聪明的洞见。近年一系列楚简，特别是新蔡葛陵简的出现，已使学者注意到所祀“楚先”鬻熊、穴熊是同一人[30]。清华简《楚居》在“穴酓（熊）”之后是 “侸叔、丽季”，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nbsp; 《楚居》对楚君居处之地的记载十分详细，多可与过去发现的楚简和器铭对应，也有若干前所未知，其时代下限是楚肃王时。这对于研究楚国历史地理，以及楚文化考古工作，无疑有重大价值。&nbsp; &nbsp; [文本OCR处理，先秦史论坛，子居]&nbsp; ————————————————————————————————————　　&nbsp; [1]李学勤《清华简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5期。&nbsp; [2]《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第544～545页，中华书局，1982年。&nbsp; [3]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17～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nbsp; [4]李守奎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第813页，作家出版社，2007年。&nbsp; [5]同[4]。&nbsp; [6]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132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nbsp; [7]《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118页，中华书局，1980年。&nbsp; [8]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1141—11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nbsp; [9]同[8]，李学勤序言，第3页。&nbsp; [10]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李学勤《清华简（保训）释读补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nbsp; [11]“羕”读为“详”，训作“悉”，或说读为“永”。&nbsp; 112]参看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第86页，中华书局，1964年。&nbsp; [13]李学勤《清华简（旨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3日。&nbsp; [14]顾颉刚、刘起纡《尚书校释译论》，第1006—1067页，中华书局，2005年。&nbsp; [15]谭戒甫《西周过鼎铭文研究》，《考古》1963年第12期。&nbsp; [16]李学勤《周易溯源》，第184页，巴蜀书社，2006年。&nbsp; [17]参看马楠《清华简（旨夜）礼制小札》，《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咖年第5期。&nbsp; [18]《殷周金文集成》2830师靓鼎铭有“公上父”，可能也是太公望。&nbsp; [19]杨筠如《尚书核诂》，第2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nbsp; [20]蔡沈《书经集传》，第81—82页，收入《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nbsp; [21]参看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第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nbsp; [22]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目录第11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nbsp; [23]参看董作宾《王若曰古义》，《说文月刊》第4卷合订本，1944年。&nbsp; [24]胡厚宣《重论“余一人”问题》，《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nbsp; [25]同[22]，第79页。&nbsp; [26]李学勤《小盂鼎与西周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nbsp; [271李学勤《重写学术史》，第4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nbsp; [28]同[27]，第43页。&nbsp; [29]参看李学勤《古文献论丛》，第75—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又《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51～5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nbsp; [30]贾连敏《新蔡竹简中的楚先祖名》，《华学》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nbsp; &nbsp; （责任编辑：李缙云）&nbsp;

这批竹简的年代是战国中晚期之际,这一点已经碳14测定证实。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这里想介绍给大家的,是我们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

出土简帛中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体裁的流变，题材取舍等方面，都为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新的气象,弥补了以往缺失的一些重要缺环。

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对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几乎难以找到可以被共享的思想资源。本文试图以新启蒙思想为坐标，对当下的诸种理念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和剖析。

另据称，“世行报告”世行方面的负责人私下透露，世行观点为：中国无需重复俄罗斯的失败道路，国企私有化的建议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执意添加

至少是从明代后期以来，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在精英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除了历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外，实用数学也是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基础。

科学和艺术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但二者分属人性的不同方面，经由人的不同精神系统和生理感官作用于世界与生活。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理想是将艺术提升为科学，他们并非不明了科学和艺术的不同，但是当时艺术与科学的概念和现代不同。

“我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切入主题。中国现在的大学制度主要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主要是移植的。在传统社会中，“天不变，道亦不变”，社会发展非常缓慢，所需要的社会知识是比较简单的，也比较稳定，而且由于交流不便，也只能集中培养少数精英，这样的社会产生的知识和积累的知识也大致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需要的。例如，不是以了解自然和社会为目标的，不是以研究为导向的，文化是抒情感慨或个人独自对社会的一些分析和理解；而且，至少在中国，当时的体制和知识类型都还不太鼓励人们胡思乱想，或者说创新。”

西方学者对这部文学经典有很多法理学的或有法理学意义的解释，在当代中国比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三种。

所谓社会变迁是指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两种不同社会模式中的法律规则不同，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和混合状态中。

批判和拒绝"法律人思维"却全不是批判和拒绝被错误概括为法律人思维的，诸如严谨、务实等法律人的必备素质。相反，中国法学院必须花更大气力来继续推动和实现其教育的转型，像法律人那样思考--其实是行为；文本阅读，法律推理（类比推理），法律解释，教义学分析，也必定且应当在法学院教育中占据足够重要的地位。法学院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法律人有能力应对那些超出眼下的常规，必须个别应对但长远看来可能具有一般意义的问题。

"表里"、"并用"或"互补"的说法只承认两者一体或同在，但没有指出为什么两者可能一体或同在。由于放弃了探讨儒表法里现象的理论逻辑，隐含地也就否认了儒家(或法家)本身作为一个有解说力之理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