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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裘锡圭等: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

文学遗产2002.3
出土简帛中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体裁的流变,题材取舍等方面,都为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新的气象,弥补了以往缺失的一些重要缺环。

原题: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

刘跃进(文学研究所):先 秦、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文化及有关典籍的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厚的成果,也遗留了不少问题。二十世纪 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其中的甲骨文、金文、简帛佚籍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为先秦秦汉典籍的整理以及上古文明史的探索,带来了新的契机,并促 成了有关新兴学科的迅速发展。从文学史的研究来看,这些新发现不仅仅是提供了有关新的资料,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对先秦、秦汉文学史的一些传统观念。

江林昌(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确 实如此。早在七十多年前,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研究院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著名演讲中就已明确指出:"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 历史已经、而且还将继续证明:这是一个平实而又深刻的见解。而今,我们又处在这样一个"新发现"的时代,李学勤、裘锡圭两位先生多年来一直活跃在学术前 沿,为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瞩目。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请两位先生畅谈自己的研究体会,并对先秦、秦汉文学史的研究发表真知灼见。既然"新发现"是我们这个时 代学术的显著特点,那就围绕着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这样一个热点话题畅所欲言吧。

江林昌、刘跃进(以下简称江、刘):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不妨从下列四个方面展开:一、考古发现与二重证据法;二、简帛佚籍与古籍整理;三、考古发现与文学史、文明史研究;四、为什么要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中国历史研究所):最后一个论题主要是由我提出的,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还有待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裘锡圭(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我们就先从前三个问题谈起。

一、考古发现与二重证据法

江、刘:考 古发现使我们对书面文献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里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 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王国维先生因此而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二 位先生在研究当中,也经常运用"二重证据法",请谈谈具体的情况。

李学勤: 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他所说的地下材料,主要是指有文字的部分。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里例举 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四项重大发现,都是文字资料,用这些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对照研究,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实际上,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实可划分为有文 字与没文字的两类。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如遗址、墓葬、建筑、服饰、器物等,同样可用来印证古书。香港饶宗颐先生还因此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如张长寿先 生在《文物》1992年第4期上发表《"墙柳"与"荒帷"》一文,讲沣西井叔墓里的铜鱼,作为棺盖上的装饰,一串串的,其时代是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后 来,我们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里也发现了这种铜鱼。这些考古材料,正可与《仪礼》里的有关记载相对照。因此,可以推论,《仪礼》这部书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与春 秋时代有关。

江、刘:拜读裘先生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史新证》所撰写的前言,知道您对于王国维先生的这一著名论点也有很深的体会,对此一学说能有进一步的阐述吗?

裘锡圭: 我很同意李先生的观点,这里再举一个有关《仪礼》的例子。陈公柔先生在《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发表《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将《仪 礼》所记随葬器物的组合形式,跟考古发掘中所见的实际情况对比,认为《仪礼》反映的许多内容是战国初期的情况。再与上引张长寿的文章相联系,可得《仪礼》 的成书时代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又如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尚书·禹贡》所记梁州贡品中有铁。从考古发掘看,铁要到春秋后期才开始比较 普遍地使用。因此,《禹贡》成书时代的上限当不能早于春秋。

江、刘:以 往的先秦文学史研究对于非文字的考古资料重视不够,误以为不是自己的研究对象。从两位先生的介绍中可以看出,非文字的考古资料在印证传世文献中可以能发挥 如此重要作用。就二位先生论述在此讨论的"三礼"问题,就很有意义。起码,今后对于"三礼"中的有关资料就应当重新加以考虑和利用,这就扩大了先秦文学研 究的视野。至于有文字的考古资料对于先秦文学研究的意义,二位先生是怎样看的呢?

李学勤:它 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传世书面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化。而考古获得的文字资料就不一样,它是我们能直接看 到的古代原始遗存,因此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至少有两点是最明显的,一是据以判定传世古籍的年代,一是据以校读传世古籍里的字词与文句。

江、刘:您能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

李学勤:董作宾先生写过一篇论文叫《王若曰古义》,文中引述了一版甲骨文,上刻有"王若曰:羌女......"等语。下面的"羌女"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最好的解释还是"羌,汝......"这是对羌人的一种文告,意思是"王这样说:羌,你如何如何......。" 可见当时就有"诰"这样一种文体。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尚书·商书》里的"王若曰",还有"微子若曰",并不是周人所拟作。据我所知,在文学史研究领域, 文体研究也算一个热点问题吧。作为一种文体,"诰"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它起源于何时?又有什么特点?甲骨文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资料。再比如, 《山海经》是文学史家所熟悉的一部著作。里面将到四方风,大家都不太注意。它还特别提到"司日月之长短"。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我们在甲骨文中又见到了它 的踪影。在甲骨文里有四方、四风的记载,说明当时已有四季观念。《山海经》进一步说明那个风来的方向与四季有关。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可以用甲骨文来印证传 世文献。

金文与传 世文献印证的地方更多。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逸周书》的《祭公》篇。其中有些句子和金文完全一样,如篇中的"昊天疾威",毛公鼎作"愍天疾畏",篇中 "龛绍成康之业",史墙盘作"龛事厥辟",篇中"辟险于难",师询簋作:"辟函于艰。"这样,我们就知道,《祭公》一定是西周的作品。又如《尚书·虞夏 书》各篇,现在大家都知道是战国以后的作品。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指出,在西周春秋铜器铭文里总是以"妣"与"祖"配,"考"与"母"配(《诗 经》亦同),"可知考妣连文,......当系战国时人语。"而《尧典》却有"百姓如丧考妣三载"之语,其成书时代便可想而知了。

江、刘: 李先生阐述了甲骨文、金文在判断传世文献年代方面的作用,所举的例子,都是先秦文学史研究所必须涉及到的资料。如果有了比较明确的年代依据,这对于先秦文 学史研究的巨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裘先生近来发表《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收在《古代文史新探》一书中),您能就甲骨文、金文 在校读传世文献方面的意义谈谈自己的看法?

裘锡圭:王 国维先生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由于发现在甲骨卜辞里有商先公"季""王亥""王恒"等名,从而把《楚辞·天问》中从来不得其解的"该秉季德"、 "恒秉季德"等语也讲通了。这是"楚辞学"研究的重要发现,也是用甲骨文校订传世文献的典型例子,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又如,有一条卜辞说:"自今春至今 翼,人方不大出。"于省吾先生据此校读《尚书·大诰》的"今蠢今翼日"当为"今春今翌日"。再如,《国语·鲁语》"是故天子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采夕月......日中考政......少采夕月......日入监九御......。" 旧时认为"大采""少采"是就天子朝日夕月时的服饰而言,文义难通。甲骨卜辞记一天中不同时段的词里有"大采""小采"。董作宾在《殷历谱》里研究商代记 时历法的时候,以卜辞与《国语》互证。由此,大家才明白《国语》里的"大采""小采"跟同段文字里的"日中""日入"一样,也是说明天子进行活动的时间 的。

江、刘:《尚书》、《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和诗歌这两种文体的最重要源头,历来的研究,特别是在文字校释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厚实的基础。在当今这样一个"新发现"的时代,还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裘锡圭: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即以铜器铭文来校读古书为例,《尚书》里的《大诰》《君 》篇称周文王为"宁王",称先人为"前宁人"。旧时于"宁"字无确解。清末的吴大澄和 孙诒让等人指出,金文里的"文"字多从"心",字形与繁体的"宁"相似。因此可知,《尚书》里的"宁王"实际是"文王"的误释。西周铜器铭文常称史官为 "作册"。《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逸是人命,作册是他的官职。旧时不明"作册"之义,以"王命作册"为句,把"作册"看作王所命令进行的事。孙 诒让在《古籍拾遗》里才指出"作册"是职官名,正是受了金文的启发。

王国维先 生利用铜器铭文校读《诗》、《书》方面作出了较多的贡献。例如他据史颂簋的"里君百生(姓)",指出《尚书·酒诰》"越百姓里居"的"里居"是"里君"之 误;据盂鼎的"匍有四方",指出《尚书·金》"敷佑四方"的"佑"当读为"有";据毛公鼎、克鼎铭文中"舍命"一语的用法,指出《诗·邶风·羔裘》"舍命 不渝"的"舍命",不当如郑笺训为"处命",而是"致其君命"的意思;据蔡簋的"弥厥生",指出《大雅·卷阿》"俾尔弥尔性"的"性"当读为"生","弥 生"就是长命的意思;据不其簋的"女肇诲于戎工"指出《大雅·江汉》"肇敏戎公"的"公"当读为"工","戎工"就是兵事的意思。

二、简帛佚籍与古籍整理

江、刘:现在,我们把考古资料的年代再往下移,集中到王 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提到的"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我们知道,在王国维以后,我国在很多地方发现了大量的简牍与帛书;其 性质、内容和年代等方面,范围均比王国维所能见的要扩大了许多。对于这些资料的研究,日臻兴盛,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所谓"简帛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专 门成立了简帛研究中心,最近,国际儒学联合会还成立了国际简帛研究中心。而我们的先秦、秦汉文学研究界似乎对此一惊人发现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二位先生 能否扼要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李学勤:古 人说"书于竹帛",竹木质的简与丝质的帛,是古代中国人书写所用的主要材料,直到六朝时期,才逐渐为纸所代替。因此,"简帛"长期被作为书的同义语。源出 自简帛的若干词语,如"编""册""篇""卷"等,甚至沿用至今。可以想象,古代的简帛,数量应该是非常多的,不过其质料容易损坏,埋藏地下更难保存。尽 管这样,简帛仍是出土文物的一大门类。

迄 今已发现的简帛,按照它们的内容性质,主要可以划分为书籍和文书两类。书籍,指的是狭义的书,依《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六艺(经)、诸子、诗赋、兵 书、数术、方技等。《汉志》未收的,如法律,遵照后来的目录传统,也可以列入。文书,包括当时朝廷及地方的文件、簿籍、档案。边远地区所出与屯戌、津关、 驿传等关联的材料,尤有特色。一些私家的簿籍,亦得附属于此。

在这两类之外,还有日常生活使用的书札、历谱,有关丧葬的祭祷记录、遗嘱、遣策等等,虽然零碎,仍各有特殊价值。这些我在《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一文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江、刘:1942 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墓中发现帛书。1944年,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出版后,消息遍传学术界。这可以说是近年简帛书籍出土的真正开端。建国以来, 随着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简帛书籍的发现越来越多,在内涵与数量上,均足与历史上的孔壁、汲冢相比美。请介绍一下各次重要发现情况。

裘锡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战国秦汉时代的墓葬里,陆续发现了不少简帛古籍。按其出土时代顺序,重要的有: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发掘者定为战国早期)出土古书残简,近年有学者定为《墨子》佚篇。

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出土《仪礼》木简八篇、竹简一篇。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属武帝早期)出土《孙子》、《孙膑兵法》、《晏子》《尉缭子》、《太公》以及论政、论兵和阴阳等方面的佚书多种。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十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内容有《论语》、《文子》、《太公》、《儒家者言》等。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老子》(有两本,卷前或卷后抄有佚书)、《周易》(附有《易系辞》和不见于今本的佚传)、《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以及医药、占侯等方面的帛书多种。同墓还出了房中术方面的简书。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秦律、《日书》等竹简。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诗经》、《周易》、《仓篇》、《万物》等竹书多种。

1983至1984年,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汉律、《奏谳书》、《脉书》、《引书》、《算数书》、《阖庐》等竹书。

1985年,张家山336号汉墓出土汉律、《功令》、《盗跖》等竹书。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属战国晚期)出土日书等竹简。

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坡36号楚墓(战国中期偏早)出土一批竹简,包含数种古书。

1989年,湖北云梦龙岗6号秦墓出土秦律竹简。

1993年,江苏连云港尹湾6号西汉墓出土一批竹简木牍,其中属于书籍的有竹简《神乌傅(赋)》《博局占》等。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战国中期偏晚)出土800支竹简,有《老子》、《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等篇,内容涉及儒、道两家。此外,还有《语丛》四组,杂抄百家之说。

上海博物馆几年前从香港购回1200多支战国竹简,据传也出于荆门一带。简的内容以儒家典籍为主,有些有今本,如《周易》《缁衣》《武王践阼》等,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书。另有方技书之类。

江、刘:如 王国维先生所说,历史上简帛书籍的发现,如孔壁中与汲冢竹书,曾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最近拜读了李先生发表在《文物》1999年第10期上的 《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一文,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记,即,近五十年来战国秦汉简帛书的大量出现,必将对有关学科的发展产生新的更深远的影响。

李学勤:是这样的。刚才裘先生介绍的简帛书籍,性质范围非常广泛,对中国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探讨,无疑都会有所促进。我认为,一系列重大发现,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古文字学的影响,其二是对古代学术史的重新认识。

简帛书籍的发现对古文字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对战国文字研究的影响最为明显。战国文字,尤其是六国占文的研究,5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古文字学领域的热点,成果异常突出。不过.战国文字材料十分繁碎, 例如玺印、兵器之类,字数甚少,不易由文例推求。简帛文字成章,有的书籍还能与今传本对照,为考释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由于地下保存情况较佳,现在大家看到 的战国简帛书籍皆出于楚墓,这就使我们对当时的楚文字得有更多的认识。然而六国虽说"文字异形',彼此究竟有不少共通之处,楚文字研究可以为六国古文研究 提供突破口。同时,古文内又蕴合着许多商周以来传袭的写法.为解读更早的文字充当了钥匙。例如藉助郭店简《缁衣》释出西周金文"祭公",通过同批简《唐虞 之道》推定柞伯簋"贤"字,都是成功的例子。秦至汉初简帛的文字,为汉字发展由篆变隶,即所谓隶变的过程的实物证据。过去有关这一文字演变关键阶段的材料 太少,致使学者无法详究,现在的情况便全然不同。

简帛书籍的发现促使我们对于古代学术史作重新思考、重新认识、重新评价。

我 们经常说,大量简帛佚籍的发现,古代学术史必须重写了。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比如,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问世,使《易》学的历史许多地方需重新考虑。 双古堆竹简《诗经》的出现、关于《诗》的传流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上海博物馆竹简中《诗论》,包含若干佚诗,更为值得注意。马王堆帛书《黄帝书》、《老 子》,使人们对所谓黄老之学有了全新认识。过去的学者多以为其学源于齐学,有人还认为与齐国稷下的一些学者有关。现在马王堆帛书的发现,知道汉初黄老道家 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