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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在共青团北京市委主管的《文化纵横》发表文章《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以“浦东逻辑”、“重庆经验”、“香港实验”、“阿拉斯加模式”等案例提出新论,政府通过国有形式,实现国有资产盈利,以国有资产的盈利丰盈政府收入,有更大的空间和能力降低对私人企业的税收,从而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崔之元进一步阐发了有关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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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分析人士将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灾难作为自己的起点,这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他们没能将话题引向深入。从财政部长鲍尔森到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往下,他们都认为可以将这场危机简单地当做金融业的问题来解释。同时,他们声称深层次的实体经济还是强固的,所谓的经济基础还是完好的。这种观点最能误导人。导致眼下危机的根源在于1973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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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小说并非完全是舶来品,1990年代以来最早的雏形是官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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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惶恐》选自《爱德华·萨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向权力讲真话》(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访谈录的问者和答者均为美国著名批评家,米切尔是《批评探索》的主编,哥大教授。访谈的背景是西方出现了一些非艺术专业的学者策划展览,包括德里达等一些著名学者。二人关于视觉艺术的对话,涉及到绘画、音乐、摄影、戏剧和他们所熟悉的文学,涉及到哲学、历史、政治和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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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发表了《关键词:关于文化和社会的词汇》一书。书中讨论与文化和社会有关的关键词,其中一个就是“自然(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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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部分关于地缘政治的讨论,均设想我们只能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这两种维持全球秩序的策略之间作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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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作为编者的李陀和北岛,共同邀约了三十人撰写文章,在香港出版《七十年代》一书,大陆版也有望年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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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环保
2009/03/25
| 阅读: 4303
“胡”与“羌”,蒙古与藏族,中原与西域,一个巨大的民族十字路口在祁连山交错——边界的模糊,暗示着地带的游牧性。只知商旅、不懂驻牧、隔断羌胡的河西走廊,是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遮蔽。筑城,通商,采矿,工业,农夫挤走骑士,阏氏盛妆已是不可再追的梦。匈奴古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藩息”,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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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历史
2009/03/10
| 阅读: 2569
顾颉刚先生女公子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本书制造了太多的神话来吹捧顾颉刚先生,也有太多的对鲁迅的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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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吧,我这么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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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叹号多了点,但很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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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谈音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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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九七八年底,诗刊《今天》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今天》在中国出现,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在《今天》创刊三十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创办者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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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学界从90年代以来有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法学流派:法律与文学。它主张强调法律与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他们当中激进人士更主张,将法律实践本事当做一种文学活动,将控辩双方活动当做一种叙事或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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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席卷东起泰晤士河西到日本海的广袤疆域。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生态各不相同,东西欧各国采取的经济拯救措施也不尽相同。欧洲各国又一次因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站在了社会、政治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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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四讲》为中国读书阶层提供了一部了解西方民主的高质量入门教材,它走出了八十年代来盛行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式的思维方式,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出急功近利的启蒙而趋于成熟,这对今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是一件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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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获》的51年历史上,两次停刊,两次复刊。第一次停刊是1960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纸张供应紧张,中国作协决定将《收获》停刊。1964年,《收获》复刊,主办单位从中国作协变成了上海作协,每册定价七角。1966年,“文革”开始,《收获》再次停刊,直到1979年1月再次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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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二十四岁的大学生石原慎太郎,以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得日本最高的文学奖芥川奖。很快,依据小说拍成的电影流行一时。评论家四方田概括,这是一部描写“厮混在日本相模湾一带的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们日常生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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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工业化本质上表现为对于自然的全面战争。在这场战争的最激烈的战场山西,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已经超出了“危机”的层面,而呈现为清晰可见的巨大灾难。由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程度具有从大中城市向农村递进的特征,加上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灾难更多地集聚在农村地区的农民身上,从而形成了灾难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明显背离的格局。进而,在治理危机的大背景下,有效的救助机制的缺失,使得重污染区和地质灾害区的农民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危局,结果导致了众多的村庄在物理意义上的毁灭和社会意义上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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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人文
2009/01/25
| 阅读: 3002
在乡村中国,十九世纪末以来现代教育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教育者群体,他们是公共学校的教师,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在不断增长,他们接受的主要是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而不是儒家经典的训练。绝大多数乡村教师是二十来岁的男性,他们多来自家境贫寒的农家,他们的年龄和背景使他们精力充沛并不满现状,而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和他们从事的职业,使他们成为乡村中拥有并传播现代知识的先锋阶层。但这些并不必然使他们成为激进的革命者,使他们变得激进和革命的其它重要因素是他们的穷困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周遭闭塞落后的环境。这些与他们所接受的现代科学教育和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形成极为强烈的对比。在很多地方是乡村教师建立了当地第一个党组织,最早在农民中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并在乡村开展了最早的革命活动。根据笔者在广泛阅读相关史料时所做的估计,中共早期乡村党组织有70-80%是由乡村教师创建的,乡村教师充当了中国革命中这个普罗米修斯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