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宗教 - - 文章列表 - 全部

(2000年3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 为什么我会热心于谁也不信仰、谁也不清楚的释、道兴起之前的中国宗教呢？原因很简单，一是我的好奇，二是它的重要。好奇不必说。它重要在哪里呢?这就是研究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它的宗教理解。如果你不理解一个民族的宗教，也就不能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古老的文化，这个问题越突出(我记得是沙畹老前辈吧，他好像讲过类似的话)。 在《读书》杂志上，我写过两篇小文章。我说，在二十一世纪，在我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想研究中国古代的“现代化”。它包括三个小题目：“绝地天通”、“礼坏乐崩”和“兵不厌诈”，都是讨论“中国特色”。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讨论中国宗教传统的特色。这两篇文章是我为我的小书《中国方术考》修订版和《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将出)写的前言，带有自我广告的性质，所以有点crazy(广告都很crazy)。前者专讲方术，后者兼谈巫术和礼仪。它们构成了我讨论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不同视角。 “绝地天通”的故事，是收于《国语·楚语下》。它是以重、黎分司天地讲祝宗卜史一类职官的起源，特别是史官的起源(包括司马迁这一支的来源)，因而涉及到宗教发生的原理。故事要讲的道理是，人类早期的宗教职能本来是由巫觋担任，后来开始有天官和地官的划分：天官，即祝宗卜史一类职官，他们是管通天降神；地官，即司徒、司马、司工一类职官，他们是管土地民人。祝宗卜史一出，则巫道不行，但巫和祝宗卜史曾长期较量，最后是祝宗卜史占了上风。这叫“绝地天通”。在这个故事中，史官的特点是“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它反对的是天地不分、“民神杂糅”。可见“绝地天通”只能是“天人分裂”，而绝不是“天人合一”。 因为我们尊敬的张光直教授，他讲萨满主义的文章引用和阐发过这个故事，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它。张先生的解释是美国人类学的解释。他相信东亚和美洲在文化上本来同根同源，因而参照印地安巫术讲中国早期宗教。对上述故事，他看重的是“巫”。吉德炜(Dadd N．Keightley)教授也讨论过这个故事。他不是人类学家，而是甲骨学家。从甲骨卜辞看“巫”，他也相信中国早期是巫的世界。因为西方汉学家都相信卜辞是“商代的史料”，当时的“史料”既然整天都讲占卜和祭祀，不但有一大堆贞人在那里卜，而且王本人也参加卜，这些贞人像巫，王也像巫，而且是最大的巫，当然他要相信那时的社会，情况就像西方人熟悉的那样，其实是由神职人员统治，由神职人员为第一等级。前两年，我在英国和美国开过两个会，会议主题都和宗教有关，指定话题都是萨满主义。在伯克利的会上，我记得有一位评议人，她说“萨满”本来是个通古斯概念，为什么你们的用法就像“万金油”(当然这是我的转述)，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我说你的问题很好，这正是我想向西方同行请教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在西方，这个话题太流行，特别是搞艺术史的，他们的热情更高，其实我对这类说法并不赞同。在我的发言中，我想强调的是，对于研究中国宗教，巫术虽有一定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考虑礼仪和方术的意义。特别是对商周以来的宗教，巫术是太低的估计。我们的发展水平，哪怕是商周时代的水平，怎么能用热带丛林式的东西去解释呢?我的看法是，对于重建早期中国宗教，我们最好是像二郎神，脑袋上有三只眼。而且在这三只眼中，我更看重礼仪和方术。如果只有巫术一只眼，肯定看不清。 下面让我做一点解释。 (1)巫术。以“高级宗教”看，当然不算宗教，或者只能算“低级宗教”。但它对研究早期宗教确实有用，特别是对研究礼仪、方术的起源很有用。比如巫术包括祝诅和占卜两个分支，前者发展为礼仪，后者发展为方术，就是比较明显的事情。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巫术在礼仪、方术发达起来之后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民间有很大影响，和“左道”的概念(类似西方所谓的“异教”或“邪教”)一直有关，汉以来的律令都是禁之惟恐不及，害怕借它煽动造反(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不是宗教的考虑)。而且同是巫术，前礼仪、方术时代和后礼仪、方术时代，情况也大不一样。后世的巫术是屈从于礼仪、方术，受贬斥和压制的，善的一面(白巫术)被取而代之，恶的一面(黑巫术)被渲染突出，整个形象被“恶魔化”。比如汉代的巫吧，台湾的林富土先生做过研究。汉代北有胡巫，南有越巫，全国各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巫。这些巫不但地位不高，早就是祝宗卜史的附庸，而且经常受迫害，情况和欧洲中世纪的猎巫相似(但不是宗教迫害，而是政府迫害)。萨满说不但不能解释后一类巫术，也不能解释礼仪和方术，特别是礼仪、方术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社会政治意义。这是我不赞同用萨满主义解释一切的原因。 (2)礼仪。当然比巫术要高，但也不能等同于宗教。“礼仪”在中国很重要，这点早期传教士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有宗教立场，有宗教敏感，有传教可行性的实际考虑)，比我们现在看得还清楚；但“礼仪”是什么，是宗教还是非宗教，他们争论很大(著名的“礼仪之争”)。中国的礼仪，有国家大典(封禅、郊祀之仪和各种朝仪)，有民间礼俗，有道教科仪，当然和宗教崇拜有一定关系。但中国的礼仪是既拜神，也拜人，早期是拜“天、地、祖”，晚期是拜“天、地、君、亲、师”。“天”、“地”当然是神，但“祖”或“君、亲、师”却是人。总趋势是“天地”淡出，下降；“祖”变成“君、亲、师”，上升。秦汉以下是家庭为本，大家没有共同的“祖”，忠君孝亲尊师是读书人所奉，他们崇拜的是皇上、父母和老师。愚夫愚妇才求神拜佛(特别是妇女，包括皇帝的妈妈和老婆)。因此利玛窦说我们宗教感太差，佛教、道教只是儒家的两翼。这没有错。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说，龙师父的屋里有块金字牌位，上面写的就是“天地君亲师”，这是中国礼仪的特色，早在《荀子·礼论》中就有类似说法。我们中国，士农工商，读书人是头等公民。四民之中没有僧侣，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我们不能说中国的礼仪就绝对不是宗教。我们既不能说礼仪就是宗教，也不能说礼仪就不是宗教。这好像是个大麻烦。我看，这对研究宗教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能是一条好的思路。 (3)方术。方术也是“四不像”。它不但和巫术有关，和道教、前道教有关，而且和中国历史上的科学也有不解之缘。因为天文历算和针石医药，我们今天叫“科学”，原来却是属于方术的范围。可惜的是，现在研究科学史的，他们的科学观念太强，总是把它当作“伪科学”。我对方术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这是现代对古代的偏见。比如李约瑟(Joseph Nedham)的之中国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s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就是带着“科学”眼镜到中国找“科学”。他倒是帮我们找了一大堆“科学”，也提高了我们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但这些“科学”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很多都是出自《道藏》和其他方术类的古书，都是从“伪科学”的垃圾堆里捡出来的。只不过，人们总是淘出金子就忘了沙子，以为金沙不是沙。其实如果没有淘金者，金子原来也是沙。更何况，“科学”和“方术”的关系比金、沙的关系还复杂，我把它们比喻为“五花肉”，几乎设法割开来。关于方术，我发现，它的各种门类，后世的小术往往原来是大术，后世的大术往往原来是小术，后来居上，数典忘祖，这是普遍规律。比如占梦、祠禳，后世是小术，但它的来源最古老。卜筮在商周地位很高。另外，它的各种门类还有交叉感染的趋同和节外生枝的分化，其中也包括比较“科学”的方术和其他方术的分化。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明白，不仅古代的方术和宗教有不解之缘，而且就是近代的科学也和宗教有不解之缘。“五四”以来，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赛先生”的工作是反宗教。但我们不要忘记，利玛窦到中国传教，他所借助的正是科学。他说科学是传教员有利的武器。现在我们北大一带、中关村一带，有一帮“知本家”和“知本家”的鼓吹者，他们就是一伙“scientific cult”的传教士。这种宣传，近来甚嚣尘上，它和大家说的“伯乐买驴”是一回事儿。汤一介先生最近有篇文章，批评当前的“重理轻文”，“重利轻文”，窃北大之名，夺北大之魂，是何心肝，我深有同感。 对于早期宗教，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因时间所限，这里只能把值得研究的课题，浮光掠影讲一下： (一)新石器时代 有些考古学家说考古有局限性，早期的东西没文字，不能研究精神领域，研究也太危险，但俞伟超先生也是考古学家，他不这么看，我也不这么看。因为在这个时代里，至少有两种考古现象是和宗教有关，一是祭坛，二是卜法。新石器时代的祭坛，有内蒙包头阿善、辽宁喀左东山嘴、辽宁建平牛河梁、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等处(四川郸县古城村，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南澧县成头山，据说也有祭坛，但材料未发表，还要核实)。卜法，一般以为是商周时代的事，但考古材料表明，它是在距今约九千到三千年前的时间范围里逐渐发展起来的。骨卜在距今五千三百多年前就已出现。龟卜虽然稍晚，但与之有关的“葬龟”，比如贾湖葬龟，年代可以早到约九千年前。这些现象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一直能延续到眼皮底下，比如龟卜，明清还有。祭坛，最近还修，北京这儿就修了一个。 (二)商代西周 巫鸿教授写过一本书，是讲中国古代的“纪念性”。西方的“纪念性”主要是建筑类的遗迹，它在中国，早期东西太少，所以巫鸿拿器物来顶替。其实这样的东西并不是绝对没有，问题是看你怎样发现和研究。中国古代的礼仪建筑或宗教建筑，笼统地说，是“坛庙”，但“坛”是统称，细别有“坛”(堆土为坛)、“■”(除地为■)、“坎”(挖坑为坎)，“庙”也有不同内涵。在过去的考古发现中，有些器物是出土于山川附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或者有个坑，或者连坑也没有，被人误以为是墓葬或窖藏，其实是古人祭祀山川的沉埋遗迹(山曰埋，水曰沉)。比如辽宁喀左和湖南宁乡发现的青铜器，就是这样的遗迹、遗物。 另一方面，卜筮的发展也值得注意，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发展。卜辞不是历史，而是占卜记录，它涉及“天”、“帝”的区别、巫和祝宗卜史的关系、各种祭祀和方术，其实是研究巫术、礼仪和方术的一手材料。我们从这些材料看，商代的巫地位并不高，商王也不是大巫。筮，则有十位数字卦的发现和研究。其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易经》出现的背景，也揭示了“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出现的共同背景，即两位数字卦是从十位数字卦发展而来。我叫“跳出《周易》看《周易》”。 (三)春秋时代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我们的了解和研究还很不够，但文献材料却值得注意。如《左传》、《国语》中有不少巫术、礼仪、方术类的材料，弥足珍重。比如就拿方术来说吧，它们讲筑的地方很多。过去研究《周易》的人，他们都对《左》、《国》筮例非常重视，汲家《师春》就是辑录这类拉例。它们是以《周易》为主，但也有两条，是和《连山》、《归藏》有关，可见是“三易”都有，确如《周礼》所记。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发现也证明，“三易”是类似系统，它们和早期的十位数字势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书中讲筮也讲卜，卜、筮是相袭而用，这与《周礼》的记载也是吻合的。其中有些卜例，比如“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与新近发现的王家台秦简《归藏》相似，也是重要信息。说明每个时期的占卜总是趋同和相互匹配。此外，它们还经常讲占梦，并涉及占星、候气、风角、鸟情等其他方术。特别是书中有些话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相似，可见到春秋晚期，择日之术也热闹起来。它们对上推西周时代的情况，下联战国秦汉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四)战国秦汉 研究这一时期，我看有一篇东西最重要，这就是《史记·封禅书》。当然离不开的还有《汉书·郊祀志》。当年沙畹翻译《史记》，首先看中的就是这一篇。后来，他登泰山，写泰山，研究“投龙”，我想都和这一篇有关。凌纯声提倡研究“封禅文化”，源头也在这里。从《封禅书》和《郊祀志》，再加上《汉书·地理志》，我们可以知道，西汉领国家津贴的祠畸有七百多个，遍布全国各地。它们当中有些是秦代和秦代以前更古老的祠■。前几年，我做过一点考证，把有关考古发现做了一番总结(如甘泉宫、后土祠、五■、八主祠等等)。我发现，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研究这个问题，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就在于汉武帝的大兴祠■，是个兴立“国教”的运动。它在早期宗教的发展上是至关重要。因为从根本上讲，它是战国秦汉时期“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秦始皇的车书一统和整齐法律只是第一步，它解决的只是制度层面上的东西，思想文化统一不了。汉武帝的第二步是统一思想。这个统一包括两方面：学术和宗教。过去大家看重的是“罢溯百家，独尊儒术”，即他的整齐学术，而不太重视他对礼仪、宗教的整齐。因为大家对秦皇汉武的海外寻仙、五岳封禅和巡视大江南北，一般都持否定态度，觉得迷信荒唐，劳民伤财。再加上这个运动虽然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到头来还是“雨打风吹去”，以成败论英雄，大家也看不起。我觉得，这一评价似乎可商，恐怕对它在“国际化”大趋势上的意义，对它在收拾人心、完善控制方面的意义估计不足。汉武帝的失败，原因很多，这里不能讨论，其中有个关键人物是王莽。王莽是儒生，他把武帝时期的巡狩封禅取消，大郊祀改成小郊祀，有很多引经据典的借口，是继“政治翻身”和“学术翻身”之后，儒家取得的又一胜利(秦汉制度创设的每一波，都有儒家的反动)。他对秦汉礼仪的改造，虽然也是昙花一现，但留下的影响不可磨灭。从此皇帝不必远足，只要在家门口祭招就可以了，远一点可以派员致祭，再远一点可以遥祭。它是后世郊祀所本(北京六坛就是由此而来)，在宗教史上也是重大事件。出土新莽文物很多，值得专门研究。最近我到青海，还调查过他为西海郡立的虎符石匮。我们从这些文物看，秦皇汉武的“国际化”还在继续。但它既是“国教”运动的延续，也是“国教”运动的终结。战国以来的理性主义，政治设计方面的理性主义，终于达到了它的极限。王莽失败后的东汉是“宗教真空”，所以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输入。这是顺理成章的发展。这以后，中国宗教才“言归正传”。 与汉代兴立“国教”的运动有关，还有一个问题也为我关注，这就是太一崇拜和三一崇拜的考古研究。这方面的材料已经很多，比如最近发表的郭店楚简，其中就有《太一生水》篇。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太一”神既是众星所拱的宇宙中心，也是造分天地、化生万物的终极概念，即无所不在的“大道”。它是没有人格的神，因此比较适于作普世性宗教的最高神抵。这和上述“国教运动”是匹配概念。在武帝诸相中，祭祀太一的甘泉宫最尊。“太一”与基督教的God有一定相似性。当年“礼仪之争”，有人就说，利玛窦取自《诗》、《书》的“上帝”是误译，远不如汉代使用的“太素”。其实“太素”就是“太一”的另一种说法。另外，和“太一”的概念有关，“三一”的概念也很重要，应即道教“三官”所本。它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Trinity)概念也有一点相似。当初基督教以“景教”为名传人中国，就是以“三一”翻译“三位一体”(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见中国也有过一些类似西方的发展。 (五)东汉以来 我们终于有了道教和佛教。研究道教和佛教，我不懂。但作为外行，我有外行的考虑。第一，是前道教的研究。比如符篆，不仅东汉魏晋时期的出土物很多，而且有些早期图像也是起符■的作用，如马王堆帛书中的《避兵团》，其实就是早期的符■；“三天”，见于楚帛书；“三一”和“三官”可能有关。特别是沙畹热心的投龙简。这种东西过去出土很多，泰山、华山、济源有投龙碑，嵩山、衡山、武当山、太湖、西湖、鉴湖有投龙简(包括金龙)，但它们都是唐、五代和宋元明清的东西，更早的发现没有。只是最近在华山出土了两件带长篇铭文的玉版，即我向学术界介绍的秦■祷病玉版，我们才发现，这类传统其实在道教以前就存在。 另外，佛教传人过程中，二教的相互创造也是大问题。道教虽出本土，但非全部原装，有不少方面是受佛教影响；佛教虽为外来，也有许多入乡随俗的改头换面。特别是它们的相互攻讦，本身就是一种相互学习。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了解其背景，知道哪些是各自原有，才能知道创造在什么地方。这些当然离不开原佛教的研究，也离不开前道教的研究。比如我对道教《黄书》的研究就是一个尝试。我是以东汉流行的“房中七经”和有关流派作解读背景，然后拿解读结果和县无谶东传的密教房中术做比较。本世纪上半叶的丝路探险曾经导致了石窟寺艺术和敦煌释、道文献的研究，法国汉学在这方面有很大贡献。在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中，佛教考古比较突出，道教考古还有待建设。很多问题的探讨还有待大家共同努力。 最后，我想说明一下，我的研究很强调过程的“连续性”，我喜欢淆乱古今，并不认为古代和现代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现代人老是喜欢以“现代”傲视“古代”，认为只要不在“现代化”的时间表里，一切就必定十分古老，距离自己十万八千里；而且对时间，也是零切碎割，务求精确，把刻舟求剑叫“科学性”。对这样的“时间狂”，我是不能认同的。《红楼梦》上有句话，叫“摇车里的爷爷，拄拐的孙孙”(第二十四回，贾芸引俗语)，即同龄不一定同辈，同辈也不一定同龄。固定的时间表并不一定有用。 关于中国早期宗教的思考，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我们讨论的问题究竟是古代问题还是现代问题。比如：“黄、赌、毒”是现代问题还是古代问题?“邪教”是古代问题还是现代问题?“五族共和”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它们都是我们讨论范围内的问题。 前些年，我写过一组介绍方术的杂文，叫《方术四题》，其中两篇是《卜赌同源》、《药毒一家》。我用赌博讲占卜，用毒品讲医药，想用短小篇幅，浓缩方术精华(这不是低级趣味，而是高尚话题)。我的话好像很夸张，但句句都是实情，古今中外是打通了讲。在这篇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提个问题，就是在当今这个上天入地、电脑万能的时代，我们人类怎么这么无能，就连“黄、赌、毒”这样的老问题都无可奈何，“放之而不可收，禁之而不可行”，悲夫! 它说明：古人的问题还困扰着我们，我们离古代并不太远。

笔者把基督宗教近代以来在全球的扩张放置在西方殖民主义和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运动互动的视野下，试图解答为什么基督宗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成为强势宗教，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却处于边缘。

臺灣地區的道教研究書目（1945-2000）

《金陵十三钗》里不是没有感动，许多细节处理仍有神来之笔，但更首先处，创作者试图用西方式的崇高感和价值观改造这个完全发生在东方、完全由东方组成完成的血肉故事，却难免左支左绌，太少反抗太多柔弱，太少必然太多巧合，让这个故事在真实性（包括逻辑上的真实性）上得分甚低。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唯一的根本经典，其内容确立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制度，同时也反映了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半岛希贸兹地区的社会现实和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的斗争概况。它是穆罕默德在23年的传教过程中陆续宣布的“安拉启示”的汇集。“古兰”一词系阿拉伯语Quran的音译，意为“宣读”、“诵读”或“读物”。中国旧译为《古尔阿尼》、《可兰经》、《古兰真经》、《宝命真经》等。中世纪伊斯兰经注学家根据经文的表述，说它有55种名称，其中常以“克塔布”(书、读本)、“启示”、“迪克尔”(赞念)、“真理”、“光”、“智慧”等来称呼。据载，610年(伊斯兰教历9月)，安拉在“盖德尔”的吉祥夜晚，命令天使加伯列向穆罕默德开始陆续启降《古兰经》文，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启示”中止。伊斯兰教认为《古兰经》是安拉“神圣的语言”，是一部“永久法典”。它是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的最高准则，是伊斯兰教法的渊源和立法的首要依据，是穆斯林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和道德行为的准绳，也是伊斯兰教各学科和各派别学说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古兰经》是阿拉伯有史以来第一部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典籍，其文体是一种非常绝妙的韵体文，具有独特优美的风格。

《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一书节选

畅销书《耶稣的真实王朝》（The Jesus Dynasty）作者为美国北卡大学宗教系教授，在他的笔下，耶稣不再是孤零零的上帝的爱子，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家庭纽带的社会人，作为一个王族家庭的长子奠立由他的弟弟和亲属形成的王朝。

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毛泽东主席曾发表唁电，其中的名句（大意）：资本主义制度是随着罪恶的贩卖黑奴行径兴起的，它也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灭亡。对于什么是解放，马尔克姆·X和金有不同的理解。－－HC

原社科院研究员、基督教徒对“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研讨会──中国家庭教会问题专题讨论”的记录，有明显倾向性。

赤松子由于自焚升天而成为古代最著名的雨师，其专名渐渐变成掌祈雨的巫师的通用名，历代雨师均有可能被称为赤松子，所以其事迹也在慢慢丰富。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40周年，马西沙先生作《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四十年》一文，对40年的民间宗教研究已有精彩的评论。此文是在业师马西沙先生文章的基础上再以专题的形式写作而成的。

在德国，我们的文物是放在印度艺术博物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把新疆古代的东西，全都认为是外来文化--印度的。他们不承认新疆是一个有自己文化体系的地方。在外国人的论文里面，字里行间都透露着龟兹文化是印度文化，或者是波斯、希腊文化。这是我们双方研究上的一个焦点。

1997年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罗绒战堆每年固定前往拉萨及山南两地的春堆、路普岗、察巴拉、扎西林4个自然村，以访谈形式、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对西藏信教居民的宗教消费进行考察。

本文初稿曾刊《燕京学报》第十六期。其后获见英法所藏若干新材料，用将旧稿整理重写一过。一九四○年五月向达谨记于昆明。

1872年12月24日，《申报》第一次报道"Christmas"时只说它是"耶稣诞日"，在次年的报道中则称之为"西国冬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圣诞节"才成为较为固定的中文节名。吴承仕认为，"圣诞节"这三个字是染着中国这个弱小民族的血写成的，换言之，耶稣圣诞节也象征着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压迫。

尽管希腊科学传统的影响至关重要，但阿拉伯科学绝不仅仅是希腊科学知识的展厅。现存最早的科学资料表明，翻译运动与伊斯兰世界的科学研究是同时进行的，前者并不是后者的先决条件。活跃的穆斯林社会和政治体的实际社会、政治需求，以及理论的和学术的需要，激发和孕育了一场系统性的翻译运动，对后来穆斯林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喀喇汗王朝（840—1212年）是中亚和新疆地区存在时间最长，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语系封建王朝。 公元9世纪初，阿拉伯势力在中亚的统治结束后，中亚各地相继出现了塔希尔王朝（821—873年），萨法尔王朝（869—903年）和萨曼王朝（874—999年）。这些王朝采用伊斯兰教体制实行统治，并向其宗主国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称臣输贡。当时，萨曼王朝与喀喇汗王朝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两个对立的敌对关系。萨曼王朝曾多次在阿拉伯军队的支持下向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发动“圣战”。这可能与喀喇汗朝初建时是一个异教徒政权有关。此时喀拉汗朝居民和统治上层主要信奉摩尼教或佛教。尤以佛教流传最广，信仰人数最多（《1》李进新：《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第8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首领是新疆历史上著名的萨图克布格拉汗。在萨图克&nbsp;布格拉汗执政的40年当中（《2》&nbsp;“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编著：《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一册，第1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伊斯兰教并没有在喀拉汗朝辖地内成为全民信仰的宗教。真正实现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是由其子穆萨。阿尔斯兰汗完成的。当喀喇汗朝多数居民接受伊斯兰教后，穆萨阿尔斯兰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 当时为喀喇汗朝的伊斯兰化与伊斯兰教在喀喇汗朝辖地内成为全民信仰的宗教打下基础的萨图克&nbsp;布格拉汗与他的长子穆萨&nbsp;阿尔斯兰汗先后受到来自萨曼王朝的艾卜·奈斯尔·萨曼尼（王朝王子）和来自尼沙布尔的苏菲传教士阿布勒·哈桑·穆罕默德·苏菲·卡拉玛提的影响皈依伊斯兰教的。有了这些伊斯兰教的积极宣传者和传播者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和阿布勒&nbsp;哈桑&nbsp;穆罕默德&nbsp;苏菲&nbsp;喀拉玛提的传教活动和王朝统治者萨图克&nbsp;布格拉汗与穆萨父子俩及其后代的支持，帮助，伊斯兰教被确立为国教，标志着喀拉汗朝在伊斯兰化方面取得重大胜利。从此，开始了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王朝的历史，也是第一个突厥语民族的伊斯兰王朝的历史。 本文较为详细的论述了喀喇汗朝境内突厥语民族的伊斯兰化历史当中起了桥梁作用，并伊斯兰教成为喀喇汗朝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的关键性人物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和阿布勒&nbsp;哈桑&nbsp;穆罕默德&nbsp;苏菲&nbsp;喀拉玛提的传教历史。着重讨论“萨图克&nbsp;布格拉汗是因受到萨曼王朝尼沙布尔一位名叫阿布勒&nbsp;哈桑&nbsp;穆罕默德·苏菲·卡拉玛提的劝导而接受伊斯兰教”的说法。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和了解新疆早期伊斯兰教，特别是了解喀喇汗朝早期伊斯兰化进程中的时间和人物大有帮助。 一，喀喇汗朝与萨曼王朝的关系 &nbsp;喀喇汗朝与萨曼王朝的关系既有和平的经济，文化往来，也有对抗。因为喀喇汗朝建国初期与它相邻的萨曼王朝，于阗李氏王朝和高昌回鹘王国正处于鼎盛时期。信奉佛教的于阗和高昌两个政权同喀喇汗朝的关系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个政权同喀喇汗朝关系紧张的或发生过战争。而信奉伊斯兰教的萨曼王朝则不同，喀喇汗朝建立不久就成了它政治扩张的目标。 喀喇汗朝的第一位可汗庇伽阙&nbsp;卡德尔汗（bilga kul qadyr qakhan）,此汗早在9世纪中叶已在河中地区北缘一带同萨曼王朝发生过冲突。（<3>王志来著: <中亚通史>,第5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这次入侵事件,虽然给两国关系带来一些影响,但并未严重恶化.庇伽阙&nbsp;卡德尔汗与萨曼王朝的努哈.本.曼苏尔.剌迪不断通信,直到后者去世(892年). 努哈的弟弟伊斯玛仪(公元892年)执政后,频频地出兵进攻喀喇汗朝,他是喀喇汗朝的头号敌人和主要威胁.由于喀喇汗朝当时还没有信奉伊斯兰教,特别是奥古尔恰克对伊斯兰教采取了严厉的态度,萨曼王朝便以宗教为借口挑起战争,打着“圣战”的旗帜入侵喀喇汗朝，占领了喀喇汗朝的大片领土。据“喀什噶尔史”记载：奥古尔恰克与萨曼王朝的伊斯玛仪。本。曼苏尔不和，执政后“开始不理睬伊斯兰信使的话”。893年，伊斯玛仪发动了对喀喇汗朝的“圣战”，出兵进攻恒逻斯城。经过长期围困，萨曼王朝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俘获了奥古尔恰克的妻子和1.5万名士兵，杀死了其中的1万人。据说参加这次“圣战”的还有阿拉伯人。战争结束后，伊斯玛仪就将恒逻斯城的基督教大教堂改建成清真寺，并下令以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穆塔迪德&nbsp;比拉赫的名字作呼图白，恒逻斯城的贵族和封建领主接受了伊斯兰教。（《4》《喀什噶尔史》是，11世纪的喀喇汗朝历史学家阿布杜&nbsp;加法尔&nbsp;阿勒玛伊的著作。此书久已失传，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14世纪的喀什噶尔学者贾玛尔&nbsp;卡尔西的《苏拉赫词典补编》（14世纪初用阿拉伯文写成）一书中。此书已从阿拉伯文翻译成维文的手抄本在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阿吉努尔&nbsp;阿吉同志保存） 恒逻斯城失陷后，奥古尔恰克被迫迁都喀什噶尔。从此，喀喇汗朝同萨曼王朝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两国之间除了发生过战争以外，还保持过正常的商业贸易和民间往来。当时喀喇汗朝是一个以游牧业为主的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落后。而萨曼王朝则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因此商业贸易对这两个毗邻的国家来说都是需要的。萨曼王朝的穆斯林商人带着布匹，衣服和各种日用品，频频的出现在喀喇汗朝游牧民活动的草原上，用自己的货物交换游牧民的牲畜和各种畜产品。急需各种日用品，特别是需要布匹，衣服等纺织品的游牧民，往往不等穆斯林商人的到来，就赶着畜群至边境地区，换回自己所需要的货物。这些穆斯林虽然没有传教任务，但它们通过自己的商业活动，使喀喇汗朝的游牧民逐渐熟悉穆斯林的一般生活方式和宗教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 当时来自中亚萨曼王朝的商人同喀喇汗朝的游牧民进行商品交换时，伊斯兰教的苏菲派传教士也来到了草原上。它们和商人不同，是伊斯兰教的积极宣传者和传播者。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当时喀喇汗朝境内有人接受伊斯兰较的记载，但通过穆斯林商人的商业活动特别是就像俄国东方学家威廉巴尔托里德所说的，“伊斯兰教借神秘派托僧的活动而得到传播”（《5》[苏联]威廉&nbsp;巴尔托里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4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那样，苏菲派传教士的宣传，伊斯兰教对喀喇汗朝的居民无疑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喀喇汗王朝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关键人物 关于喀喇汗朝早期历史的情况，记载很少。成书于公元11世纪的喀什噶尔作家阿布杜加法尔&nbsp;阿勒玛伊的《喀什噶尔史》，对喀喇汗朝有所记述，但此书早已失传，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贾玛尔&nbsp;卡尔西所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里。根据这些片断的材料，我们对喀喇汗朝的早期历史和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情况才略有所知。 喀喇汗朝早期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关键人物是，使喀喇汗朝首领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的萨曼王子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和帮助苏图克长子穆萨，汗朝境内全面实现伊斯兰化的尼沙布尔人阿布勒&nbsp;哈桑&nbsp;穆罕默德&nbsp;苏菲&nbsp;卡拉玛提。有了他们的积极引导，苏图克和他长子穆萨及其后代皈依伊斯兰教。 公元10世纪前期苏图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成功夺取政权，建立起第一个穆斯林突厥语民族政权，他的行动为揭开新疆伊斯兰教历史新的一页，同时也为一种新的伊斯兰文化的诞生创造了契机。当时，伊斯兰世界处在阿巴斯王朝（750-1258）的统治之下，社会经济繁荣，商业贸易活跃，文化成果辉煌，哲学理性发达，特别是萨曼王朝（874-999年）统治的中亚地区已成为伊斯兰宗教哲学思想体系之一苏非派的“第二故乡”，苏图克是在上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接受伊斯兰教的。 关于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的问题有种种说法。比较真实可信的说法是喀喇汗朝自己的历史学家阿布杜加法尔的《喀什噶尔史》所记载的事实。据该书记载，伊斯玛伊于公元893年攻陷恒逻斯，奥古尔恰克被迫迁都喀什噶尔，奥古尔恰克本想寻机报复伊斯玛伊，但由于当时的萨曼王朝正处于强盛时期，他一直没能找到这样的机会。不久，萨曼王朝统治集团发生内讧。伊斯玛伊的弟弟纳斯尔&nbsp;本&nbsp;曼苏尔在内讧中失败，逃到喀什噶尔避难。奥古尔恰克热情款待他，并决定利用伊斯玛伊和纳斯尔之间的矛盾报复伊斯玛伊。两人很快建立起友谊，甚至任命他为阿图什地区的长官。纳斯尔当了阿图什的统治者后，萨曼王朝的驼队便经常从布哈拉和萨玛尔汗来到阿图什，贩卖大量布匹和各种杂货。纳斯尔在取得奥古尔、恰克的信任后，就请求在阿图什兴建清真寺，并希望给一块相当于一张牛皮大小的土地让他建寺，以便“在里面祈祷自己的主”，奥古尔恰克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纳斯尔宰杀了一头黄牛，把牛皮割成细条，然后用这些牛皮条围了一块土地，在上面建立了一座清真寺。这是新疆历史上的第一座清真寺。据贾玛尔&nbsp;卡尔西说，这座名为“阿图什大清真寺”的清真寺，在他生活的时代仍然闻名避迷。（《6》贾玛尔&nbsp;卡尔西的《苏拉赫词典补编》，转引“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编著：《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7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据《喀什噶尔史》记载，萨曼王朝的纳斯尔王子是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加入伊斯兰教的启蒙导师。当纳斯尔定居阿图什后，萨曼王朝的商队时常到阿图什推销货物。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到阿图什看货是结识了纳斯尔并成为至交。当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问及伊斯兰教的情况时，纳斯尔乘机向他进行伊斯兰教宣传。在纳斯尔的启发透导下，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及其待卫扈从一起秘密的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喀喇汗朝统治集团中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王族成员。（《7》在记载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的情况时，《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转》虽带有浓厚的宗教神话色彩，但主要情节与《喀什噶尔史》的记载基本一致。） 10世纪中叶从中亚的尼沙布尔来到喀拉汗朝，帮助穆萨在汗朝境内全面实现伊斯兰教做出巨大贡献的阿布勒&nbsp;哈桑&nbsp;穆罕默德&nbsp;苏菲&nbsp;卡拉玛提是，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以后的另一个传教士。他是为“诸汗之汗”穆萨服务。（《8》普里查克：《从葛逻禄到喀拉汗朝》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01卷，1951年。转引《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编著：《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一册，第8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当时得到苏菲派传教士阿布勒&nbsp;哈桑&nbsp;穆罕默德&nbsp;苏菲&nbsp;卡拉玛提的扶持的穆萨，对其国实行进一步的伊斯兰化，从此，苏菲派思想的影响升级。（《8》马品彦：《伊斯兰教在新疆的早期传播》，《新疆宗教研究资料》增刊，1986年10月。）根据一些史料的分析，他可能当了穆萨的宗教顾问，与穆萨共同组织指导了这场加快伊斯兰教传播的宣传运动。（《9》“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编著：《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8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事实表明，由苏菲派传教士参加的这场宣传运动，取得了成功。据伊本&nbsp;阿西尔记载，960年，20万帐突厥人接受了伊斯兰教。（《10》“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编著：《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8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如果每帐3—4人计算，这一年的信教人数就增加了60—80万人。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 虽然《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转》有，“此人不仅是一位商人，还是一位虔诚的苏菲。”（《11》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6辑，1988年。）的记载，但他是接受过苏菲思想的王朝王子，还是没有接受过苏菲思想的王朝王子我们无法肯定。在他后面来的尼沙布尔人阿布勒&nbsp;哈桑&nbsp;穆罕默德&nbsp;苏菲&nbsp;卡拉玛提是，“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苏菲派传教士”。（《12》“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编著：《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8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当时萨曼王朝统治下的中亚地区逐步成为苏菲派的“第二个故乡”。穆斯林世界不少著名的苏菲诗人和有名的苏菲大师开始聚集到这个地区，他们从《古兰经》和“圣训”中为苏菲主义寻找理论依据，用逊尼派的思想观点阐释其思想根源。进而追求与真主合一的宗旨，力求和正统派进行有限的调和。（《13》《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528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特别是到了11世纪，正统派和苏菲派之间的相协调被安萨里（1058-1111）圆满完成了以后，他把苏菲派的基本主张纳入到伊斯兰正统信仰之中，提出“遵守教法和精神修炼相结合”[1]（《14》）的思想观点。他的调和论观点受到穆斯林世界正统派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欢迎并广泛传播于民间，就这样，与伊斯兰正统统信仰相融合的苏菲派，不是单独的一个教派，而是属于逊尼派的一种思想体系得到合法的地位和认可。从那以后在伊斯兰正统信仰基础上广泛流传于穆斯林世界各地。它一方面在合法的框架内获得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世界很多地方的伊斯兰化历史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喀拉汗王朝时期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第一阶段，也是苏菲派传入该地区的早期阶段。因为，当时的中亚地区开始成为苏菲派的“第二个故乡”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才逐步传入喀喇汗朝。此时聚集到中亚地区的苏非传教师们就像他们的前辈把伊斯兰教传播于世界各地一样，为伊斯兰教向东发展并最终在新疆取代居于统治地位的佛教奠基了基础。 喀喇汗王朝早期伊斯兰化的开始，不是通过战争，而是来自中亚萨曼王朝的传教师（该王朝王子）艾卜·纳斯尔·萨曼尼和尼沙布尔人阿布勒·哈桑·穆罕默德·苏菲·卡里玛提的引导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据《苏图克·克格拉汗传》记载，曼苏尔王子因夜梦先知穆罕默德命其前往东突厥斯坦（今新疆地区）引导苏图克加入伊斯兰教，遂率领商队来到阿图什，终使苏图克接受伊斯兰教，并为他取经名为阿布杜·凯里姆，又帮助他推翻叔父乌古尔恰克·卡德尔汗（ughuldjaq kadirhan），登上汗位。[2]（《15》） 虽然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是否苏菲，我们无法肯定，但从民间流传的有一些史料当中（《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传》，《和卓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传》）可以看出，使喀喇汗王朝王子苏图克接受伊斯兰教的关键性人物艾卜·纳斯尔·萨曼尼的生平，传教活动都具有很浓厚的苏菲主义传奇色彩。特别是通过阐述“艾卜·纳斯尔·萨曼尼得到先知穆罕默德的指示来到东突厥斯坦（今新疆）引导苏图克加入伊斯兰教。”[3]（《16》）的历史事件，进一步表明艾卜·纳斯尔·萨曼尼是靠着特别人物，特别时机完成特别使命的具有苏菲色彩的传奇人物。 再说苏图克·布格拉汗于回历344年（公元955~956年）去世，他的汗位由长子穆萨·阿尔斯兰汗·本·苏图克（Musa Arslan Khan）继承，其突厥语名巴伊塔什（Bay Tash）。当时穆萨·阿尔斯兰汗得到了从尼沙布尔来到喀什噶尔的苏菲派传教师艾卜·哈桑·穆罕默德·苏菲卡里玛梯的扶持，并在他的倡导下，对其国实行进一步的伊斯兰化，从此，苏菲派思想的影响升级。[4]（《17》）另外，伊本·阿西尔提到在349/960年，有20万帐户的突厥人信奉了伊斯兰教。[5]&nbsp;（《18》）这就说明，穆萨时期的苏菲派传教士卡拉马提就是史料上明确记载的苏菲派人物。他的传教活动和960年20万帐户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事件都是跟他有关。而且也是他的努力下实现的。 以上叙述充分表明萨曼王朝王子艾卜·纳斯尔·萨曼尼是，使苏图克接受伊斯兰教，以他为首的喀拉汗王朝走向伊斯兰化道路，后者艾卜·哈桑·穆罕默德·苏菲&nbsp;卡里马提是影响苏图克长子穆萨，帮他基本完成喀拉汗王国伊斯兰化的关键性人物。就是说，10世纪前期，逃奔到喀拉汗王朝来的萨曼王子艾卜·奈斯尔·萨曼尼是第一次使苏图克接受伊斯兰教。（《19》王治来：《中亚通史&nbsp;古代卷（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页。）苏图克布格拉汗（布格拉，突厥语，竟为“公骆驼”）执政后，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仍然以宗教导师的身份受到尊崇，共同致力于伊斯兰教在王朝各地的传播。最终使苏图克成为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可汗，又使喀剌汗王朝成为突厥语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王朝的人物。10世纪中叶又有一个名叫阿布勒·咯桑·穆罕默德·苏菲&nbsp;卡里马提的苏菲传教师第二次出现在喀剌汗王朝历史舞台上。据阿拉伯作者萨母阿尼说，“他是尼沙布尔地方的人，他去突厥人当中传教并住在那里，后于公元961年死于突厥汗庭。”[6]（《20》）&nbsp;这个名叫阿布勒·咯桑·穆罕默德·苏菲&nbsp;卡里马提的人，“艾卜·奈斯尔·萨曼尼和苏图克·布格拉汗去世以后”（《21》《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传》，《和卓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传》有同样的记载），大约苏图克长了穆萨继承父亲汗位的前期到喀剌汗王朝也帮他基本完成整个喀拉汗王朝伊斯兰化的第二个苏菲派人物。随着艾卜·奈斯尔·萨曼尼和阿布勒·哈桑·穆罕默德·苏非·卡拉玛提传教工作的展开，伊斯兰逊尼派正统信仰和以它为主的苏非思想和观点也开始传入新疆。 有关喀喇汗朝早期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关键性人物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与阿布勒&nbsp;哈桑&nbsp;穆罕默德&nbsp;苏菲&nbsp;卡拉玛提的传教历史时间问题，个别学者认为艾卜·奈斯尔·萨曼尼与阿布勒·哈桑·穆罕默德·苏非·卡拉马提实属一人，即为萨曼尼。如华涛先生在《苏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一文中就说苏图克皈依伊斯兰最早是在343年（954.5.7~955.4.26）。另外，他成为穆斯林与逃离河中政权的萨曼家族成员纳赛尔·萨曼尼的宣传有关。纳赛尔出走的最早可能是954年其父去世，其兄长继位之时。这个年代与苏图克皈依斯兰的年代相吻合。除此之外，萨马尼（Samani）“世系书”中记载说，伊斯兰教义学家阿布勒·哈嗓·穆罕默德·本·苏夫央·本·穆罕默德·本·马哈穆德·卡拉马提（Abul-Hasan, Muhammad. Bin. Sufyan. Bin. Muhammad bin Mahmud al-Klamati）340/951-952年离开尼沙布尔，在萨曼王朝首都不哈刺（布哈拉）住了几年后，又前去为突厥可汗服务，最后于350/961年前死在那里。他离开不哈刺的年代与纳赛尔·萨曼尼出走和苏图克皈依伊斯兰教的时间看来也有某种联系。[7]（《22》）按他的这种推测，假如纳赛尔·萨曼尼与卡里马提是同一个人的话，这种推测与已确定的史料记载和历史事实很难吻合。 对这个问题决大多分研究喀喇汗朝史的国内外学者认为，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与阿不勒&nbsp;哈桑&nbsp;穆罕默德&nbsp;苏菲&nbsp;卡拉玛提是属于两个时期（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和穆萨&nbsp;阿尔斯兰汗时期）的两个人物。如李进新先生在《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中就说，“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是因受到萨曼王朝尼沙布尔一位名叫阿布&nbsp;哈桑&nbsp;穆罕默德&nbsp;苏菲&nbsp;卡拉玛提的劝导而接受伊斯兰教，这一说法缺乏其他史料的佐证，也不见于民间传说。这个卡里玛提是苏菲派传教士，他在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之子穆萨时代，曾因帮助统治者推行伊斯兰教而著名。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是在他即汗位之前，约为公元9世纪末或10世纪初，他是在公元915年登上汗位的。”（《23》李进新：《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第10—1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编著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中说，“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后，开始在王族成员特别是青年中秘密宣传伊斯兰教，发展信徒。经过几年的秘密活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归顺者。在25岁时，就以这些归顺者为基本力量，并在纳斯尔王子和萨曼王朝穆斯林的支持下，发动了宫廷政变，推翻了奥古尔恰克的统治，夺取了汗位，称号“布格拉汗”。（《24》“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编著：《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7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德国研究喀拉汗朝史的著名学者普里查克说，著名的尼沙布尔苏菲派传教士苏菲&nbsp;卡拉玛提，从中亚来到了喀喇汗朝，为“诸汗之汗”穆萨服务。（《25》普里查克：《从葛逻禄到喀喇汗朝》，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01卷，1951年。转引《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8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王治来先生在《中亚通史&nbsp;古代卷（下）》说：“在公元10世纪前期，发生萨曼王子逃奔突厥之事，纳斯尔起初是逃到突厥首领奥古尔恰克&nbsp;卡德尔汗那里，不久被安置在阿图什地方任职。”（《26》王治来：《中亚通史&nbsp;古代卷（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此外阿布杜秀库尔&nbsp;穆罕默德&nbsp;伊明，阿吉&nbsp;努尔&nbsp;阿吉等许多维吾尔族学者在《简明喀喇汗朝史》，《维吾尔哲学史》，《维吾尔伊斯兰文化》，《新疆民族史》等著作里也持同样的观点。 总之，以上这些史料记载和历史事实充分表明，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和阿布勒&nbsp;哈桑&nbsp;穆罕默德&nbsp;苏菲&nbsp;卡拉玛提是，10世纪初和中叶前后来到喀喇汗朝的两个人。本人也有同样的看法。 第一，如果纳赛尔·萨曼尼=卡里马提，或着卡里马提=纳寒尔·萨曼尼的话，史料上为什么说苏图克的伊斯兰化常常与艾卜·纳赛尔·萨曼尼联在一起，而不是与卡里玛提联在一起呢？ 第二，如果苏图克确实受到来自尼沙布尔的苏菲派传教士阿布勒·哈桑·穆罕默德·苏菲卡拉马提的影响接受了伊斯兰教，那么史料上怎能有，苏图克受到来自萨曼王朝的王子艾卜·纳赛尔·萨曼尼的影响接受伊斯兰教的记载。难道两个不同的名字指的是同一个人吗？那样的话怎么能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呢？难道史料上记载的，民间一代代流传的和大家公认的“在公元10世纪的前期，发生萨曼王子逃奔突厥之事，纳斯尔起初是逃到突厥首领乌古尔恰克·卡德尔汗（Ughuldjag）那里，不久被安置在阿图什地方任职。他被允许在那里建立清真寺。乌古尔恰克·卡德尔之侄苏图克常去阿图什观看由商队运来的各种货物。他见到穆斯林商人的礼拜活动，受到很大的影响，便去访问纳斯尔王子，想寻求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他研究了“古兰经”，终于成为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可汗。”[8]（《27》）历史记载也错了吗？ 第三，假如卡里马提就是萨曼尼的话，“世系书”中所说的“在萨曼君主阿布杜·马立克（Abdul malik 954-961年）统治期间，一个叫苏非卡拉马梯的人（Abul-Hasan. Muhammad bin. Sufyan al-Kalamati）在布哈拉过了几年，（此人于340/951-952年离开尼沙布尔到不哈刺），然后到突厥人那儿传教，为‘诸汗之汗’服务。350/961年，他就死在该汗宫中”。[9]（《28》）和喀拉汗王朝时期著名学者阿布•甫图哈·阿布杜·喀法尔•阿勒玛里在,《喀什噶尔史》（Tarihi Kashigar）中所说的：“苏图克的卒年约为344/955-956年”[10]（《29》）无论在萨曼尼的传教活动还是苏图克皈依伊斯兰教的事件两者在年代上很难巧合，与历史事实很难吻合。再说也根本不符合扎马里·哈尔西所说的“苏图克12岁时承认了安拉，赞美安拉，承认了穆罕默德，接受了伊斯兰教。”[11]（《30》）实际上研究喀剌汗王朝史的绝大部分中外学者对苏图克的卒年（即《喀什噶尔史》所记的344/955-956年）意见是一致的。 第三，喀喇汗王朝王子苏图克是受苏非派传教士阿布勒•哈桑·穆罕默德·苏菲&nbsp;卡拉玛提的影响入教的说法为依据的华涛先生在“苏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文中所说的“苏图克成为穆斯林后不久，就去世了，他可能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才皈依伊兰教的。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天山地区的伊斯兰化开始于950年前后。”[12]（《31》）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按照他的推测，假如我们把卡拉玛提当作萨曼尼而看的话，他340/951-952年离开尼沙布尔到不哈刺，在布哈刺过了几年，然后到突厥可汗那儿去服务，这样怎么能天山地区伊斯兰化开始于950年前后；假如950年前的话，传教师还没来天山地区就开始了伊斯兰化运动了吗？假如，喀剌汗王朝的伊斯兰化开始于950年后的话，苏图克真的是“成为穆斯林后不久，就去世了吗？”记载喀喇汗王朝史的第一手资料“喀什噶尔史”中所说的苏图克12岁时接受了伊斯兰教[13]（《32》）怎么理解？是不是他12岁时接受了伊斯兰教，13-14岁就去世了？那样的话，谁夺取了政权？，谁为喀剌汗王朝的伊斯兰化打下基础？，还有华涛先生在文章里所说的，“12岁应解释为苏图克与叔父发生矛盾的年代，25岁则是他皈依伊斯兰教的岁数”[14]（《33》）的说法也不符合史料记载和事实。按照他的，25岁则是苏图克皈依伊斯兰教的岁数和“苏图克穆斯林后不久，就去世了”[15]（《34》）说法与事实很难吻合。假如苏图克25岁接受了伊斯兰教，30岁前就去世了，那么他的两个儿子，长子穆萨和次子苏来曼那一年出生的？苏图克去世的时候他们是多大年龄？穆萨继承父亲的汗位时，是不是当了“小皇帝”？再说据民间民文史料《布格拉汗传》(tazkirai bughrakhan)和《艾卜·纳斯尔·萨曼尼传》记载，艾卜·纳斯尔·萨曼尼比苏图克早几年去世的[16]（《35》），怎么可能“苏图克皈依伊斯兰最早也是在343年（954.5.7—955.4.26）呢？[17]（《36》） 第四，据伊本·阿西尔提到在349/960年，有20万帐户的突厥人信奉了伊斯兰教（《37》）（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据萨马尼（Samani）《世系书》，在萨曼尼君主阿布杜·马立克（abdulmalik 954-961年）统治期间，一个叫苏菲卡拉马提的人（abul-Hasan. Muhammad. B. Sufyan al. Karamati）在布哈拉过了几年，（此人于340/951-952离开尼沙布尔到不哈刺），然后到突厥人那儿传教，为“诸汗之汗”服务。回历350年公历961年，他就死在该汗宫中。[18]（《38》）对这个历史事件，我们认为，这些突厥人是在苏图克长子穆萨（即阿尔斯兰汗）率领下接受伊斯兰教的，又其实考虑到苏菲卡拉马提的传教活动和960年20万帐户突厥皈依伊斯兰教事件两者在年代上的巧合，就说萨曼尼以后第二次就来到喀剌汗王朝进行传教工作的这位苏非大师当时卡喇汗王朝的伊斯兰化运动中起了推动作用。 种种历史迹象表明大约公元910-915年期间，萨曼王朝王子艾卜·奈斯尔·萨曼尼的引导下喀剌汗王朝王子苏图克接受了伊斯兰教登上汗位的。（《39》李进新：《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第1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此时萨曼王朝支持苏图克（教名阿布都克里木）与其叔父奥古尔恰克争权，挑起喀剌汗王朝内乱。苏图克得到了支持，击败了其叔父，占领了喀什噶尔，称布格拉汗（突厥语，意为“公骆驼”）。这充分说明萨曼尼是影响苏图克的关键人物，苏图克是在他的带领下接受了伊斯兰教，为喀剌汗王朝的伊斯兰化打下基础。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结语 艾卜·纳斯尔·萨曼尼与阿布勒·哈桑•穆罕默德·苏菲&nbsp;卡拉玛提是苏图克和穆萨时代喀喇汗王朝伊斯兰化初期的关键人物。他们的传教工作，是一种虔诚的信仰履行传教使命和精神修炼相结合为基础的。当时他们的传教活动在萨曼王朝与喀喇汗朝的关系中开始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喀喇汗朝从此走向伊斯兰化，不再是异教徒国家了，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登上汗位后，喀喇汗朝开始强大，萨曼王朝开始衰弱，并最后被喀喇汗朝灭亡（公元999）年。无论是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还是阿布勒&nbsp;哈桑&nbsp;穆罕默德&nbsp;苏菲&nbsp;卡拉玛提在这些变化当中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苏图克&nbsp;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与艾布&nbsp;纳斯尔&nbsp;萨曼尼宣传伊斯兰教的时代是，伊斯兰教还没有在汗朝境内广泛传播，还仅限于纳斯尔王子和其他一些萨曼王朝来的穆斯林一部分喀喇汗朝人。到了阿布勒&nbsp;哈桑&nbsp;穆罕默德&nbsp;苏菲&nbsp;卡拉玛提传教，穆萨执政的时代，伊斯兰教真正成为喀喇汗朝多数居民所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nbsp; [1]&nbsp;金宜久：“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第27页，1995年出版。 &nbsp; [2]&nbsp;毛拉哈吉：《布格拉汗传》，察哈台文手稿。 &nbsp; [3]&nbsp;毛拉哈吉：《布格拉汗传》，察哈台文手稿。 &nbsp; [4]&nbsp;马品彦：“伊斯兰教在新疆的早期传播”，《新疆宗教研究资料》增刊，1986年10月。 &nbsp; [5]“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编著：《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8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nbsp; [6]暂缺 &nbsp; [7]&nbsp;《22》“苏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 &nbsp; [8]&nbsp;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nbsp; [9]&nbsp;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98页。 &nbsp; [10]&nbsp;14世纪成书的扎马勒·哈尔西（Jamal-Qanshi）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保存了喀拉汗王朝时期著名学者阿布•甫图哈·阿布杜·喀法尔·阿勒玛里·喀什噶里的“喀什噶尔史”的部分内容。 &nbsp; [11]&nbsp;扎马里·卡尔西：“苏拉赫词典补编”的记载。 &nbsp; [12]&nbsp;“苏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 &nbsp; [13]&nbsp;扎马里·哈尔西“苏拉赫词典补编”转引了“喀什噶尔史”。 &nbsp; [14]&nbsp;华涛：“苏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派的开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 &nbsp; [15]&nbsp;华涛：“苏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派的开始”，1991年第3期。 &nbsp; [16]&nbsp;“苏图克皈依伊斯兰教最早也是在343年（654.5.7-955.4.26）” &nbsp; [17]&nbsp;“苏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 &nbsp; [18]&nbsp;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P98页。

"法国巴黎的阿拉伯世界研究所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个名为“威尼斯与东方” （Venise et l'Orient）的巡回艺术展。这个展览当然不是为了拍卖或者收藏而进行的，它的目的是提醒人们，在历史上，虽然两者之间不断存在着战乱和纷争，但是伊斯兰世界曾经给欧洲带去多么丰美的文化和艺术养料。 " 本站的图片视界栏目登载了三张这个展览展出的绘画照片。

我国境外毗邻着整片的穆斯林国家或地区，从中亚经南亚到东南亚，连绵犹如一弯新月，包围着我国的半边版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伊斯兰教新发生了各种现象，其中就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书目：1910—2000年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著作要目(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