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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平邦:《金陵十三钗》之圣婴情结悖论

司马平邦:《金陵十三钗》之圣婴情结悖论

金陵十三钗海报

乌有之乡
《金陵十三钗》里不是没有感动,许多细节处理仍有神来之笔,但更首先处,创作者试图用西方式的崇高感和价值观改造这个完全发生在东方、完全由东方组成完成的血肉故事,却难免左支左绌,太少反抗太多柔弱,太少必然太多巧合,让这个故事在真实性(包括逻辑上的真实性)上得分甚低。
作者简介: 司马平邦
司马平邦,男,真实姓名段伟,1969年6月2日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自由职业者。中华民族主义者,中国最认真写博客的主儿,职业时事评论人、影视/文化评论人、娱乐策划人;自称中国最认真写博,设立12月18日为《中国改革开放纪念日》的首倡者。《世界电影之窗》、《南航周刊》、《环境与生活》、《中国生态文明》、《羊城晚报》、《竞报》、《时代商报》、《哈尔滨日报》等平面媒体特约撰稿人、专栏作家。
圣克里斯多夫是西方神话里的大力士,这家伙先归附于国王,后听说国王怕鬼,又归附于鬼,后来听说鬼怕十字架,于是就想投靠基督,当基督的仆役。他来到一座城堡等待基督,这期间他做了许多背人过河的好事,某夜,一个小孩过河,他背着下水,背着背着,背上的孩子越来越重,他问:“我难道是在背着整个世界?”小孩说:“因为你背上背的是世界和世界的创造者。”这个孩子就是圣婴。

背起了圣婴就是背起了全世界,拯救了圣婴就是拯救了全世界。

在中国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里,也有一个自称“圣婴大王”的,居然是个叫红孩儿的大妖怪,他挡在取经路上想吃唐僧肉,但表面上看只有7岁,唐僧怜之,让孙猴子背着他,老孙背着背着,便觉这小孩千斤重量,一生气就把他扔到路边,使其露出狰狞本相――这样的圣婴谁若救了就是肯定是助纣为虐戮害人类。

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显然具有浓重的西方式圣婴情结,即成就这部电影之无限崇高感用以催人泪下的源泉是12个中国妓女、1个美国入敛师和1个文化混血的神职中国男孩,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另外12个天真无邪的中国少女,而按着西方圣婴情结的意旨,拯了这12个少女,即拯救了全南京、全中国和全世界。

圣婴情结其实不是张艺谋首用,陆川在《南京!南京!》里,他让一个良心发现的日本侵略军从南京大屠杀的血泊中拯救出一个中国男孩,按电影的逻辑,这个日本兵,甚至所有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都因这次圣婴拯救而被洗清了罪薮,获得了――某些中国人嘴里常挂着的那所谓的宽恕。

拯救12个中国少女,这故事毕竟是向好的故事,有感人的初衷,也有感人的结果,这也是这部《金陵十三钗》会感动人心之处――且不要问,在东方,在东方文化,以及在东方人的道德价观之下,这个完全西式的拯救圣婴故事逻辑上是不是真的客观成立。

其实,西方式的圣婴情结在中国不止张艺谋和陆川有,比如,可以拿校车事件为例。

机动车交通肇事,在中国几乎每天都会有,几乎每天都有会因此死的人,但却只有载了孩子的校车翻车,死了孩子,且被人将此拿美国或西方某些国家同类型事件相比较之后――请注意,第二个条件一定要具备――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才会觉得,一个连孩子的安全都不能保障的国家,是没有良知和前途的国家,因为,在这里,孩子,等于国家的未来。

圣婴情结,其优处在于让我们找到了另一个看待社会问题的角度,启发灵魂,激醒麻木――但若全然只有圣婴情结,以此作为社会道德评价的惟一准则,则大谬非常,正如喧嚣了近1年的校车争议,最愚蠢而得人心的说法是将中国的校车全换上里外装甲可抗核导弹打击的坦克车,他们却忘了,其实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一起校车事故的根本都是违反交通规则。

才有中央领导人说若全国孩子都换上所谓合格(西方规格)的校车,需46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我说,何必用这样荒唐的办法确保中国儿章的安全呢?兹要拿出46亿元做好普遍的、真正全国性的交通安全宣传和治理,再拿出46亿元解决中国特殊困难地区孩子的上学难问题,目的不是一样可以达到吗?

何况,我觉得如果让几百万辆持了“校车特权”的大坦克车在中国的大地上任意飞奔,而不强化它们的交通安全规范,对孩子以外的人们来说,你说是福还是祸呢?

但,我不是说孩子们的校车就一定不该做得更结实。这里面的错落在于东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差异。

再回到《金陵十三钗》。

以孟书娟(张歆怡饰)为首的南京圣婴――12名少女,被以玉墨(倪妮饰)为首的12名妓女拯救,这个故事虽然无限合乎西方式圣婴情结的崇高感,但真正能客观成立的机率有多少呢?

换句话说,即使在今天中国的现实里,12个接受着中国文化传统教育的半大女孩,若果有朝一日要面对如此死亡与污辱的困境,这时,走来本与他们几乎毫不相干的12个年龄更大一些的女孩,后者勇敢地说,小妹妹们,你们不要怕,要污辱,我们替你们受,要死,我们替你们死。您觉得这12个半大女孩里有多少欣然同意,主动撤出险境?会有多少拒绝,说不让姐姐们替自己去死去受辱?还会有多少人犹疑不定,甚至破坏了某些本已安排好的局?

我相信,那样的12名少女里,一定有一大半的人会含着泪说,姐姐,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担当――当然,她们也可能就此决绝矣。这是人性,崇高心每个人都具备。

《金陵十三钗》让这12个少女被12个妓女“死替”的过程很顺溜,虽然在之前的剧情铺垫中还有书娟等为了救地下室的妓女故意引开日本兵向楼顶奔跑的段落,但到最后,当12位美丽的南京妓女和那位叫陈乔治(黄天元饰)的小神职选择替他们去给日本鬼子“劳军”之时,这12位少女居然神奇地没有任何异议地接受之。

纵然,你因此使拯救圣婴的玉墨们从妓女崇高成神女,是不是也因之让这些被拯救的少女们从圣婴一瞬间变成了红孩儿――自私自利只图自己生命的道德妖怪?

用西方式拯救圣婴的崇高感堆积成这部电影的主体审美情感,这看似与奥斯卡的审美标准接近得不能再接近,但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因了在这部电影的其它部位、配件和价值里,仍然是东方式的道德、情感和人物关系,这样反推回来,说《金陵十三钗》是在亵渎圣婴也未尝不可以。

但到底12个金陵古都操皮肉生意的美丽女人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那样残忍的生存背景下能不能达成拯救12个少女的奇迹呢?当然能了。

其一,张艺谋在《金陵十三钗》里为所有正面人物设计的是“待宰的羔羊”之局,即无论是这12名少女还是那12名妓女,都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待宰羔羊,她们可以自主选择的是成为弱者还是成为极弱者,之前,少女们是极弱者,必死,后来妓女大义换位,自动从弱者变成极弱者,替她们去死,于是少女们活了。

说实话,我倒觉得这还有一点儿对南京大屠杀中那些刽子手的一种曲意美化,意为,日本人进南京只杀极弱者而放过弱者,或者日本人在南京有杀人数量限制,你只要把他们只杀12人而不是24人的目标满足了,另外12个人就可以活着――当然这只是有那么一点儿。

其二,即使是1937年年底的大屠杀中的南京,在日军重重围困的生命孤岛――天主教堂里,活着的办法都不能靠侵略者打盹、别人替死来实现,而是靠反抗和逃跑,2009年的《拉贝日记》里有一段拉贝用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拯救无数中国人的故事,那面巨大的让人至今刺目的纳粹党旗其实是另一种反抗的武器,而不是不反抗;缺少反抗不是《金陵十三钗》的错,因为在当时的情境下,可能绝大多数死难的国人都死在无力和无心反抗中,但它错在缺少反抗却居然可以得生,我没有看过严歌苓的原著,不知道这是严在小说中写到的还是张在电影里拍出来的,本来被重重围困的天主教堂,在13个“死替”吸引开所有日本兵之后,美国入敛师可以驾着汽车载着12名少女轻松逃出生天,这有多少是人话?多少是神话?

其三,让一个刚刚还盯着东方美女下身眼睛冒绿光的玩世不恭色鬼美国佬,陡然之间变成了一个背负圣婴过河的大力士圣克里斯多夫,这样的从鬼怪到神圣之间转变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即使有,在短短两三天之间就完成转变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其实,这个叫约翰•米勒(克里斯蒂安•贝尔饰)的假牧师拯救12名中国少女和爱上1名中国妓女的过程几乎全部存在于巧合性里,巧合的是他是美国人(他是英国人就完蛋了),巧合的是他是个色鬼和财迷(他若是正人君子也不会来跑这趟买卖),巧合的是他有给死人化妆的高超易容术(若不,他如何使12个沧桑妓女一夜之间变成天真无邪的中学生),巧合的是这个美国人懂汉语而另一个中国人玉墨又巧合地有更高超的英语对话能力(若无,如何完成情感升华),但话说回来,在被如此多的巧合内涵概念下的如此狭小的外延里,上亿美国人里也就余下那么几个合乎此等要求的,就有一个,又如此巧合地来到南京救了12个少女。

可以说这些建立在太多巧合上的人物和事件,推翻了《金陵十三钗》的典型性,这些巧合链条中每一个链条的松动对这个故事的结局来说都是致命的,所以,最后你只能说,真正拯救那12个中国美少女的不是人性、崇高和神马,而是她们撞到上帝本人。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了在南京大屠杀时期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故事,也不可能有这样伟大的国际友人和如此崇高的烟花女子,相反这样的事,在那时还不少。

其四,让妓女代替少女死,若这就是崇高的话,那么,欣然接受妓女们做自己的“死替”的少女们,是不是显得很可耻?她们还是代表人类的未来的本初的圣婴吗?若果你还认为这样苟活下来的少女是圣婴,就又反推出,在你的心里,妓女的价值大大低于少女,虽然这看似很合乎西方式的圣婴情结,但作为崇尚平等的东方人,我觉得不可接受――何况是让那12个少女眼盯盯目击着12个妓女为自己去赴死――而这个过程又由一个全知全能的美国人一手操办;所以,让12名少女得以拯救而又不让她们的形象受损的更有效办法其实是,在结构这个故事时,应该使她们处在“不知情”的情境下,即对于约翰、陈乔治和玉墨等人来说,他们是清晰知道那一天必须有13个中国女孩要被送到日军营中受辱、受死,而那12个中国少女们却并不知情,于是这13个“死替”于某时某刻毅然赴死之后,用自己的死换得了那12个不知情少女的活,只有在这样的逻辑链条下的12个少女才既可保全高尚、贞德的“圣”,也可保全天真、纯洁的“婴”。

我看到,《金陵十三钗》为了增加故事的人性化,让那13个死替中的某个在被送上日军卡车的一瞬间曾大呼“我不是女学生”,但她仍然被约翰和玉墨等人粗鲁地推上卡车――我不明白导演拍摄这个细节的用意到底是想表现拯救圣婴的约翰、玉墨非常高尚还是非常残忍?难道崇高的灵魂可以建立在不自愿、不自觉的被动基础上的吗?

正如我之前对校车事件的评述,许多中国人想全盘借用西方式校车解决自己的校车问题――强化装甲、校车特权,这种办法是愚蠢的,因为它根本不现实,更因为在这样愚蠢的办法之外有比它更有效的办法,只是今天的我们脑子里一味认定只有西化的标准才是惟一的合理罢了。要解决“南京大屠杀下12个妓女拯救12个少女”这道难题,也并不多复杂,只是这一次这部电影有一股一定冲着奥斯卡标准努劲的劲头,或者才将全部的希望放在这西方式的圣婴情结上,让它如猪油蒙了心,我尤其不认为严歌苓或者张艺谋让一个美国色鬼兼财迷最后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拯救任务的策划和执行全程,全是为了讨好奥斯卡评委,但客观上,这位完全可以扯着一张美国公民标签的白布自由自在逃出南京的人,能留下来,选择留下来,与不是敌人的日本军为敌(那时美日并没有开战),他代表不了普遍的人性,而只代表10亿美国人里才有的那个神性,恰巧被中国少女们遇见了。

当然,《金陵十三钗》里不是没有感动,许多细节处理仍有神来之笔,但更首先处,创作者试图用西方式的崇高感和价值观改造这个完全发生在东方、完全由东方组成完成的血肉故事,却难免左支左绌,太少反抗太多柔弱,太少必然太多巧合,让这个故事在真实性(包括逻辑上的真实性)上得分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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