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书评 - - 文章列表 - 推荐阅读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实际运作中的权力结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的"双轨政治"：自上而下的皇权一轨，即皇帝的政策经由读书人下延民众；以及自下而上的绅权一轨，即下面的意见经由士绅逐级上达皇帝，费老将这种上通下达、来去自如的双轨形式视为政治运作健全而持久的根本保障。[1]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士绅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自下而上的一轨也随之中断，只剩下自上而下的单轨政治。张静教授的《基层政权》一书承接了这一问题，通过深入剖析单轨政治下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从经验证据角度检讨了"国家建设"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本书把国家权威和地方权威分别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这两轨的代表。在中国传统社会，由族长、乡里、长老、士绅、退休官员等组成的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结成了地方利益共同体，前者是地方权威的来源，并为传统地方社会确立了稳定的自治基础。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强大外部压力下开始急剧转型，基层政权与乡土社会利益之间的疏离不断加剧，而国家又试图将地方权威变为基层政权分支、纳入国家管制范围、服务于国家目标，从而导致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然而，基层政权仍被赋予更多权力，仍然处于控制并整合基层利益的中心地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方面保持控制优势，使之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由此不断"生产"出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  这种不稳定结构的特征抑或其社会政治后果，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首先是基层政权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出现"结构分离"，前者越来越多地成为垄断经营者而非公共服务者，政治支持不断削弱。 其次是社会成员通过财富交换和个人关系寻求公共服务，也可以说是通过个别谈判和交易来"购买"公共服务。这不是"国家与社会"对立模式所理解的那种干部与村民相互对立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村民们事实上常常拥有共同的价值准则、行为规则以及公共意识（尽管这种公共意识不同于学界通常的理解）。  再次是基层与国家管辖权的分割，二者相互警惕又相互依赖。国家无法强有力地直接控制基层的财产、资源、信息和权力，只能被动协调。基层政权则不仅小心谨慎地防止自身控制权流失，还积极伺机扩张权力，并刻意以消极怠工、敷衍、抵制等方式阻止国家权力的下延。国家向乡村秩序的渗透遭遇结构性的阻力，基层政权有选择地执行国家政令，或者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变通，国家沦为基层政权自身行为合法化的工具。基层组织的道德声望持续弱化，权威和形象不断矮化，导致国家与乡村生活隔离，从管辖结构和治理原则两方面阻止了国家权力的实际下延。这正是"响应口号总是浮于表面，政令始终难以畅通"的重要原因。然后是基层财税制度运行不良。基层政权没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压力，不愿坚决执行税收制度；农民无力监督税收，自愿交税的积极性不高。因此，一方面，基层公共服务质量低下，税款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农民普遍拖税、欠税甚至抗税，促使基层政权采取强制收税行动。农民不信任、不合作、回避甚至抵制基层政权，但又没有制度化的协商、妥协和修订架构，最终演变成基层社会的冲突和不稳定。当然，随着近几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的取消，这方面的矛盾冲突已经基本消失。     最后是乡村政治无法生成实质性的制度变化。乡村政治普遍表现为以经济指控代替政治挑战，个体利益的组织化水平不高、立场不坚定，社会利益的组织过程混乱且不稳定，利益群体的边界经常变化、难以确定。这既造成了乡村政治的难题，也使村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受基层政权的权位竞争、官僚政治所左右，无法引出实质性的制度变化。 简言之，基层政权不稳定结构的最大政治后果，就在于不断削弱人们对基层权威的认可和接受。这促使国家发现，基层干部并未成为自己在基层的有效代理人，自己也无法有效地单方面监督乡村干部。因此，避免基层干部行为失控，避免基层干群关系的恶化，就成为国家推行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基层自治的初衷所在。 《基层政权》一书假定基层干部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机械执行者，他们也是理性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者，其自我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分离，确立了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进而导致乡村社会的冲突与不稳定。其颇具说服力的分析，看上去似乎宣告了近代以来国家建设框架的失败，但实际上本书并未全盘否定国家建设。作者所反对的，只是将"官治"与"自治"简单对立的国家建设研究框架，以及"干群冲突、社会抗争、公民社会、积聚基层力量进入新的政治关系"等等"国家与社会"分析模式，这些研究框架、分析模式把中国基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政府压制、群众反抗"，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原本复杂的看得过于简单化了，把原本建设性的看得过于破坏性了，把原本非政治性的看得过于政治化了。 比如作者反思，既然基层政权存在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为什么基层社会秩序还能在低稳定、不稳定的结构中得到延续呢？作者发现，原因之一在于基层政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界定了村民的社会成员身份，确认并保障村民的政治（参与和选举）、经济（工作、财产分配和保护）和社会权利（享受福利和教育），建立了与社会公共体制进行联系的渠道，农民得以从事经济交易、申请公共援助、接受公共物品分配、接受服务和福利。国家建设在基层所遭遇的问题错综复杂，正面的和负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也不能简化得只剩一根筋。正如作者所言，更为重要的是反思和追问什么才是正确的问题，是国家权力的大小、有无，还是扩展什么性质的国家权力。也即要"扩展它的正面权力，并防止负面权力对社会乃至对国家自己的损害。"     其他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同样就此进行了思考，Michael Mann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权力：横暴权力与基本权力。横暴权力是指国家精英不与各社会群体协商即可实施的权力，以国家干预的强制程度和广度为衡量指标。基本权力是指国家向社会渗透并在整个管辖区域内合理贯彻政治决定的实际能力，以国家干预的有效程度为衡量指标。[2]这种横暴权力与基本权力两分说，与费孝通先生当年所概括的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的四分法异曲同工。二者对横暴权力的界定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尽管基本权力与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等同亦或不同及其意义仍然值得讨论。 政治学者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国家的基本权力，依据Pye、Binder和Grew的研究，王绍光教授分析了国家基本权力的六个主要方面[3]：对暴力的合法使用实施垄断（对应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权力、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警察权力）；汲取资源（对应税收权）；塑造民族统一性并动员群众（对应缔造民族认同与凝聚社会共识权）；规管社会和经济（对应社会经济调控权、干预权）；维持国家机构的内部凝聚力（对应惩治腐败、建构有效的官僚机构权）和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对应重新分配收入、财富、机会以缩小贫富差距权）。 在这个意义上，上文所述本书对基层政权在界定村民成员身份、保障政经社权利、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所发挥作用的分析，实际上表明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对乡村政治的观察也发现，国家的基本权力实际上得到了基层民众的广泛认可，并被援引为自身诉求的依据和保障。比如，上访者只针对某一基层政权的具体行为，只涉及某一地方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以及地方资源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他们希望从宪法、法律法规、政府规章、领导言论和党章中找到合法依据，不是规避而是广泛依赖国家权威，强烈要求国家干预以解决基层政权的问题。 因此，《基层政权》所批判的，正是把官治与自治、政府压制与社会反抗简单对立的分析模式，正是不区分国家权力的不同性质，而笼统讲积累国家权力的那种囫囵吞枣的国家建设研究取向。《基层政权》所理解的国家建设，主要指积累国家的基本权力而非横暴权力。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指出，以打碎国家的控制结构、降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程度为标志的第三波民主转型浪潮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已告失败，民主转型范式业已破产。不难发现，凡是明显缺乏基本权力的国家，必须着力于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并强化其运作能力。[4] 2002年，身兼美国民主促进与全球民主化研究权威与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的Thomas Carothers，根据自己对全世界民主状况的长期研究，尖锐地指出，实践证明，以Huntington为代表的民主化理论的"转型范式"的五个核心假设实际上无一成立。首先，第三波是向民主的转型这个说法不准确，只会把问题简单化。一些国家根本就不是冲着民主去的，大部分国家只是有零星的民主特色，却并不必然有任何可预测的深入民主化迹象。其次，成功的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也不是按照开端、突破、巩固这样的过程发展的，其政治演变常常是极为保守、渐进的，政党发展、公民社会壮大、司法改革、媒体发展也不遵循民主推动者所谓理性发展顺序，而是相当混乱的走一步退两步等等方式。再次，旨在提供民主合法性和民主责任的选举往往虎头蛇尾，选举是有，但投票之外的政治参与仍旧非常浅显，治理责任依然虚弱。如何弥补政治精英与公民大众之间的政治鸿沟，建构有效而深入的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第四，与"民主没有前提"这样的想法相反，不同的结构条件深刻塑造着政治结果。最后，国家建设远比转型范式所设想的要复杂。[5] 实际上，这也正是曾经预言自由民主式西方社会标志着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近年来不得不强调国家建设的原因所在。在福山看来，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不仅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而且直接困扰着希望帮助这些弱国的发达国家。国家的弱化还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损害了国家体系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并导致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在国际层面上的民主合法性问题争论不休。9·11之后侵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已经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迫使福山承认，三十年来，缩减国家机构规模、弱化国家概念的世界政治趋势是错误的，国家力量的强度也即国家能力的强弱比国家职能范围的宽窄更为重要。太阳底下无新事，尽管福山2004年的这番肺腑之言照旧像他的历史终结论那样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实际上是在重复王绍光教授早在1991年的那篇著名文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的观点。而且，我们也不难听出福山在谈论这个问题时那种帝国主义的弦外之音。 在这种背景下，这本《基层政权》对乡村制度问题的实证讨论，对国家建设框架的逻辑反思特别值得关注。与需要重新回归国家研究、主张国家自主性的一些美国学者（以Theda Skocpol, 1985为代表）不同的是，很多学者始终把国家和国家建设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国家建设概念首先是与西欧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具有丰富的含义。比如，T.H. Marshall强调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为基础的公民资格的，埃利亚斯强调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的最高协调者，Charles Tilly强调资本与强制的结合程度和对强制工具的集中控制，Perry Anderson强调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Michael Mann强调国家的结构性基本权力等等。 这本《基层政权》是中国学界关注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问题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本书的续文《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中，以国家权威对现代公民权的推动作用为主要指标，对中国是否确实存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表示了谨慎的怀疑，但她同时希望避免将国家建设与地方自治对立起来，因为这种以批判而非解释为目的的简单对立，会降低研究者的学术敏感，降低学术研究的建设性，以及学术分析的进步。作者希望以组织社会的不同规范和原则之间的冲突为出发点，分析乡村社会的各种关系，还原亦或说挖掘其中的丰富内涵。 今天，基层民主已被视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在加快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基层民主这一基础性工程的同时，如何避免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落后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仍需要耐心细致的学术和实践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有助于人们看清问题，明确方向。 *    欧树军，北京大学法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 [1]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收于《费孝通文集 第五卷 1947-1948》，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页364-387；费孝通，《乡土重建》，收于《费孝通文集 第四卷 1946-1947》，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页418－440，347，434；以及赵晓力对双轨政治的概括："双轨政治'与习惯法问题--纪念费孝通先生，"（未刊稿）。 [2]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86): 44-91. [3] Wang Shaoguang, 2003."State Effectiveness and Democracy" ,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4] 有关文献可参阅注3所引文。 [5] 这篇文章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引发了激烈讨论，参见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no.1 (January 2002)。   

"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为政治社会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实践"的方式和目标。一旦"儒学"失去了" 道德实践"的能力，其对实际生活的规范价值和意义也就寿终正寝了。根本不存在什么超越政治和社会层面之上的悬空的儒学价值。"儒学"在近现代的悲剧命运即可为上述观点做出佐证。

2009年初，作为编者的李陀和北岛，共同邀约了三十人撰写文章，在香港出版《七十年代》一书，大陆版也有望年内出版。

从叩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开始，列强的每一次侵华战争都要导致一至数件血写的条约，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时代。

李敖新书：《<大江大海>骗了你》指出龙应台书中史料错误、只谈现象不谈原因、用悲情躲避更深刻的问题等等

2009年，两位美国女学者分别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援助非洲的专著：一本是孟洁梅教授的《非洲的自由铁路：一个中国的发展项目是如何改变坦桑尼亚的生活和生计的》；另一本是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教授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前者是对中国援非项目坦赞铁路的个案研究，后者是对中国援非的整体研究。

1）政治为何？2）友谊为何？3）民主是怎么一回事？4）好客是怎么一回事？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一书的《结语》

王绍光《民主四讲》书评。原书阅读链接见内。

“这样就还要回到格瓦拉。数十年过去了﹐祇能承认﹐还是格瓦拉的语言最传神。他说﹕他一族的血统记号﹐是每逢出现不义就愤慨得发抖 －－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的话是萨依德的先导。确实﹐民族和亲戚﹐就应该如此划分。我懂了格瓦拉的魅力为什么经久不衰﹐他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 留意着他人苦痛而生活的人。

其实这是一件简单的事。祇是由于精英们都选择了不吃亏的阳关大路﹐所以实践它﹐需要罕见的学识和勇气。在河这边﹐人们早就放弃了幻想和等待﹐已经很难看见谁还在翘首盼望。这时路上出现了人影 －－ 也许我看花了眼﹐但这确是王小强新着给人的印象。对岸突然亮起一道焰火﹐沉默的人感到了喜悦。那个影子的背后会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么﹖人们彼此问着﹐心里又点燃了希望。”

《萨科齐的意义》英文版序言：在本书里，我试图阐明萨科齐的当选在何种意义上是上述第二种历史--黑暗且残暴的保守主义的历史--的浓缩。

收入这本书中的三篇文章，虽然处理的对象不同，但在我看来背后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关怀，用汪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提出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的中国观"，一种新的阐释现代中国的理论框架。

纳斯尔谈及，美国用兵阿富汗与伊拉克，实际上是为伊朗剪除了左右翼的对手。再如迪拜与伊朗之间具有历史的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实际上伊朗国内的情况也与我们想象不一样，开博客人数比例全世界居首，甚至神职人员也热衷在博客上讨论教义。

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把1978-1980这几年视为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1978年，在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由共产党管制的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朝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邓小平规定的道路是： 以史上罕有的持续发展速度，在二十年之内把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活力中心。而在太平洋彼岸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一个相对陌生的人物(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于1979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局(US Federal Reserve)主席，并在数月内彻底改变了货币政策。美联储此后不计后果地(尤其是失业问题)遏制通货膨胀。大西洋对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1979年5月当选英国首相，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接着，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美国总统，以其待人接物的个人魅力，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其手段则是通过支持沃尔克在美联储的行动，加之一系列特殊的政策配合，以限制劳工力量，为工业、农业和能源开采业松绑，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解放金融能量。上述震源产生了革命性的推动力，而这些推动力的传播和反响看来要使周遭世界的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nbsp; &nbsp; 这些广泛而深远的转变并非偶然。因此，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这种新的经济结构通常被归在"全球化"一词下借助什么手段方式从旧的结构内部迸发出来。沃尔克、里根、撒切尔和邓小平所采用的理论都是长期存在于话语流通中的非主流部分，他们把这些非主流理论变成了主流理论(尽管无一不经历了漫长的努力)。里根复苏的共和党内非主流传统要回溯到1960年代初的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邓小平看到了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和影响力的高涨，力图调动市场社会主义而非中央计划来保护并促进国家利益。沃尔克和撒切尔均以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学说而受人瞩目，他们把这种学说转化为指导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的核心原则。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学说其起源、兴起和意义。&nbsp; &nbsp;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例如，国家要确保货币的质量和信誉(integrity)，还必须建立必要的军事、国防、治安和法律组织和职能以确保个人财产权，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除此之外，在那些不存在市场的领域(土地、水、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安全或环境污染等领域)，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也要着手建立市场。政府在市场(一旦建立起来)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预期市场信号(价格)，同时也因为庞大的利益集团终将为自己的利润而扭曲和妨碍政府干预(特别是在民主制国家中)。&nbsp; &nbsp; 自19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的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急剧转变。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这些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诸如新西兰和瑞典)，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有时出于自愿，但有时是为了回应外界压力并至少对一些政策和实践做出了相应调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迅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甚至当代中国(如下文所示)似乎也在这一方向上奋力前进。此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大学和许多"智囊团")、媒体、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财政部、央行)，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 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nbsp; &nbsp; 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以如下地位： 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契约关系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最大化，社会公益会因此最大化；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这需要种种信息创造技术和能力，积累、储存、传递、分析，使用庞大的数据库，用以在全球市场指导决策。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信息技术便有着强烈的兴趣和追4求(致使有些人声称诞生了一种新的"信息社会")。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增加的密度，它们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我在别处称为"时空压缩"的迸发。地理跨度越大越好(由此是对"全球化"的强调)、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后一方面对应了利奥塔的著名描述，即把后现代状况描述为"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以及在政治事务上"，"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这样一种市场伦理统治在文化上的后果不计其数，我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已有探讨。&nbsp; &nbsp; 虽然如今对于全球性转型及其后果已经能给出多种总体解释，但人们在总体上却疏忽了一点(这也是本书想要填补的漏洞)： 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无人问津。此外，批判性地考察这个故事将给出一种框架，用以确认和建构替代性的政治和经济安排。&nbsp;&nbsp;《新自由主义简史》（美）大卫·哈维 著王钦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版作者简介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年生于英国肯特郡。1957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61年获该校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美国宾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现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和伦敦经济学院。哈维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至今已经出版了十部著作。其中包括《地理学中的解释》《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限度》《资本的都市化》《后现代的状况》，以及《资本的空间》和《新帝国主义》等。目录图表与表格列表致谢导论第一章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第二章　建立赞同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国家第四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第六章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第七章　自由的前景参考文献索引译后记&nbsp;内容简介 1978年，中国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通过一系列特殊政策为金融和产业松绑，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或许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1978年至1980年这几年是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几年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开始占据主流地位。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的幸福。 自1970年代以来，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开始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另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媒体、公司董事会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那么，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的？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故事的批判性考察，将为我们确认和建构另一种未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能，提供一个框架。&nbsp;

谈及《伊万的童年》，《安德烈·卢布廖夫》，《索拉里斯》，《镜子》，《潜行者》，《乡愁》，摘自《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附目录简介。

我最初的动机是要走出文学，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本书恐怕主要还应该说是一部小说研究，以《儒林外史》为出发点，来探讨它如何通过叙述来参与有关儒礼的思想文化讨论，并且有哪些重要的贡献，因为这部小说本身就构成了当时思想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

汪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这本文集的一个中心问题和核心线索即是社会保护运动，虽然其中并没有文章专论社会保护运动。

蔡翔出身於上海工人家庭，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底层」社会。蔡翔自己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本没有什么「两个三十年」，有的只是「六十年」，共和国六十年。后来发生的一切，可能都已隐藏在一种共和国的记忆之中。而这一记忆，被反覆唤醒，并被形式化。

作者在对大量史料做了周密的考证以后，揭示出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了的事实，即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持种族偏见，敌视犹太人和亚非民族，而他们生产出来的"知识"却顽固地影响着后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

农民日常生活与价值观的转变是对当前社会的真实表述，如何描述进而解读这种转变是深层理解中国乡村的关键，也有助于农村学术研究的推进与政策的制定，本文通过解读《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一书，并以自杀为切入点，来理解当前农村价值观念的变迁对农民生活世界的深度影响。当中国农民经历了免税的惊喜后，现代化的失业浪潮又掀翻了这支孤舟。当各界鼎力支持农村建设时，沉重的旱灾又冲击着农民返乡的喜悦。诸多的波澜使得“三农危机”的政治性话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后，各界再次把目光聚集于农村、农民、农业上，这次关注的意义俨然已不同于前。因为中国工业长期对农业的提取，城乡之间、工业与农业的巨大差异已经迫使我们考虑农村的发展问题。殊不知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学界就把目光转移至农村，以村民自治、诱民致富等为主导话语的民主政治与经济优先的逻辑占据了当时的舞台。时过境迁，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这诸多主导性思路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鉴于此，宏大关怀下的拓荒开路者开始落脚于底层，去农村深处寻找农村、农民的现实出路。与此同时，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出现了发展方向上的多层争论，有让位于市场之说，有倡导农民合作者，有强调基层政权建设者，这些思路仍然定位于农村政治与经济建设，或许我们经历了“三农危机”与免税的起落后，可以换一种思路理解农村、农民问题。陈柏峰、郭俊霞新著《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皖北李圩村调查》并没有延续过往的逻辑思路，其对受现代性影响的农民价值世界进行了深度思考，开始定位于农民的价值体系与生活世界，从村庄深处寻找社会转型与农民需求之间的关联①。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中国前30年建设的基础上，当前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使得现代性的因素不断渗入农民生活世界中，农民生活的逻辑和村庄治理的逻辑也因此发生了相应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变化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之前的诸多变化难以企及的。而这一冲击对农民的价值世界影响最为深远，而又最不易为人察知，正是缘于此，本书的研究意义与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免税之后，我们会感觉农村进入了平静期，税费收取的激烈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负担问题逐渐消失，或许我们会质问：这一时期还有能够激起研究者兴趣的敏感性问题么？这也是学者们所极力思索的。其实回顾过往的研究，诸多思考都关注了经济与政治性问题，却没有把握住沉浸在底层的文化与指涉农民生存本质的价值体系，这种遗漏有些遗憾，正是这种遗漏使我们很难理解农村到底处于何种位置，将往何处。同时也给我们很好的研究契机，在农村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进入微观的生活世界有助于把握住宏观社会的发展方向。本书因此从农民负担、村级债务、干群关系转入到农村家庭关系、农民自杀、村庄“气”的生成等农民的价值体系中。研究农民的价值世界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入手，因为之前曾阅读过吴飞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他对中国农民自杀的哲理性解读让我们感知了农民自杀的深层问题。我希望以自杀为引子来理解农民的价值世界，这样更为深刻、也更为敏锐。我们都知道每个活着的人都会珍爱自己的生命，即使对死去的人也会当成“活”的幽灵去祭奠。因此，吴飞认为农民的自杀是为了在死后获得尊严，获得一种承认②。这种农民的自杀仍然有自己的价值归宿，为获得另外一种“活”着的意义而自杀。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挣回面子，使憋着的“气”可以有尊严的咽下。然而《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一书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价值失序的村庄，是价值世界混乱与缺失的农民群体。那么价值失序时代的农民自杀是因为什么？农民是为了寻找“活”的意义还是其它？这个时代的农村正在经历快速变革，农民的流动性增强、村庄的边界在扩大甚至消亡。现代性的因子史无前例的进入到乡村社会中，冲击着农民原有的生活世界。这个时代的农村却安于平静，干群冲突、农民集体行为都在减少，农民也在沉默。然而这种平静多少让我们难以安心，因为农民的平静代表的是对农村的叛离，是对乡村平静的无奈。在我们调查的很多村庄，自杀好像越来越少，少却暗含着更多的可怕。当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弱化、乡村传统规范与文化解体后，农民的价值观念正在转变，农民的交往减少、公共生活不复存在，乡村社会的整合程度逐步减低，与之同时农民的自杀在减少。其实与之相似的村庄纠纷也在减少，纠纷减少是因为农民的流动性强、交往不多减少了摩擦，同时农民对村庄生活的预期降低，代际关系弱化，核心家庭增多。齐美尔认为关系越紧密冲突就会越多，而陌生人之间的冲突之所以少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亲密度低③。这同样说明村民之间、家庭之间的密切度在降低，这暂时会导致自杀、纠纷的减少。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就指出：社会的整合程度与自杀率的高低成反比④，我们担忧的地方也正在此处，这种“少”是村民与家庭之间关系的淡化为代价的，这说明村庄的整合程度在降低，村庄潜藏着不可捉摸的危机。&nbsp;&nbsp;&nbsp;这在李圩村则证明了我们的结论，李圩村走得相对较快，很多村庄还沉寂在平静中时，李圩村的问题已经呈现出来。李圩村的村民关系日渐淡薄，孝道衰落、价值观念变化，自杀在经历了平静期后，由于缺乏感情的维系、地方性规则的约束而走入前台，自杀率也因为村庄整合程度的降低而升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其具有西方理论中的一种共性，同时中国村庄经验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研究中国的自杀需要回归到经验的现实中。在之前的传统乡村中，农民有祖先崇拜的认同，人们理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重要意义，从而将传宗接代确定为最大的人生任务，在传宗接代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每个人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还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从而使香火不断，生命不止，自己不过是祖先和子孙之间的连接点，个人有限的生命，因融入到祖宗和子孙的链条中而成为永恒。这样，中国农民就在世俗的村庄日常生活中，找到宗教信仰一般的价值感。在西方，人生的终极意义在人与上帝的联系中获得，而在中国农村，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个人与祖先之间的联系中获得，这就是农民生存的本体性价值。按照贺雪峰的界定，中国农民的生活价值可以分为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的价值，是使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而社会性价值是那些在人与人交往层面，受他人评价方面的价值⑤。然而，在李圩村农民的本体性价值正在消失。人们越来越缺乏历史感和当地感，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推而广之，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邻居和同村人。利益是大家首先追求的目标，为了利益，残忍地对待父母和兄弟；大家虽然还讲面子，但这种面子已经与本体性价值无关了，而是为了在气势上将自己的邻居压倒，村庄面子竞争由此异常激烈，这就是当前李圩村的状况。在这种异化的面子竞争下，温情脉脉的村庄正在慢慢变成残酷的战场。人们的攀比非常激烈，而互助严重不足。在李圩村，村民之间的传统互助机制几乎彻底瓦解，村民之间的关系几乎都市场化了，一切依靠市场的计算来进行。同时农民的流动性增强，进城的农民期盼获取更多的货币，生活得更为体面，然而他们由于在城市没有住房，没有感情归宿，也缺少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找不到继续生活的意义，感知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农民又不愿意回到农村，他们将往何处？他们的本体性价值也因此逐步瓦解，甚至可以说正在消亡。更为罕见的是，申端锋在江西农村调查发现，做小姐从道德败坏、生活所困变成了一种本事，一种挣钱的本事！村民认为“发财就是有本事”，“弄了钱捅到腰包就是有本事”，针对这种现实，他曾提出过“农村的伦理性危机”一说⑥。虽然这略显得严重，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价值世界异化的现实。与之相比传统乡村虽然有自杀，但是这种自杀有着很好的社会控制机制和整合力量，农民有着正确的价值归宿与情感寄托，可以很好的避免自杀。例如在宗族村庄，有时能使人避免自杀，不是因为它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道德禁令来劝告人们珍视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而是因为宗族构成了一个具有整合能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有着共同的传统观念、信仰和生活习惯。它们越牢固，村庄的整合能力便越强，也就越具有预防自杀的功效，因为这些观念、信仰和习惯能够维持足够强大和良性的村庄集体生活。①对中国农民而言，当前的普遍现象是缺少宗族性质的集体生活，这样人和生命之间的纽带就松弛了，因为将人和村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松弛了。至于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那些直接引起自杀的事件，常常被人当作自杀的决定性条件，其实不过是偶然事件。个人之所以在那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冲突面前选择自杀，是因为社会所处的状态使他成为牺牲品。无论从实际形态还是从观念上，宗族在大多村庄已经不存在，集体性生活也逐渐消失，农民的“传宗接代”的观念也已不存在，人们的本体性价值观已经崩溃，村庄无法再成为自杀的避风港。本体性价值丧失所导致的社会性价值的异化，是年轻人自杀的直接根源，而缺乏本体性价值本身就构成了老年人自杀的直接根源。因为祖先崇拜和宗族制度本身就有利于老年人，老年人可以据此获得人们的尊重。在祖先崇拜盛行和宗族制度完善的村庄中，长老统治模式尚未终结，老年人地位高，人们非常尊重他们，老年人也更能从中获取人生意义。而在当前村庄社会中，老年人已经丧失或正在逐渐丧失劳动能力，不可能从更广泛的地方获取人生意义和生活成功感，相反由于缺乏照顾精神极为空虚，这成为老年人自杀的主因。农民的整合机制消失后，农民的感情连接纽带、主体地位与归宿感也在消失，农民的自杀就不再是对“活”的一种渴求，而仅是对死的一种“期盼”，没有感情链条的连接，农民不再是为了获得一种承认，而是一种“无所顾忌”的解脱，背后展示的则是对生命的一种漠视。农村社会向来是整合如一的，是“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合作社会，这一切已不复存在，农民价值世界的混乱与异化同时也标示着波澜不惊的表面埋藏着深层的危机，其不仅是无规制的农民自杀，更是指涉农民的生存意义、终极价值以及农村发展前途的问题。本书的出版使我们深知，在关注农村发展之时更需介入到农民的私人生活中，去感知农民的生活与价值世界，去理解村庄背后的深层问题。参考文献：①陈柏峰、郭俊霞：《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皖北李圩村调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②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③[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④[法]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⑤贺雪峰：“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⑥申端锋：“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载《中国老区建设》2007年第7期。&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