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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立案针对联邦通讯委员会去年12月发布的“保持开放互联网”通知，虽然作者认为这项议案很难通过参议院，并且奥巴马总统也声称将对其否决，但此次通过表明了重大问题。

“伪事件”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新闻，反映在网络媒体上表现为对真事件的隐喻、转义、杜撰三种方式，以此来汇聚注意力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在2007年以31亿美元收购DoubleClick后，Google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线上广告公司。Google占据所有网站的85％广告空间，98％的营收来自於以商业讯息所污染的网路知识。施密特喜孜孜地说道：「Google现在是一家广告公司，不仅是一个搜寻引擎，而是网路上最有力量的商业化力量。」

谷歌交给美国政府的数据是维基泄密志愿者Jacob Appelbaum的Gmail数据，包括IP地址和联系人列表。目前Google尚未对此事作出更多的解释。美国政府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同时要求Google和Sonic两家公司交出这个志愿者的相关邮件信息。

有一位日本少年在接受NHK的采访时说"让别人为其牺牲生命的国家，就让他灭亡好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岛县的5名少年潜入福岛辐射禁区的民宅中盗窃游戏机。这不禁让人想问，曾经的那个以克制、教养和服从等民族精神为傲的日本究竟哪里去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组合创新的时代。十九世纪，轮子、滑轮、皮带和齿轮等标准化生产的机械部件被不断组合和重新组合，形成新的产品。二十世纪，这些构件是内燃机、电力、电子元件和微电子芯片。时至今日，用来创新的构件已经变成了软件，如为大多数网站提供基本构件的LAMP（Linux操作系统、Apache网络服务器、MySQL数据库和Python编程语言。一旦应用软件被开发出来，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其他公司提供的云计算模式就会将数据中心的固定成本转变为提供数据服务的可变成本，从而降低门槛，加快创新步伐。 就像十九世纪的机械产品创新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样，二十一世纪早期仍在不断发展的计算和通讯技术创新对世界经济与文化会有深远的影响。例如，现在，即使是最小的公司也能购置15年前只有大公司才能拥有的通讯和计算基础架构。如果说二十世纪晚期是跨国公司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早期便属于微跨国公司--全球化运作的小公司。 如今硅谷的很多公司，充分利用了网上的各种免费资源，如电子邮件、聊天工具、社交网络、维基百科、互联网协议语音技术和云计算，来为自己提供通讯和计算方面的基础架构。它们利用世界各地不同的知识、技能和薪资水平来取得比较优势。他们能够利用标准的构件展开全球协作，开发软件、应用程序和网络服务。创新通常是由国际贸易驱动的，而现在知识和技能的交易比任何时候都容易。 微跨国公司多半籍籍无名，其中大部分要么倒闭，要么被大公司所吞并，但也有一些，比如Skype公司（爱沙尼亚）和流行手机游戏"愤怒的小鸟"的开发者Rovio公司（芬兰），已经家喻户晓。这些公司使用的软件构件，也来自世界各地：Linux始于芬兰，Apache源自美国，MySQL诞生在瑞典，Python则是荷兰的贡献。 使虚拟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技术进展，正在以同样的方式改变物理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制作便宜的机器人元件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使用机器人技术来提供服务将会变得更加便宜。只需要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自动行驶的汽车就将进入中产阶级家庭，从而给交通运输和居住形态带来一场革命。此外，廉价机器人技术对医学也会产生巨大影响。许多常规操作可以由机器人完成，从而缩小创口，减少误差。这项创新所面临的技术挑战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障碍来自于文化、法律和监管等方面。 坏消息是，科学技术赋予我们的巨大力量，也可以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恐怖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催生微跨国公司和机器人技术的信息技术进展，将来仍会是一个隐患，甚至越来越大。即使没有明显的威胁，我们日常倚仗的系统极为复杂，有一天或许会崩溃，从而带来不便，甚至是灾难。 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将持续下去。在过去的三百年间，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善了发达经济体的人们的生活质量。现在，轮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了。（南渝霜华 编译）

我们必须要表达抵抗——大江健三郎在2011年9月19日“反核大集会”上的演说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艺术家赞美那些当时可以利用的技术，因为他们认为技术更加民主，能够与更多的观众交流--这并不意味他们就幼稚地忽视了军国主义者以及精英对技术的运用。

摘要：转基因阴谋论的真正温床在于，关系人类公益的事务被当作商业机密而秘密筹划，关系人类福祉的科学技术被商业私利所劫持，在密不透风的商业密室面前，民众只能被蒙在鼓里，凭空制造出许多阴谋论。阴谋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要扬弃阴谋论，不能仅仅武断地拒绝它，而应该在现实层面铲除它据以存在的土壤。这就必须让一切公益事务走向公开，让民众自由介入公共实践与争论，让科学的成果归全人类共享，真正实现科学技术的Communism。 一、"转基因"阴谋论的兴起 虽然有关转基因的争论自这项技术诞生之始就一直存在，但在中国，转基因争论开始呈白热化，却是始于2009年底，其触媒就是农业部给某转基因水稻所颁发的安全许可证。自此之后，围绕着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各路学者、媒体、环保组织和公益团体唇枪舌战，相关争论一直持续至今。然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国际学术界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要在这个问题争出个是非曲直，在现有条件下是恐怕是不可能的。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尚未得到确证的情况下，应不应该大规模地推广。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涉及到十三亿人健康的决策来说，我们应该规避一切可能的风险。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 有关转基因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转基因产业的背后是否有利益集团的策划和推动。国人对转基因利益集团的最初认识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的著作《粮食危机》，该书披露了孟山都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跨国利益集团操纵转基因产业控制发展中国家农业和人口等诸多细节，也正源于此，很多人在反对转基因的理由中添列了保护民族农业和维护国家安全等内容，这也使反转基因的立场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而转基因支持方的诸多理由则变得晦暗不明起来，尤其是在转基因作物的很多原有预期已经遭到了事实反驳的情况下。于是，种种带有诛心之论色彩的传言不胫而走。早在2005年便有网友爆料，国内某著名转基因支持者、科普作家和学术打假人士受雇于孟山都公司，2007年，又有网友撰写长文继续披露了他和国内其他转基因支持者与跨国公司的影子关系。待到去年底的转基因争论兴起之时，关于他的身份的种种猜测便大肆流传开来。于是，在不少草根网民那里，该网友成了卖国贼、跨国资本的走狗，转基因显而易见地意味着一场跨国资本甚至发达国家针对中国人的阴谋。 这是转基因阴谋论的第一个版本：跨国资本阴谋论，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初阶版本。 如果说这种阴谋论至少还有些事实根据，那么另一种阴谋论则已经"超越"了事实，这便是共济会阴谋论。虽然对共济会的各种指控在国内网络上早已出现，但是真正把共济会阴谋论推向高潮的却是著名学者何新。在不久前有关麻疹疫苗安全性的争论中，何新先生通过博客宣称，麻疹疫苗有可能是共济会消减中国人口的一个阴谋。随后，各种关于共济会的猜测便风生水起，诸如转基因食品、国际游资等都和共济会联系在了一起。 据说，共济会是犹太人控制的一个邪恶组织，它不仅一手建立了美国，而且其势力已经延伸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切领域，华尔街的犹太金融家、美国的各大媒体机构、电影公司都实际上受到共济会的操控。共济会打着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等各种旗号，以慈善的名义行阴谋之实。据说在1995年，共济会在旧金山秘密召开了一个所谓的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包括小布什、布莱尔、比尔·盖茨、布热津斯基在内的诸多名流均列席参加，该会议提出了一项骇人听闻的计划：决定用高技术消灭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人口。诸如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转基因食品、给发展中国家人民接种疫苗等都是这项计划的具体实践，共济会员们正暗中筹划着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秘而不宣地进行一场无声的屠杀。 这便是转基因阴谋论的高阶版本：共济会阴谋论。在这个版本的阴谋论中，共济会直接操控了跨国资本家的全球行动，并且它还与其初阶版本兼容，跨国资本家一样凭借科学技术操控着发展中国家的生与死。综合两种阴谋论版本，我们便看到了一个黑暗王国的权力结构：共济会-跨国资本-科学技术。进一步分析这个权力铁三角，我们将发现，跨国资本权力是两种版本的阴谋论的交汇点，也可以说是这个黑暗王国的权力轴心。以下我们将分别解析共济会和科学技术的阴谋论起源，进而洞悉转基因阴谋论的前世今生。 二、分道扬镳：密谋还是公开？ 共济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共济会并非杜撰，现在依然存在。共济会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共济会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最初是一个石匠行业行会，后来却发展为一个秘密启蒙团体，据传它与欧洲近代的启蒙运动和历次大革命关系密切，诸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华盛顿、富兰克林、拿破仑等都是共济会成员。此外，在共济会数不胜数的象征符号中，最著名的就是上帝的全视之眼（All-seeing Eye），它一般居于各种徽章的中央或中上方，散射出万丈光芒以照亮世界。这个符号意象不仅出于共济会的徽章中，也出现于培根作品的封面、美国的国徽等有进步意味的图像中。这个符号暗示了共济会的一般目的，也即让光明驱散黑暗，而这正是启蒙（Enlightenment）的原始意义。 关于共济会的宗旨，德国十八世纪思想家莱辛在有关共济会的经典文献《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谈话》中有过经典的表述。莱辛认为，市民社会总是不断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产生分裂，这些分裂使人相互孤立和对立，从而产生利益冲突和压迫。然而，总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心灵超越了宗教和等级的偏见，顺带致力于做一些弥合分裂、使人团结的事情。这些人并非彼此分散如"孤岛"，而是处于一个隐蔽的教会中，这便是共济会。莱辛眼中的共济会显然是一个人道主义团体。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共济会式的人道主义的呼声遍布欧洲，歌德、席勒、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都浸透着浓厚的共济会精神，那种超越民族、宗教和等级，致力于人类团结的世界主义情怀，激励了欧洲的数代进步分子。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美好的共济会与阴谋有何关系？且让我们回顾下共济会的历史。 共济会把天主教会视为黑暗王国，对天主教会的暗中颠覆持续数个世纪。因此，它的秘密活动自然遭到了天主教国家的强烈抵制。在旧欧洲的保守分子那里，共济会被认为是颠覆教会、瓦解社会根基、败坏道德、宣扬无神论的邪恶组织。而在后来的活动中，它的世界主义倾向越来越威胁到当时新生的民族国家的根基，这样一来，教权与王权都同时加入到对共济会的声讨中来了。于是，有关共济会的各种阴谋论便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共济会成了魔鬼撒旦、犹太人、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们的同类，成了被任意抹黑的对象。 一般而言，共济会的目的是要弥合人世间的各种分裂，但是它本身的组织却是秘密性质，作为一个不可见的教会，它和它所意欲反对的天主教会一样制造了社会内部的分裂。这是一个悖论，共济会的存在形态和行动目的之间的悖论。随着历史的发展，共济会将要为这个悖论付出代价。如果说在大革命之前，共济会的密谋还可以针对绝对王权主义国家和天主教会，那么在大革命之后，在民主成为大势所趋的时代，共济会的密谋所针对的除了人民还是什么呢？因此，我们看到，共济会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便面临着一个抉择：继续密谋还是公开行动？这个抉择根本上决定了共济会的性质转变。 这个抉择问题由来已久。早在莱辛的时代，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在看了《恩斯特与法尔克》之后，写了一篇与之相关的对话，主张公开一切秘密，以学者的科学共同体代替秘密的共济会。他认为，真正的光芒是不需要遮挡的，它应该面向所有人，随着启蒙运动的推进，共济会的秘密原则已成为明日黄花。然而，这个提议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赞成。法国大革命之后，德国保守的浪漫主义分子F·施莱格尔坚持共济会的秘密性质，他宣称，真理永远是属于少数人的秘密，因此需要一个秘密的共同体，去抵御民主时代的大众。 于是我们看到，以法国大革命为界限，共济会的精神分裂了，我们可以粗略将其概括为两派：一派支持公开真理，是进步的；一派坚守秘传真理，是反动的。这两种精神在随后的历史中展开了全面的角逐。 1848年以后，欧洲进入了全面工业化的时代。在新的时代里，造成社会分裂的已经不再是王权也不再是教权，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分化。正是在这个时期，共济会对进步分子的吸引力逐渐让位于社会主义，而共济会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也开始渗透到社会主义中来。共济会与社会主义的隐秘关联和分歧都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得到揭示。马克思主编《巴黎前进报》时期曾刊发过莱辛的《恩斯特与法尔克》，把莱辛追认为共产主义的先驱。然而，马克思是以一种赫尔德式（即进步）的方式继承了共济会的理想，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他宣称，共产主义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马克思拒绝了一切阴谋，这尤其表现在他同布朗基主义者（坚持搞密谋活动的革命家）的论战中。与此同时，他也在某些文本中曲折地道出了他对当时的共济会的看法，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①]不少人认为，马克思的隐喻似乎暗示，-资本主义时代的共济会已经成为一个资本家们联合起来密谋压榨工人阶级的利益共同体。 aner 在此之后，与过去的时代相比，秘密的共济会又有了新的罪名：犹太资本家密谋统治世界的工具。20世纪初叶，一份所谓的《锡安长老会纪要》开始在俄罗斯秘密流传，据称它是锡安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次秘密会议的记录。据这份文献所言，秘密组织共济会不过是更为隐秘的锡安长老会的前台组织，锡安长老会利用共济会宣扬的自由主义瓦解一切国家的宗教和道德根基，利用金融资本搜刮全世界的财富，让他们听命于犹太人。这是把犹太资本家与共济会联系在一起的最著名的文献，各种有关犹太人和共济会的阴谋论都从这里汲取了源源不绝的灵感。 于是，两种对立的共济会精神在历史中道成肉身，我们现在就看到了两种类型的共济会：公开的和秘传的。从社会主义对共济会启蒙精神的传承上来看，公开的共济会（社会主义）旨在让全人类都沐浴在真理的光照之中；从各种阴谋论话语所描述的情况来看，秘传的共济会则是一小拨人的宗教，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脱离人民的黑暗王国，最终让所有人接受他们的统治。   三、科学的转变：从秘传到公开再到"秘传" 以上通过对阴谋论的演绎，我们已经看到反动的共济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黑暗，沦为跨国资本的影子机构的，以下我们将继续解析，科学技术是如何循着共济会的逻辑堕入黑暗的。因为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于启蒙运动，我们便先从启蒙运动讲起。 与我们的对启蒙理性的刻板理解不同，启蒙运动实际上与各种神秘主义秘密团体关联颇深，英国文化史家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就认为，犹太教卡巴拉神秘主义、赫尔墨斯神智学、玫瑰十字会和共济会等各种神秘主义思潮和团体对现代性与启蒙运动的兴起有莫大贡献。当然，除了与神秘主义思潮的观念上的某些相似，启蒙运动最初采取密谋的形式，还在于它与社会的冲突。启蒙知识人认识到，他们的主张与现存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他们毫不掩饰地行动或写作，那么他们必将遭到社会的迫害。因此，他们在行动上必须依托秘密社团，在言辞上必须尽量隐微。然而，根据启蒙运动的一般宗旨，没有什么秘密是不能公开的，因此，启蒙运动和共济会面临着一个同样的悖论，它虽以散播光明为目的，然而它的谋划却是在阴暗中开始的。他们组建秘密社团，采取隐微写作，最终却是为了消除一切秘密。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启蒙运动做这样一个概括：用公开取代密谋、用光明驱散黑暗，总之，用见光的公共性代替不见光的私密性。启蒙运动的这层含义，尤其体现在近代科学的历史起源中。近代科学起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希腊哲学传统与工匠传统，而当这两种传统融合成为近代科学的时候，都经历了一个从秘传到公开的转变。 首先我们来看希腊哲学传统。希腊哲学肇始于希腊人对自然的发现，自然是与习俗或神话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荷马的神话世界中，人世的种种纷乱与事迹，都受到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的操控，一个不可见的影子集团暗中决定着人世的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爱与仇。因此，在荷马那里，整个世界体现为一场阴谋，这可以说是阴谋论的最早版本。与此相反，希腊人的自然哲学展现了另一种世界图景，支配世界的法则不再被归结于超越性的诸神，而是内在于自然本身，世界于是成了一个广场，诸种因由一目了然，再也没有什么密室阴谋。法国古典学家韦尔南认为，希腊人的自然观可以视为城邦民主在宇宙中的投射，正是在民主制城邦中，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个凌驾社会之上的神王手中，而是平等地分布在的公共空间中。民主制城邦的权力场所不再是不可见的密室，而是公共性的广场，在此，一切阴谋均告失败。因此，希腊哲学的产生是与民主制息息相关的。 然而，希腊哲学本身又具有某种暧昧性质：自然哲学家与王族祭司之间在历史角色上前后相继，秘教知识与哲学知识在谱系上前后相连。由于这层关联，哲学有的时候孜孜以求地把真理隐藏起来，有时又满怀启蒙世界的壮志雄心。而苏格拉底之死更让后来的很多哲人都谨小慎微，倾向于秘传真理。 对于近代科学的另一个传统--工匠传统而言，ui在古代世界，工匠的技艺并非如现代科学一样是一项公共事务，技艺人的活动局限于手工艺品的发明和生产工具的改进，而这些活动都可以归属为经济生产的范畴。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经济生产远未成为一项社会性的活动，劳动产品也很少成为商品，相反，它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生产者自己或小共同体内部的自我消费。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工匠的技艺也仅仅意味着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工匠们的技艺往往体现为一种自身安生立命的活动，而非谋取超额利润的专利技术。学习一门技艺，就等于获得一个确定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什么人都能获得的，而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对天赋、出身和资历等方面的考察。这样，工匠们的技艺往往是师徒秘密相传，不轻易向外人公开。 因此，虽然希腊哲学已经预示了某种公共性，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希腊哲学传统还是工匠传统，都是倾向于秘传而非公开的。直到培根的启蒙时代，希腊哲学传统开始与工匠传统融合，无论是原本的哲学还是技艺才都开始转变为公共领域的事务--关于哲学的争论不再是几个学派内部的私密争论，技艺的学习也不再是师徒之间秘传。哲学与技艺结合成为全新的近代科学之后，那种秘传所依赖的天资、灵性和资历等全都遭到了启蒙运动的拒斥。近代科学方法的两个最伟大的代表培根和笛卡尔都宣称，他们的研究方法对一切人而言都是可以习得的，在科学方法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就此而言，近代科学方法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它把所有人都纳入到一种可以自由探索与交流的场域之中。 因此，近代科学就其源初的筹划而言是反对密谋、主张公开的。这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意义：一切都要公开，供所有人的理性去考察。 然而，当近代科学开始其筹划之时，它却只能依托于包括玫瑰十字会、共济会和光明会在内的各种秘密启蒙团体。故而，近代科学所开辟的公共空间从来都是有限的，它从未真正面向大众，它最多只是作为天主教国家或绝对王权主义国家内部的一个国中之国、城中之城而存在。而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时期，科学的专业化提高了科学争鸣的准入门槛，大众越发难以参与进去。因此，近代科学本身所预示的公共空间最终被证明只不过是科学家本身的公共空间而已。 正如当教会停止了一切关于教义的争论，而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组织体系之时，各种个人私利便从阴影中涌现出来腐化了教士阶层。当科学共同体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之时，它原本的公共性便蜕变为私利性，科学为了某部分人的个人私利而出卖公众利益的事情开始屡见不鲜。科学的这种转变，始于科学与市场和商业的合流。 从十九世纪开始，科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紧密结合起来，而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是以追逐私利为基本目的的。虽然在亚当·斯密和曼德维尔的理论中，通过个体对私人利益的追逐，公共利益是可以得到实现的，只不过在私人利益到公共利益的转变中，需要一个中介--市场。亚当·斯密把市场的这种神奇的化私为公的能力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似乎越来越转变为垄断势力的暗中操纵。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与工业的结合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开始转变为工具理性，也就是说，原本蕴含了某种公共性、可以自由探索和争论的科学技术，蜕变成了技术专家们的私人标准，而这种私人标准恰恰是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远离了公共争论的科学日益受到商业利益的侵蚀，原本致力于全人类福祉的科学技术转变为少数技术垄断企业谋取利益的工具。于是，科学共同体这种公共机构便从公众中异化出去，原本是公共的东西反倒成了一个科学家或某些科学家的私人事务。现代科学技术日益丧失其公共性的一个特征即是知识产权的合理化，启蒙运动对科学技术的一般规定本是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却越来越远离了这个方向，再也没有比"专利"这个词更能表征科学技术的异化了，所谓专利，便是专属于技术垄断企业的利益。科学技术的专利化还意味着，启蒙时代主张公开的知识重又走向了"秘传"，无数的科学家和资本家合谋，正用专利实践着他们的"隐微教导"--在密不透风的密室里"秘传"能操控世界的真理。   四、阴谋论的土壤，以及科学的未来 至此，我们便洞悉了转基因阴谋论中的那个黑暗王国的历史秘密，在共济会-跨国资本-科学技术的权力铁三角中，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共济会，还是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的科学技术，都曾经是一种光明势力，只是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前者与其社会主义运动分道扬镳，沦为了资本财团的影子机构，后者与商业合谋，成了资本家统治世界的工具，由此，它们才遁入黑暗的资本世界之中。然而，以上所述的只是转基因阴谋论叙事的一个演绎的而已，更为真实的历史内核还藏在这个阴谋论演绎的背后。 阴谋论也可以视为一种扭曲了的阶级斗争，当一个阶级在现实层面的争论或斗争无法开展或陷入无望之时，便通过阴谋论话语对敌对阶级进行离奇的控诉。从历史上看，当共济会密谋推翻天主教的神权统治时，旧教士和没落贵族阶级以种种荒诞的阴谋论来指控共济会；当大革命后的现代国家站稳了脚跟，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时，面对永远看不透的各种商业机密，小资产阶级们捡起旧日的种种共济会和犹太人的阴谋论佐料，又编织出一个针对垄断资产阶级的阴谋论。同理，当各种技术、商业和国家机密与谋略把公众挡在转基因的事实真相之外，商业私利与科学公益纠缠不清之时，少数性情机警的民众和学者又再次挖掘出共济会阴谋论，将其与转基因接合起来。 故而，阴谋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提醒人们，权力斗争并没有终结。任何对阴谋论的武断拒绝，宣称天下太平的天真幻想，都将遮蔽社会本身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从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试想，当这个世界还是以阴谋的形式运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公众放弃阴谋论呢？ 然而，阴谋论的局限亦是显而易见的，阴谋论的本意是揭示阴谋，然而，当它凭各种零碎的事实任意臆测杜撰的时候，却无意间把阴谋制定者描绘成了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诸葛孔明，这样一来反倒遮蔽了真相。就此而言，阴谋论与英雄史观有着相同的前提，它们都坚信，这个世界被一小撮人所决定了，只不过前者把这一小撮人看成了魔鬼，而后者却把他们当做了天使。然而，阴谋论与英雄史观的部分合理性正在于，这个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这个世界真是被一小撮人以各种阴谋统治着的。然而，一俟我们继续追问这一小撮人为何能以阴谋进行统治的时候，我们便发现，阴谋之所以成为阴谋，并不在于阴谋制定者的存在，而在于某些隐藏于公众视线之外的封闭组织，在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制度。因此，如果我们要消灭一切阴谋，就不应当停留在阴谋论层面上，仅仅从话语上扬弃它，而且应当在现实层面扬弃它，铲除它据以存在的一切土壤。捣毁了密室，一切阴谋者也就没有了藏身之地和谋划之所。 因此，阴谋论的真实的历史内核也正是在于这个"密室"本身。在历史上，无论是作为一个带有政治性组织意味的共济会，还是以造福全人类为目的的科学技术，都曾在旧欧洲社会中敞开了一个公共领域，一个公众可以自由参与实践与争论的开放空间。然而，那种以私人牟利为目的的经济事务逐渐侵入了公共领域，各种政治机构和科学共同体都纷纷被各种资本势力所辖制，从而陷入了工具理性的泥淖，丧失了它们的公共性。而资本势力，正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密室。这个密室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私人领域，因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早已让一切资本势力获得了操纵人民群众生活的权力。而公众却只能被挡在这个密室的门外，只能被蒙在鼓中，凭空造出许多阴谋论。但辩证地看来，这些阴谋论却揭示了某些真理：当公共性事务和科学技术被资本所垄断，其结果必然是权力与知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失去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和介入科学话语的权利，于是流言猜疑必然纷然而起，真理只能以谬误（阴谋论）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我们洞悉了阴谋论的本质之后，再联系当前的转基因阴谋论来看，便会明白，阴谋的产生并不在于--如某些"科学打假人士"所指责的--公众科学素养的缺乏，或中国人逻辑的缺失，事实上，在公众科学素养健全和讲究逻辑的西方社会，阴谋论往往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转基因阴谋论的真正温床在于，一方面，很多关系公众利益的政策往往是一小撮人未经公众讨论而秘密制定的，决策者的那种秘不示人的大棋心态必然招致公众的离奇臆测--即便大众有心一查究竟，但又谈何容易？另一方面--这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商业私利劫持了转基因技术，关系亿万人生命过程的技术产品，它的生产却是以牟利为根本目的--谁知道为了获取更大利润，他们在这些产品中又动了什么手脚？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曾把科学的精神气质概括为四条规范：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限度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然而，现代的产业化科学无不与这些规范相悖，就所谓的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而言，它们不但同公有主义和无私利性毫不相干，而且与之截然相反，私密性、私利性才是这些科学的实质性的规范。就此而言，默顿眼中的科学乃是属于启蒙运动的原初筹划，现在仍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因此，只要科学技术还没有与商业真正地分离，各种商业机密把科学技术闭锁于公众之外，诸如转基因阴谋论这样的话语便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一旦科学技术不再作为任何利益集团的私人财产，而是让全人类自由参与和共享的时候，一切转基因阴谋论便会自动烟消云散。转基因阴谋论的消灭不在于科学知识的普及，而在于公众对科学话语的介入和科学成果的共享，在于科学技术的Communism。   （责任编辑：夏永红）   * 王启明，北京语言大学文艺学博生研究生。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220页。   

宗教虔诚或是世俗主义与社会健康之间真有什么决定性的因果关系吗？从数据比较看，几乎在所有方面，高度世俗化民主国家的社会失调比例一直不高，支持宗教、反进化论的美国则表现糟糕。

开源软件的转折点已到来

互联网继续向低端学历群体渗透。2011 年上半年,我国网民中低学历网民继续增加, 初中及以下学历网民占比从 2010 年底的 41.2%攀升至 43.8%。而高中以上学历群体从 58.9% 降低为 56.1%。

为什么在英国创世论和进化论之间的争论不像在美国那么引人注目？美国仍是宗教气氛很浓的国家，而且只要还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周日去教堂时会被告知进化论是一个意图剥夺他们永恒灵魂的阴谋，这个问题仍将继续争论。

王钦译，插图暂缺。“藏匿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东西——多年来遮掩了一些我们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而这一遮掩似乎相当地不经意。事到如今，假如我们仍然不去反思美国文学批评中的那个拉康，尤其是，对美国的控制论在法国，包括也在美国所发生的那种影响，继续充耳不闻，那么拉康与坡的关系就永远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遮蔽。

曼纽尔·卡斯特发出“网络社会的崛起”预言时，感叹其研究与写作一直追赶着比工作能力进展得还要快的研究对象，世界仿佛乘上了信息化“魔轮”，网络社会似乎也正朝着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六度空间”的假设，不断构筑起“熟人的熟人”的网络王国。从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随人上网从理想变成了现实。特别是微博的兴起，实现了移动客户端与社交网络、个人门户的有效结合，无论是获取信息、资源共享，还是表达交流，人类似乎因具备疾速传播、海量聚合以及超级动员能力而变得更加强大。但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版图上，有一个重要的力量——研究对象的本体可能被忽略了。正是这些由我们所发明的技术和工具，在其势力空间内异化了一部分使用者并制造了区隔。而由它所带来的所谓泛众欢歌，也从客观上解构着现实社会的威权，这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移动互联技术兴盛背后的另一番场景

我要强调一点，现在大家都把三峡发电的功能抬得太高，冲淡了三峡防洪的功能。其实三峡最重要的功能，根本就不是发电，而是防洪。三峡论证时，如果不是防洪的功能，三峡工程根本就上不了。其次是供水，发电只能排在第三位。我永远强调，电调必须服从水调。但现在有些利益集团，不能碰。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国家在长江流域建议一个水电站总调度，这一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出来，提到会优化调水体系，希望能解决这些事情。

最近，“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以下称TVA)将对其下六个核反应堆进行详尽的安全检测。这固然是世界各国在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的一致反应，但也可能与美国通用电 力公司同时是日本福岛核反应堆和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核反应堆的主要设备供应商有关。但两者有一个关键的制度差别：东京电力株式会社是私有，而美国田纳西河流 域管理公司是国有。 日本自由作家加藤嘉一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东京电力应该国有化”的文章，认为“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我相信，中国必然立即成立以温家宝或 其他官员负责的“指挥部”，以举国体制投入抢险救灾…其实，东电当然也是想救灾的，不过它的利益毕竟首先是股东的利益，必然带有“最好别让外界知道问题” 的侥幸心理，这就极大的影响和耽误了这场特殊事故的救灾进度”。 有趣的是，加藤嘉一尽管力主东京电力国有化，但他没有联系到美国国有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也许他是日本的“80后”，对美国波澜壮阔的罗斯福新政历史 了解不多。但我们中国对TVA的通常翻译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而不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这反映出我们国内对TVA的了解也不多。 其实，TVA的历史极为精彩，如果了解它不是“局”，而是“公司”，即美国政府为管理田纳西流域特设的国有公司，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重庆八大国有投资集团从原政府的“局”转型为公司（如原重庆市水利局转型为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意义。 TVA的前身是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在阿拉巴马州北部田纳西河畔的马瑟肖尔斯建筑的水坝，其目的是利用水利资源生产硝酸盐。一战结束后，新任哈定总 统曾企图将这一国有资产廉价售与私人，由于“进步派”国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的反对，未能如愿。罗斯福新政的主题之一是用国有电力公司取代私有电力公司的 垄断。他１９３３年１月就任总统后，立即视察了田纳西河流域。同年４月１０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综合治理田纳西河流域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法案，并于５ 月１８日签署生效至今。 田纳西河全长1043公里，流经七个州，流域面积10.4万平方公里。从１９３３至１９５２年，TVA在田纳西河及其支流共建造２０座新水坝，改建５座原 有水坝，使该河流域再没有洪水泛滥，还大大减轻俄亥俄及密西西比两河流域的洪水威胁。TVA鼓励农民使用它生产的低价化肥，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将低价电 力输入农村，大幅提高了农民收入。 美国保守派历来把新政期间国有并延续至今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视为眼中钉，里根总统就是因为1960年代公开批判TVA而先当选加州州长的。但是，罗斯 福新政的关键制度至今屹立不倒。罗斯福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法”通过时的讲话简直也可以为重庆“8大国有投资集团”定性：“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穿着 政府的衣服但有着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 有趣的是，TVA实施整个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全面发展的规划，牵涉到７个州，要求有关州、县、市、镇当局及各种各样机构协调合作，这和重庆新成立的两 江新区和两江集团的“1+3”和 “三托一”的管理体制（两江新区管委会和江北、渝北、北碚三个行政区）也有些相似，TVA在区域发展方面的成败经验也可借鉴.

近日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百度文库事件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著作权法规则，需要进行理性的法律分析。 按照百度方面的说明，百度文库中的文档由用户上传，文库系统只是自动接收用户上传的文档并将其发布，百度并不直接上传任何文档。如果此点属实，则文库的性质属于“信息存储空间”。只要文库经营者“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了侵权内容，同时也没有引诱、教唆用户上传侵权内容，就无需与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是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欧盟《电子商务指令》和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均规定的“避风港”规则。 对于文字作品，有两种作品需要加以区分。其一，不少“草根”小说作家和其他作者会主动将其作品上传至网络或不反对他人上传自己的作品。如著名作家蔡智恒(痞子蔡)和慕容雪村各自的成名作《第一次亲密的接触》和《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就是首先在网络上发表的。其二，另有许多作家以出版社支付的版税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其不大可能自行或许可他人将其作品上传至文库等网络论坛供公众免费阅读。 正是由于存在着不少小说作者自愿上传其作品的事实，不能仅以文库设立了“小说”栏目而认定文库经营者故意引诱用户未经许可而上传他人作品。 但是，文库在首页中有“热门推荐”栏目，其中显示了文档的名称和快照，而且不少快照是书籍的封面。对此，文库经营者显然是一看便知的。如果其中显示的是已出版的知名作品和相关书籍封面，而文库经营者根据其应当具备的专业知识和阅历，能够明显发现相关作品极有可能是未经许可上传的，则应当立即删除该文档。假如著名作家刘心武新近出版的《续红楼梦》出现在“热门推荐”之中，任何有常识的文字网站经营者都应当意识到:对于这样一本新书，著作权人不大可能自行或许可他人上传。文库经营者如不及时删除，就应当承担责任。 这种做法在国外得到了认可。在美国法院判决的哥伦比亚影业公司诉Gary Fung案中，被告作为影视BT种子文件分享网站，专门对电影提供了“最热搜索”、“20部热门电影”和“20个热门电视节目”等列表。法院认为被告明显知晓列表中的电影是未经许可传播的，因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如果作品的信息没有出现在“热门推荐”栏目或分类阅读栏目的显著位置，则难以认定文库经营者的过错。因为如果文库经营者甚至不知道有一部作品被上传到了文库，又如何能判断它侵权与否?同样，如该作品的相关信息无法使文字类网站的经营者判断该作品是未经许可上传的，在权利人向其发出侵权通知之前，也难以认定文库经营者具有帮助用户侵权的意图。 美国法院去年判决的Viacom诉YouTube案可供借鉴。视频传媒公司Viacom起诉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侵权，理由是YouTube上有15万部未经许可上传的视频片断。但由于YouTube已将用户上传的视频长度限制在10分钟之内，而10分钟之内的视频既可能是影视剧片断，也可能是网友的自拍。因此法院认为YouTube不知道哪些用户上传的视频片断侵权，可以进入“避风港”免责。 同时，要求文库经营者对用户上传的每一篇文档都进行著作权方面的事先审查是不现实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也没有向“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施加事先审查的义务。 立法在这方面并非存在疏漏，而恰是与欧美有关网络环境中著作权保护的立法相一致。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享受“避风港”免责不以其监控网络服务，积极寻找侵权内容为前提。《欧盟电子商务指令》也宣布:成员国不得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监视其存储的信息以及积极发现相关侵权事实的义务。《欧盟电子商务指令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监视网络的义务十分重要，因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监控海量内容不但在实践中不可能，也会给网络服务提供者造成过重的负担和提高用户使用基本网络服务的费用。 因此，文库经营者应当承担的是“注意义务”，即在能够发现用户上传的侵权内容后应立即删除，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重复侵权行为的发生，而不是严格的事先审查义务。 当然，在这次知名作家集体向百度提出抗议之后，文库经营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服务已被一些用户严重滥用。因此，其需要采取合理措施，及时阻止侵权内容的传播并防止侵权内容的重复上传。 如果文库经营者在尽了合理注意义务并采取了这些合理措施之后，客观上仍然存在用户未经许可上传文字作品的情况，文库经营者难有过错可言。此时权利人可借助“通知和移除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即向文库经营者发出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通知，以使文库经营者删除侵权内容。

我在课堂上问：“说到‘现代’这个词，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二、三年级的本科生，七嘴八舌：“手机！”“磁悬浮”！“互联网！”“3D电影！”…… 我知道，他们实际所指的，并非只是手机和磁悬浮，而是被这手机组织起来的人际交往，和被高速火车不断扩大的活动范围。但是，他们脱口而出的，都是技术及其制品的名称，你就不由得不感慨：技术对人生的干预，确是厉害！ 这感慨也是老生常谈，谁不知道呢。但是，泛泛地知道技术改变人生，是一回事，面对具体的状况，能不能记得技术的厉害，又是另一回事了。比如，都知道十年来网络游戏风靡天下，再偏僻的小镇，只要有网吧，附近的十五六岁的少年，就很少没有玩过《魔兽世界》之类、被其深深吸引的。可是，当我们谈论未来——不用很遥远，十年以后吧——的文化、未来的戏剧电影文学等等的时候，有多少人是认真将网络游戏算作一项重要的影响参数的？譬如我，要不是被一位老朋友点醒，大概至今也不会意识到，“网游”和——比如说——文学有什么大关系。 老朋友是小说家，北美名校的比较文学博士，人虽长居纽约，视线却不离中国小说，差不多二十年了，只要听说大陆有哪个年轻人写得有意思，他就会找他的作品来读。去年，在电话里，他忽然说：“有些新的小说，我真读不懂了，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所谓“不懂”，并非指这些小说的字面意思，而是指它们背后的样板。 小说不是孙悟空，凭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再天马行空的作家，真写起来，也是有所依凭、有所本根的，只不过他自己经常不觉得。越是结构严密的现代社会，艺术创作者——不只是文学家——的所依和所本，越容易受社会的支配性文化的影响。家庭氛围、学校教育、人际交往、传媒熏染…… 几乎所有这些层面，荒莽之地都消失了，一切都被纳入结构，虽然不见得都放妥帖了，但也难有在结构的大网之外独自生长的空间。你可以激愤地冲撞这网，但你全身肌肉的紧张，依然暴露出与它的密切关系。甚至你深层的心理和生理组织，都刻着这密网的烙印，而你几乎全部的反抗之心，正是从这些组织中迸发。这就是为什么，当阅读1980年代中期的那些字面上扑朔迷离的“先锋”小说的时候，我们并不真地看不懂。我们知道，是哪些作家——尤奈斯库、博尔赫斯，等等——站在这些作品的后面充当样板，我们也知道，是怎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特别将这些作家送上了样板的位置。 因此，当老朋友说自己真的看不懂的时候，他其实是说，在这些小说背后，有一些新的样板，和造就它们的更深层次的新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一同出现了。 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当今世界，大凡有一点记性的，都会强烈感觉到生活它的停滞和陈腐。许多重大的事情，比如，总是有一部分人压迫更多的人，这事情就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好像还要再延续很多年。由此引发的许多人生难题，也就一代接一代地压在人们心头。比如，历史究竟是听权势者的，老百姓只要挤进跟班的队伍，跟着走就行了？还是果真由“人民”创造，我们虽然人微言轻，只要尽力参与，就也能一起决定大伙儿的命运？150年前龚自珍们在京郊寺庙里酒酣耳热辩论的，和今天白领们在写字楼里暗自嘀咕的，不都有一部分，是继续这个难题吗？ 当被这样的感受压得很难受的时候，遇见有人欢欣鼓舞：“进步真快啊，你看咱的“高铁”，时速400公里了！”我们的第一反应，大概都是这么粗鲁的吧：“你不长眼睛啊……” 但是，这只是世界的一面。当代人生的一大诡异之处，就在于让你同时经历两种强烈的感受：一些绝对重大的事情的出乎意料的稳定，和另一些不能说不重要的状况的加速度变化。1950年代，丘吉尔说，只要25年，就可以造就完全不同的一代人；今天，这世界的许多地方，大概不用十年，人跟人就能生出“代沟”来。我就听不止一位的“80后”抱怨：“那些‘90后’啊，看不懂……”套用狄更斯的句式：这是一个不变的时代，也是一个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  在这矛盾现象的底下，是整个社会基础的分裂。一方面，社会各部分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越来越一体，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因此能更细密地掌控全局，不容有一小片化外之地存在；另一方面，正因为结构之网太大太密，强势力量必不可免地过度膨胀，凡它所欲之物，全力催肥，它没兴趣的，弃之如敝履，人类生活各部分之间长久遗存的平衡和弹性联系，就势必被深度破坏，社会的地面，反而愈益倾斜。这就又会激出许多变化，一潭死水中忽然涌起大团泡沫，径自升腾，也就成了当代的常见景观。 这一类景象看得多了，你甚至会怀疑：当今世界，“一潭死水”的定义是不是已经改了？它不再只是表现为波纹不起、腐色凝集，而是越来越经常地现身为波澜迭起、云气蒸腾？或许，正是靠着泡沫式的速变景象，死水才能继续稳坐潭中央？ 不用说，各种径自升腾者中，“科技”要算头一名。在今天，它也许不再能从达·芬奇式的狂想中，汲取大部分的灵感，无数个人胡思乱想、自由探索宇宙奥秘的时代，至少现在看起来是快要结束了。瞧瞧大学就可以知道，如今的“科技”“研发”，越来越听命于资本的逻辑i，依照市场的节拍踏步。但是，也惟其如此，它反而得到持续的强力推动，能在社会的其他方面都黯淡不堪的情形下，孤身“进步”。 别小看了这“进步”。它绝不只是表现为“3G”或“黑莓”取代前两代手机那样的花拳绣腿。虽然广告上吹嘘的大部分商品的“升级换代”，都是近于蒙人，但我们必须看到，今天这样的“科技”“进步”的根本结果，却绝非只在忽悠人进商场，而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人。资本逻辑的最终意图，是不断将人改造成更贴切地符合资本增值之需要的劳动力和消费者，因此，“科技”越是被“研发”成资本增值的利器，它就越会对准人的根本处，频出高招。 如今风靡的网络游戏，是否就是这高招之一？ 网络游戏本身是一种商品，它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许多公司大赚其钱。但是，就像它的中文缩写——“网游”——的双重词性所暗示的，它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游戏，更意味着一种玩游戏的方式、一种被这个方式引领着蓬勃展开的网上生活。因此，它的真正的下手处，是年轻和年少——乃至年幼——玩家的心智习惯。去年初夏，在意大利帕多瓦的机场候机楼，我就看到一个最多七八岁的金发小孩，目不转睛地玩一款单机游戏。登机了，妈妈多次唤他，差不多要发火了，他却依旧如被钉在游戏机前那样，继续目不转睛——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那座候机楼里会设置这种机器！ 想象一下：这个孩子回家之后，如何急切地溜进自己的小房间，关门、开电脑、一头扑进那个游戏…… 他每天都尽可能挤出时间接着玩；他很快就不满足单机游戏，开始多人“网游”；他就这样一年一年长大，越来越习惯于呆在“网游”的世界里；而同时，他大学毕业、搬出父母家、踏进“真实”的社会了；他甚至开始有点不那么迷恋“网游”了。但是，当他端详眼前这个“真实”社会的时候，他内心的那些在“网游”世界进进出出所养成的习惯——节奏感、空间感、兴奋点、注意力、想象力、逻辑意识、情绪倾向，乃至审美情趣、文化认同和善恶观，却会一齐顺着他的视线进入对象。他越是深入“真实”的现实，可能越分不清什么是虚拟、什么非虚拟。新的感受吸收得越多，过去的记忆就越受刺激、越活跃。老人常说，生活比小说更离奇；他却可能觉得，跟“魔兽”的世界相比，现实根本不值得兴奋…… 绝不只是一个金头发的孩子。全世界各种发色的孩子和非孩子，都正在卷入类似的心理历程，黑头发的中国人，也是一样。这会造成什么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果是不是越来越多？今天，已经有不少“网瘾”研究者相信：数千万陷入“网瘾”的中国青少年当中，一半是被“网游”推下去的。ii 韩国和美国则都有评论家认为，目前这样的“网游”的流行，明显助长了凡事从效率出发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iii 当上海一家大型网游公司的代表自豪地宣布，“本土文化”将成为他们设计新游戏的核心素材的时候，他显然觉得，这是在培养未来中国人的国家认同。而一位跨国企业的高级经理向我笑谈那些痴迷“网游”的年轻同事：“总是两眼直视前方，眼球好像不习惯左右转动一样！”玩笑的口气，掩不住对他们缺乏对周围人事的热情的忧虑。…… 当然，情况还在发展当中，现在远不到能看清后果的时候。以目前的粗略观察和报告，也还难以判断，网络游戏的风靡，到底跟资本的逻辑是什么关系。1998年，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大批青年人上线玩《天堂》，“网游”似乎开出了逃避现实的新路口，让人更容易忍受压迫。2010年，一群中国的资深“魔兽玩家”，却发布视频长片《网瘾战争》，辛辣抨击野蛮的“网瘾”治疗、网络管控和“网游”审查制度，掀起了一阵“渴望自由和公正的怒吼”！iv  你也许要说，是被逼得没路走了，才这么“怒吼”的，如果用“国服”能顺畅地玩下去，他们大概会和十年前的韩国玩家一样，继续埋头“宅”着吧？也许是这样。但也许不。现代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条件，的确加速度地强化了城市人对于室内空间的依赖，在减弱我们的生理能力——例如望远的视力——的同时，让我们误以为外面的事情不重要，有一间房子，让我下班以后舒舒服服地呆着，日子就能过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这些条件——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明显降低了不同的室内空间在公共影响力上的悬殊差异。这方面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维基解密”：瑞典的一个小山洞，竟能在一时间，令白宫都手忙脚乱。当“懦弱”地“宅”在“蜗居”和“蚁居”里的少年和青年人，经由各种网上交往——包括“网游”，体验到无数“细小声音”汇合的效应之后，他们对自己和现实之间力量对比的消极感受，会不会改变呢？  这些年来，我一直相信，互联网正在有力地改变中国。但我也听到许多对网络世界的激烈的批评，看到有愤而关闭博客者说，博客的世界，其实和现实一样糟糕，我已经活在这个现实中了，为什么还要开博客？！我在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今天这样的“网游”的风靡，究竟会给资本的逻辑，也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是并不容易回答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网游”已经改变了许许多多今天的青年甚至中年人，并且正在更深刻地改变未来的更多的青年和中年人。人变了，别的也都会变。即以中国的文学来说，当那些习惯于进网吧、宅电脑的少年人日后成为文学阅读的主体人群、其中许多更成为未来作家的主体部分的时候，《传奇》和《魔兽世界》们，势必要把尤奈斯库和博尔赫斯们挤到一边，充任文学感受和小说构思的首席样板吧？由此强化的那种习惯在室内的方寸之地和仿佛无边的虚拟世界之间来来回回、并以此组织其他生活感受的心智方式，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学，也必然有更深远的影响吧？ 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变化，并非只是将来时，有的已经发生了。拿2010年的中国文学地图，对比1990年的，谁能说变化小！v  当今社会，资本逻辑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但也总有它不能一手遮天的地方，江河湖海，依然会游出大大小小的漏网之鱼。所以，面对各种与不变相伴、以其为前提、甚至充任其化身的变化，即便一时看不清其后果，也完全不必悲观。但这有个前提，就是不能继续如我这般迟钝。无论是为了理解和改变世界，还是小而言之，为了读懂那些很大程度上是依照玩《魔兽世界》时养成的心智习惯写出来的诗歌和小说，我们都必须直面现实的变化，而且——因为已经迟钝得太久了——从现在就开始。                                              2010年1月 屯门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互联网由最初的军事通讯工具变成一种新兴的大众媒体，网上色情、淫秽及其他不良信息也日益增多。在各国网民构成中，青少年甚至未成年人都占有极大比重。无论在哪个国家，如何保护未成年远离这些内容，就成为家长和老师们非常正常而且合理的关切。在美国，来自普通民众和选民的呼声自然会反映到立法和行政机关。 然而，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管制互联网的方式必然会涉及对言论内容的管制，而针对此类立法合宪性的挑战往往会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正如克林顿在声明中所说，言论自由固然是值得珍视的传统，但保护未成年人具有绝不亚于言论自由的价值和意义。在言论自由与保护未成年人这对几乎必然存在紧张、冲突的价值与利益之间如何取得某种平衡？哪些言论应该受到保护而哪些不能？究竟用何种方式去管制言论的内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争论始终存在。 互联网管制的立法之路：从内容限制到手段选择 "基于内容的对言论的全面限制"：《1996年传播风化法》 《1996年传播风化法》（以下简称CDA）是《1996年电信法》第五章的一部分。《1996年电信法》是60多年来美国第一次对《1934年电信法》进行"大修"。CDA能加入这次修订，可见美国民众对网上色情、淫秽及低俗内容反对之强烈。这也是美国国会第一次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名义对互联网进行管制。正如该法案的名字--除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色情、淫秽内容的传播之外，它还将目标对准法律的灰色地带--"低俗（indecent）"内容。 在CDA中，以下两条保护未成年免受因特网上"低俗的"和"明显冒犯的（patently offensive）"传播的条款尤为关键。其中一条是第223条a款："禁止任何明知对象未满十八岁，而在因特网上对其进行低俗的传播。"另外一条是223条d款："禁止任何人在明知可能被未满十八岁人士获得的情况下，在因特网上传播'以当前社区标准看来明显冒犯的方式刻画或描述性或排泄的器官以及行为的内容'。"该法的制裁措施也十分强硬，违反以上条款的人将会受到刑事制裁。 尽管CDA在国会得到两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也已被时任总统的克林顿签字批准，但这部法案自通过那一刻起就不断受到批评和攻击。法案于1996年2月1日通过，仅仅过了5个月，费城地区法院的一位法官就宣布《传播风化法》因侵犯成人的言论自由而部分无效。但双方真正的交锋还是体现在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的Renov.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案中，九位大法官认为CDA无效，斯蒂文斯大法官撰写了多数意见。  由布雷耶法官撰写，伦奎斯特和奥康纳法官加入的异议则认为法院应支持COPA，其论证如下： 第一，COPA施加于受保护言论的负担。布雷耶法官认为COPA所施加的负担是很节制的，与最高法院在Miller案中确立标准相比，COPA仅仅增加了"从未成年人角度"这一因素。而增加这一因素仅仅是稍微扩大了限制言论的范围。而且法案确立标准中对"勾起下流兴趣"和"缺乏文学、美学、政治和科学价值"的要求，也严格限制所管治言论的范围。而且COPA并不是一种审查，而是通过认证等方式使未成年人更难接近那些有害于他们的材料。  CDA不仅对国会而言是全新的立法尝试，最高法院也是第一次对互联网领域保护未成年人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做出裁决。因此无论撰写多数意见的斯蒂文斯法官还是附议的奥康纳法官，都首先花大量篇幅来讨论因特网。当然，对技术的讨论是服务于法律和政治问题的。斯蒂文斯法官认为因特网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从原本是用于军事目的的交流工具，变成了今天"全球范围内人类交流的独特而全新的媒介"。人们在因特网上存在多种传播和检索信息的方式，但斯蒂文斯法官认为其中与本案最为相关的是以下五种：电子邮件、邮件列表服务、新闻组、聊天室和万维网。 在讨论了前四种方式之后，斯蒂文斯法官认为万维网具有十分独特和重要的地位。它存在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万维网上大量信息是贮存在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电脑之上的，网民可以像打电话一样访问这些不同地址的网站，与作者交流，或者链接到其他网站；其次，万维网的导航是相对直接的，用户可以通过直接输入网址或者搜索链接到获得想得到的信息。在万维网上，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信息接收者和提供者之间是无障碍的。斯蒂文斯法官由此得出结论，因特网不同于传统广播电视领域，这里不存在一个中心的、单向的内容提供者，同时也不存在一个可以控制整个万维网的机构。 因此，斯蒂文斯法官认为尽管因特网上存在着大量"从谨慎地挑逗到硬色情"的有关性的露骨内容，但因为网民很少"偶然地"、"意外地"碰到这些内容。在绝大数时间里，用户都必须采取"比拨电话号码更深思熟虑和直接的一系列主动步骤"才能接触到这些有关性的内容。简单来说，在网上接触到色情和低俗内容的人基本都是自己"主动"找到的。 CDA最富争议的部分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低俗"和"明显冒犯"两个条款。在斯蒂芬斯法官看来，"低俗"和"明显冒犯"条款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其表述的模糊（vague）。而这种模糊对言论自由带来的害处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整部立法从头到尾没有对什么是"低俗"和"明显冒犯"进行明确定义。最高法院曾经在1973年的Miller v. California案中对"淫秽（obscenity）"做出如下定义：（1）把作品看作一个整体，适用当前社区标准的普通人是否觉得会勾起下流的兴趣；（2）作品是否以明显冒犯的方式刻画或描述了被可适用的州法所定义的性行为；（3）将作品看作一个整体，其是否缺乏严肃的文学、美学、政治或科学价值。多数意见认为Miller案对于"淫秽"的定义就不属于"模糊"，但是本案所涉及的条款却没有这样具体的定义和限制。而且"低俗"和"明显冒犯"这两个定义之间也容易产生歧义和混淆，从而导致不确定性。模糊的语言加上法案严厉的刑事制裁，很容易产生"寒蝉效应（chill effect）"--当人们严肃地讨论类似计划生育、同性恋以及监狱内强奸的后果等议题时，很容易因担心会违反本法从而导致不敢发言。 其次，法案中如此模糊的语言难以避免地扩大了被限制言论的范围。这种扩大一方面使得某些本不被法律禁止的言论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得原本有权接触低俗内容的成年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宪法禁止淫秽的言论，但是并不禁止"低俗"的言论。由于目前并不存在十分有效的年龄认证手段，因此成年人获取此类信息的宪法权利就遭到侵害。本案与1968年的Ginsberg v. NewYork案存在以下四点不同：第一，Ginsberg案并不禁止父母为自己的孩子购买，而根据CDA，父母的这种行为同样被禁止；第二，Ginsberg案只涉及商业行为，而CDA则将非商业行为也包括进来；第三，Ginsberg案中涉及的作品必须"缺乏对未成年人可弥补的社会重要性（without redeeming social importance for minors）"，而本案中"低俗"这一概念并不允许"可弥补的社会重要性"这一抗辩；第四，Ginsberg案中的立法适用于17岁以下未成年人，而CDA则扩展到了18岁青年。 CDA的支持者还认为，在Renton v. PlaytimeTheatres, Inc案中，最高法院支持了一项让成人影院远离居民区的法令，CDA接近于在互联网上让低俗内容远离未成年人。但斯蒂文斯法官认为这是对Renton案理解的错误，最高法院支持Renton案是出于某种"次要效果（secondary effects）"--比如减少犯罪或者地价下跌，但绝不是出于限制传播某种"冒犯"信息的"首要效果"。而CDA则是为了实现这种限制传播的首要效果，因此它属于"基于内容的对言论的全面限制（content based blanketrestriction on speech）"，应该接受最严格的审查。 奥康纳法官则在附议中表示，她认为设立某种"成人专区（adultzones）"是合宪的，但是CDA 却试图构建某种"分区法律（zoninglaw）"。她认为分区管治的方式需要符合以下两点：第一，不妨碍成人获取该内容；第二，未成年人的确没有权利获取该内容。而CDA却不符合这两点。不过奥康纳法官与多数意见不同之处在于，当成年人向明知的特定未成年传播"低俗"和"明显冒犯"的信息时，法案应该有效。 CDA的目的十分正当和合理，对于这一点最高法院即便在Reno v.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案中以9比0推翻CDA后也予以承认，但它却因在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式上的不足而失败。著名网络法学者劳伦斯•莱斯格更是直言CDA是一部"非常愚蠢的法律"。CDA采取非常传统的思路，即直接规定具有某种内容的言论必须与未成年人隔绝，或者如最高法院和莱斯格教授所言国会在此试图进行"分区（zoning）"。但是CDA的问题在于国会用"低俗"和"明显冒犯"这两个模糊的概念画了一个过大的圆圈，很多在美国人看来应受到保护的言论也被画了进来。 直接的管制方式走到了尽头：《儿童在线保护法》 最高法院在1997年的Reno案中推翻CDA之后，国会在第二年卷土重来。《儿童在线保护法》（以下简称COPA）于1998年获得通过，该法案的目的是"限制未成年人在因特网上接近任何对其有害的材料"。从法案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国会不再使用"低俗"、"传播"等模糊、宽泛的概念，而是使用了"对未成年人有害（harmful to minors）"将保护儿童这一目的格外突出。与CDA相比，COPA主要进行以下一些修正：第一，COPA只规制商业行为；第二，COPA将CDA中严格的刑事惩罚降为5万美元罚金和6个月监禁；第三，COPA将未成年人定义为17岁以下，而不是CDA中的18岁以下；第四，针对法院对于CDA"低俗"和"明显冒犯"过于模糊的攻击，COPA对什么是"对未成年人有害（harmful to minors）"做出了较为具体、清晰的定义--任何交流、图片、图像、图像文件、文章、录音、文字以及其它形式的淫秽材料，或者（1）一个适用当前社区标准的普通人，将作品视作一个整体并从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是否会勾起或迎合下流的兴趣；（2）从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以明显冒犯的方式刻画、描写或表现了实际或模拟的性交或其他性行为，实际或模拟的正常或变态的性交或性行为，或者低俗地展示生殖器官或发育后的女性乳房；（3）作为整体而言缺乏对未成年人的严肃的文学、美学、政治或科学价值； 第五，根据Reno案中法院指责CDA可能侵犯成年人的权利，COPA设计了更为复杂的区分和认证方式，包括通过信用卡、贷款账户、成人登录密码、个人身份识别号码、电子年龄认证和其他可行的技术手段。 从COPA的内容可以看出，国会这次最大的变化在于不再使用"低俗"和"明显冒犯"这两个含糊的概念，而对什么是"有害于未成年人"做出了具体、清晰的定义，而这种定义方式基本是以最高法院在Miller案中对"淫秽"的审查标准为参照。只不过根据COPA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加入了一些类似"从未成年人的角度"的标准。 但COPA还是一开始就被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下简称ACLU）盯上了，ACLU诉诸的仍旧是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在Ashcroft v. AmericanCivil Liberties Union案中，最高法院最终还是推翻了COPA，但九位大法官面对是否应该支持联邦法院对COPA的临时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已经分裂为5：4。 肯尼迪大法官撰写了多数意见，支持下级法院颁布的禁令。不过本案中的法庭意见与Reno案颇为不同，肯尼迪法官认为多数意见支持针对COPA的禁令只是因为存在一个比COPA"值得称道的、更少限制的选择"--屏蔽和过滤软件（blocking and filtering software）。肯尼迪法官认为，过滤软件与COPA相比，首先在于它是安装在每一个用户端，而不是对整个网络限制；其次，过滤软件可以屏蔽掉来自海外的非法内容；最后，过滤软件比COPA提供的年龄认证方式更难规避。有鉴于此，最高法院支持了下级法院对COPA的临时禁令。肯尼迪大法官还指出制定COPA的儿童在线委员会（Commissionon Child Online）在自己的报告中也承认过滤软件是比COPA年龄认证更有效的方式。肯尼迪大法官的多数意见宣告国会原有的直接管制方式走到了尽头，而过滤软件作为"目前看来限制最少的手段"正式登台。 由布雷耶法官撰写，伦奎斯特和奥康纳法官加入的异议则认为法院应支持COPA，其论证如下： 第一，COPA施加于受保护言论的负担。布雷耶法官认为COPA所施加的负担是很节制的，与最高法院在Miller案中确立标准相比，COPA仅仅增加了"从未成年人角度"这一因素。而增加这一因素仅仅是稍微扩大了限制言论的范围。而且法案确立标准中对"勾起下流兴趣"和"缺乏文学、美学、政治和科学价值"的要求，也严格限制所管治言论的范围。而且COPA并不是一种审查，而是通过认证等方式使未成年人更难接近那些有害于他们的材料。 第二，COPA是否可以促进州压倒性的利益。没人会反对禁止商业性的儿童色情不是一项压倒性利益，因此这里的问题是COPA通过限制成人接入是否可以促进这种利益。针对多数意见认为过滤软件比COPA更好地促进州的利益，布雷耶法官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过滤软件根本不是一种更好的替代性选择，过滤软件正是现状（status quo）的一部分。包括过滤软件在内的现状的诸多不足恰恰是国会立法的目的。声称过滤软件比COPA施加了更少的限制，布雷耶法官认为无所作为的现状当然比有所作为的立法"更少限制"。 第三，是否存在"限制更少的选择"。布雷耶法官认为只有在投入足够的经费后，屏蔽和过滤软件才可能成为更好的选择。但这要求政府为每个家庭、学校、网吧提供安装过滤软件的电脑，并且由联邦职员对父母和老师进行培训，还要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经费去开发软件。但显然是不可能的。 斯卡里亚法官单独撰写异议，他说无论多数意见还是异议都认为COPA需要通过严格审查。斯卡里亚法官认为这种处心积虑地强调性挑逗方面以迎合某种诲淫倾向的肮脏的商业行为当然是宪法上不受保护的行为，COPA对其全面禁止并不会引起任何第一修正案问题。 COPA的思路和CDA完全一致，仍旧是直接进行分区的努力，只不过COPA画了一个比CDA小得多的区域。尽管COPA仍旧失败了，但是最高法院在Ashcroft案中却第一次点出问题的关键--问题已经不再是画一个多大的区域，而是国会的思路必须改变--因为存在一个比COPA"值得称道的、更少限制的选择"--屏蔽和过滤软件。 确立过滤的正当性：《儿童因特网保护法》 路线问题解决，之后的事情就好办了。1 9 9 9 年， 时任参议员的J o h nMcCain发起《儿童因特网保护法》（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Act，以下简称CIPA）并于2000年获得通过。 CIPA最大的改变在于美国国会转变了策略，不再试图直接控制地方上的学校和图书馆，而是采用了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在Ashcroft v.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Union案中所"推荐"的过滤软件。如果学校和图书馆希望获得联邦资助（或折扣）购买电脑或接入网络，那么根据CIPA的要求，学校和图书馆必须具有因特网安全政策和技术保护措施，每一台接入因特网的电脑必须具有相应的过滤软件，可以屏蔽"属于淫秽或儿童色情的图像，并且防止未成年人获取对其有害的材料。" 尽管COPA在Ashcroft v. ACLU案中被宣布无效，但是其中"对未成年人有害"的标准并没有被否决，因此CIPA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这一概念。而学校和图书馆获得的资助则有两个来源，一个源于《1996年电信法》中的"E分级（E-Rate）"计划，另一个则来自《图书馆服务与技术法案》（Library Services and TechnologyAct，以下简称LSTA）。如此之外，CIPA要求当一个成年人出于善意研究或其合法目的要求进行连接时，工作人员应该接触锁定或屏蔽。而且，对于不接受"E分级"或LSTA的学校和图书馆，CIPA不做任何要求。 CIPA同样难逃被起诉的命运，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在2001年1月就决定起诉CIPA。不过与"前辈们"的命运不同，在2003年的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案，最高法院以6比3支持了CIPA的合宪性。 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撰写了多数意见，他认为CIPA并不侵犯图书馆和学校等公共场所的成年用户的第一修正案权利，CIPA是国会合法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伦奎斯特针对下级法院认为CIPA是"对进入公共论坛的基于内容的限制"的说法，主张公共图书在社会中的价值在于"利于人们学习和丰富文化"，图书馆要选择性地提供那些"对共同体有直接、重大好处和利益的材料。"因此，图书馆中网络接入是为了帮助实现图书馆的这些主要价值，绝不是"传统上的或被设计出来的公共论坛"。 而且CIPA只为那些安装了过滤软件的图书馆和学校提供资助，并不是对那些拒绝安装此类软件的场所的惩罚。CIPA提供的资助或折扣"并没有拒绝给予任何人好处，只是政府简单地依据其合法权威有目的地使用公共资金。" 至此，从CDA历经COPA到CIPA，最高法院终于在保护未成年人与言论自由这对存在紧张的价值和利益之间取得某种暂时的平衡。可以说，从CIPA的通过和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LibraryAssociation案中支持CIPA开始，美国互联网管制进入"过滤时代"。在确立过滤的正当性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采用何种过滤。 过滤时代：言论自由和未成年人保护之间平衡的技术 我们应该清楚，广义上的过滤可以出现在传播链条纵向上的任何一个层面--用户、网络接入公司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等。但接下来我们将要讨论的过滤将限于安装在用户终端的过滤软件，因为这正是COPA案中最高法院所指明的方式，同时也是CIPA以及今天市场上绝大多数过滤软件所采用的方式。 如何过滤：以V-Chip和PICS为例 简单来说，每种安装在用户终端的过滤软件都可以分为两部分：对内容进行标记或分级和根据标记和分级进行过滤。二者相比，前者显然更为重要，过滤真正的关键和"猫腻"都集中在这里。而后者基本就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过程而已。 接下来笔者将选择在美国国内十分普遍的两款过滤软件（机制）进行介绍，一种是V-Chip，另一种是PICS。V-Chip和PICS当然不是完美的过滤，它们都存在各自的问题。但是在众多过滤软件和机制当中，二者的确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并得到相当程度的普及。 在讨论互联网过滤软件的前花一些篇幅介绍安装于电视上的V-Chip，出于这么两个原因：首先是V-Chip投入使用远早于同类互联网软件。在《1996年电信法》里，国会在管制互联网这一新事物时却选择非常传统和生硬的手段，但在管制广播电视这一传统媒体时却采取V-Chip这种颇具新意而且灵活的方法。这种区别导致了CDA在通过之后就变成过街老鼠，仅仅存活不到一年就被最高法院推翻，而国会几经挫折才吸取教训。 其次，尽管V-Chip也一直伴随着不少争议，但作为一次影响范围如此之广、力度如此之大的管制行为却绝对算得上成功。其中诸多环节颇值得互联网同类软件借鉴学习。克林顿在CDA被推翻后发表的声明中也指出，目前因特网需要一种像V-Chip之于电视一样有效的过滤工具。 安装在电视机上的芯片，它可以屏蔽那些父母不希望自己孩子观看的节目。根据美国《1996年电信法》，所有于2000年1月1日之后生产的大于13寸的电视都必须安装V-Chip。时任总统的克林顿在签署法案后表示："我们将遥控器还给了家长，这样他们可以传授自己的价值观和保护自己的孩子。" 至于V-Chip中的"V"为何意，有人认为"暴力（violence）"，也有人认为是"观众控制（viewer control）"。 V-Chip是安装在电视机内的芯片，但又不仅仅是芯片。V-Chip除了需要将集成板安装在电视机上，还需要辅以广播电视台的一种电视分级系统。每种节目中都含有一种信号，这种信号激活V-Chip并告诉电视机正在传送某种等级的节目，如果电视机被设定为拒绝接收该节目，这种节目就会被屏蔽掉。简言之，V-Chip需要硬件与分级系统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前面说过过滤的关键其实是分级标记。根据电信法第551条，广播行业被赋予一次自行制定分级标准的机会，联邦通讯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如果行业的自行分级标准无法令FCC满意，那么FCC有权另行指派人选组成委员会重新制定。身后站着手持尚方宝剑的FCC，包括国家广播者协会、国家有线电视协会和美国电影协会的行业巨头们很快就拿出一份分级标准，这就是"电视家长指导"。节目开始后15秒内，分级标签将出现在屏幕下方，同样的信息也会出现在电视报和节目单上。而且V-Chip还要求除了新闻、体育以及收费有线电视节目外，大多数节目必须根据分级标准标记。这一系统存在两套分级办法，第一种是以年龄为基础，目的在于通知观众特定节目是否适合特定年龄段儿童： 第二种套等级告诉观众按年龄分级的原因，描述性字幕试图概括节目的内容：电视在当今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不必多言，美国政府此番力推V-Chip所显示的决心和魄力同样非同小可。在《1996年电信法》出台之前，美国对电信和媒体领域的管治一直延续《1934年电信法》确立的框架。该法62年来首次大修，V-Chip能被加入法案并获得通过，是因为它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回应社会上绝大多数家长和老师的呼声。通常而言，民主党和自由派更偏爱广泛的言论自由，而共和党和保守派则更看重传统家庭价值，对淫秽、色情乃至低俗内容比较反感。但包含有V-Chip和CDA的《1996年电信法》却能在国会很快获得通过，而民主党副总统戈尔不仅自己上阵亲自为V-Chip做宣传，总统克林顿也在法案通过后马上签字，并且克林顿和戈尔连任竞选时也把V-Chip作为主要政绩大肆宣传。由此可见，尽管一些学者、媒体以及ACLU这样的民权组织对V-Chip大肆批评，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影响的确超越了党派和意识形态，得到广大普通民众支持。 PICS就是因特网内容选择平台，是目前网上普遍使用的一种分级过滤软件。大家只要进入互联网浏览器"属性"中"内容"一栏，就可以在"内容审查"那里见到PICS。PICS是由W3C（World Wide WebConsortium）设计出的一种软件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可以对因特网上的内容进行标记。PICS背后的理念是创立一种关于元数据的标准，一种关于信息的信息。比如网页中存在一幅图片，那么元数据则会报告网页中含有某一类型的图片这一信息。而W3C在PICS的首页上就十分清楚地表示，发明PICS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家长和老师控制未成年人对网络的接触。 严格来说，PICS本身并不是一种分级过滤软件，或者说PICS仅仅是分级过滤软件的一部分。PICS是一种软件标准，一种对网上内容进行标记的标准。PICS只是为标记、分级提供一个平台。如果网站所有者想根据PICS自我标记，那么只需要将一段特殊的命令插入网站的HTML代码，那么浏览器接收到这一信息后就会根据其中包含的分级信息进行识别和过滤。但是HTML代码所包含的分级和标记信息却并不是PICS所决定的，因此，PICS必须与某种内容分级系统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目前有很多种基于PICS平台建立的分级系统和标准，其中最为普遍的是ICRA（Internet Content RatingAssociation）创立的分级系统。ICRA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RSACi（Recreational Software AdvisoryCouncil on the Internet），RSACi后来被并入ICRA，而ICRA是家庭在线安全研究会（Family Online SafetyInstitute）的一部分。而在PICS的网站上，除了ICRA之外，还有Safe For Kids、SafeSurf、Adequate.com、Vancouver Web Pages和Italian Self-rating Service等五种系统可供选择。 下面我们就以ICRA为例，来看看是如何对内容进行分级的。ICRA在网站上反复强调他们并不对内容进行任何分级，是内容提供者自己进行分级，ICRA只不过为他们自行分级提供了某种标准和参照。也就是说，PICS为因特网对内容进行标记和分级设立一个技术标准，然后ICRA在PICS的平台上设计一套分级标准。但这种分级标准并不针对任何具体的内容或内容发布者，ICRA只不过把标准放在那里，让内容提供者根据标准自行"对号入座"。内容提供者如何自行分级呢？ICRA的关键是它的词库，也就是著名的"ICRA问卷"。内容提供者自行登录到这个ICRA问卷，然后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基本都是关于你的网站是否含有ICRA词库中的一些元素（关键词）。 在回答完问卷之后，ICRA将根据你的回答出具一份针对内容的分级报告，内容提供者就可以将这一分级信息输入网站的HTML代码中。安装有过滤软件的浏览器在接入你的网站前就会首先读取这一分级信息，然后选择过滤或者进入。 在RASCi时期，这个词库里分有四大类内容，分别是性、裸体、语言和暴力。而对每一具体种类，RASCi又会根据从无到极强进行一个程度的排列。ICRA基本没有改变这一模式，它所做的不过是不断更新、调整这一词库和分类。现在ICRA的网站上，词库中共有七类内容，分别是裸体、与性有关的材料（Sexualmaterial）、暴力、语言、潜在有害行为、用户生成内容和语境。其中新出现的三类内容中，潜在有害行为是指出现吸烟、喝酒、赌博、使用武器等行为，用户生成内容这一种类的出现显然是对YouTube等网站兴起的回应，而语境则是告诉用户某些词汇的出现根据上下文可能是在教育、医学、新闻等语境下出现的，比如"乳房"一词可能是出现在色情和淫秽内容中，也有可能根据上下文分析得出是出现在有关医学讨论之中。 其实PICS除了和ICRA这种分级系统合作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和某些第三方分级机构合作，这些机构的分级和标记有的是通过人工，有的是通过电脑分析，比如CyberPatrol's CyberNOT list就是通过人工，而EvaluWeb就是由电脑分析完成。但这种第三方分级组织源自电影分级制度，但互联网上第三方分级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有太多网站需要他们去进行分级和标记，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第三方机构的中立、客观性也存在不少争论。种种原因导致ICRA所采用的自行分级机制占了上风。 过滤：最好的方式？ 因此，过滤软件最为关键的就是分级和标记这一部分，而V-Chip和PICS的成功也正在于这一部分，简单来说就是让内容提供者自行分级（self-rate）。而FCC在V-Chip所采取的方式更值得借鉴。FCC并不亲自动手直接进行分级，而是要求业界自行分级，FCC在背后实行强有力的监督。这样做得好处之一是业界显然对于具体业务和技术更加熟悉。FCC这种"统而不治"的方式相当高明，既可以避免因为制定标准不合适而在业界和民众那里"里外不是人"，又有尚方宝剑保证业界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图。 从现实出发，我们会发现如果要设计出某种比较理想的过滤软件，对内容的分级和标记部分也是最为关键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就是以自我分级标记为基础，设计出一种更加合理、可行的分级标记系统。在这里，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Jack Balkin对过滤的研究颇值得关注。Balkin教授对过滤的研究是和他对信息社会的思考是有关的。他认为面对海量信息，过滤必不可少，对信息的过滤而不是信息本身才是最关键的，谁控制了过滤就控制了一切。因此他发出了信息时代"过滤为王"的呼声。 Balkin教授在他所参与的耶鲁大学"信息社会项目"的报告中更是直接将题目取为《过滤因特网：一种最好的方式》。不过Balkin教授对包括V-Chip和PICS在内的过滤的态度并不只是推崇那么简单。他对过滤的推崇有些接近"两害相比取其轻者"的态度，对过滤的认可是建立在与传统管制言论方式对比的基础之上的。 Balkin教授认为之所以要大力推广过滤，是因为有了过滤软件之后，政府就没有什么理由再去采用传统手段限制言论，即政府不能再通过直接立法去限制言论了，政府只能通过间接手段规制过滤，从而影响言论。 从直接变为间接，过滤起码为言论自由多设置了一道屏障。进入过滤时代，类似CIPA那样的斗争和博弈将取代CDA，对于过滤这张王牌的争夺和控制将成为重中之重。在信息时代，是类似过滤软件这样的技术而不是法官创造的判例主导了言论自由的发展。 但是，过滤可能是看起来是出于"选择"而非"审查"，似乎对言论自由限制更少，但通过过滤其自身的隐蔽性和技术性，其对言论的潜在威胁反而有可能更大。毕竟传统方式虽然"简单粗暴"，但毕竟是以公开的方式进行，而通过过滤，言论自由完全有可能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剥夺。因此，Balkin对过滤推崇的另一面则是高度警惕和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Balkin教授提出他认为理想的过滤软件应该具有的八个特性：1、用户的自主权（一是尊重个人用户的自主选择，相信家长自己孩子利益的最好判断者，也就是克林顿总统在通过V-Chip所说的将遥控器还给了家长。二是过滤软件安装在个人电脑，保证言论自由不会在上游悄无声息地被剥夺）；2、保护内容提供者的表达和思想自由；1）、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和弹性；2）、自我增长的能力（即新老版本的过滤软件和设施之间彼此兼容）；3)、透明（简单来说就是要求访问被拒绝时，用户必须知道被屏蔽并且知道为什么被屏蔽）；4)、开放源代码；5)、隐私；6)、不同分级系统之间的兼容性；综合以上特性，Balkin教授在他的报告最后设计出一种三层过滤软件，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就是一个放在盘子上的三层蛋糕。Balkin教授所谓三层蛋糕模型如下图所示：这个盘子就是像PICS、PICSRules、RDF这样的软件规范，而第一层蛋糕就是像ICRA那样可供内容提供者选择的一个词库，但是与ICRA不同的是，这一层词库并不对内容进行0～4的评分，而只是需要内容提供者列出所有的词汇元素。 第二层是一组分级模板，这些模板将由第三方组织开发。原来由ICRA进行的打分工作将交给这些第三方组织完成，而每个组织可以根据第一层的词库选择不同的评分标准，比如某些组织可以将仇恨言论和"F开头的单词"都评为3，也可以认为前者高于后者或相反。第二层评分受限于第一层中当事人自己选择的词汇，这种模板的意义在对内容提供者的尊重和第三方的价值判断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它的多元性和对用户个人选择的尊重胜于ICRA这种单一模式。第三方组织也不用去对海量网站进行评级，它们只需要对第一层中的词库进行评价，工作量大为减少。 第三层蛋糕将是一系列第三方组织对具体网站的分级。现存的黑名单就可以纳入第三层。某些第三方开发的与PICS兼容的分级系统也可以纳入第三层。这种分级系统不同于第二层的模板，因为第三方需要自己设定种类和词汇，如创建"种族主义"这一种类。还有一种被称为补救名单也应该被纳入第三层，补救名单其实就是一种"白名单"，即某些网站即便被归入裸体、与性有关的材料等种类，也可以根据语境判断出其具有美学、科学和教育等价值，从而免受屏蔽。 上述三层蛋糕式的过滤模式当然只是Balkin的一家之言，对于什么是最好的过滤方式必定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但无论是莱斯格"代码就是法律"的论断，还是Balkin所说"过滤为王"，过滤软件因其较易在言论自由和保护未成年人之间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从而成为目前来看即便不是最好也是最不坏的一种管制方式。互联网管制"过滤时代"的到来似乎已不可避免，但如何去设计和规制过滤软件这一"王器"仍旧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