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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日世纪大讲堂文字稿。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的他，曾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度过九年劳动岁月，也曾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倡导科学方法论和预测国际形势的著名学者。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他曾成功预测2000年国民党下台和陈水扁当选，以及2004年陈水扁连任等。

“九一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一样都是没有预警的突然袭击。两个事件凸现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收集系统。罗斯福总统曾抱怨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漫无头绪,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成立“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简称OSS）”,负责整合美国的情报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变成了CIA（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击》,《评论》,《新领袖》,《党人评论》,《肯友评论》,《哈德逊评论》,《塞万尼评论》,《诗歌》,《思想史杂志》,《转型》,《审查》,《代达罗斯》。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既然叫“情报局”,其基本职能就应该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差强人意。远的不说,它事先对洛克比空难、1993年的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美军舰在亚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这次“九一一”事件更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英国刊物《国务新人》（New Statesman）的年轻女编辑桑德丝（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它在忙些别的事。　　那么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曾经多次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危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战绩”一一列举,清单会很长。它的确够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在忙另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桑德丝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以下简称《文化冷战》）。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结论,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宣传”做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一 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看不见”。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文化冷战》讲的是在1947至1967年间的故事,其场景设在美国和欧洲,主角是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20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表面看来,“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它不过是个没有什么自由的傀儡；其幕后操纵者正是中央情报局。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桑德丝以缜密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此书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并不在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幕后角色,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　　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前一个目的比较好理解,毕竟当时是冷战时期。为什么树立美国正面形象也那么重要呢？原来,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另外,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在欧洲引起普遍反感。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光有钱、有坚船利炮是不够的,还得树立文明、正义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变成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宣传重点是放在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的。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其他地方一定也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实不然,中央情报局很会审时度势。在战后欧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对象是有幻灭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如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法国社会理论家阿隆（Raymond Aron）,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意大利作家斯隆（Ignazio Silone）,英国诗人、批评家史班德（Stephen Spender）,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美国政论家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流,欧洲的右派们在战后声名狼藉,与他们合作搞宣传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与共产主义抗衡,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那些从共产主义阵营脱队出来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用与中央情报局过从密切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话来说,这些人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佳屏障”。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精英,这样做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手法十分灵活。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动物农庄》是反共电影的代表作,而这部片子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和资助的。1950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的问题。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账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30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的改编上。原著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一九八四》还是对原著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券。　　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的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做反共武器呢？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像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恰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负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现主义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50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由于经费充足,中央情报局搞起宣传来几乎无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这些领域,中央情报局很善于借用在这些领域通行的一些运作方式,包括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大运作全力以赴,小把戏也是中央情报局的擅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依然十分严重,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进步力量的强烈批评。为了洗刷美国的劣迹,中央情报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艺术家赴欧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绝的是,它买通好莱坞的一些导演,在电影中将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刻意拔高,试图给观众造成美国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刊物上,并不是完全舆论一律。对美国不关痛痒的小骂、小调侃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这样才能显现出其“超然”的立场。但把关人绝对不允许违背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曝光。例如麦克唐纳1958年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撞击》（Encounter）杂志写了一篇题为《美国,美国》的文章,其中批评了美国的庸俗的大众文化、粗鄙的物质享受主义。这样的文章显然与美国宣扬的所谓“美国价值观”相抵触。尽管麦克唐纳与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过从密切,他的文章还是遭到了封杀。　　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账,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他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当时也属于这一类。　　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像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账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Kaplan Foundation）”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至1966年间,美国向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10000美金以上的款项（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有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除了设立“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和“文化自由大会”在30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外,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击》,《评论》（Commentary）,《新领袖》（New leader）,《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肯友评论》（Kenyou Review）,《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塞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诗歌》（Poetry）,《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转型》（Transition）,《审查》（Censorship）,《代达罗斯》（Daedalus,是美国科学与艺术院的机关刊物）。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一千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significant books”）。其他的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涉及中国的至少有现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法（Roderick MacFarquhar）编辑的《百花齐放》（The Hundred Flowers）。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　　《文化冷战》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克里斯托,罗素,柏林,阿伦特,屈林夫妇,席尔斯；社会学家贝尔；诗人艾略特,奥登,洛威尔；小说家库斯特勒,奥威尔,玛丽•麦卡锡；画家罗思柯,波洛克等。　　一般的书索引部分是最没意思的。《文化冷战》则不同,其索引部分最让人开眼：它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罗素（Bertrand Russell）,柏林（Isiah Berlin）,阿伦特（Hannah Arendt）,屈林夫妇（Lionel Trilling和Diana Trilling）,席尔斯（Edward Shils）；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诗人艾略特（T.S.Eliot）,奥登（W.H.Auden）,洛威尔（Robert Lowell）；小说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奥威尔（George Orwell）,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画家罗思柯（Mark Rothko）,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　　在这些人中,有些的确不知道自己被中央情报局利用,当有人送来头等舱机票,被邀请去度假胜地开会,他们乐得去享受一下。有的则清清楚楚地知道资金来源,如小施莱辛格,柏林,阿隆,阿尔罗,席尔斯,贝尔,胡克,屈林夫妇。还有些人声称自己不知道,但知情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形象假装不知道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两位小说家。一位是《正午的黑暗》的作者库斯特勒。这位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年轻时曾参加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宣传部门工作。后来他变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国转了一大圈,在那里与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正是听了他的建议后,中央情报局把宣传的重点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识分子”身上。他对英国政府的谍报部门IRD（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得到的回报是,《正午的黑暗》出版后,IRD秘密买下五万本送人,使他大捞了一笔稿酬。　　另一位是《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在小说中,他表现出对监视一切行为的“大兄弟”和告密者的强烈憎恨,但他自己却两方面的癖好都有。奥威尔有个习惯,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一个蓝皮四开笔记本,记录可疑的人和事。到1949年,笔记本中已包括了125个人的材料。奥威尔怀疑这些人有的显现了“同性恋倾向”,有的“好像是黑种”,有的大概是“英国犹太人”。如果仅仅是自己记着玩玩也就罢了,而奥威尔却在冷战高潮的1949年主动跑到英国谍报部门IRD举报了35个“共党同路人”,使这些人的名誉和生活受到严重打击。奥威尔曾在《动物农庄》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尔泰的话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会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但他临死前的作为却好像是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所以我有权向有关当局检举你”。不过言行不一的“ 自由主义者”又岂止奥威尔一人。　　《文化冷战》虽然长达500多页,但内容引人入胜,拿起来就希望一口气读完。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大概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只涵盖了1947至1967年,这也许是由于有关以后年代的文件美国政府还没有解密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洗手不干了。最近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揭露,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学术界的渗透。以笔者熟悉的政治学界为例,就有不少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Joseph S.Ny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会长Robert Jervis,以及我在耶鲁大学政治系的同事Bradford Westefield。他们本人也不否认。《文化冷战》的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涉及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宣传活动。中央情报局岂有放过亚洲（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道理。也许桑德丝本人对亚洲知识界的背景不了解,所以没有能力涉及。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弥补这个缺憾。　　不过《文化冷战》的最大贡献是它用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央情报局的手伸得很长,几乎无所不在。又是颠覆,又是宣传,也许还有其他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央情报局实在是太忙了,因此在本职的情报工作方面出些纰漏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次世贸双塔叫人撞没了,五角大楼被撞成了四角大楼,麻烦惹得实在太大了。以后中央情报局会吸取教训变得安分守己一点吗？等着瞧吧！　　2001年9月29日于香港吐露湾作者 王绍光 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

在这场论争中，反「台独」论述往往着重从历史事实立论，做到有理有据，如陈映真挖掘和引用目前尚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九四七年谢雪红等台籍共产党人在香港发表反美帝、反讬管、反台独宣言的重要史实，有力驳斥了对手的谬论。相反，独派论述方面却热中于套用西方理论，似乎更兴趣于自我理论系统的自圆其说而与现实有隔

我国境外毗邻着整片的穆斯林国家或地区，从中亚经南亚到东南亚，连绵犹如一弯新月，包围着我国的半边版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伊斯兰教新发生了各种现象，其中就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2008年黄平专访。

中国有关部门前不久公开表示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指出了群体性事件的四个主要特点。第一，重大群体性事件连接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第二，经济问题政治化。第三，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第四，境外政治力量涉足中国国内群体事件。　　这个描述比较客观，反映了中国目前群体性事件的大趋势。群体事件，在西方和其他国家称“社会运动”。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个典型的“运动社会”，各种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如“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绵延不绝。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运动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多社会运动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和发生的。或许是因为人们不再喜欢“社会运动”，就用“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来替代。　　但不管用什么样的词汇，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重大政治问题。　　后工业化的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并非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都经历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今天中国的社会运动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是传统社会运动和后现代社会运动相互交叉，范围广。　　在发达国家，作为工业化产物的大规模农民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所经历的社会运动被称之为后工业化社会运动或者“新社会运动”，如环保运动和消费者权益运动。但在中国，传统和后现代两种社会运动同时存在，社会运动往往是复合型的。　　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为各种传统社会运动提供了很多机会。在这个层面，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的主要目标是物质利益、“温饱”和基本生存环境。同时，中国也存在着后工业化社会的运动，参与者的主要目标是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权益和更好的生活品质。　　与改革开放前和初期的社会运动相比较，今天的社会运动也表现出两个鲜明的不同点。其一是社会运动越来越具有政治性。　　政治性的含义很广。一些群体事件因为参与者追求经济利益所引发，但最终演变成为对政治利益的追求；另外一些事件表现为参与者对政治利益的直接追求；也有一些事件则表现为参与者通过政治方法或者事件的政治化来达到经济利益。　　群体事件的复合性是中国复杂社会转型的客观反映。各社会阶层如工人、农民、流动人口、城市居民、中产阶级和新兴企业家阶层，追求的利益不同，这些不同的利益追求直接表现在各种群体事件中。　　担心外部搞“颜色革命”　　第二个主要不同点就是当代的群体事件越来越超越于政府的控制之外。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内部动力。今天的群体事件大多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　　尽管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也就是说政府努力控制改革的步伐，但这并不是说政府总是可以预见改革的各种结果的，也不是说政府有能力控制由改革引发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如果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由政府的改革政策引发的，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不是政府所能控制的。　　方方面面的发展从早先的政府驱动早已经转变成为各种利益驱动。换句话说，政府和很多方面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相关。这也就是政府这些年来努力调控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成效不大的根本因素。可以理解，因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往往超越于政府控制之外。　　其次是外部动力。外部动力主要指的是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高度相互依赖性。因为开放政策和全球化，中国社会日渐开放，和外在世界的互相依赖性日渐提高。　　这种相互依赖性使得外在世界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中国内部的利益分配，也影响中国内部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有关部门非常担忧西方世界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原因。不管西方世界是否在中国搞“颜色革命”，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在世界的高度依赖，外部世界对内部发展的影响也在与日俱增。　　“非直接利益者”的卷入　　各种内外因素驱动着当代中国的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运动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最显著的是表现在群体事件中“非直接利益者”的卷入。　　一般说来，社会成员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即运动的“参与者”，运动的“反对者”和“旁观者”（也就是“非直接利益者”）。运动的参与者当然是为了争取他们各自的利益。　　更多的社会成员是运动的旁观者，他们没有任何利益动机来参与运动。任何运动包含着风险，在中国尤其如此。　　旁观者为什么愿意承担风险成为直接参与者？旁观者参与运动或许是因为同情参与者，或许是为了运动中所包含的道德意义，或许是为了某种理想。不管是哪种情形，“非直接利益者”成为了直接的参与者表明运动的性质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社会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也并不可怕。在发达国家，社会运动一直是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进步的推动力。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社会，从权威到民主，从专制到民权，都和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密切相关。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社会运动处理不好，消化不了，就会造成社会乱象，不但不能成为进步的动力，反而导致社会的倒退。　　在中国也如此。在目前的生态下，如果不能有效消化各种群体事件，很容易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运动甚至恶性革命。中国领导层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　　近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讨论人均国民产值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在中共六中全会上，如何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写进了执政党的文件。但也应当看到，因为各种内外因素，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实际上已经超越于政府的控制之外。　　也就是说，各种控制机制的发展可能能够在短时期内遏制这样的事件的发生，但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最有效的办法是社会政治改革，通过新制度的建设来容纳和消化社会运动。在这方面，中国是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的。

第一部分尝试解析各种民族主义，并确定它们的基本共同结构。第二部分讨论为什么民主运作有赖于某些民族主义要素。最后一部分讨论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特征，并探讨它将如何影响中国民主化的前景。

我们很有必要了解土耳其这个国家与“东突”到底有何瓜葛，它自身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土耳其如何看待中国。

（此文根据作者访谈写成，此为上篇，下篇待发）过去三十年，围绕民主问题的辩论和分歧从未停止。“历史终结论”将民主作为最后一种政治形式，普遍历史到来的标志。这一有关民主的叙述是通过将“人民民主”置于“政治专制”范畴才得以完成的。然而，接着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而来的，是反恐战争、宗教冲突、生态破坏、高风险社会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也引发了“社会民主”的危机。西方民主的空洞化、新兴民主的内在矛盾，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困境，与上述危机密切相关，成为讨论当代民主问题不能忽略的课题。为什么二十世纪形成的两种社会体制先后陷入了危机？

从世界历史来看，改制共和的问题非常复杂，即便要思考这个问题也非常艰难。媒体人喜欢用未经审视的"普世价值"口号唤醒人民，由于一些博士或教授也成了媒体人，这类似是而非的口号也笼罩着我们的大学课堂。在座各位谁都不会否认，大学与传媒不同，大学要讲究学理地思考。

阿拉伯世界发生了被称之为“茉莉花革命”的一连串事件。西方世界在关切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忘记中国。实际上，从媒体聚焦的深度和力度来看，对中国的关切甚至甚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为什么会这样？ 　　人们那么关切中国，但没有一个一致的理由。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关注出于不同的背景。一些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假设：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已经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外在影响呢？无疑，较之阿拉伯世界，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更大。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甚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在中国事务上，外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怀，他们来关心中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事情。 　　不过，也的确有些人希望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并且要尽力推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一直在关切中国，期待着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中国带入其思考的空间。一些人甚至总是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中国有不同的制度背景 　　不过，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如果光从一些社会现象来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社会不公平问题、收入差异、腐败、大学生失业或就业不足等等。（应当说，所有这些现象都值得中国关注。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就会面临不稳定的严峻挑战。）但是，做这样简单的比较，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要回答“中国为什么不是”的问题，就要看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制度性因素。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存在一些类似的社会现象，但因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因此尽管有类似的社会现象，它们所能导向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民主，并且是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民主先发生在西方，也早就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强调“多元”，例如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等等，但就是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只容许“单元”，就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即所有政治制度都必然走向西方式民主。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现实并非如此。客观地看，现实世界上所存在的众多政治制度，并不能用简单的“民主”与“专制”或“非民主”所能概括的。那种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和“专制”，并且进一步简单地认为“专制”必然向“民主”发展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了。 　　西方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就是要看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任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 　　说到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很多人都会强调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其关联的社会发展。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因素。阿拉伯世界也曾经有很不错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些社会远较中国富裕，但是其政治制度僵硬不变，很难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今日的局面。一些相信中国会阿拉伯世界化的人，其错误也就在于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简单地把世界划分会（西方式）“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实际上，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区分开来，也使得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世界所出现的情况。 　　很显然，如果从西方多党民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应当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西方观点出发，很多观察家并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事实上又怎样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又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第一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 　　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首先，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它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政治制度具强大动员能力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的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想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个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它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 　　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就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罗斯演讲

英刊《新左翼评论》第56期(2009年3－4月号)刊登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著名经济学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fighi)的访谈录，当时癌症晚期的阿瑞吉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回顾，也阐述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危机的看法。谨以此文纪念2009年6月18日刚刚去世的阿瑞吉先生。

【"我的好友福山，二十多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一夕成名。经过多年的沉淀，他已经不再高捧民主与市场。"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今年[2014]7月在观察者网撰文发出感慨。福山的关键词逐渐从"民主"转到了王绍光等学者强调的"国家能力"、"国家建设"等。他在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双月刊9/10月号上撰文《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细剖美国政治制度诸多流弊，结尾感叹改革无望、"死路一条"（No Way Out），引发学界关注。此前曾有媒体摘译若干片段，观察者网全文翻译，共一万六千余字，供中国读者垂鉴。】20世纪之交，美国林业局的创立是美国进步时代国家建设的典范。1883年《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通过之前，美国政府公职是根据政党赞助比例分配的。而林业局则是一个以才干为基础的官僚机构新模式的雏形。它配备的公职人员均为受过大学教育的农林专业人才和技术骨干，其最初的领导者吉福德·平肖在博弈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避免了日常政策受到国会干扰，确保了公务员系统的自主性。当时，让专业林学家而非政治家来管理公共土地和部门人事，还是一种革命性的想法，但林业局的优异表现证明了这个想法的正确性。主流学界将林业局前几十年的成功经历，视为公共管理学的经典案例。现如今，在许多人眼中，林业局是一个极度失灵的官僚机构，用错误的工具履行过时的使命。这个机构仍由林业专家组成，其中不乏忠于职守者，但林业局已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平肖当年争取来的自主权。国会和法院对林业局的命令与限制名目繁多，而且往往互相矛盾。林业局不但花费掉了大量税款，而且达成的目标还值得质疑。林业局的内部决策系统往往陷入僵局，平肖当年呕心沥血培育出来的士气和凝聚力已不复存在。近来，不少人在书作中提出彻底取消林业局的观点。如果说林业局的创立是美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标志，它的衰落则体现了美国整体的衰朽。弗朗西斯·列贝尔、伍德罗·威尔逊和弗兰克·古德诺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相信现代自然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他们推动了十九世纪末期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威尔逊和与他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一样，对政治与行政做出了区分。他认为政治涉及共同体的终极目标，理应经过民主讨论；但行政则涉及具体操作层面，可以通过经验研究、科学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现在看来，过去那种把公共管理变成一门科学的想法，既幼稚又偏颇；但当时的情况是，即使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投机政客或腐败的市政老板们操纵的。所以当时把唯才是举而非任人唯亲作为甄选公务员的标准是完全合理的。科学管理有一个问题--就连最权威的科学家都有出错的时候，有时还会犯大错。随着林业局的发展，森林灭火成为了它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不幸的是，林业局在对待这个重要任务上，犯下了大错。在经历了毁林八十万英亩、耗时数月才得到控制的1988年黄石公园大火等灾难后，公众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生态学家开始批评森林防火的根本目标，90年代中期，林业局改弦更张，正式对林火采取了容许的态度。但多年下来旧政策积弊已深，无法一朝根除，大片森林已成为巨大的火绒匣。20世纪后几十年，随着美国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定居在易遭野火威胁的地区。和选择生活在洪泛区或屏障岛的人们一样，这些居民只能靠政府补贴的保险来降低过高的风险。他们选出游说代表，争取确保林业局等负责森林管理的联邦机构得到政府资源，继续与可能威胁他们财产的林火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通过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证明不采取行动的正当性，为保护价值10万美元的家产，政府可能动辄花费100万美元。在致力于林火消防的同时，林业局离最初的使命渐行渐远。以国家森林木材的年均采伐量为例，仅上世纪90年代，便从约110亿板英尺骤降至仅约30亿板英尺（1板英尺为1英尺长、1英尺宽且1英寸厚的木材体积--观察者网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木材行情发生了变化，另一主因则是国家价值观发生了变化。随着环保意识的抬头，越来越多为环保而环保的人将天然林视为庇护所，而不是有待开发的经济资源。即便光谈经济开发，林业局的工作也没有做到位。林业局未能对木材合理定价，导致木材以远低于运营成本的价格销售；并且该机构还沾染了所有政府机构的通病，一套错误的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增加而不是限制成本。简而言之，林业局由于失去了最初在平肖管理下获得的自主权，业绩每况愈下。早在它以多重互相矛盾的使命取代原本单一的部门使命时，这个问题便已初露端倪。在二十世纪中间的几十年里，林业局的使命从木材开采逐渐转为林火消防，然而因为林火消防本身存在争议，其部门使命又被林业保护所取代。迎接新使命的同时，旧有使命没有被抛弃，它们分别吸引了木材消费者、林地房产主、地产开发商、环保人士、以及有抱负的消防队等各种外部利益集团，支持林业局下属的不同部门。与此同时，当年被平肖挡在土地买卖之外的国会，如今再次签发各种法令插足微观管理事务，迫使林业局同时追求多项彼此矛盾的目标。1909年，美国林业局工作人员因此，平肖创建的备受学界好评的林业局，由一个小而有凝聚力的机构，慢慢演变成一个大而无当、各自为政的烂摊子。影响政府机关种种流弊，林业局占了个遍：相比有效完成使命，林业局官员更在意保住预算和编制这一亩三分地。即便科学和社会都在发生变化，他们还是固守早已过时的法令。美国林业局的故事不是孤案，而代表着美国政治总体衰朽的大趋势；根据公共管理专家的记载，美国政府整体质量恶化已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在许多方面，美国的官僚体系早已偏离韦伯的理想，不再是一个唯才是举、唯贤是用、充满活力、高效运作的组织。整体上，它不再是一个择优取士的体系：根据国会颁布的法令规定，新近录用的联邦公务员中，有45％是退伍老兵而不是名校优等生。多项联邦政府公务员调查描绘出令人沮丧的画面。学者保罗•莱特指出："激发联邦雇员积极性的，是薪酬而非使命感。相比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公职毫无竞争力却让公务员深陷其中，还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资源来做好本职工作。在赏罚不分明的情况下，公务员没有动力，也缺乏对组织的信任。"萨缪尔•亨廷顿在他的经典作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使用"政治衰败"这个术语来解释二战后独立的国家政局的不稳定状态。亨廷顿认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给传统政治秩序带来了问题，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无法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得到满足，所以尤为活跃。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政治体制便会走向政治衰败。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衰朽是政治发展的一大条件：破旧方能立新。然而，没有人能保证，旧政治体制会不断地、和平地适应新环境，转型过渡阶段可能极度混乱和暴力。要建立对政治衰败更普遍而广泛的理解，这种模式是一个较好的着眼点。如亨廷顿所言，体制是一套"稳定，有明确价值观，重复性的行为模式"，其最重要的功能是推动集体行动。没有一套相对稳定的明确规则，人类每进行一次新的互动都将不得不坐下来重新谈判。这种规则往往是由文化决定的，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对应着不同的规则，但创建规则和遵守规则的能力则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人类的思维里。人类遵循规则的自然倾向赋予制度以惯性，也是人类的社会合作水平远高于任何其他动物的原因。但制度的稳定性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所在。建立制度是为了满足特定情况的需求，但随着情况发生变化，制度往往无法适应。认知问题是一大重要原因：人们一旦对世界发展形成思维定式，即使在现实中遇到矛盾证据，也会固执己见。另一个原因是集团利益：随着制度的诞生，从中获利的内部人士受维护自身利益的驱使，不愿改变现状，对改革充满抵触。从理论上讲，民主--特别是被美国宪法奉为神圣的麦迪逊式民主--本应防止某精英派系独大后利用政治权力进行专制统治，以此减轻体制内部利益固化的问题。为达到这个目的，民主制度将权力分散到互相竞争的几大政府部门，并允许多元化大国内部存在不同利益的竞争。但说得好不如做得好，麦迪逊式民主往往离初衷相距甚远。体制内精英接触到权力和信息比外界大得多，他们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普通选民对体制内硕鼠吞食金钱的来源都不知情，当然谈不上对腐败的政客有什么深仇大恨。社会团体的认知或信念已经僵化，它们自然不会动员起来争取自身利益。例如，许多美国工薪阶层选民支持那些承诺对富人降低征税的候选人，尽管这样的减税政策将剥夺他们享受重要公共服务的权利。此外，不同团体在维权活动中的组织能力各不相同。从地理分布来看，食糖生产者和玉米种植者相对集中，他们专注于自己产品的价格；而普通消费者或纳税人分散在各地，这些商品的价格只占其生活预算的很小一部分。由于制度规则往往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譬如食糖和玉米生产大户佛罗里达州和爱荷华州在选举中属于"摇摆州"），这些团体在农业和贸易政策方面形成了与自身规模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同样，相比穷人，中产阶级往往更愿意也更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如保留抵押贷款课税减免等。这使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普遍福利比单纯向穷人倾斜的政策更容易得到维护。最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民主几乎总是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市场总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所以总会放大詹姆斯•麦迪逊所谓"不同和不平等的获取财产的能力"。只要所有人能平等地进入经济体制，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经济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会刺激创新和增长。但是，当经济上的赢家们寻求将财富转化为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力时，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可以通过贿赂立法者或官员获得政治影响力，更有甚者，将制度规则改变得对自己有利--例如在他们本已主导市场内进一步封锁竞争，使市场向自己有利的一方更加倾斜。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时；或当得势精英用权力阻挡变革、维护自身地位时，制度便会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走向政治衰败。任何类型的政治体制--专制或民主--都无法免疫于这种政治衰败。虽然在理论上，民主政治体制有利于改革的自我纠正机制，但它也让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钻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挡迫切需要的变革，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衰朽。这正是美国近几十年一直发生的事实，许多政治制度存在越来越严重的机能障碍。僵化的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结合，让体制改革的努力统统流产。在政治秩序不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没有人能保证目前这种情况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法院和政党治国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有三大分支--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对应政治制度的三个基本类别：国家、法治和民主。行政部门用权力去执行法规、实施政策；司法和立法部门权力制约这种权力以确保公器公用。美国一向有对政府权力缺乏信任的传统，故一直强调司法和立法制度对国家的约束作用。政治学者斯蒂芬•斯考罗耐克把19世纪美国政治的特点归纳为"法院和政党组成的国家"，在欧洲由行政官僚执行的政府职能，在美国则由法官和选举代表代为执行。直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才真正拥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的、选贤任能的官僚体系，在全国范围内行使职权；而又过了半个世纪，直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的专业公务员队伍才逐渐壮大。相比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国家，美国的公务员体系改革在时间和效率上都差得多。2013年8月，加州消防员灭火20世纪中期，随着政府规模的大幅增长，美国开始向一个更现代的行政国家转型。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税收和政府支出的总体水平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虽然美国从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后，便开始反对福利国家，但似乎无从拆分"大政府"。在20世纪中，美国政府的管辖范围显著地扩大了，掩盖了其施政质量的大幅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在某些方面，美国已再次沦为一个"由法院和政党治国"，法院和立法部门篡夺了行政部门的许多正当功能，致使政府整体运作缺乏连贯性和效率。在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由行政官僚体系处理的行政功能，在美国逐渐被法院系统"司法化"，导致昂贵的诉讼案件爆增、决策迟缓、执法标准不一。在今天的美国，法院已不是对政府的制约，而成为了政府变相扩张的替代品。同样，国会也在篡夺权力。无法再向立法者直接行贿的利益集团，已经找到其他途径来征服和控制立法者。这些利益集团获取了与自身社会代表性极不相称的影响力，扭曲了税收和支出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政府预算，拔高了政府赤字的整体水平。他们还诱使国会通过各种各样法令，大大降低了公共管理的质量。这两种现象--行政的司法化和利益集团影响力蔓延--往往会侵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能够自我延续和自我强化。人民出于对行政机构的不信任，便会要求行政部门接受更多的司法审查，从而损害政府施政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人民对政府服务的需求，诱使国会将更多、更困难的法令强加于行政部门。这两个过程都降低了行政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反过来又导致政府更加僵化、墨守成规，更加缺乏创造力和连贯性。以上过程的结果，是代表性的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普通公民感到民主成为了一个幌子，政府被各路精英们暗中操纵，不再真实地反映大众的利益诉求。最讽刺和怪异的是，造成这场表征危机的主要原因，竟是初衷本是使体制更民主的改革。事实上，美国当今的问题是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能力没跟上。      法官也疯狂1954年由最高法院裁定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是美国20世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之一，它推翻了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民权运动以布朗案的裁定为起点，成功拆除种族歧视藩篱，维护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个人权利。许多其他社会运动--从环境保护到消费者权益保障，到妇女权利，到同性恋婚姻等--都开始效仿这种通过法院裁决推行社会新规则的模式。美国人是如此熟悉这种英雄叙事，以至于他们几乎意识不到这种争取社会变革的途径有多么怪异。布朗案的主要推动者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个私营的志愿协会代表一小群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对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教育局提起集体诉讼。当然，这一举措必须来自私人团体，因为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势力阻止了州政府和国会提出诉讼。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并由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出任代表律师。可以说，布朗案为美国公共政策带来了最重要的变革之一，然而它的胜利不是由代表美国人民的国会投票而获得的，而是由个人通过法院系统提出诉讼而最终改变了规则。虽然后来的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是国会采取行动的结果，但即使在这些案例中，国家法律的强制实施还是由私人提出、法院执行的。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自由民主体制是以这种方式前行的。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变革，少数族裔、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变化。法国、德国和英国没有动用法院系统，而是通过作为议会多数代表的国家司法部取得了同样的成果。社会团体和舆论压力驱动立法规则发生变化，但新规则的执行靠的是政府，而不是私人与司法系统的结合。这种现象的根源可追溯到美国三套制度演变的历史顺序。在法德等国家，最早有了法律，然后有了现代国家，后来才有了民主。与此相对应，美国先有深厚的英国普通法传统，再有了民主，后来才发展出一个现代国家。直到进步时代和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才最终成为一个体制健全的现代国家，所以其国家（state）处于相对弱势，能力也始终比不上欧洲和亚洲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其政治文化就是在对行政权力不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段历史导致美国体制走向"对抗性法条主义"（法律学者罗伯特•卡根语）。自美国走向共和以来，律师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已经扮演了特别重大的角色；然而，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律师的角色又进一步急剧扩张。在此期间，国会通过了二十多条关于民权和环境的重要法案，涵盖产品安全、有毒废物清理、私人养老基金、职业安全和职业健康等诸多方面。今天的企业和保守派特别喜欢抱怨监管型国家，正是当年的举措构成了监管型国家的巨大扩张。然而，美国体制如此笨重的原因，不是监管本身，而是为追求监管而采取的高度法条主义方式。国会授权成立的形形色色的新联邦机构，如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环境保护局、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但它不愿意像欧洲与日本那样把决策权威和执行权力交给这些国家机构。国会将监督和执法的责任移交给法院，故意把诉讼权利的享受范围扩大到牵强的地步，以此来鼓励诉讼。R•谢普•梅尔尼克等政治学者将联邦法院改写1964年民权法第七章的方式描述为"将一条弱势的、聚焦于故意歧视的法律，变作一项大胆法令，用于补偿历史上的歧视现象。"然而，联邦官僚机构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执法权力。政治学者肖恩•法尔汉解释道："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关键举措......是将检察职能大幅私有化。他们将私人诉讼变作了执行民权法第七章的主要模式，也就创造出一个诉讼引擎--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将产生大量与执法相关的私人诉讼，数量级将超出他们的想象。"综合来看，与执法相关的私人诉讼案件数量从60年代末每年不足100起，增长到80年代的每年10,000起，到90年代末的每年22,000起。因此，在瑞典或日本可在官僚体系内部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的冲突，在美国都得在法院系统中通过正式诉讼来解决。这为公共行政造成了诸多不幸的后果，形成了一套"充斥着不确定性、程序复杂性、冗余性，却缺乏终局性，交易成本高"的程序。不赋予官僚体系以执法权，也使得这个体系免于承担责任。由于诉讼机会的爆炸式增长，包括非裔美国人在内的许多曾被排斥的群体获得了权力。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左翼进步人士（progressive left）警惕地守护着诉讼和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是，公共政策的质量也必然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卡根通过加州奥克兰港的疏浚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出于更新、更大的集装箱船即将投付使用的预期，奥克兰港开始计划疏浚海港。此项计划必须获得陆军工兵队、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国家海洋渔业局和环境保护局等诸多联邦机构以及相应的加州州立机构的批准。因疏浚产生的有毒物质的诸多处理方案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每做一种替代方案，就导致项目被搁置更长时间，成本被提得更高。环保局对这些诉讼的反应是消极避战、不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994年，疏浚工程才最终得到批准，最终的成本比原来的估值高出许多倍。荷兰在鹿特丹港搞一个类似的扩张工程，所花的时间仅占奥克兰港疏浚工程的一个零头。在美国的政府活动中，这种例子俯拾皆是。林业局的决策会受到法院系统否决，因而烦扰不已。上世纪90年代初，法院根据濒危物种法案，认定斑点猫头鹰生存受到威胁，停止了林业局与土地管理局在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地区的全部木材采伐作业。作为执法工具，法院已经从一种制约政府的机制演变为一种导致政府范围大大扩张的新机制。例如，由于美国国会于1974年签发了一项管辖面太广的法令，四十年以来，规模和成本各不相同的诸多针对残疾残障儿童的特殊教育方案如雨后春笋般不停涌现。然而，这项法令是联邦地区法院根据先前的调查结果做出的，其初衷在于保护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们的权利，这难以从单纯的利益出发，进行成本效益的计算。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像许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们主张的那样，简单地废除监管和关停官僚机构。许多政府服务，如有毒废弃物管控、环境保护或特殊教育等，是非常重要但私人市场不会介入的领域。保守主义者们往往看不到，正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体制走上一条靠法院进行监管的途径，其效率远远低于行政部门强势的其他民主国家。但是进步左翼和自由派的态度也同样存在问题。他们对官僚体系也一向缺乏信任感--包括那些南方诸州推行种族隔离教育系统，和遭大企业利益绑架的官僚们。当立法者支持力度不够时，自由派也乐于让非民选的法官进入社会政策的决策层。美国政治制度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对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开放性，这与去中央化、法条主义的行政模式高度吻合。利益集团不但可以通过直接起诉政府获取利益，他们还掌握了另一个更强大、控制更多资源的渠道：国会。      自由与特权除了大使和一些政府高层职位，美国的政党无法向忠诚的政治支持者贩售公职岗位。但后门已经打开，钱权交易以完全合法且难以根除的形式存在着。在美国法律中，受贿罪被狭义地界定为政治家和私人间明确达成特定报偿协议的交易行为。对生物学家称为"互惠利他主义"、或人类学家称为"礼尚往来"的行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在互惠利他关系中，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以好处，但对回馈没有明确预期。确实，要是一个人给别人一件礼物，然后要求对方马上回礼，收礼者可能会感到被冒犯，并拒绝收礼。在礼尚往来中，收礼者不承担提供具体商品或服务的法律义务，但有一种知恩图报的道德责任。美国的游说行业，正是在这种交易的基础兴旺发达起来的。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主义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两种自然模式。现代国家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激励机制--包括公务员考试、择优录取、利益冲突的管控、反行贿受贿和反腐败法等制度--以克服人类偏袒亲友的倾向。但社交力量总能找到渗透体制的新方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国家一直在以与东汉时的中国、奥斯曼土耳其之前的马穆陆克政权、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大致相同的方式"世袭化"。阻止裙带关系的法规仍较为强大，明目张胆的偏袒还不至于成为当代美国政治的普遍现象（尽管我们可以观察到，肯尼迪、布什、克林顿等精英家族都有建立政治王朝的冲动）。政治家通常不会为家庭成员谋求职位；他们为家庭从事不良行为，从利益集团获取金钱，从游说集团获取实利，例如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够进入精英学府。同时，利益交换在华盛顿尤为猖獗，使得利益集团成功腐化政府。法律学者劳伦斯•莱斯格指出，利益集团能轻易地以合法方式影响国会议员。他们只需先捐款，然后坐等不确定的回馈到来。有时，立法者会主动向利益集团送礼，通过在政策上额外照顾，换取卸任后的某种利益。华府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公司数量呈现出爆炸性增长。1971年有175家游说公司，10年后猛增至2500家，2009年更是增至13700家，总营收高达35亿美元。一些学者指出，本质上看，这么多资金、这么多人力物力，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新政策。通常，利益集团和游说公司的实际效应不是激发新政策，而是把现行立法程序弄得更糟。美国的立法程序要比其他议会体制和政党体制的国家破碎得多。国会委员会的设置杂乱无章，其职能与司法部门叠床架屋，导致政令不一。这种立法程序避免了某个机构独揽大权，但各项法律之间缺少衔接，让利益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就算不能炮制一整部法律，至少也能在某项条文中塞入自己的私货。打个比方，2010年奥巴马政府推动的医改法案在立法阶段不得不做出各种妥协和让步，从医生到保险公司再到制药行业，某个行业都主张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法案臃肿不堪。还有一种情况，利益集团会阻止那些有损他们的法律通过。2008年金融危机，最简单、最有效的对应方案应该是直接限定金融机构规模、或者大幅提升准备金比例。一旦实现规模限制，铤而走险的银行就算破产也不会引发体制性危机，也就不需要政府出手纾困。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只需要几张纸。而此次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国会讨论则未能严肃考虑金融管制。最终出台的是《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卷宗长达数百页，从银行到消费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详细规定。这部法律没有爽快地规定银行规模，而是创设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评估、监管那些可能产生体制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最终还是没能解决银行"大而不能倒"的痼疾。没人能够拿出确切证据证明银行用金钱遥控某个国会议员，但要是说银行业的游说集团没有暗中阻挠拆封大银行或提高准备金率的提案，恐怕谁也不会相信。美国老百姓大多鄙视国会周围的利益集团和金钱政治。无论哪个党都很关切，民主程序业已腐化或被金钱"绑架"；共和党内部的茶党，以及自由派民主党人，都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超越合理界限。民调表明，美国国会的民众信任度创下历史新低，连两位数都不到--民众并没有失去理性。托克维尔曾写道，法国大革命前的精英将自由等同于特权，他们向国家权力寻求庇护，而没有惠及全体公民。当代美国，精英们嘴上满口"自由"，实际上却满心乐意享受特权。麦迪逊之误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曾就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乃至民主制度的负面影响提出著名论断，并于1982年出版《国家的兴衰》一书。他具体研究了20世纪英国经济的长期衰退，并提出，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民主制度会不断积累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利用政治体制攫取利益或寻租。这种租金不具有生产力，损害公众利益。但公众团结不起来，无法进行有效组织，不能像银行业或玉米生产商那样自觉地保护本行业利益。结果，寻租行为就这么耗下去，只有战争或革命等社会大震荡才能将其强行阻断。上述观点对于利益集团的描述极其负面，与之相对的是，还有一种比较正面的看法，认为公民社会或自发性组织有益于民主制度。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有着组织民间团体的强烈愿望，而这是民主的训练营，人们可以通过集体活动掌握创造公益的手段。匹夫之勇不足谋，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实现公共福祉，比方说，可以集体反抗暴政。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罗伯特•帕特南等20世纪的学者。帕特南认为，这种自我组织的愿望--"社会资本"--对民主有好处、也有坏处，不可一概而论。麦迪逊本人对利益集团看法颇为天真。他提出，就算一个人不同于某个团体的宗旨，全国范围内团体的多元化程度也足以防止出现霸权。政治学者西奥多•罗伊指出，20世纪中期的"多元主义"政治学理论与麦迪逊如出一辙：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创造公共利益，就像自私的个人在自由市场相互作用可以创造公共利益一样。政府没必要监管，因为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能够界定何谓公共利益。美国最高法院就"巴克利诉瓦里奥"（Buckley v. Valeo and Citizens United）案件的裁决取消了利益集团参与竞选活动的献金限额，这正是罗伊所说的"利益集团自由主义"。观点针锋相对，如何协调？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区分"好的"公民社会组织与"坏的"利益集团。前者据说是源于热情，后者源于私利。公民社会组织既可以是为穷人造房子的教会，也可以是保护公共利益的游说组织，例如推动保护野生动物的海岸栖息地的政策。利益集团可以是代表烟草业或大银行的游说公司。遗憾的是，这种区分经不起推敲。某个组织自称代表公共利益，不等于它实际就是如此。例如，某个制药公司的游说组织可能特别善于公关，倡导政府投入更多资金抗击某种疾病，但其他更为紧要的疾病可能就失去了应有的重视。另外，利益集团寻求自己的利益，这不等于它就没有权利为自己说话，不等于它的主张一无是处。如果某项监管条例事先没有经过周详的考虑，就会损害该行业及其员工的利益，相关利益集团就该有权利向国会喊话。这些游说集团通常是最能暴露政府错误决断的信源。利益集团多元主义（interest-group pluralism）最显著的缺陷是代表性缺失。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 在1960年出版的《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民主》一书中提出，美国民主制度的实际操作与所谓"民治、民有、民享"毫无关系。他指出，政策不会回应大众的欲求，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意识实际上非常低，真正的决策是由一小撮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做出的。奥尔森也持类似观点：并非所有的公民组织都具有相同的集体行动能力。最吸引国会注意力的利益集团并非是美国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而是那些组织能力最强、最有钱（两者往往是同义词）的团体。没有组织、没有资金、没有教育的社会边缘群体成为受害者。政治学者费奥利纳（Morris Fiorina）拿出了大量材料，证明所谓的美国"政治阶级"比全体美国人民立场更加极端。但支持中间道路的美国大多数人不吃这一套，同时，他们自己却缺乏组织性。这意味着，政局被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家们所把持，无论是政党、国会、媒体或游说集团。这些政治活动家汇总到一起，最终结果不是一个各方利益的妥协方案，而是政治的极端化和政治僵局。多元主义理论还有一个问题：它把公共利益看作是个人私利的总和。这排斥了群体协商、对话、沟通的可能性。无论是经典的雅典民主，还是托克维尔笔下的新英格兰小镇会议，公民都可以就社会的公共利益话题进行直接的商讨。人们很容易把这种小规模的民主政体浪漫化，抹消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差异。但任何一个大型团体的组织者都会告诉你，只要信息均等、规则公允，在讨论堕胎、吸毒等争议话题时，经过30分钟的面对面讨论，任何人都会改变主意。多元主义理论的假设是，利益是固定的，立法者只要充当利益的传送带即可，不需要通过协商表达第三方意见。      否决政治（Vetocracy）的崛起美国宪法凭借对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来保护个人自由。美国政府是在反抗英国君主统治的革命中诞生的，另外，还借鉴了英国内战时期反抗君主专制的思想资源。不信任政府，相信个人的自发性活动，乃是美国政治的显著特点。亨廷顿指出，美国宪政制度中，各级权力不是按照具体职能划分，而是一级一级往下复制，所以，有些地方可能由某个权力机关一枝独大，有些地方则互相争权夺势。联邦主义不是说把某种特定的权力移交给某一级政府，而是层层复制。比方说，处理废水的政府职能，从联邦政府这一级往下，州、地方当局有着一模一样的权力架构。权力机关设置冗余、缺少上下级关系的清晰划分，因此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很容易互相动手脚。再加上政治的司法化，利益集团的广泛渗透，美国政治制度最终塑造的政府结构破坏了集体行动的基础，形成所谓的"否决政治"。美国两党自19世纪以来，在意识形态上从未像今天这么极端。政党呈现出地理分布：整个南方地区几乎都是共和党，而东北部地区则找不到共和党人。罗斯福新政联盟瓦解，1980年代民主党统治国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两党对于总统职位和参众两院的争夺变得越来越均衡化，双方轮流坐庄。两党竞争日趋白热化，竞选资金放开管制，导致两党"军备竞赛"，礼让之风荡然无存。两党在美国大部分州巩固了各自的统治地位，通过重新划分选区来确保本党候选人连任。同时，党内初选的设置使得候选人局限于少数做足准备的政治活动家。不过，政治分化并非最严重的结果。民主体制的宗旨不是消灭冲突，而是和平解决分歧。好的政治制度应当推动符合最广大人群利益的政治方案。但美国的麦迪逊主义分权制衡体制，加上政治分化，最终实施效果极为可怕。民主体制必须平衡两方面利益：既要保证所有人都具备参与机会，又要保证把事情办成。理论上来说，民主决策应该由所有人达成一致意见。家庭、原始部落内部常常是这种情况。但随着共同体人数增多，共识式决策的效率急剧降低。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决策是由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做出的。决策者人数越少，效率就越高，但也会产生既得利益者。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民主程序，因为可能剥夺了近半数人群的权利。按照简单多数票的原则，一小部分选民就可以代表整个共同体。此类制度不是按照什么深刻的正义原则创立的，而是为了方便行事。民主制度产生了各种衍生机制，例如（美国国会的）终止辩论提付表决程序（防止无休止的拖延），限制议员修改宪法的权力，以及所谓的"复归原则"（reversionary rules），保证立法机关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时，民众仍然有章可循。权力下放至不同的政治主体，使得个体可以阻止全体的政治行动。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权制衡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或者说，所谓的"否决点"很多，导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升高，甚至寸步难行。以前，美国某党占据统治地位，能够平衡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但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局势更加胶着、竞争更加激烈。相形之下，所谓的威斯敏斯特制度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不断沿革，几乎没有什么"否决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制度之一。英国公民拥有对政府的强大制衡能力：定期选举议员。（英国的媒体自由传统也是重要因素。）不过，在其他方面，英国的体制集中--而非分散--权力。理想的威斯敏斯特制度只有一个单一的、全能的立法机关--没有独立的总统职位、没有强大的上议院、没有成文宪法、没有危险审查、没有联邦主义和地方分权。英国采用简单多数选举制，政党监管严格，通常是两党联合执政或执政党稳占议会多数票。终止辩论提付表决程序在英国只需要在场议员简单多数票通过；英国议会不允许美国式的冗长辩论。议会多数党有权决定强大的行政部门负责人；法案一旦由议会通过，通常不会遭到法院、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等机关阻挠。这就是英国体制常被称为"民主独裁制"的原因。威斯敏斯特制度虽然倾向于权力集中，但根本上仍然是民主制，因为选民具有把政府选下去的权利。一旦出现不信任票，首相任期未满即可下台。这意味着，英国政府会更加注重呈现在选民面前的整体表现，而不是特定利益集团或游说公司的诉求。威斯敏斯特制度产生的政府比美国更强势。以预算程序为例，英国的国民预算是在内阁和首相的指导下，由专业的公务员指定的。预算案由财政大臣提交给议会下院表决，通常一周或两周内，就可产生通过或否决的表决结果。而在美国，国会主导预算案。总统提交最初的建议，但大多数是展望性质的档案，无法决定最终稿。作为行政部门分支的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对预算案没有决定权，纯粹是向总统建言献策的又一个游说机构。预算案移交给一个个国会委员会，历经数月时间，议员们塞入各种修正案以换取他们手握的一票--由于没有政党约束，参众两院主席无法协调议员们的个人意见。美国的预算案审核程序受各方牵制、耗时漫长，让游说公司和利益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在欧洲的大多数议会制国家，利益集团向单个议员游说毫无意义，因为政党纪律限制了单个议员对政党领袖的影响力。美国则恰恰相反，国会某个委员会主席能够对立法程序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引来大量游说公司。发达国家面临的一大难题是福利制度不可持续。当代福利国家的社会契约是好几代人共同形成的，在过去，出生率高、人均寿命低、经济增长快。现代民主国家凭借金融手段将福利难题拖延至未来，但人口的压力仍然存在。福利难题并非不可逾越。二战后的英国和美国的国债占GDP比例要比现在高。瑞典、芬兰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990年代也遇到了福利危机，随后通过调节税率和财政支出，成功渡过难关。澳大利亚甚至在21世纪自然资源大发掘之前就消灭了外债问题。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一个健康的、有效运转的政治制度，而美国恰恰没有。美国国会现在已经丧失了一项基本功能，好几年没有正常表决通过一次预算案了。经典意义上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从未存在过，即使是英国，也逐渐增强了分权制衡的因素。不过，英国以及欧洲、亚洲大多数议会制国家的否决点都是比美国少。（某些拉丁美国国家于19世纪复制了美国的总统制，因此遇到了类似的政治僵局和行政部门政党化等问题。）美国的独特之处不止是预算程序。按照议会体制，立法起草工作主要是由行政部门的技术官僚完成的，这些公务员不受政党轮替的影响。各个部门通过部长向议会负责，也就是最终向选民负责。这种制度有利于长远战略的思考，立法工作的连贯性更强。美国完全没有这种制度。美国国会死死捏住立法权不放，结果却制造了一个日渐臃肿、人浮于事的政府。国会下属的各个委员会常常建立功能重叠的项目或机构。例如，按照近500项强制命令，五角大楼每年必须向国会报告各种事务，没完没了，费时费力。国会巧立名目创设的工人再培训项目有50个左右，而教师再培训项目有82个。金融部门多头管理：美联储、财政部、证监会、联邦保险储蓄公司、全美信贷管理署、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邦住房金融局以及一些联邦检察官。联邦政府的各个管理机构由不同的国会下属委员会监管，而每个委员会都不愿放权。这种制度在1990年代能够很容易地解除金融监管，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要重新加强监管则困难得多。国会的派遣机构否决体制仅仅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在其他领域，美国国会将庞大权力委派给行政部门，以便后者得以迅速行事，有时候难以取信于民。派遣机构包括美联储、情报部门、军队和一系列半独立的委员会和监管局，自进步时代和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形成了庞大的行政网络。美国的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保守派希望撤销这些机构，但很难想象缺了它们国家还能否正常治理。如今美国拥有庞大而复杂的国民经济，全球化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高速运转。2008年9月，雷曼兄弟垮掉的那一刻，金融危机十分紧急，美联储和财政必须连夜做出重大决定，而这些决定会影响数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撑好几家银行，并出台新的监管规则。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小布什政府催促国会拨款7000亿美元给不良资产纾困项目。事后当然斟酌某些决策的正确性，但很难想象其他政府部门能够如此有效地解决危机。国家安全问题同样如此，总统实际上肩负着解决核威胁和恐怖主义等事关全国民众安危的问题。因此，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0篇中指出，需要"行政部门发挥能量"。美国人对精英体制怀有民粹式的怀疑，甚至呼吁废除这些机构（例如美联储）或加强透明度。不过，讽刺的是，民调显示，民众支持率最高的恰恰是这些受直接民主监督影响最小的机构，例如军队和美国宇航局等。相形之下，最民主的机构--众议院--获得的民主支持率最低，美国国会被普遍认为是个茶馆，两党做的事情就是防止做出任何实事。因此，总体来看，美国政治制度呈现出复杂画面，过度的分权制衡限制了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决策程序，而另有一些派遣机构则缺乏监管。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些派遣机构状况不明。某个派遣机构应该怎样完成任务？美国国会大多给不出法律上的指导，导致机构只能自己行事。国会希望法院来纠正由此引发的不端行为。权力下放和否决制度，两种顽疾交织在了一起。按照议会制，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直接控制政府，议员担当部长，有权改变官僚机构的运行规则。如果党派之间竞争过于激烈、无法形成稳定的联盟，议会制就无法正常运转，意大利即是一例。但是，一旦某个党派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其政治权威就可以顺利地贯彻到行政部门。可是，总统制国家很难实现如此顺利的权力移交。解决议会不作为的最简单办法是增强行政机关的权威。拉丁美洲的总统制国家因为政治僵局和议会无能而苦恼不已，其解决办法常常是赋予总统以紧急权力，从而引发权力滥用。在分权制衡的前提下，控制议会上下院不等于掌握总统权力，而调整议会与总统权力划分的行为常常染上党派斗争的色彩。如今，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最不想做的就是赋权给奥巴马总统。在强政府与法治化、问责制的结合度方面，美国的分权制衡逊于议会制国家。议会制国家的法院不会如此频繁地干预政府；政府的派遣机构也比较少；立法工作的连续性较高；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小。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府拥有较高的民众信任度，政府部门遭受的恶意抵抗较少，共识度较高，更能适应全球化时代。（小国、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比较容易获得高信任度，随着移民和文化变化，这些国家也越来越难办。）欧盟的整体状况有所不同。过去几十年，欧洲的游说组织越来越多、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如今，大公司、贸易集团、环保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劳工组织在各个国家以及欧盟层面广泛活动。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决策程序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布鲁塞尔，欧盟体制和美国越来越相似。欧洲国家可能"否决点"比美国少，但欧盟的体制增加了许多"否决点"。质言之，利益集团可以像"逛商场"一样，如果在国内拿不到优惠政策，就跑到布鲁塞尔钻营。欧盟在司法领域也实行了"美国化"。欧洲法官不像美国同行那样喜欢干政，但调整后的欧洲司法体系增加了层级，司法"否决点"也增多。      死路一条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腐朽，因为分权制衡的传统越来越严重和僵化。政党分歧尖锐，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美国政治体制如此分化、虚浮，并非历史上首次。19世纪中期，美国迟迟未能解决边疆地区的奴隶制问题；19世纪末，美国面对农业国和工业国两种道路也迟疑了很久。麦迪逊式的分权制衡，以及政党体制的裙带关系，适用于治理封闭的的农业国家，但无法解决奴隶制或治理大国经济、适应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技术。如今，美国再度被本国政治体制所困。美国人不信任政府，不愿意让政府做决定。其他民主国家也经常发生这种状况。不过，美国国会制订了许多复杂的规则，削弱了政府的自主性，导致国家决策效率低下、成本高昂。于是，政府表现不好，民众就愈发地不信任政府。在这种条件下，民众不愿意增税，他们觉得政府在浪费钱。但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也就不可能运转良好，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扭转这种衰败局面面临两个障碍。一个是政党政治。美国许多政治参与者都承认体制不行，但都想继续这样维持下去。民主党、共和党都不想切断来自利益集团的财路，利益集团也都希望自己能收买政治影响力。和1880年代一样，改革者必须动员哪些与现行体制利益没有瓜葛的团体。但外部团体很难发动集体行动，需要极强的领导力和清晰的计划。另一个障碍是观念。对于政府失效，美国传统上的做法是扩大民主参与度、增强政府透明度。例如在1970年代，改革者推动增加党内初选，扩大公民参与法律事务的范围，增强媒体对国会监督力度，而加州则试图用全民投票赶走不尽责的政府。但政治学学者布鲁斯•凯恩（Bruce Cain）指出，大多数公民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没有意愿去处理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扩大民主参与度只会引来更多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家。显然，解决之道应该是减少某些民主化方案，但没人敢公开呼吁削弱民众参与度或降低政府透明度。归根到底，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外部震荡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团、并付诸实践。（观察者网杨晗轶、朱新伟译）

2008年，我在北京见到了小说家余华。他那时候刚从尼泊尔回来。在那里，毛泽东的思想激励革命者们推翻了君主制。作为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和很多他的同龄人一样，他对毛有着极端复杂的看法。而令他惊讶的是，当他听到尼泊尔毛主义者们高唱他年轻时所熟悉的歌曲时，他从未想过他此生会再次听到（那些歌曲）。 实际上，尼泊尔毛主义者的胜利，只是毛泽东"归来"的标志之一。在印度中部，一些武装团体自豪地称呼他们自己为毛主义者。他们控制了一个广大的区域。这片区域资源丰富，印度政府试图保持这里的安全，但却遭到毛主义的激烈抵制。根据《外交政策》杂志最近的一个报告，像丰田和可口可乐这样的跨国巨头都非常依赖这里的矿产资源开发。 似乎是不肯落后于国外的毛主义者，一些中国人已经开始精心调动人们对毛泽东依旧含混的记忆。通过短信发送毛语录, 在国有的电视台和电台上广播"红歌"，薄熙来，这位雄心勃勃的中国西南部重庆市的党委书记，正在领导一场意想不到的毛主义复兴运动。 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和新闻界更多地是宣称马克思的回归，而不是毛的回归。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明确预期了资本过多积累的问题，并观察到了浮躁而投机的投资者造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参差不齐：在造就富人的同时，造就了更多的穷人。但毛泽东的"中国化的"和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游击战争的蓝图，对于许多贫穷国家的人来说更加直接有效。 人们乐于简单地妖魔化毛泽东，或者谴责今天的毛派同秘鲁的"光辉道路"游击队和红色高棉一样罪恶。虽然，毛泽东对中国造成的暴力损害的规模相当于过去的两个世纪建立国家的过程期间所有其他灾难的总和，但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付出了可怕的成本。仅在上个世纪中，在亚洲的广大地区，从土耳其和伊朗到印度尼西亚和台湾，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死于政治冲突、饥饿和残酷的剥削。 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会去洗白它们国父的劣迹。然而，领导那些前殖民地国家独立的国父们的影响力已经式微。几乎没有人会被苏加诺的书籍激励，或者像纳赛尔及真纳那样，被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所激励。所以，对毛的谴责并不能解释其在国内外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力。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最近求助于毛，一点都不奇怪，正如他们同时也将孔子作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源加以征引。向毛求助，是权宜民粹主义（expedient populism）的范例，不安的统治阶级屡试不爽。作为新中国的象征，毛泽东和姚明、李娜一样，只是不具刺激性的符号。然而，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有一个危险得多的毛。对于他们来说，毛并不是饱受争议和批评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正如余华在即将完成的一本书中所写："毛泽东在中国所做的事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保持着活力，如同在肥沃土壤中的种子一样，生根，开花，结果。" 在毛灾难性的统治之前，他就已经发展出了这些易于传播的思想。事实上，他为革命前的中国遭受的疾患开出了药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论游击战（On Guerrilla Warfare，1937。疑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和"论持久战"（1938）。这些理论，使他在面对竞争对手时赢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他将中国内地的封建精英和半殖民地沿海城市中的资本家视为敌人，然后成功地动员"人民"军队击败了他们。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在许多农业国家，总是比古典的、城市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大的吸引力。在那里，得到外国援助的渺小精英，统治着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近半个世纪前，越南和古巴的民族主义团体成功地实现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在，包围着城市的农村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鲜的土壤。 对于这些扩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毛主义不再无关紧要，而是重新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理论。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印度中部的森林。在这里，印度政府冷酷无情地把该地区巨大的矿产资源向私营和跨国公司开放的行为，诱发了毛派的叛乱。在那些认为每个人都会热爱自由民主和iPad的小资眼里，用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唱衰当地"买办"和帝国主义者的印度毛派看起来可怜得要死。但是，那里的毛派，虽然有些腐败和野蛮，但是已经在数百万土著人民（Adivasis人）中间站稳了脚跟。这些土著居民脆弱的自给自足经济已经被跨国巨头和它们在印度的代理人破坏。 印度作家沙什安克•科拉指出了毛派在Adivasis兴盛的重要原因："这些毛派分子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毛主义的思想，把毛派的追随者推入与被剥夺进行绝望斗争的状态。科拉写道，"采矿和重工业使得Adivasis人流离失所，摧毁了他们的生计，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工作机会。他们只能加入庞大的民工海洋，陷入贫困，接受那些过度劳累却只能获得最低薪水的职位。" 人们不知道毛派叛乱将会何时结束。在过去的10年里，印度准军事部队试图镇压毛派叛乱，并造成超过10000人丧生。尼泊尔的毛派在推翻君主制后，参与了选举。印度毛派短时间内不会放弃武装抵抗。 印度政府或许会发现永远不可能在军事上压倒他们。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流向他们的可能性比流向那些美国中西部后工业城市更难以想象。科拉写道，"工业资本主义没有丝毫可能向人民提供剩余价值。Adivasis毛主义者将永远成为工厂中的无产阶级"。一个漫长和血腥的僵局正在招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毛主义可能会减少到近乎毫无意义，但是可以肯定，在世界上许多角落，毛主义会长久地存在下去。（powerzhang　编译）

在利比亚战火蔓延之际，《新国际》特别翻译比利时合作媒体「调查行动」（Ivesstig'Action）网络的这篇访谈稿。本文受访者莫哈梅德．哈珊（Mohamed Hassan）生于非洲衣索比亚，是当今国际知名的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专家。

公民社会是黑白好坏混在一块的大杂烩，与民主并没有必然的等号。公民社会组织在经济上主要依赖商业收益或政府资助或外国捐款，无法保证其自诩的独立性。流行理论强调公民社会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外部效应，事实却是公民社会的内部效应比如民主技能训练，恰恰更能促进民主。

2006年的巴迪乌访谈。已汉译并校订，后附英文稿。“当你发现一个解放政治的序列已经结束时，就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在同一个政治领域继续下去，或是找到对忠诚的忠诚。”

在8月30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大选中，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击败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自民党，获胜后的民主党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在31日凌晨宣读大选胜利的宣言时，热情地宣称此次大选在日本宪政史上首次实现了“政权更迭”，30日这一天已“成为历史性的一天”。美国《纽约时报》8月27日刊登他的一篇题为《日本的新道路》的文章，中文要点见内，附英文原文及鸠山简介，包括鸠山家族自北洋海军起与中国打的交道等等。

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发生得如此之快而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中共和他的敌人都始料未及的。无疑，这次令世人震惊的胜利也在革命运动的研究者当中激发了数目惊人的各种分析和争论。大多数的解释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意识形态的层面，认为正是民族主义和土改的实行，或者二者某种程度的结合可以说明共产党人战胜国民党对手从而获得这个令人难忘的胜利的原因。也有一些学者强调共产党的组织优越性，但这种研究的影响要小得多。近来，人们的注意力又指向了一些推动了共产党发展的、由象征和神话所扮演的强大角色。　　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组织机构和政治文化在革命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结构性的因素，例如阶级界限的划分和政府的弱点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述各个维度上具有的共同性大大超出了它们的差异性。两党（都是按照经典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建立的）都信奉民族主义以及孙中山的革命计划，都拥护反抗帝国主义和支持土地改革，都致力于以政府为领导的工业化，也都尊重诸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以及革命历程中其他享有盛名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也都在同样的暴力机器上进行运作。　　虽然说两党的政治术语和组织结构都相当地一致，但是在唤起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情感这方面，却不能说它们是一样的了。野心勃勃的“皈依基督教的委员长”蒋介石和他在卫斯理受教育的妻子即使成为了美国国会和媒体的宠儿，但他们在中国的故事显然与美国人的想象并不一致。在中国，是带着农民朴实气息的毛泽东感动了他的同胞们，人们先是流泪和发泄心中的愤怒，接下来就是诉诸革命行动。　　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显著不同的运动结果，为革命政治的研究者指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事实上，中国的案例确实可以读解为这样一个文本，它阐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　　和蒋介石在公众面前的拘谨相反，毛泽东是一位将激情和政治相结合的大师。不过，我们发现，这种差别并非仅仅存在于领导精英层。两党在实现革命目标的过程中，从上到下对“情感工作”的依赖程度都有显著区别。通过运用“诉苦”、“控诉”、“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手段，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其新成员还是在其骨干中，都强调每个党员对情感工作所负的责任，这一点则和他们的国民党对手完全不同。在反抗日本军队和镇压地主的运动中，这种由于“提高情绪”（emotion raising ）而产生的奉献精神同样是一个关键因素。数百万参加红军的人，很可能并不是由于他们与民族主义或者土地改革原则之间具有某种抽象关系而受到鼓动，而是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　　共产党人是如何成功地鼓动起这种献身精神的呢？究竟什么是他们革命动员手段中持续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呢？本文正是要通过重新审视革命和后革命时期主要的群众运动来检省这一过程。虽然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运动强调的是其意识形态目的，但是这些运动中目击者的现场描述仍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究竟是如何鼓动——实际上是需要——人们公开表达心中的愤怒、恐惧和羞愧等感情的。为了动员情感力量来实现革命的目标，干部手册对其中基本的步骤提供了更多细节性的指导。正如以前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手段创造性地利用了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更强调基于道德基础的集体而非个人。儒家对社会联系和责任的强调，使得集体对于个体的放逐成为情感原则的有效形式。　　虽然中共不可能绝对地维持没收土地（以及处决地主）所需要的情感强度，但是在随后的一些运动中，这种情感又被重新点燃了——尤其是在1949革命的政治胜利之后。这篇论文将描述在战争年代得以确立的这一情感工作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继续存在的诸种方式，以及它在诸如镇压反革命、反右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当中的深刻影响。毛泽东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试图“继续革命”，即把1949年以前所积累的斗争经验运用于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的新目标。即使是在当代的后毛泽东时期，这一历史遗产对理解中国政治的动力线也并非毫无用处。那些在镇压地主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手段，在改变了的后革命情境下却产生了全然不同的后果。　　土地改革　　当然，在群众运动中运用情绪上的热情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在红军成立的好几个世纪以前，农民起义者就会利用一整套来自民间的手段武装自己——武术套路、气功强身法、迷魂术、发誓赌咒以及戏剧化的表演等等——其效果是能够加强参加者感情上的决心。作为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早期领袖，彭湃和毛泽东都高度重视这些农村斗争的土办法，并鼓吹这些传统应该重新指向革命的目的。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以前的起义领导者对“情感模式”在唤起大众热情、从事革命事业这方面的作用是否全然察觉，但是共产党人对这种策略的运用却是经过了充分考虑的。伴随着革命运动的成长，对群众运动中“提高情绪”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戏剧是一种引起情绪反应的有效方式，它被有意识地用于增强群众的责任感。一位江西苏区的宣传工作者回忆起为了发动对红军的支持而临时编排的戏剧表演：　　“当观众们看到高兴的地方哈哈大笑，看到难过的地方低头流泪、或是愤怒地边看边骂那些白匪地主时，我们就知道剧情已深深地打动了观众，获得了宣传效果，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一旦被这些表演感动了，受到鼓舞的农村新战士们就会亲自控诉从前的压迫者。一位东北的宣传工作者写道，“因此我们感到了诉苦对于启发阶级仇恨，提高复仇情绪能起重要作用。……战争的目的明确了，部队情绪提高了。”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会见过经历了史诗般的长征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也突出了共产党运动中戏剧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争取人民的信任。”　　戏剧并不仅仅是一个装满了众多群众运动武器的军火库中的一种策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隐喻。从土地改革一直到今天，凭借舞台上的公开演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在革命中全心全意的形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些情景下所表达的情感一点儿也不真实，或者是虚假的。人类感情的特殊之处正是其矛盾和顺应的共存；中国共产党这一手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充分意识到情感的根本真实性，并对其加以利用。　　如果说共产党人是在江西时期（1928－1934）和随后被迫进行的通向延安的长征途中才意识到“情感工作”的重要性，那么在对日抗战时期（1937－1945）他们就很好地吸取了这一经验教训，开始好好利用“情感工作”。由于土地改革对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建立十分关键，因此，正是通过精心编排的批斗会，农民才认识到了什么是土地改革。正如陈永发详实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土地革命是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戏剧表演而展开的，其目的是调动感情来实现共产党的革命目标。　　“在选定了斗争对象之后，党就召开当地所有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的一个动员会，解释这一决定并安排每一个角色。群众工作者宣布对象，陈述控诉和证据，并试图激发起对这个批斗对象的愤怒。以后工作的分配就形式化了。一位群众工作者分派积极分子担任主席、第一位控诉者、第二位控诉者、卫兵、会议的主持者和书记员，并告诉这些积极分子如何开展他们的工作……有时候积极分子还被特别指定要唤起公众的愤慨之情。　　最后，这一天到了。农民们被动员来参加批斗会。批斗对象被带进会场。主席先对批斗会的意义作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受害者会指控那个迫害他们的人，伸出控诉的手指，叫喊着哭泣。接着，第二个谴责者站起来陈述证词。口号声大大加强着愤怒的气氛。那些对批斗对象心怀不满的农民，本来囿于道德保守或者为死亡的恐惧所压迫，现在也突然感到不能再抑制自己的愤怒了。有了同情的声音和权力的支持，他们开始猛烈地攻击，甚至那些并未心怀不满的人也生发了同情心，并寻找方式来表达这种感情。“　　批斗会的大小是决定会场情感气氛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当会场只有十几个人时，群众工作者通常发现对批斗对象的情感控诉只有引发很少的回应，但是在一个几百人或者上千人都被鼓动起来的群体中，农民们很快就忘了他们的软弱……而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他们变得大胆而无畏。”　　群众的积极参与是毛泽东式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正如毛泽东和他的干部们所理解的那样，大型的、情绪高涨的批斗会很容易失去控制。因此干部培训中重要的一项是防止“左倾冒进”。虽然群众暴力是允许的，甚至有的时候还作为革命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而受到欢迎，但是武装力量也应该有策略地而不是不加区别地使用。　　暴力如果使用得当，通过对权力关系观念的突然颠倒，就能够在释放先前被压制的情感力量方面产生效力。韩丁对长弓村（译者注：长弓村是韩丁对张庄的英文译法，见《翻身》中译本序言注释1，P.1）土地改革满怀同情的描述，揭示了农民们在刚开始时对讲出冤情的迟疑不决，直到一位干部打的一记耳光改变了权力平衡的整个过程：　　“沉默的人群开始向这个罪犯站的地方靠拢过去。……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还没有什么反应。……谁也没有动，谁也没有说话。‘说吧，谁来揭发这家伙犯下的罪？’场内还是一片寂静。新当上副村长的张贵才忍不住了，他蹦起来，给了郭德有一巴掌，说道，‘告诉大伙儿，你偷了多少东西！'这一掌惊动了衣衫褴褛的人群，好像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村里人还没见过农民打村长。……场上的人就像看戏似的都出神了，但他们还是没意识到，若想把戏演下去，他们自己也得上台，要把心里话讲出来。”　　在经过一夜紧张的大会后，“有的人激动得一夜都没睡觉”。韩丁报道了第二天的情况，“成百人的控诉”雪片似地飞来，纷纷揭发党所选出的斗争对象，这些人很快就被带到村子旁边的一块地里，然后就被枪毙了。　　一旦情感斗争的闸门被基层的积极分子打开了，村子里的妇女经常会率先开火。女性的性别使她们习惯于一种富于感情的表达方式，她们带着极端的情绪来痛斥过去的不公平。正如韩丁观察到的，“通过‘忆苦诉苦’，妇女们发现自己所受的苦难比男人们还要多些，一旦有机会当众控诉，她们也会跟自己的父亲和男人一样讲得很好。”　　基层干部在批斗会中并不仅仅关心群众的反应，对于他们来说，对被攻击的目标的选择也需要特别注意。这即是说，那些被挑选出来做群众批斗的牺牲品既不应该是冥顽不化的，也不应该是完全供认不讳的。正像陈永发所解释的那样，“一个顽固分子的违抗可能会导致僵局。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发生，就要求群众工作人员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工作：首先要给予农民们一定的允诺。……又因为一个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批斗会几乎不能唤起农民们的热情，党也告诫不要挑选那些轻易就承认错误的对象。”　　虽然——也许更主要地是因为——批斗会是一种巧妙的表演，但是对参加者的情绪影响显然是强烈的。在鼓舞群众参与的过程中，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的描述是与加强恐惧、苦难、仇恨和报复所具有的净化作用同时发生的。对公平观念的诉求也被置于这一过程的中心。　　无疑，群众运动对共产党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记住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并不是只有共产党才开展了这种运动并自称是中国的解放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在中国大陆，国民党一边对抗共产党，一边发动“消奸运动”，目的是在工业无产阶级中搜出敌对力量。和共产党非常相似的是，国民党当局也宣称“在我们的工人中没有天生的叛徒，只有被叛徒利用的人”。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鼓励跟着共产党跑的人承认自身的错误。但是，和共产党不同的是，国民党领导人不是唤起情感上的谴责，而是致力于培养“品格高尚的个性”和“果敢的意志”。其重点不在情感，而是在伦理学。　　国民党在撤退到台湾之后，发动了另外一些比较明确的群众政治运动。最近在台湾公布了1954年在台北出版的，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写的关于群众运动的干部手册，里面有如何贯彻“反共抗俄民众运动”的详细指导。但是，如果说海峡两岸群众运动的外在形式都惊人地相似，那么它们实行的具体方式却是各不相同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国民党干部手册包括有相当长的意识、政策、组织和领导的各种讨论，——但是并无一词涉及情感。　　镇压反革命运动　　然而，在大陆，革命年代发展起来的情感工作实践在1949年的政治胜利之后被系统化和标准化了。土改过程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现在又被扩展运用到城市的环境中。这样，在朝鲜战争期间席卷中国城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以诉苦和开控诉会的形式展开了，而这一方式长期地代表着农村革命的特征。为了使城市干部熟悉这些过程，内部发行的公报详细记录了组织这些事件的步骤。这些内发行物强调，胜利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战胜“温情主义”，必须使工人们意识到，对反革命分子的宽大就等于对人民的残忍。这些群众大会的目的是，在普通群众当中唤起充分的愤怒感，让他们主动地——实际上是极高兴地——参加到对指定的“阶级敌人”的清算中来。而且，他们被假定为会带着这些热情回到工作和生产中去。　　对工会干部的指导规定，他们的工作必须集中在“提高情绪”和鼓励“大胆控诉”的方面。也就是说，试演和彩排首先都是用来挑选出最令人信服的“苦主”，然后训练这些主角如何最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控诉，叙述应该简洁和有实质内容。最好的苦主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人，他们在被指控的反革命分子手里吃过很多苦。众所周知，苦主很可能把对自己表演的顾虑不安藏在心里，他们害怕冤枉了某个人、混淆了某人与他人的经历、煽动了复仇情绪、丢了面子，或者仅仅成为公开场合下一个可怜的扬声器。无论如何，干部们需要敏感地关注这一切，才能减轻控诉者们的疑惧不安，并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例如，在基督教徒中组织的控诉会，干部们试图克服他们开始时的犹豫不决。让他们扔出的第一块石头，就是通过回忆“忠信”——这一耶稣用过的对法利赛人的控诉方式。那些被选来做苦主的人们在彩排中也被鼓励互相提建议，让他们自己相信，控诉中只有“能激起仇恨”和“鼓动群众情绪”才是具有说服力的。　　在批斗会召开之前，“一切宣传方式”——大字报、广播、娱乐活动、集体当中和个人之间的讨论，诸如此类的方式都被用来在那个场合中为群众的参与做准备。有人建议在靠近会场的地方建立一个展览厅，展示血衣和其他属于受害的控诉者的个人物品，随之展出的也要有行凶者的武器，以及他们罪行的素描和照片。在会场内部，有黑布制成的标语，上面是白色的字和蓝色的边框（使人联想到葬礼的标志），它和描绘罪行的漫画悬挂在一起。据说这种并列效果会立刻创造出一种“严肃而活泼”的气氛。　　最重要的是，入场券要预先发放，要排除掉那些有“反动”关系的人，这样群众在控诉的时候才会没有顾虑。在大会期间，主持人集中注意力于控制会场的气氛。控诉会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十五分钟，这是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沉闷单调。在适当的时候，歌曲（提前已经教给工人们了）也需要高唱起来，以活跃会议进程。这一切都是在预先指派的宣传组成员领导下完成的。另外，党员和共青团员也应该分散在听众中，以坚持喊口号。这些口号一定是短促有力并容易领会的，而那些带头喊口号的人，根据他们嗓音的响亮度以及在群众中所站的位置，也是事先仔细商量好的。要点是要鼓动起情绪，但又不能失去秩序。　　第一位苦主的出场一定是特别戏剧化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一开始就可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既然这样的情绪强度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维持下去，所以随后出场的控诉者也可以稍微不那么吸人入胜。但是，在大会结束以前，为了保证听众们是带着持续的悲愤情感离开的，“再次绷紧”十分必要。一次成功大会的一个标志是它“破除了情面”。一个更好的结果是，由于还有苦主没有陈述完他们的控诉，会议只有改日举行，从而得以保持一种持续的效果。　　那些身体上还留有被拷打痕迹的工人们有幸成为了首先出场的苦主角色。在第六棉纺厂，一位手被批斗对象严重伤害过的工人首先开始控诉。登上台阶后，这位只剩一只手的工人撩起他的衣服，露出他被罪犯摧残后留下的伤疤。在他之后，一些含着泪水的女人们哭喊着控诉罪犯。全体听众都发出啜泣声，开始异口同声地强烈要求立即执行对批斗对象的死刑。　　一次批斗大会的成功还可以用群众在执行指定的处决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程度来衡量。铁路工会非常满意地报道到，在一次群众大会之后，8个反革命分子被宣判死刑，群众是如此愤怒，以至于当执行枪决的小组在附近一个公园里对罪犯处以死刑后，他们还要在死者头上踩上几脚。当看到一些死者的亲属流下了眼泪时，控诉者大声喊道，“哭什么？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讲，一颗子弹让他们死了，就算便宜他们了。如果你们哭，我们就大笑！”据说这样的情绪状态具有让杀戮行为更持久的效果，从而也被视为对生产有益的东西。铁路工会指出，工作的热情在这一灼热事件之后再次显著上升了。　　情感的兴奋在本质上是为了促使群众做出积极的行动，但是它也有内在的危险性。有许多案例表明，被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热情所激发的工人们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麻烦，他们未经政府安全机构的预先许可就可以袭击嫌疑犯。这类群众正义的自发性表达，虽然在理论上说来是可以严格控制的，但在实践中却经常发生骚乱。　　反右倾运动　　群众批判以及在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悔悟后紧随而来的对于他们的公开处决，这一利用情感力量来通达革命终点的方式，虽然行之有效，却又注定只能暂行一时。与此同时，一种公开化程度较小，但是更容易令人接受的方式却得到了实行，它们被用来加强这样一些人的决心：他们向党不断地奉献自身，从而成为了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尤其是那些党员和知识分子。　　在战争时期，伴随着诉苦和控诉大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发现了一个集体的声音，他们用它来公开抨击他们的压迫者，然而，还有另外一些程序则被设计来处理党内的原则问题。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整风运动是在党员干部自身指导下完成的。整风运动在所有的共产党根据地都得到了实行，它需要党员——分成小组，在学习过指定的材料之后——向党交心，详细说明他们各自的思想和行动是如何和党的标准相背离的。起初，自我批评并不是来得那么容易：“对于向党交心的厌恶情绪是普遍的，所以党支部书记不得不想一些办法来减轻参与者的畏惧心理。在整风运动的学习课程中，将党人格化为一个和蔼的父亲使得参与者在袒露他们的内心思想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那些冥顽不化者一方面受到党许下的承诺的鼓励，党承诺对那些坦诚交心的人一律待以父亲般的宽大仁慈；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不得不服从于强大的组织压力，直到他们允诺遵从党的要求。正如马克·赛尔登所说的那样，这一整风运动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心理学原则的精熟掌握：　　“近来对于群体动力学的研究强调群体能够对其成员施以强大的心理力量。特别是，当个体被大家一致认为‘有病’或者精神不正常，从而开始体验群体原则之时，个体由于受到威严的群体压力而不得不屈从于其原则。‘病人’倒是能够挽救他自己，但唯有证明他已经完全接受了群体的价值和原则之后，他才不仅能重新回到组织之中，也才能够恢复他的自尊。这些压力通过包含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小组学习和讨论，而在整风运动中有效地得到了增强。”　　批判大会作为处决地主或者反革命分子的序幕，它所运用的群众批判大会的方式，与使用集体和自我批评方式的整风运动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风运动是关起门来进行的。另外，整风的目的是为了要教育——而不是要消灭——斗争对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前共产主义时期用来清除敌人时是有效的。但是，就像1956年匈牙利叛乱所显示的那样，社会主义也同样产生了自己的矛盾。毛泽东被在布达佩斯（也在华沙）发生的事件深深地震惊了，他号召中国人民实行双百运动，试图消除“官僚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各种弊病。于是，普通老百姓被鼓动起来向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进行揭发，人们相信，受过惩戒的干部就会进行自我反思和改过自新。但是当群众的批判之风越刮越猛，甚至超过了毛的设想之时，双百运动最终让位于反右倾运动，这一运动正是用来反对那些胆敢超越党所设立的权威标准而发表不同意见的人。　　如果双百运动被预期为对整风运动一个相对缓和的重演的话，那么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则是双百运动产下的可怕继子。反右倾运动期间，曾经在整风运动中运用过的集体和自我批判的方法被提炼和详细阐述为一套完整的思想改造的程序（或者被他的当权者们称之为“洗脑”）。虽然其目的是重新树人，但是其过程却是严酷的。　　罗伯特·里符顿，一位耶鲁的精神病学家，他曾经会见过数位思想改造的老手，他这样写到，“由于情感认同将会干扰被改造者完全接受一种新的共产党员身份，所以改造者设计了一种程序用于打破这一情感认同。”通常这个目标都实现了。正如他所看到的，许多能承受住考验的人都“有着深厚的信仰经验。他们把思想改造看作是在集体中纯洁的、道德高贵的和真正的新生。这些狂热的转变者通常都很年青，要么是一个少年，要么是一个青年人。”　　这种有些时候看起来异常成功的过程是怎样得以实现的呢？里符顿强调说，无论是对于俄国人，还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思想改造都不是职业精神病医师脑海中想当然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社会科学家或者医务专业工作人员在发明这些强有力的技术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照里符顿所说，这一方法的准信仰的特点（它强调的是罪恶的感受，这种感受是非常异质于中国传统的）可能来自俄国人，来自于从被判死刑的罪犯身上获取忏悔告解的俄国方法。不过，里符顿强调，中国的思想改造因为坚持再教育的可能性，所以明显地不同于苏联的实践。苏联的罪犯一旦认罪过后就要被枪决，而在中国人们则认为，只要服从思想改造，皈依共产主义，就会获得新生。这一不同显然跟儒家所强调的人的本心的可塑性和完满性有关（而这一点又是与马列主义相一致的）。在中国，人们对于教育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压力而生效的），正是这一观念有助于形成中国共产主义的多样性，从而明显不同于他们的苏联榜样：　　“中国共产主义的即兴创新并不总是得到俄国老师的认可：张［早期共产主义领袖，张国焘］曾经提到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多次被批评为‘受到太多儒家伦理的影响’。但是，强调道德和心理对他们来讲显得非常自然；照张所说，他们是‘非常好的心理分析专家'.虽然国民党在专门的’悔改所‘中用相同的力气来’改造‘共产党员和对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但是他们的努力（按照张和许多其他的观察者所说）是非常笨拙和无效的。”　　虽然为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熟练于这一精神改造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首先，相对于国民党来说，共产党员干部更多地是从一些具有较为下层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他们把自身放置在一个与他们试图去动员的大多数人民更加紧密的位置上（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文化和情感上）。其次，毛泽东自己就非常懂得人性心理学的重要性，并且在很多著作中考察了人性心理学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毛对于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词汇“阶级”的富于个人气质的理解中，他对于可改变的情感身份认同，比对客观经济形势赋予了份量更重的砝码。正如他在1942年整风运动之初写下的：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但是毛并不满意将情感运动仅仅局限于中共党员或者一般的知识分子；他坚持认为全国人民都应当感受到对于革命事业相同程度的热情。毛认为，群众热情不仅对于革命斗争，而且对于显著的经济突破都是必要的。　　大跃进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是为使中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农业的后进国家蛙跳式地跃进为工业化的共产主义而进行的努力。由于盲目地认为群众的热情能够跳跃式地带动停滞的经济，毛夸口说，中国不久将会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然后再超过美国。大跃进的氛围几乎类似于千禧年，毛泽东承诺将领导他的国民实现一个惊人的突破。但是事实证明，在消灭阶级敌人上创造了奇迹的这些方法并不完全适应于经济发展的客观目标。　　没有什么东西比后院里那些预先被注定了命运的炼钢炉更能鲜明地刻画出大跃进的无知了。1958年，一位到中国访问的英国人这样写道：　　“我们穿过稻田向另一个村庄走去，在那里，四个庞大的冒着浓烟的自制炼钢炉已经装配了起来。那是一个狂热的、人声鼎沸的、嘈杂的场面。有的人背着装满矿石的篮子，有的人向大钢炉里添加燃料，有的人驱赶着水牛拉的大车，有的人则把一块块白色的滚烫的金属从大汽锅中倒出来，有的人站在颤巍巍的梯子上向炉子里望着，而有的人则推动着满载粗铁矿石的手推车。——对于我来说，那些从钢炉顶上倾倒下去的材料和刚刚从底下涌出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为了把这一庞大（而浪费）的劳动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成立了。这一新的机构，其名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最终实现，加强了一种信徒式的满含期待的意味。一位农民出身的东南部的中共干部回忆起当时的气氛：　　“在那时，每个人似乎都被社会主义狂热的信仰紧紧地攫住了。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每个人都坚信不疑。当我们建立了乡村人民公社后，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最终阶段，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在党和毛主席的指引下，共产主义的天堂已经实现了。我是一个真诚的信徒，……解放带给了我们新生。”　　事实证明，群众的参与和热情根本无法取代经济基础。但要是经济基础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抵制作用，“上层建筑”会不会更容易被群众革命接纳？在大跃进运动失败后的几年里，毛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质询意识形态和文化——一个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现实的固执偏见。在这一最后的改革运动中，毛主席号召这些最易激动和最易被改造的社会成员——中国的青年们——去擎起革命的火炬。　　文化大革命　　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极其自觉地利用早先曾经使用过的斗争手段。高原（音译）在他的自传性叙述中回忆起自己当红卫兵的经历，当他在学校里发起针对“资本主义走资派”的斗争时，班里的团委书记“建议我们从毛主席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著作中获取灵感，毛的这本书写于1920年代，描写了农民在当地恶霸地主头上戴起了高帽子，让他们游街示众的情景。同样地，乐黛云在她的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中发现，”让敌人游街示众的想法来源于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民工作当中曾经采用过的方法：中共常常让地主排成一排站在他们曾经压迫的农民面前，每个地主都戴着高高的尖帽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罪行。在这一狂乱的时刻，学生们没有时间去做足够的帽子，所以他们干脆用废纸篓代替……“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的方法不仅从乡村而且也从城市的反传统中获取灵感。正如杰弗里？瓦色斯特姆所说，1919年五四运动的学生抗议者组织群众集会，呼喊口号，举行公众游行，在街边发表长篇的攻击性演说，并且张贴谴责性的布告。工厂的工人也从各种各样的、显然仍然适用的斗争遗产中受益良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造反派领导人王洪文曾经工作过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呈现的工人暴力场景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大会非常类似，这显然并不是巧合。发生于1925年的这次工厂事件，工人们诱骗一个可恨的工头参加群众集会，在集会上他受到了公开批判。这个倒霉的工头被逼在人群前跪下，手被绑在背后（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有名的“坐飞机”的姿势），一顶高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胸前则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打倒叛徒和走狗”。这一场景的照片被贴在工厂的大门口以示警告，以免其他没有职位的监工接任他的位置。　　梁恒对他亲眼目睹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大会的描述，表明文革明显地沿用了先前的斗争手段：　　“每天这里都有各式各样的（批判会），有大有小，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种批判会叫做”游街“。这非常像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后对待地主的方式（我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甚至比他们更残忍。　　高音喇叭把我们全都叫了出来，批斗会在几分钟后就开始了。一队造反派领着大家喊“打倒资本主义走资派”和“毛主席思想万岁”。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大约十个年龄较大的“领导干部”，像一条串起来的珠子一样被绑在一起，手也是绑着的。他们都戴着纸做的四角形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是私生子或者我是白痴，他们的脖子上还挂着写有他们名字和罪行的木牌……　　这些资本主义走资派跪在台上，双手被一条长绳子绑在背后……他们不得不背诵攻击他们的大字报。批判会就这样一开又开，而一旦有谁犹豫了一下，就会有人高喊，“让他坐飞机，让他坐飞机”。此时，造反派就会不断摇晃绑着他手臂的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讲堂顶部的一根管子上，于是，他像被绑着翅膀的蜻蜒一样在空中痛苦挣扎。“　　如果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式是对早期革命榜样非常近似地模仿，那么文革在本质上已经非常地不同了。由于文革中大多数政治运动都发生在地主和资本家已经被消灭了的社会语境之中，所以不得不制造出一种主观定义的阶级敌人来。　　文化大革命作为实施这些暴烈行为的催化剂更加依赖情感革命，这一点甚至远远超过了早期群众运动的情况。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据，文化大革命不过试图再一次证明不稳定的和流动的个体感情在群体政治的语境中是如何可能的。当斗争的矛头指向他最喜欢的一位姓李的慈祥的好老师时，曾经当过红卫兵的高原（音译）描写了他矛盾的情感：“我试图将我对李老师的好感放在一边，而只注意他的罪行。最近的一张大字报控诉他想要‘颠覆共产主义天堂’，回到原来的旧时代，从而恢复国民党的统治……当我一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开始恨李老师，虽然我仍然在某些方面喜爱他。”　　人的情感的可塑性和矛盾性，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苦难经历中某些令人更为吃惊的维度。王友琴对红卫兵暴力的研究清醒地指出，仅仅在一夜之间，受人喜爱的老师就可能变成令人厌恶的斗争目标。并且王还指出，一些最为残忍的发生在教室中的酷行往往是一些高干中学里的女孩子们干出来的。这些具有特殊背景的女孩突然间转向暴力，确实令人吃惊，但这并不难理解，少年人的狂暴的情感促成了他们不同寻常的狂热，他们正是以此来完成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　　情感工作从共产主义革命早期就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只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大会上，情感工作才真正达到了它的极限。虽然此时所依赖的是早就存在的大众反抗的传统，但却更进一步将这一实践系统化为有意识的政治和心理学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暴力行为和情感解放之间的联系在革命过程的初期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被指认出来了，或许这正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迷恋无政府主义理念的产物。　　当共产主义者开垦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基础之时，他们就能超越恐怖主义而转向群众运动。他们从来没有觉得使用暴力不重要，但是也从未放弃对于情感工作的责任，这样才能使得令人兴奋的群众激情服务于更高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虽然这些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中共的领导们确实应当感谢那些西方社会学家刚刚才开始懂得的东西：情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非理性的和残余的意识被舍弃；相反，情感的姿态和表达方式，“虽然来源于言说者，然而对于改变言说者”，却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　　结语　　用中共在发展和完善群众运动的艺术中所取得的成就，来解释他们击败国民党的原因，无疑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说服力。并且，它同样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对手之间的主要不同。虽然斯大林满意于依赖秘密警察来实施他的清洗政策，但是毛泽东却坚持需要群众的参与。他认为，这种广泛的参与，对于保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的连续性是必要的。此外，毛泽东也相信，产生于政治运动中的情感热情也能够被应用于经济发展之中。人民群众在接连不断的压制“反革命分子”的浪潮中将会不断地受到鼓舞，从而以新一轮的热情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之中去。情感工作的艺术在毛的时代一次又一次被反复实践，显然，“阶级斗争”并不仅仅作为一个时期的事件而存在，给时代打下烙印的是一个更为随意的经济和政治整合。甚至在后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的遗产继续被用于塑造国家权威和普通公民的行动。　　在当代中国，为了更高的政治目的，承担情感的哀悼仪式继续以新的方式存活着。在1925年的五·一三运动期间，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学生社团的哀悼者（比如天津的跪哭团）就曾经为群众纪念仪式提供帮助，大家一起失声痛哭。　　但是，在使用熟悉的情感动员的手段时，政府并不孤单。国家政策的反对者或许也凭借这一传统来聚集对于官方优先权的反抗。当人类学家景军在一个偏远的西北农村考察近来对政府安置政策不满时，发现了这一现象：　　“在会见这些怀有不满情绪的人时，县里的官员也注意到了其间的讽刺性：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忆苦的传统’，过去是用来唤起农民出身的人的憎恨，以此来反抗前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而现在，这一传统被重新安置下来的村民用于表达他们的冤屈，以此来反抗共产党的官员……一位县级干部这样评论当前农村对这一传统的运用：”当地的群众真正地掌握了我们忆苦的传统。但是谁又会料到他们会用它来反对当前的政府工作人员呢？‘其他干部也有相似的抱怨，他们哀叹道，如果没有那些边哭边骂、急切地想表达她们受了很多苦的老年妇女，他们再也不会视察农村了。“　　在当代中国被用于承担情感的政治仪式所采取的传统手段，由此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能被国家官方，同样也能被那些满腹牢骚的公民支配利用。　　为了充分解释共产主义中国“情感工作”的起源、发展以及它在当代的应用，显然还需要一个更为细致的考察，上述努力只是我最初的尝试。但是，我希望我初步的探讨能够有助于引起对这一令人感兴趣的题目的更加广泛的研究。我未来的工作将是考察为什么这一策略在唤起和支持情感责任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其他方面则不幸失败了。我也想了解情感的诉求和回应通过性别和地区文化的诸种向度而变化的诸种方式。作为或许是世界上最有经验和最有效的群众动员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他以后的继承人无论在中国这一场域之中或者之外，都始终对社会科学保持密切关注。　　强调情感作用在革命动员中的观点并不排斥其他可供选择的对于革命胜利的解释。但是，如果情感模式具有感召普通群众做出革命行动的力量的话，它或许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诸如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符号体系，甚至阶级划分等受到情感影响的多种方式。　　（李寇南、何翔译）原文有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