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全部

从2007年到2011年五年间，俄共党内斗争不断，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主流派与反对派展开了激烈交锋，如2007年反对"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2008-2010年先后改组了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市的俄共分部领导机构，撤换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双方除了在干部和组织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外，还在思想理论上围绕久加诺夫提出的"俄罗斯问题"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展开了激烈争论

1966年6月26日阿尔都塞在做题为"哲学形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报告时，抱有两个目的：一是在《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发表八个月之后，估测主流的理论形势，一是打下一个基础，准备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广泛的集体理论研究工作。话语理论的三份笔记"就是这个小组早期活动的主题。

中英文。杜克大学杰出教授、全球研究与人文学科中心主任Mignolo从去殖民角度批评欧洲中心的哲学思想，认为对许多人来说，汪晖等非西方思想家可能比齐泽克等欧洲哲学家更具有相关性，并赞扬万隆会议能与西方中心模式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脱钩

 专题：抽选与民主 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 王绍光  代表：回应与标示 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  随机遴选、共和自治与商议民主 依维斯·辛特默（Yves Sintomer）  抽签与民主代表：一个温和建议 亚历克斯·扎卡拉斯（Alex Zakaras）  公民大会模式约翰·费雷约翰（John Ferejohn）  人文天地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 贺照田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 宋少鹏传播与网络公益传播中的共意动员与联盟建构--民间组织的合作领域生产 谢   静"他者的世界"族群互动的历史隐喻：菲律宾南吕宋岛的凯萨赛圣母赵树冈阅    读拯救正义，意在平等--G·A·柯亨的《拯救正义和平等》解读 林育川封二 / 封三： 国营厂矿之十二郑州国棉一厂：三代纺织女工的青春与哀伤文 / 图　夏   雪 

公民大会模式为在现代世界建立某种真正的民主开辟了一条道路，普通人可以就重要或带根本性的政治事务展开严肃深刻的商议，并在搜集证据、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人民本身而非特殊利益集团可以控制提议或议程设置过程。公民大会体现了直接民主的两个核心要求

选举与民主并不总是紧密相关。正如民主史家常常指出的，古代雅典人相信抽签而非选举是挑选执政官的最民主手段。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写道, "通过抽签任命执政官被认为是民主的，通过选举来任命是寡头式的。"

具有丰富的台湾工运和政治社会运动经验的作者所撰写的由三十三个短篇思想札记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入门书：《破门而入：为马克思主义辩护 》 。

韩少功的创作一直具有强烈的社会关切。对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的追求，构成了他写作的潜在的核心主题。其中也隐含着政治哲学的启示。当然，对于更具有所谓文学性的作品类型如小说而言，这一点呈现得往往比较隐晦，复杂与多意，而在其思想性随笔中，则表现的较为清晰

莫言...不断向"五四"学习，向古人学习。但他不是延续士大夫的喜好，而是向民间学习自己所缺失的东西。在小说里，他把乡村经验与民俗精神整理出来，以奇幻的想象增加了小说的魅力。他与友人的对话里，表现出很好的学术感觉，虽然他缺少"五四"那代人的雄厚的气象，但是精神之丰厚是无疑的。

2011年初，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调查发现，2010年北京销售的8万辆进口车中一半卖给了北京和各地拆迁户，特别是北京拆迁户。当时调查人员在扩建后的北京南苑机场附近发现，机场周边村庄豪华车数量众多，密度特大，进而发现那一带拆迁户拿到两三千万元补偿司空见惯。

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提出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在先富起来已经实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努力。

关于中国今后是否存在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在国内讨论过不止一次，而且是有争论的。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没有战略机遇期了，今后十年主要是战略危险期。他们这么认为不是没有道理，其理由和根据也很多。但是，我还是坚持中国未来十年存在战略机遇期的观点。

外媒评之评.. 2 中日关系平稳才是大局.. 2 封面.. 3 凝聚改革共识--聚焦十八大.. 3 十八大报告关键词.. 3 未来十年：战略危险期，还是机遇期？.. 6 十八大两个"翻一番"意味着什么？.. 10 "国民收入倍增"何以实现？.. 14 建设海洋强国，须科技引领.. 17 十八大体现中国最广泛改革共识.. 20 外媒看十八大.. 23 焦点.. 24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 25 林毅夫：中国仍有潜力持续高增长.. 25 争议"中国高增长终结论" 29 中国应避免重蹈欧美覆辙.. 32 时政.. 36 "中国特色"的EMBA教育.. 36 微博时代的非典型拆迁--常州钱家塘13号拆迁事件调查.. 42 警惕征地拆迁补偿过高.. 47 新穷人与光棍节消费狂欢.. 50 财经.. 53 光伏产业乍暖还寒.. 53 中国光伏产业路在何方？.. 56 宝钢外迁，上海"失重"？.. 59 香港楼市怎么办？.. 61 微软试水"硬"战略.. 64 金砖五国拟建共同基金挑战IMF. 67 国际.. 69 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如何转型？.. 70 经营东北亚：中国如何执其牛耳？.. 74 从"岛国"到"海洋强国"-- 日本海洋战略的嬗变.. 77 通往欧洲统一之路.. 80 科技.. 84 珠海航展：军品可圈可点，民品乏善可陈.. 84 历史.. 87 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的由来.. 87 专栏.. 89 印尼人中国观的变化.. 90 

前不久，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柯布John B. Cobb, Jr.博士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在美国克莱蒙，就西式现代化的局限性以及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1801年黑格尔到耶拿大学任教，结束了以往在法兰克福、伯尔尼等地担任家庭教师的经历。黑格尔作为哲学家的历程也就从此起航了。 在《耶拿逻辑》中，黑格尔力求学习、吸收和批判性超越费希特和谢林，第一次论述了绝对精神

在这本书里，"大众主义"突出到这么重要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众主义在现代历史上、在现代艺术当中的重要性，除了跟现代革命动员有关，同时又跟现代工业、整个现代进程发生关联。在中国"大众主义"的凸显和其他地区同样也有不同，这是我们在所谓"遭遇西方"之后中国特殊的历史定位有关的。

多位发言者围绕自觉性、政治与艺术、装置艺术、一元与多元等话题展开激烈讨论

课题研究的核心命题是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公凯先生把整个课题的名称和研究的问题有所区别，表明了他在思考这个问题上的学术谨慎性，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研究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而是要通过研究中国美术在二十世纪的宏观的进程和整体的结构，从中追寻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这样一种治学方法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经历过六十年代以来学术发展的历程，为自己的思想激情学术使命和具体的学术研究操作找到恰切的方式，我也是特别感佩。    我主要谈三个想法和问题：    一、我们今天探讨和理清中国美术现代性之必要。现代性作为一个社会学命题早就已经有过热潮，在后来有更多的发展，是作为一个文化学的命题进行讨论。我们美术界的理论家，其实都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对这个命题很感兴趣，一是受到甘阳、汪晖以及不是专门研究现代性而在各种研究中涉及现代性问题的李泽厚等先生的启发，思考中国美术二十世纪一路走来的历史事实，探寻它的文化属性。另外就是我们在国际特别是与西方的交往中，深感甚至是痛感文化上的逆差，包括文化交往在规模上的逆差，比如说西方的艺术展览、艺术书籍、艺术的各种现象进入中国多，而中国真能走出去的艺术现象很少，尤其缺乏走到人家主流平台和文化主渠道的机会。西方学界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知之甚少，评价不清。他们一是有盲点，二是有偏见。西方许多号称世界艺术史的著作，在八十年代以前大概只写欧洲艺术史，八十年代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世界艺术史，但即便是在这些被称之为世界艺术史的宏头大部里，对中国的介绍也是凤毛麟角。这次我们在推广公凯先生课题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推出了"苏利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展，他还是难得的向西方发出一点客观介绍中国艺术的声音的学者。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越来越感到必须要寻找东西方特别是中西两边的艺术交流的平衡，这个平衡要从学术的言说开始。而言的共同话语就像公凯先生所说，我们要用一种公约性的话语，要找到现代性。    美术界对现代性的关注还有一个内在动力，即从美术创作和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来面对这个问题，我越发觉得公凯先生对此贡献极大，拿出这么多成果。尤其是前七次和各界学者的讨论成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新的学术财富，使思想界文化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延展到美术研究领域，这是一个新的学术起点。    西方也好，国内也好，从社会学、文化学的层面都对现代性做了很多研讨，美术的研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解决哪些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呢？西方对于现代性的研究，实际是从批判和怀疑开始的，是现代理性的一个新进程，西方如果没有对现代主义发生以来自身的许多社会现象与文化事实的反思，就没有七八十年代关于现代性的研讨。其中对于真理的绝对性特别是道德工具论等方面的一些怀疑，形成了一种现代性关注。在语言的策略上，西方六十年代的语言学转向使得叙述本身也更多的超离了观念。当然了，在我们美术界直观的来看，西方对现代性的研究似乎还有一个危机的促使，那就是艺术现象先于理论思考，从现代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这之后，在理论上如何更加清晰地搞清楚它的范畴和它的主要的组成因素，这就使现代性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这个热点也逐渐变成全球性的，因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的自觉构成了一种新的力量。这就涉及一个问题：今天讨论现代性是不是就落后于曾经讨论过的现代性的热潮呢？我认为不是，因为文化的讨论主要不是看时间的差异，而是看认识上的需求有所不同。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艺术创作主要是解决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谋求观念的创新和形式的探索；艺术的理论问题主要是突破许多来自意识形态、来自文化传统的束缚，能够从事实出发，展开历史事实的真相。在这些逐渐已成为可能的条件之后，从学理上来审视自己走过的现代之路，就需要一个学术的命题。在现代性研究上就涉及用什么时段或者说聚焦到哪些历史时期的问题，我注意到金观涛先生在和潘公凯先生的对话中其实不是很赞成公凯先生把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定在二十世纪以来，而说到应该是更早些。这是一个社会学家或者一个思想学者在自己的治学范围内所划定的不同的时间范畴，金先生说从现代意识来看，早在明清时期就有现代的因素，否则怎么理解从徐渭到八大山人、到石涛的"个性"呢？因为现代性研究中重要的是个性的发现与张扬，所以这个现代性的研究似乎可以从更早一些开始。当然了，如果这么追究，也确实可以，因为在西方历史中，"现代"这个词在公元五世纪就有了，五世纪正是西方的宗教神学开始兴盛进而一统欧洲的时段。与此同时，这种关于现代的命题的讨论也就悄悄开始了。这就告诉我们西方的思想发展过程，一方面是随着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稳固和完善，另外一方面又始终有一种理性的思维特别是理性的逻辑思维在起着作用，由此形成了朝野之间、教会和世俗之间的争论。西方的美术史研究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美术史学者把现代性的研究已经上推到普桑和卡拉瓦乔时代，特别是从普桑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不同于正统的宗教主题绘画，借助宗教题材来阐释人的主体意识。所以，普桑的几件作品就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性的开端，现代主义意识的萌芽。同样，卡拉瓦乔作为十七世纪的画家，很多西方艺术史学者把他称为"现代性的开端"，用强烈的侧光画出来的作品已经不同于我们讲的文艺复兴盛极的完美的多语言的、多因素的那种集中的表达，而更多的凸现了语言的作用和力量，卡拉瓦乔画面上的光已经不是自然之光，而是画家的心灵之光，是画家的主体意识的光。所以，西方在艺术史研究上就不断地把现代因素的起源越来越往前推。我觉得各个国家的文化研究、艺术研究时间上不一而衷，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节点上对二十世纪艺术的总体进程来做研究，特别是来做它的文化属性的研究的确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条件也相对比较具备。    第二是中国美术现代性研究的切入点，我很赞同公凯先生的许多思考。以往的关于现代性的研究，首先都要提到中西文化的交融、交汇与碰撞，研究重点往往是"冲突"和"反应"的模式，我们在这个模式上停留的时间比较久，不仅是中国大陆的学界，包括台港澳的学界，在谈到中国美术或者艺术的现代特征之时，较多的是因循这个模式。公凯的研究非常有新意，是独到的，他重视对于现代性传递过程的研究，不是一般的谈现象，而是力图透过引进、冲突这些现象谈一个属于文化关系的本质，中西文化关系是一个传递的关系，所以才有了"继发现代性"的命题。而且这个传递的关系公凯着重指出应从康有为西方观画开始，而不要更早谈明清谈汉唐，因为只有到了康有为、李叔同、徐悲鸿这一代人留学才有了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发现：西洋画法。公凯就指出因外来冲击而引发的反应只是最为本能和自然的现象，不能说明质的问题。这个意见非常对。因为面对一个新到的西方艺术或美术，当然会有冲突，但在冲突产生时，以什么方式对这种冲突来反应，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公凯先生抓住了这两个现象的极点，极点之间找到了主体意识。    公凯提出的"策略性的自觉"这个主题意识极为重要，解决了我们以往在研究现代性问题上总是陷入一种强烈的文化心理的纠结，这种纠结一方面看到冲突，一方面又仅仅把中国美术的几代人的探索和实践归结为一种反应，好像"反应"这个词天生就是被动的。如果要走出这个模式，必须找到另外一种"反应的反应"，那就是"策略性的自觉"，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关系不转过来，我们的主体意识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落脚点，就缺乏一种恰切的表达。所以我想公凯具有相当深度的思考，我不知道其他学界是不是这么谈。公凯是一种新的表述。我特别希望这个表述是完全原创性、独创性的表述，但是我现在还不敢全然肯定。为什么这个表述很重要？就是我们在研究百年中国美术的时候，还少一种能从主体意识层面出发去设计所有的作为课题的事实的一种方式。中国学术一向讲四个层面，一是器、二是技、三是制、四是道。但很长时间我们对前面三个研究比较多，比如在美术上主要研究了不同的画种、不同的载体，不同的样式，都是属于器的层面。在技的层面研究得更多了，就是画法，包括类似观察和表现的基本方法，解剖、透视和色彩，这些研究很多我就指导研究生写过"西学三法"，就是解剖学、透视法和色彩学。这三个东西在二十世纪引进之后整体改变了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中国画原来是散点透视，我们不需要深度空间，我们的解剖也完全是反解剖的近小远大，远不仅可以小还可以大；关于色彩更是中国人的"墨分五色"，这些都可以专门做研究。在制的层面上，二十世纪以来研究建制，呼吁制度的完善，比如美术教育、美术展览、美术社团包括美术的组织这些体制，但对于道的层面我们好像一直语焉不详或语焉难详，很长时间"道"这个词在中国美术里就是不可知或者不可言的东西，是玄的、形而上的东西，悬搁起来不敢多追究了。    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有条件更好地解决、"道"的问题，"道"也不是讨论一般的王道或自然之道，而是更多讨论人之道，就是人的主体意识。公凯先生策略性的自觉是从人的角度、从人的主体意识角度研究的。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第三个感想，公凯先生对二十世纪美术史的研究是侧重于性质的美术史而不是历史的美术史或者不是事实的美术史、现象的美学史，侧重于性质的美术史，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但在具体的属性研究与艺术史叙述之间，有些方面还没有考虑得很周全，一下子还找不到最为恰切的术语来概括艺术史的众多现象。"四大主义"是围绕着现代性的具体展开来建立的，可"四大主义"一旦和具体的美术史现象建立联系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不够准确，或不完全能够概括，有的可能在时间节点上也不完全平衡。我理解，"四大主义"是和"现代性"这个东西是有关联的，它是现代性展开的现象，可一旦用了"主义"之后，问题就来了，这个"主义"是要管用的，要不然没有"主义"，所有事情都是在某种"主义"的指导下展开的，这个"主义"和那个历史事实之间是不是有比较充分的吻合性？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我觉得"传统主义"、"融合主义"好像还是比较恰切的，因为这两个"主义"兵分两路，刚好涉及中国画及其他跟艺术、西学有关的这些类型。似乎"西方主义"就不够明确，"西方"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百年以来主要是中西之争，这当然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我们把西方看成一个笼统的整体，不去分别西方的欧洲和美国，更不细分欧洲的英、法、德、意等，所以我们和西方学者往往对话不上路，我们用的概念太大了，不太符合西方移植过来的比较具体的言说方式。比如林风眠、徐悲鸿两个人在艺术观念上那么分野，但仔细想来两个人都可以说是"西方主义"，只不过一个是西方的学院主义，一个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这就难以解决具体的问题。如果把"西方主义"放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时段，你可以说" 八五思潮"是" 西方主义"，但"新古典"也可以说是"西方主义"。"八五思潮"是西方的现代主义，"新古典"是西方的古典主义。再就是"大众主义"，林风眠很早就提到要走向十字街头的艺术，徐悲鸿也是关切民生，"普罗艺术"更是要反映普通的社会下层，革命美术、延安时代受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的艺术都是属于"大众美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美术的形式还更加兴旺，大量的被称为"现实主义美术"的画家画作也还有相当的大众身份。我非常佩服公凯先生的勇气，他的主义集群里面没有"现实主义"，这也是一个大胆的做法。一般来说，讲二十世纪中国不敢不讲"现实主义"，公凯敢于不讲，把这个话题朝更加具体化引发。但是在引发过程中我觉得对"西方主义"和"大众主义"就有点儿力不从心的驾驭。    还有另外两个"主义"是否也值得考虑？一个是"人本主义"，这跟"自觉"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理论分析的对象都是创作现象，都是作品，都是那些作品的社会效果、社会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本主义"倒是二十世纪的新性质。二十世纪初以来一大批艺术家开始对人这个命题进行了阐述，而且有意识的要在作品中表达。在这个命题上不管徐悲鸿的学院派还是庞薰琹的现代派，其实都非常注重张扬人的价值与存在，就是人文主义的意识。    另外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贯穿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家主义"，当然，这个词不太好听，可替以另外一个词叫做"社群主义"。也是二十世纪美术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二十世纪的美术家几乎没有单兵作战的，都结成不同的流派，形成不同的群体，这也和西方是一样的。如果不谈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这些群体，就失去了和西方美术比较的一个重要的支撑。西方现代主义其实就是多种主义的更迭，这一点公凯谈得很明确。对中国来说没有更迭，却有此起彼伏的现象，这种现象似乎更加值得研究。

新浪历史1913年系列访谈之二：1913年3月，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从此往后十几年间，是所谓军阀的时代，袁世凯之后，原本在表面上还算是被捆缚在一起的大大小小诸多军阀，一跃成为中国政坛的主角，互相攻伐以争权势，国家四分五裂，政治保守无为，外交仰人鼻息。中国近代政治，走入最为混乱黑暗的一节。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要等到十四年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但军阀，并未随之而去。整个民国，北洋军阀时代培植并成长起来的军阀与及新崛起的军阀，犹如青天白日之下的幽魂，始终没有散去。重回百年前的1913年，寻找历史线索。这一年，为何新生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刚刚一年，就遭遇了政治上的大动荡，最终使得共和体制难以运转。新浪历史1913年系列访问，从这一年年初大选开始。本期，我们访问了北京大学章永乐教授。他从辛亥年缔造的政治、军事格局开始，分析1913年宋教仁遇刺之前各种力量博弈之下所埋藏的危机。采访嘉宾简介：章永乐，浙江温州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宪政史，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新浪历史：章教授好，1912年是中华民国的过渡之年，它的政治状况如何，能否大致介绍一下？章永乐：1912年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基本政治框架的搭建：清帝退位、南北政府合并、袁世凯主政新政权、定都北京，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最后也迁到北京去了。用我在《旧邦新造：1911-1917》中的说法，这是一场"大妥协"。但是，这是一个很勉强的妥协。大家都认为国家要统一，都认同五族共和，但对于统一的中华民国政权的正当性基础，袁自己的解释与革命派的解释很不一样，袁要追溯到《清帝逊位诏书》，强调民国与清朝的连续性，革命派一定要强调民国政权的革命起源。大家也都同意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但是这个大总统该有多少权力，大家意见很不统一。南京临时参议院单方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的国务员的副署权、内阁用人必须经过临时参议院同意、凡加重国库负担的契约需要临时参议院批准等规定，都是束缚袁世凯手脚的。袁作为临时大总统，无论是人权、财权、事权都比较有限，无法充分施展。这种政体安排后来就成为矛盾焦点之一。除此之外，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是个重大分歧点，因为一旦袁世凯执掌中央行政，央地关系直接关系到革命势力的命运。同盟会-国民党与北洋集团在1912年磕磕碰碰的事情很多，但还没有撕破脸。袁世凯要搞"军民分治"，目的是为了削弱各省都督的权力，同盟会-国民党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在中央，换了几个内阁。唐绍仪内阁里有一半是同盟会的会员，但唐与袁冲突太大，到6月份就辞职了。陆征祥内阁被称为"超然混合内阁"，政党属性不明显，但陆征祥被临时参议院弹劾，8月份就称病辞职。赵秉钧代理总理，到9月陆征祥辞呈批准后出来组阁。8-9月发生的另一个事情就是孙文、黄兴北上调停，两人表明拥袁态度。黄兴推荐赵秉钧组阁，并把赵秉钧内阁的一堆阁员拉入国民党，从形式上做成了一个国民党内阁。到这里，大家面子上还是过得去的。但是，1912年年底至1913年年初的大选之后，国民党成了掌握议会的多数党，对组阁权志在必得。这对北洋集团来说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新浪历史：1912年6月到8月，出现了一个政府空缺的时段。8月份孙中山和黄兴先后北上，其实是调和南北矛盾。这是国民党方面和北洋方面关于内阁做的一次努力，当然，最后的结果也是出现一个国民党内阁。赵秉钧也加入了国民党，组阁成功。就1912年年中的情势来看，赵内阁算是最后一次妥协，1912年8月，情况已经非常危险，议会制吵得一塌糊涂，内阁无法出台。孙黄北上之后，赵秉钧内阁出台，南北的平衡，又勉强维系了下去。这里边的危机是什么？章永乐：南北矛盾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也是一个无法通过"大妥协"获得彻底解决的矛盾。这就好比两拨人开一个股份公司，到底谁的股份多呢？革命党人掌握革命的道义资源，掌握南方多省的地方军政大权，1912年南北和谈时，民军甚至在数量上比北洋军还多，"大妥协"后大量裁撤，军事力量就不如北洋了；北洋这一边呢，在"大妥协"之后掌握了中央的军政大权，军事力量比革命党人强，在地方上也比较有实力，但它是从清朝的军政体系中蜕变出来的，并不掌握革命的道义资源，更倾向于诉诸与清朝的连续性。双方都觉得自己股份多。第一轮妥协的结果是，革命党人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交出来了，但这不等于说他们放弃控股了。他们想搞政党内阁制，把内阁的权力拿到手里，这样就能在事实上实现控股。但1912年的事态发展可以让我们看到，还是北洋比较有实力一些，它得了控股的里子，可以给同盟会-国民党一个面子，把实际上听命于袁世凯的内阁"化妆"成同盟会-国民党内阁。这个通过妥协产生的政治结构已经矛盾重重，已经到了不靠"政治化妆术"就维持不下去的地步了。新浪历史： 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的大选，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胜。当时两院的职能是什么？章永乐：根据《临时约法》，立法机构是临时参议院。1912年8月10日公布的《国会组织法》事实上修改了《临时约法》规定的一院制，设参众两院，众议院为下院，议员由各地方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院为上院，议员由各省议会、蒙古、西藏、青海选举会、中央学会、华侨选举会选出，为间接选举。这一安排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制很接近。但机构虽有变化，两院行使的其实还是临时参议院的职能，这些职能有些是由一院来行使，有的由两院共同行使。建议、质问、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之请求、政府咨询的答复、人民请愿之受理、议员逮捕之许可、院内法规之制定这七种职权由两院分别行使，其他职权，除预算决算必须先由众议院议决之外，都由两院共同行使。共同行使职能，就意味着每一院对另一院都有否决权。比如立法就是两院共同行使的职能，每一院都可以提出议案，但都必须得到另一院的通过。这样参众两院的功能差别其实并不大。如果这两院都由同一个党控制，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相互牵制的作用。新浪历史：1913年这个大选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袁世凯的力量实际上没有介入进来，你怎么评价？章永乐：你说得很对，北洋系在这次选举中比较消极，根本就没有投入多少资源去参选。这跟袁世凯的素质和态度有很大关系。袁是旧官僚出身，搞官僚政治是行家里手，但确实是不太懂群众政治，没重视这个选举，没料到国民党选赢之后，居然能根据宪法，正大光明地与北洋竞争政权。另外，在孙、黄宣布支持他之后，袁的确也把自己当成超越国内各党派的"超然总统"了，认为搞定这些政党的头人，也就搞定了这些政党。这样下来，袁世凯既没想到自己去组党参与选举，也没有去刻意拉拢一些政党的势力为自己所用。国民党就不一样，很多人搞群众运动起家，即便不熟悉选举，也知道怎么搞群众宣传，更何况有宋教仁等一批在海外观摩和研究过选举的归国留学生进行引导；在南方，国民党人还控制着一些地方政府，更可以动用政权的力量来为国民党拉票或做票。这是两拨气质差异很大的人，一拨还停留在官僚政治时代，一拨已经迈入了群众政治时代。新的共和政体为群众政治留出了很大空间，国民党也充分利用之，但掌舵的北洋集团对此却缺乏心理准备。这样的一个政治体系怎么可能稳定呢？新浪历史：那么这里埋伏了一个1913年的破裂的伏笔，北洋集团失去了选举，或者它在选举当中完全没有办法和国民党抗衡。章永乐：如果北洋集团也积极参与选举，并在议会中有一定代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就会缓和很多，绝不会闹到这种极端对抗的地步。我这样说不是空穴来风。1913年的北洋还不会玩选举，结果国民党赢了；到1918年北洋就会玩了，操纵所谓"安福俱乐部"， 让试图冲刺国会第一大党的"研究系"输得很惨--有句话说得好："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但1913年北洋还没学会选举嘛。选举结果是，国民党在众议院596个席位中得了269席，在参议院274个席位中得了123席，加起来，总共在870个席位中得了392席。这是压倒性的优势，如果能完全按照政党内阁走，就可以兵不血刃的把施政权夺过来。距离胜利看似只有一步之遥，国民党人怎能不振奋呢？宋教仁动身北上前那些意气风发的话，绝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寄托着整个集团的政治愿景。但他们忘记了，他们背后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1913年这种情况，其实有点类似于晚清立宪，晚清立宪有个很大的驱动力，就是汉人士绅与官僚想通过立宪，兵不血刃地从满洲亲贵手里夺取行政权。满洲亲贵对此当然非常警惕，非但不让政权，还搞出了个"皇族内阁"。 汉人士绅与官僚和平夺权无望，才被推向了革命。 1913年的袁世凯就类似于清朝皇帝，国民党类似于想夺满洲亲贵权力的汉人士绅与官僚，夺权的人都并不想争国家元首这个面子，要的是行政首脑这个里子。差异在于，1913年国民党夺权有宪法依据，比晚清汉人立宪派的所作所为更理直气壮。对北洋集团来说，这就成了一个关系到本集团生死存亡的挑战。新浪历史：《临时约法》你怎么评价？它究竟是一个责任内阁制呢，还是一个混合的总统制？章永乐：《临时约法》确立的是一个混合了总统制和内阁制特征的政体，事实上总统制的特征还多一些。总统制下，总统兼为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内阁制下，这两个角色由总统与总理分别担任。《临时约法》一方面模仿美式总统制，赋予总统比较大的实权；另一方面，又仿照法国内阁制规定，增设了国务院(内阁)，并且赋予国务员以辅政权和副署权。但是，《临时约法》虽然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得到临时参议院同意，但没说对国务员免职也需要临时参议院同意。这个法律上的模糊，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就成为核心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将总理段祺瑞直接免职，黎认为合法，段认为非法。总的来说，实际运作起来，总统比总理更像行政首脑。标准的内阁制还需要有议会对内阁提不信任案和总统可以解散议会的对等设置。《临时约法》规定，"参议员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之二以上可决，弹劾之。"在这里，立法者将"不信任"也包含在"弹劾"的意义之中，可以说从实质上有不信任提案权。但临时大总统却不能解散议会。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政体，内部缺陷很多，运行起来之后也一直磕磕碰碰。为什么会立出这样一个法呢？它又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宋教仁是一开始就主张内阁制的，孙文一开始主张总统制，看到袁世凯要出任临时大总统，才改变主意，主张内阁制。如果搞成了标准的内阁制，袁就类似于"虚君"，实际行政权将由同盟会人士来掌握。但我们要知道，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临时参议院是全票通过的，连孙文都没有得到满票，这说明袁在临时参议院里有相当的威望。孙、宋等人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思路，并没有得到临时参议院的普遍赞同。在审议的过程中，一些对临时大总统不利的条款就被议员们删改了。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混合的政体。所以孙文很不满，他后来回忆说，"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新浪历史：这段历史当中我自己的一个疑问，《临时约法》没有明确责任内阁制。那么宋教仁上来之后，能不能组成完全责任内阁？章永乐：《临时约法》的法条确实并没有说实行多数党组阁的制度，从理论上说，总统可以提名少数党甚至无党派人士入阁，这也是袁世凯提名非同盟会-国民党人当总理的依据。但《临时约法》又规定，所有国务员都要临时参议院通过。也就是说，你总统可以随便提名，但我国会有否决权。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在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内阁人选上反复斟酌的制度原因。如果国会内部的人并不是很团结，少数党乃至无党派人士来组阁或入阁也是可能的，总统多费神做分化议员的工作就是了。但如果是1913年国民党占据多数席位的情况，总统不搞多数党组阁，遇到的阻力就会非常非常大。新浪历史：那就是说1913年年初这个选情已经把国民党推向了前台，北洋在选举当中严重溃败。这样的一个局面导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袁世凯怎样面对国民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长江沿江各省的演讲中，发表了很多激烈的反袁言论，有一个演讲他甚至说，袁世凯如果不按照国民党的意思办事的话，就可以把袁世凯(总统)撤换掉。这肯定是袁世凯方面不能接受的。张国淦有一个回忆录，他就说袁世凯在北京阅读到刊登宋教仁演讲的报纸之后，非常愤怒，就说宋教仁怎么能发表这种言论呢。两边情势，如此不睦，那么1913年年初正因为国民党胜选，有没有可能导致袁世凯必定使出重手，即使没有宋教仁案发生，他是不是必定要撕裂这种勉强的妥协？章永乐："必然"、"偶然"这样的用词都太绝对，我更倾向于用"概率"的概念来表述。事态走到这一步，不管有没有宋案发生，袁都有极高的概率出重手，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袁世凯一个人的事了，更牵涉到许多北洋军政要人的前途命运。乖乖交出组阁权，无异于北洋集团的政治自戕。北洋有这么大的军事实力，为什么要交呢？让袁世凯乖乖交权，这需要袁具备多高的治美德啊！更何况，袁对这个游戏规则本身就很有意见。《临时约法》毕竟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单方面制定的，北洋集团并没有参与立法，却最后要受到这个法律的约束。袁要是说不玩了，在道义上并非完全没有同情者。新浪历史：当时国民党有提议想让黎元洪来，因为黎元洪好控制，他们有这个想法。当然黎元洪是没有任何实权的人物，最多也就是在湖北省有一些实权，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太大。章永乐：黎元洪得了临时副总统头衔之后，也一直不愿意离开湖北，他是非常清楚实力政治的规则的，离开自己的军队无异于鱼离开水。哪怕是国民党支持，黎也断不会跑北京去当总理。他最后是被段祺瑞胁迫进京的。在我看来，黎元洪对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理解是准确的。政治制度的运作，还是不可能太偏离现实世界中的实力对比。在军省格局下，国民党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想兵不血刃地从掌握重兵的北洋集团手中夺走行政权，很不现实。从世界历史经验来看，"政党轮替"如果要顺利发生，很关键的条件是军队在国内政治竞争中保持中立。但民初的军队都是党派军队，显然不是中立的。新浪历史：你怎么看制度设计和真实的权力之间的问题，如果有更好的办法怎么处理1913年这个局面？章永乐：从结构上说，即便没有宋案发生，1913年的局面也已经很危险了，要想不崩盘，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家们超常的政治美德。假设他们有这种美德，相互给点面子，最后能有多大改善空间呢？手握重兵的袁是不可能接受国民党完全自主组阁的，他最多允许继续赵秉钧内阁的"政治化妆术"继续下去，或者在内阁中多放一两个真国民党人。而国民党既然赢得了大选，自然也不会允许自己的权力有所减损，因此袁试图获得的自主任命国务员的权力与解散国会的权力，都不太可能实现。所以，妥协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即便双方达成妥协，那也只是将冲突往后推而已。但实力对比还在变化，而且对北洋有利。我们要知道，1913年同时还在进行着另外一些事情。第一是袁世凯向列强借款充实财政，有了钱就可以增强北洋军事实力；第二是袁世凯大力推进"军民分治"，旨在削弱各省都督的权力，这首先就会削弱国民党控制的省份的权力。所以，坦白地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当时军队保持中立地位，而不是被不同政治势力直接控制，更有成果的妥协是可能的。但这种军事力量格局是从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对我们的讨论来说，它已经是一个常量。新浪历史：你怎么看共和党(进步党)在1913年年初大选中的作用，是与国民党形成两党制约吗？章永乐：进步党是大选之后合并统一、共和、民主三党才产生的。参与大选的政党非常多，选举的时候，还很难期望出现两党局面。袁世凯想当"超然总统"，一开始也没有两党政治的构想，他是等到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才去找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建进步党的。对他来说，这是亡羊补牢之举。进步党诞生之后，的确对国民党起到某种制约作用。比如说在善后大借款事情上，利用国会议事程序拖住国民党，这对袁是非常有利的。但进步党并不是对袁言听计从的"五毛党"，他们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梁启超等人之所以支持袁世凯，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有必要加强国权。所以不能把进步党看成是北洋集团的党。实际上，1916年的倒袁运动中，进步党系人士是急先锋。1918年，脱胎于进步党的"研究系"又想通过选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趁机组阁。这个时候段祺瑞他们学乖了，赶紧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无政党之名，有政党之实，结果一选，"研究系"输了个底朝天。那次选输之后，梁启超才意识到自己原来太天真了，没有从国民党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新浪历史：怎么评价袁世凯在1912到1913年年初之间的作为？章永乐：有人说袁世凯法制观念淡薄，这点当然是有道理的。袁世凯上任之后发布的大赦令没有经过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他不尊重国务员的副署权，没有经唐绍仪副署就作人事任命；他搞善后大借款，也绕开了临时参议院。这些事情都违反了《临时约法》。当然，我前面说过，袁对《临时约法》的意见很大，这个法的制定过程是有重大缺陷的。不过还是要看他做了哪些具体的事。袁世凯是中央政府领导人，处于那个位置上的人，都会考虑国家的整合。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陷入深刻的国家整合危机，边疆出现分离主义运动，地方上军省格局固化，中央不仅对地方失控，自身也财政拮据，难以为继。袁世凯从1912年到1913年初干的事情，首先就是"削藩"和加强中央集权。他做了几个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劝说南方把大部分军队解散了，这个事做得比较成功；第二个就是财政，要求各省向中央解款，结果连北方几个省的都督都不给他交，这个事情到1913年初都没有太大进展，所以袁世凯的重心就放在借外债上，跟列强借钱引人非议，但客观事实是，离开外债，北京政府根本无法维持。袁政府真正有实效的财政体制改革是从1913年底开始的。第三是推动"军民分治"，向各省派遣民政长官，借此在各省打入"楔子"，削弱都督的权力。最有戏剧性的事情就是，江西都督李烈钧推荐了自己的老师汪瑞闿来当民政长官，但汪瑞闿却向袁世凯输诚，李烈钧作茧自缚，陷入全面被动。第四，通过军事与政治手段，积极应对蒙藏分离危机，使情况没有进一步恶化。上面四件事，第一件是南京临时政府自己同意的，如果吃亏也是个哑巴亏；第四件是大家都赞成的；第二、第三件事情，革命派批评很多，视为卖国和专制。但就财政而言，即便是南京临时政府，也向列强到处借钱，孙文甚至向日本开出了租让东北的条件，尺度比袁世凯大得多。就对"军民分治"的态度而言，同盟会-国民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黄兴是赞成"军民分治"的，但担任若干省都督的同盟会员-国民党人则非常反对，并提出"地方自治"的口号来对抗，这主要还是因为自身成了"削藩"的对象。民初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中央过于集权，压迫地方，而是地方坐大，国家陷入涣散境地。 这样的国家一旦遭到外敌入侵，那就非常危险。这样来看，袁世凯的国家建设努力有很大的合理性。后来的国共两党一旦当权，也都会大力"削藩"，加强中央权威，其方向与袁并无大异。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削藩"，而是哪种政治势力、借助什么力量来"削藩"。传统上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认为"反动势力"削"进步势力"的"藩"，叫做专制独裁；"进步势力"削"反动势力"的"藩"，叫做民主进步。这种说法依赖于特定的"进步"的尺度，根据这种尺度，跨入"群众政治"时代的国民党比停留在"官僚政治"时代的袁世凯要更进步，所以国民党怎么反都是正确的。这实质上是历史胜利者为自己这边做的正当性论证，但从历史来看，新的、更"进步"的政治原则未必就会自然地得出好的政治效果，好结果的发生，总是需要非常复杂的政治实践。所以我们才需要政治学、法学来总结这些实践的经验教训。那我总结出了什么呢？中国在列国竞争之世要生存，内部就不能四分五裂，所以我同情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其中包括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前赴后继的国家建设努力，但在辛亥革命之后政治与军事权力碎片化的背景下，像袁一样仅仅依靠一个比较封闭的、建立在庇护、结盟与官僚等级关系之上的军政集团，通过压制其他政治势力来实现国家整合，是不太容易获得成功的。很简单，你依靠的力量太有限了，而你要对付的离心势力却非常强大。后来国共两党怎么做的呢？一是引入列宁主义原则整合自己的核心团队，第二是通过社会革命，把原来在政治上不是那么重要的社会力量变成支持自身的政治基础。当然，国民党在大陆根本就没完成"削藩"的历史任务，最后反而被别人"削"掉了。新浪历史：能不能说1913年共和政治的失败，是因为双方都缺乏妥协精神呢？章永乐：今人很容易"事后诸葛亮"式地怪当时的政治家缺乏妥协精神，甚至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来批判，比如专制的毒害啊，中国人习惯于一元政治思维啊。但不要忘记了，这个故事的开端就是1912年的"大妥协"啊！1912年的"大妥协"形式之精巧，前两年一批法政学者对《清帝逊位诏书》的分析已有详细揭示。是不是1912年的政治家富有协商妥协精神，1913年的政治家就突然转性了呢？要知道，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同一批人啊。在我看来，1913年的大决裂，从根本上是1912年的"大妥协"结构的破裂。1912年在北洋集团与革命派之间形成的"大妥协"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大家对国家统一有共识，但在其他方面的共识非常稀薄，就连袁世凯领导的民国政权是怎么来的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更不用说政体选择、行政领导人选、中央地方关系安排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了。双方都想要掌握实权，都对自己的政治资源有信心，都掌握一部分军队，也都在逼近对方的底线。在当时的结构条件下，要想不撕破脸，非得有超常的政治美德不可，即便换成白皮肤黄头发的政治家，结果也不会好多少。你不能一边到处用经济学里的"理性人"标准分析这个分析那个，一边在政治上天天要求政治家做尧舜。放在世界历史中来看，在那样恶劣的内外条件下，共和政治出现挫折毫不奇怪。想想短命的17世纪英吉利共和国、法国大革命后的大动荡与频繁的政权更迭、拉丁美洲历史上不断向军事独裁演变的共和政治...... 1912-13年的中国只会比这些革命中的国家和地区条件更薄弱，情况更复杂。如果1913年出现的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那才是真正的人间奇迹，政治学总结出来的很多权力的规律就要改写了。 (采访人：张晓波   受访人：章永乐  整理：吴佳璐)

只有当去杠杆化已经完成，世界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复苏，世界主要经济体仍处于去杠杆化过程中，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难以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