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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化工厂污染的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农业污染正逐步成为仇岗最大的污染源。

本文拟就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作一初步述评。

本文从考察1920年代的京音国音之争入手，对常被视为以纯粹声音为途径建立民族国语的京音国音两派背后的真实冲动进行了分析。从这一问题出发，重新讨论了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中从语音中心主义到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过程，分析了中国国语运动中蕴含的中国民族主义特殊性，并尝试以此为基础，对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一定反思，试图为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个思想史上的背景。

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从明末到康熙年，在中国生活四十七年，曾是中国钦天监第一个洋监正，累官至太常寺少卿、光禄大夫；各种著述和译著近四十种，涉及宗教书算、天文地理、大炮制造等。曾几何时，身陷囹圄，九链加身，险被凌迟处死。后又平反昭雪，被康熙称为“鞠躬尽瘁之臣子”。弗兰茨为了写《在上苍的阴影下》，重走了汤若望的来华之路，并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摘要]近三十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注重定性的基础上，日渐重视量化，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国两个战场抗战的战绩；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中国抗战的人口与财产损失(包括侵华日军暴行以及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延误等)。量化研究在抗日战争史中的广泛运用，使一些传统观点受到挑战，也使很多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化，这较之既往口号式的宣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过也要注意到，由于研究者立场不同，处理史料的方法有异，此外，或多或少由于受民族集体记忆的影响，量化中也存在着一些计量方法上的不当或随意性问题。[作者简介]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原文出处]《抗日战争研究》(京)，2010．1．101-110计量史学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学术界对于计量史学的概念、内涵虽然有不同的阐释和实际运用，但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简单地将其概括为对一系列可以量度的现象进行的历史研究。【1】80年代以后，此方法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除了依照计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的研究外，受计量史学的影响，各种研究中的量化也极为普遍。以抗日战争史研究为例，量化研究除了在传统的战时经济、财政、金融等领域广为运用外，在我们以往习惯"定性"的其他方面也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对抗日战争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以抗日战争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早在抗战结束时就已经开始。【3】早期的研究多注重"定性"，在抗日战争史的著述中，通常多用一些较为模糊的诸如"起了决定作用"、"占据主导地位"、"中流砥柱"、"不可估量"、"无以计数"等语汇。其实这些概念或多或少还是隐含着量化或统计的内涵，只不过由于史学工作者出于具体考证的困难或者缺乏量化的观念，使本来可以进行定量判断的概念变成了缺乏定量依据的简单定性。事实上，作为一场举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从大小规模的战役、战争的投入到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等等其实都是可以也是应当量化的。可喜的是，近三十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量化现象随处可见，其中在三个领域最为明显：第一，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敌的不同战绩和贡献；第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第三，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4】 一、两个战场战绩的量化 近三十多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是一个逐步回归理性的过程，即一方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中流砥柱"这一观点，同时也肯定了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以及全国各抗日阶层的作用，这种理性回归的过程，基本上是通过量化得以实现的。早期的抗日战争史被纳人中共党史的叙事框架，在讲到抗战的贡献时，虽然也有一些量化的表述，但仅仅关注到抗战时期中共的发展和抗日战绩，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出版的一些著作多作这样的表述："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扩大，建起了从东北到海南岛的十九个解放区，拥有人口一亿二千余万，人民解放军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5】"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人民战争路线的结果......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敌大小战斗十二万五千一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一百零一万余名，俘获日伪军五十一万九千余名，投诚反正日伪军十八万四千名，总共日伪军损失兵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名。"。在这些表述中，我们只看到了中国抗战的一个战场，看不到抗日战争存在两个战场的客观事实。差不多也正是从80年代初开始，学术界在重复上述观点的同时，开始通过量化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正面评价，如王振德认为，由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国民党始终留在了统一战线内，22次会战，主要战斗1117次，抗击了侵华日军的50％以上。【7】这一时期，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缓和，战后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蒋纬国所著《抗日御侮》、吴相湘所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以及国民党军政要人何应钦、白崇禧等军事报告中所列的国民党军方统计资料，也被学术界广为引用。对于1938年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肯定成了学界的共识。此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学者通过量化分析，对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江于夫认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了南昌会战等9次大规模战役，占国民党22次会战的41％，甚至还有过一些攻势作战，难能可贵，这一时期国民党还有大的战斗496次，占整个抗战时期战斗的44％，共伤亡137．6万人，占整个抗战时期伤亡人数的43％。【8】作者通过这些数据得出了国民党在相持阶段仍积极抗日的结论。在对正面战场战绩给予肯定的基础上，也有学者看到了这种量化所带来的问题。魏宏运认为："两个战场抗敌的比例，经常有些变化。数字的计算，因学者们各自的方法不同，自然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敌后游击战争已奠定了基础，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如果没有游击战争牵制，吸引日军的大量兵力，中国的大西南和西北，就会遭受敌骑的践踏，就有沦陷的危险，那么日本就可能宣布，它征服了中国。"【9】张廷贵则具体分析了两个战场的歼敌总数，认为日本在侵华八年中(不包括东北)，死伤官兵133万余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歼灭日军52万多人。占40％；歼灭伪军118万，几乎百分之百。国民党军队歼灭曰军80万，占60％，基本上没有伪军。从歼灭曰军的绝对数字看，国民党多于我军，但按军队人数比例计算，中共军队数量少(抗战开始为五六万人，抗战胜利时为94万人)，国民党军队数量多(抗战开始时陆军170多万人，抗战结束时为440万人)，中共军队歼灭日伪数则多于国民党的两倍。他认为这些数据进一步显示了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伟大作用和地位。【10】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虽然存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之分，但它毕竟是一场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因此也有些著作更关注将两个战场的战绩加以综合。在军事科学院所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签字，历时14年之久。特别是在1937年七七全国开始的3000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中，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11】将两个战场的战绩加以综合，有助于强化"全民族抗战"这一概念。中国官方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候，就明确作出如下的定性表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12】由此可见，关于两个战场的战绩问题，从最早的只计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抗日战绩，到兼计正面战场的战绩，进而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绩形成一个中国抗战的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贡献的量化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过多地强调了苏联对击败日本的作用，如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13】此外也有"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的说法。毛泽东的上述看法在早期的抗战史研究中也得到了响应，如李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认为："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苏联的出兵，使日本丧失负隅顽抗的可能，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14】还有一种情况是过多地强调美国对击败日本的贡献，这在日本比较普遍。早在日本刚战败的1945年l2月，美国国务院调查分析局对住在北京的385名日本人实施的调查中，87％的人认为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不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15】从战后日本学界对于战争的时期划分来看，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是把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1月称作"中国事变"，把1941年到1945年称太平洋战争，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历史时期划分问题，实际上是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这既是美国占领时期对日本所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抗战作用的轻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有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进行了量化研究，发表了众多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被官方所采信。【16】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官方的表述是："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持久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迫使日军放弃北上计划，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的作战。中国人民在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殊死搏斗中，共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对其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7】不过也有学者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提出了频有挑战性的观点。2004年，互联网上有托名张忠义的作者发表了《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的文章，引发了极大的争论。【18】该文认为八年抗战中国虽然对战胜日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美国才是战胜日本的主力，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日军在中国损失133万是个累计数，包含了死亡和受伤两个数据，我们是用日军在中国的死亡数和累计受伤数去和日军绝对损失总数对比，才得出70％这一比例。二战中日军总计战死和残废伤员195万人【19】，其中在中国八年战死40万人，中国八年抗战击毙日军数只占13军二战死亡总数的22％。而约有120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占二战时日军死亡总数的64％。第二，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的说法站不住脚，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是只看战争前期情况而不提整个战争全局，另一方面混淆了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和在中国的日军这两个概念。日本陆军二战时期的四大战略集团分别为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在中国的两支日军中，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所对付的实际只是"中国派遣军"。因此，我方所称敌后游击队抗击侵华日军的觔％，只是计算了日军中的"中国派遣军"力量。此外从日本投降时的兵力分布情况来看，投降时日军总数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所占比例不到15％；关东军向苏军投降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上述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但它提醒了我们量化的科学性问题，值得重视。除了上述争论，学术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十四年的说法，其实也是旨在说明中国抗战的艰难与巨大贡献。当然，研究时段的向前延伸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过去我们在中共党史的框架中，将1931-1937年的历史纳入"国内革命战争"中加以叙述，虽然也会提到这一时间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一面，但其重心是强调了国共之间的内战，随着抗日战争时段的向前延伸，我们很自然地就将1931年以来国共从内战走向合作纳入了抗日战争的研究视野。 三、中国抗战损失的量化 在各种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量化中，中国抗战损失最受关注，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抗战的人口伤亡与日军的各种暴行；第二，中国抗战的财产损失以及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 (一)关于中国抗战人口伤亡与日军各类暴行的量化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就开展了有关抗战损失的调查和统计，战后的1947年5月，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在国民参政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正式列举了中国在抗战中的各项损失，这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在抗战时期所蒙受的损失以官方名义发表的唯一一次统计数据。根据该报告，中国军民人口伤亡总数为1278万人。【20】学界普遍认为国民政府公布的上述统计结果不够全面，因此，关于中国军民伤亡人数的问题一直存在众多的说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数字多数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统计和调查基础之上，只能看作是一般性的估计。在中国大陆学者中，军事科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认为中国军民在战争中的伤亡数为2000万人。【21】刘大年则认为中国军民的死亡数为2000余万人。【22】胡绳认为在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计2100万人以上。【2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其编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认为八年间关内军队和平民的伤亡(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在内＼达2100万人。【24】王桧林认为中国军队伤亡为380万人，民众伤亡1800余万人(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共达2100万人。【25】何理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30万人，人民伤亡1800万人，共计2130万人。【26】罗焕章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80万人，中国人民死伤1800万人，共计2180万人。【27】李新认为中国军队伤亡400万人，人民伤亡1800万人以上，共计2200万人。【28】刘庭华在《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中提供的数据是：国民政府军伤亡320万人，中共武装部队中伤亡58万人，民众伤亡1874万人，共计损失人口2250余万人。【29】台湾学者关于中国战争伤亡数目多引用何应钦的说法，即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军人伤亡(陆、空军)320余万人，人民直接、间接死伤者2000万以上。【30】上述关于中国军民伤亡总数的说法虽有不同，但基本上是处于2000万到2200万的区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军事科学院部分学者对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作出了新的估计，其结论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31】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和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此说法被广为采纳和引用。【32】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该项数据的完整研究成果，因此不少海内外学者颇为困惑，台湾学者迟景德认为："本人绝非要否定这些统计数字，但以两岸相隔阂，事有不通，诚不知其统计数字是如何产生的?是经过重新普查?抑或是根据资料透过研究作合理的推估?"【33】正因为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的说法也并不是实证的研究结果，因此对于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继续成为90年代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热点。【34】袁成毅以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为基础，再增加了中共解放区的损失数据，另外将所能掌握到的一些其他伤亡数据作了相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战时最低限度的伤亡人数为2228万余人。【35】米红利用80年代以后所获得一些回顾性调查资料及被海内外所公认的1935年人口统计资料，用人口学方法估计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000万。【36】卞修跃在其博士论文及相关的成果中对中国战时的损失也进行了新的考察。其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据各省战后调查统计结果，初步开列出各省区的直接人口损失数，对没有寻到战后调查统计结果的部分省市区，则根据地理相连、战情相类的原则，各选具体的参照省区为基数，以统一方法估算，分别求出这些省区抗战人口损失的估算数字。此外对劳工、东北地区、伪军及兵役壮丁等方面的战时人口损失也都进行了分别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战时人口包括死亡、受伤、失踪等在内的各项损失数最低限度为4500万人，估计中国战时的人口损失可能超过5000万人。【37】透过上述各种估计，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抗战伤亡人口总数有一个从2000多万到5000多万的区间，由此可见要得出一个中国抗战人口伤亡的结论的确是极其困难的，要推进此项工作，一方面有赖进行全面细致的史料整理和调研【38】，另一方面对13军暴行和中国军民伤亡作分类的量化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对平民的施暴形式五花八门【39】，其中，广受关注的有日军对中国平民的集体大屠杀、细菌战与化学战、掳掠劳工、性暴力(包括慰安妇)等。【40】差不多每一种暴行都涉及到了量化问题。在侵华日军对平民的暴行中，南京大屠杀遇难30万的说法最有争议。此数字主要来源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的调查，根据后者的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1946年2月17日上海《大公报》就以《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三十万》为标题作了报道。但战后60年来，围绕大屠杀30万的说法，学界一直进行着非常激烈的争论，中国学者多数坚持这一说法，如孙宅巍经过考证，认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中，经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18．5万余具，市民私人自动组织掩埋同胞尸体3．6万余具，伪政权出面雇工收尸7400余具，日军动用部队掩埋和处理尸体15万具。以上述数字再扣除收埋统计中可能交叉的数字，以及约1万名在战场阵亡的军人数，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确有30万人以上。【41】日本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有着相当悬殊的看法，多数并不认同30万这一说法。杨大庆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的根本原因，认为"对争论的主体来说，有益于反击争论对手。对一部分日本人来说，30万人这个数字是典型的中国式夸张，中国人制造的神话，是一种宣传，是东京审判史观的象征。可是对于另一方压倒性多数中国人来说，30万人这个数字是战后军事法庭下达的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正义的历史判决。一部分日本人曾试图全盘否定战后联合国军方面进行的军事审判。为表示反对，中国再次确认了守护这个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上的数字的意义"。【42】有关日军细菌战所致中国军民的伤亡，其统计数据大多来源于实地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估计。最近十多年里，有不少学者以及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辩护团对浙江、湖南、江西、云南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获得了很多新资料，刘庭华根据各地调查材料，得出的结论是：日军在中国20个省区使用过细菌武器，染疫、死亡人数约120万人。【43】尹集钧也是根据各地的调查结果，认为迄今为止可以统计出的中国受细菌战之害死亡的人数超过7万人，预计会达到200万人。【44】对于日军实施毒气战、化学战所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也有学者作了初步估计。步平认为在战争期间，日本至少生产了700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2000次，造成近10万人的直接伤亡；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了2000---3000人，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45】关于日军掠夺、役使和迫害劳工的问题，陈景彦主要考察了被掳掠到日本的劳工情况，认为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应为38．9万人，而从收容所出发即在"契约数"以内的劳工则在4．1叫．2万名之间。除乘船途中和登陆后至日本企业之前死亡812人外，在日本企业中死亡5999人，再加上送还时死亡19人，总计死亡6830人。【46】居之芬考察了从1935年至1945年8月日方强征、役使中国劳工总数，认为在此期间日方强征中国劳工总数约1500余万人(包括在东北使用1000余万人，在华北使用约360万人，在华中、华南输出使用150万人，在蒙疆使用40万人，在日本使用近4万人，朝鲜使用近0．2万人等)。【47】吴天威认为，日本从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在东北和华北为修筑众多的军事工程和办厂开矿大量奴役中国劳工，其总数达到3700万人，在这些军事工程和厂矿中，中国劳工惨遭虐待，被迫害致死者近千万人。【48】慰安妇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学者涉足该领域较早的是苏智良，他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日军每侵入一地，便掳掠大量当地女子同行，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在20万以上。【49】侵华日军的暴行当然远不止如上所述的几种类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侵华日军在华各种暴行作分类的量化研究，是中国抗战人口伤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抗战军民伤亡的具体情形。 (二)日本侵华战争所致中国财产损失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 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的总数多采用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几种数据：第一、350亿美元说【50】；第二、584亿美元说【51】；第三、559亿美元说【52】；第四、620亿美元说。【53】这些不同的说法在各种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财产损失研究中往往因作者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转述或不同的发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对中国抗战财产损失有了一些新的估算，其中关于直接财产损失的说法基本上还是立足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调查与统计结果，而对于中国抗战的间接损失数则与国民政府战后的调查与统计结果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如1985年军事科学院发表的数字中就认为，抗日战争中，中国的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折合1000多亿美元(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战争消耗400亿美元)。【54】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提出八年抗战中，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55】目前影响最广的一种说法来自于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该书所列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财产损失情况是：中国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56】此说在学界内外被广为引用，同时也被官方所接受。【57】由于上述数据同样也没有相关调研成果的公开发表，因此也常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不过由于财产损失涉及到很多计量方面的困难，很少有学者就全国性的财产损失加以系统的量化研究。【58】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由清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虽然经历的内战和外战不断，但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在持续的时间、波及的范围和战争的规模上没有哪次战争可与1937年至1945年这八年的抗日战争相比。90年代早期，台湾的郑竹园基于对战前中国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并参照国外学者有关中国战前GDP的发展速度，概括了中国抗战损失对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影响："1937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仅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惨重的牺牲与破坏，更重要的是把自1912年以后逐步开展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腰斩，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少推迟了半个世纪。"【59】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也指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野看，这场空前绝后的侵华战争"把近三十年来的中国逐步推进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完全打断"，"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60】上述两种观点是基于对战前中国现代化发展情况和战争的破坏情况而得出的结论，其实都只是一个概数，它所说明的问题是，没有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肯定会有大的进步。 四、量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纵观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量化使定性研究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对抗战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也要看到，在量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值得注意和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史料的选择和处理问题。量化本身并不能排除主观任意性的可能。任何计量的方法，都是运用计量工具的研究者在起着支配作用，研究者总是习惯于按照自己事先设定的某种假设去收集和选择数据，而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有大量的史料留存下来，但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很多史料是需要认真分析的。比如战绩的问题，交战的各方在当时出于宣传和鼓舞自己队伍士气的需要，总是尽可能地夸大自己的战绩，很多数据其实并不准确，如果我们把战争期间国共双方战报中所列的战绩加在一起，会得出非常惊人的日军伤亡数，与日军的实际伤亡会存在很大的距离，当然日军的战报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此，选取史料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对新近调查所获的口述资料也同样有一个处理问题。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不少非专业人士在各地搞了大量的调查，如在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地均有因对日诉讼而进行的关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口述访谈，这些材料一方面的确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细致的考订，据此作出的死亡数的估计就往往难以令人信服。如据《侵华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战争纪实》所载，1942年5月4，日机对保山县城进行轰炸，死亡1万多人，因日军投放霍乱菌，城乡有6万多人死亡。【61】事实上，滇西系山区，人口的聚集密度并不高，细菌战死亡率如此之多是令人生疑的。其次，量化的研究必须将计量的对象尽可能做到概念清晰。比如，我们往往是将"敌"和"伪"、"伤"和"亡"并提，实际上这些概念是有严格界定的，如果模糊地用"敌伪"和"伤亡"就缺乏了科学性。又比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对于"南京城区与南京周边"、"平民"等一系列概念的界定。至于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的伤亡人口和财产损失有待厘清的概念就更多了，如人口伤亡是否应当包括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所导致的民众因疾病、饥饿等因素的死亡，财产的间接损失到底如何计量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的问题。再次，要防止出现"数字教条"。我们承认量化的方法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有助于说明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处理好定性和定量的关系，没有计量的分析为基础，有时候定性的判断就缺乏依据；但是也只有通过定性的分析，量化的研究才会更有意义。最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量化，也要尽可能防止一些情绪化的宣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沉重的集体记忆，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要尽可能少受情绪的支配，当下中国各类抗日战争损失数似有不断增加或扩大的趋势，这不符合科学的原则，诚如孙宅巍针对南京大屠杀所谈到的看法，即不要陷入研究的三个误区，那就是永远不变的数字，更加精确的数字和更多的数字。"只要承认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个历史事实，就可以对南京的中国死者数量这样的敏感问题进行讨论"。【62】实际上其他的量化也是一个道理，科学性不强的量化只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它也常常会被日本一些右翼学者拿来作为中国实施"反日教育"或"仇日教育"的口实。【63】 

袁松：房头记忆如何可能？ ——大冶调查随笔 湖北省大冶市的沼山村属于鄂东南丘陵地区，该地区的村庄形成于元末战乱之后从江西到湖广的移民浪潮，各自然湾多为单姓聚居，湾子与湾子之间以田地相隔，同一宗族的不同支脉散布在附近不同的湾子里。在那里调查时，当地人强烈的村庄记忆与房头认同让人印象深刻，村庄政治与公共品供给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举例来说，沼山村的刘通与杨文昌两个自然湾从明朝开始就世代不通婚，一直持续至今。这件事情最初的起因是刘姓的祖先通公当时的一个奴才姓杨，他后来从刘家离开搬到山里居住，繁衍出的子孙后代就是现在的杨文昌。这两个湾子一开始之所以不通婚，是因为不能乱了尊卑等级，后来渐渐地刘姓对杨姓就有了一种鄙夷的心态，认为他们是自己祖先的奴才生出的后代，而杨姓则对刘姓这种瞧不起人的心态异常气愤，坚决不与之往来。此后两个湾子在历史上又曾因山林地界和沟渠灌溉发生过一些纠纷，甚至发生械斗。民国时，杨姓一位读书人成了“区长”，这位出人头地的官员果然不负众望，他在任内让刘通湾的人受了许多虐待……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不到四十户人家的张伏四湾居然有两座正屋，相隔不过十几米远，一座的门廊处写着“伏四祖堂”，另一座则写着“伏三祖堂”。这个湾子的张姓有两个房头[1]，但这两个房头从不共用同一个正屋，而且连唱戏这样的集体活动也是分开的。这个事情的原因甚为久远，张伏四湾的一个村民说，300多年前他们的开基太公迁到这里时只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张伏四）妻子就亡故了，于是这位太公续弦娶了第二任妻子，妻子带来前夫所生的一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张伏三。也就是说，张伏三本来不姓张，改姓换来祖宗之后才叫张伏三。有趣的是，几百年后伏三与伏四的后人都说对方的祖先才是继子，自己的祖先才是正宗的张姓后代。当然，强烈的村庄记忆并不仅仅体现在中老年村民对村庄历史中一些掌故、传说的熟悉，更深层次的记忆还体现在以房头为基本组织单位的各种公共事务中繁琐的仪式，复杂的程序，古朴的用语，而且，村庄日常生活中的禁忌颇多，各种谚语特别是处理具体关系的歇后语、顺口溜非常完备；不仅如此，当地涉及民间信仰与习俗的集体活动很多，节日内容丰富。其中最为隆重的几种活动包括修族谱、接太公、唱戏、丧葬与祭祀。为什么在沼山村的各个自然湾中，农民的认同单位——房头会如此明显且不容置疑？为什么这个认同单位可以穿越数百年的历史延续至今？它的存在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仔细分析。 一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村民的房头意识产生于每年常规化的祭祀活动。同一房头的村民所祭拜的对象一致，顺序相同。开基祖生于故土，因而也埋葬在遥远的江西，山水迢迢，清明祭祀时难以顾及。而开基祖（也被称为始迁祖）迁居后在本地出生的第一代儿子，也就是各个房头的祖先，则埋在村后的祖坟山上。在每年的清明、七月半等祭祀的时节，子孙们都要从这个祖先开始祭拜，施以重礼。其它房头的祖先如果葬在附近，顺便祭拜一下，如果有一定距离，则可以不拜。而在本房头祖先之后的若干“太公”（爷爷以上即三代之外的祖先都称太公），由于人数众多且年代相隔久远，许多人的墓碑已模糊不可辨识，还有许多人的埋葬地点已难以记起，祭祀时难免有所忽略。当然，距离村民自身年代较近的祖先，记忆依然清晰，甚至音容笑貌仍能记起，在扫墓时也要去坟前一跪，以求心安。如此一来，在祭祀活动中，本房头的所有男丁都是首先去房头祖的墓前，然后又到最近四五代本房先祖的坟头跪拜。而房头意识、亲疏之感，也在生者与先祖的沟通中产生。至于这种祭祀的规则，一位村庄长老回答说：“哪里不是这样呢？没有第一个祖先就没有我们这里的这些后人。去祭拜一下（还记得的人）也不是为了什么，人死如灯灭，不求他保佑，就是觉得感情上好过一点。”为什么在祭祀活动中的后人看来，去祭拜本房的近祖心安理得，而其它房的先人则好像隔了距离呢？这里就涉及到人类普遍参与祭祀活动的一个根本问题：生者与死者阴阳两界沟通的实质是什么？其实阴阳两界是无所谓沟通的，人之所以能对一个死者的符号寄托情感，是在寻找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之同一性。过去的我与活着的死者曾经有过密切的互动，他/她的符号能够勾起现在的我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从而更好地定位自我，迈向未来的生活。简而言之，人们参与祭祀活动是为了在曾经与社会发生的互动中寻找自我的本体。在村庄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不同的房头就是几个不同的大家庭，他们居住在村庄的不同方位，房头之内互动更为频繁，[2]感情更加亲密。村民们之所以去祭拜本房的近祖，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这些逝去不久的老人接触更多，情感积淀更深，而当这种自然产生的情感原则贯彻到祭祀活动中后就会强化同一房头的子孙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3]，加重彼此间的人情往来，这又会反过头来使得子孙的子孙们在祭祀活动中拜祭本房的祖先。如此循环往复，情感性的习惯在代际间的传接过程中慢慢变成大家默认的“规矩”，即使同一房头的后代们没有在村里集中居住也同样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操演。比如，在最典型的聚会场合红白喜事中，三服之内的亲房都有义务去帮主家干活，而且还要送礼；三服之外但同一个房头的亲人需要送礼，但不帮忙；不同房头的村民不用送礼，但会有一个长老被邀请；村中若有其他姓氏一般不用参加。在这样的场合中，族亲与姻亲是分开的，族亲是本湾子人，姻亲是外湾子人，外面的人是客人，送礼、吃饭、娱乐即可。而当远近亲疏的格局形成以后，送礼的内容、分量、方式也都成为一种公开表演，不再是个人之间的私事。[4]在丧礼等正式场合中，与主家关系不同的人穿戴的孝衣规格有所差异，站立、行走、坐下的位置各不相同，形成规整的秩序。类似的差序规则在相对封闭的定居型农业社区形成以后，会在各种不同的公共仪式及活动中操演，让参与到仪式活动中的个人受到规则的训练，而在沼山村，这种训练的最为显著的一个效果是强化人们对于房头的认同感。如前所述，尽管修谱、接太公、唱戏等活动的地理范围都超出了自然村，有的活动如修族谱跨越了省市，接太公与唱戏的开展范围是在同一个基层市场圈内分散居住的宗族，但是，所有这些活动最基本的承接单位与组织单位都是房头。同一宗族的不同支脉由于散居各湾，举办全宗族的活动时往往成本很高，因而频率较低。在涉及到全族的集体活动时，因为自然村内的各个房头有紧密的私人关系，于是各个湾子分配到的组织、联络、收款、运输等任务就落实给各个房头轮换承担，以便提高办事的效率，特别是从私人那里集资收款时，将公事转化为房头内部收款人与付款人之间的私事，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阻力。在这些公共事务[5]中，一些有公心、有能力、有魄力，性格正直刚毅的人物逐渐在实践中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每个房头的房头长。[6]房头长的权威确立以后，本房头以内的纠纷、分家、移继、招赘等私人事务都会主动找上门来要他解决，当然，请他吃饭是少不了的，这是最起码的礼节，然而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其它的物质上的好处。在房头长那里，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以及从中获得的自我实现感，而房头也因房头长们的自发追求而整合起来，形成了凝固了自我意识。 二在村庄社会中，地方文化的延续并不依赖成文的法令，不依靠人们对于各种明定规则的有意识遵守，而是靠身体自幼接受的习惯性训练。奥克肖特曾经区分过两种道德类型，一种是“对道德标准的反思应用”，另一种是“感情和行为的习惯”。[7]在前一种循规生活方式中，不仅规范或理想是反思的结果，而且这些规范和理想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也同样属于反思行为；而对于后一种来说，此处的行为几乎等于没有反思，在一种生活情境中，不存在对选择的权衡，有的只不过是遵循自幼熏陶的行为方式。习惯行为和规范行为之间的分界线，取决于是否有意识地应用了规则，实际上，大部分的人类行为都可以用习惯来加以描述。也即是说，规范潜藏在身体的习惯中，人们在具体的实践中下意识地加以应用，当习惯改变时，人们也是在无意识的从众与模仿过程中改变的，他们不会去深究习惯背后掩藏的规则，去反思它的价值，然后再进行选择。保罗·康纳顿极具启发性地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做了一个基本类型的划分，他把记忆（动词）分为个人记忆、认知记忆与身体记忆。[8]个人记忆是指生活史中的事件、经历，认知记忆是指一种过去获取的知识，如数学公式，逻辑真值等，身体记忆是人们具有的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就像骑自行车、游泳一样。康纳顿非常看重身体记忆的作用，正是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使得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记忆的知识通过不断的仪式性操演来传承和维持。尽管行动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文化通过提供行动指向的终极目的和价值来塑造行动，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与生活情境里，文化更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工具箱，人们依据它来决定采取行动的策略与规则。沼山地区的房头认同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记忆，首先是因为村庄中单姓聚集的居住形态和早期生长史中形成的地方文化给村民们提供了一个以房头为单位的寻求生活意义与共同价值的集体行动路径，村庄社区的公共规则也以房头为核心向外展开。在年复一年的村庄生活中，以房头为单位的仪式性活动反复举行，它不断在实践中将各种象征符号与文化规则进行身体刻写，进而延续了房头认同。概述之，房头认同的传承和延续有两个核心要件，一是提供意义和行动路径的文化经验保持稳定，二是仪式活动的持续。意义/符号系统的稳定性与一致性能够激发仪式活动的继续举行，而仪式活动的保持能够反过来强化意义/符号系统在特定场域内的一致与稳定，延续人们对仪式性活动的行动路径特别是组织单位的认同。仪式是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可以使参与者在特定的符号系统面前体会到具有强烈的意义与感情，从而把共同的价值赋予操演者的生活。仪式（特别是丧礼和祭祀）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程式化，它刻意讲求形式、严格遵守成规，几乎会到呆板的程度，任何对仪式的变通都要经过非常正式的商议才能通过。正是严格的程式化使其正式、庄重、严肃，同时也使它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对过去的重复。仪式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纪念，无论是纪念某事还是某人，其操演过程中的符号叙事都是为了表达和重申对过往者载附之精神的弘扬。人们通过参加若干场仪式，模仿他人的语言、神态、举止、姿势、观察前辈的组织方式、事务流程，体会具体情境中的感受和联想，便可以在不经意间完成村庄记忆的传递，而不需要下意识地强迫自己进行理解、背诵和练习。但是，如果仪式的意义指向已不明确，或者说人们只能够守住仪式的古老形式却对其符号的理解难以达成一致的时候，记忆的功能就要大打折扣，甚至连仪式的结构本身也会被慢慢改变。举例来说，沼山村的丧礼中有一种叫做“做斋”的仪式，在仪式举行的过程中子孙们要跟着道士在老人的遗体前转圈，亲友们围在一旁观看，意思是在黄泉路上送老人一程。现在我们往往只能看到道士们围在一起转圈，子孙及亲友们都不参与，连在一旁看热闹的人都没有，因为大家觉得“看多了，没意思”。而且，人们举行做斋仪式的动力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举行做斋时尾随其后的子孙越多，队伍越长，表示老人越能够走得顺畅，它象征和表达的是一种“慎终追远、子孙绵延”的价值追求，现在尽管当地人仍有较强的生育冲动，但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做斋是为了什么，村民们举行这个仪式时更多地只是为了争个面子：“别人有钱做我为什么不做呢，我家又不差，不能（因此）被别人看扁了啊！”[9]关于做斋仪式的知识以前是靠代际间的口述传承，尤其是通过准专业的兼职道士们的师传并向周围的农民传播，但经过革命年代的洗礼之后，有关这些仪式的内容在话语层面上都被指斥为封建迷信，特别是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年轻一代，他们从学校老师和语文、思想品德及历史课本那里接受的观念都把宗族视为腐朽势力，把那些与神秘主义相关的，涉及死后世界的仪式看做不科学、不文明的行为。这些因素都使得村中仪式的意义指向逐渐被遗忘，而形式化的细节也有被简化的趋势。同时，如果村庄文化经验中仪式活动的行动路径因为替代物的出现而发生更改，则仪式参与者对行动单位的习得与传承也会渐渐失落。比如正文中讲到的熊文湾最近接太公的例子，领头的熊自皇老人充分利用市场，事先向商店赊购所需物品，省去了各房头的收钱事宜，事后他再用同宗族其它湾子的礼金来冲平账目。请客吃饭的方式同样做了变通，由于湾子小，精英人物在外打工，没有更多的时间回村应对，熊自皇老人舍弃了以往由各房头轮换，集中买菜、借餐具桌椅、吃饭的习惯，而是用了一种按户承包的办法，每户人家安排两桌客人，自己做饭自己招待。他这样做省去了很多麻烦，但却无意间把房头的行动单位抹煞了，而且把全湾公共的客人分配给每个家庭，成了私人的客人。笔者还在周边的其它村听闻了这样的情况，即由村中的一位在外经商发财的富户将钱垫出，然后将整个招待的事务包给镇上专业的厨师，由他带人、带菜、带工具、带桌椅过来，一揽子包干。在这些例子中让仪式活动细节中的行动路径发生变化的诱因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与交通的便利，作为替代性行动路径的市场机制越来越深入，以及随着打工经济的深入和村庄的贫富分层而使得村庄精英常年外出谋生，在村时间受到极大限制。最后，表达地方文化的仪式性活动需要足够的行动者作为支撑，抽象地说，一定的文化结构需要一定的社会形态与之对应，如果村庄的社会结构经常性地发生变动，则与特定文化粘连在一起的仪式活动就难以举行。比如在沼山村的深山里有一个简张湾，这个湾子在户口本上的统计显示有近300人，但实际上常年在村里生活的只有不到50人，因为这个湾子距离集镇太远（步行一个来回需要约3个小时），而且山路崎岖，运输不便，90年代的打工潮兴起以前，村民们基本上自给自足，与外界的生产交换不多，但在这之后村民们打工的收入多了起来，日常生活的需求依赖集镇的程度大为增加。特别是小孩读书的问题，以前沼山村的小孩多的时候，小学和中学都建在村里，此后随着学生越来越少，学校都集中到了镇里，简张湾的孩子念书就更加辛苦，尤其是遇到下雨天情况更加糟糕。湾里老人说，十多年前，这里的年轻人等到孩子要上幼儿园的年纪，就到镇上租房住，或者直接买房。现在，这个湾子陆陆续续搬走了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家，我们在湾子里看到，尽管大部分的房子都是老房子，虽然没拆，但门前都是人头高的荒草。那些搬到镇上的人平日里在外打工或者做些小生意，他们散居各处，会聚极少。老人们在谈起他们的子女时都一个劲地叹气，说他们都忘了本，言下之意是她们身上的传统到儿女们那里留下的越来越少了。不断有人迁出的效果是村庄空壳化，村庄记忆失去了群体压力形成的传承氛围与身体的载体，而不断迁出的人如果是插入到陌生的地域而非集体搬迁，则这些迁出者就需要面对新的符号，新的规则，新的行动路径。在各种迁出者杂居的社区，他们各自的记忆没有强烈的一致性，而要等他们通过人情交换等总体性社会制度延伸关系网络直至形成地缘性共同体，产生信任与规则，又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就在这样一段时间内，又不断有人迁入与迁出，如此一来，不断变动的社会结构就难以孕育一种文化模式并进而通过仪式活动形成社会记忆。阳云云在安徽长丰调查时感觉到那里的农民对村庄的历史较为陌生，在谈及具体事件时缺乏线性的时间框架，而是一种模糊的周期性的概念。[10]她认为这与当地的历史中每隔十几年就要发生一次的大水灾使得那里每隔若干年就要发生一次规模较大的移民不无关系。我曾经调查过的湖南汉寿县的松村，那是一个多姓杂处，居住分散的聚落，村中没有异常明确的规范与禁忌，缺少公共的仪式活动，村民们对集体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有较深的记忆，但却无法讲述更为久远的历史。松村属于洞庭湖周边的平原地区，五百多年前是一片沼泽，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有人迁居当地围湖造田，此后的几百年内又因为修建长江大堤湖水渐退而不断有来自外省的移民。也就是说，这些村庄的社会结构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开放状态，直到建国之后才趋于固化。斯威德勒说，“在稳定的时期，文化经验与社会的结构化环境相互加强，而在不稳定时期则会随着新生的意识形态建立新的风格或行动策略。”[11]斯威德勒所说的稳定时期是指社会结构处于一种长期连续的日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特定的社会结构能够使从中产生的文化经验保持生命力。然而现实情况是，村庄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在历史中会以多种模式互相交叠，而简单同构的模式只不过是其中有限的个案——它只能在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下出现，这种稳定使人们可以在社会与文化的罅隙处作出调整，使之继续严密，而在变动的社会中，两者之间的不连续性却是一种常态。 三社会/集体记忆不同于个体记忆的地方在于，社会的寿命比任何一个个人的寿命都长，研究记忆的社会构成，就是要研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承行为。而当我们思考农民认同-行动单位的村庄记忆时，同时也是在反思其认同单位的忘却机理。在目前的沼山地区，传统仪式中的许多环节及其蕴含的意义开始被淡化、被遗忘，举行仪式的动力因也发生了变化，但仪式中行动者的组织路径却依旧保持，并且被视为“理所当然”，前述例中的变通情况，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并不为其他自然村所效仿。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刚刚出现的变化却是集体记忆脱落和断裂的信号。人类是通过生产和运用符号以形成社会的高级动物，尽管客观世界纷繁无序，但人们却会在头脑中构筑普遍秩序的概念，并在现实互动中通过种种象征符号的运用赋予精神世界以秩序的实在性：上至神仙菩萨龙王土地老祖宗，下至帝王将相宗族房头大家庭，不同的体系在概念世界里俨然有序，而个人则需要则这个有序的概念世界里寻找自身的定位，获得本体性的存在，进而更加地强烈认同属于自己的层级，并赋予这个层级单位的象征符号以真挚的情感，并使他的“精神气质”与“世界观”[12]受到这些符号的潜在影响。文化作为一张无所不在的意义之网，是一个有序的象征体系，嵌入其中的人们依据它来解释经验并指导自身的行为，社会互动依它而发生；相对而言，社会结构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互动的模式本身。尽管具体社区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被其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但是自从稳定的文化传统形成的那一刻起，它就会在无形之中对社会结构产生强大的影响。诚然，各地农村因为“传统”[13]的断裂程度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农民认同单位，但是为什么不同地区在现代性的不断冲击下与自身传统断裂的程度不同，速率不一？不同区域的农村对于自身传统的记忆能力是否有质的差别？换句话说，是否所有地区的农村都一定会朝着这种原子化的方向解体？是村庄社会结构的原子化导致了文化传统被荡涤还是传统被荡涤而促发了村庄的原子化？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开掘。 [1] 简略地说，房头是本自然村中的同族成员按照开基祖的不同嫡子而分出的根脉，如刘通湾的开基祖“通公”于明洪武年间从江西德安县唐溪乡南田村迁居至此，生下四个儿子，从此以后村里的刘姓成员便分成四个房头，而村民们从小就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房头。[2] 这样的格局在现在的一些小湾子中仍然可以看得出来。陈执生湾的一位老人说，我们湾里各个房头插花住的情况是土改后才出现的。[3] 访谈对象刘汉民说：“小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参加一些房头的活动（一般是赶人情），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会开始问父母为什么我们总是跟这几家走得近，父母会简单地告诉他跟我们最亲的人是哪些哪些。孩子们从小就会选择跟自己同房头的小孩玩耍，甚至有些人家附近没有同龄的小孩，他们也宁愿跑到住得较远的同房头的亲戚家玩耍而不是选择和邻居家的小孩玩耍。[4] 比如刘通湾的两户堂兄弟之间长期不和，但碰到其中一家的老人过世，另一家仍然要送重礼，“他们私人之间不和是私人的事，但这个礼却非送不可，（因为）大家都看着，你不送，让子孙后代都来学？”[5] 还包括建正屋、修牌楼，安排红白喜事等等。[6] 关于房头长的自然产生与卸任，前文已有交待，此不赘述。[7] 参见M.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London, 1962), pp61-69. 转引自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8]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9] 按照杨华的说法，“做斋”的宗教性动因变成了社会性动因。[10] 比如问访谈对象他/她是哪一年外出打工的，答案不是具体日期，而是在哪次大水跟哪次大水之间。[11] 约翰·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第34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12] 借用格尔茨的术语。“精神气质(ethos)”涉及道德、美学与价值性的因素，如道德风格、审美格调及情绪特质等，“世界观(world view)”涉及认知方面，是对纯粹现实中的事物存在方式的描画，是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概念。[13] 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传统”这个模糊的概念很容易掩盖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农村不同地区的村庄形态、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与国家政权的历史互动也存在着质性的差别，而这些正是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海外人类学最大的不同。

张政烺先生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学者。张先生不但朴实无华、和蔼可亲，而且最具有"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真正学者精神。

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革命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于1948年秋天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后，当我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父母带着我离开的时候，解放军正在炮轰上海。我们一家搬到了日本，我就在1950年代充满着公众抗议运动的日本长大。当时，我父母在圣约翰的同事们经常从中国过来，到我们在东京的家来看我们，谈论中国的情况，晚餐桌上的谈话常常继续到夜深。正是大人们这些有关中国革命及其命运的热烈讨论，激发了我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兴趣。　　从我在198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到新近出版的《巡逻革命：工人纠察队，公民性与近代中国国家》（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我一直在试图解释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意义。今天的中国，从闪亮的天际线到无处不在的星巴克和大超市，看起来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时代完全是两个世界了。毛逝世以后的三年，我到南京住了一年。那还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票证的年代，我记得吃饭要用粮票，买衣服要用布票，大家都穿着蓝制服，吃的是不怎么新鲜的卷心菜和很硬的米饭。当时的留学生团体都比较同情中国革命，我们的生活也很革命化。清晨，跟着学校大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醒过来。我们中一些比较健壮的，但不包括我自己，就会以革命的热情冲出去随着广播早锻炼。我们互相之间以同志相称，还在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争论中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　　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巨大变革后的今天，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和革命经济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去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了纪念费正清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报告中是这样阐述举办会议的考虑的：“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 这一新的发展瓦解了我们从前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大叙述。”会议报告认为，历史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需要采用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革命已经不再能够指导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对20世纪以及21世纪中国发展的解读。　　我前一段时间去访问古巴。现在的古巴，还是到处可以听到西班牙语的革命这个词，不仅是官方的广播和官方的媒体在讲革命，老百姓也谈论革命。古巴人似乎对革命有共识，你随便问一个古巴人革命意味着什么，你会得到几乎同样的回答：第一是高质量的教育普及，第二是高质量的全民医疗服务。　　在中国，情况似乎不太一样，大家现在都不大谈革命。但是如果随便问几个人革命的意义何在，你都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中国的革命太多了，所以大家对革命都有不同的看法。从近现代史上来说，从太平天国革命到辛亥革命，到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然后又有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些人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说成是一种革命，革命的范围非常广泛。每一次革命，都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后果，而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人们也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些重大事件。也许这也是中国人不爱谈论革命的一个原因。在上海的马路上，你听到的都是对购物和股票的议论，而不是阶级斗争之类的事情。然而，我却要说，历史学家只有把今天的中国及其改革开放时代所取得的惊人的经济发展放在中国革命的背景下，才能对之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革命的影响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仍然显而易见，研究中国革命，才能懂得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每一步发展，都受到前一次革命运动的影响。对最近这一轮的经济革命，也必须在前面所发生的那些革命的基础上来理解。在其他国家中，革命的历史同样影响着今天的发展，我自己的国家美国也是如此。美国18世纪革命对于今天美国政治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意义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就地域之广和多样性来说，可与中国粗略相比的自然是印度了，后者在近年来也开始启动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自由化计划（其计划开始于1980年代，但只是在该国于1991年发生全国性经济危机之后才显示出特别的紧迫性）。然而，这两个亚洲巨人之间差异极大的改革模式，不仅使人们联想到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及政治制度。无论如何 ，这两个国家近年来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 就经济增长的几乎每一个要素而言（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平均收入、工业化、生产总量、出口量、资本流动、外债，等等），中国远远超过了其邻居的发展速度。而且，就基本生活指标而言，如文化水平和生活期望值，中国也远远超过了印度。　　那些试图解释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差异的学者，对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做出了互相矛盾的判断。有些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印度在经济改革上有优势。但有些学者则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它的经济改革不如中国那么有效率。不管印度的情况怎么样，中国现代经济的基础，是在毛泽东的年代里打下的。毛泽东的革命，开始于中国农村，1949年以后，他仍然关注着中国农村。中国的农村在政府的关注之下，有了很大的改变。毛泽东对农村的一系列政策，虽然有消极的方面，但是也有积极的方面。特别当我们比较印度的情况时，这些积极的方面就变得非常明显。　　在1949年，国际学者大多数都认为印度工业化发展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景，会比中国好得多。因为当时印度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另外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训练了一批行政官员，建立了规范的官僚机构、行政系统，以及非常成熟的英国式的司法系统，这些都是印度的优势。但是30年以后，即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在这几个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印度。美国著名地理学家Rhoads Murphey教授认为中国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要归因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义无反顾的投入和三个相关方面的优势：即计划经济，革命的意识形态，被革命动员起来的民众的巨大力量。”几年之前，印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中国的优势正是印度的弱点，即印度没有对农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有足够的投入和关注。50、60、70这几十年的毛泽东时代，我们有很多可以批评它的地方，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为农民提供的基本医疗和教育，以及农村道路水电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就不可能有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如此看来，费正清中心纪念会议的前提，即“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是有问题的。相反，中国经济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并能持续发展的原因，应该到革命里面去找。　　在谈中国革命之前，我们应先给它一个定义，即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谈中国革命。但是如果把中国革命定义在一种或两种意义上，我们就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中国革命，经历了那么长的历史年代，又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很难仅以一概全。　　今天我想讲讲我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意义的看法，我这一看法是根据我最近正在进行的对安源煤矿的研究中得出的。在这里，我首先想感谢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先生，是他把我带到了安源。前几年的夏天，我和于建嵘先生一起到安源地方去做调查。但在感谢他的同时，我要做一个声明：我在这里所阐述的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于建嵘先生不付任何责任。　　我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这一阶段，非常有兴趣。这一阶段，即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有很多年轻的、热情的共产主义青年，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去。 其中一个就是安源煤矿，在那里，他们非常积极地开展工人运动。像安源这样的案例，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图形，即共产主义的活动家，是怎么在工人群众中找到愿意听从他们、愿意跟着他们一块闹革命的人的一种方法。　　虽然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对中国革命进行研究的专著，但是我们似乎仍然不能回答这么一个问题：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这些1921年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怎样以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主义来吸引社会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的。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其他的革命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中国革命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中国儒家的传统当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他们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很大，他们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情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共产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如何吸引这么多人参加革命的呢？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完全以一种革命的姿态来接受西方传过来的民主理念，从而反对自己的儒家文化传统。但他们还只是一小部分人，而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在观念上有彻底改变。那么这么一小部分的革命青年，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将他们自己所信奉的新的思想，传播给大众并让大众信服呢？　　我认为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掩盖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社会精英的身份，而是利用这样一种身份。他们就是以一种领导阶层的姿态，以一种知识精英的姿态，出现在老百姓面前。把他们的理念，首先灌输给乡村中的一些上层绅士，再通过他们，让下层的老百姓也同样接受。用“接受”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接受他们的理念，二是接受他们的身份，即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精英，作为一个领导阶层，在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合法性地位。所以我认为中国革命呈现了一个悖论：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一场反对他们自己传统的革命。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充分利用传统中国社会所赋予他们的领导者的角色，而宣传了一种其实是反对儒家、号召大众性的革命的这样一种运动。　　我今天要讨论的案例，就是安源煤矿。在1920年代初期，安源得了一个绰号，—— “小莫斯科”。为什么被称为“小莫斯科”呢 ？因为那些热情彭湃的青年革命家，都聚集到这里来，聚集到一个他们认为是工人聚集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时，毛泽东负责湖南的共产主义运动，他马上就把安源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地点。这里有几点原因：第一，安源煤矿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有超过一万的工人聚居在那里，所以它是一个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第二，安源在江西的西边，而毛泽东主要的活动地方是湖南，这两省是毗邻的，有很多安源工人都是湖南人。　　在 “毛主席在安源”这幅画中，毛主席穿着长衫——知识分子穿的衣服，向工人群众宣讲革命。画这幅画的画家刘春华，在创作这幅油画之前，专门去安源访谈当年那些老工人。那些老工人告诉他，毛主席来的时候，穿的是长衫，是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当时非常的感动，说：“读书人从来不到我们这种破地方来的，竟然一个读书人来了。”那些老工人还说毛主席下井了，到井下去和工人们交谈。他们非常深刻的记得，毛主席当时问他们：“你们上过学没有啊？识不识字啊？”他们说：“我们都没钱吃饭，哪有钱上学啊？”“那你们喜不喜欢上学啊？假如说学堂是免费的，你们去不去啊？”“那我们就去啦，我们都想上学，我们子孙也想上学，我们都想学点知识。”毛主席就说：“好，明年我会派一个教师过来。”　　一年还没到，毛泽东就派一个人去了，派去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立三。李立三当时刚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了他很多古典文学，工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师。　　安源属于萍乡县，而萍乡县的县长不喜欢白话文，他非常推崇文言文。所以李立三到了安源以后就用他最漂亮的文言文，写了一个要求在安源办学的建议，那封信写得非常漂亮，县长就批准了。李立三在这里办了一个夜校，他穿着文人的长衫，挨家挨户的去访问当地的工人家庭，动员大人小孩都来上夜校。因此他得了一个绰号——“游学先生”。　　一天晚上，夜校的学生在读报纸时，看到一条新闻 ，即上海的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那些工人读了后，就去找李立三，说：“我们能不能也成立一个工人俱乐部？”李立三非常高兴的答应了。李立三成立的是一个工会，但它的名字叫工人俱乐部。李立三是在开展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工人动员起来参加中国革命。所以他办的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编写的教科书都能很好得结合在一起。　　李立三很聪明地通过传统的手法，来达到他动员工人参加革命的目的，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狮舞。湖南，江西的传统，每逢元霄节的时候，一定会舞狮，地方上的武术高手，就在本地的舞狮活动中大显身手，以这样的方法，来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来跟他们练习武术。李立三就找了一位武术高手，在元霄节的时候，把狮舞舞到了安源地方精英每一家。在舞了一天后，他后面就跟上了几百名青年要跟他学武术了，他最后没有把这些年轻人带回家，却舞到了夜校。到了夜校以后，他出乎意料的宣布：“夜校李先生教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学打了，也不再教拳了，只有读好夜书，才能走正路，要读书就跟我们去。” 这些青年加入夜校后，很快又加入工会。工会就在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举办了一个仪式，庆祝新的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在这个仪式上，李立三领着头，所有工人俱乐部的工人跟在他后面游行上街，走遍了整个安源。他们一边游行，一边高呼口号“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劳工万岁！工会万岁！”。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个八人抬的大轿子，一般来说，地方上的这种庆典，轿子上抬的都是土地神等一些民间宗教中的神，但是这一次，抬的是一尊马克思像。　　工人俱乐部发展了大概有五六百人，这对于安源整个的工人群体（大概有一万人）来说，它还是个小数目。但这五六百人非常热情的投入到了他们的工作中，并做得很好。　　这一年夏天，也就是1922年夏天，毛泽东再一次来到了安源，他认为李立三的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于是他认为举行一次罢工的时机到了。他在回到长沙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李立三，指示他应该考虑怎么来举行罢工了。毛泽东对计划中的罢工，引用了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哀而动人”，要感动周围的人。他的主要目的，是举行一个非暴力的罢工行动，从而取得安源地方上老百姓的同情。　　在罢工开始前的几天，毛泽东又派了一位青年革命家去安源，这就是刘少奇。一般人对刘少奇的印象是头脑比较冷静，毛泽东就是怕李立三太冲动、热情过度，可能会导致罢工失败。而他们两个人，可能是领导罢工的最好的组合。这次罢工进行得非常成功，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李立三能够争取到当地上层人士 (尤其是地方洪帮大头目) 的支持。这些上层人士(象李立三父亲的好朋友，萍乡商会的领导) 出面来调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所有罢工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没有一点暴力。　　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安源赢得了“小莫斯科”的称号。李立三离开了安源，到其他地方去继续做工运。刘少奇在安源又继续呆了三年。在这三年过程中，夜校越办越大，从一个夜校发展成了好几个夜校，人数也扩展到了上千人。工会也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当地造了一所大剧院，这是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建筑。在这个大剧院里，工会的成员上演各种各样的戏曲、音乐会、演讲，或是举办艺术展览，吸引了地方上和周围地区、甚至全国各地的人们。安源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实验田非常成功。此外，工会还设立了阅览室，订了各种各样的书报，工人们在能够读书识字以后，可以在阅览室里自修。　　国民党在1928年国共关系破裂以后，进行了清乡运动。在清乡运动过程中，他们在安源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在关于为什么会在安源遇到这么大阻碍的报告里，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共产党的红色教育。这个报告指出，在30年以前，安源的工人都是土包子，什么话也不会说，什么事也不懂，大字不识一个。但是李立三到那办了夜校后，安源的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变得非常有组织，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话，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并能做非常有条理的发言。国民党对此感到惊讶。但是最后清乡还是把这个小莫斯科给清掉了，安源的共产主义被镇压下去了。　　1930年秋，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建立了中央红军，他们到安源来征兵。毛泽东这一次不再穿知识分子的长衫，而是穿着红军的军装。很多安源的工人们，也都穿上了军装，有几千名安源工人参加了红军。很多安源工人参加红军以后，担任了红军政委的职务，有十一位安源工人后来成了将军。从1921年到1930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从以教育为主的活动，转变到了军事革命。但是如果没有前一阶段共产主义的红色教育，就不可能有后一阶段革命运动的成功。　　在许多国家的革命当中，文化人和教育都很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革命运动，有像中国革命这样的强调教育的功用，强调革命家作为教育家的功用。中国革命，包括毛泽东本人，对儒家的传统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在革命运动当中，一直都非常强调对老百姓普及教育。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革命投入，它所获得的回报是非常巨大的，不仅在战争年代，就是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教育的回报也是非常明显的。　　去年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了91％的识字率。而印度，识字率只有59％。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像这样的在识字率方面的差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说明为什么印度在经济发展上，与中国有这么大的差距。今天我的演讲选择教育这个问题，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教育这个问题一定都非常关心，也一定会有一份普及教育的责任感。在革命初期，像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不仅是他们自己，更是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所以他们就把教育从大学殿堂带到了民间。　　在今天的中国，大家不再以同志相称，也不再早上伴着革命歌曲醒来，我们现在也不再用粮票、油票、布票，并且物质极为丰富。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就不再需要革命了。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我们还是要非常郑重的考虑革命对我们的意义。对于普通的工人农民来说，现在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家庭的医疗费用，都已经到了几乎是很难承担的地步。在我看来，中国革命的一些传统，还是非常值得保留的。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也都会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即不仅考虑自己的教育问题，也要考虑为整个社会提供优质的普及教育的问题。在我看来，知识精英在这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文是作者2006年6月2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演讲）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它具有很大弹性，是一种高效管理，也有观点认为这只不过是外资支撑下产生的幻觉。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中国这个国家的体制远比某些人想象得更具活力。

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发生得如此之快而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中共和他的敌人都始料未及的。无疑，这次令世人震惊的胜利也在革命运动的研究者当中激发了数目惊人的各种分析和争论。大多数的解释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意识形态的层面，认为正是民族主义和土改的实行，或者二者某种程度的结合可以说明共产党人战胜国民党对手从而获得这个令人难忘的胜利的原因。也有一些学者强调共产党的组织优越性，但这种研究的影响要小得多。近来，人们的注意力又指向了一些推动了共产党发展的、由象征和神话所扮演的强大角色。　　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组织机构和政治文化在革命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结构性的因素，例如阶级界限的划分和政府的弱点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述各个维度上具有的共同性大大超出了它们的差异性。两党（都是按照经典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建立的）都信奉民族主义以及孙中山的革命计划，都拥护反抗帝国主义和支持土地改革，都致力于以政府为领导的工业化，也都尊重诸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以及革命历程中其他享有盛名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也都在同样的暴力机器上进行运作。　　虽然说两党的政治术语和组织结构都相当地一致，但是在唤起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情感这方面，却不能说它们是一样的了。野心勃勃的“皈依基督教的委员长”蒋介石和他在卫斯理受教育的妻子即使成为了美国国会和媒体的宠儿，但他们在中国的故事显然与美国人的想象并不一致。在中国，是带着农民朴实气息的毛泽东感动了他的同胞们，人们先是流泪和发泄心中的愤怒，接下来就是诉诸革命行动。　　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显著不同的运动结果，为革命政治的研究者指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事实上，中国的案例确实可以读解为这样一个文本，它阐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　　和蒋介石在公众面前的拘谨相反，毛泽东是一位将激情和政治相结合的大师。不过，我们发现，这种差别并非仅仅存在于领导精英层。两党在实现革命目标的过程中，从上到下对“情感工作”的依赖程度都有显著区别。通过运用“诉苦”、“控诉”、“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手段，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其新成员还是在其骨干中，都强调每个党员对情感工作所负的责任，这一点则和他们的国民党对手完全不同。在反抗日本军队和镇压地主的运动中，这种由于“提高情绪”（emotion raising ）而产生的奉献精神同样是一个关键因素。数百万参加红军的人，很可能并不是由于他们与民族主义或者土地改革原则之间具有某种抽象关系而受到鼓动，而是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　　共产党人是如何成功地鼓动起这种献身精神的呢？究竟什么是他们革命动员手段中持续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呢？本文正是要通过重新审视革命和后革命时期主要的群众运动来检省这一过程。虽然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运动强调的是其意识形态目的，但是这些运动中目击者的现场描述仍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究竟是如何鼓动——实际上是需要——人们公开表达心中的愤怒、恐惧和羞愧等感情的。为了动员情感力量来实现革命的目标，干部手册对其中基本的步骤提供了更多细节性的指导。正如以前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手段创造性地利用了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更强调基于道德基础的集体而非个人。儒家对社会联系和责任的强调，使得集体对于个体的放逐成为情感原则的有效形式。　　虽然中共不可能绝对地维持没收土地（以及处决地主）所需要的情感强度，但是在随后的一些运动中，这种情感又被重新点燃了——尤其是在1949革命的政治胜利之后。这篇论文将描述在战争年代得以确立的这一情感工作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继续存在的诸种方式，以及它在诸如镇压反革命、反右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当中的深刻影响。毛泽东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试图“继续革命”，即把1949年以前所积累的斗争经验运用于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的新目标。即使是在当代的后毛泽东时期，这一历史遗产对理解中国政治的动力线也并非毫无用处。那些在镇压地主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手段，在改变了的后革命情境下却产生了全然不同的后果。　　土地改革　　当然，在群众运动中运用情绪上的热情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在红军成立的好几个世纪以前，农民起义者就会利用一整套来自民间的手段武装自己——武术套路、气功强身法、迷魂术、发誓赌咒以及戏剧化的表演等等——其效果是能够加强参加者感情上的决心。作为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早期领袖，彭湃和毛泽东都高度重视这些农村斗争的土办法，并鼓吹这些传统应该重新指向革命的目的。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以前的起义领导者对“情感模式”在唤起大众热情、从事革命事业这方面的作用是否全然察觉，但是共产党人对这种策略的运用却是经过了充分考虑的。伴随着革命运动的成长，对群众运动中“提高情绪”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戏剧是一种引起情绪反应的有效方式，它被有意识地用于增强群众的责任感。一位江西苏区的宣传工作者回忆起为了发动对红军的支持而临时编排的戏剧表演：　　“当观众们看到高兴的地方哈哈大笑，看到难过的地方低头流泪、或是愤怒地边看边骂那些白匪地主时，我们就知道剧情已深深地打动了观众，获得了宣传效果，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一旦被这些表演感动了，受到鼓舞的农村新战士们就会亲自控诉从前的压迫者。一位东北的宣传工作者写道，“因此我们感到了诉苦对于启发阶级仇恨，提高复仇情绪能起重要作用。……战争的目的明确了，部队情绪提高了。”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会见过经历了史诗般的长征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也突出了共产党运动中戏剧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争取人民的信任。”　　戏剧并不仅仅是一个装满了众多群众运动武器的军火库中的一种策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隐喻。从土地改革一直到今天，凭借舞台上的公开演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在革命中全心全意的形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些情景下所表达的情感一点儿也不真实，或者是虚假的。人类感情的特殊之处正是其矛盾和顺应的共存；中国共产党这一手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充分意识到情感的根本真实性，并对其加以利用。　　如果说共产党人是在江西时期（1928－1934）和随后被迫进行的通向延安的长征途中才意识到“情感工作”的重要性，那么在对日抗战时期（1937－1945）他们就很好地吸取了这一经验教训，开始好好利用“情感工作”。由于土地改革对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建立十分关键，因此，正是通过精心编排的批斗会，农民才认识到了什么是土地改革。正如陈永发详实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土地革命是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戏剧表演而展开的，其目的是调动感情来实现共产党的革命目标。　　“在选定了斗争对象之后，党就召开当地所有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的一个动员会，解释这一决定并安排每一个角色。群众工作者宣布对象，陈述控诉和证据，并试图激发起对这个批斗对象的愤怒。以后工作的分配就形式化了。一位群众工作者分派积极分子担任主席、第一位控诉者、第二位控诉者、卫兵、会议的主持者和书记员，并告诉这些积极分子如何开展他们的工作……有时候积极分子还被特别指定要唤起公众的愤慨之情。　　最后，这一天到了。农民们被动员来参加批斗会。批斗对象被带进会场。主席先对批斗会的意义作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受害者会指控那个迫害他们的人，伸出控诉的手指，叫喊着哭泣。接着，第二个谴责者站起来陈述证词。口号声大大加强着愤怒的气氛。那些对批斗对象心怀不满的农民，本来囿于道德保守或者为死亡的恐惧所压迫，现在也突然感到不能再抑制自己的愤怒了。有了同情的声音和权力的支持，他们开始猛烈地攻击，甚至那些并未心怀不满的人也生发了同情心，并寻找方式来表达这种感情。“　　批斗会的大小是决定会场情感气氛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当会场只有十几个人时，群众工作者通常发现对批斗对象的情感控诉只有引发很少的回应，但是在一个几百人或者上千人都被鼓动起来的群体中，农民们很快就忘了他们的软弱……而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他们变得大胆而无畏。”　　群众的积极参与是毛泽东式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正如毛泽东和他的干部们所理解的那样，大型的、情绪高涨的批斗会很容易失去控制。因此干部培训中重要的一项是防止“左倾冒进”。虽然群众暴力是允许的，甚至有的时候还作为革命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而受到欢迎，但是武装力量也应该有策略地而不是不加区别地使用。　　暴力如果使用得当，通过对权力关系观念的突然颠倒，就能够在释放先前被压制的情感力量方面产生效力。韩丁对长弓村（译者注：长弓村是韩丁对张庄的英文译法，见《翻身》中译本序言注释1，P.1）土地改革满怀同情的描述，揭示了农民们在刚开始时对讲出冤情的迟疑不决，直到一位干部打的一记耳光改变了权力平衡的整个过程：　　“沉默的人群开始向这个罪犯站的地方靠拢过去。……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还没有什么反应。……谁也没有动，谁也没有说话。‘说吧，谁来揭发这家伙犯下的罪？’场内还是一片寂静。新当上副村长的张贵才忍不住了，他蹦起来，给了郭德有一巴掌，说道，‘告诉大伙儿，你偷了多少东西！'这一掌惊动了衣衫褴褛的人群，好像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村里人还没见过农民打村长。……场上的人就像看戏似的都出神了，但他们还是没意识到，若想把戏演下去，他们自己也得上台，要把心里话讲出来。”　　在经过一夜紧张的大会后，“有的人激动得一夜都没睡觉”。韩丁报道了第二天的情况，“成百人的控诉”雪片似地飞来，纷纷揭发党所选出的斗争对象，这些人很快就被带到村子旁边的一块地里，然后就被枪毙了。　　一旦情感斗争的闸门被基层的积极分子打开了，村子里的妇女经常会率先开火。女性的性别使她们习惯于一种富于感情的表达方式，她们带着极端的情绪来痛斥过去的不公平。正如韩丁观察到的，“通过‘忆苦诉苦’，妇女们发现自己所受的苦难比男人们还要多些，一旦有机会当众控诉，她们也会跟自己的父亲和男人一样讲得很好。”　　基层干部在批斗会中并不仅仅关心群众的反应，对于他们来说，对被攻击的目标的选择也需要特别注意。这即是说，那些被挑选出来做群众批斗的牺牲品既不应该是冥顽不化的，也不应该是完全供认不讳的。正像陈永发所解释的那样，“一个顽固分子的违抗可能会导致僵局。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发生，就要求群众工作人员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工作：首先要给予农民们一定的允诺。……又因为一个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批斗会几乎不能唤起农民们的热情，党也告诫不要挑选那些轻易就承认错误的对象。”　　虽然——也许更主要地是因为——批斗会是一种巧妙的表演，但是对参加者的情绪影响显然是强烈的。在鼓舞群众参与的过程中，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的描述是与加强恐惧、苦难、仇恨和报复所具有的净化作用同时发生的。对公平观念的诉求也被置于这一过程的中心。　　无疑，群众运动对共产党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记住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并不是只有共产党才开展了这种运动并自称是中国的解放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在中国大陆，国民党一边对抗共产党，一边发动“消奸运动”，目的是在工业无产阶级中搜出敌对力量。和共产党非常相似的是，国民党当局也宣称“在我们的工人中没有天生的叛徒，只有被叛徒利用的人”。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鼓励跟着共产党跑的人承认自身的错误。但是，和共产党不同的是，国民党领导人不是唤起情感上的谴责，而是致力于培养“品格高尚的个性”和“果敢的意志”。其重点不在情感，而是在伦理学。　　国民党在撤退到台湾之后，发动了另外一些比较明确的群众政治运动。最近在台湾公布了1954年在台北出版的，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写的关于群众运动的干部手册，里面有如何贯彻“反共抗俄民众运动”的详细指导。但是，如果说海峡两岸群众运动的外在形式都惊人地相似，那么它们实行的具体方式却是各不相同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国民党干部手册包括有相当长的意识、政策、组织和领导的各种讨论，——但是并无一词涉及情感。　　镇压反革命运动　　然而，在大陆，革命年代发展起来的情感工作实践在1949年的政治胜利之后被系统化和标准化了。土改过程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现在又被扩展运用到城市的环境中。这样，在朝鲜战争期间席卷中国城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以诉苦和开控诉会的形式展开了，而这一方式长期地代表着农村革命的特征。为了使城市干部熟悉这些过程，内部发行的公报详细记录了组织这些事件的步骤。这些内发行物强调，胜利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战胜“温情主义”，必须使工人们意识到，对反革命分子的宽大就等于对人民的残忍。这些群众大会的目的是，在普通群众当中唤起充分的愤怒感，让他们主动地——实际上是极高兴地——参加到对指定的“阶级敌人”的清算中来。而且，他们被假定为会带着这些热情回到工作和生产中去。　　对工会干部的指导规定，他们的工作必须集中在“提高情绪”和鼓励“大胆控诉”的方面。也就是说，试演和彩排首先都是用来挑选出最令人信服的“苦主”，然后训练这些主角如何最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控诉，叙述应该简洁和有实质内容。最好的苦主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人，他们在被指控的反革命分子手里吃过很多苦。众所周知，苦主很可能把对自己表演的顾虑不安藏在心里，他们害怕冤枉了某个人、混淆了某人与他人的经历、煽动了复仇情绪、丢了面子，或者仅仅成为公开场合下一个可怜的扬声器。无论如何，干部们需要敏感地关注这一切，才能减轻控诉者们的疑惧不安，并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例如，在基督教徒中组织的控诉会，干部们试图克服他们开始时的犹豫不决。让他们扔出的第一块石头，就是通过回忆“忠信”——这一耶稣用过的对法利赛人的控诉方式。那些被选来做苦主的人们在彩排中也被鼓励互相提建议，让他们自己相信，控诉中只有“能激起仇恨”和“鼓动群众情绪”才是具有说服力的。　　在批斗会召开之前，“一切宣传方式”——大字报、广播、娱乐活动、集体当中和个人之间的讨论，诸如此类的方式都被用来在那个场合中为群众的参与做准备。有人建议在靠近会场的地方建立一个展览厅，展示血衣和其他属于受害的控诉者的个人物品，随之展出的也要有行凶者的武器，以及他们罪行的素描和照片。在会场内部，有黑布制成的标语，上面是白色的字和蓝色的边框（使人联想到葬礼的标志），它和描绘罪行的漫画悬挂在一起。据说这种并列效果会立刻创造出一种“严肃而活泼”的气氛。　　最重要的是，入场券要预先发放，要排除掉那些有“反动”关系的人，这样群众在控诉的时候才会没有顾虑。在大会期间，主持人集中注意力于控制会场的气氛。控诉会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十五分钟，这是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沉闷单调。在适当的时候，歌曲（提前已经教给工人们了）也需要高唱起来，以活跃会议进程。这一切都是在预先指派的宣传组成员领导下完成的。另外，党员和共青团员也应该分散在听众中，以坚持喊口号。这些口号一定是短促有力并容易领会的，而那些带头喊口号的人，根据他们嗓音的响亮度以及在群众中所站的位置，也是事先仔细商量好的。要点是要鼓动起情绪，但又不能失去秩序。　　第一位苦主的出场一定是特别戏剧化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一开始就可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既然这样的情绪强度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维持下去，所以随后出场的控诉者也可以稍微不那么吸人入胜。但是，在大会结束以前，为了保证听众们是带着持续的悲愤情感离开的，“再次绷紧”十分必要。一次成功大会的一个标志是它“破除了情面”。一个更好的结果是，由于还有苦主没有陈述完他们的控诉，会议只有改日举行，从而得以保持一种持续的效果。　　那些身体上还留有被拷打痕迹的工人们有幸成为了首先出场的苦主角色。在第六棉纺厂，一位手被批斗对象严重伤害过的工人首先开始控诉。登上台阶后，这位只剩一只手的工人撩起他的衣服，露出他被罪犯摧残后留下的伤疤。在他之后，一些含着泪水的女人们哭喊着控诉罪犯。全体听众都发出啜泣声，开始异口同声地强烈要求立即执行对批斗对象的死刑。　　一次批斗大会的成功还可以用群众在执行指定的处决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程度来衡量。铁路工会非常满意地报道到，在一次群众大会之后，8个反革命分子被宣判死刑，群众是如此愤怒，以至于当执行枪决的小组在附近一个公园里对罪犯处以死刑后，他们还要在死者头上踩上几脚。当看到一些死者的亲属流下了眼泪时，控诉者大声喊道，“哭什么？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讲，一颗子弹让他们死了，就算便宜他们了。如果你们哭，我们就大笑！”据说这样的情绪状态具有让杀戮行为更持久的效果，从而也被视为对生产有益的东西。铁路工会指出，工作的热情在这一灼热事件之后再次显著上升了。　　情感的兴奋在本质上是为了促使群众做出积极的行动，但是它也有内在的危险性。有许多案例表明，被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热情所激发的工人们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麻烦，他们未经政府安全机构的预先许可就可以袭击嫌疑犯。这类群众正义的自发性表达，虽然在理论上说来是可以严格控制的，但在实践中却经常发生骚乱。　　反右倾运动　　群众批判以及在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悔悟后紧随而来的对于他们的公开处决，这一利用情感力量来通达革命终点的方式，虽然行之有效，却又注定只能暂行一时。与此同时，一种公开化程度较小，但是更容易令人接受的方式却得到了实行，它们被用来加强这样一些人的决心：他们向党不断地奉献自身，从而成为了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尤其是那些党员和知识分子。　　在战争时期，伴随着诉苦和控诉大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发现了一个集体的声音，他们用它来公开抨击他们的压迫者，然而，还有另外一些程序则被设计来处理党内的原则问题。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整风运动是在党员干部自身指导下完成的。整风运动在所有的共产党根据地都得到了实行，它需要党员——分成小组，在学习过指定的材料之后——向党交心，详细说明他们各自的思想和行动是如何和党的标准相背离的。起初，自我批评并不是来得那么容易：“对于向党交心的厌恶情绪是普遍的，所以党支部书记不得不想一些办法来减轻参与者的畏惧心理。在整风运动的学习课程中，将党人格化为一个和蔼的父亲使得参与者在袒露他们的内心思想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那些冥顽不化者一方面受到党许下的承诺的鼓励，党承诺对那些坦诚交心的人一律待以父亲般的宽大仁慈；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不得不服从于强大的组织压力，直到他们允诺遵从党的要求。正如马克·赛尔登所说的那样，这一整风运动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心理学原则的精熟掌握：　　“近来对于群体动力学的研究强调群体能够对其成员施以强大的心理力量。特别是，当个体被大家一致认为‘有病’或者精神不正常，从而开始体验群体原则之时，个体由于受到威严的群体压力而不得不屈从于其原则。‘病人’倒是能够挽救他自己，但唯有证明他已经完全接受了群体的价值和原则之后，他才不仅能重新回到组织之中，也才能够恢复他的自尊。这些压力通过包含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小组学习和讨论，而在整风运动中有效地得到了增强。”　　批判大会作为处决地主或者反革命分子的序幕，它所运用的群众批判大会的方式，与使用集体和自我批评方式的整风运动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风运动是关起门来进行的。另外，整风的目的是为了要教育——而不是要消灭——斗争对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前共产主义时期用来清除敌人时是有效的。但是，就像1956年匈牙利叛乱所显示的那样，社会主义也同样产生了自己的矛盾。毛泽东被在布达佩斯（也在华沙）发生的事件深深地震惊了，他号召中国人民实行双百运动，试图消除“官僚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各种弊病。于是，普通老百姓被鼓动起来向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进行揭发，人们相信，受过惩戒的干部就会进行自我反思和改过自新。但是当群众的批判之风越刮越猛，甚至超过了毛的设想之时，双百运动最终让位于反右倾运动，这一运动正是用来反对那些胆敢超越党所设立的权威标准而发表不同意见的人。　　如果双百运动被预期为对整风运动一个相对缓和的重演的话，那么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则是双百运动产下的可怕继子。反右倾运动期间，曾经在整风运动中运用过的集体和自我批判的方法被提炼和详细阐述为一套完整的思想改造的程序（或者被他的当权者们称之为“洗脑”）。虽然其目的是重新树人，但是其过程却是严酷的。　　罗伯特·里符顿，一位耶鲁的精神病学家，他曾经会见过数位思想改造的老手，他这样写到，“由于情感认同将会干扰被改造者完全接受一种新的共产党员身份，所以改造者设计了一种程序用于打破这一情感认同。”通常这个目标都实现了。正如他所看到的，许多能承受住考验的人都“有着深厚的信仰经验。他们把思想改造看作是在集体中纯洁的、道德高贵的和真正的新生。这些狂热的转变者通常都很年青，要么是一个少年，要么是一个青年人。”　　这种有些时候看起来异常成功的过程是怎样得以实现的呢？里符顿强调说，无论是对于俄国人，还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思想改造都不是职业精神病医师脑海中想当然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社会科学家或者医务专业工作人员在发明这些强有力的技术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照里符顿所说，这一方法的准信仰的特点（它强调的是罪恶的感受，这种感受是非常异质于中国传统的）可能来自俄国人，来自于从被判死刑的罪犯身上获取忏悔告解的俄国方法。不过，里符顿强调，中国的思想改造因为坚持再教育的可能性，所以明显地不同于苏联的实践。苏联的罪犯一旦认罪过后就要被枪决，而在中国人们则认为，只要服从思想改造，皈依共产主义，就会获得新生。这一不同显然跟儒家所强调的人的本心的可塑性和完满性有关（而这一点又是与马列主义相一致的）。在中国，人们对于教育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压力而生效的），正是这一观念有助于形成中国共产主义的多样性，从而明显不同于他们的苏联榜样：　　“中国共产主义的即兴创新并不总是得到俄国老师的认可：张［早期共产主义领袖，张国焘］曾经提到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多次被批评为‘受到太多儒家伦理的影响’。但是，强调道德和心理对他们来讲显得非常自然；照张所说，他们是‘非常好的心理分析专家'.虽然国民党在专门的’悔改所‘中用相同的力气来’改造‘共产党员和对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但是他们的努力（按照张和许多其他的观察者所说）是非常笨拙和无效的。”　　虽然为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熟练于这一精神改造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首先，相对于国民党来说，共产党员干部更多地是从一些具有较为下层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他们把自身放置在一个与他们试图去动员的大多数人民更加紧密的位置上（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文化和情感上）。其次，毛泽东自己就非常懂得人性心理学的重要性，并且在很多著作中考察了人性心理学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毛对于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词汇“阶级”的富于个人气质的理解中，他对于可改变的情感身份认同，比对客观经济形势赋予了份量更重的砝码。正如他在1942年整风运动之初写下的：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但是毛并不满意将情感运动仅仅局限于中共党员或者一般的知识分子；他坚持认为全国人民都应当感受到对于革命事业相同程度的热情。毛认为，群众热情不仅对于革命斗争，而且对于显著的经济突破都是必要的。　　大跃进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是为使中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农业的后进国家蛙跳式地跃进为工业化的共产主义而进行的努力。由于盲目地认为群众的热情能够跳跃式地带动停滞的经济，毛夸口说，中国不久将会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然后再超过美国。大跃进的氛围几乎类似于千禧年，毛泽东承诺将领导他的国民实现一个惊人的突破。但是事实证明，在消灭阶级敌人上创造了奇迹的这些方法并不完全适应于经济发展的客观目标。　　没有什么东西比后院里那些预先被注定了命运的炼钢炉更能鲜明地刻画出大跃进的无知了。1958年，一位到中国访问的英国人这样写道：　　“我们穿过稻田向另一个村庄走去，在那里，四个庞大的冒着浓烟的自制炼钢炉已经装配了起来。那是一个狂热的、人声鼎沸的、嘈杂的场面。有的人背着装满矿石的篮子，有的人向大钢炉里添加燃料，有的人驱赶着水牛拉的大车，有的人则把一块块白色的滚烫的金属从大汽锅中倒出来，有的人站在颤巍巍的梯子上向炉子里望着，而有的人则推动着满载粗铁矿石的手推车。——对于我来说，那些从钢炉顶上倾倒下去的材料和刚刚从底下涌出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为了把这一庞大（而浪费）的劳动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成立了。这一新的机构，其名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最终实现，加强了一种信徒式的满含期待的意味。一位农民出身的东南部的中共干部回忆起当时的气氛：　　“在那时，每个人似乎都被社会主义狂热的信仰紧紧地攫住了。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每个人都坚信不疑。当我们建立了乡村人民公社后，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最终阶段，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在党和毛主席的指引下，共产主义的天堂已经实现了。我是一个真诚的信徒，……解放带给了我们新生。”　　事实证明，群众的参与和热情根本无法取代经济基础。但要是经济基础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抵制作用，“上层建筑”会不会更容易被群众革命接纳？在大跃进运动失败后的几年里，毛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质询意识形态和文化——一个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现实的固执偏见。在这一最后的改革运动中，毛主席号召这些最易激动和最易被改造的社会成员——中国的青年们——去擎起革命的火炬。　　文化大革命　　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极其自觉地利用早先曾经使用过的斗争手段。高原（音译）在他的自传性叙述中回忆起自己当红卫兵的经历，当他在学校里发起针对“资本主义走资派”的斗争时，班里的团委书记“建议我们从毛主席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著作中获取灵感，毛的这本书写于1920年代，描写了农民在当地恶霸地主头上戴起了高帽子，让他们游街示众的情景。同样地，乐黛云在她的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中发现，”让敌人游街示众的想法来源于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民工作当中曾经采用过的方法：中共常常让地主排成一排站在他们曾经压迫的农民面前，每个地主都戴着高高的尖帽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罪行。在这一狂乱的时刻，学生们没有时间去做足够的帽子，所以他们干脆用废纸篓代替……“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的方法不仅从乡村而且也从城市的反传统中获取灵感。正如杰弗里？瓦色斯特姆所说，1919年五四运动的学生抗议者组织群众集会，呼喊口号，举行公众游行，在街边发表长篇的攻击性演说，并且张贴谴责性的布告。工厂的工人也从各种各样的、显然仍然适用的斗争遗产中受益良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造反派领导人王洪文曾经工作过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呈现的工人暴力场景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大会非常类似，这显然并不是巧合。发生于1925年的这次工厂事件，工人们诱骗一个可恨的工头参加群众集会，在集会上他受到了公开批判。这个倒霉的工头被逼在人群前跪下，手被绑在背后（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有名的“坐飞机”的姿势），一顶高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胸前则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打倒叛徒和走狗”。这一场景的照片被贴在工厂的大门口以示警告，以免其他没有职位的监工接任他的位置。　　梁恒对他亲眼目睹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大会的描述，表明文革明显地沿用了先前的斗争手段：　　“每天这里都有各式各样的（批判会），有大有小，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种批判会叫做”游街“。这非常像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后对待地主的方式（我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甚至比他们更残忍。　　高音喇叭把我们全都叫了出来，批斗会在几分钟后就开始了。一队造反派领着大家喊“打倒资本主义走资派”和“毛主席思想万岁”。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大约十个年龄较大的“领导干部”，像一条串起来的珠子一样被绑在一起，手也是绑着的。他们都戴着纸做的四角形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是私生子或者我是白痴，他们的脖子上还挂着写有他们名字和罪行的木牌……　　这些资本主义走资派跪在台上，双手被一条长绳子绑在背后……他们不得不背诵攻击他们的大字报。批判会就这样一开又开，而一旦有谁犹豫了一下，就会有人高喊，“让他坐飞机，让他坐飞机”。此时，造反派就会不断摇晃绑着他手臂的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讲堂顶部的一根管子上，于是，他像被绑着翅膀的蜻蜒一样在空中痛苦挣扎。“　　如果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式是对早期革命榜样非常近似地模仿，那么文革在本质上已经非常地不同了。由于文革中大多数政治运动都发生在地主和资本家已经被消灭了的社会语境之中，所以不得不制造出一种主观定义的阶级敌人来。　　文化大革命作为实施这些暴烈行为的催化剂更加依赖情感革命，这一点甚至远远超过了早期群众运动的情况。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据，文化大革命不过试图再一次证明不稳定的和流动的个体感情在群体政治的语境中是如何可能的。当斗争的矛头指向他最喜欢的一位姓李的慈祥的好老师时，曾经当过红卫兵的高原（音译）描写了他矛盾的情感：“我试图将我对李老师的好感放在一边，而只注意他的罪行。最近的一张大字报控诉他想要‘颠覆共产主义天堂’，回到原来的旧时代，从而恢复国民党的统治……当我一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开始恨李老师，虽然我仍然在某些方面喜爱他。”　　人的情感的可塑性和矛盾性，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苦难经历中某些令人更为吃惊的维度。王友琴对红卫兵暴力的研究清醒地指出，仅仅在一夜之间，受人喜爱的老师就可能变成令人厌恶的斗争目标。并且王还指出，一些最为残忍的发生在教室中的酷行往往是一些高干中学里的女孩子们干出来的。这些具有特殊背景的女孩突然间转向暴力，确实令人吃惊，但这并不难理解，少年人的狂暴的情感促成了他们不同寻常的狂热，他们正是以此来完成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　　情感工作从共产主义革命早期就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只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大会上，情感工作才真正达到了它的极限。虽然此时所依赖的是早就存在的大众反抗的传统，但却更进一步将这一实践系统化为有意识的政治和心理学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暴力行为和情感解放之间的联系在革命过程的初期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被指认出来了，或许这正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迷恋无政府主义理念的产物。　　当共产主义者开垦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基础之时，他们就能超越恐怖主义而转向群众运动。他们从来没有觉得使用暴力不重要，但是也从未放弃对于情感工作的责任，这样才能使得令人兴奋的群众激情服务于更高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虽然这些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中共的领导们确实应当感谢那些西方社会学家刚刚才开始懂得的东西：情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非理性的和残余的意识被舍弃；相反，情感的姿态和表达方式，“虽然来源于言说者，然而对于改变言说者”，却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　　结语　　用中共在发展和完善群众运动的艺术中所取得的成就，来解释他们击败国民党的原因，无疑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说服力。并且，它同样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对手之间的主要不同。虽然斯大林满意于依赖秘密警察来实施他的清洗政策，但是毛泽东却坚持需要群众的参与。他认为，这种广泛的参与，对于保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的连续性是必要的。此外，毛泽东也相信，产生于政治运动中的情感热情也能够被应用于经济发展之中。人民群众在接连不断的压制“反革命分子”的浪潮中将会不断地受到鼓舞，从而以新一轮的热情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之中去。情感工作的艺术在毛的时代一次又一次被反复实践，显然，“阶级斗争”并不仅仅作为一个时期的事件而存在，给时代打下烙印的是一个更为随意的经济和政治整合。甚至在后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的遗产继续被用于塑造国家权威和普通公民的行动。　　在当代中国，为了更高的政治目的，承担情感的哀悼仪式继续以新的方式存活着。在1925年的五·一三运动期间，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学生社团的哀悼者（比如天津的跪哭团）就曾经为群众纪念仪式提供帮助，大家一起失声痛哭。　　但是，在使用熟悉的情感动员的手段时，政府并不孤单。国家政策的反对者或许也凭借这一传统来聚集对于官方优先权的反抗。当人类学家景军在一个偏远的西北农村考察近来对政府安置政策不满时，发现了这一现象：　　“在会见这些怀有不满情绪的人时，县里的官员也注意到了其间的讽刺性：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忆苦的传统’，过去是用来唤起农民出身的人的憎恨，以此来反抗前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而现在，这一传统被重新安置下来的村民用于表达他们的冤屈，以此来反抗共产党的官员……一位县级干部这样评论当前农村对这一传统的运用：”当地的群众真正地掌握了我们忆苦的传统。但是谁又会料到他们会用它来反对当前的政府工作人员呢？‘其他干部也有相似的抱怨，他们哀叹道，如果没有那些边哭边骂、急切地想表达她们受了很多苦的老年妇女，他们再也不会视察农村了。“　　在当代中国被用于承担情感的政治仪式所采取的传统手段，由此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能被国家官方，同样也能被那些满腹牢骚的公民支配利用。　　为了充分解释共产主义中国“情感工作”的起源、发展以及它在当代的应用，显然还需要一个更为细致的考察，上述努力只是我最初的尝试。但是，我希望我初步的探讨能够有助于引起对这一令人感兴趣的题目的更加广泛的研究。我未来的工作将是考察为什么这一策略在唤起和支持情感责任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其他方面则不幸失败了。我也想了解情感的诉求和回应通过性别和地区文化的诸种向度而变化的诸种方式。作为或许是世界上最有经验和最有效的群众动员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他以后的继承人无论在中国这一场域之中或者之外，都始终对社会科学保持密切关注。　　强调情感作用在革命动员中的观点并不排斥其他可供选择的对于革命胜利的解释。但是，如果情感模式具有感召普通群众做出革命行动的力量的话，它或许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诸如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符号体系，甚至阶级划分等受到情感影响的多种方式。　　（李寇南、何翔译）原文有脚注

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学方法一是无限夸大了人的作用，颠倒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二是用一个时点上的表面现象去颠倒历史本身的因果关系。假理论必然经不起时间考验。天不变，道亦不变。本文坚信历史有它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逻辑和轨迹，并相信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大自然之手。千万年来它沉默无语，但它那永恒和无边的法力远在国家和市场的力量之上。是这"自然之手"在最终左右着经济增长的长期大趋势和人类社会的制度变化。

裴开瑞关于中国电影研究从民族电影范式向国家/民族与电影的范式转移的观点，纪录片与公共空间的观点，以及和中国电影电视艺术与产业相关的诸多话题，如华语电影研究、中国电影研究中的代际划分、电影大片、新主流商业电影、中国纪录片、中国影视与文化软实力等话题的探讨。

经珍珠港事件的重创，美国开始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并有托管台湾的设想，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经中国政府的力争，《开罗宣言》承诺台湾属于中国，美国支持中国在日本战败后收复台湾，但想获取台湾的军事设防权。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步履艰难，美方觉得有机可乘，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的流言。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策动部分台籍士绅请愿，要求联合国托管，图谋台湾脱离中国版图。美方的舆论夸大二二八事件的规模与死伤人数，揭露国民党政权的残暴，为染指台湾制造依据。中央情报局支持廖氏兄弟请愿，操纵台独活动。

徐冰：我选择把《天书》印出来，因为印刷行为总会给人一种特别正式，官方和可信的感觉，给人一种这东西确有其事的感觉，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事情。我觉得我对这个作品越认真，这个作品就越荒诞；艺术的力度就越强，你要是随随便便做一个东西就没用。你必须做到假戏真做到让你自己都觉得确有其事。到最后，就好像一个人用了好几年，做一件什么都没说的事情。

...... ...... ...... ...... ...... 左手耍板斧、右手耍宝剑 --黑旋风也做不到-- 连黑旋风也做不到的好汉，真胡子，全身盔甲纸糊的-- 师傅说，把戏唱好， 能把《三国志》唱成《三国演义》 这个国家就有救了。 于是唱戏的人，脚踩云底靴， 唱出了英雄时代，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他那呼啸山林的嗓子，回荡，   招来鸟雀，像死魂灵。 它们看看而已，听听而已， 不敢闯进乱哄哄的戏园子。   戏园子里外的游手好闲之徒招不得。 喝茶的，嗑瓜子的，叫好的。 沉默不语的民间社会。   扮作小媳妇的人挺不出乳房却准备登场， 头戴点蓝银凤冠，手持红缨枪又叫长矛。 为假女人叫好，乃戏园子传统之一。   这黑道的必经之路：戏园子。 黑道的戏园子传统与白道的戏园子传统 其实没什么两样。人多人少的问题。     ﹡﹡﹡     砍头。 刽子手铁塔般站着，古老职业的骄傲的继承人-- 骄傲得脸撑圆，肚子挺出腰带。   可兹骄傲者非砍头这一行， 但这一行太古老，残酷  却是文化的一部分。 "晚岁为诗欠砍头"--什么人的疯话？   郁郁寡欢者铁了心肠，却活着。 那被砍头的人跪着，表示服从，表示愿意配合刽子手， 而雪花飘下六月天。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互配合的关系。 在不平等中相互配合需要在下者的牺牲精神。 不能不说这有点儿伟大。   伟大而被砍头-- 看砍头的人中有人满意： 达·芬奇面色冰冷混在人群中--   见过被吊死的，还没见过被砍头的。 他会怎样疼？疼多久？ 画家的天职不是同情。   其他人围拢， 只为看到头颅被怎样砍下，怎样在地上滚动，还眨眼睛。 即使知道柿子怎样被摘下依然有必要看清人头如何被砍下。   叫好声准备妥当。砍头。 先试试砍蚂蚁的头，砍蜻蜓的头。 避免被砍头就得高飞在天上--砍不着小鸟的头。   而失败者，探测到历史伦理的最深处。 菜市口  如今哄卖黄金的所在， 一个寻找自己头颅的无头鬼将别人的脑袋一脚踢开。     ﹡﹡﹡     小鸡巴头一点儿胭脂红。 小灯笼里的小火苗照着个小小的读书人。 黄色小说装点伟大文明。--只有自己人知道。   弹古琴高山流水可以正心诚意不错。 弹三弦的不懂得正心诚意就相信了阶级斗争。 既不会正心诚意也不懂阶级斗争的读黄色小说熬夜到天明。   《如意君传》文辞典雅，不是《花花公子》的文风。 《灯草和尚》想象力发达，爱说色情笑话的傻逼们可以休矣。 《痴婆子传》像《自我主义者》，都是心理小说的峰巅之作。   文明的后背身，就像月亮的后背身。 焚书的火已经点着了--不读就来不及读了。 《四书》、《五经》也一样--不读就来不及读了。   康有为作《大同书》，娶小老婆， 泛舟西湖复活了苏东坡泛舟西湖的情景。 文明的两面：大老婆和小老婆，有如孔孟之道和黄色小说。   不足与人道也。 事实正如此。 国家越大犄角旮旯之多越掩盖不住。   孔夫子一生充满来不及的感觉。 "朝闻道夕死可也"说给那些时刻感到来不及的人。 用天道治理国家从来没有来得及实现过。     ﹡﹡﹡     我在自家院子里夜观星象，那边观象台上值班的小吏心胸狭小。 满天星斗对他来讲说明不了什么。 培养了幽默感，丧失了庄严感。   秦始皇驾崩时的星象与汉武帝驾崩时的星象一样吗？ 都是大皇帝而没有一样的星象挂在天上这是怎么一回事？ 张子房、诸葛亮、刘伯温这些鬼机灵被编来编去编成了骗子。   唱戏的小舞台，简单的道具，桌子和椅子 据说是传统。繁星满天据说也是传统， 月明星稀据说也是传统。   骗子们呼风唤雨，乌云是为骗子们准备的。 老实人只会歌颂大晴天。 老实人里出不来刘邦、刘备和朱元璋。   亚历山大大帝的星象图只管到克什米尔， 并且是在亚历山大活着的时候； 克什米尔人的星象图不同于福建人的星象图。   没人问我心胸狭小的形而上学依据是什么。 我夜观星相，国富民强的星象是什么？ 江南制造局里翻译数学书的人不懂星象学。   皇上有难的星象。"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皇上在乾清宫揉眼睛。 大清国的近视眼在心底呼唤工业文明。晚了。没陛下什么事。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吧，用吧。 钦天监里的天象仪转不动了。一堆老古董 科学价值低于古董价值。古董价值与股票价值此消彼长。     ﹡﹡﹡     别人的大同世界推进到家门口。 措手不及的感觉。 上海海关大楼上的钟声如同寒山寺里的钟声。悠扬。   海关大楼里坐着忠心耿耿的英国人， 罗伯特·哈特。 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外国人傍着青花瓷打盹。   英国人盗版青花瓷图案不觉得欠谁， 世界主义者不欠谁。 黄浦江上驶船的老汉不是世界主义者。   1789年，法国大革命，停泊在黄埔村港口的外国船只： 英国船61艘，美国船15艘， 荷兰船5艘，法国船1艘，丹麦船1艘，葡萄牙船3艘。   后来北洋水师里长官下口令使用英语。 香港人喊警察"阿Sir"。电影导演在片场喊："Cut！"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英国人里也有好的。彬彬有礼。 庄士敦，皇上的老师，虽然反动但对皇上忠心耿耿。 就像郑孝胥，虽然喜欢日本人但对皇上忠心耿耿。   庄士敦回到伦敦，升黄龙旗在自家院子里； 在黄龙旗下著书立说，英国国王管不着。 邻居们小声议论。私有制的好处是容纳怪癖。     ﹡﹡﹡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三百二十二人中也有好的。 吾皇宽宏大量，把宣武门的一小片土地卖给了利玛窦。   利玛窦穿儒服，徐光启有面子。 康熙道："难道我们满洲人在祭祀中所树立的杆子 不如尔等的十字架荒唐吗？"   艾儒略不得不瑟瑟发抖。 他写完《职方外纪》，也就写尽了天下的边边角角， 只是未写到脚下生虱子的土地--这不是他的使命。   艾儒略瑟瑟发抖，请求上帝饶恕自己不务正业-- 他没能广布福音， 却殚精竭虑为中国皇帝尽了点"绵薄之力"。   尽管已在儒雅而野蛮的公子王孙间混得一个虚名， 艾儒略还是瑟瑟发抖。 他收起笔墨纸砚，同时收起他的怪念头。   野蛮人没有到来。野蛮人就在身边。 瑟瑟发抖的艾儒略手握冰凉的白银十字架， 跨上谦卑的小毛驴，一颠一颠，一直走到坟墓里。   康熙道："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耶稣会士全是间谍，学问好，尤其数学好得很。 吾皇数学亦好得很，但弄不懂耶稣、孔子谁更有本领。   为了安全起见吾皇将《七克》的作者庞迪我驱赶到澳门。     ﹡﹡﹡     鸦片在印度装船。 英国议会里关于向中国贩卖鸦片是否道德的辩论。 帝国主义的强词夺理。多年以后电视里的布莱尔能言善辩。   民主制度、议会制度鼓励雄辩术。 撰写《雄辩术》的亚里士多德暗地里热爱英国人的光荣革命。 精英里的精英，柏拉图，以对话的形式自言自语。   政治，在中国，老生常谈和苯嘴拙舌。 "君子敏于行而纳于言。" "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戚戚小人们的社会贡献被忽略了。 戚戚小人们听戏，受教育，听相声，受教育。 戚戚小人们有正直的红扑扑的脸蛋。   "中国人写诗还可以，不过连写诗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德行样。" "所以向中国贩卖鸦片并非不道德。"靠。   以上种种在英国的英国人和在印度的英国人都这么看。 吉卜林眼镜戴在鼻子上。 不懂诗歌的东西！   不懂诗歌的东西眼看孟买的鸦片贸易之利有了维多利亚英国的模样， 遂写诗过一过押韵的瘾， 然后散步于英印混搭的孟买，它以大清朝的白银为地基。 

追溯西方传统中的"humanism"这个概念的历史变化。这个概念早期在西塞罗的文本中就出现了，但是在使用中，它的内涵和实践不断地发生着变化。Humanism曾被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乃至“人道主义”，译法以及在中文中的用法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

不少小的拍卖公司收集了大量玩价格玩得比较高的画家的应景之作，印成精美的图录，标上低得离谱的价格，直接寄发给画家及其相应的经纪人或画廊，用意非常明显，快来托吧，不然成交价格让你们很难看!

经济危机已经揭示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位前首席经济学家道出了其中非常惊人的一个：金融产业已经有效捕获了美国政府，新兴市场的这种事态更加典型，这也是很多新兴市场危机的核心所在。

《视觉惶恐》选自《爱德华·萨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向权力讲真话》（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访谈录的问者和答者均为美国著名批评家，米切尔是《批评探索》的主编，哥大教授。访谈的背景是西方出现了一些非艺术专业的学者策划展览，包括德里达等一些著名学者。二人关于视觉艺术的对话，涉及到绘画、音乐、摄影、戏剧和他们所熟悉的文学，涉及到哲学、历史、政治和美学。

在20世纪的戏曲研究中，元曲研究无疑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本文在回顾20世纪元曲研究时，主要是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来元曲研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一检讨，文中对过去元杂剧“戏剧”式的体认、元杂剧宾白的归属等问题都提出质疑。展望21世纪的元曲研究，作者倡议“讲一点还原法”，“重一点形式研究”，“多一点纵横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