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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荣文，新加坡前外交部长，现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学者

北京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金字招牌”，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电影生产中曾独领风骚，它的运行方式标志了所谓社会主义电影的机制特征。本研究以文献、档案、访谈为基础，描述了其在1949—1966年间于体制构建、创作策略、类型样式、导演群落、明星制造等方面的历史过程。本研究基于片厂个案研究，是对1949后中国电影结构性变化的探讨。

自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来自美国的需求大幅减少，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民众就业压力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维护劳动权利为使命的工会组织面临一种“积极维权不是、不积极维权更不是”的两难处境。

古物陈列所的成立历时一年有余，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长期陈列与对外开放，是民初学界的重大事件之一，对方方面面都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尤其 对绘画更是如此。因为古物陈列所的开放，令一些以前"秘不示人"的古代绘画作品能够被呈现于公众眼前，使民初绘画资源的信息传播相对前代更为快捷而丰富。

王东宾译一、 前言：雅虎！ 马克·诺贝尔（Mark Knobel）是一位毕生与新纳粹主义斗争的法国籍犹太人，这场斗争促使他经常浏览互联网和美国网站。2000年2月，身在法国的诺贝尔，到网上搜索纳粹纪念品。当登陆到雅虎网站的拍卖网页时，他惊讶地发现网页上摆出了大量的党卫军万十字章、SS匕首、集中营照片、纪念复制品，在法国很容易买到这些物品，而服务器却由互联网巨人雅虎设在美国境内。1 早在两年之前，诺贝尔就发现美国在线网站上有纳粹内容，他扬言发动一场公共关系论战。美国在线马上关闭了这些站点，诺贝尔以为这次向雅虎提出类似的威胁也会奏效。但他失算了。事实证明，美国在线是特殊的个案。由于身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在线总是对公共关系、政治和政府权力高度敏感。在屏蔽有争议的内容方面，它比其他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更彻底。 雅虎恰恰相反，它是1990年代硅谷网络泡沫的产物。从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杨致远（Jerry Yang）和大卫·费罗（David Filo）以业余开发雅虎为乐起，到2000年雅虎已经成长为“门户之王”。那时，雅虎的接入用户数比其他任何网站都多，2000年初股票价格达到每股475美元。2拥有百万身家的雅虎领导人杨致远自信且高傲——他“喜欢雅虎的一般定义：‘粗鲁、不谙世故、桀骜不驯’”。3被不断膨胀的市场份额迷惑，他认为政府将保持缄默，言论控制也将无所作为。面对来自遥远国度的活动家关于仇恨言论及触犯法国法律的投诉，雅虎公司只是耸了耸它的高科技肩膀。 诺贝尔并没有退却。2000年4月11日，他代表反种族主义和抵制反犹主义等国际团体，在法国法院起诉雅虎。他提出，雅虎的拍卖触犯了法国禁止纳粹物品在其境内流通的法律。“这些拍卖在美国可能并不违法”，诺贝尔说，“但只要你进入法国国界，就绝对违法”。4法国方面的代理律师罗纳德·凯茨（Ronald Katz）补充说，“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一切的相反是幼稚的。它并没有改变一切。它并没有改变法国法律”。5 雅虎收到来自巴黎地方最高法院(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的传讯，审判由简·雅克·戈迈兹法官（Jean-Jacques Gomez）主持。杨致远对此作出回应，“法国法庭意图在自己并不控制的领土上审判”。6雅虎的公共关系团队提醒人们允许国家政府控制互联网内容将导致的可怕后果。如果法国人的法律适用在美国的网站，那么理应认为德国人或日本人的管制政策同样有效，沙特的或中国的法律亦如此。“如果你每天醒来都不得不问自己‘我该遵守谁的法律’，那么将很难进行商业活动”，雅虎的副总裁希瑟·基伦（Heather Killen）说，“我们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法律，但只有一个互联网”。7 杨致远信奉1990年代的传统理念，认为戈迈兹法官只能在法国合法行使职权，并不能干涉雅虎设在加州的服务器上的内容。他认为，法国政府绝对无权针对美国境内的一台服务器。 对法国官方而言，即使仅限于法国境内禁止纳粹网页也绝非易事。“主权”互联网（“sovereign”Internet）的两位拥护者——大卫·波斯特和大卫·约翰逊评论到，“相对政府当局掌握的资源而言，跨国界的电子通信数量实在太庞大了”。8即使法国官方能识别并阻止违法的离岸网站，同样的信息却可以放在法国境外的镜像站点上。而且，互联网的分布式路由系统，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即使在中转点被屏蔽、损坏、摧毁的情况下，仍可通过点对点传输信息。约翰·吉尔莫（John Gilmore）对此有经典的概括，“网络将审查视作故障，并通过路由绕道而过”。9为了过滤所有的纳粹网页，法国需要关闭境内所有的互联网接入点——这似乎是难以完成的重任。并且法国的铁杆网民可以使用电话线通过国外接入商进入互联网，即便完成这项工作也不会完全奏效。 因此在1990年代，互联网似乎颠覆了个人行为与政府权力间的和谐状态。某些人，如杨致远，对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更多人感到气馁。雅虎案期间，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互联网对传统版权法和税法的威胁。互联网科技正在“消除国界”，并掏空政府权力，他警告，“更严重的麻烦事不断产生，我还没有听到有何良策应对”。10在1990年代晚期，互联网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将削弱民族——国家的实质内涵，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这并不是说法律无足轻重，而是民族——国家丧失了中心地位”，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的创建者和主任说，“互联网”，他总结道，“不可能被规制”。11 这样一来，雅虎在戈迈兹法官面前表现出的无畏精神就合情合理了。按照当时的标准，诺贝尔阻止雅虎违触犯法国法律的努力似乎是过时的、不伦不类的，螳臂挡车、注定要失败的。 巴黎最高法院位于塞纳河上的西岱岛，这个法国现代文明的发源地，离圣母大教堂仅几个街区。它坐落在令人流连忘返的旧时王宫大楼内，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Marie Antoinette）和数千人曾被囚禁于此，直到在另一场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正是在这所古老的建筑中，雅虎的律师们将对抗法兰西的传统与光荣，来捍卫互联网的正统信仰。 戈迈兹法庭的辩论，凸显了对民族国家的衰落并非没有争议。诺贝尔的律师宣称法国拥有保护自身不受来自美国的非法纳粹商品销售侵害的主权，并质问雅虎解释为什么它可以游离于法国法律之外。一名反纳粹律师指出，“法国法律不允许在出版物、电视或广播等媒体上出现种族主义，而我看不到互联网可以不在此列的原因”。12 这段简单的质询已经让雅虎进退维谷。如果雅虎在法国造成伤害，为什么它比其他“真实空间”的跨国公司更能免于制裁？福特汽车公司必须遵守产品销售地国家的各种安全与环境法律。为什么雅虎可以不遵守它进行商业活动国家的法律呢？ 雅虎用“不可能”辩护来回应。如果福特发现遵守法国的环境规制成本很高，它可以在不损害其他市场的情况下撤出法国市场。但雅虎认为它所处的形势不同。它下设了一家法语网站（yahoo.fr），并遵守法国法律。与福特公司不同，雅虎公司没有能力识别用户来自哪里，因此无法控制商品流向何处。如果迫使雅虎遵守法国法律，它必须从美国服务器上撤下所有的纳粹物品，因此雅虎用户不论来自何处都无法购买，这导致法国的法律通行全世界。 2000年5月22日，戈迈兹法官做出判决，在初审基础上，驳回雅虎的辩护。他判决雅虎在美国的网站违法了法国法律，责令雅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来自法国用户的访问，不受Yahoo.com网站上非法纳粹物品拍卖的伤害。13 雅虎拒不服从。杨致远回应，“我们不会改变公司在美国网站上的内容，仅仅是因为法国有人要求这样做”。14案件并没有结束，雅虎按地域过滤其用户的能力成为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雅虎有恃无恐。杨致远说，“要求我们按照用户国籍过滤网站浏览权利，这是非常幼稚的”。15 雅虎的“不可能”辩护反映了世纪之交关于互联网架构的看法。网络并不是按照地理区位因素构建。IP地址（每台电脑的网络身份证），域名（如mcdonalds.com或cnn.com），电子邮件地址，均没有设计成能反映网络中计算机的地理位置。即使域名和电子邮件带有地理信息——如toystore.fr或tonyblair@gov.uk——也是不可信的。那家玩具店的网页可能在德国一台电脑上（数据可能传输到数个国家），或者可能是卖给或转让给法国境外机构。而布莱尔首相，可能在意大利度假或者访问美国时阅读他的邮件。 结构的现实意味着对1990年代的用户而言，互联网技术不能确知他们的邮件和浏览的网页来自何方，因此他们也不知道会触犯哪国的法律。1997年约翰逊和波斯特谈到，“在网络空间上，地理边界不再是提醒人们进入新的法律地区的指示标”。16法国法律适用于雅虎看起来不太合理，一个原因就是雅虎无从得知特定的用户来自何方，亦无从得知他们应遵守哪国的法律。 法国试图规制雅虎公司似乎不合理还另有原因。对互联网公司和用户而言，面对各国不同的法律时，为了避免法律危险，理性选择是遵守它们中最严格的法律。网络国别控制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最不理性政府的暴政。“我们正在触动底线”，科技与民主中心的阿兰·戴维森（Alan Davidson）评论雅虎案时说，“对互联网内容的最严格条件——不论来自国家——对全世界人民都会产生影响”。17 欧洲的一个老笑话恰如其分地点出这个问题。天堂里有法国的厨师，英国的政府，瑞士的火车，意大利的情人。相反，地狱里有法国的政府，意大利的火车，英国厨师，瑞士的情人。互联网的国别管制似乎昭示着类似的场景：一个拥有新加坡言论自由、美国民法、俄罗斯商法、中国民权的世界。 戈迈兹法官限定雅虎两个月内提出如何屏蔽法国冲浪者。休庭期间，希瑞·霍利（Cyril Houri），一家美国新技术公司Inforsplit的创立人，联系了原告律师史蒂芬·里奥提（Stephane Lilti），告知他已经开发出一项新技术，可以基于地理信息基础上识别和屏蔽互联网内容。霍利飞到巴黎，并在里奥提的电脑上掩饰了这项技术。他们被屏幕上显示的信息震惊了。雅虎宣称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服务器，实际上安放在斯德哥尔摩！雅虎在瑞典安装了其美国主站的实时更新镜像站点，以便于欧洲用户更快登陆。18 7月24日再次开庭时，雅虎的律师们再次坚持基于美国的网站识别并过滤法国访问者，在技术上不可能。里奥提在庭上以霍利的地理识别技术来回应。他指出，在法国的雅虎拍卖活动，实际上并不来自美国的服务器。他指出，假设世界各地计算机用户平等地接入任何一个网页，是绝对错误的。如果雅虎可以从瑞典的服务器锁定法国用户，它就可能识别用户的地理位置，并且如果它愿意，也可以屏蔽该用户。 戈迈兹法官谨慎地回应了这份看似鲁莽的断言，并邀请三位互联网专家评估雅虎屏蔽法国用户的技术可能。这三位专家分别是互联网之父文顿·瑟夫（Vinton Cerf），英国互联网专家本·罗瑞（Ben Laurie），法国技术人员佛朗克斯·瓦隆（Francois Wallon）。专家报告对雅虎是灾难性的。它基于2000年底的技术条件——即霍利的身份认证技术和国籍的自我报告技术——得出结论，雅虎能够有效屏蔽90%以上的法国用户。19 基于这份报告，2000年11月20日，戈迈兹法官做出了意义深远的最终判决，再次判决雅虎网站上允许交易纳粹物品触犯了法国法律。20法官断定法国的法院有权处理雅虎公司及其服务器，因为该公司有意将禁止的纳粹拍卖活动指向法国。他指出，法国网民访问美国雅虎网站时，雅虎会出现法语广告。这不仅表明雅虎迎合法国用户制作内容，同时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进行地理位置识别并屏蔽用户。21法庭承认百分之一百的屏蔽不可能，但责令雅虎尽最大努力屏蔽法国用户。22 雅虎仍然非常愤慨。它宣布除非美国法院要求这样做，否则雅虎将无视戈迈兹法官的判决。23判决一个月后，雅虎在美国提起反诉，希望美国法院驳回法国的判决。法国雅虎主管菲利普·纪尧姆（Philippe Guillanton）说，“我们希望美国法院能够确认，非美国法院无权要求一家美国公司如何运营”。24 然而，雅虎面临一个难题。尽管认为法国法院不可能在美国行使权力，但雅虎在法国也拥有资产，包括从法国获得数量可观的补贴收入，这些资产有被查封的危险。25戈迈兹法官警告雅虎，2001年2月前它必须执行判决，否则将面临每天10万法郎（约合13000美金）的罚款。26雅虎经常往返欧洲、受当地法律约束的管理层，开始通盘考虑此事。 2001年1月2日，雅虎突然妥协。它从拍卖网页上撤下所有纳粹物品，声明它“将不再允许与促进或拥护暴力仇恨的团体有关的物品，放置在任何雅虎旗下的商业设施上”。27它力不从心地宣称，此举是因为纳粹物品拍卖带来的社会影响，而非法国的裁决。雅虎发言人声称“社会整体上是反对这类组织的”。28但法国制裁的威胁迫在眉睫，这预示着如不服从，雅虎将被肢解。 戈迈兹法官判决不久，雅虎对按地域屏蔽的抵制开始松解。2001年6月，雅虎宣布与阿卡麦公司（Akamai）达成交易，使用该公司的地理识别技术传输地域相关广告，从而“提高广告的针对性”。29雅虎的一名律师——玛丽·维丝（Mary Wirth）勉为其难地承担后续工作，解释雅虎在地理识别技术上前后矛盾的态度。“我们坚持······法国法院的判决并不是百分百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必须百分之一百地确认法国用户，而这并不可能。[然而], 这项技术却非常适合用于定向广告”。30 后来雅虎进一步开拓业务。1999年，雅虎在新兴市场投资：中国。当雅虎初次进入中国市场时，它宣布雅虎中国将“为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提供便捷的链接，使之享受到雅虎为之量身定做的系列服务”。31但中国政府对公民需要什么有自己的看法。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政府要求雅虎过滤有可能损害或威胁国家统治的内容。实质上中国要求雅虎做政府的互联网审查者。 我们无从得知，做出决定前，雅虎内部是与否有长时间的争论，是否搜寻过他们的自由主义灵魂。但我们知道在2002年，雅虎没有如几年前那样飞扬跋扈和骄傲自负。2002年夏，雅虎的股票跌至9.71美元一股，而在2000年时，股价为475美元一股。32新的更好的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座右铭是“不作恶！(Don’t be evil)”，成为互联网信息检索领域的新宠。雅虎必须有所作为，而中国市场预示着未来。 2002年夏天，雅虎悄然接受中国的要求。它签署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Public Pledge on Self-discipline for China Internet Industry），保证“监控国内外网站的内容”，并“拒绝接入散布有害信息的网站，以保护中国网民免受不良信息的影响”。33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执行董事肯·罗斯（Ken Roth）批评雅虎承诺“识别并阻止传播中国当局或公司反对的任何信息”。34 到2005年，雅虎彻底转向。互联网言论自由运动的宠儿变成了中国政府思想控制的代理人。今日雅虎为中国网民提供一系列审查产品。它的中文搜索引擎并不反馈全部结果，而是屏蔽被认为危害公共秩序的网站。雅虎的大众聊天室装有特征过滤软件，以抓取“多党选举”或“台独”等禁止字段。它同时使用人工或软件监控聊天室的谈话。这些做法导致2004年记者无国界组织给雅虎贴上“中国警察附庸”的标签。35 2005年秋，中国记者师涛向美国一家民主网站发送了一封邮件。在邮件的附件中，他上传了中国政府的保密文件。但师涛犯了一个错误——他使用了雅虎的电子邮件账户发送这份文件。当中国当局在美国网站上发现了这份文件，它要求雅虎公司协助识别发送者。雅虎同意了，师涛被判入狱10年。曾经的互联网自由之王——杨致远，如何解释其公司的新角色呢？“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商业活动，我们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杨致远解释到，“我并不喜欢这件事的结局结果”，他补充到，“但我们必须遵守法律”。36 雅虎的故事集中展现互联网的转变，从抵制国家法律的技术，转变为促进其执行的技术。但互联网对民族国家的挑战，远比雅虎故事展示的深刻，而民族国家的回应也更复杂，有时犹豫不决。为了理解过去二十年间的转变，我们必须从解释缘何这么多人相信互联网会超越主权国家的法律，并荡涤民族国家的腐朽之气。这是本书第一部分的任务。

对20世纪出现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各种世界史研究范式进行了综合评述。真正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史研究在20世纪出现，它们可以分为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和专业历史研究三种。

中国不是唯一在19世纪面临严重危机的国家，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德川日本都经历了和中国清朝末年类似的问题。这四个国家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军事的软弱，这使它们在面临外敌入侵时非常脆弱。土耳其、俄罗斯、清政府和德川幕府的军队都曾和欧美工业化国家交战过或有过军事对抗，很快都吃惊地发现它们的军事力量比工业化国家差得太多。欧洲国家时不时地掠夺土地，或者纳入本国疆域，或者作为殖民地来统治。但是更多时候，欧美的军队利用它们的优势迫使军事弱国做出让步，从而寻求优惠条款，获得商业特权，使工业资本家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在这些军事弱国里实现巨额利润。

对陈昭瑛陈映真陈芳明三位的文章展开评析，作者意在指出本土化运动急速台独化的基本因素--台湾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体的完成和巩固，政法系统及其他一切社会配件的全面化深化，来做为现阶段台独意识的主要根据。

林兆华执导的《白鹿原》2006年5月在北京上演了一个月以后也去了西安演出了，由于题材敏感，报道评论都不多，我们也没看到演出，只能看看评论和导演自述。在这个对话中，林兆华指出了已经常常被人忘记的一点：话剧是个欧洲的表演形式。本站的戏剧文选目前介绍的都是本土剧本和中国导演，而实际上中国舞台上的戏剧一大半是改编欧美作品，除了导演偏好、剧本质量，也是有很实际的考虑的，因为基金会和使馆往往更直接地愿意为这样的演出提供慷慨资助和唏嘘赞赏。《白鹿原》中的一些关于清肃的情节其实在韩少功的《山南水北》中的一两篇可以看到类似叙述，但韩少功不仅仅写生死，也写到了宽恕和原谅。

这个采访林兆华的记者比较有趣，一开始就被划归没听懂陕西腔普通话的少数人，然后又问了诸如流水帐是褒义还是贬义这样的小学一年级FAQ，对舞台上的活牛羊充满了好奇心。－－人文与社会::Humanities.cn按语

2013年伊始，"中国梦"和"宪政梦"成为了中国舆论场的"热词"，但在网络空间激烈的争论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一章第一条第一句却极少被人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毋须赘言，广大工人、农民、农民工群体在当下中国的经济境况、社会地位、阶级认同与宪法所写形成了怎样的反差

灵籤又称运籤、神籤、圣籤、籤诗等，属于占卜术中的一种，其基本特点是以诗歌为载体、以竹籤为占具来占卜吉凶。在中国令人叹为观止的种类繁多的占卜形式中，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是灵籤了（或称“抽籤”、“求籤”、“占籤”等）。本文仅就灵籤与《灵棋经》、灵籤与谶、灵籤与诗歌的渊源关系做简要的考证，认为：灵籤的历史悠久，渊源可以追溯到周代的《周易》，而在形式上受《灵棋经》影响更为直接，同时与谶语主要是诗谶和图谶的流行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的关系，另外诗歌创作的繁荣也是灵籤产生的前提条件。灵籤产生是中国古代占卜术逐渐趋向世俗化、占卜方法趋向简易化的必然产物。

作为传统士人的进身之途，科举考试无疑是其人生的一大关键环节。十年寒窗、考场拼杀固然重要，而其间为赶考特别是会试所做精心准备这一链环，于科考成败亦关系颇大，其意义不容小觑。尽管历来士子有将赴考路上的所见所闻笔之于诗文的雅趣，但不无可惜的是，这些记载大多零散且不成系统，难为他人做全面的鉴戒。即使如《士林彝训》（关槐撰）、《士庶备览》（佟氏辑）、《士商必要》（江湖散人辑）之类的指导书中，虽然也有所关注和涉及，但仍非专门针对士子赶考环节而作。其有意就此环节而撰为专书者，清儒林伯桐所撰《公车见闻录》一书，当为一难得的典型代表之作。 一 林伯桐，字桐君，一字月亭，广州府番禺县人。其先由闽迁粤，世居省城高第街。曾祖举之、祖康民、父天植，皆未仕，世以医为业。惟伯父天卫独喜读书，不因家贫而废学，与所居高第坊之士人庞昆、庞振等，论文倡和甚相得，而尤长于为诗，颇有其父康民"世世耕田读书"之志，虽"赍志不遇"[①]，却俨然子弟表率。 正是在家风熏陶之下，伯桐自幼即致力于学。长从劳潼游，"相与研究理学，得力尤深"。又与一时名士，如吴应奎、吴兰修、张维屏、黄培芳、曾钊、张杓诸人，"以学问文章相砥砺"[②]，质疑问难，相交甚契。正是得诸师友之益，其为学遂精进不已。乾隆五十八年（1793），伯桐年十九，入县学。嘉庆六年（1801），乡试中式第44名举人，座主帅承瀛特赏其文，以大器期之。嘉庆二十二年（1817）会试时，其父去世，伯桐以"不及亲视含殓，抱憾终身"，"自是一意奉母，不复计偕"[③]。此后，伯桐乃以键户授徒为业，教弟子以朱子白鹿洞规条，循循善诱，从游者因多所成就，其登甲乙科、任馆选部曹者日盛，而能敦内行、勉实学者更不乏人。道光六年（1826），阮元改定"学海堂"规制，设八学长以课士，伯桐首与其选，推扬阮元所倡经义古学之宗旨，课艺论学，于从游者多所陶冶。后总督邓廷桢闻伯桐名，遂延聘其课二子。三年中，伯桐常与邓氏论声韵之学，但从不干预外事，故邓氏益重之。道光二十四年（1844），选授德庆州学正，三月之官，旋于十二月初一日去世，享年七十岁。伯桐不久于任，大为士林痛惜。学者尊为"月亭先生"，有经师、人师之誉。光绪十年（1884），入祀乡贤祠。 伯桐生平"于学无所不窥，尤笃志经学，研经宗汉儒，而践履则服膺朱子。《十三经注疏》皆手自丹铅，《廿四史》及诸子、诸集凡目所经者，皆能举其大要"[④]。此可见其不仅为学广博，而且在治学取向上，既能有所宗主，亦能扫除门户之见。汪鸣銮尝称："月亭先生综贯百家，群经皆有撰述，于《诗》主毛氏，所著《通考》一书，专辨传、笺之异。窃谓郑君笺《诗》，意在申毛，其有不同，如仲春婚期、鸱鸮罪人，自当以传为长，其余小有差池，未可遽议优劣也。然先生所著《易象释例》、《三礼注疏考异》，今虽不传，凡例具存集中，一以郑君为主。是先生于高密之学，实能确守，非如王子雍《圣证论》与郑为雠，亦不肯如孙炎、孔晁辈坚持门户也。"[⑤]而林伯桐之所以有此取向，乃在于他对治学方法有着独到的认识。在他看来，"夫通古人之言，而后可求其义，训诂未明，而谓吾能通其大义，果足信乎？......清谈空论，皆破义、破道者也"。以《尔雅》而论，他认为："《尔雅》，小学之书，而列于经者，盖六艺之指归、百家之钤键皆在于是。不通雅训，则于经义往往私心穿凿，人自为说。本于雅训，则同条共贯，即《尔雅》书中一字两训、三训，亦不相紊；或《尔雅》所未备，而辅翼之书，要不离乎宗。此雅训所以重也。"[⑥]秉此认识，他强调道："夫训故有郑君，义理有朱子，此经部之宗也。......他如考六书则多采郑渔仲，解群经亦不遗王介甫，能各取其所长，尽扫门户之见矣。"[⑦]由此不难看出，林伯桐治学，既注重训诂考证，又不废弃义理的探求。正因其对汉宋之学能持其平、能贯其通，故而形成了"研修以汉儒为宗，践履以宋儒为法"[⑧]的为学风格。此一为学风格，较之"或欲扬汉学而抑宋儒"、"或又欲崇宋学而黜汉儒"[⑨]者之两不相容、各执一偏，显然大异其趣。故《林月亭事实册》推誉道："所著《毛诗通考》三十卷、《毛诗识小》三十卷，阐发经义，足补先儒所未及。所著《史记蠡测》一卷、《供冀小言》一卷、《修本堂稿》五卷，皆发明义理，卓然可传于世。其《修本堂稿》内，如《朱子不废古训说》及《小学纂注书后》等篇，最有功于紫阳之学。其《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辨后》一篇，推明乡邦先哲之说，尤见卫道之力。"[⑩]林伯桐之能入祀乡贤祠，可谓实至名归。 二 林伯桐不仅学问精博，而且于科举亦颇留意。尽管因遭父丧而无意仕途，但他之孜孜于授徒课艺，亦体现出其对作育士子的倾心。尤其是所撰《公车见闻录》一书，更彰显出其对士子的关爱与呵护，为他们千里跋涉赴京赶考，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赴考指南，或可称之为赶考注意事项，这在科举时代是十分难得的。 《公车见闻录》共一卷，计10个小目：约帮、就道、行舟、升车、度山、出关、工仆、用物、养生、至都；其中，度山附过埧，用物附行李，至都附场具。而每个小目之中，又分为几条或十几条或几十条数量不等的具体事项。若就行程而言，这10个小目大体可分为三大项：一为赴考前的准备；二为赴考行程事宜；三为到京城后的注意事项。 （一）赴考前的准备 "约帮"是林伯桐对赴考前准备事项首先所予以强调的。所谓"约帮"，就是士子赴京赶考时约友朋熟人一道结伴而行，以便互相有个照应。在林伯桐看来："凡北上者，以约帮为重。盖万里同行，踰年相聚，自早至暮，咫尺不离，其无形之擩染，不仅如香篆之熏衣也。《易》曰：'出门同人。'此为第一义矣。"也就是说，约人同行是士子赶考要考虑的头等大事。既然约帮如此重要，那么，约什么样的人为帮就需要慎重选择了。林伯桐认为："同帮者无论旧交新识，得素所敬重，或素所亲厚之人为佳。"这是因为："人之性情，各有不同，人之学问，亦各有不同，则其见解议论，安能如一？惟所敬重者，常有畏心，不敢相忤；所亲厚者，常有爱心，不忍相嫌。即有异同，而断无芥蒂。此真可与游者也。"换句话说，惟有志同道合、心所仰畏者，方可与之约帮，非此类则不可与之同道。 约人为帮的标准既定，接下来有几个具体事项要注意。一是慎重其约。慎重其约指对选择同帮者，"可约则约，不可约则辞之"，万不可"曲意以徇人，尤不当轻诺而寡信"。另一方面，既然有约定，就应彼此一心，而不可"忽约忽改，朝东暮西"，方为约帮之"雅道"。二是选择帮友人数。约友为帮，不应太多，以四人同舟或两人同车为宜。若两人同帮，必须十分相得者，才会解除旅途寂寞。若五六人同帮，乘一条船显得拥挤，分成两船则费用过多，且不便于饮食照应。至于八人以上，就必须分乘两船，"瞻前顾后，意见纷歧"，就更不合适了。三是约定行期。出发前的各项准备事情繁多，特别是"请咨"环节尤需一定时日，所以约帮者应约定一个可行的日期，以便按时启行。对新帮来说，尤应做此考虑。 约为同帮者，尽管大体标准以志同道合、心所仰畏者为取舍，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为人行事风格。林伯桐指出："人才不一，有极沉潜者，即有极高明者；有极谨厚者，即有极倜傥者。"那么，彼此应如何相处呢？林伯桐提出一条原则："但能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原不必如琴瑟之专一也。"但也应注意："唯是登山临水，远道相依，必以敬慎不败为先。"如果有"偭规错矩、不羞小节者，且当舍旃"，否则的话，"立异则近而不相得，苟同则无其所长而有其所短"，均非"好相识也"[11]。总之，对约为同帮者，应以吸取其所长为主，以有益于己；而不熏染其所短，以敬慎而不败。 其次，要准备一些必需的用物。主要有如下品类：笔墨和砚，度山在行、登车在店、换乘小船，皆用得着，应"以极轻活为便"，特别是砚，愈轻便愈好，若用藤做盒更佳。船中桅头之旗和车中小旗，需写"奉旨会试"四字（也有的写"礼部会试"、"奉旨礼部会试"者），"若父兄本有官衔，即写其官衔亦可"。载食物之器，以价廉的瓦器为耐久方便，虽在广东视为粗器，但度岭之后则不易得；若瓦器之外以竹织之，则可减少搬船、度山时的破损。小沙盘非常有用，且易携带。饭盌茶杯之类的瓷器，在京城甚为难得，应设法稳藏，以便使用。铁丝灯笼最适用，要多带一两件备用。路费，最通用者为纹银，无论成锭抑或碎银，皆可通行。至于新洋钱，仅可用到苏州；印洋钱，东路用到赣州或玉山，西路用到彬州或湘潭；洋钱之碎者，止可用到佛山或三水，韶关或偶用之。兑银，广东用"司马"，外间所谓"漕平"，较"司马"为轻；"车路之平无定，大抵加重"；"京平则曰九九五，或曰京平实九三五"[12]。用钱，京城以五十当一百，谓之小钱，足数者称为大钱，或称足钱、老官板；铅山河口也有大、小钱之目，小钱以七文当十文，以七十当一百。 其三，行李。主要有：皮箱，盛放袍裤（皮、绵、单）、冬夏衬衫、马褂等衣物，但无论坐船还是乘车，皆以略小者为便，若不得已而使用两只，应选极薄扁者为宜。帽匣，盛放冬夏帽子、风领、风镜、面扶、手袖等，以两层、三层为宜，平顶者为便。小竹篮，放书籍、文房各物及杂物。马包，放被褥、花毯、皮枕箱、蚊帐等物。袱包，放手巾、汗衫、袜子等。布袋，放靴子等。皮袋，放铜面盘，宜小。凡上日用必需之物，皆应尽可能备齐、备足，以免出门后作难。 （二）行程诸事宜 广东至京城7千余里的行程，其间山山水水，跋涉需多历时日。在这期间，要注意的事情很多，故林伯桐于此一环节着墨尤多，自"就道"至"出关"以及"养生"遂构成《公车见闻录》一书的重头部分。若归类而言，则大体可分为赴京路线、交通工具、度山过关、养生调摄等几大类。 1、赴京路线 由广州城出发赴京，可分为东、西两大路线。其中，东路又分为三条小路线，而西路亦分为两条小路线。 东路的三条小路线，分别为"沙井路"、"长江路"（又称"大江路"）、"中江路"（又称"浙河路"）。"沙井路"由广州城发船，经佛山、清远县、峡山、连州江口、英德县，至韶州府城换船；然后度太平关，经始兴江口，至南雄州登陆入行，由行发夫挑行李，自己乘四人抬的爬山虎，度大庾岭，至江西南安府大庾县入行，由行写会昌三板船；经南康县，至赣州府换船，出府东关，经十八滩、万安县、龙泉河口、泰和县、吉安府庐陵县、吉水县、峡江县、新淦县、樟树镇、丰城县，至沙井登岸，雇小车陆行；经建昌县、德安县、九江府德化县，渡江；经黄梅县、太湖县、潜山县、桐城县、舒城县、庐州府合肥县、宿州、徐州府，渡河；经滕县、邹县、兖州府滋阳县、汶上县、东平州、东阿县、茌平县、高唐州、恩县、德州、景州、阜城县、献县、河间府河间县、任邱县、雄县、新城县、涿州、良乡县、卢沟桥，入广宁门进京。"长江路"由广州城发船，度韶州东关、大庾岭，换船；度赣关，至江西省城，自此与走"沙井路"者分路；换船后经吴城县、南康府星子县、大姑塘、大姑山、东流县、安庆府府城、铜陵县、繁昌旧县、芜湖县、采石矶、江宁府城外、龙江关、仪征县、扬州府，换船；度扬州钞关，经邵伯驿、露筋祠、高邮州、宝应县、淮安县、移风上下闸，至清江浦泊船，登岸渡河；至王家营，雇轿车陆行；经来安集、重兴集、仰化集、宿迁县、红花埠、郯城县、李家庄、伴城、垛庄、蒙阴县、嶅阳、新泰安、杨柳店、泰安府、张夏、潘村、齐河县、晏城、禹城县、平原县、德州，自此与走"沙井路"者合路。"中江路"自广州城启程，至江西省城，与走前两路者分途；经瑞洪湖、抚州水口、余干水口、安仁县、贵溪县、弋阳县、铅山河口、上饶县、广丰县，至玉山县登岸入行，由行发夫挑行李，自己乘爬山虎，度山；至浙江衢州府常山县入行，由行写建德船；经陈家江口、衢州府、北方人家、湖镇、兰溪县、富春驿、乌石滩、钓台、桐庐县、新城港口、富阳县，至杭州府城钱塘江口，登陆入行；过坝，至北新关换船；经塘西镇、石门县、石门镇、嘉兴府、平望、八尺湖、吴江县、太湖宝带桥、苏州府城、枫桥、浒墅关、无锡县、常州府、奔牛镇、吕城、丹阳县、丹徒巡司、镇江府京口驿，渡扬子江；经瓜洲，度由关；经三义河、扬州府，然后与走"长江路"者合路。 西路的两条小路线，为"汉口路"和"樊城路"（又称"西大路"）。"汉口路"自广州城发船后，经清远县、英德县，至韶州府城换船；度遇仙关，至乐昌县换泷船；经韩泷，至平石换单船；至宜章县，登陆入行；度小岭，至良田中站，次日至彬州入行，由行写火筒船；经耒阳县，至湘潭县换船；经长沙府城、湘阴县、洞庭湖、岳州府城、武昌府城，至汉口镇登陆入行，雇小车陆行；经聂口、杨店、小河溪、东王店、武胜关、信阳州、明港驿、确山县、遂平县、西平县、郭家店、郾城县、罗湾河、临颖县、许州城、新郑县、郭店驿、郑州、荥泽县，渡河；经小冀集、卫辉府、淇县、宜沟驿、汤阴县、彰德府、丰乐镇、磁州、邯郸县、沙河县、顺德府城、栢乡县、赵州、栾城县、正定府、伏城驿、新乐县、明月店、定州、清风店、望都县、保定府、安肃县、定兴县、涿州，自此与走东路者合路。"樊城路"自广州城启行，与走"汉口路"同，至汉口镇始分路；乘船经郧口、汉川县、仙桃镇、岳家口、宜城江口，至樊城登岸入行，雇轿车陆行；经桃华驿、吕堰驿、新野县、瓦店、新店、南阳府、裕州、丈人庄、叶县、汝坟桥、襄城县、颖桥铺、朱曲镇、尉氏县、朱仙镇、开封府城，渡河；经董家堤、延津县、卫辉府，自此与走"汉口路"者合路。 这五条路线，各有其利，亦各有其难。"沙井路"为南北通衢，其利在快捷，大约70日间就可到达；但因"乘车之时多，乘舟之时少"，所以"未免劳顿"，更为重要的是，此路所需费用较多。"长江路""好在便，其难在疑虑（风候难逆料）"，若遇南风连日，自江西省城至清江浦，"瞬息百里，实是快事"，但倘遭北风不断，则等候时日就多了；特别是对程期紧迫者来说，遇此情况就不得不中途登陆。"中江路""好在佚，其难在繁扰"，三个月左右的路程、苏杭物产胜景之秀丽，固然令初出门者心乐，但两次度山、一次盘坝、多历关卡、频繁换船，即使"不惜费用，而未免烦杂矣"。"汉口路""行程颇捷，路费较省，沿途亦无烦扰"，但所经地面俱近质朴，尤其是"泷河两宿，同泊者少，车路之初，住店褊小，换船颇多，船不甚宽"，很不舒服。"樊城路"虽为多数自西行者所选之路，"但较汉口路舟行所增已多，而车行所减甚少，水路颇难速行，每日站路甚长，且车马杂沓，略觉劳顿也"。总之，西路"好在稳，其难在简质"[13]。赶考士子如何取舍，就要看自己的程期、性情和财力了。 2、交通工具 赶考路途所乘交通工具，主要有船和车两种。由于沿途所经地方风俗不同，船的形制和用途等亦有区别。如广州之河头船（有大号、二号、三号之分）、河西船、老龙船（号数尤多）、麻洋船，二号河头船可载四人，颇觉宽敞，河西船较之河头船稍朴、稍矮，但既快捷又价廉，而老龙船和麻洋船都较大，客、货皆载。他如江西三板船（又称"沙扒船"）、浙江建德船、苏州快船和尖头船等，或广或狭，或朴或丽，或缓或捷，各有千秋。如"船之平稳者，可以安坐，而不必美观"，"船之重大者，可以多载，而不称轻装"，"船之轩昂者，可以适体，而不能速行"，"船之秀丽者，可以燕游，而不足远涉"，其在"文质之间，居则可安，行亦不钝"。做何选择，就要看士子所好了。 但不管乘哪种船，首要条件应为"船身完好、明洁"。其次，要注意安全。如雇船要找正规可靠的保家、对船要进行细致的查验、行李的搬运和放置要做周到的安排、船票的内容要尽量详细开列、船价的交付要明定数额和方式，以及上下船、出船小立、船中灯火一定要加小心等，皆需处处留意。其三，应把握行程时间。林伯桐指出："舟行不计行程，此俗忌耳。"不过，"船之当行当止，惟操舟者知之"。为了行驶顺利，士子应"谕以一早开船，稳处泊船，无故勿耽搁"；"至于风雨不时，险阻宜避，或似缓而无误，或似钝而甚安，皆不必自作聪明，轻相掣肘"，尤不应"问本日当至某处，几日可至某处"[14]，以避免触船户、水手所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对于习惯于乘坐肩舆的广东人来说，坐车多有畏心。林伯桐告慰士子们，"其实大河以北，妇人孺子，亦能乘车远行，并能骑驴代步，必非难事可知"。尽管如此，毕竟广东士子对此交通工具不熟悉，所以林伯桐除对车之形制、乘坐方法、车行情形详细说明外，还重点谈到了如下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一是价钱问题。"凡说车价将成，言明要包封若干。车价与船价不同，要全盘交与车行，听车行自行包封，自加记号。须于车票内写明包封若干，至某处交若干，至某处又交若干，至某处然后交完。仍当传车夫与车行之人当面订明"；车价之交付，"皆以圆丝银为言，每一套圆丝银若干，成价之后，则以纹银照时价折算交付"。二是要避免受车蠹的蒙骗。车蠹指船将近清江浦时，那些"搭在船尾，与船户同处，渐向客窥伺。或于客登陆雇车之时，特来迎接，沿途忽献殷勤作乡导，卑礼甘言"的人。一旦中这些人的圈套，不论你在何处雇车，他们都会把持抽分，车行也无可奈何。而如果你不为其花言巧语所动，并向车行说明并无接引之人，车蠹也就无计可施了。三是要在车票内详细注明行李、停留时间等，并于每早出发时，要格外小心行李，"以防小偷割车尾"。四是若遇呕车现象，"但下地步行数里，可坐则坐，否则竟越宿而后坐车，则安然矣"。五是要熟悉各地车夫秉性。如汉口和沙井的小车夫，多是湖北黄陂、孝感两县之人，言语嗜好与广东差不多，"约束坚明，无不可用"；而大河以北的车夫，多是直隶、山东、山西、陕西之人，"其言语倔强，饮啖饕餮者十居八九"，则"不易驾驭"[15]。只有弄清这些情况，才好与之相处，不至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3、度山过关 行程当中，会遇到过山问题。当船行近度山时，会有一些"涉水远来迎请入行者"，对这些人，不可轻易答应，最好自己登岸到各行商定夫价、轿价，行内自然会派人前来搬运行李。行有官行、货行之分，一般来说，"官行承应小心，但多求，且多伪"，而货行的服务也很周到，且较官行为稳，所以货行更为适宜。入行后，要催行家开单，"将各项夫价结完，并预备谢行银，并管店酒钱"，以便第二天一早动身。度山时，应一早起身收拾妥当，尤应将咨文随身携带，路费也应提前从箱中取出，以备不时之需。度山之后交接时，要将行李"照号数一一点明。其皮箱内有路费者，可一开视"[16]，以免有所遗漏、丢失。过埧大体与度山相似，所应注意者，也是不要轻信远来迎请过埧之人，且要小心行李、财物的安全。 由广东至京城，要过一些关口，对一些事情需要留意。首先要准备的，是将手本（写会试某某某，度岭后加"广东"二字）和咨文事先预备好，到关时令跟随之人拿着去请关。关口有人来检查，乃例行公事，可让船户将船板掀开，不要阻拦。而盐务缉私者，也要查验，亦不可阻拦。其次，过浒墅关时，会遇到船户"欲别行一路，由浒墅小关而行"，则应制止。因为小关船少，检查起来非常琐碎，且容易引起怀疑。其三，关口之人，少不了索讨小包陋规，应等请关手本交回后再给，以免其多次讨要。至于求索"朱卷及蜡丸者，或与或否，或多或少，可随宜自便"。其四，过关之时，遇到拥挤，需小心照看行李、财物。其五，要严禁跟随之人和船户夹带鸦片及各项非法之物，"至关口有问，据实答以会试之船，不载各货，并无夹带"[17]，以免引来无谓的麻烦。 4、养生调摄 几千里路途奔波，保重身体至为关键，若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无疑会影响到此后的考试。因此，林伯桐强调道："昔人有言：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故调摄为北游先务，而读书犹次焉。饮食者，又调摄之要事也。"有鉴于此，他对如下事项做了详细提示。启行之前，考虑到舟中多用坚炭，颇有热气，而船又皆木板，故"宜以清润之物调剂之"，除不可多饮酒外，以绿豆藏生果中，然后置于瓦器，"登舟之后，可兼收其用"。广东本地的猪肠酿肉、酱肉、腌鸭、咸鱼等，为家乡特产，宜多带。船到白庙，应多买些片糖，可以清热、解毒、润喉。清远峡的嘉鱼、江中的大鱼、南昌的鳜鱼、雄县的鲫鱼，皆为美味，不可不一尝其鲜。西江油豆腐、浙江白菜、金华火腿、高邮盐渍鸭蛋、淮安山药、河北面饼和小米粥、京城羊肉等，风味独特，品尝品尝，不失为一种享受。"江南物产富丽，行大江者路接江宁，其物多实用，食物亦然。行中江者路经苏州，其物多美观，食物亦然"，经过此地，亦可尽情购买。至于"豆腐有清气，油炸果（一名油炸鬼）有爽气，舟车所至，无处无之，是为通品"。但应注意的是，"行车迟速难定，人在车中，偶然思食，倘遇馒头、鸡子之类，熟久而冷者，切勿将就食之，必至凝滞。小饥尚可稍耐，冷食不免误事也"[18]；辣椒容易生火，最好不要食用。此外，在店中食宿，也应注意清洁、安全，如住宿要找正规的店，"店中客房之灯，有时夜未央而油已尽，若自携火镰包及铁丝灯笼在房中，则无所不便"[19]；夜间住宿，要派跟随之人守护车上的衣箱等物；"南雄与玉山两处，茶楼酒肆，沿途络绎，携仗头钱以行，或随便散尖，或至中站会齐食饭皆可。惟西路度山并无饭店，虽有茶肆，而饼饵殊少，宜酌携果饼自随为便"[20]等。如此之类，皆应以身体为重。 （三）至京城事宜 顺天府涿州城，为各路会合之处，到了此地，离京城就很近了。涿州城楼有"尺五天"木榜，"车行至此，皆有瞻云就日之意"。待到得都门，眼界就更开阔了。福建人曾有诗概括道："要识都门九座分，正阳、宣武及崇文；阜城、东直与西直，安定、朝阳、德胜门。"这是指的内城门。若外城，则南为永定门、左为左安门、右为右安门、东为广渠门、西为广宁门、东隅为东便门、西隅为西便门。都门又有五城之目，而各具特色，有口号称："中城珠玉锦绣，东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鱼花鸟，西城牛羊柴炭（买物者虽不必尽依此数语，然依此往买，自然不远），北城君子（多住衣冠也）小人（偶藏窃匪也）。"凡此大致情形，赶考士子当尽量熟悉，活动起来才不致茫无头绪。 在都期间，有几项事宜需留意：一是住宿，可自行找店，也可住广州会馆，"初会试者，广州会馆收取喜金贰两，凭部交收，当注明于部内。至登第后再收喜金，即要加多"。二是礼部投文，住广州会馆者，可由会馆长班投文；若亲自投文，"可入内城前门（即正阳门）内东长安街礼部衙门中，于此买卷填注明白，即日投卷，问取批回"。三是考场，地点在崇文门内，考试时，"早晨乘骡车而往（此车须于场前雇定，每人一车，科篮放在车口），午前应头场名，得照入木签，即可从容整顿领卷而入"，"场中日午颇热，近暮则寒。故场中仍须用车路衣服，未能减少。五鼓将尽，必有片刻极寒，则知天将晓矣"。考虑到京中号军不熟悉烧饭之法，所以，若进考场前有时间，可将场中饮食先行准备，尤为便当。四是生活习俗，京中人家使用煤炉，一般三月初一日停止，但平常做饭，仍用煤火，易引起中毒，而萝蔔和绿豆粉可以解之，应为必备之物。京城繁华，免不了要游览一番，但其地面为软红尘土，一出门就会风尘满面，还是尽量深居简出为宜。京城三月，正是开渠之时，不免浊气，宜佩带苍术和生大黄以辟之。还有，"都人不轻脱袜，夏月见负贩者犹有袜在。若非盛暑，未可去也"[21]。 此外，工仆一项，也应予以注意。林伯桐指出："唐人诗云：'他乡罕俦侣，远客亲僮仆。'盖数千里外，日用起居，皆资健仆。其人不足靠，安得呼应之灵？必用当其才，乃收臂指之效。"如何"用当其才"呢？一要看其年龄，不应太幼，也不应太老，以十八岁至五十以前者为宜。二要看其品性，凡狡黠、倔强、浮薄之人，皆不可用。总之，选用仆从，应以"膂力方刚，心地略明，人近忠厚"为标准。而对待仆从，一方面要以身率之，"上人敬慎，则在下者不敢生心；若在上者荡轶于规矩之外，伊辈未有能安然者。其倔强者必致反唇，其浮薄者渐得窥伺。欲结以恩，恩尽则怨；欲示以威，威多则渎"。另一方面，"驭下当持大体，不必苛察"，但"阿芙蓉流毒至甚，屡奉严禁，下人只图小利，或有携带，必要禁止，切勿姑容。不特功令森严，足为寒心；此物害人之身，并及其家。即使下人因此得利，而天怒人怨，岂远行求福之道耶"？至于所带仆从人数，"如同帮有四人，每人自带一仆亦未为多，两人合用一仆亦不为少。事有繁简，用有丰约，不能一概论也"[22]；若获登第，可以在京雇用。 由上可见，林伯桐《公车见闻录》一书，无论大纲细目，抑或必备预防，可谓开列得详细周到、井井有条。这一颇具赶考手册性质的专著，无论对于初应会试者，还是曾参加会试者，皆为一十分难得而有益的指南书。得此书而做参考，莘莘士子的赶考之路就有了不少凭依，而不会再感到行事仓猝、到处茫然了。尤其是该书之架构取舍，较之那些科考程文、选本，以及坊间所印科举用书等，其用心更为良苦，对士子亦更为切实有用。考试能否中式，关键看平时的学养和积累，而非应景之选本等所能奏效，更非靠小钞之类所能取巧。然即使学有根柢、胸有成竹，若赶考路上遇到各种麻烦而不知如何应对，同样会影响到考场的发挥。因此，行程一切顺利，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公车见闻录》之意义和特色，正在于此，而非寻常意义上的科举用书之比。 三 作为有清一代名儒，林伯桐以撰著繁富而享誉学林，诸如《毛诗通考》、《毛诗识小》、《毛诗传例》、《易象释例》、《春秋左传风俗》、《三礼注疏考异》、《礼记语小》、《士民冠婚丧祭仪考》、《史记蠡测》、《史学蠡测》、《读史可兴录》、《说文经字本义》、《古音劝学》、《性理约言》等，于经、史、小学、理学皆有相当精深的研求。那么，他何以会撰作《公车见闻录》一书呢？要而言之，有如下缘由。 其一，林伯桐乃一有心之人，善于留心、记述各种有用之事。作为传统士人，读书科考、一展怀抱是一通常取径，林伯桐亦不例外。自十九岁入县学，二十七岁中举人，其科考之路走得还算顺利。此后，入京会试，自然免不了经历一些长途跋涉的艰辛。在此过程中，林伯桐并非像有的赴考者着意山水风光的留连吟咏，而是把精力用于所经之地风物人情的搜讨。伯桐弟子金锡龄尝称："月亭先生早岁北游，足迹所及，皆证以群藉，访诸解人。凡行路之劳逸迟速、人事之常变难易，靡不洞悉。"[23]这一经历，为其撰写《公车见闻录》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尽管他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因会试不及亲事父丧而抱憾终身，决意一意奉母，不再参加会试，但其前此用心所得，则是一笔意想不到的宝贵财富。 其二，林伯桐有着一颗关爱、呵护从业弟子的爱心。《林月亭事实册》中称："故学正自奉廉俭，教授生徒，从学者众。......为德庆州学正时，旋省送科诸生，贫者赠以科费，人皆颂德"，"故学正博闻强记，而心气和平。所与游者，皆以学问道德相砥砺。凡人于典籍有未悉者，叩之，靡不原原本本以对"，"卢敏肃公（指卢坤--引者注）督粤时，令向学者执弟子礼，各专一经以受教。故学正尽心启迪，略无倦容。"[24]也就是说，伯桐不仅精心传授生徒学业，还从经济上对贫苦生徒予以资助。既然有此爱心，伯桐自然在赴考方面会将己之经验所得无保留地指导受业者。金锡龄回忆道："及门举于乡者，问道所由，则或以口讲，或以笔谈，俾各得其意以去。乙未（即道光十五年--引者注）秋赋，锡龄与两侯同年（指侯康、侯度兄弟--引者注），素未轻出，忽当远行，咸请受书以往。先生乃就积年存录，补以新知，为《公车见闻录》授之，曰：'书中所述，不辞劳拙，而行路切要，亦十得七八矣。'锡龄等谨识之。往返万里，依此而行，偶有疑难，取书详核，不啻驾轻车就熟路。"若没有昔日的积累，又如何能为从业弟子作指导。而可注意的是，尽管伯桐不再应试，但他对科考仍然十分留意，"补以新知"云云，即其体现。正是此一良苦用心，金锡龄、侯氏兄弟才会于赶考途中驾轻就熟。而李能定于道光十七年（1837）之录《公车见闻录》副本北上赴试，则再次验证了该书的效用。经此传播，远近皆知，《公车见闻录》遂不胫而走。 其三，正因《公车见闻录》不胫而走，故求索者日益增多。然林伯桐"著述矜慎，罕写定本"，"又谓所录自粤至都耳，各省入都之路，尚有须补者"。尽管如此，"愿观者多，传钞不足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金锡龄等弟子遂以"身所已经，推之同类，情不相远"，以及"士人平日键户读书，一歌鹿鸣，事物纷若，皆向所未经。偶有代谋，或举小遗大，或明近忘远，周爰咨诹，终未得要领。取是编阅之，则梗概已具。即境地当小变通，无不可以类推矣。数千里登高临深，分明指画，而亲戚望远者，亦藉此少慰，岂非有用之书乎"为由，恳请伯桐先生予以编定，以副诸友朋殷殷欲读之急需。伯桐本就宅心仁厚，经金锡龄等这么吁请，遂欣然应允，对旧稿重加厘定。金锡龄、侯度、李能定亦踊跃襄助，参与详校字句。经伯桐师徒此番董理，《公车见闻录》遂于道光十九年（1839）仲春，终得以定本公之于世。 金锡龄为《公车见闻录》撰序称："吾粤至京师七千余里，与计吏偕，实为壮游。然结伴必气类，循途欲便安，用人须约束，备物在精简，以及舟车、关山之宜忌，饮食起居之调摄，苟非了然于心，始则草率，既而将就，其不为行路难者几希。"又称："至其书持论，难者弗避，易者弗从，皆阅历有得，所谓及而后知。又必于敬慎之中，斯得安乐之法，尤其三致意者。"[25]由此不难看出，林伯桐之撰《公车见闻录》，不仅用心谨慎，而且非常实用。即便该书所述乃针对广东士子而作，但行程所经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河南、山东、直隶，其士子亦可资以参考；他如福建、广西、贵州、陕西等省士子，亦不无借鉴之益。林伯桐虽自言阙略，实则大部分省份赶考举子皆可从中受益。就此而言，《公车见闻录》一书是应值得关注的。 四 世势移易，岁月不居，科举时代已然成为历史。然抚今追昔，考论往事，科考的悲喜艰辛，仍有令人不忍翻看却有值得鉴戒的丰富内涵。就林伯桐与《公车见闻录》而言，无论林氏之于科考的良苦用心，还是《公车见闻录》带给广大赶考举子的极大便利，皆给人以启迪和震撼。作为科考的一个有机链环，千万里跋涉是众多士子的必经之路，若无像《公车见闻录》这样的指南书，肯定会遭遇行路难的窘境。而此项事情谁来充实呢？中式者或因仕途奔波无暇于此，败北者或因失落无心情为之，不有像林伯桐这样既有所亲历又用心于此者，广大赶考举人也只能自我摸索或仅从友朋处略知一二了。林伯桐及所撰《公车见闻录》之甘为人梯，实在值得广大受益者敬佩和铭记。 更可注意的是，林伯桐之为此书，其对"约帮"为"第一义"的揭示，尤为值得重视。"约帮"之重要，其意蕴除伯桐已于"约帮"条目中已有阐释外，我们认为，其对"师友"或"友"的独特认识和定位，亦大有关系。 在《师友》一文中，林伯桐指出："士之所以成，师友之功居多。有师友者，中才可与为善；无师友者，虽有聪明，鲜不坐废。"那么，什么样的师才可师、什么样的友才可友呢？与"百工技艺，莫不知有师，习其术而已，得其术则求师之事毕矣。穷乡僻壤之人，莫不言友，相狎以为亲，相从以为悦，一有不合，则友可废矣。彼其于师友也，徒以为技艺之事，则于吾身无与也；徒以为言笑之娱，则尽人皆可也。故泛泛焉无所动于中，貌从则废师，燕僻则废友"不同，林伯桐认为，"取之人可为师者，必其使吾严惮者也，必能指吾所不及者也，故难近焉。友之善者，必其不可狎者也，必其相形而见绌者也，故未必乐就焉"，舍此便不足以言师友。以此为标准，他指出交接师友的方式应为："其敬之也不能自已也，其畏之也不敢有贰也。千世之上有心折者，唯恐获罪于其人也；万里之远不相闻者，不啻抠衣于其坐隅也。能生吾慕，一行可师也；能滋吾愧，一艺可友也。耳擩焉，目染焉，非是则有所不安矣。"[26]公车之首重相与赴京计偕为伴者，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这种师友之道的体现。 而在《友说》一文中，林伯桐更对何为"友"做了淋漓尽致、发人深思的诠释。其言曰： 人之成否，多在朋友。友也者，友其人也，友其志也，友其业也，友其能也。舍是四者，则交际 与故旧耳，此亦友道之推、友才之选，而非即友也。世俗大抵以交际、故旧为友，亦无不可，士亦如 是，则误矣。交际、故旧，人人有之，处处有之，虽度量相越甚远，或日接膝而不相知，然而必不可 废，长民者以此系属天下之人心。儒者则与人为徒焉，然非可恃此以自成也。左氏言："申公与声子为 友，伍员与申包胥友。"庄子言："子祀子与子犁子来为友。"其所谓友，寥寥数人耳，不得多也。至交 际，则贵贱各殊，老幼不一，趣舍异路，流品多歧。当其相见，莫不俨然、蔼然，或礼尚往来，或因 人成事。自一乡以至四海，皆有交际；自先世以至此身，皆有故旧，其类不穷，而可取为友者仅矣。 古之定交者，或心折其人，先睹为快；或一言投契，可证生平。同学者辅仁，同僚者联事，不论名位， 不妨异同。又或一艺各胜，相得益彰，或年辈略近，相视莫逆，迨德业有成，追维畴昔，卬须我友， 终不可谖。岂易得乎？岂多得乎？非此族也，可以卑事尊，可以少事长，可以愚不肖事贤智，而未可 遽为友。又不妨以尊让卑，以长让幼，以贤智让不肖与愚，而不必轻为友。且有其人非不可亲，而名 位相悬，则志士退逊。......故朋友也者，可以劝善，可以规过；爵禄可以相先，患难可以相恤；相见 则切劘引掖，期于有成，久不相见，闻流言而不信，是之谓心交也。至于誉望所集，闻声相思，气类 所关，互为推轂，此皆《缁衣》风人之义，然往往争名相轧，有不必善终者矣。况下此乎？此义不明， 而朋友之道苦，劝善规过不可得行，非细事也。且夫论人也，观志也，考业也，与能也，必其身略有 之，乃能取之；必其身略有之，乃能知之。不然，虽有益友，何与己事？至若彼此相求，纷纷扰扰， 得所欲则唯予与女，不得所欲则相怨一方，如刘孝穆所讥五交、三釁尚未尽之。此可谓市道交，非所 语于朋友也。[27] 此番论说，可谓运思独特、鞭辟入里。无须赘言，读者自可品得其中三味。 在《扬州》一诗中，林伯桐曰："远水通淮冻渐消，风流往事付寒潮。二分明月开珠箔，一路垂杨到板桥。画静有人方顾镜，夜阑无客不吹箫。竹西亭外春如梦，合为寻诗拨画桡。"[28]此一淡雅意境，正是其为人、为学心态的写照。而《公车见闻录》之撰，也正蕴涵了林伯桐对广大士子在科举征途中应平心静气、事求其实的别具一格的良苦用心和殷殷期待。 [①] 林伯桐：《修本堂稿》卷4，《伯考钓川先生家传》，《修本堂丛书》本，道光二十四年刻本。[②] 金锡龄：《劬书室遗集》卷16，《林月亭先生传》，光绪二十一年刻本。[③] 《德庆州学正林月亭先生乡贤录·林月亭事实册》，《修本堂丛书》卷首。[④]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54，《林伯桐》，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097页。[⑤] 汪鸣銮：《修本堂丛书·序》，《修本堂丛书》卷首。洪颐煊跋林伯桐所撰《史记蠡测》亦称："不作矫激之论，不作迂阔之谈，实事求是，洞见至隐，不朽之业也。"（《修本堂丛书》本）[⑥] 林伯桐：《修本堂稿》卷2，《尔雅足以辨言说》。[⑦] 林伯桐：《修本堂稿》卷3，《浚仪王氏困学纪闻跋》。[⑧] 金锡龄：《劬书室遗集》卷16，《林月亭先生传》。[⑨] 金锡龄：《劬书室遗集》卷11，《上林月亭先生书一》。[⑩] 《德庆州学正林月亭先生乡贤录·林月亭事实册》，《修本堂丛书》卷首。金锡龄《林月亭先生毛诗识小跋》曰："道光戊子，锡龄执经于月亭先生之门。先生授以段氏《毛诗故训传》，诲之曰：'《毛诗》简略，义蕴闳深，郑君笺《诗》，偶下己意，不尽同于毛。孔疏以王肃述毛，又混郑于毛，未尽得毛意。生其研于斯。'锡龄谨志之不敢忘。今读先生是书，疏通证明，莫非抉经之心。......如此类者，不一而足，皆引申毛传之大义，识小云乎哉？而取以名书，乃歉然不自足之词。开卷标题，即无虚骄习气，则书之精核可知，而先生学之深邃愈可见矣。"（《劬书室遗集》卷10）[11]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约帮》，《修本堂丛书》本。[12]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用物》。[13]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就道》。[14]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行舟》。[15]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升车》。[16]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度山》。[17]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出关》。[18]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养生》。[19] 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升车》。[20] 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度山》。[21]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至都》。[22]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工仆》。[23] 金锡龄：《公车见闻录·序》，《公车见闻录》卷首。[24] 《德庆州学正林月亭先生乡贤录·林月亭事实册》，《修本堂丛书》卷首。[25] 以上皆引自金锡龄：《公车见闻录·序》，《公车见闻录》卷首。[26]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供冀小言·师友》，《修本堂丛书》本。[27] 林伯桐：《修本堂稿》卷2，《友说》。[28] 林伯桐：《月亭诗钞·扬州》，《修本堂丛书》本。 

臺灣地區的道教研究書目（1945-2000）

“本文拟提出一种方法论视角，以考察围绕广义的“音”而展开的汉语新诗反省史，并由此探讨汉语新诗书写体的演变。这一问题又与以下意图有关：提供另外一种审视新诗史的可能，进而提供一种审视现代汉语书写体演变的可能，最后为反思我们的现代性提供一种语言和文学的视角。”

本文视二、三十年代歌谣运动为一场从“声”和“音”的角度介入包括新诗运动在内的白话文运动的尝试，并借此探讨批判白话文的章炳麟关于文学文本的“音”(可诵性、音律等)的看法，比较他与同属考据学阵营的刘师培的区别。然后探讨以章炳麟弟子为主体所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与新诗运动以及新“国学”意识之间的关系，并比较歌谣运动与章炳麟的不同。

＊前言汪暉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前言中，曾如此說：什麼是現代，什麼是中國的現代？這些與時間有關的概念曾經是歷史研究的中心主題。然而，一旦人們開始質疑歷史決定論和現代人的自我確證方式，那些長期以來據以對歷史進行分期的各種根據都變得可疑了。如果現代的意識必定與古代已經消亡的意識密切相關，那麼，在一定意義上，這種古典的古代或禮樂的世界已然消亡的意識早已構成了孔子以降儒學的一個內在的主題。（汪暉，2008a：1）並提「現代」與「中國的現代」，意謂著對「中國的現代」的思考，乃是聯繫著對「現代」的審視，而這至少隱含著兩種可能性：一，假若「中國的現代」已被編織到「現代」的歷史敘事中，則若想認識「中國的現代」，即必須以「現代」尺度；二，假若「中國的現代」有其特殊性，則這暗示了「中國的現代」有其不同於「現代」之處。關於「現代」，汪暉如此說到：在19世紀工業化、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潮流之中，一種直線進化的時間意識及其支撐之下的進步意識佔據了支配性的位置。正是在與前述歷史意識的對峙之中，現代人將自身建構或理解為"現代的"，卻忘記了天演、進化等觀念是如何通過與古典的歷史意識的糾纏才得以確立自身的合法性的。事實上，19世紀形成的新的時間觀念僅僅是現代歷史敘事的一個要素，它為許多歷史著作把現代/現代性理解為一種由資本主義文明為動力的客觀的社會進程提供了認識論的框架。在這些著作中，構成現代的基本要素是相對於傳統經濟形式的市場經濟，相對於傳統政治結構（尤其是帝國）的民族-國家，相對於傳統生產形式（遊牧或農業等）的城市和工業文明，相對於傳統社會結構（尤其是貴族制度）的市民社會，相對於傳統文化（主要指神聖的宗教生活形態）的世俗社會，相對於傳統藝術方式的現代藝術及其世界觀，等等。無論在歷史分期方面存在怎樣的區別，這些要素總是被組織在一種時間性的敘事之中，即使那些致力於揭示個人的、主觀的、想像性的世界的藝術史和思想史的學者，也傾向於將這些要素置於上述"客觀的社會進程"之中給予解釋。（汪暉，2008a：1-2）「現代人」忘記了自身的歷史意識乃是與「古典的歷史意識」（即儒學自身的歷史意識）相互糾纏而確立「自身的合法性」時，汪暉提醒我們，存在著不同於「現代人」的歷史意識，而理解「中國的現代」不必然地以「現代」作為衡量的尺度，則「中國的現代」就必須有其屬於自身的歷史敘事，從而確立「中國的現代」。當汪暉將「中國的現代」聯繫於儒學自身之「思想的基調」對歷史的認識，則具有目的意涵的「現代」的歷史分期，不僅無法作為描繪「中國的現代」的尺度，而從汪暉的觀點來看，儒學自身的歷史意識貫穿於「自孔子以降」之儒學的基本軸線，因而「現代」並不指向中國歷史的特定時期，而是萌發於每一個時代中儒者的自我認識。對汪暉而言，從儒學的視角提出對「現代」的反省，是奠基在一種可名之為「內在視野」之上的觀看方式，而正是從「內在視野」來審視「現代」，使得「中國的現代」能夠不同於「現代」。而關於「內在視野」方法，汪暉曾說：「我注重的是歷史中一些要素的反復呈現，而不是絕對的起源。」（汪暉，2008a：10）是故，對「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蘊含著對「反復呈現的要素」的審視，也意謂著「中國的現代」不只是一個與時間有關、並承接著中國近代而來的特定歷史分期，相反地，「中國的現代」之內涵是一種對理解歷史的方式，而其理解方則確立了「中國的現代」，在汪暉的討論中，儒學恰好提供了不同於「現代」之歷史意識的方法。筆者認為，與其說汪暉表述了儒學自身「獨特的歷史意識」，並藉此描繪「中國的現代」的內涵，倒不如說，汪暉將儒學自身那「獨特的歷史意識」作為方法，使之得以展開對「現代」的批判。從汪暉關於儒學特質之討論及其展開方式來看，「中國的現代」是一個「被現代性所給定的要求」，中國必須回答自身之現代（性）的特質與內涵，因而，即使汪暉強調，「中國的現代」有其由儒學所繼承而來的獨特性（或特殊的思考方式），但其關懷仍舊指向「現代」，因而使得汪暉的儒學詮釋具有清楚的「現代」指向（或目的）。汪暉之中國思想論的論述前提與方法對汪暉而言，「孔子以降的儒學」並未將「現代」與「古代」視為截然的斷裂，而是在斷裂的前提上努力地回到三代所體現的古典的、或禮樂的世界。汪暉說：「思想、觀念和命題不僅是某種語境的產物，它們也是歷史變化或歷史語境的構成性力量。」（汪暉，2008a：2）在汪暉關於「孔子以降的儒學」的研究中，大抵遵循著此一原則展開，因此，在「孔子以降的儒學」之演變中所出現的諸多思想觀念，汪暉並不僅將之視為反映著某種現實及其關係，亦特別著重於思想觀念對當時代的批判性與構成性的作用。然而，假若我們由此認為汪暉的目的乃是歷史地說明「孔子以降的儒學」如何透過諸多思想觀念的提出、闡發，以促成歷史現實的變化，筆者認為，僅止於這樣的理解，則無從看出汪暉這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論爭意義，相反地，汪暉在進行關於「孔子以降的儒學」的研究時，特別著意於檢討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所存在的問題，正是基於汪暉對於此兩類觀點的檢討，我們恰好可以看出，汪暉所提出之以「內在視野」作為理解中國的視角，其前提來自於與日本京都學派和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汪暉認為，日本京都學派關於中國歷史的敘述，正是從「客觀的社會進程」的角度審視中國歷史的論述，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針對唐宋時代轉變所做出的論斷，其中尤其以中央集權國家的出現、伴隨著中央集權國家而出現的社會各方面的轉型為主要內容：國家對於商業的統制與商品經濟的出現；成熟的郡縣制度、中央獨裁與官僚系統；早期民族主義的出現；國民主義、平民主義與世俗主義等。在這樣的理解下，宋代理學因而被視為是世俗性的宗教（汪暉，2008a：105-107）。在汪暉看來，京都學派對於中國歷史的敘述，大抵是從與歐洲啓蒙主義的對比而得出的觀察，而這樣的中國敘述也可以在胡適之、馮友蘭和牟宗三等人的思想中看到類似的論斷，其核心的關懷在於挖掘中國思想中的「理性化」、對「日常生活」之關注等特質，而這都預設了實證主義、個人主義、近代歐洲形上學意義下之「世俗化的個人及其理性對於宗教權威和絕對王權的反叛」，此即宋代所象徵的「早期現代性」（汪暉，2008a：107-108）。汪暉認為，將宋代界定為「早期現代性」的時代，必然會面臨以下問題：一，假若宋代象徵著「早期現代性」，並存在著一種對應於18-19世紀歐洲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而出現的理性化轉向，則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元代和清代的社會形態及其思想特質？元代和清代是否意味著理性化的挫折？二、個人主義作為描述宋代理學的思想特質的概念，並將理學視為是擺脫宗教權威和反叛絕對王權的思想，則對「個人自主性」的強調（如牟宗三），以及將個人性之「成德之教」的實踐與政治的意識形態截然分離，此種詮釋不僅將道德、政治二分，亦以「反政治」或「去政治」的方式界定「個人自主性」，這樣的詮釋結果是否將使儒學被從具體的政治情境中抽離，進而肯定現代性？[1]三、理學家要求回到三代（復古主義的取向），透過天、道、天道等古典觀念來建構新的天理概念以及天理觀，此種天理觀的提出，用意在於對抗政術（郡縣制下的皇權-官僚政治），以恢復宗法對抗市場潮流、以井田制對抗貿易與稅法、以學校對抗科舉、以成德對抗功名、以復古對抗外來文化與歷史變遷等，從而體現出對於現實秩序的批判。正是在第三個問題上，汪暉認為，假若宋代象徵「早期現代性」，則理學恰好是以批判那些構成「早期現代性」之諸多要素為特質而出現的一種關於「早期現代性」的批判理論（汪暉，2008a：108-110）。黃錦樹曾指出，汪暉「批判的接收了（而不是否定）相關知識社群『東洋的近世』、『早期現代性』的假設」，同時，汪暉明確地表現出其研究討論所立足的「現代視域」，及其「回溯的敘事」的性質（黃錦樹，2007：192）。而汪暉也曾自言：就像我在前面說過的，社會史分析的那些基本範疇是從近代社會科學中產生出來的，比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範疇及其分類，是近代知識和社會分類的產物。當我們把許多歷史現象放置在經濟、政治或文化的範疇之內的時候，我們失去的是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以及從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出發反思地觀察我們自身的知識、信念和世界觀的機會（汪暉，2007：171）。汪暉雖然將其方法名之為「內在視野」，但成為問題的是，「內在視野」所指的「內」，並不意謂著「以中釋中」，[2]亦非「以古釋今」，而是與過去不斷對話的實踐，[3]更重要的是，對汪暉而言，「內在視野」著意於反省現代學科體制所設立的種種疆界（例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範疇與分類）。從汪暉的角度來說，透過與過去不斷地對話，種種關於現代學科體制的疆界都可能因此而鬆動，從而有助於「從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出發反思地觀察我們自身的知識、信念和世界觀」。[4]簡單地說，汪暉的「內在視野」方法不僅是「現代」與「過去」的對話，也因其著意於批判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故而以「內在視野」為方法，以及可能由此衍生出之關於研究方法意義上的「內」與「外」的區分，其實還可能涉及中、西之間的差異。筆者認為，汪暉的「內在視野」在一定的程度上延續了中國近代的問題意識，但重要的是：汪暉究竟為敘事的「回溯」賦予了什麼樣的方向？[5]格物：儒學的主題，或對「早期現代性」的批判關於宋代理學，汪暉如此說：伴隨著天理的成立，古典宇宙論的模式發生了以理氣二分為中心的重大變化；程朱以降，不是理、道、太極等有關起源與主體的概念，而是"格物"這一在儒學思想中處於次要地位的主題，成為儒學反復爭論的焦點。理學與心學的分化，宋學與清學的殊途，以及儒學內部的其他一些更為細微的差異，幾乎均與對這一主題的不同理解有關（汪暉，2008a：260）。汪暉將「格物」作為分析理學、乃至於理學與心學之分殊的主題，有其來自於汪暉自身所處之「現代」而有的關懷。汪暉不以「理」、「道」、太極」等這些「有關起源與主體的概念」，而將「格物」作為分析的焦點，乃欲藉此批判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式的認識方式，對汪暉而言，「理」、「氣」的區分意謂著「作為事實的"物"概念」的出現（汪暉，2008a：260），但理學家在探討「理」、「氣」問題的同時，並非僅止於說明具有「物」意涵之「氣」的獨立性、實體性（包含從宇宙論的立場說明「物」的起源，以及證立能夠觀看、認識「物」的主體），而是思考如何以「理」、「氣」構築理想秩序的恢復──在這個意義上，「格物」所涉及的並非是主體對「物」的認識，而是要避免「物」淪為「作為事實的"物"」，亦即，如果我們認為，理學家關於「理」、「氣」問題的討論，象徵著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式之思考方式的出現，則在汪暉看來，這其實是對理學家的誤解：理學家恰好是站在批判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立場上看待問題。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汪暉強調「天理」的成立，以及伴隨而來的因「理」、「氣」二分所導致的「古典宇宙論」的變化，但他並沒有因此暗示，在宋代理學出現之前，「格物」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格物」雖然是理學家所使用的語彙，但「格物」的實──避免「物」走向形式化、空洞化的思考方式──並不是宋代才出現的。汪暉指出，宋代理學與周、孔的思想之間有著重要的聯繫：「正如程朱理學的道德評價系統被系統地解釋為"理性化"一樣，現代儒學研究的另一傳統是將周公"制禮作樂"、孔子"述而不作"歸結為"'巫史傳統'的理性化過程"。」（汪暉，2008a：125）汪暉藉由「理性化」來理解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的聯繫，呼應到其所主張之以「格物」來審視宋代以降儒學的演變的觀點，同時也呈顯出汪暉的目的：對「近代歐洲形而上學、個人主義價值（以自我為中心的內在化的道德視野）、市民社會文化和實證主義科學觀為參照而形成的範疇」進行反思。筆者認為，以「理性化」來審視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乃至於宋代以降的「儒學」），其實也就是將二者同時納入「內在視野」中，藉由將二者納入「內在視野」的過程中，汪暉也因此直接或間接地假定了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之間存在著某種共同的思維結構，惟有假定其中存在著同一的思維結構，並列將程朱理學理解為「理性化」以及將周、孔思想理解為「巫史傳統的理性化過程」才有意義。在下文中，筆者將會說明汪暉為此二者所假定的共同的思維結構究竟為何，而對於其思維結構的理解，也將決定汪暉如何界定儒學的主題及其特質。在討論周、孔思想時，汪暉首先引述了傅斯年與李澤厚的觀點：傅斯年說："儒家的道德觀念，純是一個宗法社會的理性發展"。他所謂"理性發展"指周"德"從原始巫術禮儀向君王行為、禮儀和制度的轉化。在這個意義上，"孔子的國際政治思想（關於諸侯國之間的政治的思想-作者注），只是一個霸道，全不是孟子所謂王道，理想人物即是齊桓管仲。......孔子的國內政治思想，自然是'強公室杜私門'主義。"傅斯年完全迴避王制之中包含的天人關係，並將孔子思想與周代的制度現實劃上了等號。這一論述建立在對孔子"述而不作"的理解之上：孔子思想客觀地記載了周制的基本內涵，即國際關係中的霸道與國內關係中的專制，而這兩個方面都是原始宗法關係理性化的產物。在這裡，從巫術到王制的過渡被類同於歐洲歷史中從宗教統治向世俗統治（國王統治）的過渡，而"祖述王制"的孔子之禮學也就自然地被界定為中國文化"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象徵。與傅斯年不同，李澤厚看到的不是"強公室杜私門"的王權主義，而是"由'神'的准神命令變而為人的內在欲求和自覺意識"，即某種排拒"宗教性神祕性的"、個人主義的（"自己"、"心理欲求"）和世俗主義的（肯定情欲的"人"）傾向。他評論說："（孔子之學）把一種宗教性神祕性的東西變而為人情日用之常，從而使倫理規範與心理欲求融為一體。'禮'⋯⋯由於'神'的准神命令變而為人的內在欲求和自決意識，由服從於神而為服務於人、服務於自己，這一轉變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這兩種不同的論述均被歸納在"理性化"的範疇之內（汪暉，2008a：125-126）。 然而，汪暉對此傅斯年與李澤厚的觀點提出進一步的質疑： 從周孔傳統的形成到宋代理學的確立，"理性化"構築了一個永久的歷史視野，其前提 是：中國思想或文化是"非宗教的"，儒學的道德判斷從一開始就注目於人及其生存世界自身。孔子被認為是中國思想從對自然的探究、對神聖事物的關注轉向人自身的第一人，他的著名的"仁"概念為此提供了證明。然而，人與自然、人與神聖之物的這種分界究竟建立在什麼前提之上呢？儒學對於人的日常生活的關注是一個顯著的事實，但正如上文所述，這裡的關鍵是如何界定儒學的"日常生活"或"人情日用之常"，以及"人"及其"內在欲求和自決意識"是在怎樣的關係中被界定的（汪暉，2008a：126）。關於這個問題，汪暉引用《禮記·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的說法，強調儒學的「禮」涵蓋了喪、祭、射、御、冠、婚、朝、聘等，而這些禮儀實踐即構成了儒學意義下的「日常生活」，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作為一種道德性的存在，人的概念與禮義的概念是一致的，因為一旦脫離了禮義範疇也就不存在界定人的基礎了。」「日常生活」的禮儀實踐及與禮儀實踐相對應之使「人」之所以為「人」的關係性，體現出「早期儒學的道德評價方式」：「一種整體性的和連續性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自然、制度、禮樂和道德，甚至在一定條件下形成的法令、禮俗等規範，構成了難以截然區分的領域。」汪暉認為，《禮記·冠義》指明，「成人」完全是由禮儀實踐來規定，故「成人的標誌是在禮的秩序中確立的」（汪暉，2008a：126-127）。基於這樣的理解，汪暉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牟宗三。對牟宗三而言，《禮記·冠義》是以「形式的」方式來界定「禮」，而君子不同於此，其必須「自覺地實踐人倫以成其德」，前者對應到「王者盡制」之「禮」，而後者則對應到「聖者盡倫」的要義。[6]汪暉認為，牟宗三的觀點存在著無法反省「現代」（性）的問題：在儒學思想的範疇內，歐洲啟蒙運動所制定的從神到人的"理性化"敘事並不具有真正的解釋力，我們毋寧將"理性化"範疇視為現代思想的自我確證：它把歷史編織在"理性發展"的框架內以確立"現代"的權威，並逃避對於"現代"自身的檢驗（汪暉，2008a：127-128）。汪暉認為，「所謂以禮樂為天、以人釋禮，表明孔子試圖在周代禮樂制度的基礎上恢復天人一體的基本價值和天人溝通時的那種情理兼容的基本狀態。這兩者均表明了禮樂制度與巫文化的在共生關係。」（汪暉，2008a：129）儒學之「天人一體」、「情禮兼容」的特質，可以視為汪暉對世俗與宗教之二元關係的回應。汪暉認為，孔子所面對的問題乃是天人關係的異化，此正是王制的內在危機，即當孔子大聲疾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時，「以仁釋禮」所期待的是藉由「以仁通天」的方式而「恢復禮的內在神聖性」，從而抗拒「禮樂與制度的分化」，以及由此分化而產生之缺乏「道德含義」的「制度」（汪暉，2008a：129-130）。因此，「禮」的實踐必須藉由主體的實踐以「賦予日益衰敗的、形式化的禮樂形式以豐滿的、實質性的意義」，而在實踐的意義上而言，「所謂禮樂與制度的合一不是指形式化的禮樂與理性化的制度之間的結合，而是指在禮儀性的和制度性的實踐過程之中體現出的天人合一、治道合一、道器一體的狀態。」（汪暉，2008a：130-131）簡單地說，抗拒形式化、空洞化的禮樂，即是抗拒事物淪為「作為事實的物」，而也正是這從這樣的觀點而言，孔子與宋代理學體現出一種思維結構上的同一性，亦即，在汪暉所建構之儒學視野中，事物總是與特定的「關係」有關，並且主體的實踐亦總是指向「關係中的事物」，這樣的詮釋正是為了克服現代性底下關於「物」的理解。[7]反思「內在視野」汪暉關於理學的討論，大抵是針對著日本京都學派──尤其是宮崎市定──對唐、宋轉變所提出的論斷而發。對宮崎市定而言，宋代之所以被視為中國現代性的開端，是因為隨著宋代的成立，中央集權、郡縣制與官僚系統、以民族為單位的國家、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平等主義、世俗主義等在歐洲近代史意義下界定現代性的因素已然出現，因此，宋代於是被視為是中國現代性的起點。對此，汪暉說：「也正由於此，一部以探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為中心的著作，卻不得不從對宋代思想的重新解釋開始。」（汪暉，2008a：107）必須指出的是，汪暉之所以認為探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必須從重新解釋宋代思想開始，除了是著意於反省日本京都學派的論述外，更重要的是，要藉此使批判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由部分晚清思想家、日本京都學派、當代新儒家等）所形塑的中國認識，正如汪暉說：自晚清以降，對於天理世界觀的形成及其意義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它們都深刻地植根於現代價值觀之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解釋框架中，天理世界觀是一種反動的（維護皇權的）、中世紀的（以宗法家族制度和禮教為制度基礎的）、導致中國喪失現代機遇的（反科學的和反市場的）意識形態；與此相反，京都學派和現代新儒學出於不同的考慮將宋學的出現視為中國和東亞早期現代性在文化領域的標誌，認定其中蘊含了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的、平民主義的（反貴族主義的）、個人主義的、世俗主義的（反宗教的）和分權主義的傾向。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均以近代歐洲啟蒙主義的道德譜系-尤其是主體性和內在性的觀念-作為衡量的尺度（汪暉，2008a：108）。然而，汪暉曾說過，「即使宋代社會的上述變化能夠被放置在"早期現代性"（或"近世"）這一有些勉強的概念中加以概括，那麼，理學的主要取向只能被歸結為一種"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的思想結構。事實上，理學家的"理勢"或"時勢"概念並不含有時間的目的論的意義，從而用諸如"近世"、"現代"等概念對之進行描述並無內在根據。」（汪暉，2008a：110-111）[8]對此，汪暉建議我們，「不妨暫且繞過由於這些概念而產生的爭論，專注於對理學的形態及其歷史含義的理解。」（汪暉，2008a：111）但是，「繞過」並不意謂著對圍繞著「早期現代性」概念的爭論予以忽視或棄絕，相反地，在汪暉的討論中，仍然是以接受這樣的爭論為前提，進而以「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的立場來理解中國。汪暉在為《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日文本寫序時，如此說到：「我在書中反復論證"早期現代"不是一種確定的歷史時期，而是一種重復出現的歷史現象，它不能被固定在線性時間的某一個點上，也並不意味著早期現代的出現預示著一個普遍的或高級的現代性的到來。」（汪暉，2011）但是，假若「近世」、「現代」等概念在描述中國自身時並無內在根據，則「早期現代」是否也同樣地缺乏內在根據，從而只能是一種「有些勉強的概念」？進一步地說，當汪暉暫且「繞過」這些概念而「專注於對理學的形態及其歷史含義的理解」時，則汪暉是否不自覺地掉入到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為座標而構築的歷史觀的反面？汪暉對於孔子思想與宋代理學的討論，始終沒有擺脫此二者所提供的座標，相反地，汪暉以此二者的觀點作為前提，提出了以「反」為核心的抵抗姿態！從汪暉的論述來看，「內在視野」方法的前提，在於存在著清楚的「外部」，但這樣一來，「內在視野」就蘊含著一種弔詭，正如劉紀蕙在反省汪暉以「內在視野」方法、以儒學為視角來理解晚清思想時，就曾說過：「其論點並無法處理晚清社會事實與世界觀已經改變，而所謂『外部』已然上置於『內部』的問題。」（劉紀蕙，2011：48）亦即，汪暉雖然試圖透過「內在視野」來質問現代性，但「內在視野」本身可能就蘊含著十九世紀歐洲的知識框架。[9]筆者認為，「外部」對於「內部」的統攝，也許並非與「晚清社會事實與世界觀已經改變」有關，而是汪暉在展開論述時，即批判地接受作為「外部」的現代性世界觀，因而在這樣的前提下，「內在視野」僅只是將儒學「作為方法」，故使得汪暉之暫且「繞過」相關爭論的策略，亦未必能夠清楚地說明理學的「歷史含義」──更精確地說，理學的「歷史含義」，是以只能是以否定現代性歷史觀的姿態而被編織到現代性敘事之中？假若如此，則運用「內在視野」方法的結果，是否只能是策略性地論述中國與儒學，並將之「作為方法」，從而難以清楚地說明中國自身為何？甚至，在此同時，也可能使得「內在視野」與我們所處之「當下」間的緊張感降低，從而難以建構得以替代歐美中心主義的並具有主體性的中國？參考資料丁 耘。2006。〈古今、常變、以中釋中〉。收錄在《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石之瑜、李圭之、曾倚萃。〈日本近代中國學：知識可否解放身份〉。《中國社會科學》2007(1)：168-178。牟宗三。1999。《心體與性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汪 暉。2006。〈內在視野中的帝國-國家問題及其他〉。收錄在《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汪 暉。2008a。《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理與物）》。北京：三聯書店。汪 暉。2008b。《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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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中国航空工业走过60年风雨历程，从“白手起家”到“比翼世界”，从“跟踪学步”到“同台竞技”，从“打工者”到“对等合作”，一代又一代航空人薪火相传、不屈不挠，书写了腾飞世界、问鼎蓝天的辉煌。就在新中国航空工业建立60周年之际，各大媒体纷纷将镜头聚焦航空发展成就。 中航工业党组书记、总经理林左鸣先后在2011年第7期《求是》杂志和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回顾新中国航空工业6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展望未来发展之路；4月10日，20多家媒体聚集到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总部，对话这位中航工业领军人，“我们和世界先进航空企业并驾齐驱指日可待”的声音至今灼灼，成为各大网站和论坛热议的话题。今天，我们把媒体采访全程做一整理刊登，共同解析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明天。 从数字看航空工业发展 从机型来说，累计生产了几十种飞机和直升机超过2万架，发动机近6万台，导弹2万多枚，出口和援赠飞机2400多架，其中出口1400多架。 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研制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与发达国家在役航空装备性能相当的航空器，大幅度地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以歼10飞机为代表，实现了我国军机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跨越；以“太行”发动机为代表，实现了我国军用航空发动机从第二代向第三代、从涡喷向涡扇、从中等推力向大推力的跨越；以预警机等特种飞机装备为代表，实现了我国航空装备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以“闪电”-10为代表，实现了我国空空导弹从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同时，机载设备和系统不断升级换代，民用航空科技不断突破，航空科研基础体系不断完善。 真正变化的分水岭在于是否市场化 环球时报：新世纪以来中国航空工业发展非常迅速，与前40年、50年相比成果非常多，您怎么看新世纪航空的大发展，与前几十年的关系？ 林左鸣：航空工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很快，令人瞩目，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家进步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实际上，航空工业的发展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国力提升有很大关系，并不是说你想发展就能发展。 比如印尼——千岛之国，要建高铁或者高速公路都很困难，曾有两任总统非常积极地推进本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但最后没能如愿，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被西方限制，更是没能发展起来；再比如巴西，航空工业发展不错，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它的公司背后站的是华尔街，是西方资本作后台的国际化公司。 另一个原因就是航空工业本身的体制机制在改革开放后有重大突破，真正向企业化转变。 新世纪以前的几十年当中，航空工业还是老军工的概念。中国的军工并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满清政府被帝国主义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以后就开始认识到必须发展军工，那时是官办的，一直到民国时期；但是解放以后军工体制也没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以政府为主导国有的事业或企业，不具备在市场上形成自主发展、自主经营、市场化竞争的能力。 新世纪以来，我们一方面要完成国家指令性任务，另一方面自主开拓市场。比较典型的“枭龙”飞机，就是我们自筹资金和巴基斯坦共同投资、联合研发的，在巴基斯坦现在装备尽管数量上还不是很多，但是使用比较好，据反应比西方卖给他们的先进的三代飞机更好，更顺手，更具有战斗力。现在除了巴基斯坦，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对这型飞机感兴趣。 我觉得真正变化的分水岭就在于，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一旦企业市场化，按照现代企业运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会按照既定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把中航工业建成一个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满足国家要求的现代企业。 竞合，在航空当中体现得更充分 环球时报：未来，按照中航工业的发展目标，规模在2020年会与波音、EADS相提并论，市场化和国际化是必然的发展方向，与传统的航空霸主相比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林左鸣：这是我们自己反复考虑、反复研究的问题。波音、EADS和我们一样是军民融合企业。 大家对波音了解更多的是民用飞机，但是民用飞机占其总的销售收入还不到50%，另外超过50%的部分是军工产品。我们去过波音多次，但从来不知道它的军工产品生产线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严格保密；EADS旗下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空客，但是EADS还有欧直，包括军用产品；支线飞机有巴西航、庞巴迪。中国的航空工业要发展起来，面临的竞争主要是波音和EADS。当然，俄罗斯的航空工业也不能小觑，他们有很强的技术基础和实力，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内体制机制上存在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前苏联解体的时候没有适时地把俄罗斯的航空工业整合起来，太分散了，形不成合力。他们现在正在整合，但是困难比较大，这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 我感到现在航空工业发展竞争是必然的，但是仅仅谈竞争恐怕不行，整个世界航空工业是个大市场。我经常说航空产业和汽车产业有很大的区别。汽车产业，一个中国市场足以支撑一个产业，甚至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汽车市场挽救了整个世界的汽车产业；但是航空不一样，很难有一个区域的市场或者一个国家的市场就能支撑航空产业，对航空产业来说，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更有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感觉到竞争当中还要合作。竞合，现代经济发展当中一个新的概念，在航空当中体现得更充分。正因为此，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只有合作伙伴，没有竞争对手。这是一种另类的无敌于天下的思想。简单地谈竞争，不敢去合作，这种竞争就缺乏稳定性，因为航空发展是需要一种全球市场支撑的系统。 比如波音公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民机售后服务系统。监控中心24小时有人值班，全球任何时间飞行的飞机时刻都能准确监控着，哪里需要售后服务支持、需要零部件，就会从库房调出来，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地点。波音公司的民机按照我们现在的概念是很空心化，实际上从新的企业概念来讲它就是服务型企业、一个现代服务商。某种意义上它比IBM更早转型，就是它基本不生产零部件，只是设计、总装、销售、售后服务。 我感觉，全球航空工业在发展，蛋糕在做大，而实际上，中国这么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航空工业不可能像人口比较少的国家那样去做。不久前，我和普惠谈民用发动机合作的时候重申，要合作就必须50%对50%，必须是对等的合作，原因是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具有巨大的市场。 我们感到，和波音、EADS存在着竞争关系，但是更多的是合作机会，希望在竞合之中寻求我们的发展。我们也相信，不管竞争多么激烈，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20年，我们等不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航空工业还有多久才能进入到世界第一方阵？对此美国人开出的时间表是10到20年，你认为这个估计是过于乐观还是悲观？ 林左鸣：应该说，美国对我们发展的估计经常出错，我不太赞同再等20年。只要按照现在的发展势头，5年就会有一个台阶，最近整体上发展还是比较顺利。中航工业确定用5年时间在“十二五”期间打一个航空发动机的翻身仗。航空本身很难，可靠性要求高，技术密集、资金密集，高端的人力资源比较集中，这在航空发动机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 航空发动机现在具有全型谱能力的国家只有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只能算半个，它在民机上落后了，竞争力削弱了，而且这几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说明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关系很大。我相信中国发展势头很强劲，只要发展不减弱，航空的发展会很快，因为航空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只要中国经济发展，只要我们在WTO准则下支持政策到位，市场开放政策到位，那么我想中国航空产业的更大跨越指日可待。 我认为中国航空工业发展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现在我感觉关键是国人的航空意识要树立起来，只要群众动员起来了，只要这个事业是群众性的事业，发展就很快。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空域管理改革、低空空域开放，我们想通过低空空域开放推动通用飞机和通航发展，把航空变为群众的事业，把国人的航空意识真正树立以来，促进航空更快地突飞猛进的发展。 美国人分析我们还要有20年的时间，我觉得20年我们等不及，时间表关键在全国人民共同来设定，只要全国人民给我们点阳光，我们就会灿烂，给我们点希望，我们就会全力以赴。 目前最理想的状态是“并驾齐驱” 中国航空报：您的前任几年前说，我们与世界先进航空工业的水平已经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那么今天，我们处于什么水平？ 林左鸣：我的前任刘高倬在歼10飞机推出之后，提出我们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这个说法非常形象。“望其项背”说明我们还有差距，最理想的状态是 “并驾齐驱”，当然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领先者。现在我们仍处于“望其项背”的阶段，还需要发力追赶，我们的目标是尽快做到“并驾齐驱”。 近年来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很快，有些重要的项目在很短时间内就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例如13吨级的直升机AC313，最重要的是解决上高原问题。汶川地震之后，温家宝总理忧心忡忡，觉得我们没有国产的直升机可以上高原，当时使用的米-171，由于机内航电设备落后，出了事故；我们曾经买过美国的“黑鹰”，后来连备件供应都被卡，现在能飞的没几架。之后，我们痛下决心上AC313高原项目，去年年底AC313顺利飞上珠峰大本营，在很短时间内攻克了技术难关。我们正在“望其项背”，但是也正在努力追赶，我相信“并驾齐驱”指日可待。 航空工业：给点阳光，就会灿烂 中国航空报：在回答中国何时进入航空第一方阵时，您特别强调要打航空发动机翻身仗，为什么特别强调这点？ 林左鸣：在整个发展中短板还是航空发动机。发动机为什么那么难？难在技术本身不成熟，现在还是实验性技术，而飞机的技术体系比较成熟。飞机研制只需要做两大试验，一个是风洞，一个是强度试验。航空发动机就比较复杂，一款新型发动机，概念提出之后要做大量试验，试验之后要修改反复迭代，可能要迭代十几次，甚至更多，而且大规模投入使用后还要不断修正，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航空发动机是一个“烧钱”的产业。成本回收周期都在30年以上，但是它拖动的是整个国家工业基础的发展，带动国家技术水平提升，对整个国家的科技综合实力进步有巨大拉动作用。其实动力问题不仅存在于航空，国内所有动力基本源头都来自国外，汽车发动机也不例外，但是汽车发动机技术花钱能买到，而航空发动机技术花钱都买不到。 《斯奈克玛蓝天引擎》一书中写道：“航空发动机工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工业，它作为当代技术的标志，这一复杂和要求很高的领域，无论就输出功率还是就欧元而言，都涉及惊人的巨大数字，在这个竞技场上竞争的顶级玩家，数量非常有限，准确地说，在整个西方世界只有4家，他们共同明确地分享全球市场。”美国国防部《2010 联合设想》指出，“航空平台成功的关键是推进系统，燃气涡轮发动机有着无与伦比的优点，在增强航空平台性能、机动性、武器控制和任务灵活性的同时，能实现最小的综合成本”。美国《2020年联合设想》中提到构成美国未来战略基础的9大优势技术，其中航空发动机排在第二位，在核技术之前。《美国关键技术计划说明书》写道 ，“航空发动机是一个技术精深，使得一个新手难以进入的领域，它需要国家充分保护并利用该领域的成果、长期数据和经验积累，以及国家大量的投资”。 中国航空发动机真正要打翻身仗，还是要靠国家政策支持。当然，我们不能放弃企业的责任，我们在发展航空发动机上准备5年内投资100亿元，这是新中国航空工业成立60年来最大的一笔自主决策投资，我们下决心打一个航空发动机的翻身仗。我们还需要继续呼吁，争取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作为企业，我们自己要拼命干，同时要宣传呼吁，引起各界关心支持，来推动航空动力发展。 事实上，现在国家如果要投入航空发动机，并不需要很多钱，航空从目前的先导产业转化为支柱产业所需要的投入绝不比“高铁”多，给点阳光，肯定灿烂。 经济观察报：发动机“十二五”期间打翻身仗，资金会想办法筹措，那么在技术方面，我们自身一直比较薄弱，国外又有严格的限制，这种条件下我们怎么追赶甚至超越他们？ 林左鸣：这个技术显然会对我们封锁，国外的发动机也是用钱“烧”出来的，需要通过大量的试验积累大量的数据，所以他们轻易也不会给别人。我们发展发动机主要任务在于要制订计划，投入资金进行大量基础性研究，大量试验来积累数据。 发动机产业人才很重要。国内由于过去长期不发展，效益不是很突出，同时，一个发动机项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成果，即便在发动机产业发达的国家，一个型号最少也要5~10年时间，一个大学毕业生投入发动机事业埋头苦干10年以上默默无闻，要耐得住寂寞，这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讲要做到不容易。我了解，有一个国内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国外研究生毕业回国，进入到发动机领域，干了两年还是撑不住了。“我是有能力干，但是要有出息得10年以上，可是我的同学都当经理了。”他改行做别的很容易见成效，立刻就能体现人生价值。目前，国际航空界也都存在人才流失问题：美国最优秀的人才都到华尔街去了；俄罗斯存在研发人员老龄化问题。 我们还好，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这里拼搏，尤其是大飞机项目又掀起一阵航空热情，但是我们必须让年轻人有事干，必须有高待遇让他们安心工作。只要有人才安心工作，克服技术障碍就不是问题。 航空这样的高技术产业必须搞产融结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航空工业是能带动其他行业的龙头行业，能否披露一下中航工业下一步的布局？ 林左鸣：航空是个高技术密集产业。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研究也指出，航空高科技企业及其核心技术衍射到相关产业，可以达到1∶15的带动效应。我们的产业布局一方面是以航空技术为主，相关多元发展，航空技术主业顺着产业链延伸发展，另一方面从整个航空产业发展战略角度在金融、准金融上发展。 实际上，我们熟悉的波音、EADS、GE公司都是军民融合发展，而机载系统方面的国际知名公司航空产品一般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百分之七八十都是非航空的。 在非航空领域，有这么几个产业我们重点关注： 车辆领域，我们希望成为国家运输能力的供应商。在这个领域，我们有进有退，2009年按照既定发展战略退出轿车领域，整体装到长安，中航工业成为长安的第二大股东。轿车我们大踏步地退了，但是在汽车零部件我们大踏步地前进，汽车零部件在全国应该排前二三，但在世界上仍然较差。最近我们和北京联合并购美国耐世特公司，耐世特本身是跨国公司，二十几家企业分布在7个国家，去年销售就达到20亿美元。 在新能源领域，我们致力于发展风力发电和锂离子动力电池。我们从直升机技术转移过来的风电叶片能力曾经达到世界第二，风力电机和里面的齿轮传动系统也都具有优势。在风力发电方面，我们正在全产业链发展。 我们的锂电池是目前国内容量最大的，而且是国内最大容量锂电池首家获得国家安全认证的，现在出口市场非常好；更重要的特点是，我们整套生产线、生产设备都是自主研发的，第二条更为先进的生产线在下个月要落成。过去我们生产大规模的工业产品往往靠国外的设备，从国外引进的锂电池生产线比我们自主研发的价格贵得多。 发展非航空民品，技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机制和企业的活力，我们最近出台了很多政策与国际接轨，包括高管、技术和销售人员的激励机制。去年我们的销售收入超过2000亿，实际上航空产品占的比例不到50%；今年我们的销售目标是2500亿元，这个发展速度快，很重要的就是民用竞争性产品能够有很好的活力，企业有很好的机制。 按照以上这样的布局，能够使航空技术最大限度的实现转移，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另外，我们非常关注企业的造血机制，关注企业的资本化运作。我们有一个投资公司，最近正在做上市的工作，如果做成，应该是中国第一家投资公司上市，我们为什么关注这些？ 我们看到，国外所有的军工企业全部都是上市公司，包括美国的掌上明珠——洛克希德•马丁， 90%以上都是军品，几乎没有民品。洛克希德•马丁主要搞系统集成，我们说现代军事的对抗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企业的竞争是价值链与价值链的竞争。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GE公司、霍尼韦尔，他们背后都是共同的华尔街；包括巴西航和波音公司，某种意义上带有一定竞争，但其实背后是华尔街，就是金融资本之间的博弈。这让我们感到航空这样的高技术产业如果不搞产融结合，那在竞争中就要吃败仗，出问题。这个问题很多人不明白，但是很重要。 现在金融领域实际主导权、话语权在西方，标准的制定权也在西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营造自己的金融条件来进行支撑。 一方面航空技术主业顺着产业链延伸发展，另一方面从整个航空产业发展战略角度在金融、准金融上的发展，这样包括市场网络的建设，形成全价值链的发展，最终的目的还是促进航空主业的快速发展。希望通过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的发展，提高航空产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推动国民航空意识成熟。 试想三四百年前，航海意识如果不是郑和等少数人的意识，而是国民的意识，那中国的航海可能势不可挡，中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航空国民意识，航空是国民的航空，大家都要认识到重要性，都要有积极性，航空才会有更大发展。最近民营企业要发展通用飞机，我们鼎力支持。我们扶持他们来跟我们竞争，要形成群众性的事业的基础。 我们能不能营造自己的“小华尔街”？ 中央电视台：您刚才说，国外很多公司的背后都是华尔街，那您认为我们国家航空金融这方面应该怎样去谋划和发展？ 林左鸣：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金融产业发展得非常好，尤其是金融危机后，我们应该是唯一没有遭受很大冲击的国家，那么现在很重要是金融业和产业之间怎么互动？这个互动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们很希望企业自己有个金融小天地，通过这个金融小天地做个桥梁，能够和背后的大金融产生衔接，如果这个衔接做好了，对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高端产业发展，所有的跨国公司无一例外都要推进产融结合，我们想积极推进我们非银行金融的发展，通过这个桥梁和国家大的金融进行对接，促进航空主业的发展。 我们的投资公司上市正在程序当中，我想应该能够很顺利，这也是我国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先行和尝试，办好以后一定会对航空主业产生非常重要意义的推动作用。 证券市场周刊：在国资委央企整体上市计划下，航空工业整体上市战略是什么样的，是A股还是A+H？中航工业指数，未来有没有可能进入沪深300指数标准？ 林左鸣：我们有二十几家上市公司，结构比较全，有A股、H股、海外红筹。我们对整体上市的概念不断在变化，最早我们认为主要业务能够按照专业化整合分别做上市就意味着整体上市；现在正在探讨控股母公司有没有上市可能，形成两级上市互动格局。我提到，中国军工企业相对西方最大的劣势，是背后没有站着华尔街，我们能不能营造自己的“小华尔街”？如果母公司是上市公司，就能对各专业化板块上市公司提供非常有效的支撑。在上市问题上，不一定简单照搬国外的做法就适合中国，我们也面临一些突破。 中航工业指数，我们是用来对标、考察我们在国家整个证券资本市场的状况，近年来中航工业指数上升速度很快，因为航空高科技概念较多，业务发展比较稳定。 跨国公司，西方不亮东方亮 中国航空报：您不久前参加应邀出席欧洲航空节，又到欧洲企业参观，有什么新的收获？我们要把中航工业打造成跨国公司，除了市场、技术、资本的国际化，还有哪些要做的？ 林左鸣：航空是全球性产业，体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特点，发展跨国公司势在必行。金融危机后我们发现，哪一个国家跨国公司多，哪个国家就游刃有余，受打击就少。如果这次金融危机中，西方的汽车公司都不是跨国公司，没有办法借助中国市场来发展自己，那这些汽车企业可能都要垮掉。正因为他们是跨国公司，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长达到2000万辆，把他们全救活了。跨国公司在今天世界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刚刚参加过欧洲航空节，这是每隔两三年一次的欧洲航空企业巨头的聚会，我受大会邀请在会上做了发言；期间参观了欧洲几个重要的宇航院，目的就是想通过加强与国外先进航空企业的联系，特别是有技术研发能力的企业，推动双方的合作。过去国际合作主要是通过引进外资，搞合资企业，或者做转包生产，引进一些技术和管理，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战略转型，走出去参加合作，共同研发，共同展望未来。 这次大会，欧盟提出一个到2050年的航空发展展望，提出很多新的课题，我们准备在这些领域都参加合作。很多新的领域并没有进入实际应用，还是投入阶段，没有什么效益，利益矛盾不那么突出，这个时机进入对我们来说障碍最小。最近我们和德国、法国、荷兰的宇航院都进行了深入会谈，达成初步意向，参与这样的课题研究也应成为中国航空进入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标志，共同描绘2050年的蓝图。这也是“并驾齐驱”之路上必经的一段。如果不从科研阶段进入，将来想跟人家“并驾齐驱”也不可能。 并购企业，是为实现跨国经营 经济观察报：中航工业2008年成立以来，在国际合作上提出“没有竞争对手，只有合作伙伴”的理念，近两年，我们和很多外商成立很多合资企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外资企业对中航工业的态度、战略是否有什么明显变化？ 林左鸣：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国际化，走出去融入世界。并购的奥地利FACC，是奥地利最大的航空企业，奥地利人说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说，这个企业仍然是奥地利的企业，我们只是来投资的，但企业还是奥地利的，还是你们的骄傲，仍然为你们创造就业机会和税收。我们保留了原来的管理团队，制定了一套激励机制，还扩大了雇佣人数。 我们并购企业，是要真正打造跨国公司，在当地好好做，为当地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同时也带动本土企业得到发展和提高，这是我们的目的。 为世界航空业格局的改变起到一定作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未来5到10年当中，中国航空工业将会为世界航空业做出怎样的贡献？ 林左鸣：会对世界航空业格局的改变起到一定作用。 应该说往前看20年时间，航空格局大家很清楚，大飞机两大巨头，小飞机两大巨头，通用飞机主要集中在美国，那么未来5到10年，趋势就是航空更加国际化，更加全球化，不管是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说，还是市场都是这样的。因为未来5到10年，中国的航空运输业发展会很快；如果空域开放，通用飞机发展也很快，整个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的发展必然会对世界航空产业的发展带来必然的变化，我感到未来5到10年中国航空工业对世界航空业的作用将是促其结构的改变。 （本报记者　姜春艳　刘兴　整理）

本文的删节版原载澎湃新闻，此为全文（删节部分加粗标出），并添加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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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曾经有过的巨大的动员力仰赖于多重的基础，而今天的流行歌曲在表面的多样化之下，却倾向于成为对西方音乐工业品的单向模仿。红歌在今天所遭遇的困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的困境，更源自一整套实践原则与支撑它的体制和社会关系的衰落。今天中国的城乡关系和社会生活与红歌的繁盛期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红歌要重获生命力，必须在全新的社会语境下重新建立与人民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

The Libyan war: Unconstitutional and illegitimate--Michael L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