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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会意识到南部?是因为过年时你怎么都是先塞南下后塞北上?是因为你在拥挤的台北捷运上突然忆起南方的衰老?是因为你不得不到南部一趟结果发现那里真像外国?还是因为你不爽阿扁而又是南部人讲不听把他再次送进总统府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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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200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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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1963年生,1997年,他在杭州创立了业余建筑工作室,2000年获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学博士。现任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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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的洋教女从她的神话书上抬起头来,指着我看的书问: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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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公民,不是实证法律意义上的——你们已经是,而是规范意义上的。独立、诚实、自律、信守承诺并坚毅,分享普通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有一定的理想和追求,有足够的宽厚或仁爱,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岗位。这其实不算什么要求,而只是你在当代社会正派体面生活的基本素质。加上我丝毫不怀疑的你的智力,你就能面对每个人都无法幸免的各种艰难曲折,无论达穷荣辱,都能保持足够的自信,并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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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4年7月罗蒂访华期间《东方早报》记者阳敏与他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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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五四运动已经九十周年,今年应该有很多纪念活动,而被纪念的主角自然是那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它的领导者。不过,我想到的是,那些当年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而一直受批判者如林紓、吴宓等,是否也有值得纪念至少也是值得关注他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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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新疆墨玉县阿克萨拉依乡的一处果园中发现窖藏钱币。和田地区文管所收回了7千克铜钱,剥离出1320枚铜钱,其中,西汉钱2枚、新莽钱1枚、唐钱132枚、北宋钱1159枚、南宋钱6枚、西夏钱13枚、金钱11枚、喀喇汗王朝钱币2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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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藏经洞发现后清朝各级官员的反应,以及斯坦因与王道士交易的史实,指出斯坦因并非敦煌学研究的创始人,敦煌文物的所有权属于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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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现存敦煌文献中王梵志诗的研读,认为王梵志诗作的独特意义之一,在其对底层生活经验的深刻揭示。细读今存全部王梵志诗作,可以发现,构成这种经验的,除了人们略有了解的经济生活的贫困,还有社会负担的沉重、社会公正的匮乏,以及生命意义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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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的说法最早来自鲁迅先生,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斐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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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寻根”?寻什么“根”?怎样去“寻”?你寻到了什么?……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事情就不好谈。二十多年前谈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正是考虑这一点,很久以来我对这个话题能躲则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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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创,但今天仍然被视作是它的专有名词。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如何,它都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特别是有关文学及观念的思想的重要概念。对这一概念,我们必须在所有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区分出三种常见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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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普遍看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互补系统,以味为美、以意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构成了中国古代美本质观的整体特色。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观本同而末异,如儒家认为自然比德为美、以情为美、以和为美、以“合目的”的形式为美,道家以无、妙、淡、柔、自然、生气和适性为美,佛家以涅槃 、寂灭、死亡以及涅槃 的象征——圆相、光明为美,便体现了中国古代美论的多样性。中国古代的美感论集中论述了审美的特征和方法。审美特征论涉及美感的愉悦性、直觉性、客观性、主观性、真实性。审美方法论强调咀嚼回味、以我观物、虚静纳物,与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论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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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亚男、柳霞访问。杨义谈到,清人弱点起码有三条,可以概括为清学“三弊”。 第一,是不敢讲民族问题,第二,是民间问题,第三,是清代只有金石之学而没有考古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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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战时昆明地区学术、教育、舆论界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认识为例,以期展示重建中日关系及建立国际永久和平秩序上的一些思考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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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年代,制度和管理模式的选择所受现实的限制都是很“硬”的,本文集中关注了制度和管理模式受到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矛盾对抗性和民众中间蕴藏的政治反抗能量之间的限制和因应关系,初步追溯了扁平化管理的现实基础。少数精英阶层与大众之间的矛盾性质以及制度稳定性问题,被毛泽东看成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线索,革命年代的管理经验、现实的矛盾和和未来的制度演变趋势,都曾经是毛泽东作出重大决断的依据,本文把这三个时间段落结合起来,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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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赛亚·柏林后接任牛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G.A.Cohen生前最后一本著作《何不实行社会主义?》的书评。该书认为弱肉强食是目前社会的特征,希望用一个更理想的社会形式取而代之。书评作者劳埃德悲观地认为柯亨的想法超乎现实,他为了实现平等而要求人们拥有的道德,自治和品行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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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先前论著中某些关于传统中国法律的旧见陈说,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反思和批判。而引领此一学术风潮的代表,正是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他们的研究共同体现了“新法律史”的特征:在“历史感”的观照之下,连接经验(广泛利用极富学术价值的诉讼档案)与理论(从优秀社会科学理论中汲取灵感并与之真正对话),提炼自己具有启发性的新的中层概念。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新法律史”所体现的学术取向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不仅包括提醒我们注重对诉讼档案的充分运用,以及吸收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还包括借历史之光洞见现实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中国法律史研究虚学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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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蒙德·威廉斯的小说《第三代》(伦敦,1964年)中,有一个非洲人物这样说:“因此民族主义就像阶级。拥有它,感觉它,是结束它的惟一办法。如果你不要求得到它,或者过早地放弃它,你只能受其他阶级和其他民族的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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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张,即在应对政策制定过程的不确定性上,中国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有益的范例,西方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可以从它在经济体制和政策改革方面与众不同的试验性做法中得到借鉴。与此同时,我建议为了推进社会参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中国的社会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市场化加私有化"范式转移到那些被搁浅的社会理论和政策议题上来,这些理论和议题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达成一个牢固的社会契约,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