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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社会的衰变始于清末，百余年过去了，这一趋势并未得到遏止。今日的衰败是否出现了新的特征呢？20世纪30年代，"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曾试图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那么，今天是否还存在儒学"下乡"的可能？

此文介绍19－20世纪中国画家接触印象派的历史，史料可资参考。文章末尾提到“而印象派画家的艺术探索成果，已经十分自然地融人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之中，在油画或者水墨画中，都可以看到汲取、融会印象派绘画观念和技法而获得成功的事例。”这个说法似乎略显笼统夸张，中国水墨画从人物转向“写意”的山水，是一个独立的艺术过程，这与特纳以后的法国画家对现实的拆解从哲学到技法都是两回事，不宜因其艺术特点的某些共通表象或某些国画大家接触过印象派画作而称中国水墨画受印象派影响。正如“印象派”这三字曾经成为无辜的被批判对象，它也在很多艺术评论中因其琅琅上口而被滥用。－－人文与社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作150年后－－世界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访谈。霍布斯鲍姆是最伟大的仍在世的历史学家之一，伦敦大学柏贝克学院的院长，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荣退教授。他分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回归及其与当代金融危机的关系，展望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的意义。2008年9月16日发表，英文。（译文完成 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译：http://humanities.cn）

在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下称央视新址）大火发生半月之后，指向渎职侵权的调查已获新的突破，共约20名涉案嫌犯被北京市公安局采取措施。元宵夜的烟花不仅是火灾元凶，亦是经济问题调查的主要突破口。

《自杀与美好生活》吴飞著：导言‘现代文明的一道伤口’

在编辑国家清史工程所属文献整理项目《清人诗文集汇编》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发现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送来的清代著名作家 蒲松龄的《聊斋全集》，竟然是失踪近八十年的由罗尔纲负责抄写、胡适和罗尔纲合作校勘的新编《聊斋全集》。这部具有极高文献和文物价值的名家稿本在199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中被著录为“曲阜孔氏抄本”，迄今未见有研究胡适以及蒲松龄的学者提及，当然更谈不上整理利用了。胡适、罗尔纲抄校本的来历　　罗尔纲（1901－1997），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出版有《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等。校勘整理蒲松龄《聊斋全集》一事，在罗尔纲的名著《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一书里，有很详细的记载。　　1930年夏，胡适请罗尔纲到其家里抄写整理其父胡传的遗著。1931年3月，罗尔纲整理完《胡铁花遗稿》，胡适为了证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叫罗尔纲校正整理《聊斋全集》。当时最流行的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聊斋文集》仅收有蒲松龄的五十二篇文章，其中六篇还是伪作，这对研究这位大作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胡适借了两部《聊斋全集》的抄本，一部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一部是淄川马立勋藏本，叫罗尔纲校其异同，编了一部新编《聊斋全集》。根据罗尔纲的校勘成果，胡适先后写了《蒲松龄的生年考》（后改题为《辨伪举例》）和《醒世姻缘传考证》两篇文章。　　整理好的《胡铁花遗稿》被胡适携去台湾，其中的台湾部分，已于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取名《台湾记录两种》。但是《蒲松龄全集》于1931年秋编成交给胡适后，一直不知下落。1986年罗尔纲为《聊斋文集的稿本》一文所作的《后记》中，还不无遗憾地说：“五十年代末，有一位东欧女作家看了这篇文章，到南京来要和我谈《聊斋文集》。当年这件工作是胡适叫我做的，编了《聊斋全集三种目录对照表》和编成那部二百一十九篇的新编《聊斋文集》后，已交回胡适，故无可奉告。”　　其实，这部珍贵的文稿虽然几经波折，险遭散佚，却基本上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图书馆。1948年12月，胡适仓促飞离北平，他的藏书、手稿以及往来书信等，全都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照管。根据亲身经历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先生证实：1948年底，胡适所有的手稿、文件、书籍打包进一百零二只大木箱，全部寄存放于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后来到了1954年，为了准备批判胡适的材料，中宣部从北大图书馆取走了大部分的胡适书信、日记和其他相关文件。1958年中宣部资料室解散，这批文件转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近代史所）。1962年下半年，文化部对胡适的藏书、书信和文件进行了重新分配：将105种善本古籍交北京图书馆收藏，一万五千余件胡适书信、手稿等文件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仍旧由北大图书馆收藏。（张洁宇：《胡适藏书今何在》，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2日）因此，这个胡适、罗尔纲抄校本《聊斋文集》很可能就混迹其中，被当做胡适普通藏书的一种而湮没不彰。　　199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写《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录》（1999年6月第一版）时，将这个本子鉴定为“曲阜孔氏抄本”，从而又瞒过了无数学者的法眼。直到现在，虽然学术界研究蒲松龄和胡适的热浪迭起，但是这个抄校本一直未被研究者提起，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胡适、罗尔纲抄校本的内容　　这部由胡适、罗尔纲抄校的《聊斋全集》共三册，用毛笔抄在“新月稿纸”上，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胡适曾是《新月》杂志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家中指导罗尔纲编纂《聊斋全集》，所编内容就抄在了《新月》杂志的专用稿纸上。全书没有发现罗尔纲的署名，但是有几处眉批下署“适之”。全书按照内封面分为“文集一”、“文集三”、“文集四”、“词集补抄”、“诗集一”、“石印本文集词集校对条注”、“三种目录对照表”、“聊斋四种著作目录”八个部分，主要是除《聊斋志异》之外蒲松龄的诗文著作。根据集名和现存内容推断，这个抄本有所散佚，已经并非原貌。　　全书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三种目录对照表”。这个表是罗尔纲整理《聊斋全集》所做的第一步工作。胡适叫罗尔纲把《聊斋全集》清华本和马立勋藏本中的文、诗、词的目录去和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对照，列一个对照表。罗尔纲把对照表列成交给胡适，说：石印本的文和词，除了极少数之外，都是清华本和马本所收的。石印本的诗，共二百六十二首，没有一首是清华本和马本里面见过的。依据罗尔纲的对照表，胡适就写成一篇《蒲松龄的生年考》（后改题为《辨伪举例》），自称是“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的小品文字”。这个对照表不仅对三个版本的目录进行了对照，还对正文题目一一进行了核实，遇有实际篇名与目录不符的，则注于每页表格左边。此外，在这个对照表之后，还附有三张抄写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专用稿纸上的蒲松龄诗歌目录，疑为胡适手迹。这就为两位大学者合作整理《聊斋全集》一事保存了更多史料，定能激发起研究者的无限兴味。　　文集是全书的重要部分之一，胡适稽考《醒世姻缘传》的材料都从这个新编的文集中找到。胡适和罗尔纲“把清华本与马氏本就其相同的及独有的编纂起来，便得到了一部二百一十九篇的《聊斋文集》。这部新定的二百一十九篇本的《聊斋文集》，便是胡适藏本，在当时，除了蒲松龄的四百余篇原本和李鉴堂的搜集本之外，是一部篇数最多，内容最真确的本子，外间颇为重视”。根据文集内封上罗尔纲的小字说明，可知“文集一”是“以马本为底本抄写，后以清华本校之。故此集包含马本与清华本共有之文，以及马本独有之文”，现存蒲松龄的文章38篇；文集三“亦系据马本抄者，内包含马本与清华本共有之文，以及马本独有之文”，现存蒲松龄58篇文章和王士禛（原文题作“王世正”）《题聊斋文后》、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孙迺瑶《聊斋遗集后跋》三篇文章；“文集四”是“清华本所独有的文章”，现存蒲松龄42篇文章（原有43篇，佚失一篇）、朱湘《聊斋文集题辞二》和孙庭橘跋文一篇。以上三本文集共存蒲氏文章138篇，与罗尔纲所称219篇者，尚缺81篇，应为“文集二”或“文集二”与其他文集共同散佚之文。　　内封“诗集一”的标题旁有罗尔纲小字说明：“诗集以马本为底本抄写，复以清华本校之。故此集中包含马本与清华本共有之诗，以及马本独有之诗。”共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所标注页码自为起讫，总计存诗465题。每首诗校出的异文都标在正文上方，遇有补遗则抄录于页之左端。在罗尔纲的斑斓墨迹之间，有时会见到胡适的眉批和旁注。“词集补抄”包含唐梦赉《聊斋诗余序》和蒲松龄的词14阙，据此推断，罗尔纲应当抄有存词更多的“词集”，惜乎现已不存。　　此外，罗尔纲还撰写了“石印本文集词集校对条注”，这一部校对条注，是以石印本为底稿，而以马本和清华本校对之，将异字异文条注出来，共为石印本的37篇文章、59阙词出了校记。从这些校记当中，可以看出罗尔纲治学的一丝不苟，比如《上布政司救荒策》一文，出条注多达106条；《大江东·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一词，校出异文25处。　　全书最后一部分是“聊斋四种著作目录”。分别为《农桑经》目录、《拟表》目录、《拟判》目录、《怀刑录》目录。虽然有目无文，但却提供了聊斋杂著中特别是《农桑经》和《怀刑录》的细目，足资考校现存有关文献。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全书虽然主要由罗尔纲抄写校勘，但是发起整理以及制定凡例都有胡适之功，并且从胡适的多处批校中也可以看出其本人下了很大功夫。如“诗集一”《輓淮阳道》一诗上方，有胡适眉批“参看下文（页32）同题一首，似是同一首，有两稿，此为定稿。适之”；“文集一”《代毕韦仲为义仙韩邑侯寄子记》一文上方，还留有胡适为考证蒲松龄年龄而作的眉批：“丙戌为顺治三年（1646），蒲方七岁。第二丙戌为康熙45（1706），他六十七岁。”这部珍贵的由罗尔纲负责抄写、胡适和罗尔纲合作校勘的新编《聊斋全集》（以下简称“胡罗本”），在《师门五年记》中，被罗尔纲称为“胡适藏本”，而胡适在其《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中所称“胡适藏抄本”，大概也是指这个由师徒二人精抄精校的本子。发现这个校勘本的意义　　罗尔纲深得胡适赏识，在胡适家先后共呆了五年之久，用他自己的话说，胡适的“师恩如春阳，我好比一株饱受春阳煦育的小草”。罗尔纲1943年写了脍炙人口的《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书中真切细致描述了这段胡适培养人才、奖掖后进的佳话，出版后得到学界好评，盛行不衰。书中最可宝贵的地方，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胡适《师门五年记》序），其实这个做学问的经验不仅是罗尔纲的，也是胡适的，因此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严耕望语），难怪一度“如同教科书一样在台湾销行”（罗尔纲记潘寿康语）。胡适1948年在写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　　罗尔纲在书中特别谈到校勘整理《聊斋全集》这一段经历对他本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影响。他说：“胡适叫我用对勘方法来编《三种聊斋全集目录对照表》，其影响之大，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适之师根据我的对勘表作出这篇辨伪的实例，教导了我用对勘方法来解决考证问题。五十年代首先用来解决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问题，写了我的太平天国史辨伪代表作《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到八十年代，以长达十年的时间解决了《水浒传》的原本和著者的问题。”罗尔纲师承胡适，研究工作主要以考证为主，态度严谨，深得胡适治学精髓，在太平天国历史研究领域获得很大成绩。如今连同《三种聊斋全集目录对照表》（即“三种目录对照表”）在内的整个《聊斋全集》胡、罗抄校本的重新发现，不仅为这一段学林佳话存证，而且为研究胡适的治学方法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珍贵材料。这是1948年胡适遗留大陆的由众多藏书、手稿和书信等资料组成的“胡适文库”里的重要珍品。　　其次，胡适、罗尔纲为把蒲松龄的诗文著作整理出一个定本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校勘成果可用来订正现今流传的蒲松龄的诗文作品。胡罗本主要是利用马氏本和清华本的合编本，马氏本有宣统元年（1909）王敬铸《聊斋遗集序》宣统二年（1910）萧方骏《聊斋文钞序》，可知马氏本源自李鉴堂抄本，经过了王敬铸和萧方骏的两次删定。清华本是蒲松龄五世孙蒲庭橘的增订本，现在已经不存（清华大学图书馆已经查不到此书，《清人别集总目》亦无著录），因此通过胡罗本还可以一窥清华本的原貌。　　1998年上海学林出版社盛伟整理编校的《蒲松龄全集》（以下简称“盛本”），是目前内容最完备校勘最精确的版本，编者对60年代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详加校勘，校出异文三千多处，并甄别取舍，择善而从。编者参考了蒲松龄的稿本和很多旧刻旧抄本，但是没有见到这个胡罗抄校本。拿二者进行对照，异字异文触目皆是，比如胡罗本“聊斋四种著作目录”中《农桑经》目录“二月·种稗”一条，胡罗本条目下有小注“稗非，稊乃”，而盛本却作“稗，非稊乃”。依据胡罗本除了可以发现一些文字上的出入，还可以解决某些存疑问题。比如收在盛本《蒲松龄全集》附录里的《怀刑录》，是从日本庆应义墅大学影印而来，编者本来就对其真伪存疑，但是苦于没有确证，只好收在附录里。胡罗本“聊斋四种著作目录”中的《怀刑录》目录，与日本影印本完全不同，而内容却与收在蒲松龄文集里的《怀刑录·序》的宗旨相符，从而可定日本影印来的《怀刑录》必为伪书无疑。　　胡罗本“文集四”清华本所独有的文章中，有一篇《又有小札十八则自草抄出未载友人姓字》，是不知收件人的十八则书信的汇编。初步检点后，只有十六则。其中除第三则胡适眉批注曰“此则已收入文集（一），题作《与王司寇阮亭先生》”，第五则胡适眉批注曰“此则亦已见文集（一），题为《与李淡庵》”，其他收件人均无着落。经过仔细和盛本《全集》对照，收件人均一一落实。其中，胡罗本中《与朱子青缃主政》和《与韩樾依逢庥刺史》误接抄在一起，应分为两个。第十六则《与李希梅》，盛本有“闻城内风波”至“可惧，可惧！”一段，而胡罗本同中山大学《聊斋文集》抄本一致，并无此段，可是胡罗本又将此段冠于书信《又与李希梅》之前。经过仔细勘察文义，发现此段文字与前后两信内容迥不相类，当为单独存在的又一封给李希梅的书信。这样一来，不仅可正盛本之误，而且离析出来，正好凑成十八则之数。

孙小琪《心向远方》散文集序 曾经有一回，我托一起在县里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女生带东西回上海。这女生并不与我同校，也不在一个公社，她在知青中称得上率先人物，我与她谈不上有多么接近，但那时候就是这样，凡是知青总是一家亲、见面熟，托来托去是常有的事。我写信告诉家里她的名字和住址，我母亲便循了去取东西。到她家，她泡了一杯白糖水招待母亲，使我妈妈喜欢而且感动。

世界铁路发展史始于1822年5月23日的英国，这一天从斯托克顿至达灵顿的铁路动工兴建，1825年9月27日建成通车。建设这条铁路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沿线的教友派信徒，这说明该铁路本身是地区利益的产物--这正是英国社会"地区为中心"性质的写照。这条铁路出现后，英国多个地方提出铁路修建计划，而金融资本也参与到了铁路融资当中，从资金到管理都以近代的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地区关系网为中心的运作方式。

“合作社企业筑造更美好世界”，只有实现人的主体地位，这个美好世界才是我们创造的，而不是被给予的，这才是幸福的本源。

在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西南证券重组和上市的经验，对于认识和应对这场罕见的金融危机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数据统计可资参考，也指出了科学精英制度和一部分科学精英的问题。

融危机使中国产业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过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过度依赖于投资与房地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不仅需要正确的政策，更需要正确的时机，现在急不得。如何围绕“人性”与“绿色”使短期应对与长期产业升级配套，是对中国智慧的大考。

“拙著《清诗话考》2005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学界薄有好评，书也很快售罄，即将重印。像这样一部涉及千余种诗话、数千种清代文献的清诗话目录及提要，以个人之力积十多年之功完成，舛误和疏漏肯定是难免的，师友同道也不断有所教益，这都是正常的，也是我欢迎的。其中吴宏一教授的批评比较特别，含有较多的非学术因素，且不尽符合事实，需要作一些回应以澄清事实。”

费孝通教授在社会学恢复和重建初期提出要建立一个学科必须要有“五脏六腑”。所谓“五脏”是指学会、研究所、图书馆、教学机构和刊物；“六腑”是指社会学系要开设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等六门基本课程。

在千年科举的历史上，除了走向终点的1905年和明初一度废除之外，元代是唯一的实质上长时间废止过科举的时代。除此之外，科举在蒙古人的政权被废止，和后来在满洲人政权被废除，也是两者在表层上的相似。不止是表层，科举被废止后，对士人的冲击，对士人的职业取向，对社会的影响，在这些深层面上，也有其类似之处。

与其他方式组建的合作社相比，村集体推动成立的合作社是与村庄治理产生联系的平台。透过合作社的发展，农村的组织建设与经济发展将结合起来，可以逐步探索实现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有机统一的机制。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杨庆育谈农村人口市民化：转户居民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农村"3件衣服"可继续保留。农村居民转户后，在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大保障上实现一步到位，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真正穿上城市"5件衣服"。

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的，当时唐弢还是一位20岁的上海邮局的实习拣信生。从追随鲁迅于散文和杂文领域开始创作，到开创性地大量写作书话，再到领衔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半个多世纪的孜孜求索

1991年意大利共产党更名易帜后，后继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党都经历了数次的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过程。目前两党的队伍力量与上世纪90年代比可谓急剧衰落，在工会中的影响力微弱，同时还面临着阶级基础变化，政党政治趋于中间化，党内矛盾悬而未决等诸多问题。虽然当前意大利深陷经济危机，处于政治过渡期，但生存于自由人民党、民主党和北方联盟夹缝之间、备受制约的两支共产党，要进入意大利政治中心依然困难重重。

特殊空间"西部"的时间在上述书写中被否认了与主体时间的同代性，它的时间可能是个神圣的时间、过去的时间、未被驯化的时间、或者干脆静止的没有时间，而不是习见的世俗时间、当下的时间、进化论的时间。西部成为了主流时间的"他者"，而无论西部主体与外来者如何汲取活力，都免不了自我殖民化和狭隘化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