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说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先是恶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虽然这一假说成立与否有待实证研究，但美国、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史显示，能源资源消费、产业结构演进，以及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变化之间有着一定的规律性特征。这对正处在重化工业阶段希望跨越式发展的中国来说，具有启示意义。
就起步时间而言，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并不比一些发达国家晚多少。为什么至今我们不仅没有解决污染问题，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污染治理方面，特别是要力保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中国面临哪些挑战？
挑战之一：能源资源消费步入高增长期
工业化国家发展进程中，无论是能源消费，还是矿产资源消费，都有着规律性特征。
1.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GDP同步增长
工业化国家发展历史表明，人均GDP水平越高，人均能源消费就越大，反之亦然。比如，美国1950-1970年，人均GDP从9500美元（经购买力平价调整1990年美元，下同）上升至15000美元，增长1.5倍；而人均能源消费则从5.3吨标油上升至7.8吨标油，增长1.4倍，两者几乎保持同步增长。再比如，日本1955-1975年，人均GDP从2700美元上升至11300美元，增长了4倍；而人均能源消费则从0.72吨标油上升至3.78吨标油，增长了5.2倍，也保持着同步增长趋势。
从横向上看，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GDP之间也有着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加拿大、美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最高。2003年美国人均GDP为29037美元，人均能源消费为7.84吨标准油；日本人均GDP为21218美元，人均能源消费为4.21吨标准油；经合组织15个国家人均能源消耗为4.67吨标准油。而发展中国家巴西人均GDP为5457美元，人均能源消费为1.09吨标准油；印度人均GDP为2150美元，人均能源消费为0.52吨标准油。总体上看，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费基本上在4吨标准油左右。
2005年，中国人均GDP为1700美元（按当期汇率折算），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调整为6600美元，人均能源消费为1.19吨标准油（约合1.7吨标准煤），与巴西消费水平相当。从总体上看，中国能源消费在发展中国家属于中等水平，并略低于世界人均能源消费1.69吨标准油的平均水平。
2.工业化国家能源消费呈现出“平缓增长→上行拐点→快速增长”的周期性演变趋势
当人均GDP低于5000美元时，能源消费总量缓慢增长；当人均GDP进入5000-10000美元区间，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当人均GDP进入10000-15000美元区间，即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能源消费总量再次平缓增长；而当GDP超过15000美元之后，能源消费总量又出现加速增长趋势。
例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较为缓慢；当GDP高于6000美元之后，能源消费便一路飚升，持续快速增长；在经历石油危机，出现一个短暂的低增长期后，目前能源消费又进入高增长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经济加速发展时期，出现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之后，由于经历石油危机，并大力推行节能技术，使其能源消费出现平缓增长；但当人均GDP高于15000美元之后，能源消费又开始加速。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在人均GDP低于5000美元时，能源消费呈现缓慢增长；此后，能源消费加速，至今仍处于快速增长时期。
中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已超过5000美元。根据典型工业化国家的能源消费特征可以判断，中国的能源消费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将出现加速增长。事实上，近几年来中国能源消费已出现加速增长的势头。
3.经济增长与矿产资源消费之间呈现“合钩→脱钩”的特征
在工业化推进阶段，矿产资源消费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两者之间表现为“合钩”的特征。进入工业化晚期和后工业化社会时期，矿产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开始逐步“脱钩”，呈“逆向增长”关系，即矿产资源的消费趋势随经济发展而逐步下降。这表明，此时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已经基本满足社会需要，经济发展开始呈现“去物质化”趋势，经济增长也从物质型增长转向服务型增长。
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表明，在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时，人均矿产资源消费处于快速增长期，这一时期重化工业发展迅猛。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至15000美元时，人均矿产资源消费达到顶峰，并进入缓慢增长期。在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之后，人均矿产资源消费开始下降，这一时期重化工业开始衰退，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目前，中国人均GDP刚超过5000美元，正处于矿产资源消费的高增长期。
4.人均资源蓄积量达到一定水平，资源再生利用和循环利用才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以钢铁为例，欧美国家实现工业化后人均占有的钢铁蓄积量约为5吨，日本、韩国高达10吨。这些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钢铁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由过去直接从矿石提炼，转变为更多地利用废钢炼钢，钢铁生产过程中对铁矿资源的依赖程度和对环境的影响已经降低，其再生利用和循环利用水平大为提高。而到目前为止，中国钢铁人均蓄积量只有两吨左右。由于人均钢蓄积量不足，加之许多钢铁制品的生命周期尚未终结，因此，中国钢铁的再生利用水平还难以大幅度提高。
综上所述，在人均GDP达到5000-15000美元时，正是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费的快速增长时期。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而目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中国已进入能源资源消费高增长期。
挑战之二：产业结构趋向重型化
从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看，产业结构演进大致经历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再向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变的三个阶段，即呈现出“轻工业→重化工业→新型工业”渐次演进的规律性特征。
1.以日本为例
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重化工业时代”。煤炭、钢铁、石油化工、化纤、有色金属等能源原材料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和动力。这些产业具有资本密集型、装备厚重、投资回收周期长的特征，被形象地称为“重厚长大”型产业。以钢铁为例，日本在70年代前，将钢铁业视为“产业之米”，提出了“钢铁是国家”的口号。通过引进技术、进口低廉的矿石资源、临海建厂、降低运输成本等措施，大力发展钢铁产业。在60年代前期，钢铁业年均增长13%，制造业年均增长12%；到了60年代后期，钢铁业年均增长18%，制造业年均增长16%，钢铁业明显快于制造业增长速度。1950年日本粗钢生产不到500万吨，1960年突破2000万吨，到了70年代初，则跃上亿吨台阶，成为世界上第二个钢铁生产大国。与此同时，在世界钢铁出口市场上，1965年日本钢铁业所占比例与联邦德国并列世界第一，此后就独占鳌头，成为世界钢铁第一出口大国。又以石油化学产业为例，1960－1970年是日本石油化工和化学产业飞跃进步的10年，石油化工产品的生产额增长了18.7倍，化学产业的生产额增长了3.5倍。伴随着石油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污染事件也频繁发生，出现了轰动日本社会的“四大公害事件”，并最终唤起了日本政府和社会对遏制污染、保护环境的强烈关注和行动。
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给日本高速增长划上了句号，也促使高速增长时期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开始进入调整期。以汽车、家电、机械、半导体等组装加工业为主的“轻薄短小”型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新型支柱产业和朝阳产业；煤炭、纺织和造船业因资源枯竭、劳动力成本增加和能源价格上升，逐渐走向衰退。日本产业结构逐步摆脱“重厚长大”形象，向“轻薄短小”型转变，为80年代日本经济再显活力奠定了基础。
2.韩国的发展情况
从整个东亚国家的发展历程看，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也是重化工产业向周边欠发达国家转移的过程，形成了东亚经济圈内产业梯度推进，呈现出雁形发展模式。日本是东亚的领头雁，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分别位于其后两侧，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则紧随其后，再后面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以钢铁和造船业为例，日本在这两个产业进入成熟阶段后，就逐步把产业重点转向汽车和电子产业，而韩国则进入了日本转移出来的钢铁和造船部门。1973年，韩国政府发表了《重化工业化宣言》，成立了以总理为首的重化工业化促进委员会，确定把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造船和汽车制造等作为重点发展的出口战略产业。在这期间，韩国重化工业得到飞速发展，到70年代末期，韩国重化工业比重超过轻工业，1980年重化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55.6%，1986年上升到65.2%，1991年则达到74.3%，成为工业部门的主导产业。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进入了“重化工时代”，工业结构表现为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征，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本世纪初的60.2%上升到2006年的70%以上，短短六年内提升了10个百分点。能源和原材料产业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其生产和消费增长都十分迅速。这与日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和韩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按经济规律渐次演变的内在趋势；另一方面，是东亚地区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
对中国的问题是，能否找到一条出路，通过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尽快跨过重化工业阶段，直接在新型工业领域的世界舞台上占领一席之地，参与世界经济分工？
挑战之三：环保投入能否全面落实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利用经济和环境的数据来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并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说。该假说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也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该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
这一假说提出后，一些学者利用环境监测数据，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质量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由于研究者选用的指标和数据不同，得出的结论差异很大。但各种研究成果表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其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变化同样具有规律性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快速增长→下行拐点→稳步下降”的趋势。与此相应，环境状况也呈现出“污染加剧→污染控制→环境改善”的趋势。
1.美国的情况
一是二氧化硫排放量：其峰值出现在1973年，达到2881万吨，之后逐年下降。到1983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052万吨，10年间减少了28%；到1993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75万吨，20年间减少了31%；到2002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仅为1392万吨，30年间减少了51%。二是氮氧化物排放量：其峰值出现在1977年，达到2508万吨，之后逐年下降。到1987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为2320万吨，10年间减少了7%；到1997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为2241万吨，20年间减少了10%；到2002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为1914万吨，与1977年最高值相比，减少了23%。三是一氧化碳排放量：其峰值出现在1970年，达到1.85亿吨，之后逐年下降。到1980年，一氧化碳排放量为1.68亿吨，10年间减少了9%；到1990年，一氧化碳排放量为1.39亿吨，20年间减少了24%；到2000年，一氧化碳排放量为1.03亿吨，30年间减少了44%。
与此相应，1979-1997年的近20年间，空气中主要污染物的浓度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变化趋势。在六种设有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主要污染物中：二氧化硫的浓度下降53%，二氧化氮的浓度下降25%，一氧化碳的浓度下降58%，臭氧的浓度下降17%，空气中铅的浓度下降96%，PM10浓度10年间下降25%。
2.日本的情况
一是二氧化硫排放量。其峰值出现在1967年，达到501万吨，之后逐年下降。到1977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70万吨，10年间下降了66%；到1987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90万吨，20年间下降了82%。进入90年代以后，二氧化硫排放量基本保持稳定，年排放量在80万吨-90万吨之间。二是氮氧化物排放量。其排放峰值尚未出现，在经历80年代短暂下降后，90年代又开始上升。1980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为162万吨，1990年下降至147万吨，到2000年又反弹至206万吨。
与此相应，自70年代以来，日本大气环境中的降尘和二氧化硫浓度明显下降。从1975-1996年的20年间，降尘浓度下降了35%，而二氧化硫浓度在1967年达到最高值0.06ppm以后，逐年下降，近年来保持在0.01ppm，30年来下降了83%。但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和氮氧化物浓度尚未出现明显改善，仍然居高不下，这与汽车数量增长有很大关系。
3.欧洲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情况
自70年代以来，二氧化硫排放量呈大幅度下降趋势；氮氧化物排放量80年代呈上升趋势，1990年左右出现“下行拐点”，90年代以后逐步下降。1990-2000年的10年间，二氧化硫的下降幅度分别为：德国88%，法国50%，英国68%，意大利53%。氮氧化物的下降幅度分别为：德国42%，法国24%，英国37%，意大利29%。同时，这些国家的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4.现阶段中国污染物排放情况
仅就二氧化硫而言，“九五”期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有所下降，但进入“十五”期间又开始快速增长。2000-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从1995万吨增加到2549万吨，增长27%。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一直是排放主体，2000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占总排放量的81%，2005年则提高到85%，年均增量达到6.9%。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中，电力、化工、黑色金属、非金属、有色金属五大行业占到排放量的70%以上，仅电力行业就占近50%。
与此相应，中国的大气环境状况尚未得到好转。2005年，全国522个城市中，有近四成的城市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二级标准，山西省甚至没有一个城市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多数城市长年笼罩在烟雾之中。在开展酸雨监测的696个市县中，有一半以上的市县出现酸雨。全国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两个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即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排10％。为实现这两个减排指标，经测算，“十一五”期间需投资4300多亿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过去的环保欠账还债。如果这个投入能够得到落实，有可能避免重蹈“十五”期间的覆辙，甚至有可能迎来真正的环境“拐点”的出现。
（责任编辑：曹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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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建华：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曾任全国人大环资委研究室副主任，参与了《循环经济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
就起步时间而言，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并不比一些发达国家晚多少。为什么至今我们不仅没有解决污染问题，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污染治理方面，特别是要力保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中国面临哪些挑战？
挑战之一：能源资源消费步入高增长期
工业化国家发展进程中，无论是能源消费，还是矿产资源消费，都有着规律性特征。
1.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GDP同步增长
工业化国家发展历史表明，人均GDP水平越高，人均能源消费就越大，反之亦然。比如，美国1950-1970年，人均GDP从9500美元（经购买力平价调整1990年美元，下同）上升至15000美元，增长1.5倍；而人均能源消费则从5.3吨标油上升至7.8吨标油，增长1.4倍，两者几乎保持同步增长。再比如，日本1955-1975年，人均GDP从2700美元上升至11300美元，增长了4倍；而人均能源消费则从0.72吨标油上升至3.78吨标油，增长了5.2倍，也保持着同步增长趋势。
从横向上看，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GDP之间也有着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加拿大、美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最高。2003年美国人均GDP为29037美元，人均能源消费为7.84吨标准油；日本人均GDP为21218美元，人均能源消费为4.21吨标准油；经合组织15个国家人均能源消耗为4.67吨标准油。而发展中国家巴西人均GDP为5457美元，人均能源消费为1.09吨标准油；印度人均GDP为2150美元，人均能源消费为0.52吨标准油。总体上看，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费基本上在4吨标准油左右。
2005年，中国人均GDP为1700美元（按当期汇率折算），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调整为6600美元，人均能源消费为1.19吨标准油（约合1.7吨标准煤），与巴西消费水平相当。从总体上看，中国能源消费在发展中国家属于中等水平，并略低于世界人均能源消费1.69吨标准油的平均水平。
2.工业化国家能源消费呈现出“平缓增长→上行拐点→快速增长”的周期性演变趋势
当人均GDP低于5000美元时，能源消费总量缓慢增长；当人均GDP进入5000-10000美元区间，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当人均GDP进入10000-15000美元区间，即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能源消费总量再次平缓增长；而当GDP超过15000美元之后，能源消费总量又出现加速增长趋势。
例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较为缓慢；当GDP高于6000美元之后，能源消费便一路飚升，持续快速增长；在经历石油危机，出现一个短暂的低增长期后，目前能源消费又进入高增长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经济加速发展时期，出现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之后，由于经历石油危机，并大力推行节能技术，使其能源消费出现平缓增长；但当人均GDP高于15000美元之后，能源消费又开始加速。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在人均GDP低于5000美元时，能源消费呈现缓慢增长；此后，能源消费加速，至今仍处于快速增长时期。
中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已超过5000美元。根据典型工业化国家的能源消费特征可以判断，中国的能源消费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将出现加速增长。事实上，近几年来中国能源消费已出现加速增长的势头。
3.经济增长与矿产资源消费之间呈现“合钩→脱钩”的特征
在工业化推进阶段，矿产资源消费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两者之间表现为“合钩”的特征。进入工业化晚期和后工业化社会时期，矿产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开始逐步“脱钩”，呈“逆向增长”关系，即矿产资源的消费趋势随经济发展而逐步下降。这表明，此时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已经基本满足社会需要，经济发展开始呈现“去物质化”趋势，经济增长也从物质型增长转向服务型增长。
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表明，在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时，人均矿产资源消费处于快速增长期，这一时期重化工业发展迅猛。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至15000美元时，人均矿产资源消费达到顶峰，并进入缓慢增长期。在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之后，人均矿产资源消费开始下降，这一时期重化工业开始衰退，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目前，中国人均GDP刚超过5000美元，正处于矿产资源消费的高增长期。
4.人均资源蓄积量达到一定水平，资源再生利用和循环利用才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以钢铁为例，欧美国家实现工业化后人均占有的钢铁蓄积量约为5吨，日本、韩国高达10吨。这些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钢铁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由过去直接从矿石提炼，转变为更多地利用废钢炼钢，钢铁生产过程中对铁矿资源的依赖程度和对环境的影响已经降低，其再生利用和循环利用水平大为提高。而到目前为止，中国钢铁人均蓄积量只有两吨左右。由于人均钢蓄积量不足，加之许多钢铁制品的生命周期尚未终结，因此，中国钢铁的再生利用水平还难以大幅度提高。
综上所述，在人均GDP达到5000-15000美元时，正是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费的快速增长时期。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而目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中国已进入能源资源消费高增长期。
挑战之二：产业结构趋向重型化
从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看，产业结构演进大致经历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再向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变的三个阶段，即呈现出“轻工业→重化工业→新型工业”渐次演进的规律性特征。
1.以日本为例
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重化工业时代”。煤炭、钢铁、石油化工、化纤、有色金属等能源原材料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和动力。这些产业具有资本密集型、装备厚重、投资回收周期长的特征，被形象地称为“重厚长大”型产业。以钢铁为例，日本在70年代前，将钢铁业视为“产业之米”，提出了“钢铁是国家”的口号。通过引进技术、进口低廉的矿石资源、临海建厂、降低运输成本等措施，大力发展钢铁产业。在60年代前期，钢铁业年均增长13%，制造业年均增长12%；到了60年代后期，钢铁业年均增长18%，制造业年均增长16%，钢铁业明显快于制造业增长速度。1950年日本粗钢生产不到500万吨，1960年突破2000万吨，到了70年代初，则跃上亿吨台阶，成为世界上第二个钢铁生产大国。与此同时，在世界钢铁出口市场上，1965年日本钢铁业所占比例与联邦德国并列世界第一，此后就独占鳌头，成为世界钢铁第一出口大国。又以石油化学产业为例，1960－1970年是日本石油化工和化学产业飞跃进步的10年，石油化工产品的生产额增长了18.7倍，化学产业的生产额增长了3.5倍。伴随着石油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污染事件也频繁发生，出现了轰动日本社会的“四大公害事件”，并最终唤起了日本政府和社会对遏制污染、保护环境的强烈关注和行动。
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给日本高速增长划上了句号，也促使高速增长时期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开始进入调整期。以汽车、家电、机械、半导体等组装加工业为主的“轻薄短小”型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新型支柱产业和朝阳产业；煤炭、纺织和造船业因资源枯竭、劳动力成本增加和能源价格上升，逐渐走向衰退。日本产业结构逐步摆脱“重厚长大”形象，向“轻薄短小”型转变，为80年代日本经济再显活力奠定了基础。
2.韩国的发展情况
从整个东亚国家的发展历程看，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也是重化工产业向周边欠发达国家转移的过程，形成了东亚经济圈内产业梯度推进，呈现出雁形发展模式。日本是东亚的领头雁，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分别位于其后两侧，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则紧随其后，再后面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以钢铁和造船业为例，日本在这两个产业进入成熟阶段后，就逐步把产业重点转向汽车和电子产业，而韩国则进入了日本转移出来的钢铁和造船部门。1973年，韩国政府发表了《重化工业化宣言》，成立了以总理为首的重化工业化促进委员会，确定把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造船和汽车制造等作为重点发展的出口战略产业。在这期间，韩国重化工业得到飞速发展，到70年代末期，韩国重化工业比重超过轻工业，1980年重化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55.6%，1986年上升到65.2%，1991年则达到74.3%，成为工业部门的主导产业。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进入了“重化工时代”，工业结构表现为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征，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本世纪初的60.2%上升到2006年的70%以上，短短六年内提升了10个百分点。能源和原材料产业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其生产和消费增长都十分迅速。这与日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和韩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按经济规律渐次演变的内在趋势；另一方面，是东亚地区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
对中国的问题是，能否找到一条出路，通过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尽快跨过重化工业阶段，直接在新型工业领域的世界舞台上占领一席之地，参与世界经济分工？
挑战之三：环保投入能否全面落实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利用经济和环境的数据来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并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说。该假说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也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该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
这一假说提出后，一些学者利用环境监测数据，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质量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由于研究者选用的指标和数据不同，得出的结论差异很大。但各种研究成果表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其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变化同样具有规律性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快速增长→下行拐点→稳步下降”的趋势。与此相应，环境状况也呈现出“污染加剧→污染控制→环境改善”的趋势。
1.美国的情况
一是二氧化硫排放量：其峰值出现在1973年，达到2881万吨，之后逐年下降。到1983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052万吨，10年间减少了28%；到1993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75万吨，20年间减少了31%；到2002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仅为1392万吨，30年间减少了51%。二是氮氧化物排放量：其峰值出现在1977年，达到2508万吨，之后逐年下降。到1987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为2320万吨，10年间减少了7%；到1997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为2241万吨，20年间减少了10%；到2002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为1914万吨，与1977年最高值相比，减少了23%。三是一氧化碳排放量：其峰值出现在1970年，达到1.85亿吨，之后逐年下降。到1980年，一氧化碳排放量为1.68亿吨，10年间减少了9%；到1990年，一氧化碳排放量为1.39亿吨，20年间减少了24%；到2000年，一氧化碳排放量为1.03亿吨，30年间减少了44%。
与此相应，1979-1997年的近20年间，空气中主要污染物的浓度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变化趋势。在六种设有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主要污染物中：二氧化硫的浓度下降53%，二氧化氮的浓度下降25%，一氧化碳的浓度下降58%，臭氧的浓度下降17%，空气中铅的浓度下降96%，PM10浓度10年间下降25%。
2.日本的情况
一是二氧化硫排放量。其峰值出现在1967年，达到501万吨，之后逐年下降。到1977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70万吨，10年间下降了66%；到1987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90万吨，20年间下降了82%。进入90年代以后，二氧化硫排放量基本保持稳定，年排放量在80万吨-90万吨之间。二是氮氧化物排放量。其排放峰值尚未出现，在经历80年代短暂下降后，90年代又开始上升。1980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为162万吨，1990年下降至147万吨，到2000年又反弹至206万吨。
与此相应，自70年代以来，日本大气环境中的降尘和二氧化硫浓度明显下降。从1975-1996年的20年间，降尘浓度下降了35%，而二氧化硫浓度在1967年达到最高值0.06ppm以后，逐年下降，近年来保持在0.01ppm，30年来下降了83%。但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和氮氧化物浓度尚未出现明显改善，仍然居高不下，这与汽车数量增长有很大关系。
3.欧洲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情况
自70年代以来，二氧化硫排放量呈大幅度下降趋势；氮氧化物排放量80年代呈上升趋势，1990年左右出现“下行拐点”，90年代以后逐步下降。1990-2000年的10年间，二氧化硫的下降幅度分别为：德国88%，法国50%，英国68%，意大利53%。氮氧化物的下降幅度分别为：德国42%，法国24%，英国37%，意大利29%。同时，这些国家的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4.现阶段中国污染物排放情况
仅就二氧化硫而言，“九五”期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有所下降，但进入“十五”期间又开始快速增长。2000-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从1995万吨增加到2549万吨，增长27%。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一直是排放主体，2000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占总排放量的81%，2005年则提高到85%，年均增量达到6.9%。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中，电力、化工、黑色金属、非金属、有色金属五大行业占到排放量的70%以上，仅电力行业就占近50%。
与此相应，中国的大气环境状况尚未得到好转。2005年，全国522个城市中，有近四成的城市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二级标准，山西省甚至没有一个城市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多数城市长年笼罩在烟雾之中。在开展酸雨监测的696个市县中，有一半以上的市县出现酸雨。全国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两个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即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排10％。为实现这两个减排指标，经测算，“十一五”期间需投资4300多亿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过去的环保欠账还债。如果这个投入能够得到落实，有可能避免重蹈“十五”期间的覆辙，甚至有可能迎来真正的环境“拐点”的出现。
（责任编辑：曹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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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建华：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曾任全国人大环资委研究室副主任，参与了《循环经济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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