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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第十一期

对于全球经济形势，我的基本观点是：当前世界表现出来的危机是在欧洲，未来世界重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于美国。

谈论国学者，首先应该意识到，不仅“国学”是一个现代概念，以“国学”的名义从事教学、科研和文化宣教活动，也是到清末民国时期才有的历史现象。

吉登斯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努力探索，应该从积极的方面予以肯定。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 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 “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 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 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从 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通车。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 70%的公司离破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国有经济主要从事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利润较低的采矿、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大量廉价的燃料、动力、原材料以及基础设施的服务，实际上把巨额利润让渡给私营企业（浙江、江苏、广东省更是如此）。私营企业还享受鼓励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

本文突出经验与理论的连接问题，由此回顾西方现代主义下一些无视经验证据的偏激理论倾向，特别是近年美国新保守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下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及其高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

附作者研究班课程大纲，基本设想是把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设计的博士课程核心内容压缩到一年之内，主要分三部分：首先是阅读方法和习惯，然后是经验证据和概念的联系，包括学术理论的掌握、运用和建造，最后是具体研究计划的设计和研究成果的写作和讨论。

原标题“天外来客”徐冰专访：寻找“世界语”的历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荣休教授夏志清先生《阿圆回去了--(我们仨)的悲剧》有一段叙述钱钟书、杨绛的女儿钱瑷及其夫婿的文字，读后不禁愕然，因为这里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与事实不相符合。这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已经有张冠李戴、面目全非之虞，那么再过几十年又将如何呢?思之不禁令人忧心有忡。

关于近年来中国秦汉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争论的述评

引言部分。

“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鸦片战争。”恩道尔说。

刚刚看了林兆华导演的两部新戏，一部《回家》（过士行编剧），另一部《说客》（徐瑛编剧）。这两部作品，在林兆华的艺术创作生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以出色的创造和想象，造就了一个富有中国传统气质的话剧舞台。他使我们相信，话剧艺术一旦从本土戏剧传统中获得新的灵感，也就开启了抵达心灵自由的审美之门；在这里，解放了自己的导演，必将解放自己的演员，他希望演员不再纠缠于传统的体验或再现，话剧表演因此变得更加强烈、有力，而又潇洒、自如，就像几天前我们在《说客》中刚刚看到的濮存昕一样，事实上，没有比获得了自由的演员，更能使舞台艺术让观众着魔的了。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剧界最有影响的导演之一，林兆华也是人们争议较多的导演。能否给林兆华及其创作一个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评价，对戏剧评论界来说，显然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实际上，任何对林兆华的命名和概括，都将冒很大的风险，要交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并非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孟子对他的学生万章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今天的观众也是这样，观其戏，听其言，对其人不能没有更多的了解。这是批评的前提和条件，是非常必要的。但也有难处，原因就在于，其人之复杂性、流动性、不确定性，很难把握。自1978年他与梅阡一起执导《丹心谱》以来，所排话剧和戏曲有数十部之多，可谓风格各异，流派分呈。他很少重复自己，根据一些戏，我们可以称他为现实主义；根据另一些戏，别人也可以称他为表现主义或现代派；他有时给人的印象是先锋的、实验的，有时却又表现为对传统的回归和敬意；这一次他将舞台处理得十分写实，真驴真羊被牵上台，下一次就可能很写意很抽象很象征，所谓一花一世界。说到底，无论是谁，都很难用单一的风格或主义概括和命名林兆华的戏剧创作。纵观他的所有作品，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至今他还在积极的探索之中。他在许多场合都曾表示，他没有风格，也不属于任何流派。他这么说，既不是谦虚，也不是故作姿态，而仅仅是在表达一种愿望，一种反抗有限性的愿望。当然，林兆华也有他一以贯之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他在追求真理与艺术时的执著与真诚，以及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不安分、不愿墨守成规、追求心灵自由的精神。这一点我们从《回家》和《说客》中看得很清楚。先说《回家》。这个戏讲的是一个人到了自己家门口，却回不了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看完全剧，也许会得到答案，也许得不到答案，也许得到完全相反的答案，这是因为，在剧中，林兆华只是表现了这个人渴望“回家”的精神历程，尝试了“回家”的种种可能性与不可能性，至于他能否 “回家”，如何“回家”，是灵魂“回家”还是肉体“回家”，都交给观众慢慢去体会和思考。这里没有结论，也没有人能够给出结论，因为整个人类都还在寻找“家园”的路上。如果我们将子宫理解为人类的伊甸园，在剪断脐带的那一刻，人类其实就已经被放逐了。“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个枷锁，除了人的社会性，还在于人自身，在于我们心中与生俱来的对“家”的渴望和依赖，它与人类寻求自由的梦想恰好形成了一种张力。我们看那个一直徘徊在“家”门口的老人，先是有人不能确定这里就是他的“家”；继而发现，他的“家”已经被别人占有了；接着，他被送进了疯人院，这里显然不是他要回的“家”；而占据他家的那个“声音”，后来证明竟是他的灵魂。他的灵魂“回家”了，而肉体仍然在外流浪。舞台后区那一排时开时闭的大门，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拒绝。他们总是在他刚要进去的时候把门关上。他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深刻到与灵魂都产生了隔膜，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和理解。他不明白，“回家”的路为什么这么长，家门为什么总是对他关闭。记忆和梦幻不断地浮现，我们看到，他的人生之路早已误入歧途，而他并不觉悟，他是茫然、无助的，甚至还是乏味、无聊的，就像结尾，一个人抖着空竹横穿舞台，把一个飞速旋转的陀螺留在渐渐变暗的灯光下，成为这个人的一种象征。作为剧作家的过士行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于人类悲剧性存在的感受和认识；作为导演的林兆华却要将这种感受和认识转化为舞台形象。除了舞台后区那一排时开时闭的大门，以及舞台左侧后区的那台跑步机，他没有给舞台留下更多的东西。这个“空荡的舞台”，不知是否就是彼得•布鲁克的“空的空间”。然而，空的空间并不空，不仅演员获得了充分展现其想象力的表演空间，而且，观众也可以将其想象力尽可能地发挥出来，成为舞台艺术表现力的一部分。正是舞台空间的不确定性扩大了舞台的外延，大到可以容纳整个世界，小到可以展现一个人的灵魂。而且，时空的转换也更加自由，一把雨伞遮挡下，瞬间就从当年知青与“小芳”依依不舍的缠绵，变成了眼下金钱当道的性交易。而老人的幻觉与梦境，表现起来也是那样自如与自然，甚至两个演员的角色转换，就发生在所有观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一点痕迹不留，几乎达到了“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那几扇神秘莫测的大门，更把我们的思绪引向无限的时空，我们很难预测，下一秒钟当门打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在摆满实体的舞台上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解放了时间与空间的舞台，我们在《说客》中再一次与之相遇。这个戏可谓宏大的历史题材，讲的是春秋时期，齐国攻打鲁国，孔子派他的学生子贡去说服齐国退兵。子贡别无选择，只好上路。他先说服了齐国的田氏放弃攻打鲁国的打算，又以其超凡的智慧和口才，调动了吴王夫差，发兵攻打齐国，并且，动员了越王勾践派兵跟随吴王出征，最后，晋国也在他的蛊惑下，卷入了这场混战。这段有声有色的历史，在剧作家徐瑛的笔下，被聚焦在子贡身上，我们看到，濮存昕在台上跑来跑去，所到之处，忽而鲁国孔子的学堂，忽而齐国统帅的大帐，忽而吴王夫差的宫殿，忽而越王勾践的敝庐，忽而是平原沃野，忽而又水乡芦荡，这个舞台甚至简单到只剩下吴王宫里那一张座椅，但没有人怀疑它的表现力；子贡和子路，忽而骑马，忽而乘船，那种舞蹈式的动作，在音乐的配合下，渲染出一种意境，也表达了一种情趣，而以三块不同颜色、从天而降的幕布，象征发生在三个地方的三场大战，也完全出人意料，强烈地震撼了在场的观众，真是导演的神来之笔。听说最初是想在天幕上用三幅巨大的地图表现三场战争的，这个设想无论如何没有现在这三块幕布的突然坠落更让人怦然心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象征和写意的力量。应该说，这是林兆华对话剧舞台艺术表现力的积极探求和创造，他的无拘无束、胆大妄为，给话剧舞台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和可能性。话剧是一种舞台艺术，在这里，用一种有意味的方式把剧作家的思想和人生感悟呈现在舞台上，与剧作家提供这种思想和人生感悟是同样重要的。这需要艺术家独具的智慧、勇气和胆略。人类何以需要艺术审美，艺术审美何以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在于艺术审美最忠实于一切被理性、被社会所压抑的感性个人，忠实于一切理性概括和本质规定所要舍弃的和无法概括的东西，忠实于那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具有不可预测的深度和无限可能性的人，忠实于人的最深层的潜意识。是的，艺术审美的视野永远在理性的疆域之外，是理性目光永远无法达到的人性新大陆。它从不顾及社会道德和法律对人的具体评价，直入道德和法律永远无法光顾的每个人最隐秘的心灵。人们相信，自由是艺术审美与生俱来的权力，人在任何领域中都不能像在艺术审美中这样自由。艺术审美就像一个赤身裸体的婴儿，他的存在使人类现有的一切装饰都显得暗淡无光。这或者可以说是艺术理想主义或艺术浪漫主义表现形态之一种，它的光芒曾经照耀和激动着许多为艺术而倾注心血的有志之士，林兆华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见仁见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问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其始终如一地进行艺术实践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敬重的。即使在当下这个实用主义盛行，理想主义式微，秩序、规则和传统被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的时代，林兆华也没有表现出妥协和让步。他曾经说过：“中国戏曲给了我一个精神的自由，戏曲舞台是一个空的空间，就因为它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有可能什么都有。我确实在中国戏曲和中国的传统说唱艺术中有很多感悟。”《回家》与《说客》应该是他对中国戏曲精神的最新实践。中国戏曲曾被认为是最腐朽、最陈旧、最束缚人的精神的东西，它的程式化、脸谱化曾被认为是最不自由的，但林兆华却能变不自由为自由，并给自己的戏剧创作带来充足的活力。他说过：“继承传统，首先要抱一个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并不是全面的否定，在怀疑的过程中，慢慢找到根据，做出使自己自信的东西。”在这里，他努力把中国本土的戏剧美学观念当作一股活水引入需要生机的话剧园地，浸润并激活它的创造力。他看到了中国本土戏剧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便是意象化的审美精神和自由的时空观。他不仅拿来“一桌二椅”，即个别的舞台表现手段，更要探求一种精神，一种观念，这种精神和观念帮助他实现了舞台空间的可贵革新，既突破了西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也突破了传统话剧三堵墙规定时空的限制。这就使得本土戏剧的虚拟性、程式化以及写意精神在话剧表演中也获得了一种可能性。这或许就是林兆华常说的本土戏剧后面的“文化的支撑”，它来自几千年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它也使得林兆华的创造力更有底气和拥可以持续前进的动力。 解玺璋：《北京日报》社

适用于大富阶层的"低税收、低约束、高激励"，也极大强化了他们的脱嵌冲动，没有谁不想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铁律"。政治后果，正如亚当·斯密所断言必须警惕的，他们手中的经济购买力总是倾向于转化成政治支配力，伤害普通大众。

当前中国的国际形势，有点类似当年的三大战役之前，只是要决定的，已是世界经济的主导权。资源、产业、金融三方面的大角逐，已是西方的"最后防线"，这是新的三大战役。

综述

村上春树小说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是如果村上的读者能够去思考一下生产型的人和消费型的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反省一下什么才意味着人的真正的成长，我相信他们对村上春树的小说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２００７年３月，被誉为欧洲公共知识分子的翁贝托·埃科的来华访问，让媒体的密集“枪炮”对准了这个身兼小说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评论家、符号学家的教授。或是媒体的过度热情，让这个胖胖的意大利人高喊，记者们都来了，那我的读者呢？ 在中国，埃科的第一批读者，恐怕还是因他在２０年前出版的小说《玫瑰之名》，而认识这个被称作是“继莫拉维亚和卡尔维诺之后，意大利最顶尖也许也是唯一的大师级作家”。 埃科在中国有太多的译名，有太多的身份，作为小说家的他，不过是从４８岁的玩票开始，谁知，玩得竟比专业作家要畅销和诡异。第一部小说《玫瑰之名》，行销１６００万册，被翻译成近４０种语言，改编的电影囊括欧洲电影奖项多项殊荣。此外，小说《昨日之岛》、《傅科摆》、《波多里诺》、《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亦受追捧。 在北京的论坛上，埃科谈论的是后现代战争，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关注。他又去了上海，说以私人事务为主，其实是因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将系统引进出版他的小说，此次先推一本《波多里诺》。记者获悉，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全彩版《美的历史》也于４月上市。 在《波多里诺》里，翁贝托·埃科再次表现出学者的博学。《玫瑰之名》呈现的是庄严神秘的中世纪，而这次他展现的是荒诞的边缘小人物的中世纪，也被看作是《玫瑰之名》这一发生在修道院里的侦探故事的续集。在法国《读书》杂志主编弗朗索瓦·比内尔有关《中世纪大爷波多里诺》的一文中，他说，这部有些类似流浪汉的冒险故事沿袭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的叙事模式，糅合了中世纪的所有重要神话。在诸说混合之中，圣杯传奇、祭司王约翰的故事、东方贤士的神话以及假施洗约翰头颅的磨难依次展开。 虽然埃科在《波多里诺》中完美地再现中世纪的人物风情，但即使对欧洲读者来说，书也并不好读。比如作品的开篇用编造的难懂方言写就的２０页文字叫人无法喘息，而这早有先例：《玫瑰之名》中插入大量拉丁语句子，第二部小说《傅科摆》又在开篇引用了半页希伯来文。作为哲学博士，埃克明白，只有伴随着离题与焦虑，知识的获取才会有如此强烈的趣味。关于写作，埃科意在弦外之音。 虽然埃科善于在故事中“游戏”，并不在意读者如何阅读。比如，盛传的“一切阅读都是误读”是他的名言，但他却予以澄清，“我写了至少两本书，是为了反对误读的，而并不是说‘一切阅读都是误读’”。 就此次译文社全面推出他的作品，主持引进和译介埃科作品系列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助理赵武平认为，埃科在语言学、美学、文学批评和符号学上的杰出贡献，影响限于高端学术领域。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作为杰出小说家的社会政治责任意识、人文精神吁求，以及风格独具的文学成就，人们的认识更多限于报刊介绍，系统阅读和理解的条件并不成熟。埃科的身份太过复杂——学者、编辑、电视主持人、文化批评家、公共知识分子、美学家、符号学家，要想完整接受和理解这样一个所谓“当代达·芬奇”式的文学巨匠，系统翻译出版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根据先前的协议，上海译文出版社取得埃科所有重要文学作品版权，其中包括《玫瑰之名》、他最具文体试验创新特质的小说《昨日之岛》、以埃科童年生活为背景的《傅科摆》、他进入新世纪之后最新的小说力作《波多里诺》和《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以及他的学术代表作《康德和鸭嘴兽》和人文思想随笔集《密涅瓦火柴盒》。 ２００４年，埃科曾接受法国《快报》专访。法国记者称他声音响亮、清晰，就像在讲台上，做着手势，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进入文字的世界，仿佛进入一座修道院中，虔诚之极神采奕奕。谈过了他的小说，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谈欧洲的，谈符号学的，谈文化一体性的。 □明天的欧洲，主导语言是哪一种？一定是英语吗？ ■你们瞧，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总必须有一种媒介语言。非洲人发明了斯瓦希利语，非洲大陆大范围地区都懂这种语言。早先，媒介语言是拉丁语。后来，几个世纪都是法语。现在，是英语。地球上没有任何强权可以指定一个民族的语言或一种媒介语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生物学意义的力量。撇开来说，英语的优势地位，是由于历史或语法上的原因，人们更容易掌握它，法语、意大利语难度则要大些。英语，乱说也可以让人懂。讲英语的人什么都接受。也许过半个世纪，大家说的都是阿拉伯语或汉语！不过，就像我在研究语言的书里写的，我重复一下，不可能指定一种语言。除非大家全通晓多种语言！ □大众化对欧洲是个威胁吗？ ■是，肯定是。我就生活在一个被大众化统治的国家。大众化，是对不存在、不明确的主体的直接情感诉求。 □电视造成了大众化？ ■不，电视只是让大众化更现代化了。墨索里尼当年是在１０万名迫于威胁的听众面前高谈阔论，今天则是４０００万电视观众，而且他们并不是被迫坐到电视机前面的。电视让大众化现象现代化了。所以说，该责怪的不是贝卢斯科尼，而是投他票的那些人！ □“以前我没有决定，现在我不再确定。”您在最近出的书里写过这样的话。多年来，您研究符号和密码、美学、语言、交流，等等等等，不多列举了……您一直都没有确定您的研究对象？ ■年轻的时候，一位老师告诉我：“我们从生下来脑子里就有一种想法，然后我们一生都在发展这种想法。”我就纳闷：“人生难道就不可能有点变化？”等快到５０岁的时候，我发现老师讲的是对的：我这一生其实都在延续一种想法。唯一的问题是我过去不知道这种想法是什么！ □现在呢，您知道了吗？ ■我大概正在明确。我太喜欢符号学了，我越来越被世界并不存在而只是语言的一种产物的可能性吸引。所以，我主要的疑问就是：世界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 □您找到答案了吗？ ■我……就像真正的现实主义者约翰·塞尔说的，不是他说事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他只是怀疑事物存在的可能性。 □那您也是现实主义者…… ■可以这么说。只是，写那些傻家伙，我也许感觉有罪。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存在，不用我个人负责。 □您称得上博学。您为什么会对语言感兴趣？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已经开始写作，不过写得不怎么样……十岁时，我写过一个４０来页的东西，后来一次搬家把它找了出来。那个主人公，我起名叫“历法”，他在一座岛上建立起一种文明，他描述自己是怎样创立了岛上的语言、宗教、习俗……最后，他坦白：“请你们原谅，我对你们撒谎了。我不是神，也不是创立者……一切都是假的。” □后来的游戏已经出现了……您童年是生活在法西斯统治下，当时墨索里尼似乎要退回意大利文化的原始状态。 ■没错……不过墨索里尼的儿子维托里奥是美国电影的狂热爱好者。美国书、美国电影、约翰·韦恩和加里·库珀演的片子，不断都可以看到。别忘了，意大利移民潮很厉害，一直都有人从美国过来。到１９４２年，法西斯政权才对美国人进意大利关上大门。米老鼠没了。美国成了禁忌。 □您大学时候很快就对语言感兴趣，顺序是这样的：艺术、哲学、符号学……现在还有科学，您书里有技术性的东西。 ■曾经有些时候，哲学拒绝讨论心智，因为心智是看不见的。现今，认识问题已经成为核心问题。科学的发展让人们有可能触及以前看不见的东西，同时也让符号学提出疑问：我们对事物的感知是怎样由语言建构起来的？ □在美国，有人反对某些哲学家的晦涩，说是学究式的卖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晦涩的学术语言有时掩藏了一种模糊的思想。 ■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帕斯卡尔或者笛卡儿的哲学语言就很简单、很通俗。甚至柏格森，他说的概念复杂吧，但他的语言并没什么玄机。２０世纪后半叶，事情变了。为什么拉康的法语那么难懂？因为他的句法不是法语句法，而是德语句法！真的，１９６０年代，德语真的侵入到法国哲学领域。 □文化差异的影响最终大过语言差异？ ■每种语言都提供了一种世界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试图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必须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语言多样性是财富。这是不容辩驳的，这大概与人的本性有关。可以很长一段时间抛开这笔财富，比如出现一种语言占优势的现象：先是希腊语，再是拉丁语，再是法语，再是英语……我相信，渐渐会有两种语言同时占优势的状况。 □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人还有可能“博学”吗？ ■我们有的信息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网上书店得到的信息并没有在巴黎大学附近小书店里得到的多。电视频道多了，我们得到的信息反而少了……我上网查参考书目，出来一万多条，有用的信息没什么。互联网，简直就是信息减少的悲剧！我们有可能个个都是自学。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 中方主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教授葛兆光越方主编：汉喃研究院院长、教授郑克孟全书25册，定价15.000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国人的思想，经常是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来开头的。历史，是文化中国的长城。探寻和还原丰厚的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正是大国崛起前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有识之士早已提出，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学会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看中国，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适、陈寅恪、陈垣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看到了这些"新资料"的价值，可是，七十来年过去了，除了吴晗在《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之外，似乎有关中国的日本、越南和朝鲜汉文资料，国内还没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近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成《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这套卷帙浩繁、耗费编者大量时间、心血，耗费出版者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型文献，是中国学术界、出版界首次对越南汉文文献的系统整理，是学者葛兆光所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燕行图集"系统出版的开始，牵引出了一个以汉文连缀的共同教养和共享传统的时代，一个新的、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对于民众而言，在与不同民族、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记载的"对视"中，我们更懂得了中国，懂得了自己。 葛兆光：多面镜子看中国我们对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2007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上海刚刚成立时，我曾经提出，把"从周边看中国"作为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从周边看中国"这一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对周边文化区域所保存有关中国的文献的研究，即借助"异域"的眼睛来重新审视"中国"。为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学会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道理很简单，因为自我想象常常会自大，单靠一面镜子则容易片面。无论在日本、朝鲜还是在越南，有关中国的文献包括汉文书写的文献都相当丰富，我们相信，这些文献恰好能够让我们"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了解中国的真正的历史和文化特性。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拥有基本文献，没有文献的论述只是纸上谈兵，因此，我们把越南、朝鲜、日本所藏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当作复旦文史研究院这一研究课题起步时期的基础工作。其中，跨越元明清三代长达数百年，来自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东亚诸国的使臣、僧人、学者、商贾在中国出使、旅行和游历时留下的汉文记录，就尤其值得格外关注，因为这些"亲历中国"的异乡人，可能比本土人士更加敏感，会注意到文化、风俗和政治上的差异，而这些民族、传统和国家立场不同的旅行者，不仅会对异国有实录，也会有批判甚至想象，当然，也呈现着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各国之间，人们曾经有过的友谊和交往。无论是实录、批判、想象或是友情的记录，都是古代越南、朝鲜和日本人对中国的感观和看法，它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我认识的新资料。很幸运的是，在2008年，我们得到越南汉喃研究院的支持，把"越南所藏燕行文献"当作我们合作的项目，由越南方面提供文献的扫描件和作者资料，由中国方面进行整理影印和提要撰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现在，总算将这79种将近10000页的文献汇编成册，可以提供给有兴趣的学术界同仁了。在翻阅这些古代越南人有关中国的记载时，我常常会有一些奇特的感受。一方面这些出自越南文人之手，以汉文书写的诗歌、散文、游记，表现了古代越南人对于传统汉文化的熟稔，黎贵惇（1726-1784）《见闻小录》曾记载，明清两代越南使者与朝鲜使者在北京会面，便用汉文写诗彼此唱和，以汉文写序互相题赠，这让我想起朝鲜通讯使在日本出使时与东瀛学者同样以汉文笔谈交往的情景，也许可以说，汉文就像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连缀起一种文化，这个区域确实曾经有过一个共同教养和共享传统的时代；但是另一方面，从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例如在黎（1750-1805）的《北行丛记》和李文馥（1785-1849）《夷辩》等记载中，也可以看到清帝国与周边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像他们要求把越南和朝鲜、日本、琉球和中国同样看成是"天地间同文之国"，这并不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认同，实际上却是这个曾经和中国共享汉字传统的国家，试图摆脱朝贡体系，和清国渐行渐远。明清两代，中国也曾有过一些类似的越南行记，如黄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记》、钱溥《使交录》、杨寅秋《绥交录》、潘鼎珪《安南纪游》、李仙根《安南使事记》等，我总觉得，越南的燕行文献和这些中国的越南记载对读之下，可以发掘古代中国与越南人在相互观看，而从这种彼此"对视"之中，既可以看到传统中国文化在古代越南的长久影响，也可以看到古代越南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以及各个民族、国家和历史意识在近世的逐渐形成，当然还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越南社会实况和风俗细节，特别是在他们南北穿行千里途中，还可以了解活生生的生活景观。尽管中国自身的史料之多，常常被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但是这些来自异域的资料仍然有其价值，因为它的记载有另一个立场，它的评价有另一种眼光，它的观察有另一种角度，因此这是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资料。新资料很重要，正如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说，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其实就是学术的进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适、陈寅恪、陈垣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看到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可是，70来年过去了，除了吴晗在朝鲜的《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之外，似乎有关中国的日本、越南和朝鲜汉文资料，还没有特别好的整理和研究。让人高兴的是，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学界都开始有人关注这一领域。人们发现这些资料可以补足我们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含糊和笼统，理清单一角度的认知，更发现由于不同民族、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记载，原来会如此不同。我想，如果更多学者注意这个"宝库"，这些新的历史资料和周边各种语言，将成为新的领域和新的工具，把中国和周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陈正宏："异域之眼":越南使者北行中国由于行程漫长，经历丰富，加上外国人对异国他乡的好奇，这些燕行人员在中国境内所撰述编绘的有关中国的文字或图像，时常比中国本土同时期的记录更为细致、直白而不加修饰，成为今天我们追溯往昔时代生活细节与真相的重要的参考文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越南官方使节北使中国，或民间人士来华旅行而撰述的相关汉文记录，其主要形式为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使程图。《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搜辑了现存于越南的79种独立成书或成卷的燕行文献，以影印文献原书并为每一种文献撰著提要的形式，从一个特殊的侧面，系统地展示了公元1314年至1884年这五百多年间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同时也通过"异域之眼"，直观地呈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感性样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收录的，主要是越南陈朝、后黎朝、西山朝和阮朝出使中国的燕行使者的著述。当年来华的使臣，如冯克宽、阮宗窐、黎貴惇、阮攸、潘辉注、李文馥、阮文超、裴文禩、阮述等，在越南国内均是极一时之选的著名文臣，不仅汉文修养甚高，对中国历史文化也十分熟悉。燕行途中他们娴熟地运用汉文撰述使程日记，书写往来公文，以汉诗咏叹摹写各地风光，并与中国朝野士绅文字交流--前期经过南京和后期经过湖南的使臣，留下参与当地文人诗文之会的唱和诗作尤其多--到北京后又用汉诗汉文和朝鲜、琉球两国使节唱和赠答，并以能用汉文相互沟通而深感自豪，这充分表明在20世纪以前的东亚，由中国人创造发明的汉字及其书面语形式--汉文，确实和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具有跨国界通用语的功能，并成为东亚汉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年的越南使者来华，大部分是通过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中国的。在经过广西和两湖后，其行进路线因历史时期不同而大致分为前后两路，前期东折沿长江顺流而下，经南京北上赴燕京；后期则在湖北渡长江，北上河南过黄河，再经河北抵燕京。其旅程经历大半个中国，往返往往要花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于行程漫长，经历丰富，加上外国人对异国他乡的好奇，这些燕行人员在中国境内所撰述编绘的有关中国的文字或图像，时常比中国本土同时期的记录更为细致、直白而不加修饰，成为今天我们追溯往昔时代生活细节与真相的重要的参考文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所收诸书中，既有像道光皇帝中年就齿牙落尽那样的当时中国官绅绝不敢形诸笔端的内廷实录，也有如近代著名诗人陈三立现存最早期的两首佚诗这样重要的文史文献；既有李文馥以汉诗所绘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尚对澳门行使主权时的当地和煦风光，也有黎貴惇用汉文所述乾隆年间使程舟船因伴送钦差的管家勾结船主沿途贩卖私盐，导致归程延滞之类的官场腐败现象。此外，4种使程图细绘镇南关至北京所经路线和各地名胜，对广西、湖南的水路、塘讯描绘尤详。凡此均从不同的视角，真切地显示了当时中国的诸多实相。《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的成果。越南汉喃研究院提供了丛书所收大部分文献的清晰扫描件，并搜辑了部分作者的传记资料。复旦大学方面则负责文献的真伪考订、编年排次、提要撰写和影印出版，为此多次派员赴越南，核对相关文献原书，查验扫描文件。已经面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不仅对各相关文献的实际作者和撰述年代多加考辨，纠正了现在通行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中的不少错误，而且同一作者所撰各书，或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如果篇章、文字或图像都不太完备，则各本都加影印收入丛书，整体学风谨严，结构规整。2010年是中越双方政府拟定的中越友好年，又恰逢中越建交60周年和越南首都河内（古名昇龙）建城1000年。"偶合夤缘千里外，相期意气两情中。"当年从包括昇龙在内的越南各地出发来中国的那些越南燕行人员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充满情感的文字，汇聚在今天出版的这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中，无疑已成为中越两国乃至东亚汉文化圈诸国友好交往历史的重要见证。可以预见，本丛书的出版，必将促使海内外各界较以往更多地关注中国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历史因缘，更加重视东亚汉文文献资源利用与研究，进而更深入地体认汉字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深刻影响。 　 郑克孟：有关汉文北使文献越南汉喃研究院教授、院长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包括越南使者出使中国或历史上民间人士游历中国时留下的汉文记载和图画，其中以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北使程图等为主要形式。在越中邦交史上，两国使者在多个世纪里不断接触交流。关于越中邦交史的书籍资料原本相当丰富，但保存至今却并不算多。越南汉喃研究院和其他图书馆的汉喃书库中目前还保存着一批史料相当丰富的北使文献，其中大部分是越南使臣出使中国时用汉文撰述的各类作品。越南社会科学院所属汉喃研究院认识到这批文献的重要价值，因此与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合作，对有关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编纂出版《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这一丛书。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包括越南使者出使中国或历史上民间人士游历中国时留下的汉文记载和图画，其中以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北使程图等为主要形式。这些作品以诗歌或散文形式呈现，内容涉及出使途中日记、见闻纪事和抒发离家乡愁的杂感等。还有一些作品绘制了从昇龙（越南河内）到燕京（中国北京）沿途线路图，每个使团经过或停留的地点都绘制地图，并题诗吟咏。《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选择收录的文献，包括53位越南作者的79部作品，文献原件主要存放于汉喃研究院的汉喃书库（越南汉喃书籍的主要收藏地）中。越南国家图书馆的汉喃书库中只有三部相关作品，其内容与汉喃研究院的所藏书籍重复，因此未列入这次收集的书目中。在这79部汉文燕行文献中，时代最早的有陈朝名士阮忠彦（1289-1370）撰于14世纪的《介轩诗集》。接下来15、16世纪越南使者的一些作品，由于保存不全，又不是独立完整成书成卷的，所以只能割爱。随后是冯克宽在1597年出使途中创作的诗文《使华手泽诗集》、《旅行吟集》等。其余作品主要是从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叶撰写的。在这些北使文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记述有越南使者与朝鲜使者在中国唱和的诗歌，如1597年朝鲜使者李睟光与冯克宽，以及18世纪朝鲜洪启禧与黎贵惇的唱和诗。《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的出版形式是原书影印，每种文献前有一篇向读者介绍该文献作者及作品内容的解题。 周振鹤："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 做历史，尤其是做历史编纂学，材料是最基本的东西，先材料而后方法。20世纪史学大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有四大发现，首先是甲骨文，其后是敦煌遗书，再后是秦汉简牍，再后是明清档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提倡的是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材料是非常重视的。越南燕行图出在前，朝鲜燕行图也准备出版了。燕行图在国内出了选本，比如元朝的材料，明朝的材料，全出还没有过。越南的史料基本上过去没有出过，有日本学者到越南影印过，但是没有这么漂亮、系统的出版出来，而且里边有稿本和钞本，很珍贵。首次系统而且相当完整地把这些材料出出来，对推动东亚史跟中国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好处，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有历史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不是所有的古文化、古文明都有历史感的，比如，印度文明就没有历史感。对一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们认为是不重要的，只关心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葛兆光所提出的从周边不同文化体看中国，当然是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了。在中国古代，文史哲本是不分家的，但现在的学科壁垒比较严重，文学和历史分家，而且历史研究也分了很多类，世界史，本国史，本国史又有专门史，断代史，社会史，经济史，越分越细，"从周边看中国"就有意有"打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光从自己国家的材料出发，到底别人怎么看我们，要多一面镜子。我过去也说过，乾隆皇帝认为清帝国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愿意与英国人交易，最多赏赐给英国人些茶叶、丝绸，他认识自己了吗？没有。因为他不认识对手。不认识对手，就等于不认识自己，因为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地位。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就爆发了。所以，通过别人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历史研究也是这样，如果光拿自己的材料来研究自己，显然是不够的。西文文献里还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史料，也是以后需要深度发掘的。中国文化里，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中国文化正是因为有历史感，所以成为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文化从古到今的变化，自觉维护这个文化的脉络。《为政》篇中，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损益，任何朝代都不可能把前代制度完全毁掉，这是中国文化可以长期延续下来的缘故。了解历史，就了解了这一点。有历史观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自己从哪里来，文化的变迁过程，也可以知道我们文化的变化走向。 贺圣达： "更好的认识中国"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有关中国的越南古代汉文的第一手资料。燕行是越南古代汉文文献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品种，是由使臣出使而产生的，包括使臣出使的经历、见闻，内容相当丰富，由于中越两国特殊的关系和历史交往，燕行文献也可以说是中越文化交流的结晶。《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整理的大概是79种，整理出了1万多页，每页300来字，相当丰富。中国域外汉文文献，涉及中国的专门的记述，在我印象中，也就是吴晗先生民国时期从《李朝实录》中辑出的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从此之后，再没有这么大的系统的整理了。尤其是，越南汉文献当中有关中国的资料是第一次整理。第二，这个文献的特点是形式多样，内容非常广泛，有多方面的很高的研究价值。越南使臣从镇南关一直到北京，路程2000多公里，有些绕道的甚至3000多公里，往返两年，时间如此之长，一路上看得比较仔细。文献的形类也是多样的，包括行记、诗文、地图，而且，时间跨度也是很长，最早的是14世纪初，最晚是法国侵占越南以前，1884年，对中越关系史，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史、社会史，还有民间民俗，历史地理学，交通史，都有研究价值。其中有些内容是正史都没有过的，补充了中国历史之不足，包括相关文献的不足。第三，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汉文化圈文化史的很好的资料。其中讲到越南与中国文人、与朝鲜在北京的官僚使臣的交往，还有琉球的，是整个汉文化圈，包括汉字文化、文学史的丰富史料。更直接的是对越南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书法史等资料的意义。第四，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比相关的研究又进了一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专门对汉南古籍79种文献的真伪、编年，排次进行研究，包括作者生平和简要评价，每一种的内容提要，所以不止是辑录，更是研究，考订更细更准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对当下的意义，就是在于怎么样更好的认识中国。 傅杰: 建立"燕行录学"？ 燕行文献是很特殊的史料，是当时的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或是外交使节，或是旅行者，到中国的行记。到外国，新鲜感的刺激下，很可能就对本国人熟视无睹的东西有了新的发现，或者是和本民族的东西相比较，除了详细的记录，可能还会发表一些观感。这种记录，有的是日记，有的是诗文，带有备忘录的性质；有外交性质的记录，可能还会有情报的性质。所以，燕行资料会比较详尽，有国内的历史记载不太关注的资料。韩国前些年出版过本国的燕行录，印过150册，当然书很贵了。有闻风而动的学者甚至宣称要建立一门燕行录学，内地已经出版了一本《燕行录研究》，主要根据韩国出版的燕行录，引了些可以补充我们正史史料所不备的东西，写了一篇燕行录学引论，宣称燕行录学将是本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标志，希望可以与敦煌学相提并论。应该说，韩国出版的燕行录确实提供了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而越南的燕行文献更是我们以前一直所不知道的。这次由复旦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的学者一起努力，把越南重要的燕行文献进行详细的选择、考证，撰写了提要，加以影印，其中内容，上到对中国皇帝的认知，下到文人之间的交往，风土民俗的交流，确实很多可以与我们的史料相互补充。葛兆光教授研究中国学已经有很多年，他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著在学界影响很大，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就一直关注"从周边看中国"的问题。复旦大学聘请他来做文史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就确立了几个研究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从周边看中国"。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周边看中国，可以改变过去我们以自我中心想像天下的问题，和以西方为唯一的镜子看中国的问题。从周边看中国，主要是通过中国周边各个文化区域留存的各种文字的资料，返过来观察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这个工作很重要，但是操作起来很麻烦，首先要解决的，正是史料的问题。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国内还是不多的。（周振鹤、贺圣达、傅杰文章由本报记者采访整理而成） 

为什么这么一份重要的历史和宪法性文件却在漫长的一个多世纪里从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反而是英国人丁乐梅和日本人有贺长雄首先意识到了其真正的意义，实在值得我们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