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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介绍美国政治文学刊物Partisan Review (1934-2003)，文中史实有错，比如M. McCarthy不是耶鲁的等等，不一一列举。文后有BU提供的过刊阅读链接。

批评者认为，这种方式让美国军方得以在网络上制造出一种错误的舆论导向，屏蔽了那些不被美国军方接受的观点，将不符合他们军事目标的评论或者报道拒之门外。而这种做法也会招来其他国家私人公司以及无政府组织纷纷效仿。此外，这种利用虚假身份在网上发言的行为还会带来法律后果，因为在美国伪造或盗用他人身份同样是违法行为。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4位获奖作家中，贾平凹和迟子建早已成名，麦家的小说因为同名电视剧而家喻户晓，周大新相对来说是新鲜面孔。

在他的自传《剥洋葱》06年8月16日发售前一周，格拉斯向《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坦承自己在二战结束前曾加入党卫军的经历。《剥洋葱》的第四章《我怎样学会了害怕》叙述了这段历史。此后各界议论纷纷，本文作者对这些评论作了综述之后表示，格拉斯的名誉不需要任何人来保卫，他少年时的错误不会累及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声望。

第二章主要提供各类数据图表，网民指6周岁以上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中国居民，个体用户调查总体样本60,000个，其中，住宅固定电话用户、手机用户各30,000个，样本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当前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处在什么位置？

什么是“寻根”？寻什么“根”？怎样去“寻”？你寻到了什么？……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事情就不好谈。二十多年前谈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正是考虑这一点，很久以来我对这个话题能躲则躲。

随着新一轮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给各阶层带来冲击，人们尝试着从各个角度或直接或间接地讨论这场危机的起源和发展，包括重新考察世界历史在过去几十 年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中，有一位西方学者声称，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长期处在危机中很久了。做出这个论断的人便是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而能够看作支撑其论断的主要研究之一，就是他写于2005年的一本小书《新自由主义简史》（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以下引文凡出自本书，均只标明章节）。在这个意义上，考察"新自由主义"在过去数十年中如何兴风作浪，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国际政治的格局， 不仅对于我们理解金融危机，而且对于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都有一定的意义。 应该说，"新自由主义"一词在国内并不陌生； 相反，随着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从学院到媒体的各个话语领域都开始关注以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为代 表、以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等人为理论重镇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但是，任何学说一旦被扩展到耳熟能详的地步，都难免发生某种程度的简单化和本质化，"新自由 主义"也不例外；以至于现今人们更多会关注诸如"中国要不要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这样的问题，反而不太关心新自由主义及其实践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在这个 意义上，哈维的这本小书，如果不说是起到"正本清源"之效的话，起码也可以为目前和今后有关"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扫清一些知识上的盲目和偏见。 作者大卫·哈维的名字早已在国内学界闻名遐迩，他的《后现代的状况》、《希望的空间》、《新帝国主义》和《巴黎城记》也已相继被译成中文，而 由他所提出的"不均衡地理发展"理论也对国内的文化研究、城市研究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维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考察新自由主义 的"起源、兴起和意义"（见导论）。根据哈维的观点，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认为通过建构一个保障市场自由的制度性框架，人民的幸 福生活就能得到保障。而在这种制度框架内，政府干预行为应该降到最低的程度，原因是在政府干预的过程中，各种强大的利益集团有可能借此从中牟利，而政府与 市场信号的信息不对称也注定政府干预将会以失败告终。--凡此种种，国人或许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哈维并不是要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上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 论家们展开论争；相反，他恰恰要通过对历史上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分析，表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解决全球矛盾和问题的方案是行不通的，需要另辟替代性道路。 因此，在本书的第一章，哈维便通过分析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美国在智利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化改革等等案例，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不过是美国又 一次在外围进行实验、然后将其作为内部改革的样本。二战以后，各国为控制通货膨胀而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安排，出台了多项福利政策，由此也导致了资本 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妥协"。但是，始于1960年代的经济危机在各国引起失业率上升和滞胀现象，使得战后保持稳定增长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在"把饼做 大"的前景破灭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调整经济政策，而这次结构性调整才使"新自由主义"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浮出水面。然而正像哈维所说，新自由主义改 革与其说是为了促进人民的幸福，不如说是源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上层阶级和商业精英为了恢复自己的经济力量所做的打算--总体而言，哈维认为"统治 阶级力量的重建或建立"是推动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动力。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逐步展开，其根本特点也浮现出来："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对一切 都金融化。这一过程深化了金融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如兰迪·马丁所说--日常生活。"（见第一章）那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 施如何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呢？作者在第二章中通过美国和英国的例子来说明新自由主义政治是如何"建立共识"的。就美国的情况而言，美国的企业家同时支持两 个政党，但由于民主党在"平权运动"中承认了社会上各个身份团体的权利，而又无法将其统一成一股力量，再加上民主党自身无法与商业势力摆脱干系，注定在与 共和党的政治角逐中无法站稳脚跟。相比之下，共和党不仅拥有雄厚财力，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与右翼保守派相结合，积极建立起稳固的民众基础，最终为里根推行新 自由主义政策打下基础。（就共和党与美国右翼保守势力的关系，更详细的描述可见米克尔思韦特等：《右翼美国》，上海人民版2008。）此处颇有意思的地方 在于，新自由主义提倡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主张个体的首创精神，这一点可以和"后现代文化"并行不悖；另一方面，提出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向的共和党，在价值 取向上又往往和右翼保守传统拧在一起。这里的政治-文化问题错综复杂，但作者借用葛兰西的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害：一旦政治问题披上了文化的外衣，仿佛就 不可解决了。换句话说，哈维认为上述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不是真问题，而是用来掩盖阶级力量重建的外衣。在英国的例子中，哈维指出，由于工党政府无法满足允诺 给工人阶级的诸项有利措施，而又想不出很好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最终让位于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但是，重要的是看到，分析美国和英国的例子 并不是为了对新自由主义转向给出"一般条件"，而是试图说明，"一旦新自由主义深深扎根于英语世界中，它就不能否认其对于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总体运转具有 重要意义"。（见第二章） 在分析了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最大的新自由主义"个案"之后，哈维着手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分裂入手， 剖析各种打着经济复苏和谋求人民幸福旗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怎么一来就和种种诱人的标语口号相悖，而且首先就是实践和理论的脱节。哈维指出，由于害怕群众 性组织最终会建立起强大的力量破坏新自由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就不得不为个人自由设下许多限制，这带来的后果是："新自由主义者为抵抗他们最担心的 事物--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暴民专制、甚至多数的统治--不得不为民主治理设置很大限制，转而依靠不民主和不负责任的机构（诸如联邦储备局 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关键决定。这造成的悖论是，在一个认为国家不该干预的世界，国家和政府却通过精英和'专家'忙于干预活动。"（见第三章）另一方 面，哈维通过考察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实践，试图表明：重建或建立阶级力量的冲动在很多情况下歪曲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以适合于统治精英们的利益打算。虽然新自 由主义理论主张国家不应该插手经济行为--即国家应扮演"守夜人"角色--但在保护金融机构免遭经济损失方面，国家又必须插手干预，并从贫穷的国家榨取利 润。对此，哈维在书中引用了斯蒂格利茨的话："这是多么古怪的世界啊，反倒是贫穷的国家在补助最富裕的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一方面被要求"不作为"，另 一方面又要保障良好的商业环境，而后一方面的要求进一步表现为要求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发挥一个实体的角色。因此便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涉及到民族主 义、个人自由、企业垄断，等等。对此，新保守主义对社会秩序和价值的强调，就成为解决个人利益混乱局面的方案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此，在哈维笔下，新保守 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就成为一丘之貉："在建构或重建主导阶级的力量方面，新保守主义并没有悖离新自由主义的议事日程。"（见第三章）但是，新保守主义却可能 引发各个国家之间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进行你争我夺，从而产生比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更严重的后果。 如果说哈维在前三章从理论和 个案出发，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给出了总体分析，那么第四章可以视作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角度出发，考察各个国家如何由于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因素原 因，在采取新自由主义道路时经历不同的过程。作者指出，在1997金融风暴之前，日本、韩国、西德等国未按照新自由主义正统教条发展经济，反倒取得了长足 的经济进步，让人觉得新自由主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惟一方案（如果它能算是方案的话）。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更开放的金融化过程、更快速的资本流动、华 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的复合体威逼利诱、新自由主义教条的传播--上述各个方面构成了"华盛顿共识"--日本和欧洲被施加压力采取新自由主 义改革道路。因而，"美国成功的真正秘密是它现在可以从其驻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和企业机构（同时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抽取高额收益。正是这些来自 世界其他地区的贡金，铸就了美国1990年代的大量财富"。（见第四章）通过进一步分析墨西哥、阿根廷、韩国、瑞典等国的具体事例，哈维试图表明，造成新 自由主义不均衡地理轨迹的因素包括美国等霸权力量的强制、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竞争，但阶级力量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正是这最后一点往往为人们忽略。并 且，虽然不均衡地理发展因时因地而异，却有一点共同的现象：财富和力量都集中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资金大量地从世界各地流入资本主义的主要金融中 心。对于有些人或天真或故意地把这一现象理解为"副作用"、或如某些国内论者所说的过渡期"阵痛"，哈维朴实但尖锐地说："这一切或许是（仅仅或许是）新 自由主义化的核心。"（见第四章）有趣的是，哈维在分析了上述几个代表性国家之后，专辟一章论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走的道路（哈维称之为"'中国特色' 新自由主义"）。中国没有采取"休克疗法"，而是采取了独特的"中国特色私有化道路"；作者认为，这一过程既提高了大部分人民生活质量，但也造成了"环境 破坏、社会不平等"，以及"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见第五章）通过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增大、国有资产私有化、城市大规模工程项目等等现象后，哈维下结论 说："中国已确定无疑地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力量的重建。"这样的结论是否可靠，就要留待读者考察了。 或许有人会辩称，新自由 主义的实践固然有种种弊端，但那属于某些特定的人"在其位不谋其政"，只顾着为自己的私人利益着想而造成了目前很多难以收拾的局面；但这并不等于说新自由 主义的理论论辩本身有问题。退一万步讲，哪怕新自由主义学说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乌托邦思想（作者指名道姓地把"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理论乌托邦的失败"这一观点 归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那也不能说它必然就是错的。的确，在理论考察或哲学论辩的层面上，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而如前所述，哈维的这本简史也并没有打算在这个层面 上讨论问题。哈维告诉我们："我无法依靠哲学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接受它，等于接 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生活在一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不计社会、生态、政治上的后果。"（见第六章）但是，虽然作者再三声称理论和实 践并不是分开进行的活动，不能只关注理论声明而不看到它所遮蔽的赤裸裸现实活动，但我们的确可以挑出一些作者未充分讨论的问题。例如，哈维始终在用类似 "新自由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教条"、"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等说法，似乎哈耶克、弗里德曼、波普尔等名字都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笔名；并且，我们无法从 本书中仔细区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流行话语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的具体论辩之间有何等距离--固然可以认为两者之间"根本上"没有差别，但这一观点所 需要的充分论辩（argument），却在这本简史中付诸阙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哈维也没有具体讨论所谓"新保守主义"思想与 新自由主义学说之间的学理冲突；相反，"新保守主义"更多情况下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道德补充或矫正，而没有受到仔细的考察--这从书中非常细微的一点 就可以看出：作者所列出的涉及列奥·施特劳斯（他被广泛认作"新保守主义"思想之父）的仅有参考书目是来自自由主义阵营的德鲁里（Shadia Drury）所写的《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一书（甚至也不是德鲁里另一本学理性更强的研究著作《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两书均有中译本）。作 者并没有在理论上明确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新保守主义者严厉批评自由主义，但却能在经济政策方面与后者并行不悖？新保守主义者与坚持"道德多数"的传统价 值的原教旨主义者是一回事吗？新自由主义者（如作者提到多次的哈耶克）对价值和伦理的主张，与新保守主义是什么关系？如果把这些都简单地处理成"重建统治 阶级力量"的托辞或借口（例如，作者在书中反复使用"修辞"一语，让人感到这些理论家的论辩都不过是花言巧语），一方面未免有些阴谋论的嫌疑；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解释可能忽略了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人们的自我理解，因此得出的结论就很难是完整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更恰当的名字或许是"新自由 主义话语"或"新自由主义政策"简史。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的教导--"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改造世 界。"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世界现状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来龙去脉，这本小书虽然可能存在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但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同时，恰恰因为这本 书只是"简史"，并不求面面俱到，它就能够为我们打开讨论问题的许多扇门，而不是把门关上。 书名: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作者: David Harvey (Author) 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New Ed edition (December 20, 2006) 语言：English ISBN-10: 0199283273 ISBN-13: 978-0199283279 Book Description Neoliberalism - the doctrine that market exchange is an ethic in itself, capable of acting as a guide for all human action - has become dominant in both thought and practice throughout much of the world since 1970 or so. Its spread has depended upon a reconstitution of state powers such that privatization, finance, and market processes are emphasized. State interventions in the economy are minimized, while the obligations of the state to provide for the welfare of its citizens are diminished. David Harvey, author of 'The New Imperialism' an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here tells the political-economic story of where neoliberalization came from and how it proliferated on the world stage. While Thatcher and Reagan are often cited as primary authors of this neoliberal turn, Harvey shows how a complex of forces, from Chile to China and from New York City to Mexico City, have also played their part. In addition he explores the continuities and contrasts between neoliberalism of the Clinton sort and the recent turn towards neoconservative imperialism of George W. Bush. Finally, through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this history, Harvey constructs a framework not only for analyz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angers that now surround us, but also for assessing the prospects for the more socially just alternatives being advocated by many oppositional movements. Review "Review from previous edition 'With characteristic brilliance, David Harvey offers a razor-sharp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condition of neoliberalism. A must read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state we are in and how to change it." -- Erik Swyngedouw, Professor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Oxford "This is a succinct account of what neoliberalism is, where it came from and where it is going." -- Morning Star "presents a concise but extremely well-documente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last three decades, encompassing not only the usual G7 countries but the entire world,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US and capitalist China." -- Interactivist Info Exchange About the Author David Harve i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Graduate Center,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11年6月23日午后，京城突降暴雨，市内多处积水，交通大面积瘫痪，甚至有两名男子在石景山区苹果园落入污水井中被雨水冲走罹难，二日后方才寻得遗体。其实北京市内的内涝并非现代所独有，只不过现代媒体发达，信息影像传播迅速，使人感觉更为直观而已。从历史上观察，北京的内涝乃至于北京所遭受的洪水灾害都是有史以来最为轻微的。主要原因就是建国以后，通过兴修一系列水利工程才基本根治了洪水，这是北京建城建都以来的第一次。洪水是决定城市安危的根本性矛盾，而市内的积水内涝则根本不是能和洪水相提并论的灾害，至多只是洪水所带来的危害之一。 北京历史上的市内积水 要说北京的水，先说北京的土。古之幽燕本来就是苦寒之地，根本无法和江南相比。地近塞外西北风一起便是满城飞沙了。王闿运《圆明园词》云： "九衢尘起暗连天，辰极星移北斗边。沟洫填淤成斥卤，宫廷映带觅泉源。" 其下自注曰： "自安史以来，燕地利久废，民教不修，本非宅京之所。" 此一句便写出北京作为封建帝国京师，水利不堪，水害为祸的尴尬。其实从金代开始，北方的森林因为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加的原因减少很多，所以风沙就越发严重了。以至于在明朝时候就有人发明了用细纱做成的防风眼罩--名为"鬼眼睛"--就像二十多年前春天北京街头裹纱巾的骑车人一样。 这些土并不安分，有风则扬，遇水为泥。所以早年的北京有"无风三尺土，有雨墨盒子"的俗语。大约成书于嘉庆时的《燕京杂记》记载： "阴雨则污泥满道，臭气蒸天，如游没底之堑，如行积秽之沟......" 这里说的只是一般的街道，下雨就会布满泥泞，除此之外北京还有很多终年的大水坑，比如现在的二龙路，原来就是二龙坑，是元朝金水河故道的一部分。清朝时金水河故道被称为南北沟沿，明朝时被称为大明濠，都是用来做大型排水沟用的。更有名的是建国初期就被搬上舞台的龙须沟，其实它旁边的金鱼池虽为古都名胜其实也盛名难副。 清朝时国家司法机关都在二龙坑附近，一下雨便要遭灾。曼殊震钧所著《天咫偶闻》就写到： "刑部地最洼下，长夏淫霖，大门以内，水入车箱，各司皆以木床为甬路，而后可入。大理寺、都察院亦然，相传谓之'水淹三法司'。" 《郎潜纪闻》则说： "刑部白云亭最低，夏秋雨后，辄排几案做桥，亭中水深至一二尺。阮吾山司寇有诗云，十八曹司水际浮，今尚然也。" 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所在地雨后尚且如此不堪，举轻以明重，则可以想象当时城内其他低洼地带雨后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这只是雨季的常态，光绪十六年（1890年）则发生了一次百年一遇的大水，当时永定河决口，洪水向东南而下，对北京威胁极大。前三门以北的内城因为平时疏于疏浚下水道导致街道积水墙倒屋塌。各城门不得已关城门挡住外来的大水，大雨过后想要开城门时，发现宣武门由于地势低洼，积水过深，竟然打不开了。所以只好从附近的象房中牵出两头大象才把城门拽开。 时至民国，情况依旧，周作人曾做《苦雨》一文对北京的雨和水不大满意：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 其兄周树人更在日记中谈过北京城中被水的经历： 壬子年（1912年）五月十七日记云：大雨，宣武门左近积水没胫，行人极少，予与季巿往返共一骡车。 解放前北京的市内积水问题还不是今天这样的大雨后交通瘫痪，而是整个城市路面铺装太少，不论大雨小雨，都会呈现出前文提到的"墨盒子"局面。根据档案记载（可查《北京档案史料2007.4》）1904年北京始有石渣路，1915年出现沥青路。而截止到解放前夕，北京共铺设道路142万平方公尺。而截止到1955年，北京铺装的道路面积达到554万平方公尺，其中高级路面达313万平方公尺。 要知道，这些没有硬化的路面不仅是尘土飞扬，更是垃圾遍地随处便溺，再加上来往内外的各种牲畜的屎尿，真是臭不可闻。所以从这些数字就可以想见如果市内的路面没有铺装硬化，雨后将是怎么一种可怕的情景。 由是观之，造成北京城内的雨后积水的直接原因是路面铺装和排水不畅，而北京又处于四季分明的季风气候之中，汛期降雨极大，一旦排水设施疏于管理就会造成严重的内涝。而水患的根本则在于京西的永定河水系和京东的潮白河水系会在汛期发生大的水灾。真正想解决积水问题，则要标本兼治，市内的下水道要修好；境内的水利设施更要建好，尤为需要着重治理的就是永定河的泛滥。 北京历史上的排水系统 现在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朝覆灭后为了灭其王气和防卫固守，拆毁了元故宫，并将元大都矩形城池北缩南拓为近于正方的形状，基本就是今天内二环的格局。而北京城最初的排水系统，也就是在兴建元大都时出现的。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一书认为，元大都科学规划"在地下顺着地形的坡度，铺设了排水设施"。而根据侯仁之先生的说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考古中在旧鼓楼内大街、西四、阜成门内大街均发现了元代的暗沟和明渠的遗址。"由此推测，大都城沿着主要的南北大街，都应有主要的排水干渠。干渠两旁还应有相与垂直的暗沟。干渠的排水方向，与大都城内自北而南的地形坡度完全一致。这些明渠暗沟的铺设，是应与大都的平面设计同时规划的。" 同样根据侯仁之先生的研究，明清的排水系统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城内主要的排水通道是大明濠也就是以后的南北沟沿、东长安街御河、西长安街东沟与西沟。外城则有三里河、虎坊桥、龙须沟。清朝时内城则在东西城墙内分别开出一条排水沟，西至太平湖，东到至泡子河。 由此可见，元明清时期城内排水主要靠加盖石板的明沟，而开沟、掏沟则又成为京城一景。 明末清初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记道： "京师二月掏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 《燕京杂记》则记道： "京师二月掏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 每逢大比之年，开沟的时间也正好赶上会试，于是也就有了"臭沟开，举子来"的民谚。 其实类似的情景今天还可以看到，在初春时就要把井盖打开，将里面淤积一个冬天的烂泥挖出来，以备汛期来临，晾晒淤泥那个味道确实中人欲呕。不过这种下水道并非日常想象的那种只有脸盆粗细的管子，而都是可以让人走下去挖掘的巨构。而且地沟的位置深浅都登记造册，以便每年开沟时找准位置，不过万一找错位置就会耽误时间了。不过在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的时代，开沟经常会出现"沟夫"中毒倒毙的情况。尤其是前门外鲜鱼口开沟时，因为平时即为水产和屠宰市场，气味最为浓烈，极易中毒。 然而这种工作第一容易弄虚作假，第二可能用来敲诈勒索，所以工作效率并不高。根据《都市丛谈》（1913年《白话中国公报》剪报）的记载，当时的官员在验看掏沟的效果时，一般让一沟夫从水沟一端进入，从另一端穿出，以证明沟渠通达可以畅行无阻。作弊者则分置两人于水沟头尾，先后应答。官员在地上并不见沟中人之面目，故经常被蒙混过关。 至于开沟时的敲诈勒索，其对象一般是道路两旁的店铺，因为如果工期冗长，再把烂泥堆在门口必定长期影响生意。故店家只好贿赂街道衙门的皂吏，使其多行方便，尽快完工。不然沟头消极怠工起来甚至可以拖到夏初。 这样的清淤工作效果着实可疑，所以遇雨则堵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现代人思维方式的问题，讲起京味儿总觉得旧京风情无限，"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可真是仔细思量，住在皇宫王府、离宫别苑中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能有多少？而对普通群众来说，旧时北京城内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哪有什么生活情趣可言？所以衡量生活品质的时候，还是要以最大数多人的平均水平为依据。 永定河水患的治理 北京历史上的水患主要来自于两个方向，即西边的永定河和东边的潮白河。而以永定河水患对北京的影响最为严重。 之所以永定河对北京有重要的影响，并不只是洪水的原因。而是北京最初的城邑就是以永定河渡口的形式出现的。北京的地理位置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北京小平原是中原腹地通过华北前往东北和塞外的交通要道。从中原前往东北必定需要渡过永定河，走过北京小平原，然后从北京的东北方向出山口经山海关一带方能到达东北。 所以北京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永定河的渡口发展起来的。北京这个城市从西周时期的琉璃河古城、西汉时期的蓟城、隋唐时期的幽州，一直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两朝的京师和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城市的位置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也就是逐渐远离永定河古渡口的。而潮白河温榆河则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没有这样重大的影响。 永定河水患开始影响北京始于金代。在此之前永定河流域植被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而辽金两朝大肆砍伐树木营造宫室、建造战船使得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当时的永定河被称为浑河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事实上，永定河确实也是含沙量仅次于黄河的一条河。根据《略论永定河历史上的水患及其防治》一文统计，自金代至1949年的834年中，共决口81次，漫溢59次，河道改道9次。清代达到了高峰，在268年中就决口78次，平均每4年就要发生一次洪灾。 永定河之所以经常泛滥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降水时空分布不平衡，汛期降水时间长、降水量大，枯水期降水极少； --洪水暴涨暴落，泥沙含量大，多年筑堤防洪形成地上河，破坏力强； --河道上陡中缓下平，尾闾不畅。 永定河水患自辽金始，其治理自然也自辽金始。辽金时期，北京城市的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广安门一带，以广外鸭子桥青年湖为中心。当时城市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供水水源不足，其来源就是现在西客站旁边的莲花池，当时名为西湖，水量很小。这种供水量勉强可以供应城市用水，而根本不足以支撑开漕运，于是金代统治者开金口引永定河水经过中都城北城东注入运河。结果因为永定河水含沙过量导致船只无法通过。 元初至元三年、元末至正二年分别由郭守敬和丞相脱脱主持开金口以通漕运，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终金元两代，对于永定河都是利用大于防治，但是却都已失败告终。而其对永定河的治理因为缺乏统一和科学的指导方针，也始终停留在不断筑堤上。 至于明朝也始终采用筑堤的办法进行防洪，但是把防洪的目的放在保卫京师的安全上。 清朝康雍乾三代时，对永定河洪水的治理有了新的方法和指导思想，首先是采取了上中下游同时治理的方法，避免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继而又针对永定河泥沙含量大的特点，采用了潘季训"束水攻沙"的辩证治水理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清朝的国力在乾隆后期开始下降，再加上贪官污吏借兴修水利中饱私囊，不但没有把永定河水患治理好，反而出现了在268年中就决口78次的最高纪录。 到了民国时期，1918年北洋政府成立了旨在保护天津租界利益的顺直水利委员会，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名华北水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为华北地区的水利建设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不仅在海河流域和永定河流域兴建了很多水利设施，而且还编纂了一部《永定河治本计划》，准备彻底根治永定河水患。1928年华北水利委员会提出开工建设官厅水库，既可节制洪水又能蓄水灌溉，计划在官厅村南筑拦水坝一道，坝高90米，长110米，遇洪水时，最大库容可达460兆立方米。可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北方沦陷，这些宏伟的计划都付诸东流了。 直到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有能力有条件开始建设官厅水库，并于1954年完工。在此之后，官厅水库与下游的位于山峡出口的三家店水库一起组成了两道强力的大锁，牢牢地控制住了肆虐了近千年的永定河洪水。不仅这条河两岸的居民受益，同时也使北京城第一次有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余论 正因为北京地处幽燕，所以这里的人民对于水特有一份敏感和感情。有谁能够使水害变为水利造福于民，人民就会永远记住他。回顾北京的建城史和建都史，元大都不仅造就了今日北京的基本格局，而且创造性地引入了高粱河水系为北京的水源，所以日后才有了刘伯温姚广孝建八臂哪吒城、高亮赶水、刘伯温关羽合力收服孽龙这一系列赞美高粱河水系应用的神话传说。 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不仅修建了官厅、三家店两座水库制服了永定河，而且修筑了密云、怀柔水库，在白浮堰的基础上修建了京密引水渠，解决了首都的吃水问题。 不仅如此，新中国更是彻底解决了自辽金以来困扰北京近千年的洪水问题，我相信这样的功绩也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感悟到，只有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政令通达，才有条件、有力量、有可能将一项项造福于民的宏伟工程从蓝图上的美好设想真正变为现实。 参考书目： 《北京灾害史》；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北京史苑（第一辑）》； 《北京档案史料2007.2》； 《北京档案史料2007.4》； 《北京档案史料2010.2》； 《燕京杂记》； 《天咫偶闻》； 《燕都览古诗话》； 《增补燕京乡土记》；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鲁迅与北京风土》。

从上海美专到柏林中国美术展，二人经历了从吸引西方美育资源到向西方世界推广中国传统艺术的合作过程，表明了二人是以西方艺术教育「布道者」与中国文化「输出者」的形象进入历史的。而在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民族意识纠缠交错的时代，教育思想路线、艺术旨趣的一致与文化选择上的默契，则是促使蔡元培与刘海粟走到一起的根本缘由。

谈论国学者，首先应该意识到，不仅“国学”是一个现代概念，以“国学”的名义从事教学、科研和文化宣教活动，也是到清末民国时期才有的历史现象。

在现代洛克研究的三个主要流派中，有两个的形成都大大依赖于对这些手稿的解读（只有左派的迈克弗森[C. B. Macpherson]，似乎没有明显受到这批文稿的影响）。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通过解读其中的《论自然法》，特别是对其中一些看似矛盾的地方的仔细推敲，得出结论说，洛克并不像自由主义者们所崇拜的那样高尚（或肤浅），而是骨子里与邪恶的霍布斯一样，只不过以非常含蓄的语言传达了相同的思想而已。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约翰·童恩（John Dunn）则把他早年文稿中一些矛盾和幼稚的说法归结于青年洛克的思想不成熟。他通过分析对勘洛克前后不同时期的文稿，得出了和施特劳斯完全不同的结论：洛克不仅和霍布斯完全不同，而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充斥了他的著作的基督教说法。同样一批材料，为什么会导致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呢？

20世纪初,女性演员出现并且渐成气候。而在民国期间的中国戏剧界,在上海戏剧市场上出现的女子越剧,其意义则远远超出了其他剧种的崛起。民国年间、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上海,最令人瞩目的戏剧现象就是女子越剧的兴盛。 　　 　　一 　　 　　1923年,上海升平舞台的前台老板王金水受到京剧髦儿戏的启发,尝试着为刚刚被人们称之为“小歌班”的越剧办女子科班,他和说戏师傅金荣水回到浙江嵊县(今嵊州),招收10至15岁的小姑娘入科学艺,许诺给予出科的学员优厚的待遇,并率先把自己的女儿王桂芬和内侄女施银花送进戏班。他幸运地招收了50多位学生,在施家岙办起了越剧史上第一个女子科班。当年夏秋,他们进入杭州仁和路大世界游艺场,始以“绍兴文戏文武女班”的名义演出,次年他们又来到上海,在升平歌舞台挂出“髦儿小歌班”的招牌。无奈卖座不佳,只好退至蓬莱、品坊、永安等茶楼小场子演出,在上海巡演三个月后,难以为继,回到嵊县。王金水的科班虽然并不成功,但是它为后来的越剧培养了第一代著名的女演员施银花、赵瑞花和屠杏花,她们被誉为早期越剧的“三花”。在施家岙女子科班之后,许多个女子科班相继出世。1929年,嵊县出现了第二个越剧女子科班——“新新凤舞台”,它在两年后进入上海、宁波演出。就在这前后,嵊县、新昌一带兴起开办女子科班的热潮,其中较为时人所知的,包括尹桂芳、毛佩卿所在的华堂“大华舞台”,姚水娟、竺素娥等人所在的“群英凤舞台”,筱丹桂、裘大官、商芳臣、周宝奎等人所在的“高升舞台”,王杏花、邢竹琴所在的黄泽“越新舞台”,范瑞娟所在的“龙凤舞台”,马樟花、庞天红所在的马仁“镜花舞台”,支兰芳所在的崇仁“凤鸣舞台”和袁雪芬、傅全香、钱妙花所在的柳岸“四季春科班”等等。这股热潮很快波及到相邻的城乡各地,效仿者日众,如徐玉兰所在的新登“东安舞台”,吴小楼所在的杭州“双凤舞台”,徐天红所在的余姚“天兴舞台”等等,风气之盛还传到上海,于是有戚雅仙、赵雅麟所在的“陶叶剧团”,陆锦花、吕瑞英所在的“四友社”等,都在这段不太长的时间段相继出现。[1]它们迅速发展出一种具有独特美学面貌的舞台表演风格,并且在激烈的演出市场竞争中,赢得了自己的观众。即使不看以后几十年里持续的辉煌,即以这一时期论,它就已经足够令人艳羡。 　　越剧从起源、崛起到在上海成熟为一个有极大影响的剧种,只用了很短的几十年时间。20世纪20年代,“的笃戏”、“小歌班”等名称,已经在江浙沪一带时有所闻,在各地的茶楼戏台,也经常能看到这个源于绍兴嵊县的小剧种的身影。越剧在1906年开始从唱书向戏剧转变,1910年始有男演员组成小歌班进杭州大世界演出,1917年4月,来自嵊县山村的袁生木、金荣水等艺人组织了“的笃班”进入上海,在新舞台等地演出了《碧玉带》等等,42天后终于无法坚持,许多人卖掉铺盖才得以回乡;1918年早期小歌班艺人魏梅朵、马阿顺带领的梅朵阿顺班再进上海的镜花缘戏院,演出《双金花》之类,其后还有支金相、谢志云的班子、陈素娥、马潮水的班子、白玉梅、王永春的班子等先后进入上海演出过。直到1920年,上海明星第一戏院集中当时笃班的几乎所有著名演员,以40多人组成的大班子,取名“绍兴改良文戏”开张演出,才在上海正式站住脚。此时的绍兴文戏已经改变了小歌班的简陋的表演形式,音乐更为完整。有了经营上的保障,嵊县艺人们还集资建成了专演绍兴文戏的上海平歌舞台。从此以后,越剧逐渐进入大世界等较热闹的场子,说明它已经被观众接受,在上海那个时代极其丰富的娱乐市场中,有了一席之地。但越剧在上海演出市场中真正的转折点,还是女子越剧的出现。 　　 1938年的春节,姚水娟率她的女子越剧班社来到上海,从正月初一(1月31日)开始,进入有200多个座位的通商剧场演出,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是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固定演出的开端,从这一天起,女子越剧在上海不仅站住了脚,而且还迅速发展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受欢迎的剧种;而上海为中国戏剧培育了女子越剧的功绩,也不可忽视,没有孤岛时期的上海对姚水娟的接纳,越剧的发展历程,可能会与后来截然不同。 　　越剧从女子科班的兴办始,女演员们登台演出就已经不算新鲜;但上海的越剧界最初主要是男班的天下,在各游乐场里,以及主要是外来底层人口居住的区域内,越剧男班已经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市场,有了它的生存空间。比如王永春在“荣记大世界”,支维永在“恒雅”,马潮水在“大方”,谢碧云在“长乐”,周鸿升在“大新”游乐场,李桂芳在“新大沪”,裘凤山在“新世界”,鸿喜班在“新新花园”,都已经在长期演出。[2]然而,在江浙的其他地区,一时在浙江嵊县周围三两个县的区域内,竟然出现了多达数百个越剧班社,女子科班更是早就遍地开花。“据1935年的调查,当时仅有40万人口的嵊县,外出演戏的就有2万多人,女子科班有200多个。”[3]越剧的“五大名旦”,此时已经非常活跃——“五大名旦”分别是“三花一娟一桂”,她们是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和姚水娟、筱丹桂。其中施银花对早期女子越剧形成独特的具有魅力的唱腔,有着最重要的贡献;赵瑞花从1935年起就常驻宁波,以连台本戏《三门街》和《唐僧出世》,享誉一时;王杏花一直是四季青班的头肩花旦,从越剧的发源地到整个浙东一带,四季青班都被人公认为是小歌班中最好的班子。姚水娟的表演更是以悲旦见长,又擅演女扮男装的角色,她在杭州大世界和温州的福禄寿游乐场早就已经相当走红。而筱丹桂所表演的是《马寡妇开店》和《刁刘氏》这些具有较高表演难度的旦角戏,她是当时少有的能够演武戏的女演员。 　　在1938年之前,女子越剧里的这些名角,多数都曾经陆续进入上海,但是一直不如在周边农村乡镇以及中小城市的戏院里那样受欢迎。以当时的上海论,人称绍兴大班的绍剧,曾经是各家戏院和游乐场里常常听到的声音;越剧的男班也能够为观众所接受,而女班只能在一些不起眼的戏院剧场里偶尔露演,有时依靠同乡的情份,绍兴大班会在他们演出的剧场的空档期,给她们安排一点场次;既然收入难以保证,那些女班的班主,也不愿意贸然进入这个难以捉摸的大都市。在姚水娟1938年春节进入通商剧场前,绍兴文戏已经在上海存在了近20年,却没有一个女子越剧的戏班曾经长期在上海演出,但自从她站住脚跟之后,浙东一带正因战争而生意不振的女子越剧戏班蜂涌而入,“1938年1月31日至7月28日,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先后有姚水娟、竺素娥(4月25日后王杏花加入)、王明珠、陈苗仙、许菊香、筱丹桂、施银花、屠杏花、庞天红、赵瑞花领衔的8个女班开进‘孤岛’,分别占领了通商剧场、上海小剧场、永乐、老闸、恩派亚大戏院、太原、大中华越剧场、更新舞台、萝春阁、龙园、大来剧场、大中华大剧场等12处剧场。”此时,女班所有的名角,几乎都云集上海。到1939年9月,上海就有了13个主要的越剧戏班,她们都有了自己漂亮的戏班名称,如姚水娟、魏素云的水云剧团、施银花、屠杏花的第一舞台,马樟花、袁雪芬、傅全香的四季春班、陈苗仙、尹桂芳的天蟾凤舞台、筱丹桂、贾灵凤的高舞台、竺素娥、邢竹琴的赵剡舞台等等,加上各家游乐场里的戏班,此时仅在上海一地,就有20多个越剧戏班,而且全部都是女子越剧。[4] 　　 　　 　　二 　　 　　女子越剧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为观众所接受而突然兴盛,既有偶然性,也有其内在的原因。 　　越剧进入上海前,它的音乐与表演已经基本成型,在那些同样由滩簧发展而来的剧种中,越剧的音乐手段可能并不是最丰富的,但是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剧种,满足表演不同性格、不同年龄的戏剧人物的需要;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数以百计的戏班在江浙一带农村与中小城市演出,尽管这时都是在演路头戏,但毕竟逐渐积累了数以百计的剧目,尤其是大量的弹词滩簧戏,这些基于民间说唱传统的剧目,后来一直是越剧发展的基石。而1938年的上海,刚刚经历过残酷的战事,多数市民在心理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战火的阴影,在这个特别需要抚慰的年代,姚水娟的班子机缘巧合地在此时进入了上海,恰好为孤岛中的上海,带来了她们别具抒情意味的声调和剧目。女子越剧的音调与旋律是如此柔软温婉,充溢着哀怨与悲情,它很快征服了孤岛时期的上海滩。 越剧之所以在上海迅速发展壮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女子越剧与上海的观众之间的契合。尽管它发源于浙江东部的嵊县山村,而且,直到几十年以后,越剧演员仍然主要来自嵊县,但是女子越剧进入上海之后,却很快地适应了这个城市的新风尚,迅速完成了从山村到都市的变化,在音乐上和表演上,都逐渐变得更能吸引各不同地区的观众。 　　清末到民国年间的上海,人口组成复杂,江浙一带、尤其是江苏的扬州和浙江的宁波,对上海的人口增长与城市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来自江浙两省的多种民间戏剧,都能够在上海找到自己的观众。但是仅仅趋从这些家乡观众的爱好,就无法完成一个外来剧种的归化过程。尽管戏剧在其流播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令剧种的风格有所变异,那些不同程度地融入大上海的剧种,它们的戏班和演员也可以附和上海的城市性格,逐渐改变原有的艺术特色。但是观众与演员总是相互制约,相对固定的演员群体与相对固定的观众群体,自然是维持剧种传统最重要的力量。成名的演员与著名的戏班,他们会努力保持其艺术表现的优势,而观众的喜爱则愈加强化着他们对传统的坚守。相较而言,这个时代刚出现不久的女子越剧,无论是戏班还是演员都还很年轻,她们较少受到其传统制约,更没有在上海形成其固定的观众群,因而,1938年以后,短时间内一、二十个完全由年轻姑娘组成的女子越剧戏班涌入上海,她们还远远没有形成自己在戏剧与美学上的定见,因此轻而易举地就被扑面而来的上海市民阶层生活方式与趣味所同化;“上海”这个名字,对于那个时代来自乡下的姑娘而言实在是太有吸引力和诱惑力,上海的一切都让她们无条件地接纳,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后,不仅这些演员们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有了明显的变化,连她们唱戏时的语音也有了变化。她们虽然无法在短期内真正成为上海人,但却在努力地上海化,并且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具有中下层女性观众所能够接受的时尚气息的女子越剧,确实得到了上海市民阶层,尤其是女工与女学生们的追捧,很快形成了她们自己的观众群体,而这个群体,以往一直为剧场所忽视。 　　这不仅是上海原有的越剧男班与新来的女子越剧戏班经营策略上的差异,而且更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命运。女子越剧不只是唱给它那些离乡背井来到大上海的乡亲们听的,更是给那些已经融入或正在努力融入上海这个城市的市民中的中青年女性们听的。1938年以后的短短几年里,和同样是从周边地区进入上海的扬剧、锡剧、甬剧等剧种相比,女子越剧的主要功能,早就不是为从故乡刚刚来到上海的人们满足思乡之情,它的主要观众已经不再是浙东绍兴人。根据1941年《绍兴戏报》的统计,在抗战之前,“绍兴文戏的观众,绍兴人占七成,宁波人占三成;战争爆发后,绍兴人占四成,宁波人占三成,外地人占三成,到1941年外地人已占六成之多了。”[5]这些数字,说明绍兴文戏的男班与后来的女子越剧的主体观众的关键的变化,当越剧的市场不再依赖于乡亲时,它就真正成为大上海的剧种,并且,比起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似乎更得这个人口来源驳杂的城市的青睐。 　　女子越剧既沾染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市民特色,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它源于山村的清纯,这个新剧种与同在上海的其他剧种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它一方面保持了浙东一带流传的民间唱书清新秀丽的演唱风格,继承了在女子越剧进入上海之前在民间积累的大量的路头戏剧目,又迅速容纳了同在上海的其他剧种的时装戏,因而能够适应从不同区域迁移到上海来的民众的口味,并且逐渐根据城市新市民的要求,改变其风格,提升其艺术内涵。 　　姚水娟是让女子越剧进入上海最有贡献的演员,而且也是在女子越剧在上海的最初几年里最受欢迎的女子越剧演员,她被报纸称为“越剧皇后”,在越剧史上,唯有她享有这一荣誉。姚水娟能够在上海持续走红,除了她自己的艺术魅力以外,还与她能够充分信任文明戏时代的前辈剧人、《大公报》记者樊迪民有关。经人介绍,姚水娟聘樊迪民为编剧,1938年9月12日,樊迪民用笔名樊篱编剧、姚水娟主演的十场新剧《巾帼英雄花木兰》在天香大戏院公演,这种借花木兰的故事来鼓舞人们反抗侵略者的抗战戏剧,掀起了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后,市民们第一次欣赏越剧的热潮;随之,樊迪民充分展现了他的编剧才华,针对越剧的观众主体是女性,他把明代才女冯小青的故事搬上了舞台,接着改编了《天雨花》,然后将阮大铖的《燕子笺》改成越剧,第5部新戏是《卧薪尝胆》,姚水娟扮演西施;接着,樊迪民一发而不可收,编写新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孔雀东南飞》、《胭脂》,到1939年6月26日戏班歇夏,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樊迪民为姚水娟写了8部新戏,这些新戏的推出,使姚水娟得以跻身当时上海滩上的一流红伶之列。而从1939年下半年起,众多女班都效仿姚水娟的水云剧团,竞相排演新剧目,女子越剧在上海展现出了与此前男班截然不同的新气象。 　　姚水娟第一个率女班进入上海“孤岛”,第一个采用编剧,第一个开排新戏,第一个组成以“越剧”命名的水云越剧团。她力图取消“后台班主(老板)制”,想组成艺人自己管理的剧团。作为过渡,后台成立了淼记公司,由老板沈益涛、朱仁富及演员姚水娟作为三方代表,姚水娟有选择剧目、选择演员、聘用编导、确定聘金的权力。这些重要措施,无疑对越剧的发展和革新起了先导作用。[6]1945年,姚水娟聘请电影编导郑秋风为她执导了新戏《花落忆良人》,创造了连演连满154场的佳绩,在辉煌中与科班时代的老搭档竺素娥一起告别舞台。 　　在姚水娟时代的前期,女子越剧以旦角为最受欢迎,但是渐渐地小生的地位开始上升。当时尚被人们称为绍兴文戏的越剧,之所以能够迅速被上海的女性观众接受与喜爱,除了女子越剧整体的魅力以外,还因为它拥有女小生这个特殊的行当,而恰是这个行当的唱腔与表演,成为征服上海观众的关键。 　　尽管所有剧种都不能缺少生、行、旦、净、丑等各种行当,但是在不同的剧种的发展历程中,不同行当的影响力与美学意义是不一样的。而在越剧中,女小生可能是最能够让越剧充分展现出它独具一格的魅力的行当。越剧的唱腔与音乐风格,体现了江南山乡清丽的阴柔风格,但是由女性演员扮演的男性角色,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阴柔风格,同样是美丽的爱情故事,它更能演出情感中的曲折情致;同样是凄惨的人生悲剧,它更宜于表达其中哀婉中的悲怨。而尹桂芳的出现,最充分地展现了女子越剧的声腔特点。 　　女子越剧初进上海时最重要的行当是花旦,但是几年之后就完成了由花旦到小生的转变。1941年,越剧在上海最卖座的是姚水娟,其次是筱丹桂,再次是马樟花与袁雪芬,显然以旦角为主;但是到1948年,尹桂芳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越剧皇帝”。在这之前的1946年,尹桂芳进入了上海有多达1000个座位的九星戏院,挂出“芳华越剧团”的牌子,女子越剧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不到十年的时间段里,尹桂芳从只能在200个左右座位的茶楼里演唱,渐渐1942年进入有600个座位的龙门戏院,直到进入九星,充分体现了她的成就,而与此同时,她的姊妹们,大致只能置身于三五百个座位的中小型戏院。在九星,尹桂芳的芳华越剧团上演了她最重要的剧目《沙漠王子》和《浪荡子》,为她编剧的多位文人里,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徐进。《沙漠王子》根据美国电影《月宫宝盒》改编,既添加了异域风光,同时又不缺少具有传奇性的爱情故事;尤其是由尹桂芳这样的英俊潇洒的女小生,来主演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悲情故事,当然是上海滩中下层的女性观众们最痴迷的。 女小生之所以能够成为越剧界最具代表性的行当,与越剧的艺术渊源不无关系。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正像京剧的坤旦是由男旦们教出来的一样,女子越剧也是由越剧男班艺人们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在精明的戏班班主们想到可以通过兴办女子科班以谋利的时代,他们也只能请男演员来教授女子科班。因而越剧小生的腔调具有男性的韵味,然而当它被女性演员们用更细腻的声音传递给观众时,那些粗砺的部分被磨平了,于是只剩下了精致。而无论是在男班时代还是在女班时代,小生的唱腔,始终是越剧最有特色的部分,而女小生的声腔魅力,更将越剧的温婉柔美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尹桂芳以她浑厚且略带沙哑的声音,恰到好处地遮掩了女性演员扮演男性戏剧人物时极易流露的尖音,同时又完全避免了男性演员的洪亮,因此赢得了上海的观众,尤其是上海的女观众。 　　如果说尹桂芳用她女小生的艺术成就为女子越剧赢得了那个时代的观众,那么,袁雪芬则用另一种方式,让越剧赢得了未来。她在早期就有意识地接近新文艺工作者,并且请南薇将鲁迅的名著《祝福》改编成越剧。上海滩的女子越剧搬演小说的所在多有,但其关注点始终在于市民们感兴趣的通俗言情小说;越剧的生旦演员们也习惯了扮演青春阶段的男男女女,而祥林嫂这样的戏剧人物,假如可以由越剧演员扮演,本应该由老旦应工而不是花旦。而鲁迅小说的风格与主题,显然更与那类市井文学大相径庭。因此,把鲁迅作品搬上越剧舞台是此前人们难以想象的,由袁雪芬自己来扮演这位女主人公更是难以想象的。它完全不同于人们早就习惯了的女子越剧,尽管在改编的过程中,越剧《祝福》仍然旨在突出祥林嫂这位底层女性的苦难经历,而袁雪芬也充分发挥她擅长的以扮演悲旦见长的优势,她扮演的女主人公祥林嫂令人同情的不幸经历,成为越剧的主线,而她的麻木与愚昧被尽可能地放到次要的位置,但是,毕竟《祝福》的主题,不会因此而改变。 　　谈判女子越剧在上海的发展,不能不提到琴师周宝才。1943年袁雪芬在大来戏院演《香妃》,周宝才试着将原来为越剧伴奏的主乐器二胡改成京二胡,借鉴京剧的二黄的色彩,拉出了比四工调的旋律更为幽静细腻的尺调;尺调的旋律比起越剧原来的曲调更为幽怨哀婉,袁雪芬继在《香妃》的哭头里用了这种唱腔后,又在《祝英台》的“哭灵”和《一缕麻》的“哭夫”里继续运用,形成她有名的“尺调三哭”,得到观众充分肯定,其他越剧演员在表演中也竞相学习模仿和吸收。因为调性的变换,大大提升了越剧演员的演唱魅力,“过去五大名旦唱四工调,都未成流派,而今演员唱尺调便于发挥本人嗓音的特色和运腔的创新,从此越剧流派就先后出现了,如花旦有了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王(文娟)派等,小生有了尹(桂芳)派、范(瑞娟)派、徐(玉兰)派、陆(锦花)派等,追根究底,周宝才的贡献是不小的。但由于尺调专为女声设计,男声腔唱尽调在琴弦上比女声腔低五度,男声女声不能同调同腔,越剧男女合演至今尚处于实验阶段,主要就是这个唱腔问题还不能解决。”[7]1944年底,范瑞娟在《山伯临终》这段唱里,吸收京剧反二黄的旋律,把原来六字调正调的提高了一个调门,创造了越剧的弦下调,她这段《山伯临终》也因此在电台里被点了又点,1948年一次在杭州的电台捐款义播中,竟有人愿意捐15万让她唱这段《山伯临终》。而范瑞娟创造弦下调时,她的琴师还是周宝才。 　　女子越剧从抗战时期开始在上海崛起,从姚水娟、尹桂芳到袁雪芬,加上周宝才,他们共同成就了这个新剧种。越剧的诞生与成熟,尤其是它在上海的迅速发展,固然有许多偶然因素,然而,回味这个新剧种短暂的发展史,仍有诸多现象,今人深思。 　　 　　注释: 　　[1]马向东:《越剧》,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出版。 　　[2]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3]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4]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2-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5]魏绍昌:《越剧在上海的兴起和演变》,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6]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7]魏绍昌:《越剧在上海的兴起和演变》,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张慧瑜

在当代西方哲学舞台上，罗尔斯无疑是一位具有独特思想性格的哲学家。这位被誉为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哲学领袖和哈佛“自由主义思想铁三角”之一(另外两“角”据说是帕森斯和亨廷顿)的哲学和伦理学教授，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伊始发表《正义论》以来就一直充当着哈佛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学的“领衔主演”，被丹尼尔斯称为“二十世纪的洛克”。

2周前潘基文访问北极，亲眼看到数年前仍是巨大冰川的残留彻底解体。

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领域广博，成就卓越，在学术史上早有公论。他一生学风笃实矜慎，不轻易立说，也不任意争辩，虽已多年闻名于海内外，仍然保持谦虚的态度。读他的著作和传记，我觉得很突出的一点，是他不强不知以为知，是像我这样的后学难于学到的。这里试举王国维先生对《尚书》的研究，作为例证。 大家知道，王国维先生对《尚书》有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贡献。他的论文集《观堂集林》，开卷《生霸死霸考》、《高宗肜日说》、《洛诰解》，一直到《〈书〉顾命同瑁说》等好多篇，都是关于《尚书》的，可说达到了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他却再三声明《尚书》有许多地方"不能解"。 《观堂集林》卷二收有《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其中王国维先生自述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失儒亦不能解也。"王国维坦承他对《尚书》好多文句"不能解"，并且指出前人的解释"不可通"，是"强为之说"，他不能与之苟同。 1924年夏，王国维先生为容庚先生的《金文编》撰序，首先引用孔子讲的"多闻阙疑"和"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二语，认为："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言。"接着他讲到《易》和《书》的"难解"，并说："余尝欲撰《尚书》注，尽阙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附于孔氏阙疑之义。" 这样一部别开生面的《尚书》注，王国维没有写成，但他于1925年到清华研究院任导师，曾专讲《尚书》，确实体现了"阙疑"这一点。据当时听课的学生吴其昌先生的《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和刘盼遂先生的《观堂学〈书〉记》，他上课先讲述历代《尚书》传流和注释的历史，其间便强调"其不可通音，终不可通也"。他讲授《尚书》各篇，于各家学说择善而从，同时结合自己甲骨金文研究的心得，提出很多新颖见解。例如讲《高宗肜日》，即以甲骨文"肜日"为据，论证元代金履祥以该篇为"祖庚时文"的正确。类似的精彩之处，不胜枚举。可是在很多地方，他都说"不解"。如《盘庚》"汝分猷念以相从"，他讲"不解"；同篇"各设中于乃心"，他说"设中不解"；"鞠人谋人之保居"，他说"此语不解"；《微子》"我旧云刻子"，他也讲"此语不解，王充引今文《尚书》作'孩子'，更奇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王国维指出前人注解《尚书》多"强为之说"，许多文句"终不可通"，并不是抹杀历代学者的成就。相反的，他认为《尚书》的研究不断前进，各时期的著作都有应当肯定之处。这从他最后一篇有关古代研究的作品《〈尚书覈诂〉序》可以看得很清楚。 《尚书覈诂》的著者杨筠如先生也是王国维在清华的学生。他听了王国维的《尚书》课，编著《覈诂》四卷，得到王国维，还有也任导师的梁启超的奖励，经修改后，从南方寄给王国维，王国维给他写了序。这个时候是在1927年的农历四月，离王国维的去世已经没有几天了。 这篇序文，把历代《尚书》之学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伏生到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是今文之学；从孔安国到贾逵、马融、郑玄、王肃，是古文之学。"今古文诸家之学并亡，然传世之伪《孔传》，殆可视为集其大成者也"。第二阶段始于北宋欧阳修、刘攽，苏轼、王安石、林之奇等"皆脱注疏束缚而以己意说经"。蔡沈受朱子之命所编《书集传》，"可谓集其大成者也"。在这以后，王国维历数清代阎若璩以来各家成绩，一直讲到俞樾和孙诒让，"惜未有荟萃而画一之如孔、蔡二传者"，希望杨筠如"异日当加研求，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乡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则孔、蔡二传又不足道矣"。这可说是他对未来研究的期待。 这里我们看到，王国维对历代各家《尚书》学者的优长，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以孔、蔡二传为《尚书》学两大阶段集大成之作的提法，尤为创见。他说二传立于学官，各数百年，"然《书》之难读仍如故也"，只是说明《尚书》本身古奥艰深，并非归咎于研究的学者，只要实事求是，深入研求，疑难终有解开的一日。这就可以看出，王国维提倡"阙疑"，不是什么不可知论，而是一种有利于研究进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2010年8月3日，埃及著名 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给本刊发来两篇文章《南方国家必须掌握独立主动权》和《欧洲的出路--维持欧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论述了国际金融危机后备受美国 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害的南方国家和欧盟应该采取怎样新的发展道路。由于两篇文章所论述的主题相关，本刊以《萨米尔•阿明论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发展道 路》为题一并发表如下。                       南方国家必须掌握独立主动权    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维度目前遭到了当代史上的第二次挑战。    第 一次挑战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就宣告世界分裂成了两大阵营，即"自由世界"阵营和"共产极权主义"阵 营。由此，第三世界的存在就被公然地抹杀掉了：由于它的"非共产主义"性质，它被径直划归"自由世界"所有。"自由"被认为只适用于资本，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被压迫的现实则被完全地漠视了。次年，日丹诺夫在他的（事实上是斯大林的）著名报告中--正是这个报告导致了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的简化形式）的成立 --也将当时的世界一分为二，即包括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包括其余地区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个报告忽视了当时存在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也就是帝 国主义中心国家与投身解放斗争的外围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对立。    日丹诺夫教条的主要目标是推行和平共存，并由此安抚美国及其欧、日盟友的敌 对情绪。作为交换，苏联将保持低姿态，不再干预帝国主义列强视为自身内部事务的殖民地问题。于是，当时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再得到任何的积 极支持，只能自谋出路。不过，它们取得的胜利--当然，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在国际关系方面带来了一些改变。莫斯科直到万隆会议之后才认识到这一 点。正是凭借万隆会议的影响，苏联才得以通过支援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的国家而打破自身的孤立状态，一跃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 说，第一次"南方国家的觉醒"造成了世界体系的重大改变。    当时，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日丹诺夫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几乎 立即就遭到了来自亚洲和中东的共产党的抵制。这一矛盾被掩埋在了当时使用的主流话语之中，因为它们仍然继续肯定苏联背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亚洲和中东各国重新争取独立的斗争的发展，特别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这种抵抗也愈加表面化。据我所知，至今尚无人撰写过替代 理论的形成历史，这种替代理论后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中得到明确，并体现在了不结盟运动（自1960年起包括亚非国家加上古巴）的章程中，其核心就是 要充分发挥亚非国家的独立主动权。理论形成史的相关细节至今尚掩埋在一些共产党（包括中国、印度、埃及、伊拉克、伊朗，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档案文献 中。    不过，在1950年后，我有幸参加了一个由埃及、伊拉克和伊朗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组成的反思团体，这使我能够亲眼见证发生的事件。 直到相当晚的时候，在1963年，我们才通过王同志（王是《革命》杂志的联络员，我是该杂志的编委之一）了解了在中国由周恩来引发的争论。我们也听到在印 度发生的争论及其引发的分裂的一些消息，这次分裂后来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得到了证实。我们还了解到印尼和菲律宾共产党内部基于同一路线产生 的争论。    这部替代理论的形成史应该帮助人们了解：万隆会议并非像某些当代史家所暗示的那样，肇源于那些民族主义领袖（尤其是尼赫鲁和苏哈 托，也许还包括纳赛尔）的思考。实际上，它是当时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的激进的左派批判的产物。这些反思团体获得的共同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对帝国主义的 战斗要在世界范围内团结社会和政治力量，这些力量取得的胜利可能对当代世界中的社会主义进步产生决定性影响。    然而，上述结论仍然留下了一 个关键的问题未能解决：谁来"指挥"这些反帝战役？更明确地说，是由共产主义者支持的资产阶级（时称"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由共产主义者而非资产阶级 （他们实际上是反民族的）领导的人民大众阶级阵线来指挥反帝战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令人困惑的。在1945年，各国的共产党以 斯大林的结论为基础结成了同盟：在世界各地（在与美国结盟的欧洲、在当时习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已经把"民族的旗帜踩在了脚下"（斯大林 语），而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团结那些不向帝国主义者和美国资本主义秩序低头的力量，形成统一阵线。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不过只是在 其《新民主主义论》于1952年被翻译为西方语言之后，我们才了解了这一点。毛认为，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民大众而言，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只能由共产党 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民主的和反帝反封建（当时的习惯用语）的革命来开拓。其言下之意就是，不考虑在其他地方--例如在中心国家--取得的社会主义进步； 只有当外围国家人民已经给帝国主义造成实质性破坏后，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进步才能形成气候。    中国革命的胜利肯定了这一结论。南亚国家（泰国、马来西亚，特别是菲律宾）的共产党在越南模式的激励下开始了解放斗争。随后，在1964年，切·格瓦拉也持有相似观点，他呼吁创造"两个、三个、乃至更多个越南"。   关于独立的和反帝的"亚非国家"的主动权的前瞻建议是由不同的共产主义反思团体提出的，也是明确的和进步的。这些建议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纲领中均有体 现，对这些纲要，我已经在《南方觉醒》（Leveil du Sud）中做出了系统的阐述。这些建议的核心是将重新夺取对积累过程的控制权（以自我为中心 并与世界经济脱钩的发展）作为根本需要。  1955年到1960年间，这些建议的确一度曾被某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作为整体政策在亚非大陆推行，不 过其力度已经大大被削弱了。与此同时，东南亚所有的共产党发起的革命斗争都失败了（当然越南除外）。由此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斗争的能 力还没有完全枯竭。苏联在决定支持不结盟阵线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帝国主义三套车（美、欧、日）则公开对之宣战了。    相关国家的共产主 义者随后分裂为两大阵营，并卷入了痛苦的、经常是令人困惑的冲突。一些人汲取教训，认为"支援"那些正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势力是必要的，虽然这种支援必 须坚持其"批判"立场。莫斯科通过创造出"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论题为这种观点推波助澜。其他共产主义者则坚持了毛主义的精髓，认为只有由独立于资产阶级 的人民大众组成的阵线，才能成功地领导反帝斗争。官方虽然宣称中国共产党和苏共之间的冲突发端于1960年，但实际上这一冲突自1957年起就已经表面化 了。当然，这一冲突也证实了在亚非共产主义者内第二种路线的存在。    然而，万隆运动的潜力在不到15年的时间内就逐渐耗竭，这一事实突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纲领的局限性。由此，帝国主义反攻的条件也就成熟了，也就是将南方经济"再买办化"，如果不是--对于那些最脆弱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再殖民地化的话。    然 而，一些南方国家在帝国主义主导下的新全球化中已经被认同为"新兴国家"，这样一个事实似乎证明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绝对和明显地无能的观点（根据这一观 点，万隆运动不过是冷战背景下的一段"小插曲"）是似是而非的。但是我们要问，是哪种意义上的"新兴"？这种"新兴"是向来自帝国主义三套车的垄断资本的 扩张开放的新兴市场？还是有能力对全球化实施真正的改革并削弱垄断寡头权力的"新兴国家"？对那些新兴国家（以及其他外围国家）的权力本身的社会含义，以 及它们所开放或关闭的前景的疑问，再次被提上了日程。"后危机"的世界将是什么样的，或可能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论题。    普遍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寡头垄断的帝国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是明显的。但是，即便是在进入由2008年金融崩溃发端的新阶段之前，人民就已经开始从此前的萎靡不振中摆脱出来，这种萎靡不振是随着上一次工人和大众争取解放的斗争浪潮衰退而开始的。    拉丁美洲（除了古巴与三大洲研究中心的努力）在万隆时代并未发挥影响力，但现在似乎走在了运动的前列。    尽 管当前形势下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现象，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着的仍然是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的问题：南方（新兴国家及其他国家）能够掌握独立的战略主动权 吗？民众力量能够对力量体系施加变革吗？这种变革是通向真正进步的唯一道路。能在南方的反帝的人民斗争和北方的社会主义意识的进步之间架起桥梁吗？    对这些难题，我不想仓促做出答复，它们只能留待斗争的发展来解决。但是，我们时代的激进知识分子应竭力解决的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则不容低估，由此产生的那些讨论所可能导致的结果也同样如此。    上 世纪50年代的一些反思团体所得出的结论，使用了与过去本质上相同的语言来描述这个挑战：外围国家的人民应该承担起国家建设的任务（由区域的和作为整体的 南方的计划来支撑），这种建设应该是以自我为中心并与世界经济脱钩的。但是，除非它们的斗争能在社会主义的前景中进行，它们是无法走上上述道路的。因此， 外围国家必须摆脱它们对下面这种错误选择的幻想，即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进行"赶超"。万隆运动虽然也包含了这种独立选择权，但是却带有后来为历史所 揭示的那些局限性。    值此第二次"南方的觉醒"方兴未艾之时，结果是否会更好？首先，当前能否团结起同时在南方和北方进行的斗争？令人痛惜 的是，在万隆时代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那个时代，帝国主义中心的人民最终还是团结在了他们的帝国主义领袖身后。事实上，如果没有造福于富裕的北方社会的 帝国主义租金，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规划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仅仅被看作冷战背景下的一个插曲，甚至也许还是由莫斯科操纵的。在北 方，很少有人了解这个亚非国家发起的第一次解放运动浪潮的实质。即便如此，运动的力度本身还是使得莫斯科对它施以援手。  构建一个反帝的工人和大众的国际主义的事业仍需努力。                 欧洲的出路--维持欧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货币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一个国家及其货币，都是集体资本超越单个资本的各种竞争力量进行运作的手段。时下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是由市场控制而无需国家（在这 种情况下，国家仅剩下维持法律和秩序所必需的最小职能）的见解，完全不以任何对于资本的严肃的历史理解为根据。这种见解同样也缺乏任何能证明市场可以维持 最优均衡的科学理论为基础。    欧元就是在尚不存在欧洲国家的时刻诞生的，民族国家自身被剥脱了管理资本的职责。一种"独立"于国家的货币的定义，本身就是荒谬的。    在 政治意义上，"欧洲"是不存在的。尽管存在着对超国家主权的幻想，事实上却只有各国政府才拥有合法权力。在任何一个单独成员国内，都不存在接受一个由"欧 洲大选"中诞生出的欧洲所不可或缺的那种政治成熟。目前，人们还只能对这样的设想心存期待，而欧洲的真实合法性的实现为期尚远。    从经济和 社会方面看，欧洲就更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了。目前，这个拥有25到30个成员国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那些控制着该区域经 济的垄断寡头，是一些自身民族性要取决于它们的大股东的民族性的团体。这些团体首先属于英国、德国和法国，其次属于荷兰、瑞典、西班牙和意大利。东欧和部 分南欧地区与北欧及中欧的关系，同拉丁美洲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如出一辙。在目前的条件下，欧洲还仅仅是一个共同市场，而后者本身又只是全球金融垄断寡头控制 下的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正如我以前谈到过的，从这个角度看，欧洲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体。这一形势，加上不可能存在一种政治上的联合，导致在欧洲内部存 在着不同的工资水平、社保和税收体制，这些问题在现行的欧洲体系内部是无法解决的。    2．因此，欧元的创立原是本末倒置。虽然其创始者们后 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并宣称这一设想本是打算迫使欧洲建立一个跨国国家，从而在事实上扭转本末倒置的局面。这样一个荒谬的体系只有在总体经济形势持续有利的 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因此，对于随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丝毫也不应该感到吃惊。一旦危机（最初表现为金融危机）开始冲击该体系，欧元就变得无法维持，对于如何 有效和连贯地做出反应，人们也束手无策。    欧洲的机构（包括欧洲央行）对于危机（希腊债务危机及其他）的反应也是荒谬和徒劳的。这些反应可 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全面紧缩。这与1929－1930年间各国政府的反应极为相似。正是这些反应在上世纪30年代加剧了事态的恶化，今天，我们在布鲁塞尔 （欧盟总部--译者注）也将看到同样的后果。    3．在上世纪90年代真正应该做的是建立"欧洲货币蛇体制"；每个欧洲国家都应该拥有货币主 权，在自由贸易（共同市场）的限度内，依据自身的时机和需要来管理其经济和货币。这种货币"蛇体制"将通过固定（或相对固定）汇率确保各国的联动，而汇率 则能够通过协商而予以适时的升值和贬值。    在这一设想之下，对于"硬化蛇"（ stiffening serpent）的长期观点将是现实 的--也许会导致放弃谋求一种共同货币。这一进程将由生产体系、真实工资和社会福利的渐进收敛过程来调节。换句话说，通过自下而上的收敛，"货币蛇"将帮 助而不是破坏这一进程。但是，这将要求各国就目标达成一致，并展现控制金融泛滥的政治决心。这与以去管制的金融一体化为特征的荒谬的现行体系截然相反。    4．当前的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藉此，我们能够摆脱这种不可靠的货币赖以维持的途径，并代之以与现实时机相适应的、对受危机影响的各国都有效的货币"蛇体系"。    希 腊和西班牙可以通过如下决策开始这一进程：（1）"暂时"与欧元脱钩；（2）将它们的货币贬值；（3）至少就金融流动而言，要实施外汇管制。通过实施上述 措施，这些国家将能够在一个坚实的立场上通过协商谈判重新确定其债务表，并在通过审计后要求取消那些与腐败和投机（这些属于外国垄断寡头参与并趁机发财的 活动！）相关的债务。我确信，这将做出一个良好的表率。    5．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危机出路的实现机会是极其渺茫的。决定维持独立于主权国家 的欧元，并在"金融市场法则"的神圣性面前五体投地，这些并非某种荒谬理论的结果。它们意在维护垄断寡头的统治。它们是构建一个欧洲集体的关键要素，后者 本身就将排除一切针对垄断寡头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挑战。    在一篇流传甚广的题为《帕潘德里欧致默克尔的公开信》的文章中，这封代言式书信的 希腊作者将德国过去与现在的专横傲慢做了比较。在20世纪，德国的统治阶级曾两次图谋通过战争手段创造一个屈服于他们意志的欧洲统一体，但两次均以失败告 终。他们对欧洲领导权和统治一个"马克区"的追求，似乎都是基于对德国经济的过高估计，德国经济实际上只是相对强大而实际上是脆弱的。    只 有当激进的左派敢于在政治上采取主动并建立一个反垄断寡头的替代组织时，危机才能得到克服。我曾经说过，欧洲要么是左派的欧洲，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然而， 当前欧洲的左派势力的战斗口号仍然是"当下的欧洲总比没有欧洲要好"。打破目前的僵局就要解构现行的机构和条约体系。在其现行形式下，这个体系将导致史无 前例的混乱。所有的设想都是可能的，包括我们讳莫如深的极右翼的复兴。对于美国来说，一个被阉割了的欧洲或欧洲的完全崩溃，都是无所谓的。一个团结的强大 的欧洲将迫使美国在意其利益和观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周思成译，摘自2011年第6期《国外理论动态》） 

“民主化、社会公义、文化共存：这些理念，不管在任何社会里面，都会认为是应该建立的共识，可是在每一个个别的社会里面，因为它的国际角色、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的限制，在这些方面所能做的都有它的限制性。今天将大陆、新马、港澳、台湾各自拥有的片面经验并列、汇集在一起，则可望形成比较丰富的系统，作为在华文世界里追求一套超越价值的基础。”

范文澜与胡适之间，没有学术上的近谊与远缘。

在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史上，章太炎首先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