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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西域传》所见音译的国名、族名中，有一些（“婼羌”、“去胡来”、“鄯善”、“宁弥”）被采用的汉字赋予了另一种意义。这种做法正可藉来譬喻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编者的认知和阐述活动。

2008年12月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举办了“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和中国低碳发展研讨会”。《世界气候外交和中国的应对》一书以该会议论文为基础编辑而成，是中国环境保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组织气候研究领域专家的集体成果。

我和索飒同事已有二十多年，我们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从事拉美问题的研究。她青年时代曾在内蒙古草原插队多年。正如她自己所说：“也许要追溯到草原……无论当年的遭遇怎样不同，不管今日的境况如何差异，大多数曾经草原的同代人，都对那段生活怀着某种眷恋。”

剛果民主共和國（下稱剛果）欠債案引起的外交豁免權風波，可能引發人大常委會第四度釋法。終院聆訊中呈堂的外交部函件顯示，外交部警告若香港特區在外交豁免權安排上與中央政府立場不一致，將對國家利益造成深遠影響和嚴重損害。律政司長代表亦指出，即使終院不願意，仍有責任跟從外交部指示。律政司代表：終院有責任跟從指示上訴庭去年裁定，香港跟從1997 年前的普通法制度，在外交豁免權上採「有限度外交豁免」，判剛果須償還美國基金公司約8億港元欠債。剛果不服上訴，指香港有責任跟從中央政府的「絕對外交豁免權」，令該國毋須償債。事件引來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關注，在高院原訟庭及上訴庭審決案件前，外交部曾兩度發信重申中央政府立場，去年8月外交部再發出第三封信，內容最為詳細而且措辭強烈。除了與上兩封信一樣重申中央政府採用「絕對外交豁免權」外，第三封信警告假如本港一意孤行採「有限度外交豁免權」，將會構成五大影響，包括不符香港特區地位、國家外交立場受質疑、受影響國家向中央交涉損友好關係、中國海外財產安全受威脅、妨礙發展中窮國減債等（見圖）。信中又提到香港回歸前套用英國的有限度外交豁免權，自回歸後已不適用，因回歸後香港的外交事務須交由中央政府決定，中央政府早於中英聯合聲明聯絡小組內明確表示過，回歸後香港會使用中國統一的外交豁免制度。「有疑問 可釋法」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指出，律政司關注香港利益及法治制度，現時《基本法》第13條已清楚將權力作憲制分配，主權國豁免權為外交事務，若終院有疑問，可依《基本法》158條提請人大釋法，查詢外交豁免權是否《基本法》13條內所指的外交事務之一；條文內「中央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意思是否指中央政府有權決定；本港法院是否有責任跟從中央政府指示；以及九七前沿用制度是否已失效等。他又指終院5法官若狹義理解《基本法》158條的釋法要求，對法治及香港穩定性並無好處。余若海又稱，綜觀英美法院判決，他們均會遵從國家外交政策上的行政意見或政策作出判決；他指即使終院未必樂意，但考慮到國家整體外交，仍有責任跟從。案件今續。【案件編號：FACV5-7/10】

谈论国学者，首先应该意识到，不仅“国学”是一个现代概念，以“国学”的名义从事教学、科研和文化宣教活动，也是到清末民国时期才有的历史现象。

在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史上，章太炎首先功不可没

岁月如梭，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如若给自己的往昔生涯定个位，似乎是属于"一生只挖一口井"的自知自制而又心无旁骛的人。人人都崇敬那些在科学、艺术等领域"一生只挖一口井"的大师泰斗们，他们挖井不止，直至清泉涌出，源源不断，给人类文明以杰出的贡献，更突显一种令人格外怀念和赞叹的纯粹。我一生只挖一口井，却少有清清泉水涌出，但在漫长的生命历程和学术生涯中，那些启蒙我、鼓励我、鞭策我、为我提供动力、工具与条件的先辈恩师与友人却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60余年前，我一个来自四川小县城的高中生能进入令人响往的著名学府西南联大哲学系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复原后我又随之到了北京大学，实在是平生最大幸事。往事历历在目。在北大求学期间，贺麟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深深地吸引了我。贺先生在课上课下总是教导我们，搞西方哲学必须把教学、研究和翻译有机地结合起来，自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始终牢记着先生的话，坚定不移地走在这样一条"三结合"的道路上。翻译工作也就成了我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和对翻译认识的深化，我逐渐明确地树立起了这样一个理念和信念--翻译必须力求忠实于原著的原旨原意。而回顾既往，我的全部译事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逐渐明晰起来的理念之光的照耀下进展的。      说到翻译工作，我不由自主地首先想起我跟冯至先生学习德语的情景。鉴于我对德国哲学的浓厚兴趣，除公共英语外，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学习德语。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47-1948年度，冯至先生开设了一门德语专业班的德语课程，上下两学期，每周12学时。冯至先生是年轻学子仰慕的联大外文系的德语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22岁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的才华横溢的诗人。能在冯先生的课堂上学习德语真是有幸之至。冯先生课堂约有30余人，先生教学极其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记得，我们上第一堂课，他就是用德语讲授，营造一种语言环境。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他用德语提问，也要求学生用德语回答。冯先生这种教学方式激起了我们这些初学者的极大兴趣与热情，但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对我们施加了一种学习压力。为了能听懂先生的讲课、特别是提问时不致落伍和尴尬，我们都要紧张地抓紧时间进行预习与复习，不敢稍有懈怠。德语的变格、主动被动态、以及代词、冠词的应用都很严格，与英语不同，开始很不习惯。冯先生从不孤立地生硬地讲语法，而是通过课本的小故事生动地讲授各种语法现象，培养初学者的德语思维习惯，同学们都感到受益匪浅。      冯先生在课堂上虽然很严格，一丝不苟，不讲情面，但在课堂外却很是平易近人，对学生十分亲切，诲人不倦，丝毫没有"大教授"、"大诗人"的架子。喜爱诗歌的同学总是团团围绕着先生七嘴八舌地问起歌德和杜甫的诗篇，而他也总是和蔼可亲地与之交谈，绝无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的迹象。我也就鼓起勇气到冯先生家里去请教，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哲学系的初学者，耐心地回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当我问到是否可以读点课外读物时，他随即转身从书柜里取出一本赫尔曼?黑塞的散文小册子递给我，向我简略地介绍了这位德语文学中的散文大师的成就和作品特色，并嘱我读完后再来换一本。这里顺便提一句，冯师母姚可昆也是留学德国的大教授，非常和蔼可亲。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冯至先生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的著名的德语教授，似乎从来不着西装，总是穿着长衫。为提高学习兴趣，他还在课堂上教我们如何朗诵德文诗歌，他饱含激情，其神态举止，其地道的德式抑扬顿挫征服了大家，会使人忘记这是一位着长衫的中国教授。我不妨将至今不忘的、冯先生当年绘声绘色地在课堂上朗诵的歌德的著名小诗，附在这里，以表对冯先生的追思之情。            WANDRERS NACHTLIED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über allen Gipfeln     Ist Ruh,     In allen Wipfeln     Spürest du     Kaum einen Hauch;    Die V?gelein schweigen im Walde.     Warte nur, balde     Ruhest du auch.          群峰之巅    是静谧，     树梢之间     你难觅     一丝微风；     小鸟深宿林丛，     不消多等，     你也归来其中。     （游子夜歌，欧凡 译）               说来，我对冯至先生的敬慕不仅来自学习德语的课堂，还来自先生在北大沙滩白楼大教室里座无虚席的演讲。那次讲的是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奠基人基尔凯郭尔的哲学思想，使我更多地看到冯至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在哲学上的深精造诣，仰慕之情与日俱增。演讲使我大开眼界，了解到，在当时的欧洲除了理性主义思潮之外，还有与之对立的基尔凯郭尔存在主义思潮。正是这位哲学家在19世纪上半叶，首当其冲地粉碎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思潮的枷锁，大力肯定了个人主观性的独立性和真理性，探讨了当时哲学家们所漠视的恐怖、战栗、绝望、危机、理性的崩溃等人类经验。在二次大战后，他的思想就从默默无闻中爆发流行起来了，成为存在主义的直接先驱。先生的精彩演讲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评介基尔凯郭尔的哲学，这对于有志于研究西方哲学的年轻学子其吸引力与启迪就不言而喻了。      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当时北大学生社团活动非常活跃，"新诗社"经常举办诗歌朗诵、新诗研讨和请著名诗人演讲等等活动。一次，冯至先生应邀在沙滩白楼大教室作关于德国极负盛名的诗人歌德、诺瓦里斯、里尔克的抒情诗篇的演讲。会场人山人海，险些把诺大的教室挤破。冯先生报告完后同学们自由发言提问，其中一位女同学的精彩发言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旁边的一位同班同学告诉我，这就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女"黛子"（乐黛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日后的漫长岁月中，她与我的同窗汤一介成为了我们家庭的最亲密和信赖的朋友。      继冯至先生之后，我还在田德望教授（后来翻译但丁《神曲》的著名大学问家）、德国教授弗朗克的课堂上继续学习过德语，德语的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而今，我虽然年已八旬，在这些大师先生面前我永远是学生，师恩难忘。冯至先生是把我引进德语之门的第一位恩师，正是由于冯先生这样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德语，我才有可能后来在贺麟先生的课堂上，如贺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对照黑格尔《小逻辑》的德文原本来读先生此书的译稿，并尽可能地提出一些翻译方面的问题、意见和建议。贺先生的这种可以说是"不耻下问"的做法不仅表现出了一个"大学问家"、"大翻译家"的胸怀若谷的谦逊；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为使自己的译文更加贴近原文的真实而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精神和反复校正的应有的负责态度。正是从先生课堂的薰陶里，我才慢慢地对先生所说"翻译是件难事"这句话有了较深一点的体会。      总之，在大学求学时期里，冯至先生教会了我受用终生的德语；贺麟先生使我耳闻目染到翻译之不易，使我初步懂得了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和精神来对待德文古典哲学原著的翻译，这些已在我的脑海里打下深深的、不可消除的烙印。  

 2010年11月1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京剧与“中医针灸”经审议通过，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对于京剧和中国民族文化都是一件大事。这说明，京剧也与此前已列入名录的昆曲、藏剧、粤剧等戏曲剧种一样，受到了世界文化界的重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与昆曲等被列入相同，这并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中国来遴选的，而首先是中国自己重视，中国提出申报的。当年昆曲入选代表作项目后，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昆曲为什么能入选”的问题时说，昆曲的入选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昆曲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第二是由于国家重视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昆曲现在还在舞台上传承，还焕发着光彩；第三是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才能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我认为今天京剧能入选也基本上是由于有这三个条件。当然，入选以后，我们的责任更沉重，必须更好地研究京剧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科学地予以保护。 一、京剧产生“危机”的原因 “文革”十年，京剧与其他戏曲剧种一样，遭受严重摧残。“文革”之后，传统戏恢复，京剧经过一个短暂的繁荣期，随后，则由于观众的减少而出现了“危机”。这是与国内、国际的大环境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文化涌入，流行文化盛行，以其流行性、现代性而受到青年观众的青睐，民族的传统文化必然地受到挤压。不独中国，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欧洲国家，都感到“好莱坞”等强势文化的冲击。世界各地很多种民族文化濒临消亡的危险，有些已迅速消亡。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有识之士提出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 有的论者完全忽略这种客观环境，认为京剧的衰落是由于“传统剧目大量流失”，“而传统剧目的大量失传始于‘戏改’。”[1]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传统剧目的失传不是始于戏改，戏曲剧目总是不断生产，又不断失传，这是一条艺术规律。傅谨先生说，京剧的鼎盛时期“只能首推清末民初从伶界大王谭鑫培到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这‘三大贤’执剧坛牛耳的年代”。又举出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京剧汇编》收入了400多个剧目（以及北京市艺术研究所收藏的1000多个传统剧本）和《京剧剧目初探》收了1200多个剧目，而音配像工程只占传统戏的十分之一，以此说明传统剧目的大量流失始于“戏改”。实际上上述资料所收的这些剧目只是包括几代京剧演员曾经演出的剧目，而在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等“执牛耳”时，也只是演出其中很少一部分剧目。梅兰芳、周信芳等早年演出的许多剧目，到中年以后也不再演。再往前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传统剧目是数不清的。傅惜华编辑的《元代杂剧全目》收元人杂剧作品550种，《明代杂剧全目》收明杂剧523种，《清代传奇全目》收剧目1600余种，《清代杂剧全目》收剧目1300种。庄一拂《古代戏曲存目汇考》收各类剧目4750种。在清代能演出其中的多少部？传统剧目早已不断“流失”，那时并没有“戏改”。 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审美爱好不断变化，所以过一段时间人们就对某些传统剧目失去兴趣，以及演员条件等原因，舞台上就不再演出了。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人们又发现其中某个剧目还是有价值的，于是又“挖掘”出来。上世纪50年代的“戏改”存在一些缺点和片面性，但它对于戏曲发展的作用应该说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必然要对以前时代的作品进行新的审视，要求文艺作品适应新的时代；同时要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戏改”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方法。许多作品经过整理改编，出现了新的面貌，在舞台上流传了下来，甚至成为保留剧目。2010年国家院团优秀剧目展演和全国京剧优秀剧目展演中的许多传统剧目如《满江红》、《九江口》、《霸王别姬》、《杨门女将》、《柳荫记》等，就是五六十年代经过“戏改”保留下来的。当然，当时标准过严，否定的过多，这些经验教训应该汲取，对传统剧目的价值应该用今天的思想高度重新审视。 重视继承传统，努力恢复有价值的传统剧目，这对于京剧的保护传承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做了这一项工作就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 二、重建保护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京剧的保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人才是传承的主体，所以首先要重视培养人才。观众是戏剧生存的条件，所以还必须努力“培养”观众，增强观众对传统戏剧的欣赏兴趣和欣赏水平。剧目建设是核心环节。要用优秀的剧目来培养演员，吸引观众。同时要有一些社会活动和理论研讨来做舆论宣传，形成重视传统的文化氛围。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部和戏剧界人士就开始采取措施保护和发展戏曲艺术。对京剧重视程度应该说是很高的。1990年，文化部艺术局、北京市文化局、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戏曲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大会。1994年底到1995年初文化部与中国文联又在北京和上海联合举办了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两次活动都不仅有几十台戏参加演出，而且都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讲话。自1994年起，每年新年都要举行新年京剧晚会，中央领导出席观摩。这些活动意在表明党和政府对京剧的重视。具体举措包括成立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专家和有关各方面负责人及社会各界热心京剧事业的知名人士组成，以具体指导京剧的振兴工作；委托中国戏曲学院承办中国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组织实施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组织京剧进校园、下基层和开展京剧常识讲座活动；举办京剧艺术节；对重点京剧院团给予保护和扶持等等。 这些举措产生了实际的效果。重点的京剧院团有了更好的发展；一些在艰苦的条件下奋斗的院团生存了下来，条件逐步有所改善。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培养了起来，呈现出京剧表演艺术后继有人的态势。一批有价值的传统剧目得到抢救和传承，逐步积累了一批新的优秀剧目。总体上看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变化不只是由于京剧本身的原因，是与整个社会舆论联系在一起的。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国家又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到今年，已评出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戏曲一百几十项。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已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前些年，一些青年学生说，昆曲、京剧是爷爷奶奶的艺术，他们不要看；而现在，以传统为时尚已在一部分大学生中成为风气。一些十来岁的小学生也能唱上几句《红灯记》的选段。 但是文化生态环境依然严峻。如果以市场来衡量，戏曲的、京剧的市场是很脆弱的。文化市场以娱乐性的产品占大份额，以前我们提倡“寓教于乐”，现在或者说要“寓文于乐”，做起来都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娱乐市场以青年为主体，有人认为多演传统戏就能开拓市场，实际并非如此。上海京剧院院长孙重亮说：京剧原本有传播知识的功能，有宣泄的功能，但是今天青年可以从各种渠道得到知识，可以到足球场、演唱会、迪斯科舞厅宣泄，因此“戏曲剧场的观众产生大分流”、“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戏曲院团很无奈”、“修复生态，重建民族文化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2] 三、当前京剧创作的态势 如上所述，对于京剧的传承发展已做了很多工作，那么当前它在全国戏曲创作和演出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呢？应该说京剧是居于领先水平的。在全国有影响的、获得过国家级奖励的演员也以京剧为最多。在文化部评选的优秀保留剧目、文华大奖剧目中都有京剧。《曹操与杨修》、《徐九经升官记》、《骆驼祥子》、《膏药章》、《华子良》、《廉吏于成龙》等京剧优秀剧目在各戏曲剧种中也居于标志性的作品之列。2010年底，文化部举行了全国优秀剧目展演，参加展演的有38个京剧院团，演出了36台大戏和9台折子戏。这次活动通知较晚，不可能现做准备，因此所演剧目应能反映各院团日常演出剧目的情况。从这些剧目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在剧目上还是传统戏、历史剧、现代戏三者并举。在传统戏中，折子戏数量较多，同时也有《四郎探母》、《野猪林》、《霸王别姬》、《九江口》等传统保留剧目。折子戏是从传统大戏中筛选出来的，其中有精彩的表演，因此可能较多按传统的样子演出；而大戏则多是经过改编加工的。传统戏如果完全不做加工，多数是很难演出的。有些剧目如《满江红》、《孙安动本》是介于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之间的。历史剧有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曹操与杨修》、《徐九经升官记》，实践证明，它们已成为新的保留剧目。也有近年创作的《卢沟晓月》、《北风紧》、《辛弃疾》、《下鲁城》等，证明这些新作品也没有被丢掉。现代戏则题材多样，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其中有些作品如天津京剧院的《华子良》以其现代生活的京剧化的成就获得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的“突出贡献奖”。山东省京剧院的《石龙湾》已演出了十五年，通过这个剧目培养和造就了许多青年演员。这说明“三并举”仍然是合理的剧目布局；而三类剧目都需要进行新的创造。 第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京剧艺术在做拓宽题材领域和表现能力的努力。比如甘肃省京剧团的《丝路花雨》融入了许多舞剧的因素，创作者力求用京剧诠释敦煌文化，反过来敦煌文化又丰富了京剧的舞台色彩。陕西省京剧院的《风雨老腔》反映老腔艺人的风雨人生和老腔艺术的艰难传承历程，请老腔艺人与京剧演员同台演出，并在京剧的唱腔中融入了老腔的特点。青海艺术剧院京剧团和浙江京剧团演出的《藏羚羊》演绎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拟人化的羚羊表演融入了一些新的武功和舞蹈。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死水微澜》移植于同名川剧，它实现了京剧化，但因为吸收了四川的生活素材和川剧的表演因素，而使作品具有了更丰富的色彩和韵味。 这些特点应该说都不是为了迎合评奖而做的，而是院团的艺术工作者出于对京剧发展需要的理解，出于对观众需要的理解而做的探索。在探索阶段，艺术上可能还不完整，但这一阶段和过程是无法越过的。 四、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京剧应该如何保护 京剧早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现在它又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对它如何保护更该郑重思考。前面讲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重视营造有利于传统艺术生产的生态环境，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有些举措，如节庆活动，评奖等，应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剧目建设是保护京剧的根本工作，必须更加重视传统，对一些濒临失传的有特色的剧目，对老艺人的表演，要抓紧抢救，这都是紧迫的工作。但我们同时要考虑使京剧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第一，京剧是活的艺术，它还在舞台上和观众中流传，所以必须适应观众的审美需要，与时俱进。第二，从京剧艺术本身的特点看，它与昆曲不同，没有昆曲那么严格的规范。同一个剧目，同一段唱腔，不同的演员可以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唱法。因此才有不同的流派。流派是艺术家发挥创造性的结果。所以流派的创始人都是革新家。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京剧很少有新的流派产生？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不是由于革新太多，而是由于我们的演员缺少新的创造。所以保护京剧，一定要重视保护流派；但这种保护一方面是要继承前辈的创造成果，同时更要弘扬流派创始人的创造精神。 继承和革新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京剧艺术不断有新的积累，有新的发展。传统戏剧是一条流动的河，我们必须不断向它注入活水。因此我认为，对京剧科学的保护应是更好地把传承和革新结合起来，从而增加它的有效积累，使它能够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注释： [1]  傅谨：《深耕传统  开拓市场——京剧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的省思》，《中国文化报》。 [2]  孙重亮：《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京剧突围》，《艺术通讯》2010年第九期。 王安葵：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 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 “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 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 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从 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通车。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 70%的公司离破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当年《申报》的《自由谈》上，有两个人的杂文与鲁迅神似，一是刻意学鲁的唐弢，一是随意为之的聂绀弩，他被认为是鲁迅之后的杂文第一人。

在现代洛克研究的三个主要流派中，有两个的形成都大大依赖于对这些手稿的解读（只有左派的迈克弗森[C. B. Macpherson]，似乎没有明显受到这批文稿的影响）。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通过解读其中的《论自然法》，特别是对其中一些看似矛盾的地方的仔细推敲，得出结论说，洛克并不像自由主义者们所崇拜的那样高尚（或肤浅），而是骨子里与邪恶的霍布斯一样，只不过以非常含蓄的语言传达了相同的思想而已。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约翰·童恩（John Dunn）则把他早年文稿中一些矛盾和幼稚的说法归结于青年洛克的思想不成熟。他通过分析对勘洛克前后不同时期的文稿，得出了和施特劳斯完全不同的结论：洛克不仅和霍布斯完全不同，而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充斥了他的著作的基督教说法。同样一批材料，为什么会导致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呢？

相关法律专家分析认为：“如果这份江宇集团的内部文件反映情况属实，则江浩等11人已涉嫌虚假注册资本犯罪，而且涉案金额巨大。反之，如果他们真是用自有资金投的钱，那他们在两年时间里、又是从哪里挣得的1.6亿元巨额现金呢？究竟是涉嫌巨额虚假注册资本犯罪？还是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种犯罪情形，他们必居其一。”

2周前潘基文访问北极，亲眼看到数年前仍是巨大冰川的残留彻底解体。

2010年8月3日，埃及著名 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给本刊发来两篇文章《南方国家必须掌握独立主动权》和《欧洲的出路--维持欧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论述了国际金融危机后备受美国 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害的南方国家和欧盟应该采取怎样新的发展道路。由于两篇文章所论述的主题相关，本刊以《萨米尔•阿明论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发展道 路》为题一并发表如下。                       南方国家必须掌握独立主动权    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维度目前遭到了当代史上的第二次挑战。    第 一次挑战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就宣告世界分裂成了两大阵营，即"自由世界"阵营和"共产极权主义"阵 营。由此，第三世界的存在就被公然地抹杀掉了：由于它的"非共产主义"性质，它被径直划归"自由世界"所有。"自由"被认为只适用于资本，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被压迫的现实则被完全地漠视了。次年，日丹诺夫在他的（事实上是斯大林的）著名报告中--正是这个报告导致了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的简化形式）的成立 --也将当时的世界一分为二，即包括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包括其余地区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个报告忽视了当时存在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也就是帝 国主义中心国家与投身解放斗争的外围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对立。    日丹诺夫教条的主要目标是推行和平共存，并由此安抚美国及其欧、日盟友的敌 对情绪。作为交换，苏联将保持低姿态，不再干预帝国主义列强视为自身内部事务的殖民地问题。于是，当时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再得到任何的积 极支持，只能自谋出路。不过，它们取得的胜利--当然，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在国际关系方面带来了一些改变。莫斯科直到万隆会议之后才认识到这一 点。正是凭借万隆会议的影响，苏联才得以通过支援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的国家而打破自身的孤立状态，一跃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 说，第一次"南方国家的觉醒"造成了世界体系的重大改变。    当时，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日丹诺夫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几乎 立即就遭到了来自亚洲和中东的共产党的抵制。这一矛盾被掩埋在了当时使用的主流话语之中，因为它们仍然继续肯定苏联背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亚洲和中东各国重新争取独立的斗争的发展，特别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这种抵抗也愈加表面化。据我所知，至今尚无人撰写过替代 理论的形成历史，这种替代理论后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中得到明确，并体现在了不结盟运动（自1960年起包括亚非国家加上古巴）的章程中，其核心就是 要充分发挥亚非国家的独立主动权。理论形成史的相关细节至今尚掩埋在一些共产党（包括中国、印度、埃及、伊拉克、伊朗，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档案文献 中。    不过，在1950年后，我有幸参加了一个由埃及、伊拉克和伊朗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组成的反思团体，这使我能够亲眼见证发生的事件。 直到相当晚的时候，在1963年，我们才通过王同志（王是《革命》杂志的联络员，我是该杂志的编委之一）了解了在中国由周恩来引发的争论。我们也听到在印 度发生的争论及其引发的分裂的一些消息，这次分裂后来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得到了证实。我们还了解到印尼和菲律宾共产党内部基于同一路线产生 的争论。    这部替代理论的形成史应该帮助人们了解：万隆会议并非像某些当代史家所暗示的那样，肇源于那些民族主义领袖（尤其是尼赫鲁和苏哈 托，也许还包括纳赛尔）的思考。实际上，它是当时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的激进的左派批判的产物。这些反思团体获得的共同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对帝国主义的 战斗要在世界范围内团结社会和政治力量，这些力量取得的胜利可能对当代世界中的社会主义进步产生决定性影响。    然而，上述结论仍然留下了一 个关键的问题未能解决：谁来"指挥"这些反帝战役？更明确地说，是由共产主义者支持的资产阶级（时称"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由共产主义者而非资产阶级 （他们实际上是反民族的）领导的人民大众阶级阵线来指挥反帝战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令人困惑的。在1945年，各国的共产党以 斯大林的结论为基础结成了同盟：在世界各地（在与美国结盟的欧洲、在当时习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已经把"民族的旗帜踩在了脚下"（斯大林 语），而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团结那些不向帝国主义者和美国资本主义秩序低头的力量，形成统一阵线。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不过只是在 其《新民主主义论》于1952年被翻译为西方语言之后，我们才了解了这一点。毛认为，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民大众而言，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只能由共产党 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民主的和反帝反封建（当时的习惯用语）的革命来开拓。其言下之意就是，不考虑在其他地方--例如在中心国家--取得的社会主义进步； 只有当外围国家人民已经给帝国主义造成实质性破坏后，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进步才能形成气候。    中国革命的胜利肯定了这一结论。南亚国家（泰国、马来西亚，特别是菲律宾）的共产党在越南模式的激励下开始了解放斗争。随后，在1964年，切·格瓦拉也持有相似观点，他呼吁创造"两个、三个、乃至更多个越南"。   关于独立的和反帝的"亚非国家"的主动权的前瞻建议是由不同的共产主义反思团体提出的，也是明确的和进步的。这些建议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纲领中均有体 现，对这些纲要，我已经在《南方觉醒》（Leveil du Sud）中做出了系统的阐述。这些建议的核心是将重新夺取对积累过程的控制权（以自我为中心 并与世界经济脱钩的发展）作为根本需要。  1955年到1960年间，这些建议的确一度曾被某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作为整体政策在亚非大陆推行，不 过其力度已经大大被削弱了。与此同时，东南亚所有的共产党发起的革命斗争都失败了（当然越南除外）。由此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斗争的能 力还没有完全枯竭。苏联在决定支持不结盟阵线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帝国主义三套车（美、欧、日）则公开对之宣战了。    相关国家的共产主 义者随后分裂为两大阵营，并卷入了痛苦的、经常是令人困惑的冲突。一些人汲取教训，认为"支援"那些正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势力是必要的，虽然这种支援必 须坚持其"批判"立场。莫斯科通过创造出"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论题为这种观点推波助澜。其他共产主义者则坚持了毛主义的精髓，认为只有由独立于资产阶级 的人民大众组成的阵线，才能成功地领导反帝斗争。官方虽然宣称中国共产党和苏共之间的冲突发端于1960年，但实际上这一冲突自1957年起就已经表面化 了。当然，这一冲突也证实了在亚非共产主义者内第二种路线的存在。    然而，万隆运动的潜力在不到15年的时间内就逐渐耗竭，这一事实突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纲领的局限性。由此，帝国主义反攻的条件也就成熟了，也就是将南方经济"再买办化"，如果不是--对于那些最脆弱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再殖民地化的话。    然 而，一些南方国家在帝国主义主导下的新全球化中已经被认同为"新兴国家"，这样一个事实似乎证明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绝对和明显地无能的观点（根据这一观 点，万隆运动不过是冷战背景下的一段"小插曲"）是似是而非的。但是我们要问，是哪种意义上的"新兴"？这种"新兴"是向来自帝国主义三套车的垄断资本的 扩张开放的新兴市场？还是有能力对全球化实施真正的改革并削弱垄断寡头权力的"新兴国家"？对那些新兴国家（以及其他外围国家）的权力本身的社会含义，以 及它们所开放或关闭的前景的疑问，再次被提上了日程。"后危机"的世界将是什么样的，或可能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论题。    普遍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寡头垄断的帝国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是明显的。但是，即便是在进入由2008年金融崩溃发端的新阶段之前，人民就已经开始从此前的萎靡不振中摆脱出来，这种萎靡不振是随着上一次工人和大众争取解放的斗争浪潮衰退而开始的。    拉丁美洲（除了古巴与三大洲研究中心的努力）在万隆时代并未发挥影响力，但现在似乎走在了运动的前列。    尽 管当前形势下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现象，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着的仍然是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的问题：南方（新兴国家及其他国家）能够掌握独立的战略主动权 吗？民众力量能够对力量体系施加变革吗？这种变革是通向真正进步的唯一道路。能在南方的反帝的人民斗争和北方的社会主义意识的进步之间架起桥梁吗？    对这些难题，我不想仓促做出答复，它们只能留待斗争的发展来解决。但是，我们时代的激进知识分子应竭力解决的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则不容低估，由此产生的那些讨论所可能导致的结果也同样如此。    上 世纪50年代的一些反思团体所得出的结论，使用了与过去本质上相同的语言来描述这个挑战：外围国家的人民应该承担起国家建设的任务（由区域的和作为整体的 南方的计划来支撑），这种建设应该是以自我为中心并与世界经济脱钩的。但是，除非它们的斗争能在社会主义的前景中进行，它们是无法走上上述道路的。因此， 外围国家必须摆脱它们对下面这种错误选择的幻想，即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进行"赶超"。万隆运动虽然也包含了这种独立选择权，但是却带有后来为历史所 揭示的那些局限性。    值此第二次"南方的觉醒"方兴未艾之时，结果是否会更好？首先，当前能否团结起同时在南方和北方进行的斗争？令人痛惜 的是，在万隆时代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那个时代，帝国主义中心的人民最终还是团结在了他们的帝国主义领袖身后。事实上，如果没有造福于富裕的北方社会的 帝国主义租金，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规划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仅仅被看作冷战背景下的一个插曲，甚至也许还是由莫斯科操纵的。在北 方，很少有人了解这个亚非国家发起的第一次解放运动浪潮的实质。即便如此，运动的力度本身还是使得莫斯科对它施以援手。  构建一个反帝的工人和大众的国际主义的事业仍需努力。                 欧洲的出路--维持欧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货币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一个国家及其货币，都是集体资本超越单个资本的各种竞争力量进行运作的手段。时下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是由市场控制而无需国家（在这 种情况下，国家仅剩下维持法律和秩序所必需的最小职能）的见解，完全不以任何对于资本的严肃的历史理解为根据。这种见解同样也缺乏任何能证明市场可以维持 最优均衡的科学理论为基础。    欧元就是在尚不存在欧洲国家的时刻诞生的，民族国家自身被剥脱了管理资本的职责。一种"独立"于国家的货币的定义，本身就是荒谬的。    在 政治意义上，"欧洲"是不存在的。尽管存在着对超国家主权的幻想，事实上却只有各国政府才拥有合法权力。在任何一个单独成员国内，都不存在接受一个由"欧 洲大选"中诞生出的欧洲所不可或缺的那种政治成熟。目前，人们还只能对这样的设想心存期待，而欧洲的真实合法性的实现为期尚远。    从经济和 社会方面看，欧洲就更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了。目前，这个拥有25到30个成员国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那些控制着该区域经 济的垄断寡头，是一些自身民族性要取决于它们的大股东的民族性的团体。这些团体首先属于英国、德国和法国，其次属于荷兰、瑞典、西班牙和意大利。东欧和部 分南欧地区与北欧及中欧的关系，同拉丁美洲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如出一辙。在目前的条件下，欧洲还仅仅是一个共同市场，而后者本身又只是全球金融垄断寡头控制 下的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正如我以前谈到过的，从这个角度看，欧洲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体。这一形势，加上不可能存在一种政治上的联合，导致在欧洲内部存 在着不同的工资水平、社保和税收体制，这些问题在现行的欧洲体系内部是无法解决的。    2．因此，欧元的创立原是本末倒置。虽然其创始者们后 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并宣称这一设想本是打算迫使欧洲建立一个跨国国家，从而在事实上扭转本末倒置的局面。这样一个荒谬的体系只有在总体经济形势持续有利的 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因此，对于随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丝毫也不应该感到吃惊。一旦危机（最初表现为金融危机）开始冲击该体系，欧元就变得无法维持，对于如何 有效和连贯地做出反应，人们也束手无策。    欧洲的机构（包括欧洲央行）对于危机（希腊债务危机及其他）的反应也是荒谬和徒劳的。这些反应可 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全面紧缩。这与1929－1930年间各国政府的反应极为相似。正是这些反应在上世纪30年代加剧了事态的恶化，今天，我们在布鲁塞尔 （欧盟总部--译者注）也将看到同样的后果。    3．在上世纪90年代真正应该做的是建立"欧洲货币蛇体制"；每个欧洲国家都应该拥有货币主 权，在自由贸易（共同市场）的限度内，依据自身的时机和需要来管理其经济和货币。这种货币"蛇体制"将通过固定（或相对固定）汇率确保各国的联动，而汇率 则能够通过协商而予以适时的升值和贬值。    在这一设想之下，对于"硬化蛇"（ stiffening serpent）的长期观点将是现实 的--也许会导致放弃谋求一种共同货币。这一进程将由生产体系、真实工资和社会福利的渐进收敛过程来调节。换句话说，通过自下而上的收敛，"货币蛇"将帮 助而不是破坏这一进程。但是，这将要求各国就目标达成一致，并展现控制金融泛滥的政治决心。这与以去管制的金融一体化为特征的荒谬的现行体系截然相反。    4．当前的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藉此，我们能够摆脱这种不可靠的货币赖以维持的途径，并代之以与现实时机相适应的、对受危机影响的各国都有效的货币"蛇体系"。    希 腊和西班牙可以通过如下决策开始这一进程：（1）"暂时"与欧元脱钩；（2）将它们的货币贬值；（3）至少就金融流动而言，要实施外汇管制。通过实施上述 措施，这些国家将能够在一个坚实的立场上通过协商谈判重新确定其债务表，并在通过审计后要求取消那些与腐败和投机（这些属于外国垄断寡头参与并趁机发财的 活动！）相关的债务。我确信，这将做出一个良好的表率。    5．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危机出路的实现机会是极其渺茫的。决定维持独立于主权国家 的欧元，并在"金融市场法则"的神圣性面前五体投地，这些并非某种荒谬理论的结果。它们意在维护垄断寡头的统治。它们是构建一个欧洲集体的关键要素，后者 本身就将排除一切针对垄断寡头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挑战。    在一篇流传甚广的题为《帕潘德里欧致默克尔的公开信》的文章中，这封代言式书信的 希腊作者将德国过去与现在的专横傲慢做了比较。在20世纪，德国的统治阶级曾两次图谋通过战争手段创造一个屈服于他们意志的欧洲统一体，但两次均以失败告 终。他们对欧洲领导权和统治一个"马克区"的追求，似乎都是基于对德国经济的过高估计，德国经济实际上只是相对强大而实际上是脆弱的。    只 有当激进的左派敢于在政治上采取主动并建立一个反垄断寡头的替代组织时，危机才能得到克服。我曾经说过，欧洲要么是左派的欧洲，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然而， 当前欧洲的左派势力的战斗口号仍然是"当下的欧洲总比没有欧洲要好"。打破目前的僵局就要解构现行的机构和条约体系。在其现行形式下，这个体系将导致史无 前例的混乱。所有的设想都是可能的，包括我们讳莫如深的极右翼的复兴。对于美国来说，一个被阉割了的欧洲或欧洲的完全崩溃，都是无所谓的。一个团结的强大 的欧洲将迫使美国在意其利益和观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周思成译，摘自2011年第6期《国外理论动态》） 

范文澜与胡适之间，没有学术上的近谊与远缘。

出版于2004年,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却遭到日本大众媒体刻意默杀的《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在》一书,其写作动机亦首先来自子安宣邦对现实日本政治的严重关切和忧虑。

不丹广电访谈，英文。

2011年6月23日午后，京城突降暴雨，市内多处积水，交通大面积瘫痪，甚至有两名男子在石景山区苹果园落入污水井中被雨水冲走罹难，二日后方才寻得遗体。其实北京市内的内涝并非现代所独有，只不过现代媒体发达，信息影像传播迅速，使人感觉更为直观而已。从历史上观察，北京的内涝乃至于北京所遭受的洪水灾害都是有史以来最为轻微的。主要原因就是建国以后，通过兴修一系列水利工程才基本根治了洪水，这是北京建城建都以来的第一次。洪水是决定城市安危的根本性矛盾，而市内的积水内涝则根本不是能和洪水相提并论的灾害，至多只是洪水所带来的危害之一。 北京历史上的市内积水 要说北京的水，先说北京的土。古之幽燕本来就是苦寒之地，根本无法和江南相比。地近塞外西北风一起便是满城飞沙了。王闿运《圆明园词》云： "九衢尘起暗连天，辰极星移北斗边。沟洫填淤成斥卤，宫廷映带觅泉源。" 其下自注曰： "自安史以来，燕地利久废，民教不修，本非宅京之所。" 此一句便写出北京作为封建帝国京师，水利不堪，水害为祸的尴尬。其实从金代开始，北方的森林因为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加的原因减少很多，所以风沙就越发严重了。以至于在明朝时候就有人发明了用细纱做成的防风眼罩--名为"鬼眼睛"--就像二十多年前春天北京街头裹纱巾的骑车人一样。 这些土并不安分，有风则扬，遇水为泥。所以早年的北京有"无风三尺土，有雨墨盒子"的俗语。大约成书于嘉庆时的《燕京杂记》记载： "阴雨则污泥满道，臭气蒸天，如游没底之堑，如行积秽之沟......" 这里说的只是一般的街道，下雨就会布满泥泞，除此之外北京还有很多终年的大水坑，比如现在的二龙路，原来就是二龙坑，是元朝金水河故道的一部分。清朝时金水河故道被称为南北沟沿，明朝时被称为大明濠，都是用来做大型排水沟用的。更有名的是建国初期就被搬上舞台的龙须沟，其实它旁边的金鱼池虽为古都名胜其实也盛名难副。 清朝时国家司法机关都在二龙坑附近，一下雨便要遭灾。曼殊震钧所著《天咫偶闻》就写到： "刑部地最洼下，长夏淫霖，大门以内，水入车箱，各司皆以木床为甬路，而后可入。大理寺、都察院亦然，相传谓之'水淹三法司'。" 《郎潜纪闻》则说： "刑部白云亭最低，夏秋雨后，辄排几案做桥，亭中水深至一二尺。阮吾山司寇有诗云，十八曹司水际浮，今尚然也。" 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所在地雨后尚且如此不堪，举轻以明重，则可以想象当时城内其他低洼地带雨后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这只是雨季的常态，光绪十六年（1890年）则发生了一次百年一遇的大水，当时永定河决口，洪水向东南而下，对北京威胁极大。前三门以北的内城因为平时疏于疏浚下水道导致街道积水墙倒屋塌。各城门不得已关城门挡住外来的大水，大雨过后想要开城门时，发现宣武门由于地势低洼，积水过深，竟然打不开了。所以只好从附近的象房中牵出两头大象才把城门拽开。 时至民国，情况依旧，周作人曾做《苦雨》一文对北京的雨和水不大满意：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 其兄周树人更在日记中谈过北京城中被水的经历： 壬子年（1912年）五月十七日记云：大雨，宣武门左近积水没胫，行人极少，予与季巿往返共一骡车。 解放前北京的市内积水问题还不是今天这样的大雨后交通瘫痪，而是整个城市路面铺装太少，不论大雨小雨，都会呈现出前文提到的"墨盒子"局面。根据档案记载（可查《北京档案史料2007.4》）1904年北京始有石渣路，1915年出现沥青路。而截止到解放前夕，北京共铺设道路142万平方公尺。而截止到1955年，北京铺装的道路面积达到554万平方公尺，其中高级路面达313万平方公尺。 要知道，这些没有硬化的路面不仅是尘土飞扬，更是垃圾遍地随处便溺，再加上来往内外的各种牲畜的屎尿，真是臭不可闻。所以从这些数字就可以想见如果市内的路面没有铺装硬化，雨后将是怎么一种可怕的情景。 由是观之，造成北京城内的雨后积水的直接原因是路面铺装和排水不畅，而北京又处于四季分明的季风气候之中，汛期降雨极大，一旦排水设施疏于管理就会造成严重的内涝。而水患的根本则在于京西的永定河水系和京东的潮白河水系会在汛期发生大的水灾。真正想解决积水问题，则要标本兼治，市内的下水道要修好；境内的水利设施更要建好，尤为需要着重治理的就是永定河的泛滥。 北京历史上的排水系统 现在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朝覆灭后为了灭其王气和防卫固守，拆毁了元故宫，并将元大都矩形城池北缩南拓为近于正方的形状，基本就是今天内二环的格局。而北京城最初的排水系统，也就是在兴建元大都时出现的。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一书认为，元大都科学规划"在地下顺着地形的坡度，铺设了排水设施"。而根据侯仁之先生的说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考古中在旧鼓楼内大街、西四、阜成门内大街均发现了元代的暗沟和明渠的遗址。"由此推测，大都城沿着主要的南北大街，都应有主要的排水干渠。干渠两旁还应有相与垂直的暗沟。干渠的排水方向，与大都城内自北而南的地形坡度完全一致。这些明渠暗沟的铺设，是应与大都的平面设计同时规划的。" 同样根据侯仁之先生的研究，明清的排水系统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城内主要的排水通道是大明濠也就是以后的南北沟沿、东长安街御河、西长安街东沟与西沟。外城则有三里河、虎坊桥、龙须沟。清朝时内城则在东西城墙内分别开出一条排水沟，西至太平湖，东到至泡子河。 由此可见，元明清时期城内排水主要靠加盖石板的明沟，而开沟、掏沟则又成为京城一景。 明末清初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记道： "京师二月掏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 《燕京杂记》则记道： "京师二月掏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 每逢大比之年，开沟的时间也正好赶上会试，于是也就有了"臭沟开，举子来"的民谚。 其实类似的情景今天还可以看到，在初春时就要把井盖打开，将里面淤积一个冬天的烂泥挖出来，以备汛期来临，晾晒淤泥那个味道确实中人欲呕。不过这种下水道并非日常想象的那种只有脸盆粗细的管子，而都是可以让人走下去挖掘的巨构。而且地沟的位置深浅都登记造册，以便每年开沟时找准位置，不过万一找错位置就会耽误时间了。不过在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的时代，开沟经常会出现"沟夫"中毒倒毙的情况。尤其是前门外鲜鱼口开沟时，因为平时即为水产和屠宰市场，气味最为浓烈，极易中毒。 然而这种工作第一容易弄虚作假，第二可能用来敲诈勒索，所以工作效率并不高。根据《都市丛谈》（1913年《白话中国公报》剪报）的记载，当时的官员在验看掏沟的效果时，一般让一沟夫从水沟一端进入，从另一端穿出，以证明沟渠通达可以畅行无阻。作弊者则分置两人于水沟头尾，先后应答。官员在地上并不见沟中人之面目，故经常被蒙混过关。 至于开沟时的敲诈勒索，其对象一般是道路两旁的店铺，因为如果工期冗长，再把烂泥堆在门口必定长期影响生意。故店家只好贿赂街道衙门的皂吏，使其多行方便，尽快完工。不然沟头消极怠工起来甚至可以拖到夏初。 这样的清淤工作效果着实可疑，所以遇雨则堵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现代人思维方式的问题，讲起京味儿总觉得旧京风情无限，"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可真是仔细思量，住在皇宫王府、离宫别苑中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能有多少？而对普通群众来说，旧时北京城内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哪有什么生活情趣可言？所以衡量生活品质的时候，还是要以最大数多人的平均水平为依据。 永定河水患的治理 北京历史上的水患主要来自于两个方向，即西边的永定河和东边的潮白河。而以永定河水患对北京的影响最为严重。 之所以永定河对北京有重要的影响，并不只是洪水的原因。而是北京最初的城邑就是以永定河渡口的形式出现的。北京的地理位置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北京小平原是中原腹地通过华北前往东北和塞外的交通要道。从中原前往东北必定需要渡过永定河，走过北京小平原，然后从北京的东北方向出山口经山海关一带方能到达东北。 所以北京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永定河的渡口发展起来的。北京这个城市从西周时期的琉璃河古城、西汉时期的蓟城、隋唐时期的幽州，一直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两朝的京师和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城市的位置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也就是逐渐远离永定河古渡口的。而潮白河温榆河则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没有这样重大的影响。 永定河水患开始影响北京始于金代。在此之前永定河流域植被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而辽金两朝大肆砍伐树木营造宫室、建造战船使得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当时的永定河被称为浑河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事实上，永定河确实也是含沙量仅次于黄河的一条河。根据《略论永定河历史上的水患及其防治》一文统计，自金代至1949年的834年中，共决口81次，漫溢59次，河道改道9次。清代达到了高峰，在268年中就决口78次，平均每4年就要发生一次洪灾。 永定河之所以经常泛滥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降水时空分布不平衡，汛期降水时间长、降水量大，枯水期降水极少； --洪水暴涨暴落，泥沙含量大，多年筑堤防洪形成地上河，破坏力强； --河道上陡中缓下平，尾闾不畅。 永定河水患自辽金始，其治理自然也自辽金始。辽金时期，北京城市的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广安门一带，以广外鸭子桥青年湖为中心。当时城市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供水水源不足，其来源就是现在西客站旁边的莲花池，当时名为西湖，水量很小。这种供水量勉强可以供应城市用水，而根本不足以支撑开漕运，于是金代统治者开金口引永定河水经过中都城北城东注入运河。结果因为永定河水含沙过量导致船只无法通过。 元初至元三年、元末至正二年分别由郭守敬和丞相脱脱主持开金口以通漕运，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终金元两代，对于永定河都是利用大于防治，但是却都已失败告终。而其对永定河的治理因为缺乏统一和科学的指导方针，也始终停留在不断筑堤上。 至于明朝也始终采用筑堤的办法进行防洪，但是把防洪的目的放在保卫京师的安全上。 清朝康雍乾三代时，对永定河洪水的治理有了新的方法和指导思想，首先是采取了上中下游同时治理的方法，避免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继而又针对永定河泥沙含量大的特点，采用了潘季训"束水攻沙"的辩证治水理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清朝的国力在乾隆后期开始下降，再加上贪官污吏借兴修水利中饱私囊，不但没有把永定河水患治理好，反而出现了在268年中就决口78次的最高纪录。 到了民国时期，1918年北洋政府成立了旨在保护天津租界利益的顺直水利委员会，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名华北水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为华北地区的水利建设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不仅在海河流域和永定河流域兴建了很多水利设施，而且还编纂了一部《永定河治本计划》，准备彻底根治永定河水患。1928年华北水利委员会提出开工建设官厅水库，既可节制洪水又能蓄水灌溉，计划在官厅村南筑拦水坝一道，坝高90米，长110米，遇洪水时，最大库容可达460兆立方米。可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北方沦陷，这些宏伟的计划都付诸东流了。 直到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有能力有条件开始建设官厅水库，并于1954年完工。在此之后，官厅水库与下游的位于山峡出口的三家店水库一起组成了两道强力的大锁，牢牢地控制住了肆虐了近千年的永定河洪水。不仅这条河两岸的居民受益，同时也使北京城第一次有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余论 正因为北京地处幽燕，所以这里的人民对于水特有一份敏感和感情。有谁能够使水害变为水利造福于民，人民就会永远记住他。回顾北京的建城史和建都史，元大都不仅造就了今日北京的基本格局，而且创造性地引入了高粱河水系为北京的水源，所以日后才有了刘伯温姚广孝建八臂哪吒城、高亮赶水、刘伯温关羽合力收服孽龙这一系列赞美高粱河水系应用的神话传说。 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不仅修建了官厅、三家店两座水库制服了永定河，而且修筑了密云、怀柔水库，在白浮堰的基础上修建了京密引水渠，解决了首都的吃水问题。 不仅如此，新中国更是彻底解决了自辽金以来困扰北京近千年的洪水问题，我相信这样的功绩也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感悟到，只有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政令通达，才有条件、有力量、有可能将一项项造福于民的宏伟工程从蓝图上的美好设想真正变为现实。 参考书目： 《北京灾害史》；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北京史苑（第一辑）》； 《北京档案史料2007.2》； 《北京档案史料2007.4》； 《北京档案史料2010.2》； 《燕京杂记》； 《天咫偶闻》； 《燕都览古诗话》； 《增补燕京乡土记》；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鲁迅与北京风土》。

一提到自由主义的宪政理论，人们经常使用"英美宪政"(Anglo-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这个概念。这一方面在于强调英国宪法与美国宪法在自由问题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于强调英美宪法背后共同的普通法传统,以至于出现了"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说法。但这两种观点都需要深究。

经略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