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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中西部的地方经济而言，很难具有在外向型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大家都知道，尽管重庆有长江水道，但离出海口岸还是很远，每多一公里的运距，就会增加一部分物流成本。如何能把加工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放到重庆呢？这其实是一个地域性的难题。大家都在招商引资，都可以找惠普谈，任何一个沿海省，难道不比地处西南山区的重庆更具有发展加工贸易的条件吗？ 突破地域限制的第二个方面是土地问题。大家都知道，重庆过去面对的是“三山加两沟，面对两条江”的地理环境限制，可用于工商业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是通过土地储备，但重庆仍然是土地资源高度短缺的城市。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受到地域、地理严重约束的重庆怎样破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黄宗智教授已经做了解释。如果要突破地域限制，实际上进行的是全球化条件下超地缘的整合，就是说，当重庆要求国家出面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中西欧各国协商给予通关优惠时，光海关通关优惠这一项政策，就节省了15天的时间成本。若没有通关优惠，从重庆到西欧的铁路运输，则需要40多天的时间。但即便如此，铁路运输仍然比海运贵。如何使内部城市在物流上仍然具有优势呢？这就需要节省纵向的产业整合成本，当能够使各个产业集中于一个工业区时，那么各产业之间的物流成本几乎为零。表现在同惠普谈判时，同样将相关配件厂商吸引到重庆。这就变成了一种“浙江经济”。浙江经济是块状经济，所有产业链条，都集中在一个地区，也就节省了几乎所有的纵向物流成本。 第三，重庆突破地域限制的另一个方面是怎么能够跳出“灰色经济”。灰色经济所形成的灰色地带，在各个国家都有。灰色地带形成的灰色群体，以及相应于灰色经济的灰色治理。灰色治理是不规范的，也不是政府正常治理的手段。麻烦在于，我国当前的灰色收入量很大，并集中于最富的群体，同时又与某些制度供给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跳出灰色治理的困难很大，挑战庞大灰色收入所滋润的灰色地带的灰色治理，任何个体的对抗都是成本极高的。 重庆经验的另一个方面是革除灰色。重庆打黑除恶中打掉的大量支撑黑社会的企业家，都是在短期内迅速暴富的灰色经济主力。当灰色经济的收益集中于这些支撑黑社会的人手中的时候，加强的是灰色治理，某种程度上是以黑社会或非规范社会势力为代表的这种治理。清除这种灰色治理，很难用平常的、缓慢的手段来解决。香港经验也同样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的时候，随之而起的也是灰色经济与灰色治理，政府部门的大量腐败。最终的解决仍是“空降”了廉政公署后，采用了很多非常手段。 【注：】本文为作者对崔之元教授2010年12月在人民大学的第二次重庆经验讲座的评论，与黄宗智教授当时的评论和崔之元教授讲座内容同期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见： 黄宗智： 重庆经验理论试解：国有资源市场增值社会化 讲座内容见：崔之元：“重庆经验”与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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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曹天予新书《权力与理性 – 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序言及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及其关联只有放在世界史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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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有名的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诗，题为《贾生》，其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此诗隐含对汉文帝的讽刺。表面上求贤，实际上只是求神问仙。其实李商隐有一点错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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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看了二十来部所谓中国地下电影之后，更觉得用电视机看电影也足够了。不仅足够，坦率地说，我几乎有些邪恶地感到，广电总局的某些决定是对的，因为大部份的地下电影都非常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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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补足。叶小文，中国宗教局局长。附：2006年4月叶小文采访《佛教可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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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法律
2013/05/22
| 阅读: 2503
看待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政治现实的历程去看，而不能仅仅去追求一些口号。这个对于我们当今的现实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界也好、传媒也好，基本上都是一些对于简单的口号和理念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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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柄谷行人早已不满足《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文学史批判，但并没有直接在文学与历史事实之间寻求新的关联，而是同样借助了政治这一结构性的中介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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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三个不同方面论述当代中国的代表性危机。第一，代表性断裂是当代世界的普遍政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第二，代表性危机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政治后果，其核心是阶级政治的衰落；第三，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理论辩论和群众路线既是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历史前提，又包含了超越这种代表制的要素。在思考"后政党政治"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政治传统有助于探索政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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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盲井》以写实手法通过群众演员的本色表演，冷静平实的语调，讲述了一个巨变中的国家被损害的底层人民的生活。比较让人难过的是，中国年轻一代有希望的导演都在谈拍商业片的问题，或者可以说有一种希望通过拍摄商业片也证明某种能力的想法，这种想法或者是对当下观众喜好、消费风气的一种无奈回应，但是从长远来看，对某种带着个人特色的创作方式的坚持应该会带来更多成就。－－Humaniti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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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复使用鲁滨逊作为经济学的原型，并由此出发，建立他们宏大的理论体系。自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头两卷在1719年初次面世以来，那个在荒岛上踽踽而行的鲁滨逊就不断地出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写作中，直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鲁滨逊生产方式的所谓“原始”状态做出如下反讽：“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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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后不久，在家人朋友亦或学生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往往都会将他与魏晋文章以及风度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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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政治
2014/10/27
| 阅读: 2499
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与西方世界谁能协调好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关系，取决于自由主义治理的合理性和社会主义治理的合理性之间的融通，取决于"为市场而治理"和"因为市场而治理"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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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文学
2011/09/09
| 阅读: 2498
我隐约感觉到，"现代"，"后现代"和"多元现代性"之争，是和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哲学问题就是"普遍"，"特殊"和"无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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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历史
2013/05/18
| 阅读: 2498
那篇文章为更有力地论证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我们拿出了日本历史上所谓"琉球处分"来做旁证。把钓鱼岛和"琉球处分"联系起来，是为了说明当时的中日关系和东亚局势，以及晚清外交的颓势和对日关系的失败。日本是在一个积极对外侵略的态势中，强行吞并一个独立的王国琉球的，也借着甲午战争，攫取了钓鱼岛，把钓鱼岛划归冲绳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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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法律
2009/08/11
| 阅读: 2496
在2007年，生产总值达到4.2 个亿，是历史以来最好水平。可就在这年年底“保铸”却被莫名其妙地宣布破产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经过调查，其原因是领导层为了侵吞国有资产，以肢解国 企入股私企和在“保铸”内建立寄生私企的手段搞垮了该厂，现将我们调查的情况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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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排华暴乱为背景， 就印尼华人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进行了论述，对印尼独立建国以来，特别是苏哈托统治时期对华人实行的强迫同化政策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社会效果，揭示了印尼华人作为印尼统治阶级转嫁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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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经济学》的前言和第一章。1998年，迈克尔·赫勒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反公地悲剧：从马克思到市场转型中的产权》一文，正式从学术的视角和高度提出了“反公地悲剧”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之前创造的“公地悲剧”虽然很好地说明了公共资源被过度利用的恶果——哈丁在《公共悲剧》中写道：“在一个信奉任意享用公有资源的社会，人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毁灭是其必然的命运。任意享用公有资源会带来毁灭。”但哈丁却忽视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或称“使用不足”）的可能性，而这所导致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收益减少的情况更是严重。于是，便发生了“反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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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文学
2014/10/27
| 阅读: 2493
底层话语早已被研究者视为当代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观念视野，但深究起来，这种话语乃是一个并未被充分理论化的概念系统。事实上，这种话语实践的困境早就潜藏在其文学起源--小说《那儿》之中。在这篇小说中，曹征路无力对工人阶级底层化的命运做出真正的历史分析，缺乏节制的现实愤怒和偏于一隅的历史判断，都限制了他对于主人公反抗意识的构造，劳动尊严的呈现以及身份政治的透视，由此陷入阶级想象的危机之中。而要再造底层话语的阶级意识，就必须重新审视底层在市场社会中特定的身心状态，并由此回到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转折的历史脉络，寻求重塑其理论想象的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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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从没见过陈映真。l960年，只有23岁的陈映真，在《笔汇》发表一连串小说。那年正是《自由中国》事件发生，我和外界隔绝，自我放逐，心情极端虚无，没有读到陈映真的小说，也没有见到陈映真，很遗憾。更何况当年他一定是个俊美的男子。l964年，我到爱荷华以后，才读到他的小说，隐约感到他的忧郁、激情和孤独。在台湾戒严时代，作家的倾向，尽可能不触及社会现实。陈映真独树一帜，他的小说不局限于乡土，不卖弄现代，而是基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基于人性，用艺术的手法，挖掘社会现实，表达他的思想，而他的激进思想，是当时的权力统治者要封闭铲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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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经济
2011/08/06
| 阅读: 2491
在大多数讨论香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研究中，关注点一般放在初始市场收入的分配上。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仅仅把研究停留在初始市场收入分配上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