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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对人类命运的重大影响，形成了对所有学科的挑战，要求超越现有的学科藩篱而进行密切的交流与合作。但合作的起点必须建立在对各学科研究现状的客观认识之上。本文以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环境研究为中心，对各学科的关注重点、主要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研究的特征和主要缺陷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评析，以期为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共产党人对继承孙中山思想遗产态度一直比较积极，在很多时候自觉成为孙中山思想遗产的继承人，只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不同，因而在对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上侧重点不同，但尊重则始终如一。中共在抗战爆发之初就提出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基础上的全面抗战原则，强调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府要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手定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中共愿意继承的三民主义只是孙中山后来改定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共产党之所以同意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作为各党各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主要是因为这些思想反映了抗战初期的中国需要，并不存在着中共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然而由此反观国民党，他们在抗战时期除了实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坚持对日抗战外，在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方面体现实在太少。因此，"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拥护是真诚的，他们自始至终反对那些"口是心非"的假三民主义者。毛泽东在1939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的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毛泽东在这里所批评的实际上是指国民党中的右派。    从国民党方面看，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他们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也有不同。蒋介石1939年5月7日在中央训练团演讲《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时说："这民族、民权、民生三者构成了整个的三民主义，我们要全部信奉，不能取其一而舍其他，但三者之中各有对象，各有其特别的置重点。"    不过实质性的问题在于，蒋介石之所以死死抓住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帜不放，是因为他的政治统治实在需要这面旗帜来进行粉饰。而且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他在对孙中山的思想进行解释时，实在是引申发展了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对此周恩来指出："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是在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而蒋介石主义，却是另有一套东西，只能成其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二     出于其自身的政治需要，蒋介石将三民主义解释成服务于自己独裁统治的一种学说。蒋表示，他曾仔细研究过孙中山三民主义，并根据孙中山的论述，拟定了一个"三民主义的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把三民主义的原理、内容，以及实现三民主义所需要的方略，乃至达成最终目的所必经的程序包括无遗。而这个体系包括六个部分：一、三民主义之原理--民生哲学；二、三民主义本身；三、革命的原动力；四、革命的方略；五、革命程序；六、最后的目的。    事实上，蒋介石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只是竭力发挥了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完全抛弃了孙中山思想的革命内容和革命精神，与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原则相差甚远，因而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周恩来说："蒋介石虽然标榜三民主义，但他在大革命时，并未诚意地实行过三大政策。在内战时，更将三民主义丢之脑后。抗战初期，又曾标榜过抗战建国纲领，实际上只是骗人，并且将其中条文解释和实行成为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东西，于是就造成法西斯的纲领，而决不是三民主义的抗战建国纲领。"     当抗战胜利在望时，国共两党围绕着三民主义又进行了一场更为激烈的论争。1943年，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抛出颇具理论色彩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则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于1945年发表《论联合政府》。细读这些文件可以看出，主要分歧依然在于如何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认为，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    蒋介石的论调理所当然地为共产党人反对，即便是国民党内部清醒之士也不以此为然。张治中说："《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发表以前，不仅外国友人，即干部中也多持不必发表之意见，乃今检查此书发表以后之影响，当了然当时认为期期不可者实非无见。"可见国民党方面对《中国之命运》中的某些提法并不是完全赞同。    当时针对蒋介石所谓"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的说法，陈伯达撰文指出："但事实又是如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三民主义就没有新的内容（首先是民族主义中的反帝废约的内容）；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大革命以来直至今日的中国国民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难设想，即六年来大抗战的局面亦不可设想。中国共产党生来就是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而它帮助人做好事，本来也没有自夸的必要，但是许多狠心的国民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但采取'过河拆桥'的手段，而且还极尽其造谣诬蔑之能事。"这是当年对蒋反共思想进行批判的一种共识。 三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始终认为，他们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的是接受孙中山晚年重新解释和建构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国民党方面似乎始终不承认有一个什么"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承认孙中山在晚年对三民主义进行过什么新的建构和创造性解释，依然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个整体，是个"连环"，是个一以贯之不容分割的思想体系，并没有什么不合乎现实不合乎历史的所谓消极东西。    国民党的坚持当然有其意识形态的考量，而这种坚持当然也不可能获得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中国共产党愿意继承和接受的就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晚年提及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博大而欠精深"的学说，有其不易克服的内在缺陷。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抗战时期同意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但这丝毫不影响继续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也决不会因为任何原因或短暂或长久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列主义原则。在阶级性上，在科学性上，在革命的彻底性上，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显然是不相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不会妨碍中共去拥护三民主义，而且正像张闻天在《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一文所指出的那样，正是马列主义使中共坚决拥护真三民主义，而且能坚持的为真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这是因为，中共所拥护的三民主义历来同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立场而提出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政治纲领相吻合，与中共的政治纲领相一致。所以张闻天说共产党人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即是为这类共同的政治纲领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拥护三民主义就是承认它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时期的合理性和有用性。    不过这层理论在当年却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和疑虑。张君劢在致毛泽东的一封公开信中问道："共产党之特点与其异于他党者，在其阶级性，在其认定以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之出路。""然民族斗争云者，以全体人民为主体，不应更有阶级之成见。"这里张君劢是不能够明白中共政治主张的，故而他要求中共暂时搁置马克思主义。    而另一方面，曾对中共理论有过研究后沦为国民党御用文人、专职研究三民主义的叶青，则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阶级分化明显，是欧洲社会发展之产物，仅仅适合于欧洲"，并不合乎中国国情，"与中华民族没有关系"。    对于叶青等人的攻击，中共给予了坚决痛击，对于那些误解和疑虑，中共思想界也给予耐心解释，"共产主义是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     当年，中国共产党对于三民主义的相关解释有助于化解那些误会，但决非是要从根本上弥缝共产主义与蒋介石所宣扬的三民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不同阐述，则为两党抗战胜利后的政治选择提供了一些相关的理论上的支持和依据。 

英国《劳工历史》杂志主编克雷格·费伦于2007年编辑出版的《工会的复兴--34个国家的趋势和前景》一书，收录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社会学教授丹·克劳逊和威斯理安大学社会学教授玛丽·安·克劳逊合著的题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美国工会及其复兴战略》一文，该文着重分析了导致战后美国工会运动由盛而衰的外部原因，并评述了美国两大工会集团复兴工运的不同战略。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导言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经济增长成效显著，但居民收入不均加剧，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增长的国民收入和财富过度涌向最高收人阶层。在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组和政治创新改变了工会的生存环境，削弱了它抵御新自由主义侵犯其权益的能力。 大致在1945-1973年的所谓战后劳资妥协时期，工会和雇主双方都遵守"新政"年代调控劳动关系的制度实行休战。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受到调节，经济受到管控，加上经济增长的所得分配相对均匀，这个制度得以巩固和加强。但早至20世纪50年代特别在70年代，雇主就着手削弱和破坏这一制度，主要是采取抵制性行动，如反对发展工会的组建工作和将工厂搬迁到对工会不友善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的阶段，里根就任总统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雇主进而采取攻势，多数工会被迫妥协退让，少数坚持抗争的工会往往遭到破坏。一方面是对工会公然展开进攻；另一方面则是经济改组减少了全日制和固定工的劳动岗位，削弱了工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工会必须适应放松企业监管、劳务外包、私有化、全球化和雇用临时工、短工的新环境，否则只能坐以待毙。虽然工会方面作出种种努力，却未能挽回颓势，更谈不上恢复30年前或50年前的实力。 二、美国工会运动状况 1955年以来美国工会会员的绝对数有所增加，但这掩盖了会员率持续下降的趋势。1955年，工会会员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9％的顶峰，1995年为15％，2006年更降至12.97％，为70年来的最低点。这一低得可怜的平均数还掩盖了公有和私有两个经济部门之间会员率(分别为36.4％和7.9％)的巨大差距。私有经济内部各产业间的差别也很大，公用事业和运输业的会员率为24.9％，制造业为12.9％，发展最快的批发与零售业、金融业、医务与法律等专业和商业服务、休闲及旅馆等行业均低于6％。 从人口构成的角度来看，男女劳动者的会员率差别不大，男性为13.8％，女性为11.1％。不同族裔间的差别也不大，黑人为15.1％，白人为12.2％，亚洲裔为11.4％，拉美裔为10.1％。这两组数字既说明了工会不再只是白种男工人的专属领地，也反映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工会加大了组织妇女、移民和少数族裔工人的力度。不同年龄段工人间的会员率差别十分突出，25岁以下年轻工人加入工会的只有4.7％，25岁至44岁年龄段的升至10.6％，45岁至64岁年龄段的为17％。这组数字最能说明美国工会运动目前面临的挑战。 工会力量衰落之快更表现在会员率的跌落。"二战"结束后的25年内，劳资谈判始终围绕劳方的要求而展开，1980年以来转为雇主夺回劳方以前的所得。变化的关键是资方进攻屡屡得手。罢工历来是美国工会的主要武器，资方的进攻之所以成功得益于政府改变了对罢工的政策。1969年至1979年，每年罢工的工人在95万人以上；1987年以来，尽管劳动力人数大增，每年罢工的人数从未达到50万，多数年份甚至不足25万。 探究这一变化的原因，须回顾美国相关的劳动法。它在文字上对工人行使罢工权作了模棱两可的规定。典型的集体合同有效期为3年，在此期间内禁止罢工；期满后工人罢工争取实现其要求为合法，但同时也允许雇主合法地无限期雇用替代工以保持企业正常运营。于是，一方面从技术上讲不能解雇罢工的工人，但他们的工作又可以无限期地被人顶替。顶替者理所当然只服从雇主反对工会，工会得不到足够的选票便被注销合法社团地位。这种破坏罢工的手法被广泛用来破坏工会组织，这是制造"无工会"工作场所的一种策略。1980年以前，雇主很少尝试使用工贼；时至今日，对于每一场重要的罢工斗争，即便这不是实际行动，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劳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公众舆论发生变化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这种变化，特别是1981年里根总统使用工贼破坏空中交通管理员罢工，摧垮他们的工会，对公众舆论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多次英勇的但只有少数成功的战役后，工会开始学会如何在新环境中赢得罢工斗争的胜利。但组织罢工仍然很困难而且有危险，工会很少贸然行事。 许多人认为，工会无力应对上述挑战是由于中央劳工联合会的软弱(现在有两个中央联合会)。如在2005年分裂前，劳联一产联只掌控全国工会运动2％的收入，掌握实力的是地方工会和全国性产业工会。因此，劳联一产联缺乏贯彻决策的实力，只能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延缓行动，避免暴露内部分歧。有些全国性产业和行业工会相互合并以加强自身实力，20世纪90年代晚期劳联一产联下属的近70个工会合并为2006年的53个。但这种合并是跨行业和职业的，如一度曾有18个不同工会代表不同的护士群体；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不仅代表汽车制造工人，还组织大学毕业生、作家、幼儿园员工、社会服务工作者。另外，还有少数工会独立于现有两个中央联合会之外，最著名的是代表教师的两个工会之一的全国教育协会，这是美国最大的单个工会组织，它自称拥有320万会员。 三、政治的和经济的挑战 美国的工会运动同许多国家一样，面临全球化、私有化以及日益大量雇用I临时工、短工、替补工等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它更面临具有美国特色的劳动法与雇主攻势的挑战。 全球化与外来移民　雇主威胁或实际利用全球竞争进犯工会，这一战略收效显著。他们将生产设施外迁至亚洲和南半球，不断减少生产工人，而一线工人恰是"新政"劳动关系体制下工会力量的核心。有调查发现，雇主往往以关厂相威胁，破坏、干扰工会在基层单位的组建活动。在制造业中，雇主采用这种手段的次数占52％，而工会在雇主关厂停业威胁下获胜的次数只占38％。在服务业，工会在雇主关厂停业的威胁下获胜的次数则为57％。然而在建筑业等一些不受全球化影响的产业，加入工会组织的劳动者也急剧减少。还有，美国汽车制造工人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北美地区汽车制造业的衰落，那是因为日本在北美扩建生产设施时，成功地抵制了联合汽车工会的组建工作。 移民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关系工会运动前途的另一关键问题。美国现有3350万移民，其中2750万年龄在25岁以上。全体移民中，半数来自拉美(1750万)，四分之一以上来自亚洲(910万)，无证或非法移民估计约有1000万人。另有约20多万持有临时签证或客籍工人签证，这种签证只有当移民有工作时才有效。无证移民和I临时签证移民是最易受伤害和受剥削的群体，雇主最愿雇用他们，这也促使布什政府扩大它的客籍工人计划。移民取得美国国籍需经多年的努力，移民工在申办过程中始终处于最受剥削的地位，形成另类工人的群体，致使数以百、千万计的工人得不到"新政"福利制度的保障。 数以百、千万计的新工人进入经济领域带来种族和民族间的关系紧张，这既发生在白人和移民之间，也在非洲裔美国人和移民之间，从而也发生在工会运动内部。20年前美国工会被认为是敌视移民工的，其后工会设法克服这种歧视，劳联一产联于2000年2月投票支持对无证移民实施大赦(豁免其非法入境的刑事罪责，允许他们合法居留。--译者注)，这是工会立场令人瞩目的转变。移民工人自身的坚韧斗争也促成了工会立场的转变，他们积极加入工会并有数百万人参加规模空前的2006年"五一节"游行(此次游行覆盖了洛杉矶、纽约等全美各大城市，中心口号是移民要维权)。 工会运动对上述移民活动不冷不热的同情反映了其内部依然存在分歧。服务业雇员工会和纺织酒店餐馆工会支持通过立法，允许大量移民合法居留并允许大量增加"客籍工人"人数(由雇主控制其签证)。但劳联一产联下属所有工会及大多数"变革谋胜利"工会联合会的下属工会都反对此法案。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工会运动内部广泛承认，移民工人是其最大的活力源头之一，工会应加强同移民结盟。 私有化、劳务外包和非规范就业越来越少的人有稳定、全时、长期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又以各种非规范方式被安排工作，但临时、短期合同工却往往与长期、固定工并肩劳动干同样的活(同工不同酬)。服务业和零售业雇主--麦当劳和沃尔玛率先实行的这种雇佣方式，已扩散到许多原先实施"标准工作关系"的大本营。通用汽车公司将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众多子公司剥离成为独立公司、甩掉大批雇员，使他们不再能受到公司与联合汽车工会签订的全国集体合同的保护。又如全美国40％以上的高等院校讲师是非全日制或非固定雇员，工资及福利待遇远低于他们全日制的同事。相对于私有部门，公有部门的工会力量是强大的，这里仍主要实行标准雇佣关系，主要仍由政府规定养老金和福利待遇标准。然而许多基层单位的公职岗位已被私有化，并以低工资低福利外包给不参加工会的雇员--往往是临时工、短期合同工、非全日工等非规范就业的雇员。非规范就业范围的扩大将劳动力分解为利害关系不相一致的许多群体，而且美国劳动法规定，临时工、非全日工和承接外包劳务的雇工不享有加入工会、组建工会的权利。 劳动法　美国劳动法规定，一个合法的集体谈判单位内的工人只能由一个工会代表他们与雇主谈判。在理论上，一个企业的工人要组建工会必须有30％的人提出申请，要求投票选举决定是否组建工会；联邦政府的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被授权保障工人的结社权，并主持选举；如果多数工人投票决定选择某工会，该工会在被核准是该企业工人选出的代表者后，法律规定雇主必须与之谈判。但在今天的实践中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雇主的无情压力，结合千百件小范围的行政条令和法院裁决，已经在"事实上"修改了劳动法。通过逐步不断地削弱法律对工人的保护，而不是通过一次重大立法毕其功于一役，这是美国不同于他国之处。雇主拖延举行选举工会的时间，利用这个空档让劳工顾问(破坏工会的专业公司)开展大力度的反工会活动。雇主可以合法地无数次要求全体工人昕反工会演说和看反工会录像；工会组织员却不得进人雇主的产业地界，亲工会的工人也只能利用工休片刻时间同身边同事交谈。雇主还可以要求工人轮流去找监工个别谈话，后者要问他(她)是否赞成组织工会。理论上说，他(她)们在这种强制性的谈话中，不得因表示支持工会而受惩戒，但无法逃脱因"粗暴无礼"或"不服从上级"而遭到制裁。 在这种法定的组建工会活动中，雇主每四次就有一次机会解雇被甄别出来的最积极的亲工会活动分子。对此，工人和工会可向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申诉，雇主则会辩称解雇是事出有因，双方反复交手，相关的法律程序往往长达3年，大多数情况是雇主的最后一次上诉被驳回，工人"获胜"。但在此期间工人始终处于被解雇状态。问题的关键是，对于雇主的这种"不公平劳动行为"的惩罚十分轻微：让工人恢复原来的工作并补发其被解雇期间的工资，但须扣除这期间他(她)的其他收入。还有，雇主不会因再次违法而受惩罚。有鉴于此，雇主在组建工会的活动中解雇亲工会积极分子有得无失。 侵犯工人结社权的进一步发展是减少享受集体谈判权的工人及其类别，特别是扩大界定监工的范围，使之包括所有其工作能对他人起示范作用的雇员和培训技术不够高的雇员。最高法院和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裁决将许多类别的护士(这类工人的队伍不断扩大，战斗性强而且都参加了工会)排除在享有组织工会权利的职工行列之外。这种裁决的适用范围还将扩大到覆盖更多的类别和职业。 共和党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从1980年起，期间，除比尔·克林顿外，美国一直都由共和党人当总统，而且自1994年以来国会也一直由共和党人控制(本文脱稿于2006年。--译者注)。这段时期民主党在许多问题上采取共和党的立场，没有提出过明显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且不存在拥有重大影响的左翼政党。工会对民主党的影响持续减弱，而企业界的捐赠人不仅控制着共和党的财源，而且给民主党的捐赠金额也相当于工会捐赠的7倍。然而，由于许多民主党人保持着同工会选民的重要联系，工会可以因2006年民主党人赢得国会多数而巩固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民主党人当选总统，总统掌握着对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对联邦法院法官的任命权，而且总统可以支持或否决亲劳工的法案。 沃尔玛　沃尔玛不仅是美国最大的私家雇主，也是致使工会处境恶化的驱动者和实践者。根据行业分类，它不是物资生产商，但它通过其综合性供应网络控制了"从美国辛辛那提到中国深圳"全世界的生产商，规定它们产品的规格、生产标准和方法，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规定最低收购价。它不仅是零售业的庞然大物，也是制造业有实无名的巨人。它压低收购价实际上就是压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并将他们卷入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沃尔玛在美国国内的形象主要是一个顽固坚持低工资的零售业企业，以通过低工资、低福利、将雇佣全日工换成非全日工等手段，不遗余力地压低劳动成本而臭名昭著。它也以同样顽固地反工会而闻名，它旗下几家连锁店的肉禽部组建了工会，它宁愿关闭包括这几家店在内的全系统的肉禽部，也不允许出现 任何一个工会组织，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工会化助长了经济不平等的扩大。1950年，20世纪美国最大的私家雇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年薪(不含奖金、津贴等福利)相当于其装配线生产工人(工会会员)包括工资、奖金及福利在内全年收入的140倍。2003年，沃尔玛首席执行官的年薪相当于其全日制工人年收入的1500倍。 四、工会的革新步伐 自从约翰·斯威尼及以其为首的"新声音"团队赢得1995年劳联一产联领导职务竞选的胜利以后(这是劳联一产联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竞选产生的领导班子)，工会运动采取了多种创新举措以应对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但成效各不相同。其中许多创新是同其他社会运动结成比较紧密的联系，从而同时改变"工会"的定义和内涵，并坚持"工会运动"必须代表包括工会或工会会员在内更广泛的劳动群众的利益。 劳联-产联的分裂　在长达50年的时期内，美国所有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全受单独一家中央联合会即劳联一产联的控制，这种状况没有因最大的教师工会始终置身其外，以及诸如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和卡车司机工会等几个颇具实力的大工会几度与它或分或合而发生变化。它在2005年发生大分裂，拥有600万会员的7个大工会分裂出去，组成新的联合会"变革谋胜利"，但劳联一产联仍拥有53个工会、共900万会员。当时"变革谋胜利"的支持者预计它将迈出大胆革新的步伐，反对者则威胁要同它进行破坏性的阋墙之战。一年多过去了，这两种情况都没发生。 新联合会的会员有楼房守门员、医疗保健工、旅馆女工、食品杂货店售货员以及数量可观的建筑工人、卡车司机和仓库工人。他们的工作岗位基本上不受全球化或国外竞争的影响，尽管他们的雇主有些是总部设在美国境外的公司，而且雇员中包括大量来自南半球的工人。由于移民工和女工集中在服务部门就业，他(她)们在"变革谋胜利"会员中的比例高于劳联一产联。 新的联合会，包括服务业雇员工会和纺织酒店餐馆工会都十分强调组建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它们基本上说到做到。留在劳联一产联中的有些工会，诸如主要组织电话系统工人的美国通讯工人工会也重视工会的组建工作。然而，今天在美国要将工人组织进工会特别困难，而且大多数工会既无意也无力大举开展组建运动。 两个联合会的区别有二："变革谋胜利"所属工会的基础更多地是在国内，因而较少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它们宣称在自己的工作重点中组建工作优先于参加政治。但两个联合会的观念形态并无二致，两家都倾向于支持劳资政三方协作的原则，即赞成劳资合作、反对劳资对抗。服务业雇员工会主席、新联合会"变革谋胜利"的缔造者安德鲁·斯特恩，在2005年8月1日接受媒体(CNBC)采访时说："我们的工会运动是远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工会奉行一种阶级斗争的方针。但立足于当代经济的工人不指望工会制造问题，他们指望工会解决问题。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对美国工人的劳动给予回报，就需要把美国组成为一个各方切实协力共事的团队......"他最后说，"我们需要成为自己雇主的伙伴"。 通过政治恢复实力　劳联一产联及其成员工会投入过量的资源参加政治。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中，它们都是全力以赴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同时急剧压缩组建工作和其他工作。它们也以同样方式对待国会议员选举和州长选举，只不过投入的资源略少而已。它们极少在促进自己的工运事业上采取攻势。 在最近几次大选中，它们有效地动员了其会员投票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果当时会员率仍保持在1980年的水平，则戈尔和克里两人都会以得票大幅领先而当选。下面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男性白人是选民中最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他们之中62％-37％的票投给了布什，克里则得到了59％-38％男性白人工会会员的选票。如果戈尔和克里两人中即使只有一人当选，也可以说工会投资于选举是一种高明的决策，但两个人都落选了，工会在候选人上投入巨额金钱却一无所获。但许多工会仍坚持认为，如果不改变政治环境，工会就不会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为此必须继续投入大量资源选举民主党人。 在劳联一产联的那次分裂中，双方的分歧在于劳联一产联当时的领导层强调参与全国一级的选举政治，理由是如不改变立法一政治气候，工人就不可能得到重大收益，而只有民主党人重新执政，才能改变这种气候。为此，劳联一产联积极支持一项劳动法修改案--"雇员自由选举法案"，它认可采用"凭卡核定取向"的方式组建工会、加大对触犯劳动法的雇主的惩罚力度，并规定在新组建的工会被批准成立一年后，如劳资双方仍不能就集体合同达成协议时，得进行强制仲裁。劳联一产联认为，只要民主党人在国会中占优势，而且又有-一位民主党人当总统，这样的法案就会被通过成为法律，工会组建工作取得重大胜利也就成为可能。诚然，对劳动法作出这般的变动势必使局势大为改观，但要注意，1978年尽管民主党人在国会中占最大多数，而且有一位民主党人当总统，最后一次修改劳动法的努力依然被挫败。 组织工人加入工会　根据有关当局和法院对现行劳动法的解释，工会要在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体制内组织工人极为困难，因为法律限制工会的行动--在实践中不提供法律规定的、理论上给工人的各种保护，因此，今天吸收进工会的人，80％以上不是通过官方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法定程序，而是通过"非劳动委员会"或"凭卡核定取向"的组建运动加入工会的。 在这种形式的组建活动中，工会绕开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的程序，利用社区或政治压力，通过"凭卡核定取向"程序，迫使雇主承认该单位工人认可的工会代表他们同雇主谈判并签定集体合同。这样，就可以不通过劳委会主持的选举，由工会经自己征集到足够55％的工人签名、要求组织工会的卡片，交由劳资双方一致同意的第三方核实这些卡片的有效性。单靠社区领导人的支持还不足以赢得卡片核实式组建活动的胜利，工会还要在公司老板和董事会董事们住宅周围散发传单、组织示威游行，再加上投资人(特别是公共基金和工会养老金基金)和民选公职官员施加的压力。工会要同社区结盟并承担社区义务。通过这些策略和战术，工会的组建工作在洛杉矶和休斯敦、在楼房守门员和旅馆工人中都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功，特别是在拉斯维加斯几乎将全市旅馆工人都组织进了工会。 服务业雇员工会组织"家庭护理"工人的工作是近年来工会众多成功组建工作中成就最为卓越的一次。组织这类工人加入工会，除同组织楼房守门员和旅馆工人一样强调用社会组织结盟，并争取工作场所以外各界民众的支持外，还必须争取改变他们的法律身份，使他们能够加入工会。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家庭护理"工工资主要由各种公共基金资助，这类工人不能集体地同州政府谈判，因为从技术上讲，他们是各种州级以下的地方机构甚至是一些单个残疾人的雇员。经过13年的不懈努力，以及同许多残疾人团体的联盟，终于使洛杉矶成为法定的"备案雇主"，从而使家庭护理工成为享有集体谈判权的公共雇员。这样就得以让分散的家庭护理工--其中有些人甚至从未相互见过面--都能投票赞成组织工会，并使工会能代表他们谈判增加工资。通过这种战术积小胜为大胜，服务业雇员工会有一次在工会选举中一举吸纳了75000名洛杉矶的家庭护理工，随后在其他地区也取得同样的成功。 走出工作场所：工会的创举　现行美国劳动法和绝大多数工会都把工作对象集中于那些受雇于同一个雇主、工作稳定、全日制、受厂纪店规约束、非监工类的工人(他们之中多数人主张组建工会)，但现在他们的人数日益减少。民意调查表明，5000多万工人要求参加工会，但其中绝大多数不可能加入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工会。为了适应新的情况，近年来，一些工会改而不在工作场所组建工会，而且也不按传统工会的模式建立新基层组织。其主要方式有二：开展政治运动以提高底层工人的工资；试行组建各种工人组织--但它们不是那种传统的、得到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批准和雇主承认的集体谈判单位。 近年来，多次发生的、要求为低工资工人增加工资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反映了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名不符实。一个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要使四口之家的生活不低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水平，必须每周工作72小时、全年工作52周。为解决这个问题，工会开始在有的地方开展政治运动，要求当地政府颁发维持生存工资的条令，将"维持生存工资"规定为一个工资收入者为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不低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水平所需的工资(2005年为每小时9.28美元，比官方规定的最低工资高出80％多)。早期的维持生存工资运动只以少数几种类别的工人为解困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雇员、与这两级政府签约的合同工和领取其补贴的雇员。虽然早期胜利的覆盖面较小，这种运动却提高了劳务外包的费用，为后来扩大战果提供了经验。在2004年的地方选举中，维持生存工资运动采取进一步行动，要求在佛罗里达和内华达两个州举行全民投票，决定是否在全州范围内提高最低工资。这次由一些社区团体和一些工会组织结成同盟所发动的全民公决。大幅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资，并且明文规定以后工资将自动随通货膨胀同幅上调。这两场举行全民公决的创举不仅以压倒多数获胜，而且提高了公众的觉悟、建立起了社区一工会联盟，它还促使其他各州也组织公民票决运动，对各自的州立法机构施加压力。这种运动同时显示，由于联邦政府坚持僵硬立场，斗争的阵地已转移到州及其以下各级地方。 通过组织维持生存工资运动以提高工资，这是另辟蹊径的一种最重要的政治性替代选择。另外一种创举就是试验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代表工人维权的战略。以社区为基础的一些工人中心，将各行各业的低工资工人聚集起来--这样也往往将不同族裔和不同阶层的工人以及移民工人联结起来，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教育，开发领导人才，并处理扣发工资等工作场所发生的问题。工人中心的活动经费依靠各种基金会的捐赠，经济上不能自立，这是它们不同于工会之处。20年前，屈指可数、寥若晨星的工人中心至今已发展到100多个，说明它具有深入社区的潜力，这是一般工会力所不及的。 另外一些创新性举措是把在法律上或在实践中被拒于工会之外的、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加的个人组织起来，代表他们维权。如劳联一产联设立的"劳动的美国"同非会员工人签约，将他们组织到以工会为导向的政治网络中。还有如专门将某类工作场所或某类职业的工人组织进各种工人协会等等。以上这些组织代表了不同单位和场所的不到半数的工人，但它们将存在一段时期甚至长期存在下去，使这些工人能提出比较系统的要求、建立积极分子网络、自主开展集体活动并同其他工人组织互相声援。 沃尔玛：教育、政治和社区多管齐下　沃尔玛是工会最需要从各条战线动员起来与之斗争的对象。特别是在美国，它已成为一股强悍的反工会势力，其影响已远远超出其自身业务范围。虽然它的所作所为使它易于受到来自政治和社区方面的压力，但它拥有巨大的资源使人难以与之对抗。然而，沃尔玛却以一定方式与几乎所有它在其境内营业的国家的工会进行交易，这说明当今美国工会的处境既是美国工会在政治上易受伤害和缺乏组织能力的结果，也同样标志着沃尔玛独特的劳工战略行之有效。或许是基于这一认识，美国工会应对沃尔玛的策略是既不展开全国规模的组建运动，也不在其分店逐个地组建工会，而是在各地动员形成地方性反沃尔玛联盟并提高公众觉悟。 工会在政治上多次发动了禁止"大"零售店或强制其接受某些条件的运动。如仅以微弱差额未获通过的芝加哥市条例，原本规定所有超过一定规模的零售店(实际是针对沃尔玛)付给雇员的工资必须每小时为最低工资的两倍，并且外加每小时3美元福利费。工会还有其他举措：沃尔玛利用由公众基金设立的扶贫济困计划中的项目，特别是其中的医疗扶贫款来补贴它自己的低工资、低福利雇员和低工资、无福利雇员，这激起了民众公愤，工会借机倡议通过法律强制沃尔玛增加其向医疗保险缴费的份额。 工会通过其反沃尔玛的网站和影视纪录片，以及通过在社区与工人双方利益交汇点上结成的同盟，举办一轮又一轮的公众教育运动来组织上述各项政治性活动。其目的在于揭露沃尔玛有恃无恐地侵犯职工结社自由和其他合法权益的种种劣行，阻滞它的发展，改善它现有职工的生活条件及劳动条件，从而为将来开展组建工作打下基础。这些活动无疑改变了公众对沃尔玛的看法，并有损它的公众形象，但未能将沃尔玛现有以及原有的职工发动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或像其他地方那样，组织某种非传统工会模式的工人维权团体，不过这些活动发展成一种组建"准工会"运动的前景还是光明的。他们可以组织一个"沃尔玛工人协会"以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维护工间休息权，交流有关工资以及反对强制加班加点等方面的信息等等，也可以在不能组建官方核准的工会组织之前采取其他方式集体维权。 前景 美国工会运动要扭转40年来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局面，并消除其后果，面临巨大的挑战。必须从多个方面采取主动，并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取得实效，这就是：提升组织工作能力；进行政治动员；同社区及社会各界团体联合行动或结盟；创新工人活动方式。以上每一个方面都是困难而繁重的工作，这些任务合在一起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然而，只要一个方面的工作有所突破就可以带动其他几个方面，从而彼此间相互促进，这十分重要。 每一场社会运动都是以往多次挫败和山穷水尽疑无路情况下的综合产物，而不太起眼的成就都往往能触发产生结构和文化的新局面。今天是开展工作的大好时机：42％的美国工人要求加入工会，而1984年有此意愿的工人只有30％，至于想要获得某种集体代表权的工人的比例甚至比这更高。更有甚者，多家公众舆论调查显示，日益加剧的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正在产生更广泛的、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安。工会能否针对群众的关切采取切实行动，并将群众动员起来将是工会能否自我改造的关键。 编译：郭懋安 (责任编辑　刘　振)  

早期道教虽然相信人死为 “鬼”，“鬼”能祸人，可是却反对张兴祭祀，认为死人阴也，事阴不得过阳，事死不得过生，否则便是“逆气”、“逆政”，其害使阴气胜阳，鬼神邪物大兴，行病害人，怪变纷纷。

百年多来的中国风光摄影，见证了国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折射出政治、经济时代和摄影师们的文化心路历程。由模仿古画，到讴歌权力和生活消费，中国的风光摄影实际上和它的真正对象一直存在着距离，显得过于艺术化。

在美国宪法研究中，黑人问题、林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话题。而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尽管其意义不亚于林肯当年的废除奴隶制，但却一直缺乏从法学视角上的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第一，重读鲁迅能给我们关于文学批评的思考带来什么启示和新的东西；第二，反过来，对于文学批评概念的思考在什么程度上能帮助我们重读鲁迅。

与好莱坞电影不同，中国武侠电影保持了主流电影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由于宗教的介入，中国武侠电影叙事体系中出现了“第三种力量”，改变了二元化叙事格局，也改变了武侠电影的精神模式。中国电影巧妙地将宗教伦理与影片叙事情节交融起来，宗教伦理在为正义力量提供合理道德依据的同时，通过皈依宗教流露出否定暴力的“出世情结”，使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精神在世界动作影片的历史序列中独树一帜。

文章发表于2003年，主要数据关于1990年代。

中国历代刑律，自汉唐而后，无不以礼教为其核心。正因为如此，围绕清末修律产生的争论中，礼教存废以及礼法关系，就成为最重大、也最敏感的论题。

纽约书评文章，原文见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 ... d-china/?pagination=false On Chinaby Henry Kissinger Penguin, 586 pp., $36.00                                                  AP ImagesHenry Kissinger with Zhou Enlai and Mao Zedong, Beijing, February 1973 AP ImagesHenry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Beijing, November 1973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社会文化这三重压力造成了多数女性的家庭权利贫困。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主张女性要内外兼顾、工作家庭两不误。大部分女性除了必须在工作上努力与男性竞争外，在家庭里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尽管社会的半数成员是女性，而女性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可以说也超出男性，但女权主义等现代理论及相应的研究在中国一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更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观念的约束所致。

在整个20世纪中，中国一直处在移植、吸收、消化西方法学观的过程之中。

英语的一个独特荣耀是其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是由英语为后天习得而非先天所得语的作家所创作的。这些移民作家独自进入这个语言，他们不同于身在原殖民地国家或来自原殖民地国家的作家，如印度和奈及利亚等，在那些国家英语是官方语言，民族文学也是以英文写就的。这些非母语作家在这个语言中的挣扎、生存、取得的成就大多是个体的——其创作努力在短期内对集体的意义不大。然而，这并不等于否认他们和母语作家之间有相似之处和共同利益。 可以说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奠基人，而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则代表它的高峰。康拉德在这个移居国语言中的挣扎已众所周知；即使在他的晚期小说里，尽管他语言凝练、文笔优美，我们仍然会偶尔碰到笔误。相比之下，纳博科夫一直被推崇为语言冒险家和技巧娴熟的风格家。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他在阅读俄语之前就学会了阅读英语，他是在三种语言环境中长大的。环绕在这位大师头上的光环容易掩盖一个事实，即纳博科夫类似于康拉德，在停止用俄语写小说之后曾经不得不努力地掌握英文。 纳博科夫对自己的挣扎相当坦诚，正如他在那篇著名随笔《关于一本名为《洛丽塔》的书》中所述：“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自然语言——我那未经驯化的、丰富的、学无止境的俄罗斯语，而接受二流品牌的英语。”[1] 他在另一个场合坦白：“自然语汇的缺失”是他在英语里“作为一个作家的秘密缺陷”。[2] 即便如此，我们很少有人似乎愿意反思一下这位伟大的语言魔术师所经历过的艰苦历程。Joseph Conrad 不过，他的传记作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记录下他最初几年用这个语言写作时的语言挣扎。纳博科夫抵达美国两年后写下他最好的英文诗——《发现》。这首诗的灵感来自于他偶然发现自己捕到一只“大峡谷”，这只蝴蝶已作为此类物种的标本陈列在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尽管诗里充满了自信而富有诗性的声音和说话者的蓬勃精神，他的传记作者仍然不得不评价道：“但此诗的誊清稿痛苦地显示了他时而薄弱的英文。”[3] 这个“薄弱”可以在以下几行里感觉到：“我发现它，并为之命名，精通/可分类的拉丁文；因而成为/一种昆虫的教父和它的第一个/描述者——我不求其它名分。”博伊德还提到纳博科夫和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之间就纳博科夫的英文所作的早期沟通。威尔逊指责他的朋友过于大胆地使用移居国的语言。这位美国著名文人对这位刚开始在英语里探索的俄罗斯新移民的能力心存疑虑，并对纳博科夫的双关语和错误不断挑刺。他们之间的摩擦最终发展为全面爆发的论战——1965年威尔逊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普希金和纳博科夫的奇怪案例》指出纳博科夫翻译《尤金•奥涅金》时所使用的“非标准语句”；作为回应，纳博科夫写下他的著名杂文《对批评者的答复》。此时，移居美国二十五年后的纳博科夫已驾驭了这门语言，完全有能力与旧友辩论。他在这次辩论中胜出威尔逊。 然而，在他们早期有关纳博科夫使用英语的私人交流中，威尔逊总是占上风，尤其是在纳博科夫刚来美国的头几年。对于纳博科夫而言，从俄语转换到英语真是痛苦不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七、八个手指后重新学会拿东西。”[4] 他还在巴黎时就开始撰写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正传》。到美国后不久，他又继续写此书。当时，他对自己的英语还不够自信，尽管他那华丽而细致的风格标志已体现在他的文笔中。威尔逊读了小说样稿之后，不禁称好，甚至为书背写了赞语。但他一如既往地对书中的某些小错误和奇言怪语吹毛求疵。他在1941年10月20日给纳博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在威尔斯利学院找个人阅读校样——因为有些英文错误，虽然不多。”他接着指出了几个。纳博科夫在答复中遗憾地表示已将样稿寄回出版社，无法再作更正了，但他也争辩道，叙述者应该是“很吃力地写英文。”[5] 换言之，语言上的缺陷带有小说人物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事实上，小说的叙述者也承认了这一弱点：“同外国语言的枯燥搏斗以及对文学经验的完全缺乏并不容易产生过于自信的感觉。”[6] 尽管作了技术上的辩护，纳博科夫后来还是纠正了威尔逊提及的那些失误。显然，纳博科夫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感到忧虑，还得走很长的路才能成为英语写作大师。反思这一点，很难想象从《塞巴斯蒂安•奈特正传》中相对简单的文笔，发展到《洛丽塔》中丰富而含蓄的语言风格，再发展到《普宁》中充满信心的玩耍、对英语的故意误用和蓄意歪曲，他下了多大功夫。Vladimir Nabokov 尽管威尔逊对他的朋友纳博科夫慷慨大方，但他同时也使纳博科夫头痛。无论私下或公开他都不愿停止告诫纳博科夫避免使用双关语。所幸的是，纳博科夫忽略他的不满，继续玩文字游戏，这种方式逐渐演变成他的天才标志。威尔逊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对纳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1944年）毁誉参半的评论，他说：“[纳博科夫的]双关语极其可怕。”[7] 从他们之间友谊的一开始，威尔逊就把纳博科夫同康拉德相比，他在1941年10月20日的同一封信中写到，“你和康拉德恐怕是仅有的在英语和这个领域中取得成功的外国人。”纳博科夫对这个比较不满意，但我们不清楚他最初是以怎样的措辞和方式来反对的。威尔逊当然知道如何激怒他的朋友。很多年以后，威尔逊把原《纽约客》评论缩短成《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对果戈理的研究》以纳入文集《经典与商业之作》（1950年）时，在该文章结尾加上这样一句：“尽管有些失误，纳博科夫先生对英语的精通几乎超过了约瑟夫•康拉德。” 纳博科夫觉得受到羞辱，回击道：“我抗议最后一句话。康拉德处理现成英语比我在行；但我在另一方面比他强。他在使用非传统句法方面没有我陷得深，但也没有达到我的语言高峰。”[8] 纳博科夫所说的“现成”是指常规。在1964年的一个采访中，他对此阐述得更加明确：“我不能忍受康拉德的纪念品商店式的风格、以及瓶装船和蚬壳项链式的浪漫主义陈词滥调。”[9]我举出纳博科夫对康拉德的英语所作的负面言论，以期说明两位大师对移居国语言所采取的不同对策。在康拉德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由英语字典所界定的语言边界——他不会创造那种会使英语耳朵感到陌生的文字和词句。除在极少数的海洋故事里， 如《“水仙号”船上的黑水手》和《吉姆爷》，有些船员的对话偶尔是不规范的英语，总的来说康拉德始终维系在标准英语的边界内。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贬低康拉德的成就。即使在这样一个边界内，他设法写出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外，他把一种明晰的、外国人的敏锐带入他那具有力度而优雅的行文中。他把自己看作是在英格兰“避难”的外国人，这一点在当时不是什么秘密。“避难”这个词——指他自己的状况——几乎成为他书信中的口头禅。当他拒绝英国政府授予的骑士头衔以及剑桥和耶鲁等几所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时，他甚至声称英国文学不是他的传统。晚年时他常常渴望回到波兰，但他的突然去世使这一愿望未能实现。[10] 我们可以推测，康拉德对英语的严格遵守和他对自己在英格兰是一个外来者的感觉——尽管这是他热爱的国家，这两者结合起来是他痛苦的根源。 类似于康拉德，纳博科夫也严重地依赖词典。当他成为一个风格大师时，他的英语变得更为艺术性的彬彬有礼和书卷气。然而，他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标准英语里，而是经常把这个语言的边界向外推移。勒兰•德•拉•杜兰塔耶（Leland de la Durantaye）对纳博科夫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总结如下： 纳博科夫喜欢用生僻词来代替已经被发明的代名词。对他来说，只有在真的没有文字去为某件事命名、而且他花了足够时间去证实之后，才允许发明词汇。但这种保守主义是有限度的。对于现存的词汇，纳博科夫尊重它——但他为将其置于不同的词语搭配而不遗余力，从这方面来说他远非保守……纳巴克夫与他笔下的人物塞巴斯蒂安趣味一致[从不信任简易的表达形式]……他和塞巴斯蒂安一样，“不使用现成的词组因为他想说的事情是特殊材料建成的，而且他知道，除非有专门量体裁身而定制的词汇来描述，真正的思想不可能说是存在的。”纳博科夫的语汇衣裳是用他发现的语言布料制作的——但总是需要特别裁剪。[11] 以上引文的第二要点意味着“寻找新的词语组合。”这是纳博科夫的原则，他在整个写作生涯中，无论是在俄语还是英语里，都照此实践，而发明新词则是一个更为谨慎的举动，前提是对整个英语词汇的认知。纳博科夫是公认的“词典狂”——他可能会愉快地接受这一称呼，他对自己钻研词典所取得的学问感到自豪。那张有着他和他那本快翻烂了的巨象大的韦氏词典的著名照片见证了他为精通英语所下的苦功。[12] 事实上，即使是韦氏词典也没有对他构成一个边界，而更像是一幅地图，因为他会毫不迟疑地创造新字和新的表达方式，如果词典里没有的话。举例来说，在他的小说《普宁》里我们遇到这样一些词：“收音机迷（radiophile）”、“心理蠢货（psychoasinine）”、“脚注麻醉狂”（footnote-drugged maniac）。就连他的第一本英语小说里都包含了发明的词汇，如“爱的余烬（love-embers）”、“性管乐字条（a sexophone note）”、“朝倾斜的方向（tipwards）”、“思维形象（thought-image）”。 除了词汇创造以外，也偶然有一些英语、法语和俄语之间的互换，这发生在英语的边界之外。有时候《普宁》的叙述者干脆讲俄语，普宁前妻丽莎的感伤诗以俄语出现，然后译成英文。[13] 显然，纳博科夫与康拉德不同，他在英语语言的周边写作，其前沿延伸到外语领域。 《普宁》是一部重要的移民小说。也许因为主人公是一个白俄流亡者，读者可能会忽略普宁也是一个移民，而且，同成千上万的移民一样，他面临同样的挑战——在这个国家寻找家园。故事结尾时，他逃离威戴尔学院，消失在美国的荒野之中，那里似乎仍有一些希望，正如这个美丽的句子所提示：“[普宁的]小轿车肆无忌惮地冲上了闪光的道路，可以隐约看出这条渐渐变窄的路在薄雾中成为一条金线，连着绵绵群山，美化着距离，根本没法预料那边会发生什么奇迹。”（同上，191页）。美国希望，虽然几乎被小说里的悲伤和讽刺所打破，仍然在远方土地上的自由空间里徘徊不去。确实，不同于少数族裔作家所写的小说，《普宁》没有涉及主要的美国主题之一——种族，但类似于欧洲移民所写的小说，它描绘了新来者在这个国家所经历的折磨和沮丧。此外，这部小说抓住了移民经验中的根本问题，即语言。不管普宁如何努力，一旦他可以流利自如地甩出习惯用语，比如“一厢情愿”、“好吧，好吧”、“长话短说”，他那不完美的英语就无法再提高了。在使用移居国语言时他显得那么傻、怪异，以至于他的一些同事认为他不应该有权利在校园附近走动；但当他说俄语和跟俄国同胞来往时，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博学、语言流畅、甚至强壮有力。他的困境是第一语言并非英语的移民所遭遇的典型困境。 从技术上来说，纳博科夫面临着大部分有移民经验的作家都必须面对的两项挑战。第一是如何呈现非母语族群的各种不同的英语，第二是如何用英语来表现他们的母语。在实践中，第一项挑战通常有经验基础，因为大多数时候作者可以模仿某个人物的口音和不合文法的话语。在这方面纳博科夫处理得非常老道。普宁请托马斯•韦恩教授去他家参加乔迁之喜聚会，他这么给他指路：“托德路999号，非常简单！在路的最最末端，和克里夫大道交接处，一座小砖房，一个很大的黑色的峭壁。（It is nine hundred ninety nine, Todd Rodd, very simple! At the very very end of the rodd, where it unites with Cleef Ahvnue. A leetle breek house and a beeg blahk cleef.）”（同上，151页 ）。从语法上讲他说的话无可挑剔，与普宁的书卷气个性相吻合，但口音很重，因为他发不准某些元音。他说话和大多数同时又有语法毛病的移民不同，那些移民中有些人连一个复杂的句子都几乎表达不出来。在小说写作中，尽管有实际经验的基础，作者在表现英语为非母语人物用英语讲话时不可能完全是自然的，但对话必须处理得好，给人以真实的印象。如果一个男人，如《上帝吹动的羽毛》中的瓦迪姆，对他心爱的人说：“当你把头放在我胸口时，我的心跑出来了。”[14]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外国人，因为他独特的习惯用语使他的身份真实化了。这一技术上的要求排除了标准英语，因为标准英语不适合用来表现这么多被英语为非母语者所使用的各式英文。 第二个技术性挑战更为复杂——如何用英语来表现外语。首先，一旦用英语写，这种表现是没有什么经验基础的，因为英语不可能和外语原来的发音相似。第二，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是有区别的；从理论上讲，前者可以像正式翻译那样只限于标准英语。从本质上看，作者面对的是英语和一门外语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想的话，英语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一定程度地反映另一门语言。就对话部分而言，我相信很少小说家反对这个原则。因此，如果《水泥基督》中的新寡妇感叹道：“我的孩子们应该寻求谁呢？谁现在会把食物放进我那些小鸟儿张开的口中？——因为他们必须活下去，在这片吞噬了他们父亲的土地上长成高高的梁柱——我必须活着，他们才能活下去！”[15] 我们知道她说的是意大利语。这种不寻常的词汇和别扭句法是为了使英语陌生化一点，以适应人物和剧情。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强迫英语接近另一个外语，使对话更加有特色。结果，英语不得不变得有些异化。不过，在美国移民小说中，这是一种常规技巧。而叙述语言则使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复杂化。 正如我以上所述，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将叙述语言限制在标准英语内，但在实践中许多非母语作家不这样做。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作家的母语和外语敏感性影响其英语，使本土读者读起来感觉不一样；第二，标准英语不够用于表现作者描述的经验和想法。纳博科夫知道这些不利因素，但有利地使用了它们。在《普宁》里，叙述者讲笑话、故意扭曲英语单词和成语，把“简洁的履历表（a curriculum vitae in a nutshell）”称为“椰子壳（a coconut shell）”，在状语词组“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后面跟了一个“第三手（on the third hand）”。叙述者这么做等于是突出了他的外语腔调，因为带着儿童眼光看待英语的外国人更容易对移居国语言的大多数习以为常的特征产生这样的奇思怪想。在美国小说中，甚至有些非人物化的叙述者在以第三人称叙述时也不得不在语言中保留一些外语腔。举例来说，《水泥基督》的叙述语言大量地依赖被动语态，这恐怕是用来反映意大利移民的说话方式。再举一个例子，叙述者这么描述从浴室里传出的噪音：“楼上的卫生间咆哮如雷地冲着水，在通畅的管道里噼里啪啦地咕噜下来，在空洞的金属喉咙管里滴滴嗒嗒”（同上，42页）。我们可以看出他说的不是母语。Ha Jin 去年冬天当我的小说《自由生活》出版后，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作了评论，并列举了一些语句作为“小违规例子”。[16] 中文媒体广泛报道了这篇评论，因为厄普代克在中国被尊为美国著名文人。互联网上有一些关于厄普代克列举的词语的讨论，但懂英文的中国人看不出那些用法有什么不妥。人们提供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说服力。事实上，如果你每到一处都遇上对官场和职位极度关注的人，你怎能说用“官迷（emplomaniac）”这个词不恰当呢？这样的词语也许使英文耳朵觉得陌生，但在中国语境中它是唯一合适的词语。轻微一点的词可能是“职位追求者（office seeker）”，但它未表达出过分在意和疯狂。 一旦我们在小说中进入外国领土，标准英语可能不得不延伸以便覆盖新的版图。最终，这是一种扩充语言能量的方式。 中国人里面也有一些对我使用英语方式的误解。人们常常说我直接翻译汉语成语。这是不真实的。我确实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汉语成语，因为我的人物大部分讲汉语，但我在每一处都把成语作了些改变，有时候改动很大，以适应语境、剧情、和叙述的流畅。中国成语说一个男人自不量力地梦想一位漂亮女人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在小说里至少用了两次这个成语，但我是这样表达的：“癞蛤蟆梦想擒天鹅”。“肉包子打狗”是一个汉语成语，指没有好结果的冒险，我把它这样变成英文：“用肉丸子打狗——没有回报”。大多数时候我根据故事的上下文来剪裁成语。 另一项批评是，我的英语太贫乏、太简单。用一位英语教授的话来说是“四级”， 也就是本科水平。在这个例子里，那些中国人把标准英语看为准绳——50美金的字你用得越多，你的英文就越好。他们未能理解像我这类的作家不是在字典的范围内写作。我们在英语的边缘地带、在语言和语言之间的空隙中写作，因此，我们的能力和成就不能只以对标准英语的掌握来衡量。 除了技术上需要一种独特的英语之外，还有对身份的关注。我经常强调，一个作家的身份应该是靠写作获得的。事实上，身份的一部分也可能是赋予的，超出了作者的控制。就在几年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中有一种普遍的共识，认为离散作家中用汉语写作的属于中国文学，用其它语言写作的属于外国文学。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作家有双重国籍。康拉德既属于英国文学也属于波兰文学，虽然他从未用母语写作过。纳博科夫也是一个俄罗斯作家，尽管他坚称自己是美国作家。不过，最近有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谈论如何将那些用移居国语言写作的离散作家纳入中国文学经典。对于个体作家来说，分类可能不那么重要——最多就像在另一个大楼里有一个额外的房间，因为在世界文学史中，没有一个有份量的作家是没有归宿的。但大多数写过有分量作品的移民作家，其命运是被一个以上的国家承认，因为他们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空间，那里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交织并互相渗透的地带。在这个边缘地区出现的任何有价值的作品很可能会被一个以上的国家认可，用来提高该国的软实力。大多数处于边缘地带的作家都清楚自己身份的双重性。甚至连出生于美国、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中国文学的延续，正像《女战士》中的主人公在书的结尾处赞美的那样：“[蔡琰]从野蛮之地带回歌曲，流传下来的三首之一是‘胡笳十八拍’，这是一首中国人用自己乐器伴奏所唱的歌，可以译来译去。”[17] 在一次访谈中，汤亭亭告诉诗人陈美玲（Marilyn Chin）她遇到一些中国作家的情景：“我在美国这里，有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写我的根。所以他们[中国作家]说我是他们的延续。他们希望帮助搞清楚往哪里去……哎呀，我感觉真不错。因为他们告诉我，我是中国经典的一部分。而我在这里是用英语写作的。”[18] 汤亭亭虽然忽略了中国作家的外交辞令和政治头脑，但对于被祖先土地上的人们接纳而表达了由衷的兴奋。跨越语言边界、返祖归根的愿望在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群体中很常见，但恐怕并没有回归之路。如果我们对此保持理性，就可以看到，大部分处于中间地带的作家已或多或少被疏离或排斥。他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充分利用他们的不利条件和边缘化，而不应该死抱着回归的梦想。他们什么也不应该依靠，只依赖可以给自己定位的有价值的作品就行了。由此而来，只要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身份这个概念也许就毫无意义。 在移居作家看来，边缘是他们的工作空间，这对于他们的存在来说比其他区域更加重要。他们不应该努力去加入主流或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心占一席之地。他们必须保持他们的边缘化，获取各种资源，包括外国的资源，充分利用自己的损失。他们应该接受自己的边缘化，正是这个边缘化使他们区别于本土作家，成就他们独特的抱负。 T.S.艾略特（T. S. Eliot）在《小吉丁》一诗中这样界定诗人的使命：“由于我们关注的是话语，而话语促使我们/净化本部族的方言”（第二部分，第126至127行） 。不过这是本土诗人的使命，正如艾略特住在伦敦一样，他们可以呆在英语的中心，并努力完善母语。但是这种设想对外来作家是不合理的，也不适用于许多其它种类的作家。前英国殖民地的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当地方言，尽管他们把英语作为民族语言。大多数美国移民不得不在家里说外来语或者不规范的英语。因此，让外来作家抱有T.S.艾略特宣告的那种雄心是行不通的。实际上，过多的净化会弱化一种语言的生命力。众所周知，英语的活力和流行主要取决于它的非纯洁性和混杂状态。Salman Rushdie 同移民作家一样，前英国殖民地作家以及写美国移民经验的作家都很敏锐地知道如何使用不同的英语，以区别于本土作家。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他的《想象的家园》一文中大篇幅地谈到印度作家同语言的搏斗：“我们这些使用英语的人，尽管对其含糊不清，还是使用，或者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在语言挣扎里找到反映我们自身其它挣扎的一种折射，以及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征服英语的过程可能是自我解放、获得自由的过程。” [19]拉什迪把使用英语描绘成既是内在也是外在的斗争，斗争的胜利将把作家从殖民地遗产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很显然，他设想了一种英语，它不是传统用法而是能够用来表达殖民地经验、地方性，和印度生活的特殊性。所以，这样的语言还尚待发明。 在美国出生的移民作家中，寻找一个新的英语似乎是与自我发现和个人身份认同有关的个人努力，也许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移民族群，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大卫•村（David Mura）对此的评论体现了这些作家通常所持的立场：“那么，诀窍就是写出我的双重感，或者多元性，而不是去盲目模仿欧洲传统而是利用它并把它同我自身背景的其它元素结合起来，尽力去达到一种艰难的平衡。为了解我是谁以及我想成为谁，我不得不听从我父亲、T.S.艾略特或罗伯特•罗威尔不曾梦想过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我的家庭、或日本、或我自己任性而未同化的过去。在传统世界中，我是没有被想象的。我得把我自己想象出来。”[20] 这是一种对待英语的个体方式，但也可能代表了其他许多人所共有的见识，尤其是被这样一些作家所认同——他们出生于这个国家、书写美国化的经历、不得不寻求一个不同于在学校里所学的语言。Chinua Achebe 我个人认为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明智而更为可行的。六十年代初期，《崩溃》出版后，非洲作家中关于英语的使用发生了激烈的辩论。阿切贝是辩论的主要参与者，并写下数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以下这一段概述了他的立场： 对于一个非洲人来说，用英语写作不是没有其严重挫折的。他经常发现自己描述的情形或思维模式在英文生活方式里找不到直接的对等之处。处于这种困境中，他可以在以下二者中选择其一。他可以尝试把自己想说的东西限制在传统英语之内，或者尝试推开这些界限以创造条件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第一种方法产生技巧娴熟、但缺乏创意并且乏味的作品。第二种方法产生一些新颖的、对英语语言以及试图呈现的新材料都有价值的东西。但也有可能无法驾驭，可能导致糟糕的英语被接受并被辩护为非洲英语或奈及利亚【尼日利亚】英语。我提议那些能够扩大英语的边界以容纳非洲思维模式的作家必须通过对英语的精通而非出于无知才这么做。[21] 阿切贝所说的至关重要，不仅对非洲作家如此，对于独自来到这个语言的移民作家以及那些有美国移民经历并寻找一种语言来表现出笔下人物的情绪和思想的作家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基本上来说，阿切贝描述的第一种方法类似于康拉德的做法，而他建议的第二种方法接近于纳博科夫的做法。阿切贝的“扩大英语的边界”、“通过对英语的精通”等用词指出了一个边缘地带，我们在其中写作，并清楚其边界以推动和扩大英语的界限。事实上，他还提倡责任意识，即丰富我们共享和使用的语言。 的确，英语的边界临近外国领域，所以对母语者来说，我们不可避免地听起来有外语腔，但边界是我们唯一可以生存并对这个语言作出贡献的地方。 （本文为2008年4月4日哈金在布朗大学“全球化时代重估外语教学大纲”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明迪 译。）注释： [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纽约：伯克利图书，1977），第288页。 [2]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强烈观点》（纽约：马格洛-休斯出版社，1973），第106页。 [3] 布莱恩•博伊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美国岁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第53页。 [4]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强烈观点》，第54页。 [5] 《亲爱的班尼兔，亲爱的沃洛迪亚：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1940-1971）》，塞门•卡尔林斯基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1），第56-57页。 [6]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塞巴斯蒂安骑士的真实生活》（纽约：新方向出版社，1941），第101页。 [7] 博伊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美国岁月》，第78页。 [8] 《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第282-283页。 [9] 《强烈观点》，第42页。 [10]兹德兹斯洛•内达尔，《约瑟夫•康拉德：编年记》（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893），第489页。 [11]《风格即实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7），第142页。 [12]博伊德，第562-563页。 [1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普宁》（纽约：温特纪图书出版社，1981），第56和181页。 [14]思格里德•紐餒茲，《上帝吹動的羽毛》（纽约：哈珀科林斯出版社，1995），第147页。 [15]皮耶特罗•迪•多纳妥，《水泥基督》（纽约：斯格奈经典出版社，1993），第42页。 [16]《纽约客》，2007年12月3日，第101页。 [17]汤亭亭，《女战士》（纽约：温特记出版社，1976），第209页。 [18]《与汤亭亭对话》，保罗•斯肯泽和特拉•马丁编（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8），第94页。 [19]萨曼•拉什迪，《想像的家园》（伦敦：格拉塔图书，1991），第17页。 [20]大卫•村《变成日本人：一个第三代日裔的回忆录》（纽约：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91），第77页。 [21]卡鲁•欧格巴引用于《理解“崩溃”》（康州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1999），第193页。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9期）

数据显示，在“晋升机会”、“工作报酬”、“工作稳定性”三个方面，中国青年律师的满意度都与美国青年律师有着明显的差距。而在“我的工作对社会的价值”的判断上，中国青年律师的评判还要稍微略高一些。

伊朗的核强硬政策浮出水面。作为一项应对民族危机的外交决策，它不仅是伊朗对其核态度的明确表述，也是后冷战时代伊朗对自身安全态势的担忧及其对中东地区安全构想的实践。

Immanuel Wallerstein 美国纽约州宾汉顿大学“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杰出教授，世界体系学派的核心人物，1977年起主编《评论》（Review）期刊。专著《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不确定的知识》,《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2000年当选美国社会学会所评选美国二十一世纪最杰出的社会学家。这是他2007年11月3日在上海大学演讲以后会后讨论会的记录稿。

部分发表于曹天宇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与创新理论”笔谈会观点摘编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了美国纽约双子楼，导致3000余人死亡，该事件被称为美国本土自独立战争以来最大的外敌入侵。 苏东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曾经喧嚣一时，美国从此成了全人类的希望，美国的制度、文化、法律和生活方式都成为衡量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和国家、地区的唯一标尺。美国成为全球唯一霸权，势力盛极一时。几乎在这个星球上所有有人类的地方，都被宣布为与美国的利益相关，应当处于美国的武力"保护"之下。 但如此强大的美国换来的并不是世界和平之后的天堂般生活，仅仅过了十年，美国本土遭遇了入侵。而且，入侵者不是军队，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恐怖组织。更有趣的是，这个恐怖组织曾经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甚至连最基本的恐怖袭击方式，也是按照由美国编印的教材进行培训。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第一时间宣布，这是对美国发起的战争行为，同时宣布将倾尽全力打击恐怖主义。接下来的十年里，众所周知，美国先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将萨达姆经审判后处死。今天，全世界都已承认，这两场"愚蠢的战争"把美国拖入了今天的困境，数十万美军至今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维持秩序，无法脱身，两国战争中死伤的无辜群众更是多达数十万人。 虽然美国曾经提出过"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军事构想，但这两场战争显然并不那么轻松。美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除了几千名阵亡美军官兵外，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战略重心的转移。 苏联解体后，在体量上能够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竞争对手已经所剩无几，俄罗斯深陷休克疗法的后遗症无法自拔，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围堵中国。因此，1990年代，中国周边的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都纷纷出现危机，多次剑拔弩张，走到战争边缘。1999年，空袭南联盟的北约轰炸机准确地"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美国对中国的侦察又在南海上空引发了"撞机事件"。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9•11之后，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中国迎来了"战略机遇期"。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对中国的定位从竞争者变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中国的压力从此明显减轻，中美双方合作也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全面进入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国在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巨大潜力，加上1978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里积累的市场经验，顿时转化为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巨大冲击。 这之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也迅速提高，中国的出口盈余逐年猛增，到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近3万亿美元。而中国的外贸盈余中，相当一部分又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从而间接支持了美国的两场对外战争。因此，有人将过去十年的中美关系结构称为"中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扫荡全球之后，甚至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长期购买美国国债，才养成了美国人借钱消费的坏习惯，同时也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导致了金融业泡沫，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 十年之后的2011年，本•拉登终于被击毙。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过的，9•11之后，本•拉登东躲西藏，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基地组织的控制，而基地组织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也已逐步本土化，本•拉登更多的只是精神领袖。因此，本•拉登之死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打败了恐怖主义。 但本•拉登之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这意味着国际体系中中美紧密合作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的战略重心将重新回到亚洲。近年来，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的联合军事演习频率大幅提高，对台军售也有增强之势。 在这个意义上，9•11以来的国际体系可以被称之为"9•11结构"，而本•拉登之死则意味着这个结构已经接近尾声，竞争会成为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关键词。 但经过这十年来的发展，中美实力对比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产业结构中，除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之外，高新技术产业也已有了长足进步，荒废多年的技术研发体系已经重建起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不差钱"，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按照多个机构及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将会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早已与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市场需求能够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中国的资本正在世界各地大展拳脚。不仅是中国周边国家越来越依赖于中国的资本和市场，即使遥远的非洲和拉美，中国商人也正雄心万丈地跑马圈地，以至于老牌帝国主义欧美各国今天不惜利用一切场合批评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者"行为。但在中国与欧美传统强国之间，非洲国家显然更多地站在中国这边。毕竟，中国没有强行干预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投资没有附加条件，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也更适应非洲消费者的消费水平。 更加值得一提的当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幅增强。空军试飞了第四代战机，海军的第一艘航母也已下水试航，高铁布局所带来的国内军事力量快速集结能力提升。而且，中国的军费支出还在逐年增长，军事装备的研发能力明显提高，等等。 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具备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资格和能力。 但有资格和能力是一回事，主观上是否已经意识到，或者说有没有明确的战略规划，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准备好了吗？ 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使欧美日等传统发达国家陷入重重危机，这无疑是中国的重要机遇。但中国在过去两年中，在对外关系上并未取得重大进展。唯一成功的是，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两次大型活动，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给人的贫穷落后的印象，让全世界都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大国。最近的则是，虽然中国在欧洲大把撒钱，购买欧元区国家国债，但并未赢得欧洲的尊重。最拙劣的是，在夏季达沃斯峰会上，中国试图以购买意大利国债来换取欧洲在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中让步，结果遭到了拒绝。 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局面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中国的邻居都对中国的资本和市场垂涎欲滴，一方面又深怕强大之后的中国会对自身形成更大的压力。朝鲜半岛局势阴晴不定，日本在东海问题上屡屡制造摩擦，东南亚的邻国也不安分，越南、印度甚至经常出现要准备和中国打仗的言论，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小动作不断，阿富汗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渗入新疆。可以说，中国的外部环境十分恶劣。 就内部而言，中国还面临着众多挑战。如区域发展不平衡，日趋复杂的边疆问题，台海问题，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宏观调控的边际效益递减，贫富差距，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危机，等等。 即使如此，中国崛起也已经不是一个对将来的预测，而是已经存在的现实。只不过，中国显然不可能满足于此，还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承认，在国际格局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如果不出现意外，在可预测的未来，这完全有可能实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光荣，革命年代的伟大抱负，14亿人的生活改善所需要的资源，都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中国、一个更自由的国际空间。 如果说"9•11结构"是中美相互合作，但相对优势变化开始有利于中国，那么，"后9•11结构"的重点则是中美角力成为未来十年国际关系的主题。十年前，乔治•布什曾经说过，要么站在美国这边，否则就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未来的十年则是，要么站在中国这边，要么站在美国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