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全部

摘要：当前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已经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反过来对村庄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村内混混逐渐取代传统型“头面人物”，成为村庄中“最有面子的人”；混混在村庄内部与熟人相处时，不再遵循传统的人情和面子原则，为了利益而不断走极端，动用暴力和暴力威胁；乡村混混的暴力和暴力威胁，也日渐嵌入村民与人相处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这些都表明，熟人社会中的乡土逻辑发生了变异。Abstract: The village hunhuns groups in current Lianghu plain have escaped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village acquaintance community. On reverse, their impact influence to the human relationships in acquaintance community can not be ignored.. The village hunhuns dominate villages. Hunhuns in village have been getting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decent peoples, and becoming the most decent peoples. When dealing with acquaintances, village hunhuns don’t abbey the rules of emotion and face any longer. They constantly go to extremes in pursuit of interests, using violence and threats of violence, which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thinking and means of action of the villagers. Thus it is profoundly impacting and changing the human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village. These all show the earth-bound logic have been changed.Key words: Village Hunhuns; Acquaintance Community; Human Relationships; Earth-bound Logic 当前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通过关系组织结构逐渐发展起了江湖联盟格局[1]，国家难以有效打击[2]。乡村混混来自乡村社会，他们还要在乡村社会中谋取利益，村庄却再难以对之实施约束。乡村江湖不仅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反过来还对熟人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支配作用。当乡村混混依赖关系组织化的乡村江湖联盟再进入村庄中，就成了村庄中的“超级权势”，从根本上改变了村庄人际关系生态。这种人人明了的超级权势的在场，触动了村民与人相处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了熟人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过去对村庄人际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亲缘、人情、面子等要素，本研究可以突破这种视野，从进一步丰富村庄人际关系的研究。乡村混混对村庄人际关系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熟人社会内部的“本土混混”取代各种传统型“头面人物”，成为村庄中“最有面子的人”；二是源自熟人社会内部的“本土混混”与村内熟人相处时，人际关系状况的改变；三是乡村混混“超级权势”的在场，对村庄熟人社会内部村民之间人际关系的影响。作者曾在全国多个地方农村就乡村混混展开了系统研究[3]。本文将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以多个村庄的质性调研为背景，[1]考察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对村庄人际关系的影响。文章涉及的村庄都在相对独立的农业型乡镇，距离县城或市区较远。驻村调研中，与村民同吃同住，调研方法主要是访谈村干部、村民和一些在村混混。 一、最有面子的人在两湖平原的村庄调研，我经常会问村民：“谁是村庄中有威望的人？”得到的回答大多是：“现在各种各的田，各吃各的饭，谁也不管谁，有谁比谁的威望大呢！”而当我问及谁是村庄中有面子的人，他们却能逐个数来。按照通常的理解，有面子就是有威望，而村民的回答却与此不同。于是，我总会反问：“有面子怎么不算有威望呢？”他们无外乎回答说：“有威望就是大家都很尊重，但有面子的人不过是自己有面子，别人却不一定尊重。”从我的观察来看，对有面子的人，村民们表面上也是尊重的，不过这种尊重也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并非发自内心，私下他们会有不满、抱怨甚至不屑。面子与威望的分离，其实是当前乡村社会剧烈变迁时期发生的，一种名义与实质相分离的现象。“名实分离”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普遍现象。费孝通曾指出，在一个变动缓慢的社会结构里，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结果不免口是心非，滋生虚伪和歪曲，但这不可避免。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当社会加速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无法避免，因此会发生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4]我这里所说的“名实分离”，与费孝通所说的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我并不关注传统的形式是否不准反对，而主要关注新出现的事物和现象借用了传统事物的形式，从而使得事物的表面与内核、形式与实质发生了分离。面子与威望的分离，本质上源于面子的表面与内核、形式与实质的分离，这种分离是村庄面子竞争异化的产物。在村庄中，面子竞争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不同村庄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为对某物的争夺或某事的攀比。竞争的背后其实有更本质性的东西，它关涉到村民的品格、尊严和村庄的主流价值。如果面子竞争将对载体物（即体现面子的物或事）的争夺、攀比当成了竞争本身的目的，而置面子的本质和竞争的价值和真正目的于不顾，放弃竞争的基本原则，背离了乡土逻辑，这就构成了面子竞争的异化。在村庄中，面子本来是与村民的良好评价相联系的，但这个良好评价常常要与相关的载体物联系在一起。在面子竞争的过程中，良好的评价被忽视了，相反，供人评价的载体物却成了村民在面子竞争中所追求的目标本身，这就造成了一种名实分离[5]。正因此，在两湖平原农村，“有面子的人”并不是“有威望的人”。将两湖平原村民所认为的“村里最有面子的人”归纳起来，共有三种：一是处于乡村江湖中上层，能够支配手下一帮“兄弟”的乡村混混；二是那些与乡村混混保持良好关系，能够支配乡村混混的乡村干部；三是那些与乡村混混保持良好关系，有很多乡村混混愿意为其“卖命”的乡村企业主和工商业者。在华南或华北农村，村庄中还有许多传统型的有威望、有面子的人；但在两湖平原，有威望的人已经不存在，有面子的人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乡村混混有关。也许正因此，当地村民还用“有味”、“味道很足”来解释“有面子”，这含有可以压制别人、值得炫耀、让人羡慕等意思。乡村混混以及与乡村混混有关的人“有面子”、“有味”，不仅仅因为乡村混混可以支配普通村民，还因为乡村混混对村庄精英也能构成支配。当前村庄精英可以分为体制型精英和非体制精英。体制型精英主要指村干部，他的权力来源于自治体的授予和政府行政体系的认可。非体制精英是在村庄中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他们与普通村民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有无，而与体制型精英的区别则主要在于影响力来源的不同。非体制精英的影响力源于村落社会中的文化认同和利益联系，由于无正式授权，边界往往不太明晰，主要有宗族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乡村教师、民间文化人）等[6]。在两湖平原，无论是何种村庄精英，要么与乡村混混“结盟”，否则常常会受到乡村混混的骚扰和支配。换句话说，乡村混混在村庄体制型精英和非体制精英面前，也是“有面子”的。在法律文本上，作为村庄体制精英的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是村庄自治体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1980年代以来的乡政村治和村民自治并没有突破贯穿于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7]，因此自治性权力关系至今徒有虚名，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之间本质上存在一种类似于行政管理的关系。这种关系以国家行政强制力、村庄自治规则、共同体情感为后盾，在性质上具有直接支配性。但在两湖平原的村庄生活中，村干部很难对乡村混混建立支配关系。在乡村混混实现关系组织化的背景下，乡村干部对他们的力量不敢轻视，更不敢断然以简单的方式处理同乡村混混的关系。楚江市沙桥村的一个村干部说：“乡村混混可不是好惹的，一般村干部都要巴结他们，村支书也不例外。如果村支书的后台比较硬，关系比较广，还可以置身事外，与乡村混混互不干涉；如果村支书家门弱、关系窄，往往还要受气。”在临沙村，村内的混混横行霸道，侵占公共财产，村干部根本无力对付。2006年，村里一混混想承包村集体的一口鱼池，便在村里放言：“如果村支书不让我承包，我就要让他断两根肋骨。”村支书听到传闻也只能默默受气。即使村干部与混混保持的是互不干涉的关系，在本村混混需要的时候，村干部也常常会主动帮助他们协调各种关系；平常也偶尔走动一下，和他们一起坐坐，聊聊天；本村混混家里办红白喜事时，还要礼节性地走人情，要给混混面子。通常，乡村混混的力量甚至比乡村干部大，不过，他们一般也会给村支书一点面子，毕竟他们还生活在村里，时常需要村里帮忙。因此，乡村混混与村支书之间往往是互相给面子。可以说，乡村混混具有的暴力属性，使乡村干部无法按照自治体或行政管理的关系模式对他们建立支配关系。在乡村混混的暴力威胁面前，乡村干部大多屈服而明哲保身。村干部有时干脆与乡村混混“结盟”，从而依赖乡村混混的暴力和暴力威胁，来支配普通村民。这背后当然也有制度性的原因。国家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压力型体制使村干部处境艰难。乡对村名义上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来自上级政府的包括农业税和计划生育在内的一切要求和任务，村庄都必须满足。上级要求和任务层出不穷，村庄干部应接不暇、疲于应付。在1990年代的治理性危机背景下，乡村两级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乡村混混也常常被纳入这个共同体之中，帮助乡村干部完成收税等各项任务。取消农业税后，虽少了收税难题，乡村干部仍需乡村混混提供一些帮助，以解决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诸多问题。乡村混混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暴力和暴力威胁，这使得本应依赖政府力量和村庄共同体情感进行运作的村庄权力发生了变形。乃至于乡村混混干脆被吸收为村干部，被正式纳入体制之内，这使得村庄正式权力蜕变成乡村混混赤裸裸的暴力。在与村干部的“结盟”或直接进入村干部行列的过程中，乡村混混成为了村庄中最有面子的人。当前乡村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村庄非体制精英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乡村企业主、工商业者等经济精英。同村庄体制精英一样，他们也是要么与乡村混混结盟，要么处事时给足乡村混混面子。村庄经济精英与乡村混混结盟，常常是为了从中获取非法利益。混混依附于村庄经济精英，可以充当其保安和打手；村庄经济精英依附于混混，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特殊地位，谋取灰色利益。由于社会中存在诸多灰色地带，村庄经济精英的合法经营活动有时也需要乡村混混的保护。总之，村庄经济精英与乡村混混保持良好关系，甚至进入混混的关系网络结构中，这样一来，乡村混混在村庄经济精英面前也是很有面子的。乡村混混中那些最有面子的，往往不但可以对村庄精英进行直接支配，一般县乡干部也要让他们几分，给他们几分面子，这种乡村混混可称为“地方黑恶势力”，临湖市付村的杨某就属于此。桥头村胡支书为了参选市人大代表而求助于他的事情，可以说明问题。在胡支书参加的这次选举中，与胡支书存在竞争关系的主要是邻村的支书，此人是一个乡村混混——桥头村一带的“超级权势”关系网络中的一员，有被收监的经历。胡支书自知不是对手，便求助于付村的混混杨某，据说杨某是临湖市的混混头目之一，市里的干部都必须给他面子。杨某答复胡支书说：“我愿意帮你的忙，但对方也是我们道上的人，我不能为了你而得罪了他。这样吧，选票你们一人一半。”听到这话，胡书记就明白了，走“正常”的选举渠道，自己要落选。楚江市沙桥村所在镇的“刘爷”也是这样，派出所的前所长也要给他面子。“刘爷”教训同镇其他混混，所长事先知道，但只是说“不要闹得太凶就行了”。在教训混混的酒席上，所长竟然亲自驾车过来敬酒，给足了“刘爷”面子[1]。在岳阳市黄村一带，开赌场的乡村混混非常猖獗，根本不把派出所放在眼里。在乡间主干道旁，露天赌场一开就是十几天，派出所民警知道情况，却根本没有能力管。派出所人手少，一个所只有六个人，管辖两个乡镇，而赌场常常是几百人聚赌，光“打手”、“马仔”就有几十个。从派出所门口开始，一路都有混混放哨，往往警察一出动，赌场就得到消息散了场。发生冲突时，民警也根本不是混混的对手。2005年，有民警在抓赌中反被混混殴打，这件事后来居然不了了之。这导致民警从此以后非常消极，他们平日除了喝茶看报纸，就是想办法完成“创收”任务；对待村民，民警能躲就躲，能吓唬就吓唬，能骗点“创收”就骗点；单个警察平常甚至不敢穿警服，一是怕混混的追打，二是怕村民骂娘。一次，调查者同民警开着警车出门遇见一个开在路边的赌场，调查者出于好玩的心理按了一下警笛，民警非常紧张，赶紧快速“逃离”现场[8]。民警与混混的关系似乎完全颠倒了过来，乡村混混的面子和威力可谓到了巅峰。正因为乡村混混日益成为最有面子的人，两湖平原的农民对他们的态度也日益暧昧。楚江市新王村的一个中年农民曾向我讲述他侄子做混混的混世经历，言谈间很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有面子的侄子而感到自豪。人们不再为乡村混混而感到羞耻，而当他们是值得赞扬的英雄，是令人羡慕的有面子之士。这样，乡村江湖对年轻人有了尤其大的吸引力，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聚集在乡村江湖的“成功之士”周围。许多年轻人慕名而去，临江县湖场村甚至有家长主动将孩子送去。在乡村混混的结构中，这些年轻人可以找到了畸形的社会理想和特有的社会上升阶梯。很多小混混都把做成“大混混”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在调查中，很多小混混告诉我，能被大混混叫出去打架才“有个混头”，他们觉得最有面子的事情是，有一天自己“混出来”了，在家里就能控制公司股份、占码头、抢地盘，有人送钱来。 二、本土混混与同村熟人的相处熟人社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性社会，人们需要在生活中互相扶持，在经济上互相救济，遵循“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这也是常识性的人际关系原则。情面原则从熟悉和亲密中生发出来，它要求人们待人接物、处理关系时，顾及人情和面子、不偏不倚、合乎情理、讲究忍让。不走极端原则，不仅仅要求讲人情，还要求在当情与理发生冲突时，不认死理、通情达理、随和克制。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一员，乡村混混是否仍然遵循这些人际关系原则呢？在两湖平原村庄，很多乡村混混不再遵循这种原则。常德市毛村，有个混混将车停在路中间，一个村民拖板车经过，就说了句“车挡道了”，混混就喊来十多个混混殴打这个村民[9]。天门市汪村，村里的混混强占村民的宅基地，村民却只能忍气吞声，毫无办法。临江县湖场村的祝家，仗着儿子长期在镇上闲混，有很多混混朋友，在村里说话“粗声粗气”，做事不顾后果。2005年8月的一天晚上，李明听到自家田那边有机器抽水的声音，估摸着稻田里抽水灌溉了。第二天天一亮就去田里看灌溉情况，却发现周围的田里都有水，唯独他家的没水。李明便到抽水员老祝家问原因，老祝只说会抽的，就不理睬他了。李明就回头去找队长，结果小祝跟上来吼他：“一大清早，到我家闹什么？”李某反问：“你还想打人？”小祝闻言就动手将李某打倒在地。李某倒地后说：“你这兔崽子！”老祝闻声赶来，说：“你骂他他不打你！”同村的薛某同样仗着自己在外有一些混混的朋友，在村里一贯横行霸道，不讲道理，曾敲诈勒索同村村民。有次薛某的妻子外出买东西，回来时顺便搭乘同村男青年王某的自行车。薛得知后，便借机到王家将洗衣机、电视机、灶具等砸坏。次日，王某因害怕薛再次行凶，在邻居黄某家请薛某吃酒席，送了两条红金龙香烟，才了结此事。还有一次，薛某听其父亲说本队队长涂某要他家交清所欠农业税费，随即邀混混谭某一起去涂家，到后就打人，涂某的两个兄弟出来说了两句狠话，两人才悻悻离去。事后，涂某因害怕薛再找混混打他，先后两次请薛某、谭某和其他混混吃饭，其兄弟也都向他们道歉。后又送给薛两条黄鹤楼香烟，事情才算了结。另有一次，本队周大军接手薛某曾承包的机动田，机动田的棉梗未扯他就种了麦子。薛某得知后，无理地到周家要求赔偿损失，并将周的饭锅砸破，还打了周的母亲一巴掌，后经人劝阻才罢休。薛某不仅在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中横行霸道，还找其它各种机会勒索同村村民。薛某得知黄庭的亲戚因放鸭子与本队的林某发生纠纷，即与黄庭等人一起报复，先后三次殴打林某，索要1000元现金。最后，林某只得请村治保主任出面说情，花500元在餐馆请酒一桌，才平息此事。然而，并非所有的混混在村庄日常小事中都得理不饶人，对待同村村民都如此霸道。至少从表面上看，有的乡村混混在村庄内部仍然遵循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原则。他们对同村村民比较客气，日常交往中非常有礼貌，也不占小便宜。但是，这常常只是表面上的，一旦村民涉及混混及其近亲属的利益，或者阻碍了混混“事业”发展的核心利益，他们往往就不再客气。临湖市桥头村的李剑就属于这种类型。李剑是个门路很广的混混，现在已有一百多万的家产，他一直住在村庄中，平日对村民很客气，说话做事都不霸道，不会为小事而仗势欺人。不过，村民们都知道他并不好惹，对他惧而远之，这是大家从2002年的“分地盘事件”中得来的“教训”。临湖市桥头村靠近一大型淡水湖，同邻近的水村在水域占有和利用上素有争议，但逐渐形成了依照季节利用水面的惯行规则，即春秋季由桥头村村民在湖上插“迷魂阵”捕鱼，冬季则由邻村村民禁湖狩猎打野鸭。2002年，湖面上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被圈起来进行螃蟹养殖。桥头村也向市里打了报告，要求这块湖面由桥头村开发养殖。当时的“形势”对桥头村有利，村民们在心里盘算着“分地盘”了。本村混混李剑却早有打算，他企图独占进行开发，并对村支书说了很多威胁的话。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李剑召集了五户私自建围，与村里以插“迷魂阵”捕鱼为生的十多户村民产生直接冲突，他们制止李剑等五户继续建围。李剑因此组织村内外二十多个小混混，他们提着刀追着插“迷魂阵”捕鱼的十多户村民乱砍，致使五位村民被砍伤，其中伤势最重的尹某挨了十二刀。事后，在李剑等人的“威胁式请求”下，村支书出面进行了调解，案件在已报警的情况下，经多方“努力”而被“私了”。在李剑等人赔偿医疗费后，以插“迷魂阵”捕鱼为生的村民退出了对水面的争夺，村支书在既成事实面前，被迫签订了水面承包协议。承包者至今未交水面承包费，而现在村民即使去这片水域采草也必须出钱。像李剑这种表面上遵守村庄人际交往原则的混混，往往混得更加长远。他们处事有度，不是一味暴躁蛮干，能做到“有勇有谋”，只在村民触犯其核心利益时才“凶相毕露”。这样，平日的客气既可以不让村民抓住太多的把柄，又让自己的生活与村民的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使得村民对自己保持未知状态，从而能对村民产生威慑。因此，村民对这种混混惧怕且尊重，混混因此能够在谋取重要利益的同时保持“有面子”。相比而言，那种一味暴躁蛮干，在表面上都不遵守村庄人际交往原则的混混，眼光就显得“太小”。他们为了一点日常小利益，动辄暴力相向，迟早会“失手”出事，因为过于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就容易触犯国家治安的底线，会招来基层政权的毁灭性打击。他们还会因此遇到许多来自熟人社会之内的麻烦，这种麻烦属于乡村江湖生涯中的额外麻烦。混混如果只在涉及自己核心利益时，才在熟人社会内部使用暴力和灰色手段，则既能迅速积累一定的财富，过上“体面的生活”，也可使其遭遇国家打击的风险大大降低。其实，无论表面上是否遵守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原则，在村的混混都已在本质上违反了这一原则。即便那些表面上遵守的混混，在争夺公共资源时，在村民影响其核心利益时，也毫不犹豫地违反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对村民进行殴打和疯狂伤害。那些从村庄中混出去的混混又如何呢？实际上，两湖平原的村外混混一般都有谋生的合法渠道，过着比较“体面”的生活。尽管他们“讨生活”和“发家致富”的出路主要在村庄外，他们还是经常回去骚扰村庄，占集体的便宜，涉足村庄纠纷。他们通常以暴力威胁为后盾，有时也倚仗痞气，或干脆以难缠的无赖形象出现。可见，在外混混对待本村村民，也违背了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原则。楚江市沙桥村，9个处于乡村江湖上层的在外混混，只有远在深圳、鞭长莫及的万良从未残忍对待过本村熟人。我调研过的近十个两湖平原村庄，没有一个未曾发生在外混混伤害同村村民、侵占村庄集体利益的事情。我们知道，在传统熟人社会，一切离乡者都遵循“乡情原则”。他们植根于乡土社会，无论置身何方都挂念家乡，与家乡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他们将自己的“根”放在村庄熟人社会，以显达于乡土为人生理想，希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因此他们在宗族和乡村地域中追求威望和影响。当前，在外的乡村混混显然距这种状态已经很远。当前的乡村江湖中，崇尚实利的格局已经形成，江湖上盛行对利益的算计，混混追求的只有利益。利益之外，名气、义气等都只是权宜之计。尽管如此，我们很难说在外混混完全不在乎自己在村庄中的面子和名声。不过，他们追求的面子和名声在当前“名实分离”、“面子竞争异化”的情形下，显得颇为怪异。在外的乡村混混也会追求在村庄熟人社会中的“有面子”、“有味”，但这种“有面子”和“有味”不再是村庄熟人社会内部对其人品的良好评价，而只是可以炫耀的事情或令人羡慕、可以压制他人的势力。乡村混混可以因为能支配很多下层混混，能让村民惧怕，能“玩转”红黑两道，能办成排场很大的红白喜事，而“有面子”或“有味”。在本土混混与同村熟人相处的上述背景下，很多村民对混混及其家庭感到非常害怕。因为在一般村民眼里，虽然乡村混混很有面子，也让人羡慕，但他们终究不可能是“好人”，而属于“坏人”之列。在楚江市沙桥村调研期间，我曾在半结构访谈中对23位村民问过这一问题：“你是否对本村的混混感到惧怕？”从访谈后的统计来看，有16位村民明确表示害怕，他们平常特别注意，尽量不招惹乡村混混；其余7位村民表示不怎么害怕或没有必要害怕。按照村干部杨会计的解释，这7位表示不害怕混混的村民中，有3位的兄弟、儿子或侄子就是混混，他们没有必要惧怕混混；剩下4位是村里比较“糊涂”、见识短浅的村民，对混混“厉害”之处的认识严重不足。由于村民普遍比较惧怕混混，因此他们常常有意识地疏远乡村混混，善良本份的村民绝对会避免招惹他们。沙桥村一位在外读书的研究生告诉我，他小时候的几个玩伴现在都是混混，父母因特别惧怕混混，特意交代他不要与已成为混混的昔日玩伴一起出门。他父母的理由是：“这些人玩得好就好，玩不好马上翻脸，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做出什么事来？我们这样的家庭只吃得起‘补药’，吃不起‘下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颇为精明的杨会计也表示，由于村里的中上层混混都是他小时候的同学和玩伴，所以他以前并不害怕他们。但现在对他们了解得越多，就越惧怕。他说以前“无知者无畏”时做的一件事，现在都觉得后怕。有一段时间，他特别看不惯在村混混万清，因此在一次喝酒后与人打赌，说敢当面扇万清一耳光。他说了，也就趁着酒劲做了，将平日的不满发泄出来了。万清当场要还手打人，但被周围的村民拦住，大家说了“不要和喝了酒的人见识”之类的话，事情也就过去了。此后，杨会计和万清都当事情没发生一样。不过，杨一直比较后怕，他知道万清并不好惹。要是万清当真搞他，或者找混混搞他，他还不知道如何应付麻烦。他说：“现在我与乡村混混打交道会特别注意保护自己，因为他们这些人会在出人意料之处‘出招’。乡村混混与一般处世霸道的农民完全不是一回事。”混混做事是不讲村民们的常理的。 三、乡村混混对村庄熟人间相处的影响当乡村混混通过关系组织结构发展起了江湖联盟格局，乡村江湖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反过来还对熟人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支配作用。这种支配作用，不但体现在乡村混混作为熟人社会成员与其他村民相处的人际关系中，还体现在乡村混混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对熟人社会内村民间人际关系的影响。上节论述了，出身于熟人社会的本土混混遇到与村民利益相冲突的情形时，往往会毫不犹豫地违反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使用赤裸裸的暴力伤害村民，或者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后盾欺压同村村民。乡村混混对待熟人社会之内的村民，显然已经违背了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原则。很多本土混混敢于这样做，就是仗着自己在村外有很多“狐朋狗友”，能够调动乡村混混的广泛关系网络资源。当然，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需要直接调用这种资源，通过直接的暴力和暴力威慑就可以达到目的。不过，有时他们也会将村外的混混引入村庄。前文提及临江县湖场村的薛某就是这样，多次将村外的混混引入村庄殴打村民；临湖市桥头村的李剑也是这样，他在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将村内外二十多个混混组织起来殴打、砍伤同村村民。在两湖平原的村庄中，类似的事件非常多见，以至于村民们将外来混混随意进出村庄当作“正常现象”。湖南常德市毛村，一位村民被摩托车撞伤，骑车的年轻人认识这位村民，却叫了个混混来处理，这个混混也认识被撞村民。即便如此，这个混混一来就说：“既然我来了，大家就不准讲什么理了，都听我安排！”最后硬是只赔偿了100元，而被撞村民治伤却花了800多元[9]。总体而言，混混对农村社会的实际滋扰并不特别常见，但他们却对村民构成了严重的心理强制。他们只是很偶尔地在村里惹事，但这足以让村民十分畏惧，这种畏惧甚至使得村民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在湖南常德农村，村里的邻居争吵，其他村民明知一方没理，但也不敢出去劝架或者帮腔。村民说，除非他们能够确定没理的一方没有能力引入混混和黑社会，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出头”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混混和黑社会对乡村社会的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由于他们的在场，作为安全基础的一些制度和关系的运作都出现了偏差。尽管大多数村民对乡村混混确实惧怕，但涉及到他们的基本生存利益时，老实的村民也不总是“束手就擒”。乡村混混与村民发生利益冲突时，可以不顾同村之情，依靠暴力谋利，这常常也会给老实的村民以“启发”，导致他们向村外的混混求助。而在“一表三千里”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只要去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无论如何老实的农民都可以与乡村混混攀上关系。况且，只要愿意出钱，买到乡村混混的“服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有利可谋，总有乡村混混愿意“服务”。因此，乡村江湖中的混混，不但会经由关系网络结构中混混的引介而进入一个他陌生的村庄，还可能经由老实而被逼无奈的村民的引介而进入村庄。2005年，楚江市沙桥村的万民为2.5亩耕地的使用权与同组村民万义发生争执。万义不肯退让，万民便求助于“村霸”万支书。万支书威胁万义：“你不将那2.5亩田给万民，我还要让你的田减少。”万义因此到镇里上访，万支书见状又来“软”的，“劝告”万义说：“万民为人狠，不要吃这个亏。”而万民见村支书出面无效，便亲自上门威胁万义：“我万民说话是算数的，我说出去的话一定能做到。”万义知道自己对付不了万民，便通过亲戚从市区叫来混混。混混们提着猎枪和长刀来到沙桥村，吓得万民一改“嚣张”气焰，不但不敢要田，反而出钱请客并赔礼道歉。显然，一旦村民与同村混混发生纠纷，村民决意向村外的混混求助，此时纠纷能否解决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民能否找到比与之发生纠纷的混混更“厉害”的混混。这样一来，当混混与本村村民发生纠纷时，本村混混可以将村外混混引进来作为援手；当村民与本村混混发生纠纷时，他也可能求助于村外混混。既然如此，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时，为何就不能求助于村外的混混呢？混混可以被引入村庄，引入混混对自己有利，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这样，发生纠纷时，有亲戚朋友是混混的村民就可能请混混出面解决，有理的可以通过混混逼迫对方认错赔偿，无理的也可以趁机敲诈勒索。楚江市沙桥村王某的耕牛连吃带滚损害了赵某家半亩地的秧田，赵某按照当地习惯留滞了耕牛，直到王某交了赔偿款才放牛。王某的儿子听说此事后非常生气，便到镇上叫了几个混混寻衅滋事，先是殴打赵某，要求他退还赔偿款，后来进一步敲诈现金500元。临江县湖场村的罗某曾是“地下liu合彩”的一个小码庄，2003年5月，由于他的上线码庄被抓，他不得不自己向码民“兑奖”。按照地下liu合彩的兑奖规则，他需要向同村的夏某支付14000元，受财力所限，罗某当天只兑现了7000元。夏某很不满意，次日带着做混混的侄子夏涛到罗家闹事，拿刀威胁罗某，无奈之下罗某只好写了7000元的欠条。2004年1月，夏某又带个混混到罗家要钱，因罗某请求推迟支付，夏很不满，顺手拿起罗家桌上的菜刀，将罗某左手砍伤。几天后，夏某又带三个混混来到罗家，气势汹汹，讲了几个小时的狠话，扬言再不给钱就要拿罗家小孩下手。无奈之下，罗某只好求助于派出所。在纠纷中，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如果直接受到混混的威胁，他们最直接的反应一般是求助于公安派出所，因为毕竟只有警察才能立即解除他所受到的威胁。然而，在两湖平原的乡村社会，派出所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乡村混混的威胁。“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消除乡村混混的威胁，还必须与乡村混混谈妥。在临江县湖场村的一起伤害赔偿纠纷中，一方叫了村外混混去另一方家里“谈判”，派出所闻讯后赶去调解，阻止了混混闹事。当着派出所民警的面，当事人双方讲好赔偿500元。但民警一走，叫了混混的一方便改口，要求对方赔偿1500元。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对方没有经过过多的讨价还价便“乖乖”地支付了1500元。主持调解的民警知道了此事后，向赔偿的一方追问原因，得到的回答是：“我多出1000元，以免他以后继续找我麻烦。这钱是给混混开支的，他们请了混混，这个开支要算到我头上来。你们在村里时可以保护我，但终究还要走，又不能时刻跟着我。”听了这话，派出所民警也感到无可奈何。有时，纠纷的双方村民都请了混混，这会使得纠纷完全由混混之间谈判解决。如果双方请来的混混互相认识，事情就比较好办，混混双方可能会互相给面子，通过协调来解决纠纷。这种协调解决与传统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在形式上还颇有几分相似。传统乡村社会中，当来自不同家族的村民发生矛盾时，村民双方会各自请本家族的“头面人物”出来谈判。这样看来，作为“有面子的人”的乡村混混似乎是新时期的“头面人物”。但两者的实质实在是相差太远，不可相提并论。传统时代的“头面人物”都是道德情操高尚之辈，他们解决纠纷依靠摆事实、讲道理，对村民实行道德感化。当前的乡村混混却都是道德卑劣之辈，他们解决纠纷虽然有时也讲事实和道理，但背后依赖的却是暴力和暴力威胁；有时根本不讲事实和道理，直接以暴力的较量取代事实和道理。乡村混混之间的“给面子”是基于背后的力量，力量不足是不存在给面子的空间的。更为糟糕的情形是，乡村混混来自不同的阵营，双方并没有面子关系。这时他们可能直接诉诸于暴力，在村庄里展开对峙。楚江沙桥村四组的陈兴与曾凡华是邻居，田地相邻，共用一口小堰塘灌溉。2005年6月的一天，曾责备陈把小堰塘的水抽到堰塘灌区外的农田，陈不以为然，两人因此起口角，进而在田头发生了身体冲突，曾的耳朵被铁锹劈伤，陈的脚亦被铁锹砍伤。各自回家后，两人的老婆知情了又对骂一通。曾凡华仍感气难平，打电话给在市区打工的儿子曾建，要他回来处理。曾建从市区带了几个混混，提着刀来到陈家，陈早已闻讯而逃。曾建留下一句“我随时会把陈的耳朵割下来”后，便回市区去了。陈兴感到害怕，便报了警，镇派出所民警让村治调主任出面调解。在村治调主任面前，陈兴和曾凡华答应等双方的伤治好后再说。不久，曾建回家，又和几个亲戚一起到陈家，要求赔偿六千元，“气势特别嚣张”。陈兴事先也做了准备，同镇上可以攀上亲戚的一个小混混打过招呼，曾建来后不久，小混混和另外几个亲戚赶到陈家。曾家继续讲狠，声称要把陈的耳朵割下来，双方几乎就要发生身体冲突，幸亏村治调主任闻讯赶来稳住态势。随后，镇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并按常规讯问了双方，并表示等双方伤好了后再进行处理。此事不了了之。在两湖平原的村庄里，村内混混在与村民发生纠纷时，会将村外的混混引入村庄；村民与同村混混发生纠纷，也会向村外的混混求助；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时，也都争相求助于村外的混混。人们为了利益不顾及乡情，将村外的混混引入村庄中，这样的事件在两湖平原的广袤大地上不断上演。根据我的调研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样的事件，在县市地域每天都在重复，在乡镇每个月都可以见到，在村庄则每年都会发生。乡村混混的“超级权势”一旦进入村庄，就成了村庄生活中的结构性力量，村庄人际关系由此受到这种力量的支配。这样一来，纠纷的解决结果就取决于村民所求助的混混的“厉害”程度。由于乡村混混对村庄熟人间的相处有着上述影响，村民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时，往往会考虑对方的亲属和亲密朋友中是否有做混混的。因为在村庄生活中，一旦与同村村民发生矛盾和纠纷，其做混混的亲属和朋友往往会被引入纠纷中。我在楚江市沙桥村调研期间，曾在对23位村民的半结构访谈中问过这两个问题：“在与本村熟人发生矛盾和纠纷时，你是否会想到他的家人、亲属和亲密朋友中有混混？这一点是否影响到你在纠纷解决中的态度？”从访谈后的统计来看，所有的村民都表示，他们会考虑对方的力量，包括其家人和社会关系中是否有乡村混混；有19位村民明确表示，对方家人和社会关系中的混混，以及其他力量因素，会影响他在纠纷解决中的具体态度，只有4位村民表示不会考虑这一因素。按照村干部杨会计的解释，这4位村民中，有2位是村里做事一向比较霸道，家里有人就是混混的；有1位是不怕事、未吃过亏、比较“糊涂”、见识短浅的“愣头青”；还有1位是典型的言行不一的“鸭死嘴硬”者。杨会计说，除了“愣头青”，其他人在实际行动中多少都会考虑混混因素，即便家里有人做混混的，也会考虑对方家人和社会关系中混混的势力大小。由此可知，乡村混混确实已经成为村庄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中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平静的村庄生活中，村民也许觉察不到这一点；但只要村庄中出现纠纷和事件，大家都会不自觉地考虑这一因素。2007年秋天，楚江市沙桥村邻近的新王村发生了一起车祸，有三方当事人牵涉其中。李某骑摩托车带着妻子，在一下坡路段赶超王某的三轮车时，恰遇杨某骑摩托车上坡而来，避让过程中李某的妻子摔倒在王某的三轮车上，受伤住院。在交警鉴定结果出来前，李某找王某要求赔偿。王某和村民都认为，李某之所以不敢找杨某要求赔偿，是惧于杨某做混混的弟弟。因李某有堂弟是混混，而自己找不到这样的人帮忙，王某先支付了2000元。李某要求赔偿4万，王某对此总是害怕李某的堂弟前来索赔。其实，李某的堂弟从始至终都未出现，李某也没有用其堂弟来威胁王某。事实如何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纠纷中，对方社会关系中的混混，已经对村民构成了心理上的重压，这种重压无疑会影响纠纷解决的结果。 四、村庄人际关系的变迁在两湖平原村庄中，乡村混混成了最有面子的人，不仅可以支配普通村民，还能对村庄精英构成支配。也因此，村民对他们的态度日益暧昧，乡村混混似乎成了一种“光荣”的“社会职业”。乡村混混不仅自己违反村庄人际关系原则，还改变了普通村民的人际关系和行动逻辑。乡村混混的“超级权势”人人明了，因此不但在村混混会将村外混混引入村庄，老实的村民也会向村外混混求助。这样一来，乡村混混随意进入村庄称了“正常现象”。人们遇到利益之争就想到找混混而不是考虑情面；纠纷的解决不靠双方互让而取决于双方所找混混的力量对比。这样，乡村混混就成了村庄人际关系的重要结构性因素，村庄人际关系因此发生了重大变迁，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由此发生了变异。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人们区分并分别对待熟人之间的关系和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前者适用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后者适用歧视原则[10]。两湖平原的村庄里，由于乡村混混的存在，乡村混混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交往逻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村人之间的纠纷及其解决中出现了对待陌生人的处理方法。人们因日常纠纷将乡村混混引入村庄中；或在纠纷中因对本土混混的惧怕，而将外来混混引入村庄；或为了争夺公共资源，组织混混殴打、伤害村民。这一切都发生在村庄内部的熟人和半熟人之间。而在两湖平原的大地上，以这种残酷无情的方式对待熟人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毫无疑问，这已经对传统的村庄人际关系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在本该遵循情面原则的熟人社会中，人们在解决熟人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时，却越来越倚仗于暴力，越来越根据力量适用歧视原则，人们正在以传统社会中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和方式，对待那些曾被认为类似于自己的父母兄弟的“熟人”。在两湖平原的许多村庄，生长于本乡本土的乡村混混正在以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对待本乡本土的村民，他们不遵守熟人社会的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对于村民而言，他们本来是熟人，却正在变成陌生人。而那些外来的乡村混混，他们本就是熟人社会的陌生人，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气焰嚣张，在村庄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中肆无忌惮地“撒野”。因此，无论是村庄里土生土长的“本土混混”，还是由本土混混从外面引到村里的“外来混混”，他们都是遵纪守法、老实本分的村民眼中的“陌生人”，是“家门口的陌生人”。这种“陌生”并非交往关系上的陌生，而是“混混”们用对待陌生人的歧视原则来处理原本熟悉的双方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按传统的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行事。因此，对村民而言，乡土逻辑已发生了变异，乡村混混是一群行为无法预期的陌生人。在两湖平原，“家门口的陌生人”使得村庄本身正在变得陌生化，农民之间的熟人关系也正变得越来越陌生化。这样，人们遇到摩擦和冲突不再按照原有的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处理，而是如本章诸多事件中那样，动辄求助于“家门口的陌生人”，倚仗于暴力，用陌生人的方式对待熟人。临湖市桥头村的胡支书说：“如果一个人在外做生意，碰到了车匪路霸，大家可以接受，心理上也可以承受；但在本乡本土，熟人之间，频繁发生这样的暴力性事件，人们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在家门口，谁欺负谁一清二楚。”在村庄生活和村民的观念中，如果倚仗暴力来处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也不公平，但是可以理解，这可以从内外有别的村庄地方性规范得到解释。而现在，村庄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也陌生化了，村庄不再是一个因熟悉、亲密而在人际关系中遵循乡土逻辑的社会。毫无疑问，“家门口的陌生人”和村庄熟人关系的陌生化不但彰显了熟人社会中乡土逻辑的变异，而且正在使温情脉脉的村庄慢慢变成残酷的战场！[1] 这些村庄都是农业型村庄。按照社会科学的匿名规则，本文出现的人名、地名均已作处理。[1] 陈柏峰.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结构与分层.青年研究, 2010(1):1-13.[2] 陈柏峰、董磊明.乡村治理的软肋：灰色势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9(4):142-146.[3] 陈柏峰.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4]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0.[5] 陈柏峰、郭俊霞.也论面子——村庄生活的视角.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99-105.[6] 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1):158-167.[7] 贺雪峰.试论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57-173。[8] 黄海.湖南P县D乡黄村调查报告.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07.[9] 郭俊霞.农村安全供给的基本需求与制度保障.重庆社会科学,2010(2):34-37.[10] 陈柏峰.论熟人社会.社会, 2011(1)，即将刊出。

1，序 本文意在论述当今日本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笔者自己虽然对马克思主义颇感兴趣，但是终究自己的专业方向是英国政治研究，所以谈论日本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这样的问题还是不免会有班门弄斧的感觉。因此，在文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学、历史学等本人专业以外的知识，以及相关的评论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读者念及本人知识的有限，予以海涵。 首先，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左翼进行一下简单的整理。所谓马克思主义，毋庸赘言，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创造的相关理论体系。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包含列宁以及毛泽东的思想。如果更加广义地考虑，从斯大林、卢卡奇到普兰查斯、杰瑟普等一批现代研究者的理论也可以包含于其中。与此相对，笔者此处所说的左翼，不仅包含马克思主义，还意味着对现代主流思想的批判思想以及运动。例如，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众所周知，原本的“左翼”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坐在议会桌左侧的政治家们的倾向，所以其定义本身就存在暧昧性。而且，在当今左翼一词的含义本身也在被重新审视。在欧洲，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到20世纪末，左翼的特征基本表现为主张长期地对经济弱者进行“再分配”，但是近二十余年，比起“再分配”，左翼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英国劳动党）开始更加倾向于推进带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重视“市场”的政策。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欧洲，也在重新讨论左翼的定义。 关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坦率地讲，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目前处于冷门阶段，已不复有往日的风光，但是由于日本的经济力量下降等原因，“再分配”、“贫困”等问题的研究远落后于欧洲，但在日本正成为一个重大课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政治的支点本身正在转向左翼。从这种种现象来看，我们可以认为高唱着“全世界的劳动者啊，团结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作为运动都处于需要再评价的阶段了。当然，日本政府负债高达GDP的两倍，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还有推行“再分配”政策的余力，关于“再分配”政策是否真正有效的批判也非常多。但是，我想思考的是，在日本，为何这种“再分配”政策会被推行？此外，我还想再探讨一下在当今日本，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怎样的理论准备？ 为了讲明白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来补充一些历史知识。首先我们要来谈谈关于战前的马克思主义，其次我们来谈战后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第三，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 2，战前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战前的日本是一个受军国主义控制的国家。曾经出台过《治安维持法》这样一部法律，对共产主义者进行镇压。例如小林多喜二这位无产阶级作家就被特高（以镇压左翼为主要任务的警察）逮捕并惨遭虐杀。 但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得到普及并被广泛研究，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早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曾出现了袭击天皇的“大逆事件”，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研究者纷纷被处死。（注：也有人认为“大逆事件”是特高警察捏造出来的。）即便环境如此危险，20世纪20年代，在《改造》、《劳农》、《唯物论研究》等著名杂志上人们依然热烈地讨论着马克思主义，东京大学的山田盛太郎，京都大学的河上肇也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大批学生。同时，以山田盛太郎为代表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编写者们组成的“讲座派”和“劳农派”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白热化并且开始准备对美战争的大环境下，这些运动也都受到了残酷的镇压，1933年，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干部大批倒戈，共产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在共产党的干部之中也不乏一些坚定的人，这个时期的积累也和战后共产党的发展紧密相连。 3，战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与左翼运动 随着日本的战败，之前一直被军国主义所镇压的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到1951年为止，日本一直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期间倡导军国主义的战争罪犯被送上了审判台；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大地主的土地分给佃户；并于1946年颁布了承认思想信条自由、言论出版以及结社自由的《日本国宪法》。虽然占领军临时政府GHQ也曾有过针对共产主义者的“清洗赤色分子”（开除公职）运动，但是和军国主义时期相比，还是给予了马克思主义者更大范围的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 在这样的环境下，1947年2月1日，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社会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活动家们策划准备了一场全民大罢工。虽然这场罢工因GHQ的命令而最终流产，但是这预示了日本的劳动运动自战败以来开始走向一个高峰。在战后的大选中，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议席也得到了增加，1947年，少数派执政党片山内阁上台，社会党也参与其中。片山内阁作为少数派执政党，并且是和保守政党的联合政权，由于内部纷争在上台的第二年即告失败。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来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判造成了共产党内部分裂，共产主义一度陷入低迷混乱的时期。但是，由于反对再次发动战争的人士的努力，整个政治运动才得以持续。 这个时期特别值得瞩目的是安保斗争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运动等此类和平运动。虽然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美军对日本的占领到1951年即告结束，但是没有军备的日本与想要继续在日本设置军事基地以保持其对东亚影响力的美国之间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此条约于1960年进行了修订，日方希望发挥自卫队的作用，使《安保条约》成为双方更加对等条件下的自卫条约。由此，日本不再是单纯受到美国保护的一方，日美可以共同进行军事作战了。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劳动者、大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政党方面也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中心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据说参与人数高达600万人。安保斗争之所以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其根本在于国民心中对再次爆发战争的坚决抵制情绪。这种情绪，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运动中也是可见一斑的。在日本，自1945年8月6日和9日被投下两颗原子弹以来，每年的八月都会举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世界大会。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与共产党分裂，但直到现在这项活动也一直在举行。 在战后的日本，政治运动虽然活跃，但是主要的争执点基本上都是和平问题。与此相对，贫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日本，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之下，东京，京都，大阪这样的大城市的知事纷纷将治下的城市打造成为了革新自治体。这样的革新自治体在贫困以及分配问题上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开始推行老年人医疗免费的政策。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在日本的左翼运动中对于贫困以及分配问题的关注也就仅此而已。 此外，自1968年开始到1969年，针对全国大学的学费涨价和管理强化，大学生组织的大规模的反对运动此起彼伏，在很多的大学里都出现了学生自己用路障围成基地和大学对峙的情况。这其中自然有以社会党系和共产党系的学生为中心的大学，同时东大和京大为首的很多大学，包含很多无党派的学生在其中，各种小的派系为了共同斗争建立起了联合学生组织，名噪一时。但是，这样的运动说到底终究是对大学体制的质疑和反对，和因为财富的再分配以及贫困问题而进行的斗争运动并不属于同一种性质。 日本国内一面对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向东亚各国进行的侵略进行反省，同时因为战争自己的家园被烧毁，亲人丧生，广岛和长崎被投掷原子弹造成了大量的死伤者。在这样的惨痛教训之下，人们绝对不会允许悲剧重演。严格遵守宪法第九条，反对建立自卫队和安保强化这些关于和平的问题，一直都被作为头等大事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如上面所述，在日本的政治中，贫困问题和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成为政治论争的中心问题。贫困和财富再分配的问题，除了革新自治体的尝试以外，并没有成为左翼政党和左翼运动的最重要的发力点。但这也并不是说战后的日本完全忽略了财富再分配的问题，战后，日本首次制定了全民适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教育也得到大幅度改善，这些方面相比战前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和欧洲相比，无论质还是量，都处于落后的状态，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使其进一步获得提升。这种情况，在图1各国政府这方面支出与GDP的比较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在日本，整个战后都处于一个“小政府”的状态，在医疗、教育、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明显不足。 关于收入的再分配，也没有成为什么重要的课题，但是可以说增加收入和就业还是获得了足够的重视。于1960年上台的池田内阁，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复兴日本的产业，保障国民就业，增加国民收入。但是这并不是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实现增加国民收入，原因在于日本战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雇佣增加，工资也获得持续增长，所以贫困的问题就算不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也一样可以通过经济本身的发展来减轻。 在此意义上，有些人甚至认为日本是不需要福利制度建设的。在日本政府一直压缩对社会福利和教育的支出的情况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也一直维持着很低的一个水平。而且如图1所示，在诸多发达国家之中，日本政府的资金支出多是用于道路、桥梁、机场等公共事业的建设上，试图通过公共事业建设增加就业而不是通过福利保障实现财富再分配。与欧洲相比，日本的家庭需要自己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承担高额费用的压力，这样的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其背后有日本就业的不断增加以及工资的持续上涨作为支撑。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翼运动好像也没有看到认真致力于财富再分配的余地。 4，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战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十分兴盛。这是与战后政治运动、劳动运动的高涨密不可分的。马克思经济学学者美浓部亮吉在社会党、共产党的推荐之下，自1967年开始连续三届12年当选东京都知事。 在经济学领域，以东京大学的教授宇野弘蔵为中心的马克思经济学很有实力，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有其门下弟子成为教授，这些人被称为“宇野派”。在社会党内，向坂逸郎等人建立了社会主义协会，并由此集结了一批社会党系的学者。另外，从战前一直延续下来的劳农派学者们都集结在东大的大内兵卫周围，这一流派渗透到了美浓部的东京都政之中。共产党系的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曾以“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为中心集中到一起，但是由于围绕着对斯大林的批判后来分裂了，现在只残存下法律部会。政治学领域里，以名古屋大学的田口富久治为中心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 在这诸多思想潮流之中，也存在着激烈的论战。比如，在日本，《资本论》一书就被各个理论学派翻译成了各种版本。有社会党系的向坂逸郎译本，共产党系也在大月书店和新日本出版社发行了自己的版本。另外，如《经济学•哲学草稿》中马克思真正的意图是什么，这一问题被各位学者反复研究，论争不断。 其中有一个“主体性论争”，旨在通过仔细查证日本最终走向战争的整个过程，质问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中，对发动变革的主体的形成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个“主体性论争”就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提出问题的重要观点。   1960年，关于在将来的日本，是否有必要发动革命，还是只需要进行改良这一问题，发生了一场名为“构造改革论争”的大讨论。这里所说的“构造改革”，是指不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打倒资本主义，而是使用渐进式的改革来改良体制。这一论调首先是由从共产党分离出来的安东仁兵卫和经济学家井汲卓一提出，其后遭到共产党系以及社会主义协会的学者们的批判进而展开论战。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围绕着尼克斯•普兰查斯和路易••阿尔都塞的理论，想要从中汲取教训的日本学者们也遭到了共产党的批判，展开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一系列论战，可以理解为是将马克思主义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革命的理论还是灵活的将其解释为对现代政治的批判和社会改良的方法，是否认可和其他理论混同等基本态度的不同所导致的。 此外，在历史学以及社会学领域也有论战，这可以说是战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达到了一个节点。但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春天，在20世纪90年代包括苏联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崩塌事件之后，也遭到了重大的打击。 5，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崩塌以后 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崩塌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研究界开始式微。当然，也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就完全消失了。包括东大和京大在内的日本大学的经济系，当今的经济学原论的课程当中基本上都必然会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本人所在的立命馆大学也是一样。但是曾在80年代作为经济学两大潮流其中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已经被削弱。同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衰落不仅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淡化，在政治学、历史学以及法律学等领域体现得更加明显。 读过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的人就会知道，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本就不是单纯局限于经济学的思想，是包含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还涉及到一部分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同时，马克思主义受到瞩目不仅是因为它是学问的一种潮流，更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是实际的社会运动的有力支撑。也正因为如此，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也给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可以说即便是作为一个理论的潮流还有值得肯定的余地，但是在其他诸多的学问领域里，影响力已经非常地小了。 举例来说明的话，比如我所研究的政治学领域，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被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一称呼也是被各种文献引用。在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以后，在各种学问研究中就开始很难见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些名词的身影了。当然，我自身也认为，将这种现象单纯的归结为东欧社会主义解体是有些狭隘的，这背后一定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固有的问题。 比如，拿政治学来举例，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留下什么政治学的文献。虽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和《法兰西内战》是十分优秀的分析报告，但还是不能算作理论书籍。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虽属于理论分析，但只以政治运动的一少部分为对象。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各种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有可能形成的，但是，仅凭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流传下来的著作而使其成为一个政治学的潮流，还是有些难度的。在八十年代的日本的政治学家中，也出现了想要将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人，这些人以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理论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延伸。但是，这些延伸的结果是在80年代后半期日本共产党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更新和发展。学术讨论和政党的方针本就截然不同，学术讨论自身因为政党的批判而停滞不前存在着不合理的成分。我认为，即便包含着相互影响的因素，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得到发展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理论根本上讲和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同性质的研究，不将其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发展而是想要将作为构造主义的要素照搬到马克思主义之中，这样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这样的问题，在其他的学术领域，如历史学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历史学不是本人的专业，但是本人阅读的资料还是给我留下了这种印象的。 正因如此，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归根结底只是马克思的思想研究。这样一来，政治学中关于马克思思想进行的历史研究、文本研究只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一点理解，其主要是由对资本主义的敏锐洞察和批判以及社会变革理论这两个侧面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并不能因为马克思当时的优秀洞见就成为了一门优秀的政治学研究以及历史学研究。其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确实值得肯定，但是由于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作为社会变革理论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原本关于政治学的著作也并不丰富，所以也没有能够发展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关于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流派还是留存了下来。其理由之一是，经济学中围绕《资本论》这一核心有一系列大部头著作，其他相关文献也较为详实，这样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只不过，即便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的著作有着非常敏锐的观点和分析，但是作为19世纪产生的作品其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举例来说，最近发生的次贷危机，运用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对其的产生进行分析，单就这一点来说可以说马克思的作品在现代仍有指导意义。但是，关于如何摆脱这次的危机，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示，因此，至少在日本凡是上升到经济政策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的”就不太奏效了。如果在这种政策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也能够成立的话，也许就会出现传承马克思主义并进行理论创新的人士和潮流。但是这种潮流，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在日本出现，即便有这样的潮流，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上附加其他理论，其实质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问题得不到解决，使其进入一种两难境地。 6，今日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 综合以上提及的情况，在日本的大学，除了经济系中还存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在其他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将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思想进行研究，但是作为“主义”潮流来看待的基本上不存在了。 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因为说马克思主义潮流在学术领域的消失就代表了日本左翼研究的消失。这尤其反映了近年来日本社会所发生的变化。 在日本，自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社会一直苦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有名的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倒闭，每年出现3万以上的自杀人群，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人口开始减少。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一直在通过公共事业建设来实现经济复苏，但是由于对公共事业其本身的价值和作用考虑不周，导致大量无用的机场和建筑物被修建。非但没能实现经济复苏的效果，而是导致政府大量的投资预算转化为了巨额债务。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现在已经达到900兆日元，相当于日本一年GDP总量的2倍。毫无疑问已经是世界第一的负债国，在这种情况下，自2001年开始，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任期间实行了民营化、放宽限制等政策。所谓放宽限制，就是为了在不破坏国民生活的前提下放宽既有的一些限制，增加商业机会，强化市场竞争。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有些人很好的利用了机会成为了巨富，同时也有很多人跌进了社会的最底层。下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在日本，到1990年左右，一般的雇佣劳动合同是没有期限的。换言之，就是大家就业的时候都是作为正式员工就业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企业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劳动者的生活比较稳定。在日本战后的不安定时期，为了防止企业增加不人性的短期雇佣，日本政府在法律上就做出了规定。如之前所述，由于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成长，就业不断增加，但是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经济总量缩小，岗位减少。作为企业为了生存，希望增加这种几年内就可以灵活调整的短期雇佣（非正式雇佣），政府迫于企业的的压力，出台了增加非正式雇佣的法律修改案。其结果是，在1988年日本的劳动者中有八成都是正式员工，而到了2009年这一比例减少到了还剩五成，短期雇佣关系出现了压倒性的增加。此外，自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失业率也是持续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变得十分困难。出现了很多长期无法找到稳定工作需要政府救济度日的贫困人民。 接下来的时代，老人们也会面临严峻的困境。日本的养老金，属于征税收缴制。实际上就是由正在工作的一代人支付给已经退休的一代人养老金这样的一种体系。但是在当今的日本，少子化问题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老人领取的退休金由大约五名左右的在职人员承担，但是，今后一个老人领取的养老金大概仅有两名在职人员承担。这样一来，是老人们忍受养老金的减少，还是在职人员更加多地支付养老金保险，又或者两者并行。对于养老金问题，也需要政府增加支持投入。但是如之前所说的，由于日本政府债务的扩大，已经没有财政能力来支撑彻底解决问题的政策了。 在战后的日本，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只要不是过于挑剔，都可以成为一名正式员工，不用搞什么社会运动，也不用对政府进行什么批判，就有足够的就业提供给人们。没有怨言地勤勤恳恳地工作才是最合乎常理的选择。也正因此，日本的左翼运动也就没有把贫困问题重视起来。但是，到2010年的现如今，就业情况一直处于十分艰难的状态，到此，日本的政治界才发现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讨论财富的再分配这一课题的时候了。 一直以来掌握日本大权的自民党采纳了联合政党公明党的提案，于2008年实施了“定额支付金”政策。这一政策是指，为了复苏经济，一次性向国民发放近2万日元的政府金。2009年9月开始的民主党政权，实施了向有未满15岁的孩子的家庭支付每月13000日元的政策。另外，公立学校高中免除学生学费，私利学校也减免与公立学校相同额度的学费。在日本，如此的再分配政策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很久没有实行过的。在这两年突然出台了如此多的再分配政策，其原因就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经济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高速增长的阶段，我们必须直面不得不将有限的果实重新分配的问题。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虽然在学术界并没有迎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但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对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批判潮流，简言之，就是左翼的声音正在增强。 比如，次贷危机以后出现了“派遣辞退潮”，所谓“派遣劳动者”就是从人才派遣公司派遣到丰田、日产等大型公司的劳动者，其劳动合同的上限是三年，所以企业比较容易中途放弃合同将其辞退。次贷危机之后各企业都处于困难时期，日本的大企业都一致采取了裁掉派遣职员的策略，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派遣辞退潮”。如果有员工认为解雇无效并起诉该企业，即便是企业方败诉，也只需支付给员工合同期间内的工资即可，而且提出起诉的员工只会占极少的一部分，所以大企业会很不负责任地将“派遣辞退”进行到底。 在此时，出现了一位名叫汤浅诚的市民运动活动家，为了劳动者的救济四处奔走，和政府交涉，引起了当时自民、公明党联合政权的重视。同时，他自己的多部著作被发表，在论坛也引起了相当的注目。除此之外，次贷危机以后，以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厳为代表，很多经济学家都纷纷反省自己之前一直信奉的民营化、放宽限制的新自由主义。战前被特高警察杀害的小林多喜二所著的《蟹工船》突然开始热卖，进而以漫画和电影的形式重新演绎面世。在2008年的这次危机之后，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编著的《时代宛如资本论——问贫困与发达全10讲》这本书也出版面世了。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是以京都为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以研读《资本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团体。其成员多数是政治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者。自1968年创建以来，高举着“和劳动者一起创造出为劳动者服务的经济学”这一口号进行研究学习活动。广义上讲，该研究所可以说是对战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唯物论研究会的运动的继承，作为学术运动也切实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不过，在“贫困”问题成为现实，“再分配”成为人们关注的题目，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重新被评估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的弱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自身以再分配为目的时的理论问题。我认为，即使马克思主义是劳动者解放的理论，但也没有以向劳动者进行财富再分配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通过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财富再分配这样的修正和改良。但是，理应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影像并非清晰可见，我们暂且不管是不是要否定其性质属于社会变革理论，至少也要积极评价属于其中途阶段的这种“改良”。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在日本政治中，再分配才刚刚作为课题得到重视，但是在欧洲的政治，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在进行了很多理论积累和时间积累的基础上，也开始思考单纯依靠财富再分配是不能解决贫困问题的。在欧洲，人们正在考虑构建“基本收入”这样一个更加单纯的新的再分配体系。重视参加到再分配之中的人们的能力——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影响力的增加就是这一倾向最好的体现。在日本，如果打算将再分配的理论移接到马克思主义上去的话，应该将这样的新的展开引为教训。 第二，日本的情况就如之前已经提到的，劳动者被分裂成了正式员工和短期雇佣工，由此导致一个现实问题是劳动者无法团结到一起。短期雇佣工的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就意味着自己的劳动条件会受到破坏，这是很多正式员工的实际想法。就如贝伦斯坦因和艾尔耐斯特•拉克劳的理论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不再是单纯的资本家和劳工对立，劳工团结一致这样的简单模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工自身也会细化。因此就会出现正式员工和短期雇佣工之间的断隔。当然，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指摘正式员工与短期雇佣工同属于劳动者阶级，其与短期雇佣工分裂的心态是无视大局利益的一种愚蠢行为。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只是给出一个“应该团结”的简单结论，而是要明示出一条实现团结的具体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常给我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本质的结论上非常明快直接，但是到了具体途径上面往往就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应该从理论上克服这种问题。 最后，综合之前我所提到的这些，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影响力都没有成气候，但是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对之前一边倒的新自由主义民营化、放宽限制政策的质疑确实是在扩大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化，我们都可以认为政治的重心是在慢慢的向左倾斜的。而且，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真正为劳动者着想的理论，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更应该展示出其新的发展。只是，为了实现发展这一目的，必须要改变以往除了革命以外不再探索其他改革道路的理论展开模式，不应该重蹈60年代构造改革批判，8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覆辙。重新思考改变传统模式所能带来的结果，可能并不是马克思所言的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单纯运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严厉批判观点的其他理论。但是，如果能向着实现劳动者利益的平等哪怕迈出仅仅一小步，那也将会是十分宝贵的理论贡献。

一直以来，学术界和媒体习惯于将农民上访与农民维权联系起来，认为农民之所以上访，是因为农民的权利受到了基层政府权力的损害。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且通过乡村体制改革极大地约束和弱化了基层政府的权力，农民权利受到损害的现象理应大量减少，但令人意外的是，农民上访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持续增长。

齐老师对于艺术之外的事都很"傻" ,常受人骗。那时因国家动荡,钞票骤然变成废纸乃是常事,齐老师不知丢了多少血汗钱才想到要买黄金。他不瞒我,让我看买来的黄金,我很吃惊 "金子还有绿色的吗 ' '老师明知又吃了亏,还不敢声张,生怕惹祸，真是哑巴吃黄连，苦在肚里。

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问题是，福岛核电站事故的程度是由于东京电力公司声称的自然灾害超过了"可预见的假设可能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还是日本核电行业的内在矛盾放大了自然灾害冲击的程度。然后，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一行业进行结构调整，以使它在应对极端冲击时更稳健、更具创新？

今年年初（2009年1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文章。本文是作者的感想。

2003年于纽约建立的eVolo建筑论坛主要推广方法之一就是举办建筑设计比赛，从06－08年比赛中心都是摩天楼设计，奖金很低，一等奖也就2000美元，网站也不是那么多人访问，但其褒扬的设计风格与贵阳花溪CBD风一脉相承，乍看某些渲染成暮色的电脑绘画，略有人与机器发生战斗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人文与社会

《橄榄桂冠的召唤———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 1939）》，倪慧如、邹宁远著，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新台币400.00元。

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有一碑铭，名为《来复铭》，作者是明嘉靖七年（1528）该寺世袭掌教陈思。铭文全篇仅155个字，宣传的是伊斯兰教基本教义，而其所用主要的理论根据是北宋理学家张载关于天道心性的定义

概述

这是本雅明自杀前最后一份关于法国文学境况的报告，用法文写成，未发表，直到2000年才收入书信集。这份报告在文学环境和二战中的法国的社会环境之间游离，当他提及阅读法译本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时，批评其含有希特勒主义者思维的原型。

從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的成形與發展看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制的政策與法律問題：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的國際趨勢觀察和省思《摘要》 網際網路賴以運作的IP Addresses和Domain Name System（DNS）的重要性，在世界各國政府對於網際網路的發展日漸重視，以及商業組織利益競爭的趨勢主導下，幾乎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以美國IANA（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為中心的網路統籌管理（Internet Governance）機制之運作，由於在「事實上之壟斷性」和「未能合乎權責相符的要求」兩方面遭受極大質疑，一九九八年起美國政府透過針對此一攸關網路世界未來發展的公共資源所作的政策宣示，促成IANA的轉型，過渡至目前網路統籌管理的新國際組織「網路指定名稱與號碼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簡稱ICANN）。在美國商業部主導下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七日正式宣佈開始運作的ICANN，最近一年來似乎已在某種程度內取得網際網路社群中各種不同利益團體的認同，其未來如何發展固然必須視商業競爭與國際政治角力的協調而定，然由於涉及資訊科技且跨越國界、種族與文化的國際組織運作，在人類歷史經驗中絕無僅有，ICANN所標榜的網路民主是否仍能像過去在網路世界利益衝突極為有限的前提下所運作者般生存，似乎難以斷言，正因為如此，自一九九八年底到一九九九年底這段期間，ICANN所遭遇和化解的種種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之實質與程序兩方面爭議，值得記錄與分析。本文主旨，即本於作者觀察ICANN的實際運作和參與其數次實際召開之大會的經驗，分析目前國際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制所涉及的政策和法律問題。此一論文嘗試回答在目前國際網路界激烈爭辯攸關網路世界基本秩序之統轄管理的IP Addresses和DNS等協調重整問題之際，凸顯出哪些值得思索的程序和實質議題，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因應國際上網路公共資源分配規範機制變遷的趨勢。作者初步認為：ICANN或許意味著過去「科技烏托邦」式的網路規範模式已受到某種程度的挑戰，隨之而起的可能是更多國際政治、法律、社會、文化與教育因素滲入的現象，所以ICANN的成形與運作被稱為「網路制憲」似乎並不為過。在此一網路制憲的過程中，我們固然應該關心「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兩者如何達成合理的整合與妥協結果，我們似乎也該同樣關心的是，在這一波國際網路界的變動趨勢中，台灣如何自我定位和自我調整，以面對可能的挑戰與競爭。 一、前言：歷史的回顧與問題的浮現 本文之主旨，在於介紹與分析目前以ICANN（「網路指定名稱與號碼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此一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制所涉及的政策與法律問題。此一研究嘗試回答的是，在目前國際網路界激烈爭辯攸關網路世界基本秩序之網路統轄管理（Internet governance，或稱網路管理）的IP Addresses和Domain Name System（DNS）資源分配重整問題之際，有哪些程序和實質議題值得思索，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此一堪稱「網路制憲」（Internet convention）的國際組織，如何因應國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規範機制變遷的趨勢，以及這些趨勢能夠為有關國內網路公共資源分配規範機制的思考與辯論，帶來哪些啟示。 如眾所周知者，網際網路的誕生，幾乎等於是一部以科技界人士為主導力量的歷史[1]，而促使網際網路能夠在全球性的基礎上穩定運作的公共資源分配模式，則是以協力式的標準制定（standard-setting model of coordination）為核心[2]，透過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簡稱IETF）和Internet Architectural Board（IAB）等組織發佈Request for Comments（RFCs）制定網路通訊標準，和整個網際網路社群取得共識之後自動執行這些標準的方式而運作不輟。一九九八年十月過世的Jon Postel，從一九六○年代因應冷戰需要而出現的ARPANet時代開始，便成為Internet governance的核心人物[3]，尤其是在一九八一年Internet Assigned Number Authority (以下簡稱IANA）組織[4]成立之後，負責協調、統籌與管理全球網路運作上的主要重要功能，例如網路IP的設定與分配，以及協調網域名稱系統（DNS）的實際運作等事務，因此，IANA成為全球Internet運作機制的來源與模式，也就是國際網路界通稱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起源[5]。究其實際，IANA的Postel所扮演的微妙角色，其實是在信任特定領導中心（trust-based leadership）的基礎上，在Internet Society（即ISOC）等組織的共同協助下[6]，作成網際網路順暢運作所不可或缺的行政性決定，就功能上來說其重要性無法否認，但卻具體而微[7]。 IANA組織的IP設定與分配的功能，進一步成為全球「網路資訊中心」（NIC）組織成立的基礎，也確立了申請IP地址的相關機制，例如InterNIC、APNIC、RIPE、ccNIC（如：TWNIC、KRNIC、JPNIC等），而各地區NIC（如TWNIC）則是經由「各洲」NIC（如APNIC等）的年度會議進行該洲與地區的IP網址設定與分配的協調，至於全球的協調事宜，則通常是經由ISOC的年度INET會議，進行必要的協調與討論，以便透過全球共通的網址資料格式的建立，使資訊與各式應用可以在全球網路上暢通無阻。至於網路標準規範的制訂與協調，IANA則是經由其一年一度的IETF會議，一方面進行新技術與規範的討論與研究，一方面進行共通技術規範的協調，以便使得全球Internet在運作間不至於有標準或規格不相容的現象，而究諸實際，此一會議也成為網路學者、專家、操作者與廠商進行溝通與取得共識的重要網路技術會議，以保證遍佈全球的Internet在運作上，不至於因為各自為政而產生不相通的困擾。除此之外，最近幾年來IANA也積極推動新的網路技術與標準的研究，以利下一代網路的形成與建立。例如近年來經常被提及的「下一代網路」（NGI），「超寬頻網路系統」（vBNS）和「第二代網際網路」（Internet 2）等技術的發展與協調，IETF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針對網路商業化後最具爭議的「網域名稱系統」（DNS）問題，當初也是由Postel建議建立「文字」系統，協助人們在上網時能夠更容易地連接到以「數字」為基礎的IP系統，因此才有目前我們所熟知的.com，.edu，.gov，.org，.net，.mil等網址辨認種類出現，同時，Postel也根據ISO 的國碼清單來配合各地區申請網址名稱的需要（如：tw，jp，kr，nz，ca等等）。其次，一九九二年，美國國會要求賦予IANA實際權限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將DNS的管理外包移轉給私人部門，Network Solutions, Inc.（即通稱的NSI）因而取得generic top-level domains（即gTLDs）的註冊控制權[8]。至於網域名稱（domain name）的申請方式，則是以最簡單的「先申請先註冊」（first-come, first-served）的原則[9]處理。不過也正因為此一文字化系統和先到先給原則結合之故，在網際網路高度商業化與國際化之後，產生了許多「智慧財產權法」（尤其是商標法）和網域名稱之註冊衝突的問題[10]。另外，由於國碼涉及敏感的「國家主權」[11]問題，所以，Internet governance和國家主權的關係究竟應該如何建構與理解，方不失其「網路公共財」的性質等各項爭議，也因而逐漸浮現[12]。 換言之，我們稍微回顧一下Internet的發展，不難發現乃是一九七○年代ARPANet計畫的研究和推展開啟網路技術上的基礎架構（如TCP，IP等），一九八○年代IANA組織的成立，則是建構起網路虛擬社會的全球化和Internet Governance的雛形。一九九○年代WWW以及Mosaic瀏覽器的研發與推廣，更使網路的應用因而大量深入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使資訊網路新文明得以出現另一個契機。而在網路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階段性中，我們也見到網路科技界人士一再嘗試探索「科技的極限」，例如，在ARPANet中，網路科技界先驅即是摒棄傳統「電信」架構由地區網路再建設全國，再推至國際的方式，直接以虛擬的「無限」空間為整體環境的前提；當IANA組織成立之時，IP的分配與DNS架構基本上隱隱約約乃是以「全球人類公共財」的概念來運作。從這個角度來觀察，網路科技界人士對於解決科技問題的關切，實則遠遠超過對「主權與疆界」的關心。然而，「網際網路作為全球人類公共財」此一概念在世界各國政府與商業組織的利益競爭下，一再遭受到傳統的國際政治、經濟與社會體制的挑戰與質疑， 似乎也不足為其[13]。最顯著的爭議，除了上述現實世界的商標法與主權問題糾葛之外，以IANA為中心的現有網路統籌管理機制運作，其「事實上之壟斷性」和「未能合乎權責相符的要求」也遭受極大的質疑。 為了因應此一網路統轄管理機制轉型的國際趨勢，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美國白宮繼今年一月底針對攸關網路世界未來發展的Management of Internet Names and Addresses發佈綠皮書（Green Paper）[14]，徵求各方評論意見之後，進一步發佈了白皮書（White Paper）[15]，宣示美國政府對IP分配和DNS運作的政策主張，也催生了ICANN。此一白皮書之內容，以及目前ICANN所面臨的諸多問題，顯現出向來在網路世界的發展方面居於主導地位的美國，對於攸關網路世界未來之公共資源統轄管理或支配機制的看法與態度，自然引起世界各國和目前網際網路相關國際組織的重視。 本文以問題的釐清與初步分析為主要目的﹐以下將先介紹有關網路統轄管理機制之討論的背景﹐並且摘要說明截至目前為止國際上不同立場與方案的主要內容﹐接著分析在ICANN過去一年的歷史中，不同立場之間的爭執焦點何在﹐進而評估截至目前為止國際間是否有哪些基本共識形成，以及作為主導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的國際組織，ICANN必須克服哪些問題與挑戰，方能成功達成當初所預設的基本任務。 更重要的是，究竟我們應該如何解讀此一白皮書出現之後所產生的影響，亦即ICANN形成與運作至今的意義，以及目前國際網路社群針對此一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所出現的討論，能夠帶給思考網路世界規範架構的我們哪些啟示？究竟此一本質上似乎是國際政治的事項，網路社群應該如何處理？透過ICANN這種非營利性質（nonprofit）的私部門國際組織來掌管domain names相關事宜，是否恰當？此一作法有無可能引發任何政策或法律方面的爭議？亦即所謂非營利的私人國際組織，其運作結果是否果真能符合公共利益？甚至，這個新的國際組織應該處理哪些有關網際網路的事務？還是僅僅單純侷限於處理有關domain name分配的事務？美國此一政策白皮書中所提出的建議﹐是否真能解決本質上屬於國際事務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問題﹐以及眾多domain names爭議？更進一步言之﹐如果我們將這個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建立，當作一個建立憲政體制的過程，或者當作一個建立國際組織的過程，那麼，我們便必須深思所謂「代表性」此一根本民主問題，以便讓網路世界的參與者，都能真正參與此一共識的形成過程；以及此一重整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可能涉及的爭議與過程，和現實世界建立憲政體制與國際組織所涉及的爭議與過程，到底有何相同之處，有何相異之處，人類已有的憲政體制和國際組織組成經驗，能夠帶給我們思考網路統轄管理機制此一規範架構問題時﹐能夠帶來哪些思考上的激發？都是本文嘗試提出與回答的問題。由於本文分析探討的對象ICANN，目前仍處於變動性相當高的階段，所以本文面貌也因而呈現出相當濃厚的歷史記錄意味，作者在此先予敘明。然不可否認者為類似的觀察記錄，應是研究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與分配機制的必要基礎，故而作者仍決定將目前初步觀察心得整理成為一篇學術報告性質的論文，也是本文必須一併說明之處。 二、網路統轄管理機制背景說明：從IANA轉型的背景談起 就Domain Name System的發展與運作來看，由於美國是網際網路的主要發源地，基於此一歷史因素，DNS相關的註冊與維護事宜過去至今均由美國政府負責。在一九九○年代之後，由於網路擴張速度過快的影響，使得美國政府原來的註冊機制無法負荷，於是乃在一九九三年透過一個為期五年的合作契約（cooperative agreement）的方式，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提供資金給一家名為Network Solutions Inc.（NSI）的公司，作為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Center（InterNIC）的網路註冊機關，負責general top-level domain name（gTLDs），亦即.com、.org、.net、.edu等之註冊與維護事宜。值得注意的是﹐針對second-level domain mnames﹐NSI主要的註冊政策，基本上乃是採取先到先註冊（first come﹐first served）的方式進行﹐這是目前網路世界產生許多網域名稱爭議甚至商標權爭議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由於NSI此一契約即將在一九九八年九月份到期，此一政府契約到期之後是否應該由NSI與美國政府續約，繼續擔任網路註冊工作，引發不少討論，這也是美國政府想要重整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主要原因之一[16]。 雖然InterNIC向來被視為負責網路資源分配的主要機制，但是由於目前網路的發展，早已不再侷限於美國，所以近年有不少要求改革此一機制的呼聲出現。截止目前為止，除了美國方面的建議意見之外，國際上最重要的提案，則是Internet Society透過成立一個臨時性的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Ad-Hoc Committee﹐簡稱IAHC）的方式﹐針對網路統轄管理機制問題進行研究﹐並且在一九九七年五月間各國在瑞士日內瓦所草簽的有關增加gTLD種類的備忘錄（Generic Top Leve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簡稱gTLD-MOU）[17]﹐並且建議在一個以瑞士為根據地的註冊機關大會（a Swiss-based Council of Registrars﹐簡稱CORE）之下﹐成立類似網路註冊機關公會的組織﹐目前國際上簡稱為The CORE proposal。以下針對此一備忘錄和The CORE Proposal之內容，將會有簡單之介紹分析，並比較其與美國目前所採政策之間的異同。 同時，如前所述，美國在發表此一正式白皮書之前，為了因應國際上與日俱增的壓力﹐曾經在一九九八年一月發表一份綠皮書，廣徵意見。以下也將擇要介紹此一綠皮書之內容，一則比較其與正式之白皮書間之異同，再則亦可透過此一比較過程，理解網路世界不同利益團體和其他各國對綠皮書所提出的批評和建議背後所蘊含之意義。 （一）The CORE Proposal 一九九六年，IANA的靈魂人物Jon Postel提出一份關於多元化網路註冊系統的建議方案﹐在Internet Society成立上述臨時性的國際委員會IAHC﹐針對此一改革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建議進行研究之後﹐IAHC便做出幾項重要的宣佈：未來將增加新的generic TLD；在增加gTLD的情況下﹐負責這些新的gTLD註冊事宜的機制﹐將朝多元化的架構發展；在上述的CORE之下﹐將成立註冊機關組成類似公會的組織﹐而CORE則將受一個政策監督委員會（Policy Oversight Committee）監督﹐此一委員會成員則包括前述IAHC的成員。詳言之，在此一由Internet Society支持的CORE proposal中﹐有下列幾項重要建議[18]： 1. 增加七個新的 generic TLD﹐分別為.firm、.shop、.web、.arts、.rec、.info、.nom。 2. 在上述新增的generic TLD之下﹐second-level domain names將由多個註冊機關負責。 3. CORE不會對註冊之申請進行實質審查﹐但是申請註冊者必須提出有關其背景、地理位置、以及所申請之Domain Name用途之說明[19]。 4. 根據CORE proposal的構想﹐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所轄的Administrative Domain Name Challenge Panel（ACP）將成為解決domain names紛爭的主要機制﹐任何申請註冊者進行申請註冊時都應該同意接受其決定之拘束。換言之﹐如果有任何第三者要求透過ACP解決紛爭的話﹐有一定的程序可循﹐ACP有權決定是否變更註冊內容﹐是否重新分配﹐以及在最終決定作成之前﹐是否暫時凍結使用等等重要事項。甚至﹐在此一設計下﹐ACP還有義務將相關國家管轄領域內的智慧財產權問題納入考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一設計同時也將ACP的權限限制在惡意申請註冊以達到先佔或牟利目的的申請註冊類型方面。在CORE proposal的構想中﹐還有其他幾種非訟爭型的紛爭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讓申請登記者可以選擇透過仲裁方式﹐解決其他先佔或者不涉及惡意申請註冊的紛爭類型[20]。此一構想甚至也不排斥訴諸各國法院解決有關DNS的紛爭[21]﹐於此不贅。 在CORE proposal的構想下﹐申請登記者可能比依照目前制度申請登記時﹐必須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甚至必須採取策略性的登記模式﹐同時考量是否要選擇拒絕接受仲裁管轄﹐以及接受仲裁管轄之後﹐仲裁程序中必須提出的事實是否可能對其商業利益造成影響等等因素﹐可以說是相當錯綜複雜[22]。 （二）綠皮書之主要內容 為了回應上述Internet Society所支持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新方案﹐以及解決日益複雜的網路世界統轄管理問題﹐美國在一九九八年年初的綠皮書中，提出以下幾項重要立場[23]： 1. IANA目前所扮演的分配網路世界資源之主導角色﹐將來應該轉移到一個以美國為主要根據地的非營利性（not-for-profit）國際組織的控制之下﹐並且應該儘速成立此一新的國際組織。至於此一國際組織的董事會﹐則應該由來自世界各國、代表網路世界各種不同利益的成員組成。 2. 綠皮書建議應該增加五個新的TLD﹐至於詳細名稱﹐則可以進一步討論。其次﹐有關second-level domain names﹐綠皮書則建議交給多元化的機構負責﹐讓其彼此之間從事市場競爭﹐而NSI管理 DNS的獨佔地位則可能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底和NSF的契約終止後結束﹐成為和其他經營註冊業務的機關一起從事市場競爭的公司之一。 3. 根據綠皮書的構想﹐每個註冊機制都應該建立紛爭處理的程序﹐甚至線上紛爭處理機制﹐至於詳細的程序與線上紛爭處理機制之設計﹐則有待日後詳細規劃。甚至﹐綠皮書還建議註冊者應該同意接受註冊機關所在地﹑註冊資料庫所在地﹑或者main Internet server所在地法院的法院管轄。 綜合而言﹐美國一九九八年年初所提出的這份綠皮書﹐所受到的最嚴酷批評﹐就在於在其美國中心（America centric）的思考下﹐仍然希望將未來網路資源分配管理的主控權﹐由美國掌握[24]。例如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ITU）便認為在美國綠皮書所建議的體制下﹐NSI未來仍然將是掌握網路世界資源分配管理的獨佔力量﹐與現在相較之下﹐網路世界的統轄管理機制將無大異[25]。甚至有些國家的相關官員﹐例如澳洲﹐便直接指出其希望政府在未來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中能夠盡量減少扮演任何角色﹐而盡量由市場來主導的想法[26]。 三、網路世界正式制憲的開端：白皮書之主要內容以及其引發之爭議 上述美國白宮綠皮書發表之後﹐其中所提出的觀點備受國際網路社群爭議。美國白宮在考慮各方所提出意見之後﹐在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發表為其最終政策之白皮書﹐為網路世界的制憲過程，正式建立起點。 （一）白皮書的之主要內容 在美國白宮的白皮書中﹐首先提出幾點理由說明網路統轄管理機制必須重整的原因[27]： 1. domain name之註冊機制缺乏競爭﹐長久以來受到眾多詬病[28]。 2. 近年來有關商標權人與domain name註冊者之間的權利爭執﹐發生頻率日益頻繁﹐解決方式也牽涉到相當昂貴的成本與曠日費時的程序[29]。 3. DNS的分配管理缺乏正式而有活力的統轄管理架構[30]﹐目前網路世界許多商業利益對於網路統轄管理機制此一缺點相當重視。 4. 目前非美國的網路使用者已經佔有相當高的比例﹐然而在網際網路的協調分工方面﹐卻缺乏美國以外的參與者[31]﹐此一現象有必要改善。 5. 任由一些對於網路世界無法經由正式管道負責﹐卻經常只是屬於臨時性任務編組的個人或組織﹐針對top-level domains的增加做出重大決定﹐非屬恰當[32]。 6. 由於網路世界的性質已經日益商業化﹐繼續由美國學術研究機構主導DNS的運作功能﹐以及提供資金﹐也不再是適當長久之計[33]。 基於以上考慮因素﹐白皮書乃建議建立一個容許市場競爭與全球參與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然而同時其所採取的策略﹐則不是就新的DNS應該處理的實質管制事項提出建議﹐而是提出一般性政策宣示。在這個政策宣示中﹐美國政府標舉出新DNS應該符合的四項原則﹐亦即穩定性﹑競爭性﹑由下而上的私人協調合作性質﹑以及代表性[34]。 其次﹐白皮書提出四項已經在前述的綠皮書中提出的DNS功能﹐希望此一DNS能夠在協調合作與管理權力集中的基礎上﹐確保網路世界的順利運作：1. 針對IP number的區域分配﹐制定政策並主導其執行事務；2. 監督網路root server system的運作；3. 監督即將增加到root system的top level domains﹐是根據何種政策在何種情況條件之下增加；4. 針對維持網路普遍連接需要之其他技術協定的發展﹐進行協調工作[35]。 接著﹐白皮書維持美國政府在綠皮書中所持的立場﹐認為目前IANA目前所扮演的功能應該移轉給一個新成立的組織負責﹐同時該組織對IP numbers和domain names的管理功能﹐應該確保網路世界普遍連接的運作順暢無阻。不過﹐白皮書同時也建議在這個新組織之下﹐name council和numbering council兩者應該分別成立﹐此一分開處理的作法﹐可以降低一旦有針對domain name的管理功能提出法律方面的挑戰出現時﹐IP numbers的管理分配功能也因而受到影響的風險[36]。 有關統轄管理新機制的細部設計方面﹐白皮書仍然持續先前綠皮書的立場﹐認為應該以美國為基地﹐成立一個私人性質卻屬非營利性質的國際組織（non-profit corporation）﹐發揮協調網路世界DNS的功能[37]。目前網路上的DNS協調功能﹐應該逐漸移轉給此一新組織﹐希望能在一九九八年十月開始運作[38]。至於美國政府的角色﹐白皮書則表示美國政府將繼續扮演參與政策監督的角色﹐直到此一組織成立並且穩定運作為止﹐白皮書所預設的過渡期間暫定為公元二○○○年九月三十日結束[39]。 值得一提的是﹐此一有關以美國為基地成立非營利性私人國際組織負責DNS註冊管理機構的構想﹐受到世界各國的批評﹐其中尤以來自歐洲國家的批評最為激烈[40]。不過﹐白皮書卻仍然堅持綠皮書的立場﹐認為無論是以美國domain name holders的數量著眼﹐或者以美國在DNS方面所累積的專業經驗來說﹐此一新的DNS註冊管理組織設在美國應不為過[41]。以美國對於目前網路世界主要的root servers的掌握控制程度而言﹐美國似乎有相當實力可以堅持此一主張﹐但是其說服力究竟有多高﹐以及美國能夠堅持多久﹐則似乎有待觀察。 在綠皮書中﹐美國已經提出上述新國際組織應該由十五人組成董事會的主張﹐白皮書仍然維持此一立場[42]。至於董事會組成生態的分配﹐根據白皮書的規劃﹐將會有代表地區性number分配註冊機關的成員三名﹐Internet Architect Board（IAB）所指定的代表兩名﹐domain name registries和domain name registrars的代表共為兩名﹐網路使用者代表七名﹐以及此一新國際組織的高階主管階級代表一名[43]。 接著﹐白皮書維持綠皮書的立場﹐建議在second-level domains的註冊方面﹐以及generic top-level domains方面﹐能夠成立多元化的註冊機制﹐改變為以市場為導向的商業競爭模式。亦即在所有的generic top-level domain方面﹐讓商業化的註冊組織能夠為其代理客戶取得domain names﹐而gTLD registries的管理方面﹐則會有一個一樣放諸市場競爭的註冊機制﹐取代現有的NSI[44]。雖然在綠皮書中美國政府曾經提出數項組成上述多元機制的註冊機關之最低條件﹐以確保市場競爭和網路世界運作的穩定性﹐白皮書則未再堅持﹐僅僅建議此一新成立的國際組織應該擔負起朝向市場競爭導向發展和維持網路世界穩定性的任務[45]。 至於目前NSI在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方面﹐其實是扮演雙重的角色。詳言之﹐在.com﹑.net﹑和.org方面﹐NSI是扮演唯一的registrar這樣的角色﹐而針對這些generic top-level domains﹐NSI也是扮演最終的管理機制此一角色。綠皮書主張NSI應該繼續沿襲其目前在.com﹑.net﹑和.org的管理方面所扮演的功能﹐但是未來必須對任何和其處於互相競爭地位的註冊機關﹐基於完整且毫無歧視的立場﹐提供註冊服務。白皮書針對這一點﹐在立場上似乎並無太大動搖[46]﹐但已經將說法委婉地改為希望未來的網路資源統轄管理機制能夠朝更多的科技創新﹐和更多的消費者選擇與滿意的方向發展﹐並且認為市場競爭的壓力﹐將是避免網路註冊機關產生獨佔最有效率的方法﹐至於成立註冊機關的最低標準﹐則委由預想中的國際組織此一統轄管理機制規劃[47]。 前述綠皮書主張應該增加五個新的generic TLD﹐白皮書則改變說法﹐將新的generic TLD的規劃﹐交給新的統轄管理機制規劃﹐而不在此時針對應該建立哪些新的generic TLD﹐提出明確立場﹐以免過度阻礙網路世界的發展可能性[48]。有關商標權人之利益與網路社群之利益兩者之間平衡關係的問題﹐白皮書也有所著墨。基本上白皮書是寄望聯合國轄下的智慧財產權國際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WIPO），提供一個平衡且具有透明性的程序﹐作為解決機制﹐並且希望此一以WIPO為中心的建議﹐能夠獲得國際認同[49]。此一所謂平衡而具有透明性的程序﹐參與者包括商標權人和網路世界其他代表﹐共同討論出解決商標權和網域名稱註冊相關糾紛的模式﹐針對在generic top-level domains保護著名商標的可能程序提出建議﹐以及針對增加generic TLDs和實施紛爭解決程序兩者予以評估[50]。根據白皮書的意見﹐上述這些建議與評估﹐都必須提到新成立的統轄管理機制﹐讓此一國際組織綜合其網路統轄管理政策之後﹐做最後的決定[51]﹐換言之，日後成立的ICANN此一國際組織並無接受建議的義務。 （二）激烈辯論的引信：白皮書所引發之爭議 如前所述﹐白皮書之內容所表達的是美國此一目前仍然佔據大部分網路世界資源分配管理的國家﹐對於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未來所持的看法。白皮書提出之後﹐無論是在美國國內﹐或者是國際之間﹐均引起相當熱烈的討論[52]。 首先，姑且不論由WIPO此一聯合國轄下的組織負責擬定商標與網域名稱衝突的處理原則是否恰當，白皮書中所提出的有關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此一線上非訟型的紛爭解決機制﹐從其初步構想看來﹐仍有有許多問題必須解決。例如此一ADR在決定是否有商標權侵害產生時﹐勢必要依循某些標準方能作成實質判斷﹐此一非訟機制是否有能力作成這種實質判斷﹐可能必須做更為精緻的設計。其次﹐所謂著名商標﹐究竟如何決定﹐和目前巴黎商標國際公約中的定義有何異同﹐以及在要求網域名稱登記的同時﹐是否便必須進行過濾的工作﹐都有待深入觀察與討論。最後﹐為了避免目前類似的權利糾紛產生﹐白皮書建議應該建立一個可提供搜尋服務的資料庫[53]﹐同樣也是值得注意的發展趨勢。 其次，針對其所提出的成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作為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構想﹐白皮書本身指出此一組織的確可能在法律層面遭到挑戰﹐例如其是否可能被控違反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的反托拉斯法﹐便是一個問題[54]。不過﹐如果此一新國際組織的運作方式﹐是朝向標準設定組織（standard-setting body）的方向發展﹐其政策與程序也有充分的透明性與公平性﹐並且能夠反映各方利益﹐而不是被某一特定利益所把持﹐似乎就不至於有太大的問題﹐也不必特別賦予其反托拉斯法方面的豁免權﹐這也是白皮書的基本立場[55]。白皮書雖然接受各國的意見﹐願意就原來綠皮書中提出的以美國中心的網路統轄管理模式﹐稍作讓步﹐但是﹐美國仍然希望在西元二○○○年九月三十日將目前的政府控制力量完全撤出﹐同時﹐在美國政府目前的構想中﹐針對目前透過獨佔性的政府契約﹐負責最重要的generic top-level domains登記的NSI﹐也不打算立刻為其引進市場競爭對手﹐而是說明美國政府將繼續與NSI溝通協商﹐使其調整體質﹐以確保未來即將走向市場競爭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對於競爭者而言﹐能夠出現公平競爭的市場狀態[56]。但是截至目前為止的事實證明，NSI仍是最近這一年來ICANN的運作備受批評的主要原因之一[57]。 再者﹐由於白皮書將不少原來綠皮書中備受爭議的問題﹐都設計成交給日後成立的新網路統轄管理機制，亦即ICANN負責﹐使得此一統轄管理機制的中心﹐即白皮書所建議的非營利性國際組織﹐如何規劃設計﹐備受重視[58]。至於其之所以如此重要﹐則在於此一統轄管理機制的討論與成立過程﹐無異於網路世界的制憲大會（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在此一制憲大會中﹐不但決定日後統轄網路世界的架構﹐也可能決定分配管理網路資源的最高組織之故。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美國所持的立場表面上看來支持是將未來網路世界統轄管理的事務移轉給私領域負責﹐但是﹐另一方面﹐顯然美國政府也不準備淡出此一舞台﹐白皮書字裡行間仍然可以嗅出美國政府想要主導網路統轄管理機制變遷轉移的過程[59]﹐其對NSI在過渡期間應該扮演之角色所持的立場﹐基本上乃是主張在今年九月政府契約期滿之後﹐NSI仍然應繼續在目前的基礎上﹐以臨時方式提供文書處理、技術專業以及DNS相關的智慧財產權方面的協助﹐即為明顯實例；而究諸實際﹐NSI在此一有關網路世界未來統轄管理機制的設計與討論過程中﹐也一直扮演相當活躍的角色﹐尤其美國政府雖然力陳其想要引進競爭者與NSI從事競爭﹐但是究竟誰會扮演NSI的競爭者角色﹐截至目前為止﹐並未明朗化[60]。尤其競爭者即使進入市場之後﹐NSI目前所掌握的資訊和資源﹐應該如何釋出﹐使得市場競爭的立足點更為公平﹐也是值得爭執的問題。 更為根本的癥結之一﹐在於所謂網路世界公共資源所涉及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如何維護的問題。首先﹐雖然網路世界目前是明顯地逐漸由商業力量所主導﹐可是商業利益的主要根源還是在於消費者或網路使用者﹐所謂的公共利益﹐最終是否應該以網路使用者的利益為依歸？若果如此。則這些消費者與網路使用者的利益如何被代表彰顯出來[61]？諸如美國白皮書所設計的組織﹐為了確保消費者與網路使用者的利益不在其決策程序中被輕易犧牲掉﹐是否需要有一個完全中立與獨立的超然監察使（ombudsperson）？ 美國政府所主張的以私領域為主導力量成立一個非營利性的國際組織﹐負責網路世界資源分配政策的擬定﹐以及統轄管理DNS的構想﹐是不是可能與民主憲政原則不甚相符的問題[62]。詳言之﹐我們如果承認有關網路世界IP與DNS資源分配的事項﹐本質上乃是事關重大的「公共利益」事項﹐則職司此一任務的機關﹐理應受到相當嚴格的監督﹐以確保其能夠就其政策負責﹐在此一民主憲政原則的根本思考下﹐我們必須反問的是透過一個私領域的國際組織制定網路資源分配政策﹐並且實際負責其運作﹐是否根本無法將其納入民主憲政體制的立法監督與司法監督之內﹐使得其在掌控大量公共資源的同時﹐卻不須負相對的負責？更進一步言之﹐如果我們認為網路世界相當程度而言與現實世界的政治結構有其相似性﹐也認為網路世界應該朝向民主多元、凝聚共識的境界發展的話﹐姑且不論ICANN此一國際組織以美國為中心的作法是否能為國際網路社群所接受﹐「非營利性私法人」（non-profit corporate）此一設計﹐恐怕即難以通過民主憲政體制的檢驗。目前環繞在ICANN周圍絕大部份的爭議，也可以說是因此而起。 更為深入言之﹐根據Magaziner的構想﹐顯然其乃希望網路世界未來的協調合作是透過多元化、私領域的國際性團體來運作﹐而不是透過一個由政府代表的國際組織取得主導力量。但是﹐從目前網路發展趨勢看來﹐雖然商業力量逐漸蓬勃﹐可是一旦涉及產業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的問題﹐例如消費者隱私權保障﹐私領域的進展顯然極為有限﹐所以將網路未來的統轄管理機制交給私領域主導﹐並非全然沒有隱憂。甚至﹐即使私領域的運作果真有效率﹐上述民主憲政體制下所要求的權責相符問題﹐可能仍是一大障礙。對於一般網路使用者而言﹐有關DNS的討論看似遙遠﹐卻同時攸關其網路活動﹐如果我們在設計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時﹐未能將這些原則性的權責關係釐清﹐最後很可能會讓此一所謂負有統轄管理網路資源重任的非營利性私人國際組織﹐在商業力量的驅策下﹐逐漸蒙上營利色彩而不自知﹐甚至在權責制度設計不佳的情況下﹐使私領域自我規範管制的效率不彰﹐反而讓各國政府有肆意介入、進行不當掌控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藉口與機會[63]﹐如此結果恐非我們所樂見者﹐亦非網路世界之福。 （三）另類觀點：歐洲國家對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關切重點 綜合來看﹐針對此一美國白皮書的內容，歐洲國家在一九九八年七月初即曾召開會議討論因應之道[64]。歐洲國家所表達的態度中，最主要的關切有二：第一，在此一預想中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下，歐洲國家的代表性是否充分呈現；第二，此一網路統轄管理機制，是否能夠不像以往的網路管理機制一樣，呈現出某種程度的獨佔性質，以及不再以美國為中心[65]。 另一個受到歐洲國家關切的問題，則是是否應該盡快增加新的top-level domains，以便能夠解決因為網際網路的快速擴張和商業化所引發的各種網域名稱搶先登記的投機問題，以及相關的商標權爭議。 在上述白皮書發佈之後，許多與DNS相關的組織紛紛召開會議討論此一白皮書之內容，表達各種不同的觀點與關切，一九九八年六七月間國際上甚至便形成一由各種與網際網路相關的電腦網路專業組織，商業組織，甚至教育組織等所組成的，代表與網路世界發展方向關係密切的ISPs﹑content developers﹑商標權所有人﹑跨政府之國際組織等利益的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White Paper，開始針對白皮書之內容，在世界各地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在Internet Society一九九八年七月底所舉辦的INET’98年會上，各國代表針對美國六月間所發佈的白皮書，更是有相當聚焦地進行討論，希望能夠透過各種會議的密集召開，針對預期中新的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或者姑且稱之為新的IANA（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進行深刻的討論﹐期待形成共識。 前述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White Paper（IFWP）在世界各地針對白皮書內容召開會議進行討論的作法，在Internet Society一九九八年七月底所舉辦的INET’98年會上，達到高潮。在該次會議上，各國代表針對美國當年六月間所發佈的白皮書，相當聚焦地進行討論，針對預期中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由於尚未找到適當的稱呼，所以與會成員姑且稱之為new IANA，即新的IANA），討論過程十分激烈[66]，至於討論的焦點，則是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目前的以美國為主導中心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顯然過於以美國的網路人口在目前網路世界人口組成中所佔據的比例作為依據，設計未來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是否應該以未來網路世界使用者的類型與可能的使用人口成長方向，作為設計方面的主要考量因素之一，拋棄以美國為中心的模式？ 2. 此一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組成過程與成員，應該如何設計，方能充分反映適當的代表性（adequate representation），並且達到保護網路使用者普遍近用網際網路（the protection of universal accessibility）的目標？ 3. 既然網路世界早已因為商業勢力的進入，使得原本的設計創造者不再擁有或主宰網路，如何才能設計出一個能夠彰顯這些商業利益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在彰顯這些商業利益的同時，國際層面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以及國內層面的政府措施，應該如何設計，方能符合「公共利益」的需求？或者，網路世界的統轄管理機制，有無可能透過市場機能的運作，同樣達到公共利益的目標，根本無須訴諸一個集權式（centralized）的機制？到底，美國白宮首席科技顧問Ira Magaziner所謂的未來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應該由受影響最深的私領域（private sector）主導，不應該以集權式的控制為主要模式，所指是否便是訴諸市場機能，而此一將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交由私領域主導的極端分權（decentralized）模式，與網路世界過去將技術事項交給少數幾個組織處理的權力集中模式相較之下，其實有相當大的差異，究竟是否可行？ 4. 如果以某種國際組織作為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雛形的共識逐漸形成，到底應該由哪種國際組織主導？究竟是應該將此一任務賦予向來在國際通訊傳播事務方面居於領導地位的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ITU），還是應該讓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主導此一涉及相當程度智慧財產權事項的議題？甚至，是否應該另起爐灶，以全新的國際組織作為網路統轄管理機制？此一國際組織之人員組成與運作，應該如何設計，方能一方面保持其獨立性，另一方面又能在國際上永續發展（internationally sustainable），並且隨時針對網路世界重要的統轄管理議題做出適當回應？ 5. 建構網路世界新的統轄管理機制此一過程，可以類比成新興憲政體制草擬憲法的過程，在此一制定網路世界憲法的過程中，如何才能釐清應該寫入憲法中的基本原則，如何才能確保統轄管理者善盡責任，如何讓統轄管理機制盡量保持其客觀性？ 6. 有關此一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討論，最終所要達成者即為網路世界的共識，這也是美國目前有關此一統轄管理機制之形成過程，必須在共識形成之後才算達成的主張，但是，此一共識究竟有無可能在短期內順利達成？如果無法順利透過私領域勢力的運作達成，向來對於網路世界虎視眈眈的各國政府，將會採取何種控制措施取而代之，網路世界又該如何回應？ 就Internet Society年會結束之前針對DNS所進行的討論與辯論看來，雖然仍然眾說紛紜，但是似乎至少有幾點共識已經形成[67]： 1. 網路世界的統轄管理機制應該從美國政府控制主導的現狀，轉移成由具有獨立性的國際組織統籌。 2. 此一將統籌網路世界DNS等行政技術事務的國際組織，應該由網路世界中具有相當獨立性與公正性的個人組成，而不應該由代表特殊利益的團體組成，以免受到不當政治或經濟利益的操縱。換言之，在美國白皮書所提出的十五人董事會構想中，其在網路世界所累積的聲望應該是主要的考量因素，而代表各種特定利益的團體，則非此一國際組織的重點。然而，這些代表網路世界各種特定利益的團體，則仍然應該充分參與各種例行性或非例行性之國際會議，討論有關domain names的統轄管理﹑網路通訊協定之研究發展﹑以及IP Addresses之分配等事宜，至於任何相關會議所作成的決定，最終則應該提交上述十五人董事會認可方屬通過。 上述這兩個主要結論，基本上與美國在白皮書中所提出的構想有相當大的差異。首先，美國白皮書除了希望此一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結構，能夠反映網路世界的功能多性，以及網路使用者在地理疆域方面的多元性，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夠透過私領域的協調，建立此一管轄管理機制，就此而言，歐洲方面的態度與美國白皮書顯然仍有差距。 其次，到底此一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應該朝何種屬性的機制設計，亦即在辦理網址登記方面，到底應該是純粹非營利性質的組織，還是應該是一個仍然具有營利性質的中央集權式登記機構，則是美國與歐洲國家兩方面僵持多時的問題。同時，此一統轄管理機制的財政問題，究竟是應該透過以會員制為基礎的會費收入方式解決，還是應該以網域名稱的註冊費收入為主，與此一統轄管理機制是否為營利性質亦有關係，直至今日仍然是未能真正解決的問題。至於此一統轄管理機制是否應該設在美國，根據Don Heath的觀察，在地理疆界泯除的網路世界裡，將來或許逐漸不成問題[68]。最為重要而且未有任何基本共識形成的問題，在於到底在這個所謂新的IANA中，應該包括哪些成員？ （四）亞太國家之處境和回應 在這場美國與歐洲國家對峙的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制世紀末爭執中，亞太國家的處境與截至目前為止的因應措施，其尷尬程度可以說是僅次於網際網路尚不發達的拉丁美洲與非洲地區。亞太地區各國的網路發展速度與程度不一﹐加上社會文化背景特殊的關係﹐在發展以分權化與資訊自由流通為特色的網路時﹐往往出現國內網路政策與國際網路趨勢之發展方向哲學不同或者步調不一的窘狀﹐其中尤以內容規範的問題﹐最受西方國家注目與責難。不過﹐在網路資源分配方面﹐基本上則是依循國際網路現狀﹐透過固定組織進行運作與分配。職是之故﹐國際社群如何針對網路統轄管理機制重整﹐亞太國家不但應該密切監督﹐更應積極發出聲音﹐一方面彰顯亞太國家近年來網路方面的驚人發展速度與潛力﹐另一方面也才能在此一複雜的國際政治角力遊戲中保住應有的局面和未來發展可能性。但是，可惜的是，截至目前為止，亞太國家對於ICANN此一顯然深以歐美國際社群傳統遊戲規則為基礎的組織之各種快速發展與運作細節，除了觀察與追蹤之外，一年來似乎顯得有心無力。 （五）小結 從domain name這個有關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爭議中，我們可以明顯觀察到原來僅限於學術研究用途的網路世界，已經因為大量商業活動的介入與經濟利益的出現，引起各國政府的極端重視，讓此一重整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過程，充滿利益各殊﹑哲學各異的國與國之間﹑洲與洲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等國際政治力量互相角力的合縱連橫意味，無論喜歡網路世界此一發展與否，我們似乎都必須承認這已經儼然是目前的網路世界邁向健全成功發展方向的必然副產品，使得我們在討論網路世界的統轄管理機制時，必須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現實世界的國際政治角力過程和國際政策形成過程方面。尤其就目前DNS的討論來看﹐顯然是每個國家與團體都想要插手﹐而不相信其他國家或團體能夠完全克盡其職﹐其辯論過程中也因而顯露出人性彼此間的不信任與敵意﹐此種不信任與敵意現象似乎是國際網路社群形成共識的過程中同樣必須努力克服的。 當美國表面上宣稱要逐漸退出控制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角色，而歐洲國家基本上也逐漸贊同以所謂私領域的自我規範機制（private sector self-regulatory body）來處理DNS此一問題﹐並且願意與美國進一步討論此一機制的細部問題﹐甚至DNS市場競爭化之後所涉及的租稅問題時[69]﹐我們更應該思索網路世界的資源管理與分配機制與過程，是不是應該朝公共管理與分配的方向去發展，而此一公共管理與分配的目標，又該如何達成。僅僅靠過去網路世界常見的所謂分權化的工作小組，是不是足以達成此一預想中的規範目的？國際組織的模式﹐有何問題？以及自我規範機制又意味哪些長遠的規範意義？ 無論上述白宮此一白皮書之內容與立場是否全然值得贊同﹐不可否認的是其至少為國際間有關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討論，跨出一步﹐而觀察過分析過截至目前為止的相關辯論之後﹐我們也應該了解到：所謂網路世界的統轄管理機制，我們或許不能全然沿襲現實世界的傳統統轄管理觀念，而是必須以傾向於強調合作（cooperation）與協調（coordination）的觀念，來理解此一趨勢。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本文以下所討論的ICANN正式成立已過一年的今天，其究竟如何讓網路世界的參與者，能夠恰如其分地在此一統轄管理機制中獲得代表權與發言權，不受任何特定利益團體的俘虜，其與現有的各個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的關係和權責，應該如何整合與區分，可能更值得關切。 四、檢視目前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國際發展趨勢：以ICANN為中心 如前所述，對網路統籌管理機制的正當性提出挑戰，因為美國政府與NSI公司的五年合約到期而真正激烈化，究其實際，全球各種政治、商業與社會團體無不因而紛紛期望此一合約到期之後，全球網路可以基於現在潛力無窮的「網路虛擬空間」，發展出更能契合人類實體社會的一般性規範，或者更能符合現實世界的商業利益需求，以滿足各種基於國家、民族、文化與社會利益出發的期望，甚至，國際網路界隱而不言的共識之一，乃是認為IANA一旦轉型，就可以解決網路界一切的爭議與困擾，職是之故，各種政治團體（例如歐盟和澳洲等國家）、網路相關之商業組織（例如各式電子商務廠商、網路服務業、電腦廠商等）以及法律界人士無不嘗試透過各種管道與方式表達意見，並要求此一與網路未來息息相關的ICANN籌備小組，應該廣為接納其對IANA轉型的各種意見。在美國白宮網路白皮書的宣示後，與NSI合約期滿前的短短三個月內，陸續地在歐、美、亞以及拉丁美洲召開了數次的「國際網路白皮書論壇」（IFWP）會議，同時，在各種相關網站與電子郵件中，也出現相當熱烈的討論，似乎嘗試以所謂的「網路民主」方式進行網路統籌管理機制的擘畫。雖然此種「網路民主」是否爭正經得起現實社會的利益糾隔，或者國際政治利害關係的角力，尚在未定之天；由於跨越國界、種族與文化的民主運作在人類歷史中的經驗幾乎絕無僅有，此種網路民主是否仍能像過去在網路世界利益衝突極為有限的前提下所運作者般生存，更是難以斷言。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上述爭議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解決，美國商業部的確已經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通知IANA，準備將網路統轄管理機制轉由ICANN執行，並在十一月七日正式宣佈ICANN開始運作。ICANN首先要面對的挑戰，是網路到底是「公共財」還是某個國家或社會的資產的問題。以目前的網路新組織的發展而言，似乎此一實質問題並未獲得解答。尤其是美國商業部通過允許ICANN來運作網路管理機制此一作法，似乎隱含著美國政府仍認為網路統籌管理機制是美國政府的資產，即使國際間仍有許多批評與不滿出現，但在ICANN正式運作後，似乎在某種程度下，同意既成現實的發展，至於未來如何發展，則可能視商業競爭與國際政治角力的協調。 ICANN董事會的形成方式在快速商業化與政治化的網路發展脈絡中，受到極大的挑戰。雖然該董事會其聲稱挑選原則是「沒有特殊爭議」，但是「沒有清楚與合理的選舉辦法」也是事實，從名單的宣佈到全球各地的反應顯然不認同如此的處理，尤其未來的ICANN勢必要有更為完整而且公開化的機制來取得共識，否則爭議將不會平息。因此，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四日的公開董事會議中，董事會中的美國代表George Conrades說明未來的組織規章將明白訂定「同一地理區域組織在董事會的成員不得超過一半」以及「不可有超過二名以上的執行董事」等規範。 由於網路具有公共財性質，所以董事會會議是否應該保持以「公開」方式進行，乃成為爭執重點之一。目前董事成員的意見顯然傾向於「不公開」，董事會中的澳洲代表Gregory Crew認為ICANN性質上是公司，不是政府，因此，董事會會議應以「不公開」的方式進行決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干擾，董事會的荷蘭代表也表示董事會議就算是政府機構，政府的內閣會議也不可能公開。至於目前董事會主席Esther Dyson認為目前董事會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如何確立「會員」（membership）機制，而澳洲和荷蘭代表也認為ICANN董事會應盡快建立各種諮詢委員會聽取更多的建言。 雖然ICANN董事會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底快速形成，但是其過程顯然無法讓全球網路界人士與組織全然滿意。導致其首次在美國麻州劍橋哈佛大學法學院舉行的董事會議，無論是在現實世界或網路世界均招致不少怨聲。其中最具爭議的議題和挑戰，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一）ICANN的挑戰 1. 國際網路界如何確立ICANN組織的運作能夠保持中立，而且不致於被特定組織與團體所左右？ 2. ICANN董事會的產生，應該透過合理且具有共識的程序完成，而且不可以被某一國家或民族所壟斷； 3. 在ICANN取得美國商業部同意運作的議定書當中，有關地區國碼以及網域名稱兩者，與「國家主權」的關係仍有爭議可言； 4. ICANN本身仍傾向於屬於非營利性質的公司，網路資源本身乃屬於是「公共財」，必須有極為堅強的理由為何可以被任意委託由國際組織來運作； 5. 未來ICANN會員的資格與權利如何明確訂定之，尚未釐清； 6. ICANN在可能產生爭議的法律問題處理原則（例如網域名稱與商標法）。 7. 在Domain Name Registration方面， 應該如何趨於競爭化。在地區國碼的部分，RFC1591的精神和確保現有網路系統與原有網域組織的運作兩者之間，應該如何取得平衡。 至於ICANN發展至今的組織架構，以及其與DNSO其他重要相關組織之間的關係，可以透過下列簡圖來說明： ICANN SecretariantDay-to-day administrative tasksPresident servers on BoD ICANN19-member Board of Directors (BoD)Headquarters: Marina del Rey, Cal.Expected annual budget: $5.9 millionU.S. government transitoryPeriod of oversight end September 2000 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Represented by national governments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NS Root Server SystemAdvisory CommitteeRepresented by root server administrators Other ad hoc advisory committee•Advisory Committee on Membership•Advisory Committee on Independent Review DNSO Domain NamesSupporting Organization(3 reps to BoD)Members include7 initial Constituency Groups ASOAddress SupportingOrganization(3 reps to BoD)Members includeARIN, RIPE NCC, APNIC PSOProtocol SupportingOrganization(3 reps to BoD)Members includeIETF “At-Large” Members(3 reps to BoD)Elected fromGeneral membership Keyword:ICANN: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Non-profit corporation that act as the Internet’s central coordinating body, formerly the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www.icann.org)ARIN: American Registry for internet Numbers. Allocates IP addresses for the Americas; based in Virginia (www.arin.net).RIPE NCC: Research Internet Protocol Europeans Network Coordination Center. Allocates IP addresses in Europe,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based in Amsterdam (www.ripe.net).APNIC: Asia-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Allocates IP addresses regionally; based in Milton, Australia (www.apnic.net)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Oversees Internet standards (www.left.org).DNSO’s Initial constituency groups: ccTLD registries; Commercial and business entities; gTLD registries; ISPs and connectivity providers; Non-commercial domain name holder; Registrars; Trademark, intellectual property , anti-counterfeiting interests （二）ICANN的一九九九年 ICANN董事會從一九九八年底開始，透過網際網路或者在全世界各地召開公開會議的方式進行整合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的國際性對話，經過一年多的的努力，分別在一九九九年三月的新加坡、五月的的德國柏林、八月的智利聖地牙哥、十一月的洛杉磯召開包括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Membership Advisory Committee、DNSO General Assembly、PSO meetings、ASO meetings、和ICANN open meetings等等會議。從其實際發展來觀察，一九九九年一年來ICANN董事會在董事尚未完全選出、組織成員尚未完全確定的備受爭議情況下，卻作成了許多攸關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的重要政策決定，值得觀察與分析： 1. DNSO Constituency的成立與運作 在一九九九年整年當中花費最多時間進行辯論的事項之一，便是DNSO的組織和運作問題。ICANN董事會在會中多次討論準備組織和形成DNSO Constituency的團體所提出的申請計畫書，在一九九九年一年當中，根據ICANN之組織章程Article VI-B之規定，獲得ICANN承認並開始運作的Constituencies，包括ccTLD registries constituency、commercial and business entities constituency、gTLD registries constituency、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onstituency、ISPs and connectivity providers constituency、registrars constituency以及non-commercial constituency等。從ICANN組織章程所設定的組織架構關係來看，ICANN對於各個constituency所提出的成立與運作計畫有決定可否之權力，而目前隸屬DNSO之下的各個constituency所選出之代表組成的Name Council，已經選出三名代表，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間和PSO與ASO各自選出的三位代表，成為ICANN的九名新任董事[70]。 平心而論，DNSO一直是ICANN被批評為其受到商業利益包圍的主要來源之一，例如ICANN董事會在一九九九年五月柏林會議時認為在non-commercial domain name holders Constituency未能提出內容詳細與適當程度足以讓ICANN董事會確認之申請計畫，而導致其正式成立的腳步有所遲延，便是一個典型的實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ICANN董事會雖然一再確認地理多元性（geographical diversity）是ICANN此一國際組織應該立即貫徹的重要條件，但是同時卻同意在一定的條件滿足之下，放棄組織章程Article VI-B的Section 3(c)所規定的Names Council地理多元性條件。不過，此一暫時放棄地理多元性的例外條件，只在DNSO的constituency初次成立時期內生效，不得重複使用。 2. 網域名稱與商標權間可能發生的衝突：ICANN對WIPO報告建議事項的處理 就歷史背景而言，在美國政府所發佈的白皮書中，要求WIPO擔負針對網域名稱所引起的商標權爭議，提供建議的角色。經過長達將近時十個月的研究、諮詢與徵求評論程序之後，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WIPO向ICANN董事會提交一份號稱許多經過廣泛諮商程序所得出的建議之書面報告。同時，由於目前經過ICANN認可的registrar，亦即testbed registrars，已經準備針對網域名稱註冊服務引進競爭機制，因此有立即實施網域名稱紛爭解決政策的需求。然而，ICANN對於WIPO針對網域名稱與商標權兩者間可能產生之衝突的處理原則所提出之報告，採取相當正面的態度，也是其受到批評的另一個原因。WIPO所提出的報告達數百頁之多，無法一一詳述，簡言之，除了有關著名商標的認定有所保留之外，ICANN董事會針對WIPO報告所作成的決議，基本上乃是採取相當友善的立場，例如，ICANN董事會認為WIPO報告中有關registrars應該如何盡責履行其職務的建議，以及有關糾紛解決機制的建議，與ICANN董事會先前所採取的註冊機關認證政策中所提出之聲明內容，立場十分接近。職是之故，ICANN董事會針對WIPO建議之關於.com、.net、和.org等TLDs的registrar應該採取統一紛爭解決政策之原則，決議採納。從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這些建議已經逐漸具體落實為ICANN所擬定之「統一紛爭解決政策」（Uniform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的內容[71]。 ICANN對於WIPO的建議幾乎照單全收的結果，對於未來網域名稱註冊的生態變化，包括接受註冊者與註冊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註冊市場是否真能趨於競爭化，甚至個人註冊者是否遭到驅逐，使得商業利益壟斷網域名稱市場等問題，勢將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值得持續觀察。 3. ICANN會員結構的未來 在一九九九年五月的柏林會議中，會員資格諮詢委員會（membership advisory committee）向ICANN董事會提交其針對ICANN一般會員資格（at-large membership）所作的建議原則。經過為期半年的接受評論意見和幕僚研究，ICANN正式確立其至少必須獲得全球五千個一般性會員加入，並且從一般會員中選出其他九名董事後，方能正式運作的立場。換言之，ICANN藉此表達出其想要建立具有地理多元性特色的個人會員系統，進而使得董事會更加符合地理多元性要求的意願。不過，ICANN顯然也十分明白的是，由於ICANN所進行者乃是監督網際網路此一重要的全球性資源，在此一特殊的情形下想要形成一個具有全球性共識且個人成員又具有地理多元性特色的國際組織，必然會招致相當程度的行政複雜性，並且必然涉及昂貴的費用，特別是關於ICANN的預算方面，更是如此。職是之故，在ICANN董事會確認其實施會員選舉程序的構想，以便能夠達成支援以負責網際網路運作穩定度為主要責任的ICANN的目標的同時，ICANN董事會除了認為實施一般會員資格和選舉程序的費用，應該由未來的會員負擔之外，甚至也向外尋求財務支援[72]，以便順利進行向全球網路使用者宣傳此一以一般性會員為核心的國際性網路組織的理念，儘早根據已經擬定的政策實施該選舉程序。 4. 爭議較低的Protocol Supporting Organization和Ad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有關Protocol Supporting Organization（PSO）和Ad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ASO）兩者的成立與運作，由於原本即設定以技術為導向，所以雖然成立時間與DNSO相較之下甚遲，但是卻相當順利。簡言之，PSO和ASO的順利成立與運作，似乎顯示網際網路傳統上所具備的開放性、國際性、自願性，仍然在PSO和ASO此類以網路技術標準和技術專業發展為重的社群中，延續下來，並且已經願意針對ICANN此一國際組織的出現，賦予具有共識性質的支持。 5. 爭議不斷的政府諮詢委員會（GAC） GAC與ICANN雖然不具有隸屬關係，其意見對於ICANN亦無任何強制拘束力，但是，由於自始至今均以不對外開放之方式舉行會議，並且拒絕不具有政府身分的ccTLDs參加會議，所以，與會成員代表包括數十個國家級政府、多國政府組織和條約性組織的GAC，一直是ICANN系列會議中備受責難的焦點之一。 究諸實際，GAC目前已經制定其運作原則，亦即組織條例，GAC亦指出其將繼續致力於實施有效率之程序，以支援ICANN之運作。甚至，GAC也要求ICANN修正其組織章程，以確保該章程中有關GAC會員資格定義，和GAC運作原則所採取之會員資格定義相符。再者，GAC針對許多實質議題，進行討論，其中包括全球網際網路社群間的網路使用便利性，ccTLDs的管理，及WIPO所提出的網際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建議案。GAC在會議中針對上述議題與其他重要的網際網路政策議題，進行正面且具有建設性的討論，並且進而向ICANN董事會提出各種建議。例如，在有關WIPO所提出之網路網域名稱爭議的最後報告內容方面，GAC即表達其贊同WIPO針對網域名稱和位址的管理所提出之基本原則的立場，其中包括所謂最適當的網域名稱慣例、非爭訟性的爭議解決方式、濫用網域註冊名稱的處理、以及解決網域名稱所有人與智慧財產權人間衝突的基本原則等。此外，GAC並且指出：就目前情況而言，WIPO報告所建議的商標權政策和爭議處理政策，可以適用於gTLD’s，其範圍應包括現有和未來的registries與registras。在肯認WIPO報告所提出的DNS資料註冊的透明性和可信賴性原則的立場下，GAC並且要求ICANN在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或其他標準的要求條件下，建立適當的系統，以便於接近使用網域名稱註冊資料。 再者，有關不附屬於領主國之領域以及獨立領域所涉及之ccTLDs管理事項，根據GAC在一九九九年五月柏林會議中所做成之決議，乃是認為：在某一ccTLDs的代表並未獲得相關社群支持的情況下，在符合ISO 3166的內容，以及符合有關公共管理權力或政府之前提下，ICANN在經過請求後，可以行使其權力，盡其最快速度重新指派代表。更重要的是，針對GAC要求董事會修改ICANN組織章程，以便能夠與GAC運作原則所規定的會員資格標準互相一致的問題，ICANN董事會決議就其組織章程Article VII，Section 3（a）部份進行修正，亦即以下列文句確認某些具有爭議的政府代表的與會資格：「GAC之會員原則資格應向所有國家級政府開放之。在GAC董事長透過其董事長邀請，或者ICANN董事會的邀請之下，會員資格也應向在國際社會中被承認的獨立經濟實體、多國性政府組織和條約性組織開放之。GAC會員應指定一合格代表參與GAC之委員會。GAC會員之合格代表應在該會員之政府單位中擔任正式職位。所謂政府單位之正式職位，包含經由選舉取得之政府公職，或者經由政府、公共部門、多國性政府組織或條約性政府組織所聘雇者，而其在政府、公共部門或組織中的主要職務，係發展或影響政府性或公共決策者。」在經過上述立場澄清與章程修改後，表面上似乎讓人認為日後參與GAC會議的會員資格已經底定，足以杜絕爭議，但是究諸最近半年的實際發展，亦即GAC所採取的諸多保守立場所遭受到的日趨嚴厲的批評，似乎並非如此，甚至，目前GAC針對某些特定議題達成一致性協議的困難程度，也越來越高。換言之，此一現象除了凸顯在主權利益的考慮下，各國針對網路議題達成共識的困難度之外，各國政府在ICANN未來形成國際網路政策和規範方面，究竟將發揮多高的實質影響力，GAC應該是最關鍵性的指標。 （三）商業利益包圍下的ICANN？：組織與權力正當性的質疑與解套可能性 ICANN過去一年來所遭致的批評，除了上述未能盡如人意的程序和實質問題之外，對於網域名稱與商標權衝突如何解決的態度，也成了許多人批評其被商業利益包圍與俘虜的主要理由。究諸實際，有關ICANN受制於商業利益的指責，不僅限於其所宣示的網域名稱和商標權衝突處理原則而已，而是包括更多直指其正當性和自我角色認知的質疑，深思之下，這些質疑也的確值得討論。 以網路世界的架構原則觀點切入，網域名稱的性質，其實十分有趣：網域名稱的主要意義在於「虛擬身分」，其既可被類比為電話號碼的性質[73]，也可被類比為領域標誌，又可能兼具類似商標的意義[74]。就領域標誌的意義來說，其僅具「地點標示」作用，但是由於網域名稱往往是從事電子商務的重要工具，因而紛爭不斷。截至目前為止，最常見的網域名稱糾紛解決方式乃是訴諸商標法[75]。由於商標法具有濃厚的國界性質，所以過去跨國公司必須花費大量成本在世界各國登錄商標的事例司空見慣[76]。目前此一現象因為網路的出現，以及網域名稱成為電子商務重要的橋樑作用，而更形複雜[77]：究竟，當一般公司想要在網路上從事電子商務時，究竟應該如何在此一虛擬空間裡確保其商標不被冒用的危險？當糾紛出現時，又該如何平衡處理？ 如前所述，被賦予研究解決網域名稱與商標權爭議處理原則的WIPO，在歷經將近十個月的研究與諮詢過程之後，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針對網域名稱與地址管理相關之智慧財產權議題，提出的最終報告（簡稱WIPO報告書）[78]，是最近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重整的過程中，相當受到重視的里程碑之一，此一報告書所建議之多數原則，亦受到ICANN的肯認與採納，但卻引發許多人批評ICANN受制於商業利益甚深的結果。其中尤以偏袒商業利益，枉顧一般網路使用者對於網域名稱的善意需求，漠視網路使用者透過網域名稱的申請行使其正當的言論自由權利，以及對於個人的資訊隱私權保護不周等問題，最受詬病。 從商業利益的角度來看ICANN目前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發現Domain Name（DN）的問題，是ICANN嘗試整合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的過程中爭議最大的問題焦點之一。一九九九年ICANN所認可的幾個constituency groups，每一constituency group將有三名代表組成Name Council，其功能則是在於監督DNSO的活動，以及提出建議案，供ICANN董事會考慮與作成決議。究其實際，ICANN此一由constituency groups代表組成的架構設計，主要目的在於平衡兩種團體的利益，一為對商標權的有無具有相當強烈商業利益團體，事實上也就是不願意新的top-level domains （TLDs）出現，而是希望建立一種由上而下式的過程主導網際網路未來的團體，另一則為不具有強大遊說力量的團體，例如想要出售DN牟利的小型DN registrars、負責ccTLD運作的組織（例如愛爾蘭的.ie）、以及因為學術需求而組成的非商業性團體，但是卻擔心他們的利益因為無法在這個網際網路公共資源整合的過程中充分被代表者。然而，兩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先天上便充滿困難，而從ICANN最近一年來的發展來看，顯然商業利益的聲音遠高過於非商業利益。換言之，無論未來上述利益協調平衡的結果如何，目前整個constituency制度事實上已經遭受到對於遊說力量較弱的團體（包括各種非商業性組織與小型商業經營利益）之代表性無法與大型企業利益的代表性相抗衡者的高度質疑。舉例而言，在所有的constituencies當中，唯一以非商業導向的DN擁有者所組成的constituency，即受到相當程度的漠視。 除此之外，ICANN抱持相當支持態度的WIPO建議，也受到不少法學家的批評。主要的批評重點，不外乎WIPO在提出處理商標權與網域名稱相關爭議建議的過程與建議內容方面，其實都已經顯現出過度保護遊說力量強勢的商標權團體利益的傾向，這種作法不但超越原先美國商務部要求其處理商標權與網域名稱相關爭議的範圍，長遠來說也可能是一種偏頗的模式，對於網際網路的發展而言不見得具有正面意義，因而事實上有不少學術界人士提出呼籲要求ICANN應該將考慮或採納WIPO建議的時機予以延後，讓DNSO有機會就WIPO提出的建議進行實質討論[79]。 再者，ICANN就開放.com、.net、.org等TLDs的進度問題，在一九九九年五月柏林會議中亦有所討論。在此之前已經有五家公司被遴選出來，作為開始與NSI進行整合和著手testbed registry system工作的基本成員，但是截至五月底為止並沒有任何一家開始運作，使得原本預定在六月開始引進全面競爭機制的計畫可能必須延宕下來。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為NSI強調就封閉性的界面而言，NSI應該有權利主張。但是自始至終都不開放此一界面，卻顯然是過去所造成的錯誤決策之一，也就是此一界面應該要開放才是。目前NSI、ICANN和美國商務部之間經過將近一年的談判與斡旋，雖然已經簽訂相關協議書，但是該協議書之內容，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的洛杉磯會議中，卻又遭受諸如不應該在ICANN未選出全部董事之前簽訂、妥協性過高，以及賦予NSI過多市場優勢等來自新興市場競爭者的強烈批評。 ICANN重整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的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應該是IP numbers的問題。雖然網域名稱相關的爭議似乎使得其他領域的議題相形失色，但是，關於IP Numbers此一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真正核心如何管理運作，卻至少應該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議題。雖然目前ASO的運作尚稱平順，但是，從過去一年的發展趨勢看來，也並非全無爭議。在IP Numbers的管理方面，ASO列入考慮的，至少包括兩種模式。至於ASO本身，則會提名三位ICANN理事會的董事。目前提出的模式之一是由美國的Commercial Internet Exchange (CIX)、歐洲的European Internet Providers Association和拉丁美洲的eCom-LAC所主導。其主要訴求，則是希望ISP以及全世界各地負責分配addresses的地區性IP Numbers registry，能夠分享ASO的權力。但是也不乏批評此一稱為CIX proposal的模式，主要目的似乎不在於達成監督IP Numbers分配合理性的目的，而是著眼於如何在ICANN董事會中取得一個席次；換言之，CIX proposal的原始用意，原本在於透過確保只由registries組成的方式，將目前運作尚稱平穩的registry system完全制度化。但是顯然CIX認為ASO的問題不僅限於純粹的技術問題而已，還包括相當複雜的國際政治問題。另一方面，亞洲、歐洲與美國的三個registries，同時也起草了一份ASO proposal送交ICANN董事會。其內容則在於賦予registries提名三位人選成為ICANN理事會主席的專屬權利，並且促使未來成立新的地區性registries的構想及早實現。目前上述兩種版本則出現折衷整合的結果。至於現有的registries，其目前的構想大致上是希望能夠改變其目前所遵循的內部作業程序，促使其政策性會議能夠更為公開，並且有更多成員加入，以達成廣泛參與的目標。此一方面究竟未來發展如何，值得觀察。 網際網路至今得以順利運作的主要原因，得力於通訊標準（Protocol Standards）的協調甚多，同樣地，目前ICANN所面對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如何與負責創造與維護網際網路技術標準的科技社群進行整合。Protocol Supporting Group（PSO）所扮演的角色，便是將技術專業經驗帶到ICANN董事會裡，以確保ICANN的政策決定事項不至於直接或間接造成任何網際網路運作不穩定的結果。 同樣地，PSO在ICANN董事會裡將保有三個席次，然而，有關PSO究竟應該採取何種結構方式組成，在技術專業社群裡卻顯然有相當大的歧見，包括目前設定網際網路通訊技術標準最為重要的組織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其傳統特色就在不願意插手政策事務，職是之故，IETF內部對於究竟PSO的結構應該如何，也有相當程度的爭議。有些科技專家認為IETF應該是組成PSO的唯一團體，然而另外一派的意見卻認為PSO應該盡量保持其彈性與開放性，開放給其他同樣創造網際網路技術標準的組織，例如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參與，不應該由單一團體所控制。 同時，如上所述，IETF內部也出現相當程度的緊張關係。其中一派的意見認為IETF應該積極主導PSO的成立，但是另外一派的意見則擔心困擾ASO的爭議會同樣出現在PSO，因而導致IETF無法繼續順利運作。為了協調與消弭IETF上述內部爭執，哈佛大學的Scott Bradner乃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向ICANN提出一份PSO草案，企圖折衷整合所有相關的利益。如果Bradner的草案被ICANN接受的話，未來PSO的組成方式，將是凡組成成員公開，並且其所制定的公開技術標準，為網際網路所共同遵循的技術標準組織（亦即類似IETF的特質者），均得加入。以此一模式看來，此一PSO草案其實乃是一折衷方案。 在ICANN的各種委員會（committees）部份，委員會與ICANN的關係基本上乃是屬於半自主的諮詢性質；然而，委員會與ICANN之間的諮詢合作關係是否運作良好，其實卻關係著未來網際網路政策決定事項的走向。如前所述，委員會之一的政府諮詢委員會（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GAC），目前正在進行處理的問題包括各國主權機構或政府對於ccTLDs的控制關係，以及某些商業運作原則是否應該適用於ccTLDs等等。其次，由負責目前十三個維繫全球domain names和IP numbers關係的root servers者所組成的DNS root server system Committee，目前討論與處理的問題則是增加或減少上述系統維護者所應該遵循的程序，並且制定運作原則和促使此一團體正式組織化，不過其目前進度顯然相當緩慢。 ICANN目前所面臨的另一個重大爭議，在於網際網路的國際化本質所引發的地區代表性問題，因而有相當顯著的呼聲，要求ICANN董事會必須明白保留一定比例的席次給地區代表，以合乎地理多元性（geographic diversity）的要求，並且確保ICANN成為真正具有正當性代表性的國際組織。但是同時也不乏認為此一模式一旦採行，將會製造更多國際政治方面的角力，而這些國際政治意義濃厚的角力，其實不應該出現在ICANN此一以統轄網際網路事務為宗旨的組織裡。同樣地，在ICANN過去至今的歷次公開會議當中，均有不少人提出究竟ICANN是否可能發展成為另一個聯合國類型的組織，而成為國際政治的典型角力場所。從長遠的眼光來看，我們固然不必過度擔憂，但是從各國政府部門逐漸介入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過程的趨勢來看，似乎也不能排除此一可能性。 總之，目前ICANN所面對的問題，其影響層面將極為廣泛，值得我們觀察與反省，進而調整台灣對國際網路事務所採取的回應與態度。其次，各種網路商業團體為了商業利益，在各國法院提出網域名稱與商標法衝突的問題，已經促使全球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出面協調處理，準備制定準則，其發展趨勢也同樣值得注意。當然，各國網路服務業（ISP）和電信事業單位為了如何合理化國際網路連線費率，積極在國際電信聯盟（ITU）中提議討論與研究處理方案，涉及龐大商機的電子商務在國際組織與聯盟中（例如如亞太經合會（APEC）、經濟合作與發展機構（OECD）、世界貿易組織（WTO）等等）一再地受到討論與爭議，同樣也是令人無從忽視的現象。或許，這些都意味著網路「烏托邦」式的規範模式已經受到嚴酷的挑戰，代之而起的，可能是以更多的國際政治、法律、社會、文化與教育因素滲入，因而應運而生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重整過程，被稱為「網路制憲」似乎也就並不為過。我們固然應該關心在此一制憲的過程中，如何將「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進行合理的整合與妥協，但是，我們似乎更應該關心的在這一波國際網路界的變動下，台灣的網路界如何因應、自我定位、自我調整，以及進而面對挑戰與競爭？ 在台灣參與網際網路國際組織的策略方面，本文認為應該做相當程度的調整，方足以因應上述挑戰。首先，由於網際網路變化迅速，相關國際事務亦日趨繁雜沈重，但台灣若不積極參與，則又有無法緊跟國際趨勢之落伍疑慮，並且進而失卻網際網路方面的競爭力之虞。因此，如何充分整合台灣國內公部門與私領域的資源，參與這些網際網路國際組織所召開之定期與不定期會議，甚至積極參與其日常運作，應是值得慎重擘畫之方向。同時，在台灣目前也積極針對國內的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關，亦即台灣網路資源中心（TWNIC），進行組織重整的此刻，ICANN的經驗，以及其所受到的諸多批評，毋寧可以作為正面與負面的雙重參考，至於國內制度規劃之合理架構與相關細節應該呈現何種面貌，以盡量降低ICANN所遭遇到的上述組織和權力正當性質疑，則似乎可以作為未來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五、我們將往何處去？：從批評與省思中展望ICANN的未來 回顧Internet governance的辯論發展至今最為激烈的兩年，ICANN的成形與運作至今的過程，恰好為我們思考人類社會中國際性公共資源的分配與管理的問題，提供了一個典型的觀察對象。以作者過去一年來參與和ICANN有關的各項會議與活動的個人經驗而言，可以說是不時徘徊在理論與實際的十字路口，五味雜陳，相信這也是許多ICANN的觀察者和研究者的共同經驗。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有趣觀點是，許多實際參與ICANN形成和運作過程者，目前幾乎都有相同的基本信念：從一九九七年開始進行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和分配機制的討論至今，國際網路界已經投注的無以計數的資源，無論ICANN受到多少批評和挑戰，國際網路界幾乎已經走到無法承擔ICANN失敗，導致所有的辯論和制度設計重新回到原點的地步。若果如此，我們接下來必須回答的關鍵問題便是：到底我們應該遵循怎樣的道路前進，才能使ICANN真正具備成為成功的國際性網路資源統轄管理分配組織的條件？本文認為：達成這個目標的前提，至少應該包括讓網際網路的規則制定和政策形成，從科技或技術標準本位的模式順利過渡到多元模式；克服在網路界形成國際共識的困難；克服彼此關係密切的網路專業社群的抗拒心態；以及爭取組織鬆散的網路使用者認同等幾個要素。本文以下所述，即是本於以上這幾個觀察角度，針對ICANN目前的問題所作的討論。 ICANN的核心概念，其實是準備在將來透過一連串的與上述Supporting Organizations以及Root Server System的契約關係所組成的，期待透過這種類似委外辦理的關係（outsourcing relationships），達到ICANN成立時所抱持私領域主導的初衷。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些契約關係使得ICANN對各個組織團體掌握一定程度的控制權力，ICANN與各個不同組織團體之間所訂定的契約關係究竟為何種形態，其實一方面考驗ICANN維持由下而上形成決策的組織形態的程度，也決定ICANN在未來的運作上是否能夠權責相符。 有人認為：ICANN此一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國際組織模式的形成，代表網際網路的國際組織運作方面，已經不再如過去一般凌亂鬆散，而是如同網際網路本身一般，朝非常有活力的方向發展。但是，究竟ICANN的出現，是否真能解決目前網際網路所面對的各種爭議問題，卻似乎仍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以一九九八年秋天ICANN成立至今，即普遍受到來自網際網路社群各方對其正當性提出質疑的情況來看，雖然ICANN透過GAC的成立，廣泛邀請世界各國政府以官方身份加入，對其正當性予以背書，但是似乎仍然難逃上述質疑之陰影。 其次，ICANN其實面臨一個先天本質上即存在的緊張關係：根據其組織章程之規定，ICANN乃是有權核准許多支援團體與組織的架構，此一模式，事實上與網際網路長久以來所遵循的決策模式似乎有相當大的差異：網際網路所遵循的決策模式，過去至今一直都是由下而上的，而ICANN似乎正是反其道而行，因而似乎也就必須承擔命定的正當性質疑風險。 同時，對於ICANN的最大挑戰之一，乃是ICANN目前肩負的責任，其實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任務，而且是一個必須在技術可行性與彈性、政治利益、以及商業利益之間進行整合工作的任務。在內容如此複雜的任務下，ICANN一旦在正當性方面出現疑問，而且無從自我解套時，那麼極可能便意味著其他力量，尤其是世界各國政府、美國國會或者其他國際組織，便會趁隙而入填補此一真空狀態。這也是ICANN急於建立一般性會員的架構之主要原因之一。 由於監督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與運用的工作，過去其實絕大部份掌握在美國政府手中，而且真正的監督工作是由去年ICANN臨時董事會甫組成之際突然逝世的Jon Postel一人主導，所以目前的ICANN其實是一個史無先例的組織：一個準備監督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與運用的國際組織，但卻是超乎任何傳統政府角色所能夠控制之範圍的私人組織，如果ICANN的運作與組織出現失敗跡象，那麼整個網際網路的運作多少不免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而整個網際網路社群也因而必須重新考慮從一九九六年以來所進行的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制設計過程，是否適當，甚至必須重新履行此一程序，並且嘗試找出更能夠合乎網際網路運作本旨的整合方式。 除了各國政府之外，我們其實可以從歷次會議的進行過程中發現，ICANN已經取得不少跨國大企業諸如IBM以及MCI WorldCom的支持，甚至獲得某些公司的捐款。至於長期的運作資金來源，原先計畫以每一註冊網域名稱每年必須繳納一美元使用費（或稱使用稅）的收費為主要來源，最後雖在美國國會質疑下暫時作罷，但是卻從未放棄此一想法，甚至可能將收費對象擴及網路位址分配（IP number allocation）方面。 再者，目前ICANN所遭遇的主要批評，在於其組織和運作不但不夠透明，而且過於官僚化，同時對於非屬主流的另類意見不能真正廣為接納，提出諸如此類批評者，尤其是以小型網際網路事業經營者最為明顯。不過，在ICANN臨時董事會方面，顯然極力否認上述批評，而是另外指出ICANN所面臨的，是任何組織草創初期幾乎都會面臨的問題，亦即設法獲得適當且充裕的財務支援，並且使財務結構健全化；協助相關支援組織能夠盡快開始運作；並且決定和採納董事會的選舉機制等等。雖然ICANN所提出的上述工作任務目標都相當合理，但是事實上目前已經在ICANN以及相關組織整合過程中出現的不少內部權力鬥爭，不可否認地卻也同樣對ICANN的成功與否蒙上陰影，也使得ICANN的運作必須以更具有妥協彈性的方式為之。 平心而論，就Internet governance的觀點切入，僅就「誰應該對domain names具有支配控制權？」此一問題作法律技術層面的辯論，並無太高的政策意義，同樣地，我們似乎應該將ICANN的出現和相關辯論，視為Cyberspace的第一個立憲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從此一觀點來看，無論其當初預設的目標和功能如何崇高中立，ICANN目前所面對的正當性危機，幾乎是任何人類社會在建構其共同生活的基本遊戲規則時都會面臨的問題。而作為最能影響這些遊戲規則實質內容和適用結果的ICANN， 大家關切的重心自然落在其是否會受制於特定意識形態或利益考量，出現以不公平的方式給予任何特定團體或利益集團特殊待遇方面。就此而言，ICANN以非營利性質的法人組織形態出現，其董事會的正當性是否充分，其組成結構是否健全到足以為網路社群制定運作規則（亦即該組織之組織章程），並且視實際需要修改此一根本大法的內容，當然應該受到徹底的檢驗。例如，究竟ICANN組織章程中規定董事之組成必須滿足地理端元性的考量，是否即符合上述考量？ 從嚴格的憲法理論來看，地理代表性此一條件似乎不足以滿足網路社群對於ICANN的期待。如眾所周知者，針對權力濫用和腐敗可能性所設定的控制機制，除了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權之外，還必須有代議制度以外的管道，作為輔助控制機制，這就是權力分立和制衡制度的原始設計目的。換言之，作為未來全球獨一無二的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和分配機構的ICANN，具有極為強烈的網路政府雛形色彩，其董事會無論多麼具有代表性，在缺乏權力分力和制衡機制控制的情況下，似乎無從克服其令網路社群疑懼不安的先天障礙。這個問題，不因為ICANN形式上僅是在美國加州註冊成立的非營利性質法人組織而有所不同，正因為其扮演網路世界的公共資源守門人角色，有權力定義未來全球網路世界運作的基本輪廓，所以，我們更應該要求其不斷自我調整，以適當及公平的權力運作模式作為運作基礎。 其次，即使在地理代表性方面，ICANN目前的實際狀況，也令人不盡滿意。雖然ICANN在不同的場合一再強調ICANN乃是一個極力反映網路社群「共識」（consensus）的組織，但是，究竟ICANN所謂網路社群的共識所指為何，其實引發相當多的辯論，甚至不乏著名的美國網路法律學者語帶諷刺地以「共識並不是以大多數人投票就可以形成，更不是一小群人秘密討論集會而形成；共識不可能是因為上位者的命令而來，更不會在大多數人都反對的情形下形成」[80]由此多少反映出ICANN成立至今所作成的許多決策致命傷所在。舉例來說，ICANN對於WIPO建議的偏袒立場，或者先前希望每個domain name的持有者每天繳納1元費用的構想，以及採納WIPO建議制定全球統一的爭端解決政策，便是受到許多缺乏共識的嚴厲批評之典型實例。從上述現象來看，與其一再捍衛自己的決定乃是共識下之產物，ICANN未來最重要的任務，似乎應該是試著真正去了解網路社群的共識所在，進而作出和執行真正具有共識正當性的決定。為了達成此一目的，ICANN必須至少必須認識到的是，共識應該具有開放性語普遍性，不應該是封閉式團體的產物，在共識形成的每一步驟，必須完全透明化，讓任何有興趣的個人語團體皆可達到實質參與的目標，並且在作成決定前，有具有的證據佐證該決策的確具有極高的共識程度。就此而論，充分的資訊提供和充裕的時間，自然不可或缺。 再者，就實際的DNS重整工作而言，ICANN和NSI之間的關係應該受到更為嚴肅的檢驗。一年多來ICANN和NSI之間雖然意見相左，NSI的許多動作也備受爭議，但是，NSI長久以來所扮演的DN註冊市場獨占者角色，應該如何被解讀，以及其對未來網路公共資源分配的影響如何，即使在ICANN和NSI兩者之間簽訂協議之後，似乎仍然並未真正釐清。深究之下，ICANN和NSI之間的關係，似乎正如兩個獨佔者之間的角力一般，對網路社群的長遠利益，是否有正面的幫助，或者只是引發更多爭端，即使從兩者所簽訂的協議中，都難以確定[81]。尤其，雖然兩造同意Independent Review Panel可以審查ICANN董事會所作成的決策，但是截至目前為止，ICANN並未正式成立The Independent Review Panel，因此，究竟如何透過獨立且中立的機制，確保該協議受到必要的節制，同時未背叛網路社群的共識，其實令人深深懷疑[82]。而ICANN和NSI之間協議所凸顯的實質問題，充其量也不過是ICANN截至目前為止的許多決策都未受到類似檢驗此一現象的冰山一角而已，但是卻的確反映出ICANN組織中設置一具有強力審查和監督功能的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而非僅具有諮詢性質，有其迫切必要性[83]。 整體而言，ICANN運作至今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在於其所要處理的事務中，絕大部份已經超越「標準制定」的技術領域，導致許多浸淫在網路科技領域多時的專業社群，在面對ICANN各種會議和活動所引發的種種紛擾時，不斷質疑我們是否需要這種聯合國式的全球性網路政策組織。同時，也有不少聲音不斷出現，質問ICANN究竟要等到何時，以及透過何種方式，真正應該具影響力的ICANN全體選民，亦即全球網路使用者，才能決定他們需要一個具有何種面貌的全球性網路政策組織？以及到底應該由誰來決定哪些共識是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分配的基礎架構？面對這些難題，或許，我們可以嘗試回歸基本面，用憲政民主的根本原則來思考：如果我們充分認知到擁有「生殺大權」的權力中心，不但應該具有權力正當性，權力的行使也應該受到適當的限制，身為立憲菁英者固然有統籌各方意見甚或寫出憲法基本文件以供討論的重責大任，但是也無從規避共識要求這些基本理念的話，那麼，在憲法經驗的引導下，還有什麼理由可以浪費時間作無謂無益的辯論？ 六、結論 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的問題，本質上即相當複雜棘手。尤其在網際網路快速全球化和商業化之後，負責或主導網際網路統轄管理機制者是否仍能堅守網際網路的規則形成與決策制定傳統，以及這些傳統是否有檢討的必要，在ICANN的形成與運作過程中，都成為關鍵議題。本文認為，雖然今天我們所面對的網際網路環境與過去大不相同，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的分配與統理，不再是專屬於一群思考模式與行事風格相近的科技界人士，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科技界人士透過過去至今的諸多努力與協調，為這個虛擬世界所累積起來的網路傳統特色，包括規則與決策的公開透明化、由下而上的共識決模式、互相信任協調以鞏固權力正當性等，卻相當值得珍惜，本文也相信這些網路傳統精神如何適當地翻譯轉換到目前商業化程度極高的網際網路世界，是決定ICANN是否能夠真正成功的關鍵性因素。ICANN過去一年多來的經歷，固然展現出其維護這些傳統的努力，但是其受制於短期商業性考慮的現象，越來越加明顯，無論主其事者如何辯解撇清[84]，卻仍難脫嫌疑。以網際網路逐漸成為我們日常生活重要一環，以及網路公共資源分配的辯論日趨激烈的趨勢來看，ICANN未來勢將受到更多挑戰與檢驗，而也唯有讓ICANN受到更普遍、更徹底的檢驗，才能確保並提高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與分配的合理程度。本文認為我們應該期待與監督的，是ICANN透過更多公開透明與多元化的管道，改善與解決其目前已經出現的程序正當性問題，以及在諸如商標權爭議或糾紛處理等實質議題處理原則的確立方面，所遭遇的質疑，亦即在網際網路習用的科技或技術標準主導模式，和網際網路進一步成長所不得不面對的其他新興國際政治、商業利益和區域性社會文化等因素兩者之間，取得適切的平衡點，然後，才有充分的前提討論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的統轄管理與分配機制，是不是值得身為世界網路公民的我們信賴付託，而且可長可久。 --------------------------------------------------------------------------------* 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J.S.D., March 1997）；哈佛大學法學碩士（LL.M., June 1994）。現任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本文部份內容改寫自作者於一九九九年上半年受教育部電算中心委託進行「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制之政策與法律問題：國際趨勢的觀察和省思」之研究報告。此一持續性要求相當高的研究，目前雖仍處於草創階段，但其之所以能夠順利開始進行與逐漸成形，得力於該中心陳立祥主任、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李德財所長、何建明研究員、中研院電算中心林誠謙主任與黃勝雄高級分析師、前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副主任（現任蕃薯藤資深副總經理）吳國維先生、電信總局和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等個人與單位之協助甚多，謹此致謝。文中所有觀察與論點，並未成熟，因此可能出現之錯誤，由本文作者自負其責，並待日後研究成果作進一步之補充與修正。 [1] See generally Katie Hafner & Mathew Lyons, Where Wizards Stay Up Late: The Origin of the Internet (1996). See also Tim Berners-Lee, Weaving the Web: The Orignal Design and Ultimate Destiny of the World Wide Web (1999).[2] See generally Joseph P. Liu,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et Coordination: A Domain Name Study, 74 Ind. L. J. 587, 595-599 (1999).[3] Deborah Howitt, War.com: Why the Battles over Domain Names Will Never Cease, 19 Hastings Comm. & Ent. L. J. 719, 721 (1997).[4] See Josh A. Goldfoot, Note, Antitrust Implications of Internet Administration, 84 Va. L. Rev. 909, 913 (1998).[5] See generally Monte Paulsen, Raiders of the Last Ark, New Haven Advocate, available online at (visited March 31, 1999). [6] See Llewellyn Joseph Gibbons, No Regulation, Government Regulation, or Self-Regulation: Social Enforcrment or Social Contracting for Governance in Cyberspace, 6 Cornell J. L. & Pob. Pol’y 475, 492 (1997). [7] The Domain Name System: A Case Study of the Significance of Norms to Internet Governance, 112 Harv. L. Rev. 1657, 1660-62 (1999).[8] Id. at 1662.[9] See Network Solutions’ Domain Name Dispute Policy, available online at (visited March 31, 1998).[10] See, e.g., Dan L. Burk, Trademark Doctrines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 49 S. C . L. Rev. 695 (1998); Kenneth Sutherlin Dueker, Trademark Law Lost in Cyberspace: Trademark Protection for Internet Addresses, 9 Harv. J. L. & Tech. 483 (1996); Margaret Jane Radin & R. Polk Wagner, The Myth of Private Ordering: Rediscovering Legal Realism in Cyberspace, 73 Chi.-Kent L. Rev. 1295, 1298-1305 (1998). [11] See, e.g., Jeri Clausing, Internet Domain to Be Assigned for Palestinian Territory, The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Dec. 6, 1999.[12] See, e.g., David G. Post, The Unsettled Paradox: The Internet, the State,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5 Ind. J. Global Legal Stud. 521 (1998).[13] See generally Marshall Leaffer, Domain Names, Globalizattion,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6 Ind. J. Global Leg. Stud. 139 (1998).[14] See generally The Green Paper, The RFC, and comments (visited July 12, 1998).[15] Amy Harmon, U.S. Gives Up Last Vestige of Control over Basic Internet Structure, Business Technology, The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June 6, 1998.[16] Dow Jones Newswires, Internet Domain Registry Transition Seen on Schedul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teractive Edition, July 24, 1998.[17] (visited July 21, 1998).[18] See id. [19] See Appendix C to the COR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20] 有關WIPO中的非訟爭.式紛爭解決機制﹐see generally (visited July 25, 1998).[21] See Appendix C to the COR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17. [22] See generally Heather N. Mewe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ic Top-Level Domain Name Space of the Internet Domain Name System, 13 Berkeley Tech. L. J. 235 (1998).[23] See generally (visited July 22, 1998).[24] Michael Stutz, US Domain Name Plan Assailed Again?, Wired News, April 8, 1998.[25] Michael Stutz, Any Resources from US Domain Plan?, Wired News, May 18, 1998.[26] Id.[2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anagement of Internet Names and Addresses, available online at (visited July 20, 1998). See also 63 Fed. Reg. 31741 (1998).[28] Id. at 5.[29] Id.[30] Id.[31] Id.[32] Id. at 5-6.[33] Id. at 6.[34] Id. at 8.[35] Id. at 8-9.[36] Id. at 9-10.[37] Id. at 10-11.[38] Id. [39] Id. at 10.[40]Domain Name Debate Moves to Europe, July 6, 1998, Wired News. [41] Supra note 19, at 11.[42] Id. [43] Id. at 11-12.[44] Id. at 12-13.[45] Id. [46] Id. at 12-13. [47] Id. at 13.[48] Id. at 13-14.[49] Id. at 14-16..[50] Id.[51] Id.[52] See, e.g., US Releases Domain Guidelines, Wired News, June 5, 1998.[53] Supra note 31, at 16.[54] Id. at 16-17.[55] Id. at 17.[56] Jeri Clausing, U.S. Returns Volley on Internet Domain Names,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Cybertimes, June 5, 1998.[57]See, e.g., Jeri Clausing, Internet Group Approves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Rules: End Monopoly over Popular .Com Suffix, The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Nov. 5, 1999. [58] Jennifer Sullivan & Dan Brekke, Who Gets to Cut Domain Deck?, Wired News, June 22, 1998.[59] Wired News Report, Domain Debate: What Next?, Wired News, June 11, 1998.[60] Jennifer Sullivan, NSI Welcomes Domain Policy, Wired News, June 5, 1998.[61] See generally Computer Professional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Domain Name Resolutions: CPSR Proposals for the New Corporation, June 30, 1998, available online at (visited July 15, 1998).[62] Alyssa Katz, Stars Spar over US Net Policy, Wired News, June 11, 1998. [63] Kimberley A. Strassel & Jennifer L. Schenker, Governments Move to Manage Internet as Industry’s Self-Regulation Crumbl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teractive Edition, July 22, 1998.[64] Conclusions of the European Consultative Meeting, The Future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ternet Naming and Addressing, Brussel, July 7, 1998.[65] Net Domain Fight Goes to Geneva, Wired News, July 23, 1998.[66] Dow Jones Newswires, Magaziner Says He Is Optimistic about Ending U.S. Web Monopol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teractive Edition, July 24, 1998. [67] Alyssa Katz, Progress Breaks Out in Geneva, Wired News, July 27, 1998.[68] Id.[69] EU Endorses U.S. Plans for Internet Name System, Findlaw Legal News, July 29, 1998, available online at .[70] See Jeri Clausing, One American Elected to Internet Board, The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Oct. 28, 1999.[71] See generally (visited Oct. 31, 1999).[72] See Jeri Clausing, Foundation Gives $100 Million for Public Interest Efforts, The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Nov. 2, 1999.[73] See generally J. Theodore Smith, 1-800-Ripoffs.com: Internet Domain Names are the Telephone Numbers of Cyberspace, 1997 U. Ill. L. Rev. 1169 (1997).[74] Esther Dyson, Release 2.0: A Design for Living in the Digital Age 113 (1997).[75] See generally Dan L. Burk, Trademark Doctrines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 49 S. C. L. Rev. 695 (1998). [76] See generally Dan L. Burk, Trademarks Along the Infobahn: A First Look at the Emerging Law of Cybermarks, 1 Rich. J. L. & Tech. 1 (1995).[77] See, e.g., Alexander Gigante, Blackhole in Cyberspace: The Legal Void in the Internet, 15 J. Marshall Computer & Info. L. 413 (1997). Michael B. Landau, Problems Arising out of the Use of www.Trademark.Com: The Application of Principles of Trademark Law to Internet Domain Name Disputes, 13 Ga. St. U. L. Rev. 455 (1997); Carl Oppedahl, Half a Century of Federal Trademark Protection: The Lanham Act Turns Fifty: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Regarding NSI Domain Name Trademark Dispute Policy, 7 Fordham I. P., Media & Ent. L. J. 73 (1996). [78] See generally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Report of the WIPO Internet Domain Name Process,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et Names and Address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April 30, 1999).[79] See, e.g., A. Michael Froomkin, Governments and Governance, 14 Berkeley Tech. L. J. 617 (1999). [80] See David Post, ICANN and the Consensus of the Internet Community, available online at (visited August 31, 1999).[81] See generally The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ICANN: Pressing Issues Briefing Book (October 31, 1999). [82] See generally David Post, ICANN and Independent Review, available online at (visited October 31, 1999).[83] See id. [84] Elizabeth Wasserman, ICANN Goes on the Defensive, The Industry Standard, July 19-26, at 28.

因此，不妥协是一种惰性，不是吗？运动无论如何绝不会仅仅是体力的行动，它也是一种智力的行动。的确，除了被牵引的木偶之外，智力行动总是先于体力行动。如果剥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那么，你还有什么呢？只是一些被牵引的木偶的舞蹈而已！

"伊斯兰革命后，以霍梅尼为首的激进派教士集团在伊朗建立了奇特的伊斯兰神权共和制，它迥异于现代的东西方政治制度。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的独特性突出表现具有鲜明的两重性：既带有鲜明的传统主义特征，又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它将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政治价值取向——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奇异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在政治实践中，两者固有的矛盾不断发展，使得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步履蹒跚的伊朗再次处于十字路口"

对于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人来说，“差序格局”是个耳熟能详的概念。尽管如此，差序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却很少为人所注意。

关于“共相”(理念、普遍性、同一性概念)的本体论地位问题，自从柏拉图最早提出 “理念”说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在传统哲学中大体上有实在论与唯名 论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概念论三种观点。

如果说我的经历对当代青年有什么帮助的话，我可以说一点，就是那时候的学习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

朗希思考了康德绝对律令的声音如何发出的和崇高如何得以表现的问题，这已经蕴含了后来对自由难题的思考；其中《被离弃的存在》一文深刻凝练地揭示了从摩西，俄底甫斯到基督，乃至现代的无产阶级和主权者被离弃的形象系列，明确发现了离弃的双重约束的法则：即生命被离弃的法则，必然包含法则本身被离弃，但是二者不可分离，这直接导致了对生命生存的不可献祭和不可牺牲的思考。

崔之元：赫希曼“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的启示 ---和讯网年终访谈 问：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甚至有毒的婴儿奶粉，是否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答：我还没有这么悲观。事实上，我相信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在“转变参与”一书中所说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的存在，并认为有很多迹象表明，很多中国人正在从狭义的私人利益追求转入公共关怀。如汶川地震引起很多人自发的支援，包括江苏民营企业家陈光标第一时间带推土机赶到受灾地区，他还有许多捐助行为，被人称为“中国首善”。又如，大批网民关注“阳光财政”，在网上监督政府。还有大批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到农村“当村官”。 问：但像陈光标这样的人还是太少？多数人还是信奉亚当.斯密的“看不见得手”代表的价值观，即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 答：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价值观其实有两个隐含的假设，它们却常常被忽略了。第一个假设是，对私人利益追求确实能给私人带来幸福；第二个假设是人们实际上还是关怀公共利益的，只不过认为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但是，第一个假设受到了两大挑战。首先，大量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表明，人均GDP增长和幸福感增长的相关性是“对数曲线”，开始上升的坡度挺快，但是不久就下滑。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增长能带来较大的幸福，但这是递减的上升，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特别人均年收入3000到5000美元，即所谓小康水平，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对数曲线”转变成抛物线。其次，我认为是挑战“对私人利益追求确实能给私人带来幸福”假设的更有趣的原因，是赫希曼在“转变参与”一书中对狭义物质利益追求必然带来“失望”，从而开启另一轮“公共关怀周期”的论述。问：可否简单介绍一下赫希曼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理论？答：赫希曼的出发点是“严肃对待失望”。他认为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在引发“失望”上的潜力是不同的，耐用消费品更容易引发“失望”。这又和他对“愉悦”(pleasure)和“舒服”(comfort)的区分有关。例如，吃饭的过程是“愉悦”，“吃饱了”的状态是“舒服”。但是，“舒服是愉悦的敌人”，因为愉悦是从不舒服到舒服的过程，吃饱了就不再“愉悦”，而只是“舒服”了，而舒服久了又容易产生厌烦。日用消费品（如食物）在消费过程中基本被用完了（吃下了），因此不容易引发“失望”，而只在消费过程中带来“愉悦”。但是，耐用消费品带来的“愉悦”只是开始一瞬间的（如第一次“打开”新买的冰箱），以后就习以为常，只有“舒服”，没有什么“愉悦”了，因此耐用消费品比日用品容易引发“失望”，因为“舒服”久了又产生厌烦。问：是否可以理解为“愉悦”要求有动态的“新鲜感”？这也是汽车和计算机厂商经常不是很必要地“更新换代”的原因？ 答：是的。实际上，赫希曼把耐用消费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持续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如公寓，冰箱，空调等；第二类是周期性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如洗衣机，汽车等；第三类是不规则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如钢琴，照相机等。他认为，冰箱比相对不常用的洗衣机更容易产生“舒服”久了带来的“失望”。他也承认，“装修”住房可以缓解住房这一耐用消费品带来的“失望”，但“装修”第二，第三，第四套住房的人大概会体会到赫希曼所说的“失望”。 问：但为什么耐用消费品带来的“失望”会重又启动人们的公共关怀？ 答：这就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价值观的第二个假设有关了：人们实际上还是关怀公共利益的，只不过被“忽悠”地认为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当人们发现对私人利益追求甚至并不一定给私人带来幸福时，就更有理由怀疑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赫希曼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有“二阶偏好”或“二阶意志”，即不完全屈服于“一阶偏好”（如抽烟），而是力图评价和控制“一阶偏好”（如戒烟），虽然人常常“意志薄弱”（如戒烟不容易成功）。他说，目前主流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由于忽略人的“二阶偏好”，实际上把人降低到“类人猿”了，因而无法解释诸如美国从“物欲横流的1950年代”转变到“激进反越战”的1960年代等事实。 问：你说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中从私到公的转变，那从公到私的转变呢？ 答：参与公益行动久了，也会产生“失望”，如可能无聊的会议太多等。赫希曼“转变参与”一书虽短，中译本只有120多页，但实际上博大精深，很值一读。当前，我们社会进入“小康”，耐用消费品大普及，甚至“家电下乡”。赫希曼的思路启发我们透过“物欲横流”的表象，看到人们正在形成的对狭义的私人物质利益追求的“失望”, 建设好公私共赢的和谐社会价值观。

中共干部选拔、人事调动制度化的历史并不长，只有10年左右。2011-2012年，几乎是个全球换届年。"选战刚刚启动。我们正在设立办公地点、取出筹款箱，与帮助我们走向胜利的支持者们启动对话。2012年从现在开始"今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参加2012年总统竞选，由此正式拉开竞选连任的序幕。2012年11月，将选出美国新总统，俄罗斯、韩国新任领导人也将在此前后履新。届时，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也将全新出炉。这个从乡、县、市到省、中央的五级党委班子，任期五年，换届工作从今年1月开始，历时将近两年，涉及大陆31个省区市、361个市、2811个县、34171个乡镇，波及到的干部总规模达到3千万。中国的党委换届--接班行动，没有西方大选的轰轰烈烈，工程量却更为浩大、绵密。选人既要民主，又要科学；既要票决制，又不能简单以票取人；书记的用人权既要得到保证，又要有效监督，"辩证法"，这个马克思哲学中的经典术语，在大陆人事问题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印证。一直以来，干部工作始终是党委最重视的工作，被认为是最不能出现问题和最不允许出差错的工作。由此而来的特殊性、保密性，使得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神秘面纱，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3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全部撩开。地方换届顺序中的大区组合在大陆，人事调整是融政治性与科学性为一体的高难度动作。政治性体现在考虑民意反应、现任领导升迁以及省与省之间搭配；科学性则要满足每层级党委的合理搭配，包括年龄梯队、性别组合、知识结构等，目的是形成争优创先的战斗力。按照以往经验，这项工程量浩大的政务，需要一年左右时间来完成。如在十七大换届那次，从2006年7月开始，到2007年7月完成，历时整整一年。其间，31个省市区分批进行，2006年完成14个省，2007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市区。而2011年正式开始的新一轮四级班子换届，时间要求更为集中。涉及31个省市区的换届秩序安排，外表乱象之下，有规律可循。回看上一轮换届，可以发现，2006年完成14个省，2007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市区。其中，2006年10月，西藏、新疆、辽宁、河南、安徽和山西等6个地方成为首批完成地方党委换届的省区；12月，内蒙古、江苏、湖南、河北、云南、广西、福建7个地方完成换届，12月江西省完成。这些省份换届顺序遵从了历史惯例。比如江西省委换届时间与上次2001年的换届时间相同，都是12月16日，其他省份也与此差别不大。总体来看，换届顺序，一般是西藏党委率先完成换届。十六大前，西藏是2001年9月10日换届，浙江最后完成换届，时间是2002年6月16日。十七大前，西藏最先完成换届，最后完成的是浙江、山东。如果翻开中国地图，地方换届时间的敲定，体现的一个特点是错落有序。背后的规律是按照华东、华南、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六大区来分别抽出省份，形成先后批次。如上一轮第一批次的两区四省换届：西藏、新疆、辽宁、河南、安徽和山西，均匀地分属于西南区、西北区、东北区、中南区、华东区和华北区。大区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后党在一些地区设立的中央局，后经过合并重组，到1949年形成了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局。知情人士介绍，划分换届地理顺序，其实是和中纪委、中组部的部门设置特点相结合。每当全国性换届，中纪委和中组部都需要抽调人员，分批次赴各地进行换届督导。在上一轮历时近两年的全国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中组部会同中纪委先后派出20个换届选举工作督导组到31个省区市，在各省区市"两会"期间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同时，中纪委各巡视组也要启动运转。而中纪委和中组部的内部机构，是分片设置的。如中纪委五室负责联系西南、西北地区1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纪检工作；中纪委六室即华北东北室，分管该室的中纪委副书记还分管中纪委信访室的工作；中纪委七室也即华东室，纪检监察工作管辖范围包括华东六省一市；中纪委八室则负责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中南六省区。"如果一个大区的所有省份都同时进行换届，那我们就忙不过来了，中央的精神也就难以贯彻到位。"一位纪委人士透露。中组部也是实行分片管理干部。中组部涉及干部管理的局有五个，其中的党政与外事干部局（干部二局）最为显赫，其下属各处，分片负责31个省市区的中管干部的考察、考核。党委换届之后，也就是2012年十八大结束后，紧接着将开始政府、人大、政协三套班子换届选举。这个安排日程更紧。上轮换届，所有省区市政府、人大、政协都要在2008年1月份完成，许多省市甚至都安排在同一天开幕，以便更好地为全国"两会"做准备。最后结束于2013年春天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和全国政协层级的换届。十七大的换届模式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比如2003年上一轮换届时，日期比较分散，有的省甚至直到全国"两会"之后才举行省人代会，时间跨度超过四个月。领导班子科学搭配中共掌管着内地私营部门以外所有精英的职业升迁。据美国学者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中的研究，80年代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名清单上大约包括800多万个职位。如今，全国副处以上职位数，据一位国家公务员管理局人士介绍，没有清楚的说法，但如果包括国企、事业单位，远超800万。对这个清单进行干部考察、甄选的是组织人事部门。据组织系统人士透露，这个很少对外露面的"管官"部门，从中央到县级组织，人数规模达10万人左右。在换届期间，平均1人要为80个职位找到合适人选，两相对比，数字差距之大，使得组织部门的工作不堪重负。组织部门掌管干部的撒手锏是档案制。组织系统保存的档案不仅包括个人出身、民族、性别、教育和工作经历，也包括年度考评、违纪处分情况。通常情况下，档案将伴随每个干部一生，而个人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围绕用人权，体制中的每一个地方或职能单位的党委及组织部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合体。虽然党委会拥有最终批准权，但组织部门的档案材料和推荐意见通常会大大缩小党委会的选择范围。组织部门对干部职位的冗缺调配、干部的任职情况、上级的用人意向等关键信息，都有通盘了解。他们对干部有考察权、汇报权、建议权，直接影响和左右干部任免。因此通常情况下，党委书记会安排信赖的人掌管组织部，视其为第一要务，从职业调换和仕途升迁上加强对下属干部的控制。在议会制国家，部委和地方一把手往往由选举产生。日本的首相有权提名4位党的官员和约20位大臣，而美国总统至少能够任命1000人就职于政府。在中国大陆，因无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离，公务员从科级起就身处政治场，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得不在做人做事上费尽心思，以求进入上级领导视线，在组织部门挂号。为避免出轨和影响工作，找到一条较少破坏性的路径以实现体制内各级领导人的正常更替，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关键目标。现在形成的一套法理化接班程序是：以发展主义要求党内顾全大局，以德才多寡来分配政治资源，以年龄进行自然更替，在执政的有效性中积累社会认可。在《公务员法》中，上至国家总理，下至科员，外至党务、政协、检察院、法院系统人员都属于公务员，普遍接受任期制加年龄界限的调整。上一轮换届中，年龄梯队建设上因各地矫枉过正，引起基层干部反弹，习近平和李源潮在2010年定换届总体方案时频繁讲话予以纠正。本刊记者了解，此次换届，所要求的领导班子人数延续了十七大前换届的要求，即省级党委常委职数一般为11-13人，西藏、青海、新疆可以14-15人。总量控制下，对领导班子的结构是否优化，另有一套科学的衡量指标，涉及专业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少数民族、女性比例、非党干部搭配、本土与外籍干部比例等，此外还有经历、性格、气质等搭配问题，堪称浩大的系统工程。"十指再强不如拳头有力。"李源潮称，一个班子的领导力、执行力、战斗力，不仅取决于班子成员个体是否优秀，而且取决于班子结构是否优化。而对目前有些地方的党委班子现状，李源潮并不满意。问题集中在：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缺少懂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金融、法律、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干部；年龄结构不够合理，县、乡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没有形成合理的梯次配备；平时对女干部、民族干部培养不够，换届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班子成员经历、性格、气质等搭配不够合理，影响了班子团结和整体功能。目前的班子搭配中，有一个不同上届的特点是，从重年轻化转向重专业结构和女性选拔。其中，侧重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非党干部相对不为外界熟知。本刊记者统计，2010年调动的女性省委一级领导至少有5人。2011年1月苏宁被擢升为青海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青海省一直盛产省部级女干部。此前，青海省省长宋秀岩一度是全国最年轻的省长。采取这些举措的思路是用扩大科学的调整范围，来约束政治的不确定性。海外研究者简称为：科层制吸纳政治。这个过程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百万干部大平反，得以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但1982年起，同样是这批人被动员给年轻人让路。这项政策实施过程中，确立了一个新规范，即当干部是一项到了年龄就要退休的工作，而不是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义务。1982-1984年，集中的人事改革确立了四大杠杠：向干部灌输新的退休规范；减少干部的总体人数；任用年轻的知识水平较高的干部；再发掘一批可以培养并在数年后接任重要职务的人才。这些，如今已细化为人事领域的导航手册。正省部级任职门槛主政一方的大员人选，在政治布局中，有着头等分量。正省部级岗位特别需要总揽全局的能力。因此，担任正省部级的干部一般要经历多个副省部级岗位的历练，积累例如组织干部、综合经济、区域经济、政法等领导岗位的丰富工作经验。因此，被选任正省部级岗位的干部一般都有10年左右、至少5年以上副省部级岗位的任职经历。正省部级干部的更迭，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其任职地区或部门的工作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因此，中央在选正省部级干部时，通常会考虑其任职空间，一般在一届5年左右，不过于频繁。这些都显示了正省部级职位的空缺机会相当难得。而上述密密麻麻的条件和资历，使得有幸被选任正省部级岗位的，一般都在50岁前进入了副省部级行列。不少符合正省部级任职条件的干部往往到了60岁退休年龄，都等不到合适的正省部级职位的空缺。为此，继续指导本届人事的2006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规范任职年龄：省委书记、政府正职副书记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他为60岁。在提名上述三类任职人员时，如果年龄分别已经是63、61、58岁，则一般不列入提拔行列。在干部年轻化方面，换届时要达到：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要有3名，45岁左右的要有1名。对多数公务员来说，50岁以下进入省级党委班子，基本无望。据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介绍，1名公务员从乡科级到县级，再到副省级，约有18个或明或暗的台阶，就算3年一个台阶，也要60年。如果破格提拔，按照各省的《党政领导干部破格提拔暂行规定》要求：同一名干部不得连续破格提拔，越级提拔一般只可以越一级。也就是说，一个20岁的大学毕业生从科级晋升到省级干部，最快也要50岁。而中央领导层面的梯队建设上，则需要更年轻的正省部级干部作后备。这项工作在2009年与2010年早已进行调整。包括，习近平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当选军委副主席。孙政才从农业部部长调任吉林省委书记和河北省省长胡春华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履历丰富的这两人都属于"60后"。正省部级任职年限为65岁，比其他公务员多出5年。接下来在党委换届中可能需要调整的正省级官员还有近十人。此外，江西、西藏、四川等省区的省委领导序列中，也有1940年龄层次的领导干部。这些领导干部的到龄，或许会再次触发中央进行地方省部级官员的一系列调动调整。干部交流去板结化人也简单，事也简单，人事却不简单。据本刊记者了解，协助胡锦涛总书记分管中央人事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对今年换届的一份讲话中，大篇幅地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有关任人要五湖四海的话语复述了多次。如此做法，在习近平讲话风格中并不多见。"调整干部，看似简单，实际没有足够的能量，很难动它。人事方案最后很可能是几经修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一位教授表示，在官场，一个普通干部往往都可能与一定级别的领导有家族、乡籍、学籍、工作等特殊关系。蜘蛛网般的复杂关系，限制了任人唯贤的空间。党委领导班子的调整方案，因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往往在正式出台前，已反复多次。干部平级或升迁式交流，成为纾解板结化的便捷手段。本次换届之初，2010年11月，具体负责人事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市县乡党委换届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称，要推进上下交流、地方与地方之间交流，保持本地干部与交流干部的适当比例。省级政治机构变得越来越本地化，是1984年提名制改革造成的。干部本地化加强了对当地的了解和支持，也在某些方面给中央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从50年代中期到1984年，提名制允许任命体制中的下两级官员。因此中组部的清单上不仅有省部级领导，还有部属司局级和省属厅级的领导，这些职位数目高达数千个。"下管两级"制度把同一职位放在两份不同的提名名单上，中央和省委都要参与选择，带来很多麻烦。1984年"下管一级"后，中组部的提名清单总数减少至5000左右，意味着省级领导人及以下获得了对其管辖范围内官员任免的几乎全部控制权，本土干部或有本地任职经历的干部比例开始普遍增加。其后，鉴于地方腐败大案往往以本土干部居多，中组部出台了干部交流回避制度，加大对中直干部与地方干部的调换，干部本土化现象得以改善。十六大前换届，本土化倾向得以制止；十七大后，东中西部干部交流继续加速。从现有31个省市区党政一把手结构看，多数属于非本地籍贯，之前有多个地方任职的经历。这非常有利于省级班子在政治上具备全国视野，与中央保持一致。在主要领导是交流而来的情况下，地方常委中本土籍或者在本省有相当长工作经历的干部，仍保持一定比例。不过也存在个别特例，比如山东省。2011年山东有两个新任省委常委：孙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空降到山东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李法泉从吉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一职调任山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接任因病去世的杨传升。这样，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委常委领导干部中，除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的籍贯未公布外，其余省委常委的省籍均为山东籍。干部选拔制度网换届年，往往也是党规频出的一年。人事调动制度化的历史并不长，只有10年时间。2000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力图在21世纪的头十年，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由此，以往由党内少数人掌握的知识经验，开始了上升到党规的制度化进程。2002年7月23日，中共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堪称人事领域的"宪法"。外界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中共选拔每个干部需要走哪些程序。人事"宪法"毕竟笼统。十七大换届之前的2004年，中央密集出台《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这5个文件，加上此前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通称"5+1"文件。对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期限、交流回避、辞职等，均作出了详细规定。当时，中央党校党建部宋福范曾对本刊记者兴奋表示，"如此之多的党内法规作支撑和保障，这是历次换届不曾有过的。"2006年8月，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三个法规文件，在领导班子任届期满前，全面推广干部任期制，实现干部任期、换届的最优结合，既避免干部任届任期上的混乱，也有效回避了干部任职期间的大面积调配、交流问题。随着吏治整饬的文件增多，知情和参与权由少数人扩大为多数人，外界对党内干部运转有了可窥探的路径。不过，人事工作尽管有了10个党内文件的约束，但一直缺乏对用人提名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约束，也没有用人权的追究责任，如果这个源头不透明，一些观察人士感觉，后面的环节规定，就极易流于形式。2010年，中共一口气连发四个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这四个文件，共同构成选拔任用干部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监督链条。一位组织系统人士介绍，以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干部管理部门想追究，但苦于没有相关的法规依据，不知"板子怎么打，打多重"。现在四项监督制度，责任到人，明确地给出了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和法律处置等3种责任追究方式，弥补了制度系统性方面的缺漏。不过，2010年的四个文件只是打上了用人权责任追究这个补丁，以此倒逼干部提名的负责。干部初始提名环节和酝酿环节，还没有统一的操作标准，缺乏《民主提名、考察对象人选试行办法》。"看票又不唯票"的复杂要求，各地尚处于探索落实阶段。"这将是下一步文件制定的重心，如果标准模糊，信息公开和考核体系不配套支持，用人制度的公信力还是欠缺。"前述组织系统人士介绍。不过，条条框框多了，王长江担心有可能还是会被一把手绕开或架空。"我们把制度简单地理解成为规定或条例。那不执行又如何？"王长江称，所谓的规定、要求、条例都不叫制度，最多只能算做制度的要素；制度是要素之间的有机连接，形成网络系统；动其中一个点，整个网都动，就好像蜘蛛网一样，使得你各个方面都不舒服，不敢碰，这才是真正的制度。王长江表示，制度应该是相互有机连接的一套网络和系统。而现在缺乏的正是这个东西。"我们出台了很多要求，甚至连不许'包二奶'这样的要求也有了，这已经到头了，不能够再细了，但还是接连出现了问题。"中组部的应对之策是对市县乡三级的一二把手制定特殊法，管住权力源头。此前，2010年下发了《加强乡镇党委书记队伍建设的意见》，2009年下发了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二十条"。据悉，中组部正在研究制订《关于加强市委书记队伍建设的意见》。该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对重要岗位干部实行重点管理上，将形成组织系统的条条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