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环境问题研究*
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前言
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破坏和恶化的状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乃至存续本身构成了严重挑战。这种挑战要求研究者们必须跳出各自所属学科的藩篱，共同从事合作研究或整合研究。对于这三个有着内在逻辑递进关系的命题，中国大陆从事环境问题研究的各学科学者之间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共识，而关于合作的尝试也在近年来许多高校纷纷倡导和组织“跨学科研究”的大背景下为一些学者和学术机构所推进。
但是，对于合作或整合的必要性的共识，未必会转变为具体而且有效的合作行动。后者既取决于作为研究主体的学者个人的行为，也受到各学科已经固化或正在形成的学科特征——有可能表现为排他性的自我认同——的影响，同时也难以避免现行的学术生产机制的制约。而对于这些复杂因素进行梳理并保持清醒的认识，当是展开合作与整合研究的前提条件之一。
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本文旨在对其中的一个方面即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环境研究状况进行简要的评述。涉及的领域为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四个学科，考察的内容包括各学科的发展概况，主要的议题、理论资源和分析框架，以及存在的主要弊端等，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其共同的特征。其中对经济学和法学研究的概述主要借鉴其学科内部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社会学研究的评介主要依据本人的阅读，同时参照已有的相关论述，关于政治学研究的叙说则源自对该学科学者的咨询和本人的观览所得。由于作者涉入环境问题研究的时间尚短，这种对环境研究状况的“跨学科研究”尝试必然带有诸多疏漏和误读，希望得到各学科同仁的指正。
经济学的环境问题研究
经济学的环境问题研究形成了环境经济学。它在20世纪70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随着学科发展规划的制定和一些学术活动的展开而得到快速发展[①]，在教育部1997年的学科分类中成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学科建设而言，目前高等院校的教学和人才培养状况已成气候，出版的相关教科书已达数十种，有20多家高校获得了该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而每年问世的论文和论著的数量估计当以千计。
国内从事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实际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即“环境科学”领域的环境经济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环境经济学。前者以理工科教育背景的学者为主，大多隶属于高等院校的（资源）环境学院和国家环保总局下属的相关研究机构，其学术组织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所属的环境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后者以具有经济学背景的学者为主，多属于高等院校的经济（管理）类院系和政府综合部门的研究机构，其学术组织相对分散，部分学者加入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或中国人口学会下属的“人口与资源环境专业委员会”，而在中国经济学会中则没有专门的环境经济学分支机构。
在80年代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初期，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话语相适应，环境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主要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再生产”理论，即有关物质、人口和自然再生产的论述，它带有较重的经济哲学意味，似乎很难与当时的中国现实有效衔接。但运用技术经济学的方法展开的资源环境价值核算和定价、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计量、环境经济模型的建立等研究到90年代有较大进展，被认为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达到或接近了国际上相关研究的前沿水平[②].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化进程和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变迁，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主要凭籍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中福利经济学的“外部性”概念，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中的“公地悲剧”假设，都成为常用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探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控制途径、污染防治的经济政策手段。其主要分析工具为计量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分析和费用-效益分析[③].
概括起来看，在将环境问题基本上看作“经济问题”的前提下，国内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下述内容：环境（经济）政策，环境管理体制与管理绩效评估，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环境污染损失评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绿色GDP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外部性理论，产权制度，排污权交易，环境税，环境投融资，贸易与环境，国际环境问题，博弈、利益相关者，等等[④].
客观而言，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环境问题，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比如它可以较好地阐明给定制度条件下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途径和发展与“环保”的均衡过程，有效地揭示作为微观污染主体的企业的经济行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失灵”，并给出许多技术层面的“市场化”的污染控制手段。有学者认为，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环境政策制定的主要基础。[⑤]
但是，如果说在198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被一般化、抽象化了的中国环境问题存在着与现实脱节的倾向，那么被新古典理论武装起来的环境经济学家在分析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环境问题时也存在着类似缺陷。[⑥]它的出发点是“给定制度条件”，而很少研究制度本身，忽视了对诸多技术手段在其中运行的制度环境的分析，很少顾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运行机制与现代经济学的话语环境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运行机制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也就难以发掘“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环境问题上的独特性，即信仰发展主义的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与能够带动GDP 扩张的污染企业之间的密切结合，以及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保护污染企业的现实。因此，如何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视角，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资源，将宏观制度分析与中观、微观的探究密切结合，似已成为环境经济学界在研究中国环境问题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法学的环境问题研究[⑦]
国内法学界的环境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环境法学在1979年的学科分类中被列为法学的三级学科，在1997年则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纳入法学的10个二级学科之列。“至今已经历了初创和发展两个时期，现正处于完善和提高时期。”截至2004年，已有40多所高校的法学院系开展了环境法教学研究[⑧].而该学科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到2006年也分别超过10个和30个。其学术组织为中国法学会下属的“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1999年成立）。
与法学的其他二级学科相比，虽然从事环境法研究的学者为数尚少，但研究成果的绝对数量甚为可观。根据王劲的统计，1979—2000年，国内学者在境内公开出版的环境法学著作（包括教科书）即达100余部，发表相关论文1100余篇。另据孟庆垒等人进行的一项不完全统计，在2006年的一年间，公开出版的环境法著作有30余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达500余篇，全国高校环境资源法领域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达250多篇，而多达16次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数量更是惊人，其中仅环境资源法学全国年会论文集收录的就达316篇，另外，其学会会刊《中国环境资源法学评论》也在同年问世。[⑨]
环境法学研究数量的庞大也意味着其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从一般性的环境法律基础理论的研究，到环境污染控制法律调整过程的具体分析；从国外某项环境法律制度的评述，到国内相关环境立法若干问题的设想等等，近期以来见诸媒体的与环境有关的话题几乎都被涵盖。据汪劲对2001-2004年间该学科研究著述选题状况的分析，以环境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为题者占22.6%，以“可持续发展”为题者占8.9%，占18.7%的环境法总论选题则多与环境权研究有关，而受到中国加入WTO 的影响，有关贸易与环境关系的选题也占到8.1%[⑩].其中环境权问题属于长期热点，2006年公开发表的以环境权为题的论文就有50余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10余篇。它所包含或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主题还有环境侵权及救济、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正义/公平、环境纠纷/环境诉讼（包括公益诉讼），环境民主及公众参与等问题[11].另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生态与法律专题研究丛书”等[12].
环境法学的研究数量虽然很多，但也同样存在着“低水平重复”的现象。王劲在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后指出：“我所收集的大部分中文环境法学著述没有多少学术性强的内容可以真正被归纳、整理与综述。”[13]“选题过大、过散”的现象较为普遍，“热衷于搞学术上的游击战：东一榔头西一锤，什么时髦写什么，流行话语样样不落，令人眼花缭乱的符号产品层出不穷。”这种“粗放型的精神产品生产方式”，“除了套用较为成型的法学学科皆知的基本原理以外，很少能够创立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和分析范畴”，“要么是凑热闹，要么是停留在应然判断或正当化论证的层面上，既没有深入其里的个案研究，也缺乏应有的量化研究。那些打太极拳般的写作风格和进路削弱了理论本应具备的实践指导功能。”不过，由于环境法研究本身具有较强的实务性和实用性，因此一些学者与相关立法、行政机构的联系较为密切。
政治学的环境问题研究[14]
与经济学、法学的状况相似，政治学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7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但其传入中国的时间比其他学科都更晚一些，直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才陆续出现有关介绍[15].这种介绍在国内形成了两个称谓不同但内容一致的学科，即环境政治学和生态政治学（也有著述称为“绿色政治学”）。但无论称谓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都还没有完成其本土化的过程。这样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直到目前，只出现了一种相关教科书，高等院校的政治学专业极少开设这方面的本科课程，而将其列入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专业招生方向的同样少见；专业学术期刊和学会组织并未出现，中国政治学会下面没有设立专业的分会或专业委员会；专门的研究机构目前仅见山东大学的“环境政治研究所”（2007年正式成立）。
国内政治学界对生态环境主题的具体研究大致兴起于90年代中期，据说这主要是受到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的影响，但相关著述进入新世纪以后才较为多见。从其主要议题来看，关于欧美生态政治、绿党政治思潮和西方环境运动的研究，以及关于国际环境安全与环境外交的研究占有更大的比重；而涉及中国经验的研究则较少，其议题触及生态政治、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国家生态安全、环境治理、环境公平与补偿问题等[16]；理应受到密切关注的针对国内现实问题的具体研究，目前所见的只有数篇围绕公众的环境参与和环境NGO ，以及民众抗议、“环境执政能力”问题而展开[17].
在上述研究中，关于西方环境政治和国内环境NGO 的研究较为规范和系统。前者具有明显的政治学色彩，但离中国的现实较远；后者的研究相对比较细致，更多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其研究的个案主要是活跃于北京的少数环境非政府组织，而那些在农村基层艰难支撑的草根NGO 则很少进入其考察视野。至于聚集了较多学者的围绕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大多属于一般性的概论、评析，具有环境哲学的色彩，贯穿着应然式的一般性的制度和政策建议，体现出“典型的中国学者的论述方式。”[18]比较值得关注的是“环境执政能力课题组”的一项研究。该课题组是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小康社会与科学发展观”主题下的核心课题组，2005年6月组成，成员包括中、美、德、日的20余位环境专家、公共政策/治理问题专家和国内政府官员，于2006年11月发布了研究报告，其中包括《中国环境执政能力研究》（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总报告、由外方成员撰写的9个“系列研究报告”和中方成员撰写的12个“系列案例研究”报告。研究成果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相关国际经验，并对中国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政策的“更根本和全面的变革”提出了大量具体建议[19].
总起来看，近10年来，大陆环境政治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科还没有形成气候，目前所处的阶段表现为下述三个特征。第一，组织资源的稀缺和研究力量的分散，导致研究课题缺乏计划性和整体性，除了有关欧美环境政治领域的研究之外，尚未形成明确的研究重点；第二，一般论述和并不规范的“规范性研究”较为多见，建立在深入调查基础上的本土经验研究稀少；第三，研究范围较窄，尤其是对严峻的环境现实缺少足够关注，除了极少数研究之外，大都回避了其中的诸多核心问题，如导致环境急速恶化的制度原因，环境治理系统本身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环境问题的政治过程，环境公平状况与环境侵害—受害关系，剧烈的环境利益冲突和环境抗争等等。因此，尽管中国的环境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政治问题”，但是本该有重要作为的政治学界对此却显得比较迟钝和麻木，客观上表现出回避的姿态，从而也就未能明确显示出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的应有影响。
社会学的环境问题研究
环境社会学于1980年代初开始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但国内社会学界产生自觉的学科意识则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表现为对该领域研究的提倡和相关理论（主要是美国的）的具体介绍和评析[20].迄今虽然于2006年和2007年召开了两届学术研讨会，但目前仍然属于一门尚未成熟的学科。其主要标志同环境政治学领域的状况大致相似：尽管出版了国内学者编著的多种教科书[21]，但缺少相应的教学支撑，也极少有高校将其列入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专业性的学会尚在酝酿之中[22]；尚未出现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和定期出版物，以此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屈指可数。
就具体的研究而言，较早涉及本土环境问题研究的学者有麻国庆和卢淑华。麻国庆在提出应以社会整体的视野开展环境研究、重视家庭和社会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的基础上，依据经验分析，强调了游牧民、山地民、农耕民所拥有的环境知识对其生存、发展以及社区环境管理的价值。卢淑华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方法，但她基于对东北一个工业城市相关调查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当地居民的居住区位分布与权力背景之间的相关性，指出了环境污染对于不同人群的影响差异：在某些污染严重的街区，工人居住的比例要高于工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干部的情况则相反[23].应该说二人的研究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学界的环境问题研究开始增加。其关心之所在主要表现为下列国内议题：社会变迁/转型和社会结构与环境问题的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机制，环境问题与农民和农村社会，环境治理，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环境意识，环境NGO 与公众参与，环境公平，环境冲突与抗争等。
在为数不多的较多关注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者中，洪大用是著述最多的一位。他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二元社会结构/控制体系与环境问题的相关关系，从宏观上分析了当代中国“环境衰退”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提出了通过组织创新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环境保护的政策思路，另外还涉及对环境公平问题的概述、民间环保组织及“环境关心”问题的分析[24].其中在探讨二元社会结构与农村面源污染关系的论述中，认为前者加剧了面源污染，而后者又反过来再生产着二元结构。
从社会机制方面分析环境污染的还有顾金土和姜莹的各自基于经验资料的研究[25].二人均涉及到相关利益主体（政府、企业、农民/市民）互动关系的分析，其中顾金土在其博士论文《乡村工业污染的社会机制研究》中，更为深入和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农村工业污染的制度原因，认为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当地居民则成为经济、环境决策的局外人和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三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均衡为内容的转型机制，以促进环境问题的基本解决。与这一主题相关，王芳也考察了不同的行动者在城市环境问题中的表现，其切入视角和相关结论同样具有启迪意义[26].
有部分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问题。其中陈阿江依据对太湖附近一个村庄的经验资料，分析了江南地区农村水污染的社会成因，认为传统社会保持水域清洁的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村落社会规范，而90年代以后水污染的加剧则主要源自利益主体力量的失衡、村落自治组织的消亡及社区伦理规范的丧失。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他揭示了水污染由外源性转向内生性的社会文化逻辑：村民们在来自外部的污染解决无望时，被动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如饮用水由河水改为井水、自来水，并在被迫弃用（丧失了的）水的高级功能的同时，无意识中使用、开发了水体的低级功能——纳污功能，由此从传统的保护者变成了现代的污染者[27].这一研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农村环境污染的复杂性具有较强的启迪意义。
作者本人则主要从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出发，借助于丰富的经验资料，考察了大陆整体环境的迅速恶化对农业生产、农民生存和村落社会维系造成的冲击，认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并使其更加复杂和严峻[28].近期则围绕上述主题分别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河南和山西等地开展了分区域的专题研究，其中在以发生在浙江的三起“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个案的关于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的研究中，提出并具体论证了“政经一体化”这一概念，认为它是理解中国的环境保护异化为“污染保护”、导致民众受害问题的关键[29].
围绕环境冲突和抗争问题的研究还有景军（JunJing ，2004）和冯仕政[30].景军通过对一些个案资料的分析，考察了1980-90年代中国农村的环境抗争问题，并指出了传统宗族组织和地域文化在组织抗争中的影响。冯仕政借助于有关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城镇居民普遍认为自己遭受环境危害但却只有少数人进行抗争的问题，认为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网络与环境抗争行动之间有较大关系，大多数人之所以在遭受环境危害后选择沉默，是因为在整个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缺乏抗争所需要的资源。
从整体上看，社会学者多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的角度分析环境问题的成因，并探讨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和行为方式，显示了社会学所具有的更为宏观的视野和相对独特的阐释能力。但是从环境现实的严峻性及其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来看，社会学的环境问题研究存在着下述问题。第一，学界整体的环境研究意识还甚为薄弱，这既反映在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缺失上，也表现在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数量稀少上；第二，涉及该领域研究的学者缺少持久性和专业性，不少人另有主业，涉足环境研究只是基于某种外在的机缘，甚至浓厚的现实功利因素，“课题”、“项目”结束或“学位”取得之后即从此洗手，这也导致其研究成果较少从其他学科领域吸收营养，研究缺乏深度和厚度；第三，在缺少组织和交流的情况下，各自分散的研究没有形成学科整体的研究重点，尤其是对环境恶化导致的广泛影响、环境不平等等重大社会问题缺少深入系统的经验研究；第四，切合本土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贡献较少，一些研究的切入视角和相关结论具有启发性，但研究过程和结论本身值得商榷。这也导致该学科的研究尚未能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产生影响。
总体评价
综合上述分类考察，可以对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领域的环境问题研究状况得出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各学科的整体发育程度不一。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的成熟度较高，教学和研究队伍较为庞大和庞杂，在其各自所在学科中的合法性（“二级学科”）和教学、人才培养机制已经形成，并出现了受到国家重点资助的相关研究机构。而环境政治学和环境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研究阵容较小，专业性的研究者更是稀缺。但各个学科在所在的一级学科中都处于边缘地位。
第二，各学科的组织化和内部交流程度不一，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较高，而后两者才刚刚开始。但各个学科大都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重点，而只是形成了若干的研究“热点”。与此同时，四个学科之间缺乏交流、相互吸收和跨学科研究，对于生态学—环境学的研究成果则借鉴更少。
第三，各学科的主要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均与其所在学科的状况高度一致，但是大都未能提出合乎中国制度国情的有效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大体说来，经济学有着较为一贯的逻辑假设和实在的分析工具，但是对于其主要源自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概念体系和方法缺少反省，忽视了中国的现实状况，体现出对“市场万能”的迷信和“经济学万能”的自恋。而其他三个学科都缺少一致认同的规范的分析路径，其研究的严谨性完全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素养。
第四，各学科的议题范围不一，各有偏重，但多有交叉，如可持续发展、环境权、环境治理、环境NGO 和公众参与等。但是其“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也与研究队伍的规模和议题的广泛性基本一致，缺乏具体针对性和独特贡献的一般性甚至“跟风”性论述多见，而立足于中国现实的以人/环境受害者为中心的经验研究稀缺。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独特性以及其中的一些核心领域，如环境恶化的政治经济根源和社会文化背景，严重的环境侵害和环境不平等状况，尖锐的利益冲突等等，各学科都鲜有涉及，或浅尝辄止，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
上述多个因素基本上决定了国内社会科学的环境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准和社会影响。从各分支学科而言，它们在各自的一级学科中都还处于边缘地位。一方面，相关研究成果很少能够在各学科的代表性学术期刊上发表[31]，这可能既意味着研究本身的质量较低，也显示出“杂志编辑”乃至学术界主流的学术志趣；另一方面，各个大的学科中具有较大影响或代表性的学者也都很少或完全没有涉足环境问题的研究，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它可能反映了国内社会科学界的“学术领袖”们对于真“问题”的学术敏感程度和价值取向。而从社会科学界的环境问题研究整体来看，经过长达30年的积累，依然没有能够提供一本对于整个学术界乃至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专著。此点与中国环境状况的恶化速度及其对中国的现实和前景的重大影响形成鲜明对照。而这一对照显然值得学术界认真反思。
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导致上述问题及其结果的原因，需要依靠专门家的艰苦劳作，非一篇短文所能为。它可能既与各个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关，也同研究者个体的学术实践方式、作为众多个体之集合的各学科群体的亚文化，以及整个学术生产机制及其外部环境有关。这里只能基于本人的一些经验观察和思考，做一些方向性的提示。它应当与下列因素不无关系。
首先，来自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依然对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时也促使研究者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一种“政治正确”上的自我审查和过滤，由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划定一些有形无形的禁区。结果是那些真正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或选题可能会因为过于“敏感”而被绕过或放弃，而大陆整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就难以与国际社会科学界放到同一平台上进行比较。
其次，逐渐强化的“课题”和“项目”导向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机制，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首要目标和主要精力放到争取更多、更大的课题，而不是更加深入和系统地研究问题。而高度官僚主义的课题“发包”[32]和检查验收过程，也使得课题的承担者难以从容地去实现他或她的承诺。换句话说，“十年磨一剑”式的知识生产方式，在以“竞争”为核心的现代化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大生产机制面前已经失去“竞争力”，要么被新的机制所排除，要么由研究者个人主动放弃——如果想死硬坚持，也许坚持不了五年就会被夺去“磨”的工具。
与此相关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研究者个体所普遍存在的高度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于学术伦理规范的逐渐懈怠乃至最终放弃。这导致了人所共知然而又似乎人人皆在其中的浮躁、浮夸，甚至浮浪，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一旦认真、求真的精神普遍风化甚至遭遇嘲弄，所谓的“研究”也就必然会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粗制滥造。
总之，机制的挤压，氛围的浸染，以及学术灵魂的自甘堕落，必然导致缺少定力和张力的“论文”、“论著”的大量涌现，甚至造成与研究主题相对立的矛盾现象：他或她所论述的是“节能减排”，但是结果却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在这样一种被摧毁了的学术生态和遭受深度污染的学术环境中，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如何开展有关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如何进行交汇与整合？不注重自然渐进过程的组织性整合，是否反而会强化上述负面因素的滋长，从而导致播下龙钟、收获跳蚤的结局？当然，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只能继续关起门来单干，也并不意味着跨学科的整合研究只能在那些尚存自律精神的单一个体层面上实现。而是要强调，这些因素同样是我们在今后的学术实践中需要认真思考和努力克服的前提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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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为南京大学“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特别项目“乡土中国的危机与重建”的一部分。
[①]夏光：《环境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9卷第1期，1999年1月。
[②]前引夏光论文；穆贤清：《环境经济学理论研究综述》，http://www.economiclaws.net/list.asp？id=630，2002-12-6；王金男等：《环境经济学在中国的最新进展与展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5期。
[③]前引穆贤清论文；陆远如：《环境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经济学动态》2004年12期。
[④]胥卫平、曹子栋：《中国的环境经济学研究：发展方向探讨》，《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王金男等，前引论文，同《环境经济学：中国的进展与展望》，《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陈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3期；许士春：《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
[⑤]此一看法受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宋国君教授，谨致谢意。
[⑥]在环境经济学界内部，有学者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是难以解释环境问题背后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利益冲突和博弈过程。虽然“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有用武之地，但学术界还很少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见夏光前引论文。
[⑦]此处的概述较多参照汪劲：《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1998-2003年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状况调查报告》，《法律科学》2005年第4期，特此说明。
[⑧]前引汪劲论文。
[⑨]前引汪劲论文；孟庆垒等：《2006年度国内环境法学研究综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
[⑩]前引汪劲论文。
[11]王小钢：《近25年来的中国公民环境权理论述评》，《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前引孟庆垒等论文；吴卫星：《环境权研究：公法学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
[12]梅宏等：《2005年度环境法学研究综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
[13]前引汪劲论文，下同。
[14]此处概述得到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郇庆治教授的赐教，谨表谢意。但相关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意见。
[15]相关文献有十多种，因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列举。
[16]举其要者有下列诸种。刘京西：《生态政治论》，《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生态政治新论》，《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王韩民等：《国家生态安全：概念、评价及对策》，《管理世界》2001年第2期；肖显静：《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方世南：《从生态政治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2期；陶传进：《环境治理：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余谋昌：《公平与补偿：环境政治与环境伦理的结合点》，《文史哲》2005年第6期。
[17]郇庆治、杨晓燕：《公众环境政治参与：公民社会的视角》，《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2期；张汝立，潘彭丹：《我国NGO 的政策参与功能——以环保NGO 的行动为例》，《中国研究》第3辑，2006年秋季号；郎友兴：《商议性民主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以浙江农民抗议环境污染事件为例》，“转型社会中的公共政策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11月19-20日（广州）；环境执政能力课题组：《中国环境执政能力研究》，http://www.cciced.org/cn，2006-11-12.
[18]此处评价引自郇庆治教授对作者咨询的回函。
[19]前引“环境执政能力课题组”研究报告。
[20]详情参照洪大用主编《中国环境社会学：一门建构中的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的前言部分。
[21]目前所见的教课书有5种，但饶有意味的是，其中3种的主编都并非社会学者，而另外2种教材的主编也非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只有其中的一位与他人合作发表过一篇有关环境社会学理论的论文。如此也导致上述教材普遍缺少专业视角，基本理论体系也不够严整。
[22]1992年，中国社会学会曾设立“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但从事相关活动的主要为人口学者，并无环境社会学的学术交流活动。
[23]麻国庆：《环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观》，《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卢淑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本溪市的环境污染与居民的区位分布》，《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24]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元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国农村面源污染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环境关心的测量：NEP 量表在中国的应用评估》，《社会》2006年第5期；《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分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5]顾金土：《乡村工业污染的社会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6月；姜莹：《互动与整合——城市水环境污染与治理的社会学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
[26]王芳：《环境社会学新视野：行动者、公共空间与城市环境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7]陈阿江：《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东村个案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学海》2007年第1期。关于水资源利用和管理的相关探讨还有陆益龙：《流动产权的界定：水资源保护的社会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强等：《中国水问题：水资源与水管理的社会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麻国庆：《“公”的水与“私”的水：游牧和传统农耕蒙古族“水”的利用与地域社会》，《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
[28]张玉林、顾金土：《环境污染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29]相关论文分别见张玉林：「中国農村の社会変動と環境被害」，「環境と公害」第36卷第1号，2006年6月；「蝕まれた土地：中国の工業化と農業？食糧安全」，「中国21」Vol.26，2007年1月；《中国的环境战争与农村社会：以山西省为中心》，“转型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与前景”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洪范经济与法律研究所，2007年8月；《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洪范评论》第9辑，2007年12月。
[30]JunJing ，Environmental protests in rural China ，in ElizabethPerry and Mark Selden edited，Society ：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London ：Routledge/Curzon，2004.；冯仕政：《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1]根据作者对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几种“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2001-2006年间发文情况的检索，生态环境主题的论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比例分别是：7/619，0/707，1/422，1/266，5/385.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在《经济研究》中完全缺位，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经济学表面的“繁荣”背后可能忽略了一些确实需要认真探讨的真问题。
[32]查阅近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每一个年度的“课题申报指南”即会发现，这种发包过程存在着关于“政治正确”与否的先期审查。
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前言
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破坏和恶化的状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乃至存续本身构成了严重挑战。这种挑战要求研究者们必须跳出各自所属学科的藩篱，共同从事合作研究或整合研究。对于这三个有着内在逻辑递进关系的命题，中国大陆从事环境问题研究的各学科学者之间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共识，而关于合作的尝试也在近年来许多高校纷纷倡导和组织“跨学科研究”的大背景下为一些学者和学术机构所推进。
但是，对于合作或整合的必要性的共识，未必会转变为具体而且有效的合作行动。后者既取决于作为研究主体的学者个人的行为，也受到各学科已经固化或正在形成的学科特征——有可能表现为排他性的自我认同——的影响，同时也难以避免现行的学术生产机制的制约。而对于这些复杂因素进行梳理并保持清醒的认识，当是展开合作与整合研究的前提条件之一。
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本文旨在对其中的一个方面即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环境研究状况进行简要的评述。涉及的领域为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四个学科，考察的内容包括各学科的发展概况，主要的议题、理论资源和分析框架，以及存在的主要弊端等，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其共同的特征。其中对经济学和法学研究的概述主要借鉴其学科内部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社会学研究的评介主要依据本人的阅读，同时参照已有的相关论述，关于政治学研究的叙说则源自对该学科学者的咨询和本人的观览所得。由于作者涉入环境问题研究的时间尚短，这种对环境研究状况的“跨学科研究”尝试必然带有诸多疏漏和误读，希望得到各学科同仁的指正。
经济学的环境问题研究
经济学的环境问题研究形成了环境经济学。它在20世纪70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随着学科发展规划的制定和一些学术活动的展开而得到快速发展[①]，在教育部1997年的学科分类中成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学科建设而言，目前高等院校的教学和人才培养状况已成气候，出版的相关教科书已达数十种，有20多家高校获得了该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而每年问世的论文和论著的数量估计当以千计。
国内从事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实际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即“环境科学”领域的环境经济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环境经济学。前者以理工科教育背景的学者为主，大多隶属于高等院校的（资源）环境学院和国家环保总局下属的相关研究机构，其学术组织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所属的环境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后者以具有经济学背景的学者为主，多属于高等院校的经济（管理）类院系和政府综合部门的研究机构，其学术组织相对分散，部分学者加入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或中国人口学会下属的“人口与资源环境专业委员会”，而在中国经济学会中则没有专门的环境经济学分支机构。
在80年代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初期，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话语相适应，环境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主要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再生产”理论，即有关物质、人口和自然再生产的论述，它带有较重的经济哲学意味，似乎很难与当时的中国现实有效衔接。但运用技术经济学的方法展开的资源环境价值核算和定价、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计量、环境经济模型的建立等研究到90年代有较大进展，被认为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达到或接近了国际上相关研究的前沿水平[②].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化进程和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变迁，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主要凭籍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中福利经济学的“外部性”概念，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中的“公地悲剧”假设，都成为常用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探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控制途径、污染防治的经济政策手段。其主要分析工具为计量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分析和费用-效益分析[③].
概括起来看，在将环境问题基本上看作“经济问题”的前提下，国内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下述内容：环境（经济）政策，环境管理体制与管理绩效评估，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环境污染损失评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绿色GDP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外部性理论，产权制度，排污权交易，环境税，环境投融资，贸易与环境，国际环境问题，博弈、利益相关者，等等[④].
客观而言，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环境问题，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比如它可以较好地阐明给定制度条件下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途径和发展与“环保”的均衡过程，有效地揭示作为微观污染主体的企业的经济行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失灵”，并给出许多技术层面的“市场化”的污染控制手段。有学者认为，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环境政策制定的主要基础。[⑤]
但是，如果说在198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被一般化、抽象化了的中国环境问题存在着与现实脱节的倾向，那么被新古典理论武装起来的环境经济学家在分析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环境问题时也存在着类似缺陷。[⑥]它的出发点是“给定制度条件”，而很少研究制度本身，忽视了对诸多技术手段在其中运行的制度环境的分析，很少顾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运行机制与现代经济学的话语环境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运行机制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也就难以发掘“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环境问题上的独特性，即信仰发展主义的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与能够带动GDP 扩张的污染企业之间的密切结合，以及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保护污染企业的现实。因此，如何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视角，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资源，将宏观制度分析与中观、微观的探究密切结合，似已成为环境经济学界在研究中国环境问题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法学的环境问题研究[⑦]
国内法学界的环境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环境法学在1979年的学科分类中被列为法学的三级学科，在1997年则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纳入法学的10个二级学科之列。“至今已经历了初创和发展两个时期，现正处于完善和提高时期。”截至2004年，已有40多所高校的法学院系开展了环境法教学研究[⑧].而该学科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到2006年也分别超过10个和30个。其学术组织为中国法学会下属的“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1999年成立）。
与法学的其他二级学科相比，虽然从事环境法研究的学者为数尚少，但研究成果的绝对数量甚为可观。根据王劲的统计，1979—2000年，国内学者在境内公开出版的环境法学著作（包括教科书）即达100余部，发表相关论文1100余篇。另据孟庆垒等人进行的一项不完全统计，在2006年的一年间，公开出版的环境法著作有30余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达500余篇，全国高校环境资源法领域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达250多篇，而多达16次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数量更是惊人，其中仅环境资源法学全国年会论文集收录的就达316篇，另外，其学会会刊《中国环境资源法学评论》也在同年问世。[⑨]
环境法学研究数量的庞大也意味着其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从一般性的环境法律基础理论的研究，到环境污染控制法律调整过程的具体分析；从国外某项环境法律制度的评述，到国内相关环境立法若干问题的设想等等，近期以来见诸媒体的与环境有关的话题几乎都被涵盖。据汪劲对2001-2004年间该学科研究著述选题状况的分析，以环境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为题者占22.6%，以“可持续发展”为题者占8.9%，占18.7%的环境法总论选题则多与环境权研究有关，而受到中国加入WTO 的影响，有关贸易与环境关系的选题也占到8.1%[⑩].其中环境权问题属于长期热点，2006年公开发表的以环境权为题的论文就有50余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10余篇。它所包含或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主题还有环境侵权及救济、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正义/公平、环境纠纷/环境诉讼（包括公益诉讼），环境民主及公众参与等问题[11].另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生态与法律专题研究丛书”等[12].
环境法学的研究数量虽然很多，但也同样存在着“低水平重复”的现象。王劲在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后指出：“我所收集的大部分中文环境法学著述没有多少学术性强的内容可以真正被归纳、整理与综述。”[13]“选题过大、过散”的现象较为普遍，“热衷于搞学术上的游击战：东一榔头西一锤，什么时髦写什么，流行话语样样不落，令人眼花缭乱的符号产品层出不穷。”这种“粗放型的精神产品生产方式”，“除了套用较为成型的法学学科皆知的基本原理以外，很少能够创立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和分析范畴”，“要么是凑热闹，要么是停留在应然判断或正当化论证的层面上，既没有深入其里的个案研究，也缺乏应有的量化研究。那些打太极拳般的写作风格和进路削弱了理论本应具备的实践指导功能。”不过，由于环境法研究本身具有较强的实务性和实用性，因此一些学者与相关立法、行政机构的联系较为密切。
政治学的环境问题研究[14]
与经济学、法学的状况相似，政治学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7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但其传入中国的时间比其他学科都更晚一些，直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才陆续出现有关介绍[15].这种介绍在国内形成了两个称谓不同但内容一致的学科，即环境政治学和生态政治学（也有著述称为“绿色政治学”）。但无论称谓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都还没有完成其本土化的过程。这样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直到目前，只出现了一种相关教科书，高等院校的政治学专业极少开设这方面的本科课程，而将其列入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专业招生方向的同样少见；专业学术期刊和学会组织并未出现，中国政治学会下面没有设立专业的分会或专业委员会；专门的研究机构目前仅见山东大学的“环境政治研究所”（2007年正式成立）。
国内政治学界对生态环境主题的具体研究大致兴起于90年代中期，据说这主要是受到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的影响，但相关著述进入新世纪以后才较为多见。从其主要议题来看，关于欧美生态政治、绿党政治思潮和西方环境运动的研究，以及关于国际环境安全与环境外交的研究占有更大的比重；而涉及中国经验的研究则较少，其议题触及生态政治、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国家生态安全、环境治理、环境公平与补偿问题等[16]；理应受到密切关注的针对国内现实问题的具体研究，目前所见的只有数篇围绕公众的环境参与和环境NGO ，以及民众抗议、“环境执政能力”问题而展开[17].
在上述研究中，关于西方环境政治和国内环境NGO 的研究较为规范和系统。前者具有明显的政治学色彩，但离中国的现实较远；后者的研究相对比较细致，更多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其研究的个案主要是活跃于北京的少数环境非政府组织，而那些在农村基层艰难支撑的草根NGO 则很少进入其考察视野。至于聚集了较多学者的围绕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大多属于一般性的概论、评析，具有环境哲学的色彩，贯穿着应然式的一般性的制度和政策建议，体现出“典型的中国学者的论述方式。”[18]比较值得关注的是“环境执政能力课题组”的一项研究。该课题组是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小康社会与科学发展观”主题下的核心课题组，2005年6月组成，成员包括中、美、德、日的20余位环境专家、公共政策/治理问题专家和国内政府官员，于2006年11月发布了研究报告，其中包括《中国环境执政能力研究》（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总报告、由外方成员撰写的9个“系列研究报告”和中方成员撰写的12个“系列案例研究”报告。研究成果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相关国际经验，并对中国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政策的“更根本和全面的变革”提出了大量具体建议[19].
总起来看，近10年来，大陆环境政治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科还没有形成气候，目前所处的阶段表现为下述三个特征。第一，组织资源的稀缺和研究力量的分散，导致研究课题缺乏计划性和整体性，除了有关欧美环境政治领域的研究之外，尚未形成明确的研究重点；第二，一般论述和并不规范的“规范性研究”较为多见，建立在深入调查基础上的本土经验研究稀少；第三，研究范围较窄，尤其是对严峻的环境现实缺少足够关注，除了极少数研究之外，大都回避了其中的诸多核心问题，如导致环境急速恶化的制度原因，环境治理系统本身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环境问题的政治过程，环境公平状况与环境侵害—受害关系，剧烈的环境利益冲突和环境抗争等等。因此，尽管中国的环境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政治问题”，但是本该有重要作为的政治学界对此却显得比较迟钝和麻木，客观上表现出回避的姿态，从而也就未能明确显示出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的应有影响。
社会学的环境问题研究
环境社会学于1980年代初开始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但国内社会学界产生自觉的学科意识则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表现为对该领域研究的提倡和相关理论（主要是美国的）的具体介绍和评析[20].迄今虽然于2006年和2007年召开了两届学术研讨会，但目前仍然属于一门尚未成熟的学科。其主要标志同环境政治学领域的状况大致相似：尽管出版了国内学者编著的多种教科书[21]，但缺少相应的教学支撑，也极少有高校将其列入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专业性的学会尚在酝酿之中[22]；尚未出现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和定期出版物，以此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屈指可数。
就具体的研究而言，较早涉及本土环境问题研究的学者有麻国庆和卢淑华。麻国庆在提出应以社会整体的视野开展环境研究、重视家庭和社会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的基础上，依据经验分析，强调了游牧民、山地民、农耕民所拥有的环境知识对其生存、发展以及社区环境管理的价值。卢淑华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方法，但她基于对东北一个工业城市相关调查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当地居民的居住区位分布与权力背景之间的相关性，指出了环境污染对于不同人群的影响差异：在某些污染严重的街区，工人居住的比例要高于工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干部的情况则相反[23].应该说二人的研究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学界的环境问题研究开始增加。其关心之所在主要表现为下列国内议题：社会变迁/转型和社会结构与环境问题的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机制，环境问题与农民和农村社会，环境治理，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环境意识，环境NGO 与公众参与，环境公平，环境冲突与抗争等。
在为数不多的较多关注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者中，洪大用是著述最多的一位。他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二元社会结构/控制体系与环境问题的相关关系，从宏观上分析了当代中国“环境衰退”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提出了通过组织创新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环境保护的政策思路，另外还涉及对环境公平问题的概述、民间环保组织及“环境关心”问题的分析[24].其中在探讨二元社会结构与农村面源污染关系的论述中，认为前者加剧了面源污染，而后者又反过来再生产着二元结构。
从社会机制方面分析环境污染的还有顾金土和姜莹的各自基于经验资料的研究[25].二人均涉及到相关利益主体（政府、企业、农民/市民）互动关系的分析，其中顾金土在其博士论文《乡村工业污染的社会机制研究》中，更为深入和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农村工业污染的制度原因，认为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当地居民则成为经济、环境决策的局外人和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三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均衡为内容的转型机制，以促进环境问题的基本解决。与这一主题相关，王芳也考察了不同的行动者在城市环境问题中的表现，其切入视角和相关结论同样具有启迪意义[26].
有部分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问题。其中陈阿江依据对太湖附近一个村庄的经验资料，分析了江南地区农村水污染的社会成因，认为传统社会保持水域清洁的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村落社会规范，而90年代以后水污染的加剧则主要源自利益主体力量的失衡、村落自治组织的消亡及社区伦理规范的丧失。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他揭示了水污染由外源性转向内生性的社会文化逻辑：村民们在来自外部的污染解决无望时，被动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如饮用水由河水改为井水、自来水，并在被迫弃用（丧失了的）水的高级功能的同时，无意识中使用、开发了水体的低级功能——纳污功能，由此从传统的保护者变成了现代的污染者[27].这一研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农村环境污染的复杂性具有较强的启迪意义。
作者本人则主要从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出发，借助于丰富的经验资料，考察了大陆整体环境的迅速恶化对农业生产、农民生存和村落社会维系造成的冲击，认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并使其更加复杂和严峻[28].近期则围绕上述主题分别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河南和山西等地开展了分区域的专题研究，其中在以发生在浙江的三起“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个案的关于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的研究中，提出并具体论证了“政经一体化”这一概念，认为它是理解中国的环境保护异化为“污染保护”、导致民众受害问题的关键[29].
围绕环境冲突和抗争问题的研究还有景军（JunJing ，2004）和冯仕政[30].景军通过对一些个案资料的分析，考察了1980-90年代中国农村的环境抗争问题，并指出了传统宗族组织和地域文化在组织抗争中的影响。冯仕政借助于有关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城镇居民普遍认为自己遭受环境危害但却只有少数人进行抗争的问题，认为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网络与环境抗争行动之间有较大关系，大多数人之所以在遭受环境危害后选择沉默，是因为在整个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缺乏抗争所需要的资源。
从整体上看，社会学者多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的角度分析环境问题的成因，并探讨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和行为方式，显示了社会学所具有的更为宏观的视野和相对独特的阐释能力。但是从环境现实的严峻性及其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来看，社会学的环境问题研究存在着下述问题。第一，学界整体的环境研究意识还甚为薄弱，这既反映在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缺失上，也表现在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数量稀少上；第二，涉及该领域研究的学者缺少持久性和专业性，不少人另有主业，涉足环境研究只是基于某种外在的机缘，甚至浓厚的现实功利因素，“课题”、“项目”结束或“学位”取得之后即从此洗手，这也导致其研究成果较少从其他学科领域吸收营养，研究缺乏深度和厚度；第三，在缺少组织和交流的情况下，各自分散的研究没有形成学科整体的研究重点，尤其是对环境恶化导致的广泛影响、环境不平等等重大社会问题缺少深入系统的经验研究；第四，切合本土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贡献较少，一些研究的切入视角和相关结论具有启发性，但研究过程和结论本身值得商榷。这也导致该学科的研究尚未能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产生影响。
总体评价
综合上述分类考察，可以对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领域的环境问题研究状况得出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各学科的整体发育程度不一。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的成熟度较高，教学和研究队伍较为庞大和庞杂，在其各自所在学科中的合法性（“二级学科”）和教学、人才培养机制已经形成，并出现了受到国家重点资助的相关研究机构。而环境政治学和环境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研究阵容较小，专业性的研究者更是稀缺。但各个学科在所在的一级学科中都处于边缘地位。
第二，各学科的组织化和内部交流程度不一，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较高，而后两者才刚刚开始。但各个学科大都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重点，而只是形成了若干的研究“热点”。与此同时，四个学科之间缺乏交流、相互吸收和跨学科研究，对于生态学—环境学的研究成果则借鉴更少。
第三，各学科的主要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均与其所在学科的状况高度一致，但是大都未能提出合乎中国制度国情的有效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大体说来，经济学有着较为一贯的逻辑假设和实在的分析工具，但是对于其主要源自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概念体系和方法缺少反省，忽视了中国的现实状况，体现出对“市场万能”的迷信和“经济学万能”的自恋。而其他三个学科都缺少一致认同的规范的分析路径，其研究的严谨性完全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素养。
第四，各学科的议题范围不一，各有偏重，但多有交叉，如可持续发展、环境权、环境治理、环境NGO 和公众参与等。但是其“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也与研究队伍的规模和议题的广泛性基本一致，缺乏具体针对性和独特贡献的一般性甚至“跟风”性论述多见，而立足于中国现实的以人/环境受害者为中心的经验研究稀缺。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独特性以及其中的一些核心领域，如环境恶化的政治经济根源和社会文化背景，严重的环境侵害和环境不平等状况，尖锐的利益冲突等等，各学科都鲜有涉及，或浅尝辄止，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
上述多个因素基本上决定了国内社会科学的环境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准和社会影响。从各分支学科而言，它们在各自的一级学科中都还处于边缘地位。一方面，相关研究成果很少能够在各学科的代表性学术期刊上发表[31]，这可能既意味着研究本身的质量较低，也显示出“杂志编辑”乃至学术界主流的学术志趣；另一方面，各个大的学科中具有较大影响或代表性的学者也都很少或完全没有涉足环境问题的研究，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它可能反映了国内社会科学界的“学术领袖”们对于真“问题”的学术敏感程度和价值取向。而从社会科学界的环境问题研究整体来看，经过长达30年的积累，依然没有能够提供一本对于整个学术界乃至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专著。此点与中国环境状况的恶化速度及其对中国的现实和前景的重大影响形成鲜明对照。而这一对照显然值得学术界认真反思。
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导致上述问题及其结果的原因，需要依靠专门家的艰苦劳作，非一篇短文所能为。它可能既与各个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关，也同研究者个体的学术实践方式、作为众多个体之集合的各学科群体的亚文化，以及整个学术生产机制及其外部环境有关。这里只能基于本人的一些经验观察和思考，做一些方向性的提示。它应当与下列因素不无关系。
首先，来自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依然对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时也促使研究者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一种“政治正确”上的自我审查和过滤，由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划定一些有形无形的禁区。结果是那些真正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或选题可能会因为过于“敏感”而被绕过或放弃，而大陆整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就难以与国际社会科学界放到同一平台上进行比较。
其次，逐渐强化的“课题”和“项目”导向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机制，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首要目标和主要精力放到争取更多、更大的课题，而不是更加深入和系统地研究问题。而高度官僚主义的课题“发包”[32]和检查验收过程，也使得课题的承担者难以从容地去实现他或她的承诺。换句话说，“十年磨一剑”式的知识生产方式，在以“竞争”为核心的现代化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大生产机制面前已经失去“竞争力”，要么被新的机制所排除，要么由研究者个人主动放弃——如果想死硬坚持，也许坚持不了五年就会被夺去“磨”的工具。
与此相关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研究者个体所普遍存在的高度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于学术伦理规范的逐渐懈怠乃至最终放弃。这导致了人所共知然而又似乎人人皆在其中的浮躁、浮夸，甚至浮浪，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一旦认真、求真的精神普遍风化甚至遭遇嘲弄，所谓的“研究”也就必然会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粗制滥造。
总之，机制的挤压，氛围的浸染，以及学术灵魂的自甘堕落，必然导致缺少定力和张力的“论文”、“论著”的大量涌现，甚至造成与研究主题相对立的矛盾现象：他或她所论述的是“节能减排”，但是结果却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在这样一种被摧毁了的学术生态和遭受深度污染的学术环境中，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如何开展有关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如何进行交汇与整合？不注重自然渐进过程的组织性整合，是否反而会强化上述负面因素的滋长，从而导致播下龙钟、收获跳蚤的结局？当然，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只能继续关起门来单干，也并不意味着跨学科的整合研究只能在那些尚存自律精神的单一个体层面上实现。而是要强调，这些因素同样是我们在今后的学术实践中需要认真思考和努力克服的前提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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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为南京大学“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特别项目“乡土中国的危机与重建”的一部分。
[①]夏光：《环境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9卷第1期，1999年1月。
[②]前引夏光论文；穆贤清：《环境经济学理论研究综述》，http://www.economiclaws.net/list.asp？id=630，2002-12-6；王金男等：《环境经济学在中国的最新进展与展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5期。
[③]前引穆贤清论文；陆远如：《环境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经济学动态》2004年12期。
[④]胥卫平、曹子栋：《中国的环境经济学研究：发展方向探讨》，《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王金男等，前引论文，同《环境经济学：中国的进展与展望》，《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陈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3期；许士春：《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
[⑤]此一看法受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宋国君教授，谨致谢意。
[⑥]在环境经济学界内部，有学者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是难以解释环境问题背后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利益冲突和博弈过程。虽然“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有用武之地，但学术界还很少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见夏光前引论文。
[⑦]此处的概述较多参照汪劲：《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1998-2003年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状况调查报告》，《法律科学》2005年第4期，特此说明。
[⑧]前引汪劲论文。
[⑨]前引汪劲论文；孟庆垒等：《2006年度国内环境法学研究综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
[⑩]前引汪劲论文。
[11]王小钢：《近25年来的中国公民环境权理论述评》，《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前引孟庆垒等论文；吴卫星：《环境权研究：公法学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
[12]梅宏等：《2005年度环境法学研究综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
[13]前引汪劲论文，下同。
[14]此处概述得到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郇庆治教授的赐教，谨表谢意。但相关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意见。
[15]相关文献有十多种，因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列举。
[16]举其要者有下列诸种。刘京西：《生态政治论》，《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生态政治新论》，《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王韩民等：《国家生态安全：概念、评价及对策》，《管理世界》2001年第2期；肖显静：《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方世南：《从生态政治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2期；陶传进：《环境治理：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余谋昌：《公平与补偿：环境政治与环境伦理的结合点》，《文史哲》2005年第6期。
[17]郇庆治、杨晓燕：《公众环境政治参与：公民社会的视角》，《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2期；张汝立，潘彭丹：《我国NGO 的政策参与功能——以环保NGO 的行动为例》，《中国研究》第3辑，2006年秋季号；郎友兴：《商议性民主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以浙江农民抗议环境污染事件为例》，“转型社会中的公共政策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11月19-20日（广州）；环境执政能力课题组：《中国环境执政能力研究》，http://www.cciced.org/cn，2006-11-12.
[18]此处评价引自郇庆治教授对作者咨询的回函。
[19]前引“环境执政能力课题组”研究报告。
[20]详情参照洪大用主编《中国环境社会学：一门建构中的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的前言部分。
[21]目前所见的教课书有5种，但饶有意味的是，其中3种的主编都并非社会学者，而另外2种教材的主编也非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只有其中的一位与他人合作发表过一篇有关环境社会学理论的论文。如此也导致上述教材普遍缺少专业视角，基本理论体系也不够严整。
[22]1992年，中国社会学会曾设立“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但从事相关活动的主要为人口学者，并无环境社会学的学术交流活动。
[23]麻国庆：《环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观》，《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卢淑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本溪市的环境污染与居民的区位分布》，《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24]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元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国农村面源污染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环境关心的测量：NEP 量表在中国的应用评估》，《社会》2006年第5期；《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分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5]顾金土：《乡村工业污染的社会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6月；姜莹：《互动与整合——城市水环境污染与治理的社会学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
[26]王芳：《环境社会学新视野：行动者、公共空间与城市环境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7]陈阿江：《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东村个案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学海》2007年第1期。关于水资源利用和管理的相关探讨还有陆益龙：《流动产权的界定：水资源保护的社会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强等：《中国水问题：水资源与水管理的社会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麻国庆：《“公”的水与“私”的水：游牧和传统农耕蒙古族“水”的利用与地域社会》，《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
[28]张玉林、顾金土：《环境污染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29]相关论文分别见张玉林：「中国農村の社会変動と環境被害」，「環境と公害」第36卷第1号，2006年6月；「蝕まれた土地：中国の工業化と農業？食糧安全」，「中国21」Vol.26，2007年1月；《中国的环境战争与农村社会：以山西省为中心》，“转型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与前景”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洪范经济与法律研究所，2007年8月；《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洪范评论》第9辑，2007年12月。
[30]JunJing ，Environmental protests in rural China ，in ElizabethPerry and Mark Selden edited，Society ：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London ：Routledge/Curzon，2004.；冯仕政：《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1]根据作者对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几种“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2001-2006年间发文情况的检索，生态环境主题的论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比例分别是：7/619，0/707，1/422，1/266，5/385.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在《经济研究》中完全缺位，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经济学表面的“繁荣”背后可能忽略了一些确实需要认真探讨的真问题。
[32]查阅近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每一个年度的“课题申报指南”即会发现，这种发包过程存在着关于“政治正确”与否的先期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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