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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14年抗日战争（1931——1945）的97岁老兵回忆抗日战争：豫中会战中，日军集中准备充分的精锐兵力（其保密工作做得十分严密），攻势猛烈；国军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判断错误（对日军倾其全力发动的 “一号作战”,且日军已兵临郑州,大举进犯之时,国民政府军令部和第一战区指挥官却仍然是“依据以往豫南会战和郑州会战的经验”拟订作战计划。美国驻重庆武官竟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则断言“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且整体指挥混乱，加之整个后勤支持与空中掩护严重不足，打得很被动，且发生豫西民变（当时部分豫西山地民众趁战乱截击、抢夺国军部队）。第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汤恩伯均被免职。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各方说法不一，最终还是得由历史学家作结论。

书评：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5月版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儒从祀孔庙，从最早的光绪二年 1876 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子庙廷，到光绪三十四年三人最终入祀两庑，期间经历了长达30 年的争论，是晚清礼制史上的一大掌故。本文即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清末政治变革的角度，进一步考察顾、黄、王从祀孔庙的最后一次争论及其被允准的深层意涵。

史特拉汶斯基的作品「春之祭」，是難得以「儀式」為主題的現代作品，除了他本身是虔誠的東正教教徒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地方值得研究討論。

对于亚洲、非洲的思考不是为了论证其特殊性，而是为了通过其独特性探索普遍的真理，重建世界历史的图景，并探寻变革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一种超越国界和文化背景的共同探索是迫切需要的。

1960年代后，美国的投票率一路下滑，徘徊在50-60%之间，迪昂从意识形态角度解释了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恨政治：从1960年代"文化内战"开始，民主党、共和党两大政党都成了中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传声筒，他们在选举过程中制造大量意识形态化的虚假政治选择，文化价值议题的政治化，最终在美国催生了两极化的政治格局，人民成了不耐烦的大多数。

下面是对Perry Anderson发表在New Left Review 杂志2010年第一期（总第61期）上的"Two Revolutions"一文的摘要。(海裔) 俄国革命改变二十世纪，而中国革命将改变二十一世纪。两场革命结果不同：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经济比沙皇倒台时更依赖于原材料出口。中国却成为世界强权。为何会有不同的结果？需要一个比较研究。  一 十月革命在大城市发生，很快夺权。其社会基础是俄国工人阶级中的青年，占全部人口不到百分之三。农民基本与革命没有直接关系。权力如果很容易获得，也就很难保持。接下来是德国的占领、列强的干涉，国内的饥荒等等，革命给人的感觉是并没有使得俄国的局势变得更好。 苏联基本上重新整合了前俄罗斯帝国的国土，但作为第一个抛弃以疆域为基础界定的国家，苏联的意识形态并非聚焦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建设，其诉求是国际主义的：世界工人运动的团结。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苏共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缺乏国内外支持。  中国革命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比沙皇政府更为虚弱的中央政权。CCP最初与国民党合作，后来采取了武装割据的方式，在军阀的夹缝中生存。但所面对的敌人仍然非常强大。日本入侵使得CCP免于被国民党剿灭。国共再次合作，CCP扩展了自身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  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情况比十月革命前更糟糕。而中国革命的结果比革命前要更好，建立了一个能够对外抵抗侵略，对内保障国内和平的政权。 二 俄国20年代集体化，导致大饥荒；30年代斯大林发动大清洗。CCP在农民中有很深的基础，因此集体化顺利进行。接下来"大跃进"和"文革"与苏联的两大悲剧看起来相似，但机制是完全不同的。二十年代苏联集体化从主观上就是要消灭富农。而"大跃进"政策主观上并非要消灭哪部分农民，其悲剧源于政策执行的盲目性。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防止苏联式的官僚专政出现，其运动所诉诸的也不是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而是青年学生。"文革"首先表现为对官僚机器的破坏而非加强，暴力主要在这个破坏过程中发生。其意识形态追求是"克服三大差别"。运动用的手段并不像苏联那样是人身消灭，而是"治病救人"，因此老的领导班子基本上还是保存了下来，不像在苏联那样，整个被消灭掉。安德森认为"文革"的理想与儒家的关系比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更紧密。它似乎是在消灭儒家遗产，但也受到其塑造和制约。  赫鲁晓夫上台，搞了"去斯大林化"，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冒险。一些政策激怒了其同僚，导致其下台。赫鲁晓夫对于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做多少改革。他下台之后，苏联经济进入了二十年的停滞。苏联党政机关迅速官僚化，成为脱离社会的特权阶级。毛泽东想避免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的命运。他完全实现了这个目标。但他的替代性方案却完全没能实现。 三 在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改革之初，两国起点很不同。苏联GDP比中国高四五倍。工业基础比中国好得多。每一方面的主要自然资源都比中国丰富。基础设施更好，人民生活水平更高，教育也更好，有可观的科技人员储备。到这个时候，苏联已经距离建国四代人，已经没有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政治和行政体系被平庸的官僚所充斥。  戈尔巴乔夫上台，大刀阔斧搞公开化和改革。前者受到欢迎，后者让许多人困惑。戈尔巴乔夫思路不清晰，思想准备不充分，他任命的人更缺乏思想，很多人变成他的抵制者。俄罗斯知识分子很快就两极分化，要么回归斯拉夫传统，要么西化，但都抛弃苏共传统。戈尔巴乔夫于是和自由派结合在一起，采纳了他们的竞争性选举主张。戈尔巴乔夫试图将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人民的直接同意基础上，而不是依赖于苏共的等级制度。这个事情比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更容易操作。既然国内要搞民主化，对外也就搞和西方和解。在西方的吹捧中，戈尔巴乔夫迷醉了。但一旦党的控制力松动，对于经济的掌控力也急剧下降，经济变得糟糕。国家收不上来税，只能印钱，这又造成了通货膨胀。戈尔巴乔夫踢开苏共，担任总统，但苏共组织是将各个加盟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一旦这个纽带断裂，苏联一夜之间就解体了。  中国起点比苏联差，但中央计划经济并不是那么严密。毛泽东认识到建立像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并不好，搞了几次权力下放。"文革"进一步削弱了计划经济，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自主权。  中国农民是人口主体。从城乡差距上说，中国比苏联大得多，农民的既得利益很少；另一方面，从党的政治和道德上来说，农民一直是领导阶级的联盟阶级。国际上，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受卫星国或者争霸野心拖累。毛泽东已经和美国改善关系。国内农民并非离心离德，民族分裂因素也不是那么明显，外部未受任何直接的帝国主义威胁，这是改革的有利条件。  但和苏联的最大差别是在政治领导上。CCP的"八大元老"都是和毛泽东一起打天下的革命者，不像苏联领导人那样，是一群按部就班上来的平庸官僚。CCP仍然保持着列宁主义的领导特色--激进、有纪律、充满想象力。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亚洲邻居的差距，试图迎头赶上，而欧洲在70-8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于苏联的领导者并不构成明显刺激。 中国的自信力也超过苏联。沙皇俄国以"第三罗马"自居，但本身是个落后国家。其伟大君主皆以西方化为追求。列宁发动革命，既反对西方，也反对俄国的落后。但这一路线并没有开花结果。斯大林回归到一种传统的沙文主义，但在他死后，这种沙文主义退潮了。赫鲁晓夫的国际主义没有立住脚，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就陷入了一种意识形态真空，社会迅速官僚化。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时候，"西化"变成了自然选项。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自信根子很深，"天朝"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自视为世界中心。近代，发生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文化自新运动。毛泽东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从西方汲取资源，也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资源。在鲁迅和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的自信力。这种自信在新的时代，转化成改革和转变的自信。  中苏两党领导层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很不同。赫鲁晓夫在发表反斯大林报告之前，并没有征求他的党内同志的意见。而邓小平起草对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时，征求了数千人意见。决议并非否定毛泽东对于革命的贡献，也承认了党的领导集体对于历史错误的集体责任。 苏共内部老发生年轻领导人反对元老的事情，因此元老们向来将更新换代看作是一个威胁；而CCP的权力代际交接中，对于年轻人"弑父"的焦虑不是那么明显。  三 中国改革的起步： 1. 解散人民公社，包产到户，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让农民得到实惠；2. 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激励因素，允许企业出售其超额产品，乃至将企业承包给经理人。3.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利用了苏联所没有的源源不断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中国农民福利没有苏联农民好，所以储蓄较多，这在改革年代成了发展的资本。 4. 中国利用了丰富的海外华人资本，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出口工业。 5. 地方分权，释放地方政府的发展经济积极性。  到8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 中国农民很满足。知识分子也得了利，只是态度有些微妙。自由派成长。《河殇》。价格闯关；运动，规模比东欧和苏联大，学生和市民的联合在苏东未见。直接领导层犹豫。元老决断。 经济牌；南巡讲话。迅速发展。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下岗。外贸迅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人民生活改善。世界奇观。  四  中国不是"崛起"，因为它在历史上拥有世界第一的地位时间非常久。更恰当的说法是"复兴"。 解释这个复兴的根源，有三派： 第一，   当红的一派，多见于历史学家，认为是帝国时期的商业传统的复兴，安德森暗指阿瑞吉，尽管没点名。 第二，   主要是经济学界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因为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挥其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结果。 第三，   主要是一些社会学背景的人士，认为中国复兴根源在于中国革命。革命造就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消除半殖民地束缚。培养了一支受过教育的、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机制，但又容纳地方积极能动性。 安德森认为三派都无法单独解释中国复兴，但他自己实际上倾向于第三派。要弄明白革命对于中国复兴的意义，可以问：中国大陆的发展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发展有何不同？ 这几个经济体发展都很快，都是出口导向。但内部差异还是很大：第一，中国对外贸依存度更高；第二，中国GDP中消费部分更低；第三，中国对外资依赖更大；第四，中国城乡差距更大；第五，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更大。  这几个特征是相互关联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政权都是美国的傀儡政权，缺乏政治主权，但又需要内部的合法性，所以控制对外资依存度，给农民一些好处，防止城乡差距过大，等等。而中国则是完全的主权独立国家， 从革命中诞生的政权，不怕外资涌入，能够压低农民消费，让农民去城市打工。  元老们都走了以后，新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是官僚出身，受过系统高等教育，工程技术背景为主，决策广泛听取智库和其他各方面的意见。经济增长，外交亦取得很大成功，增加了统治合法性，但这种成果也有很大脆弱性。  最后，感叹中国太复杂，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现象共存，观察者们不宜作出过快的判断和评价。目前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两种设想，第一是像台湾那样，经济发展之后民主化，另外一种是像新加坡那样，保持家长式的威权体制。Anderson认为两者都不太靠谱。台湾所谓民主化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是因为美国不再承认台湾为中国代表之后，国民党为了重构台湾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而采取的战略；新加坡的体制依赖于它作为城市国家所可能提供的福利制度，在一个大国很难复制。未来如何，还有待观察。   

苏力先生《窦娥的悲剧》一文有两个明显的错误：因为不明白版本的流变与元杂剧传播中的变异，错把“世代累积型”作品完全当作了关汉卿的作品，并借以回归历史语境、回到作者，而事实上回到作者已不可能。此外，因为没有正确理解元杂剧的文体特征，加之缺乏正确的文学解读方法，整个论述都建立在错误的视角之上，其阐释过程和所得结论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理解今天的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其关键在于准噶尔。准噶尔的兴衰与西北中俄边界的形成关系重大。

中国当下确实面临着自己的宪法问题，边疆治理、代际政治、一国两制，而美国实际上也有着同样或者在功能上等价的宪法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美国并没有 "政治问题司法化"，也无法参考美国现有的学说体系。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司法审查可以让中国宪法"活"起来--只要找到读过美国宪法解释ABC的人，由他们解释宪法，我们的宪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其实是对美国宪政史的最大误读，这大概解决不了任何中国问题，它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编者按：如同许多观察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地方政治是充满活力的。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做事"、"搞政绩"的冲动，各种经济政治制度创新层出不穷；而各种社会矛盾、官民冲突在地方政治中也得到了更为直接的表现，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长期以来，囿于教条的规则主义和僵化的意识形态，导致诸多道德化的地方政治观察。其结果要么一味否定，试图把一切推倒重来；要么陷入盲目的乐观，任由翻滚细浪没过脖颈而一无所知。某种程度上，中国地方体制是经济奇迹与社会危机的同一来源。地方政治的一体两面性，也正是此组专题文章的共识结论。中国地区竞争的特点是县际竞争。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县一级，不在省，也不在乡。对于统治和被统治的双方而言，与省市大城市和中央政府相比，政治问题在地方是紧要，而且迫切的。很显然，这些发生在局部、小地方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政治问题的体现。与改革前相比，在特殊的政绩考核与财税体制安排下，中国地方政府在强大的发展经济的动力支配下，其面貌、性质和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地方政府为能动主体，结合市场刺激，地方政府成为改革经济的重要动力。"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不明言的首要任务。如同周飞舟指出的，地方政府的全面"公司化"，是理解地方体制"魔戒"效应的关键。借助旧体制的威权能力，政府庞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与资本机制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独特的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此，李永刚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号称中央集权的体制为何能够容忍地方层面的自作主张？上下"合谋"之间是否还有某种隐蔽的制度安排？毋庸讳言，高层政治与地方政治之间存在某种同构性。仝志辉就考察了改革以来部门利益如何从轻微病症变成挥之不去的内在病灶，纵横交错的营利性部门走出地方舞台，俘获了整个中国政治体。黄宗智先生将改革形成的地方分权体制和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分权传统连接起来说明，改革在其上附加了新的市场化，这已成为西方学者解释中国改革活力的一种共识。晚近以来，地方政府的高度集权，地方政府与资本力量更为密切的结合，某种程度上，已沉淀为地方官员与企业家联姻的既得利益团体。在原有的官僚化弊端之上，毛时期通过群众运动维持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不断弱化，"谋利化"的官僚主义已逐渐丧失改革初期的活力。近年来地方群体性事件的频繁爆发，不啻是此种状态的全面反映。另一方面，中国的地方政治也凸显越来越虚弱、涣散的趋势，公共职能的缺失，政治整合的孱弱，在地方表现尤为突出。陈柏峰指出，基层政治，在本质上是不同主体在一个没有制度化，也难以制度化的灰色空间中展开博弈的过程。在越来越迈向现代的地方社会中，基层缺少一个能够有效与民众打交道的现代政权体系。这种分裂的现象突出反映了中国政治的问题所在。黄宗智指出，此种特殊的地方体制既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也可能会是长期凝固的体制。如果不进一步改革，很可能会凝固成一种新的僵化体制。中国地方政府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无疑是中国政治最为现实、也最为前沿的问题。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往往也是解决问题最可能的突破口。秋风认为需要克服延续至今的郡县制弊病，培育现时代的新士绅群体，"建镇为市，市县分流"，其目标在于重新激活传统市镇的自治精神。王利则认为，需要通过平衡的利益政治和权利政治，倚以安顿良性的社会秩序。探讨这些问题，比单纯从概念上想象中国的未来政治，或许更为切实，也更有意义。同时，我们也深知，地方的改革经验往往会成为全国改革的推动力，这是中国改革中的常态。这是一个仍然处于"转型"之中的不断学习的体制。因此，总结地方经验对于中国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封面选题：七品政治重新发现政治空间：改革中的地方——国家体制──黄宗智先生访谈录 本刊记者 余盛峰中国地方治理的上下“合谋” 李永刚部门利益与地方政治 仝志辉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双重效应 周飞舟“刁民”与“青皮手”：灰色空间里的政治生活 陈柏峰告别郡县制——重构基层政治单位 秋风地方政治的“三重门” 王利在民间非营利事业：美国社会的稳定器 ──对美国非盈利事业的观察及思考 杨平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在汶川的进退持守 谭深 罗琳 沈红观察·文化剧团体制改革的背景、目标与路径 傅谨焦点气候变化的政治后果 保罗•赫尔曼 格雷戈里•特雷弗顿笔谈：民族问题编者按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与族群认同 吴增定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实践 吴飞文化多样性与民族融合 张健公民宗教与中华民族意识建构 陈明宪法与军火——民族问题与缅甸的立宪之路 高杨历史观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赵鼎新世界观伊拉克战争的文化后果 王献华书评心灵结构异同的背后——读钱国红《走近“西洋”和“东洋”》 刘苏里谁来挑战龙应台？ 燕舞随笔什么是幸福经典重温国家政治与州政治——再读《联邦党人文集》 林国荣

席勒从1793年夏天开始写作《审美教育书简》，并于1795年把它发表在《季节女神》(Horen )上。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

有学者统计之后的结论认为，汉代人喜爱用长寿求仙类，家国安定类和个体富贵类价值标准命名。这特为武帝及其后的风尚，从材料上，主要运用社会上层的贵族、精英和知识分子之名。那么，西汉中期以来普通民众的命名是否符合这一标准呢？

大约，是十来年前的一个下午，秋高气爽，初次看到《教父》（《教父》第一部，下文不标注希腊文序列）这部电影，颇为惊艳。马龙·白兰度扮演的维托·克里昂（Don Vito Corleone）与及艾尔·帕西诺扮演的迈克尔·克里昂（Michael Corleone）给人的印象，至为深刻。往后几年，陆陆续续看完了《教父》三部曲，又找来了马里奥·佐普（Mario Puzo）的原著对读。 2006年，与朋友谈论《教父》这部电影，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了维托·克里昂在纽约五大家族谈判时发表的那段经典演讲的演说词：   但是，让我再补充一点，我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这是一个可笑的毛病，我必须在这儿交代清楚。因此，如果有什么不幸发生在我的幺儿身上，如果有哪个警官偶然开枪打死了他，如果他被抓进牢房后寻了自尽，如果另有新的见证人出庭证明他是罪犯，那么我的疑心就会使我党得，那就是在座的某些人仍然对我怀着恶意造成的结果。如果我儿子遭雷击了，那么我也会把责任推到某些人身上。如果他坐的飞机坠毁到海里去了，如果他搭的轮船沉没于波涛汹涌的大洋里，如果他染上了致命的热病，如果他坐的汽车给火车撞了，那么我也会责怪在座的人心怀恶意。我的疑心就是这个样子。先生们，这样的恶意所造成的不幸，我是绝对不能宽容的。但是，除此而外，让我发誓，我绝不会破坏咱们所建立的和平。同那些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比较起来，咱们这些人到底是比他们好还是不比他们好？   这段从容不迫的台词，从马龙·白兰度低沉、含混不清的嗓子里说出来，一字一句，铿锵有力，一切都恰到好处。这是老教父维托·克里昂的力量。熟悉电影与小说背景的读者应该知道这段台词背后的威慑与沉痛。教父的长子——脾气暴躁、容易冲动的桑尼已经死于巴茨尼与塔塔里亚家族所设下的埋伏，性格软弱的二儿子费多尔正在加州避难，教父最挚爱的幺儿子，此时也因为袭警而流亡西西里。“幺儿子”所指的，即是未来的第二代教父“迈克尔”。 这是《教父》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出谈判。 关于维托·克里昂（Vito Corleone）的经典谈判词，在《教父》这本小说中，马里奥·普佐说，他喜欢这样开始谈判：“我和他们讲道理，我提出的条件他不可能拒绝”。如果不是过分的愚蠢，他的对手应该明白，这其实是最后通牒。战争总是政治的延续，同样，黑社会也遵循着这个逻辑。如果不接受维托·克里昂的“道理”，就意味着彬彬有礼的说辞只能由暴力来接管。 在《教父》开场的婚礼上，迈克尔就对他的女友凯·亚当姆斯讲了维托·克里昂是如何通过“谈判”来拯救其教子、歌唱家约翰尼·方丹（Johnny Fontane）的。约翰尼·方丹初出茅庐，才华横溢，前途不可限量，却被一个合约所限，得不到发展机会。维托·克里昂第一次见方丹的经纪人，带上了一万美金，维托·克里昂彬彬有礼，希望能“讲道理”让方丹的经纪人同意解约，结果“道理”没有被听取。第二天，他带上了路卡·布拉齐。结果对方很快同意解约。迈克尔·克里昂解释说，经纪人之所以同意，是因为路卡·布拉齐用枪指着对方的头，并且把赎金从一万美金降低到一千美金。路卡·布拉齐这个人物，在电影中一闪而过，很快就教父的敌对家族被杀死了，我们难以知道他真实的姿态。在原著小说中，彪悍与残暴集于一身的路卡·布拉齐一辈子只干一件事，用枪指着别人的头，或者开枪，或者不开枪。 以习以为常的视角来观察的话，大多数黑社会影片中，黑社会代表的，是一种对秩序的否定与反叛，甚至是低级的青春躁动，例如在九十年代末期受到大陆青少年欢迎的《古惑仔》。高级一点的，如杜琪峰的《黑社会》，为反叛和对抗提供了历史渊源，他将黑社会的根源追溯到反清复明的天地会。黑社会被赋予了历史的合法性，其成员被称为“义人”。但是黑社会不仅需要“历史”，同样也需要生存的“技术”。这是杜琪峰在《黑社会》中讨论的秩序，他相信在黑社会体系中，有一种类似于民主的选举制度。这一点上，我多少认为杜琪峰的黑社会民主是一种虚构的假设，而影片对于民主制的破坏，也是杜琪峰对黑社会民主的嘲讽。而在科波拉与马里奥·佐普的《教父》世界中，民主并不存在，更不存在“民主选举”，当黑社会秩序无法以原有状态维持下去的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两种，一是战争，即我们通常在黑帮片中所见识的暴力，二是通过理性的谈判与互相之间的让步，达到妥协性的“和平”。无论暴力与谈判，其根源，恰恰是对于秩序的需求，黑社会甚至比正常社会更要强烈的多。秩序，才是统治的基础。没有秩序，一切统治都是空中阁楼。 如果追溯黑社会的根源的话，我们会发现，对于秩序的渴求，归根结底来自于黑社会面对的生存压力。在与外部社会的对抗中，无论这个外部社会是其他黑帮，还是合法政府，只有有序的组织，才能保证这种对抗的有效性，散兵游勇、缺乏指挥是难以成气候的。比如，维托·克里昂划定了他与下级之间的层级联系方式。克里昂手下的两员大将克莱门扎和忒希奥直接对他负责，这两位再设置下一层的管理者，从而实现层级管理。这从层级管理方式有效地保证了权力与意志的传达，同时也阻隔了被追究责任的范围。 暴力，是对于秩序的维护，但绝不是常态。对于第一代教父来说，他愿意谈判而不是愿意诉诸无休无止的暴力，恰恰是对于秩序的需求，“打仗打的是钱”，黑社会世界战争，同样没有赢家。但是维托·克里昂将要面对的，是新一代的秩序破坏者。土耳其毒贩索龙索在二战之后到达了纽约，他要求与维托·克里昂家族共同经营纽约的毒品生意，并且允诺分给克里昂家族三成的收益。维托·克里昂拒绝索龙索的倡议，从而引发了克里昂家族与纽约五大家族的战争。而维托克里昂对于毒品的拒绝，恰恰是他对于旧秩序的尊重。 在纽约五大家族中最有实力的巴茨尼家族、掌管娱乐世界的塔塔利亚家族与索龙索的观点是一致的，毒品是黑社会走向未来世界的源泉。谁摒弃了未来，谁就走向覆灭。维托·克里昂的观点则相反，毒品生意进入黑社会，意味着政府对于黑社会打击力度加大，意味着持“保守主义”观点的政客们不可能支持“毒贩”维托·克里昂。毒贩索龙索尽管可能带来巨大的财富，但同样可能是对这个黑社会世界的毁灭。但在财富面前，清明审慎者永远是少数。参与贩毒与否，这是《教父》中，克里昂家族与纽约五大家族开战的根源，仅此一点，维托·克里昂这个角色也赢得了众多观众与读者的同情。 有趣的是，在另一位以导演黑社会电影著称的马丁·西科塞斯的影片《好家伙》中，同样出现了黑手党对于毒品的排除。《好家伙》一片中的黑手党认为，毒贩是不被认同的，是“低贱的”，他们是没有任何责任感的社会“渣滓”，更不用提毒贩可能对秩序有任何尊重。在《教父III》中，文森特的邻居们恳请他除掉毒贩萨沙，因为他败坏道德，祸害了整个社区。在整部《教父》影片中，导演对于黑社会，或多或少，是持有部分同情态度的，但对于毒贩，充满蔑视。毒品生意，在黑手党看来，不仅仅是破坏了组织秩序，无论应对组织内部，还是应对政府压力，贩毒都将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更具有破坏性的，可能是贩毒生意，即将招致的是整个社会的仇恨与报复。 秩序根源于“道德”。在这里，一个组织的“道德”优劣，表现为整个社会对该组织的的评判。失去了道义支持，所有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了，更遑论维持稳定的秩序。非但来自内部的叛乱可能瓦解这个权力系统，来自外部世界的镇压同样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消灭它。 在维托·克里昂的发迹史中，他所经营的，是橄榄油垄断、走私酒、赌博业，在一定程度上，教父家族从事的，都是法律边缘可容忍的“不正当行业”。 同样，在《教父》中，塔塔利亚家族虽然名列纽约五大家族，但却被人瞧不起，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家族操纵的，不过是掮客、老鸨、妓女，这些职业，在传统黑手党看来，最为卑贱，且道德败坏。“道德败坏”似乎是所有黑社会的共有罪名，但这里仍有一个等级区别，在公众普遍观点中，对于女性的性侵犯，甚至于以此牟利，这是不可容忍的，相反，经营地下赌博业，这看起来多少像是一桩不被法律认可的“正当买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赌博未必全然不被法律认可，在美国特定的州，赌博是合法的。 维托·克里昂的崛起，在于对于秩序的维护于悉心经营，在于不断得争取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支持。在佐普的小说中，作家一再强调，维托·克里昂有力量调动纽约的所有法官来掩护其地下贸易。而毒贩索龙索的出现打破了地下世界的平衡，这种破坏，犹如在现实世界中，战争贩子四处兜售核武器。无论买家为谁，胜者何人，赢得的都只是毁灭。维托·克里昂排斥索龙索，不是简单的放弃利益，而是审慎地远离对秩序的颠覆。 从小说元素的设置上来说，索龙索的出现，仅仅是一个偶然。如果没有这个尖刀人物来挑战地下世界的秩序，那么戏剧性的黑暗世界的社会道德冲突就也就无法构成。但是小说之与电影之所以大受关注，远不止于此，或者说，作者和导演讨论地下世界的道德问题，是要引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冲突。 在影片的开场，家庭问题即被摆上了台面。对照小说，背后的问题，更为突出。 《教父》在宏大的康妮出嫁的家庭宴会中开场，一系列克里昂家族的人物纷纷登场。在这场戏中，有两句台词值得注意。一次是在迈克尔向凯介绍完凶神恶煞的路卡·布拉齐之后，说了一句：“这是我的家庭，凯，不是我”（That's my family, Kay. It's not me）。迈克尔的用意很明显，是要将他和他的“黑手党家庭”区隔开来。迈尔克从军归来，向往的是光明大道，区隔家庭，意味着迈克尔希望远离了罪恶，他仅仅是这个罪恶家族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而另一处，则是维托·克里昂质问约翰尼·方丹，是否有时间照顾家人，并说，一个男人应该有家庭的责任感（Do you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 Good. Because a man that doesn't spend time with his family can never be a real man.）。在小说中，维托·克里昂质问约翰尼·方丹的前提是后者已经离婚，这违背西西里人的家庭道德观念。在对家庭问题的发言中，迈克尔与其父维托一样，理直气壮。迈克尔的观念中，社会高于家庭，他必须遵从社会道德以远离这个家庭。相反的是，维托却认为，“家庭”是一切道德问题的最后根源，只有处理好家庭问题，才能解决社会问题。这是典型的保守主义式解决问题的办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颠覆迈克尔道德观念的，恰恰是这样一出戏剧性的情节：当维托·克里昂遇刺进医院之后，警官麦克隆斯基与毒贩索龙索相勾结，放任索龙索委派的杀手再次刺杀维托·克里昂。迈克尔恰好出现在这个时空空隙之上，阻止了索龙索的再次暗杀。警察，是代表社会秩序的符号，而毒贩，甚至在黑社会的地下秩序中都不能被容忍。社会对于“家庭”失职，使得迈克尔挑起了对于家庭的责任。迈克尔与维托一样，作为一个“家庭”的保护者的身份被迫进入黑暗世界。 从小说与影片本身需要的“醒世”角度来说，《教父》系列电影陈述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哲理：报应不爽。不一样的是，这个故事的叙述以“家庭”始，以家庭终。当社会放弃对于“家庭”进行保护的义务之后，维托·克里昂出于对家庭的责任，走向犯罪，并建立起了黑暗帝国；当家庭再次失去保护的时候，迈克尔充当了这个保护人。在家族事业鼎盛之后，家庭内部的“价值纷争”，又往往表现社会主流道德观与狭隘与家庭责任伦理之间的冲突。社会主流价值的潜在压力终于引发迈克尔回归主流社会的努力（《教父II》、《教父III》）。维托·克里昂建构起“家庭”为中心的黑暗王国，在接任者手中，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道德秩序却危机四伏，克里昂家族中的大将忒希奥（Sal Tessio）反叛家族、康妮的丈夫卡罗出卖桑尼都被处死，迈克尔的妹妹康妮对兄长失去了信任、凯·亚当姆斯也对迈克尔产生怀疑。《教父I》落幕处，众人前来向新一代教父——迈克尔表示忠心，凯却被拒之门外。大门合上，“家庭”不在。 在《教父III》中，迈克尔完成了家族事业的转型，而其结果仍不免爱女遇刺，“老无所依”，孤独地死在了庄园之中。这与维托·克里昂安享晚年，天壤有别。这一切，这应了《教父III》的主旨“All the power on earth can't change destiny”（世上的一切权力都无法改变命运）。当社会道德扩展至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后，封建领主、贵族与黑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道德观，黯然退场了。任何个人乃至以家庭为组织的对抗，都化为抗拒命运的徒劳。   张晓波 2010年11月——12月8日 定稿

"政法研究"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篇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工作的 文章。这个题目很大，同时，因战争关系，材料多已散失；因此，我感到很难满足编者的要求和希望。现仅就还能找到的一点材料和自己的记忆，将新民主主义革命 阶段中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工作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分期地加以概述。一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而法律则是政权的重要工具之一。不同的阶级掌握了政权，就把本阶级的意志制定为法律，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 "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一定的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阶级，或阶级的联盟用暴力来对于其他阶级施行有系统的专政，借以保护这一个或几个阶级的利益，并镇压被统治阶 级的反抗的机关。有了什么样性质的国家政权，才有什么样的宪法和法律系统，才有什么样的法统。被统治的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的暴力，才能夺取国 家政权。因此，革命的阶级必须废除反革命统治阶级的反革命法统，从新建立自己的革命法统。"①陕甘两省人民因不堪地主军阀的压迫和剥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于一九三四年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创立了自己的武装与政权。从这个时候起，工农政权就废除了反革命阶级的反革命法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 学原理，确立了革命的司法原则。工农政权在初创时期，虽然还没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是，是有司法工作的。当时的司法工作是由工农政府统一执掌的。它的任务，是根据党关 于组织与扩大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发展与巩固革命根据地、摧毁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分配土地这一总任务，严厉镇压反革命，镇压地主富农的反抗；保护农 民分得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保障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九三五年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成立了陕北省及陕甘省工农政府，一九三六年中央红军"东渡西征"时，又成立了陕甘宁省工农政府；中央工农 政府成立了西北办事处。这时工农政府建立了司法机构。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之下设司法部，领导陕北、陕甘、陕甘宁三个省及所属县的司法行政事宜。各省、 县、区工农政府设立裁判部，实行两级两审制，同时，在法律依据方面，除了党中央所颁布的一些决议外，还有中央工农政府在中央苏区所制定的一些单行条例，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及司法程序等。至此，革命的司法工作才进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吞并中国的侵略战争后，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遵照我党中央的决定， 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撤销，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造，现仅就法院工作概述如下：甲、组织制度（1）法院的设置与演变：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撤销后，原设的司法部也随着撤销，成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统一管理边区的审判工作和 司法行政工作。同时，撤销省、县、区裁判部，县设裁判处，延安市建立地方法院。为了便利群众诉讼和加强对县级司法机关的领导，一九四三年春在各分区设立了 边区高等法院分庭；同年，又在各县设立了司法处。除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外，全边区共有三个分庭，二十九个县司法处和一个地方法院。（2）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为了更好地发挥司法工作为政治服务的效能，关于司法机关与同级人民政府的关系问题，明确规定为：各级司法机 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分，在同级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并实行了专员兼分庭庭长和县长兼司法处处长制度。关于司法机关人员的产生问题，自一九三八 年起即实行了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由边区参议会选举的制度；后来，重点县的司法处的裁判员，也实行了由县参议会选举的制度。经由民选产生的司法机关的人员，各 对其原选举单位负责并报告工作。（3）边区各级司法机关的内部组织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就是集体领导，个人负责。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各分庭庭长和各县司法处处长负 责领导本单位的审判与行政工作。从一九四○年起，各县就设立了裁判委员会，由县长、县委书记和裁判员等人组成，讨论与确定重大案件。这样就能够集思广益， 从组织上保证达到判案正确、量刑适当和贯彻党的政策的目的。（4）为了健全各级司法组织，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对于司法干部的挑选与培养工作，一直也是非常重视的。挑选干部的对象，着重于工农 积极分子。根据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其条件是：（一）要能够忠实于革命的事业；（二）要能够奉公守法；（三）要能 够分析问题，判别是非；（四）要能够刻苦耐劳，积极负责；（五）要能够看得懂条文及工作报告。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司法干部，不仅要具有忠于革命事业的品 质，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理解能力和文化水平。这些条件，当时一般是作到了的。至于干部培养工作，则着重于举办短期训练班的方式，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 曾先后办过三次司法训练班，训练了近百名工农出身的司法干部。但因工作需要或战争关系，在这里学习的干部，大半未结业即调做其他工作了。延安光复后，又在 延安大学设立司法班。不久西安解放，司法班全体学员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率领去西安参加接收工作。乙、法院的任务，民、刑政策和法律依据陕甘宁边区法院的任务，是和国民党反动法院的任务根本不同的。国民党反动法院是血腥统治的恐怖工具，它的任务是镇压劳动人民及其先进代 表的活动，保护地主、官僚买办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财权的。而陕甘宁边区各级法院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根据"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 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②这一施政方针，则是保护抗战利益，保护边区民主政权与各抗日阶级的合法利益，把裁判 汉奸、反革命当作中心，把保护人民群众当作天职。另外，边区各级法院还负有通过审判工作，进行法纪宣传，教育人民爱护边区人民政权，遵守革命秩序，积极参 加抗日救国事业，借以减少和预防犯罪的任务。根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的统计，三十个初审单位共处理了一万零一百一十二件刑、民案 件，其中属于汉奸和破坏边区犯罪的，占刑事案件的百分之二十六强；属于土地与婚姻纠纷的，占民事案件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九。这正说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日战 争时期的司法工作和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曾经起了应有的作用，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当时，各级司法机关处理刑民案件的依据，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的实际工作的需要， 而颁布的带有法律性质的纲领、决议、决定、布告、法令、条例和法规，则又都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制定出来的。（1）对于反革命分子，我们向来就是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为了镇压与瓦解敌人，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争取多数，反对少 数"，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七条规定："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 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在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也是上述政策的体现。这些都是当时司法机关处理反革命案件及其他阴谋破坏 案件的依据。（2）对于人民内部的一般刑事罪犯的惩罚，根据当时社会上的犯罪情况，着重采取了教育改造政策。关于刑期的规定，原来最高刑期为五年，后因事实上的需要，一九四三年经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会议决议，复经边区参议会常驻会议通过，确定最高刑期为十年。（3）对于土地案件，是遵照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总前提，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步骤。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 领第十条规定，在已经分配土地的区域内，采取保证一切已取得土地的农民之土地权的政策；在土地尚未分配区域内，则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按定额交租交息的 政策。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发布的联合布告，一九四四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草案，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四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典当纠纷处理原则及旧债纠纷处理原则等，关于这一 点都有了明确的原则规定。在这一整个时期内，各级司法机关受理的土地案件，都是依据这些条例来处理的。（4）对于劳资纠纷，一九三三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及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即明确规定了处理这类案件的原则。陕甘宁边区政 府对于劳资纠纷是根据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和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政策原则来处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二条规定：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 制，增强劳动生产率，适当地改善工作生活。（5）陕甘宁边区的婚姻政策，是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一夫一妻制，禁止包办买卖，禁止童养媳。一九三三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婚姻法，即规定了这个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又根据执行的经验，作了一次修改。（6）关于一般债务案件，根据禁止高利贷和保护正当债务关系的政策，视双方具体情况，予以具体处理。此外，在财政方面，曾有农业税暂行条例、征收公粮暂行办法、货物税暂行条例；在保障生产建设方面，曾有发展畜牧暂行办法、矿业开采管理 暂行条例、煤矿煤质检查暂行办法、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组织规程等；在保障边区金融方面，曾有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等；在保障 人民自由权利方面，曾有保障人权财产条例等；在司法工作方面，一九三三年中央工农政府曾颁布了司法程序，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制定了民刑案件调解条例，监所 保外服役办法及其他重要指示等。这些条例和法规的特点是：（1）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劳动人民的意志，巩固与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2）有强烈的革命性 --摧毁旧基础和封建秩序，树立革命秩序；（3）是群众斗争经验的总结--它们是根据群众的经验制定的，又拿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斗争，考验与证实其正确 性。陕甘宁边区的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当时就是依据这些政策法令，审判案件，并进行法纪宣传的。这对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对于改造社会，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治安，树立新的生活道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丙、审判工作的制度（1）审判权由司法机关行使，逮捕人犯只能由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行使，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六条规定："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 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同时，对于司法机关与公安机关逮捕人犯，又从法律上加以严厉控制，即："逮捕人犯应有充分 的证据，依法定手续执行"（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保护人权财产条例第八条）；"司法机关受理民事案件，非抗传或不执行判决及有特殊情形时，不得扣押"（同 上条例第十二条）；"非司法或公安职权的机关、军队、团体或个人拘获现行犯时，须于二十四小时内连同证据送交有检察职权或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接受犯人的检 察或公安机关应于二十四小时内侦讯"（同上条例之八、九两条）。这些规定充分地说明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的审判权，是统一由司法机关行使的。（2）审讯案件，反对野蛮的刑讯逼供办法，采取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这个原则，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内也有明文规定，又是区别人民 司法机关与一切反动的司法机关的一个重要标志。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表现，而且将审判工作置于注重调查研究的科学基础之上，是防 止错判或造成冤案的必要保证。（3）审理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律采取公开的方式进行，准许群众旁听和发言。这种公开审理案件的原则，体现了人民司法工作的民主 性，它不仅使法院可以对群众进行法纪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法治认识，培养群众遵守法律的习惯，而且使审判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有利于审判质量的提高。（4）边区司法机关对于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民主权利也是重视的。当时，由于条件限制，虽未设律师，但法院准许诉讼当事人请其亲属或有法律知识的人，出庭充任辩护人或代理人；人民团体对于所属成员的诉讼，也可以派人出庭帮助辩护或代理进行诉讼。（5）对少数民族，根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七条的规定，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精神，住在边区的少数民族，在进行诉讼时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这是在司法工作上贯彻民族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6）审判程序的改革。国民党反动法院的审判程序是从控制、压迫与欺骗人民出发的，因而形式机械，手续繁琐，只便利于有钱有势的人。单 就诉讼手续方面来讲，据伪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项目，就有诉费、状纸费、抄录费等十多种，如果加上其他不公开的或变相的敲诈、勒索、送礼、讲情，如监狱接 见费、卸镣费等，那就难以胜计了。所以，旧社会劳动人民描写伪法院说："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陕甘宁边区各级司法机关诉讼手续完全是以便利人民 诉讼为原则，甚为简便。无论一审或二审机关，受理人民群众的民、刑诉讼，口头申请或书面起诉都有同等效力；当事人要求法院代书呈状或口诉者，即无条件代为 缮写；当时各级司法机关免收一切讼费。 审判程序中的审级设置，也是从便利群众诉讼出发，采取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两级两审制，即县司法处进行初审，高等法院及其分庭履行终 审。这种两级两审的好处，不仅保障了当事人能行使其上诉权，而且，使法院能及时惩治汉奸、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破坏分子，同时，又可避免少数当事人，因缠讼不 休，以致造成当事人及社会人力、财力与生产上的损失。在审判监督方面，上级法院除了通过审理上诉案件对下级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监督外，当时还创立了再审与复核制度。判决死刑的案件，均事先由 初审机关将原卷、材料等件呈报高等法院审核。认为不当或有疑点与遗漏之处，即发下去再审或补报材料；认为事实证据确凿，高等法院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提出 处刑意见后，转呈边区政府主席核批。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再审与复核制度的建立，是很必要的，这样，在量刑上可以避免畸轻畸重的现象，同时也可以避免或减 少错判。此外，通过派人下去检查工作和召开司法会议的方式进行监督。（7）审判方法和作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审判制度建设成就之一，就是树立了群众路线的审判方法和作风。这是人民司法机关区别于旧社 会的法院的一个显著标志。国民党反动法院是刑讯逼供、主观臆断、徇私舞弊、不加调查研究的衙门作风。陕甘宁边区司法机关曾采取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审判 方法和作风，也就是依靠人民、联系人民、便利人民的群众路线的审判作风。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本方法，因为"人 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③。所以，当审判工作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时，也就得到 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不论如何错综复杂的案件或纠纷，也就易于弄清案情和解决。正因为这样，我们不但反对刑讯逼供的审讯方法，同时，还树立了为人民服务、认 真负责和民主的审判作风。（8）审判方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司法机关所采取的审判方式也与国民党反动法院的审判方式有原则的不同。国民党反动法院所经常采用 的审判方式是高高在上的"坐大堂问案"的方式；而我们所采用的审判方式，除了一些简易或不必就审的案件实行法庭审判外，经常根据不同的案件，采取群众路线 的审判方式。必须指出，我们的法庭审判也不同于国民党反动法院的法庭审判，举行时不象国民党法庭布置十分森严，使人一见生畏，在保持法庭严肃的原则下，由 裁判员采取谈话的方式进行审讯。当时所采用的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有下列几种：（一）就地审讯：这是初审机关走出法庭，携卷下乡，联系群众，处理案件，并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进行政策法令宣传，教育群众，借以减少 纠纷，增强群众团结和促进生产的一种好方式。就地审判案件并不是案案就审，而是有计划地选择有教育意义的案件，或是比较复杂的案件，或是一般案件而当事人 思想阻力较大者，或是带有普遍性并有发展局势的案件，才实行就地审判的。未出发前，必须研究案情和案件发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或影响程 度，做到心中有数。这种审判方式的基本特点是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就地审判，在群众参加之下，解决问题。从调查到审讯都是密切联系群众进行的。因 此，结案迅速正确。凡属调解范围的案件，就在裁判员掌握下或交由群众调解结案；凡不能调解或调解不成的案件，就把调查研究的情况放在群众中进行酝酿，是非 曲直摆在明处，取得多数人思想认识一致后，再行判决。这样，既合原则，又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同时，由于从调查到审讯和宣判整个过程都是联系群众进行的，所 以，这种就地审判对于提高群众的法律认识和守法精神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这种审判方式很为群众欢迎，也是初审机关常采取的一种方式。（二）巡回审判：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高等法院及其分庭为了便利人民诉讼或因案情复杂，将案件带到当地，深入对证，进行处理的一种审 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不仅使案件（特别是少数缠讼不休的案件）可以得到迅速正确的处理，而且通过处理案件，可以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工作，帮助建立制度，总 结经验，提高思想，改进工作。我在陇东任专员兼分庭庭长时期，每年都有计划地带上案件深入农村，就地处理。在处理过程中，结合中心工作，帮助农民生产，深 入调查，给下级司法机关解决疑难问题，在群众中进行法纪宣传。如华池县张柏和封胖的婚姻纠纷，起先县司法处以抢亲判决张柏和封胖解除婚姻关系，引起群众不 满。经我们深入访问，把案情弄清楚，最后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改判，对封彦贵将一女数卖的违法行为给以处分；对张金才半夜抢人，给以法律制裁；对封胖和张 柏基于恋爱而自愿结婚，予以保护。这样判决，惩罚了违法行为，打击了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保护了正确的婚姻关系，从而提高了干部，教育了群众，获得了群众的 拥护与好评（张柏和封胖案就是刘巧儿告状一剧中男女主角的真姓名）。又如苏发云兄弟三人因曲子县司法处的错误认定谋财杀人一案，将人押了一年之久，没有解 决。原来该县司法处发现苏发云家中炕上、地下及斧头上都有血迹，便认为苏等杀人是事实。经我们多次深入当地调查后，证明苏发云家离杀人现场有二十多里远， 如果是在苏家杀死的，以时间计算不可能移送到现场这样远；其次苏发云与被害人孙某同行及以后分路都有人证明；此外，并查明苏家炕上的血是产妇生孩的血，地 下的血是苏家有人害伤寒时流出的鼻血，斧头上的血是杀羊时糊的血；而孙某的被害，查明是一拐骗犯杜老五所进行的。事实弄清楚后，在群众大会上宣布苏发云兄 弟三人无罪释放。群众说："这个案子如放在旧社会的官僚衙门，高高在上，原先有那么多的证据，早已枪毙了。只有人民的司法机关的负责人，才深入调查，不冤 枉好人，判的非常正确。"再如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和延安县司法处审判员赵志清同志到盘龙区处理杨兆云缠讼数年不休的案子。此案经当地政府和有关机关处理， 一直未解决，区乡干部提起杨兆云都有愤懑之言，县上干部一提他也是摇头没办法。我们到延安县司法处由赵志清同志介绍了案情，经过分析，认定：杨本人缠讼胡 闹固然属实，但当时区乡干部处理杨的问题也有错误的地方。如不首先纠正区乡干部的错误，而只强调杨的不对，杨是不会悦服的。杨所告的内容有三：一是别人侵 占了他的土地；二是贼偷了他的东西；三是区乡干部偷打了他的麦子，强迫他多交了公粮。根据所告，我们先到区政府召集了干部会，了解了杨抗粮不交的经过。那 年杨欠公粮一石多未交，有麦垛一个，乡干部催交数次，杨既不打麦，也不交粮，引起乡干部不满，报告区上说杨抗交公粮，影响公粮入仓，请批准强令杨打麦交 粮，如杨不打，就叫民兵去打，打了先交公粮。因区上对杨也有成见，认为他是个顽固分子，便同意了乡上的意见。但杨见乡上态度不好，怕出问题，就叫他儿子背 了二斗麦送到仓库，打了收粮证。而乡上干部得到区上批准后，也未再调查，即贸然派民兵将杨麦垛拆开，打了一石多交了公粮，尚欠几升；但是加上杨的儿子所交 的二斗麦，又长交了一斗多。杨以此控告，理由是：头一天他还交了二斗麦，为什么说他抗粮不交？欠粮少，为什么还多拿他的麦？民兵强打民粮，是否违法？根据 这些情况，我们又到青花砭区政府召集干部会，批评了区乡干部不深入调查的官僚主义作风，批准强打杨的麦是违犯政策的行为，应主动向杨道歉；多交公粮应如数 退还；杨的生活有困难可以给以适当照顾（杨系军属）。这个问题处理后，再到当地处理杨兆云所告的侵占土地的问题。首先，我们用帮助农民生产的方式进行了调 查，并亲到争执的地界处与农民共同研究了历来土地纠纷的情况。这样，很快地掌握了案情，证明别人未侵占他的土地，相反，他倒有霸占别人土地的行为。于是， 我们就利用晚间召开群众会议，叫杨本人到场，进行处理。会上，群众揭露与批评了杨兆云屡次侵占别人土地的事实，至于别人偷他的东西，毫无事实根据，全系捏 造。这时，杨再无法抵赖，只得低头认错，接受了政府和群众的批评。这样，一个缠讼数年的案件，在依靠群众力量下获得彻底的处理；区乡干部也从本案处理过程 中提高了政策思想，改进了工作作风；广大群众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法纪教育。同时也教育了几年缠讼不休的杨兆云，他满意地说："大家心平气和，尊敬我，又批 评了区乡干部，指出了我的错误，我再没啥说，只有服从"。（三）公审制：公审这一审判方式远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创用。它是镇压反革命活动，对敌对阶级的反抗行为作斗争和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有效 方式。凡是富有社会教育意义的重大案件，都是采用这一方式进行审判的。当时采用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群众公审会；二是宣判大会；三是代表公审会。不管那一 种，都是有领导的进行的，经过组织与准备工作才召开的。如光复延安后，延安市地方法院审判罪大恶极的投敌分子毕光斗、张永泰等罪犯，就是采取群众公审会的 形式进行的。首先，调查收集罪证，召开群众代表的小型座谈会，进一步对证事实，并提出科刑意见，再交群众讨论，最后由审判委员会确定处刑，召开群众公审大 会判决。这样，上下意见一致，因而秩序很好，效果也大。再如西安解放后，西安市人民法院审判贾子光、陈元喜等土匪案件，就是采取代表公审会的方式进行的。 当时因西安初解放，社会秩序尚未安定。在此种情况下，采取代表公审会的方式，便于法院组织领导，也起了镇压匪特，安定社会秩序和扩大宣传政策法令的作用。 总之，公审方式对于推动运动和教育群众都曾收到很大效果。所以，解放后，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各地仍然广泛地加以采用。（四）人民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制度是审判工作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实行人民陪审，不仅可以吸引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 翁思想和政治责任感，而且，可以使审判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不断提高质量，以防止错判。因此，人民陪审制度，在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初期，就受到重视。 当时人民陪审制的形式有三种：一是由审判机关邀请；二是由团体选举陪审员；三是由机关、部队、团体选派代表出席陪审。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采用了机关、 部队、团体选派代表出席陪审的办法。如处理工人违反劳动纪律案件，即请工会选派代表和工人出席陪审；处理婚姻案件，即请妇联选派代表出席陪审；处理农民间 的案件，则请农会选派代表出席陪审等。通过陪审员参加审理案件，能够协助搜集证据，搞清案情，事实摆在明处，进行说理说法，使当事人无法狡辩，心悦诚服。 因而，对于法院迅速正确结案以及扩大政策法令的宣传都曾起了很大作用。（五）调解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曾经大力地组织和发展了调解工作。但我们的调解工作是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所谓调解工作有着根 本的不同。在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时代，他们虽然也调解案件，但这正是土豪劣绅包揽词讼、吃钱卖法的机会和欺压劳动人民的圈套。他们对杀人的案件可以调解； 对虐待和杀伤妇女、儿童的案件，也可以调解。有钱的人犯了罪，只要花上些钱，就可以逍遥法外。而我们的调解工作，是增强人民内部互相团结、便利生产、教育 人民爱国守法、减少讼争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司法群众化的重要标志。并且它只限于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而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刑事案件，是不能调解 的。我们远在工农政权时期，就开始了调解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更加重视。一九四三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普及调解工作的指示；同年， 边区高等法院也发布了实行调解办法、改进司法工作作风、减少人民诉讼的指示。从此，调解工作普遍展开，收到巨大效果。当时调解工作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审 判机关用调解方式进行处理案件；一种是民间调解。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全边区审判机关所处理的民刑案件中，因调解而结案的百分比的逐年上升，就可以看 出调解工作的发展情形。一九四二年民事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百分之十八弱，一九四三年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一九四四年达到百分之四十八；在轻微刑事案件方 面，一九四二年调解结案的是百分之零点四；一九四三年上升到百分之五点六；一九四四年达到百分之十二。另外，在民间调解工作方面，还出现了调解模范村、乡 和模范人物。如子洲县的杜良佐、绥德县的郭维德、淳化的房殿有、鄜县的吴殿富、定边的白玉堂等。这些调解模范的共同特点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熟悉群众生 活；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公正无私，热爱群众。由于调解工作的开展，农村和睦了，生产加强了。但当时调解工作中也曾发生过"民事均得进行调解"、"调解 为主、审判为辅"、"调解是诉讼的必经程序"以及由此产生的强迫调解等错误。但这些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根据这种经验，以后确定了调解工作的三项原 则：即1.调解必须双方自愿，不能有任何强迫；2.调解必须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照顾进步风俗习惯；3.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这样，才使调解工作走上了 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因经历了多年战争，要求和平，恢复战争创伤；要求实现民族的独立和政治的民主；农民要求得到土地。但是，代表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团结的要求，又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为了实现和平、民主、独立，陕甘宁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在一 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从一九四七年起至一九四九年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在这一时期内，人民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从司法方面以全副力量保障革命战争的胜 利，其具体活动是：（1）部分敌占区的司法机关干部参加战勤或直接参加军队工作；（2）自一九四七年党的土地政策转向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 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以后，司法机关即根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全国土地会议所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 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以及同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组织人民法庭，审判破坏土地改革的罪犯；（3）在恢复区和新解放区，配合公安机关，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处理敌伪分子、暗 藏的特务破坏分子及土匪流氓等；（4）恢复与建立健全机构及必要制度，加强对犯人的管理，实行"法官下乡，就地审判"，处理民刑案件；（5）随着西北全区 的解放，打碎国民党反动法院，向西北各省输送大批的人民司法干部，迅速普遍地建立西北各级司法机构。通过以上活动，人民司法工作在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推动与促进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保护生产建设和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四 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表现者 --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过去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解放区的人民司法工作的一些成就和创造，进一步加以总结提高，逐 步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我国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建国以来，在中央和西北各级党政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西北人民 司法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在自己日常审判工作中，对于盗窃国有、公有财产和破坏工农业生产的罪犯进行坚决斗争、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外，它并集 中主要力量，以人民法庭的形式，配合为扫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而进行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及时处理了案件，保障与推动了各项民主改 革任务的完成。并且，在完成这些任务中建立与健全了各级司法机构和各项制度。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工作的建立与发展过程表明，我国人民的司法工作，一开始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建立的；并且陕甘宁边区的人民 司法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于司法工作的各项原则问题也都曾经及时地做出了明确具体的指 示。例如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林伯渠主席在边区政府委员会关于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就曾提出了改善司法工作的方针，批判了某些人的旧法残余影响。林 主席当时指出："一方面要彻底纠正被侵入的坏作风，又一方面要发扬新的创造，使司法工作完全符合于保卫抗战利益，保卫边区民主政权与人民权益的需要。司法 机关的法律根据，必须是边区施政纲领及边区政府颁布的各种现行政策法令。司法机关审判案件时，须切实照顾边区人民的实际生活，切实调查研究案情的具体情 况，分别其是非轻重。审判人员须具备充分的群众观点与对敌观点，把制裁汉奸、反革命当作中心，把保护群众当作天职。"这个指示，是边区司法工作长期遵循的 方针。虽然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工作是根据党的正确路线建设起来的，但旧法思想也曾侵蚀了某些人的思想。这些人崇拜国民党的伪六法，曾经使边区司 法建设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严肃 地批判了上述错误观点，又一次指示了人民司法工作的阶级任务。指示第五项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 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同 时，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 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只有这样做......才能彻底 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使他们丢下旧包袱，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重新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我们的政策、纲领、 命令、条例、决议学起，把自己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人民的司法干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为人民服务，才能与我们的革命司法干部和衷共济，消除所谓 新旧司法干部不团结和旧司法人员炫耀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自高自大的恶劣现象。"这些，本是党中央早已肯定了的方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加明确具体地提出 来，对司法建设有其更重大的作用。这一指示已成为人民司法建设的重要文献。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都已公布，我们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根据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进一步健全和运用人民民主法 制，继续坚决地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为更加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保障宪法和一切法律的顺利实施，保障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 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而斗争。                              　　　　　　　　　　　　　1954年12月1日① 引自一九四九年新华社信箱《关于废除伪法统》。②《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七一五页。③ 刘少奇：《论党》一九五一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五八页。 －－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评论：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一月六日林主席在《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关于改善司法工作"中曾经说到："提倡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什么是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呢？这里有几个具体的判例：华 池县温台区四乡封家园子居民封彦贵，有女儿名叫捧儿，民国十七年许与张金才次子张柏儿为妻，尚未过门。三一年五月，封彦贵见女儿既已 长大，而现时聘礼又复大增，遂企图赖婚。一面教唆捧儿以"婚姻自主"为借口要求与张家解除婚约，一面却以法币二千四百元，硬币四十八元暗中许与城壕川南源 张宪芝之子为妻。被张金才得悉告发，经华池县府判决撤销后一次之婚约。三二年二月，捧儿赴赵家坬子钟聚宝家吃喜酒，遇张柏儿亦到，由第三人介绍，虽未当面 谈话，捧儿已表示愿与结婚。但同年三月，封彦贵复以法币八千元，硬币二十元，哔叽四匹另许庆阳新堡区朱寿昌为妻。张金才得悉后，即纠集张金贵等二十人，携 棍棒为武器，于三月十三日深夜闯入封彦贵家，封姓惊恐四散，遂将捧儿抢回成婚。封彦贵控告到县，经判决：张金才徒刑六个月，张柏儿封捧儿婚姻无效。当时封 张两造都不同意，附近群众亦感不满。适值马锡伍同志赴华池巡视工作，经上诉前来。受理后，首先详询当地区乡干部，了解了实际情况；其次又问了附近许多群 众，了解了一般舆论趋向；下来就派平日与封捧儿接近的人去与谈话，再亲自切实征求她的意见，了解了她是不愿与朱姓结婚，她说："死也要与张柏儿结婚的"。 全部真相既明，于是协同华池县上同志举行群众性的公开审理，将与此案有关的人一并集合起来，审明：封姓屡卖女儿；张姓以张金才为首，张金贵为次，纠众抢亲 属实。以后复征询封捧儿对婚事意见，与前无异。最后征询到场群众对全案意见，一致认为："封姓屡卖女儿，捣乱咱政府婚姻法，应受处罚。张家黑夜抢亲，既伤 风化，并碍治安，使四邻害怕，以为盗贼临门，也应处罚，否则，以后大家仿效起来，还成什么世界"。群众特别关心的，就是张柏儿、封捧儿两人的婚姻问题，认 为一对少年夫妇，没有问题，不能给拆散。至此，一切都弄明白了，于是判决：张柏儿与封捧儿双方同意结婚，按婚姻自主原则，其婚姻准予有效；但不论新式旧 式，均应采取合法手续，黑夜纠众实行抢亲，对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妨碍极大，因之科处张金才、张金贵等以徒刑，其他附和者给以严厉之批评；封彦贵以女儿为货 物，反复出卖，科苦役以示儆戒。群众听到这一判决后，十分高兴，认为入情入理，非常恰当。各当事人听到这一判决后，受罚者也表示自己罪有应得，胜利者（如 张柏儿、封捧儿）更是皆大喜欢。尤其重要的，是因此用最生动的实例当场教育了群众，教育了工作人员。这是一件婚姻纠纷案。合 水县五区六乡王家庄王治宽，父亲时买得高姓之地一块，计四段五亩，约据上写明东南北三面俱靠王统一家的地，西面为庄窑。王治宽企图霸 占王统一家的一亩打粮土地地基，遂故意歪曲方向，把南面说成西面，因此发生土地纠纷，当时区乡干部及四邻群众出面调解，认王治宽为无理。王治宽不服，告到 合水县府，县司法处只凭呈状所说，未往实地调查，致将土地判归王治宽所有。王统一不服，上诉分庭，双方辩论，各有各的道理。马锡伍同志即派石推事赴当地实 际调查，石推事在马锡伍同志的审判精神之下，就协同县、区、乡许多干部及约据上所写有关房亲与证明人，四邻居住的老年人等共二十余人（出卖人已经不在）， 一面展开约据，对照方向仔细丈量段数亩数，同时征询老年人及四邻意见，一点一滴加以研究。这时群众首先发言，干部接着发言，王治宽理屈词穷，遂出面承认自 己的占地错误，自请处分，于是群众都哈哈大笑起来。结果经解释说服，土地仍归王统一，双方互请吃了饭，王治宽并给王统一装了烟（农民敬人土俗），取和了 事。一般群众一致欢呼："真是清官断案。"合水县五区六乡丑家岘子丑怀荣拥有丑家梁山地；同区二乡丁家北堡子丁万福拥有川子河及附近山 地。原来地广人稀，大家对土地都不很重视， 八路军到来实行生产自给后，才注意起土地来。丁、丑双方都企图扩大土地面积，于是丁姓从川子河上向北发展，丑姓从丑家梁山上向南发展，双方接触，发生冲 突。民国二十七年涉讼至宁县政府（友区政权），丑怀荣借助于该县保安队长（侄女婿）之势，得县府发给补契承业执照一纸，不仅把丑家梁山地，而且把丁万福老 业川子河及附近山地二百四十多亩完全断给。丁姓不服，上诉平凉高等法院（友区政权），并于当地杀猪请客，以金钱笼络得力士绅及法院官吏，结果不仅收回川子 河及附近山地，而且连丑家梁丑姓土地与坟墓一并归其所有。群众纷纷议论："贪赃枉法，徇情舞弊，两家都无理，谁有面子能抵事，谁有金钱能抵事。"二十九 年，我合水政权建立，丑姓又告诉前来。当时因百废待举，无暇详为研究，暂仍原状。去年经马锡伍同志指派分庭石推事前往就地勘查，当经会同合水县人员至当地 召集了四邻七、八人，公正士绅与老年人四人，一个个慢慢的谈，两天后才将以上情况谈清。第三天，召集群众及干部廿余人，勘验地形一天。然后先与干部讨论， 再征求一般群众及公正人士之意见。最后即以石推事与区长为首，另外再在下面干部及积极群众中组织了一批人，正式分头出面进行调解。揣测双方心理，将川子河 及附近山地判归丁姓，丑家梁山地判归丑姓。双方都乐意接受了调解，并同意了这一判决。于是划了疆界，订了息讼契据，数年争论未决的土地纠纷，遂于四天内彻 底解决。当事人与一般群众都说："政府处理案件，真正适合人心。"这是两件土地纠纷案。这就是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第 一，他是深入调查的：以前举婚姻案来说，他不象华池县初判那样，不调查不研究，片面地认为张金才抢婚不当，于是一切都无理，不征询婚 姻当事人意见，不追究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反复高价出售之错误；以前举第一件土地纠纷案来说，他也不象合水县初判那样，不调查不研究，轻信呈状，草率判决， 使狡黠者反获胜利。因此，他就能抓住案件关键，就能从本质上，而不是从现象上解决问题。他真正做到了林主席报告内所说的："切实照顾边区人民的实际生活， 切实调查研究案情的具体情况，分别其是非轻重。"我们今天的司法工作主要依靠初审，但现有负责初审的干部一般能力较弱，阅历较差，要克服这一缺点，就必须 使司法干部多下乡锻炼，多联系群众。关起门来把玩旧型法律教条，是无补于事的。第二，他是在坚持原则、坚决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 生活习惯及维护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解的，是善于经过群众中有威信的人 物进行解释说服工作的。是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马锡伍同志说："真正群众的意见比法律还厉害（所谓'三个农民老，顶一个地方官'）"。这在前举三个判例 中都表现得很明白。因此，他就能抓住所有人心，就能在当事人的内心，而不是表面上解决问题。他真正做到了林主席报告内所说的："依双方自愿为原则的民间调 解。"第三，他的诉讼手续是简单轻便的，审判方法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的。不敷衍，不拖延，早晨，晚上，山头，河边，群众随时随地都可要 求拉 话，审理案件。华池婚姻案，最初就是封捧儿在路上碰到马锡伍同志，拉住他，在一棵树下告的状。而马锡伍同志自己，每年总要往各县巡视工作数次，在巡视过程 中，必严密检视监狱，查问犯人，遇有可以改造者，即令交保释放，以便增加我边区劳动力，增强生产。因此，他是真正"民间"的，而不是"衙门"的，真正替人 民服务，而不是替人民制造麻烦的。一句话：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这就是充分的群众观点。这就是马锡伍同志之所以被广大群众称为"马青天"的主要原因。

"塞万提斯的时代也是西班牙文学史上著名的"黄金世纪"，那时涌起的文学繁荣，被体制用来美化自己。然而人的求索追踪，必定要纠正文学史的误解和误导。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把一四九二年后的西班牙文学分成两个集团，一是老基督徒的主旋律文学，一是新基督徒的抗议文学。这一见解虽尚可商榷，但是——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的"黄金世纪"，这是更大的文学规律。黄金森林的每一株巨树——从《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开创的流浪汉小说，到描写皮条客的《塞莱斯蒂娜》，再到某些神秘主义诗人直至《堂吉诃德》——都是抗议的、对抗歌功颂德的不朽之作。"

关于新书《六个字母的解法》访谈：“剑桥左翼科学家在知识趣味上常不拘一格，他们有点像二十世纪的文艺复兴人。”

时间：2011年3月13日下午 地点：北京大学伟利楼德国研究中心   施鲁赫特教授（Wolfgang Schluchter）简介：1938年出生，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任曼海姆大学教授，后长期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任社会学教授（1976-2006），曾在德国、美国、意大利、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地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客座讲学。施鲁赫特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斯·韦伯研究，对韦伯的学术思想有精辟的理解和批判性的发展，世界上几乎所有韦伯的研究者均受惠于施鲁赫特教授的研究，被誉为天下韦伯第一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历史学、宗教研究等领域，著述极丰，代表性著作有《现代理性主义的产生——韦伯关于西方发展史的分析》、《世界的祛魅——韦伯研究六论》、《宗教与生活：韦伯的文化与价值理论研究》、《宗教与生活：韦伯的宗教与统治社会学研究》、《韦伯关于儒教和道教的研究：评述与批判》等。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邀请施鲁赫特教授来京讲学，并2011年3月13日下午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航天工业大学和《中国图书评论》等机构的学者座谈。   潘璐：很高兴，我们读书会大家能够抽出时间来，今天又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请来海德堡大学的施鲁赫特教授跟我们座谈一次，北大德国研究中心请他来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我们这个学期一起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以我想今天就以这本书以核心谈一下，与韦伯专家做一次对话，并借此机会对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   施鲁赫特：我首先要讲的一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本书，首先这是两篇文章，在1904和1905年先后发表。这中间有一个的停顿，韦伯曾于1904年到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他急于把第一篇文章在赴美之前赶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篇文章里有很多错误的原因。当时排字工在许多英文段落里排版出现了问题，最后成书时，尤其在脚注部分，错误很多。后来再版时，包括翻译版本，这些错误不断被重复。1920年，韦伯写第二稿时，有些错误他也没再改。第一篇文章里，他先提出问题，在第二篇文章，他试图解决问题。第一篇文章中韦伯沿袭了桑巴特的观点：桑巴特在他两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里面也提出这个问题，人的哪些精神状态对于加强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文章一开始他写到，我目前不想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我关注的就是人的这种精神的状态，精神怎样跟结构一起来构成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在第一篇文章里,他强调即使没有资本主义形式，也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精神。而反过来，即使没有资本主义精神，也可能会有资本主义形式。第一种情况发生在新英格兰，那里现有了这种精神，却还没有相应的形式；第二种情况发生在意大利，那里已有资本主义形式，但还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历史上的不同时代早已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新教精神加入以后，便促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另外,韦伯在方法论上的兴趣点在于分析精神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并证明精神和形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称为亲和力的关系。 在1904年底、1905年初撰写第二篇文章时，韦伯想要阐释基督教义的哪些前提发展成内心禁欲或者职业禁欲。这部分比较复杂，使韦伯深陷神学界的争论，因为他不是专家，对情况的复杂性并不是很了解，因此对问题的分析也不很透彻。他试图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宗教作为职业禁欲的基础。在第二篇文章的结尾处，韦伯给出一个晦暗的前景：以职业作为生活的意义，意义的重要性会渐渐丧失，甚至被工具化，这最终会导致意义的缺失，让人放弃个人的自由。   王炎：我有个问题，针对韦伯研究的方法。他研究精神与现实、或曰观念与历史的关系，基本上采用这样一种模式：选取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像富兰克林、路德、加尔文或一些教士，引用他们著名的论断或言论，然后再做一些资本主义生产的案例分析，比如计件工资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同的激励作用，或分析一些新教国家（如荷兰、美国）企业家与雇员的工作表现，最后把二者联系起来，以此证明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形式的塑造，虽然很有启发性和创见，但这样研究方式在学理上是否有效？   施鲁赫特：再强调一下，我一开始指出了一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本书，而是两篇文章，两篇文章是有区别的。第一篇文章只是提出了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存在，第二篇文章里面才给予解释，韦伯在给予解释的时候对当时经济的状况并没有做太多的关注，主要是关注宗教信仰及其对某些团体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进行经济活动。第一篇文章里只提出了问题。他提到富兰克林，并不是把富兰克林作为一种解释性的例子，而只是把他拿出来跟福格相比较，指出他们两者的理念之间有什么不同。他只是把富兰克林作为一个形象的例子，比较形象的给我们展示有这么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问，新教教派的那些教义到底是不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与他们的经济行为是不是有因果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韦伯在这个论证中并没有把这种关系建构的那么严密，或者说实际的过程与他想象的不一样。对韦伯的论证，确实也有不少批评，一种说事情并不像韦伯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找到历史上的证据表明，那些教派里的情况和韦伯描述的不一样。    另一种批评说，韦伯认为禁欲是新教的特点，其实天主教、犹太教里也有，并不像韦伯说的，是新教专有的。第三种批评就像布里塔诺等人的批评，认为所谓的精神因素实际对经济的发展无关紧要，经济发展根本不需要精神这种东西。   王炎：这就是说，虽然韦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仍面临知识上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证明观念与现实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知识界，像一个谜。这样一个艰巨的工作，韦伯尚未完成。   施鲁赫特：你刚才提到的这点很有意思。韦伯是想通过对于理念在历史中的有效性的研究来，给社会学的这种关于理念的研究做出一种示范的效果。在他的研究里面，韦伯并没有说教义是直接作用于信仰人群的，他指出，如果教众逐字逐句地接受这些教义、遵从这些教义的话，那他们根本没法活下去。因为信徒没法通过这些教义知道他在尘世生活结束之后是不是能够得到救赎，不管他们到底怎么做，他们也不会了解到他到底是不是会被救赎。他们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就会寻找一个答案。他们就会向神职人员询问，怎么样让自己摆脱这种困境。这时候就会发生对原本的教义进行重新阐释的过程。这样，尘世中职业的成功就会被阐释成为一个能够获得救赎的信号，这个加强了人们对经济成功的兴趣。     所以，按照韦伯的观点，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人，应该不仅仅关注所谓的抽象的教义本身，而应该关注当时给教徒看的一些书籍，比如怎样解救灵魂等等这样的书籍，在这样的书籍里会更多地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实际上韦伯想用他的文章、他的研究作为一个给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范例。所以，韦伯的这个研究，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也就是在于方法论上面，至于历史学上的论证，可能只有了解17世纪的学者才能够判断。   孙飞宇：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马克斯.韦伯，我们要把他放在当时的文化传统、社会和政治背景里面理解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能够让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时代里面，来写这样一本书，讨论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或者说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我自己的理解，这里当然有很多的方面。比如首先有可能是他个人生活，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比如另外一个原因要回答在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问题，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回答，才有可能理解当时的时代精神危机，并且理解自我。等等，但是我想听一下施鲁赫特教授的回答。   施鲁赫特：您刚才提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在分析之中，有好几条线索都要顾及到，一条是生平的线索，第二是时代的线索，有哪些重要的事件、当时的气氛如何，牵扯到德国、尤其是威廉时期的德国。还有另外一个线索，即当时科学和学术发展的线索，如果我们试图对韦伯的研究进行一个概括性的描述的话，既要把这些线索分开来看，又要避免用因果论的视角来把它们统合到一起，否则我们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     我举一个典型的简单化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阿图尔·米茨曼的《铁笼》（The Iron Cage）这本书，书的核心内容是韦伯跟他父亲以及父母之间的冲突，他为了保护母亲杀死了父亲，这使他心怀愧疚，健康恶化，而后他出于罪责感在研究工作中强调禁欲方面，又说打破禁欲要通过神秘的东西，然后这个神秘的东西又从某个女性产生，整本书都是以此为线索的，我认为这种阐释毫无道理，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把韦伯的生平跟他的著作之间解释为一种因果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问题的提出并不完全是受个人因素影响的，而是更多跟他当时的时代、科学研究发展的状况相关，研究是为了用更好地方法解决问题，这和个人的生平之间只有间接的关系。即使在科学研究中个人的某些因素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来解答科学研究中的问题，答案正确与否，其衡量标准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不是由此得到了解决。 韦伯生活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化悲观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人们的想象不是人类的、社会的发展会向更高、更好、更让人喜悦的目标前进，而是前途一片暗淡，最终可能是意义缺失，自由受到限制、甚至丧失自由。当时的时代精神很大程度上受到三个人物的影响，一个是马克思，在经济问题方面；一个是尼采，在道德问题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弗洛伊德，他把非理性渐渐引入了学术讨论之中。同样的还有帕雷托，在他的巨著里他把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和“经济人”的理性行为相对，把非理性的因素作为核心问题来讨论。所以当时是一个文化悲观主义和非理性大发现的时代，如果是强调或者是为理性进行辩护，其实是对当时文化悲观主义的批判、反驳的一种态度。从这点来看，韦伯既受到当时文化悲观主义时代精神的影响，他又是为理性来辩护的反潮流运动的一个追随者。   王炎：您提到为“理性”辩护，在中文里“理性”对应着两个英文词“rationality”和“reason”。我想澄清一下，您这里用“理性”对应的是哪个词的含义？   施鲁赫特：在德语中，也有两个词对应，一个是“合理性”（rationalitat）, 一个是“理性”（vernunft），在德国历史上，合理性与理性有一个阶段通用，但是韦伯提出的理性是哲学范畴，对社会学来说，讨论的是合理性，是实践的过程。当然一直也有一个大家都在提的问题：韦伯区分的合理性不同的层面，如果能够把它合在一起的话，是不是最终会达到理性？这个有不同的答案。哈贝马斯有一篇文章《理性的同一性与它的不同声音》，人们可以会倾向于把韦伯说的不同的合理性——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形式理性、物资理性、理论理性、实践理性等等，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解释，那就是理性不同的声音。这里面，每种内容可能都包含理性的成分，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被称理性。但我认为，韦伯没有关注过他说的这些合理性跟理性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一直竭力强调的是自我决定的生活，这种生活应该是由内心的冲动来决定的，而不只是对外界环境的反应。自我决定，一方面意味着自主，一方面意味着自由，人需要自由，也需要某些条件才能在自由中生活，我们可以把韦伯整个的社会学称之为自由的社会学。    韦伯生活的时代，从政治体制上来讲跟英国和美国有区别，德国的政治制度是权威性的、受限制的，并不是一种民主结构的政治。人们为解放而斗争。解放从德文意义上来说，就是获得更多自由的过程。对韦伯来说，解放对于他自己所属的市民阶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韦伯在当时帝国时代希望市民阶级能够执掌政权，而不是再受到封建的统治。另外，他很强调工人阶级应该有自主的权利，虽然他理解的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作为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应该有自己的代表，比如工会。尤其在一战中，他看到受到伤害的并不是封建主，而是工人和所谓的小人物，因此他一直竭力争取，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在一个政治秩序中要有自己的声音。     韦伯一直主张建立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他想象的国家形式。当时他生活的时代还是帝国时代，资本主义民主要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如果要跟学生解释韦伯的政治倾向，可以引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他自己说“我是市民阶级的儿子。我为市民阶级的自由而战，这个自由应该得到实现。”他认为，在英国、美国，市民阶级要比在德国拥有更多的自由。     所以，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学者的这么多的研究成果，我们既要把不同的线索分开，对每个单独的进行描述，又要把它合在一块，让大家知道一个概貌，要避免简单化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可能有一点能够说明韦伯跟马克思、尼采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看到官僚化的威胁，他认为普遍的官僚化会对自由产生威胁，人们会被过于强大的行政力量所左右。这种情况他认为是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他看到了经济方面可能官僚化，资本主义最后会变成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也可能会官僚化，社会生活也可能官僚化，他认为普遍的官僚化是一种很可怕的前景。   孙飞宇：我个人理解，在形式化跟所谓的生命实质、精神之间有一个二元区分。   施鲁赫特：“铁笼”在韦伯的原文里应该是“像钢一样坚硬的外壳”，人们一方面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又感到满意、很满足。不是要超越当前的生活状态，追求新的东西。人们在壳里面感到满足，视野受到了限制，不去追求新的东西，这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韦伯引用了尼采的话，人如果自我满足，就成了自我发明幸福的最后的一群人，他们失去了对新生活追求的力量，不会超越自己了。   孙飞宇：这个形式化是一种所谓的倾向于官僚体系的形式化，官僚化的一种形式化。   施鲁赫特：官僚化也有它的精神——臣仆精神，适应外界环境，使得生活无忧，但也忘记了人的使命——自主地生活。   王炎：一般大家都认为韦伯与马克思之间形成一种对话。他们同样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但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马克思的研究注重阶级斗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毕竟马克思曾在巴黎见证了1848年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又生活在英国，目睹了英国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剥削，所以他的研究注重从物的层面切入，以经济基础为前提分析上层建筑。 而马克斯·韦伯却颠倒过来，从精神、信仰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形式如何被清教伦理塑造，这是不是因为他身处的历史环境已与马克思非常不同？二十世纪初，德国资本主义要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可以说当时的资本主义方兴未艾，德国市民阶级刚刚兴起。德国社会普遍出现了乡土怀旧情绪，一度兴起”乡土艺术”（Heimat Art）和文学，对往昔田园牧歌的生活憧憬，对德国文化身份怀旧，而对新生的资本主义有某种拒斥。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韦伯才从文化、信仰入手研究资本主义，而不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   施鲁赫特：我们又遇到了刚才的问题，即非学术的语境因素对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这包括生平的、政治的，还有您现在提到的文化上的语境因素。当然这些语境因素会发生一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理论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能得到好的还是差的解决。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那我就要问了，到底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到底哪个理论更好？这个问题是要从理论方面回答的，和上面提到的语境因素没有直接关系。     这让我又想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文章的最后，韦伯说到，不管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也好，两者都有其常识性的正当性。但是如果在研究中只是追随其中的一种，那就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要超越它们两个之上才可能有有趣的结果。所以，韦伯并不是想把马克思反过来，不是说头在上面，脚在下面，或者头在下面，脚在上面，而是既不给头、也不给脚一个优先权。     第二个问题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我们仍不去管刚才所说的语境因素：一个阶级的理论，如果只从跟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一点来定义一个阶级的话，那么这个阶级理论是不是一种好的理论呢？韦伯当然没有完全批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而是把他的阶级理论做了扩展和细化，而且在韦伯的所有分析里面，都有阶级分析的成分，但是他又做了一些区分，比如按照劳动技能，一个有劳动技能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是不是应该得到更高的收入，他把有劳动技能的人称为谋生阶级，以区别于有产阶级。韦伯这么做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阶级的对立并没有发生，而是产生了阶级的分化。所以韦伯没有抛弃阶级理论，而是将其细化，因为现实的情况需要一个更精细的概念工具来描述。        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概念，必须要和阶级的概念结合起来考虑，那就是等级的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里面，等级和阶级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是对于韦伯来说，在同一个社会里、甚至在现代社会里，阶级和等级都是同时存在的，比如职业等级。对韦伯来说，等级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不是首先按照收入划分的，而是按照社会荣誉，按照社会上其他成员对他们的认可，因为人们会辨别这个等级为社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对韦伯来说，所有的现代社会，不管英国、法国、德国，都是阶级社会。但是这些社会是由多个阶级组成的，它们之间有差别，其中之一就是社会荣誉的差别。如果他今天到中国的话，他也会把中国社会称为一个阶级社会。因为在中国社会里面，也存在着阶级的形态，这些形态一部分是以经济进程为前提的， 一部分是以教育制度为前提的。这里有不平等、有差别的地方，不管这种区分、差别是不是有道理，但是中国目前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均质的，也更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当前中国社会有很多冲突，但是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公开地讨论、解决这些冲突。   邓明艳：我的问题有关于韦伯的方法论。我认为韦伯的方法论不同于他此前的整个近代西方思想传统。近代西方思想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历中间的浪漫主义，直到韦伯生前依然方兴未艾的实证主义。尽管这三种思想运动从方法论到形而上设定都各自不同，但其中仍然有一个基本线索贯穿始终，揭示出三者彼此的延续性。粗略地说，它们对于人关于世界及人本身的知识都有某种预设。这种预设就是所有的知识都遵循同样的原则或形式，我们只能以这样的原则或形式去理解和认识对象。又或者对象本身有某种普遍的本质，我们对于对象的认识以对本质的理解为基础。这些原则、形式或本质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的前提，它支撑着或足以解释整个现象，包括自然界的现象和人类世界的现象。一旦我们找到这样的前提，我们就可以解释一切。并且这一前提决定我们由此获得的知识是具有普遍有效性性的知识。尽管实证主义不再坚持经验知识的绝对真或普遍有效，它依然坚持某一类经验知识的绝对确定性，并把它作为其它经验知识相对确定性的基础。但是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你很难看到从一个普遍预设开始，去寻找那个通向本质或绝对真的思辨或抽象论述。你更多地看到他对于具体的生活群体中具体的生活经验的关注。因此在他的方法论中似乎没有从普遍到特殊的这样一种论述方式。相反我们更多地看到它对于证据的展示，而不是论述。这是韦伯方法论中具有革命性的地方。他回避哲学的、形而上思辨的方式，转而关注现实。但现实是特殊的、充满差异的，因此又是不能被普遍化的。您认为韦伯的方法论中有某种普遍预设吗？又或者他通过对特殊现象的研究，最终能够带给我们某些普遍的规律？     施鲁赫特：我想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第一、韦伯的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人的行动都是具有意义的，这也是行动和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因此社会科学或社会学应该是一种理解的、解释的科学。而对于自然现象，我们只能够解释，不能理解。我们能够理解人的行动，因为行动总是有动机的。舒茨、韦伯还对行为和行动做了一个区分。他们认为行为是没有意义的，而行动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关于行动的社会学理论，从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论。行动理论同样也是想解释、也想能够发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韦伯甚至把它称为社会学规律。 在《经济与社会》这本书里面，韦伯首先定义什么是行动、什么是行动的意义；然后给出各种各样的行动，研究这些行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接下来研究社会行动组织。他从最小的行动开始一步一步展开。这是一个逻辑性的过程。当然这不是从一个很高的理念推下来的东西；而是从客观的事实开始，慢慢往上推的过程。     所以按照韦伯的观点，科学工作者作为某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情况的观察者，他不能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进行观察，而应该从社会成员从一开始对意义进行建构、设计的时候就深入其中。比如说我观察到一个人，他在街上飞奔。这是作为局外人观察到的结果。而社会学研究者则要身入其中，进一步挖掘这一行动的动机。比如我会想他跑是为了赶上汽车，或者有人在追他，或者他正在锻炼身体。但无论如何，这个行动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不能仅凭对行动的观察来断定。 所以我必须先要考察他到底有什么动因，才在街上奔跑。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跟他主观的所谓理解的意义发生联系，我才能理解他。所以，韦伯就把他的社会学称之为理解的社会学。这个理解的社会学是为解释的社会学服务。在解释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形式化的结构、一个普遍规律性的东西，还需要有初始的条件，这是解释。但理解的社会学不能这样，因为它以被研究者作为主体的特殊性为基础。 第二、在韦伯的方法论中我们还需要指出，他不以“绝对真”或“客观正确”作为意义理解的标准或目的。因此他反复地强调对于行动的理解不可能有绝对有效或最有效的一种理解。相反，每一种理解可能都各有侧重（比如更合理性的理解或更情感化的理解），同时又都有尚未被理解的地方。不仅如此，韦伯认为甚至我们的自然科学理论也没有一个是最终确证的。我们的所有理论都是时间中的存在，都需要通过未来的经验对它的有效性做进一步的证明。   潘璐：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价值观念上的困惑，比如拜金主义、对物质的极端追求等。您站在韦伯的立场上如何评价这些现象，对于克服这些问题有何建议？   施鲁赫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难回答，我觉得从韦伯的分析来看，资本主义本身不会产生出一种限制获利贪欲的精神，尤其是对金钱的贪欲，如果有一种精神能限制这种贪欲的话，这种精神也不会来自资本主义，而应该有其他的来源。     如果我们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对照的话，这种精神必须是一种很强大的文化力量，必须是震动人们内心的力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种文化力量到底是什么，哪种传承下来的文化因素会起作用？我猜想，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种强大的文化因素，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西方的传统，而且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后果，儒家的思想是不是可以成为这种文化因素？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思考方向。我们在新加坡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们观察到，在新加坡，人们试图复兴儒家的思想，给人提供一种新的方向，用文化的力量束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些问题。随着东欧的解体，资本主义取得了所谓的全面的胜利，当时人们对于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思路并不感兴趣；而目前，西方在进行一场很广泛的讨论，人们怎么样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重新引入道德的原则。引发这种讨论的一个原因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不仅是金融系统内部的变化所导致的后果，而且是一种短视经济行为的后果，就是说要尽快的挣钱，不管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关键问题就是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就是说要克服这种短视的缺点，放弃短期的效益，更多考虑未来和今后的发展。     我们相信，要想达到这种效果，恐怕还是要通过调控、国家的调控，尤其在金融行业，应该有一个全世界都能够认可、都能够通行的规则，才能激励人、甚至迫使人避免只重视短期的效益；因为从今天来看，道德的力量确确实实已经太弱了。   王炎：在中国学界，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了新的理解，与1980年代的解读不同，有观点认为，既然现代资本主义是新教伦理的产物，而中国没有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不可能学习或照搬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必须寻找不同的道路。但与此同时在现象层面，韦伯所描述的经典现代资本主义商人，无论在大陆、台湾，还是香港，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商人也非常努力工作，花钱节制，把赚取的利润统统投入再生产，他们是经典的韦伯式的禁欲商人。这似乎出现了理论与经验的悖论，我想问问施鲁赫特先生的看法。   施鲁赫特：如果以为必须先有新教伦理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对韦伯的误解，用韦伯的话说，他只是做了一项史学的研究，他认为，他的观点只能用于17、18世纪西欧的情况之下，而且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和中期确实是按照他描述的那样：有那么一群企业家，他们实践禁欲的生活，将利润投入再生产中；但很快这个阶段就过去了，资本主义本身的机制替代了新教的伦理，就是它对利润纯粹的追求。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如果文化的力量已经不具备束缚不良后果的能力的话，那我们应该在社会中进行争论、进行广泛的讨论，搞清楚我们在经济活动中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搞清楚腐败是一种不道德的、应该受到惩罚的行为，剥削和极端的分配不公不应该得到姑息。要搞清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讨论的社会，这种社会要能够承受各种冲突，也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   潘璐：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施鲁赫特教授，谢谢各位。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庞大、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政治实体，它的根基必然是多重而又单纯的。在以往的历史和政治教科书上，我们一般是从阶级斗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来谈国家的政治根基。在今天的大众媒体和知识话语里，我们多在历史和文化意义上来界定当代中国的根基。这两种谈法都有其自然的根据，但也都未能触及“根基”问题的隐秘内核：根基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又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它既“虚”又“实”，既抽象又具体，并在时间流程中、在变化中不断展示出其源流性、根基性的东西—它是变中的不变，也是不变中的变。新人 这样的存在不可能被任何机械、僵化的本质论表述所把握；一切历史和价值虚无主义论述也与它无缘。这种时间性的存在的实体和主体只能来自人的概念本身，来自一种自己创造自己、为自身奠定合法性的“新人”的概念。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和政治根基，归根结底是一种新的人：人民。“人民共和国”以“人民”为根基，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也好象很符合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和中国革命“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但这个人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概念并不包含历史和政治的区分，但这种区分却是当前谈论“根基”问题的关键所在。非历史和非政治化的“中国人”没法跟过去的历代中国人、或地理流散及移民意义上的中国人相区分。但作为共和国根基的“人民”不是秦汉人，不是唐宋人，不是明清人，甚至不是民国人；它也不是置身于“革命”、“社会主义”、“改革”等决定集体命运的历史运动之外的华裔，而是一种反过来被“人民共和国”界定、由后者提供具体文化内容和政治内容的中国人。这有点像同义反复：什么是新人？新人是被人民共和国所界定的人。什么是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是以这样的人民作为精神、伦理和文化基础的新国家。但一种认同，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同一性，就沿着这样一种辩证逻辑，从这样一种“同语反复”里生发出来。此种不能由形式逻辑所把握的辩证逻辑，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运动过程之中：“新人”和国家都是现实中的政治性存在，都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不是儒家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但它却依旧处在传统内部的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包含着传统中国文化的种种元素，并以自身现实中的活动为中介，把这些“文化因素”转化为一种崭新的价值和精神力量。这个新人的本质同族裔概念毫不相干，但却又构成了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新物种。这个“新”带有一种突破既有社会文化和政治框架的形式。一方面，它以阶级的普遍论述超越了简单的文化、地域甚至是国籍。但另一方面，被新的阶级意识（或者说阶级的政治性）所超越的固有的历史范畴、文化范畴、地域范畴，同时也以它们特殊的方式被保持在新的阶级意识里边，同阶级范畴一道，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新文化、新价值和新人概念的内在组成部分。 在新人构造的内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多样性、流动性和开放性，看到一种不断推出自身之外，但又不断回到自身基本诉求、基本认同、基本价值理念和指向的往复运动。这也反过来证明，这个新人不是某种固有的属性，而是在历史实践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实体和主体。这个新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新世界的途中成为了新人。它不可能在一个历史空白或价值空白中开始自我构造，而是在既有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下，在一个现实的政治和伦理的空间中去寻找新的自我。它不可能不把传统作为最内在的构成性因素包含在自身认同之中，但作为这种认同的“终极特征”的，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在这种主体的伦理成分、阶级成分、心理成分、文化成分的方方面面认出传统中国人的印记、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印记，或特定阶级成员的印记，但作为价值整体的“新人”概念，一旦它作为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确立起来，就必然一劳永逸地超越那些局部的简单集合，就像一个站立着的桌子必然超越桌面、桌腿等的简单集合一样。 我们无法对作为新中国根基的新人得以确立起来的终极特征作实证性的理解，也很难分析性地描述那种把部分转化为为总体的“最后的一跃”。但我们必须看到作为“新人”基本存在方式的那种寻找自身意义的意志，它把一切都激活了，把一切都统摄起来。如果再追问下去，问这最虚无的关于自我认同的追求是什么，我们就会回到一些最基本的正面价值，即一系列近代以来确立下来的普遍观念，如自由的观念，人的尊严和平等，民主的观念，创造和对幸福的追求，等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伦理基础、文化基础、政治基础、道德基础，是她合法性的真正来源；但她的合法性本身，又同时是来自这些普遍价值观念的超越，更确切地讲，来自对这些普遍价值在具体历史时空里的对象化、物化、体制化力量的颠覆，来自普遍性内在的激进性，来自在更彻底的普遍性中寻求自我认同的意志。。举例来讲，人民共和国的立国根基可以说是新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是对“追求幸福”的权力的肯定。但所有这一切却不能够简单地被美国生活方式里的具体化、客观化、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自由”和“幸福”观念所局限，而恰恰是要超越种种业已物化了的有关美国生活方式的想象。 普遍性的新边疆 新中国的“新”，在于接受这一系列普遍的诉求的同时，在起源上超越和克服那些已经实现了的，或者已经体制化了的，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固定下来的观念价值，比如资产阶级的幸福观念，比如传统社会的幸福观念。它一开始就要把这些已经物化了的理想相对化和特殊化，从而把自己作为一种更超越、更普遍的东西确立下来。这界定了中国革命大众所创造的新型国家内在的激进性。19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批判和反思激进主义，认为这种激进行把一切都搞坏了，耽误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但是这种话语和论述没有思想能力去处理这个问题：这种激进主义、颠覆性、超越性和理想主义，本身是内涵在一系列普遍价值里，而不是跟这些普遍价值对立的东西；它不是作为后者的对立面，而是作为对普遍价值充分实现的渴望和诉求而被表述出来的。19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一般思路，其局限就在于无视这种激进性跟整个现代性历史内在的关系。然而一旦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把革命和自由割裂开来，“新中国”和“新人”就只能作为普世价值的对立面儿存在，作为现代性普遍价值的激进形态的人民共和国，其价值根基就被从内部一分为二，相互对立，相互否定，这个价值和精神的统一体，也就从内部被瓦解。但要正面地谈“根基”，就必须能够在方法论层面上论述它的一体性。 谈“根基”时的一个误区，是以为谈得越实越好，但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都会被另一个“更实实在在”的东西颠覆掉，被取而代之，而到头来“最实实在在”的东西，反倒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抽象，最大的幻觉。以往作为人民共和国根基的阶级论，不可谓不实在，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为自身的解放、劳动所得和政治权利而奋斗，这不是根基是什么？但这个道德根基和政治在今天基本上被一个叫做“欲望”的东西打得落花流水。物质、消费、金钱、私有财产、个人、消极自由以及被这类概念所界定的“幸福”概念，代表着一种更低俗的现代性神化，一种更本质主义的唯我论，一种以赤裸裸的功利主义逻辑和“工具理性”面目出现的非理性。要“根基”，就必须能够在抽象的层面上确立实在，在物化的心脏看到虚无。 从这个意义上说，讲革命立国已经有相当的深刻性了，但光谈革命立国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追问革命的根基在哪里，革命的合法性在哪里。革命的合法性，说到底是有这么多人要革命，把革命当作生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唯一可行的、合理、正当的方式。没有这么多人要革命就没有革命的合法性，没有这么多人选择革命这条路，世界本来也就不存在革命这条路。这不是历史主义思维，而是包含着现代性条件下革命同民主的内在关系，通过这种内在关系，革命与民主彼此为对方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是民主的一种激进形式。但我们不应该对革命作原教旨主义式的理解，不是为革命而革命，而是说革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变成了一种普遍诉求，变成人的根本冲动和根本要求。是这种普遍意志，而非它在历史中外化的种种特殊形态构成了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并给予她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自己成为自己的参照系的权利。 创造性的毁灭是理解新中国根基的一个重要方面。打破坛坛罐罐，所有制领域的剧烈变革，这一切都必然伴随着暴力，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不公正的、甚至是残酷的，但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大前提，那就是创造性的毁灭是文明付出的高昂的代价，但不付这种高昂代价就没有办法往前走，没有办法重新把自己建立起来。没有革命的暴力中国可能要死更多的人——死于饥荒，死于贫困，死于外族入侵，死于内部混乱，死于基本卫生条件缺乏等等。土改的暴力，革命战争的暴力，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乃至改革开放过程所伴随的暴力，都在广义上属于一种创造性的毁灭，一种建设性的自我否定，一种自己打破自己，在实在界中再次认识自己、确立自己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共和国的立国根基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破旧立新的前进运动，它也是不断突破主观的幻觉，包括理想主义的幻觉，一步步走向具体、实在的自我的真理性（反过来说也是局限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决不仅仅只包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这样的含义，因为这些意义虽然构成今天中国国家存在理由的最低辩护（相当一部分人日子越过越好，有奔头，至少安于现状、无意造反，等等），却无法在最高意义上论述和肯定其1合法性或正当性 。这种终极意义上的正当性，只能在当代中国的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即那种使得中国人在总体上成为新中国人的源头性、根基性的自我同一中去找。 这种自我同一性存在于一种正面的、肯定性的精神，但它同时又是否定性的、批判的、超越性的（甚至不惜为此而破坏）的精神。这种精神只有在革命和对传统的革命性再诠释中才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只有通过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才能获得自身的充分实现。 中国华人民共和国60年来历史轨迹是迅急、跳跃、爆发式的，这条激进现代的路径不仅仅是革命逻辑和现代化逻辑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激进的普遍性实现过程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所谓两步并一步或三级跳的问题。从鲁迅那一代人开始，中国人追求进步和真理的步子就带有这种否定之否定，以激进的否定性作为寻找肯定性、建设性因素的步骤和环节的特点。具体讲，就是通过西方发现真理（自然科学，进化论，文学），发现了人，但最终却是在这种真理、“人”和“文学”概念的批判和否定中，走向了中国环境下的具体的政治选择、思想选择和文学选择——走向杂文，走向左翼，走向一种新人的信念。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思想结构里，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否定意识在普遍性概念空间内部形成的新的激进性的边缘：用旧民主主义革命改造封建社会，但旧民主主义革命同时只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条件，提供可能性。所以旧民主主义国家在克服旧制度，把中国推向前进的时候，必然本身作为否定性的对象，在一种激进的自我意识里成为自我否定的东西，从而把自己消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里面。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瓦解旧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同样自觉地是社会主义革命更高阶段的一个过渡，一个中介环节。自五四以来，特别是60年以来，作为共和国根基的这个变革传统，一直在普遍性的内部为自己确立这个自我否定的边缘，并在这个边缘上确立起一种新的质，即新人的价值和认同。这有点像在行走时把脚踩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上，这个东西是被激进的普遍性意识所创造出来的批判的中介物，通过这个正在被争取、但却已经在概念上被否定和扬起的东西，“新中国”及其“新人”把现实中的理想也作为有待克服的东西放在括号里面，由此来为一种更普遍、更丰富的历史远景确立现实性和超越性。 美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曾指出，“美国人”决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欧洲文化种子在新大陆的开花结果，而是作为一个全新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诞生在它向西部拓殖、从印第安原住民和荒野中夺取生存世界的路途上，这就是著名的美国文明起源的“边疆论”。在一个更高的哲学层面上，我们必须看到，由人民共和国所界定的“中国人”，并不是传统中国人或经典西方现代性的“种子”在历史时空中的苟延或移植，而是在它自身艰苦卓绝的历史道路上、在普遍性内部空前激烈的价值冲突的战线或“边疆”上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物种。 两个六十年 今年十月一日是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由于这六十年几乎可以从正中间被分为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人们似乎习惯了从“两个三十年”的角度来谈新中国的历史，仅有的不同，是一部分人强调它们的连续性、传承和因果关系，另一部分人强调它们的断裂、对立和差别。但片面地强调连续性，既不符合过去三十年历史发展的事实，也无助于阐发人民共和国历史整体的正当性；而片面地强调断裂和对立，则带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印记，并由此跌入价值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因为这种思维的前提本身已经包含了对人民共和国源流和根基的无视和否定。从这个角度着眼，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分期框架，显得问题重重。 我们有必要探索一种长时段的共和国历史分期论。理解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必须把它有机的史前史，即从五四开始的更早的30年包括进来。这第一个60年（1919-1979）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整的合法性论述，不应机械地以1949为界把它割裂开来—我们今天纪念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60年，不是为了把1949变成一个时间之外的纪念碑，而是要此前和此后的历史运动中，重新把握它的伟大意义。离开内在于第一个60年的“新旧对比”，我们就无法建立起有关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自身历史正当性地正面论述。不先验地确立这样的正当性论述，在第二个60年（1949-2009）的框架里面，我们面对两个三十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时，就会进退失据，语焉不详。事实上，理解改革开放以后30年和前30年的关系，必然要借助第一个30年（1919-1949）的中介，必然要 把1949年以前的现代史囊入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和未来想象。换句话说，关于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时代）历史定位的争论，必然要借助1949年前的三十年作为一种历史与合法性参照，从而决定“新时期”同毛泽东时代的关系。这在90年代以来重写上海史和上海怀旧热中表现得尤为清楚。没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或所谓“上海摩登”），也就没有后革命时代上海的全球想象，两者共同的“不便”，是中间的三十年，即毛泽东时代的产业化、政治化的、“革命的”上海（而这个激进的上海，本身又自有其前史中的根据）。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整体框架里看，两个30年的关系，实际上是两个60年的关系，即1919-1979阶段和1949-2009阶段的交叠关系。重叠部分是中间的30年（1949-1979），而这正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时代。这30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二十世纪乃至近代以来所有的的可能性融为一体，放置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之下，从而为后30开辟可能性。第一个60年（1919-1979）通过“新旧对比”的叙事逻辑建立起自身的整体性（谢晋的早期影片迄今为止仍是这一话语逻辑的有力说明），第二个60年（1949-2009）则通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叙事逻辑，建立一种历史连续性和整体性。在工业化基础、国防能力、国家行政和动员能力、国有企业、产业布局、金融制度、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全民教育体制等方面看，没有前30年就没有后30年，这已成为主流经济学、政治学、法理学、社会学的共识。但这种共识所内涵的历史叙述，在“两个60年”的阶段化框架里才能被充分论述。 高与低 今后大凡客观的历史学家都会日益清晰地看到，第一个60年（1919-1979）乃是一个堪与中国和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媲美的英雄时代和悲剧时代；它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把新人的理念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形式确立下来，它是新中国价值观念的政治表达。在此阶段，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存在方式是战争，是时刻直达敌我之辩的政治性，是基于理念和理想的流血、牺牲和无私奉献—最终是献出自己生命意义上的牺牲，虽然它也可以以“温和”的方式，变成一种牺牲个人利益和安逸，“勒紧裤腰带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自觉。通过这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奠基时代是新中国的罗马时代，它的文明意义上的激进的普遍性在于其新人的价值成为“人”的价值本身，并由此成为政权的直接的、终极性的合法性来源。这60年是人从低处往高处走，在价值上、观念上、理想上、情操上把普通人变成圣人的即毛泽东式的移风易俗的时代（学雷锋，“八亿神州尽舜尧”）；是把日常生活领域不断推向高处，推向政治领域和意义生产领域的巨大的、强有力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个人很渺小，集体很伟大；私很渺小，公很伟大；功利思想很渺小，理想主义很伟大；享乐很可耻，牺牲很高尚；消费很可耻，劳动很高尚。一切都是在为工作和奉献正名，一切都是在为一种新价值、新道德的千秋大业打基础，所以这也是新人的尚武的、消耗元气的时代。所有的精力都被引向创造，引向劳动，引向辩论，引向主人意识和主人翁精神。一切都在向上，直到“高处不胜寒”。 而第二个60年（1949-2009）则是一个从高走向低的过程。低俗在这里不包含价值的褒贬，而是指出这样一个新人的集体发现：吃饭很重要，休闲很重要，消费很重要，个人很重要，消极自由很重要，隐私很重要，美感很重要，快感很重要，享乐很重要，财产很重要，法律保护很重要，权益和福利很重要，能者多得很重要，稳定很重要，不争论很重要。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在1979年某一夜之间开始的，而是孕育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革命军队到科层体制、从革命运动到行政管理的历史转变，以及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城市中等阶级这些历史现象的内在矛盾之中。 这个90年的历史轨迹的绝对中点是64、65年，这也恰好是“物极必反”的转折点。近年来蔡翔等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青年工人的审美问题、趣味问题，消费问题，指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文学里面出现的新概念，如个人、爱情、幸福，直至诸如人要不要烫头发，穿喇叭裤，要不要时尚生活等问题，早已在文革前出现。这些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新课题，也为其他领域的材料所佐证，它们共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而恰恰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培养出来的青年工人或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中学生）最早在日常生活领域和身体政治领域，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麻烦；为什么“红色江山的接班人”，最早对生活的本质，产生了不同的、另类的理解。 不承认这个“往下走”趋势，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今天。承认人的有限性并不等同于宿命论意义上的人性论，而是说是要承认人在历史的条件下的弱点，局限性，承受能力和想象的局限。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的极致，反过来也是一种历史终结论的屏障。相对于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终极边界，来自现实和低俗领域的能量、活力、想象和野心，代表一种辩证意义上的客观性和具体性，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是一种进步，而非一种退步。 这个往下走过程的正面意义在于，它为新人内在的空洞、空虚、虚无和抽象提供实质。只要人民共和国的价值根基还在，今天的低俗也必须被理解为“新人”的内在本质的基本方面。最终这样的新人、新的国家形式，要在地面上确立下来，而不是悬挂在半空。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到国家的本质。 现实与抽象 国家是神在尘世上的行进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曾说，国家不是一个艺术问题，有关国家的终极判断同“美”的问题无关。国家是“神在地上的行进”，它是现实中的存在，包括一切丑陋的、污浊的、肮脏的、暴力的东西。他随即举例说，哪怕看到一个残疾人，一个病人，我们最终能看到他身上正面的东西，这个正面的东西就是他还是一个生命，他活着，而不是一个完美的木乃伊或雕刻。 按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具体的东西永远高于抽象的东西，因为具体的东西落到实处，处在真实的矛盾交织之中。在新中国最近的三十年里，特别是最近的十多年里，中国人不再把自己架在理想主义的炉子上烤，而是摆脱了种种抽象说教、道德、政治、体制甚至法律的束缚，把人性的方方面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没有人能够否认当代中国人在这样一个历史框架里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的、惊人的能量和活力。这种活力甚至可以同毛泽东时代为革命激情所催发的能量、活力和亢奋状态相媲美。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的革命还远没有结束，它所承诺的人的解放仍在进行中。 毛泽东时代已把最高、最纯粹的人类远景包含在其政治理念和治国理念的内部，并一次性地为历史画出了终极地平线。因此毛泽东的中国在终极的时间意义上是一个“无历史”的国家，是一个价值的封闭体。今天的中国则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对自身历史的开放性、不确定性有着自我意识的政治存在和文化存在。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中国重新回到了历史，回到了现实，回到了现实的时间和意义框架之中。 在今天中国的经济领域、日常生活领域和社会领域涌动的准中产阶级大众、消费大众，或者即将进入消费领域的人群，跟社会主义“新人”有着一脉相承的东西。比如他们身上打破一切禁忌勇往直前，拼命向前踏出一条路径的执着和勇敢；他们那种不守规矩、天不怕地不怕的自信和乐观；他们在新的社会分化的空间里面追求平等和尊严的渴望，都显露出他们同父辈、祖辈身上“激进的普遍性”之间的家族相似。在他们变成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漫长道路上，祝愿他们将会创造出不同于全球范围内业已体制化了的中产阶级体制、价值和生活想象，尽管在表面上看，他们身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目前还仅仅停留在模仿和抄袭西方白领阶层的阶段。但即便在他们的粗俗、没有教养、和天真的行为方式和欲望方式中中，我们也能看到一种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观的残留。这不仅是历史尚未湮没的痕迹，而是某种根基性的东西使然。 2009年9月23日于纽约 http://e-news.21cbh.com/html/2009-11/24/content_1102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