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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将界定文化双重性的涵义；然后简要回顾主要的双重文化人群体，并分析学术和理论领域一般怎样对待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文化双重性。最后，我会提出一些方法上的、理论上的和实际应用上的意见。

重庆之行，让弗格森得出了一个与自己曾经的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转到内需上来。重庆一年修5座长江大桥，这完全是靠内需拉动的行为。

鲁迅先生《朝花夕拾·琐记》中记有："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纸'。"这是对字纸炉的典型描述。

我所关心的不是个体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又一个乞丐的问题​，而是问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不公，如何可以从制度上消除社会不公。​社会主义不是要把所有人变成与最穷人一样穷，而是要让社会中绝大​多数、甚至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安全、体面、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

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日前刊文称，重庆近来重视民生，推出惠及弱势群体的新医改方案，将住房视作公共品，把“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唱红歌；打黑获老百姓称赞及网民支持。今天，重庆“打黑举红”，是要重拾共产党的理念和对人民的承诺，倡导富民、公平、公正旗号下的“红色GDP”。

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揭示这三者在关涉“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内涵中，在开放性、平等性、公益性原则上有统一的内在联系；而在理性、批判和共识达成方面则与之有根本分歧。

评伊恩•布鲁马《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1999)一书

＊前言汪暉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前言中，曾如此說：什麼是現代，什麼是中國的現代？這些與時間有關的概念曾經是歷史研究的中心主題。然而，一旦人們開始質疑歷史決定論和現代人的自我確證方式，那些長期以來據以對歷史進行分期的各種根據都變得可疑了。如果現代的意識必定與古代已經消亡的意識密切相關，那麼，在一定意義上，這種古典的古代或禮樂的世界已然消亡的意識早已構成了孔子以降儒學的一個內在的主題。（汪暉，2008a：1）並提「現代」與「中國的現代」，意謂著對「中國的現代」的思考，乃是聯繫著對「現代」的審視，而這至少隱含著兩種可能性：一，假若「中國的現代」已被編織到「現代」的歷史敘事中，則若想認識「中國的現代」，即必須以「現代」尺度；二，假若「中國的現代」有其特殊性，則這暗示了「中國的現代」有其不同於「現代」之處。關於「現代」，汪暉如此說到：在19世紀工業化、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潮流之中，一種直線進化的時間意識及其支撐之下的進步意識佔據了支配性的位置。正是在與前述歷史意識的對峙之中，現代人將自身建構或理解為"現代的"，卻忘記了天演、進化等觀念是如何通過與古典的歷史意識的糾纏才得以確立自身的合法性的。事實上，19世紀形成的新的時間觀念僅僅是現代歷史敘事的一個要素，它為許多歷史著作把現代/現代性理解為一種由資本主義文明為動力的客觀的社會進程提供了認識論的框架。在這些著作中，構成現代的基本要素是相對於傳統經濟形式的市場經濟，相對於傳統政治結構（尤其是帝國）的民族-國家，相對於傳統生產形式（遊牧或農業等）的城市和工業文明，相對於傳統社會結構（尤其是貴族制度）的市民社會，相對於傳統文化（主要指神聖的宗教生活形態）的世俗社會，相對於傳統藝術方式的現代藝術及其世界觀，等等。無論在歷史分期方面存在怎樣的區別，這些要素總是被組織在一種時間性的敘事之中，即使那些致力於揭示個人的、主觀的、想像性的世界的藝術史和思想史的學者，也傾向於將這些要素置於上述"客觀的社會進程"之中給予解釋。（汪暉，2008a：1-2）「現代人」忘記了自身的歷史意識乃是與「古典的歷史意識」（即儒學自身的歷史意識）相互糾纏而確立「自身的合法性」時，汪暉提醒我們，存在著不同於「現代人」的歷史意識，而理解「中國的現代」不必然地以「現代」作為衡量的尺度，則「中國的現代」就必須有其屬於自身的歷史敘事，從而確立「中國的現代」。當汪暉將「中國的現代」聯繫於儒學自身之「思想的基調」對歷史的認識，則具有目的意涵的「現代」的歷史分期，不僅無法作為描繪「中國的現代」的尺度，而從汪暉的觀點來看，儒學自身的歷史意識貫穿於「自孔子以降」之儒學的基本軸線，因而「現代」並不指向中國歷史的特定時期，而是萌發於每一個時代中儒者的自我認識。對汪暉而言，從儒學的視角提出對「現代」的反省，是奠基在一種可名之為「內在視野」之上的觀看方式，而正是從「內在視野」來審視「現代」，使得「中國的現代」能夠不同於「現代」。而關於「內在視野」方法，汪暉曾說：「我注重的是歷史中一些要素的反復呈現，而不是絕對的起源。」（汪暉，2008a：10）是故，對「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蘊含著對「反復呈現的要素」的審視，也意謂著「中國的現代」不只是一個與時間有關、並承接著中國近代而來的特定歷史分期，相反地，「中國的現代」之內涵是一種對理解歷史的方式，而其理解方則確立了「中國的現代」，在汪暉的討論中，儒學恰好提供了不同於「現代」之歷史意識的方法。筆者認為，與其說汪暉表述了儒學自身「獨特的歷史意識」，並藉此描繪「中國的現代」的內涵，倒不如說，汪暉將儒學自身那「獨特的歷史意識」作為方法，使之得以展開對「現代」的批判。從汪暉關於儒學特質之討論及其展開方式來看，「中國的現代」是一個「被現代性所給定的要求」，中國必須回答自身之現代（性）的特質與內涵，因而，即使汪暉強調，「中國的現代」有其由儒學所繼承而來的獨特性（或特殊的思考方式），但其關懷仍舊指向「現代」，因而使得汪暉的儒學詮釋具有清楚的「現代」指向（或目的）。汪暉之中國思想論的論述前提與方法對汪暉而言，「孔子以降的儒學」並未將「現代」與「古代」視為截然的斷裂，而是在斷裂的前提上努力地回到三代所體現的古典的、或禮樂的世界。汪暉說：「思想、觀念和命題不僅是某種語境的產物，它們也是歷史變化或歷史語境的構成性力量。」（汪暉，2008a：2）在汪暉關於「孔子以降的儒學」的研究中，大抵遵循著此一原則展開，因此，在「孔子以降的儒學」之演變中所出現的諸多思想觀念，汪暉並不僅將之視為反映著某種現實及其關係，亦特別著重於思想觀念對當時代的批判性與構成性的作用。然而，假若我們由此認為汪暉的目的乃是歷史地說明「孔子以降的儒學」如何透過諸多思想觀念的提出、闡發，以促成歷史現實的變化，筆者認為，僅止於這樣的理解，則無從看出汪暉這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論爭意義，相反地，汪暉在進行關於「孔子以降的儒學」的研究時，特別著意於檢討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所存在的問題，正是基於汪暉對於此兩類觀點的檢討，我們恰好可以看出，汪暉所提出之以「內在視野」作為理解中國的視角，其前提來自於與日本京都學派和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汪暉認為，日本京都學派關於中國歷史的敘述，正是從「客觀的社會進程」的角度審視中國歷史的論述，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針對唐宋時代轉變所做出的論斷，其中尤其以中央集權國家的出現、伴隨著中央集權國家而出現的社會各方面的轉型為主要內容：國家對於商業的統制與商品經濟的出現；成熟的郡縣制度、中央獨裁與官僚系統；早期民族主義的出現；國民主義、平民主義與世俗主義等。在這樣的理解下，宋代理學因而被視為是世俗性的宗教（汪暉，2008a：105-107）。在汪暉看來，京都學派對於中國歷史的敘述，大抵是從與歐洲啓蒙主義的對比而得出的觀察，而這樣的中國敘述也可以在胡適之、馮友蘭和牟宗三等人的思想中看到類似的論斷，其核心的關懷在於挖掘中國思想中的「理性化」、對「日常生活」之關注等特質，而這都預設了實證主義、個人主義、近代歐洲形上學意義下之「世俗化的個人及其理性對於宗教權威和絕對王權的反叛」，此即宋代所象徵的「早期現代性」（汪暉，2008a：107-108）。汪暉認為，將宋代界定為「早期現代性」的時代，必然會面臨以下問題：一，假若宋代象徵著「早期現代性」，並存在著一種對應於18-19世紀歐洲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而出現的理性化轉向，則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元代和清代的社會形態及其思想特質？元代和清代是否意味著理性化的挫折？二、個人主義作為描述宋代理學的思想特質的概念，並將理學視為是擺脫宗教權威和反叛絕對王權的思想，則對「個人自主性」的強調（如牟宗三），以及將個人性之「成德之教」的實踐與政治的意識形態截然分離，此種詮釋不僅將道德、政治二分，亦以「反政治」或「去政治」的方式界定「個人自主性」，這樣的詮釋結果是否將使儒學被從具體的政治情境中抽離，進而肯定現代性？[1]三、理學家要求回到三代（復古主義的取向），透過天、道、天道等古典觀念來建構新的天理概念以及天理觀，此種天理觀的提出，用意在於對抗政術（郡縣制下的皇權-官僚政治），以恢復宗法對抗市場潮流、以井田制對抗貿易與稅法、以學校對抗科舉、以成德對抗功名、以復古對抗外來文化與歷史變遷等，從而體現出對於現實秩序的批判。正是在第三個問題上，汪暉認為，假若宋代象徵「早期現代性」，則理學恰好是以批判那些構成「早期現代性」之諸多要素為特質而出現的一種關於「早期現代性」的批判理論（汪暉，2008a：108-110）。黃錦樹曾指出，汪暉「批判的接收了（而不是否定）相關知識社群『東洋的近世』、『早期現代性』的假設」，同時，汪暉明確地表現出其研究討論所立足的「現代視域」，及其「回溯的敘事」的性質（黃錦樹，2007：192）。而汪暉也曾自言：就像我在前面說過的，社會史分析的那些基本範疇是從近代社會科學中產生出來的，比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範疇及其分類，是近代知識和社會分類的產物。當我們把許多歷史現象放置在經濟、政治或文化的範疇之內的時候，我們失去的是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以及從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出發反思地觀察我們自身的知識、信念和世界觀的機會（汪暉，2007：171）。汪暉雖然將其方法名之為「內在視野」，但成為問題的是，「內在視野」所指的「內」，並不意謂著「以中釋中」，[2]亦非「以古釋今」，而是與過去不斷對話的實踐，[3]更重要的是，對汪暉而言，「內在視野」著意於反省現代學科體制所設立的種種疆界（例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範疇與分類）。從汪暉的角度來說，透過與過去不斷地對話，種種關於現代學科體制的疆界都可能因此而鬆動，從而有助於「從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出發反思地觀察我們自身的知識、信念和世界觀」。[4]簡單地說，汪暉的「內在視野」方法不僅是「現代」與「過去」的對話，也因其著意於批判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故而以「內在視野」為方法，以及可能由此衍生出之關於研究方法意義上的「內」與「外」的區分，其實還可能涉及中、西之間的差異。筆者認為，汪暉的「內在視野」在一定的程度上延續了中國近代的問題意識，但重要的是：汪暉究竟為敘事的「回溯」賦予了什麼樣的方向？[5]格物：儒學的主題，或對「早期現代性」的批判關於宋代理學，汪暉如此說：伴隨著天理的成立，古典宇宙論的模式發生了以理氣二分為中心的重大變化；程朱以降，不是理、道、太極等有關起源與主體的概念，而是"格物"這一在儒學思想中處於次要地位的主題，成為儒學反復爭論的焦點。理學與心學的分化，宋學與清學的殊途，以及儒學內部的其他一些更為細微的差異，幾乎均與對這一主題的不同理解有關（汪暉，2008a：260）。汪暉將「格物」作為分析理學、乃至於理學與心學之分殊的主題，有其來自於汪暉自身所處之「現代」而有的關懷。汪暉不以「理」、「道」、太極」等這些「有關起源與主體的概念」，而將「格物」作為分析的焦點，乃欲藉此批判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式的認識方式，對汪暉而言，「理」、「氣」的區分意謂著「作為事實的"物"概念」的出現（汪暉，2008a：260），但理學家在探討「理」、「氣」問題的同時，並非僅止於說明具有「物」意涵之「氣」的獨立性、實體性（包含從宇宙論的立場說明「物」的起源，以及證立能夠觀看、認識「物」的主體），而是思考如何以「理」、「氣」構築理想秩序的恢復──在這個意義上，「格物」所涉及的並非是主體對「物」的認識，而是要避免「物」淪為「作為事實的"物"」，亦即，如果我們認為，理學家關於「理」、「氣」問題的討論，象徵著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式之思考方式的出現，則在汪暉看來，這其實是對理學家的誤解：理學家恰好是站在批判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立場上看待問題。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汪暉強調「天理」的成立，以及伴隨而來的因「理」、「氣」二分所導致的「古典宇宙論」的變化，但他並沒有因此暗示，在宋代理學出現之前，「格物」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格物」雖然是理學家所使用的語彙，但「格物」的實──避免「物」走向形式化、空洞化的思考方式──並不是宋代才出現的。汪暉指出，宋代理學與周、孔的思想之間有著重要的聯繫：「正如程朱理學的道德評價系統被系統地解釋為"理性化"一樣，現代儒學研究的另一傳統是將周公"制禮作樂"、孔子"述而不作"歸結為"'巫史傳統'的理性化過程"。」（汪暉，2008a：125）汪暉藉由「理性化」來理解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的聯繫，呼應到其所主張之以「格物」來審視宋代以降儒學的演變的觀點，同時也呈顯出汪暉的目的：對「近代歐洲形而上學、個人主義價值（以自我為中心的內在化的道德視野）、市民社會文化和實證主義科學觀為參照而形成的範疇」進行反思。筆者認為，以「理性化」來審視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乃至於宋代以降的「儒學」），其實也就是將二者同時納入「內在視野」中，藉由將二者納入「內在視野」的過程中，汪暉也因此直接或間接地假定了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之間存在著某種共同的思維結構，惟有假定其中存在著同一的思維結構，並列將程朱理學理解為「理性化」以及將周、孔思想理解為「巫史傳統的理性化過程」才有意義。在下文中，筆者將會說明汪暉為此二者所假定的共同的思維結構究竟為何，而對於其思維結構的理解，也將決定汪暉如何界定儒學的主題及其特質。在討論周、孔思想時，汪暉首先引述了傅斯年與李澤厚的觀點：傅斯年說："儒家的道德觀念，純是一個宗法社會的理性發展"。他所謂"理性發展"指周"德"從原始巫術禮儀向君王行為、禮儀和制度的轉化。在這個意義上，"孔子的國際政治思想（關於諸侯國之間的政治的思想-作者注），只是一個霸道，全不是孟子所謂王道，理想人物即是齊桓管仲。......孔子的國內政治思想，自然是'強公室杜私門'主義。"傅斯年完全迴避王制之中包含的天人關係，並將孔子思想與周代的制度現實劃上了等號。這一論述建立在對孔子"述而不作"的理解之上：孔子思想客觀地記載了周制的基本內涵，即國際關係中的霸道與國內關係中的專制，而這兩個方面都是原始宗法關係理性化的產物。在這裡，從巫術到王制的過渡被類同於歐洲歷史中從宗教統治向世俗統治（國王統治）的過渡，而"祖述王制"的孔子之禮學也就自然地被界定為中國文化"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象徵。與傅斯年不同，李澤厚看到的不是"強公室杜私門"的王權主義，而是"由'神'的准神命令變而為人的內在欲求和自覺意識"，即某種排拒"宗教性神祕性的"、個人主義的（"自己"、"心理欲求"）和世俗主義的（肯定情欲的"人"）傾向。他評論說："（孔子之學）把一種宗教性神祕性的東西變而為人情日用之常，從而使倫理規範與心理欲求融為一體。'禮'⋯⋯由於'神'的准神命令變而為人的內在欲求和自決意識，由服從於神而為服務於人、服務於自己，這一轉變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這兩種不同的論述均被歸納在"理性化"的範疇之內（汪暉，2008a：125-126）。 然而，汪暉對此傅斯年與李澤厚的觀點提出進一步的質疑： 從周孔傳統的形成到宋代理學的確立，"理性化"構築了一個永久的歷史視野，其前提 是：中國思想或文化是"非宗教的"，儒學的道德判斷從一開始就注目於人及其生存世界自身。孔子被認為是中國思想從對自然的探究、對神聖事物的關注轉向人自身的第一人，他的著名的"仁"概念為此提供了證明。然而，人與自然、人與神聖之物的這種分界究竟建立在什麼前提之上呢？儒學對於人的日常生活的關注是一個顯著的事實，但正如上文所述，這裡的關鍵是如何界定儒學的"日常生活"或"人情日用之常"，以及"人"及其"內在欲求和自決意識"是在怎樣的關係中被界定的（汪暉，2008a：126）。關於這個問題，汪暉引用《禮記·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的說法，強調儒學的「禮」涵蓋了喪、祭、射、御、冠、婚、朝、聘等，而這些禮儀實踐即構成了儒學意義下的「日常生活」，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作為一種道德性的存在，人的概念與禮義的概念是一致的，因為一旦脫離了禮義範疇也就不存在界定人的基礎了。」「日常生活」的禮儀實踐及與禮儀實踐相對應之使「人」之所以為「人」的關係性，體現出「早期儒學的道德評價方式」：「一種整體性的和連續性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自然、制度、禮樂和道德，甚至在一定條件下形成的法令、禮俗等規範，構成了難以截然區分的領域。」汪暉認為，《禮記·冠義》指明，「成人」完全是由禮儀實踐來規定，故「成人的標誌是在禮的秩序中確立的」（汪暉，2008a：126-127）。基於這樣的理解，汪暉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牟宗三。對牟宗三而言，《禮記·冠義》是以「形式的」方式來界定「禮」，而君子不同於此，其必須「自覺地實踐人倫以成其德」，前者對應到「王者盡制」之「禮」，而後者則對應到「聖者盡倫」的要義。[6]汪暉認為，牟宗三的觀點存在著無法反省「現代」（性）的問題：在儒學思想的範疇內，歐洲啟蒙運動所制定的從神到人的"理性化"敘事並不具有真正的解釋力，我們毋寧將"理性化"範疇視為現代思想的自我確證：它把歷史編織在"理性發展"的框架內以確立"現代"的權威，並逃避對於"現代"自身的檢驗（汪暉，2008a：127-128）。汪暉認為，「所謂以禮樂為天、以人釋禮，表明孔子試圖在周代禮樂制度的基礎上恢復天人一體的基本價值和天人溝通時的那種情理兼容的基本狀態。這兩者均表明了禮樂制度與巫文化的在共生關係。」（汪暉，2008a：129）儒學之「天人一體」、「情禮兼容」的特質，可以視為汪暉對世俗與宗教之二元關係的回應。汪暉認為，孔子所面對的問題乃是天人關係的異化，此正是王制的內在危機，即當孔子大聲疾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時，「以仁釋禮」所期待的是藉由「以仁通天」的方式而「恢復禮的內在神聖性」，從而抗拒「禮樂與制度的分化」，以及由此分化而產生之缺乏「道德含義」的「制度」（汪暉，2008a：129-130）。因此，「禮」的實踐必須藉由主體的實踐以「賦予日益衰敗的、形式化的禮樂形式以豐滿的、實質性的意義」，而在實踐的意義上而言，「所謂禮樂與制度的合一不是指形式化的禮樂與理性化的制度之間的結合，而是指在禮儀性的和制度性的實踐過程之中體現出的天人合一、治道合一、道器一體的狀態。」（汪暉，2008a：130-131）簡單地說，抗拒形式化、空洞化的禮樂，即是抗拒事物淪為「作為事實的物」，而也正是這從這樣的觀點而言，孔子與宋代理學體現出一種思維結構上的同一性，亦即，在汪暉所建構之儒學視野中，事物總是與特定的「關係」有關，並且主體的實踐亦總是指向「關係中的事物」，這樣的詮釋正是為了克服現代性底下關於「物」的理解。[7]反思「內在視野」汪暉關於理學的討論，大抵是針對著日本京都學派──尤其是宮崎市定──對唐、宋轉變所提出的論斷而發。對宮崎市定而言，宋代之所以被視為中國現代性的開端，是因為隨著宋代的成立，中央集權、郡縣制與官僚系統、以民族為單位的國家、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平等主義、世俗主義等在歐洲近代史意義下界定現代性的因素已然出現，因此，宋代於是被視為是中國現代性的起點。對此，汪暉說：「也正由於此，一部以探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為中心的著作，卻不得不從對宋代思想的重新解釋開始。」（汪暉，2008a：107）必須指出的是，汪暉之所以認為探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必須從重新解釋宋代思想開始，除了是著意於反省日本京都學派的論述外，更重要的是，要藉此使批判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由部分晚清思想家、日本京都學派、當代新儒家等）所形塑的中國認識，正如汪暉說：自晚清以降，對於天理世界觀的形成及其意義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它們都深刻地植根於現代價值觀之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解釋框架中，天理世界觀是一種反動的（維護皇權的）、中世紀的（以宗法家族制度和禮教為制度基礎的）、導致中國喪失現代機遇的（反科學的和反市場的）意識形態；與此相反，京都學派和現代新儒學出於不同的考慮將宋學的出現視為中國和東亞早期現代性在文化領域的標誌，認定其中蘊含了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的、平民主義的（反貴族主義的）、個人主義的、世俗主義的（反宗教的）和分權主義的傾向。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均以近代歐洲啟蒙主義的道德譜系-尤其是主體性和內在性的觀念-作為衡量的尺度（汪暉，2008a：108）。然而，汪暉曾說過，「即使宋代社會的上述變化能夠被放置在"早期現代性"（或"近世"）這一有些勉強的概念中加以概括，那麼，理學的主要取向只能被歸結為一種"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的思想結構。事實上，理學家的"理勢"或"時勢"概念並不含有時間的目的論的意義，從而用諸如"近世"、"現代"等概念對之進行描述並無內在根據。」（汪暉，2008a：110-111）[8]對此，汪暉建議我們，「不妨暫且繞過由於這些概念而產生的爭論，專注於對理學的形態及其歷史含義的理解。」（汪暉，2008a：111）但是，「繞過」並不意謂著對圍繞著「早期現代性」概念的爭論予以忽視或棄絕，相反地，在汪暉的討論中，仍然是以接受這樣的爭論為前提，進而以「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的立場來理解中國。汪暉在為《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日文本寫序時，如此說到：「我在書中反復論證"早期現代"不是一種確定的歷史時期，而是一種重復出現的歷史現象，它不能被固定在線性時間的某一個點上，也並不意味著早期現代的出現預示著一個普遍的或高級的現代性的到來。」（汪暉，2011）但是，假若「近世」、「現代」等概念在描述中國自身時並無內在根據，則「早期現代」是否也同樣地缺乏內在根據，從而只能是一種「有些勉強的概念」？進一步地說，當汪暉暫且「繞過」這些概念而「專注於對理學的形態及其歷史含義的理解」時，則汪暉是否不自覺地掉入到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為座標而構築的歷史觀的反面？汪暉對於孔子思想與宋代理學的討論，始終沒有擺脫此二者所提供的座標，相反地，汪暉以此二者的觀點作為前提，提出了以「反」為核心的抵抗姿態！從汪暉的論述來看，「內在視野」方法的前提，在於存在著清楚的「外部」，但這樣一來，「內在視野」就蘊含著一種弔詭，正如劉紀蕙在反省汪暉以「內在視野」方法、以儒學為視角來理解晚清思想時，就曾說過：「其論點並無法處理晚清社會事實與世界觀已經改變，而所謂『外部』已然上置於『內部』的問題。」（劉紀蕙，2011：48）亦即，汪暉雖然試圖透過「內在視野」來質問現代性，但「內在視野」本身可能就蘊含著十九世紀歐洲的知識框架。[9]筆者認為，「外部」對於「內部」的統攝，也許並非與「晚清社會事實與世界觀已經改變」有關，而是汪暉在展開論述時，即批判地接受作為「外部」的現代性世界觀，因而在這樣的前提下，「內在視野」僅只是將儒學「作為方法」，故使得汪暉之暫且「繞過」相關爭論的策略，亦未必能夠清楚地說明理學的「歷史含義」──更精確地說，理學的「歷史含義」，是以只能是以否定現代性歷史觀的姿態而被編織到現代性敘事之中？假若如此，則運用「內在視野」方法的結果，是否只能是策略性地論述中國與儒學，並將之「作為方法」，從而難以清楚地說明中國自身為何？甚至，在此同時，也可能使得「內在視野」與我們所處之「當下」間的緊張感降低，從而難以建構得以替代歐美中心主義的並具有主體性的中國？參考資料丁 耘。2006。〈古今、常變、以中釋中〉。收錄在《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石之瑜、李圭之、曾倚萃。〈日本近代中國學：知識可否解放身份〉。《中國社會科學》2007(1)：168-178。牟宗三。1999。《心體與性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汪 暉。2006。〈內在視野中的帝國-國家問題及其他〉。收錄在《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汪 暉。2008a。《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理與物）》。北京：三聯書店。汪 暉。2008b。《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汪 暉。2011。〈關於「早期現代性」及其他〉。轉引自「人文與社會」網站，網址：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347張志強。2012。《朱陸·孔佛·現代思想-佛學與晚明以來中國思想的現代轉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黃錦樹。2007。〈帝國，現代性與合法性：回應汪暉〉。《文化研究》5：190-198。劉小楓。2004。《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劉紀蕙。2011。《心之拓樸-1895事件後的倫理重構》。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閻鴻中。2006。〈職分與制度-錢賓四與中國政治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8：105-158。＊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1] 在此，或許值得以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進行初步的對照。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批判地指出，假若對於宋明理學的研究僅著重於哲學詮釋，則無異於將理學家從具體的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亦無法解釋理學家何以著意於對現實世界之秩序的關懷。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的研究，大抵是為了批判哲學化之宋明理學的討論過於強調儒學道統的系譜性，以及基於此道統的系譜性而過度地推論歷史的連續性，從而無法歷史地理解宋明理學。不過，亦有論者指出，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其實反映了其本人的自由主義的關懷（閻鴻中，2006：109，註5）。[2] 丁耘在對於汪暉的評論中說到：「我覺得汪先生貫徹的內在視野的企圖並未真正完成。為什麼這樣講呢？真正的內在視野，似乎不是從現代性出來解釋現代性，而是倒轉汪先生的整個敘述策略，以中國為基本視野來看待現代性。」（丁耘，2006：302）[3] 汪暉說：「這個內在視野不是簡單地以今釋古──以今釋古在一定的意義上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而以古釋古──這在歷史研究中也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但內在視野的邏輯不止於此，它還包含以古釋今的取向。我剛才提到我們今天單純地當作經濟政治範疇的那些問題，在另一個歷史語境中是不能單純地當作經濟政治問題來解釋的，例如郡縣、封建等概念在儒學世界中是一個有著內在完整性的思想世界的有機部分，只有通過這個思想世界，這個世界及其變化被賦予了意義，也才能夠被把握和理解。內在視野是不斷地在和當代的對話過程中產生的，它提供了我們反思的視角。」（汪暉，2006：317）[4] 汪暉在他的魯迅研究中，曾描繪過魯迅的「態度」：「支配魯迅的文化態度的，是歷史中的人物、思想、學派與（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傳統的、外來的）權勢的關係如何，他們對待權勢的態度怎樣，他們在特定的支配關係中的位置如何，而不是如他的同時代人習慣的那樣做簡單的中西對比式的取捨。中西對比式的描述為中國的社會變革提供了文化根據，並為自己的文化構築了歷史同一性，但這種歷史同一性不僅掩蓋了具體的歷史關係，而且也重構了（如果不是虛構）文化關係。在由傳統和文化這樣的範疇構築起來的歷史圖景中，魯迅不斷追問的是：傳統或文化的帷幕後面遮蓋著什麼？」（汪暉，2008b：30）筆者認為，「內在視野」的方法，或可理解為是汪暉在魯迅身上所看到的思考方式的概念化、理論化呈現。[5] 黃錦樹認為，汪暉藉由「內在視野」方法以及「回溯的敘事」，為他在討論非漢族王朝的中國認同時，擴大了中國認同的彈性與包容度，而「這部分的合法性論述其實同時在論證中國作為一個──並非西方東方主義或殖民主義視野下停滯的，而是──亞洲歷史上具有自身合法性的帝國（位居朝貢體系的權力中心），同時似乎也隱然論證它的重新崛起（現代中國在各方面繼承了清朝：版圖、多民族、地方制度、區域國際關係），企圖修復它在殖民帝國壓迫前的位置。」（黃錦樹，2007：193）在此，暫且不論黃錦樹將汪暉的討論放在中國崛起的合法性論證的脈絡中來看待是否合宜，黃錦樹的思考讓我們可以試想：在汪暉的「內在視野」方法中，究竟何者屬於「內」？何者又屬於「外」？假若，對汪暉而言，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屬於「外」的話，此際，「內」、「外」的區分，是否可能也延續了中國近代史上中、西思想與文化的競逐，從而轉變為「民族性辯護情節」的競爭？（劉小楓，1996：356）但是否也存在著另一種可能，即此際的「內」其實是由「外」所界定的，正如溝口雄三批評竹內好時，認為竹內好的「非歐洲」的視角其實正是被「歐洲」所定義的？（石之瑜、李圭之、曾倚萃，2007：175）[6] 牟宗三的原文是：「冠禮所規定之成人只是一形式的成人，其規定亦只是形式地規定之，此即是王者禮樂中之成人，王者禮樂中之人倫。但由形式地成進至自覺地實踐地成則是聖者成德之教中的成人，成德之教中的人倫。」（牟宗三，1999：12-13）牟宗三在此所做的論斷，是針對那些將「成德之教」對比於「徒以傳經」或「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的儒者，並認為後者乃是「從孔子繞出去而從王者，是並未真能了解儒家之本質」，故「儒之為儒必須從王者盡制之外部的禮樂人倫處規定者進而至於由聖者盡倫之"成德之教"來規定，方能得其本質，盡其生命智慧方向之實。此則必須以孔子為標準，而不能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標準也。」（牟宗三，1999：13）。「從孔子繞出去而從王者」，反映出「從王者」可能具有服膺宗教權威、絕對王權的意蘊，因此，當牟宗三批評這種未能了解儒家本質的觀點時，自然也可能暗示著對宗教權威、絕對王權的反叛。[7] 當汪暉說「從周孔傳統的形成到宋代理學的確立，"理性化"構築了一個永久的歷史視野」時，筆者認為，正是在這個「理性化」的視野中，「格物」被汪暉界定為儒學反覆爭論的主題，而這個現象並不是在宋代才出現的，在汪暉的文脈中，恰好是孔子思想所呈現出之「反理性化的理性化」的特質，才使得宋代理學得以延續此一圍繞著「格物」問題進行爭論的思想傳統。值得注意的是，汪暉在先秦思想論中，也注意到了這方面的論述，例如，他引述莊子的說法：「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莊子·知北遊》）並對這段話做了說明：「"為物"的結果是物失去在自然秩序中的應然位置，從而"為物"之"物"已非"自然的"存在。在這裡，自然即仁、義、禮的狀態，非自然即非仁、非義、非禮而又以仁、義、禮的形態出現的形態。按照這一邏輯，"自然"範疇與應然秩序的概念密切相關，而"非自然"則表示應然秩序的紊亂，後者僅僅是不具有應然、本然、自然意義的事實。我們也許可以在前述排比句的最後加上"失禮而後物"的說法：仁、義、禮一旦脫離了自然本性就會轉化為不具備道德含義和價值之"物"-在這裡，反仁、反義、反禮亦即反自然，而反自然意義上的"物"即與自然之應然狀態相脫離的、作為事實的"物"。」（汪暉，2008a：263-264）[8] 必須說明的是，汪暉在此以「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來描繪理學，似乎有些問題，或說是有誤導之嫌，蓋「早期現代性」與「現代性」之間是否存在著對抗的關係？汪暉並沒有清楚的說明，例如，為了抵抗宋代所可能萌發的「早期現代性」，而援引「現代性」來作為抵抗的策略，除了可能因此蘊含著某種肯定「現代性」之歷史目的論的意涵外，也不符合汪暉企圖從「內部」（而分「外部」）來進行批判的原則。當然，另一種可能是此乃筆誤，而正確的用法應該是「反早期現代性的早期現代性」，若是如此，則此處的誤導之嫌就不存在。對筆者而言，筆者傾向認為這是較為單純的筆誤。[9] 在劉紀蕙的討論中，她主要地針對汪暉處理康有為、嚴復與梁啟超的詮釋提出不同的意見，對她而言，「問題的關鍵在於，無論是民族國家的擴張心態，或是超越國家的王道帝國主義，甚至是帝國殖民侵略之下第三世界的生存競爭，其實都說將了主權之內部系統穩定、區分敵我與持續擴張的理性結構，也牽涉了範疇與疆界的設定。然而，這種擴張式的主權話語邏輯卻自十九世紀以降穩固地占據並且滲透於不同形態的論說模式之中，成為不證自明而難以被檢視的話語位置。」（劉紀蕙，2011：48） 

作为文化研究的文本是永远不封闭的，那个文本永远开敞向更大的文本，而最后我是试图到达的是一个社会的视野，一个社会的领域，我至少想到达那个地方，揭开那 个帘幕，让人们能够或多或少地看到在这个尊严的、体面的世界上，到处存在着魍魉鬼魅，或者一个不学术化的学位，至少让这些得意洋洋的人们感到有点不安然， 至少能让他们明白他们还没有能够独占这个世界。而他们要独占这个世界，恐怕进行种族灭绝式的杀戮都不够。对我来说，这是我的最低要求，而这其实真的不是我 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能够鼓励我继续做下去的力量所在，鼓励我能做下去的力量所在是我绝不是一个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的人。我甚至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能够突破这 个工作的。但是我想参加到那些寻找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当中，我最后要寻到一份安心，我说我试过了，当我意识到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做了一点什么我力所能及 的东西。——戴锦华2003年4月4日 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演讲 王晓明： 今天是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系列演讲的第五次，借华东师大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请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戴锦华教授来给我们做演讲， 题目是《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在这里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关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一个状况。我们都知道由于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别是80年 代以来特别明显的风气，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流行什么，我们很快就来学什么。我们刚才在车上还在讲，文化研究这样的一个研究在中国实际上有两种人分别被看成 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一种人呢，是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来做一种类似于西方文化研究的这样的一种实际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人呢，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时髦的 东西，于是把它作为一种时髦。而现在的文化研究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的确给人一种困惑，而这样的一种研究它的真正的意义在于那些做的。对于这方面，我觉 得戴锦华先生在中国认真地在做文化研究的人当中是第一个。因为她实际是在做，所以她对文化研究的状况，自己亲自做的人，所谓寸心甘苦，有着比较深的理解。 所以她今天来演讲的题目是《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她对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将来的可能性，都有着自己的思考。我们现在就欢迎戴先生来给我们做演讲。      戴锦华： 我觉得有点紧张，不是一种虚话，是因为我昨天的课上到六点四十，本来晓明叫我昨天到，我就到不了。今天坐飞机，中午十二点才到上海。现在思路还没有完全理 顺，就坐在这儿，而且我一开始的时候不大负责任地给了一个特别大的题目叫《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所以整个讲座可能是有一点混乱，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点仓 促。可是今天我想给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并不仓促，至少它是我近三年来的颇为绝望的思考，而且这个颇为绝望的思考直到今天仍没有看到一线光明，所以现在 拿来真的是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在讲文化研究这个名目时所遭遇到的问题。大 家知道，文化研究这个名目越来越只是一个名目，有的时候甚至成为我想放弃的名目。可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名目，所以只好继续沿用文化研究这个 名目。那么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有两个比较相近的困境，一个是文化研究这个名目及其它下面我想做的工作，其实也是周围的、身边的和上海的这些朋友大家共同想 做的那些事情。但是这个名目本身它有种种不贴切之处，当它在中国慢慢地变成一个今天人们很喜欢说的词叫“显学”，当它变成一个显学的时候，问题就越来越严 重了，那么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困境。其实类似的困境在这之前已经发生，那是另外一个名目，就是女性主义。我很想说我不要再做女性主义，我不要再做女性主 义者，因为它似乎非常清晰，其是它又语焉不详，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标签，只要贴上去，你整个人就完全看不到了，一切都看不到了。但同时它好像没有表明当你 选择这个名目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你想拿它来做什么。但是我到现在为止，仍然会在必有的时候，出来说我是女性主义者；如果必要的时候，我会说我是做文化研 究的，我是一个文化研究者，我是文化研究的工作者。对于女性主义，它的原因是在于当我说我是女性主义者的时候，会遭遇那么多异样的目光，会遭遇那么多敌 意、恶意，乃至疯狂，以至使我不能不想文化研究可能仍然会有跟这个名字一样的遭遇，尽管它对我来说基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当人们越来越多地来规范文化 研究，越来越多地来定义文化研究，越来越多地把文化研究列出一二三点和ABCD的时候，我觉得文化 研究和我曾选择的文化研究走得越来越远。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仍看到在这个名目下面，在这个旗帜下面，一些相近的人们在分享着相近的痛苦，分享着一些相 近的绝望，在进行着一些也许是力不胜任的，也许是注定失败的这种一种较劲的词叫“战斗”。所以我现在仍在继续做文化研究，而且甚至还想如果可能的话，把中 国的文化研究更广大一些，我有这样的一个动因。那么我在这样一种、我自己的一个极大的困惑中，今天没有任何虚伪地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我的 一些忧虑、困惑和绝望，所以我说我没有任何可以告诉你们的东西，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坦白的交代。那 么我为什么开始做文化研究呢？其实当我开始做文化研究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文化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真切的事实。大家可能知道我原来是做中国电影研究 的，算是一个专业学者。电影到今天仍是我志趣之所在，生命之所系，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如果说在学院体制非要确立自己专业的话，真正是我自己专业的是中 国电影史和中国电影现状研究。那么为什么在90年代初，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搁置了自己的电影研究呢？原因非常个人、又不那么个人，我和我的同代人一样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那么几个非常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大的变化是1987年的、我称之为中国商业化大潮的第一浪。80年代中国社会从充满了理想主义氛围，从充满了一种有趣的乌托邦氛围到商业化。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但我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思想命题和学术命题进行探究，就是我认为中国的80年代和欧洲的60年代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奇异的相像和错位。这是一种姑妄说之的想法，先把它搁置一边。我说80年代这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的社会氛围之中，中国社会突然似乎是史料不及地有一种潜流脱颖而出，这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潮流出现了，那么开始我们还在忙于反抗它，我记得非常有趣，1987年的时候，我和一些搞电影研究的青年朋友，那时我们都还非常年轻，我们发布了一些访谈，自诩为堂·吉诃德，要战商业化这只风车，当然没有那么悲壮，带着极大自嘲的口吻，大家可以大致想象当时我们的自我想象、自我定位和当时的社会情境。当然不用我说，1989年， 对我的同代人来说，伤害和重创的程度可能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要后边的一代人来帮助我们认识清楚那个年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不知道是否也 有城市的差异，比如说在北京那个地方经历那么一个酷烈的时段，可能体验不一样，对此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有这么一个东西。那么89年以后，90、91和92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窒息而期待的年头，我们在期待着什么呢?我们似乎知道我们在期待着什么，其实事实证明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期待着什么。它除了一个政治上的、心理上的、精神上的、文化上的重创和某种体验上的断裂和破碎之外，实际上在90年代，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即在80年 代共同分享某些东西的朋友，在经历着一种坐标系的失落。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定位中国发生过的事情和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思考这些事情，我们不知 道用封建主义的还是现代主义的胜利来描述那个年代，我们也不知道历史的拯救力和现实的拯救力将来自何处。但是当时我们以为自己在期待着什么，我们期待着一 场新的思想解放，一种新的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那么这个进程到来了，在1993年 的时候，突然那个窒息的氛围，那个密闭罩，那个无形的透明的魔罩被打破了，中国社会突然进入了一个格外的有诱惑力的年代。但是这个救赎者、这个变化、这个 拯救、这个断裂上面的浮桥完全不是我们期待的那座，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座，而且当这个救赎到来的时候，最先被甩出去的和被抛弃的是我们。1993年的时候我在北京，这里有一个插曲，说陈清侨先生在香港开始启动华语地区的文化研究，他请我去，我就拿了一篇论文发表了，然后见了香港，去体认了一下97临近时香港的社会气氛。我并没有明白他所要启动的文化研究跟我个人，跟我的工作，跟我面临的困境有任何联系，这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但是这时我自己面临着两个层面的压力：一个层面的压力是我在电影学院做电影研究的时候，我首先面临的是我在80年代汇集起来的我认为相当不错的一只队伍的全面溃散。我用“溃散”这个词非常准确，因为在80年代末重创之后，首先是去国的大潮，朋友们纷纷地悲壮作别，一去不复返，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地走掉了。我告诉大家当时我也做了同样的打算，同样的准备，但最后时刻，因儿女情肠而没有走，但是我庆幸我的选择，这是题外话。这时一批人走掉了。而到了93年 的时候，大量一批人被种种形态的“下海”所吸引，那么昔日所分享这些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抱负的朋友，现在变成了一种陌路人。那么同时精神的和 现实的压力在我的生活全都出现了：精神的压力是你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你怀疑自己的工作是否有价值。比如说我当年最要好的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朋友 对我说：“你还在‘毁人不倦’吗？”用的是毁灭的“毁”。这是一个朋友，这话说得带有悬念。那么此时呢，她已是带领着同学们去电视台制作节目，拍广告了， 已经开上了一辆今天看来很差的轿车，但是当时是开着一辆私家轿车行驶在北京的并不平坦的路上。那么另外一个朋友非常有趣，她仍然在学校里，仍然在做着学术 工作，但是她几乎每天来找我彻夜长谈，大段大段地引证着本雅明，来跟我论辩我们是否应坚持学院和学术。我到今天还记得她背诵着本雅明的原文是“文人来到市 场，表面上是他们在观望，实际上他们在寻找买主”。她问我：“你明不明白？”“我不明白！”我很明白的是她不是在说服我，她试图在说服自己。她和我一样， 在一个非常深的泥沼之中。这是精神上的压力。那 么现实上的压力是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你受到欲望的诱惑，这是一方面。我要真的告诉大家的是我这个人不是一个很容易受欲望诱惑的人，或者说我的欲值不是那 么高。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好像种种现实的威胁面临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日常生活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点染上了辛酸。由于物质的原因，变得越来越辛酸， 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当时我打出租车，走来走去，出租车司机就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在大学里教书。”“挣多少钱？”“挣九百 块钱。”“噢，还不如北京捡破烂的。”这样的对话大概在我亲历了四五次，我说这样的东西所携带着对你自己总体价值的评判。我们没有那么坚强和了不起，它必 然要投射到自我当中，来影响到你整个的对生活的思考和判断。这当然是一些闲话。那么当我自己紧紧感到能够面对这种精神的诱惑、压力和现实的辛酸的时候，一个旧的问题就出现了，我发现80年 代我们所借助的、所积累的思想资源和知识资源几乎近于无效，当时有一种说法我非常反感，但从某种意义上又非常认同，就是说中国知识界普遍陷于失语症。我当 时反感的原因是我认为中国知识界从来没有失语，从来都在滔滔不绝，如果是失语的话，不如说是接近于另外一种精神病的特征叫淡忘，就是在滔滔不绝地说着没有 意义的话语；那么我又认同它是当我普遍地发现我们原有的知识资源、思想资源和我们的话语结构，其实面对巨变当中的、生机勃勃的、危机四伏的、苦难遍地的、 奇迹遍地的中国现实来说，我们没有能力去指认它，没有能力去分析它，甚至没有能力去描述它。那么对我来说，非常具体的是我后来建立的那样一种文本分析的、 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社会批判的、电影分析的方法和研究方法已不足以解释中国电影的现实。比如说我们集体用这样一种方法如何能解释张艺谋现象，如何 能解释中国导演在1993年全部停止了拍城市题材而转向乡村，这难道是在文本内部或者说在文化逻辑 内部，在一个相对简化的社会批判立场上能得到解释的吗？所以我觉得这时另外一个更大的危机感是知识上的无效和无力。而我完全看不到在我视野里，在知识自 身，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解脱这种困境，能走出这个沼泽，我完全看不到。我偶然采取的一个非常可能的办法，应说我很幸运，我说试一试将我的研究对象作一点扩展 和转移。因为在我的观察和视野当中，我发现决定着一个电影文本的不再是一个所谓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机制。我注意到背后那样一种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工业和文化 生产的机制在运作，我注意到背后有一种生产目的，今天我们说全球化了的那样一种文化事实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窄门和小路渗透到中国的文化生产内部来。那么我 怎么能够解释它？而且我发现这些不再是单一的，不再是可以清晰地划分为比如艺术和商业的，精英和大众的。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在精英和大众之间，在官方和民 间之间，在妥协和反抗之间，似乎有那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把它们联系在一起。那么我当时想我能不能试一试去改变和扩大我的研究对象，然后来使这种文化现象和 这种文化现象中我试图把握的中国社会的变化有一种言说的可能，我只是希望这成为一种言说的可能。其实大概在94 年 前后我写了一些后来被认为是文化研究论文的文章，我分析诸如像毛泽东热和怀旧，我当时说的政治消费和怀旧消费的这样的一些文章，写了这些文章以后，同时我 作了一个选择，就是我离开了电影学院去了北大。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条上升之路，是一条一个学者当然会作出的攀升的选择。其实这个选择我从90 年做到93 年， 那么为什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选择呢？因为我不想离开电影，因为我爱电影。而在当时中国的社会体制、学科体制和文化现实当中，你离开了电影的专门机构你就没 有可能去做电影研究，看不到影片，拿不到资料，没有人给你这样的平台和空间，所以我舍不得电影。于是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谢绝了当时岳黛云教授的邀请。那 么我到1993 年作出这个选择是一连串危机的结果。因为我当时去北大看望一些老师，看到他们是酒 盈杯、书满架、名利不牵挂，一种祥和景象。我说这地方好，北大的围墙厚，北大的围墙能挡住世声和噪音。这是我当时写在纸上的东西，然后我决定去北大。当手 续还没办完的时候，北大拆了南校墙，改为商城。当然我告诉大家去年北大拆了南校墙外的商城而又把其改为南校墙，这本身可作为文化研究的题目。当时我内心的 感受是百感交集，因为我是做了很多自我解释和安慰后才选择到北大去的，因为我想相对来说，可能给我一点时间和空间让我能够度过这个危机，让我能够明白我的 可能性在哪里。作为一个思想者，作为一个研究者，还有没有可能性？可能性又在哪里？那 么到了北大以后，我再多说一句题外话，我发现世界非常势利。我在电影学院时，做了很多中国电影研究工作，但是似乎并没有得到世界上的重视和承认。当我成了 北大教授的时候，好像我的这些工作有了更高的价值，于是我就得到了很多所美国大学的邀请，从而有机会在在美国待了一年。在美国，我从东部到西部，走了很多 城市，走了很多大学，接触了很多学者，在很多学校做演讲。当时他们希望我用比较新的工作来做演讲，于是我就很自然地拿了我的政治消费和讨论怀旧的文章来作 为我演讲的题目和论文。然后这时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出现了，主持人在介绍演讲人时说这是中国的电影学者、中国的最好的文化研究者。于是我就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什么是“cultural study”？字我都认识，但是意思是什么？于是等到有老朋友， 比如像孟悦等人在场的时候，我就把她们拉进去，问：“什么是文化研究？”然后她们说：“你做的那个就是文化研究啊。”“我做的就是文化研究？”原来如此！ 那么这是一个真正地被反身命名的过程。当然获得这个命名并不是因为一两篇论文，因为他们认为我的电影研究工作并不是在电影学，也并不能在电影学这样一个范 畴之内被界定的。我想当时陈清侨老师请我去香港也是因为他认为我的电影研究工作不是在单纯的电影学这样的专业领域之中的，已经开始有某种文化研究的色彩。 而在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我认为是错误想象的就是我们以为文化研究是电影研究的延伸。那么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其实有另外一种想象，说文化研究是电影研究 的延伸，其实有某种事实性，但又极端不准确。因为文化研究不是任何一个传统学科的延伸，不是任何一个既定学科的延伸。相反，它似乎要超越这些学科，异化这 些学科和改造这些学科，而它自身是一个拒绝成为学科的领域。这些我想王晓明老师已经讲过很多了，我就不在这儿多说了。那么这一个反身被命名的过程使得我对 文化研究产生了兴趣。我说居然我做的这东西叫文化研究，我得知道文化研究是什么。可是我发现进入美国大学的书店或任何一个学术书店，最引人注目的两个书架 是：一个叫cultural study;另一个叫gene study。然后我第一次知道我是如此的时髦，于是我开玩笑说：“对不起，时髦赶上了我，不是我赶上了时髦。”那么我发现在浩如烟海的著作当中，我很快就有一种迷失感，我发现在cultural study这个名字之下，无所不包，或者说它不可能指称什么，而当时这个情形在美国非常突出，现在已开始改观，文化研究在美国已经衰落，已经过久，但当时虽不能说是正当其时，也还是在热潮之中的。于是你碰到的大部分学者，如人文的、社会科学的学者，你问他是做什么研究的，他会说“cultural study”。 有一个英语系的教授接着说他做莎士比亚，于是我就发现原来莎士比亚研究也是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事实上莎士比亚研究是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但是他不过是一 个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但是他愿为自己贴上一个名头叫文化研究。如果提到显学，曾几何时，在美国，文化研究是真正的显学，但是也似乎正是在美国的脉络当 中，我们很难判明什么是文化研究。这样到95年， 我在这疑惑当中还是慢慢地找到了文化研究，我以为我找到了文化研究。相对我来说，文化研究这个名字已有什么东西开始吸引了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在北大做 了一个研究室，开始和同学一起工作，做文化研究的课题，我们做到现在，想起来非常可怕，好像一场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我们走过了打一场抗日战争这样长的时 间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干那么久，到2000年时，对我来说一个极大的新的困惑已经出现，不仅仅是对文化研究的，而且在我自己的体认当中，这种自我危机意识的深重程度，其实不低于93年时所感到的危机状态。那么2000年以后，跟新世纪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也可能是偶然的，也是和中国社会的急剧的变化伴随着的知识危机在2000年发生。那么这以后，从2000年直到现在，大家如果关注我的工作，也可能注意到其实我基本上停下来，我基本上停顿我的工作。文化研究的论文一直在做，文化研究一直作为我最主要的学术工作。大概手里有七八篇论文从99年一直写到今天，仍然没有拿出来。因为我试图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我现在已经明白它们是我力不胜任的，可最终是要把它们完成，但是我曾经预期的目标并没有达到，那么2000年我主动停下来。去年我们去访问墨西哥的市民社会，这个我先说明，在特定的语境中，civil society和欧洲的语境中、中国的语境中的civil society非常不同。它的对应、它的所指和包括哈贝马斯提出这个东西、论证阐明这个东西和它传播到中国来的想象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的市民社会当然是相对于国家，相对于中产阶级，相对于社会的主体。我听说陈光兴老师在这演讲过，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civil society是 公民社会，它相对于国家政府的公民。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公民的资格，这个社会当中有些人叫人，叫公民，另外有一些人是 影子，还有另外一些人是鬼魅魍魉。影子或鬼魅魍魉大抵通常我们称之为底层，进而我们称之为看不见的底层，是那样的一些存在。那么我说在拉美不同的是它和市 民社会这样的名称对应的刚好是那样一些鬼魅魍魉和那些先有中产阶级公民身份的人，他们大声疾呼公民社会是为了给鬼魅魍魉揭开社会帷幕，让人们看到在墨西哥 这样的一个特定的、相对来说发达的、富庶的社会当中不可见的鬼魅魍魉，当时主要是为造访这样一些所谓不同层面的市民社会及其不同的政治抗衡实践。当时我们 想造访今天世界上唯一一个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游击区未果，未果的原因是那个游击区在那个时候他们“be silence”，他们在沉默之中。后来回国以后我就说：“好吧，那么我现在也be silence。”后来我就说我跟失语差不多，是一种滔滔不绝的be silence， 这也是一种虚伪。那么我说这个时候我陷入困顿后停下来，曾经一度和所有可能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人一样，再一次地希望能够去寻找真理。当我们渴望去寻找真 理的时候，当我们渴望去寻找新的人文资源的时候，我们自然首先把我们的眼睛转向欧美，当然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惯性，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权力格局， 这是一个知识文化资本的运作流向所决定了的因素。比如我所掌握的外语是英语，无论我怎么关注拉美的知识分子和人们，我只能通过英文的转译才能获得。而英文 的转译已经经过了英语世界的筛选和英语世界的先在改写。这些话也许不用说，那么待会儿我就说我的语言是英文这并不是一个客观事实，而是因为这已经是那些条 件先在决定了。比如我以前学的是俄文，我已有很高的俄文水平，我可以朗诵普希金的诗歌，但是我放掉俄文，现在几乎全部忘掉。然后来说英文，到今天为止，我 的英文没有达到我的俄文水平。我说这样的一些原因使我转回去阅读英文，通过英文去阅读最新的学术著作。当然我有了选择，我必须告诉大家我是选择了批判理论 脉络和左翼知识分子的脉络来阅读的。大概2000年中我的阅读量之大，是在我结束了求学生活后空前 的，阅读的结果使我感到很绝望。在一个极大的挫败和绝望之后，我慢慢地沉静下来。原因是什么呢？在这长时间的阅读当中，我阅读了可能是今天世界上在一定范 围和一定程度之内被接受为一流的思想家和学者的著作。当然我说以左翼为主脉络，并没有因此而废弃所谓的右翼思想家或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重要著作，如像自由主 义就是我追寻的主要脉络之一。那么在这样一个学术期后，我说我感到绝望而后又渐渐沉静下来，是因为我发现我这样的小人物和那些举世闻名的明星级学者或大师 级的思想家甚至面对的是同一个困境，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同一个似乎是路但是又走不通的这样的一种现实。不同的是大师们、思想家们他们以 他们自己的语汇，以他们的某种具有原创性的方式在描述着这个无路可走的现实。而我如果继续我的工作的话，无非也一样是以我的或许是不以那么原创的方式来描 述着这个没有出路的现实。我不想在这儿再重复，我想前面已有这么多我的朋友讲过文化研究的问题，讲过文化研究和今天世界相应的问题。我想大家能大概明白我 们这些人对于文化研究与全球化，文化研究与中国，今日的中国文化研究与今日中国也许是明天的中国的可能性之间的关联，那么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 问题，要用一个很旧的字，可是这个很旧的字一说出来可能带来很多我不想带来的东西，可是我只能用这个字，就是“苦难”。今天世界的苦难，今天世界的危机， 应该说“二战”结束后，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危险。刚才看到有的同学深深点头，但也许有的同学不以为然，认为说的有些危言耸听了。自“二战”以来从未 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太平盛世，你看自由正义是在于以怎样的力量在全世界面前平静。而我觉得“二战”以来的世界从未像今天的世界这样危险，换一个想法，在我的 体验当中，“二战”以来的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世界这么黑暗。因为“二战”以来的世界，我第一次在我的经验、体验中和知识范围内看到了暴力和金钱可以泯灭 最后的良知，在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国，哪怕说良知这个词已经变得非常可笑。那么我说这是我的绝望，我完全没有找到火，没有找到光，我发现我们徘徊在同样 的一个平面上。而且我进而发现，这之后我并没有停止阅读或寻找真理，我走了一条其实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走过的路，我以为是我发现的路。我说好，应该到时候 了，我应该明白在学院内部生产的、在思想史内部生产的、在批判的理论自身逻辑之中的这些东西大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新的东西了，大概我 不可能从这儿汲取到真正的思想资源了。那么我想到了一条路，我说也许资源在第三世界，也许资源在于跟我们有同样经验的、相近历史的、相近命运的、相近遭遇 的第三世界的斗争着的人们之中。其实视野转向第三世界对我个人来说，大概是从95年开始的。但是我 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斗争经验上升到知识的这种意义上。这时候我想我应该去关注这种知识的意义，于是我开始除了找到和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不是再一次跑到欧洲 和美国，而是跑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利用这种所有的可能。而我又是很幸运，我除了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去那里之外，同时还能通过英文去试图阅读那些并非思想家 的、并非学者的、并非主流的、并非教授们的、第三世界的思想者的著作。结论是一样的。表述不同，方式不同，语境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是我发现我们面临 的是同一个世界。最后我做了一个比喻，我们面临的是同一个瓶颈，我发现全世界在思想和实践的意义上，进入了同一个瓶颈，而我最后又做了一些很可笑的工作， 转回去读了一些有关思想和文化史的东西。那么我惊讶地发现，在感知和体认的方式上我个人所感到的挫败、绝望和没有出路，实际上很接近于法国大革命时欧洲的 知识分子，似乎很接近，其实又完全不相像。我只是说心态上、情感上似乎有某种相像性。那么我说这个用力不胜任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更悲观，我发现当人类思想进 入到了一个瓶颈状态的时候，不是一代人能走出去的。然后我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起点和命题上，我发现了这不是一个一代人的思想工作能否走出思想 瓶颈的问题，是在于社会现实变更有没有提供那样的现实契机。可能换句话说，这不是在思想知识内部、学院、知识分子、知识生产的内部所可能解决的。但是它最 后是必须以这样的途径来完成的，所以我说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一些问题开始出现了，一些其实使我进入到这个困惑中的问题再一次以另一种方式浮现出来，当时 我选择文化研究对我来说至少有两个点是基本的：一个点就是我有没有可能通过文化研究去触摸和把握今天中国的现实，我说至少寻找到一种言说的可能，对我来说 是第一个动机；而第二个动机就是我是不是能找到一个名目、一个旗帜、一块立锥之地，这就够了。片瓦和立锥之地让我能够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工作。因 为我到今天为止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本份，当然后面我会说后来我发现最成问题的是知识分子，最成问题的是知识分子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知识分子，何 谓知识分子，你怎么就指认你自己就是知识分子，你怎么去期待和定义一个知识分子的工作。那么我说这两种促使我进入文化研究的东西在我的绝望的、无效的、一 个循环式的思考和学习之后它再次出现了。那么面临着这样的瓶颈，面临着这样的困境，面临着这样一个没有出路的现实，我们马上要问的问题是批判是否有可能， 这不是我的话，是赵刚老师和汪晖老师在一篇商榷性的文章中提出的，批判仍然是可能的，我当时读了赵刚和汪晖的文章都很受启示。那么我读完以后的结论也是批 判是可能的，原因是当你说批判是否可能时你需有一个假定性的情境就是我们人类进入一个后工业社会，我们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后现代主义的生存或后现代主 义的现实。那么且慢，在中国后现代主义是否是中国全部的现实，这是不用我来回答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它的混乱、它的庞杂、它的多层面是 存在的。当然我自己感觉到至少从2000年以来一个巨大的暴力性的整和力量已经在出现。这种庞杂、 这种混乱、这种多层面正在重新被整和到一个巨大的、暴力的、剥夺性的力量之中，包括一种新的文化的整和力量已经启动，并且在有效地运行着。这么说也许太武 断了，太简单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展开这些话题，大家可简单地想几件事，就是中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青年艺 术剧院、中国艺术剧院合并为中国剧院。这里你看到的是这样更大的一种国家的文化行为和文化机制，而在这种文化行为和文化机制当中所包含的那个成功地书写一 个完整光滑的历史以指称今天现实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想说出来大家也许不同意，就是像《英雄》这样的影片和张艺谋从80年代到90年 代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以及今天他作为《英雄》的导演，《英雄》整个影片所表现出来的它的文本和文本之外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的现实。岔开一句，看到一个小的东西 是《英雄》剧组携片出席奥斯卡颁奖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剧组成员，不是张艺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应该庆幸伊拉克战争已经打响，因为伊拉克战争已经 打响后，我们期待《英雄》将会获奖，而《英雄》获奖将会给伊拉克战争和平解决提供一种精神的力量。我在愤怒之余是哭笑不得，片刻的愤怒之后有一种哭笑不得 之感。我想说，可能会给伊拉克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感，因为这也是我观看《英雄》文本时所感到的甚至不会愤怒的愤怒。然而居然以天下的名义，那么今天的 天下是谁家的天下？今天的世界是谁家的世界？好，这些题外话就不再说了。我 说批判仍然是可能的，但是我接下来的问题是批判是否是足够的。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批判仅仅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存在，仅仅在什么意义上被生产、被接受？曾经 我们说批判知识分子和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思考仅仅是学院和体制化的学院生产的一部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体制化的学院内部批判知识分子将退向何方？这 是一个在世界范围之内共同存在的问题。因为在世界范围之内我们面临的是大学公司化。那么在中国范围之内我们面临的是学院的学院化；我们面临的是以学术规范 的名义，专业分工的名义；我们面临的是学科基地、重点学科、职称评定，博士生、硕士生的严格的招生制度和越来越严格的新科举制度；我们面临的是我们必须吃 掉吊在我们眼前的那棵胡萝卜，否则的话，我们将衣食有忧。显然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危机是双重的：一个是批判是否是足够的，进行一种学术性的文化生产，进行 一种学术性的文化批判，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今天的社会。我不想在这全面展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讨论，我想大家已经清楚。当伊拉克战争已经打响的时候， 当每天伊拉克的战事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我想大家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作为一种理论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作为一种有阐释力、有生产力、有 说服力的思想实践而出现的，它从来仅仅是一种强权的政治实践，它从来都只是一种强权的政治实践。如果你想和新自由主义，哪怕和新自由主义者进行理论的论辩 的话，那你一定是说不清的，因为它在理论的论辩上是没有任何阐释力的，它对今天的现实，对今天的社会，对今天的苦难和对今天社会所面临的如此深重的危机没 有阐释力。但是当它仅仅是一个暴力的、政治实践的、铁血推进的逻辑的时候，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能不能真的和它形成一种抗争，这是一个侧面。而另一个侧面， 刚才我们说今天的世界面临“二战”以来最危险的最黑暗的年代，但其实说法也不这么悲哀，因为我们看到从西雅图的所谓暴乱和反全球化的示威开始以后到热那 亚，到全球性的示威。而反全球化的示威和这次反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游行是60年代以后在欧美再未出现 过的巨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那么我们看到昔日世界银行的总裁和美国政府的顾问现在变成全球化的最主要的质疑者，我们看到全球化获益集团的内部巨大的分裂已经 出现，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迷在一个发展主义的梦想之中，我们意识到今天的世界是如此的危险，说越来越多的人为数比例仍然非常小，可是已 经够多。2002年1月份我们到巴西参加social forum，即世界社会论坛，这是一个和世界经济似乎要对立的论坛。那么全球的可能反全球化的人们都集中到这里，有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有一种拉美的狂欢节式的反叛的形象。我在那里懂得了民粹主义的狂欢与流血是怎样地被具体地实践到政治实践当中去的。它当时一个非常诱人的口号叫做“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即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那么接下来的就是我们坐下来谈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另一个世界必须是可能的，否则的话已经被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表现了无数次的人 类末日已经近了。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侥幸的、当年苏联电影当中的一个科学家的角色的说法叫人类走出洞穴才几十万年，人类还年轻，人类要活下去。如果借用这 个说法的话，在人类要活下去的意义上，我们就必须有另一个世界，而且它必须是可能的。但是“where”、“how”？ 这个问题就是前面我所描述过的问题的简单化的表述，这就是那个瓶颈，这就是那个没有出路。因为我们都绑在了全球化的战车上了，我们都进入到了现代化进程这 条不归路当中了。那么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样的可能，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一个字变得非常的滥，但是我们也别无选择，叫“altanative”， 在中文翻译成“另类”，变得更滥，因为中文翻译过来译成“另类”以后，它就用来指称主流。我自称为另类，我有另类文化，我有另类时尚，那其实就是另类的时 尚一定比不另类的时尚更昂贵一些。所以这个字在世界范围之内用的很滥，而在中国用的更滥，可是我说我们没有别的词，因为“altanative”是“另一种”之意，也就是“another world”， 即另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什么？它是相对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世界，是相对以美国为唯一一极的世界，而且相对于历史是所谓多极化的世界。而每一极仅仅是参 照着美国式的结构和美国式的霸权来分享世界利益和世界霸权，那么它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于是说到这儿，一个话题立刻就带了出来，我们前面刚才已经说了批判知 识分子，说了左倾，说了左派，说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我已经暴露了我的某种程度的反美情绪，我不想掩饰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在今天世界范围之内和今天这个 现实之中，如果你没有几分反美情绪的话，你有病；但是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来说，你有反美情绪，你有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生病的绝不是我，生病的一定是 那些“一夜美国人”吧？今夜他们是美国人，可是为什么他们今夜不是阿富汗人？今夜他们不是伊拉克人？题外话就不说远了，我回来，可能在这里我不应该说今夜 我们是美国人的事吧？反正我这个人打架伤邻居的时候多得很，我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一个问题就必然要提出来了，当你说“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我们必须有另一个世界，而且另一个世界是相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相对于以美国为楷模的、所赞美的、以美国为唯一霸权和唯一的领导者的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大家不要忘记，曾经这个世界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另一种“altanative”， 即社会主义。好，我也被人骂做新左派，在中国新左派是很难听的一个名字，一个很大的恶名。对我来说，是不是无所谓，我并不因为它是个恶名而拒绝新左派这个 名字，而是在于我想知道在这个名字下面要说什么。我知道那些骂我为新左派的人想用这个词来联系着臭名卓著的老左派，联系着专制集权体制，联系着当权者，联 系着既得利益，或者用一个简单的词说是联系着当局，这是他们的目的。那么我怎么办？我怎么反身来定位女性主义？我怎么反身来定位文化研究？对于我来说，这 才是问题。那么左派、新左派这个词是法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已经出现了的，当然也以此地为基地，对革命的清算是从对法国大革命的清算开始的，那进行地比较彻底 了，比较到根了。那我就不去说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来清算革命这些事了吧，先把他们暂时搁置。那么对我来说，左派这个词是至少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明 确的所指的，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在我们所有的相关语境当中，左派这个词当然联系着冷战，联系着冷战的格局，联系着相对于资本主义的这“此一世界”的“彼一世界”。可是稍后这就到了我们文化研究的起点，我们注意到文化研究的起点在英国伯明翰，把伯明翰的文化研究称为“bominhan school ”，有点可笑，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刚好是反这些school，反这些college，反这些department的。 那么回到那里，回到伯明翰的起点之后，我会发现当年使文化研究成为了一种探索新的可能性的领域的那些人，同时是那个著名的新左派，那么为什么新左派要把自 己称为新左派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此一新左派不同于彼一老左派，彼一老左派是什么？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作为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选择的社会主义。所以文化研究到 现在，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走出多远，那么当年这些人站起来自称为新左派，并且开拓了一个叫文化研究的领域。他们想探索的 是什么？也许我们会说他们探索的是大众文化呀，流行文化呀，亚文化呀，工人阶级文化呀。是的，没有错。但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借指而已，他们要走向哪里？他们 要寻找什么？他们要在冷战的结构外寻找一种绝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的“another world”。 这只是他们启动文化研究时候的初衷，所以如果我在学校讲文化研究理论时，我总是要特别溯本求源，先去讲伯明翰，并不是为了建立正宗和正统，也不是为了建立 学术传统和把自己再叙述到正宗家谱里去，也许那样比较体面，但是绝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是我在被人家反身命名为文化研究工作者，到我逐渐明白何为文化研 究，到我对文化研究产生了极大困惑的过程，其实使我走向了伯明翰学派，那我不在这儿打开这个话题了，我想陈清侨老师和王晓明老师可能都给大家一起讨论过类 似的问题了，但伯明翰当时所处的这种两肩于一的困境不仅在冷战的时间也在解构主义的批判，解构主义的解构和经验主义的建构，主流的欧洲思想问题和批判的后 解构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问题之间。那么它既是知识的，也是社会的，或说它首先是社会的。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在中国我们也拿起了文化研究，至少对我和我的朋 友们而言，我想我们所要寻找的是一个力不胜任的工作，我们想参与到，也想借助于文化研究参与到寻找另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些人当中去。大家不要说我庸俗化， 我是在读墨西哥著名的游击领袖叫sub·commander·marcos， 他的著作中讲到一则故事，我非常喜欢。在这儿讲给大家听，非常短。他说有一批棕色马，在一个很穷的家里。农夫有一个很穷的妻子，他只有一个瘸腿的猪和一只 很瘦的鸡，他们饿得没饭吃。有一天这个农夫就对他妻子说：“我们太穷了，我们没得吃了，我们只好吃那只瘦鸡了。”于是他就把瘦鸡杀了，熬了一锅瘦汤。这是 我的翻译。然后他们喝了，有一会工夫不饿，过了一会又饿了。农夫说：“没办法，我们只能吃瘸腿的猪了。”然后他就杀了瘸腿的猪，做了瘸腿猪肉。然后就是又 一会不饿了，接下来又饿了。他说：“现在就轮到棕色马了，对吧？否则怎么办？”可是那匹棕色马不想等到故事的结束，它就跑了，跑到另外一个故事里去了。我 非常喜欢这个故事，那么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一个做社会运动的朋友听。他问了一个好笑的问题，但是我们笑话完之后，我们又开始觉得这个问题有趣。我们说棕色 马跑到另外一个故事里去了，他问：“那农夫和他的妻子呢？”我们都笑了，我们说：“你这种搞社会运动的人真是人本主义啊，关心人啊。”因为他想棕色马跑 了，农夫夫妇两人不就饿死了吗?其实后来我想刚好这是这个故事的意义所在。那么他为什么说棕色马跑 到另一个故事里去了呢？因为在这个故事逻辑内部，怎么推都可以，或者棕色马被杀死，或者农夫和他的妻子被饿死，或者揭竿而起。揭竿而起你要注定有另外一个 东西，就是还有一家有的是粮食，对吧？岔开去，我不打开这些话题。这些话题都太大了。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如果说他们家是财主，我就上他们家去吃去，我们不吃 棕色马，我们把他们家吃光，那不失为一种原始的解决方案。而今天的世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意识到，某些经济学家说今天世界的最大的危机， 今天世界最大的安全不在于美国人拿着战斧式导弹到处去扔。那不是真正最大的威胁，真正最大的威胁是全球的经济建立在美国的金融机构之上。那么美国的整个控 制全球经济的不到7％的是实物经济，其它的全部是金融泡沫。对我来说，这是我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个巨 大的震惊体验，以前我不知道这个事实。我知道世界上今天的钱不是金本位的，不是银本位的，但我不知道今天的钱每一分都是美元本位的。我们的每一分钱，我们 的一切都要核算成美元才有意义。那么就是美国金融市场上的任何波动都可以使一个中等的高度发达的国家彻底破产。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全球 的福利制度的彻底解体，我们不再有免费医疗，我们不再有免费住房，我们不再有免费教育。那么我们想要获得医疗、住房和教育怎么办？我们要钱，一切我们所有 的安全，人类生存最基本的东西最后都要折合成钱。因为你不可能囤积大米，囤积到够你一生享用的。那么大财主囤积了大米，埋两块金子在地里面，大概是至少到 孙子一代不会因冻饿而死，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办？我们存钱，我们觉得我们的钱不可靠，我们把它存成美金，那是我们最后可靠的方式，可是美金是什么，是纸，是 美国造币厂每天滚滚地印出来的纸。我们大量的出口，我们追求出口额，我们把大批的食物、丝绸等卖到美国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纸。这个纸是纸还是金子？是 由美国的财团来决定的，这个是我第一次明白的，真正的危险是什么，我们在怎样的一个脆弱累弱的世界上。那么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他父母辛苦了一生，后来到晚 年的时候天上掉下了大馅饼，他接受了一大笔遗产，一个海外的亲人留给他巨大的遗产，于是他接受了一个金融专家的咨询，把钱投资到了泰国，在金融风暴当中血 本无还。我身边也没有什么富人，这是我非常近的一个好朋友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开始存钱，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我们老了以后怎么办。比如我也 存钱，因为我想到我母亲七十多岁了，她生病了怎么办？我不能养老还要送终，尽中国人最起码的孝道，经常使我内心感到很不安。同时我也想到我老了怎么办？我 会想到很多东西，唯一的办法是我应该去挣钱，我应该去存钱。但是非常悲哀的是，我明白了钱是最不安全的东西。可是我们所有的安全只能用钱去换。话说远了。 那么我回来，我说今天的我们，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走出去，我们仍然在寻找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故事。那么我就对sub·commander·marcos的 故事很感兴趣，于是我把他的书都买来读，我就说他作为一个游击队长，他的思考其实和德里达、詹明信、斯皮瓦克是完全一样的。我和他们也是一样的，我就觉得 这太棒了，我就把他的书找来，它直接提出另一个故事，那么我想看看他怎么想象和描述另一个故事。因为他在用他的实践做着另一个故事，就是他领导的著名的游 击区。我没有机会去真的考察那个社会的实际体制，于是在他的著作里读到很多东西。他实际上和大家都知道的马尔克斯、萨拉马哥是私交甚笃的好朋友。他们两个 人都认为sub·commander·marcos是现当代西班牙语世界最优秀的作家，我只能通过英文读，仍然可以看到他文学的机智和优美，但是不能从西班牙语去读它，那么我就读到了一则故事，在不知所云之后读懂了，懂了以后我失望了。这 个故事是这样的：他说从前有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那么这个活人就说：“啊，我好羡慕你多么安静啊！”死人说：“我好羡慕你多么有活力啊！”然 后他们俩就争吵不休，正在这时候，一匹棕色马疾驰而过，我看完了以后琢磨这是什么意思？其实他的故事不光讲这样的寓言，他是把这些东西写在他的政论文当中 的，这是他的非常后现代的极富活力的一个写作方式。然后他就说：“听故事的人问讲故事的人：‘故事是什么意思’？讲故事的人说：‘没什么意思呀。’”说这 个故事没有意思，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棕色马来了，前边不是说棕色马跑了吗？但是我知道这样的玩笑背后不会没有意思，因为这既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又是詹 明信所说的安德森式的写作，当然是一种寓言式的写作。所以我一定得读出寓言背后的微言大义来。我读出来了，我失望了，我绝望了。我明白拿着枪在战斗着的人 也和我们一样在同一个瓶颈上。我以为我读懂了，因为大家听过前面的老师讲要重新启动第三世界的思想资源。其实这是这个世界的绝望的批判知识分子们的一个共 同的努力。那 么很多人重新发现非洲反殖斗争中的重要的思想家法农。法农的著作当中改写了黑格尔的农奴和主人的寓言，他说从前有一个奴隶，有一个主人，那么奴隶在主人的 身体和思想的控制下，有一天奴隶醒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奴隶和主人，只剩下了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我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它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的自 由主义思想者写的，他引证这段话来控诉法农，来控诉整个六十年代的血腥和暴力。我们姑且把它在整个中国语法构建当中的情形搁置。我只是说在这背后奴隶奋起 反抗并杀死了那个主人，世界就不再有奴隶和主人，只有人的世界。那么我在互文关系的意义上解释这个世界有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活人和死人争吵不休，那个时 候棕色马就来了，换句话说那是另一个故事，那是另一个世界，或者说那不是另一个故事，也不是另一个世界。那是已经在20世 纪我们已经讲述过的故事。我们不仅以奴隶杀死主人，从此是奴隶的世界的方式讲述过，我们还以动物庄园、动物农场的方式讲述过，我们还以古拉哥群岛的方式讲 述过，而今天我们又如何讲述呢？所以我说必须有另一个故事，必须有另一个世界，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人们的自觉。那么在哪里呢？是什么呢？他的思想描述的现实 可能性在哪里？我再说我在思考和观察当中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我曾说过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2001年约那森将满21岁》不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但是是一部曾经深深地打动了我的电影，是70年代拍摄的一部电影，那么在这部电影中说20世纪所有的寓言都是革命的寓言，20世纪所有的记忆都是革命失败的记忆，那么不仅仅是这样，我认为20世纪不仅仅是一个革命的寓言被实践的世纪，而革命的实践完全陷于失败，悲剧性的命运不仅仅在这儿，20世纪的悲剧性还在于我们几乎耗尽了此前几个世纪人类累积下来的创造下来的用想象力去开拓出来的乌托邦的想象空间。我觉得到20世纪终结的时候，到20世纪落幕的时候，革命的失败和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拉下了一个很厚很厚的幕布，把这样的一个乌托邦想象的空间彻底封闭了。如果我站在一个不那么左翼不那么政治的立场上我可以说20世 纪失败了的革命实践几乎玷污了所有的乌托邦想象。所以今天当我们需要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可借助的想象力。那么当然我刚才想这同时 也是全球化的结果，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如果大家关注世界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当代电影和中国当代电影，这是我熟悉的两个领域，别的领 域我不是那么熟悉，我认为我们面临着全球性想象力的枯竭，这是我所做的一个悲观之后的描述。对我来说，这个思考的环从开始回到了开始，我没有找到缺口，我 没有找到走出去的可能性。但是我说我慢慢的沉静下来，我意识到如果把思考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的话，应该说完全无效，因为我发现我自作聪明的走过了很多 人已经走过的路。我以为我去寻找和开辟的新的资源和道路，其实早已是无数多的人都已走过的一条路。但是我说它对我仍然有意义，就是我打破了一些幻觉，我获 得了一种重新定位我自己的工作和我自己知识的参照系，而且我重新肯定了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它叫文化研究，或不叫文化研究，这其实并不重要，而到现 在为止，相对来说，就它的历史脉络和它的现实而言，文化研究这个名字仍然是和我们想做的这份工作最为贴切的。所以我说这是我要谈的一个大的面向。我 接着要说的另外一个大的面向就是为什么我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困惑，为什么我甚至想放弃文化研究，那么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大家可能已经非常熟悉的说法开始，就是 政治经济学者对文化研究提出了很多批判。他们前两项批判是确实批判到了文化研究的根上。第一项是他们认为在文化研究的起点处即伯明翰学派那里最重要的起点 是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图示和描述的批判上的。简单的说，其实马克思主义甚至包括恩格斯 主义都不能简单的概括为经济决定论思想。但伯明翰学派是对经济决定论做了批判的，他们更强调文化自身参与社会建构的能量。当他们同时让葛兰西的霸权主义的 理论来加盟他们的时候，他们似乎更具有了强大的力量。但是政治经济的学者反身来批判的时候，当你颠覆了这样一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模式的时候，当你拒绝 讨论经济在社会生活当中的意义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脱离你曾经想关注的关于社会极其现实的命题。那我觉得对于今天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现实的时候， 这个批判似乎有一些新的启示和意义存在。我们如何去重新思考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似乎对于我们来说变得非常急迫。而第二个批评大家都知道，文化研 究的问题就在于它尽管有着那样的强烈的社会责任，因为我想大家知道我个人认为文化研究就伯明翰学派来说是有终极视野，是有关注的。文化研究其实是对于文化 研究者的初衷而言，他们其实关注的是人类的解放，这样一个会被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称之为“great narrative”，即宏大叙事这样的一种东西。它是有这样的一种终极的视野和终极的关照在其中的。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文化研究不断纳入棘手的思想方法和观点。但是它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内爆，自我解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先把它搁置。而 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文化研究的学者尽管是有强烈的社会关注在其中，但是文化研究作为实践来说，它始终仍然是文本中心主义的，尽管这个文本可能不是今天的 文本，可能不是文学文本，可能不是电影艺术文本，可能是广告电视和肥皂剧，但是它自然是文本中心主义的，这是他们的重要的一个批判。那么他们的第三个批判 实际上我认为并不是对文化研究的批判，而是对jiontic的批判，那么我曾经最早读到jiontic的 时候，注意到它在文化研究的脉络当中被称为文化研究中的修正主义者。我开始看到这个词时我就想笑，笑我们这个成长的年代，笑修正主义。但是到我反过来试图 整体地思考文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我发现叫它修正主义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它高扬了文化研究的众面旗帜之一，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抵抗。当然它也从结构主 义、后结构主义如罗兰·巴特那里借来了身体、快感种种讨论来支持和丰富这个日常生活反抗的论述，那么我说我把它当作一个确乎是修正主义者的时候，我发现他 好像高扬了文化研究的一面旗帜即日常生活，其实它真正地修正了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日常生活在威廉姆斯那儿，在汤姆森那儿有明确的界定，那是工人阶级的日常 生活，而且它有明确的本土性和区域性，就是英国工人阶级，因为大家都知道英国经过圈地运动，几乎消灭了农民，英国在撒切尔政权之前它仍然是这样的一个有强 大的工人阶级实存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而且它是那个历史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会不会跟我们有共同的知识结构，我们同代人都是读从文艺复兴到19世 纪的西方翻译小说长大的，我们都非常熟悉伦敦东区这样的一种想象，就是在那样的一种英国特有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这样的历史当中形成脉络，所以当你把这个 东西、这个历史、这个地域明确地界定和抽象，变成日常生活抵抗的时候，你真正的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你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彻底地改动了日常生活这个概念、这 面旗帜在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当中的意义，这是政治经济学者对文化研究的批判。第 三点我是无保留地认同的，前两点我并非对它的认同有保留，而是我有若干个疑虑在，第一个疑虑是理论性的疑虑，就是伯明翰学派在当时对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反省 和批判采取的这样一种方式本身是寻找另一个世界，寻找另一种可能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否定了的话，你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回到今天的马 克思主义脉络当中的时候，你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你的社会想象空间，你和你的社会解决方案只能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反抗， 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依然晦涩、依然被玷污了的乌托邦想象。因为它严重地被玷污了，所以我说今天当我们重新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脉络，强调经济在社会 生活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时候，我们能够怎样地去创造出、去寻找到一种不同的思想资源，去开拓一个不同的想象空间，来给文化研究提供一种不同的前景、后 景，或者说语境、范围、氛围，这才是对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所在，而不是是否政治经济学回归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经济学回归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困惑。我的第二个困惑是与对第一点、第二点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困惑不是那么理论化的，是相当形而下的。曾经有一位著名的在中国来说应该是有相当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学者在一本非常著名的杂志上，写文章批评中国的文化研究，我当时一厢情愿地以为他是在批评我，大概是在97年 发生的一件事，那么他在那文章里就说：“这太可笑了，你们看文化研究是什么，文化研究是社会学的工作，而在中国非常可笑的是，一帮搞文学的人在做着文化研 究。”后来我们就说：“你有没有搞错呀，因为在文化研究的起点上，它就是一帮搞文学研究的人开始做的。”所以这不是一个作为学科的先在合法性的问题，对于 文化研究来说，尤其不存在学科身份的合法性问题。那么我只能说：“对不起，你无知了。”而且更加好玩的是，他的这个批评是在一个倡导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进行 的，那么你跟做文化研究的人谈学术规范，也是对牛弹琴。这一点我也是很欣赏陈光兴的一句话：“文化研究这个领域吸引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吸引了一些不甘愿绑 在传统学科战车上的人。”后来，我在另一个地方，我不知道这话哪先哪后，看到一个美国学者的说法就是说文化研究是一些不安份者在做的，是一个在学院内部不 安份者的领域。但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客观限定是存在的，就是我们毕竟不可能拨着我们的头发离开地球，我们仍然在学院体制中生存。我们整个的知识，我们的 结构，我们的谱系受到了我们曾经接受的学科训练的局限。于是我们试图不是文本中心主义的，我们试图在抵抗政治经济学脉络，但是那不是我们的知识准备和我们 的功力所能抵达的。然而这又不是理由和借口。所以我只是说，对于我，采取了一些策略性的对应。一个就是我将诸多的社会现实，多层面发生的社会现实文本化， 我把他视之为一种文本，这样我就可以用我所擅长的方式，我的知识准备去处理他。而同时对我来讲，作为文化研究的文本是永远不封闭的，那个文本永远开敞向更 大的文本，而最后我是试图到达的是一个社会的视野，一个社会的领域，我至少想到达那个地方，揭开那个帘幕，让人们能够或多或少地看到在这个尊严的、体面的 世界上，到处存在着魍魉鬼魅，或者一个不学术化的学位，至少让这些得意洋洋的人们感到有点不安然，至少能让他们明白他们还没有能够独占这个世界。而他们要 独占这个世界，恐怕进行种族灭绝式的杀戮都不够。对我来说，这是我的最低要求，而这其实真的不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能够鼓励我继续做下去的力量所在， 鼓励我能做下去的力量所在是我绝不是一个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的人。我甚至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能够突破这个工作的。但是我想参加到那些寻找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当 中，我最后要寻到一份安心，我说我试过了，当我意识到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做了一点什么我力所能及的东西。90年 代初期，在北京学界，有一段时间人们在讨论知难行易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在今天知亦难、行亦难，而且知难、行难实际上完全是同一个问题。知识的困难和行动的 困难是同一个问题。所以不是简单地指责说，你同情底层人民你就到底层人民中间去？你跟他们同吃同住吗？我可以跟他们同吃同住，而这就能因此解决了他们的问 题吗？人在跟底层的人同吃同住的是当他们相信心里掌握了真理的时候，他们相信能够把知识传播给人们的时候，他们相信能够带人们走向光明。或者用讽刺性的话 说法，即当年古巴革命胜利的时候，卡斯特罗站在舞台上，风华绝代，振臂一呼，应者四万。所有的人们都相信他将把我们带向另一个更好的地方，当然这话看怎么 讲，也许相对于波多黎各来说，古巴就是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是相对于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的时候， 人们的梦想来说，好象古巴并没有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像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曾经梦想的那个更好的地方，我们没有能够到达，那么所以，在今天，行动 的困难和行动的无意义，思想的困难和思想的无效又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又是一个面临着同一个瓶颈、同一个困境的问题，这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因素。刚 才我已经说过，当我们谈到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必然要提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那么我想大家都明白，社会主义对于今天的中国，对于今天的中国文 化研究者来说，不仅仅是历史，那么他不仅仅是历史在多个层面上的展开。刚才我讲到一种带有非常荒诞喜剧色彩的情形，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当中国的一些人们并 不是所有叫文化研究者的人们，试图去利用文化研究来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比当年那个叫新左派的人们扬起一面叫文化研究的旗帜的时候，我 们似乎并没有走的更远，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过是在一个物理的或者叫空间的点上。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我们又有某种相像之处。索默尔出任伯明翰 当代文化研究主任是在1968年，不用我告诉大家，1968年在欧洲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炽热年代的退潮期，炽热的年代正逐渐化为灰烬的时候，伯明翰学派或者叫文化研究学派应运而生，但是我们说在世界范围之内，反帝反殖的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民权运动仍然在此起彼伏，不再是一个炽热的、充满希望的梦一样的60年代，但是仍然是一个有希望的年代，仍然是这个世界上大量的人愿意站在有良知的寻找另一个世界的人们一边的时代。可是文化研究进入到中国是在90年 代，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炽热的年代刚刚过去，正在变为灰烬的年代，但是不同的那个灰烬迅速地被纷纷扬扬的撒入到空气之中，不再有人记得曾经 有火，曾经有灰烬。不仅仅是这个，而且是在于另一种火、另一种炽热、另一种沸沸扬扬迅速地动员和组合起了这个世界。这个动员和组合的结果使得今天的世界上 的任何动员几乎都不再可能。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错位，就是文化研究进入了它的紧迫的时候，在它的现实困境的意义上，似乎仍然在当年伯明翰学派出现的物理或 叫空间的点上。而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远不可能获得当年伯明翰学派所能获得的那样一种思想和文化的环境。我们所面临的是借用那个说法，就是像雷蒙和萨特的论 争，最后以雷蒙一生的失败和身后辉煌的胜利而告终，与其说他在理论上或思想上胜利了，不如说历史帮了他的大忙，历史站在了雷蒙的一边，历史审判了萨特。换 句话说，历史站到了右翼的一边，历史审判了左派。无论你是新左派还是老左派，都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当历史和现实以分外的残暴的、合格的、洋洋自得的方式 彻底审判了左派以后，文化研究在中国出现了，而且伴随着一种叫作中国新左派这样的东西出现了。他带来的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系列问题以外，还带来的问题 是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它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我觉得中国文化的错位的本土降落，它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说中国出现了新左派，如说当年英国出现了新左 派，当然相对政府和英国共产党而言的新左派，那么今天的中国出现了新左派，当然相对于正统的老左派而言。可是请大家稍稍想一想，还有没有老左派在掌权，这 个话就不再往下说了。我 们岔开来，说一点轻松的话题，举两个例子。昨天我的学生在北京的文化研究工作上作报告，引证了一篇文章说：“今天的中国，我们不向左，不向右，不向前，不 向后，我们向上层社会。”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是拨着头发就飞升起来的想法。那么北京有一条著名的房地产广告，每次我提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海外的朋友都 说：“I can believe that.”这广告说：“向左，向左，向左，当全世界都向右的 时候，我们向左，左岸公社――少数人的写字楼。”很有意思，当全世界都向右的时候，我们向左，我们走向哪儿？左岸公社，少数人的写字楼。所以我说这时候我 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叫左派，我当然知道，它有确切的意义，它确指批判，它确指对全球化的拒绝态度，它确指对资本主义的质疑态度，它确指对社会平等和社会正 义的关注，它确指对于社会民主的思考但不认为美国式的民主、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是民主的唯一途径。当然，它有这些确指，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这是一个没 有办法在空间方位的意义上来定位一个人的社会立场和社会位置的时代，因为这个社会在向上，在向左，在走向左岸公社，而且这一切向上的社会和左岸公社确实只 属于少数人。我的一个朋友讲得非常有趣，他说我不能替多数人想，那我就替少数人想，中国照着这个向上、向上的方式发展下去的话，那就不是富人的日子不好过 了，那是所有有几个闲钱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了。因为当太多的人马上富起来的趋势不可遏制的时候，大多数人将衣食有忧了，所以我不替多数人想，一直都 在为少数人想，我觉得社会无论如何不能再这个样子。昨天我的学生在报告中提到一则消息说，某某地方的警察局和大款建立了热线联系，他们掌握了几个由公安局 长亲自签名的卡片，上面写有若干个电话，大款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随时可以得到救援，所以你可看到这个政治权力的转移，金钱和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的紧密结合。 但是这些不是我们的目的，我同时看到另外一些东西，这是文化研究教给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他们生活的多么不安全，他们生活的多么不幸福，他们生活得多么没 有质量。我也替他们说，这个世界也得有另一个世界。好，我们回来，我说事实，左派和右派这个所谓在今天的世界似乎变得非常重要、非常敏感，但是另外一个方 面，又分外的没有意义。因为左和右原本是一个相对位置，其实我们又不知道左派和右派的划分有着明确的所指和另外的敏感是因为它联系着冷战的历史。在冷战的 历史脉络当中，地可以被清晰地定位，但又请大家注意，正如冷战的历史给左派和右派的称谓一个极大的扭曲一样，我们不要忘记，当左派和右派的说法出现的时 候，左派对应着一个机器的政治姿态，对应着对自由的欢呼，而只有在冷战当中，自由被右派垄断了，因为他相对于左派的集权政治，所以说仅仅是在冷战的不到五 十年当中，左派失去了自由的旗帜。那么今天有没有可能重新拿起自由而非自由主义的旗帜，有没有可能去重新定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呢？这些作为资本主义 基础和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话语系统的理论，除了知识考古学，除了思想史的框架以外，还有没有一种新的社会现实的可能性。如果所谓的左派它不能回收自由的旗 帜的话，它就几乎没有任何可能重新面对社会发言。那么我们退一步，先不去讨论左派如何去重新定位自己，今天的中国自由派、新左派或右派变得如此的敏感，有 时变得很伤感情，变得充满战火与硝烟，变得很不择手段，当这样的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已经充分地被大家认识 到，但是并没有被充分地纳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包括文化研究的工作当中，就是如何清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历史的遗产。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地被重视，因为我不 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也许大家同意，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观点。我说今天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革命传统、有着社会主义历史的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 最为赤裸、最为血腥的方式在进行着，而这种东西迅速地转化为被相当多的人们包括被剥夺的人们一起由衷的拥护的文化霸权和中国的文化人以空前的没有良知的方 式与既得利益集团合谋，并且使自己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这些事实到底怎么去解释，这本身是太大的课题，可能有很多可以解释的方式，但是我认为，一个 基本点是支持着这种霸权确立的，支持着这种剥夺式的、支持着人们如此迅速的就自我洗脑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霸权逻辑和专制体系当中的东西，刚好是那个叫革命 和社会主义的历史。那段历史成为了最为有力、不言自明的、今天现实的合法性的论证者和辩护。这里面应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这段历史确实被妖魔化，确实 被单一化，确实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脉络当中。由于某种特定的建构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被描述为今天的黑暗的血腥的、肮脏的形象。但是历史作为文化战 场，既被作为战斗，我觉得我们有意义的工作，绝不是为那段历史正名。因为尽管经过了妖魔化，那段历史确实包含了太多的苦难和罪恶，可以使人们将其妖魔化， 可以使人们有选择的将其妖魔化。那么我们所做的不是简单的正名工作。我们当然首先要澄清这个妖魔化的叙述当中究竟遮蔽了什么？在那个血腥、罪恶、剥夺、暴 行之后，有没有幸福、快乐，有没有阳光，有没有解放，有没有人从这段历史当中获得了什么？这当然是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工作是深入到历史当中 去，它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也包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包含主流和另类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主流的和支流的国际共产主义 的历史，也可能包含着广义的在世界范围之内的仍然在行动着的，以自己行动可能是相当和平的相当改良主义的相当温和的方式，试图去变革这个世界，试图去寻找 另一种可能性的人们在认识和思考。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进入到内部去，对于我们来说这段历史就是永远的债务，是难以偿还的债务，可能要用更大的悲剧、更多的血 腥，最终去偿还。所以有一个工作也许是我们无法完成的，就是如何把这笔债务转换成遗产，如何把这笔债务显现为遗产，如何把遗产从这些债务当中剥离出来，我 提出这种说法的时候尚未读到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后来读到了，我就说，可恨。现在我又没有了独创权，但是他毕竟是德里达，他表述确实比我好得多，所 以我还得用他的表述，就是每一个遗嘱的执行人他同时就承接了那个债务，每一个债仅人，他同时也扮演着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然，我已 经在篡改德里达的意思，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可能更多地是在你们这个年龄段，我们自觉不自觉的都在扮演着遗嘱执行人和债务的承担者的双重角色。那么，我 想至少对文化研究这个领域来说，一个充分地、自觉地意识，应该被建立，我们必须去正视那段历史，我们必须去正面处理那段历史。否则的话，比我们能否回收自 由的旗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先在的被剥夺了发言权，我们已经先在的被剥夺了去讲述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生活、今天社会中的苦难和问题的前提。所以我觉得， 从任何一个层面上梳理债务和遗产的工作都必须开始，其实很多人已经在开始，已经在做。我只是说他应该变成更多的人，应该变成更多的社会群体的自觉的意识。 它应该成为文化研究这样一个名目，这样一个旗帜下面的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我说，它从来不是文学的外延，也不是历史的外延，不是电影研究的外延，它是 一个社会和思想工作，一个去参与、借助变革社会的和有效的思想生产的一个领域。从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说，我想我们都力不胜任，但是我们又都力所能及。最 后，我想提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一切文化研究的自我系统，文化研究的工作，文化研究的历史，其实始终联系着一个概念，联系着一个角色，它叫知识分子。而如 果我们把它纳入欧洲和美国的脉络中去，我们抛开两个脉络，即一个是法国脉络，一个是俄国脉络，我们会发现，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是老旧不堪的，早已没人使 用，取而代之的是批判者，取而代之的是专家，取而代之的是学者，中国就有类似的情形。90年代，我们创刊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杂志，叫《学人》，定名为《学人》，英文的名字是“scholar”，如果联系着80年代的历史，联系着8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联系着80年代所谓本身是耐人寻味的文化事实，那么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大概是1995年 在一次会议上我用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说知识分子的工作如何如何，然后就跳起了一位青年记者，对我厉声喝道：“知识分子在哪里？中国有知识分子吗？”然后， 他说了一句很粗俗的话“中国知识分子还在他丈母娘的腿肚子里转筋呢。”这是北京的一句土话，意思是中国知识分子尚未出生，这告诉我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知 识分子只是一个伟大的理想，知识分子是一种理想的形象，至今他尚未出生，因为中国尚没有产生知识分子这样的土壤和环境。那么类似这样的东西都在告诉我们， 知识分子这个语词是什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如果关注时尚文化，有一个东西肯定是大家会注意到的，广东的一份杂志叫《新周刊》，它出过一个专号，叫 做“知识分子”，它告诉我们，知识分子是大大了不起的，那么最后我看到了它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和衡量方式，它所肯定的和所谈的那些知识分子究竟怎样，我们暂 且搁置。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好参照的，我只是发现它对他们给以如此大的肯定就是说这些“知道分子”成功地把他们的“知道”转换成了金钱，把 他们获得金钱的东西转换成了无形的资本、他们的象征资本、他们的文化资本。然后这些文化资本就会给他们赚来更多的金钱，他们已经成功地进入了知识的、资本 运作的行列当中。在这个意义，它告诉我一个事实就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变形，已经开始褪色，但是还有生命力。和欧美不同，刚才我说搁置法 国和俄国的脉络，但是我已经读了很多本翻译得很好的介绍法国知识分子的书，据说是本世纪的80年 代，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将永远成为在法国字典上的一个词，人们要去查字典，才能明白什么是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在俄国，我想如果还存在的话，大概也处 在未死方生之中，因为面对着这样黑帮的资本主义的事实，恐怕知识分子的生存并不比克格勃的制度轻松，因为这个黑帮直接由克格勃转化而来。那么我们说在世界 范围之内，知识分子这个语词在不同的脉络当中，经历了不同的变化，而在中国的历史脉络当中，它也经历了自己的变化、发生和发展。那么，曾经批判知识分子是 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学者、中国的艺术家共同选择的自我身份，曾经在80年代，我们共同选择这个 东西作为这样的一种自我身份。但是一个很有趣的错位出现了，比如我们以韩国知识分子为参照的话，韩国知识分子反专制的斗争是与反美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所 以自然地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批判理论的思想资源获得了一个有机的连接。而在我们中国，当批判知识分子站出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向社会亮相进入社会生活的时候， 我们是把一个反专制的历史和清算社会主义的、清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我们就当然地和批判理论的脉络形成了巨大的同构，以致一个中国的批判 知识分子要从某种程度上去清算，我举一个例子，以清算福柯开始，清算福柯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福柯可以被清算，而且福柯在法国的脉络当中，属于右翼而非左翼 的，这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他清算福柯的方式是说，福柯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这个家伙在1968年的 时候居然站在学校的楼顶上拿了一块砖头，去砸维持秩序的警察。对不起，这是我在上海的一本刊物上看到的通俗文章，他清算福柯的是福柯居然在学潮当中站在学 校的楼顶上拿砖头去砸警察，但他的描述是砸“维持秩序”的警察，那么他站在哪儿？很清楚，他站在秩序一边，他站在警察一边，所以我觉得这个裂隙和矛盾，是 当我们定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当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它同样联系着社会主义的债务和遗产，当我们没有能够成功 地清算这笔债务和遗产的时候，人们那种清算遗产的方式甚至连批判理论、甚至连福柯这样的扔了一小块石头的也要被清算，非常有意思。我们的那样一种颠覆和清 算暴力秩序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以秩序的名义展开，以致我们如此强有力地站在秩序的一边，我说这是第一个和知识分子的角色相关的问题。但思考中国知识分子 角色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所形成的批判知识分子思想资源和批判传统都天然地隔绝在我们文 化研究的实践之外，这是一个我想讨论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要讨论的问题，说来很有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葛兰西和威廉姆斯的理论，其实它们是在五、六十 年代已经开始被翻译介绍过来的理论，但是我们在当时只能处在一个非常边缘的状态，它们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到我们开始追求自由解放，开始追求新的西方 思想理论的时候，他们作为老马克思主义的嫌疑犯，又被我们给抛弃了。所以一直到了90年代的初期和 中期，我们才重新寻找到了思想资源，寻找到了批判资源，重新进入了文化研究 。这时我们才又把他们从故纸堆里拣回来，发现了他们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尤其是葛兰西被重新发现以后，有机知识分子这个词再次在中国成为某种意义的时髦，我 们开始使用有机知识分子，但很好玩的是这个语词立刻和一个中国的其实在现当代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定势联系起来，我们把有机知识分子当作正面的、值得肯定的， 把学院知识分子当成负面的、应该否定的。然后我们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参加到社会的变革当中，好像大家完全忘记了什么人才真正的是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就是政 府里的新官僚们，这才是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效地参与到了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同时还有那些在传媒当中极端活跃的知识分子，那些使用着常识性的话 语对民众有极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知识分子也是有机知识分子。在这儿，又出现了一个裂隙，文化研究志不在学院，志在社会，文化研究有着它明确的社会诉求和终 极的参照视野，一个文化研究的学者，应该成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应该履行某种有机知识分子的功能，应该占据有机知识分子这种功能的位置或者功能的角色。但 是在中国，似乎有机知识分子的空间与社会的新主流建构的空间是完全重合的。在此之外，似乎你很难获得一个成为有机知识分子的空间。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有机知 识分子，因为按照葛兰西的定义，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有一个算一个地都是有机知识分子，他们议政，他们引经据典，他们大谈阔论，同样他们也讨论着美伊战争，他 们也是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开玩笑地说，北京烤白薯的老头都会告诉你中南海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玩笑归玩笑，但说京城百姓爱谈宫廷秘闻确实如此，在民 间有议政的传统、读书的传统，他们真正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我只是说在狭义的知识分子定义上，成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空间。上海的一位朋友在反 战声明中说我们都应去做一点有机知识分子的工作，跟你的邻居说说、街坊谈谈，给大家讲讲世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他是这样的一个叙述方法。我们抛开这点不 谈，我们说你成为一个狭义的、能够受过高等教育的、借助文化生产的、借助知识生产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你想要所谓履行有机知识分子的责任或实践这样一个社会 功能，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至少要参与到这个社会变更过程当中去，你至少要使自己的话语成为社会空间当中的一种声音，你至少应该试图去让更多的人听到 它。我已讲过诸多的原因，从而造成中国的社会空间、中国的舆论空间、中国的话语空间和形形色色的不同层面的权力空间。它似乎在一个变动之后迅速地完成着它 的整合，完成着它再度封闭的过程，那么我们放弃有机知识分子这个可疑的词，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即公共知识分子。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其实还有很大的 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空间，但似乎这些选择了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从可能成为有机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的空间当中大踏步地撤离。我想我自己的思 考和身边朋友们的思考恐怕使我们再次回到了问题的起点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当中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尽管面对着这个新主流的迅速 整合的完成，可能作用相当有限，可是一定的作用也许是可能的，但这个作用仅仅发生在正面的文化战场的意义上。在粉碎一些谎言、粉碎一些幻象的意义上，而不 在于我们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分享另一个世界，或者试一试去讲述另一个故事。我想当我们还完全没有可能去讲述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回到了 第二个问题结束的地方，我们所履行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能仅仅是批判，所以这里面提出了一个两难问题，对我来说，始终是两难，这就是我们应不应该投入到那样 一个正面的文化冲突中去，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能，如果我们不履行这个职能的话，其实我们是拱手把所有的话语阵地全部让给新主流、新获益集团，而他们是少 数人的写字楼。但是如果我们去履行这个正面战场的战斗的话，我们大概就陷在了一个泥沼之中，完全不能自拨，那么我们就几乎没有时间、空间、精力去打开哪怕 一点点的想象，去想一想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有没有另一个世界。所以我想，所有这些，用王朔的话说“你们太拿自己当人了”。可是，我们已经经过了那种必须把 自己当畜生的年代，这个年代如果据说我们还有当人的权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当人呢？所以我想不是当人不当人的问题，而是是否把自己看的太重要了。然而我 一点都没有把自己看的太重要，我觉得我越来越明白自己是一个从事某种特殊职业的个人而已，这个职业提供给我们的某些舞台、某些空间、某些非私人的唱卡拉OK并 强迫人家来听的那样的一些空间，因为这样你可能吸引更多的目光。相对来说，是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明星，但是这并不会 因此而增加你的内在价值。这些我非常清楚，作为我个人来说，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思想者，我知道我并不是那种思想家类型的学者，所以我也很难完成一个思想 家、一个应该由思想家来完成的工作，但是我至少是我，我愿意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情，我愿意让我自己心安，我愿意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我也帮助了某些人，如果 我再幸运的话，也许有一天说，世界晚了一些毁灭，我们也在从中做了一点事情。也许，真的只是也许。我说的太多了，谢谢大家。                 戴 老 师 现 场 答 疑  王晓明：今天戴锦华先生讲得非常精彩，那么她对我们这个打引号的文化研究，这样的一切活动的基本的困境、问题及它的意义都说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一个女生： 戴老师，我开始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一直在好奇你给出的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我觉得至少在近五十年内出现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很小。你在说另一个世界的时候，我 联想到了《十八春》，它在结局的时候说到曼春和世君，并给他们另一个新的世界。我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局呢？其实我想应没法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机会， 让他们循序渐进地得到一个希望，而给了“新世界”这样一个希望，认为这希望应该是乌托邦的，所以我觉得用凭空而出的另一个世界的话，它应该不是很可靠的。 我觉得如果出现另一种可能的话，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可是现在好像我没有看到这么另一种异样的、逐渐地出现和发展的另一世界。戴锦华： 那我就坐下来说吧。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没有看到另一个世界，甚至没有想像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可是我觉得有一种事我们很清楚，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问题太大 了，今天的世界不允许我们坐下来谈。可能你认为近五十年之内不会出现另一世界，我也同意。但是今天，这个世界维持不到五十年了，这个我也是肯定的。因为一 个很简单的原因，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数字，就是今天的全球石油储备量最多只够使用五十年了。大家看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抛开反美不反美的立场，美国希 望自己使用七十年，希望能够更多地占有石油，它本身用的能源是世界上最多的，它如果不想与全球分享这个能源，同时又有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迅速地崛起，加入到 能源的消耗当中来。而五十年这个时间是以前的测算，现在肯定不是五十年了，那么你可能给我一个乐观主义的结局，就是在这之前能发现新能源。我所知道的是大 概近七十年来全球每年投入到探索新能源的钱是惊人的天文数字，已经所有最优秀的人都在做这件事情，可是现在仍然没有结果。有一种说法说使用太阳能，我想大 家知道，煤和石油都是太阳能，是几千万年、几亿年太阳转换出来的能量，已经让我们在短短的几个世纪当中快用空了，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事实接下去的话，等到 石油资源被用光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怪的事、一个不新鲜的事就会出现。正如一种能源使用完以后，社会就会进入一个黑暗年代，例如之所以古希腊、古罗马 文明消失，然后欧洲进入了中世纪，就是因为树被砍完了。按照这样的一种自然逻辑、自然史的叙述的话，很简单，今天人口这么巨大的世界，今天如此依赖石油资 源的工业文明，不到那个时候就出事了，那是我们没法想象的，我们在此以前已经看到了为争夺能源的战争的残酷，我想这点大家都清楚。如果你是进步论者，你说 我们有办法，那么我们可以不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相信没有办法，历史规律是无法抗拒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不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危机迫在眉睫，而 且还包括环境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包括爱滋病，包括非典型性肺炎，开玩笑，因为我在北京觉得非典型性肺炎是个神话，昨天看到记者招待会才知道世界上非典型性 肺炎已成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确定这个危机就在眼前，我们要去做真正地抢救或抵抗，不愿意眼看着那样一个黑暗年代、一个大杀戮、大 萧条年代的到来，我们就得想办法。你 说没有任何的动向是不对的，世界到处都有，世界到处都有人们在试验一种不同的东西，不过他们太少了，我去过很多地方，到第三世界国家看不同的人们做着不同 的事情，后来黄宾老师捶胸顿足地说：“满地都是星星之火，没看到它能燎原呀？”我笑他用那老旧的词，后来我说：“别说燎原了，就是两个星星合成一个大星星 行不行？也没有看到呀。”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本土当中去尝试一种新的可能，包括在美国的社区当中，有很多互助组、合作社，他们用另类持 久货币，他们只想有救，认为手里拿着美元是不可靠的。怎么办呢，他们重新用自己的交换劳动去换工券，既“伊萨卡”，这是很有名的另一类货币。康奈尔大学所 在的伊萨卡，在那个地方人们用交换劳动的方式生活，因为他们认识到当大饥荒到来、一个帝国崩溃的时候，靠着手里的换工券可能不会饿死，但是如果手里拿着百 万美元或英镑，你可能就饿死了。全世界有很多类似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大游行已经开始，这个东西不会凭空长出来，会从这里面长出来。我 再提一个sub.comander.marcos的说法，非常有意思，他举了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他说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在他接手这个活的时候，石料已经被人家开过了，前面的雕塑家雕失败了，所以他接手的是一块残料，最后就雕成今天我们知道的大卫像，那靠他的天才。然后marcos就说，未来的世界不会凭空产生，就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当中产生，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破烂残缺的、已经被开垦过了的材料，但就从这儿开始，看我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天才，有没有想象力从这里面构建出另一个世界来。陈清侨： 其实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因为非常丰富，我先问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技术性就是说我听得不太清楚那个转折，我觉得你今天的讲话最精彩的关键点就在那棕色 马，突然间飞过活人与死人的马，我不知道为什么死人会说话，从开始就说我们是在怎样的绝望当中讨论今天的题目，说文化研究到底还有什么可能，它的困境或者 它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子，我要问的是从棕色马这一点到你后面的这一部分，你展开的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批判，最后也指出了一些为 什么要坚持的可能，我抓不清楚在这寓言之后为什么可以这么容易地回来，这样的一个建构我不明白。戴锦华： 实际上我说我讲这个故事，只不过是法农的故事，棕色马再回来的不是另一个故事，而是一个老故事。那么，我们的可能性是回到老故事中去，我们不可能在老故事 以外有一个新故事。对我们来说，老故事最贴近的是中国自己的老故事，那是中国革命史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我回到老故事里去，我说这个老故事有没有给我一些讲 新故事的材料，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这一百年，如果你有任何必要讨论革命的话，你要想二十世纪的中国，因为中国从二十世纪之初到这个世纪的终结，它经历了 所有这样和那样的革命，一本讨论革命的话题的书，一个自由主义学者在文章中讨论这东西，我觉得在它里面，已经说过，如果以不同的形态去变革社会，去解决中 国具体问题的时候，里边应该有很多的材料。所以我认为，到他提到法农时仍然找不到出路，可能我们找回去也没有出路，但可以找到一些材料。倪文尖： 你最后讲，如果卷入现实的文化战场，做批判性的工作，是一种有可能性的选择，这要耗尽巨大的心力和精力，去想象另外一个世界。一般地说，至于这两个方面， 我们是在不时地想象，然后用到当下的文化批评中，你为什么不采取另样的一个逻辑，而用你现在的一种方式？第二个问题是你说从99年开始，你写了很多文章，但未拿出来发表，我相信，你这些文章会与刚才这些问题相关，请你拿出一两个来，做一下示范。戴锦华： 我觉得刚才那个问题有点急着收尾，表述有点不清。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其实这种阐释只是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有前提在，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人太少，一个前提 是传媒早已经成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有效的组成部分，所以你可以争夺传媒战场，但同时你还是面临着传媒能不能成为一个借指，把你的声音传出去，有这样的一个 空间。那么你在借助传媒来进入一个文化战斗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个先在战斗出现了，这里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我说中国的有机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自由派，因 为他们在90年代整个传媒形成中已经使自己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传媒人，所以他们选取的意识形态、社 会立场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与传媒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所以我们又有一个战斗，在战斗发生以前就已经发生，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他可能付出的力量是太大了。 在这里面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必须承认的，到今天为止，中国对于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所谓现代化之梦持有某种批评态度的人，他们有一种过分地保存 自己的学院身份的纯洁性的倾向，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东西，一个很明显的群体的弱点，一个致命伤，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选择不仅仅是时间、心理的问题，我认为 那是一个面向，当你只有这么少的时间和精力的时候，你怎么去做。我补充一下，当然你之所以会有批评，是因为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觉得这个世界不行，应该有另 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指认方式。另外一个东西，我说我写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完成，有一部分是秘密武器，在这里不会拿出来，原因是在于，我当时是在 想，从我发表文章开始到今天，这是我第一次进行了很长时间的非功利性的写作，我想在一个完全不考虑语境制约的因素，因为我们要考虑的东西太多，我们会考虑 到发表、审查，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会考虑到阵线，不要伤及无辜，对敌人不要拥护，对自己人不要反对。在你写作的时候有很多复杂的制 衡关系存在着，当你真的思考这个现实，同时反身思考你自己的困境、问题和你自己弱点的时候，我觉得需要一个至诚的坦率。所以我在这里可以说，我做了一个三 十多万字的笔记。我把他叫作笔记，当时就是这样，不顾文体，有的很论文，有的很日记，我作了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我是永远不准备拿出来了。因为我 写完以后自己很绝望，我怎么一句新话都没有说出来，一个新词都没有找到呢。最后，我记录了我所走过的、我所思考的路，记录了以后我发现早已有人走过的甚至 是一个时代的人们已经走过的东西，这个东西是非常个人化的。其它我做的东西基本上都属于文化批判这个范畴之内的，然后我说，想象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其实到去 年才开始明确起来，那么我所做的所谓的准备性的工作，就是我大概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翻译了一批sub.commander.marcos的东西，然后我准备再做一个比较长的introduction， 希望在国内的杂志上发表，然后希望能够编一系列这样的书，作为一个思考的资源，作为一个打开想象力空间的东西，因为当时一个墨西哥的学者非常明确地写道： “他们根本不是模式，没有任何模式的价值，他们只是一个激励想象力的因素。”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坦白交待完了，我就做了这些工作。倪文尖：你那三十万字，我觉得在今天已经讲了一些了。戴锦华：我把有意义的东西今天给大家说了，没有意义的我自己自认倒霉了。一个学生： 刚才你讲棕色马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一直有一匹棕色马在跑来跑去，但是有一点是可能解构你这匹棕色马的，你说二战以后，一个最黑暗最危险的时代，这个时代可 不可能成为一个人类最危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刚说到的问题让我非常恐怖，但是其它的，会不会有更加恐怖的东西呢？一个黑暗的屋子打开一扇门的时候 会发现一个黑夜，但是更大的一片黑暗会不会比一个小的黑暗更加可怕呢？所以这样的一百年的历史是不是在我们前人那里，在俄罗斯知识分子那里或法国知识分子 那里已更早地经历了这种感觉，只不过是今天我们在全球化之中觉得这世界更黑暗了，也许它并不一定更黑暗了，我们的生活也会有太阳。这是非常简单的思考，可 能没有什么理论思路，其实我们没有人找到一个事实区别于以前其它事实的一个最本质的东西。戴锦华： 说得好，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太阳的，甚至人类不存在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这个我回到莎士比亚：“不管玫瑰叫什么名字，它芬芳依旧。”所以当我们在这儿绝 望失语的时候，太阳照样升起，但是我看到的是太阳下的人们，在照样的继续死去。太阳始终在升起，我关心那些无声无息死去的人们，我说“9.11” 的时候，世界大厦的人们震动了我，但当我读到一则材料，说就在那一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有四万例的婴儿、儿童死亡，他们死于营养不良、疾病、没有得到求助 而死亡。那篇文章就这么几句话：“九月十一日，四万个婴儿死亡，没有哀悼，没有报道，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我觉得对我来说，确实是太阳照常升起，悲剧不 是那种戏剧性的悲剧，悲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于每分钟发生的悲剧。那么黑暗来自哪里？那个黑暗也许遮挡不住太阳的光芒，但是那个黑暗的确存在，对我 们的工作去寻找另一个世界，其实首先是去寻找另一种语言，具体到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应怎么去描述他，怎么去言说，怎么去定位，其实首先要去寻找另一种语 言，而且我们要小心的是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某种语言，其实那不过是早已老旧的语言。毛尖： 戴老师，我觉得您在讲的时候，很有激情啊，在讲那匹棕色马的时候，你在描述绝望的时候，你用的那种语言，其实是一种有一些希望的语言，而且整个讲述带有一 点喜剧性。我觉得如果语言是一种可能的话，这个可能是不是另外一种、带有一点希望在里面的呢？因为我觉得你在说绝望是什么的时候，我却因为你的话语而更有 信心一点。然后你讲到棕色马的时候，你认为它仍然是个老故事，它依然一个法农的故事。但在重新讲述的时候，如果语境、语态、语气不一样了，我觉得这里面是 不是含有一些刚才那同学说的“太阳”的因素呢？当我们重新讲述故事的时候，已经希望故事改变它原来的事迹，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一点那种因素呢？戴锦华：这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它跟批判一样，它是可能的，但是又不足够。王晓明：毛尖说的是这个讲述不仅仅是一个说什么不好的。陈清侨： 我要插一句，我问问题的时候，你回答了这匹棕色马，解释了法农，你讲话的时候有一点回应和毛尖接近。我一直在想，这个棕色马其实就是批判，我们在讲文化研 究的对象作为研究、学术讲座、教学项目的题目，它最核心的功能本质是它自己是可以流通的一种质，可是它解决不了问题。我在听你讲这个故事，在没有讲法农和 后来解答那个问题之前，我一直在从这脉络起，我觉得其中需要提出的是，你今天讲的对于批判这种活动，为什么说文化研究是一个名目，一个这样的我们在绝望之 中看不到太阳，但还是可以做一点事的名目。是不是因为人这么少，力量这么单薄，那不如用文化研究这个还比较接近的题目可以聚一些人。从你那悲观绝望的处境 到你后来的这种想法，从我自己的例子、经验看，我是很认同的。可是回应你后半部分的几个具体的问题，关于文化研究可以做或者像对它的批评，你提到的三点， 头两个你基本在说文化研究作为学科、作为学院这种工作。到你后来提到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到现在几乎是一种无可批评的状态，就像那匹棕色马在关键的时候它 就想自己逃掉。有趣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论述，它解决不了人们饥饿的问题，死人也不能变活，解决不了也不重要，在那个架构里面，你刚才提到的很好，你说 自由主义从来不以它的论述来解说，可是有其它的问题在发生。我们如果说是在文化研究这个很模糊的里面去建构一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一些激情或绝望的感觉的时 候，我觉得其实也是要理清工作本身的性质和世界在无情变化的情况，包括知识分子概念跟他所指称的这些角色，跟这些角色的历史功能都不断地在改变着。你后来 也提到，回到一个今天我们讲座的话题，文化研究到底能做什么？一方面我觉得你提的很好，它对社会、对公众有批判的功能，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你讲得少了一 些，可是你提出来了，即它在学院机构里面。因为大学体制已越来越不能如一百年以前的北大那样宽容，不能发挥同样的建构，事实已在改变，这是体制本身的建 构，不仅在大陆，在香港，而且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我上星期讲到，文化研究作为这个体制里面的一块空间，它不完全是个热点，我们也不能否认它就在 体制当中，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呢？我觉得这是可以讨论的。另外，我们很大部分，我们的知识分子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挂一个文化研究的名字，搞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在搞那匹棕色马，要明白它会不会发挥批判的功能，我觉得不要忽略它本身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是做了很多事情的，也能够有一定的小小的影响，在这个空 间里面，我们回到讨论很多学科之间、体制之中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它可以是一把伞，不是用来遮挡太阳，而是要遮住一些魍魉鬼魅的东西。那么，它能够有效吗？ 能够支撑到我们这一代、下一代或更长的时间，更多的人去做不同的工作吗？从这方面看，在这事情上我们花了很多精力，而这确实是我们能够掌握的空间，而它就 是在体制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难的矛盾，因为在体制里面，你就不能发挥真正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功能，可是你做的很多东西，又是在这个空间里面，这有没有 一些积累能有效地发挥它应该可能发挥的影响力，我不知道我讲得清不清楚，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放在共同的空间里面讨论。戴锦华： 我觉得在香港、在岭南会比我们大陆的空间大一些，我当然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今天把它给搁置了，这是文化研究和学院体制的关系问题。那么， 我自己主要的是出于自私的考虑，不想把北大的文化研究推向变细的方向，我知道一定要跟那个体制或多或少地做些牺牲才能完成这件事，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 原因，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好办了，文化研究有硕士点、博士点，于是我们就要确立什么叫文化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应该有哪些必读 书、参考书，这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我尽可能把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有批判力的、有思想的书放在参考书目里和经典作品中，这个过程本身已经在极大地扭曲了当年 你为什么跑到文化研究里面来的意义。你是觉得其它学科好可恶，才跑到文化研究中来的吗？从而让你自己变成一门新的学科叫文化研究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特 别，但同时我也知道，在世界范围之内学院成为了下块你可以叫做“飞地”的，就说到这儿，你还能做一些事情，而且由于你的学生与你联系，一起做一些建构的过 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年威廉姆斯、霍尔他们教夜大，我读到他们经验的时候，想起我也有特别长时间的教夜大的经验。北京电影学院主要是进修班，当年我确实 在夜大学、业余大学教书，当时正在那儿谋生，没有更高的革命理想，我教过很多东西，但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有很大理想化的成份。他们认为夜大的学生会比大学 本科的学生更容易接受到真理，更易于跟社会的冲击、变革符合起来。我觉得这是相当理想化了，因为社会的权力等级同时是他们牢固建构等级的过程。所以这个问 题之大，还包含了当你成为一个学科的时候，你就要把文化研究细分、划定，哪些是文化研究的对象，哪些不是，因为你在开课的时候，已经在设定这些问题，所以 我说生死是一回事，“to be or not to be ”。所以“no question”,你不要问，问了就完了。文化研究要求你必须在学院之间扎下根来，但是扎下根来你又可能死，你不死又怎么办？大不了就去当棕色马，又逃到另一个世界。所以我比较狡猾，我不用那体制来束缚我，也许哪天我可以到另外一个体制中去。陈清侨：有一点建构可以帮助做的，就是解决你头一两个问题，文化研究完全可以把跨学科学科化，但这又是两难，因为他本身在后来变成了一个学科，在现有的学科当中可能会被给予曲解。王晓明：好，今天非常好，时间已经延长很多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戴锦华先生来给我们做这个精彩的演讲。（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戴锦华：谢谢大家坚持到最后。

让我们把这种共鸣称为“事件”。事件这种突然创造，所产生的不是一种新现实，而是无数种新的可能性。它们无一是对已知的重复，这就是为何“这次运动宣称了民主”（意谓西方正在享受的民主）或者“这次运动追求社会改进”（意谓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富裕）的说法完全是蒙昧主义的。从几乎一无所有开始，在各地呼应，大众起义为整个世界创造了未知的可能性。

2012年10月，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刚被翻成中文并出版，福山本人也飞到北京，为他的新书热身。北大哲学系特意举办了一个座谈会，笔者忝列末座，借机读到了出版社特意为与会学者印刷的新书。

汪晖的学术争议事件已经延烧两岸，两份各有多位学者列名的联署书加上素有自由开放色彩的大陆媒体热切报导与网络知识分子的犀利攻防，这些言论的交锋引发无限猜测和联想，也搅动从意识形态到学术专业到政治定位的各种暗流激荡。 自从我参与联署后，不少大陆朋友都表达好奇、疑惑不解或甚至质疑；由于每个人参与联署可能都是出自于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建基于不同背景经验的考虑，我决定还是站出来说明我的想法。 我个人参与联署声援汪晖，主要是「回应」某些学术人士联署要求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小组的这个举动。我的经验告诉我，那种动作因为有集体的态势，更有大众媒体的管道发布，其实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也带来妖魔化的定罪效果，在还没有查清楚事情、当事人也还没有说话之前，就已经使群众觉得这个人一定做了那些被指控的坏事，以致于有这么多学者集体要校方快速采取调查的动作。这种因为集体和媒体所形成的情绪效应和个别媒体无关，而是集体态势和媒体聚焦本身就会产生这种效应，而当这样的阵仗针对的是一位过去被争议的学者时，中间所牵涉到的力道就更为复杂，也就更须要谨慎对待。 2003年我个人就面对过类似的动作。台湾的11个保守宗教团体集体出手，配合着政治作秀的民意代表，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将我的学术研究描绘成散播猥亵。这个集体的动作和电视与报纸媒体显着报导聚焦的加温，立刻激化了舆论和观感，使得我所属的大学机构感受极大的污名压力要处理我，在这种只有单一观点和声音的情况下，另外一些学者和团体发言来形成论述上一种平衡的力量是绝对必要的。就像这次的汪晖事件一样，抄袭与否都还在辩论过程中，没有定论，如果祇有一方提出大学行政机构应该严办介入的声音在媒体中放送，这是非常不利开阔的讨论和厘清的。当年我面对类似情况时，全球35个国家的知名学者、专业团体与人士约两千多人都联署声援我，就是用另一种公评来挡住妖魔化所形成的单向氛围。这次有关汪晖的平衡联署因此并非「包庇」汪晖，而是撑开社会讨论的空间，不要让隐然的预先定罪封闭了开拓议题的机会。 有人质疑我为何联署「诬指」媒体是有计划地蓄意攻击汪晖，这也需要一些说明。联署书提到organized media attack时，我并没有理解为媒体有计划蓄意攻击汪晖，因为这不是organized media attack的意思。我的英文背景告诉我，organized media attack指的是有组织的「透过媒体」指控汪晖。如果说这句话改成media organized attack，那就是媒体本身有组织地攻击汪晖。Organized media attack和media organized attack是不同的，前者的组织主体不是媒体，而是「透过媒体」来发动的有组织攻击。而所谓organized或有组织地，我也没想得那么复杂：就像我现在参与的这个联署也是有组织的一样，「有组织」意味着不是个别散乱的，但不一定是阴谋。也许联署书的措词会引起误解，参与联署的人也不见得都同意所有的用字与细节，但是大方向是同意的，那就是企图藉这个联署来平衡因为集体表态和媒体报导所形成的舆论压力。 除了想要平衡那种舆论压力之外，我对直接诉求清华大学进行调查也觉得忧心，因为这个动作把一个「事件」简化成为一个「案件」，最终要求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是非有无而已，而且是诉求一个行政阶层体制来判定是非对错。如果批判汪晖的人真的如他们所言，急切关心中国学界长期广泛存在的抄袭问题，那么真正应该要做的，是更积极的借着这个事件来深化对于学术引用的检视和认知，并且对学术成规、学术实践、学术判断等等议题进行更多反思批判，藉此敦促各方学子和学者都更深刻的认识自己的学术和文化脉络以及其中的权威权力操作。我自己的学习和教学经验告诉我，学术资料的引用和使用是一门需要持续学习练习的专业绝活，因此，想要杜绝抄袭恐怕并非严惩重罚可以达到。何谓抄袭或者引文方式等学术规范问题并不是简单问题，也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有定论或「普世价值」，我自己曾建立一个写作网站，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术引用提供了一些简单引导，也针对学术抄袭搜集了相关资料，在网站宗旨之下，中央大学哲研所教授宁应斌和我自己也针对论文写作写了两篇文章，内中有提到原本是英美学术的论文写作模式现在占据了普世标准的位置。但是由于网站性质是帮助学生写作，所以并没有针对学术写作或引用规范的背后政治，做出完整的阐述，仅约略指出「引文」规范问题本来就涉及学术殖民主义以及学术理论派别与政治等等基本问题。我的同事与好友丁乃非也曾谈到，中国论说文章写作习惯中对敌对论点的含蓄呈现，以及中文写作以「综述」为主要论证模式的习惯，都和英美专业学术论文的捉对厮杀、敌我分明的写作方式有别。换句话说，引文的格式与引文的规范都是很复杂与政治性的问题，与其所座落的文化脉络和专业发展有关，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调查可以解决的问题。 抄袭是一个严重的罪名，也是一个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确认厘清的事情，不适合要求快刀斩乱麻。王彬彬既然已经提出了他所认为的抄袭证据，另外一些学者也据此做了响应，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另一波的讨论，针对这两组不同的证据来继续对话检视，也藉此扩散对于学术引用的认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管这件事情未来如何结局，就算证明汪晖清白，这段时间的污名煎熬和情绪对立也已经形成了另外一些沈淀和内伤，这不是水落石出可以轻易逆转的。这也是我对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和严重后果的集体控诉模式有所保留的另一个原因。 有人认为汪晖抄袭的证据很明显，找到了就如获至宝，直接诉诸公众；但是即使看来铁证如山，也可能根本经不起考验。我自己从1990年代末期在学术网络上建立了「社会性别」（gender）与「社会性」（sexuality）的研究资料库，多年来持续收集相关资料，但是非学术的保守宗教团体却在十年后刻意提出检举，直接把所谓「证据」展现给大众媒体与民意代表，2001年援交网页事件经过媒体喧腾和对我的妖魔化，最终交给学术界裁判，并被认定是学术言论自由涵盖的范围，对方没有得逞，但是媒体的耸动渲染已经使各方对我形成特定负面印象。2003年人兽交网页事件再度掀起，对方更在大众媒体造势后直接诉诸司法，虽然最终的司法审判也认定保障学术言论自由，判我无罪定谳，但是对我的伤害已经造成。在两个案件中，对方都是以媒体舆论带动民意压力，要求学校与教育部「处理」，也因为接连两个事件中媒体舆论的排山倒海压力，使得学校与教育部后来都无力插手，我必须独力面对司法。对于一般人或起诉的检察官而言，像人兽交网页这个案件的「证据」似乎是清楚明显的，铁证如山的，因为确实可以透过我的网页层层连结最终连到人兽交的图片。可是事情的真相和意义又远比眼睛看到的复杂：孤立的取出一件证物呈现，而略过其所座落的更大学术脉络与相关的学术意义，就根本无法处理这类学术议题。 还有人认为汪晖应该尽快出来回应抄袭的指控。但是学术界和大众媒体所在的热闹激情世界不同，后者的逻辑是：某甲向某乙叫板，然后捉对厮杀，大家围观看热闹。可是在学术领域中，被批评者没有义务一定要迅速回应批评；相反的，所有的批评都可以提供大家公评，旁人或后人也会加入批评与回应的行列，因为学术假定了对事不对人，所有的论点都是可以公评的。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不知有多少人对我的写作和论点提出零星或全盘的挑战或质疑，我没有理会绝大多数的挑战，有时是因为那些挑战涉及整个知识体系与价值选择，自己一时很难回应，可能成为我余生学习研究的问题意识或者有别人更有能力回应这类挑战；有时则是因为我自觉不必为了他们的误读误解与情绪批评来浪费我的时间。对于这类的事情，影响我最大的是两段关于马克思的往事。马克思曾被怀疑引文的正确性，当时指控者也是义正词严、振振有辞的，这件事情后来变成「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这是引自《资本论》第四版序言的），结果当然是一场闹剧。另一件事则是马克思曾花费近一年的宝贵时间精力，写了一本与他人论战缠斗、但是现在看来价值不大的《福格特先生》，这都是让后代扼腕的事情。现在很不幸的，汪晖事件变成了媒体与政治事件，形成了当事人一定要出来表态答辩的压力，如果当事人不出来亲自表态答辩，就好像不负责任或心虚等等，但是这其实并不是学术界的逻辑。 我希望汪晖事件可以回归到原点，例如，讨论写作当时中文论文写作的引用规范到底为何，以及汪晖的写作模式在这样的规范之下会被认定为何。学术论着是否抄袭，理应在学术刊物、学术圈里用专业知识语言以完整论文著述，不但把证据呈现出来，而且进行分析，不刻意忽略对作者可能有利的诠释，这就是诉诸学界的公评。在这里，不但会牵涉到中国的学术氛围；出于汪晖的国际地位，也势必遭遇国际的公评。不过这倒不见得是什么殖民主义的介入，就如同我的同事丁乃非提醒过的，对中国长久以来论说文的写作习惯与成规的适当认知，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例如）坚持某些清晰对立的引用方式，恐怕也和源自西方的学术专业实践有一定程度的关连。 事到如今，有关学术成规的严肃讨论才要开始，在这个对中国学界十分重要的工作上，我倒是期待汪晖能用自己的例子来做出具体的贡献。不同的社会脉络当然有不同的力道分布和操作原则，中国学界要怎样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和规范，这恐怕需要大家一起协力合作才能达成。 （2010.7.20） 作者系台湾中央大学 文学与文化讲座教授  《论文写作网站》 http://sex.ncu.edu.tw/papers/index.htm 《反智慧财产权》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 ... lectualProperty/index.htm 《动物恋网页事件》http://sex.ncu.edu.tw/animal-love/animal-love_index.htm  

过去几天我们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日本人的文化传统里面，好像对于道德责任这个事情的理解有点特别的困难，这也许是他们某种文化的特色，它没有一种绝对善恶的道德普遍标准，这一点当然跟西方非常不一样，跟我们中国传统儒家讲的也不太一样，虽然他们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但是他们好像更加关注到的，就是儒家强调的一个社群内部的标准，或者人跟人关系这一点，而忽略了儒家讲到人心的时候，背后有一个普世的道德标准那个面向。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叫《伦理21》，这本书的作者柄谷行人教授，其实我们过去已经介绍过他的著作了，我们介绍过的包括他讲现代日本文学的兴起，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我们过去曾经在谈文学史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最近几年柄谷行人教授已经逐渐的转向，从原来的文学理论家、学习史研究者，变成了很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他的著作也陆续被翻译成其他的语言。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他近几年这类型著作中，其中一本比较易读的简单的书，但是尽管简单易读，它里面仍然大篇幅讲到康德的伦理学，而康德的伦理学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但是他讲的相当精简，一般人花一点力气是能看懂的。这里面他就说到，他说他最初开始思考家长的责任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谈家长的责任呢？是因为这样的，在1972年的时候，当时日本有非常出名的赤军事件，这些赤军就是一些信仰共产主义达到极端变成恐怖分子，开始无限制搞破坏的人。那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当时这些赤军旅成员的家长们，在世间也就是在不特定的社会压力责难之下，他们不得不辞掉自己的工作，甚至有人因而自杀。你想想看这是很奇怪的事，现在恐怖分子闹事儿，大家怪罪的是什么呢，怪罪的是这些恐怖分子的家长，你们一定是小时候没教好你的孩子，怪罪到一个程度，要让这些家长改名换姓躲起来，甚至有人觉得自己应该自杀。而近年日本发生很多校园欺凌事件，无差别杀人事件，种种奇奇怪怪的怪案，那些案子一发生，大家总在追究，他是不是家庭教育出什么问题，学校教育出什么问题，然后开始追究老师跟家长的责任，最后终究到，也是让这些家长跟老师痛苦不堪。在柄谷行人看来，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而恰恰也显示出日本人对于什么叫做道德责任，这一点没有一个很严肃的认知。他这里面就说到，日本代替道德的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世间，人世间的世间，这个实体不明的东西，日本过去的一个学者、思想家本居先长曾说，道德是中国传来的观念，远古的日本原来是没有的，也没有那种需要，这意思就是什么呢？所谓的道德他们是不讲究的，他们讲究的是社会规范，而在这样的一种讲究下面，所谓的责任因此就反而模糊了，为什么呢？因为责任追究的总是一个个体的责任，而个体的道德责任在什么意义上要讲道德呢，首先用康德伦理学讲法，你一定要是一个自由的人，你才能够说得上是道德的，但是什么叫自由呢？这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日本这些追究责任的方式，好像是追究责任。比如说常常追究责任，追究到一个人自杀，甚至无关的人都跑去自杀，好像对责任很重视，但是其实这不是在追究责任，这是在追究原因，这个孩子长大成了恐怖分子杀人，大家就想那是他家长没做好，教育很失败，也许这个原因是对的，但是追究原因跟追究责任是不一样的。柄谷行人在这里面就讲到，认识原因和追究责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就开始讲到康德的问题的，他说认识的领域和伦理的领域，以康德的话来讲，这是自然的领域和自由的领域，并不是个别独立存在的。康德的意思用最简单的，我现在用30秒时间讲，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从世界自然规则的现象来看，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说我做任何事、说任何话，我之所以做，为什么要这么做，都可能是被其他东西决定的。比如说我的生长环境，比如说我的社会压力，比如说我的教育背景，我的出生背景甚至是因为我人的生理需要，自然的驱动，如果这么讲的话，我们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事，都不需要负责任了。因为我就算杀了人，可以追究那是我小时候爸爸没有把我教好，我小时候教育很失败，我生长的困境很困苦，或者是我人身上某一种攻击本能，甚至我遗传了某种兽性，那是否表示我杀了人就不用负道德责任呢？因此责任这个东西，道德责任是要在另一个领域里面来讲究，而不是在这个领域，在所谓因然的领域，自由的领域，人如果一切行为都是被事先决定好的，怎么还讲得上自由呢，这个自由就是你逼迫自己，要自己要求自己，背上一些东西，这种情况下，它才叫做自由的，这样的一种自己它才是能够讲道德的，什么道德的东西才能够开始说得通，也就是说你主动的提出义务。比如说我这里面就讲到，根据康德的看法，自由只存在于实践的层次，只有当我们服从于我们的义务或者说至上命令的时候，自由才会产生，这不是很奇怪吗，为什么服从命令反而是自由的呢。许多人误解了这一点，对康德提出批评，但是康德所谓的至上命令，指的是做个自由的主体这样的命令，正因为这样的命令或义务，自由的程式才能够出现，在凡是被外在原因所规范的世界，自由的程式是不会发生的。换句话说自由不可能出现在，我们刚才说的认知的制式的程式，只有做个自由的主体，自己颁布给自己的绝对命令下面，才能带来自由，即使现实中我们是不自由的。然后他又从这种哲学开始批判日本人的责任观念，最后又回到了战争责任，他就讲到在日本战后的时候，有一个出身于皇族的首相东久迩稔彦，他就提出1亿种忏悔，日本为什么会打仗，1亿人总忏悔，看起来好像很伟大对不对，但是柄谷行人很尖锐的指出，如果最高领导人完全不背负责任，指的就是天皇，要如何追究国民的责任呢？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这种所谓的1亿种忏悔，只是个很漂亮的说辞而已，如果连天皇当时明明就有罪的人都免除了罪责，也就是没有任何人负责，因此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后来很多日本人觉得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一个责任的承担者，可见道德责任的承担这一点，在他们来讲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难题。出版社: 平凡社出版年: 2000/02页数: 214定价: 1680ISBN: 9784582702248

网络流传稿，来源不清，非定稿。

我要不是编高中教科书，就不会发现，我从郑骞先生那里学来的读法，居然与流行讲法大相径庭。我相信，类似郑先生，以及林庚、冯沅君两先生那样读《念奴娇》的一定还大有人在。我认为，这种讲法才是对的，流行了半世纪的解说应该受到挑战。

一个外交官是代表一个政府，因此应该要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中国的外交官，在中国一言堂，坚持口径一致的情况下，只能够念熟一套固定的语言，即使是当大使的人也不能改变，因此水平不够。但印度大使就不是，他们甚至水平会比总理还要好，因为他们是像中国过去那样的拔尖的"进士"。

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个展览，展品借自德国三家最大的博物馆。展览题目是《启蒙的艺术》。东西很多，我印象最深是康德的皮鞋。德国人都很高大，他的鞋怎么那么小？

这篇「代序」，一方面是向读者您交代我何以认为陈映真文学是重要的一个自白，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封向公众提出的意欲强烈的阅读邀约信。……其他文字也许会为人遗忘，也许。但是，我们也都别忘了，陈映真的文学将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恰恰也是因为它是一列满载的火车。

一、前言 如何科学有效地制定各项重大政策，是各国政府都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最近10年来，在中国政府将更大的注意力从经济政策转向社会政策的 同时，传统的决策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 完全依靠党政系统内部官僚或内部智囊的决策体制已经很难适应新的形势。 在制定重大社会政策时，除了继续依靠体制内少数官方智库提供决策参考外，[2]中央开始在更大范围征询各类"外脑"(即外部政策研究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新气象。 不少国内外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决策者的政策咨询网络正在逐渐扩大。[3] 然而，究竟政策研究群体如何影响政策制定、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似乎仍然不大清楚。想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并不容易。正如一位的学者所看到的那 样，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政策研究群体向决策者提供了建议，但由于他们非常低调，很少以大众"可见的方式"与其他参与者进行公开辩争或互动，因此人们并不知晓 他们到底如何影响政策。[4]外交学者肯特??考尔德(Kent E. Calder)曾将政策制定过程背后的政策研究群体称之为"权力的半影"(penumbra of power)，非常形象地道出了政策研究机构在当代政治中影响巨大却"隐忍"在后的特征。[5] 以2005年以来中国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为例，本研究试图分析中国政策研究群体如何参与中央重大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作为改革开放以来 最重要的一项社会政策，新医改不仅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注，获得了空前的公众支持，也在知识界激起了最广泛、深入的公共辩论。与此同时，各类公共政策专家、 学者和研究机构参与政策制定的广度与深度空前扩大。新的医改方案，最终综合吸收了10余家政策研究机构所提供的备选方案。[6]这一过程，为我们观察今天 中国的政策研究群体如何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本文作者于2009年对参与这一过程的主要政策研究群体、决策部门甚至部分相关利益集团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在分析方法上，本研究 将政策研究群体参与政策制定视为一个双向的过程。 我们关注的是决策者在政策制定各环节如何扩大其政策网络、政策研究群体如何在现有的体制下主动参与政策制定、以及所有决策过程参与者如何互动，从而最终影 响政策的形成。这一研究不仅要对现阶段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参与政策过程的模式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画面，而且试图挖掘这一过程发生的原因，以便更好地捕捉 中国政治体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二、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主要构成及其属性 据估算，截至2009年，中国约有2，500家大大小小的政策研究机构或智库，它们总共拥有大约35，000名左右的政策研究人 员。[7] 这些数字远超一些西方机构的估测，[8]但仍然可能低估了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实际规模。按照政策研究机构本身及所隶属部门的性质，当代中国的政策研究群体 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类。 1.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民间智库)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主要指那些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或单位的、独立的政策研究者或研究机构，也包括那些依靠市场机制独立运作的民间智库。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多数以经济政策为主，从90年代开始在研究学科、意识形态等方面逐渐出现分化，数量也日渐增多。[9]目前 中国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既有综合性机构，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有长期专注于个别政策领域的机构，如"天则经济研究所"、"二十 一世纪教育研究院"、"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等。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多来自其它机构，而不是全职受雇于民间机构；共同的研究兴趣与意识形态倾 向把他们连结到一起。 2. 学术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学术智库) 学术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主要包括中央与地方各层级的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央与地方各层级大学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全国31个省级单位(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5个副省级城市以及其他部分城市的社会科 学院。[10]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政策咨询职能越来越强，成为地方党政决策不可或缺的参谋助手。越来越多的二级城市(如连云 港、宁波、台州、东营、潍坊、日照、临沂、聊城等)也开始成立自己的社会科学院，为地方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学术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群体还包括中央与地方各层级大学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截至2008年，中国有普通高等学校2263所，其中能够 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有479个。[11]这479所大学几乎全部建有政策研究机构，有些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甚至建有几十个政策 研究机构，其中部分为独立研究中心或研究院所，部分则隶属于大学的各学院。3. 党政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部门智库) 党政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指各级党委、政府下属的行政性的、具有政策研究功能或承担部分政策研究职责的部门。按照这些部门的不同性 质，又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他们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下属的负责党政干部轮训的机构，但二者均具有政策研究功能。例如在中央一 级，中央党校主要以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现实和战略问题为重点，而国家行政学院则更加偏重于以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战略为重点。 第二类是各级政策研究室。中央各部委以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内部大多设有单独的政策研究室，前者主要针对与本部委核心职能相关的政策领 域进行研究，并向部门领导提供决策咨询；后者则主要针对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向地方党政领导提供决策咨询。除了传统的部委一 级和省、市两级党委、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室外，最近几年，发达省份的县区一级政府也开始探索成立政策研究室，服务地方决策。[12] 第三类是各级地方参事室。除政策研究室以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15个副省级城市中的11个城市还设有参事室。地方参事 室是具有统战性质的战略咨询机构，各级地方政府聘任的参事都是地方博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参事约1000名左右。[13]近年 来，地方参事室开始更积极主动地影响地方重大政策的制定，这表现为省内参事室资源整合力度增大，跨省参事室之间横向联动增强，以及中央地方参事室纵向联动 增多。[14] 第四类是党政部门成立的专门研究机构，主要指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在中央，如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宏观经济研 究院，卫生部下属的卫生经济研究所等，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开展与本部职能相关的政策理论研究和各项决策的可行性分析，为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在地方，各级党委 政府和各职能部门也设有许多专门研究机构，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 4.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最高智库)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研究室以及中央政策研究室。这四者都是综合性极强并 直接服务于最高决策者的政策研究机构，后二者同时还具有部际协调的功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 性问题，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自1981年成立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积极参与了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的制 定，以及各阶段的重大政策研究和决策过程，并主持或参与了许多重大国家级的研究项目以及一些地区性发展战略和规划的研究，在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等方 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国务院参事室是统战性及咨询性的机构，现任41位参事均由国务院总理聘任，他们大多是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也有中共的专家、学者 和富有宏观管理经验的领导干部。其主要职责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调查研究，直接向国务院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共商国事；同时对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及其 他重要文件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密切同社会各界的联系，及时向中央反映社情民意。迄今为止，国务院参事室向决策层报送建议及调研报告数千 件。[15]2009年11月9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政府参事工作条例》，政府参事工作迈入新的轨道。[16] 国务院研究室是承担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任务、为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服务的国务院办事机构，下设8个司，负责组织或参与对改革开放 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性建议和咨询意见。同时还负责分析研究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各主要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提出政策 建议。 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智囊机构，主要职能是负责分析国家情况，并起草中共中央的主要文件、草案、报告；对党的建设、思想理 论重要课题和中央重大决策的进行可行性研究，提出政策性建议；对全国经济、社会、政治形势进行跟踪，收集、整理、分析，报送党建和思想理论的重要综合信 息、动态；为中央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等。中央政策研究室下设10个研究局，其中社会研究局为2007年新设。 上述四类政策研究机构，是当代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基本构成。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最显著的差异并不在于其所隶 属单位的性质或行政层级的高低，而在于其政策研究的性质与活动的方式。下表从政策分析的性质、主要活动、研究成果、优劣势等几个方面，对这四类政策研究机 构进行综合比较。 表1. 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政策研究群体比较三、中国新医改的基本进程及政策咨询需求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中国医改总体上不成功"，拉开了本次医疗体制改革的序幕，到2009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最后出台，从提上议事日程到最终决策，前后历时约4年。 医疗改革是世界性的难题，关乎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福祉。由于医疗问题涉及多方位、多层次的信息不对称，无论是宏 观层次政策方向的选择，还是微观层次医疗体制的设计，都复杂无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改革不需要听取卫生政策专家的意见，中国同样如此。 虽然中国在医改初期就形成了"恢复医疗卫生公益性，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共识，但仍然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难题。如何建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医 疗体制？如何让医疗体制具有持续的公益性？财政应投向哪个环节才能有效体现公益性？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反复探索、反复论证的政策议题。 这次医改的政策制定，按照不同时期政策制定的任务和目标划分，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问题的提出以及政策议程的设置，时间段是2006年10月之前。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发布后，经过社会大讨 论，到2006年6月国务院医疗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后文简称医改协调小组)正式成立，标志着医改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这是一个经过公共辩论使医疗改革由一 项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的过程，这期间，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及时确定了增强医疗服务公益性、增加政府财政投入的改革方向，使整个决策过程在大方向上始终没 有脱离如何实现医疗服务公益性、将财政投入转化为群众实惠路径的探索。大方向确定后，中国的决策者最终选择从更广泛的角度倾听意见，使更多政策专家和研究 机构有机会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确保政策制定不至于被少数专家引导到歧路上去。 第二阶段是备选方案的设计和选择，时间段是2006年8月至2008年2月。2006年医改协调小组成立后，在国务院的部署下，各部门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至2007年9月28日医改协调小组内部形成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其 后又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2008年2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医改协调工作小组关于医改方案的汇报，进一步修改后形成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这一阶段是通过广泛吸收专家意见、反复比较备选方案、最后形成改革总方案的过程，确定了医改"兼补供方和需方"的思路。 第三阶段是最终方案的内部酝酿，时间段是2008年2月至2008年9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通过 后，中央各层级决策者又对初稿又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酝酿、协商，通过向各部委、各省、市征询意见与建议，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和调整。至2008年9月10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修改后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决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内部酝酿阶段宣告结束。这一阶段政 策制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方案进行内部反复论证和修正；另一方面是通过体制内各方展开商议并有序扩大意见征询的范围，使方案进一步细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第四阶段是政策的公开征求意见，时间是2008年10月至2008月11月。从2008年10月14日起，《意见(征求意见稿)》开始 通过信函、传真、电邮或网上留言方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一个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了本次活动。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试点探索已悄然进行。这一阶段政策 制定的目的是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广泛征求和吸纳意见；它也是不断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对政策进行修正和调整的过程。截止到11月14日24时正式结束， 共收到各类建议和意见近36000件。[17]最后医改协调小组根据这些意见，对《意见(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数十处修改。 第五阶段是政策的最后出台，时间是2008年12月至2009年3月。《意见(征求意见稿)》向全民征求意见结束后，中央又对文稿进行 了最后审议和修改，至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2009-2011) 》出台，提出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所有人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同时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基本药物制度建 设、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及公立医院改革等五大方面形成了清晰的改革计划。这一阶段政策制定的目的是经由中央统筹协调、把握方向、促 进政策出台。《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制定告一段落。纵观医改政策制定的全过程，可以说它是一个经过广泛听取意见，反复平衡、论证、修改，最后通过集中决策出台的过程。中国的决策者坚持借 助于公共政策研究群体的力量，围绕如何建立兼顾公平性与可及性的医疗卫生体系，通过在各阶段广开言路，参照国内外经验，并比较不同的方案，最终拿出了未必 最佳、但令人满意的政策。那么，中国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扩展了其政策网络？公共政策研究群体又通过何种途径进入政策制定的轨道？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与各方 的互动影响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做出更细致的分析。四、政策研究群体参与医改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 在新医改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各层级的决策者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向各类政策研究群体打开了参与之门。然而，哪些研究群体能够参与 到政策制定的过程呢？以及他们能够在哪些关键环节产生影响呢？从根本上来说，这主要取决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第一，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和环节，决策目标 本身对外部政策建议的需求类型，这是决定研究群体能否进入政策过程的需求面；第二，不同类型的研究群体本身的性质及其相对优势，这是决定政策研究机构能否 在某个关键环节发挥作用的供给面。 1. 政策议程设置阶段的参与(2006年10月之前)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社会层面从未间断过对医疗问题的讨论，开始由一项重要的公众议题，逐渐得到决策者的注意，并最终演变为政 府改革的一项议程。这一过程，相关政策研究机构的参与和推动功不可没。 独立研究者与民间智库是这一阶段最活跃的政策研究群体。从2000年开始，围绕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些独立研究者和民间 政策团体就开始通过网络和媒体批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不足。不少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卫生体制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或"严重的危 机"。[18]2003年3月"非典"(SARS)爆发，中国政府受到巨大震动，开始采取措施不断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与此同时社会层面对医疗卫生体 制反思的声音进一步公开化，更多的政策研究者参与到讨论中来，引领全社会对医疗体制的改革道路进行更彻底的反思。[19]2005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完成一项题为《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研究报告，得出 了"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结论，并明确地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领域"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这份报告 的摘要虽经由内参的方式上报中央并在内部刊发，[20]但几乎没有引起决策者和民众的注意和反应。数月后，《中国青年报》转载这一报告，随即在全社会范围 内激起了医疗改革的大讨论，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引起不小震动。2006年初的"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这份报告受到了全国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广泛支持，并成为这一年"两会"最热门的讨论话题之一，大大加速了医疗改革问题从一项社会议程向政策议程的转变。[21] 这份报告引起广泛关注后，知识界围绕"医改不成功"到底是不是"市场"惹的祸，很快便划分出"左"、"右"两大阵营。一批有影响的独立 政策研究者开始以更活跃的方式对中国医疗问题的症结和改革方向展开辩争，例如北京天则研究所在这一阶段就利用内部的"天则双周论坛"，连续数期邀请了观点 不同的学者参与，围绕医疗的话题进行了激烈的碰撞。[22]而另一家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成为一些政策研究者聚会讨论 医改问题的场所。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后来成为医改协调小组改革方案课题委托的对象，但针对改革的路径选择也开始逐渐分化出不同的政策主张。[23]在这一氛围之下，一些学术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群体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参与进来。与大部分的独立研究者不同，学术部门研究群体从一开始就注 重进行独立的实证调研。例如2006年4月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的团队针对江苏宿迁公立医院改革进行了两次独立调研，两个月以后完成了一 份《宿迁医改调查报告》。[24]这份报告直陈公立医院改革市场化的道路未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反而加重了群众负担，报告负责人李玲后来也被看成"政 府主导派"的领军人物。《宿迁报告》除了交卫生部以外，也得到了其它中央政策研究机构的关注，中央政策研究室曾于2006年6月份以后专门约请项目课题负 责人座谈，并要求后者提交更详细的分析报告。[25]综合分析这一阶段各政策研究群体的参与，可以发现，独立研究者与民间智库，独立性强，对社会与民众需求敏感度高，他们适应了这一阶段引发公共辩论的 需要。[26]而作为最终加速政策议程设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本身就是国务院直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具有综合研究的优势，立场相对比较客观、独立，利用 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自这一机构的研究者最终以"借力"的方式引起了决策者对调整医改方向的重视，加速启动了医改进程。[27]他们的那份报告，也因 此成为中国政策制定史上的一份里程碑式的文献。而这一阶段少量学术性政策研究机构的参与，成为2006年医改启动之后更广泛的学术性政策研究群体进入政策 过程的先声。 2. 备选方案设计阶段的参与(2006年10月-2008年2月) 2006年9月国务院医改协调小组成立后，医改政策制定随即进入备选方案的设计和选择阶段。2006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五次集 体学习，探讨医疗卫生体制和卫生事业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教授，就"国外医疗卫生体制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分别进行了讲解，介绍国外医改经验和我国卫生事业的关系。在这次学习会上，胡锦涛提出，要坚持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 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医疗改革探索如何实现医疗保障体制"公益化"共识的形成。[28] 这次学习会的选题和时机由最高决策者倡议，参与医改的各主要决策部门和讲解人为这次学习会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沟通和酝酿。参与沟通与酝酿的不仅有卫生 部，还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医改协调小组的其它决策部门。这是整个医改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正式借助政策研究专家的视野，从 理论与比较的视角分析医疗服务公益性实现形式的最初探索，也是各决策部门之间展开内部磨合、辨明改革路径的第一次碰撞。[29]这次学习会，对于此后各阶 段政策制定者在更大范围内集思广益、听取专家的意见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 虽然胡锦涛的讲话表明决策层已就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必须强化政府职责以及增加财政投入等大的原则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如何使政府投入有效地转化为医 疗卫生服务公益的最大化，并没有现成的方案。因此，与前一个阶段相比，在备选方案的设计阶段，决策者更需要的是从建设性的角度寻求一套适合国情的方案。在 这种决策需求的驱动下，许多隶属于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以及部分国际组织的医疗卫生政策专家、国外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顾问开始进入政策制定的过程，成为这一 阶段影响政策制定的主角。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学术性政策研究群体从未间断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但过去的合作主要以个别部门为基础，针对政策制定的某个特定环节提出具 体谏言，是分散的、非常规的合作。例如2006年医改启动前后，卫生部曾对外发布九个研究课题，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大、大连医科大学等"外脑"都 曾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30]而在医改协调小组成立后的新阶段，公共政策研究群体与决策部门开展合作的平台以及前者发挥影响的渠道，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合作对象开始转变为部际协调机构，目标是形成政策制定的综合方案，是统一的、常规化的合作。决策者不仅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倾听来自国内外大学、国际组织以及 国外医疗卫生政策专家的意见，而且以医改协调小组为平台，正式委托政策研究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研究并提交各自的方案。 2007年2月，医改协调小组正式委托六家国内外机构开展"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框架设计"的独立平行研究，[31]要求在三个月之内拿出 代表各方观点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这六家研究机构的选择，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商定，综合考虑各机构研究能力和学术积累，也考虑政府与民间(大学)兼顾、 国内外兼顾，甚至考虑到南北方兼顾。最后决策者将在六大方案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拟订出初步医改方案。每个受委托机构都接到了正式的委托函，并由一个分管领 导牵头、组织多方面的专家组成课题组。2007年4月底，这六家机构提供的六个备选方案报告汇总上交到医改协调小组。[32] 在此期间，作为计划外方案的提供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也纷纷组织力量展开独立研究，并主 动挤入政策制定的轨道。其中北师大的方案和人民大学的方案在六套计划内方案上交之前，就已经面世，前者经财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推荐，被医改协调工 作小组正式追加委托，而后者进入政策轨道的过程，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2006年下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这一机构 在没有获得任何部门委托的情况下，针对医疗改革的几大重点政策领域，花费5个月开展了独立研究，至2007年初就已完成了后来所谓"第8套医改方案"的草 案。为了获得决策者的注意，这一机构的负责人又主动组织内部研讨会、邀请相关部门决策者参加、向决策部门主要领导递交报告，最终获得了重视，应邀作为独立 方案的提供者，参加2007年5月份召开的钓鱼台集体评审会。[33] 在这一阶段，隶属于学术部门的政策研究群体，围绕到底应该"补供方"还是"补需方"，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实现"补供方"和"补需方"等原则问题，进行了 激烈的辩论，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两个派别。他们之间争论的核心是：在医疗服务的市场中，竞争机制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这种争论不仅出现 在不同政策研究机构和不同课题组之间，甚至同一研究机构或课题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这背后，既有不同学科背景形成的认识视角的差异，也有不同意识形态因素 造成的冲突。 表2. 政策内部酝酿阶段的主要参与者   不同政策研究群体内部的互动以及它们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意义重大，结果是大大增加了中国医疗改革的备选方案，为决策者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选项。 2007年5月29-30日，医改协调工作小组在钓鱼台召开评审会，16个相关部门的副部级官员到场，讨论了这八家机构提供的医改方案以及某金融公司提供 的半套方案，共八套半方案。评审大会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领导主持，各方案主笔人一一陈述各自方案的观点，并由应邀参会的国内外专家逐一点评，展开讨 论。[34]这次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某课题组对所有方案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做反馈。[35]此后，清华大学刘远立教授的团队又向医改小组提供了"第九套" 方案，这套方案倾向于帮助决策者从国际经验中找到合适的借鉴，而该方案进入政策制定轨道的过程同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36] 至2007年9月，决策者在综合各家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37] 次年2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最终确定了新医改的财政投入将"兼顾医疗服务供方和需方" 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38]标志着政策制定的备选方案设计和选择阶段告一段落。与此同时，这些来自国内外大学、国际组织的政策专家参与医疗政策制定频 度最高的黄金期也基本结束。以学术论文中"医疗改革"议题出现的频度作为衡量学术界对医改议题关注度的一项指标，2006-2007年恰好是实际政策制定 过程中学术性政策研究群体参与频度最高、影响力度最大的阶段。2008年2月以后，随着政策制定进入内部酝酿阶段，学术性研究群体对医疗问题的关注度也随 之下降(图1)。 图1. 中国学术界对医疗改革议题的学术关注度 资料来源：CNKI学术趋势检索[39]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政策研究群体参与医改的主要方式是用"事实"和"论证"说话。以学术部门为主体的政策研究群体，其人才优势在于长期从事学术研究， 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良好的方法训练，他们和国际组织的政策专家均熟悉国外医疗改革的经验，长期的积累形成了良好的历史与比较分析视野。这些素质决定了他 们在为决策者辨明改革的理论基础、提供多种政策选项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适应了这一阶段政策制定的需要。但从这一阶段开始，相关利益团体也开始频频 接触一些已经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的专家，[40]开启了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部分政策研究群体和相关利益组织的"蜜月"之旅。不过，由于中央坚持广开言路的原 则，使得政策制定最终没有被少数研究者引导到歧路上去。 3. 政策内部酝酿阶段的参与(2008年2月-2008年9月) 2008年2月《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产生，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政策制定的主题随即转移到在"兼补医疗服务供方与需方"的基础上进 一步研究"如何补、补多少"等具体问题，而这将涉及到有限的财政资源如何分配、各部门职能如何协调、各方面利益又如何兼顾的问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 一阶段的工作既是一个如何通过职能调整和制度设计，将基本原则转化为可操作性方案的理性探究过程，又是一个如何稳妥地协调各部门职能、平衡各方面利益，使 方案为各方所接受的政治互动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选择了以政策的内部酝酿为原则，通过各决策部门主导、政府内部各层级政策研究机构相配合的方式，积极有序地征求体制内外各方面 的意见。一方面，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围绕群众最关切的问题，对改革的目标和主要措施，进行了研究和测算，实际上是通过调动体制内各方面的积极性进行政策协 调，将前期形成的各项基本思路转化为更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政策步骤；另一方面，中央要求在可控的范围内，稳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尤其是在中央与地方 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之间进行平衡，通过充分沟通和协商寻求最大共识。受到这一阶段政策制定内在需求的影响，政府内部各层级的政策 研究群体开始进入政策制定过程，成为这一阶段影响政策酝酿的重要力量。 在这一阶段，主要决策部委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协助本部门进行了大量调研工作。他们从实际出发对方案的可操作性进行了反复论证，并就如何实现基本原则向 决策者提出了更具体、也更具操作性的建议。但是由于他们与职能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其政策分析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部门视角的色彩，因此围绕部门之间的分 歧，他们常常会成为本部门借助分析说服其它政策倡导者的工具，在独立性方面打了折扣。[41]但他们是唯一既熟悉本部门职能、又能够代表本部门政策视角的 研究群体，他们的参与不仅为检测前期形成的原则和框架提供了必要理据，而且为体制内部围绕有争议的政策议题进行协调、沟通、细化、深化创造了条件。 表3. 医改过程中主要部委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   随着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各级地方政府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也开始参与其中。由于对地方层面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他们在这一阶段的作用 是配合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就修改后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向中央反映地方情况，表达地方需求。除了自下而上的反馈外，中央也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到 地方征求意见。例如2008年9月，卫生部组成10个调研组分赴全国不同省份，围绕深化医改的十个专题展开调研，目的是在完善医改方案初稿、制定医改配套 政策的过程中，尽量吸纳基层的意见、建议和成功经验。这次调研除了组织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的专家随行外，部分地方政策研究机构的代表也参与了 调研和座谈，及时反映了地方实际问题及政策建议，这些意见最终被带回北京。[42] 在这一阶段，部分中央直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也参与其中，并发挥巨大作用。例如，国务院参事室针对《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有关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措施不 够具体、操作性不够强等问题，于2008年7月成立了公立医院深化改革专题调研组，先后对全国九省市的部分公立医院改革情况，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独立调 研。这次调研，既是针对涉及全局、关乎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也是针对那些部门分歧最大的议题。由于时机选择很好，与国务院的改革步骤相吻合，这次调研为最 终决策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政策性意见。[43] 到2008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时候，经过一年多体制内广泛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已经进行了反复修改，使之在健 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上更加细化，具有相当强的操作性。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的主角是传统的政府智库。与其它类型的研究机构相比，中央部委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更熟悉政府部门的职能和内部运作，有利于他们将 决策者提出的宏观改革思路转化为具体政策方案。而国务院参事室的优势在于身份"超脱"，不代表任何部门利益，而且拥有"直通车"优势，他们可以针对那些分 歧最大的问题进行独立调研并提供独立报告。此外，政府内部各层级政策研究机构则承担了反映体制内各方面意见和局部诉求的功能，经由他们，地方实际情况和好 的经验、意见被带到中央，并被吸纳到政策中来。 4. 政策公开征求意见阶段的参与(2008年10月-2008年12月) 2008年10月，修订后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在互联网上，公开向全民征集意见。政策制定开始从内部延伸到外部，从体制内半开放状态转化为全 社会范围内的开放状态。通过公开征询意见，决策者希望达到三个目的：1)使新的改革方案获得更广泛的民意基础；2)检测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各相关利益群体对 改革方案的反应，进一步平衡各方面的正当利益诉求；3)通过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完善方案，为方案最后出台做好准备。因此，这是整个医改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 各方参与最广泛、各方面互动最频繁的一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政策研究群体又重新回到舞台的中央，开始基于不同目的、通过不同渠道参与对《征求意见稿》评头论足。除了通过网络的方式提出意 见外，他们还试图动用各种资源来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影响决策者。这一阶段表现最活跃的是部分对市场机制深信不疑的独立政策研究者和部分来自学术部门的研究 者们，他们通过网络、论坛以及接受媒体访谈等方式，表达了对于方案几个关键政策环节没有坚持彻底的市场主义的失望。 相关政策研究群体与有组织利益团体的合作与互动，在这一阶段达到空前程度。2008年10月《征求意见稿》出台的第二天，北京某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学 者们就组织了一个集中记者见面会，邀请重要的商业媒体集中接受采访。受邀参加这次见面会的还有中国某医药企业协会的代表，他们共同向媒体释放信息，影响舆 论的发展。[44]与此同时，有组织利益团体也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活动，邀请它们青睐的政策专家的参与，包括组织各种形式的"媒体见面会"和多渠道"上书" 等。这些活动，不仅是有组织利益团体联合政策研究群体向公众和决策者表达行业利益诉求的方式，而且此后的发展证明，这些活动也是更大规模的有组织利益团体 在政策出台前夕向中央"上书"活动的前奏。[45] 综合来看，决策者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全民公开征求意见。由于前一个阶段采取了政策内部酝酿的方式，使得除政府内部智库以外的绝大多数政策研究群 体和相关利益集团的代表没有获得系统影响政策制定的机会。《意见(征求意见稿)》一经公布，相关政策研究群体和有组织利益团体无疑会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公 开表达其政策主张或利益诉求。这期间，绝大多数政策研究群体是基于公益的需要，从建设性的角度对方案提出了意见，虽然部分研究者或基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或基于利益的缘故，与有组织利益团体之间展开互动，但已经不能改变政策的大方向。相反，这种有限的互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正当利益的表达，使即将出台的方案可 以更加兼顾各方面的诉求。 5. 政策最后出台阶段的参与(2009年1月-3月) 2009年12月，中央医改领导小组成立，由一位分管副总理担任组长，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由各职能部门转为中央最高决策机构。最高决策者通过中央集中决 策机制，全面审议并吸收政策酝酿阶段的各种意见，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中的重大问题，综合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坚持原则、把握方向，推动了政策的最后出 台。 在这一阶段，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研究机构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作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层次的最高政策研究机构，他们具有其他类型的研究机构 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首先，这两个机构独立于各政府职能部门，直接为最高决策者服务，超脱性比较强。其次，他们一直参与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文件起草 工作，几乎所有即将出台的重大文件均需经过他们的最后统稿，因此他们更能从全局出发对文稿进行审议。最后，他们是最接近最高决策层的政策研究机构，进言的 渠道非常畅通。这两个高层研究机构适应了这一阶段政策制定的内在需求，协助最高决策者综合审议了各种意见，同时发挥了部门协调的作用，对出台之前的文件最 后把关，使文稿充分落实了中央的执政理念。 由于这一阶段关系文件的最后出台，相关有组织利益团体开始更频繁地组织起来向决策者传递意见，希望在出台前夕能够改变《意见》的某些提法。这期间他们 除了进行有组织"上书"、利用影响"两会"代表议案的形式给决策者施加压力外，某些有组织利益团体还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务院政策研究机构直接反映对方案终稿 的意见。[46]然而，具有超脱性的最高决策者和中央政策研究机构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和原则，在吸收了其正当利益诉求和合理意见的同时，没有理会那些代表极 端特殊利益的声音。事实说明，中央政策研究机构的参与起到了综合协调的作用，为政策最终出台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五、结论 以新一轮医疗改革的政策制定为例，中国政策研究群体参与中央政府重大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与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一方面，与改革开放之前30年甚至改革开放以来前20年相比，今天中国政府在重大社会政策制定方面，开始越来越多地广开渠道问计于政府内外的个人和组 织，尤其将对专业政策研究群体的咨询作为新时期中央提高政策制定水平、保持社会经济政治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医改的经验表明，中央决策者吸收政策研究 群体意见的方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咨询的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由个别党政领导人或个别部门，而是更加开放，涵盖了整个体制，这与早期研究中关于中国经济、外 交、安全政策等各领域的政策制定模式已不可同日而语。咨询对象的选择也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党政内部的政策研究机构，而是扩大到包括民间政策研究机构、学术 性研究机构甚至国际组织等更广泛的政策研究群体。 另一方面，除政府内部智囊以外，更大规模的、以知识互补为特征的政策研究群体在中国已经崛起。从医改的个案来看，各类公共政策研究群体参与政策制定的 广度，以及他们对政策制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不仅在中国重大政策制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即使和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参与模式上，各政策研究 群体不再局限于通过影响个别党政领导人获得影响政策的机会，而是通过更广泛的渠道进入政策制定的轨道。政策制定的过程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少数官方智囊与不同 决策部门之间的互动。[47]相反，为了创造条件进入政策制定轨道，直至影响政策的最后形成，不同政策研究群体之间、政策研究群体与其他参与者之间，在政 策制定的不同环节展开了充分的互动，内容之丰富，超乎人们的想象。中国新医改的经验表明，与人们常说的"独立性"相比，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明显优势在于"互补性"和"综合性"。这既包括知识结构方面的互补性和综合 性，也包括利益整合机制方面的互补性和综合性。 在知识结构方面，新医改的过程揭示，中国不同类型的政策研究群体显示出不同的比较优势。他们中间，既有民间政策研究机构，又有官方党政研究机构；既有 学术性的研究机构，也有部门性很强的政策研究机构。有的偏重理论，具有历史与国际比较的视角；有的偏重实践，具有将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操作方案的经验，还有 的偏重综合，具有整合不同视角、协调不同方案的特长。这种搭配才真正适应了重大政策制定的需要，它既有利于形成多元化政策视角，又有利于观点与立场的互补 和平衡，从而保证决策的质量；它既有利于展开充分的辩争，又有利于适时控制不必要的纷扰，从而保证决策的效率。 在利益整合方面，新医改的过程揭示，中国的政策研究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利益诉求。他们中间，既有局部利益的代表，也有整体 利益的代表；既有中央性质的，又有地方性质的；既有对群众需求反映敏锐的社会层面的代表，也有对国家体制和宏观政策把握能力很强的国家层面的代表。在整个 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中央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广泛问计于政策研究群体，而且这些政策研究群体也在多个环节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将局部的情况和利益 诉求反映到中央决策者那里，很好地发挥了利益和意见整合功能。 总之，政策研究群体参与中央重大政策制定的过程与模式说明，一方面，中国的政策研究群体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和影响，受惠于中国独特的体制和运作机制，另 一方面它反过来又对中国的政府体制，尤其是中央决策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纵观新医改政策制定的全过程，由于每个政策环节都有政策研究群体的参与，这不仅提 升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而且广泛的参与和充分的互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府部门之间的传统协调机制，除了更多的信息进入决策层从而增强了部门沟通 的基础以外，也使得各决策部门不得不认真对待各方面的压力，有助于中央直接回应民众所关注的问题，合理平衡各方的利益，调动和吸纳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从更 大的意义上说，中国政策研究群体对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实践表明，中国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践行其民主、科学、有效执政的理念。 * 作者简介：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樊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驻德国大 使馆三等秘书。 [1] 中国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参见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2] 20世纪80-90年代卷入中央政策制定过程的政策研究群体主要是直接附属于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部门，90年代政府政策咨询的范围有所扩大，政策研究群体 的种类也开始增多，但政策研究群体多通过获得个别党政领导人的认可从而可能影响政策的制定。关于这一时期智库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的研究参见Barry Naughton， "China's Economic Think Tank： Their Changing Role in the 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71， 2002， pp. 625-635；智库参与公安政策制定的研究参见Murry Scot Tanner， "Changing Windows on a Changing China： The Evolving 'Think Tank' System and the Case of the Public Security Sector，"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71， 2002， pp. 559-574.；智库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研究参见David Shambaugh，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 Tanks： Evolving Structure and Process，"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71， 2002， pp. 575-596； Bonnie S. Glas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ese Civilian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s： Evolving Roles and Increasing Influence，"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71， 2002， pp. 597-616； [3] 有关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加强政策咨询的研究，参见Jean-Pierre Cabestan， "Is China Moving Towards 'Enlightened' But Plutocratic Authoritarianism？" China Perspectives， no. 55， 2004， pp. 21-28； Steve Tsang， "Consultative Leninism： China's New Poli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62， 2009， pp. 865-880. [4] James A. Smith， The Idea Broker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Andrew Rich，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New York： The Cambridge Press， 2004)， p. 7. [5] Kent E. Calder and Mariko de Freytas， "Global Political Cities as Actor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9， No.1， 2009， pp. 80-97. [6] 新医改方案吸收了"10家政策研究机构"的说法，来自卫生部长陈竺在国际医学界权威期刊《柳叶刀》上的评论。参见Chen Zhu， "Launch of the Health-care Reform Plan in China， " The Lancet， Vol. 373， April 18， 2009， pp. 1322-1324. [7] 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8] 一项旨在对各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进行排名的报告，提出中国的政策研究机构仅74家，这无疑大大低估了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群体的规模与实力。参见 James G. McGann： "The Lead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2008，" ，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9] Barry Naughton， "China's Economic Think Tank： Their Changing Role in the 1990s". [10] 根据本研究对各层级社会科学院网站所公布的研究人员数字估算，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约3200名研究人员外，31个省级单位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配备约500 人，市级(包括副省级城市)1000人，其他城市的社会科学院约600人，总数接近10000人。 [1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2] 例如广东佛山市，在综合改革试验中率先在县区一级组建决策咨询和政策研究室，负责本县区内部体制改革、发展战略、政策咨询、民意调查等问题的研究。参见中 共佛山市委政策研究室："我室加强与新组建的顺德区决策咨询和政策研究室交流"，，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3] 陈进玉："论政府参事调查研究的若干方法"，，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4] 童禅福："整合资源咨询国是是做好新时期参事工作的必由之路"，，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5] 参见国务院参事室官方网页，，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6] 新华网："国务院公布《政府参事工作条例》"，2009年11月9日，，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7] 征求意见网页，见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8] 李菊石，"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2002年8月20日，http：//www.zazhi2.org/2002/zs0205c2.txt；周雁翎， "差异悬殊：中国卫生保健事业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改革》2002年第4期；胡琳琳，"从不公平到更加公平的卫生发展：中国城乡疾病模式差距分析与建议"，《中国国情报告》2002年，第84期。 [19] 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 《比较》第七期 (2003年) [20] 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评论》，2005年3月增刊第1期，目录参见，2010年8月最后浏览。 [21] 访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某干部，2009年8月4日；访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某干部，2009年9月19日。 [22] 王世玲："智库与医疗改革的博弈"，《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4月15日。 ，2009年6月最后浏览。 [23] 访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某负责人，2009年7月28日。 [24] 李玲："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上)"，《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22日。，2010年8月最后浏览；李玲，"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下)"，《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23日，，2010年8月最后浏览。 [25] 访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某教授，2009年9月18日，北京；访谈，中央政策研究室某干部，，2009年9月19日。 [26] 本研究访谈了解到，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阶段独立政策研究者的活动受到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直到医改的第二个阶段，即2007年2月以后进入医改备选方案 的设计和选择阶段，相关利益团体才开始与部分政策研究专家进行深入接触，以便影响政策的走向，详见后文。 [27] 有关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借力"模式的讨论，参见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8] 有关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情况，参见杨友明："一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述评"，《学习时报》，2009年5 月25日。有关第35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情况，参见新华网文章："胡锦涛强调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2006年10月24日。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29] 访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某教授，2009年9月18日星期五下午。访谈，卫生部某干部，2009年9月22日。 [30] 访谈，卫生部某干部，2009年9月22日。 [31] 这六家机构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知名的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 [32] 访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某负责人，2009年8月4日。 [33] 在此之前，某关键部门的领导建议人民大学将报告修改后作为正式方案参与医改方案的研究、讨论，另一个部门的领导则专程来人民大学调研，直接听取汇报，还有 某决策部门的领导安排相关司长、处长直接约见课题负责人座谈。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某负责人，2009年8月4日。 [34] 原则上国内课题组由国外专家评议，国际组织课题组则由国内专家评议。 [35] 2008年底《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中国社科院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综合评估建议。10-11月份之间，研究小组将一份大本的《评估建议》分别递交中央政策 研究室及国务院研究室；2008年12月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成立后，他们又向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递交了10份《评估建议》。与此同时，该研究小组也利用院 内的特殊渠道，形成了几类内容长短不一的内参和要报，其中将2000-3000字的内参分送到了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部级干部的案头。访谈，中国社会 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某负责人，2009年7月28日；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某负责人， 2009年8月4日。 [36] 清华大学"第九套"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从医改课题招标开始，就利用和哈佛大学的合作资源，自己出资低调研制方案，拟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上交"。方案上交 前，卫生部主管官员就曾多次约请方案的主要制定者进行当面交流和沟通，希望借助这一方案能从国际经验中找到合适的借鉴。参见"十年医改路回顾：从中央制定 到问计民间"，《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12月13日。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37] "卫生部：医改基本思路总体框架初步确定"，《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27日。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38] "三年磨一剑--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事记"，中央政府门户网站要闻，2009年4月6日发布。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39]，2010年8月最后浏览。 [40] 通过访谈了解到，2007年春某受托方案出来之后，包括国内和国际医药产业的代表就开始找到方案负责人，寻求合作。又如某国内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也是在同 期开始找到某政策研究机构负责人，希望以中心为平台，资助他们展开讨论并影响舆论，而这一中心后来参与了中国社科院对医改方案的综合评估工作。访谈，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某负责人， 2009年7月28日；访谈，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IDPAC)某政策负责人，2009年11月20日。 [41] 访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院某研究员，2009年9月18日；访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某干部，2009年10月3日。 [42] "卫生部围绕医改组织10个专题调研"，新华网新闻，2008年11月10日。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43] 这次调研，从中央到地方，召开了60多场座谈会，前后访谈了900多人，直接听取了各地政府部门的意见、大量院长、医生、护士的意见，甚至走访了长期患病 家庭、农民工、离退休人员和街道社区的代表。访谈，国务院参事室独立调研组某成员， 2009年12月9日。 [44] 访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某负责人， 2009年7月28日。 [45] 这一阶段有组织利益团体组织了各种形式的"上书"，获得了中央决策者的回应。例如因《征求意见稿》明显忽略了药品流通领域全国30多万家零售药店的利益， 激起了这一群体的巨大反弹。2008年11月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组织全国33家医药协会进行了一次联合"上书"，这次上书引起了最高决策者的注意。最后由国 务院主管副总理专门签署意见，安排各相关部委组织人力，当面倾听企业与行业协会的意见，并吸收了其中合理的要求。访谈，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某负责人， 2009年9月1日。 [46] 访谈，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某领导，2009年9月9日。 [47] 有关80年代中央政府内部研究机构与官僚部门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Nina P. Halpern， "Information Flows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in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125-150. Halpern提出了"竞争性说服"(competitive persuasion)的理论模型来描述这一时期政府内部智囊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模型与同时期李侃如针对中国中央政府的决策体制提出的"商讨系 统"(Bargaining system)遥相呼应。有关90年代政府内部研究机构与官僚部门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Barry Naughton， "China's Economic Think Tank： Their Changing Role in the 1990s". 

一　俄罗斯人对中国戏曲艺术看法的转变　　中国戏曲对欧洲的影响首先在戏剧文学领域体现出来，而戏曲表演艺术对欧洲的影响，显然比戏曲文学的影响要迟得多。这种影响在同中国相邻的俄罗斯最早表现出来。有趣的是，开始时，中国戏曲在俄国人那里得到的并不是好评，而是蔑视。1866年，俄国《圣彼得堡新闻报》的一个记者在恰克图看了一场中国戏，后来，他在剧评中写道：“中国人愚昧无知，他们在表演骑马打仗时，拿着棍棒当马骑，还觉得是骑在马上呢!看到这些，我不禁想起了亚历山大剧院的演出。当时，作战的不是瘦弱的中国演员，而是勇猛的俄国士兵，骑的也不是棍棒，而是欢快嘶叫的体壮膘肥的枣红马!”[i]这位俄国记者对中国舞台美学的见解如此，说明自然主义在19世纪末的俄国剧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彼得堡的记者对中国戏曲艺术表示轻蔑是并不奇怪的。 　　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俄国学者和作家艺术家们对中国和东方的兴趣与日俱增。列夫·托尔斯泰研究和评述了大量的中国哲学著作；美术家韦列夏金来到中国，研究了中国艺术；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也在准备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越来越多的中国诗歌与散文翻译成俄文，介绍到俄国来。与此同时，俄国人的戏剧观念也渐渐地发生着变化。在20世纪初，人们对普希金关于戏剧舞台上的“程式化的不逼真”的论述和他那些富于革命性的戏剧思想，逐渐成为俄国戏剧革新家们的有力武器。时过境迁，在此时的俄罗斯，人们对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已经是津津乐道了。 　　在1925年5月5日出版的莫斯科《新观众》杂志上，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戏剧》的文章(作者李克奈茨基)，专门介绍了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文章写道：“梅兰芳是当代中国最显赫的人物之一。在北京，人们崇敬他。像对王侯一样地伺候他。在任何一次达官显贵的宴会上，他的表演都是必不可少的。外国使节们也模仿这种做法，特别是美国人，他们付给他令人难以想象的酬金。”文章还谈到“中国的舞台明星”梅兰芳在东京的“帝国剧院”演出并且大获成功的盛况。[ii]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出，20年代的梅兰芳已经享誉世界，此时的俄国人是以一种敬仰的口吻谈起他的，和1866年俄国《圣彼得堡新闻报》记者在谈论中国戏曲时那种轻蔑的口气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 　　文章接着描绘了中国剧场建筑的特征，戏曲乐队的组成和戏曲表演艺术的特征。文章写道： 　　……舞台中央放着一张椅子。如果主人公在剧中需要表演攀登高山，那么，他只需从几张桌子和椅子上越过即可。如果他需要表演骑马，那么只需骑在一支手杖上，气喘吁吁地从舞台的一头跳跃到另一头就行了，就是在这样的舞台上，梅兰芳表现出自己的艺术。他表演选自大戏中的片断，抒情性的场面，表现的是多少有些不幸的小姐的命运，而这位小姐总是由他亲自扮演，因为梅兰芳只扮演女性。迄今为止，中国舞台上的所有女性角色都是由男人扮演的。[iii] 　　文章接着细腻地描绘了梅兰芳在《黛玉葬花》的表演。虽然作者没有完全看懂京剧，甚至发生了把道具用的马鞭说成“手杖”的错误，可是，他毕竟大体上猜出了剧情，而且理解了中国戏曲独特的美学原则，特别是假定性原则。假定的时间和空间，虚拟的表演，这些他都接受了，而且感到“着迷”。 　　作为十月革命后莫斯科人民教育局机关刊物的《新观众》，是当时颇具影响的一家杂志。它对中国戏剧的评介，曾经是相当密集的。继第18期的《中国戏剧》一文后，《新观众》又在第20期(据苏联戏剧百科全书介绍，该杂志共发行了30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英雄剧院》的报道，介绍中国广州一家集歌剧、舞剧、话剧、轻歌剧和杂技于一身的“英雄剧院”和苏联的“国家杂技中央管理局”进行谈判的消息。消息说，中国民族戏剧正受到外国剧目的排挤，这家中国英雄剧院在莫斯科的巡迥演出将会引起巨大的兴趣。[iv] 　　由此可见，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戏剧界已经接受了中国戏曲艺术，认识到了它的价值。在梅兰芳之前，已经有中国戏曲团体访问革命后的俄罗斯。中俄戏剧文化交流正在逐步走向高潮。二 梅耶荷德的早期实验与中国影响　　早在19世纪末，模仿东方的异国情调就逐步成为俄国的一种时尚。就连年轻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不例外。1887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家庭剧团在排演喜歌剧《日本天皇》时，通过学习日本人执扇的各种姿势，进行了近乎程式化的形体训练。后来，在建立自己的体系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了找到演员控制自己感情的机制，研究了潜意识问题。为此他转向印度古代哲学，研究能够使人控制自己意识的秘传的技能。 　　众所周知，梅耶荷德的戏剧观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截然不同。然而，有趣的是，这两位戏剧革新家有一个共同的灵感来源，这就是东方的精神和文化传统。梅耶荷德象斯坦尼一样，曾受到日本戏剧的影响，他最迟在20世纪初的头几年就接触了日本戏剧，并且，受日本戏剧的影响比受中国戏剧的影响要早一些。早在1899年，就有一个由19人组成的日本剧团，由著名戏剧家川上音二郎率领，到了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在莫斯科受到梅耶荷德的接见，并观看了梅耶荷德的演出，后来于1903年回日本。 　　在俄国，梅耶荷德是运用中国古典戏剧方式的第一人。史实表明，他在1916—1917年间拟定的艺术学校授课大纲里，就已经有研究日本和中国戏剧的舞台场面的特点一项。[v]1918年，梅耶荷德排演歌剧《夜莺》时，让一些无言的配角演员作出“中国幽灵”的非凡动态。“他们的动作因素是：舞蹈、面部表情、手势、形体造型。”[vi] 1926年，梅耶荷德剧院上演了谢尔盖·特列季雅科夫的剧作《怒吼吧，中国!》，由一位导演班的毕业生见习排演，梅耶荷德亲自“校正导演”。剧情取自一篇真实的报道，写的是某英国商人偶尔淹死在中国长江，由于找不到造成英国商人死亡的罪犯，英国炮舰舰长下令处决两名以抓阄方式挑选出来的中国船夫。剧中以近乎自然主义的手法表现了“中国风情”，并且过于细致地表现了处死两个中国人的场面，因此存在着很多缺陷，并引起了一些否定性的评价。但是，该剧的上演毕竟表现了梅耶荷德对中国题材的兴趣，表现了他对受殖民者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同情。不过，梅耶荷德对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热爱和强烈的向往主要是在1935年梅兰芳先生访问苏联之后。 三 塔伊罗夫与《黄马褂》 　　莫斯科卡美尼剧院的总导演塔伊罗夫是20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戏剧导演和革新家之一。他比梅耶荷德年轻，两人都是戏剧革新的先锋，堪称俄罗斯剧坛双杰。 　　塔伊罗夫在他的戏剧探索中借鉴了东方戏剧，特别是印度和中国戏剧的经验。通常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印度戏剧对他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卡美尼剧院创建后上演的第一出戏就是印度的《沙恭达罗》，这个剧目是世界名剧，影响较大，评论界普遍认为这个剧目奠定了卡美尼剧院的纲领。可是，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戏曲对塔伊罗夫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影响更具有根本性。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塔伊罗夫排演《黄马褂》一剧的实践上。 　　《黄马褂》一剧的上演早于《沙恭达罗》，时间大概是1913年。该剧是乔治·哈扎尔顿和哈里·班里穆于1912年根据中国民间传说创作而成的剧本。故事大意是：藩五吴新寅的王后车穆产下一个羸弱多病的王子。藩王想让王妃之子吴发廷嗣位，于是暗遣剌客杀害车穆母子，但剌客见车穆心地善良，不忍加害，在杀死了背叛和出卖王后的使女后，携母子隐居他乡。若干年后，吴发廷继承王位，并一心想娶美丽的姑娘梅华为妻。其时车穆之子吴浩基已长成英武过人才貌出众的人物，在一位预言家的帮助下击败吴发廷而取得王位，并和梅华结为伉俪。[vii]剧作者是美国人，有一位名叫马尔贾诺夫的俄国人(塔伊罗夫把这个人称为“戏剧的罗斯的收集者”和“新型戏剧的创造者”)从中国带回了这个剧本。 　　塔伊罗夫排演《黄马褂》时，担任舞台美术设计的是天才的艺术家阿拉波夫。[viii]塔伊罗夫和阿拉波夫是以中国戏曲风格来进行创作的。丝绸做的幕布上绣着金绿色的龙，服饰也是丝绸做的，有着长长的袖口。然而，“最主要的是，运用了中国戏剧语言的假定性风格”。[ix]在舞台上，中国风格的小屋是用金色的布帘糊成的，用椅子来代表山脉，用搭在上头的横木来代表桥梁。把椅子的靠背朝向观众，就成了一对恋人乘坐的小船。脸部化装时所勾画的图案、所用的色彩也是象征性的。不过，塔伊罗夫和阿拉波夫并不是百分百地照搬中国戏曲的舞台法则，有某些艺术手段与其说是从中国戏曲中借用来的，不如说是从日本戏剧中来的。例如，舞台前沿搭建的供演员从台上走到观众席中的宽大台阶，就是从日本歌舞伎中学来的。 　　从《黄马褂》的导演实践中，塔伊罗夫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是，他弄清楚了某些最重要的戏剧学范畴，特别是“综合”这一概念。塔伊罗夫是为创建于1913年的莫斯科自由剧院导演《黄马褂》一剧的。这家剧院的主人马尔贾诺夫把西方的歌剧、轻歌剧、哑剧和话剧都拢在“同一个屋顶下”。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就是综合的体现了。然而，塔伊罗夫并不认为这样做就是所谓的“综合”。他在《导演手记》中写道：那些“一会儿突出话剧，一会儿突出歌剧，一会儿突出轻歌剧，一会儿突出芭蕾舞”的戏剧，是无权称为综合型戏剧的，因为这些戏剧是“机械地”把各种舞台艺术因素组合起来的。有的在一台演出中甚至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剧团：歌剧的、话剧的、芭蕾的……塔伊罗夫认为，把这种戏剧看成是综合戏剧，那是荒诞的。塔伊罗夫提出自己的公式。他说：“综合性戏剧，就是有机地把各种舞台艺术样式溶合在一起的戏剧，它应在一个剧目中把所有被人为地分离的语言、歌唱、哑剧、舞蹈甚至杂技等成分都和谐地互相溶合，汇合成一部整一的戏剧作品。”[x]塔伊罗夫还得出结论，综合型戏剧按其自身的性质而言，是不能容纳单纯的话剧演员、芭蕾舞演员歌剧演员等等的。只有轻松自如地掌握了各种艺术的新型的“大师演员”，才能创造这种戏剧。[xi] 　　在塔伊罗夫看来，中国戏曲是综合型戏剧的光辉榜样，中国戏曲最适合采用那些经过几个世纪千锤百炼而形成的舞台技巧。中国艺术传统最忌照搬生活，它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与假定性的有机结合”，塔伊罗夫正是这样评价东方戏剧文化的。 　　《黄马褂》的排演是俄罗斯戏剧史的重要一页。著名戏剧评论家马尔科夫指出，这个剧目的演出“充分地运用了中国假定性戏剧的手法……这些手法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我们来说已是人所共知的，可是，当时它们不但以其非凡的异国情调令人震惊，而且把人带进一个非凡的戏剧世界。”[xii] 　　塔伊罗夫之所以热中于中国戏曲，和当时艺术领域的原始主义倾向有关。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艺术界存在着一股原始主义思潮。白银时代的俄国也不例外。其源头是所谓“返朴归真”的思想。而在塔伊罗夫看来，原始戏剧是一种能使新型戏剧健康发展的源泉，而中国戏曲正是这样的原始戏剧。看样子，塔伊罗夫在这里要么是在使用“原始戏剧”一词时犯了修辞学的错误，要么是对戏剧艺术传统的本质不理解。这种本质不是由艺术思维的原始性质所决定的，而是由中国古代世界观的特征所决定的。　　-------------------------------------------------------------------------------- 　　[i]《中国戏剧》，载《剧场休息》杂志，1866年，第20期，第6页。译文见《梅耶荷德论集》，第120页。　　[ii] 《新观众》杂志，莫斯科，1925年第18期 　　[iii]　译自《新观众》杂志，莫斯科，1925年第18期，第5页。 　　[iv] 《新观众》杂志，莫斯科，1925年第20期，第20页。 　　[v]　参见谢洛娃：《梅耶荷德的戏剧观念与中国戏剧理论》，译文见《梅耶荷德论集》，第124页。 　　[vi]　鲁德尼茨基：《梅耶荷德传》，中译本，第36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 　　[vii]　参见《关于〈黄马褂〉的说明》，《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89—90页。 　　[viii] 阿纳托利·阿法纳西耶维奇·阿拉波夫(1876—1949)，俄罗斯舞台美术家，1906年毕业于莫斯科某工艺美术学校，1905年开始从事舞台设计，十月革命后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城市从事舞台美术和电影美术设计。 　　[ix]　谢洛娃：《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戏剧文化与东方传统(中国、日本、印度)》，莫斯科，1999年版，第176页。 　　[x]　塔伊罗夫：《导演手记》，莫斯科，1970年版，第93页。 　　[xi]　塔伊罗夫：《导演手记》，莫斯科，1970年版，第93页。 part 2 四　1935年中俄艺术家的莫斯科对话 1935年，梅兰芳访问了苏联，会见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梅耶荷德、塔伊罗夫、爱森斯坦等苏联最著名的导演。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英国导演戈登﹒克雷、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和皮斯卡托也观看了他的演出。这就是说，当时东西方最伟大的戏剧家几乎都聚集在莫斯科。这是东西方戏剧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它永远载入了世界戏剧史册。梅兰芳与苏联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935年）这是梅兰芳继1919年、1925年两度访日和1930年访美之后，第四次出国访问。和前三次出访相比，对苏联的访问有明显的不同之处。首先，这次访问是由苏联官方的对外文化协会邀请，以国宾身分出访的，苏联专门成立了“梅兰芳招待委员会”，成员中包括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梅耶荷德、塔伊罗夫、爱森斯坦、特烈杰亚科夫等人，皆为苏联戏剧、电影、文学界知名人士，显示出苏联方面对此次访问的高度重视和高规格的接待。其次，苏联方面把这次访问视为观摩、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戏曲的一个重要机会。梅兰芳先生到达莫斯科后，在致许姬传的信中写道：“苏联戏剧界于澜（梅先生谱名）开演时，每夕派重要演员及专家二十人轮流参观，并将举行讨论会，邀澜及张、余二先生出席，共为学术上之研究，对中国戏剧如此看重，诚为光荣之事。”[i]第三，苏联文艺界对中国戏曲艺术的研讨所达到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日本、美国戏剧界。苏联文艺界对梅兰芳的评论不是少数评论家分散的、零星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集体的、系统的研讨。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1935年4月14日在莫斯科对外文化协会礼堂举行的座谈会。这次座谈是梅兰芳剧团提议举行的，由苏联戏剧界的权威、莫斯科艺术剧院负责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主持。除了梅兰芳先生和梅剧团的导演张彭春教授以外，在会上发言的有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苏联最负盛名的大导演塔伊罗夫、梅耶荷德，有著名的剧作家、《怒吼吧，中国！》的作者、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特烈季亚科夫，有著名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莫﹒格涅欣，有著名的电影导演爱森斯坦。[ii]从瑞典人拉尔斯﹒克莱贝尔格整理的《艺术的强大动力（1935年苏联艺术家讨论梅兰芳艺术记录）》一文来看，上述几位苏联艺术家的发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观摩梅兰芳演出后认真思考的结果。发言者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他们展开了争论，力图用集体的智慧来凝聚出真理。苏联艺术家的争论始终集中于若干最本质、最重要的问题上，体现了高度的理论思维的自觉性。这些问题是，如何认识和概括中国戏曲本质特征？在戏曲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护传统？欧洲艺术家(包括电影艺术家)如何向中国戏曲学习、借鉴？三大问题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和日本、美国评论家的分散、零星的评论恰成鲜明的对比。主持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他的开场白中首先强调了中国戏剧具有“一种完美的，在精确性和鲜明性方面无与伦比的形式”，运用“杰出的技巧”，“把深刻的含意和精炼的表现手段结合在一起”。[iii]其注意的重心是戏曲的形式、技巧和表现手段所具有的完美、精确和精炼。特烈季亚科夫作为一个曾在北京大学执教，并创作过中国题材剧作的艺术家，激动地批驳了西方盛行的把中国戏剧简单地看作一种“异国情调”的观点，同时着重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戏剧从头到尾都是程式化”的观点，在特烈季亚科夫看来，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臆造”。特烈季亚科夫之所以不喜欢“程式化”这个提法，是因为在他看来，程式化就意味着僵化，意味着和现实主义背道而驰，而中国戏剧不仅不是僵化的，而且是现实主义的。然而，，特烈季亚科夫实际上并没有否定中国戏曲的程式性。他在发言中说：梅兰芳剧团七年来所有的演出，他只有一次没看过，他认为，“只要能进入这种戏剧的形象语言之中，它就会成为清彻透明的，特别容易理解的，非常真实的。”[iv]可见，特烈季亚科夫看出中国戏曲有一种独特的“戏剧语言”。这种戏剧语言有自己完整的、固定的法则，只不过特烈季亚科夫没有用“程式”一词加以表述罢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戏曲的本质特征这个问题，梅耶荷德在他仅有一次发言中似乎没有正面回答。他说：“在谈到梅兰芳博士戏剧本质的东西时，现在当然不可能全部涉及，我只想指出必须指出的一点。我们有很多人谈到舞台上面部表情的表演，谈到眼睛和嘴的表演。最近很多人又谈到动作的表演，语言和动作的协调。但是我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这是梅兰芳博士提醒了我们的，那就是手”。[v]梅耶荷德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节奏。他说：“我们还有很多人谈到所谓演出的节奏结构。但是，谁要是看过梅兰芳的表演，就会为这位天才的舞台大师，就会为他的表演节奏的巨大力量所折服。”[vi]梅耶荷德同样没有使用“程式”这一概念，可是，他强调的“手”的动作与表演的节奏，却是表演程式最重要的因素。著名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莫﹒格涅欣主张用“象征主义”而不用“程式化”来概括中国戏曲的本质特征。他说：“我觉得，如果把梅兰芳博士的中国戏剧的表演体系说成是象征主义的体系，那是最正确的。“程式化”这个词远不能体现出它的性质。因为程式性也许可能更易被接受，但它却不能表达情绪。而象征是体现一定内容的，它也能表达情绪。”[vii]这说明，发言者是多么急于找到一个准确的字眼，用来概括中国戏曲的本质特征！大导演塔伊罗夫提出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所有流行的对中国戏剧的看法，如说这是一种程式化的戏剧，如说这个戏剧的主要特点就是没有布景，就是象征性的动作――所有这些都只是这个巨大体系中的琐细的小事。这个体系的实质完全在另一点上。”[viii]那么，中国戏剧体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塔伊罗夫认为，是综合性。他称中国戏剧是“一个走向综合性的戏剧，而这种综合性具有极不寻常的有机性。”[ix]他说，：“那些我们称之为程式化的表现因素，只不过是为了有机而完整地、恰当地体现整个演出的内在结构的必不可少的形式罢了。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本质的东西。”[x]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塔伊罗夫看来，中国戏剧是一个由程式化的表现因素有机地构成的综合性戏剧体系。杰出的电影导演和理论家爱森斯坦在他的发言中强调中国戏剧是“两种对立面”的统一，而且“这两种对立面都被引导到极限的程度”。[xi]一方面，中国戏剧中的“概括到了象征、符号的地步”，[xii]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梅兰芳的表演中舞台动作的一系列手法是“对一些经过特别深思熟虑才得到的完美组合的完全固定的表达方式”，是“为了反映重要的传统”而制定的“一系列必要的原则”。[xiii]这意味着爱森斯坦是承认中国戏剧表现手法的程式性的。另一方面，爱森斯坦又强调，梅兰芳在具体的表演中“又体现着表演者的个性特征”。[xiv]程式化的表现手法所反映的传统并不是僵死的，因为梅兰芳“用对人物性格的生动而出色的展示来丰富和充实着这些传统”，他的表演表现出“对形象和性格的令人惊异的掌握”。[xv]“这种生动的创作个性的感觉，正是最令人震动的印象之一。”[xvi]在阐述了梅兰芳表演的程式化与个性化的辩证统一之后，爱森斯坦进而把梅兰芳的艺术纳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他把“个性化与程式化的统一”等同于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个别与一般的统一。特烈季亚科夫、爱森斯坦等苏联艺术家如此热中于把梅兰芳的艺术纳入“现实主义”，这是不难理解的。梅兰芳访问莫斯科时，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刚刚开过几个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刚刚被确立为苏联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具有最崇高、最神圣的地位。将梅兰芳的艺术称为“现实主义”，就等于给梅兰芳戴上了桂冠，同时证明了苏联文艺界给予梅兰芳最高礼遇的正确性。苏联艺术大师在发言中纷纷谈论如何向中国同行学习的问题。特烈季亚科夫指出，梅兰芳的戏剧已经证明了，苏联戏剧并不一定要模仿欧洲戏剧的范例，在苏联的许许多多民族中，也可以有各自的戏剧风格，这种戏剧可以和欧洲戏剧并行于世，展开竞赛。中亚各民族尤其如此。梅耶荷德在发言中叹道：“我们知道苏联戏剧的力量，可是，在看了中国戏剧杰出大师的表演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缺陷。”[xvii]在谈到苏联戏剧界向中国戏剧学习什么的问题时，梅耶荷德说：苏联戏剧界必须全面地向中国戏剧学习，从面部表情到手的动作，从语言与动作的协调到戏剧的节奏结构。因此，梅耶荷德的结论是，梅兰芳的访问是“苏联戏剧生活中意义重大的事件”。[xviii]塔伊罗夫的发言强调了中国戏剧的综合性特征，同时又指出，梅兰芳表演艺术给人们一个启示：过去在和自然主义戏剧争论时提出来的“演员外形变化的极限”实际上是可以突破的；梅兰芳博士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男人，可是他扮演的却是女性，“这个最困难、最复杂、最不可思议的变化，由这位演员完美地实现了。”[xix]这意味着他呼吁进一步突破自然主义的束缚，进行更为大胆的戏剧革新。塔伊罗夫表示，他坚信梅兰芳的戏剧会对苏联戏剧产生影响，同时，他提醒人们“不要走上外部模仿的道路（也许有的人会追求这点），而是要掌握其内在结构，内在组织。”[xx]从座谈会速记记录中，人们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苏联戏剧界不同流派、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在所有的发言者中，显得最激动、最激烈，对苏联戏剧现状最不满的，莫过于梅耶荷德。他把梅兰芳视为自己的知音，并利用梅兰芳的艺术来对他所厌恶的保守僵化的戏剧观发起攻击。爱森斯坦在他的发言中说得很明白：“说到戏剧，我倒发现我们有一个剧院和梅兰芳博士的手法比较接近，那就是梅耶荷德剧院。”[xxi]这就是说，梅兰芳的访问，无意中使梅耶荷德在当时苏联各戏剧派别的斗争中暂时地处于有利地位。我们知道，梅耶荷德在苏联戏剧界树敌甚多。仅从1938年1月7日苏联国家艺术委员会在关闭梅耶荷德剧院的决定中所说的“梅耶荷德剧院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便一直不能从和苏维埃艺术格格不入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中解脱出来”[xxii]这句话，便足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1935年的梅耶荷德正处于困境。他在1933年排演的《茶花女》虽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可是却遭到大多数批评家的批评。人们把《茶花女》看成一部“已经演俗了的情节剧”，认为梅耶荷德选择这个剧目是个错误。“室内剧”派的代表人物阿菲诺干诺夫甚至认为这出戏是一帖“瓦解性的毒药”，而“室外剧”派的代表维什涅夫斯基则在报上发表文章，咒骂这出戏是“违背社会利益”的。[xxiii]接着，梅耶荷德又导演了歌剧《黑桃皇后》和契诃夫的几个小喜剧，可是，前者引起了争议，而后者遭到了失败。1933年，阿菲诺干诺夫就曾在日记中把梅耶荷德形容为一只快要毁灭的“老狼”，到了1935年，这个已经在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绝对主导地位的年头，梅耶荷德无疑更加感到了压力。从座谈会速记记录中可以看到，主持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最后的总结性发言看起来是对中国客人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是弦外有音。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指出，艺术家虽然是“从事形式工作”的，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内容才是最重要的。这段话对于早就被扣上“形式主义”大帽子，而且在今天的发言中又大谈“手的动作”和“节奏结构”等形式问题的梅耶荷德来说，无疑是又一次提了个醒。 五　梅兰芳对俄国戏剧界的深远影响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梅兰芳一行就离开了莫斯科。这次访问造成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对梅兰芳的艺术评价最高，共鸣最强烈的，不是别人，正是梅耶荷德。他在4月14日，即关于梅兰芳艺术的座谈会举行的当天，就在全苏对外文化关系协会作了一次题为《关于梅兰芳的巡回演出》的演讲。梅耶荷德指出，在俄罗斯戏剧艺术中历来存在着两大流派，一种已经把人们引进自然主义的死胡同，另一种只是到后来才得到广泛的发展，这就是和普希金的戏剧理想相符合的流派。普希金当年说过，戏剧就其本质而言，是不能同真的一样的。在梅耶荷德看来，梅兰芳剧院接近普希金的戏剧理想。他指出，在梅兰芳剧院中有许多“鼓舞人心的东西”，特别是手的表演技巧。而对俄罗斯演员来说，手在表演中简直毫无用处，“不过是从袖口露出来的一个肉疙瘩”，应该统统砍去。他还批评了俄罗斯的女演员，说她们没有一个人“能象梅兰芳博士似地表现出如此的女性魅力”。梅耶荷德抱怨俄罗斯舞台上感觉不到中国戏曲那种节奏感，“梅兰芳是用六十分之一秒来计时的，而我们是以秒来计时的。我们甚至不以秒来计时。我们钟表上的秒针拔去算了，它对我们一点没有用场。”[xxiv]梅耶荷德感慨地说：“在这些卓越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之后，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多少的缺陷呵！当然，我日后还要就这个问题作更广泛的研究要。因为我不仅是个戏剧导演，而且还是个戏剧教师，我必须向在我们戏剧学校学习的青年作出报告。”在讲演的最后，梅耶荷德再次强调：“梅兰芳博士的这次来访对于苏联戏剧艺术的未来命运将是关系重大的。我们将会反复地回味普希金的金玉良言，因为这些教诲是和梅兰芳的艺术实践血肉相连的。”[xxv]梅耶荷德并不仅仅是以中国演员之长来攻苏联演员之短，他在自己的实践中带头向梅兰芳学习。他在演讲中说：“我现在正要重新排演我的一出旧戏――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当我看过梅兰芳的两、三出戏再来到排演场，我就觉得，我应该把我原先做过的统统来一番改造。”[xxvi]据说，排完《智慧的痛苦》之后，梅耶荷德出了个海报，上面注明，他的这个演出是献给杰出的中国演员梅兰芳的。[xxvii]梅耶荷德的这种态度感染了他的学生。奥赫洛普柯夫在他的《论假定性》一书中写道：“当我和爱森斯坦还是毛孩子的时候，我们完全被来莫斯科访问演出的中国京剧团陶醉了。我们看了梅兰芳的全部演出……想象！戏剧艺术应该为它高唱颂歌。因为正是靠了想象，空荡荡的舞台背景才变成了一抹山林，空空如也的舞台台板才变成了一碧湖水，一个手持刀戟的武士才变成了千军万马……想象产生现实主义，这是其他任何的自然主义或‘爬行的现实主义’所无能为力的。”[xxviii]其实，即使是那些在戏剧观上和梅耶荷德并不一致的戏剧家们，也表现出对中国戏曲艺术的极大兴趣。譬如：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梅兰芳离开莫斯科后写信给一些著名演员时说：“……梅兰芳真是个奇迹。凡是关心艺术向前发展的戏剧界人士，都可以从他那儿在演技、节奏和创造象征诸方面学点东西。”[xxix]梅兰芳在苏联影响的强弱是随着苏联内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在1935年之后的苏联，不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戏剧界也正在形成独尊斯坦尼体系的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中国戏曲是否符合现实主义精神持怀疑态度的人肯定是有的。针对这种情况，梅耶荷德挺身而出，在他1936年6月13日题为《卓别林和卓别林风格》的报告中为中国戏曲作辩护。他说：“不能认为，哈萨克斯坦的艺术是现实主义，而中国的艺术则是形式主义。我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务必把它彻底揭露。为什么我们有权认为梅兰芳向我们展现的中国艺术（爱森斯坦是十分钦佩梅兰芳的艺术的）是现实主义的呢？因为只要一个艺术是建立在为它本民族的人民喜闻乐见的基础上的，它就是现实主义的……中国人民完全明白中国舞台上所出现的一切，他理解这些舞台艺术词汇，他能够自由地深入到梅兰芳所表演的戏剧内容中去……”[xxx]　　梅耶荷德的讲演不但表现出对中国戏曲艺术的深刻理解，同时表现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不幸的是，这样一位卓越的戏剧大师不久便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俄罗斯戏剧大师们对中国戏曲艺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并且对俄罗斯戏剧的革新和探索产生了持久的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一影响不是单向度的、一次性的，而是反过来对中国戏剧艺术自身，包括话剧艺术和戏曲艺术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强烈的反馈作用。这一反馈式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戏剧观”讨论和中国实验戏剧的发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20世纪，各种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一种文明单方向地影响和支配其他文明的阶段，进入了各种文明之间多方向地、强烈而地持续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阶段。中俄两国戏剧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力地证明了20世纪文明史的这一特征。 [i]　许姬传、许源来著《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信中所说“张、余”指的是张彭春、余上沅二人。[ii]　德国的大戏剧家布莱希特和皮斯卡托，英国的大导演戈登﹒克雷等人当时也在莫斯科，可是梅兰芳没有邀请他们出席。布莱希特看到了梅兰芳的演出，这是无庸置疑的。布莱希特的《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就是在观看梅兰芳演出后第二年写成的。[iii]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1935年苏联艺术家讨论梅兰芳艺术记录）》，《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3、4页。[iv]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4页。[v]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6页。[vi]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6页。[vii]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8页。[viii]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8页。[ix]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9页。[x]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9页。[xi]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12页。[xii]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12页。[xiii]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11页。[xiv]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12页。[xv]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11页。[xvi]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12页。[xvii]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7页。[xviii]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6－7页。[xix]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9页。[xx]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9页。[xxi]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艺术的强大动力》，《中华戏曲》第十四辑，第13页。[xxii] 转引自《梅耶荷德传》中译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666页。[xxiii] 《梅耶荷德传》中译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641页。[xxiv] 梅耶荷德：《论梅兰芳的表演艺术》，载《梅耶荷德的创作遗产》，莫斯科，1978年版，第96页。此处采用童道明先生《他山集》中的译文。[xxv]　梅耶荷德：《论梅兰芳的表演艺术》，载《梅耶荷德的创作遗产》，莫斯科，1978年版，第97页。此处采用童道明先生《他山集》中的译文。[xxvi]　梅耶荷德：《论梅兰芳的表演艺术》，载《梅耶荷德的创作遗产》，莫斯科，1978年版，第95页。此处采用童道明先生《他山集》中的译文。[xxvii] 萨多夫斯基：《戏剧魔法师》，《和梅耶荷德的会见》，莫斯科，1967年版，第517页。[xxviii] 莫斯科《戏剧》杂志，1957年第12期，第63页。[xxix] 《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书信集》，俄文版，第2卷，第441页。[xxx] 译文见童道明《他山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