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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公共资源的未来

《开放时代》2012.6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个体占有生产资料,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并在“自由、公平”的市场进行交换,是创造国家财富、服务公共利益最好的方式。马克思则让我们看到,这种经济体系实质上一方面是通过剥削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为资本所有者生产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工业体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劳动形式: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形式派生的对公共财产的权利也应该是集体的或者联合的。

我记不清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经典文章《公地的悲剧》①自己看了多少遍,这篇文章被大家作为一个不能反驳的论据加以引用,以支持土地、资源的私有产权会产生较高效率的观点,因此也成了主张私有制无可辩驳的理由。这种误读,部分原因是由于哈丁用牛作比喻:在关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有条件下,人们将牛养在了公共草场上。当然,如果这些牛属公共所有,那么这个比喻就是徒劳了。因此,问题的核心显然是对牛的私人拥有权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然而这些都不是哈丁关注的基本点。哈丁关注的是人口增长,他担心个人的生育决定最终会导致对全球公共资源的破坏(这也是马尔萨斯的观点)。这种决定的私人及家庭的属性是个关键的问题。在哈丁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专制的人口控制。

我在这里提及哈丁的逻辑是为了强调,一直以来我们思考公共资源的方式本身过于经常地局限在一套过于狭隘的假设,这很大程度上是受16世纪以来出现在英国的圈地运动的影响。结果,对问题的思考常常分化为两极:私有制或专制的国家干预。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整个问题由于本能的反应变得模糊起来,要么赞成圈地,要么反对圈地,这种反应通常装饰以浓重的怀旧情绪,流露出对一种存在于很久很久以前的、想当然的共同行动道德经济的怀念之情。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试图在她的《管理公共资源》(Governing the Commons)②一书中去颠覆一些这样的假设。在该书中,她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证据加以系统化处理。她向我们展示,为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人们可以并且也常常发明一些巧妙的、也非常切合实际的办法来管理公共财产资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奥斯特罗姆的个案研究“粉碎了许多政策分析家们的论断,他们认为解决共同财产资源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依靠外在权威实行完全的私有财产权利或者集中管理”。同时,如作者所言,这些个案也显示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丰富多彩的结合方式”。③

然而,奥斯特罗姆的大多数个案涉及的使用公共资源的人数都在一百人左右。任何人数多于此的情况(她最大的个案涉及15000人)则要求一种“嵌套等级”(nested hierarchical)的决策结构,而非个人间直接的协商。显然,在此有一个尚未被分析的“等级问题”(scale problem)在起作用。在某个等级上存在的公共财产资源管理的可行办法——比如居住在一条小河流域的一百个农民共同享有水权的情况——就没有也不能用来解决诸如全球变暖或者电站酸沉积的区域性扩散等问题。如果我们“跳级”(jump scales)(正如地理学家喜欢说的那样),所有公共财产问题的性质以及找寻解决途径的前景都会发生巨大改变。在一个等级上看起来不错的解决办法,在另一个等级则不然。甚至更糟的是,在一个等级上(比如地方)的好办法并不必然自动向上或向下在另一个等级(比如全球范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哈丁的隐喻如此地具有迷惑性:他运用了一个小范围的例子去说明全球性的问题。碰巧,这也是为什么从以公共财产路线集体组织小规模团结经济的实践中所获取的教训,如果不借助于嵌入式等级的决策形式,就无法转化成全球性的解决之道。不幸的是,等级对于今天反抗左翼的许多派别来说是极其厌恶的。

在更宏观的体系里面,尤其是全球范围,某种圈地的行为往往是保护珍贵的公共资源的最好途径。例如,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土著居民的文化,作为全球自然文化公共资源的一部分,将在亚马逊实施非常严厉的圈地法案。这就几乎必然要求国家权威去对抗那种为了短期的金钱利益种植大豆或者放牧牛群破坏土地的低级民主。但是,在这个例子中,可能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将土著居民从他们的林地中驱赶出来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方式。换句话说,保护一种公共资源可能会以牺牲另一种公共资源为代价。

公共资源的问题是矛盾的,因此也总是充满争议。隐藏在这些争议背后的是相互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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