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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 为什么我会热心于谁也不信仰、谁也不清楚的释、道兴起之前的中国宗教呢？原因很简单，一是我的好奇，二是它的重要。好奇不必说。它重要在哪里呢?这就是研究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它的宗教理解。如果你不理解一个民族的宗教，也就不能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古老的文化，这个问题越突出(我记得是沙畹老前辈吧，他好像讲过类似的话)。 在《读书》杂志上，我写过两篇小文章。我说，在二十一世纪，在我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想研究中国古代的“现代化”。它包括三个小题目：“绝地天通”、“礼坏乐崩”和“兵不厌诈”，都是讨论“中国特色”。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讨论中国宗教传统的特色。这两篇文章是我为我的小书《中国方术考》修订版和《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将出)写的前言，带有自我广告的性质，所以有点crazy(广告都很crazy)。前者专讲方术，后者兼谈巫术和礼仪。它们构成了我讨论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不同视角。 “绝地天通”的故事，是收于《国语·楚语下》。它是以重、黎分司天地讲祝宗卜史一类职官的起源，特别是史官的起源(包括司马迁这一支的来源)，因而涉及到宗教发生的原理。故事要讲的道理是，人类早期的宗教职能本来是由巫觋担任，后来开始有天官和地官的划分：天官，即祝宗卜史一类职官，他们是管通天降神；地官，即司徒、司马、司工一类职官，他们是管土地民人。祝宗卜史一出，则巫道不行，但巫和祝宗卜史曾长期较量，最后是祝宗卜史占了上风。这叫“绝地天通”。在这个故事中，史官的特点是“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它反对的是天地不分、“民神杂糅”。可见“绝地天通”只能是“天人分裂”，而绝不是“天人合一”。 因为我们尊敬的张光直教授，他讲萨满主义的文章引用和阐发过这个故事，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它。张先生的解释是美国人类学的解释。他相信东亚和美洲在文化上本来同根同源，因而参照印地安巫术讲中国早期宗教。对上述故事，他看重的是“巫”。吉德炜(Dadd N．Keightley)教授也讨论过这个故事。他不是人类学家，而是甲骨学家。从甲骨卜辞看“巫”，他也相信中国早期是巫的世界。因为西方汉学家都相信卜辞是“商代的史料”，当时的“史料”既然整天都讲占卜和祭祀，不但有一大堆贞人在那里卜，而且王本人也参加卜，这些贞人像巫，王也像巫，而且是最大的巫，当然他要相信那时的社会，情况就像西方人熟悉的那样，其实是由神职人员统治，由神职人员为第一等级。前两年，我在英国和美国开过两个会，会议主题都和宗教有关，指定话题都是萨满主义。在伯克利的会上，我记得有一位评议人，她说“萨满”本来是个通古斯概念，为什么你们的用法就像“万金油”(当然这是我的转述)，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我说你的问题很好，这正是我想向西方同行请教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在西方，这个话题太流行，特别是搞艺术史的，他们的热情更高，其实我对这类说法并不赞同。在我的发言中，我想强调的是，对于研究中国宗教，巫术虽有一定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考虑礼仪和方术的意义。特别是对商周以来的宗教，巫术是太低的估计。我们的发展水平，哪怕是商周时代的水平，怎么能用热带丛林式的东西去解释呢?我的看法是，对于重建早期中国宗教，我们最好是像二郎神，脑袋上有三只眼。而且在这三只眼中，我更看重礼仪和方术。如果只有巫术一只眼，肯定看不清。 下面让我做一点解释。 (1)巫术。以“高级宗教”看，当然不算宗教，或者只能算“低级宗教”。但它对研究早期宗教确实有用，特别是对研究礼仪、方术的起源很有用。比如巫术包括祝诅和占卜两个分支，前者发展为礼仪，后者发展为方术，就是比较明显的事情。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巫术在礼仪、方术发达起来之后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民间有很大影响，和“左道”的概念(类似西方所谓的“异教”或“邪教”)一直有关，汉以来的律令都是禁之惟恐不及，害怕借它煽动造反(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不是宗教的考虑)。而且同是巫术，前礼仪、方术时代和后礼仪、方术时代，情况也大不一样。后世的巫术是屈从于礼仪、方术，受贬斥和压制的，善的一面(白巫术)被取而代之，恶的一面(黑巫术)被渲染突出，整个形象被“恶魔化”。比如汉代的巫吧，台湾的林富土先生做过研究。汉代北有胡巫，南有越巫，全国各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巫。这些巫不但地位不高，早就是祝宗卜史的附庸，而且经常受迫害，情况和欧洲中世纪的猎巫相似(但不是宗教迫害，而是政府迫害)。萨满说不但不能解释后一类巫术，也不能解释礼仪和方术，特别是礼仪、方术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社会政治意义。这是我不赞同用萨满主义解释一切的原因。 (2)礼仪。当然比巫术要高，但也不能等同于宗教。“礼仪”在中国很重要，这点早期传教士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有宗教立场，有宗教敏感，有传教可行性的实际考虑)，比我们现在看得还清楚；但“礼仪”是什么，是宗教还是非宗教，他们争论很大(著名的“礼仪之争”)。中国的礼仪，有国家大典(封禅、郊祀之仪和各种朝仪)，有民间礼俗，有道教科仪，当然和宗教崇拜有一定关系。但中国的礼仪是既拜神，也拜人，早期是拜“天、地、祖”，晚期是拜“天、地、君、亲、师”。“天”、“地”当然是神，但“祖”或“君、亲、师”却是人。总趋势是“天地”淡出，下降；“祖”变成“君、亲、师”，上升。秦汉以下是家庭为本，大家没有共同的“祖”，忠君孝亲尊师是读书人所奉，他们崇拜的是皇上、父母和老师。愚夫愚妇才求神拜佛(特别是妇女，包括皇帝的妈妈和老婆)。因此利玛窦说我们宗教感太差，佛教、道教只是儒家的两翼。这没有错。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说，龙师父的屋里有块金字牌位，上面写的就是“天地君亲师”，这是中国礼仪的特色，早在《荀子·礼论》中就有类似说法。我们中国，士农工商，读书人是头等公民。四民之中没有僧侣，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我们不能说中国的礼仪就绝对不是宗教。我们既不能说礼仪就是宗教，也不能说礼仪就不是宗教。这好像是个大麻烦。我看，这对研究宗教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能是一条好的思路。 (3)方术。方术也是“四不像”。它不但和巫术有关，和道教、前道教有关，而且和中国历史上的科学也有不解之缘。因为天文历算和针石医药，我们今天叫“科学”，原来却是属于方术的范围。可惜的是，现在研究科学史的，他们的科学观念太强，总是把它当作“伪科学”。我对方术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这是现代对古代的偏见。比如李约瑟(Joseph Nedham)的之中国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s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就是带着“科学”眼镜到中国找“科学”。他倒是帮我们找了一大堆“科学”，也提高了我们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但这些“科学”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很多都是出自《道藏》和其他方术类的古书，都是从“伪科学”的垃圾堆里捡出来的。只不过，人们总是淘出金子就忘了沙子，以为金沙不是沙。其实如果没有淘金者，金子原来也是沙。更何况，“科学”和“方术”的关系比金、沙的关系还复杂，我把它们比喻为“五花肉”，几乎设法割开来。关于方术，我发现，它的各种门类，后世的小术往往原来是大术，后世的大术往往原来是小术，后来居上，数典忘祖，这是普遍规律。比如占梦、祠禳，后世是小术，但它的来源最古老。卜筮在商周地位很高。另外，它的各种门类还有交叉感染的趋同和节外生枝的分化，其中也包括比较“科学”的方术和其他方术的分化。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明白，不仅古代的方术和宗教有不解之缘，而且就是近代的科学也和宗教有不解之缘。“五四”以来，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赛先生”的工作是反宗教。但我们不要忘记，利玛窦到中国传教，他所借助的正是科学。他说科学是传教员有利的武器。现在我们北大一带、中关村一带，有一帮“知本家”和“知本家”的鼓吹者，他们就是一伙“scientific cult”的传教士。这种宣传，近来甚嚣尘上，它和大家说的“伯乐买驴”是一回事儿。汤一介先生最近有篇文章，批评当前的“重理轻文”，“重利轻文”，窃北大之名，夺北大之魂，是何心肝，我深有同感。 对于早期宗教，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因时间所限，这里只能把值得研究的课题，浮光掠影讲一下： (一)新石器时代 有些考古学家说考古有局限性，早期的东西没文字，不能研究精神领域，研究也太危险，但俞伟超先生也是考古学家，他不这么看，我也不这么看。因为在这个时代里，至少有两种考古现象是和宗教有关，一是祭坛，二是卜法。新石器时代的祭坛，有内蒙包头阿善、辽宁喀左东山嘴、辽宁建平牛河梁、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等处(四川郸县古城村，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南澧县成头山，据说也有祭坛，但材料未发表，还要核实)。卜法，一般以为是商周时代的事，但考古材料表明，它是在距今约九千到三千年前的时间范围里逐渐发展起来的。骨卜在距今五千三百多年前就已出现。龟卜虽然稍晚，但与之有关的“葬龟”，比如贾湖葬龟，年代可以早到约九千年前。这些现象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一直能延续到眼皮底下，比如龟卜，明清还有。祭坛，最近还修，北京这儿就修了一个。 (二)商代西周 巫鸿教授写过一本书，是讲中国古代的“纪念性”。西方的“纪念性”主要是建筑类的遗迹，它在中国，早期东西太少，所以巫鸿拿器物来顶替。其实这样的东西并不是绝对没有，问题是看你怎样发现和研究。中国古代的礼仪建筑或宗教建筑，笼统地说，是“坛庙”，但“坛”是统称，细别有“坛”(堆土为坛)、“■”(除地为■)、“坎”(挖坑为坎)，“庙”也有不同内涵。在过去的考古发现中，有些器物是出土于山川附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或者有个坑，或者连坑也没有，被人误以为是墓葬或窖藏，其实是古人祭祀山川的沉埋遗迹(山曰埋，水曰沉)。比如辽宁喀左和湖南宁乡发现的青铜器，就是这样的遗迹、遗物。 另一方面，卜筮的发展也值得注意，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发展。卜辞不是历史，而是占卜记录，它涉及“天”、“帝”的区别、巫和祝宗卜史的关系、各种祭祀和方术，其实是研究巫术、礼仪和方术的一手材料。我们从这些材料看，商代的巫地位并不高，商王也不是大巫。筮，则有十位数字卦的发现和研究。其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易经》出现的背景，也揭示了“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出现的共同背景，即两位数字卦是从十位数字卦发展而来。我叫“跳出《周易》看《周易》”。 (三)春秋时代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我们的了解和研究还很不够，但文献材料却值得注意。如《左传》、《国语》中有不少巫术、礼仪、方术类的材料，弥足珍重。比如就拿方术来说吧，它们讲筑的地方很多。过去研究《周易》的人，他们都对《左》、《国》筮例非常重视，汲家《师春》就是辑录这类拉例。它们是以《周易》为主，但也有两条，是和《连山》、《归藏》有关，可见是“三易”都有，确如《周礼》所记。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发现也证明，“三易”是类似系统，它们和早期的十位数字势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书中讲筮也讲卜，卜、筮是相袭而用，这与《周礼》的记载也是吻合的。其中有些卜例，比如“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与新近发现的王家台秦简《归藏》相似，也是重要信息。说明每个时期的占卜总是趋同和相互匹配。此外，它们还经常讲占梦，并涉及占星、候气、风角、鸟情等其他方术。特别是书中有些话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相似，可见到春秋晚期，择日之术也热闹起来。它们对上推西周时代的情况，下联战国秦汉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四)战国秦汉 研究这一时期，我看有一篇东西最重要，这就是《史记·封禅书》。当然离不开的还有《汉书·郊祀志》。当年沙畹翻译《史记》，首先看中的就是这一篇。后来，他登泰山，写泰山，研究“投龙”，我想都和这一篇有关。凌纯声提倡研究“封禅文化”，源头也在这里。从《封禅书》和《郊祀志》，再加上《汉书·地理志》，我们可以知道，西汉领国家津贴的祠畸有七百多个，遍布全国各地。它们当中有些是秦代和秦代以前更古老的祠■。前几年，我做过一点考证，把有关考古发现做了一番总结(如甘泉宫、后土祠、五■、八主祠等等)。我发现，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研究这个问题，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就在于汉武帝的大兴祠■，是个兴立“国教”的运动。它在早期宗教的发展上是至关重要。因为从根本上讲，它是战国秦汉时期“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秦始皇的车书一统和整齐法律只是第一步，它解决的只是制度层面上的东西，思想文化统一不了。汉武帝的第二步是统一思想。这个统一包括两方面：学术和宗教。过去大家看重的是“罢溯百家，独尊儒术”，即他的整齐学术，而不太重视他对礼仪、宗教的整齐。因为大家对秦皇汉武的海外寻仙、五岳封禅和巡视大江南北，一般都持否定态度，觉得迷信荒唐，劳民伤财。再加上这个运动虽然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到头来还是“雨打风吹去”，以成败论英雄，大家也看不起。我觉得，这一评价似乎可商，恐怕对它在“国际化”大趋势上的意义，对它在收拾人心、完善控制方面的意义估计不足。汉武帝的失败，原因很多，这里不能讨论，其中有个关键人物是王莽。王莽是儒生，他把武帝时期的巡狩封禅取消，大郊祀改成小郊祀，有很多引经据典的借口，是继“政治翻身”和“学术翻身”之后，儒家取得的又一胜利(秦汉制度创设的每一波，都有儒家的反动)。他对秦汉礼仪的改造，虽然也是昙花一现，但留下的影响不可磨灭。从此皇帝不必远足，只要在家门口祭招就可以了，远一点可以派员致祭，再远一点可以遥祭。它是后世郊祀所本(北京六坛就是由此而来)，在宗教史上也是重大事件。出土新莽文物很多，值得专门研究。最近我到青海，还调查过他为西海郡立的虎符石匮。我们从这些文物看，秦皇汉武的“国际化”还在继续。但它既是“国教”运动的延续，也是“国教”运动的终结。战国以来的理性主义，政治设计方面的理性主义，终于达到了它的极限。王莽失败后的东汉是“宗教真空”，所以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输入。这是顺理成章的发展。这以后，中国宗教才“言归正传”。 与汉代兴立“国教”的运动有关，还有一个问题也为我关注，这就是太一崇拜和三一崇拜的考古研究。这方面的材料已经很多，比如最近发表的郭店楚简，其中就有《太一生水》篇。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太一”神既是众星所拱的宇宙中心，也是造分天地、化生万物的终极概念，即无所不在的“大道”。它是没有人格的神，因此比较适于作普世性宗教的最高神抵。这和上述“国教运动”是匹配概念。在武帝诸相中，祭祀太一的甘泉宫最尊。“太一”与基督教的God有一定相似性。当年“礼仪之争”，有人就说，利玛窦取自《诗》、《书》的“上帝”是误译，远不如汉代使用的“太素”。其实“太素”就是“太一”的另一种说法。另外，和“太一”的概念有关，“三一”的概念也很重要，应即道教“三官”所本。它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Trinity)概念也有一点相似。当初基督教以“景教”为名传人中国，就是以“三一”翻译“三位一体”(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见中国也有过一些类似西方的发展。 (五)东汉以来 我们终于有了道教和佛教。研究道教和佛教，我不懂。但作为外行，我有外行的考虑。第一，是前道教的研究。比如符篆，不仅东汉魏晋时期的出土物很多，而且有些早期图像也是起符■的作用，如马王堆帛书中的《避兵团》，其实就是早期的符■；“三天”，见于楚帛书；“三一”和“三官”可能有关。特别是沙畹热心的投龙简。这种东西过去出土很多，泰山、华山、济源有投龙碑，嵩山、衡山、武当山、太湖、西湖、鉴湖有投龙简(包括金龙)，但它们都是唐、五代和宋元明清的东西，更早的发现没有。只是最近在华山出土了两件带长篇铭文的玉版，即我向学术界介绍的秦■祷病玉版，我们才发现，这类传统其实在道教以前就存在。 另外，佛教传人过程中，二教的相互创造也是大问题。道教虽出本土，但非全部原装，有不少方面是受佛教影响；佛教虽为外来，也有许多入乡随俗的改头换面。特别是它们的相互攻讦，本身就是一种相互学习。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了解其背景，知道哪些是各自原有，才能知道创造在什么地方。这些当然离不开原佛教的研究，也离不开前道教的研究。比如我对道教《黄书》的研究就是一个尝试。我是以东汉流行的“房中七经”和有关流派作解读背景，然后拿解读结果和县无谶东传的密教房中术做比较。本世纪上半叶的丝路探险曾经导致了石窟寺艺术和敦煌释、道文献的研究，法国汉学在这方面有很大贡献。在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中，佛教考古比较突出，道教考古还有待建设。很多问题的探讨还有待大家共同努力。 最后，我想说明一下，我的研究很强调过程的“连续性”，我喜欢淆乱古今，并不认为古代和现代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现代人老是喜欢以“现代”傲视“古代”，认为只要不在“现代化”的时间表里，一切就必定十分古老，距离自己十万八千里；而且对时间，也是零切碎割，务求精确，把刻舟求剑叫“科学性”。对这样的“时间狂”，我是不能认同的。《红楼梦》上有句话，叫“摇车里的爷爷，拄拐的孙孙”(第二十四回，贾芸引俗语)，即同龄不一定同辈，同辈也不一定同龄。固定的时间表并不一定有用。 关于中国早期宗教的思考，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我们讨论的问题究竟是古代问题还是现代问题。比如：“黄、赌、毒”是现代问题还是古代问题?“邪教”是古代问题还是现代问题?“五族共和”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它们都是我们讨论范围内的问题。 前些年，我写过一组介绍方术的杂文，叫《方术四题》，其中两篇是《卜赌同源》、《药毒一家》。我用赌博讲占卜，用毒品讲医药，想用短小篇幅，浓缩方术精华(这不是低级趣味，而是高尚话题)。我的话好像很夸张，但句句都是实情，古今中外是打通了讲。在这篇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提个问题，就是在当今这个上天入地、电脑万能的时代，我们人类怎么这么无能，就连“黄、赌、毒”这样的老问题都无可奈何，“放之而不可收，禁之而不可行”，悲夫! 它说明：古人的问题还困扰着我们，我们离古代并不太远。

臺灣地區的道教研究書目（1945-2000）

第一次读大江在日语课上，是他对先天残疾却有音乐天赋的儿子的日常生活既质朴又深挚的叙述。他的日文质地坚韧，不像春上村树那样飘散，站在电车上晃荡看看也能敷衍完。2009年大江访问北大时，谈到他对鲁迅的思考其实是和母亲联系一起的，“森林中的老太婆”的语言，或许是他敦厚文风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人文与社会 wen.org.cn

祆教在中世纪藉由中亚移民而传入中国。至于汉人有无信徒，史无明载。作者认为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人名中，不少即显然与拜火教有关，此类与火祆神有关的汉文人名的存在，堪当祆教在中国西北有本土信徒的铁证。

本文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机器、资本与劳动三者之间的关系，辨析了技术发展与劳动过程变迁之间的关联，把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还原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本文阐明了，技术体系之内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任何向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的可能转变，都将取决于劳动对资本的斗争。

《21世纪》：最近，克鲁格曼、鲁比尼等人提出中国经济有硬着陆风险。克鲁格曼近日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中国目前的情况与以往的经济危机发生前夕非常相似，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末日博士"鲁比尼在2011年6月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大陆经济恐怕会在两年后"硬着陆"。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硬着陆风险及其对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影响？ 崔之元：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最好分析，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在最近出版的《黯然失色：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生活（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一书。作者在该书中预测，即使中国在2012年到2013年间遭遇了经济衰退，她也可以恢复增长的动力，在2020年前后在世界经济中取得了主导地位： 根据萨勃拉曼尼亚的测算，到2020年中国的贸易和GDP总量将增长为美国的1.5倍，并保持着世界最大的资金提供者的地位，美国依旧是其最大的提供对象。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美元却光彩渐失。 萨勃拉曼尼亚建立了衡量经济主导能力的三个主要决定因素，即资源和财富（以国民生产总值GDP为衡量指标）、贸易（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之总和）和外部金融关系（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而对一个国家做出的有关这三个决定因素的衡量，是以这个国家占世界的总量的多少来表示的：一个国家所占的份额越大，其它国家，包括其竞争对手的份额就越小。 萨勃拉曼尼亚还对1900年以来影响储备货币地位的决定因素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规模，即GDP、贸易和对外资本净输出的规模，是储备货币地位的根本决定因素。这些变量能够解释在过去的110年间，主要货币的储备货币地位出现变化的70%的原因。也就是说，货币主导的决定因素与经济主导的决定因素很相似。基于这一分析框架，他预测了到2030年时的世界经济和货币的主导，认为随着人民币开始与美元竞争储备货币地位，中国在经济上的主导同样也会延伸到货币领域。储备货币不仅仅是由收入决定，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贸易和外部金融关系，后者将影响储备货币对外部经济体的吸引力。 萨勃拉曼尼亚分析了在中国经济遭遇衰退（即假定中国经济在2012-2013年"硬着陆"）和没有遭遇衰退这两种情况下，位列全球前三甲的强国的经济主导指数（从1870年到2030年）：图一为中国遭遇衰退的全球前三甲对比图，图二为中国未遭遇衰退的全球前三甲对比图。 以下为图一：（竖轴："指数"；图中标注的文字：UK：英国；France：法国；Germany：德国；US：美国；Russia：俄罗斯；Japan：日本；India 印度）   以下为图2：   从这两个图可以看出，即使中国经济在2012-2013年遭遇衰退，到2020年中国的GDP，贸易，和对外净资本输出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将超过美国。而如果中国经济在2012-2013年实现了"软着陆"，中国经济主导指数超过美国的程度将更高。 萨勃拉曼尼亚在全书的开头设想了2021年2月的一天的情景，美国总统跑去距离白宫不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署一份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商讨达成的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这一协议类似于最近希腊的救助借款协议。中国主导的IMF开出的条件是美国从西太平洋撤军。1956年12月13日，英国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从苏伊士运河地区撤出了她的部队。当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对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帝国的最后的一搏。......也许美国在200年之后会了解我们的感受。"根据萨勃拉曼尼亚的设想，美国将提前重演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命运。 《21世纪》：曾写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福山这样评论《黯然失色》，认为此书对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经济力量的情境不仅进行了生动的想象，而且提供了颇为合理的论证，有力突出了美国政府采取协调行动的必要性。看来这本书的分析的确值得重视。福山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也指出，现在的美国奉行的是"否决政治"(vetocracy)，当这种体制遇上被意识形态化了的两个政党（其中一个政党甚至把堵住税收漏洞视作增税，因而不可接受）时，就会导致政治瘫痪。福山认为必须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来推动美国的政治改革，减少动用"否决票"的机会和简化决策程序。他在今年出版的《政治秩序诸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以相当的篇幅分析中国政权的历史发展，并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是高质量的威权制度，还是一个陷入僵局的、瘫痪的、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相对于二十年前对"历史的终结"的看法，福山的思想变化似乎在"与时俱进"。我们自己是否也需要重新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   崔之元：福山的思想的确有重要的很有意思的转变。不过也要指出，他对美国"否决政治"的反思和对中国所谓"威权制度"的有效性的认识，只是从防止互相制肘、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来说的。另一位美国作家，《世界是平的》以及《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也有类似的观点。弗里德曼在《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调整了此前在《世界是平的》中的看法，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政治魄力很重要，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革规章制度、标准，改善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他因而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 福山、弗里德曼这些西方观察家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其行政效率等方面优势，这是进步。但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深刻理解中国的政党体制。 中国的政党体制并不是一党制而是多党合作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一党专制。即使就一党制而言，在世界政治学范围内缺乏对全球一党制的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一党制形成的历史原因、机制，特别是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 从历史来看，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近代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不能申请入党，只能被邀请（By Invitation）入党。直到现在，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仍然不能申请入党。一般民众能申请入党的历史性开端，是1891年俾斯麦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法化。在此之后，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倍倍尔领导创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她的建立和发展都得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与指导。今天的欧美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很不同，例如，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只是在选举时临时注册党员，不需要申请，不需要缴纳党费，也没有长期的、固定的党员身份，实际上并没有组织化的群众基础；而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均有党证，并需要交党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开放的，党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因而有群众基础。 因此，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特点是开放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并且坚持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声与诉求有本能的回应，有对"为人民服务"的本能诉求。这也是同其他类型政党的关键不同，因此对应的政治体制会有所不同，福山、弗里德曼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是个例外，他对政党体制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他在《转变参与》中深刻地分析了选票政治的弊端。在他看来，1848年普选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保守措施，选票可以分散、转移、转化很多社会矛盾，对国家统治更有利。有一幅画非常形象，画的是"有了选票就可以不扔石块"。然而，"选票会使那些直接的、强烈的、'刺眼'的政治行为失去合法性，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却行之有效并符合人们心愿"，造成带来政治推诿与行政低效。更重要的是，普选权建立后，选举制度从公开投票转变为秘密投票，以避免弱势选民被收买或被强权挟持，而这意味着普选的建立以"损失公开表达公共精神及参与热情的机会"为代价。沿用赫希曼的另一套术语，这意味着政治上极大地强化了退出机制，极大地弱化了呼吁机制，这一弊端也为当时的主流进步人物如斯图亚特·穆勒所诟病。 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尤其重视呼吁机制。在竞争与市场中，退出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措施，是竞争抑制垄断的有效手段。不过，"竞争也不一定抑制垄断，反而因为摆脱爱找麻烦的消费者让垄断更舒服"，在政治上，某些选民改入他党（退出），让大党可以"屏蔽"很多呼声，因而更舒服，实际上不利于大党的进步。 考虑到这一点，并加上忠诚因素，会发现呼吁往往更重要。呼吁的强度因忠诚度而不同，也因政党政治表现和问题严重性而不同，但可以增加政党与群众之间长期性的实践互动（不仅仅表现在选举期间），往往会取得比简单退出更好的效果。呼吁与忠诚可以构建政治与社会的互动机制，是协商民主或慎议民主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社会主义政党因其群众路线，在实践中与人民联系紧密，有可能建立更有效的呼吁机制，因而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呼吁机制，可能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重要实现机制。 也正由于此，对社会主义政党而言，最大的危险是偏离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吁不能有效回应，失去其群众基础，也就失去执政之基。 可以拿重庆和广东作为例子，来看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重庆干部"大下访"、与群众"三进三同"等方面的实践，以及广东的干部驻村调研扶贫，也许还可以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1891～1937年）的不同于"支配权"（domination）的"领导权"（hegemony）理论来加以阐释。 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渡过漫长岁月的葛兰西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札记》。借用恩格斯的话，葛兰西说："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他同意他的意大利知识界的对手克罗齐所说的"文艺复兴仍然是精英圈子内的贵族运动，而宗教改革则深入了普通人民"，但他批评克罗齐，因为克罗齐不理解"实践哲学及其广泛的群众运动过去和现在都真正代表一种与宗教改革相类似的历史过程，而自由主义则不然，它只是再生着局限于狭隘知识分子集团的文艺复兴"。葛兰西要求意大利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以赢得民心。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重庆和广东通过干部"大下访"，驻村调研，与农民群众"三进三同"所要做的。 重庆干部的 "大下访"、"结穷亲"活动和广东干部的驻村调研制度，使人想起法国哲学家巴丢（Alain Badiou）所说的"圣保罗的群众路线"。在引用了圣保罗的话"虽然我独立于所有人，我使自己成为所有人的奴隶。对犹太人来说，我变成了犹太人；对法律治下的人来说，我变成了法律治下的人"之后，巴丢说道："这不是圣保罗的机会主义文本，而是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之为'群众路线'的极致发挥--为人民服务。" 要理解前面引述的恩格斯和葛兰西的说法"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英国基督教学者查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年）的如下一段话可做参考：   当基督在一个象征时刻建立他的伟大社会时，他既没有选择智慧过人的保罗也没有选择神秘的约翰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石，而是选择了普普通通甚至有些胆小的彼得......所有的帝国和王国都失败了，因为它们为强人所建立并依赖于强人。只有历史上的基督教会，是建立于弱者基础上的，因此它是不可摧毁的。因为没有链条比它最弱的环节更强。         《21世纪》：看来今天与历史真还有深刻的关联。多年以来常见的一个说法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进程，还处于前现代阶段，因而首先的任务是补现代化的课，还远远不到反思现代发展进程带来的弊病的时候。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崔之元：如果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界定，特别是美国著名诗人查尔斯·奥尔森的看法，1949年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标志着世界进入"后现代"阶段，同样中国在那个时候就进入"后现代"了。 汤因比在1954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8卷里说，"后现代"作为一个时代，起始于1871年的普法战争。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认为，当西方国家产生了一个在数量上足够大也足够有能力的资产阶级的时候，西方就变成"现代"了。但他进一步指出，普法战争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已经没有在数量上，也更没有在能力上产生一个足够的资产阶级，因此西方就进入"后现代"了。汤因比强调，"后现代"的两个标志是：（1）西方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2）非西方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现代性的秘密并"以夷制夷"。汤因比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李鸿章，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是受到"普法战争"的启示，从德国引入克虏伯大炮装备他的淮军开始的。更不用说，"普法战争"直接导致了"巴黎公社"，最终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把中国带入"解放全人类"的"普遍历史"的组织的建立。 汤因比的"后现代"定义非常有趣，是历史学上第一个"后现代"定义。英语文学中的"后现代"定义，则最早出现在美国著名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的作品中。奥尔森可能也受到汤因比影响。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查尔斯·奥尔森1949年在第一时间听说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重要会议，然后就进军北京，他说这就是"后现代"的开始。他在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克南京前夕完成了他自称的"反荒原"（《荒原》是艾略特的现代主义诗歌代表作）的"后现代--中国革命"诗歌《翠鸟》（ Kingfisher）。查尔斯·奥尔森认为，西柏坡会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标志着"后现代"的开始--这会令很多人莫明奇妙，但如果了解前面提到的汤因比对"后现代"的定义及他所说的"后现代"的两个标志，查尔斯·奥尔森的"西柏坡后现代论"就不难理解了。查尔斯·奥尔森是罗斯福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和罗斯福第4次竞选总统的外事负责人，也是波兰驻联合国大使兰格（"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早提出者）的密友，由此更容易理解他用诗歌形式表达西柏坡会议的世界历史意义的衷曲。 奥尔森的《翠鸟》（赵毅衡译）以吴哥窟翠鸟传说和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石头之谜开始，穿插毛泽东的讲话"曙光就在前头，我们应当努力"。他在1949年的"西柏坡后现代"论不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是和他的实质关怀密切联系的。对奥尔森来说，"后现代"意味着"后西方"，他在和另一诗人罗伯特·科里(Robert Creeley)的通信中，明确地用了"后现代或后西方"的表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建立新中国，是20世纪"非西方世界"对"多元现代性"的最重要探索，奥尔森说"西柏坡"是"后现代"的起源顺理成章。 《21世纪》：汤因比和奥尔森所说的"后现代"是否也是"多元现代"中的一种？ 崔之元："现代"、"后现代"和"多元现代性"之争，是和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哲学问题就是"普遍"、"特殊"和"无限"的关系。我认为对这个哲学问题的最好研究仍然是黑格尔。他说，普遍必须寓于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都无法穷尽"普遍"的"无限丰富的可能内涵"。例如，"民主"这个普遍性的理念必须寓于"美国的民主"或"中国的民主"的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的民主都不能穷尽"民主"这一普遍理念的"无限丰富的可能内涵"。又如，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英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等，都属于"市场经济"普遍理念的特殊表现。 我觉得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非常有说服力地展示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文本是如何起草的呢？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艾琳诺·罗斯福是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是一位叫张彭春的中国人，张彭春曾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格林顿（Mary Ann Glendon）在她的研究中提到了这一信息。格林顿是在2007-2009年间担任美国驻梵蒂冈大使，她同时是世界范围反对使用避孕套运动的领袖，现兼任"梵蒂冈社会科学院"院长。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有清政府的庚子赔款，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多要部分，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并建立留美预备学校，相当于一个中学。但是在1921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政府把这个中学提升为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就是张彭春。他那时候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师从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他的哥哥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现在很少有人提到他的弟弟张彭春。我两年前通过格林顿教授的英文书知道张彭春后，又去查了一些资料，了解到他也是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艺术和政治顾问，梅兰芳1940年代访问美国，当时是非常轰动的文化事件，就是张彭春安排并陪他一起来的。联合国第一次旧金山会议的时候，张彭春是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团团长，后来被罗斯福夫人推荐为 "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 唯一的副主任。 最有意思的是张彭春在人权宣言起草中的贡献。张彭春认为，初稿中的"人被赋予理性"的表述，太受西方的"上帝"和"自然法"观念的影响，他建议加上"仁"，因为"仁"字里有"二""人"，反映一种"Two Man Mindedness"( 对他人的关心)，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最终文本部分采纳了张彭春的观点，把"理性和良心"（"reason"和 "conscience"）并列为人的基本特征。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精彩，生动地说明了特殊性、普遍性和无限性的关系。还值得一提的是，除张彭春之外，"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的另一个精神领袖，是黎巴嫩哲学家马利克（Charles Malik），他曾先后求学于怀特海和海德格尔,博士论文题目是"怀特海和海德格尔时间观的比较研究"，他也是阿拉伯世界在联合国反对以色列建国的主将。 亲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思想家阿隆曾写过《普遍历史的黎明》一文。在21世纪开端，我们可能正经历"普遍历史从黎明走向中午"。但如果"西柏坡后现代"和联合国人权宣言起草的故事有所启发的话，"普遍历史"不仅不排斥多样性，而且需要多样性来发挥自身无限的创造力。本报记者 吴铭 北京报道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模式，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党国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白轲对中国党国宪政体制的研究。

2009年3月29日在"乌有之乡大讲堂"的讲演

短篇，1964年在台湾《现代文学》发表

龚自珍不再专注于学术层面上的公羊学研究，转而致力于援公羊学说抨击时政，倡言变法，真正发挥了公羊学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推动"公羊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社会，从论学转向议政"

批评了城市研究中的韦伯模式，通过对城市制度的细致研究表明在一个中华帝国晚期第一等级的城市中心中，存在着重要的社会力量，并力图尽可能全面展示这些力量与城市核心功能之间相互影响的面貌。－－HC

随着美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产业地位的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影片已经取代法国影片，占据了中国电影输入的头把交椅,成为影院放映最多的外国影片。

 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正如中国边疆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本世纪到来之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至少已有2000年以上的发展史，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遗产。进入20世纪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逐渐实现由近代发展阶段向现代发展阶段的过渡后，又出现了始于20年代末的边疆史地研究新的发展高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指导思想的转变、研究重点的转移、研究成果的分布和某些研究禁区的形成等方面均出现了新的局面；80年代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百花齐放已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本文将依据近百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脉络，分别予以概述。至于1949年以后，台湾省史学界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资料收集与整理，在并不理想的客观环境制约的条件下，沿着前辈学者开创的边政研究的格局，有所前进，有所发展，他们的众多成果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总成果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当另文阐述。一在内忧外患的压力和寻求强国富民的动力交相推动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20世纪前半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向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演进的阶段，以下四个方面是应予重视的。（一）在爱国救亡运动中发展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20世纪前半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则在包括边疆研究工作者在内的全民爱国救亡运动中得到了发展。从中国边疆整体角度观察研究问题是本时期中国边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突出体现。华企云著《中国边疆》（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出版），是较全面地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第一本专著，该书上篇综述边疆之沿革与现况，边疆之勘界与失地，边疆邻接各地之地理概况与最近民族运动之鸟瞰，边疆邻接各地之对华历史与受治帝国主义之经过和边疆铁路之沿革与现状；下篇则分别论述国际角逐下之东三省、外蒙之独立、新疆之三大问题，英人侵略下之西藏和云南之界务问题。该书的撰写与出版在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从国家兴亡考虑到边事盛衰，从研讨边疆全局大势到考察边疆局部问题，从分析国内边疆问题联系到中国周边及世界格局，在论述以上诸多问题时，又兼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等诸多领域，并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历史问题，这样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即被明确地推上其自身应有的独立地位。这一时期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著作还有：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引擎出版社，1937年）、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西尊《边疆问题与国防》（曲江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1942年）、蒋君章等《中国边疆地理》（重庆文信书局，1944年）等。而同一时期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论文数量则更多。对于各个主要边疆地区的研究著作，东北地区有刘瑞麟、孙凤翔和赵崇荫辑《东三省交涉辑要》（常州刘氏，1910年）、吴廷燮《东三省沿革表》（天津徐氏退耕堂，1911年）、徐世昌《东三省政略》（1911年）、傅斯年等《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1933年）、卞宗孟《东北史研究纲要》（东北大学，1938年）、金毓黻《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等；北部地区有：姚明辉《蒙古志》（中国图书公司，1907年）、卓宏谋《蒙古鉴》（1919年）、陈崇祖编《外蒙古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华企云《蒙古问题》（上海黎明书局，1930年）、谢彬《蒙古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西北地区有：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议考证》（上海藻文书局，1902年）、阚凤楼《新疆大记》（1907年）、华企云《新疆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2年）、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蒋君毅《新疆经营论》（重庆正中书局，1939年）等；西藏地区有：许光世、蔡晋成编《西藏新志》（上海自治编辑社，1911年）、白眉初《西藏始末纪要》（北平建设图书馆，1930年）、谢彬《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华企云《西藏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雅安建康日报社，1942年）等；滇桂地区有：华企云《云南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云南边地问题研究》（1933年）、陈碧笙《滇边经营论》（1938年）、孟森《广西边事旁记》（商务印书馆，1905年）、吴■《广西边务沿革史》（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38年）等；台湾地区有：王子毅《台湾》（重庆自由出版社，1944年）、李震明《台湾史》（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等。上述众多著作出版的时代几乎遍布20世纪前半叶的50年间，但以30年代最为集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的研究高潮。19世纪后期的边疆研究以对西北地区的研究最为突出，50年代后边疆研究的各地区分布格局虽较前一段有所均衡，但北重南轻的格局尚未突破，特别是对海疆的研究就更薄弱了。进入20世纪以后，大量研究论文的涌现是中国边疆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标志。现代学术期刊的问世是中国学术研究步入现代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文稿作为刊物主要或重要内容的学术期刊即诞生于20世纪初，发展壮大于20世纪前半叶。创刊于1910年由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和创刊于1934年由禹贡学会主办的《禹贡》半月刊在其间占了突出的地位。30至40年代又相继出刊了一批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专业刊物，这批刊物包括：《新亚细亚》（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社，1930年创刊）、《边政》（川康边防总指挥部编，1931年创刊）、《边事研究》（南京边事研究会编译组编，1934年创刊）、《边疆》（南京边疆半月刊编辑部，1936年创刊）、《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月刊社北平总社，1937年创刊）、《边疆研究季刊》（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1940年创刊）、《边政公论》（边政公论社，1941年创刊）、《边疆研究论丛》（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年创刊）、《边疆周刊》（中国边疆学会成都分会，1942年创刊）、《边疆研究通讯》（成都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研究室，1942年创刊）、《边疆通讯》（蒙藏委员会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1942年创刊）、《边疆人文》（昆明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1943年创刊）、《边疆建设》（东北边疆问题研究社，1946年创刊）、《中国边疆》（北平中国边疆月刊社，1948年创刊）等。这批刊物的组织背景是较复杂的，其中既有官方政府组织，也有文化教育单位和社会团体。各刊存在时间与社会影响大小也各不相同，其中《边政公论》从1941年8月创刊至1948年12月出刊期间，其办刊有目标、有体系，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二）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群体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新的群体逐步形成，研究活动已不再仅仅是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十分明确。1909年9月28日（清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一个基础广泛、与中国边疆局势及边疆研究密切相关的现代学术团体诞生了，这就是中国地学会。中国地学会是成立于清代仅有的三个科学团体之一，除抗日战争时期学会被迫停止活动外，一直存在到1950年汇入新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学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学科基础，其成员包括了一大批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有地理学家张相文、白眉初、黄国璋、王成祖，历史学家陈垣、张星、聂崇岐，教育家张伯苓、蔡元培，地质学家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邝荣光，水利专家武同举等。兴地学研究，以救国图强是学会活动的宗旨；唤起公众关心国家的安危与发展，促进地学各领域的学术进步，并使之普及于大众，就成为学会活动的始终目标。此时如此众多的学者自愿地组织起来，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以前常见的师生、门派、亲友关系，是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学术领域使他们集合于一个开放性的现代学术社会团体之中。这种团体在中国的出现反映了现代社会意识和现代学术活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学会有组织的活动不但扩大了学者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声音，且因加强学术交流而促进了学科发展。禹贡学会是继中国地学会以后成立的又一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筹备处成立于1934年2月中旬，正式成立于1936年5月24日。禹贡学会与中国地学会一样，主要活动地点在北平，但与后者广纳各界人士参加不同，前者主要为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三校历史系师生组成。禹贡学会的发起与倡导者是顾颉刚和谭其骧，而顾颉刚则为学会最重要的组织者。禹贡学会先后吸纳了许多著名学者，他们包括钱穆、冯家癉、唐兰、王庸、徐炳旭、刘节、黄文弼、张星、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顾廷龙、朱士嘉、韩儒林、张政、翁独健、吴丰培、苏秉琦、商鸿逵、王光玮、冯世五、侯仁之等等。《禹贡学会会章》明确宣布：“本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为宗旨”，而学会的工作范围“为搜集文书材料”，并实地调查，从事编辑中国民族史、地理沿革史、各代疆域图、各省分县图、文化统计表、地名辞典等图书1。学会虽然制定了较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但由于社会形势的发展和众多学者的努力，学会活动领域有了越来越宽广的发展，正如顾颉刚在《禹贡月刊发刊词》中指出，“扩充范围乃于民俗史、边疆史、内地移民史、中外交通史、方志学等方面，蔚为‘历史的地理’之总集”2。禹贡学会存在并开展活动的时间是很短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禹贡学会工作被迫停顿下来，至1946年3月10日，学会复原第一次会议召开，学会工作又延续了很短时间。内战爆发后，学会工作再陷停顿。1952年2月，在顾颉刚主持下禹贡学会结束了业务活动。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功与成绩，主要得益于学会有效且有特色的组织工作，而这又首先体现于学会拥有一流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和一批学有专长的学术带头人及骨干；其次学会制定了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趋势，又具有较强可行性的工作计划。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功与成绩，又是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长足发展分不开的。学会拥有数百名以燕京、北京、辅仁三所著名大学师生为基础的基本学术队伍，进而拥有一批一流的学术骨干。随着现代高等教育事业在全国各地逐渐普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队伍也由北京等少数大城市逐步遍及到各地，这一动向不但成为发展的趋势，而且有着较为稳定的特征，随之而来的则是发展中的现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新格局。最突出的事例就是随着云南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方国瑜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云南大学等高校为主要基地，较为稳定地开展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要为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进而使原本较北部边疆研究明显滞后的西南边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有利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整体布局和进步。20世纪前半叶（特别是30、40年代），一批官方或半官方的中国边疆研究团体也先后成立并开展活动（如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下属的研究机构等），对于这些团体的评价就比较复杂了。成立官办团体的首要目的是要为现政权的统治服务的，而显然当时的政府并未选对一条能使中国繁荣昌盛的正确之路；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其下属研究机构的每一具体举措都是不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安全与发展的。因此，对于这些团体的作用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三）在拓宽中国边疆研究视野过程中发展的边疆考察活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边疆实地考察有了比较广泛的开展，在传统的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考察继续得到发展的同时，对西南边疆——主要是云南、西藏地区的考察亦有相当进展，但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则是新疆地区的考察和研究。新疆地大物博，多民族聚居一处，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20世纪前半叶，这里政局动荡，外来势力介入。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德国人格伦威尔德和勒柯克、日本人大谷光瑞等纷纷进入新疆活动。他们虽然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他们中有些人无视中国主权，滥挖遗址并偷盗文物，这就使他们在华活动的性质变为一种强盗侵略行为。国人对新疆的实地调查与考察，大致有官方组织、学术团体组织和个人活动三类3。清末对新疆进行个人游历性考察的成果有：1906年赴疆的方希孟《西征续录》（郑树荣抄本）、1907年赴疆的裴景福《河海昆仑录》4卷（河海昆仑客署本）、1910年赴疆的袁大化《抚新记程》（新疆官报印书局宣统三年刊本）和1910年赴疆的温世霖《昆仑旅行日记》（1941年铅印本）等。辛亥革命后不久，北洋政府亦派人赴疆考察，以求治新之策。1915年冬林竞赴疆考察，历时9个月，作考察报告《新疆纪略》（天山学会1918年4月铅印本），重点提出修通道路和移民实边的对策。1916年谢彬赴疆考察，历时14个月，在对天山南北进行广泛考察后，重点提出开发新疆、发展经济、便利交通的对策。20年代至30年代，对新疆的考察以中国和瑞典联合主办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最为著名。1927年4月26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签订协议，共同组团进行地质、地磁、气象、天文、考古、人类、民族、民俗等方面的考察。中方团长为徐旭生（炳昶），团员有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詹蕃勋等共10人。从1928年2月14日抵哈密至1929年1月27日徐旭生等离开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次综合性科学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近世以来，中国人在维护主权的条件下与外国学者平等地开展较大规模的边疆考察工作，也从一侧面反映了中国知识界的团结与日趋成熟。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学者对新疆的考察成果最丰的是考古学家黄文弼对新疆的三次考察（即1928—1930年、1933年和1943年）。黄文弼考察工作的重要成果有《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当首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业绩。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前身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文献部成立于1925年。在其后的24年里，档案文献的编辑出版始终得到特别的重视。与中国边疆问题有关的档案文献集有：《筹办夷务始末》、《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朝鲜国王来书》、《清代外交史料（嘉庆、道光朝）》、《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初中日交涉史料》、《广西沿边各营驻防中越交界对汛法屯距界远近图》、《故宫俄文史料》等。文献馆还出版了《掌故丛编》、《史料旬刊》。上述档案文献的刊布，对于近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尤其是与界务交涉有关的近代中外关系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但是，如果从档案文献编纂学角度来审视，当时史料编纂工作尚存在较大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选题、选材的随意性，较多注意史料的新鲜趣味性，所以题材比较芜杂，材料也未经全面搜集，基本上是采取编者随手捡来，难求完整系统。在编辑加工方面，文献一般不加标题，也无标点分段，有的甚至没有目录，也没有编例或编者说明。 在跨越了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近半个世纪里，由于连年内乱、社会动荡，总的来看，边疆地区的方志编纂显得冷落，所成诸志，精心之作不多，但“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边疆方志中仍保存了一些社会历史实录。晚清的方志编纂中，乡土志的撰写工作尚有建树。191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又催促各县编修乡土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统计，现存全国乡土志493种，其中陆疆省区编存乡土志列表如下：            完成于清朝末年 完成于民国年间       黑龙江   3              2       吉林     18             14       辽宁     29             2       蒙古     无             无       新疆     39             无       西藏     无             无       云南     12             1       广西     2              2  将有关图书编辑在一起做成丛书既方便读者查阅，又扩大了原书的影响，这对选题比较分散的中国边疆史地古籍而言就更有意义了。从20世纪初起，不断有新的丛书问世：金匮浦氏编《皇朝藩属舆地丛书》6集28种（上海书局，1903年）、胡思敬编《问影楼舆地丛书》10册15种（1908年）、丁谦撰《蓬莱轩地理学丛书》28册（1915年）、中国地学会编《地学丛书》（1921年）、李季等主编《中国内乱外祸史丛书》（1936年）、吴丰培、顾廷龙编校《边疆丛书甲集》6种（1936—1937年）、吴丰培编《边疆丛书续编》6种（1946年）等。除了综合性边疆研究丛书，还有地区性边疆研究丛书问世，较著名的有：金毓黻编《辽海丛书》87种（1933—1936年）、赵藩和陈荣昌编《云南丛书》152种（1914年）。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实际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文革前17年和文革动乱10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仅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理论的准绳，同时也成为指导中国人民日常思维和生活的准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不仅仅是当时知识分子（包括已是学问家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时尚，而且是真心实意地在科研工作中实践着。从史学研究领域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它不仅超过了具有优良传统和丰硕成果的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也大大超过了1919年至1949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中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具体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是前人无法企及的，尽管走过的路不是平坦的。但我们必须坦率地指出，所有这一切变化，从总体上看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开展，并未带来太多实际的推动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总体性、完整性和重要性尚未为研究者所认识，即使是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遭到冷落。可是事物的发展是复杂的，在50年代以降特定社会条件下，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密切相关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却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一）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的兴旺帝国主义侵华史在这一时期史学研究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这与当时时代背景有关。此时研究内容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澄清史实，恢复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掠权割地的历史本来面目；二是揭露帝国主义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此时研究的重点国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尤其是美国侵华历史的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和卿汝辑《美国侵华史》（三联书店，第一卷1952年，第二卷1956年）是此时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代表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揭露英国侵华的著作，有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该书集中阐论了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英国对西藏地区侵略的全过程。其他如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65年）和牟安世《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凌大《法帝侵华史》（新潮出版社，1951年），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等，则是对英、法、日等国发动侵华战争的个案研究。对列强侵华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是丁名楠、余绳武、张振、沈自敏、贾维诚、康右铭、李明仁等学者合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1961年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起迄时间是1840—1895年，是书第二卷在中断20余年后于1985年出版，写到1919年。全书虽未告成，但仅就一二卷而言，已是迄今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最引人注目的成果。50年代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中，对于沙皇俄国侵华活动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大片中国领土的历史更是噤若寒蝉。随着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沙俄侵华史研究才日益为政治家所倡导。1969年中苏两国重开边界谈判，某些苏联学者为了替苏联政府的扩张主义立场制造根据，大量歪曲中俄边界形成史，公然为沙俄侵占中国领土辩护的论著不断出版。这就使得主要从事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不能不发表自己的研究论著，以澄清历史真相。此时除发表了大量有关中俄关系的论文外，还出版了几本沙俄侵华简史。这些论著与文章，依据历史事实，驳斥苏联学者的错误观点，既为揭露霸权主义作出了贡献，也打破了建国以来中俄关系史研究的禁区，同时也表明，即使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直学者的良知仍显示出其灼人的光辉！与近代界务交涉有关的资料编辑出版，当时由于受到种种规定的限制，仅有中国史学会主持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鸦片战争》（1—6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中法战争》（1—7册，神州国光社，1955年）、《中日战争》（1—7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中有所涉及。（二）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崛起在民族史研究开创阶段，民族调查的开展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建国初期为摸清我国各民族情况，国家组织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进行少数民族识别工作。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社会形态、文化习俗的综合调查，初步弄清了各地群众的族属问题。1956年，在综合调查基础上，确定了我国51个少数民族（后增加到55个）。1956年，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蓬勃开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急剧变化。根据党中央指示，在人大民委领导下，调动全国有关力量，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抢救民族地区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和农奴制度下的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资料，包括文献、口碑和影片资料，并提出了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的任务。经过几年努力，调查组调查搜集了几千万字的资料，还搜集了历史文献、档案资料近两千万字，摄制了十几部保留三种社会形态的民族科学纪录影片。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工作至1962年，在作为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的初稿基础上，都写出了修改稿或征求意见稿，并于1964年内部铅印成书。在国家的倡导、支持和民族调查蓬勃开展的推动下，民族史研究工作也有较大进展。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民族史专著，如马长寿的《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余元《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陶克涛《内蒙古发展概述》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7年）、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白寿彝《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民族出版社，1957年）。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等。再版了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华书局，1957年）等。在当时的研究群体及众多研究成果中，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尤其引人注目。早在1951年，为了贯彻国家的民族平等和团结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集中了一大批各民族专家、学者。至1958年6月，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正在开展的全国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实践证明，上述两个部门（实际上是具有雄厚实力的研究群体）在民族研究的开创阶段所起的主导、推动作用和聚集人才、培养人才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其实两个机构有着密切的延承关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之初的基本研究力量即是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移植的。民族研究所建所之初拥有30年代即享誉史坛的一批著名学者如冯家癉、陈述、王静如等，原来即是研究部的成员。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冯家癉等编著《维吾尔族史料汇编》上、下册（1955年铅印，1958年民族出版社出了上册）等，在当时都是学术上乘之作。有关这一领域的资料编辑与出版，较重要的有：翦伯赞等编《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第一编，第二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1959年），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1—4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编《柔然资料辑录》（中华书局，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其制约因素，如下四端应是最重要的：1、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发展现状不可能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开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客观环境；或者说，现实社会生活还没有向学术界提出迫切开展中国边疆研究的呼声。2、立国之初，外患未消，帝国主义阵营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禁运、封锁，迫使新中国在外交上实施“一边倒”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加之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过分真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外交政策、民族政策，以及诸如边界走向等敏感问题，研究禁区大量存在，政府决策与学术研究两者界限严重混淆。所有这一切，大大制约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正常展开。 3、继承学术遗产上的简单化倾向，造成当时对本世纪上半叶中国边政研究采取简单否定、摈弃的态度，加之上半叶有相当一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都有旧政权形式不同的政治背景，这就造成在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学术研究中鲜被提及，大量边疆史地研究成果或因其作者的政治身份，或因其学科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不是被批判，就是不再为研究者提及。4、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冲击，缺少可以进行正常学术探讨的外部条件。建国后迅速膨胀的“左”的政治路线，日渐压挤学术民主。特别是1958年后的“史学革命”、“拔白旗”运动，实使研究屈从于政治。基于上述原因，50年代以降造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相对停滞的局面。三1976年10月，神州从“文革”噩梦中惊醒，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旋律。中国历史学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历史科学领域的拨乱反正斗争中，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克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思想和方法。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历史学家的视野不断扩大。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密切相关的中外关系史、中国民族史，以及断代史、历史地理、边疆考古诸研究领域得到蓬勃发展。正是在这学术大潮的推动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开始了自己新的起步。新的起步标志之一，是198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它是建国以来第一个以中国边疆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提出，近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应着重研究下述三个方面：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关系，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其研究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是一个带全局性的研究课题。今天我们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前提出发，撰写中国疆域史和开展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中国历代边疆管辖制度等课题研究，新研究课题的提出以及这些课题周缘的扩展，必将不断拓宽研究者的视野。开展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40余年来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地方史等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及研究已达到的广度与深度，为深化近代边界变迁史研究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当前，除应积极编撰多卷本的《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外，还应开展多界面、多层次的专题研究，诸如地区性的边界变迁史，近代不平等条约与边界问题，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与中外诸方对策，近代边疆危机与边疆社会变化，等等。总之，这一领域关系到近30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与有关各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民族等方方面面。从史学史角度系统收集与评述本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成果，是一件值得下大力气的工作。要了解20年代至40年代边疆史地研究全貌，有待进一步做细致的工作，当时活跃于这领域的学人、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受人注意的刊物，犹如灿烂群星。可以说在相对集中时间里，出现了这么一批研究群体的本身，就是发展的明显标志。只是这些学人、团体和刊物，近半个世纪来由于种种原因被人们遗忘了，只要我们拂去边疆史地研究果实上的历史尘埃，它们仍能被我们今日研究所借鉴。追寻20年代至40年代研究发展的轨迹的工作很多。在宏观上，我们可以总体评述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在微观上，可以研究学者、学术团体等个体的学术活动的成败得失。对研究个体、研究群体的评述尤应重视，因为从个体到群体的过渡和群体的形成是学科发展的标志和保证。就个体而言，应花大力气总结每个学人的学术成就与不足，调查20年代至40年代边疆史地学工作者的学术生涯，从中获得生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使我们对学人的评述更完整、更富立体感。至于国外研究的进展更不可忽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唯有知人之长，才可补己之短，加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当然，上述三大研究系列，并不能包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全部内涵，诸如边界理论的研究，边疆史地研究与法学、外交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的关系，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疆学的内涵与外延、对象与方法等等，都应成为学者们求索的对象。 1987年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栏和编印出版了多种期刊、丛书、丛刊，成为当代中国史坛刊发以中国边疆史地为研究客体的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其中在《西北史地》上开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专栏（1987年9月至1989年12月，出刊10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8年至1990年，出刊16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87年至1993年，出刊17期），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创刊），至1995年，5年多时间，共刊发各类文章461篇，基本体现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提倡的研究重点的宗旨，如此集中发表有关中国古代疆域史、近代边界史、边疆研究史和当代边疆问题的研究论文，在本世纪尚无先例。尤其是中国近代边界史的研究，涉及几乎所有近代以来的边界问题，这是中国学者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发扬，也是对长期以来这一研究领域有形无形禁区的一次大冲击，其深远意义作如何估价也不为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推动边疆史地研究，为研究者提供更宽阔的园地，自1988年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出版界的支持关心下，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至1995年底已出版专著和资料集45种47册。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开始出版，至1995年第一批选题8种已出版了7种，它们是《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马汝衍、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赵云田著），《辽代经营和开发北部边疆》（林荣贵著），《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袁森坡著），《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潘志平著）。《顾颉刚中国边疆与民族论说》（顾潮编）已编就。总字数达300万字。2、“边疆史地丛书”。1990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开始出版，至1995年底已出版了19种，总字数近500万字。这套丛书选目除专著外，还包括译著和资料集，其内涵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要丰富。已出版19种是：《中国边疆史地论集》（吕一燃主编），《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吕一燃著），《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马大正著），《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张羽新著），《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吕一燃主编），《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李大龙著），《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吕光天、古清尧著），《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卢明辉主编），《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部边政研究》（薛宗正著），《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华立著），《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刘民声、孟宪章、步平编），《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苏〕克利亚什托尔内著，李佩娟译），《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日〕若松宽著，马大正等译编），《1898—1903年美国对满洲的政策与“门户开放”主义》（〔苏〕戈列里克著，高鸿志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陈春华译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吕一燃编）。3、“中国边疆史地文库”。1993年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至1995年底已出版了4种，它们是：《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薛衔天著），《中国边防史》（郑汕主编），《南海诸岛史地研究》（韩振华著），《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上、下册（萧德浩等编）。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自1988年出版第一种《清代边疆史地论者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这套丛书主要是出版有关论著索引的工具书。研究索引工具书还有《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刘戈、黄咸阳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海南及南海诸岛史地论著资料索引》（李国强、寇俊敏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其他选题还有《中国边疆古籍题解》（范秀传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刘美崧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5、“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该丛书以收集中国边疆史地古籍中罕见的稿本、抄本和刻本为主，兼收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汉译文。丛书依中国边疆地区立卷，1988年至1995年已出版6卷9种10册。它们是：综合卷2种，《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赵云田编）、《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蒙古卷2种，《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成崇德、申晓亭译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吴丰培编）；新疆卷2种，《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马大正编）、《新疆乡土志稿》（马大正、黄国政、苏凤兰编）；东北卷1种，《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上、下册（杜春和编）；西藏卷1种，《达赖喇嘛三世四世传》（陈庆英、马连龙译编），滇桂卷1种，《苍梧总督军门志》（何林夏编）。1983年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还编印、出版了未列入上述丛书、丛刊的专著和资料，主要有：《西藏学研究在俄国和苏联》（房建昌编），《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王其榘编），《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王其榘编），《壬辰之战史料汇集》上、下册（吴丰培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牛平汉、吴元丰、阿尔亚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牛平汉主编）等。有关著作还有：马大正、华立《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马大正、王嵘、杨镰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邢玉林、林世田《探险家斯文赫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上述著作的出版，大大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有助于推动边疆史地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有助于促进人才培养和在全国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成果绝不仅仅上述所举的这一些。中国学者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众多领域进行了探索，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取得了喜人成绩：1、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理性思考；2、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研究；3、中国封建王朝边疆政策研究；4、中国封建王朝民族统治政策研究；5、近代中国边患与边界问题研究；6、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潮、群体、学者和著作研究4。因篇幅有限，仅对其中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研究和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潮、群体、学者和著作研究略作介绍。（一）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研究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一直为中国史学家所关注和研究。50年代初，白寿彝针对当时史学工作者“似乎都还在历代皇朝的疆域里兜圈子”的现状，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提出处理我国历史上国土的两个办法：“一个办法，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又一个办法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作者认为：“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5”30年后，作者又在《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中重申并补充了自己的认识，指出在处理中国历史疆域时，“不只是说当时王朝的统治地域怎么样，也要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来看待疆域问题，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比过去朝代大得多了，好多地区不属于当时的王朝，而是属于当时的好多兄弟民族活动的区域。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不承认他们属于中国，这些兄弟民族自己也不一定就说他们是哪一国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这些兄弟民族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他们居住的地区，就是他们自古以来活动的地区。”所以作者认为要讲中国疆域，“就要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基础，不应把过去王朝的统治地区来作为咱们中国的疆域”6。杨建新在《沙俄最早侵占的中国领土和历史上的中国疆域问题》中对如何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标准提出：“中国历史上的秦、两汉、隋唐、元、明、清这些朝代，都是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统一的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干，这些时期的疆域，也是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主要标志”，他认为“行政管辖对确定历史上的疆域范围，是个主要的因素，而一个国家对自己领土和人民的管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形式，是不能强求一律的”7。同一作者在《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中补充了关于行政管辖的内涵，指出，那种认为只有汉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的行政管辖权所达到的地区才是当时中国的疆域，是片面的，“中国民族政权行政管辖所达到的地区，当然也是当时中国的领土”，并进一步阐述了确定中国历史上疆域应遵循的原则，即应当“从当前中国的疆域出发”，“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出发”，“从历史实际出发”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由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阐述更为完整，其基本点可归结为以下5点：1、“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第79页）。2、“这个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汉族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地理范围。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第79页）。3、“这个疆域，是国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但并不包含某些民族外国成员的活动在内，这是因为有些民族是跨国境的，我们只写这些民族在我们国境内的这部分人的活动，一般不写这些民族在国外的那一部分人的活动。”对于历史上曾显赫一时但后来已消失的民族，对于见于古老传说的记载，但弄不清他们跟现在国内民族的关系，“对于这些民族也要写，因为他们都曾在这块广大的国土上生存过，活动过”（第79—80页）。4、关于疆域问题应完全摆脱皇朝疆域的圈子。历史工作者“就殷周史说殷周史，就春秋战国史说春秋战国史，就秦汉隋唐的版图说秦汉隋唐的版图，这都是对的。但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这是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第80—81页）。5、总之，在研究历史上中国疆域时，“我们既要注意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族人民密切联系，也要注意到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关系”（第81页）。谭其骧在《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一文中着重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这是两个不同（以下缺）_______________________1.《禹贡》第5卷第7期。2.《禹贡周刊》第1期，载1946年3月21日《国民新报》。3.参阅马大正《20世纪新疆考察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4.参阅马大正、刘逖《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5.1951年5月5日《光明日报》。6.《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7.《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8.《兰州学刊》1986年第1期。马大正，1938年生于上海，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研究生毕业。著有《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合著）、《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合著）、《天山问穹庐》、《海角寻古今》等及论文百余篇。主编“中国边疆探察丛书”、“边地文化探踪丛书”等。

主觀而主動地創造克服人的疏離的偉大的作品……這就不單只要求這個作家把他抵抗人的疏離的意念結晶於作品的內容，他還須要充份地認識到藝術品在工商社會中受制約於市場法則的整個生產到消費的行程，積極地掌握現有的藝術表達形式，寫出現代人生的破碎、不連續、庸俗化和失去動能的條件；鼓勵人和社會、人和歷史，從而人和人之間生動活潑的關係的偉大的、這個時代的、這個民族的現實主義之藝術。

汪晖接受《新京报》张晓波专访，就其个人的思想转型和学术争论谈及他的看法。

20世纪用年代激进化引人入胜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现了毛主义，一种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毛主义。'本文探讨的类型是法国的毛主义，即文中所称的"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antherarchcdMao－ism）；它植根于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植根于法国的政治现象。虽然在美国找不到它的等同物，但美国的读者却十分需要了解它。首先，我们都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既学习自己的经验，也学习他人的经验。国家的独特性不应该使人认为一种斗争的相关性一定是有局限的：一种斗争的某些方面的确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也有些方面是没有这种局限性的；要分清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情况，这需要以知识作为前提条件。换言之，狭隘的地方观念只能削弱自己。其次，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就被压迫力量的本质，就个人、文化、政治的错综复杂以及解放斗争的标准提出了基本的问题。你可以不接受这次政治运动的立场或行动，但你必须承认这些议题具有跨国界的重要性。第三，描述一下这种奇特的毛主义经历也可以为60年代及那以后在法国涌现的一些杰出理论著作增加一点"生气"。萨特（Sartre）、勒菲弗尔（Lefebvre）、阿尔图塞（Althusser）以及福柯（Foucault），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有某种关系。萨特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直接并持久地参与了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团体中最大和影响力最久的活动。【参看于治中，五月的吊诡】

香港文汇报记者张俊峰采访强世功

克鲁格对话汪晖：“媒体的扩张并不代表公共领域的扩张，不代表交流的扩张，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一种反媒体。在这个反媒体当中创造出公共性，因为公共性不是天然的。”“在媒体的包围中，反媒体往往能够创造奇迹。……有那么一瞬间，反媒体撕开了媒体那厚重的窗帘。”

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把1978-1980这几年视为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1978年，在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由共产党管制的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朝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邓小平规定的道路是： 以史上罕有的持续发展速度，在二十年之内把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活力中心。而在太平洋彼岸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一个相对陌生的人物(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于1979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局(US Federal Reserve)主席，并在数月内彻底改变了货币政策。美联储此后不计后果地(尤其是失业问题)遏制通货膨胀。大西洋对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1979年5月当选英国首相，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接着，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美国总统，以其待人接物的个人魅力，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其手段则是通过支持沃尔克在美联储的行动，加之一系列特殊的政策配合，以限制劳工力量，为工业、农业和能源开采业松绑，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解放金融能量。上述震源产生了革命性的推动力，而这些推动力的传播和反响看来要使周遭世界的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些广泛而深远的转变并非偶然。因此，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这种新的经济结构通常被归在"全球化"一词下借助什么手段方式从旧的结构内部迸发出来。沃尔克、里根、撒切尔和邓小平所采用的理论都是长期存在于话语流通中的非主流部分，他们把这些非主流理论变成了主流理论(尽管无一不经历了漫长的努力)。里根复苏的共和党内非主流传统要回溯到1960年代初的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邓小平看到了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和影响力的高涨，力图调动市场社会主义而非中央计划来保护并促进国家利益。沃尔克和撒切尔均以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学说而受人瞩目，他们把这种学说转化为指导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的核心原则。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学说其起源、兴起和意义。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例如，国家要确保货币的质量和信誉(integrity)，还必须建立必要的军事、国防、治安和法律组织和职能以确保个人财产权，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除此之外，在那些不存在市场的领域(土地、水、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安全或环境污染等领域)，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也要着手建立市场。政府在市场(一旦建立起来)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预期市场信号(价格)，同时也因为庞大的利益集团终将为自己的利润而扭曲和妨碍政府干预(特别是在民主制国家中)。    自19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的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急剧转变。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这些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诸如新西兰和瑞典)，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有时出于自愿，但有时是为了回应外界压力并至少对一些政策和实践做出了相应调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迅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甚至当代中国(如下文所示)似乎也在这一方向上奋力前进。此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大学和许多"智囊团")、媒体、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财政部、央行)，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 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以如下地位： 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契约关系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最大化，社会公益会因此最大化；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这需要种种信息创造技术和能力，积累、储存、传递、分析，使用庞大的数据库，用以在全球市场指导决策。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信息技术便有着强烈的兴趣和追4求(致使有些人声称诞生了一种新的"信息社会")。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增加的密度，它们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我在别处称为"时空压缩"的迸发。地理跨度越大越好(由此是对"全球化"的强调)、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后一方面对应了利奥塔的著名描述，即把后现代状况描述为"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以及在政治事务上"，"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这样一种市场伦理统治在文化上的后果不计其数，我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已有探讨。    虽然如今对于全球性转型及其后果已经能给出多种总体解释，但人们在总体上却疏忽了一点(这也是本书想要填补的漏洞)： 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无人问津。此外，批判性地考察这个故事将给出一种框架，用以确认和建构替代性的政治和经济安排。  《新自由主义简史》（美）大卫·哈维 著王钦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版作者简介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年生于英国肯特郡。1957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61年获该校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美国宾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现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和伦敦经济学院。哈维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至今已经出版了十部著作。其中包括《地理学中的解释》《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限度》《资本的都市化》《后现代的状况》，以及《资本的空间》和《新帝国主义》等。目录图表与表格列表致谢导论第一章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第二章　建立赞同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国家第四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第六章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第七章　自由的前景参考文献索引译后记 内容简介 1978年，中国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通过一系列特殊政策为金融和产业松绑，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或许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1978年至1980年这几年是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几年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开始占据主流地位。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的幸福。 自1970年代以来，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开始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另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媒体、公司董事会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那么，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的？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故事的批判性考察，将为我们确认和建构另一种未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能，提供一个框架。 

中国舞剧艺术一般认为起自20世纪30年代。前10年懵懂初开，不足10部剧，续30年，百余部累积，煌然壮阔。再30年，量过三百，蔚为大观。迄今五百有余，为世界之冠。 一作为近代剧场艺术之一的舞剧在中国出现，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新舞蹈艺术”的奠基人吴晓邦于1939年创作的三幕舞剧《罂粟花》，叩开了中国舞剧的大门。1950年，欧阳予倩、戴爱莲等运用芭蕾形式和技法创作的《和平鸽》，标志着新中国第一部舞剧作品的问世。发轫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手伸向民族与传统、一手借鉴西方的舞蹈观念和方法结构自身的创作思路。北京舞蹈学校等机构的建立，为舞剧创作准备了队伍。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以舞剧《宝莲灯》为起点，中国舞剧创作进入了第一个辉煌期。《宝莲灯》的舞蹈语汇融中国民间舞、戏曲舞蹈于一炉，借鉴西方、尤其是前苏联的舞剧创作观念，整合成一种表达方式，由此“树立了我国古典民族舞剧一种比较完整的样式”。赵青在《宝莲灯》中出色的艺术创造，奠定了她在中国舞剧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宝莲灯》开启的“古典舞剧”创作道路，引发了一系列遵循者和同类风格的舞剧作品，如《牛郎织女》、《刘海砍樵》、《后羿与嫦娥》、《小刀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小刀会》。该剧运用戏曲舞蹈、武术、江南民间舞蹈、西方华尔兹等多种个性化的舞蹈语言，打破了以往舞剧神话题材的窠臼；它的“章回体”结构方式，“二分法”的创作模式，成了后来中国舞剧创作的“蓝本”。《小刀会》是中国古典舞剧创作原则的奠基之作。与《小刀会》同年问世的三幕神话舞剧《鱼美人》，代表了中国舞剧“多舞种合一”的创作风格。由前苏联芭蕾大师彼•安•古雪夫任总编导的这部作品，是借鉴芭蕾舞剧编创经验，将芭蕾与中国传统舞蹈结合，探索“芭蕾民族化”道路的实验性作品，李承祥、王世琦、陈爱莲等一批艺术家都因此剧而大放异彩。20世纪60年代中叶，民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相继问世，在中国芭蕾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表明，中国芭蕾舞已度过“从无到有”的萌芽状态，进入自主创作和芭蕾“民族化”时期，通过这两部作品，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芭蕾的实力和价值，也成为了中国芭蕾的保留剧目。它们的实践，开拓了芭蕾艺术表现现实题材的可能性，更拓展了舞剧的表现功能，为中国舞剧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前30年的中国舞剧，大体呈现这样的风格类型，即：以戏曲舞蹈及其它传统形式为主的“古典舞剧”，造就了两部经典《宝莲灯》（1957年）和《小刀会》（1959年）；以民族民间歌舞为主的“民族舞剧”，如《五朵红云》（1959年）；将芭蕾舞和中国古典舞、民间舞交织而成的中国舞剧，如《鱼美人》（1959年）；当然，还有风头强劲的“芭蕾舞剧”。“文革”（1966年—1976年）十年，芭蕾艺术奇迹般地变成了中国的“大众文化”，《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适时而无奈地被提升为“样板戏”，造成了一个时代的“非理性舞蹈狂热现象”，但中国舞剧艺术在本质上滑落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舞剧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文学名著纷纷出现在舞蹈舞台，如《红楼梦》、《祝福》、《蘩漪》、《鸣凤之死》等，同时《召树屯与楠木诺娜》《奔月》、《人参女》、《咪依鲁》（彝族）等民族舞剧的创作也具有相当的力度。而舞剧《丝路花雨》的创作，先声夺人地吹响了古代乐舞文化复兴的号角。这部取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的大型舞剧，以其美仑美奂的艺术品质问世。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舞剧事业的复苏和民族舞剧新时代的开始。该舞剧舞蹈语汇的发现和对“S”型动作体态的发掘，为“敦煌舞”的体系和中国舞蹈的创作观念增添了新的含义，为古典舞的当代诠释找到了一条恰切的道路。之后便出现了《文成公主》、《铜雀伎》等具有标志意义的舞剧作品。“新时期”以后的舞剧创作，开始变革以往的观念、审美与动作语言走向，破除单纯、现象性的描摹，视点转向人的内心矛盾、生命本质意义的探究，语言功能的严肃性、深刻性提上了日程。一批揭示社会与人性之复杂关系的舞剧作品问世。芭蕾舞剧《祝福》（编导：蒋祖慧），凸现祥林嫂的精神状态，达到了抒情悲剧的艺术效果。由胡霞飞、华超等编导的舞剧《蘩漪》的心理结构方式，为中国当代的舞剧创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与此手法相近的，还有舞剧《鸣凤之死》。辽宁芭蕾舞团创作的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这一时期芭蕾民族化道路上绽放的又一朵奇葩。当然，在中国现代舞剧的创作史上，切不可忘记舒巧这个名字，80年代中期以后，她创作的《黄土地》、《玉卿嫂》等十余部舞剧作品，带给中国舞坛的震慑是前所未有的。她在舞剧语言和结构方面的艺术探索与超越，使她成为中国舞剧史的一个奇迹。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舞剧的原创精神得到了伸张，探索领域与品种、风格也出现宽广和多样化的趋势。相比之下，古典舞剧、民族舞剧的步伐迈得比芭蕾舞剧大些，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更好些。全国性的舞剧调演与比赛机制的形成，也使得优秀舞剧作品层出不穷。出现了《胭脂扣》、《阿诗玛》、《边城》、《虎门魂》、《阿姐鼓》、《阿炳》、《闪闪的红星》、《妈勒访天边》、《大梦敦煌》、《野斑马》、《星海，黄河！》、《青春祭》、《瓷魂》、《干将与莫邪》、《红梅赞》、《霸王别姬》、《红楼梦》、《风中少林》、《风雨红棉》等名篇佳作，预示着中国舞剧发展新高潮的出现。总之，70年的中国舞剧，前10年懵懂学语，萌芽初显；接下来的30年（20世纪50—70年代），风光乍现，格局初定；再之40年（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新时期概念与原创精神、本体意识的伸张，数量的翻天覆地，见证了中国舞剧的气象。 二言及新中国舞剧精神，我无力窥其全豹，只能表述只言片语。之所以如此强烈地要求表达，一方面，源于对一门艺术思维层面的个人兴趣；另一方面，实在是中国舞剧缺失这个层面的分析成果。故而不揣冒昧，也不顾及是否挂一漏万了！关于新中国舞剧精神，我粗浅将其分期为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又可以“文革”为界，划分为前17年和后13年（“文革”10年加后“文革”3年）。前者是一个精神状态，后者是另一个精神状态及转型的前奏（或曰“文化过渡期”）。前30年中国舞剧的精神特点是：1、从建国前的舞剧萌芽过渡到全面提升舞剧在整个舞蹈艺术中的位置，确立其“舞蹈的最高形式”的属性，且不遗余力地探索舞剧艺术的风格、模式、创作方法。不难看出，形式及其意义的确定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追求，因而芭蕾、民族民间舞、古典舞等多种样式争先恐后介入舞剧视野，内容上多以古典文学、民间故事、戏曲改编的“正襟危坐”为主体，堂而皇之地“以身体演故事”。2、将胜利的喜悦与文化的延续有机整合，在新的时代坐标下，全面探索新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印证中确立舞剧艺术的新语境，题材多样性地表达着新思维、新观点，呈现出舞剧艺术的时代意味，体现当代舞者的历史观、艺术观和人生观。3、“双百”方针的认真落实，直接导引出舞剧精神的“多元化”表述；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合力建构中，颇具传统意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英雄主义的历史观、厚德载物的道德观与锐意进取的生命观等，都在各类题材的舞剧尽量充分地显现着。当然，传统艺术的内涵丰富性是得到极大彰显的。直至“红”（《红色娘子军》）、“白”（《白毛女》）出现，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达到了极致性的表达。4、“文革”的“样板戏”是与单一化相关联的，艺术上的“高大全”追求，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创作的“一元”，催生的是“一花独放”中的满目疮痍，本质的扭曲、艺术的淡化、思维的变形和人性的被扼制，只能呈现“万马齐喑”局面。模式化、概念化、非人化和集体无意识贯穿十年，即便“十年磨一剑”的样态似乎存续，但“剑”所达到的艺术锋利与掘进深度，远未达到理想目标。随后两、三年的过渡期，呼吁变革，敦促文艺复兴，酝酿文化更迭，预示历史更新。承上启下中隐含了生机，思想涌动中启发了突击。但“过渡”毕竟不等于变革，真正的觉醒存在于后面的机遇。至于后30年中国舞剧的精神状况，我的认识是：当艺术、舞蹈，特别是舞剧，走进21世纪头十年时，回头一看，我们还真拥有了不少激动：语言裹挟着头脑一路游弋而来，不仅生发了创作的前无古人（如《丝路花雨》、《铜雀伎》），而且成就了日后风头强劲的“舞种升华”现象；结构的“破”与“立”，让四平八稳的古典思维落了个“家道中落”的下场，但风起云涌的叙事的个性、构成方式的模糊度……这些在“开步前进”方面，很见功效。当然，也有“向后转走”或悖反于前的现象或过程，如形象或人物的“淡化——浓重”、结构的“消解——重建”，即开放前10年到20年，很追求形式、本体的硬性表述，一味地寻求“表现自我”，而选择的突破口恰是“皮毛”等类；随着时序更替，自觉地悟到无耐与寡趣，加之身心疲惫了，才又开始安慰自己，采取了相对沉稳的态度面对现实，以掩饰曾经的亢奋留下的“营养不良”。但偏食毕竟不是好事！因为躁动而被蔑视的前十年的成果，在随后的迷狂中再次被扭曲，造成了众人的“心律不齐”。事实上，这种“心律不齐”是观念革新、思维突破的表现，主要存在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是舍弃尊崇和奉仰之后，追求一种平实、素朴的精神状态，是多元生存观和现实状况决定了的，没有“终极关怀”的性格与行动，呈现出暂时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某种意识形态下呈现的精神个性，有意志上的一致性，但同样是暂时的。具体说，就是中国舞剧30年的涌动浪潮不乏个体的昭彰和独立思考的结果，但并未因此排斥主流精神的存在和集体意识的旨向，因为我们的思维习惯于个别之上的一般概说、种类之上的属性把握。总体倾向上，民族性、时代性的主体观念依旧处于“上峰”位置，但毕竟出现了个性鲜活的分子。简而言之，这种精神历程可以具体化为如下走向：1、主流意识——核心价值观。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中国的国家地位日益鲜明和宏大，民族主义、爱国精神、理想信念、国家形象的字眼日益成为街谈巷议的核心词，与之相应地，舞剧创作（无论是历史剧，还是现实题材剧）当然要以“正剧”的面貌出现，艺术家的“正襟危坐”意识愈发增强，人们似乎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意识到了威严、崇高、正义、勇气的价值。近30年的320部舞剧，80%左右都是重大题材、宏大主题，不乏鸿篇巨制，气象上皆磅礴有余，这是时代造就的，更是文化状态使然。2、不竭的古典。说来奇怪，似乎每一个文化行为都伴随有回归与反省的成分，其功能体现在或回到原点去征寻答案，或借古喻今来反讽记忆，或浏览现实陡生厌世情绪而需要排遣与化解。总之，中国舞剧近30年是从古典启发开端的，尽管不知终点在何方，但时至今日却生发出某种不可遏止的内力，让人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它的强大和坚定。30年的中国舞剧，古典主义通过记忆的提醒实现着意义，这是嘲弄，还是回省，不得而知。但它又分明时常用近乎理想主义的目光注视着现实，令舞剧的主流精神系统总是不能安于现状。3、逆向思维。这是另外一个观念集合体的舞剧产品，恰逢这30年的改革开放，他们有了真实、可信的表述立场和空间，这是他的珍贵所在。面对历史与现实，他们斗胆继而大胆地说“不”，并且甩掉狐疑的目光昂首挺胸地闯入历史，这不仅仅是拥有勇气，更重要的是把握了方法。当一切既成的东西都被揭开来窥探或被反向运作时，也许会出现些许平庸，甚而无聊或迷离，但那是一种生命情调的发生，即使短暂，也要发光，何况背后还包裹着巨大的不可知和环境的强刺激。30年中国舞剧历程中，有些名字或多或少地标志了这样的“悖反”，他们是舒巧、华超、应萼定、肖苏华、王玫、张守和、张云峰等，他们同构着思维的对比效果，正确与否，对他们并不重要，也许对所有都不太重要，因为过程的完整才能建构观念的准确和体现的价值。4、冷静生命。这样的生命天天处在单纯、诚恳、洒脱、率真、友善、宽容、刚毅和正义、豪侠等概念、形态和况味的“活法”里，表面上他们有些特立独行，实质上他们心如烈火，他们一心一意地拷问着什么，内心躁动但外表平和。他们是普通人，只拥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低底线，因而他们无私无畏，无往而不胜。阿诗玛如此，阿炳如此，玉卿嫂如此，梅兰芳如此，十二金钗更如此。用简约凸现生命的最高意义，是一种境界，但更是生命的本真。当世界舞蹈艺术思维愈发倾向肢体化、形式感的表达时，当“舞剧”与舞蹈的概念日益模糊到难分伯仲时，中国舞剧愈发鲜明地呈现出两个路径：一、戏剧性结构，叙事性构成，延续着《九歌》传统；二、“舞蹈诗”间离“剧”，无贯穿人物、情节，自由度大，有如《大武》精髓。如是观之，前者才像“舞剧”，后者似是而非。总之，不必在逻辑判断和审美观照的“十字路口”上辩驳、抉择了，照直走下去，总会有结果的！罗 斌：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