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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好莱坞的沉浮--民国年间美国电影在华境遇研究

美国研究1998.2
随着美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产业地位的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影片已经取代法国影片,占据了中国电影输入的头把交椅,成为影院放映最多的外国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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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一门新兴艺术,也是技术发展和商业运作结合的产物。电影虽未诞生于美国,但美国电影产业发展极为迅速,在短时间内便雄踞世界电影产业的巅峰位置。毫无疑问,在民国年间的中国电影市场上,美国影片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电影的市场运作、艺术表现、技术制作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并引起相应的社会反应。然国内电影史研究者尚少接触此一课题,1本文企望从历史的角度,回顾民国年间美国电影在中国引起的市场、制度和艺术反应,为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历史境遇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市场反应:占有与拒斥

美国电影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电影之一。还在电影诞生之初,1897年7月,美国影片已经进入上海戏院放映,并引出了中国最早的电影评论。2。随着美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产业地位的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影片已经取代法国影片,占据了中国电影输入的头把交椅,成为影院放映最多的外国影片。

在美国,电影业以大工业生产方式运作,"它不是一种艺术表现的手段。影片的生产只是为资本家提供有利的投资机会。"正因为如此,为了追求利润,美国制片商必须维持一定的生产量,而当这一生产量超过国内市场需求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外输出。因此"美国电影企业的巨头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乃是对市场的全部控制,以便为他们的产品获得确实可靠与经常性的销路",而"各大影片公司的继续扩张和由此而产生的生产过剩的危险,促使他们进而企图垄断国外的市场,它们在本国所获得的大部分的收入使它们能够在国外实行倾销政策,继这种倾销政策而来的则是市场的垄断。"3 为了最大限度地开拓国内外市场,美国电影发行商创造了诸如"包租制"(即强制按照规定的价格租下整批的影片)、"盲目购买"(即不经过目租定影片)、首轮的决定、放映时日的规定,以及"互惠交易"等整套影片销售策略。在这样有意识的生产与销售运作下,到20年代中后期,"在世界各国,美国影片占着上映节目60%到90%的优势,每年约有2亿美元被用来生产800多部影片。电影方面的投资超过15亿美元,这样大的资金使电影事业在美国成了一种大规模的工业,在资本上可以与制造汽车、罐头、钢铁、石油、纸烟这些美国最大的工业相比拟。"4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最初是由来华的外商带进来的。由于放映后获利颇丰,刺激了美国影片的大量拥入,好莱坞随之打入了中国市场。与好莱坞大公司在国内直接投资控制院线的方式不同,美国电影商在中国主要是通过销售代理制控制上映片目,占领市场,而非通过直接投资于影院。5

美国电影商在华发行影片的方法主要有买断制和拆帐制,美国影片大批量进入中国市场后,双方共享利益或共担风险的票房拆帐(即分成)制成为最主要的发行方式。根据现有资料,票房拆帐制方法开始运用的时间,一般不会晚于20年代中期。6

票房拆帐制的基本方法,是在合同有效期内,按双方事先协商的比例分配收入。为此,需要有对映期、排片、票房收入的一系列严格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为:电影院必须在放映期间,提供详细的卖座收入报告单,报告单格式依照供片方所供给的式样编制。供片方在放映期内,有权检查该影院之戏票及票款收入,有权派出检查员出入电影院(包括票房在内),有权检查有关票款收入之一切帐册及纪录。供片方有权在映期结束后的一年间审阅影院之帐册。7 订立上述条款,最主要的目的是防止影院方对收入以多报少,而由供片方逐日检查,逐笔清算。

票房拆帐制的办法,有按片订者,也有按年订者,但为了保证卖座影片与非卖座影片之间的平衡,保证利润的最大化,好莱坞片商往往采用"包租制"方法,即要求租片者以某一分成比例一次接受若干部影片,"发行商用这种像'火车头'拖货的方式强迫一个想租到一部能卖座的新片的放映商接受一批坏片",8从而保证自己的影片不论好坏都能推销出去。这是好莱坞发行商与放映商之间最重要的"交易惯例"。因此,拆帐制合同一般是按年或按时间长短订,一次接受若干部影片。这种所谓"好""坏"搭配的方法,确保的是美商公司的利益,所谓共担风险也就成了空话。放映商如遇连续都是"坏"片的情况,票房收入将大跌。在这种情况下,放映商也会提出,将"坏"片排在节假日,而将"好"片排在一般日子,如此可以使上座率始终保持在一定水准之上,票房收入高了,美商也乐得其所。

至于"拆帐成数,则以售座多少及戏院等级而定高下"。这是根据美国放映业"轮"的概念而来,即少数出价高的影院得到影片的首映权和专映权,影院以此分为头轮、二轮和三轮。这一放映方式,是好莱坞垄断控制的重要方法,可以通过少数影院控制整个市场。一般情况,拆帐比例为50%以上,即美商可以得到放映收入的一半以上,特别上座的影片可能更多一些。

美国影片发行中票房拆帐制的方式,是美国电影打入中国市场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虽然这种方式首先有利于美商的利益,但在影片发行放映有盈余的情况下,影院方面也可获取相当利益,而且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实行,促使影院方面千方百计提高影片的上座率,并将上座信息反馈给制片商,使其生产市场所需的影片。因此,仅就影片发行的技术方面而言,拆帐制方法不失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发行方式。

自20年代中期起,好莱坞八大公司米高梅、派拉蒙、福克斯、华纳、雷电华、环球、哥伦比亚、联美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办事机构,处理影片输出的有关事宜。9 随着美国影片在华市场的扩大,美商在华办事机构也在增加,并多聘任中国人或长期定居中国的外国人出任代表,这样可以保证对中国市场的熟悉和了解,也可以节省费用。美国影片在中国的发行,是由八大公司的办事机构通过代理公司进行,这些不同代理商互相之间的争斗,往往使美商坐收渔人之利。 除了以票房拆帐制方法作为营销的基本手段以外,美国影片商还利用了对其有利的市场环境和强有力的宣传手段推销其影片。在列强强加于中国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体系之下,美国影片的市场环境大大优于国产影片。比如,美国影片只在进口时征收一次低关税,而国产片的埠际流通往往还要被征税。10 就宣传手段而言,为了得到尽可能高的上座率,美商、代理公司与上映影院的发行宣传手段花样翻新。美商对宣传极其重视,"它们要求首轮影院在每次片期结束后,检齐当地报刊的影评选辑、本院特刊、对外宣传用的广告、同期同业间的营业情况、观众的成分比重、社会舆论(对影片的反应)等等,定期向公司汇报。这样,美国影片公司可以随时掌握中国的影院动态,采取相应的对策。"11

正是由于美国电影商人适应市场经济的一整套营销制度,也由于美国电影的大制作、高技术与明星制确实对观众有其吸引力,加之以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与其在中国的特殊政治地位作为有力后盾,使美国影片在中国市场大行其时。而中国影院的老板们乐于接受美国片,关键在一个"利"字。以1928年北京电影市场放映的影片为例,美国片的毛利是国产片的一倍左右,12 这还是20年代的情况。30、40年代的所谓美国大片,获利肯定更为丰厚,难怪电影院的老板们趋之若鹜了。

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的风行并不是没有阻力的,它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政治上,主要是在国民党上台之后,实行电影检查制度,对美国影片的发行不无影响(见下节)。 经济上,美国片一般在首轮影院上映,场地租金高,设备好,票价较高。在30年代物价较为稳定的时期,一部美国影片在首轮影院的票价最高可达银元1元以上,可买1袋面粉,一般观众无力问津。13文化上,中国观众毕竟和美国电影反映的生活相距较远,对其整个文化背景与社会生活了解不多,欣赏时有天然的距离感,从而影响其被接受程度。在这些因素中,文化的差异可能是美国电影在中国遇到的最大的市场阻力。

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影片最初多是风光、滑稽、打闹内容,情节简单易懂,观众有着很大的新鲜与好奇感。随着故事片的兴起,情节日益复杂,对一般不懂西方生活的中国观众而言,观赏兴趣自然随之下降。经理多家上海影院的何挺然认为:"昔者影片俱来自西国,片中并无华文说明,匪受有相当之西文训练者,必不能会其志趣,矧西国人情风土,与我国相背者殊多,更觉嚼蜡无味,观众既乏兴趣之可索,戏院营业,更何有发达之足言。" 14 加上20年代末有声电影兴起,"我国现时影业,顿陷手足无措之境。演有声片乎,则装置一完善之机器,动辄三四万,而有声片价值之昂,比无声片贵至九倍,且欧美之歌曲说白,非吾国人皆能领略"。15 由于电影院采取加印中文字幕并发放中文节目说明,才使情况有所好转。直到30年代中期,有声电影放映在国内普及之后,美国影片豪华壮观的场面才再度发挥出其吸引力。

即便如此,美国电影与中国观众之间的文化隔膜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观众层而言,电影本身的分野,也造成了观众的分野,一部分观众喜好美国片,一部分观众喜好国产片,而前者"限于少数知识阶级",后者"则占中产阶级以下之大多数"。 16显然后者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前者。再就地域而言,美国影片的最大市场在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而在内地中小城市,其市场便大大缩小。据史料所载,开封、太原、成都、济南等省会城市都更欢迎国产片。成都观众对"技术稍为高深一点的片子,一大半都看不懂,......至于外国片在成都,那更晦气,片价已经比国片廉,观众还不愿意看"。17 更不必说广大的乡间了。"耕田的人通通都是不识字,拿了一张中国片子到农村中去开映,莫明其妙的人还是很多,如果把外国片子开映起来,那就如盲人骑瞎马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了"。18

所以,一般人们所说的美国电影在华市场,往往主要是上海市场。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对外交往的中心,有着众多的外国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白领阶层和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他们构成了美国影片最主要的观众。19 但上海毕竟不等于中国,上海市场的情况也不等于全国市场的情况。天津同样是重要的口岸城市,很多方面有与上海相似之处,但据在天津平安电影院服务了20余年的冯紫墀回忆:"当时观众除外国侨民外,其余多为略懂英语的'高等华人'--尽管他们对电影中的外语对白似懂非懂,但也愿意花较高的票价来换取这种'体面人士的风尚'。但外侨及'高级华人'毕竟是少数观众,天津三个头轮影院平分秋色,仅能维持两、三日的满座。至于二轮片影院,如天津的光明,观众多为商界人士,北京的真光多为客籍大学生,因此头轮演完了的外国片,除歌舞、武打、野兽、滑稽等少数影片尚能卖座外,那些对白较多的影片,观众寥寥无几。"冯认为:"美片商八大公司总公事房长年设在上海,对北方情况不了解,以为天津也像上海一样拥有众多的外侨与'高级华人'这类观众,因此拼命推销其影片,给天津头轮片影院造成灾难。1935年,米高梅趁与平安系统更换合同之际,进而要求排片权,就是把所有上座率高的日子(每周周末及节假日)都安排上米高梅的影片。其余清淡的日子则由其他影片填补,致使影院营业更加惨淡。"20 这种情况说明,在讨论中国电影市场中的美国影片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观众层次与地域的差别,这对深入分析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境遇是极其重要的。

至于美国影片商与中国代理商和影院之间的关系,因为利之所在,矛盾也不可避免。1934年,广州就发生了拒映美国片的风波。先是,广东省财政厅向电影放映业收缴营业收入的千分之四作为营业税,放映业以负担过重迟迟未遵令实行,但又不能长期拖延,因此与美商交涉,由其先行支付后,再按章拆帐。按说此种方法并不影响多少美商的实际利益,然美商不同意,并于言语间多有侮辱之处。广州电影商同业公会认为,此事应由市政府向美商交涉,费用则由各影院自行扣缴,如外商不同意,则停映外片。21 稍后,美国派拉蒙公司又在广州拒绝缴纳电影检查费,要求由影院承担,而广州电影商同业公会认为,"影片各检查费之缴纳,在港沪各地,均属于片商,本市何得例外,且对于国际贸易上有违反信约。"因此决定拒映该公司影片,"如各院因此而影响营业时,得由国片或别国外片供给之,倘各同业如有阳奉阴违,仍开映西片者应视为全行公敌"。22 在上海,华商对美国影片商规定的拆帐率久有怨言,1935年,光明地产公司接管因经营不善而停业的大光明影院,经理朱博泉上任后,和联怡公司的何挺然商定,今后拆帐率原则不应超过50%。23

美国电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占领军当局逐出了上海和沦陷区各个城市的银幕,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又卷土重来。不仅好莱坞八大公司都恢复了在中国的业务,而且上海及其他大城市的美国各公司办事处还合组了美商电影公会(Film Board),统一行动,"旨在沟通同业间的消息,解决公司之间的业务矛盾,仲裁各项纠纷和争议,协助执行放映合同,合理安排影院(地盘)和映期"。24在对华经营业务上,更显出其霸权地位。"比如某影院一旦要需求该八公司所发行之影片时,双方就得订立协定,对以后该院之营业方针即经由八公司支配,尤其对国产片的上映,事前更须征得该公会之同意,始可决定上映。否则如贸然开映,对以后的西片请求就再难获得允许。八公司因约定严密,任何人不能通融徇情。"25

战后美国电影发行商和中国放映商之间矛盾冲突的增加,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利益关系。在美国影片最重要的市场上海,抗战胜利后,由于当时的通货膨胀使物价变动频繁,在拆帐制方法下,票款回收有其周期,这势必导致帐面收入小于实际收入,为了减少风险,美商提出上映影片票价以美元计价,再换算为法币。但各影院觉得这种方法会影响上座率,不愿实行,结果招致美商停止供片2个月,而在此期间,上映的国产片卖座不错,使影院商感到,国产片也是可以赚钱的,放映国产片的影院迅速增加,结果是美商害怕失去市场,遂恢复供片,但已经失去的观众是无法拉回的。26 同时美商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根据情况对以往的作法予以变通处理。比如"自政府禁止申请结汇后,外商影片公司就借此讨好各影院,往往任其先行放映,视该片卖座情形再行分期付款"。27 战后中国急剧变化的经济环境,造成了美国影片在华发行的困难,成为美国影片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二、制度反应:检查与宽容

虽然电影也是一门艺术,但与其他艺术的不同在于,电影的工业化生产使其得以大规模进入市场,加之其逼真的再现性,对观众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艺术门类。因此电影不仅仅是电影艺术家的创作,它还经常引发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关注,从而导致制度反应和当局干涉,各种类型的电影检查制度的先后建立,即其明显表征。中国同样不能例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系列侦探片输入中国起,美国影片的内容与表现方式,尤其是盗匪片、中国题材片和关于男女关系的描写,与中国传统道德文明和民族感情时有冲突,被国人斥为"邪恶"--"轻薄险诈,甚为风俗人心之害","而营业者为揣摩顾客心理起见,又专喜寻取奸盗邪淫之事实,以博庸众之观听";"色情"--"徒以声色于先务,是以外人淫靡奢侈之风,以诱惑我国之青年也";"辱华"--"作丑恶之宣传,作迷惑之麻醉,淆乱黑白,混人听闻"。尤以文化教育界和工商界反应强烈,要求"迅订检阅取缔之章程,颁行全国,以抗薄俗。" 28也许是迫于社会和舆论的压力,北京政府教育部曾制订出电影审查规则,将有害影片分为二类,一类为禁演或剪除者,内容包括有碍治安、有伤风化、影响人心风俗、侮辱中国及有碍邦交者;一类为缓演或酌改者,内容包括不合事理、易起反感、反近诱惑、间有疵累者。29 不过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局面,北京政府的统治权力难于伸展到各地,此一审查规则未能实行,因此于美国电影的放映并无实际影响。

1927年国民党政权登台,对于中国电影检查制度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国民党号称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施政方针具有相当的意识形态色彩,电影这一影响甚大的艺术门类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当局的视野,所谓"利用电影促成三民主义之实现,及辅助各种事业的进行"。1928年8月18日,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成立了以社会局长潘公展领衔的戏曲电影审查委员会,并发布条例,规定市内上映之中外影片均须受该会审查。从此,美国影片在上海的放映开始受到检查制度的影响。1930年2月,轰动一时的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上映风波,即被上海电检会以"侮辱我华人处,令人发指"为由禁映,并由出品者美国派拉蒙公司和上映者大光明影院登报道歉。

随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在党内外派系斗争中的胜利,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趋于巩固,其统一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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