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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永红、王行坤:机器中的劳动与资本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机器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
本文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机器、资本与劳动三者之间的关系,辨析了技术发展与劳动过程变迁之间的关联,把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还原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本文阐明了,技术体系之内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任何向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的可能转变,都将取决于劳动对资本的斗争。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以下为完整版。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过程中,曾批阅了大量的技术史与工艺学著作,而他关于机器的思考业已成为技术哲学领域的经典文献。然而,马克思并不准备写一部技术哲学或技术史专著,他对机器的思考实质上从属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如果忽视了这一点而把他的机器论从其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抽离出来,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将只是一些零碎的思想片段,各执一端而陷入无谓的争论之中——比如马克思究竟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还是社会建构论者。

马克思的机器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文本:《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1]、《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机器。自然力与科学的应用》,以及《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机器与大工业》。重新研读马克思的这些文本后我们发现,机器的发展与劳动过程的变迁是两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机器、劳动和资本是三个最核心的角色——当然,机器从根本上说来,也只是资本的表现形式,但因为机器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我们将其抽出来作为一个要素。正是这些线索和要素展现了马克思机器论的政治经济学脉络,而沿着这个脉络整合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思想,将是我们写作本文的目的。

一、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及其批判

1、劳动与资本: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

在机器被引入生产过程之后,剩余价值的生产便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渡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了分析这个过渡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变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一对极富概括力的概念,这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与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2]。这两种吸纳形式分别构成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基础。

在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中,马克思认为有两个本质性的要素:(1)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剥离了过去一切宗法和政治的束缚,双方在形式上都是自由人,除了赤裸裸雇佣关系,不存在任何固定的政治或社会关系;(2)因此工人的劳动条件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雇主,它作为资本和工人相对立,这种对立越充分,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也就越充分。[3]我们因此也可以把形式吸纳理解为资本对外部社会的吸纳,在此,一切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被吸纳到资本之内,从而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关系。然而,形式吸纳改变的只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而非物质内容,这个阶段中的劳动过程本身在工艺和技术手段上并无明显的区别,只不过由过去的依附关系转变为现在的雇佣关系。也因此,在这个阶段,劳动生产率并无变化,资本惟有尽量延长绝对劳动时间,才能榨取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

只是当资本家开始积极应用新的科学技术,劳动过程本身才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就从单纯的形式吸纳发展为实质吸纳。如果说形式吸纳还止于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的改变,那么实质吸纳则意味着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即生产力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马克思认为,实质吸纳意味着:(1)工艺过程与劳动过程的变化;(2)工人对自己的生产和对资本的态度的变化;(3)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自然力、科学和机器的大规模应用。[4]这里面最为关键的就是劳动过程的变化,它构成了区分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依据。这种变化体现了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它带来了必要劳动时间的极大缩短,资本于是开始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渡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2、所有制批判与劳动过程批判

马克思对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区分,实际上在逻辑上蕴涵了对资本主义的两种批判。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两条道路:一条是“关于人、财产和原始经济的道路”,另一条是“关于工作、劳动和新人道主义的道路”。[5]前者认为工人不能控制其劳动产品视乃是异化问题的根源,因此要克服异化必须扬弃私有制,后者则把症结归结为工人不能控制其劳动条件以进行民主化的自我管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家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在贝尔的这个断言之上,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区分为所有制批判和劳动过程批判,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技术的讨论都是由后者衍生出来的。[6]然而,无论是贝尔还是芬伯格,都因为没有把这种区分置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脉络之中,从而无法注意到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如前文所揭示的,既然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劳动过程是分别在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中确立的,那么它们自然分别是所有制批判和劳动过程批判的矛头对准的对象。

两种批判又是如何引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的呢?让我们回到马克思对机器的分析。

在马克思的笔下,机器体系和劳动过程的内部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资本再把工人吸纳为机器的构件之时,也引发了劳动对资本无畏的反抗,其最初表现就是卢德主义者对机器的刻骨仇恨。然而,马克思却为此告诫工人阶级,“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7]马克思认为,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才是造成机器异化的原因,而“机器本身”对工人的失业或苦难是没有责任的。[8]在此仍悬而未决的是,“机器本身”是如何异化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机器做一个存在论式的分析。亚里士多德基于技术制作经验的“四因说”在此将是一个绝佳的分析工具,[9]我们发现,一旦我们把马克思的机器异化思想嫁接到四原因的框架中,马克思机器思想中的很多支离破碎的地方都将得到完整的展现。综合马克思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的技术思想,所谓“机器本身”及其资本主义应用的四原因可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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