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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回忆李雪峰同志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的短文，在给几位亲友看过、并听了他们的观感与意见之后，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庐山会议这桩历史往事到今天，毕竟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其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不仅由于时间久远，有许多事在人们的记忆中己经淡忘了，而且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变迁，也使今天的人们感到相当隔膜、不易理解。至于我们的子女，对于同他（她）们祖辈关系十分密切的往事，那种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基于家族关注的深厚传统，几乎完全兴趣索然了。 因此我觉得，为了使大家便于理解回忆李雪峰同志的短文，对庐山会议这场政治风波的来龙去脉，需要进行一些轮廓的介绍。为此，对庐山会议的基本历史事实，虽然我也又看过一些材料，不过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回顾；在回顾这段历史往事的同时，对其中蕴含的是非曲直，也在进行一些自己的反思。 这种回顾与反思，其出发点，自然不是起码不应当是家族式的。当然，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回顾和反思，同当年的认识，包括当年基于“党性”的正统“结论”和市井坊间的野史传言，自然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隔代修史”的传统，这大概是因为，后一代人，不仅离当事者利害恩怨的纠葛远一点，而且不会过分囿于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限制，因而会比较客观和超脱一点。庐山会议到今天己经三十多年了，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改变，因此说“隔代”似乎并不妥当；但“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巨大变化，却使人们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所以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反思，若说是“隔代”，也算沾点边。 第二，意大利一位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有句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历史上己经发生的事还是那些事，但历史常读常新、也常写常新，一切历史著作，都是特定时代的人基于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产物，作者是这样写的，读者也会这样读。对庐山会议这一段历史，那个时代的“当代”的人们，自然会有他们当时的看法和说法，我们今天这些“当代”的人，亦会有也应当有一些自己的新的思考。 沿个这个思路，又进行修改，补充了一些内容，不觉间就写的长了，竟有两万多字。几位朋友看了以后，开玩笑说：“你这是回忆李雪峰同志呢，还是让李雪峰给你想写的东西作广告呢？”想想也是，于是就把属于我的回顾与反思的部份，摘出来单独成篇，即成此文。 当然，庐山会议上的事，我并不是亲历者，因而所谓回顾，只能是间接的，而这里谈的所谓反思，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 撰写此文，对我而言，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许多人都知道，我父亲在庐山会议时，是当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当事者，尤其在随后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旋涡里，更是要角；由此，人们对我的观点的主观倾向性，或许会有些怀疑。我想，有这种怀疑，也是人情之常，因为我和许多人一样，阅历只是有限的，而且也有个人感情，这无须否认。不过，好在我写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钦定”的官修历史，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这使我稍感自我宽解。可即便如此，当我下笔时，也增加了几分谨慎，这种谨慎，自然也是要面对指责的压力，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公正”与“客观”的自律，至于是否确实做到这一点，读者自然会有各自的判断。     始于“九大”前后的毛林分岐，其实质是“文化革命” 说起来，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在1969年春党的“九大”前后，林彪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分道扬镳了。“糜不有初，鲜克有终”，林彪同毛泽东一起搞“文革”搞了三年以后，他改变主意了，不想再跟毛泽东一同“继续革命”了。 “九大”的《政治报告》，突现了两人的根本分岐：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起草，但陈伯达的稿子，却是按照林彪的意图写的，这个稿子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参加“九大”的代表们已经来到北京，毛泽东临时又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他自己亲自修改定稿，论述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于是，在党的“九大”会议上，原来反映林彪思想的那个《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定了；而后来这个《政治报告》，林彪在大会上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事前连看也不肯看一遍，还语带讥讽地说，他“不愿掠他人之美”。对于林彪，这恐怕远不是个心情不太愉快的问题，作为政治家，林彪懂得这意味着什么：《政治报告》仍由他作，面子和地位虽然有了，但政治家是行动者，《政治报告》则是“行动纲领”，今后全党的中心工作，还要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路线。对此，林彪的不满溢于言表：“什么路线，还不是毛线！”由此，他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分岐具有了根本的性质，并且已经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他晚年的一桩事业。按照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到召开“九大”时，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己经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落实到基层”，还要继续努力，有许多工作要做。 或许，毛泽东还会认为，到各省市“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党政系统的问题，算是初步解决了；但是，军队系统的问题，由于“文化革命”战略部署的需要、要担负“三支两军”的任务，没有能够很好地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仍是一种缺憾。下一步，应该找个机会、想点办法，让军队系统再补一下“文化大革命”前一个阶段所缺的课。 —— 说起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也算是“阳谋”，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上写得很清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些人物，有些己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 在通过这个文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林彪意气昂然，唱的是红脸，实际上主导和左右了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的进程和结果；可时过境迁了，这些以特有的语言风格反映当年亢奋的“时代精神”的话，如今听起来，林彪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关于“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战略性质的文件。 显然，这里并没有把解决军队系统问题的任务除外。从这个角度看，1967年夏秋时，毛泽东否定和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对他而言，可能只是基于文革“战略部署”、出于“稳定军队”的需要，是一种战术性的策略。《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了许多遍，对“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和战略目标，他是不会忘记的。对林彪，这也是有言在先的事，“勿谓言之不预也。” 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全党还要继续贯彻，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还要搞下去。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毛泽东把他的意图，作为全党今后的“行动纲领”，写进了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更加正规了，也取得了正统性的地位。 而林彪对“文化革命”的想法，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长篇讲话里，他实际上己经进行了一番相当系统的论述： 首先，他从全世界的宏观角度，洋洋洒洒地介绍了世界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接着，他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列入世界史上的第四次“文化革命”。—— 这种说法，不仅很是新颖别致，也是一顶大大的高帽子，因为这种说法，使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具有了能够载入世界文明史的意义。 然后，林彪又以宏大广阔的视野和简明通俗的语言，论述了他所称的“三大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文化界的“文化革命”开始，然后发展与转化到党政部门的“政治革命”阶段；现在已经胜利了，下一步，该发展与转化到“经济革命”的阶段了。 —— 林彪这番宏论，在当年，让那些对世界历史所知有限的中央委员们， 听来颇为新奇，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为“付统帅”的渊博而赞叹不已。据林彪自己说，对陈伯达为他写的九大《政治报告》的稿子，他“并不是很满意”，他“还是更喜欢”八届十二中全会时的这个稿子。 当然，在历史学家看来，林彪在这里所作的类比，也许有点不伦不类；不 过，林彪也不是想改行去当个历史学教授，所以我们对他的这些史学论断，也不必学究气地过于“较真儿”。作为政治家，林彪所传达的意图，实际上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阶段和“政治革命”的阶段，既然己经胜利了，就应该转为“经济革命”、也就是经济建设的阶段了。 但是，毛泽东的眼光，在党内斗争无数惊涛骇浪中已经修炼得十分老辣，对林彪心里盘算的那点小九九，其洋洋洒洒的宏论背后真正的潜台词 ——“权力己经到手，文革可以结束”，他早己从蛛丝马迹中洞若观火。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上，林彪跟毛泽东几十年了，对与他这位“亲密战友”的友谊，毛泽东还是很珍惜的；当然，这种“亲密战友”的关系，在毛泽东心中，主要仍然是政治的，而不是个人性质，这倒未必是毛泽东“不念旧情”，而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更关心现实政治目标的需要。 ——在这方面，毛泽东做得实在有点太过分，他甚至把他同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完全政治化了：建国初期，为了铲除旧中国官场“任人唯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裙带作风，为新中国的政坛新风作出表率，毛泽东拒绝给他所有亲属安排工作以照顾；但后来，为了“文革”的政治需要，却把他的家庭成员推上极不相宜的政治高位，尽管这也是她（他）们自己的愿望，但她（他）们对“文革”前景的莫测与凶险，却未必都能象毛泽东那样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这种很不寻常而且遭人诟病的用人的做法，在他看来，也许就象当年动员他的弟妹和家人走向革命道路一样吧，可是这一次的结果，却使他的家人成了他“文革”的殉葬品。  因此，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林彪这位“亲密战友”，或者使他重新回到“文化革命的路线”上来，同他一道“继续革命”，并且要用实践证明确实如此；否则，为了他的“文革”事业，就要把林彪从“付统帅”和“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下来，就象“文革”之初把他在延安时代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拿下来一样。 —— 从更早些时他曾经成功地把张闻天这位“明君”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拿下来的历史经验看，对毛泽东来说，这似乎也并不是什么非常困难的事，起码并非绝对办不到。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依他的“斗争哲学”来看，不论在党内还是在国际上，不论是斗勇还是斗智，除了同斯大林最后算是打了个平手，还没有什么人是他应付不了的对手。林彪跟他几十年了，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对付林彪，他有充分的自信。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和林彪己经在暗中“较劲” 不过，这一次他对付林彪，事情却也并不轻松。“文化革命”搞了三年之后，林彪的权力急剧膨胀，“九大”前后，他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正处在颠峰时期：整个军队由“林付主席直接指挥”，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都“军管”了，全国各省市的地方政权，由于“三支两军”而实行“军、干、群三结合”的体制，其主要权力也在军队的支配性影响之下，在文革中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军队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军委的领导班子，在罗瑞卿和杨成武先后被拿掉以后，对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一班人，林彪很信任、很放心。—— 大概就象“辽沈战役”之前毛泽东当年那句显然带点赞许和得意的夸奖吧：“林彪壮得厉害！” 此时，倘若设身处地为林彪想一想：如果“文化革命”的“继续革命”还要搞下去，中国政坛既成的权力格局，势必要“重新洗牌”，对林彪来说，那岂不是要自乱阵角吗？用“文革”时代的话来说，再搞“天下大乱”，那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到手的权力格局再用自已的手把它搞乱，林彪自然不想干这样的事。可是，如今再选择“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生之路，又叫他“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呢，即使弄到个“舍熊掌而得鱼”的“软着陆”的结局，象陈云、邓小平那样靠边站、坐冷板凳，作为一个政治家，那种百无聊赖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看来，自问并不缺乏谋略和定力的林彪，尽管在“文化革命”发动时，也曾有几度“临事而惧”的思虑犹豫和“待价而沽”的盘算计较，可几番“半推半就”的姿态之后，还是进了这“难办的曹营”。 如今，“文化革命”己经搞了三年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形格势禁，己成“骑虎难下”之势了。林彪那时的心情，也许就象《红楼梦》里的那个晴雯吧：早知道象今天这样“担了个虚名儿”，又何必“文革”发动前后的当初，同毛泽东演那一出“二人转”呢？ 可是，林彪却不是等闲人物，同他在“文革”的公开场合一再表示“祟拜”的姿态和“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言论有所不同，在他内心深处，对毛泽东是另有一些看法的。跟着毛泽东几十年了，作为学生，他才气不凡，耳提面命，对老师的谋略，也看出一些门道。这位个性极强的“常胜将军”，绝不愿就此认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了几十年了，难道还没有“出师”嘛？他不肯就此善罢干休，要试试自已的身手，同他的老师“过两招儿”。 毛泽东和林彪真正的分岐，有如巨大的冰山，深深地隐藏在水面之下。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公开闹腾地厉害的，基本上集中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上，不过这只是冰山浮出水面上的部分。 关于“天才”问题，自毛泽东在修改“九大”《政治报告》中亲自划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三个副词时，己经同林彪在“文革”中给他捧场的那些言论划出了一条界限，毛泽东把他的个人威望“反其道而用之”，为随后同林彪的分岐与斗争预先留下了伏笔。在此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在中国政坛的斗争中开始频频使用他的这个新的政治武器。 有这样一个故事，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年毛、林之间关系的政治气氛： 1970年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到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发了脾气，用他特有的辛辣嘲讽的口吻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进了北大厅，毛泽东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那些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并且当下就向周恩来布置：“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随后，自然是周恩来去落实毛泽东的这些“最高指示”。 在当年的政治气氛下，毛泽东此举并不是小事，也不是个单纯的“谦虚”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对着林彪来的。果然，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它成了林系大将“清君侧”时敲打周恩来的口实。显然，毛、林之间文革初期的“政治密月”，己如“昔日黄花”了。不过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今后毛、林的争执中，毛泽东可以指望周恩来在大关节方面继续站在他这一边。 毛泽东见事很透，他当然会想到政治主张的分岐，势必延伸到人事权力的争夺，他料到林彪会打“国家主席”的主意：——“国家主席”，在中国当时的国家体制中，虽然只是个虚职，但如果实权己经在握的话，“名正言顺”的意义就不一般了。如果林彪“名至实归”，党、政、军大权在握的“实权”，再加上“国家主席”的“虚职”，即便是“国家副主席”也罢，其“接班人”的地位，就更加不可动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林彪在“文革”问题上坚持同毛泽东对立的意见，关于“文革”的事情，麻烦就大了；于是，毛泽东未雨绸缪，在讨论宪法草案修改时，干脆建议取消“国家主席”的职位。 —— 就事论事地说，毛泽东撤销“国家主席”职位的意见，确实没有多 少道理：国家体制，在任何国家都是很严肃的事，“国家主席”，不能“因人设职”，也不能因人“撤”职嘛，不能你毛泽东不愿意当，又不想让林彪当，就撤销“国家主席”的职位。 不过那个时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文化革命”是他压倒一切的考虑。在毛泽东看来，“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是创造历史的大事业，与此相比，撤销一个“国家主席”的“虚职”，算得了什么大事？ “文革”时代，“天下大乱”，各级党委“停止组织活动”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都冲垮了，“公、检、法”的专政机关也“砸烂”了，还有什么“工、青、妇”的各级机构，也一概没有了，…… 国家政权这些重要得多的部门、甚至核心和实权机关，统统都不起作用了； 在国家政权的最高层，“国务院”成了“业务组”，“军委”成了“办事组”，连“党中央”也成了个“碰头会”……； 那又怎么样呢？用他的话说，地球不是照样还在转吗？ 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国家主席”这样的虚职设不设的，原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完全可以根据“文化革命”的现实政治需要而定。 因此，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对撤销“国家主席”职位的事，毛泽东先后 六次作出明确批示，企图用他的权威，把林彪的意见压下去，让他死了这条心。 实际上，林彪同毛泽东在人事权力方面的争夺，比“设国家主席”更严重的事情，是所谓“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了解中国政坛的人应该知道：这简直就象“玄武门之变”以后的秦王李世民，向毛泽东“逼宫”了。 还有那个著名的“林付主席一号命令”。如今人们都知道，“文革”期间，整个国家政权几乎完全依靠军队维持，而军队是拿枪的，因此动用军队的事，高度集权，甚至调动一个排，都要经过毛泽东批准。这个规矩，林彪自然不会不知道。“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北京机场会谈前，形势确实严峻；但军情再怎么紧急，让百万大军进入“超级战备”，报告毛泽东的时间还是有的嘛。事后看，如果此举是做给苏联人看的，怕是判断失误了；那么，公然“先斩后奏”或者说“边斩边奏”，是做给谁看呢？这桩事，恐怕不光是瞒不过毛泽东吧。 以上所举的两件事，都涉及“军权”，这对任何国家，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比如，倘若作为国防部长的拉姆斯威尔德，宣布他是美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整个美国军队由他“直接指挥”，你问问小布什愿意不愿意？美国宪法允许不允许？毛泽东和林彪都是打了一辈子仗的人，他们都不会不知道，“军权”，这是什么份量的问题！林彪当年在“四野”，也曾是百万大军的统帅，自然不会不知道“直接指挥”这句话的轻重。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的统帅权，于是，关于“政治路线”的是非纠葛，完全可以从长计议，放到延安整风时再理个头绪，这也使他在和张国涛的较量中棋高一着、占得先机。 在那个似乎只是个所谓“提法”的问题上，在中央最高当局，曾经发生过一场严重的政治争议。其原委是，庐山会议前夕，1970年的“八一社论”在中央审稿时，陈伯达坚持“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采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双方争执不下，由周恩来和黄永胜去当面请示毛泽东本人定夺。可是，对这件涉及军权的事，意志强悍的毛泽东，在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之后，经过一番对现实情势的权衡估量和因势利导的运筹盘算，竟然把己经说出口的“最高指示”，又强咽回去了。这个关于“提法”的争执，最后的定稿，在周恩来和黄永胜于门外坐等的情况下，以毛泽东让汪东兴圈去“毛主席和”四个字了结。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不得不忍让于一时。—— 可见当年的林彪是何等权势！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的一番较量     对庐山会议，直到今天，人们的关注，包括“正史”中讲的，也是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这些人事权力的斗争方面，而忽略了毛泽东和林彪当时在政治主张上的分岐，就是说，只看到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而没有看到水面之下冰山的主体。实际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一番较量，深一层看，真正要害的问题，是“文化革命”，这是他们两人在政治路线方面的实质性分岐。 不过，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虽然坚持了“继续革命”的“文化革命”路线，但他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进退攻守，还须掌握一点节奏。而且，毛泽东毕竟是这个国家的当家人，这个时候，他之所以隐忍不发、暂取守势、难得地委曲求全于一时，是因为当时有几件国内国际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在庐山会议上先作一些安排： 党的“九大”开过以后，要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以体现“九大”路线，对政府的工作和人事也要作出安排，经过“文革”，党和国家要走上新的轨道，有许多事情要办；另外，撤销刘少奇党内职务的事，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己经通过了，但刘少奇的国家主席是党外职务，总还要在“人大会议”上办个手续吧，否则，此事日后会留下“违宪”的口实； 国民经济计划，也须在全会上讨论通过，而后在“四届人大”上作报告；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中苏两国军事对峙的形势十分严峻，事关国家安危，战备问题也需要全党作出通盘安排； 也许毛泽东更有兴趣讲一讲的，是关于“形势问题”：国际战略格局正面临重大转机，毛泽东精心运筹多年，中美关系快要出现突破了，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也想乘机给大家吹吹风，让党内有点思想准备。 可是在林彪看来，眼下这个时机，却是不可多得的。大概是从《史记》、《汉书》关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宫庭智慧中得到一些启示吧，于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发动了一场“清君侧”的“政治战役”。 这可能是一种军事智慧吧，作为战术天才，林彪对此自然不陌生：自1966年夏开始，毛泽东在“文革”问题上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政治形势的战略主动权；如今，“文革”己呈“再衰三竭”之势，而且党内对“文革”潜在的不满情绪相当普遍；眼下，毛泽东又需要调整部署、安排办理一些别的事情，在“文革”问题上只好暂取守势，态势自然比较被动。这样，“主动权”—— 这个他们两个都不陌生、并视为军事上也是政治上克敌制胜的法宝，正从毛泽东的手中悄然滑落，这位政坛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暴露在林彪的眼前了。看来，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 不过，“战机”稍纵即失，若是等毛泽东腾出手来，“攻守之势异也”，就又是一番光景了。林彪“抓住机遇”，果断出手，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抡先发言，出其不意地发起“短促突击”；同时，按照事先的部署，安排他的“几员大将”，“搞地下活动”、“秘密串联”、“煽风点火”、“突然发难”。—— 这些用当时的语言描述的情况，人所共知。 林彪的发言，一击而中要害，顿收“立竿见影”之效，全会分组讨论时，果然掀起轩然大波。这样一来，九届二中全会原定的议程，就完全被打乱了。会议后来的过程也证明确实如此：这次中央全会原定的两项“议程”——“筹备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在全会期间的讨论中，基本未曾涉及，只是到了全会闭幕前夕，才草草通过了事。 ——了解党的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中央全会的所谓“议程”，历来是非同小可的事；原定的议程被打乱，意味着中央领导权威的动摇和丧失，党和国家就要出大乱子了。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党内出乱子，这是可与“世界大战”、“赤地千里”相提并论的大灾难。就这件事的直接后果而言，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原定于当年国庆节前后召开的“四届人大”，向后拖延了；后来，又发生“九.一三事件”，还有别的事；结果，几度己经准备就绪的“四届人大”，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四年多以后的1975年初才开成。召开“全国人大”，毕竟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如果搞得连一点起码的章法都没有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还会有权威？ 在大讲“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意思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是林彪的思想和语言，却独出心裁，也别具风格，在发动“文革”时，他讲的话是：“阶级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而我们就是要做那个风。”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要做那个风”了；而且对毛泽东说他的“借助锺馗，为了打鬼”，也“反其道而用之”，这一次，他是要“清君侧”，其锋芒，实际上指向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用“文革”时代的语言来讲，这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吧，也许林彪自己在“卡片”上写下的话更生动些：“打着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 打着赞誉毛泽东是“天才”和拥护他当“国家主席”的旗号，达到“清君侧”以扼杀“文革”的目的，借毛之刀诛毛之人，林彪这位“战术天才”，其用心之深之险，象他过去打仗一样，“又刁又狠”，确实不是等闲之辈。 不料，时间只有两天半，略一交手，林彪便败下阵来。这些个“清君侧”的小把戏，那能瞒得过深通中国历史掌故的毛泽东？他断然煞车，先是停止分组讨论，继而一篇七百字的短文，把那位原来只是他的“大秘书”、后来改换门庭投靠林彪的陈伯达“揪出来了”。当然，有了“批陈”这个题目，随后的“顺藤摸瓜”，文章还大有玄机。 林彪的败阵，分析起来，若以古时韩非子说的所谓“法、术、势”之道来论：—— “法”这一条，也还有些可以圈点之处，惜乎不是堂堂正正地提出来； 处心积虑的“术”，虽然出手不凡，终究不是正道； 最重要的是“势”，林彪明显不居优，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巨大威望，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 最后的结果，他还是栽倒在他老师的脚下了，心情灰暗的林彪，一脸阴沉地下了庐山。 不过，毛泽东在庐山的做法，同他历来“后发制人”的行事风格不大一样，显然有点武断。大概毛泽东也知道，他的本钱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面对林彪这个气势正盛的对手，过去“后发制人”的办法，也不那么有把握了，不敢玩得太过份。 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当形势还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刚要“盛怒”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若是等到林彪“最高的一股风吹下去，…… 就要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的时候，就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党内对路线问题的认识不统一，思想交锋尚未充分展开，便踩了急刹车，草草收场，自然会留下后遗症。说起来，对党内思想路线上的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也相当擅长做统一认识的工作，可是这也取决他要做什么样的事，如对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要将党内的思想统一到他的认识上，也实在是难哪。 庐山会议上，思想和路线方面的问题在党内统一认识的事情没有解决好，于是，就象俗话说的，“口服心不服”，庐山会议后，二百多中央委员，虽然当面对毛泽东不敢说什么，思想上的“疙瘩”却没有解开，有人甚至根本不服。毛泽东的难题还在后面呢。     在庐山会议时，象李雪峰和我父亲这些只知道为党的事业“埋头拉车”的干部，他们关注的大概主要是些政策和执行层次的问题，对毛泽东和林彪内心深处的玄机，恐怕也象在云里雾里一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吧。           庐山会议揭示“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 就象毛泽东的哲学理论著作名为“矛盾论”一样，他的“文化革命”的实践，也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句话，可谓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袖”、“统帅”，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却要“发动”他的人民，对他赖以统治的“国家机器”，来一场“革命”！而这个“国家机器”，又是他用了大半生的心血，苦心经营、亲手打造出来的。 当然，在毛泽东看来，“文化革命”这场革命，同他当年抵抗日本侵略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还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对他的“国家机器”的革命，其初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让“老干部焕发青春，年青人得到锻炼”，使他们恢复革命战争的延安时代的“三大作风”，其核心是“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条；若用“文革”时代“红卫兵小将”浪漫而纯真的话来说，叫作“把党的领导干部打成左派”。 但是，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游泳”，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却是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必须过的！—— 包括他那时十分器重的“红秀才”王任重，还有象李雪峰和纪登奎这样他当年相当信任的干部，甚至他在长征时的警卫员如陈昌奉等等，只要当时处在“领导干部”和“当权派”的位置上，都一概不能例外，对谁也不肯通融！ 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奇人奇事，确实象“文革”时代讲的那样：——“史无前例”！甚至还可能会是“空前绝后”！如今，我们都知道“文化革命”是错误的了，可毛泽东这位古今奇人的这个“错误”，却犯得如此惊世骇俗，掀起如此惊涛骇浪，如此令人惊心动魄！ 在“文革”结束很长时间以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在这场惊天奇祸的心理震撼中，仍然久久地心有余悸，因而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部思想关注，几乎都集中在今后如何防止“文革”灾难重演的方面。 这种显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的关注，要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由此而产生的失误是：在中国改革由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经济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前夕，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党和政权的建设应当怎么改革？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也十分迫切的问题，没有能够受到改革决策者未雨绸缪的关注，被忽略了。 可是，一些简单的常识，却使我们对这种并非“向前看”的关注提出质疑： “文化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事情，难道真的还会“后继有人”吗？我们很难想象，象“文化革命”这种几乎完全属于毛泽东个人特殊政治风格的事件，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后，还有那一位国家的统治者，愿意下决心做同样的事？而且竟然拥有如此过剩的个人权威这种政治资本？ 而在“文化革命”中有过一番“经风雨、见世面”的锻炼之后，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思想也不会那么简单了，即使他们还想按照“继续革命”的理论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可当他们面对中国革命铸就的如此强大而严峻的“国家机器”，在没有当年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还能搞出多大名堂？实际上，不说“成事”、就连纯属“败事”的“天下大乱”，又能闹成点什么气候？ 所以，象“文化革命”这样的事，不仅在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包括这个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仅“史无前例”，恐怕还是“空前绝后”的。—— 虽然预见未来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的把握，但我想，这样的判断，应当说是基于比较清醒、理性和冷静的认识。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局面：在“文革”时代的中国政坛，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绝大多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绝大多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的忠诚，却是大可置疑的。 这是“文化革命”一个贯彻始终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对那个时代的“领导干部”或“当权派”来说，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无可置疑”，和对他发动“文革”的忠诚“大可置疑”，这个“内在矛盾”，简直象是撕裂了他们的心：—— 如果出于对毛主席“无可置疑”的忠诚，义无反顾地始终贯彻“文化革命”的路线，那同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历来接受的关于“党性”的教育全然不符，同他们作为一个统治者的常情、常理和常识，也完全相悖；而如果由于对“文革”的“大可置疑”，而背弃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在那个时代，对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而言，则是很难想象的事。 因此，要从“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中挣脱出来，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存在着一道绝不是可以轻易突破的心理防线，于是只能在“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中，长时间地忍受心理上的痛苦煎熬。仅就这一点而言，“文化革命”也可以称之为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了。 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对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并不是一个可以超然对待的“纯粹理性”的判断，而是在“大风大浪”的实践中受尽折磨而刻骨铬心的“经验判断”。 如果说，在“文革”发动时，他们就“很不理解”的话，在耳闻目睹了“文革”三年来的狂热、横蛮、凶暴、荒诞之后，他们可能“更不理解”了；尤其是亲自领教了“炮轰”、“火烧”、“造反”、“夺权”，还有“戴高帽”、“挂黑牌”、“坐飞机”、“打砸抡”等等，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在“灵魂”连同皮肉经历一番痛彻难忘的“触及”之后，要他们发自内心地赞成和拥护这场原本就“很不理解”的“文化革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毛泽东之所以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甚至“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其真正的目的，实际也不很难理解，其实他自己当时就说的很清楚：—— 就是要让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 说起来，这样一个道理，本来是现代社会国家政治的基本原理和常识，对西方国家的情况，在这里先不去说它，单说中国：我们的国家，不是称为“人民共和国”吗？我们的政府，不是叫“人民政府”吗？我们的党章上，不是写着“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吗？那么，“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人民群众行使对党和政府的监督，难道这不是他们理所应当的权利吗？这个道理确实不复杂。 可在当年，以领导干部们并不算低的智商，何至于就“很不理解”呢？如今，折磨了中国政坛和全国人民十年之久的“文革动乱”—— 实际是一种“半无政府状态”，当然是没有了；可现在折磨着我们的，却是规模相当可观而且似乎斩不尽杀不绝的“腐败现象”这样的“阴暗面”。我想，让人民群众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还是“很不理解”的话，即使是普通百姓，反倒是有点缺乏常识了。 可是在那个时代，作为“革命对象”的党的领导干部们，他们身上革命战争年代的硝烟尚未退净，体内的弹片和疤痕还在隐隐作痛，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其忠诚勤勉、力疾躬行、廉洁自律、清贫俭朴，几乎达到古今中外之冠了；若说“缺点错误”，充其量只是有点“脱离群众”而己，这算什么了不得的“阴暗面”呢？革命了半辈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难道不应该有点地位？实际上，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当革命时代的正义还充溢在他们的胸中时，却让这些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不谙世事的“儿童团”，把他们当作“革命对象”，这么个没完没了地胡乱折腾，他们确实“很不理解”：老子当年干革命的时候，你们不知还在那根腿肚筋里呢！ 而作为“革命动力”的那些初尝政冶禁果的青年人，对“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还须有“民主”和“法制”的“监督”这样一些观念和方法，在那个时代，不仅相当陌生以至完全无知，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持完全排斥拒绝的态度；对于现实政治的复杂，他们的经验几乎为零，对过去革命历史的曲折，他们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当涉足政坛开始他们的“政治初恋”时，在这些“革命小将”们幼稚而狂热的头脑里，大概只有从老一辈那里继承和模仿来的意识形态和方法：——“革命”！而他们的“革命”，矛头却对着昨天“打天下”的“革命前辈”！他们甚至幼稚而荒唐地把毛泽东几十年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方法也用上了：——“戴高帽子游街”！ 因此，就这场“革命”而言，无论是作为“革命对象”的“阴暗面”的事实，还是作为“革命动力”们“揭露阴暗面”的观念与方法，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如果借用时下流行的经济学语言来说，都是十分稀有的“短缺资源”。 显然，象“文化革命”这样一场“革命”，在客观方面，并没有什么现实的“革命危机”，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如果斯大林还活着的话，又该嘲笑中国的“麦琪林式的革命”了，“麦琪林”者，俄语“人造奶油”也，即冒牌货之意；而在主观方面，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资源”，甚至更加“短缺”得厉害：大概除了军队的支持，就是他的个人威望了。 —— 作为一位统治者，毛泽东也并不缺乏常识：在“文革”时代，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的，如果把国家政权比作一所房屋的话，没有粉刷、没有装修，甚至连门窗、屋顶也没有，自然不象个样子，可若是连“柱石”都没有了，那岂不是要坍塌垮掉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如今，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又要同他分道扬镳了，“两条腿走路”，有一条腿要跛了，这“文化革命”的路，还怎么走得下去？而且，如果林彪“清君侧”的谋略得逞，不仅那时还支持他的“文革”—— 无论是有几分虔诚动机，还是出于对他的崇拜，抑或仅仅由于“不看僧面看佛面”—— 的原本力量就相当单薄的队伍，又要折损几名干将；而他作为“一把手”，即使在“文革”中也要不时为调整一下进退攻守的“平衡”的常规战术，也摆弄不成了。 ——“文化革命”，由于锋芒指向“国家机器”的性质，“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使然吧，其在党政领导干部中获得支持的“资源”，原本就先天不足地“短缺”，现在更面临空前“短缺”的危机。毛泽东继续进行“文革”事业的“资源”，就要只剩下他的个人威望了。 “文化革命”的这个“内在矛盾”，更加尖锐地摆在毛泽东的面前。      庐山会议的政治风波，毛泽东认为是“对着他来的” 那场“要炸平庐山”的政治风暴，就深刻揭示了“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而且呈现为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生动图景：两百多名中央委员，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而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对着他来的”。 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对毛泽东眼光的老辣而叹服，他年近八旬，却宝刀不老，其透视人性的目光仍然很尖锐：—— 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的背后，潜藏的心理状态却是对“文化革命”的不满情绪。 他警觉地注意着：—— 这股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的政治浪潮，转瞬之间，就会演变成冲击和淹没他的“文化革命”的灾难。 中央全会上讨论的情况，果然如他所料：—— 为“有人反对毛主席”的群情激愤，掩盖着对抗“文化革命”的潜台词。 如此看来，这不是“对着他来的”，又是什么？ 其实，作为一位“辩证”的大师，对“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不仅并非不知情，而且心知肚明：他估量了一下个人威望这笔资源，还用“畅游长江”为它作个广告、造点势、让它增点值，而后作为一种政治资本，毅然决然地将它投入了“文化革命”的旋涡。 我们从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给江青的信中看到，他似乎也预感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他发动的“文化革命”这场政治风暴所掀起的涛天巨浪，最终或许要让他的领袖威望也付出代价，甚至会连同他自己一起“打得粉碎”！—— 对“文革”前景的莫测与凶险，他并非全然不知情。不过，毛泽东历来不怕弄险，他喜欢鲁迅：“在危险中漫游，才能体验生命的力。” 也许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威望，如果保护得好好的，把它传下去，让后人象神一样供起来，还不是古时候“神道设教”的老套套，那有什么意思呢？过去在延安时代，把他的“毛泽东思想”树起来，用以对抗“第三罗马”的教主斯大林，从“共产国际”的思想束缚下挣脱出来，为中共争得独立和自由，还有点实际的用处。可是，现代世界的观念，是人民主权，也是世俗社会，并不需要把他毛泽东当作一尊神来“信仰”。 ——中国革命，如果由于它的成功近于完美，并且以毛泽东的名字作为标志，让后人视为神物，一切都墨守成规，丝毫不能变动，使一场伟大的革命，铸就一个相当保守的政权，在毛泽东看来，或许也是一种悲剧呢。 因此，当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却用老百姓的大实话念叨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而毛泽东喊的“人民万岁”，才是现代世界的真理：如果人民还需要“信仰”什么的话，那么他们应当“信仰”自已。—— 如果说的斯文一点，这也许就是康德哲学里讲的“伦理学的自由”。 197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盛大的游行时，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斯诺问他：“对这一切，你还满意吗？”这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著名记者，可能是要刺探毛泽东的灵魂：他想从毛泽东的回答中判断一下，是否由于他对自已领导中国的成就感到骄傲和得意，才产生中国“文革”时狂热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辩证思维回答道：“既满意，又不满意。中国比过去有了进步，但是进步还不够。”也就是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是满意的，但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革命胜利给中国带来的进步，不仅没有实现什么“理想社会”，而且没有达到当今世界的发展水平。用他的话来说，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感动了上帝”，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是，“人民的拥护”，并不等于“人民的权利”，在现实社会里，人民还不是“上帝”，在国营商店，甚至连“顾客是上帝”，也是一种奢望。他写的“六亿神卅尽舜尧”，还只能是在诗中所寄托的一种意境。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用革命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在长期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势必带有严峻的军事色彩，大概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吧。可是毛泽东对中国仅有这样的“进步”，却“不满意”，他要用自已对“进步”的理解，改变这种局面；而且，“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虽然已经是晚年了，但他还是要在有生之年改变它，而且亲自去做这件事。 或许，在毛泽东那超越时空的哲学玄思里，可能还会想：对他的个人威望这笔政治资源，谁知道身后的人们，会利用它来干什么呢？一种全面控制的绝对权力，不符合他一贯期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不合他的意；如果这种全面控制的绝对权力再加上完整无损的道德形象，更让他不放心：一旦脱离了人民，中国的前景会是怎么样的呢？是打着列宁旗号的“社会帝国主义”？还是“神道设教”的传统专制？抑或“纳粹德国”或日本“天皇 — 军部”体制那样的法西斯专政？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岂能无过？”——这是毛泽东时常讲的话。他知道：人都是有缺点的，政府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也一样。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谁都不可能象上帝那样“全智全能”，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也都不会象天使那样“至善至美”；在道德方面，人大概也都兼有善恶两面，而且善恶之间的转变，或许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佛家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顿悟成佛”吗，反过来的情况，从明清小说里“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的话来看，道理也是一样的。未来的党和国家领导，如果他们的心中没有人民了，又没有人民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失控的“恶”，用他威望的余辉作为偶象，装点和掩饰成无上的“善”，只会更加禁锢人们的思想，那对社会进步又有何益呢？ —— 如此情形，既非他所愿，也心有不甘。因此，个人威望这笔政治资 源，与其当作一种摆设放在哪里也是一种浪费，留给后人又很不放心，不如现在作为“文化革命”的投资，自己用了它。 我们从毛泽东的信中关于“虎气”和“猴气”的议论中，似乎还能感悟到 他作为“最高统帅”在“大战”前夕深藏的心理冲突的一丝表露。不过，就象他自己说的，最终，他身上的“虎气”，还是战胜了“猴气”。战略决策的决心一下，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文化革命”。 作为中国的革命领袖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己经创造了历史，并且十分辉煌，但他并不满足，还要创造新的历史。在万丈雄心的毛泽东看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他一生事业的“一件事”，在七十三岁高龄时，毛泽东又开始做“另一件事”了：“文化大革命”——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而又极为奇特的“革命内部的革命”。 “文化革命”，既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享有如此不同凡响的地位，他便无论碰上多少困难、坎坷与锉折，即使面临被“打的粉碎”的危险，也不会轻易放弃。在庐山会议上，他再次运用个人威望这笔资源，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就把二百多名中央委员群情激愤的怒火浇灭了。—— 看来，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还有余勇可贾，仍然具有强大的威力。 在这一轮党内斗争中，毛泽东的意志再次占了上风，“文化革命”的路线，全党还要继续贯彻。于是，党内高层围绕“文革”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文革”时代的中国政坛，继续在这个“内在矛盾”的漩涡中苦苦地挣扎着。            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庐山会议时，在《我的一点意见》里，毛泽东虽然还拉上林彪，给他打了点掩护；不过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泽东几十年了，自然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在政治上的关系，在庐山会议上，己经彻底决裂了。 毛泽东和林彪斗法，在全党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 他“纲举目张”，再次祭起“路线斗争”的旗帜，把党的历史象中药铺里的“十全大补”一样，排列成“十次路线斗争”，使政治斗争在宣传上颇具广告效应；并且用“抛石头”、“掺砂子”、“挖墙角”的“三大措施”，把他布下的“路线斗争”的网，越收越紧，步步紧逼，想让林彪就范。 对“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林彪同样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个性特点和政治意志，和毛泽东同样固执和倔强，虽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标，比毛泽东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是有了统治权力，按老路子搞点建设吧。 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清君侧”的“政治战役”败下阵来之后，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几员大将”，搞“文斗”不行，搞“武斗”可能还有点本钱；于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调整部署、整备力量，另组“小舰队”，准备搞“武斗”，而且要“破釜沉舟”、拼个“鱼死网破”，竟然对毛泽东动了杀机。 如果从西方哲学家们讲的所谓“纯粹理性”的角度看来，构成“文化革命”的基本要素里，如果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和决策者，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文化革命”这个似乎无休无止地折磨着中国政坛的“内在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也许这是林彪为解决“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的想法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也并非全然为了个人。本来嘛，政治家的行为，从来就不能单纯用追求个人荣华富贵来解释。虽然政治家也是人，不过他们的想法，和为衣食温饱奔波忙碌的平民百姓，还是不大一样的。 当然，象毛泽东常说的，我们自然也不是林彪“肚子里的蛔虫”，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他全部的真实心理活动。不过，就一般情况推论，象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林彪的心理状态，大概也不会完全不受“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的影响，毕竟是革命几十年的“亲密战友”了嘛；而且他也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对毛泽东的忠诚，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作为一种情感与心理的冲突，也许一直纠缠到林彪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是，林彪就是林彪，他不是常人，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想法也有不同：只差一步，就会登上权力的顶峰，功亏一篑，则会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权力欲交织着危机意识，而且，为中国革命奋斗几十年的林彪，自然也会有某种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性情特具定力的林彪，虽然表面上整日在毛家湾静静地索然枯坐，心中却似翻江倒海一般，风声、雨声、国家、家事、革命历史、现实政治、……各种心绪，一起涌上心头，使林彪在“无可置疑”和“大可置疑”这个“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中，经历着一番“触及灵魂”的痛苦思索。 终于，作为一种政治的判断和决策，他从这个“内在矛盾”中挣脱出来了。如果看过莎土比亚的著名戏剧《麦克白》，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林彪突破这一道重要的心理防线：要对毛泽东动杀机！内心深处翻腾和激荡着多么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如果用“文革”时代的语言来讲，完全可以叫作“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 在那个时代，可以说，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都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家”，而只是毛泽东的“忠臣”，或者说，他们都把对党和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同对毛泽东的忠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完全当作一回事。象彭德怀同志那样抱定“宁可自己身败名裂，也不能危害党的事业”的决心，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并非绝无仅有；而象刘少奇同志那样认识到“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却不是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达到的思想境界。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认为，林彪的思想，要“解放”得多。仅从那“冰山一角”的“五七一工程”看，心理固属阴暗且不去说它，就思想而言，简直象“天马行空”一般，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根本没有什么“最高指示”的限制，也没有什么“顶峰”之类的“禁区”。显然，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那样的话，只是说给别人听的，至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话，可能完全不是他真实的心理写照。 但是，林彪突破的这道心理界限，却是一条不容逾越的道德防线：因为，你可以认为，毛泽东的话不再“句句是真理”了，但是要对他动杀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可以背弃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但是如果背弃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性质就根本不同了。 因此，也许我们应当认为，林彪的心理素质，实际上可能是比较脆弱的，也许同他的病体有关吧，他在精神上的自制力和意志力，在他称之为“绞肉机”一般严峻的党内斗争中，折磨地受不了了，他挺不下去了，终于，他背弃了对毛泽东的忠诚，同时，也背弃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 其实，从比较世俗的角度看来，就个人和家庭在“文革”时代的遭遇和处境而言，林彪的情况，和同样是革命几十年的大多数领导干部相比，其差别简直象是“九地之下，九天之上”了。在“文化革命”中，全国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的境遇，用东北的方言来说，那个“遭罪”，可真是“老鼻子”了。 所以，林彪这样的人，在中共当年的“领导干部”中，也确实可以算是一个“异类”了。—— 当然，将对毛泽东的忠诚，等同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这一点，可以归之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九.一三事件”，使“文化革命”的大动乱演出了惊心动魄的凶险一幕，这如今大家都知道了。林彪失败了，而且葬身境外，一念之差，一步走错，其一世英名，便毁之一旦了。林彪无疑曾经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是我们共和国屈指可数的杰出的功臣战将，每念及此，人们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而且，如果允许我们今天“思想再解放一点”，而且撇开对林彪本人的道德褒贬，对政治进程完全依客观理性来分析，也许我们对中国在“文革”后期的历史进程可以作这样不无道理的假设： 如今大家都知道，庐山会议后，对毛泽东的批评，林彪软磨硬抗，拒不检讨。但是，倘若我们假定，林彪坚持他“结束文革”的主张，却不是对毛泽东动杀机，更没有在“方寸大乱”之际怆惶出逃，而是坚持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 依当时的实际情势而论，尽管林彪在政治上的实力和地位处于颠峰时期，不过要同毛泽东这样的政坛巨人较量，他可能仍然不是对手。因此，可能性比较大的结果会是：毛泽东南巡归来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林彪会被毛泽东从“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上拿下来，附带的措施，自然会是改组“军委办事组”。 不过，考虑到“文革”在越过“高峰期”后，己经锋芒顿锉、呈现“再衰三竭”之疲态，如果林彪不采取那么极端的对抗措施，毛泽东又能拿他怎么样呢。而且，依他同毛泽东的历史关系，或许还可以比邓小平做的潇洒一点，比方说，公然以“政见不合”宣布“辞职”，或者退一步，以“健康原因”告老还乡，那样的话，林彪自然难免会象陈云、邓小平一样，过一段赋闲、坐冷板凳的日子了。 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那时己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如果依庐山会议上林彪登高一呼、便群起响应所展示的巨大政治实力来看，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林彪的东山再起，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至于邓小平，如果没有发生“九.一三事件”那样震撼中国政坛的惊天奇变，依毛泽东历来讲究“因势利导”的惯常做法，邓小平或许未必会得到1975年展示政治理念和才能的机会；也就是说，邓小平和林彪两个人的政治经验和水平、治国的理念和才能姑且不论，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两人在中国政坛的实际位势而言，林彪明显居优。倘若在毛泽东之后，林彪果能东山再起，邓小平就更不会有机会了。 那样的话，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就不是邓小平时代，而是林彪时代了。当然，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假设，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这己经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 当年那位名列“三巨头”的英国首相邱吉尔说：“政治上战胜对手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比他的政敌活得更加长久一些。”对这样的话，我们自然很难说它具有什么重要的思想价值，但是作为一个政坛老手的经验之谈，对政治家个人而言，却也是不无实用价值的至理名言。 如此观之，对林彪的命运，人们更要扼腕叹息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温都尔汗的“三叉戟”残骇，静静地躺在那里，却长久地引发人们的无尽暇思。自然，人们更多的思考，还是其中蕴含的关于政治的是非曲直、智愚善恶。 林彪事件，这是一个中国人学习、体验与研究政治的不可多得的典型案例。 我们可以从“林彪事件”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他的著名史学名著起的名字，真是精彩之极！这也深寓着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面对中国古人的智慧，令人不禁为之惊叹。 我们追念历史，自然也是为了国家的今天和未来； 而且，我们对历史的思考，还应当是理性的； 当然，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并不排斥道德，而是要对道德进行理性的思考； 也就是说，不是只对某些个别事件作就事论事的道德评判和对某个具体人物的际遇与命运舒发情感的哀叹，而首先是更为注重普遍与一般的道德思考，这里，就是指可以被国家制度引为依据和政治生活引为借鉴的道德准则。 我想，如果世上的确还有所谓“历史哲学”的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能会成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一个无尽的话题：因为虽然在政治上对它作出“否定”性的结论，我们可以认同，可它毕竟是八亿人民卷入其中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历史运动，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当然，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从历时十年的万千头绪中，剔除同时代的利害与恩怨，跨越后人“代沟”的隔膜和误解，理出事实真象的基本脉络，在历史教训的意义上澄清是非曲直、汲取有益的智慧，也殊非易事。 如果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来看，“文化大革命”唯其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研究所需要的借鉴、参照、理论和方法，也要广阔、深刻和复杂得多，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站在人类社会全部历史和文明智慧的制高点上，也未必够用。—— 国内外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文革学”，似乎预示着这样的前景：也许我们需要借助全世界的学识和智慧，才能从“当代史”的史学观念和思想水准，对“文化革命”包括“林彪事件”得出深入的分析与中肯的评价。     可是，“林彪事件”的教训，在某个方面告诉我们的道理，却也并不是太复杂，那首先就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是个政治斗争的方法和手段的问题。 从政治斗争的思想内容方面说，既然“文化革命”是错误的，我们自然可以认为：“文革”发动前后，林彪同毛泽东联手，一起搞“文革”，无疑是错误的；而在党的“九大”前后，林彪要停止和结束“文革”，不管动机为何，其主张本身，应当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林彪搞政治斗争，采取“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那样的手段和方法，较之法国大革命时的“断头台”和苏联人搞“大肃反”的办法，恐怕更加不可取、也更加使人们难以接受。因为，无论当年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后来的斯大林，虽然对政敌实行肉体消灭，但毕竟还不是使用暗杀的手段。 从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来比较，我们读着“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里的“火焰喷射器”、“高射炮扫射”、“引燃汽油厍”、“炸断铁路桥”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谋划与议论，林彪用这种办法对付政敌，简直仿佛回到春秋战国“专诸刺王僚”、“楚成王吃熊掌”那遥远的古代去了。—— 正好这也是林彪在文革前夕“5.18政变讲话”里举过的例子，这难道是纯属偶然的巧合吗？ 社会上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政治家就会有不同的政见和主张。即使到了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吧，在毛泽东的笔下，也并不是一付“人间天堂”或者“桃花园”的模样，而是仍然存在着“先进和落后”、“革新与保守”和“左、中、右”的“矛盾”和“斗争”。—— 这种事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因此，政治斗争，无论一些人怎么厌恶和诅咒“权力斗争”的龌龊与邪恶，大概也永远会有的。 对政治斗争，人们兴趣比较大的、时常津津乐道的，时常是“权术”，而且往往对“权术”在道德上赋予贬意。应当说，这也是人之常情，西方人也不例外，比如对马基雅维里，尽管他的《君主论》在学术上并非没有进步的思想价值，公众舆论却通常不抱好感；因此，当年那位名震天下的基辛格，对马基雅维里可谓深得其中三味了，可在记者面前，却矢口否认，避之唯恐不及。 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要禁止政治家们搞“权术”，也就是玩弄点“心计谋略”吧，恐怕实际上也办不到。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就说过，在他看来，所谓“政治家”和“政客”，只是人们用词的褒贬不同而己。而一位前联合国官员的一本《政客与官僚》的著作，就把“政客”和“官僚”完全当作一个中性的词汇来用，他指的是“民选官员”和“政府公务员”。 如此看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不应该有点“心计谋略”吗？或者说，难道信仰了马列主义，就应该“缺心眼儿”吗？实际上，中国革命真正的思想遗产，除了重建中国人民的政治自信和意志，就是一代中共杰出领袖们非凡的战略智慧了。那首革命歌曲里唱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际上也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优势之所在，如今，有的学者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之为“兵法文化”。毛泽东对于此道，可谓达于炉火纯青之境，林彪作为“战术天才”，其头脑也非等闲之辈。 —— 对此，如果站在对立面或者作为旁观者，把它称之为“权术”，那有什么办法呢？道德褒贬，立场不同，人言人殊，原也是人情之常。当然，对在政治斗争中的“权术”如何运用，也是可以从道德方面进行剖析与评判的。 可是，人们应当怎样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政治斗争的手段和方法，须有一些什么样的制约与禁忌？或者说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又蕴含着什么样的道德内涵？却记录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迹，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发展水准的一种“尺度”。对于我们这个相当富于谋略的民族来说，也许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政治斗争的规则。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看政治斗争的规则，“文斗”和“武斗”的不同，带有根本的性质：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按照共产党中央高层的党内生活准则 —— 这是一种异常严竣苛刻的“规矩”，它虽然未必都有明文规定，但在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中，却是客观存在 —— 来衡量，自然是违犯“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若是从世界范围尤其是实行民主宪政国家远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看，林彪在庐山会议的行为，也不能算是犯了什么“规矩”，因为在他们那里，维持政治秩序的，是明文规定的“法律”。 因此，如果林彪只是搞“文斗”，即使“秘密串联”、“煽风点火”、“搞地下活动”、“突然发难”，甚至是“清君侧”也罢，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在今天和将来的人们看来，也许根本算不上个什么“错误”，更不要说是“罪行”了。 但是，在国家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实行“武斗”的办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们不是以“革命时代”亢奋激情下那严峻苛刻的“规矩”、而是以人类社会普遍通行的“政治文明”即比较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让我们对林彪的“罪行”作点简单的剖析和评估： 对任何国家的政治家来说，对国家民族的忠诚，都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们抱着台湾历史小说作家高阳那样的史观，以“辩护律师”那样的态度来对待林彪，挖掘出更多的可以为林彪辩护的事实和理由，但对他的“叛国”，却很难给出一个能够服众的辩解，因为他死在境外。 当然，如果允许我们大胆想象一下，假如一二百年以后，中国、俄国、蒙古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包括大家眼下不大喜欢的日本，象如今的“欧盟”一样，最后联合成为一个称为“亚盟”的统一的经济与政治实体了，那时再说起林彪“叛国”的事，也许人们不会象今天这样把它当成个了不得的事了。—— 当然这也很难说，中国实现“大一统”，至今己经两千多年了，人们还以“爱国主义”的名义纪念屈原呢，更不用说晚得多的“民族英雄”岳飞了。这大概是因为，人类社会无论怎样“历史进步”，总还不至于“进步”得完全不要“历史”吧。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林彪在政治斗争中对政敌采取肉体消灭的暗杀手段，作为一个“罪行”，恐怕倒是只会“与时俱进”而“逐步升级”呢。—— 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对“历史进步”在理解和期待上的一种逻辑推论，还须排除人类非理性思潮侵袭的因素。谁能保证人类社会的未来，就绝对不会再出现德国“纳粹”和日本“军部”那样集体的邪恶与疯狂呢？更不要说会出现依靠阴谋手段或者只是偶然机遇登上权力高位的坏人了。 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林彪的“五七一工程”成功了，他开创的先例依“案例”沿为规则或者“潜规则”，为我们的后代所效仿与沿袭，我们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古代的帝王对大臣“廷杖毙命”、“推出午门斩首”以及残酷无比的“凌迟”，也还要明白宣示一下呢。专诸、商臣、聂政一类和荆轲之流的故事里，那种两千多年前的原始办法，毕竟太落后、太愚昧、太野蛮了。 当然，如果细加区分的话，荆轲之流的“慷慨悲歌之士”，其动机还有“反抗敌国侵略”的因素，这和专诸、聂政、商臣一类，完全是在国家内部“搞政治”的情况，还有不同。 若是依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当今世界向我们展示的普遍思想潮流的“时代语汇”来说，林彪父子的“小舰队”，则要被称之为“恐怖主义分子”了。 对政治斗争来说，实行肉体消灭的暗杀手段，一旦开了头，也许会象吸食毒品一样上瘾的，从当今世界一些个不成体统的国家的例子中，可以印证这个算不上深刻的经验之谈。 如果政冶斗争在道德上完全失范，其所造成的历史后果，我们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道德水准，岂不是要倒退到几千年以前去了吗？我们现在还奢谈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政治的现代化和“高度政治文明”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当年对“林彪事件”的性质，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实在是大谬不然呢。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自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起，西方社会越来越注重保护“人权”，政治斗争要以保护基本人权为戒律，己经是常识： —— 以我们党的历史来讲，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确立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各苏区“肃反”的教训，避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惨祸，虽然在“审干”时也发生了一些如今遭人诟病的事，可是，若同斯大林在苏共搞的“大肃反”相比，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平心而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做法，己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进步了。设身处地想想，在革命战争时代，处理自己队伍内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坚持切实保护基本人权，甚至只是做到不开杀戒，并不容易。—— 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签署一个文件：枪币逃兵的名单。当然，那是美国当年的军纪，总统也要依法办事。 可是，对处理政治斗争范畴的问题来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样的 进步无疑还不够，尤其是在和平时代并且己经掌握政权以后，不仅应当“一个不杀”，还要“一个不抓”，而且对待政治对手包括失败的政敌，还应当给他们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给政治对手以平等竞争的条件包括失败以后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才是现代社会民主宪政国家所应遵循的规则。 —— 毛泽东浪漫起来，有时候气魄也蛮大的。比如，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他对柯西金说，要聘请赫鲁晓夫到北京大学当教授，讲讲他是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不过，那个时候他这个话，也只是挖苦一番柯西金、将苏联人的军而己。如果毛泽东真的能够把这个办法在他自己的国家付诸实践的话，当年就应该让1957年的“右派”留在北京大学继续当教授，并且让他们讲讲“政治设计院”是怎么个搞法？批评“党天下”是何道理？而在二十世纪末的北京大学，我们在听了诺贝尔奖得主的经济学讲座以后，或许有幸可以听听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们的“全面专政理论”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更加详尽的阐述呢。 倘若中国也真到了这一天，毛泽东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所谓“双百方计”，才算是真正落实了。看来，不管毛泽东喜欢不喜欢，他也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化大革命”，他把自己的威望也押上作为睹注，可谓最大程度地挣脱了历史条件的限制，可是却使他的威望遭到历史条件的报复，也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一场灾难。 政治斗争要以保障基本人权为戒律，造成这样的历史条件，须由一整套现代法治 —— 包括它的理念和程序 —— 的长期教化，这大概要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成。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现代化”吧，不过这只是在人文社会领域的内容，因此确切一点说，也许应当称为“公民社会”。 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在遵循这样的规则的基础上，政治家们完全可以尽情施展他们的“心计谋略”或者说“权术”。在实行民主宪政国家的竞选活动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从正面讲，己经形成专门的学问和技能，甚至有“形象设计”这样的职业，从反面讲，其挖空心思地怪招百出，甚至演出象陈水扁那样的“苦肉计”疑案。在实行多党民主制条件下，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出现这种事情，或许有人可能并不喜欢那个样子，不过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进步历程中的现象，却属正常，不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吧，也是很难避免的事。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那里还会允许“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无故杀害一个普通百姓，都要受到法律追究和惩办；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只是因为对反对党“秘密串联”搞窍听，弄得连总统职位都丢了；因为“政见”不同，就允许对政治对手用暗杀手段实行肉体消灭，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准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实际上，毛泽东把林彪事件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也并非对世界上的事情完全懵然无知，也不是想把林彪事件的性质大事化小、减轻一点，而是象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说的，“把世上的一切坏人坏事，都算到资本主义的账上”了。 这种作法，从国际上说，是“冷战时代”的习惯性思维；从国内讲，则是毛泽东从“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路线斗争”出发的政治需要。—— 毛泽东曾经坦承过这一点，不过他可能觉得，这个话，在那个时代对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说，没有必要经常挂在咀上，“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                    2 0 0 5年 5月3 0日    完  稿

「社会性质」问题是一个有浓厚马克思主义色彩、并透过共产国际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而产生的理论传统。陈映真于90年代放下小说创作之后，在大陆、韩国，以及台湾不同世代所提出的「社会性质」论（或论争）的基础上，形成他自己的「社会性质」论。陈映真在80年代即面对的分离主义问题（分离主义的论述以及分离主义的成因），是考察陈映真转入「社会性质」研究的重要媒介；而本文所研究的陈映真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以「社会性质」论为媒介的马克思主义观。

当世俗社会普遍淘汰竹木简犊、使用纸张的时候，道教则在法术仪式活动中广为采用木质简牍，动辄十几、数十甚至上百件，而且还 继承商周秦汉古风，在木简之外又发展出简牍形制的铅券、玉简、金简、银简、铜简及铁简等

本书是京沪五位青年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的思想结晶，也是策划编辑王海龙的成功。五位学者秉承了中式民本主义而非西式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反对把问题归结为"体制"。古今中外的所有国家都需要为解决新问题而不断调整政策，在政策调整中走向进步和文明。

"我将中国的土地储备制度和亨利·乔治联系起来，并不是硬给中国实践带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标签，而是强调：我们要有对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的自我意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我认为就是在中国还有一个社会化资产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而有这个特色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简单地讲公平和进行二次分配，而是在一次分配的基本制度上，和资本主义不同。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理论的框架，一个中国制度创新的自我意识。"

七夕节是中国传统节日，汉魏之际确立之后，一直到唐代，其节日活动主要是以拜星乞巧为主，未有大变。到了宋代，七夕风俗却大为改观，不仅节日气氛空前热闹，而且出现了众多前所未有的节物，如泥孩儿摩㬋罗、谷板、种生等。

“谭中先生指出，已故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对西方许多大学产生了影响。费正清抓住“中国”这两个字大做文章，认为从中国的“中”字可以看出，中国人自高自大，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而别的地方是边缘。谭中先生说他2004年参加在台北举办的第十八届亚洲历史会上，就有三位北美学者再一次提起“中国中心论”，后经过谭中先生的提醒，这些学者才知道原来“中国”一词是译名。” 谭中先生祖籍湖南，1929年生于马来亚柔佛邦，1931年至1954年在中国长大。1955年至印度，并在印度获得了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印度尼赫鲁大学汉语系主任、教授，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顾问。

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努力开创国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新局面

群众路线的决策模式调转了参与的方向，要求决策者主动、持续地深入群众。公众参与模式强调参与是民众的权利，而群众路线模式则强调与民众打成一片是干部的责任。它们不是对立的，本可以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幸的是，当公众参与模式开始吸引人们的眼球时，一份丰厚的遗产却被淡忘了。

世界著名科普作家临终前的最后一部作品

古代西域的龟兹国，即今新疆库车地区。在极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丝绸之路新疆段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道的重镇，宗教、文化、经济等极为发达，此外尚有冶铁业，名闻遐迩，西域许多国家的铁器多仰给于龟兹。

尽管高行健不断强调文学的个人性，强调文学的非政治性和脱意识形态性，他的现代主义选择的根柢就不能不带有显明的政治性。他控诉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戕害，他反对「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他反对民族主义──反对文学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忠诚。这样的思想，占去了他的受奖辞的很大一部份。法国对他的受奖辞的反应恰恰是说其「政治性」很浓厚。

广东贵屿这个村庄自从2004年开始就因为走私进口垃圾被人民网等媒体曝光，5年过去，垃圾依旧。《时代周刊》对中国垃圾回收的看法比《纽约时报》记者要脚踏实地得多。这些图片在各论坛有转载，但说明文字有不确处。

【3月21日】最近一些朋友和记者问我对"重庆实验"看法有无改变。​我看法不变，理由是我去年"重庆实验的三个理论视角：乔治、米德和葛兰西"​一文中如下一段话（再附上中文版，英文在"Modern China"）

安德森教授应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邀请，于2014年3月元19日与26日在清华做两次公开演讲，第二次讲演主题为：东南亚华人认同的悖论。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近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

徐苹芳，扬之水，孙机，尚刚，赵园，许宏，白化文，陈星灿，赵超，刘跃进，赵珩，黄正建，刘扬忠，李零，罗世平，荣新江，陆建德，郑岩，刘玉才，蒋寅等就扬之水《奢华之色》恳谈会笔录

［译者按］2006年是莫扎特诞辰二百五十周年，特在此贴发这篇长文，以致纪念。在汉语文化界，似乎仍然有必要继续加深对莫扎特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认识——因为我们不断在专业人士的行文和爱乐者的谈吐中听到，莫扎特的音乐是“优雅、明亮、舒畅、动听”的代表。朗的这篇通论以雄辩而内行的笔调驳斥了这种被“洛可可－浪漫主义的有色眼镜”所歪曲的莫扎特“形象”。译者曾写过一篇短文“听莫扎特三境”（载《文汇报》2002年5月28日），分析了倾听莫扎特和理解莫扎特的三重境界，结论是，“甚至可以认为，莫扎特音乐的内在性质其实比贝多芬更加‘现代’。因为莫扎特对人性的态度更加暧昧、更加多变，也更加复杂。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像贝多芬那样‘势不可挡’，其骨子里很多时候充满了无奈和阴影。但另一方面，莫扎特即便在对生活产生怀疑的时候，也从来不会陷入绝望或走向暴怒。因为说到底，莫扎特毕竟是启蒙运动的儿子。他的某些精神特质与‘现代人’有缘，但‘现代人’再也不可能具有莫扎特般的宽容、睿智、超脱和达观。”应该承认，朗的论述对笔者的莫扎特理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机会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虽多，但也不会超过全部农民的5%。95%的农民是大田农民，他们以种植粮食维持生活，他们有怎样的诉求，他们的诉求才是我们采取何种土地制度的真正基础。

壹 引言 　　当代中国女性所遭遇的现实与文化困境似乎是一种逻辑的缪误，一个颇为荒诞的怪圈与悖论。一个在五四文化革命之後艰难地浮出历史地表的性别，却在她们终于和男人共同拥有了辽阔的天空和伸延的地平线之後，失落了其确认、表达或质疑自己性别的权力与可能。当她们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了历史进程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域之外。现实的解放的到来，同时使女性之为话语及历史的主体的可能再度成为无妄。 　　勿庸置疑，当代中国妇女是解放的妇女。而且迄今为止，中国仍是妇女解放程度最高、女性享有最多的权力与自由的国度之一。事实上，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行了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废除包办、买卖婚姻，取缔、关闭妓院、改造妓女，鼓励、组织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及就业，废除形形色色的性别歧视与性别禁令，有计划地组织、大规模地宣传妇女进入任何领域、涉足任何职业——尤其是那些成为传统男性特权及特许的领域。政府制定、颁布一系列的法律，以确保实现社会现实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当代中国妇女享有与男人平等的公民权、选举权，全面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享有缔结或解除婚约、生育与抚养孩子、堕胎的权力，及相对于男人的优先权。中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作为规模庞大、遍布全国城乡的半官方机构之一，成为妇女问题的代言人及妇女权益的守护神。这确乎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次对女性的、史无前例的赐与。所谓“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1”。“妇女能顶半边天2”。 　　然而，“男女都一样”，是著对性别歧视的颠覆，同时是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的否认。“男女都一样”的表述，不仅意味著男女平等，而且意味著对男性、女性间的对立与差异的抹煞与取消。当女性不再辗转、缄默于男权文化的女性规范的时候，男性规范（不是男性对女性、而是男性的规范）成了唯一的与绝对的规范。——“男同志能作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于是，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的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女性、女性的话语与女性自我陈述与探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性别差异的消失，而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的。在受苦、遭劫、蒙耻的旧女性和作为准男性的战士这两种主流意识形态镜象之间，新女性、解放的妇女失落在一个乌有的历史缝隙与瞬间之中。这一特定的现实，呈现为历史视域中的悖论：对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解放成为新的压抑形式。解放的中国妇女在她们欢呼解放的同时，背负上一副自由枷锁。应该、也必须与妇女解放这一社会变革相伴生的、女性的文化革命被抹煞、或曰无限期的延宕了。在为强有力的政权所支持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妇女解放是以完成时态写成的。一切女性的苦难、女性的反抗、挣扎、女性的自觉与内省，都作为过去时态成为旧中国、旧世界的特定存在。任何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对女性问题的提出与探讨，都无异于一种政治及文化上的反动。如果说，女性原本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始终挣扎辗转在男权文化及语言的轭下；而当代中国女性甚至渐次丧失了女性的和关于女性的话语。如果说，“花木兰式境遇”是现代女性共同面临的性别、自我的困境；而对当代中国妇女，“花木兰”、一个化妆为男人的、以男性身份成为英雄的女人，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女性的最为重要的（如果不说是唯一的）的镜象。所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3。于是，当代中国妇女在她们获准分享话语权力的同时，失去了她们的性别身份与其话语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後。在1949——1976年（新中国十七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一特定的历史的情节段落中，存在关于女性的唯一“叙事”是，只有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1949年前）妇女才遭受著被奴役、被蹂躏、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命运，她们才会痛苦、迷茫、无助而绝望。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加诸女性的特殊命运，而是劳苦大众的共同命运。所谓“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冬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著咱受苦人，妇女是最底层”。于是，对于女性命运的描述便成了劳动人民、受苦人这一共同命运的指称，一个恰当而深刻的象喻。一旦共产党人的光辉照亮了她（他）们的天空，一旦新中国得以建立，这一苦难的命运便永远成了翻过去的历史中的一页。“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而解放的到来并不意味著她们将作为新生的女性充分享有自由、幸福；而意味著她们应无保留地将这自由之心、自由之身贡献给她们的拯救者、解放者——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她们的必然、唯一道路是由奴隶而为人（女人）、而为战士。她们将不是作为女人、而是作为战士与男人享有平等的、或者说是无差别的地位。于是，解放的中国妇女，在一个以男性为唯一规范的社会、话语结构中，承受著新的无名、无语的重负，承受著分裂的生活与分裂的自我：一边是作为和男人一样的“人”，服务并献身于社会，全力地，在某些时候是力不胜任地支撑著她们的“半边天”；另一边则是不言而喻地承担著女性的传统角色。新的法律和体制确乎使中国妇女免遭“秦香莲”的悲剧，但却未能解脱、甚或加剧了花木兰式的困境：一个分裂的空间，双重的、同样沉重而虚假的性别角色。 　　如果说，当代中国女性之历史遭遇呈现为一个悖论：她们因获得解放而隐没于历史的视域之外；那么，另一个历史的悖论与怪圈则是，她们在一次历史的倒退过程中重新浮出历史的地平线。1976以後，伴随著震动中国大陆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思想解放运动，在一个主要以文学形态（伤痕文学、政治反思文学）出现的、有节制的历史清算与控诉之中，女性悄然地以一个有差异的形象——弱者的身份出现在灾难岁月的视域中，成为历史灾难的承受者与历史耻辱的蒙羞者4。不再是唯一的男性规范中难于定义的“女人”，而是男权文化中传统女性规范的复归与重述。似乎当代中国的历史，要再次凭借女性形象的“复位”，来完成秩序的重建，来实现其“拨乱反正”的过程。在难于承受的历史记忆与现实重负面前，女性形象将以历史的殉难者、灵魂的失节者、秩序重建的祭品，背负苦难与忏悔而去。甚至关于张志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十亿人众之中唯一的勇者、唯一的抗议者、真正的女英雄——的叙事话语也是：“只因一只彩蝶翩然飞落在泥里、诗人眼中的世界才不再是黑灰色的。5” 解放女性之自由枷锁在关于性别差异的话语中碎裂了，但这一关于女性的话语却是建立在微妙的性别歧视与女性之为“第二性”的基础之上的。新的解放伴著“熟悉”的压抑不期然而临。随著同心圆式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消弱，在社会的现实生活及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在世俗神话及大众传播媒介中，形形色色关于女性的侵犯性、歧视性的行为和话语开始以公然的、或隐晦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可悲的是，这一关于女性的历史性倒退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女性的默许、甚或配合。事实上，在漫长的男性规范作为唯一的行为与性别规范的岁月中，在分裂的自我与双重性别角色的重负下，多数妇女已对空泛而虚假的“妇女解放”的现实与话语感到了极度的疲惫与厌倦。另一方面，由于本应伴随著妇女解放运动而到来的女性的文化革命的“缺席”，以及性别差异的抹杀，使大多数妇女对于自己的精神性别充满了困惑、无知与茫然。于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诡计与悖论，结束了“男女都一样”的时代，结束了男性规范作为施之于男人和女人的、唯一的规范之後，性别差异的重提使女性写作、女性作为话语主体的重现成为可能；这一倒退与坠落的时刻竟成了女性再次浮出历史地表的契机。 　　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女性自陈首先以反抗者的声音与形象出现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视域之中。“女人不是月亮，不靠反射男人的光辉来照亮自己。6” 继而发展成为在社会反思和社会批评的共存女性的乌托邦式梦想。相对于此时期其它的社会、文化进程而言，女性的自觉、女性自我的出现是极为艰难、缓慢的，同时充满了误区与歧路。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女性终于再度浮现，她们在自我质疑、自我陈述、甚或自我否定中困难地开始对自己精神性别的确认与对自己现实遭遇及文化困境的呈现。她们作为话语主体再度开始对男权文化的黑海和女性的历史雾障的涉渡与穿越。尽管此间的女性话语仍是混乱杂陈的，女性的本文仍充满了裂隙。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同五四时代的一个偶句，女性的再次觉醒、女性反抗、异己之声音的再次出现，又一次伴随著中国结束封闭、向著世界敞开国门的历史进程。但是和五四时代不同，尽管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父权、极权时代的牺牲品和反抗者，尽管同是一次“历史性的弑父行为”的参与者；但这一次女性与男性之间并未能如同“少年中国之子”和五四之女那样结为伙伴与同谋。这一次女性的反抗之声是微弱的，它在空旷的女性原野上播散，几乎没有回声。甚至对于女性，女性的反抗与女性主义的声音也显得如此怪耽、陌生而异己。它必须面对的是社会性的无视、冷漠，甚至是敌意与歧视。如果说1976——1979之间，中国社会经历著一次旧秩序的破坏与新秩序的重建；那么，似乎这一新秩序的内容之一是男权的再确认。而伴随改革开放及商业化进程的加快，男权与性别歧视也在不断地强化。女性的社会与文化地位经历著或缓慢、或急剧的坠落过程。然而，女性的自我与自陈也在这一过程中渐次走向成熟。 　　事实上，在中国大陆所经历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7”的过程中，女性因其日渐自觉的性别意识与独有的性别遭遇，首先觉悟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困境，正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为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典型情境：西方世界在其经济与文化渗透的同时，成为一个携带著巨大的历史阉割力的“异己”（the other）者。在世界文化语境中，种族的遭遇正成为民族视域中女性性别经历的异质同构体。“解放”之女性的自陈正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之历史遭遇的象喻。于是，“只有一个太阳”8，但它带来的未必是光耀与辉煌。自觉或不自觉地，女性写作成了民族文化反抗及其文化的“生死搏斗9”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贰 '电影中的女性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以1949年作为划分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史的年代无疑是准确而恰当的。因为1949年发生于中国大陆的，不仅是政治的剧变与政权的易主；一系列社会剧变的结果，是使中国历史发生了新的断裂。1949年以後的中国文化、文学、艺术不复为後五四文化的延续，而成为断裂之後的一次从零开始。所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章。10”悄然出现在40年代的女性文学同样悄然地消失了，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它们甚至不复出现在文学史上；于30—40年代已然具有成熟形态的中国电影成了一阙断音。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在其起始处，其参照的唯一蓝本是新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它们是以不同的朴素而幼稚的艺术语言完成的对这一权力话语的重述与再确认。于是，在由1949——1959年、从无到有、渐趋完善的革命经典电影形态中，逐渐消失了的，不仅是男性欲望视域中的女性形象；而且在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及其一套严密的电影的政治修辞学中，逐渐从电影的镜头语言中消失了的欲望的目光。如果说，欲望视域和欲望语言的消失，成功地消解了内在于好莱坞式的经典电影叙事机制中的、特定的男权意识形态话语：即，男性欲望、女性形象、男人看、女人被看的镜头语言模式11；然而这并不意味著这一革命经典电影模式是非男权的、或反男权的。恰恰相反，它正是经过修正的、由强有力的父权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叙事形态。一方面，这一新经典电影几乎无例外地呈现为权威视点（当然是男性的、尽管不是男性欲望视点）中的女性被述，而不是女性自陈；另一方面，女性形象不再作为男性欲望与目光的客体而存在，她们同样不曾作为独立于男性的性别群体而存在。电影叙事中欲望的语言及人物欲望目光的消失，银幕上人物形象呈现为非性别化的状态。男性、女性间的性别对立与差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物间阶级与政治上的对立和差异。同一阶级间的男人和女人，是亲密无间、纯白无染的兄弟姐妹。他们是同一非肉身的父亲——党、人民的儿女。他们是作为一个共同的叙事形象、或曰空间形象而存在的。正是这类模糊了性别差异的叙事造成了欲望的悬置，并将其准确地对位、投射于一个空位、那位非肉身的父亲：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及共产主义事业。它成功地实现了一个阿尔图塞所谓的意识形态“询唤”12，一种拯救者向被拯救者索取的绝对忠诚。无性别或非性别的人物形象与叙事同时实现著对个人欲望及个人主义的否定与潜抑，在这一革命经典叙事形态中，任何个人私欲都是可耻而不洁的，都将损害那份绝对忠诚。 　　在这一高度政治象征化的革命经典叙事中，引人注目的是女性的“新人”形象。那是翻身、获救的女性，和这些解放的女性终于成长而为的女战士、女英雄。事实上，这两种女性的“新人”形象出现在新中国最早的电影作品《白毛女》（水华、王滨导演，1950年）和《中华女儿》（凌子风导演，1950年）之中，成为两种基本的女性类型形象，并成了中国当代电影中关于女性叙事（1949——1979年）的基本原型。其间女性仍置身于为光明王国（共产党人）和黑暗王国（以国民党为代表）所争夺的价值客体的位置上。她们注定历经苦难，被侮辱、被损害，直到一个男性的共产党人将她们救赎出苦海13。她们将在一个乌有的历史缝隙中获得她们的精神性别，享有一个解放的妇女、一个新女性的自由与权力。然而，获得是为了再度奉献，她将成为一个巨大群体中非性化的一员，作为一个化妆为男人的女人，一个消融在群体中的个体而成长、凸现为英雄——一个“女”英雄。（《红色娘子军》谢晋导演，1959年。《青春之歌》崔嵬导演，1959。）这一革命的经典叙事模式，在其不断的演进过程中，发展而为一个不知性别上何物的女性的政治与社会象征。那时是“铁胳膊、铁腿、铁肩膀”的“铁姑娘”，那时是“站在高坡上，穿著红衣裳，挥手指方向”的“女性”共产党人。在女性伸展与解放的身体形象下，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潜抑力与整合力。1965年以後，当代中国电影中充满了鳏、寡、孤、独的人物形象。此时，遭到潜抑与放逐已不只是女性的精神性别，而且是人物的血肉之躯。 　　与此同时，一个始终被延用的经典女性原型是母亲、地母。在当代中国电影特定的编码系统和政治修辞学之中，母亲形象成为“人民”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之核心能指的负荷者，一个多元决定的形象。在革命经典电影的叙事中，她与另一个核心能指共产党人成为一组相映成趣的被拯救者、拯救者、拯救者、被拯救者的互补关系。作为“人民”、劳苦大众的指称，她同样置身于苦井的最底层，期待著、盼望著共产党人将她救赎出来，得见天日；同样作为“人民”的指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动力。”14），她是历史的原动力与拯救力，她是安泰、共产党人的大地母亲。（《母亲》，凌子风导演，1956年，《革命家庭》，水华导演，1964年）。她是传统美德——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呈现者。母亲形象所负荷的无言的承受、默默地奉献，又成为当代中国唯一得到正面陈述与颂扬的女性规范。事实上，正是母亲形象成了一座浮桥，连接起当代中国两个历史时期（1949——1976年，1976年——至今）关于女性的电影叙事。 　　事实上，当代中国主流电影正是凭借著女性表象由战士而为母亲的历史性後退动作，完成了其意识形态与叙事模式的转换。在谢晋影片《啊，摇篮》（1979年）中，一个充分男性化（同时被影片呈现为女性的异化形式）的女军官，因再度复苏、萌动了母爱，而成了一位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她终于从历史的、画面的前景撤入後景之中，将广阔的前景、历史的空间归还给男人。尽管出现在影片结局中的仍是异姓的、非血缘的一家人，但作为同一叙事模式的反转，不再是破碎的家庭将女人抛出了传统的轨道、投入了历史的进程；而是通过家庭的重组回收了离轨的女人。新时期主流电影通过女性表象的复位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拨乱反正”的过程。再一次，“摇摇篮的手，摇动世界。”此间，叙事艺术中的女性、母亲、地母形象仍是超负荷的、或曰多元决定的。她们分别、或同时承担著历史控诉、历史清算（白桦小说《妈妈啊，妈妈》）、历史的拯救与想象性的抚慰（谢晋《天云山传奇》，冯晴岚，1979年，水华《兰色的花》，大娘和妞妞，1979年，谢晋《牧马人》，李秀芝，1981年）、不堪重负的忏悔（《天云山传奇》，宋薇），历史的蒙难者与祭品（冯晴岚、谢晋《芙蓉镇》，胡玉音，1987年）等多重编码。女性再度成为经典编码与传统意义上的“空洞的能指”，其所指、意义将参照并依据男人来界定。她们遭劫难、被审判，她们背负、忍受、罹难，这一切都为了男人、历史的获救与赦免。女性仍未呈现在男性欲望的视野中，她们作为女人出现在历史的视野中，是为了再度被放逐出历史之外，通过这放逐式，人们（男人）将得以放逐历史的幽灵，并在想象中掩埋灾难时代的尸骸。一如在1949——1976年的主流电影中，女人、性场景始终作为“结构性缺席”，成为影片政治叙事中的“另一场景”；此时，女人、性场景的出演，则成了“另一场景”——现实政治困境的指称，以及对这一困境的想象性解决。 而在1979年前後出现于中国影坛的第四代，则以另一种方式来处理影片中的女性表象。如果说，第四代的意义正在于对主流电影样式及其艺术——政治工具论的全线突围，而他们孱弱、哀婉的抗议与控诉，终于只成就了一些“大时代的小故事”；那么，在第四代的影片中，女性形象成了历史的剥夺与主人公内在匮乏的指称，成了那些断念式的爱情故事中一去不返的美丽幻影（黄建中《如意》，1982年，“各自手执一柄如意，而始终未能如意。藤文骥《苏醒》，1981年）。在那些凄楚的、柏拉图、或乌托邦的爱情故事中，理想的寄寓洗去了欲望的意味；叙境中的女性甚至不曾被指认（杨延晋《小街》，1980年）。在美丽的女神和美丽的祭品之间，女性表象成了第四代被政治暴力所阻断的青春梦旅、为历史阉割力所造成的生命与人格匮乏的指称。 　　正当第四代给影坛带来几缕清新的风、几颗清澈、却失落了灵氛的星时，历史、文化反思运动，作为新时期又一次颠覆性的文化革命，以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及其潜在的文化矛盾席卷了中国大陆。此间中国大陆所经历的结束浩劫时代、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命运，决定了这一历史、文化反思运动是五四文化革命的精神延续，是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潜在参照系展开的、对封建文化、历史惰性的再清算与再批判，以期为现代化进程开路；同时决定了它是对五四运动的悖反，是民族的寻根、传统的再认识，是穿越五四文化裂谷的尝试，是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对西方经济、文化渗透的抵御和反抗。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在叙事性作品中大量涌现的女性表象，再度成为与女性生存、女性真实无涉的“空洞的能指”、或曰男性历史的“想象的能指”。作为又一次历史的诡计，它成了再次针对女性的文化倒退与反动。在历史清算与文化寻根的悖论式努力之中，女性表象将又一次为男权世界偿还历史债务。寻根作品的基本母题之一是：干涸、无水的土地、饥渴、无侣的男人，作为叙境中的两个主要角色；寻找水源争夺女人作为民族（男人）生存寓言的情节主部；年长的、有权势的、丧失了生育力的男人、父亲独占了女人的故事，成了东方杀子文化与历史阉割力的象喻，歌声成了水源、女人象喻性的替代。寻根作品中的一部因之而成了种族死灭的寓言。而在寻根作品的另一个母题：象（图象）与字（文字）的对立，表现在文字、语言、历史之外，万古岿然的自然、空间；其中，女人——“宽臀大乳”的女人成了自然的指称，成了原初生命力的象征，成了毁灭性的历史之外的人类（种族）的拯救力。于是，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中出现了某种人类文化学式的叙事范型，男人间交换（或拒绝交换）女人的故事被再度讲述。在这一时期（1982——1985年）的第四代作品中，在他们共有的“文明与愚昧”的主题中，女人成了愚昧的牺牲、文明的献祭、历史的演进与拯救；成了第四代文化死结的背负者（丁荫楠《逆光》，1982年，滕文骥《都市里的村庄》1982年，《海滩》，1984年，胡柄榴《乡情》，1981年，《乡音》1983年，吴天明《老井》1985年，颜学恕《野山》1987年。）此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第四代的导演们将欲望与压抑的故事、将典型的男性文化困境移置于女性形象。（谢飞《湘女萧萧》1984年，黄建中《良家妇女》1984年，《贞女》1986年），女人又一次成了男人的假面。 　　第五代于同一时期出现在中国影坛上，几乎立刻进入了世界文化视野。在其早期创作中，第五代以拒绝女性形象、拒绝叙事（拒绝“时间”，同时拒绝男人与女人的故事），拒绝进入文化、历史的象征式，拒绝与主流电影、主流文化作出任何妥协。第五代的经典之作由是而成了“子一代的艺术”。事实上，第五代将文化反思运动的内在矛盾推到了极致。于是，为了彻底解脱这一困境，第五代在其解体（1987年）的同时，仍必须借助女性表象来重新加入历史、文化与叙事。正是在第五代的部分作品中，男性欲望的视野终于再次出现，并且因男性欲望的目光将女性指认为一个特定性别的存在。女性在男人欲望的视域中再度浮现。部分得益于此，第五代的作品跨越了1949年政治变迁所制造的历史断裂，完成了与中国电影传统的对接，并成功地闯入了世界影坛。男人之于女人的欲望视域首先呈现在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1987年）之中。女人的进入，不仅为第五代提供了悬置以久的象征性的成人式，解脱了其“子一代”无名、无语的状态，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叙事之复归的契机。继而在另一位第五代导演周晓文的商业作者电影《疯狂的代价》（1988年）中，女人出现在男人窥视、渴欲而又恐惧的视域之中。女性形象的复现是为了完成一次想象性的放逐，完成对男性文化及困境的呈现与消解。 　　正是在1987年前後，商业化大潮第一次冲击了中国大陆，当代中国文化、电影历史地面临著一种新的“异己”者。一如当代中国女作家们从自己独特的性别体验中，悟到了後殖民主义文化中，种族与性别命题的同构及相关；中国大陆的艺术电影制作者则在其生存困境中领略了这第三世界文化的“逃脱与落网”之途。和同时期女作家以性别的叙事作为民族文化的抗争不同，此後第五代的创作呈现为一种文化屈服和民族文化的、“内在的自我放逐”的历程。他们必须将这一咄咄逼人的“异己者”的视点内在化，同时将民族的历史、经验与体验客体化。其中，张艺谋的《菊豆》（1989年）、《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 年）、陈凯歌的《边走边唱》（1991年）、《霸王别姬》（1993年）成为这类趋向中的典型之作。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男主角的视觉缺席、多进四合院、古典建筑博物馆式的空间的入主，成群妻妾间的争风吃醋作为中国式的“内耗”与权力斗争的象喻，负荷著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历史反思的内涵；而在西方的文化视域中，却成了欲望主体、欲望视域的发出者的悬置，成了可供西方观众去占据的空位。东方式的空间、东方故事、东方佳丽共同作为西方视域中的“奇观”（spectacle）,在“看”、被看、男性、女人的经典模式中，将跻身于西方文化边缘中的民族文化呈现为一种自觉的“女性”角色与姿态。 参 '女性的电影 　　作为当代中国女性文化及生存困境最为直接的呈现，是当代中国无疑拥有全世界最为强大、蔚为观止的女导演阵容：执导了两部以上影片、迄今仍在进行创作的女导演多达三三十余人，成为各大电影制片厂创作主力的十余人，具有不同程度的世界知名度的女导演亦有五、六人之多（诸如黄蜀芹、张暖忻、李少红、胡玫、宁瀛、王君正、王好为、广春兰等）；然而在新中国四十余年的电影史上，可以称为女性电影的影片如果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凤毛麟角的。在大部分女导演的作品中，制作者的性别因素无论是在影片的选材、故事、人物、叙事方式、镜头语言结构上，都是难于辨认的。和当代女作家不同，在绝大多数女导演的作品中，创作主体的性别身份甚至绝少呈现为影片的风格（所谓“女性清丽、越轨的笔致”15）成因之一。除却笔者在上文中所论及的政治与文化的压抑因素外，存在于当代中国电影从业人员中的、一种普遍而深刻的偏见、或曰常识、或曰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是：女导演——这些幸运地跻身于男人的一统王国中的女人——的成功表现为，她们能够制作“和男人一样”的影片，她们能够驾驭男人所驾驭并渴望驾驭的题材。换言之，女导演，是一种特定的花木兰式的社会角色，是一些成功地妆扮为男人的女人；她们愈深地隐藏起自己的性别特征与性别立场，她们就愈加出色与成功。相反，“暴露”了自己的性别身份，或选取了某些特定题材、表述某种特定的性别立场的女导演，则是等而下之者，自甘的二、三流角色。而电影界与当代中国知识共同拥有的“信条”之一是，女性命题、女性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是一种过份的文化与精神奢侈；远非一个应列入社会、文化之“议事日程”的条目。于是，大部分女导演在其影片中选择并处理的，是“重大”的社会、政治与历史题材；几乎无一例外的，当代女导演是主流电影、或“艺术电影”的制作者，而不是边缘的、或反电影（anti-cinema）尝试者与挑战者。 　　笔者依据其影片将当代中国女导演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重要的主流电影、或艺术电影的制作者，是成功的“男性扮演者”。我们无法根据她们的影片来判断其制作者的性别。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公开地、或间接地表示她们对女性主题、女性电影的漠视或轻蔑。其中王苹堪称当代中国女导演的先驱者与代表人物。和大多数第三代导演一样，王苹是十七年主流电影的制作者。由于她是十七年电影创作中唯一的女导演，影评人常因其性别身份而发现其影片的“艺术风格以自然、细腻、抒情而著称，主调明朗，意境委婉优雅而不失于纤巧。”16但事实上，在王苹影片中，制作者的性别特征是无法、至少是难于指认的，它被人们论及的唯一依据是导演——电影作者的“签字”、署名。相反，王苹影片的基本特色是那种政治工具论式的社会呈现，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感召力。其代表作《永不消失的电波》（1958年）、《槐树庄》（1962年）、《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年），以及她参与执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片《东方红》（1965年）堪为有力的佐证。成为王苹强有力的後继者的，是王好为、广春兰、石小华、石蜀君等等一系列女导演的创作。 　　她们作为中国各大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主力，是当代中国主流电影的制作中的姣姣者。其中王好为八十年代的重要作品《迷人的乐队》（1982 年）、《失信的村庄》（1984年），分别以富裕起来的农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及共产党员如何重新确立自己在群众中的信誉为主题，均获文化部颁发的电影政府奖，後一部被指定为共产党整党学习中的必观片。事实上，在类似的影片中，王好为比同时代的男导演更为出色而娴熟地驾驭了社会主义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成功地在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结构出一部社会情节剧式的故事。流畅的线性叙事、经典的镜头语言、健康、乐观的喜剧感，使她的影片成了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范本之一。而作为一个“特例”的女导演广春兰，则作为天山厂——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影制片厂最重要的（如果不说是唯一重要的）的导演，创造了主流电影的一个特殊类型，一种颇具“少数民族特色”的歌舞片叙事法。较之于男导演，其中的女性形象是甚至是更为定型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准确地说，是对于影片社会教育功能充分实现的追求成为广春兰创作中压倒一切的显著特征。 　　而同样作为成功的抹去了自己行别特征的女导演，更为年轻的一代人则以自己的作品加入了中国新电影的创作。第五代导演中後起的、但无疑是其中姣姣者的李少红堪为代表。她的根据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 '马尔克斯的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改编的影片《血色清晨》（1990年），无疑是後89中国电影中的杰作之一。其中陈陋、颓坏、因之而至为残酷的社会仪式，“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式群体，经典的“看客”般的社会心态，文化文物化式的死灭过程，在此片中得到了完美而有力的呈现。其後她的新作《四十不惑》（1992年）则成为近年来中国城市电影中最为贴切、精到的一部。但在她的作品中，女性显然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的关注与呈现。以自己作品的艺术及社会主题的强有力呈现，得以与同时代的男导演比肩，无疑是李少红的骄傲；然而在这成功与骄傲的背後，却不无一种有意无意的性别矫饰，不无对自己的性别、自己所属的性别群体的生存状态及其艺术表述之无言中的无视，间或是轻视或轻蔑。 　　事实上，中国当代女导演及其作品的第二种类型所表现的当代女性的文化困境，更典型而有趣。八十年代中後期，伴随著女性在文化视域中的再度浮现，伴随著一种新的反抗或曰抗议性女性文化雏型的出现，几乎构成一个小小的电影创作思潮的，是一批中年女导演拍摄的、充分自觉的“女性电影”的产生。她们是王君正（《山林中头一个女人》，1987年、《女人 'TAXI '女人》，1990年）、秦志钰（《银杏树之恋》，1987年、《朱丽小姐》，1989年、《独身女人》1990年）、鲍芝芳（《金色的指甲》，1988 年）、武珍年（《假女真情》，1988年电视连续剧《女人们》1990年）、董克娜（《谁是第三者》，1988年，《女性世界》1990年）。“女性特色”第一次成为中年女导演们共同的自觉追求。于是，儿童的、女性的、清新或哀婉的题材与故事便再度不言而喻地成为女导演的选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陆小雅拍摄了《热恋》（1989年）、王好为拍摄了《村路带我回家》（1990年、《哦，香雪》（1992年），广春兰拍摄了《火焰山来的小鼓手》，1992年。）然而，有趣的是，这些由女导演拍摄的、有著“自觉的”“女性意识”的、以女人为主人公的影片中，不仅大都与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一般无二，而且电影叙事人的性别视点、立场含糊、混乱；在这些关于女性的影片中，女人似乎愈加成为“不可见”的雾障或谜团，成为混乱、杂糅的话语场；在女性表象出演的地方，制作者试图表达的某种关于女性的真实似乎更深地消隐在不可知、不可解的矛盾表述之中。女性制作者突破主流意识形态、或经典男权话语、完成自觉的、反抗或抗议的女性自陈的努力，大都呈现为一次逃脱中的落网。她们的影片常以一个不“规范”的、反秩序的女性形象、女性故事始，以一个经典的、规范的情境为结局；于是，这些影片与其说表现了一种反叛、或异己的立场，不如说是一种自觉的归顺与臣服，一种由女性表达的、男权文化的规范力。影片充满了自知的女性的不自觉、女性的　区与盲点。她们常在逃离一种男性话语、男权规范的同时，采用了另一套男性话语，因之而失落于另一规范。叙事的窠臼成就了关于女性表述的窠臼。不是影片自觉地呈现了某种女性文化的、或现实的困境，而是影片自身成了女性文化与现实困境的牺牲品。究其成因，大约有二：一、这些影片的女性制作者并未能建立一种真正自觉、自省的女性立场，她们大都持有某种本质论的女性观，大都保有某种经典的道德判断与性别价值判断。女性命题与女性形象的历史空白造成了一种深刻的女性自我意识与性别意识的混乱与无知，这一切成了女性电影中女性怪圈的历史成因。其二，大部分女导演的作品大都止步于塑造“正面女性形象”，而始终不曾成为一种话语的与文化的反抗或颠覆。经典叙事模式与镜头语言模式的选用，先在决定了她们的逃脱注定是又一次的落网。制片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决定了、或曰加剧了这一电影表达的困境：大部分女导演多与男性的编剧与摄影合作制作影片。（一个古怪而有趣的现象是，当代中国拥有众多的女导演，却极少女性的电影摄影师，其中出类拔萃者更是凤毛麟角。）于是，男性提供的剧本先在地确定了影片的故事结构、主题表述及其价值或道德的判断；而更为重要的是，摄影师作为“画面——电影真正的本文”的营造与提供者，其性别身份决定了影片的观看方式与观看角度；这类女性电影的某些画面或镜头段落由是而成了对影片之情节及导演意图的反讽与滑稽模仿，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错位。 这些女导演的影片因之始终只能是主流电影的装饰品与补足物。在这类影片中，王君正的《山林中头一个女人》和鲍芝芳的《金色的指甲》堪为其代表。在《山林中头一个女人》一片里，女性的文化混乱首现表现为叙事视点的混乱。影片中有著一个第一人称叙事人：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为了她的剧本前往大森林收集素材，一个老男人、老伐木工给她讲述自己的恋人、一个叫小白鞋的、美丽、病弱的妓女的故事。她死于一个恶男人的无耻与粗暴。一个熟悉的、女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但在影片的视觉呈现中，小白鞋却是由女大学生的扮演者出演的。于是，人物化的叙事人的存在、主观视点的因素，便使这种呈现方式具有了叙事人（当代女性）以人物身份、经历（妓女）自居的寓意；但这显然不是制作者本意所在，但它却无疑成了某种女性心理、至少是潜意识心理的呈现与表述。而影片的後半部分，则脱离了前面的叙事视点格局，在老伐木工不在场的前提下，将述了另一个女人、一个名叫大力神的妓女。她显然是一个为制作者所厚爱的人物，她身强力壮、心直口快、刚烈果敢，敢于男人对抗。但她的故事迅速转入了一个经典的女性慷慨的自我牺牲的格局之中，一个由母爱而为性爱、一个无穷贡献而被无尽索求的女人；影片的结尾处，她跪倒在山崖上，跪倒在她为之牺牲了一切、而给予她的只是剥夺的男人身边，对天盟誓：要为他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她便是“山林中头一个女人”。这无疑是又一个熟悉的形象：一位大地母亲。她的全部意义与价值在于贡奉、牺牲，以成全男人的生命与价值。大力神之于地母原型的落网，无疑抹去或消弱了制作者本义中关于强有力的女人与孱弱的男人的人物格局，因为这个强女人只能通过那个孩子般的男人才能获得、实现她生命的全部、也是唯一的意义：为他成家立业、生儿育女。《金色的指甲》则由于选取了现代生活题材、由于影片一度因其“不道德”的色彩而遭禁，而显得更为复杂而有趣。影片取材于一位女性的报告文学作者向娅的纪实作品《女十人谈》，一部十个有著不寻常、不规范、或不“道德”的婚姻、家庭、性生活的女人之自述。而影片的制作者则将其结构为一部生活彼此相关的女人的情节剧。一如影片的片名所呈现的，在这部女人的影片中女性成了具有某种色情观看价值的银幕表象；性爱的故事在影片中被改写为道德的故事——一种不规范、但溯本还原的道德的故事；而女人的事业、奋斗却成了女性遭压抑的欲望的病态发露与变相索求；女人间的情谊成了女人对另一女人色相的利用与嫉妒；开放的婚姻成为女人拴牢男人的策略。影片终结于一个太过经典的大团圆结局——婚礼之上，不规范的女人有了规范的位置；片中唯一一个未得归宿、婚姻的女人，则与一个片中无名的男人结伴、比肩而去。在影片的最後镜头段落中，这对男女共撑著一柄红伞，走过马路上一道宽宽的斑马线。在俯拍镜头中，斑马线的条纹（秩序的能指）充满了画面。于是，这部女性制作的、有著极度女性自觉的影片便成了一部空前“反动”的电影；成了新时期男权秩序重建中一次有力的助推。 　　为数不多的女导演及其创作，构成了当代中国女性电影的第种类型。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两位女导演——张暖忻、胡玫便以她们各自作品预示了一个朦胧的中国女性电影的前景。在她们的处女作《沙鸥》（1981年）和《女儿楼》（1984年）中，不仅女性形象成为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而且一种清新、哀婉的电影叙事语调成了影片重要的风格元素与特征。如果说，在当代文坛，众多的女作家对其作品“女性风格”追求与营造间或成为一种刻意的、或不得以而为之的女性策略；那么在影坛上，女性风格的出现则成为一次历史性的进步与开端，成为“不可见的女性”艰难浮现中的一步。因为，对女作家们说来，女性文学与女性写作有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至四十年代达到充分成熟的传统，有著自七十年代末开始得到不断翻译、介绍的西方女性文化及女性理论的助力；她们的创作历史地成为跨越时间的对接与超越空间的对话。而对于当代女导演说来，她们所面对的，是中国女性电影传统的空白与对西方女性理论及创作的隔膜。作为第四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暖忻在其《沙鸥》中，将第四代的共同主题：关于历史的剥夺、关于丧失、关于“一切都离我而去”，译写为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我爱荣誉甚于生命”的女人。而在这部影片中，女主人公沙鸥甚至没有得到机会来实现对主流文化中关于女性的二项对立、或曰二难处境——事业、家庭、“女强人”、贤内助的选择、或背负这一女性的困境。历史和灾难永远地夺去了一切。一切便只是无法实现的“可能”而已。“能烧的都烧了，只剩下大石头了。”在一个废墟般的生命中便无所谓“女人”。而在她的第二部作品《青春祭》（1986年）中，女人在历史遭遇与民族文化差异之中觉悟到自己的性别，但这觉悟带来的也只是更多的磨难、更大的尴尬而已。在第五代导演胡玫的《女儿楼》，一切只是朦胧，只是朦胧中的流逝，只是女主人公心中一份残缺的迟暮之感；女人的经历与体验在一个灾难的大时代甚至不能成为一处角隅，一张完整的、褪色的照片。然而，既使在这两位导演的作品中，女性朦胧、含混的自陈、影片特定的情调与风格，也并未成为一种自觉、稳定的因素；在此後张暖忻的《北京，你早》（1990年）和胡玫的《远离战争的年代》（1987年）及其一系列商业片中，这缕尚可指认的女性印痕几乎完全消失了。 　　在当代中国影坛，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女性电影”的唯一作品是女导演黄蜀芹的作品《人 '鬼 '情》（1987年）。这并不是一部“激进的、毁灭快感”17的影片。它只是借助一个特殊的女艺术家——扮演男性的京剧女演员的生活象喻式地揭示、并呈现了一个现代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女艺术家秋芸的生活被呈现为一个绝望地试图逃离女性命运与女性悲剧的挣扎；然而她的每一次逃离都只能是对这一性别宿命的遭遇与直面。她为了逃脱女性命运的选择：“演男的”，不仅成为现代女性生存困境的指称与象喻，而且更为微妙地揭示并颠覆著经典的男权文化与男性话语。秋芸在舞台上所出演的始终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经典的男性表象、英雄，但由女人出演的男人，除却加深了女性扮演者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性别指认的困惑之外，还由于角色与其扮演者不能同在，而构成了女性的欲望、男性的对象、女性的被拯救者、男性的拯救者的轮番缺席；一个经典的文化情境便因之永远缺损，成为女人的一个永远难圆满之梦。秋芸不能因扮演男人而成为一个获救的女人，因为具有拯救力的男人只生存于她的扮演之中。男人、女人间的经典历史情境由是而成为一个谎言，一些难于复原的残片。 　　今日之中国无疑正经历著一次历史性的巨变，正在艰难地通过一个历史的隘口。在急剧的现代化与商业化的过程中，女性的社会与文化地位正经历著悲剧式的坠落过程。中国的历史进步将在女性地位的倒退过程中完成。一种公然的压抑与倒退，或许将伴随著一次更为自觉、深刻的女性反抗而到来。其间，女性或许将真正成为“可见的人类”18中的一部？女性的电影、电视或许将作为一种边缘文化而成为新生的公共空间中的一元？可能。但笔者尚未敢乐观并断言。    肆 '注解   1、毛泽东1964年6月畅游十三陵水库时对青年的谈话。引自《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年。 2、毛泽东语。引自《最高指示》，1968年。 3、毛泽东《为女民兵题照》，《毛泽东诗词选》 4、可见诸影片《天云山传奇》、《小街》、《如意》。 5、雷抒燕诗《小草在歌唱》。 6、白溪峰所作的话剧《风雨故人来》。 7、[美]F '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年6期。 8、张洁长篇小说名。作家出版社。1989年。 9、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 1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76年。 11、[英]参见劳拉 '莫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周传基译。文化艺术出版社《影视文化》第一期。 12、[法]路易 '阿尔图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3、4期。 13、参见笔者与孟悦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7年版。P930。 15、鲁迅论萧红作品时的语句。後成为讨论女性作品时的套话。 16、朱玛主编《电影手册》。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省电影发行公司。1980年版。 17、劳拉 '莫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 18、语出自贝拉 '巴拉兹《电影美学》。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