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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全球化市场极端主义的垮台给亚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为自己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比较公平的经济关系。美国作为两边都靠大洋的国家，必须对待亚太国家作为平等的亚太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这个秩序让经济民族主义变得不需要。

　　中国作为亚太区域未来最大的经济体，应该在这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发挥关键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必须眼光放得远一点，不要局限于加入正在走向衰落的全球出口市场经济，提供一个国内发展的模式，对外贸易被重新放回经济中本来的地位上，而不是现在全部以消费为唯一考虑。中国朝这个方向前进的第一步就是摆脱美元霸权，通过发放主权信贷项目推动国内发展。

德国小说家与法国社会学家就新自由主义把政治倒退成功地变成社会进步的标准，以及就启蒙运动在欧盟中这两大文化的命运交流意见。

今年12月1-4日的巴塞尔迈阿密海滩艺博会又卖出了一批货。作者Blake Gopnik,虽然欧美各国经济都有问题，但根据artiprice.com统计，今年上半年全世界艺术品销售额达到58亿美元，比去年增长34%

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了民国文人的生活?

中国法律历史的研究多偏重理论、表达或制度，而我近20年的研究则一贯强调从诉讼档案出发，亦即从法律实践的记录出发，由此来提炼分析概念。“实践”在这里表述的是三个交搭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含义：相对理论而言的实践、相对表达而言的实践、以及相对制度结构而言的实践（或实际运作）。“实践历史”则不仅包含这三种实践的历史，也包含它们经过与理论、表达和制度之间的互动而体现于实践的历史。此讲首先将分别以 中外法律史实例说明实践历史的含义。然后，用作者自己的一些分析为例，说明从实践历 史提炼分析概念的研究方法。

全球化的时代环境和单极性的世界权力结构之中的“中国崛起”，必将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来挥之不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视角”。 21世纪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最热门的话题除了“美国研究”之外，恐怕要数“中国研究”了。 “中国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目前已经跨越了单纯区域研究或者国别研究的小圈子，正在全面地影响比较政治研究、外交史研究、战略研究、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 研究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研究领域，成为了可能修正、发展甚至颠覆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课题之一。全球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中国热”，不仅聚焦 在中国的国际行为以及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的各种变量分析，同时也聚焦在世界与中国的互动进程和应该具有的互动模式本身究竟将如何维持或改变世界秩序与人类 的未来。毫无疑问，全球化的时代环境和单极性的世界权力结构之中的“中国崛起”，必将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来挥之不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视 角”。 　　“普林斯顿争议” 今年1月以来，围绕着“中国崛起”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美国学界出现了两篇不同的文章。一篇 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资深教授阿隆·弗里伯格（Aaron Friedberg）的文章，认为中国外交所出现的“咄咄逼人”的态势是中国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他断言今后的中国必将继续这种政策态势并不断地进行对外 扩张和权力争夺，因此中美冲突难以避免。另一篇则来自弗里伯格教授的同事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教授在美国《国际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对外政策历来都是强硬的，相反，他认为，如果国际 社会认定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就需要欢迎一个不仅自信甚至有点“咄咄逼人”的中国屹立于国际舞台。因为他认为，不“咄咄逼人”的中国是不会在国际 事务中勇于承担各种责任的。 这两位教授不仅都是现实主义国关理论学派的重要掌门人，而且都曾在小布什政府任职，有过非常重要的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实际工作经历。但为什么二人对中国的观察和结论却如此不同呢？ 阿隆·弗里伯格教授是一个传统的以欧洲经验和美国经验为实证研究来源的国际关系学者。他所使用 的解释中国外交和“中国崛起”的方法，也都是基于欧洲经验和美国经验的理论方法。在他的解释系统中，价值和政治制度上不同于欧美国家的中国，随着自身实力 与权势的扩大，必然将追求自身权力持续扩大，并不惜挑战和排挤美国的权威和地位。正如他自己所发表的评价美国的中国外交与军事研究的作品一样，弗里伯格教 授在中国研究学者中是一个典型的“悲观的现实主义者”。而柯庆生教授的最大不同，则是他作为著名“中国通”所拥有的“中国经验”。虽然柯庆生教授对中国外 交实践也有众多美国式的批评，但他本人所具有的“中国经验”的深刻认知，使他成为了一名中国问题上“乐观的现实主义者”。 事实上，“中国崛起”背后的“普林斯顿争议”不仅仅限于这两位学者。另一位伍德罗·威尔逊公共 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的知名教授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虽然是一位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性学者，尊奉“胜利自由”的美国需要依赖对自由国际秩序的维持和推崇，需要以国际制度下的多边合作来保 障美国的霸权基业，但面对“中国崛起”，他同样关心的是究竟应该如何避免“误判中国”，并坚信美国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和维护者，即便中国变得强大也 无法动摇自由国际秩序并实质性地威胁到美国利益。艾肯伯里坚信，中国可以选择合作，也可以选择对抗；但只要美国能够保持自由国际秩序，就能保证绝大多数国 家的“公共福利”，中国就没有机会颠覆美国的地位，美国就仍将是全球公共产品最大的提供者和保障者。艾肯伯里指出，判断中国的标准不是简单地看中国实行什 么样的对美政策，而需要立足于观察中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立场和态度。 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前院长安-玛丽·斯罗德（Ann-Mary Slaughter）教授则是另一类型的自由主义学者。她坚信自由主义的观念、价值和国际规范正前所未有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塑造共同的标 准和价值，创造并形成了各国关系中强大的社会性联系。造成对国家外交和防务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不再是简单的实力，而是全球网络联系的社会结构中对社会性 资源的占有度，例如价值、开放程度和规范的适用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斯罗德更倾向于认为，美国外交必须强调调动和发展各种社会性资源。“中国崛起”如果只 是传统实力意义上的GDP增长或者军事力量发展，则不能构成对美国的实质性冲击。 立足“中国经验” 发展“中国视角” 今天，“中国崛起”已不再单纯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业，而是在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开始感觉到的现象，更是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有财富。随着“中国崛起”的延续，我们观察和思考当代国际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一部分的知识体系必将随之更新和发展。 首先，从“普林斯顿争论”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不是简单的观点争锋，更应该是科学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庞大的人才库的积累以及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体系的创立和完善。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亟待创新科研体制、自由科研环境和累积科学人才。 其次，“中国崛起”正在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热点之际，中国学术界自身的创新研究已经成为了时不 我待的紧迫任务。其中，科技进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国家间竞争的“新疆域”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领域。为此，我们不能跟在西方17—20世纪的历史进 程和欧美经验中简单地重复“权力更替”或者“均势重建”这样的理论窠臼。我们更不能在中国落后时代所积攒的“历史悲情”中难以自拔。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 创新研究，必须首先“面向现实、面向未来”。 再次，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要有响当当的国家和民族责任感，继承先贤们的传统，“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其原始目的都是为了美国的繁荣、自由和强大。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立足于“中国 经验”、发展“中国视角”，同样必须探索和寻找中国在21世纪可持续繁荣、自由和强大的路径。在当今国际背景下，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比英国崛起时的确立 “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和“炮舰政治理论”，比美国崛起时“让美国的价值根植于美国的立国传统和美国人民的信仰”，可能都更为艰巨；但也可能比英美的崛起历 史更少些血腥而更多些智慧、眼光和从容。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性普遍的“去政治化”背景下文本解构、“文化政治”诉求成为理论思考的核心，相对而言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结构并给出原理性的阐释，被视为“宏大叙事”遭到了抛弃。这是否也是造成当今普遍缺乏理论想像力和抵抗运动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呢？在此，柄谷的《跨越性批判》和奈格里、哈特的《帝国》《普众》一样，具有重新刺激起人们理论想像力的作用。

可变利益实体能帮助外资进入互联网和广告这样的禁忌领域。它使公司的经营许可另行由中国公民掌控--通常是创立人或相关创办者。这个主要由外资支持的公司拥有使用和控制经营许可的契约性权利，并可提出收入要求，但无法拥有全部的所有权。

《The 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一书，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萧邦奇（R. Keith Schoppa）关于20世纪10-20年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于1995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年便荣膺美国列文森图书奖中的优秀史学著作奖。该书的中译本《血路--中国革命中的沈定一传奇》于1999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翻译者为周武彪先生。     当你偶然从书架上拾起这本书开始阅读的时候，你很难一下子意识到你手中拿着的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本书第一章的叙述风格使得该书更象是一部畅销的侦探推理小说。作者在长达八页的篇幅中，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事件：1928年8月，本书主人翁沈定一从他的家乡--浙江省萧山县的衙前村--去省内的风景名胜莫干山消夏。他在那里盘桓两日，会晤了一些老朋友。而后，他在回家的途中遭到枪手的暗杀。穿插于这些事实之间的，是大量的对当时历史背景的介绍、对沿途自然人文景观的琐碎记述和对主人翁内心感受的主观推测；接着，是对突如其来的暗杀过程和血腥场景的细致的描述。最后，由于杀手的成功逃逸，使得这次暗杀事件显得扑塑迷离，给读者留下许多悬念......     当然，这本书的巨大成功决不仅仅归因于作者巧妙的整体构思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它能获得列文森图书奖，更重要的原因，我想，在于作者以一种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叙述方式，详实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一般面貌。书中的许多观点反映出作者对民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深邃见解。作者在《提要》中说明："本研究的主要意图还是为了通过研究沈定一的交往、经历和死亡以及其中蕴涵的本世纪10年代晚期和整个2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裂痕及结构，以考察20年代中国革命。"综观本书，我认为作者成功地实现了上述意图。     按照近年来西方学界颇为流行的理论研究范式，萧邦奇在本项研究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对主人翁沈定一"身份"（identity）的界定。他选择这样的角度切入主题，是基于以下认识：     在整个20世纪的巨大挑战和曲折地探索新的政治和文化正统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在巨大的、令人目眩的社会政治变迁背景下，个体不得不把自身的身份问题与社会、国家、民族中的其他人的身份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而急剧的革命变迁造成的相当的政治与人身不安全也使得个人必须面对身份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须建构或重构身份。     为了确定沈定一的"身份"，萧邦奇在研究中主要借助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和方法。他认为"社会"是"个体间通过广泛的私人联系而形成的联结体或聚集体。这些可能既是横向又是纵向的联系随之又组成社会关系束和关系网，而后者又是社会组织和群体诸如政党和派系结构的基本成分。"在作者看来，"社会网络"不仅是构成社会的要件，而且是决定社会发展变迁的一种动力机制。     在运用"网络"概念和方法对大量史料和史实进行梳理的过程中，萧邦奇发现："个人并不只简单地从属于一张网，而是属于许多重叠的网，这些网决定了个人的社会位置并塑造其身份"；"许多精英的身份具有变化的轨迹，随着社会情境的变迁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适应性。"     正是基于对沈定一在不同时期（如辛亥革命前后，北洋政府时期，五四时期，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分裂之后等）、不同"场所"（如全国范围，浙江省内和萧山衙前等）所处的众多的、相互交叉重叠的"社会网络"的深入研究，萧邦奇向我们展示了沈定一作为"地主少爷"、"清朝县官"、"辛亥革命的拥护者与参与者"、 "地方自治倡导者"、"新闻记者和五四精英"、"农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先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国共合作时期的跨党分子"、"西山会议参与者"、浙江省"清党委员会负责人"、"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和"反地主的地主"等多重复杂的政治面相，从而使我们对沈定一这一历史人物的认知超越了我们所熟知的"好人"或"坏人"、"革命"或"反动"的简单二元模式，使沈定一的形象显得更加生动、丰满和真实可信。 (    其次，通过对沈定一所处的"社会网络"的末梢和外延的分析研究，萧邦奇在界定沈定一个人身份的同时，还连带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10-20年代浙江乃至全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政治精英的群像。这使我们对"沈案"的历史背景有了一个更全面的整体把握。     第三，通过研究"社会网络"形成和裂变的基因，萧邦奇还向我们立体地展示了10-20年代中国革命阵营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逐步明确了沈定一在萧山衙前、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治对立面--"沈案"的潜在主谋。     在该书的第九章，萧邦奇为我们列出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嫌疑人：（1）衙前东岳庙庙祝；（2）嵊县蚕茧商人；（3）萧山县地主；（4）共产党或个别共产党员；（5）国民党或个别国民党员，并根据他（它）们各自可能产生的暗杀动机的强弱程度、组织和实施暗杀计划的各种能力、以及"沈案"发生后各方的反应，最终将暗杀的主谋锁定为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指出这是一场"为阻止政治成功和潜在叛乱而实施的谋杀"。尽管萧邦奇的上述推断缺乏直接的证据，还不能作为历史的定论，但作者基于大量的史料史实所作出的严谨周密的逻辑论证，依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映象。     在萧邦奇看来，沈定一在浙江和全国政治舞台上的沉浮和他的最终死亡，是20世纪10-20年代中国革命发展和蜕变历史的一个缩影。中国革命的悲剧在于：     在革命的早期阶段，许多怀着不同政治和知识信念的人们，面对已被鉴定和确认的共同敌人会聚成广泛的反帝反军阀的包容性动力源。五四时期所崇尚的宽容、开放和实验意识正是这整个时期的时代精神。......但是，到20年代中期，当革命运动开始显示出可能即将成功的迹象时，革命过程却变得日益富于排他性而不再是包容性。     在短短十年间，政治宪政文化及其对程序和法律的强调即被顺应革命而兴起的尚武风尚吸纳和摧毁。     造成革命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其中也包括沈定一自己在浙江和全国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而这，又正是造成沈定一生前死后毁誉不一的重要原因。     在围绕"沈案"的研究叙述中，字里行间，作者还很自然地表露出他对"革命"的独特看法和他所遵奉的历史观。他写到：     革命并不是主要只依靠非个人的社会、经济力量或意识形态斗争就能解释的过程。相反，革命是男人和女人们的故事。这些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推进力中的人们，常常是别无选择地被卷入他们所不能控制和引导的革命形势和风暴之中。     革命过程中的日常决策和行动产生于类似的事件、发展和关系，而不是普遍的意识形态、政治一致及发展。为了理解革命，我们必须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日常人生经历和社会过程，人们的思想发展和行动正是来自于此；我们也应把我们的主要关注点置于活生生的个体之上，不同个体的目标相同，但可能来自于多样的动机。     如果我们把萧邦奇的上述观点验之于沈定一的个人经历，是言之成理的。     如上所述，对《血路》这本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如果把它当作一部侦探推理小说去读，在故事的结尾没有能够最终确认"沈案"的主谋，不能不使读者感到某种缺憾。但在我看来，既然该书是一部以浙江为主要"场所"、以沈定一为中心人物的民国政治个案研究专著，在我们读完全书以后，谁是"沈案"的元凶似乎已经并不重要，因为作者已经成功地运用"沈案"所造成的悬念，巧妙地将读者的思绪引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对20世纪初期民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了解更进一步。     后一种读法，或许更符合作者的心愿。

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0）》摘要

再次必须明确的是，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常常不止是被等同於「王朝」，而且常常只是在指某一家某一姓的「政府」。政府即政权是否可以等於「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於「祖国」？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确的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消泯人们的历史认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前些日子，大作家蒋子龙和网络较上劲儿。先是被纳入“30省作协主席网络PK”，紧接着又退出大赛。为这事儿，蒋子龙曾有些恼火：“文学怎么打擂？”但是现在，他愿意心平气和地谈谈网络文学，谈谈他的新作《农民帝国》。因为这本书是他多年心愿的一次了结。

选举期间的台湾，已经没有社会事实可言。意即，社会上对于任何公共事务，没有可以彼此沟通的事实基础。是不是只有选举期间如此呢？还是离开选举之后，仍然有可能在某种共享的事实认知上，进行互动合作？

 The Nursery of GeniusA brief survey of ten magazines of influenceBy Nicholas Sabloff“A magazine,” Thomas Paine said, “is the nursery of genius.” Upon moving to America, Paine became a contributor and editor at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Not long after, he published Common Sense, the pamphlet that defin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Generations of young writers and thinkers have been drawn to what is an elusive project: to create a magazine that makes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course of politics, ar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uch idealists have persevered in the face of the debt, disillusionment, meager circulation, and general indifference from which all but a few of these publications inevitably perish.What follows are brief sketches of a certain variety of little magazine, “litt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American Mercury) by virtue of their circulation. They are not zines or self-published pamphlets or policy journals, all of which may also be entitled to a claim of littleness. The magazines here are united in their commitment to forwarding the causes of literature, high art, and politics; they are best remembered for helping to establish canonical writers and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llectual culture of their day. The spirit of such magazines was perhaps best captured by Lionel Trilling in the 1950s when he wrote, “They are snickered at and snubbed, sometimes deservedly, and no one would venture to say in a precise way just what effect they have . . . except that they keep a countercurrent moving which perhaps no one will be fully aware of until it ceases to move.” The Dial, Boston1840-1844  Often considered the progenitor of the “little” magazine in America, the Dial was founded by “Transcendental Club” members Margaret Fuller and Ralph Waldo Emerson. Like many little magazines, the Dial was conceived out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other journals of its day. Emerson used the second issue to call for a native literature that represented American culture. To this end, the magazine published obscure writers and poets, most of whom remained that way. The most notable exception was its most popular contributor, Henry David Thoreau. The Transcendentalists’ interest in Easter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brought the magazine more mockery than readers (“ethereal” was a common complaint): it never had more than 300 subscribers and Emerson came away from the project $300 the poorer. The magazine’s influence, however, has lived on. Resurrected countless times, in the 1920s the Dial became the premier Modernist magazine in the U.S. (it brought T.S. Eliot’s “The Waste Land” to American readers) and gave birth to a publishing house, the Dial Press, that carries on to this day. Poetry, Chicago1912-Present The flourishing of Modern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incided with a renaissance in American literary magazines. Harriet Monroe’s showcase for American poetry was at the center of this efflorescence. Poetry published T.S. Eliot’s groundbreaking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in 1915. The poem had been passed along to Monroe by the magazine’s foreign correspondent, Ezra Pound. Poetry’s early years featured Pound’s promotion of imagism and,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Carl Sandburg’s “Chicago,” passionate defenses of free verse. It published early work by Marianne Moore, Hart Crane, Wallace Stevens, and Edna St. Vincent Millay. The initial pay rate: a generous $10 a page. The amount the magazine received in a bequest from pharmaceutical heiress Ruth Lilly in 2003: $100 million.The Masses, New York1911-1917 The Masses advocated for progressive causes such as socialism, pacifism, vegetarianism, and birth control, and published such progressives as Helen Keller, Jane Addams, and Bertrand Russell. The furious satires penned by its cartoonist, Art Young—he pilloried everything from the press to Jesus, and depicted capitalism as an overstuffed bald eagle—brought the magazine its share of controversy and notoriety. Edited by Columbia professor Max Eastman, the Masses was radical enough to print the intrepid American journalist and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John Reed and antiwar enough to run afoul of the Espionage Act in 1917,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trials that led to the magazine’s demise. After folding in 1917, Eastman and his colleagues returned a year later with theLiberator. Many of these same editors, though not Eastman, regrouped in 1926 to launch the more overtly Marxist New Masses.The Criterion,London1922-1939T.S. Eliot edited Modernism’s most famous magazine at night after coming home from his job at Lloyds Bank. The Criterion’s editorial office was his house. From these modest origins sprung a debut issue containing “The Waste Land” and a magazine that, in its first year, received contributions from Luigi Pirandello, Virginia Woolf, Ezra Pound, E.M. Forster, and W.B. Yeats. In his effort to convey a European consciousness unlike  that found in other magazines of the time, Eliot’s Criterion became the first periodical to publish Proust in English. Eliot spent the following years trying to establish such writers as W. H. Auden, Stephen Spender, and Wyndham Lewis, while simultaneously expounding his defense of classicism, tradition, and Catholicism. The magazine never reached more than 800 subscribers and Eliot somewhat dispiritedly ended the Criterion in 1939.The American Mercury, New York1924-1980H.L. Mencken conceived the American Mercury as a magazine capable of taking in the whole absurd carnival of the American scene during the Jazz Age. Irreverent, learned, iconoclastic, and satirical, the magazine becam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Mencken himself. It furiously lampooned his favorite targets— creationists, Prohibition, the “booboisie”—in the pungent style of its editor. The premier literary tastemaker of his time, Mencken published fiction by William Faulkner, F. Scott Fitzgerald, Thomas Wolfe, and Sherwood Anderson alongside articles written by convicts, clergyman, lawyers, dishwashers, and outdoorsmen. At its peak, in 1928, the American Mercuryhad 84,000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lost momentum after 1929 when Mencken’s satirical edge,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economics, and disdain for the proletariat put him out of step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Depression era. The man Walter Lippmann once referred to as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is whole generation of educated people” left the magazine in 1933.Partisan Review,New York1934-2003It has been said of Partisan Review that despite rarely having more than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it had the righ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When people get nostalgic for the golden days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America, Partisan Review is never far from their minds. Though it bega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rts branch of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the magazine’s founding editors, 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 soon parted ways with the party’s embrace of Stalinism. Staunchly anti-Stalinist and a defender of high art,Partisan Review was a magazine in which Rahv’s critiques of Marxism were followed by Eliot’s “Four Quartets.” The flagship pub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Partisan Review published Lionel Trilling, Irving Howe, Dwight Macdonald, Hannah Arendt, Mary McCarthy, and such classic essays as Clement Greenberg’s “Avant-Garde and Kitsch” and Susan Sontag’s “Notes on Camp.” The number of little magazines—Macdonald’s Politics, Howe’s Dissent—started by its former contributors over the years, often following an intellectual falling-out, testifies to its influence.Les Temps Modernes, Paris1945-PresentJean-Paul Sartre launched Les Temps Modernes one year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France and at the height of his fame as a novelist, playwright, literary critic, and philosopher. It was truly a magazine of the moment and quickly became the leading exponent of Existentialism. (It, too, peaked a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published such titans of postwar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as Samuel Beckett, Jean Genet, Raymond Queneau, and Marguerite Duras, as well as Sartre’s monumental literary manifesto, “What Is Writing?” The magazine’s name, taken from the Charlie Chaplin filmModern Times, reflected Sartre’s belief that engagement with the present moment was man’s duty. Sartre also believed in the pen’s ability to ignite political change, and in its first decade,Les Temps Modernes condemned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and demanded that France depart from Indochina and Algeria. By the early 1950s, Sartre’s Soviet sympathies had caused all the original editors but Simone de Beauvoir to depart, and it was on the pages of Les Temps Modernes, in one of the defining moments of 1950s intellectual life, that Sartre and Albert Camus’s friendship ended as the two quarreled bitterly in print over Stalinism.The Paris Review,Paris/New York1953-PresentThe Paris Review, which began life in hopes of recapturing the literary spirit of 1920s Paris, wanted to serve its writers, and George Plimpton, its charismatic co-founder and editor, was not bashful about engaging in a little showmanship to ensure that their voices would be heard. While never as fervently countercultural as Barnet Rosset’s more European-orientedEvergreen Review, in its early years the Paris Review helped to launch Terry Southern, Philip Roth, and Jack Kerouac, and was the first to publish Samuel Beckett in America. Its “Art of Fiction” interviews have become an institution unto themselves. Forever hovering around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is still going strong despite Plimpton’s death in 2003 and despite the belief of one of its founding editors, Peter Matthiessen, that “little magazines should have short lives and then disappear.”The Baffler, Chicago1988-presentFounded by Thomas Frank, the Baffler modeled itself after Mencken’s American Mercury, and like his idol, Frank loved to cause mischief by exposing the absurdities and delusions of the “booboisie.” Unlike most little magazines, the Baffler was built around an explicit thesis: tha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had co-opted the very idea of dissent by making it a commodity. The magazine spent the 1990s ridiculing one instance after another—from the Gen-X rebel consumers at Details to the peddling of “alternative” culture—in which subversion and rebellion were marketed as lifestyle choices and the counterculture was used only to reinforce the logic of late-twentieth-century capitalism. Despite only publishing seventeen issues to date, the magazine has two anthologies of essays to its name. These days, Frank can be found on the punditry circuit, having brought his critique of the culture wars into the mainstream with his 2004 boo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n+1, New York2004-Present  Over the course of only five issues n+1 has laid claim to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new little magazine to emerge from post-9/11 America. Although its small circulation pales in comparison to such coevals as the Believer and McSweeney’s,n+1 has caused an impressive amount of commotion by responding polemically to the present era. Beyond liberal politics, the editors’ other great passion is the defense of the literary novel: the magazine openly declares itself a descendent of the high seriousness and sense of tradition of Partisan Review. Yet the magazine’s self-conscious tone and its ability to shift casually from discussions of European theory to dissections of pop culture are unmistakably contemporary. In recent issues, the magazine has begun focusing its breezy editorials on exploring the effects that such cultural phenomena as dating, casual sex, porn, and the omnipresence of cell phones and email have had on 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 and the experience of everyday life.http://archives.jrn.columbia.edu/nyrm/2007/sabloff_well.html

在独立前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北美奴隶主人口的地区分布存在巨大差异。总体而言，北部殖民地奴隶主人口比例和蓄奴规模较小；而在南部殖民地，奴隶主人口比例和蓄奴规模较大。奴隶主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是北美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它的存在又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既意味着南北地区社会结构差异，又对南北地区社会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Can the UK government stop the UK banking system going down the snyrting without risking a sovereign debt crisis?

麦家的文字是有力的，那么简洁，一种被痛楚所浸满的文字，它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穿过那黑暗的屋子，在黑暗中听风；能提供这种图景的文字的人，能独享一种秘密，一种幸福，一种意外之喜。

本文通过考察有关史料和天文学发展史，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历史作用重新进行评价。

在当代中国的法治话语中，习惯的地位仍然不高。

近日，绿色和平与第三世界网络共同调查发现，我国最接近商业化生产或在研发阶段的8种转基因水稻全都被国外的专利所控制，涉及的国外专利多达28项。一旦这些转基因水稻获批商业化种植，我国的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将面临重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