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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克里斯特瓦上次来到中国, 已经是35 年前的事了。1974 年5 月她与罗兰·巴尔特、弗朗索瓦·瓦尔和马瑟兰·普莱奈等《求是》(Tel quel) 杂志同仁受中国政府的邀请作为“同志们”访问中国。

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了民国文人的生活?

经济学家安华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45年出生在卡拉奇，一个外交官家庭，2年以后印巴就分裂了，后来在美国接受教育。他孜孜不倦地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纽约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批判资本主义，他集二十年功力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结构性混乱——对成熟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受时代的局限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回答很多今天遇到的问题，他继承马克思的衣钵，要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加以批判。

中国与亚细安(东盟)日前就《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实施准则，缓和了自去年以来南中国海持续紧张的局势。国际社会普遍表示欢迎。中国国内的反应则比较复杂，官方媒体一致表示赞赏，而一些社会群体(主要是"爱国愤青")则通过各种媒介--主要是新媒体--表达了很大的不满，认为实施准则表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大妥协。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与南中国海问题相关的亚细安国家，达成实施准则应当说是理性的表现，是进步。很显然，它是试图通过和平手段，突破南中国海僵局，为未来开辟可能性。对中国来说，还具有其它方面的意义。首先是避免了南中国海问题挟持中国与亚细安的整体关系。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国亚细安关系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问题。一方面，南中国海问题处理不好，中国和亚细安的整体关系必然受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除了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和亚细安之间还存在着更为广阔和重要的关系，南中国海问题只是中国和南中国海相关国家之间的问题。对那些和南中国海问题没有关联的亚细安国家来说，这个问题不是核心问题。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都是亚细安成员，一旦中国和这些国家发生冲突，亚细安其它国家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必须支持其它成员国。而这样做，势必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它们因此也不想看到南中国海问题影响中国亚细安的整体关系。其次是大国关系。美国、日本等大国用"航海自由"为理由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尽管在中国看来，这种理由并没有多少合理性，但美国等大国的利益存在于东南亚也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实施准则的通过，至少表明中国在概念层面开始把航海自由和主权问题相对区别开来，从而有利于处理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大国关系。两个相对独立的战略 实施准则的达成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仅仅是为解决问题创造了可能性。无论是中国还是南中国海诸国，都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已经是万事大吉。实际上，实施准则达成之后，越南、菲律宾等国也都在有争议的海域加快资源的开发。也有理由认为，面对这种情形，中国本身也会加快对南中国海资源的开发。这样，搞不好，势必造成新一波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无疑是南中国海问题的焦点。南中国海问题的走向如何？是管理控制，还是冲突？是战争还是和平？对中国来说，要直面这些问题，就必须反思南中国海问题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在众多问题中，至少需要对以往两方面的战略进行重新考量，一是和亚细安关系的战略，二是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战略。也不能简单说中国在这两方面没有战略。中国存在着处理亚细安关系、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战略，并且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战略。简单地说，在前者，中国强调的是多边主义；而在后者，强调的则是双边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亚细安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从开放到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的建成，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今天，中国和亚细安经济互相依赖性极高，并且已经造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链条。随着经济的持续崛起，中国也开始"走出去"。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和贸易，其它方面也在快速进步。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亚细安国家会首当其冲。中国也通过互联互通等项目，加大、加快了对一些亚细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和亚细安的外交关系上，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外交话语。尽管这一外交话语最早主要是针对美国而提出的，即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争当霸权，但是这一话语的主要实验场所就是亚细安。中国是亚洲国家，如果不能在亚洲和平崛起，那么很难说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为了实现"和平崛起"目标，在这个话语之上，中国又针对邻居国家提出包括"睦邻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意在细化和平崛起原则。在和亚细安的经济关系方面，中国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忙于反恐战争，忘掉了和中国的竞争，因此就为中国提供了进入亚细安的机会。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简单。中国在过去30年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企业到社会，各方都在发展和亚细安国家的关系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种形式是中国努力的结果。和经济关系相比较，在包括南中国海问题在内的战略方面，情况就很不相同了。与在前方面的积极态度比较，在战略方面，中国显得非常消极和被动。在这方面，中国没有明显的总体原则，但可以从中国的政策话语和行为方面总结出一些特征来，诸如"求同存异"，"先易后难"，现在解决不了的就让未来的人来解决，等等。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提出了众所周知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也在实施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并不大。尤其是，在很多方面，中国因为找不到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干脆就忽视甚至漠视问题的存在。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本身并没有开发战略。一旦当其它国家开始开发的时候，中国势必作出反应。经济关系和战略关系紧密相关 要掌握主动权，中国至少可以在三方面改进其战略。第一是经济、战略、政治、外交各方面的协调。中国经济这条腿很长，但其它腿则很短。其它腿很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不够多，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有效的机制用经济这条腿来辅助其它方面。尽管中国也强调要用经贸关系来推进其它方面的关系，但显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美国相比，中国和亚细安关系显得比较单一。美国和亚细安关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各个方面互相支撑。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美国把注意力放到亚细安，中国就感到了莫大的压力。第二，中国必须看到经济关系和战略关系这两方面的紧密相关性。中国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分离性。中国在经济方面接受了多边主义，但在战略上，尤其是和领土纠纷有关的领域仍然坚持双边主义。这种"不一致性"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局限性来。亚细安作为一个多边组织是一种整体关系，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其重点不同。中国很难在一些问题上和亚细安作多边处理，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则作双边处理。第三，中国也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关切热点问题，诸如南中国海、缅甸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着，但中国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相反，因为这些问题的难以解决，有关方面往往选择忽视。不过，问题是，这些热点问题随时都会恶化，并且一旦恶化，就会立刻影响中国亚细安关系的其它方面。(这种情形在东北亚也存在着，经贸关系的整合并没有带来区域其它方面的整合。)很显然，中国需要寻找一种比较平衡的战略。如果继续保持那种以为经贸优先就会促使其它问题自然解决的天真想法，那么就会继续浪费各方面的资源，最终导致问题的恶化。中国如果不能在这些方面找到突破口，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挑战有很多，有些更难以想象，但有两个问题已经显现出来。第一，南中国海问题如果恶化是否会改变亚细安的性质？冷战之后亚细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从战略面转型到经济面。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亚细安改变了从前通过排斥大国而保区域和平的做法，而是向各大国敞开大门，容纳大国的存在。实际上，亚细安已经成为包括美国、中国在内大国活动的舞台。如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大国开始对立，那么对亚细安这个区域组织的影响会如何呢？有人开始担心亚细安会改变其性质，从经济面又重新回到战略面。从去年以来的经验看，有人担心亚细安甚至可能成为防备中国的多边战略机制。与之相关的第二个挑战是：南中国海问题如果恶化，会导致一个亚洲"小北约"的正式产生吗？亚洲"小北约"是小布什当政时期产生的现象，即美国试图通过其亚洲盟国来构建一个围堵中国的军事战略同盟。这个意图因为后来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而中止。不过，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有了紧密的战略和军事合作，并且这种合作所要针对的就是中国。一旦这些国家感觉到中国军事战略的威胁，它们不会心慈手软。因此，有人担心，一旦南中国海问题恶化，也有可能形成一个正式的亚洲"小北约"。再者，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相比较，越南和菲律宾等都是小国，他们天然倾向于邀请其它大国(主要是美国)的支持。这一点自从去年以来，也表现得相当清楚了。同时，在实际层面，对中国亚细安关系而言，中国的内部政策环境并不很有利于理性政策的形成。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战略思维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方面，经济决定一切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决策圈内相当盛行。他们相信，随着和亚细安国家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亚细安国家会最终调整其目前"经济上依赖中国、战略上依赖美国"的局面。不过，一旦当经济关系不能导致其它方面的利益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受到内部的压力而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中国的现实主义派(强硬派)的声音也在上升，主要体现为思维的美国化，他们主要把重点放在硬力量，主要是军事力量上，认为惟有军事力量才能解决南中国海问题。考虑到中国社会层面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股力量不可忽视。客观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不能再继续忽视南中国海问题。决策者必须理性决策，但理性决策则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中国的决策者现在越来越缺乏学术界所说的决策的"自主型"，即可以不受方方面面的利益的影响，自主决策。尽管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但体制内外各方面的力量已经不可忽视。党内民主的存在和扩展表明，执政党的决策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各种不同利益的影响。而近年来所提倡的公共外交，更是为社会力量的参与外交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制度化的平台。可以预期，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协调各方面利益的外交决策机制，就会很难达成理性的政策。这表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也表现在所有其它重大的外交事务上。真理是，如果不能理性决策，不管一个政策体现为多么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其最终必然导致国家利益的最大程度上的损害。

每次突发事件演变成群体事件，通常是由这样一些人群参与： 当事人或家属；经济利益共同体；政治利益共同体；情绪共同体。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性普遍的“去政治化”背景下文本解构、“文化政治”诉求成为理论思考的核心，相对而言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结构并给出原理性的阐释，被视为“宏大叙事”遭到了抛弃。这是否也是造成当今普遍缺乏理论想像力和抵抗运动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呢？在此，柄谷的《跨越性批判》和奈格里、哈特的《帝国》《普众》一样，具有重新刺激起人们理论想像力的作用。

变化的观念曾在中国起过如此巨大作用，以至于它既触及到了心理范畴、宗教一巫术修持、行为方式和时空观的历史，又涉及到了哲学史。然而，由于中国的意识观念和思想的历史更为复杂，同时既具有千差万别又具有演变性的原因，故它至今尚未被人充分认识。

编者按：一九七八年底，诗刊《今天》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今天》在中国出现，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在《今天》创刊三十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创办者北岛。

外媒评之评.. 2 中日关系平稳才是大局.. 2 封面.. 3 凝聚改革共识--聚焦十八大.. 3 十八大报告关键词.. 3 未来十年：战略危险期，还是机遇期？.. 6 十八大两个"翻一番"意味着什么？.. 10 "国民收入倍增"何以实现？.. 14 建设海洋强国，须科技引领.. 17 十八大体现中国最广泛改革共识.. 20 外媒看十八大.. 23 焦点.. 24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 25 林毅夫：中国仍有潜力持续高增长.. 25 争议"中国高增长终结论" 29 中国应避免重蹈欧美覆辙.. 32 时政.. 36 "中国特色"的EMBA教育.. 36 微博时代的非典型拆迁--常州钱家塘13号拆迁事件调查.. 42 警惕征地拆迁补偿过高.. 47 新穷人与光棍节消费狂欢.. 50 财经.. 53 光伏产业乍暖还寒.. 53 中国光伏产业路在何方？.. 56 宝钢外迁，上海"失重"？.. 59 香港楼市怎么办？.. 61 微软试水"硬"战略.. 64 金砖五国拟建共同基金挑战IMF. 67 国际.. 69 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如何转型？.. 70 经营东北亚：中国如何执其牛耳？.. 74 从"岛国"到"海洋强国"-- 日本海洋战略的嬗变.. 77 通往欧洲统一之路.. 80 科技.. 84 珠海航展：军品可圈可点，民品乏善可陈.. 84 历史.. 87 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的由来.. 87 专栏.. 89 印尼人中国观的变化.. 90 

第十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的发言。“[当前中国农业]造成的环境破坏，是远甚于工业的。一般的化肥能够被作物吸收百分之二十几，农业的高排放，其实是大气、水源、土壤三处污染，我们都知道里面有大量的残留是留在作物里面。”

适应这一复杂系统，学会管理它，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总有一天我们会远离风险的恐惧。在风险的恫吓面前，最值得恐惧的，不是风险本身，而是对绝对安全的追求。绝对的安全，意味着绝对的奴役。无论这种奴役来自何方，都将使得这片大陆重新陷入死寂般停滞。

选举期间的台湾，已经没有社会事实可言。意即，社会上对于任何公共事务，没有可以彼此沟通的事实基础。是不是只有选举期间如此呢？还是离开选举之后，仍然有可能在某种共享的事实认知上，进行互动合作？

高铁建设的一大目的，正是为了将客货两线分开，让原来的暗亏暗补变成明亏明补，同时提高两套系统的效率。

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普遍看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互补系统，以味为美、以意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构成了中国古代美本质观的整体特色。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观本同而末异，如儒家认为自然比德为美、以情为美、以和为美、以“合目的”的形式为美，道家以无、妙、淡、柔、自然、生气和适性为美，佛家以涅槃 、寂灭、死亡以及涅槃 的象征——圆相、光明为美，便体现了中国古代美论的多样性。中国古代的美感论集中论述了审美的特征和方法。审美特征论涉及美感的愉悦性、直觉性、客观性、主观性、真实性。审美方法论强调咀嚼回味、以我观物、虚静纳物，与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论遥相呼应。

麦家的文字是有力的，那么简洁，一种被痛楚所浸满的文字，它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穿过那黑暗的屋子，在黑暗中听风；能提供这种图景的文字的人，能独享一种秘密，一种幸福，一种意外之喜。

自《南方周末》3月25日发表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学风问题》一文，汪晖"抄袭门"吵闹至今已近半年。8月5日，始作俑者王彬彬如愿以偿地收到了汪晖先生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出的"律师函"。在"沉默"数天之后，王彬彬于8月18日将该"律师函"上缴给有关媒体记者，有选择性地刊登了律师函的部分内容。8月29日，王彬彬先生于《羊城晚报》撰文"再说"《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剽袭问题。金杜律师事务所致王彬彬的律师函中，有如下一段话："出于对您学者身份的尊重，汪教授对您的系列文章一直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希望您能理解这种克制是有限的，也希望您对本律师函予以足够的重视，尽快纠正您的不当行为，消除其不良影响"。王彬彬显然无视汪晖的"克制"，他第三次公然挑衅"汪晖的底线"。王彬彬首次撰文，发明了"参见式注释"的新定义，这无疑是伟大的创举。这一创举可让全中国无数学者戴上"剽袭"的大帽，包括他自己。在这篇"檄文"中，王彬彬对于汪晖原文的注释进行刻意"隐瞒"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其掩盖事实之自如已达信手而为、口吐莲花的境界。4月29日，《南方周末》再次发表王彬彬《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一文，指汪晖《兴起》一书存在"抄袭"。《献疑》共有四条指控：第一条，王彬彬将他自己未能理解的片段曲解成"指鹿为马"；第四条，王彬彬将汪晖指明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论证过"的观点歪曲成汪晖自己的观点，从而指控汪晖"剽袭"了李泽厚的观点；中间的两条，王氏总算"老老实实"地将已标明注释的合理叙述解说成"剽袭"，开辟出"学术审查"的新天地--"注释式剽袭"虽未正式立项，萌芽却已可见。经过诸多学者如舒炜、钟彪、姚新勇等，以及广大网友的批评教育，王彬彬先生洗面革心，在责任编辑的监督下，将那些明显涉嫌诽谤的做法保留起来，第三次撰文特别隆重推出"注释式剽袭"这个新概念，主打"抓漏"牌。何谓"注释式剽袭"？王彬彬说："将他人的数百字、上千字，甚至更多的文字，原文照抄，或者稍做文字变动，却只在开头或中间部分，做一个注释。注释并不能涵盖的部分，便完全成了自己的思考"。王氏此番解说，前面灵活运用了他惯用的夸大其辞偷梁换柱法；关键在后面，讲的是方法论，即首先划定注释的涵盖范围，不能涵盖的部分即为"剽袭"。因此，如何划定注释的"涵盖范围"便大有学问，为了扼要地传达王彬彬"抓抄"工作的精神，我将这门学问换了个称谓，即划定注释的"管辖范围"。这样一来，王彬彬开拓的这片全新的学术领域，就与"城管"或者"警察"的工作，有了很相通的地方。述其要旨，王彬彬的学术审查是这样展开的：他首先用"引号"或"句号"，实在行不通，就用"段"来划定相应注释的"管辖"范围，进而将刻意圈定的"漏网"的小段文字与注释所给"出处"两相对照，结论是注释"管辖范围"内与外的文字皆所出同源，这就是"注释式剽袭"。总之，王彬彬在得出"剽袭"这个结论之前，既不用考虑当前国内学术界的注释惯例，也毋须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互文间的意义这些角度去分析，更不用论证涉嫌"剽袭"的文字与本文核心观点等等的关系，这是何等地"省心"，或者说"费心"。&nbsp;隐瞒注释，意欲何为？&nbsp;p>下面，我们来看王氏的具体指控。全文共四条指控，前三条为正文抄袭指控，后一条指控为"伪注式剽袭"。汪晖被指控"注释式剽袭"的对象，皆为文德尔班的《西方哲学史教程》，其中前两条涉嫌文字出自同一段落，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1042-104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 ：&nbsp;&nbsp;&nbsp; 章氏在讨论"惟我"问题时并不限于佛教资源，他也从西方现代思想中寻找解释，费希特和叔本华即是他的例证。如谓："似僧佉派而或进或退者，则前有吠息特（费希特--引注），后有索宾霍尔（叔本华--引注）是也。"这些惟我论的特点是"以为智识意欲，互相依往"。【70】值得注意的是，章氏在此提及的费希特和叔本华的各不相同的唯心主义都是从"康德在阐述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的种种敌对思想发展而来"。【71】文德尔班（Wilhelm&nbsp;Windelband）在讨论费希特对知识学的基本问题即"经验的基础是什么？"时指出："知识学力求证明：一切经验的意识即使它的目标集中在存在，客体，事物，并将这些当作自身的内容，归根结底，它的基础还是存在于意识对自身的原始关系上。"【72】自我意识构成了费希特唯心主义的原则。从主观方面说，这一唯心主义原则认为知识学只从知性的直观出发发展自己的认识，意识只从它对自身行为的反省出发而进行自己的活动；从客观方面说，日常生活中的所谓事物和客体以至康德所谓物自体都是理智的功能，从而客观只为主体而存在，知识的对象就是理性体系。叔本华在费希特的影响下，从"德性主义"的立场跃进到对万物本质的认识。"作为观念的世界"只能是现象；客体只有在主体中才有可能，客体被主体的形式所决定。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讲，只有直观才能理解世界的本质，而这种直观是这样一种直观："凭借这种直观，'认识主体'通过自身直接呈现为意志。"由此也就解决了外部世界之谜：物自体就是意志。【73】......&nbsp;【71】Wilhelm Windelband,&nbsp;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4. Qusg. , revidiert von Heinz Heimsoeth (Tubingen, 1950), p.488. 见中译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页778。【72】同上，页799-800。【73】同上，页810-811。&nbsp;我们可以看到，此段文字集中出现了三个有关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的注释。实际上，汪晖如不是过分讲求"学术规范"，他只需在注释【73】的位置做一个"注释"，请读者"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第六篇第二章第777页至812页即可。为什么呢？该教程的第六篇第二章题为"唯心主义的发展"，从第777页开始，篇首开宗明义地讲"康德所取得的原则发展到全国的德国哲学体系是在极其复杂的环境相互影响下完成的"，进而指出"康德哲学的最大影响在于：所有这些体系的共同特性是唯心主义，他们全部都从康德在阐述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的种种敌对思想发展而来"，其后所辖之四十一节"物自体"，即以10个主要哲学家为线索，阐述不同的哲学体系如何从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的种种敌对思想中发展出各自的"唯心主义"，其中"对康德物自体概念进行唯心主义的彻底的粉碎的正是费希特的工作"，而叔本华又在费希特的影响下，对唯心主义作出了推进的发展。这一小节恰好在第812页以叔本华哲学做结束。汪晖以短短的14行文字，概述了《哲学史教程》近40页的内容，提取晦涩难懂的德国哲学的要旨，实在不容易。因此，像王彬彬这样的专攻"汪袭学"的学者，读不懂，搞混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隐瞒起提纲挈领作用的话头，让读者不知所云，误以为汪晖真的"抄袭"了，那就不是无知之过，而当归入法律意义上的诽谤行为之列。&nbsp;请看，汪晖如何交代了这14行文字的总体出处：值得注意的是，章氏在此提及的费希特和叔本华的各不相同的唯心主义都是从"康德在阐述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的种种敌对思想发展而来"--在此总述之后，紧跟着注释【71】，清晰地表明此言乃直引自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778页，随后分两段述及费希特和叔本华，先后给出了两个注释，同样表明引用来源为《哲学史教程》。如此"步步作注"的学术写作，还被指为"剽袭"，可谓奇观。&nbsp;王彬彬在前两项指控中，分别给出了《兴起》从注释【72】到注释【73】之间的这段文字。遗憾的是，他终于还是遗忘了上述注释【71】前面那段最关键的话头，当然也将注释【71】一并遗忘掉了--王彬彬这种"健忘"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之？&nbsp;在隐瞒了相关的交代文字及注释之后，"学术警察"王彬彬开始大张旗鼓地为注释【72】及【73】划定"管辖范围"。他说，注释【72】只能"管"得着注释标记之前带"引号"的一句话。那么，其划分辖地的原则，就是以"引号"为准。因为引号内文字恰好是文德尔班说的话，主谓宾构成了完整的一个句子，也可以说王彬彬的划分是以"句号"为准。对于句号后面的一小撮文字，王彬彬秉着锱铢必较的原则，拿去与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述及费希特有关部分一对比，两者面目何其相似，这还不算"剽袭"？&nbsp;在第二条指控中，王彬彬进而对"注释式剽袭"的认定程序作了详解：&nbsp;上面这番话，有一句加了引号，但注释并没有紧挨着引号做，而是在引号后又有一句正文式的话，然后才是注释。注释说明："见中译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10-811页。"从上下文看，引号以内的话，加上引号后面的那句话，可以认为是注释指涉的对象。而引号前面我用黑体标明的几行字，不属注释所涵盖的范围。这几行字，读者会认为是汪晖自己的思考。&nbsp;仔细一琢磨，王彬彬这一番苦心孤诣的行为，逻辑上已然自相矛盾。按照前一指控的注释"管辖"原则，当以"引号"或"句号"为界。如以"引号"为界，注释【73】又怎么"管"引号后、注释前的那句话呢？如以"句号"为界，注释【73】就只能"管"紧邻它的一句话，即："由此也就解决了外部世界之谜：物自体就是意志"，那它前面带"引号"的那句话岂非"无家可归"？再假如，一个注释可以管两句话，一句带引号，一句不带引号，那它为什么又不能多"管"一两句，把前面托王彬彬之福逮住的"漏网之鱼"也一并管住呢？我这样讲，绝对不是胡搅蛮缠，大家可以细想其中有无道理。想通了这个道理，我们再来决定，是不是要给予"画地为牢"王彬彬一定的同情。毕竟，一个"学者"能够做到如此"锱铢必较"的地步，也算十分不易了。&nbsp;学术"私律"是如何建立的？&nbsp;从《献疑》开始，王彬彬学乖了，明目张胆"隐瞒注释"的做法略有克制，他开始向"模糊地带"进军。"模糊地带"，亦可称为"灰色地带"，即指在学术规范中含糊不清、难以一一作出具体规定的区域。例如，通常来说，"参见式"注释的用途比较多样，可指对参考资料的综述，亦可表示一字不差的引用，还可提示读者有关参考信息。总体上，"参见式"注释比较倾向于概括式的综述，而"见"或"直接标明出处"的注释则多用于"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但是，在学术写作及出版的实践中，却并不能如此泾渭分明，是为"模糊"。比方说，在学术写作中，有时综述，有时直引，还有的时候需要"边叙边引"。所谓"边叙边引"，即行文中含有带引号的直接引文或不带引号的间接引文，亦有综合性的叙述。综述可能是作者阐述自己的观点，也可能是对（与引文）同源的参考资料的综述，亦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我们常会发现一类"见"或"直接标明出处"的注释，它的"出处"范围从两三页至数十页不等，所引内容不过出自其中一两页--这种情况下，作者虽用"见"或者"直接标明出处"的方法来注释，其功能却与"参见"略同。如上文所言，《再说》第二项指控中，注释【73】便是一个现成的例子。这正是王彬彬用其注释"管辖"原则来衡量，显得捉襟见肘的缘故。他给出的第三项指控就更典型了。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十四章《知识的分化、教育改制与心性之学》第二节有如下文字（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 ，第1344-1345页）：文德尔班曾经把决定19世纪哲学运动的因素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现象界的自然科学概念对于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应有多大意义的问题。【17】欧洲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18世纪的启蒙哲学主要受到自然科学思想的支配。关于现实世界普遍符合规律的观点，对于宇宙变化最简单因素和形式的探索，对于整个变化基础中的不变的必然性的洞察--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理论研究，从而也决定了判断一切事物的观点：特殊事物的价值要以"自然的事物"作为标准来衡量。但是，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受到了德国哲学的抵抗：科学方法所取得的一切知识不过是现象形式，只不过是内心世界自身符合目的地向前发展的工具；对特殊事物的真正理解势必要决定该事物在符合目的的生活联系的整体中的意义。【18】换言之，精神生活在什么意义下、在何等范围内从属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构成了世纪欧洲冲突的核心问题。围绕有关心理学的任务、方法、体系、意义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观念和经验论上将人们带回休谟的联想心理学的观点。在他看来，人们用不着去追问物质本身和心灵本身究竟是什么，相反应该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物质状态和心理状态呈现为两种完全不能比较的经验领域，作为心灵生活规律的科学，心理学必须研究心灵所构成的事实本身而不可将这些事实归因于另一种存在领域的规律。【19】......【17】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页859。【18】同上，页859。【19】同上，页878-879。&nbsp;上述文字与前两项指控的情况很相似，集中地出现多个"参见"文德尔班的注释。上述两段文字，以及我限于篇幅省略未引的下一个段落，概述了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第七篇"十九世纪哲学"自"导言"起，长达数十页的内容。它们是《兴起》十四章第二节第一分论的开篇，汪晖开门见山讲"文德尔班曾经把决定19世纪哲学运动的因素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现象界的自然科学概念对于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应有多大意义的问题"。在简要阐述该问题后，汪晖进而概其要旨，即"换言之，精神生活在什么意义下、在何等范围内从属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构成了世纪欧洲冲突的核心问题。......"这样，话题顺而过渡到"关于灵魂之争"的问题上。这种自然而然地叙述，竟然被查出了"剽袭"问题。可见，王彬彬之细致入微。他这样论证了自己的"审查"结论：注释标记所涵盖的对象，只能是此标记之前的特定部分，不能指向该标记之后，这是常识。所以，注释【17】不能说明后面我用黑体标明的文字的来源。同时，除非在引用前或注释文字中特意做了明确说明，注释标记也不能越段而发挥说明来源的作用。如果注释【18】能够涵盖上一段，那注释【17】岂非多余。所以，注释【18】充其量只能说明这一自然段开头几句的出处，不能说明上一段中黑体部分的来源。这样，上一段后面的黑体部分，读者只能理解为是汪晖在表达自己对欧洲哲学史的某种理解。可见，王彬彬的注释"管辖"标准，又翻新变了面目。与前两回标准的不同之处在于，此番它以"段落"为准，而非"引号"或"句号"。你看，汪晖稍不慎重，只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将一整段叙述分成两段，就被"学术警察"逮个正着，且扣上一顶"巧取豪夺"的大帽！还是王彬彬自己说得好，分析这种微妙之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用心，"真是太细，太深了"。王彬彬虽然用心很细，很深，但是该"机械"的时候，他立刻就机械了。譬如说，他如此细心，竟然不能想一想：第二段开头何以用"但是"二字？"但是"这个连接词，表达的不正是行文的起承转合吗？"但是"所联结的上下文，会不会是一个整体？一旦碰到这种情况，王彬彬就会闭上眼睛，很合时宜地"机械"了。他若是再用心往下一想，汪晖"剽袭"的罪名恐怕就要落空了。那是万万不能的。严肃说来，学术著作的注释自然有其涵盖范围。但是，如何认定这种范围，却要根据上下文的关联、互文间的意义等等来作判断，机械地用"引号"、"句号"乃至"段落"来划定某个注释"管辖"范围，都是无视学术研究自身规律的做法，同时暴露出如是指控者自身学术研究能力的低下。王彬彬对汪晖的这几项指控，都是拿最严苛的，或者说自己"私定"的注释规则，对汪晖著作进行全面"审查"，将正常的学术论述统统打为"剽袭"。&nbsp;&nbsp;&nbsp; 上文所讲的，是学术写作中的"灰色地带"：它的存在，根本上源自学术研究自身的特性。实际上，有关注释的使用，我国学术界目前尚无十分明晰的规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笔者为此特意翻了翻案头近年出版的学术书籍，汪晖先生《兴起》一书在学术规范上的讲究，已属难能可贵。有的学术书籍，包括名家著作，全书注释寥寥无几，甚或注释全无。许多学术书籍，存在"混用"不同注释的情况。如美国"剽袭"研究专家苏珊·布鲁姆（Susan.Blum)所言：在游戏规则尚未制订之前，要求人们遵循规则是荒谬的。上面所讲的状况，且体现于我国有关著作权的法律法规中。1984年6月15日文化部发布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著作权的法规，该条例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可以适当引用但应当"说明作者姓名、作品的名称和出处"。1990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著作权法》，基本沿袭上述原则。其后，《著作权法》经过了2001年及2010年两次修订，但并未修改"合理引用条款"。换言之，根据我国法律，只要（引用时）注明作者姓名、作品，即为"合理引用"，"参见"、"见"或"直接标明出处"等注释标记并非判断"剽袭"的要素。&nbsp;&nbsp;学术打假，全靠"栽赃陷害"？&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再说》最后的指控，是"伪注"及"译文剽袭"，王氏将之概括为"伪注式剽袭"。看完此节，我不得不感叹：王彬彬的用心，岂止太细，太深！他首先给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982页一段文字：我们首先探讨第一个问题，即梁启超的"集体主义"及其与自由主义个人权利理论的关系......这一基本判断的理论根据是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特别是卡尔·弗里德里克（Carl J.Friedrich）在《人类和他的政府：政治学的一个经验主义理论》（Man and His Government;An Empirical Theory of Politics）一书中关于两种自由概念的解释。弗氏说："当人类或以个人或以集体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和当他们达到从事政治活动的程度时--也就是说，选择、决定、或对之发表意见而不受他人干预时，他们应被认为是自由的。......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在私人范围内人们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我们可以称为独立的自由；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参与群体活动，那么就是参与的自由。"【158】【158】Carl J. Friedrich, Man and Governmant: An Empirical Theory of&nbsp;&nbsp;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3), PP. 253-255。&nbsp;&nbsp;&nbsp;&nbsp;&nbsp;（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982页）乍看王彬彬所引文字，我不知其所云。再细看之，终发现"这一基本判断"几字前还躲着个省略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一看到省略号，我心里难免紧张。本能告诉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按照王彬彬先生的习惯，省略的，一般是关键的。不出所料，我一经核查原著，发现王彬彬先生果真将最关键的话用"省略号"代替了，这句话之后的注释自然也被省掉了：&nbsp;梁启超的"新民说"包含了对个人权利的辩护，但张灏指出，这种辩护本身带有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特色，并与自由主义产生了歧义。【157】&nbsp;【157】通过对梁启超的自由观念的不同方面进行梳理，张灏的结论是："梁的自由思想在发展国家的许多人中是非常典型的。他们同样优先关注国家独立的自由和参与的自由。但当形势需要的时候，他们往往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不管这些自由的思想是如何的流行，它们与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无关。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以摆脱公众控制的独立之自由为核心。当然，这些思想与古代希腊政治思想理解的自由相似。"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页144。&nbsp;看过此处完整的叙述，也就不难理解：张灏先生关于梁启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根据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得出的，特别是弗里德曼关于两种自由概念的解释。弗里德曼的解释是什么呢？很自然，紧跟其后的，殊为弗里德曼论述两种自由概念的一段引文。汪晖所用，乃正常的倒叙手法，以说明张灏先生演绎其观念的过程--这种正常的叙述，怎么被"打扮"一番后就成为"抄袭"呢？王彬彬自觉理亏，说不过去，只好冒着被告上法庭的风险，把有关张灏先生的的话及注释一并省掉了。&nbsp;我平铺直叙，读者恐不能立刻领会了王彬彬的用心。所以，我将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42页相关的文字引出来，这就一目了然了：&nbsp;梁的自由思想最好根据卡尔·弗里德里克（Carl J. Friedrich）在研究有关自由问题中提出的理论来加以分析。在弗里德里克看来，自由由两部分组成：独立的自由和参与的自由。他把这两种自由解释如下："当人类或以个人或以集体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和当他们达到从事政治活动的程度时--也就是说，选择、决定、或对之发表意见而不受他人干预时，他们应被认为是自由的。......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在私人范围内人们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我们可以称为独立的自由；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参与群体活动，那么就是参与的自由。"按照弗里德里克的分析，独立的自由可以指以下两种情况：或指个人从社会和社团契约中独立出来，或指一个团体从另一个团体独立出来②。② 卡尔·弗里德里克：《人类和他的政府--政治学的一个经验主义理论》（纽约，1963年），第253-255页。&nbsp;【笔者注：关于弗里德曼的引文注释，中译本给出中文信息；而《兴起》引及弗里德曼此言，注释信息为英文，且略有不同，这正是作者汪晖查核过英文原著的证明。王彬彬却颠倒黑白地说："汪晖剽袭了崔、郭两位的译文，却将崔、郭的汉译注释还原为英文"，这样的用心岂不险恶？】&nbsp;读者将两本书一对比，自会明白汪晖是如何诚实地引述了张灏先生的观点，及其论证的进路。不过，王彬彬在《兴起》的这段论述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瑕疵，即汪晖为弗里德曼的引文注释时，虽给出了英文的原始出处，却未曾说明其译文来源。这当然是一处疏漏。更重要的信息是，汪晖已在前一注释中详细述及张灏先生的观点，并说明引自先生著作之中译本《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不仅如此，《兴起》"参考书目"（第1619页）中，亦有张灏先生著作中译本的详细信息。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合理引用条款"，汪晖"剽袭"的指控根本不能成立。&nbsp;可是，抓住了这个小小把柄的王彬彬先生，怎么肯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呢？他先是用"省略号"省略了汪晖述及张灏先生观点的话，并顺手隐去说明张灏先生观点及其著作中译本信息的注释，汪晖的叙述逻辑也就不明不白了。然后，王彬彬将汪晖的文字与汪晖明白引用的文字一对照，再故作惊呼状：引文相同，翻译相同，连省略号位置都相同，岂能"狡辩"？这种用心，何止太细太深，简直是无比险恶。只可惜，他行凶的证据已然败露在读者面前。&nbsp;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彬彬为指控汪晖"伪引"及"译文剽袭"，再次制订了"学术私律"。用自编自造的谎言，来指控他人说谎，这是王氏一贯的行为。他说，注释【158】既然注明的是英文原著的出处，"那就意在告诉读者，自己读了弗里德里克的这本原著，并且自己翻译了所引用的这段话。这当然是一个谎言"。按照王彬彬这个荒谬的逻辑，凡给出外文原始出处之注释皆需本人自译引文，否则概为"伪注"。&nbsp;众所周知，注释的目的在于说明引文出处，以便读者参考阅读。有关英文的引文，作者既可参考译著，亦可自己翻译。在国内学术写作实践中，参考已出版译作的译文是更为普遍，或说更为优先的情况。严格地说来，如果作者的英文引文参照了中文译作，应标明详细的中译本信息，以便于读者核查，亦是对译者的尊重。这是一个总体的原则，疏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以避免的，尤其在中国学术规范并不完备的情况之下。&nbsp;如汪晖先生所言，张灏先生《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这类海外汉学名著，他手头多有英文原书。《兴起》一书写作时，因考虑到可能的翻译问题，他通常是在查核原著之后给出中英文双重注释。辟如，《无我之我与公理的解构》这篇谈章太炎的文章，最早发表于1994年，曾先后两次被翻译为英文，分别发表在《斯德哥尔摩亚洲学报》和Becoming Chinese一书。为了给译者提供方便，《兴起》中涉及的英文注释，都曾根据原文核对。出版的过程中，编辑有时根据需要，或取消中文部分，或取消英文部分，但这种种情况都不能与"抄袭"相提并论。&nbsp;王彬彬先生，对一位严肃的学者大兴其一己之"私律"，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栽赃和捏造证据，而一旦发现任何的疏漏及瑕疵，就无限上纲，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此行径，对于学术的危害不言而喻。但是这样的非法行径却被媒体不断放大和强化，这究竟是为学术，抑或"反"学术，事到如今还不够清楚吗？&nbsp;&nbsp;

三方面的情况:一是重庆今后五年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的措施:城市化建设、工业化进度和三峡库区的发展,二是介绍一下重庆在近几年在财政、金融、资本三方面进行的一些措施；第三对我们教育战线及整个重庆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介绍。

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基础。

艺术的发展有时如同酿酒，并不会因旧朝的结束而停止酿造反应，正如在南北朝时尚未及成熟的佳酿至隋代则渐趋醇熟。隋代（581－618年）国祚仅37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隋代书法起到了承接魏晋南北朝、开启唐代艺术之风的作用。自汉末藩镇割据到魏晋南北朝的战乱迭起，中国经历了361年的分裂状态，南北两地的文化交流受到了一定的阻碍。隋朝统一中国后，特别是开通了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两地文化艺术的交流。　　隋代书法的发展按地域可分为三大区域，其一是北方，其二是西北，其三是南方，各自按照自身的艺术轨迹运行，既有统一的发展趋势，又各具风貌。各地因自然条件不同，书法的载体也大为不同。　　隋朝书法的前期阶段是开皇至仁寿年间（581－604年），沿北朝旧习，体兼篆隶，在书法艺术上属于保守阶段。隋朝书法艺术是在不断的嬗变中升华的，其短暂的高峰期无疑是在隋炀帝朝的大业年间（605－618年），唐代则延续着这个高峰继续攀升。　　北朝碑刻的不足之处是板刻方拙，南朝纸书则具流于扁平的隶书笔意。隋朝不可能在30多年内彻底改变前朝书法的弊端而取得体系化的艺术成就，隋朝书法最大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北方，楷书成熟了 ，也就是说，隋朝楷书的历史就是摆脱篆隶的历史。其二，在南方，草书愈加规范化，隋代草书的历史同样也是摆脱隶书的历史，且时间更长一些。此外，无论是碑刻铭文还是纸书，书法风格不仅有地域性特征，而且渐趋个性化。　　一、楷书成熟于北方　　从北方到中原，隋朝书法继承了北朝碑版、造像记和墓志上的书法风格，开始出现多种多样的审美意趣。北方多崖壁，因石材丰富，故多碑刻铭文。这些原石主要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和陕西，个别在四川、江苏、广东、广西。就目前存世的书法遗迹而言，隋代北方书法的载体以石质材料为主，书风以沉稳凝重、瘦硬精劲见长。导致其书法面貌多样化的原因大致有三种：　　1．隋朝书法是从篆隶过渡到楷书　　隋代早期的楷书与北朝篆隶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字体联系，因而呈现出不同的书写风格，各显华章。　　隋朝初年的正书隶意尚浓，书风浑厚粗砺者往往是楷隶篆相杂的碑铭，如《杨通墓志》（国家图书馆藏）即是一例。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隋代石刻拓本而论，隋开皇朝（581－600年）后期，楷书铭刻渐渐增多，已多于隶书，结体也渐趋饱满，气势开张，如《谢岳墓志》（国家图书馆藏），有的还留有魏碑遗韵，见《默曹残碑》（国家图书馆藏）。又如《曹植庙碑》（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拓本），开皇十三年（593年）刻，原石在山东东阿，尚留篆隶遗意和北魏旧风，唐代褚遂良的《倪宽传赞》胎息于斯。　　至大业年间（605－618年），楷书中的篆隶之意在北方地区已渐渐淡薄。如山东邹平出土的大业八年（612年）的《李肃墓志》（国家图书馆藏）不但脱尽隶意，并且露出了唐代欧阳询方劲有力的楷书端倪。河南洛阳出土的大业十三年（公元年）的《杜君妻郑善妃墓志》（国家图书馆藏）上的楷书已是十分圆熟了，若不是墓志铭署有年款，是隋是唐则难以区分。　　2．因继承北朝不同时代的书风而显现出不同的书写风格　　因隋朝书写者继承了北朝不同时期的书风，使隋朝的楷书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北魏的雄浑之体，北齐的雄秀之韵，北周的精巧之格，都滋润了隋代的楷书艺术。　　前文论及的《曹植庙碑》不仅尚留篆隶遗意，而且还有北魏旧风，使其书法的艺术内涵更为丰富，风格更为鲜明，显得粗壮厚重、平正坦荡。《青州舍利塔下铭》书于仁寿二年（601年），原石藏于山东益都广福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拓本），则继承了北齐隶书的笔法，隐现在楷书的笔划之中，体态敦厚而不失舒展。　　最著名的是丁道护书的《启法寺碑》，丁氏是谯国（今安徽北部）人，曾官襄州祭酒从军。原碑应在襄阳，现已佚，仅在日本存一孤拓本，是认识丁道护书法的重要依据。此书如北宋黄伯思所评：“不今不古，遒媚有法。”【1】蔡襄称之为“有后魏遗法”【2】，的确中肯，它直接影响了唐代欧阳询、虞世南书风的形成，可以说，丁道护是在继承北朝书法艺术的基础上确定了初唐书法艺术的发展格局。　　在晚些时候的大业九年（613年），《尼那提墓志》（1952年出土于陕西长安韦曲）因保留了北碑书法行笔如刀的特点而呈现出转折多方笔的古韵，愈显粗劲，同时，又汲取了南书的秀媚之态，隋朝的书法至此显然进入了嬗变时期，当“二王”书风“统治”到这里时，预示着长安城将会成为集南北文化之大成的圣地。　　3．因书写者对楷书不同的艺术感悟而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意趣　　隋朝书家对用楷书传达思想情感已经有了广泛的艺术实践，隋代楷书既可秀巧，亦能雄放，还有凝重之态。魏晋南北朝隶书中的一类渐渐向楷书过渡，出现了楷书的雏形，隋代则进阶为“楷模”，大量地应用到铭刻中，根据出土的许多隋代墓志，其刻工是向精巧雅致的方向发展。隋朝的篆书已基本让位于楷书，一般出现在墓志盖和碑额上。楷书畅行，以至于书写隶书的人大为减少。《龙藏寺碑》（河北正定龙兴寺藏）代表了正书碑刻更高的艺术水平，被书坛视为“隋朝第一碑”。该碑诸字结体严整，笔划挺拔，笔力内敛，书风峻峭精工。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称颂曰：“《藏龙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而不可思议……逊其淡远之神，而体势更纯一。”【3】王澍从该碑书风看到了未来的盛唐气象：“书法遒劲无六朝简陋习气，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风气渐归于正。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实通达时变之言也。”【4】　　《董美人墓志》系正书碑刻，开皇十七年（597年）刻（神州国光社有影印本），出土于陕西西安。书者与刻者配合得十分默契，书写者的笔划修短有度，结体谨严而不失灵巧，刻者以刀代笔，刀刀见笔。《苏慈墓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拓本），正书碑刻，仁寿三年（603年）刻，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陕西浦城县出土。清康有为称之：“初入人间，辄得盛名。以其端整妍美，足为干禄之资，而笔划完好，较屡翻之欧碑易学。”【5】《董穆墓志》，正书碑刻。大业六年（610年）十一月刻，出土于河南洛阳，其正书以秀骨清韵、端雅婉约之风仍为今世书坛所倾倒，论及隋书者无不称颂之。　　康有为对隋碑的总结十分得体：“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6】楷书碑刻精品渐渐地发展为陕西多于河南，昭示着定都长安的隋朝逐步成为北方的文化中心，这无疑是盛唐强音的先声，入唐之后，这里跃升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已是顺理成章了。　　二、西北、江南纸书大成　　南方遍野的桑麻是造纸的原材料，故书家多书写于纸。江南因石质山较少，碑刻相当有限，出现了一些砖铭。西北甘肃以西的沙丘地质决定了当地的书法载体只能是黄皮纸或砖块，这些艺术载体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有着一定的关系，对形成当地的书法特性也有一定的客观作用。　　在西北，经生和抄书手们继承北朝的书写传统，仍然以纸书写经，书体渐渐脱开隶书的笔法，初步形成楷书的面貌，其特点是横划收笔和捺笔较粗，代表性作品是楹维珍的《优婆塞经》卷（上海博物馆藏）。楷书《大方等大集经》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表明了楷书在西北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此时正值开皇十五年（595年），书写者为一经生，其楷书笔法已相当娴熟和精到，隶意无多。可以说，在佛教绘画与雕塑方面，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其艺术影响是向东发展，而书法艺术则是由中原影响西部，这在高昌古城出土的砖上书迹《任谦墓表》中显现得十分鲜明，其行楷书于延和十一年（612年）尚有北碑粗劲方硬、厚重端庄的气度，但这种气度已渗透到楷书的笔划里了。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人口大迁徙，许多北方的文化人士来到社会相对稳定的南方，隋代江南地区依然是南方文化艺术的中心。“二王”书体在这里渐成为正统的书法艺术。为此作出最大努力的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他历经陈、隋，在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为僧，人称“永禅师”。智永初学萧子云书，后以先祖王羲之为宗，在永欣寺阁上潜心研习了30年，弃笔成冢，继承并总结了“二王”正草两体的结体、结字规律，书成《真草千字文》（现藏于日本小川为次郎处），如苏轼所评：“精能之至，返造疏淡。”【7】此书代表了隋代南书的温雅之风，其规范化的王字草法、隽永的审美意趣从体法上确立了它的范本作用。当时，往求智永墨宝者络绎不绝，踏平门坎，他不得不以铁皮包裹门坎，人称“铁门限”，可知当时书界对规范化的渴求心情。显然，智永的努力完全在于规范和统一楷、草二体，这只有在隋唐大一统的政治局势下才能实现。从书史发展来看，智永《真草千字文》卷的规范作用超过了传为东汉蔡邕书《熹平石经》的影响。　　在此，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纸绢类艺术品在经过1400余年的磨难后留存至今的概率有多少？智永在隋代共书写了八百卷《真草千字文》，北宋时宣和内府仅存七卷，南宋至今唯有一卷。粗略地说，隋代书法留存至今（包括流传海外、国外者）的概率是八百分之一。还有一个例证可佐证这个概率不会相去太远，如五代末的北派山水画家李成在身后留下数百件佳作，而至米芾的时代，已是“山水李成只见二本：一松石，一山水，四轴”。【8】 　　与《真草千字文》卷具有艺术联系的是隋贤的《出师颂》卷。从书者遒媚、婉约的书写风格来看，应是一位不同于经生的书家，这位隋贤的行气、草法和行笔的映带关系受到《真草千字文》卷的艺术影响，其草书笔划如捺笔尚留有一息隶书的笔意，然草法已入“二王”体系，可推知书者临写了前朝的某一本子，在临写中既保留了一些前朝的隶书笔意，又自然流露出其受“二王”影响后的草书笔法。同时，也表现出书家从追求字行的“势”过渡到追求字行的“韵”，正是这个“韵”才使他与众不同。按当时书家近北朝者多碑刻之痕、近南朝者多笔意的规律，此隋贤的生活地域和生活时代应与智永相当，其书与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卷有着一定的艺术联系。参照《真草千字文》卷等纸卷书画名作的存世概率，这位隋贤的书迹留存至今的概率也决不会高于八百分之一。　　在江南，除纸书之外，砖铭也是极富成就的书法载体，如《僧璨大士塔砖铭》的制作工艺来自前朝两晋和当时的南北两地。刻工在砖模上阴刻文字，翻成砖坯烧制成砖，使字迹凸起呈浅浮雕状，制作工艺颇为精细，在撇捺之间尚留有北碑遗风，而更多的是蕴含了江南温润秀巧的笔风。此砖铭的书法艺术可谓集隋代南北之大成，这是隋代书法整体性的大趋势。　　三 、对隋代书家的再认识　　由于隋代到初唐无书史专门记载隋代的书事和书家，故隋代书家留名者甚少，除前文论及的智永、丁道护以外，留名者尚有：　　薛道衡（540－609年），字玄卿，汾阴（今山西宝鼎）人，隋炀帝朝官至司隶大夫。他虽未以书法名世，所书碑文如尔朱敞碑等被视为“非泯泯众人之笔”。　　房彦谦（生卒年不详），字孝冲，东武（今属山东）人，房玄龄之父。房彦谦于大业年间（605－616年）为泾阳令，在书法方面以草隶见长。　　虞世基（？－618年），字懋世，余姚（今属浙江）人，隋炀帝时官金紫光禄大夫。他博学高才，兼擅草隶。　　释智果（生卒年不详），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居永欣寺，他可能是智永的师弟。智果长于隶行草，自谓其书得王右军骨，想必其书风瘦硬。　　相信还会发现一些留名的隋代书法家。此外，对书写《出师颂》卷的佚名“隋贤”也应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在该卷拖尾上有南宋米友仁书于绍兴九年（1139年）的鉴定结论，此时的米友仁年约60岁，已是南宋内廷十分成熟的书画鉴定家，他必定是根据自己的鉴定标尺以及书者儒雅的笔性推断出书者系隋贤。何谓“贤”者？即德才兼备者，正如墨子所云：“列德而尚贤”【9】。这位“隋贤”不会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经生或抄书匠，如果他的书体、书风表现出他是一个普通的经生，小米是不会称之为“隋贤”的，也不会屑于作任何“审定”，其书更不会被历代名流和南宋皇室、清代皇家热衷地收藏。古代鉴定家称他人为“贤”是十分审慎的，至少对晋唐时期的抄书匠是不会称之为“贤”的。这位隋贤与智永的书风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根据他的书法体系及其书写用纸的材质，他主要活动于南方，卷中老到的艺术功力表明他很可能已是一位年长的贤达。大凡在隋代有成就的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南北朝的历史阶段，对这些没有年款的艺术作品，在年代鉴定上的确需要一定的模糊度，应当与前朝的书法艺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隋代有成就的书法家大都形成了一定的艺术共性，几乎都长于楷书和草隶，尤其在南方，书家们继承了南朝的章草和今草的书法，《出师颂》卷的书写者“隋贤”亦如此。这代表了隋代书法的新时尚，是当时较“前卫”的书法艺术，为初唐兴盛的书法做好了充分的艺术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初唐书家在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隋朝书法家的启蒙，最具有代表性的初唐书法家有欧阳询（557－641年）、虞世南（558－638年）和褚遂良（596－658或659年）等，特别是虞世南曾经得到智永的亲授。初唐承接隋代书风十分紧密，以至于清代包世臣在《广艺双楫》里认定隋《太仆卿元公暨妻姬氏墓志》是欧阳询所书，实际上这个墓志上的字体是唐代欧、虞之书的先导。在绘画史上，将历北齐、北周至隋代的山水画家展子虔公认为“唐画之祖”，笔者以为，与之相对应的书法史，其“唐书之祖”无疑是智永和丁道护，“隋贤”则是与他们十分相近的书坛长者。　　　　对隋代具体书法作品的认识不能脱离书法历史的发展。东汉末年，蔡邕提出了书写文字的笔法问题，这意味着汉末对书写文字不但有了一定的规范化要求，而且还要求有相应的艺术欣赏性。此后，历朝历代的书法艺术均围绕着书之“法”而发展变化。如果概括历代书之“法”的种种变数，不妨说，魏晋南北朝进入了“立法阶段”，这是以“二王”书体的确立和南梁周兴嗣集王字成千字文为标志的；隋代发展到“普法阶段”，智永书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发江南寺院，起到了普及“二王”书体的作用；唐代进阶为“执法阶段”，唐太宗推崇二王，以皇权法定了整个唐代的书风取向；北宋的苏、黄、米、蔡不囿于规整的“二王”畦径，讲求抒发个性的书风，标志着宋、金进入了“变法阶段”；元代赵孟頫、鲜于枢等书家标举“专以古人（晋唐）为法”的书论，将元代书法引入了“护法阶段”，努力维系着晋唐法度；明清两代的书法历史则是交织在“护法”和“变法”当中，后因“变法”的方法不同，如“碑学”和“帖学”之异，使明清书法的风格面貌纷繁不一。　　对隋代“普法阶段”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出师颂》卷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从后世将该书多次勒石、拓印的情况来看，《出师颂》卷十分规范的结字和草法实际上也起着一定的范本作用。隋代楷书基本上摆脱了隶书的笔意，但隋代草书尚未洗净隶书的笔法，智永和“隋贤”等江南书家尚在努力之中，最后由初唐书家们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注：　　【1】 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国书画全书本，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2】 北宋·蔡襄语，转引自《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3·隋唐五代书法》附录第5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3】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第65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4】 清·王澍《虚舟题跋》，版本同【1】，第八册第801页， 　　【5】 清·康有为《广艺双楫》，版本同【3】，第811页。　　【6】 同上，第810页。　　【7】 北宋·苏轼语，出处同【2】，第1页。　　【8】 北宋·米芾《画史》，画品丛书本，第191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9】 战国·墨翟《墨子·尚贤》上第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48册第31页，台3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nbsp;The Nursery of GeniusA brief survey of ten magazines of influenceBy Nicholas Sabloff“A magazine,” Thomas Paine said, “is the nursery of genius.” Upon moving to America, Paine became a contributor and editor at the&nbsp;Pennsylvania Magazine. Not long after, he published&nbsp;Common Sense, the pamphlet that defin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Generations of young writers and thinkers have been drawn to what is an elusive project: to create a magazine that makes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course of politics, ar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uch idealists have persevered in the face of the debt, disillusionment, meager circulation, and general indifference from which all but a few of these publications inevitably perish.What follows are brief sketches of a certain variety of little magazine, “litt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nbsp;American Mercury) by virtue of their circulation. They are not zines or self-published pamphlets or policy journals, all of which may also be entitled to a claim of littleness. The magazines here are united in their commitment to forwarding the causes of literature, high art, and politics; they are best remembered for helping to establish canonical writers and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llectual culture of their day. The spirit of such magazines was perhaps best captured by Lionel Trilling in the 1950s when he wrote, “They are snickered at and snubbed, sometimes deservedly, and no one would venture to say in a precise way just what effect they have . . . except that they keep a countercurrent moving which perhaps no one will be fully aware of until it ceases to move.”&nbsp;The Dial, Boston1840-1844&nbsp;&nbsp;Often considered the progenitor of the “little” magazine in America, the&nbsp;Dial&nbsp;was founded by “Transcendental Club” members Margaret Fuller and Ralph Waldo Emerson. Like many little magazines, the&nbsp;Dial&nbsp;was conceived out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other journals of its day. Emerson used the second issue to call for a native literature that represented American culture. To this end, the magazine published obscure writers and poets, most of whom remained that way. The most notable exception was its most popular contributor, Henry David Thoreau. The Transcendentalists’ interest in Easter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brought the magazine more mockery than readers (“ethereal” was a common complaint): it never had more than 300 subscribers and Emerson came away from the project $300 the poorer. The magazine’s influence, however, has lived on. Resurrected countless times, in the 1920s the&nbsp;Dial&nbsp;became the premier Modernist magazine in the U.S. (it brought T.S. Eliot’s “The Waste Land” to American readers) and gave birth to a publishing house, the Dial Press, that carries on to this day.&nbsp;Poetry, Chicago1912-Present&nbsp;The flourishing of Modern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incided with a renaissance in American literary magazines. Harriet Monroe’s showcase for American poetry was at the center of this efflorescence.&nbsp;Poetry&nbsp;published T.S. Eliot’s groundbreaking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in 1915. The poem had been passed along to Monroe by the magazine’s foreign correspondent, Ezra Pound.&nbsp;Poetry’s early years featured Pound’s promotion of imagism and,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Carl Sandburg’s “Chicago,” passionate defenses of free verse. It published early work by Marianne Moore, Hart Crane, Wallace Stevens, and Edna St. Vincent Millay. The initial pay rate: a generous $10 a page. The amount the magazine received in a bequest from pharmaceutical heiress Ruth Lilly in 2003: $100 million.The Masses,&nbsp;New York1911-1917&nbsp;The Masses&nbsp;advocated for progressive causes such as socialism, pacifism, vegetarianism, and birth control, and published such progressives as Helen Keller, Jane Addams, and Bertrand Russell. The furious satires penned by its cartoonist, Art Young—he pilloried everything from the press to Jesus, and depicted capitalism as an overstuffed bald eagle—brought the magazine its share of controversy and notoriety. Edited by Columbia professor Max Eastman, the&nbsp;Masses&nbsp;was radical enough to print the intrepid American journalist and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John Reed and antiwar enough to run afoul of the Espionage Act in 1917,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trials that led to the magazine’s demise. After folding in 1917, Eastman and his colleagues returned a year later with theLiberator. Many of these same editors, though not Eastman, regrouped in 1926 to launch the more overtly Marxist&nbsp;New Masses.The Criterion,London1922-1939T.S. Eliot edited Modernism’s most famous magazine at night after coming home from his job at Lloyds Bank. The&nbsp;Criterion’s editorial office was his house. From these modest origins sprung a debut issue containing “The Waste Land” and a magazine that, in its first year, received contributions from Luigi Pirandello, Virginia Woolf, Ezra Pound, E.M. Forster, and W.B. Yeats. In his effort to convey a European consciousness unlike&nbsp; that found in other magazines of the time, Eliot’s&nbsp;Criterion&nbsp;became the first periodical to publish Proust in English. Eliot spent the following years trying to establish such writers as W. H. Auden, Stephen Spender, and Wyndham Lewis, while simultaneously expounding his defense of classicism, tradition, and Catholicism. The magazine never reached more than 800 subscribers and Eliot somewhat dispiritedly ended the&nbsp;Criterion&nbsp;in 1939.The American Mercury,&nbsp;New York1924-1980H.L. Mencken conceived the&nbsp;American Mercury&nbsp;as a magazine capable of taking in the whole absurd carnival of the American scene during the Jazz Age. Irreverent, learned, iconoclastic, and satirical, the magazine becam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Mencken himself. It furiously lampooned his favorite targets— creationists, Prohibition, the “booboisie”—in the pungent style of its editor. The premier literary tastemaker of his time, Mencken published fiction by William Faulkner, F. Scott Fitzgerald, Thomas Wolfe, and Sherwood Anderson alongside articles written by convicts, clergyman, lawyers, dishwashers, and outdoorsmen. At its peak, in 1928, the&nbsp;American Mercuryhad 84,000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lost momentum after 1929 when Mencken’s satirical edge,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economics, and disdain for the proletariat put him out of step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Depression era. The man Walter Lippmann once referred to as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is whole generation of educated people” left the magazine in 1933.Partisan Review,New York1934-2003It has been said of&nbsp;Partisan Review&nbsp;that despite rarely having more than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it had the&nbsp;right&nbsp;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When people get nostalgic for the golden days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America,&nbsp;Partisan Review&nbsp;is never far from their minds. Though it bega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rts branch of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the magazine’s founding editors, 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 soon parted ways with the party’s embrace of Stalinism. Staunchly anti-Stalinist and a defender of high art,Partisan Review&nbsp;was a magazine in which Rahv’s critiques of Marxism were followed by Eliot’s “Four Quartets.” The flagship pub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nbsp;Partisan Review&nbsp;published Lionel Trilling, Irving Howe, Dwight Macdonald, Hannah Arendt, Mary McCarthy, and such classic essays as Clement Greenberg’s “Avant-Garde and Kitsch” and Susan Sontag’s “Notes on Camp.” The number of little magazines—Macdonald’s&nbsp;Politics, Howe’s&nbsp;Dissent—started by its former contributors over the years, often following an intellectual falling-out, testifies to its influence.Les Temps Modernes,&nbsp;Paris1945-PresentJean-Paul Sartre launched&nbsp;Les Temps Modernes&nbsp;one year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France and at the height of his fame as a novelist, playwright, literary critic, and philosopher. It was truly a magazine of the moment and quickly became the leading exponent of Existentialism. (It, too, peaked a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published such titans of postwar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as Samuel Beckett, Jean Genet, Raymond Queneau, and Marguerite Duras, as well as Sartre’s monumental literary manifesto, “What Is Writing?” The magazine’s name, taken from the Charlie Chaplin filmModern Times, reflected Sartre’s belief that engagement with the present moment was man’s duty. Sartre also believed in the pen’s ability to ignite political change, and in its first decade,Les Temps Modernes&nbsp;condemned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and demanded that France depart from Indochina and Algeria. By the early 1950s, Sartre’s Soviet sympathies had caused all the original editors but Simone de Beauvoir to depart, and it was on the pages of&nbsp;Les Temps Modernes, in one of the defining moments of 1950s intellectual life, that Sartre and Albert Camus’s friendship ended as the two quarreled bitterly in print over Stalinism.The Paris Review,Paris/New York1953-PresentThe Paris Review, which began life in hopes of recapturing the literary spirit of 1920s Paris, wanted to serve its writers, and George Plimpton, its charismatic co-founder and editor, was not bashful about engaging in a little showmanship to ensure that their voices would be heard. While never as fervently countercultural as Barnet Rosset’s more European-orientedEvergreen Review, in its early years the&nbsp;Paris Review&nbsp;helped to launch Terry Southern, Philip Roth, and Jack Kerouac, and was the first to publish Samuel Beckett in America. Its “Art of Fiction” interviews have become an institution unto themselves. Forever hovering around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is still going strong despite Plimpton’s death in 2003 and despite the belief of one of its founding editors, Peter Matthiessen, that “little magazines should have short lives and then disappear.”The Baffler,&nbsp;Chicago1988-presentFounded by Thomas Frank, the&nbsp;Baffler&nbsp;modeled itself after Mencken’s&nbsp;American Mercury, and like his idol, Frank loved to cause mischief by exposing the absurdities and delusions of the “booboisie.” Unlike most little magazines, the&nbsp;Baffler&nbsp;was built around an explicit thesis: tha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had co-opted the very idea of dissent by making it a commodity. The magazine spent the 1990s ridiculing one instance after another—from the Gen-X rebel consumers at&nbsp;Details&nbsp;to the peddling of “alternative” culture—in which subversion and rebellion were marketed as lifestyle choices and the counterculture was used only to reinforce the logic of late-twentieth-century capitalism. Despite only publishing seventeen issues to date, the magazine has two anthologies of essays to its name. These days, Frank can be found on the punditry circuit, having brought his critique of the culture wars into the mainstream with his 2004 book&nbsp;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n+1,&nbsp;New York2004-Present&nbsp;&nbsp;Over the course of only five issues&nbsp;n+1&nbsp;has laid claim to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new little magazine to emerge from post-9/11 America. Although its small circulation pales in comparison to such coevals as the&nbsp;Believer&nbsp;and&nbsp;McSweeney’s,n+1&nbsp;has caused an impressive amount of commotion by responding polemically to the present era. Beyond liberal politics, the editors’ other great passion is the defense of the literary novel: the magazine openly declares itself a descendent of the high seriousness and sense of tradition of&nbsp;Partisan Review. Yet the magazine’s self-conscious tone and its ability to shift casually from discussions of European theory to dissections of pop culture are unmistakably contemporary. In recent issues, the magazine has begun focusing its breezy editorials on exploring the effects that such cultural phenomena as dating, casual sex, porn, and the omnipresence of cell phones and email have had on 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 and the experience of everyday life.http://archives.jrn.columbia.edu/nyrm/2007/sabloff_wel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