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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作《师说》，与《原道》、“文以明道说”一道，解构了以士族门阀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构建起一套新兴庶族地主据以安身立命的世界观，并对北宋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巴迪乌认为，我们目前所生存的时代，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资本主义却更野蛮、更粗暴，竞争更为惨酷，整体世局反而更像是19世纪的样貌。也因此，在19世纪涌现的共产主义假设，乃至巴黎公社的经验，都为我们留下丰厚的历史资源，留下强大的思想武器。

2012春夏，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挑衅，先是东京都政府号召"购买钓鱼岛"，接着右翼分子登岛"垂钓"，让这一问题进一步凸显。

（2009年11月12日在中欧法学院讲座的文字记录）各位同学，非常高兴有此机会，又一次和法大的同学们交流。今天想谈谈三十年来法治建设、法律人职业共同体建设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也就是职业伦理的问题。三十年来，我们的法治建设，在立法方面，应该说是比较完备的。但是整个法律在社会上的，整个法律人，包括司法部门、检察部门、律师职业，整个的尊严是不够的。事实上，这些年来的发展，使得普通老百姓对法治的信心，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问题的要害是，法律职业道德的缺失，或者说是遮蔽。关于律师、法官、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规范，当局、行业自治组织都是有所规定，学者们也有所论述。一般的论述是以美国，或者以某一个西方国家为样板。西方法治环境下的职业伦理问题，基本上是个平衡问题。这一点，我在《政法笔记》里谈论过，也就是“好律师能不能成为好人”，可能同学们已经看过。我在那篇文章里谈过，就是一个律师的忠诚问题。一个现代法治条件下的律师，能否既忠诚于其客户（或者委托人），尽心尽职，以审慎的、职业化的专业水准的服务来工作，同时又服务于整个法律上的正义，因为律师毕竟在诉讼中也是法庭的一员，在非讼业务中，也是整个法治系统的一员。他能不能同时忠诚于两个方面？这是完备法治系统中的最根本的伦理问题。几乎所有的职业伦理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比如律师的保密义务了，与法官的距离呀，跟政府的关系呀，以及怎么衡量司法审慎的标准呀，都是这么谈的。但是如果我们拿教科书上的这一套拿来观察中国的律师业务，中国的司法实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有哪一个律师会按照司法部公布的哪个条例，或者按照关于律师道德的规范，或者按照教科书告诉我们的东西来行事的。律师的职业伦理是缺失的。事实上，客户和司法监督部门也不会去追究。我这儿有一篇文章，是方教授之前跟我提到过的，后来是贵校孙国栋先生拿过来的《律师文摘》上转载的一篇文章，关于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法官郭生贵的案子。郭生贵因为受贿，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的主要罪状是，安排法院内部的案源，把它们交给他熟悉的律师来办。而那些律师显然也没有任何伦理约束，也没有司法部门的监督或者其他的障碍，都是能够拿到他所安排的案源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系统内部，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约束的，才能让郭院长这么样做了很多年。但是这篇文章里有一个事情很有趣，它讲到法院内部有一个法官是蛮有正义感的，他不断地揭发这个院长的违反规定的做法。这位法官叫吴肃。吴肃在这个文章里讲过一段话还蛮有趣的，他对比了腐败的院长和前任领导的不同做法。吴肃举了一个例子，“我当审监庭庭长时，有一次一位前领导找我，说‘你们正在审理的一个案子，申请再审方单位领导是我的老同学，你看看有改判的可能性吗？’正好他找我的前一天，法官已经向我汇报过了，此案已经准备驳回，不可能改了。我就把案件原原本本跟他说了。他说，‘好，我明白了。你给我个面子，别驳回。我来做工作，让他主动撤诉。’” 这是前领导的做法，结果当事人很快就撤诉了。吴法官的意思是，这种做法是很好的，（笑）是合乎我们法院的“惯例“的。可是郭生贵就不一样了，人家托他的案子，他跨过主管院长和庭长，直接找审判员，审判员得猜（诉讼）哪一方找的他？（听众笑）。你看，他还不明确告诉你，谁找的他，你该怎么判，他还让你猜？（听众笑）。先按照正常程序，特精心地把案子做好，向他汇报。如果，他说不行，你得再琢磨。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判决。你得自己去琢磨，他不会明确告诉你。审判员这时才知道（诉讼）哪一方与他有关系。这种琢磨，它也有它的技巧。我觉得这一段描述挺有意思。它说明了，至少在当时的西城法院，基本上是没有职业伦理的。即使是前院长，实际上也是不管的。只不过他做得好在哪里呢？他不直接干预审判。他该做的也做了，比如帮委托的人、亲戚朋友打听一下，来稍微间接地影响一下，他也不违背现在的法院的纪律。当你告诉他：“对不起，我们不能改判。”他会说：“给我个面子，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案子妥善解决。”郭生贵完全不管这个，他连潜规则也打破了。（听众笑）他不仅不遵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的有关规定，他连潜规则也不遵守。办案的法官必须在郭生贵自己制定的一套规则中运作，在“郭生贵式的伦理系统”中寻找合适的位置，来做自己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局面，是不是？这个局面当中，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中的职业伦理去观察，是完全驴唇不对马嘴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法官本人才是真正的最后的受托者，律师只是整个委托关系当中的一个代理人而已。比如说，各位当中，如果谁有一个困难，或者一个纠纷要打官司的话，你实际上是委托一个律师，再去委托一个法官，那位法官再去委托一位（对案件判决）有真正影响力的人的头上，这个委托关系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是目前的职业伦理规范根本就无法处理的。也是连潜规则都算不上的，另外一套个人化的司法关系和代理关系。郭生贵实际上就是他那个法院的唯一的受委托人，整个制度变成一个“竞贿”的关系。就是双方贿赂，来竞争他的决定。这样，司法的正义当然就被扭曲了，正式规范成为具文，潜规则又变成因人而异的制度了。这样就不能怪普通老百姓，或者媒体对司法会有质疑啊，失去信心啊，或者诉诸其他的渠道。例如，信访。信访，大家都知道，是个大问题。信访为什么制止不了？给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带来巨大压力问题。这不仅仅是传统上有“告御状”的做法，所以喜欢到北京喊冤，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在这儿，普通老百姓眼里，司法的尊严以及它背后的伦理基础是看不见了，也无法预测了，所以他与其通过这样一层一层委托来诉讼，还不如直接到政府门口喊冤，政府部门或者人大（可以）反过来向法院施加压力，反而有可能来解决他的诉讼问题。虽然，不一定是哪一个成本高。那么，我认为，值得我们首先探讨的就是，为什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职业伦理的建立还是这么困难？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可以探讨。一个是整个经济改革，（相对法治建设）总是有点超前。每一次经济领域的改革，新的市场的开发，新的经济政策的出台，一般都比我们法律的规定要稍微超前一点。所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好，到金融产品的开发，到现在创业板、房地产开发、小产权问题，它们全部都不是现有的法律规范制度所能够容纳的。这些东西对于立法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挑战，但同时挑战了法律人职业的道德底线。就是在经济活动中，总是把法律抛在一边，执行一些政策。这使得，不管法院也好，律师也好，甚至一些法学家也好，对于这个规则的约束、伦理资源的应用都采取非常灵活的做法。讲得好听一点，开放的态度，人们不再在乎规则的效力，而总是用一种实用主义或是功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法律活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在经济改革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社会运动。什么运动呢？资本在中国的再次出现或者复辟，就是私有制的重建问题。这种重建，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说法就是，“打左灯，向右拐”。“打左灯，向右拐”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种相冲突的道德观、伦理责任同时并存。当你“打左灯”时，不是仅仅“打左灯”，而是意味着一系列的政治话语、意识形态的呈现。它通过主流媒体保持着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继续。而“右拐”，也不是简简单单“右拐”，它也要有一套正当性的说法，也要通过主流媒体来宣传，给整个社会来消费和接受。因为老百姓也不会说是，你只相信其中一套，而不相信另一套啦。你必须两套都相信。既承认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和它的有效性，不管你心里怎么想，反正在官方尤其是法律制度层面是要保护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整个经济政策，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了，实际上已经是基于私有产权、契约的订立呀，就是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也是必须要维护的。因而，实际上，不仅是在法学院，在整个社会，这两套体系都是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建立一种统一的、严格的职业标准。它使得任何行为都能正当化，包括咱们做老师的。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我前两天到湖南去探亲，湘潭大学就请我去给他们做个讲座。讲完之后，他们的学生很热心，就把他们编的刊物拿来让我题词。他们已经办了十年了，都是本科生做的，挺好的。我拿过来看了一下，第一页，曾宪义；第二页，王利明，都挺好的；再翻翻，翻到最后一页，周叶中。我说，你们怎么请他题词？那些学生也都挺好的，笑笑，什么也没说。周老师的题词是，“一定要什么什么宪政、一定要什么什么宪法，一定要什么什么，几个一定要”。（听众笑）。他们说，那，冯老师你提个题嘛？我就题个“杜绝抄袭”。（听众大笑，鼓掌）。将来你们要是印刷时，就把我题的词放在他的后面。（听众笑）他那样一个宪法学家呈现出一种分裂的人格。今天在某一个崇高的地方，比如说中南海，讲宪法；明天(就抄袭)，他未必是自己抄袭，比如他的博士生去抄袭，但是他不管。做另外一件事，是没有矛盾的。不仅是他，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存在矛盾的。跟西城区法院是一样的，是可以同时传授一种宪政知识，西方化的或者台湾化的宪政知识，但又做一个违反那个知识的行为。难怪前些年德沃金教授来中国访问，方老师还评论过这个事儿。访问在中国大受欢迎，但是他回美国在纽约书评上大讲“中国人虚伪”。（听众笑）虚伪在哪儿？他发现所有接见他的官员也好，同他喝酒的学者也好，都在大谈人权、宪政。可是他说，你的这个人权、宪政，不是我的那个人权、宪政。怎么可以这样呢？实际上他没用这个词，但是他是这个意思，不是有点“分裂”了吗？没有一个伦理基础在底下，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三十年走过来的历程来看，这不奇怪，这正是我们这个制度的特点。它不仅容忍这样一些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制度也依赖这样的双重标准。这个双重标准主要不是对外的。像德沃金教授这样的人来访，他会比较敏感，因为这个制度不是为他设计的，他只是碰巧见到了这个制度的一个侧面而已。而我们天天碰到的，才是它真实生活中运行的东西。这个，我认为，才是潜规则泛滥、法官和律师在现实生活中无所畏忌，没办法遏制政治腐败、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仅是腐败泛滥的问题，而且是我们这个法律共同体很难形成的问题。不仅是我们自己很难形成的问题，在社会，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以及政府部门眼里，他们不可能信任这个法律共同体，他们看不到你们是因为什么东西走到一块儿来。最近，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打黑这个问题，自七十年代末年年都有的，不稀奇。但是薄熙来这个打黑打的不一样，他先让老百姓唱红歌。所谓红歌，就是三十年前的歌啦。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我跟那边西南政法大学的老师也聊过。我看到的报道似乎是，我们法学界的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不安。对所谓的“程序正义”被忽略的情况，对当中的一些不太符合“教科书法治精神”的东西表示不安。我就在想，为什么呢？显然，“打黑”本身，不“唱红”也可以打，三十多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他现在采取了一种动员老百姓的做法，有点像以前的“走群众路线”了。另外，他宣传的基调也不再是“依法治国”那一套，而是回到三十年前的那一套。他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法律家。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当地的治安问题，黑社会问题，反正他有他的目标。但是，显然当地的老百姓是满意的，这点他做到了。得罪的是谁呢？除了那个被抓起来的人以外，主要是得罪了法学界。换言之，这个法学界已经公然“与人民为敌”了。在伦理位置上，他们是与当地的人民“为敌”的。他（法学家）觉得自己关切的某些价值受侵犯了，倒不单是想为文强辩护了。当然文强，这是抓起来的人，也是需要辩护的。为什么这些政治家，他们抛弃了三十年来建立的话语和伦理知识，而是用了我们在法学院被告知早已“死掉”的知识。但是，薄熙来和重庆的打黑运动显然不认为是这样，他们认为这是活的东西，所以他们要用这一套东西。另外一个相关的事，我注意到国庆阅兵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同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国庆阅兵发生了什么事？就是阅兵的最后一刻增加了一个方阵，就是由清华的学生组成的，在所谓的“春天”方阵之前的方阵。把那个口号又拿出来了，就是“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个口号是八十年代改革以来基本上不提的。你要是提这个口号，在主流媒体是基本上发不出声音的。但是这次阅兵和游行把它拿出来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光说“春天”没用了，你光说“人民富起来了”，你光说“邓小平看到中国人民富了，笑了”没用。你还得加上那句“毛主席看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笑了”才行。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说后面两句笑话，“谁看到自己的像，笑了”和“谁看到女民兵，笑了”。（听众笑）这和“唱红打黑”是同一个原则，是同一个伦理原则再造。对不对？是把整个政法制度安到另外一个基础之上。他会给老百姓看，说，“你看，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为你们服务”，而不是说“我们这次打黑，是严格按照法律，严格按照规则，按照程序正义来进行的”。因为老百姓知道“郭生贵式”的法院是怎么回事的。他已经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职业呈现在老百姓面前，让人放心了。他必须注入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老的东西。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三十年来的改革所忽略的伦理资源，即便要继续改革、深化改革，照中央的话来讲“不动摇”，也不能忽视。“打左灯”并非仅仅是做个样子，“左灯”和“红歌”所代表的那套伦理精神和话语，将是长期支持中国“向右拐”的伦理资源。换言之，它将长期约束着中国法治的发展，而不会像我们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法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现在来看，不管是我九十旧年代的“重新出发”也好，还是到最近的(法学界的)一些说法也好，法治建设的一些东西，它的基础是不稳固的。所谓中国特色，实际上特色在这里。我觉得，从现在起，我们以后在所有法律领域的讨论，纠纷的解决，尤其是疑难纠纷的解决，都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这个“左灯”的影响，这个“方向”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郭生贵式”的制度继续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对近期司法改革的看法。我知道法学界有不少人对最高人民法院近两年改革持批评态度，认为是把过去的“群众路线”呀、“大调解”的做法给恢复了，甚至还有一些硬性的规定。这其中的具体做法，我们不评论。也许是有些问题的。但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换？我认为是有它的道理的。他并不是真的换了一套做法，或者扭转了改革方向。它实际上还是走的改革的路，只不过原来的那一套做法没有办法取信于民，没有办法建立我们所需要的职业伦理。法制改革必须另寻资源，另寻合法性。换句话讲，法治改革的合法性本身在近年来受到了挑战。整个国内的大形势，也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从去年的汶川地震、西藏动乱、奥运风波到今年的新疆冲突，使得原来的这一整套话语都受到挑战。（我们谈）“和谐社会”，“和谐”本身必须要拿出来东西支持。实际上，今天新疆的许多地区都处于军事管制之下，远远不是和平。因此，我们新的一代，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八零后、九零后，他所面对的政法改革，他所预期的那个改革，肯定不像我们这一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样，肯定有不同之处的。在这个情况下，正是我们重新审视职业伦理基础的时候，重新建立职业伦理的时候。把它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使得法官、律师，还有我们法学家怎么取信于民。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律师的职业化，法官（司法）的尊严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交换上。交换的是什么？就是以你严格的伦理约束来换取整个社会对你的信任，使律师具有职业的垄断性，让没有律师资格（的人）退出这个正式司法程序，退出重要的经济领域。人家凭什么退出呢？就是你要以高质量服务和严格的伦理来交换。在目前，这个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所以任何人都能参加司法考试，任何人都可以在不受正规的法律教育的情况下参加司法考试，进入这个行业。当然，这有过去一些做法遗留下来的影响，但是另外一个关键的一点是：至今为止，中国的法律人，尤其是律师，拿不出任何东西去换取他要求的在业务上的垄断，也就是他拿不出他的职业伦理来。另外，对于我们法学院的教育和法学家的研究来说也是个挑战，教育问题我会在下周跟大家详细讨论。从法学上来说，我觉得跟四九年前我们遭遇的法学上的挑战是相似的。今天，中国法学面临的伦理挑战，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四九年以前民国时期法律人所面临的挑战。什么伦理挑战呢？就是在一个急剧地变化甚至是革命性变化的局势下，大规模的立法，大规模的西方法律学说的引进、讨论的同时，法律人不能迷失政治意识，不能缺乏历史意识，不能迷失政治方向。就是，不能让政治问题脱离我们的法学教育。当然，政治问题跟法律问题是不一样的问题。但是由于近百年来的发展，法律是深刻地卷入政治的，政治问题是法律问题的灵魂。而我们三十年来的法律教育恰恰和解放前的法学一样，往往是忽视这一点。也是在孙国栋给我的《律师文摘》里边，我看到一篇挺好的文章，是南京大学的张仁善写的，研究的是民国时期的法律精英。他里面提到王宠惠、吴经熊他们的贡献、活动。最后，他讲到一点，训政时期，蒋介石提出“司法党化”原则时，这些著名的法学家都没有反对，相反都表态支持了这么一个做法，因而跟他们平时的论述相反。张教授认为这是“在官言官”。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人格分裂问题。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政治环境里边，如果法学家忘掉了它的历史责任，忽略政治问题，仅仅从技术上做工作的话，他是会像王宠惠他们那样变成分裂的人格，可以是说一套、做一套，他用不着解决些基本问题。但是有一点，今天和以前不一样。四九年以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革命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法学家不论怎样努力，建立一套新的秩序，灌输一种新的伦理精神，他的前途可能都是失败的。为什么？这个社会的主要运动不是在立法方面，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左翼思想运动。那一套（法律职业）伦理精神，恰恰是四九年之前所无法容纳的，因此它最后落到被摧毁的命运也是不奇怪的。但今天不一样，整个社会发展方向不再是四九年之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职业伦理的重建还是有希望的。只不过，重新拾起这个任务的人应该具有敏感政治意识的，应该是具有深刻历史洞察力的人。这样子的人，才能够看到整个法治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这个挑战不再是知识上的，它的逻辑不再是我们不知道发达国家的某一项法律，比如说关于职业伦理的规定，从而我们的立法就有缺陷，绝对不是这个逻辑，而是怎么样把当前面临的困境——整个法律制度没法获得尊严，效能非常低，因而必须回到三十年的许多做法上——这样子的挑战看得十分清楚，然后加以解决的训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中欧法学院也好，还是任何其他的法学院也好，主要的任务所在。在座各位都有这个责任。它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关系到整个法律人共同体的未来。你在怎么样的伦理资源上建立自己职业的地位，司法的原则，处理这些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整个大环境、整个政治制度，它是容纳两个互相矛盾甚至是抵触的意识形态。你怎么办？你不可能假装中立。而你面临的所有的具体问题，也都不是中立的，也都卷入这样那样的地方政治呀、地方利益呀、部分利益呀。你要用怎样的一套伦理价值来说服争议的双方来接受。这是一个大问题，你没有办法通过中央立法来解决。它不是一个立法问题，而是法律人共同体生存的问题。它不仅是解决当事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法律共同体，比如法院系统，如何运作的问题。我想，我们研究职业伦理，这是目前的起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呀以及其他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他是政治家，他知道什么是可以利用的。我们法律人，实际上也一样，也有你必须运用的资源，也有必须说服当事人的一套东西，关键看你怎么建构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是一回儿事，它的具体运用是另一回儿事，这个取决于每一个法律人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法学教育实际上是政治智慧的培养。技能、思辨的技能（也就是法律业务）是一回事，而政治智慧是另外一个基础。所以，我希望我们中欧法学院能在这个方向迈出一步，成为中国法学教育、法律人职业伦理建立的一个新起点。寄望于大家。谢谢！（听众鼓掌）韩晓利整理

中国画颜色的选择研漂使用，一直掌握在各个画家手里(包括民间画工在内)，并不公开，尤其是画院的画家们。直到清初，随着社会的发展，才或多或少的把它公开刊行起来。这时外来的颜色，也开始被吸收使用起来。

我指着一部凌家或是闵家的朱墨套印本询问先生说，这书刻得很漂亮，我是不是可以买一部留下把玩？先生断然批评说："辛德勇，你是念书人。过去正经念书人的书架上，要是摆上这样的套印本，是很为人不耻的。"显而易见，先生购买收藏古籍，纯粹是念书人的路数

书评首先应准确概括原作大意，然后对之评析，指出优点和不足。书评引文应当完整准确，不可截词造句、歪曲原文。南水的文章指出了一些杨奎松教授评论中的基本问题。因《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无意刊发对杨教授文章的评论，本站在此转发。

甲午战败与庚子国变后，白话运动渐起。梁启超认识到开启民智须借助于白话小说，而白话地位提高"必自小说家成之"。但倡导"小说界革命"时，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却未论及于此。白话推广遭遇到阻力，连热心白话者也艰于白话写作。市场力量的介入，增强了白话的声势，但又维持了它与文言相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被打破。

丸山先生原文前言：这篇文章是应编者的建议，将我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即《日本人和鲁迅（上）》（《人文学部纪要》4、5号合刊，1971年3月，和光大学人文学部）与《在日本的鲁迅（上、下）》（《科学与思想》41、42号，1981年7月10日，新日本出版社）整理成一篇，并略有增删。关于这些问题，前辈们的成果本文曾多次引用的有：冈崎俊夫的《日本的鲁迅观》（《鲁迅指南》56年岩波版《鲁迅选集》别卷）；还有在日本的有关文献目录，如鲁迅研究会编《鲁迅研究文献目录》（《文学》昭和56年10月号及同年12月号的《补遗》），饭田吉郎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录》（昭和59年，中国文化研究会，及《大安》昭和61年5月号的《补遗》），本文从中受益匪浅。

在中国历史上，凡属分裂鼎足时期，都曾出现过这种状况，在这个纷争的过程中，谁能集中知识分子的智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谁往往就会是最终的胜利者。在这个问题上项羽不如刘邦

钱老师最近的讲座笔记，作者自述：“是电视大学的朋友给我出的题目，可以说是“命题作文”。但文章却不好写：因为有关“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好些流行的说法，在我看来，都有些似是而非，颇多可议之处；而一加质疑，就把所要讨论的问题复杂化了。”文章内容很丰富。

本文从考察1920年代的京音国音之争入手，对常被视为以纯粹声音为途径建立民族国语的京音国音两派背后的真实冲动进行了分析。从这一问题出发，重新讨论了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中从语音中心主义到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过程，分析了中国国语运动中蕴含的中国民族主义特殊性，并尝试以此为基础，对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一定反思，试图为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个思想史上的背景。

近年来，教育部及国内的很多大学开始在人文教育上进行探索，北大的元培班、清华的通识教育都是一种尝试。各大学在人文教育上所做的探索，从根本上说，是在回应中国文明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现代大学能否担纲中国文明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能否唤起中国人的文化自觉。首届中国文化论坛选择“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作为议题，决非偶然。诚如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所言，“这是一次与国家发展前景密切相关的重要讨论。”

鉴于最近又在争论中医存废，特此登载左玉河对1929年的中医存废之争的分析。这场争论不是简单的学理讨论，而是中医界为谋求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抗争。这场论争不局限于中西医学理之是非，而是扩大到思想文化范围，甚至提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尽管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未根本消除，但在中西医两大阵营对峙、冲突与融合与调适过程中，中医逐渐走上了自我革新与科学化之路。

[摘 要]本文讨论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华侨华人研究，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以及笔者个人对槟城—吉打州华人商业与权力关系的研究。争论的实质是这样一个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既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分别被视作为某一孤立的主题研究领域、区域研究和学科研究方法，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合整体的问题。本文并非企图为华侨华人研究确立一个标准，而仅仅是呈献一个实例，即把个人的研究视角和经历，结合大的结构、进程、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怀等问题，情景化地考察。 [作者简介]吴小安（１９６５-），男，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东南亚近现代史、华侨华人史。最近出版著作为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Rethinking Ethnic Chinese Studies: A Southeast Asian Historian’s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contextualize the discussions in relation to ethnic Chinese studies, South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tudies in general, and my own research on Penang-Kedah Chinese business and power relation in particular. The debate is essentially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 on whether ethnic Chinese should be separately seen as research subject, area studies and disciplinary approach, or correlatively seen as one combination. The attempt is not to establish a standard, but rather present an example by integrating my own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 into a larger structure, huge process, and bigger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cern. 一 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问题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李安山教授主持的“华侨华人学科建设”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很有意义。讨论的时机，于今天，相对已有的研究积累，比较成熟；相对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新形势与新问题，更有必要。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针对过去，对我国华侨华人研究现状和问题进行总结和评估；二是面向未来，对华侨华人研究进行科学的定位和梳理，明确今后研究的方向、方法和视角。 争论的实质是这样一个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既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分别被视作为某一孤立的主题研究领域(research subject)、区域研究(area study)和学科研究方法(disciplinary approach)，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合整体的问题。问题还可以继续围绕一个三位一体的层面展开和延伸。第一, 中国层面：因为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华侨华人，它在种族与文化上是与中国无法隔断的，或多或少受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第二, 居住国层面：因为华侨华人是居住在海外的移民，而海外各居住国状况又是千差万别的。华侨华人必须现实地面对各自当地民族、社会和国家并受其影响，以谋求解决生存、适应、同化和发展的问题。第三, 华侨华人社区自身层面：即作为移民的华侨华人，在特定的、陌生的环境背景下，自身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化生活与权力关系。这同样不是一成不变、整齐划一的。所以，华侨华人研究，远远超越了以中国为传统坐标来界定的、以政治意识形态、或先验的地域文化血通论为导向的、以密封的或孤立静止的华侨华人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为唯一研究要素和分析单元的学科范畴 —— 这些已经被证明，不仅成为华侨华人和所在国与中国正常健康交往的障碍，更成为活跃学术研究与活力的枷锁。 具体说来，华侨华人研究，地域上，涉及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互动；文化种族上，涉及的是华人或中华文化与其他种族和文化的互动；学科上，对它的研究也应是开放的，不必也不应该是某一特定的、专门学科的专利。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者到可以研究它。但是，其最终成果，体现更多的是某一学科的视角、方法和特点，无论该研究的方法是交叉的，或跨学科的。凡此种种，强调某一方面，而故意忽略另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客观的和一厢情愿的。这里，学术问题研究与方法论的探讨与反思，应该是核心；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的接轨与比较，不失为讨论的一个好的出发点和对照物；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特有的政策层面与国内学术机构资源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概而言之，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应该是，在全面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分析、总结和探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现况与问题、挑战与对策、优势与不足、理论范式与视野方法、资源配置与整合、学术规范与评估体系等一系列框架性问题的理论课题。 换句话说，作为学术的华侨华人研究，在意识形态或政治取向上，它不应该是宣传的、主观的和误导的；在宏观研究框架上，不应该仅仅是中国中心的、没有居住地国家与社会为现实依托的、一厢情愿式的想象共同体；在具体的研究范围、对象和形式上，更不应该是大而空的、明显于经验(empirical)材料收集和分析无法操作的剪刀加浆糊的拼凑；不应该是学界常见的冠以所谓“学术研究”的、实际却往往是通俗或朴素意义上的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人物故事、宣传报道、总结报告、或其他杂烩；当然，在研究手段和过程上，自然不会应该是指把国外研究成果翻译后占为自己的引进介绍、甚至抄袭的那种拿来主义。 本质上，在严肃和澄清学术道德和规范的前提下（本来，这不应成为一个问题。但这里笔者还是要指出来。笔者不能肯定课题组是否把它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华侨华人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在更广阔的跨国界、跨社区和跨学科背景下的种族、地域、文化、学科、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一系列要素或单元间的互动、影响、模式和动力。或者说，华侨华人研究是与移民、种族、同化、劳工、贸易、地区互动、国家形成和社会变迁等大的主题、大的范式、大的结构和大的进程等密不可分的。当然，这些大的主题、范式、结构和进程，具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国家和地区，也许会呈现出不同内容、特征和变异。因此，作为某一具体课题的研究，它应该与相关的结构与历史性的背景、因素和框架结合起来考察。这是平衡和避免目前华侨华人研究“无国家社会历史进程依托”、“无理论背景分析框架”和“无系统经验研究支撑”模式的问题所在。 相对如此宏大的理论课题，笔者当然知道自己才学浅陋，无法驾驭于万一。这里，只能就本人九年来（1993－2002）在欧洲、东南亚、日本和美国研究东南亚历史和华侨华人史的一些经验与视角，谈谈自己的浅见，请教方家，希望对讨论有所裨益。 二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 请首先允许笔者谈两个大的、相互关联的理论视角背景：第一，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挑战；第二，华侨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困境与挑战。 1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挑战 东南亚历史研究新一代学者，二战后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寻求解决这样一个巨大困境的有效途径 —— 那便是，一方面，建构东南亚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地理区域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一体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克服这样的一系列难题：如学术研究的落后、资料的匮乏、地区间的差异性和易于落入陈腐的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与印度中心论误区的危险。本质上，这是旨在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个地区框架形态特征与旨在构成该整体框架形态特征的各具体详细的经验个案研究之间对立统一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一个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辩证结合的方法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根源于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知识困境，即新兴的东南亚国家努力摆脱外部历史建构包袱的非殖民化的同时和突然间于地区社会内部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替代范式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１９６１年，在荷兰社会学家范卢(Jacob van Leur)富有挑战性著作的启发下[1]，时为康奈尔大学博士研究生斯迈尔(John Smail)发表了著名原发性的理论论文，呼吁“自主的视角” （autonomous perspective）的东南亚现代史。斯迈尔认为，所谓“自主”的历史，既非“欧洲中心论”，亦非“亚洲中心论”，而是更平衡的东南亚地区“内在”的历史，同时考虑殖民的冲击与社会的变迁。在撰写“自主”的历史时，他认为，我们的关注的重点应该从过分强调殖民关系转移到地区内在的发展，承认东南亚社会内部的变化，强调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2] １９６２年，耶鲁大学贲达(Harry Benda)提出以“结构的历史” (structural history)的方法来研究东南亚历史。所谓“结构”的方法，他认为至少有以下涵义：第一，东南亚历史结构应该通过东南亚社会的结构来研究。第二，一系列地方社会的比较与社会学的研究，将为整个东南亚提供便利的、结构上大体类似的理解和框架。这不仅可以成为东南亚研究缺少详细历史证据的替代范式，而且不适为避免欧洲中心论的一种方法。第三，结构变迁的研究应该从考察受其影响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出发。[3] 而康奈尔大学沃尔特斯(O.W. Wolters)则强调“地方或次区域的研究方法”(local or sub-regional approach)。他把东南亚理解为由“次地区组成的区域”，更突出贲达所触及的各地方和次地区历史的重要性。１９７０年，沃尔特斯宣称：“东南亚历史研究必须经常考虑到如何从某一特殊的地点看待这个世界”。[4]后来，他进一步阐发道，地方与地区历史的研究手段应加上文化的涵义，即以各文化社区和地区内部关系的形式来区分地区历史特征。[5]也许这里，笔者还应该提到“解构东方主义”（deconstructing the “Orientist” ideology）的理论背景下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 “重新评估”东南亚与东南亚“新历史” 的经常呼吁。她认为，动摇陈腐的欧洲中心论，不仅仅只是揭示东南亚人（本土居民与移民）的重要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解构欧洲人界定和描述东南亚社会时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和误导的思想、范畴和心态。西方学者的自身优越感与对亚洲经济与社会强大力量与继承性的蔑视，正是对真实的亚洲世界和历史的根本误解的必然结果。[6] 所有这些新的思潮下的重建东南亚历史的范式，共同集中指向探讨一个几组关系的主题：继承与变迁的关系，冲突与适应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以及一般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沿着这些视角、途径和主题，几十年来，东南亚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满足于通过详细的地方个案研究来填补空白，却一直没有试图检讨框架或发起理论创新的努力。难怪著名的东南亚学者麦可薇（Ruth McVey）认为，斯迈尔（John Smail）的理论呼吁“尽管广受赞扬，却鲜少真正为东南亚研究者所贯彻落实，也没有开拓其他新领域视野的努力”。[7] 在反殖民历史的这一共同使命的战略上，所有这些范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相反，这恰恰是他们的共识。如果说要有差别，那也是各自关注的侧重点和面不同：即破坏与建设的方面，或如何执行贯彻的方针上的不同。这里，笔者仅想就东南亚学界和华侨华人研究争论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要素作一些澄清。这些要素是“地区” (region)、“种族” (ethnicity) 和“东南亚变迁” (Southeast Asian transformation)。与之相对应，其他三要素可以分别为“地点”（place）、“人物”（people）和“时间”（time）。围绕这些要素背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参数，如机构（institutions）与互动关系(interactions), 或者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各个要素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而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互动与关系。“地区”意味着某一地点（locality）和它周围的世界(its surrounding worlds)；“种族”意味着某一社区（community）和与之对应的异族社区（its counterparts）; 而“东南亚变迁”揭示着某一历史背景(background)和变化与承继的进程（process）。这三大相互交织与相互作用的要素最终是如何成为阐发和锻造东南亚历史和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所在？下面，笔者将作一概要说明。 联系我们刚提到的理论困境，在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体历史和各个许多详细经验个案研究的背景下，“地区”的视角与手段，既成为一种战略（strategy）又成为达到目的的技巧（technique）。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鉴于东南亚社会与历史的千差万别（heterogeneity）和支离破碎(fragmentation)的鲜明特征，相信唯有足够多的地方与地区详细的经验研究后，我们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体历史的努力与目标才会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第二，而在专门经验调查的可行性上（empirical investigation），“地区”的研究手段又可成为考察地区内各种关系、外部冲击和内部适应等动力的一个可操作的实验室和分析单位，即地方州与社会(local state and society)。第三，更重要的是，“地区”的视角和手段，反映了东南亚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历史现实和跨越国家政治与行政边界的重要活动平台。各种东南亚历史上跨国界政治经济社会的联系、网络、流动与互动关系，主要在这些重要地区活动平台上上演。 至少在岛屿东南亚，历史上，殖民时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全国经济中心。实际上，很多马来各州各自是在自己超国家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区内自主地运作。比如，新加坡与周围的廖内（Riau和柔佛(Johor)就是这样的地缘政治经济区；北马槟城(Penang)、吉打(Kedah)与印尼苏门答腊(Sumatra)、和泰国南部通扣（Tongkah）等形成一个以槟城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经济区。此外，像爪哇与周边地区、苏拉威西与周边地区、以及苏禄海区域等等，也是这种超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例子。历史上这些区域集团，于今天，再次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合作与动力的主要基地，有的已经重新崛起为或正在成为东盟“成长三角”。重新评价东南亚历史，应该首先承认这些广阔区域与次国家、地方社会的重要作用和特性。 尽管如此，这还远远不够。“地区”的认同与界定必须同时跟“人物”（people）和“时间”（time）联系对应起来考察。具体地说，尝试还应包括参照“种族”和“东南亚变迁” (Southeast Asian transformation)等要素。我们所讨论的时期（time）与地区（place）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东南亚。这同时是一个经历着巨变和转折的时期和地区，一个改造和建立新社会、新经济与新政治体制的宏大的历史进程。在此历史大变动和进程中，所有的种族 —— 无论欧州人、本土东南亚人，还是外来移民（主要为华人和印度人）­­—— 自始至终都一直是这一大进程与变动的目睹者和参与者，各自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起了重要作用。各种族各自相应的历史作用也应该得到适当的承认和重新评定，而不能厚此薄彼，任意歪曲、甚至抹煞。在这一急剧的大变动进程中，特别是新社会与新经济的创造和形成，事实也正是建立在包括所有要素在内的各种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换句话说，这里，从正面、积极和既定的意义上（而非相对殖民主义负面遗产的道德清算上），东南亚社会与国家的形成，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因素的独创，一刀切地简单贴上单一的标签，如“殖民”(colonial)、“移民”(immigrant)，或“本土”(indigenous)的经济与社会。这正是东南亚多种族政治与多种族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具体反映在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华人、混血妇女和荷兰人间的复杂互动的“奇怪的伙伴”(strange company)关系中；[8] 反映在本质上为移民与殖民者商业合作的东南亚企业家少数群体间的“联合的社区”里(conjoint communities)；[9]反映在移民华人与本土当权者间的“阿里峇峇”(Ali-baba alliance)联盟里；[10]更反映在已经引起很多讨论的殖民统治者与东南亚本土民族间的“冲突和适应”模式里。 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鉴于同时兼容地方州和其周围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研究视角的相对重要性，同样地，鉴于东南亚多种族经济与社会的历史事实与之相对称的、全面的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能否以“华人移民”（immigrant Chinese）为切入点，通过对其集中关注，把两者结合起来以重建东南亚真实的历史进程呢？换句话说，这里有两组重要的结合：第一，东南亚“多种族”社会政治经济互动与东南亚地方州及其周围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研究视角的重要结合；第二，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与整个东南亚历史研究的重要结合。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视角唯有与东南亚历史研究新视角相结合起来，前者置身于后者的框架内考察才会有意义。两者的研究，并不是好像互不相干、平行并列的两个孤立的研究领域。 在此背景下，重写东南亚历史应该考虑两个中心问题。第一，如果历史上移民华人在东南亚社会经济变动中，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移民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地方国家和地区的形成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第二，如果华人的经济活动是跨国界间进行、需要与很多不同、而不是某单一的国家打交道，那么，不同的国家政治与经济是怎样影响华人商业、又是怎样被华人商业所影响的？ 相应地，这进一步涉及一个双重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甚至整个东南亚研究，应该承认东南亚华人根深蒂固（deep-rooted）的历史作用；反过来，东南亚华人研究也应该被嵌人（be embedded）更广阔的背景与框架下，考察多方面的和多种族的互动关系，而不应该把华人密封起来、静态地置身于自己狭窄的社区界限范围内。移民华人的历史作用，在最近的东南亚文献里，固然得到了应有的承认，但是，正如著名的东南亚历史学家瑞德(Anthony Reid)指出的那样，它依然一直是“一个总体说来研究薄弱的次学科分支中最薄弱的方面之一”。[11] ２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挑战与困境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球冷战和东南亚国家独立建国的背景下，同化与效忠成为政治决策者和学者们关注的备受争议的所谓“华人问题”核心所在。荷兰汉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è）把当时政治学家研究东南亚华人社区的两种理论方法归纳为人类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狭义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关注华人传统组织形式，如血缘关系、宗教文化社团、秘密会社等，以寻求华侨华人对付外部挑战反应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解释。而广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则把东南亚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重视华人地方生存与文化政治适应的程度、方式和策略等等。[12] 但是，华侨华人研究的方法论特性与问题，两者兼融的最好的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汉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一段非常精辟的著名阐释中不得不承认： 在努力研究海外华人时，人类学家肯定会发现他的人类学偏好(prejudices)会逐渐被侵蚀掉。他必须是移动的(mobile)。当他苦于在不能看见他的所有的研究对象在同时扮演其多种角色时，他必须学会按压住自己的不耐烦。他必须满足于零碎的和直接的观察。他必须调整他的视野，这样，他或许才会不仅从最直接的位置，而且从移民发源地的社会，从移民新的安身立命的最大范围的居住地，从他们融入的非华人社会等整体框架里，发现行为和思想。[13] 最近，著名的东南亚历史学家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对东南亚华人社区历史研究的两种对立的陈腐范式的评论很有代表性。一种范式强调华侨华人作为“外来移民” 因素的作用；另一种范式强调“海外华人”流动不定的裔群与网络特性。一种滑入种族主义（racism）；一种落入感情情结(sentimentality)。她一针见血地观察到： 在第一种范式中，通常的框架是东南亚国家。国家疆界、政治与社会经济史决定了我们该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在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叙述中，华人通常被描述为经济整合的侵入性代理人和殖民主义或全球资本的工具，诸如包税商人、种植园主、高利贷者、杂货店主和独裁者的密友等等。结果，在民族主义的历史学里，他们通常被忽视和排斥在土著国家的黄金时代的故事（如蒲甘、阿瑜陀耶、满者伯夷等），伊斯兰教士的宗教著述，以及反殖民主义的英雄事迹等等之外。而当他们不被忽视时，他们却又往往被视作“问题”：或作为外国的和潜在的背叛者；或作为群众义愤和政治剥削的牺牲品。另一群裔的视角，同意海外华人在东南亚背景下的外来特性，但想当然地假设，鉴于华侨华人基本的与明显不变的身份认同，这又是不可避免的。[14] 这种范式过分强调华侨华人种族与文化的一体性，忽视了各不同华侨华人社区在地区、国家、与个体背景差异下社会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下面，就本人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笔者还会就这一点继续讨论。 三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经验 １９９３年９月，笔者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访问研究始，至２００２年下半年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止，九年来笔者一直在欧洲（英国和荷兰）、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美国（耶鲁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从事东南亚现代史和华侨华人史研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１９９９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答辩的博士论文[15]和２００３年新近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出版的专著[16]。下面，笔者想就自己的一些研究经验，为本文作一份个性化的注释。笔者将要介绍的包括三方面：１）研究课题；２）研究方法；３）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东南亚研究的经验”，更多的是与“经历”相对应的、习惯性的、中性的动名词；决不敢妄称为与“教训”相对称的、所谓有正面的意义的、范式的或需要褒扬的东西。 １研究课题 笔者荷兰博士论文的研究项目为《马来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华人家族商业网络，１８８２－１９４１：吉打州(Kedah)和以槟城(Penang)为中心的地区互动背景下的考察》。研究主要考察华人家族商业网络在东南亚转变的历史大背景下, 以槟城—吉打州为轴心的亚细安成长三角的形成和发展 (1882-1941), 并探讨家族与国家, 地区, 种族, 和移民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详细分析华人社区的核心活动，如包税商制度、稻米贸易、经济竞争、多种族的法律纠纷和典当业等等，研究集中阐发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第一，纵向历史视角上，华人家族商业网络在地区地理层面上与背景下的形成和权力关系；第二，垂直功能关系上，家族商业网络发展与马来国家形成的互动作用。关注的焦点是一组著名的来自槟城、或吉打的华商家族；他们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跨国界的、槟城－吉打华人商业社区最重要的部分。通过编年体例式地探讨国家、地区与种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华人家族商业网络形成的动态历史进程。 联系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大背景，在理论与方法论实践上，笔者主要想尝试寻找以下几组重要结合：第一，东南亚历史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结合起来考察，社会经济史置于政治权力关系架构中分析；第二，微观社会人类学式的华人家族商业研究与宏观的吉打州的地方史和槟城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史重叠起来研究；第三，华侨华人研究与历史上全球化、区域化流动与整合背景下跨国界、多种族的互动关系对应起来考察；第四，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一年六十多年间外部东南亚社会经济政治变动和发展，与华人家族内部代际间的商业与权力更替和演变，并行起来考察。 根本地说，多种族、跨国界的互动，是东南亚现代史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改写东南亚历史，不仅应考虑欧美殖民主义与东南亚土著民之间的互动, 而且应同时承认移民, 特别是华人和印度人, 之重要作用; 否则, 东南亚历史只会失去平衡且片面化, 重回到欧洲中心论的殖民主义历史的老套。所以，本土与社会为中心的人民及其社会经济关系，而非欧洲中心的殖民或国际政治关系，是笔者研究的基本视角。但是，这并没有导致另一个极端，把两者绝然割裂开来。相反，下层社会经济关系同时被置于中心的政治权力关系运作构架下考察。 要在一个项目里完成这么多理论视角与方法论的结合，实际上是一项非常困难与挑战性的工作。一方面，殖民部、外交部档案资料，尽管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多为殖民政治关系，很少社会经济方面与本土民族、更不要说华人移民的记录。而这些最简便的、最容易获得的大量的殖民关系政治资料，大都已为学者们所用。再拾人牙慧，在学术创新意义上，于学界是无多大价值的，也折腾出了多少新意来。更甚的是，日本占领时期，东南亚地区当地很多记录被毁于一旦。如整个马来西亚槟城州政府大厦被炸，档案自然被毁。马来亚最高专员署的档案，至少有二十年是不完整的，很多仅剩题目与摘要。而华人私人保存的记录，因战乱和年久，或被烧毁，或被丢失。尽管如此，现有文字记录的档案又多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而这正是我们要突破的。凡此种种，无论那一方面的资料都是不完整的和片面的。 所以，要达到我们上述讨论的几个重要结合，我们的调查也必须是综合的、多层面、多视角和跨国的。实际上，除图书馆研究之外，在涉及到吉打州的大英帝国层面上（即伦敦、曼谷、新加坡之间），笔者系统地查阅了英国殖民部(CO 273, 1882－1919)和外交部的档案(FO 422, 1882－1939)。在地区层面上（即吉打、槟城和新加坡之间通信），马来亚最高专员署档案(HCO files, 1896－1941)；在地方层面上（苏丹与槟城官方、华商和其他下层官员之间；各部门、县、村与州政府之间），吉打苏丹通信集（１８８２－１９２４）和吉打州政府档案（SUK/K 1905－1941）。为了追踪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和商业社区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笔者全面地翻阅了如下几十年的报刊：《槟城公报》（英文，１８８２－１９４１），《亦果西报》（英文，１９０３－１９４１），《槟城新报》（中文，１８９６－１９４１），《海峡独立报》（英文，１８８９－１８９６）和其他报刊等等。笔者系统地查阅了如下的系列全集：《海峡／马来亚指南》（１８８０s－１９４１），《立法院记录》，《吉打州年度报告》（１９０６－１９３９），和《马来亚农业杂志》（１９１０s－１９４１），跨５０多年每１０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报告，以及其他系列等等。笔者也查找了族谱、碑铭、地方记录和进行访谈。这种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地毯、侦探式调查，自然是由研究性质和视角所决定的。 ２研究方法 抽象地介绍了笔者的研究课题和理论方法论突破目标，下面应该是具体介绍如何研究的操作方法了。重复一遍，笔者研究关注的主题与切点是“华侨华人家族商业网络”。实际上，它涉及互为一个整体的三个层面：第一，华侨华人；第二，家族；第三，商业网络。关于第一层面的“华侨华人”，笔者上面已经专门讨论了很多。因为它是本文的主线，也因为它与其他两个层面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下面的讨论，笔者集中在“商业网络”与“家族”层面。 先谈商业网络层面。随着八十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整个东亚的崛起，学术界热点集中关注探讨华人网络跨国化作为东亚一体化之引擎等根本性问题。于是，涌现出许多时髦各有侧重的、相互重叠的、融经济、政治、种族、文化内涵于一体的社会科学概念，如“商业网络”(business networks)、“贸易等级金字塔”(trading hierarchy)、“贸易区”(trading zones)、“贸易少数民族”(trading minority)、“贸易种族”(trading ethnicity)、或“裔群”(diaspora)等等。[17]所有这些结构性模式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以商人和商业的特殊切点为中心的商业网络的多方面特征。那么，笔者的问题是，基于这些商业网络社会学轮廓特性，不仅从结构性特征，而且从商人机会主义式的和战略性的活动和互动关系方面，历史学家是否能够在其他重要势力影响背景下（如历史和政治）考察其历史发展？更重要的是，华人商业网络的形成能否与殖民主义、种族、政治和东南亚变迁等关联的结构性进程的框架下综合起来考察？具体专门地说，“华人商业网络形成”这一个案，在方法论操作与目标预期上，能否视作为东南亚社会和历史演变总体进程的一个缩影来研究？提出这些问题，笔者是在回到笔者本文中的论点：即东南亚华侨华人的重要历史作用，应该像其他社区一样 —— 欧洲人和本土东南亚人 —— 被视为塑造东南亚历史与社会的一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的因素来重新评估。 再谈家族层面。如上论述，如果笔者的目标是通过华人商业网络来研究东南亚地方与地区史，那么，通过家族，笔者的目的是界定与描述华人商业网络(identify and delineate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笔者想问三个关联的问题来进一步阐明这点：第一，家族作为方法论手段(family approach)，为什么那么重要？第二，家族作为方法论手段的选择，如何反映东南亚华人商业经营模式的历史现实？第三，特别地，为什么笔者选择研究的林宁绰家族(Lim Leng Cheak family)和庄清建家族(Choong Cheng Kean family)那么重要？ 这样的选择出于两个实际的考虑。第一，为了跨越国家的政治与行政边界，必须有一个替代的社会或经济机构(institution)。该机构必须有能力在国家边界之外地区范围内行事(have the capacity to act regionally)，而又同时是社会经济事务主流中一个有影响力的扮演者。第二，就东南亚来说，这些特征很典型地适合华侨华人。诚然，华人苦力流动性非常大，他们的作用与贡献也很重要，但他们个体的详细情况在资料中很难或几乎看不见。幸运的是，这些大批苦力却与华人“头家”(Chinese towkays)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正是这些华人“头家”本质上都是按家族企业(family estate)的形式组织他们的经济活动和参予社会经济竞争的主流。这些华人“头家”和他们的家族企业，构成近现代史上东南亚华人企业特征的根本的形式。因此，站在舞台中心的是精英家族；他们提供了我们地区视角要求的跨行政边界的良好框架。 在学界地方史与地区史的文献著作里，家族作为方法论研究手段一直受到认同。在拉丁美洲，精英家族(elite family)几十年来一直是更好地理解现代拉美国别史与政治史的关键。由于社会政治结构的相对真空，这些贵族家族成为拉美历史从后殖民主义时代到二十世纪初过渡主轴。[18]在一份优秀的著作里，台湾雾峰林氏家族１７９２至１８９５年的发展被作为独特的透镜，以探讨更广阔的地方史和考察更大的关于中国绅士阶层的问题。最近，东南亚研究中涌现了一些新的有关家族方面的著作。著名的著作有中泰联系纽带中许氏家族[19]和菲力宾的政治精英家族[20]。在此，笔者或许需要重复和强调的是，家族的方法论研究手段，其目的是旨在研究地方史、地区史或国别史，而非孤立的家族历史本身。所以，在笔者上述讨论中，笔者并没有包括其他一些很好的家族史的研究，比如印尼三宝垄的黄氏家族[21]和东爪哇的韩氏家族[22]。同样，笔者也没有包括很多在东南亚进行的、以家族为传统研究手段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著作。 根据郎(Lang)的经典定义，“家族”通常指的是经济家庭，即通常由血缘、婚姻或领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成员组成、拥有共同预算和共同财产的基本单位。[23]特别地，在笔者的研究项目里，它指的是“移民华人商业家族”(the immigrant Chinese business family)。在东南亚背景下，“移民华人商业家族”至少有如下历史含义：第一，与中国祖先发源地相关联，移民华人有着传统农民社会与儒家文化的烙印，被视为“文化华人”(cultural Chinese)。第二，与居住国社会相对应，移民华人被其他社区如来人、英国人和印度人等重新界定，被视为“种族华人”(ethnic Chinese)。第三，与不同的经济活动和关系相对应，移民华人被卷入一个跟原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迥异的殖民资本主义市场。他们到东南亚是作为工资劳动者和资本家，被视为“商业华人”(business Chinese)。第四，由于相对缺乏国家主导的、融入居住地的社会机制整合，移民华人在居住地社会眼里被视为“异乡人”(strangers)，自己眼里视为“侨寓者”(sojourners)。这些重叠的历史含义意味着，对移民华人来说，“家族”作为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具有内在的重要意义。 在时间、空间和作用领域方面(time, space and arena)，所谓“移民华人商业家族”具体界定，有三个原则：第一，强调地方性，华人家族必须在或与吉打州有着较强的商业联系。第二，强调地区性，在吉打州的华人家族商业必须有更广阔的地区背景和功能。第三，强调商业性，华人家族必须至少在吉打州经济某一领域中扮演重要作用，比如鸦片饷码，碾米业，或典当业等。因此，这里“移民华人商业家族”可以是以吉打为基地的、来自吉打或槟城的著名华商家庭。如果他来自吉打本身，那么其以吉打为基地的商业必须与槟城或其他地区有着地区性的业务联系。如果他来自槟城，那么其以吉打为基地的商业应至少成为其商业王国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简言之，华人家族商业活动的地区风景(regional landscape)必须与其在吉打地方的鸦片饷码和碾米业领域等经济重要性相吻合。 根据这些原则，笔者确定并集中研究一串华商家族。他们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分散在吉打和槟城的华人商业社区。这些家族是林宁绰 (Lim Leng Cheak)、庄清建 (Choong Cheng Kean)、潘（林）兴隆(Phuah/Lim Hin Leong)、陈亚牛(Tan Ah Yu)、钟神祐(Chong Sin Yew)，林文虎(Lim Boon Haw)和林连登(Lim Lean Teng)。所有这些家族互相联系，或竞争关系，或合作关系。他们的身份都可以在中国、吉打和槟城等三个主要的世界里被确定。实际上，笔者也访问了他们在中国福建和广东的家乡村落，寻访了他们家族宗祠与坟塚，查访了他们的族谱与其他记录。同样地，在吉打和槟城华人商业社区之间，在海峡华人与新客华人之间，在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这些家族的分布面都很有涉及。这种包含与覆盖让我们能够呈现一个长期的进程与视角，从而，一方面在社区商业与领导层层面，另一方面在更广阔的东南亚殖民政治与经济发展层面，揭示承继与变迁的关系。正是这些高度流动的华人商业家族，扮演了地区经济整合发展的重要作用，代表了围绕其周围的一个更广阔的商业社区，重塑了地方与地区权力政治。同样地，也是这些家族，不仅提供了经验调查深度(empirical depth)的可行性，而且提供了更好理解多种族政治与经济竞争的可能性。作为切入点，作为组织单位，或作为透视镜的家族，其方法论的功用在于探讨动态的华人经济活动和情景化社区、社会、国家和地区的功能关系。因而，商业家族不仅成为研究东南亚地方与地区史的缩影，而且成为研究一方是如何影响另一方发展的参数。 ３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 也许笔者在荷兰之外的５国间、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经历，有助于进一步说明必要性和重要性之类的问题。１９９４年４、５月间，笔者第一次到英国调查时，笔者的任务是摸清和评估笔者研究课题相关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与背景文献，包括官方档案的性质、内容和各通信文件往来的流程，手稿与报纸收藏，以及其他文献。如有可能，收集一些经验的、能够成为将来潜在深层个案研究的材料，为以后研究打下初步的基础。实际上，到英国之前，笔者已为之准备了１０个月的时间：包括收集国际主流东南亚研究期刊最近２０年的书评；跟踪最近２０年北美大学亚洲方向（主要为东南亚和华侨华人）的博士论文与摘要；阅读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和社会经典著作，并且每读一本，导师要求必须写书评和与导师讨论等等；当然，也包括对研究地区的历史文献背景资料搜集。在英国，笔者工作的重点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主要为报纸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当然，也访问牛津大学罗德斯图书馆和剑桥大学英联邦收藏部的资料。离开伦敦回荷兰阿姆斯特丹前，笔者既满意，又担心。满意的是，以后两月的时间，笔者相信能够完成一份很有份量的研究课题申请报告。事实也证明如此。在当年荷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东南亚课题资助中，我们的申请获一等好评。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研究课题的真正开始，而不是结束。担心的是，前面的路太难；但笔者已别无选择。 这种担心在１９９５年，笔者第二次到英国研究的整整３个月里得到了印证。但因为有思想准备，这次调查依然围绕两大方面同时并行：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结构与脉络，和核心层次的、多种族、跨国界华人家族地区商业网络的形成与权力关系。实际上，目标很明确：即在已有的基础上，第二次英国研究任务，是穷尽那里的相关资料，为后来的中国南部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田野调查的拓展打下初步的基础和奠定方向。就这一点，英国的研究应该是很成功的。回阿姆斯特丹两月初步整理资料后，带着希望，１９９５年底笔者到中国南部的福建、广东的侨乡开始了几个月的调查，同时焦急地等待马来西亚首相署研究许可的批准。在侨乡，幸幸苦苦好不也容易找到了笔者研究的家族的村庄，族谱、碑铭与其他实地记录。但欢喜转瞬即逝：这些资料多是孤零零、一鳞半爪、支离破碎的；如何情景化地(contextualize)结合地区与地方大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与背景起来考察，依然遥远和艰巨。希望只好寄托在下一站东南亚田野研究上，因为在福建调查时，笔者相继收到从荷兰和新加坡转来的传真，笔者的马来西亚研究许可和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研究签证都办妥了。 １９９６年３月初，笔者第一次前往新加坡调查。原来的计划是一次性地呆至少３月以上。除文献与其他档案外，在新加坡，笔者的主要目标是一套保存完整的华文报纸《槟城新报》（１８９６－１９４１），希望能找到许多槟城——吉打华人社区的资料。但一连三个星期的马不停蹄的试点研究(pilot research)后，笔者失望了，也着急了：它并没有如人们宣称、像笔者期望的那样有很多实质性的资料。在征得荷兰导师同意后，笔者紧急改变计划，缩短新加坡的行程，立刻动身前往马来西亚。这次，宝全压在马来西亚田野研究上了。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整一年里，笔者在马来西亚田野档案研究，主要集中三的地方：吉隆坡，槟城和吉打。在吉隆坡，研究的重点是：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最高专员署（HCO files, 1896-1941）与吉打州政府档案(SUK/K files, 1921-35),马大图书馆的报纸与殖民部档案微缩胶卷，以及融入当地学者网络。在槟城，笔者的重点是：访谈华人家族后裔、探访寺庙、会馆与墓碑；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图书馆报纸与档案收藏；以及拜访当地学者和地方业余历史学家。在吉打，笔者的目标是：吉打苏丹通信（１８８２－１９２４）和吉打州政府档案（１９３６－１９４０）；访谈笔者研究的华人和马来人的后裔及族人；以及熟悉地方社会历史地理情况。笔者一年的田野与档案研究，主要是在这三地之间交叉穿插、往复来往、相互印证中进行的。辛苦和坚持，最终证明是有收获的。到１９９７年３月底，笔者再回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时，笔者已很坦然和自信了，方向与目标更明确、范围收缩得更小了。笔者重回到新加坡所藏的《槟城新报》（１８９６－１９４１）和其他英文报刊，以及殖民部的档案，进行资料补充与重新查找。第二次新加坡２个月的研究便很有方向和针对性了。 １９９７年７月，经一个多月的休假后，笔者用１４个月时间整理分析资料，写出第一稿。９８年９月，笔者得以机会应邀在耶鲁大学斯考特教授(James C. Scott)的研究所从事２个月的研究。回来后，联系理论文献与结构背景，半年的时间着手修改论文。这同样是值得的，因为它使得笔者毕业后，第三次到新加坡从事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和到日本京都大学从事半年的客座研究的机会，得以观察东南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感受不同学术气氛的机会。 从一开始，笔者就没有想要为华侨华人研究确立一个标准，而只是想呈献一个实例，一份注释，藉此希望能对华侨华人学科建设课题与讨论有所裨益。 --- 原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季刊）， 2003年第3期， 19-29页。 -------------------------------------------------------------------------------- [1] J.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nglish edition, The Hague and Bandung, 1955. [2] John R.W. Smail,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Autonomous History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 1961, No.2, pp.72-102; see also Laurie Sears ed. Autonomous Histories, Particular Truths: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R.W. Smai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No.11, 1993. [3] Harry Benda, “The Structure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1962, No.1, pp.106-138; see also Harry Benda,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Collected Journal Articles of Harry Bend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18, 1972. 有关其他重要讨论，请见：John D. Legge,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D. Cowan & O.W. Wolters, eds.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D.G.E. Hall,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388-404; Ruth McVey, “Introduction: Local Voices, Central Power”, in Ruth McVey ed. Southeast Asian Transitions: Approaches through Social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31. [4] O.W. Wolters, The Fall of Srivijaya in Malay History,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70, p.ix. [5] O.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2; see also his recent article, “Southeast Asia as a Southeast Asian Field of Study”, Indonesia, 1994, No.58(October), pp.1-17. [6] Heather Sutherland, “Writing Indonesian History in the Netherlands: Rethinking the Past”,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e, 150-IV (1994), pp.785-804; “Writing History of Southeast Sumatra: A Review Article”, Indonesia, 1994, No.58(October), pp.103-108; “Believing is Seeing: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Malay World 1700-1940”,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arch 1995, 26, 1, pp.133-146. [7] Ruth McVe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6, 1 (March 1995), p.8. [8] L. Blussè,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6. [9] C. Dobbin, Asian Entrepreneurial Minorities: Conjoint Communities in the Making of the World-Economy, 1570-1940, London: Curzon Press, 1996. [10] H. Sutherland, “Believing is Seeing: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Malay World 1700-1940”,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arch 1995, 26, 1, pp.133-146; Twang Peck Yang, The Chinese Business Elite in Indonesia and the Transition to Independence 1940-195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 A.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New South Wales: Allen & Unwin, 1996, p.ix. [12][荷] 包乐史 著，庄国土、吴龙、张晓宁 译 《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４－３５页。 [13] M.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 Williams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83-384. [14] H. Sutherland, “From the Particular to the General: Local Communities and Collective History”, Newsletter of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Singapore, No.1, March 2003. [15] Wu Xiao A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Network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Kedah and the Region c.1882-194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99. [16]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17]有关文献述评，请参阅，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pp.7-10. [18]请参阅，D. Balmore, S.F. Voss, and M. Wortman, Notable Family Networks in Lat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9] J. Cushman, Family and State: The Formation of a Sino-Thai Tin-mining Dynasty, 1797-1932,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0] A. W. McCoy, ed. Anarchy of Families: State and Family in the Philippin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ooperation with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 Yoshihara Kunio ed. Oei Tiong Ham Concern: The First Business Empire of Southeast Asia, Kyoto University, the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22] C. Salmon, “The Han Family of East Java: Entrepreneurship and Politics (18th-19th Centuries)”, Archipel, 41, 1991, pp. 53-87. [23] O.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p.13.

吴叡人的叙述策略不但解消掉二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整体面貌，还解消掉了台湾左翼运动反对用「民族」解消「阶级」的种种努力。或许吴叡人的民族主义真的也具有跨国界的想像力，但我更相信是跨国界到安保条约所系起的日本与美国，以及一切美军基地。

社会大众对于当前中国不平等的状况和趋势的不满程度如何？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和一些中国政府官员都提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普通民众对资源分配的不公非常不满、甚至愤懑。通常认为，那些从改革中获益甚微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应该对当前的不平等心存怨怒。为了考察这些看法是否属实，我们对一项于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首先，尽管中国受访者对当前不平等的一些方面确有微词，但是他们总体上仍倾向于认为，目前产生各种社会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模式是比较公平的，尤其是在社区内部。其次，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类似调查结果的比较发现，中国受访者相对而言对社会不平等批评较少，同时更容易对个人通过教育、天分和勤奋努力来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持乐观态度。再次，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受访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受访群体，反而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要来得和缓，他们不太认为当前的情况是过分和不公平的。由此可见，民众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一定能代表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态度，而仅仅知道基尼系数或其他一些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也未必就能预测社会大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基于这些发现，本文在结论部分讨论了中国今后在社会稳定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主张"可以不读",是希望回应近来流传的一种观念：要理解美国宪法，就要读布雷耶，而读了布雷耶，也就读懂了美国宪法。一时间，布雷耶及其所代表的司法化宪法叙述似乎成为理解美国宪法的充要条件。这正是我近期思考所致力于超越的美国宪政叙述模式

传统中国文学史书写，从性别的角度看，贯穿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叙事。有关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长期以来处于相当薄弱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社会思想文化和观念意识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女性主义学术思想逐渐渗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里所说的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是指学术界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对象，从性别角度进行多层面审视的研究观念和研究实践。其中既包括对古代妇女文学的考察，也包括在性别视野中就男性创作活动所展开的探析；既涉及男女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交互影响和作用，也包含对两性创作所呈现出来的不尽相同的审美景观的探讨。不过，由于诸多原因，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性别研究相比，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面，尤其是对这一“研究之研究”尚缺乏系统的梳理、认真的总结和全面的反思，这直接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的深入。本文拟在回顾和总结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就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进行思考。 一 有关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考察，在现代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文化界的启蒙思潮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直接影响到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新认识；“五四”女性文学的勃兴，也促使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开始起步，主要体现在对古代妇女创作的搜集整理和初步探讨方面。 二三十年代，在“整理国故”和反思传统两种思潮的涌动中，中国古代女作家及其创作成就的整理取得了明显进展，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女子艺文志。与此同时，刊有古代女性作品的总集、别集和各类选本陆续印行，一些受到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女性直接参与了这些文集的编辑出版，体现出文学观念和性别观念上的进步。例如，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徵略》著录了清代自顺治至光绪三百年间1262名女诗人的生平和创作，并对之加以述评，它几近于一部清代妇女诗歌史。编者在“例言”中申明收录的标准是“偏重文艺”，若非于此专长者，“虽有嘉言懿行，概不著录”，从而摒弃了以妇德为先的传统女教尺度。20年代末，出现了单士釐的《清闺秀艺文略》（五卷），载录3000余种女子“艺文”作品。其中不仅有文学创作，也还包括了文论、史学、经学、音韵、训诂甚至医学、算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此期，在围绕个体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有新的趋向。如潘光旦的《冯小青之分析》一书，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女诗人的身世和创作心理进行考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胡适等关于清代女诗人贺双卿真实性的考察，①拓展出关于如何看待男性目光注视下的女性写作这一具有性别文化内涵的话题，对此后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了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该书“起自上古，暨于近世”，时代断限止于明末。这一将中国妇女文学活动系统化、历史化的努力，在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问世的一些著作中得到呼应。梁乙真补谢著之阙，撰写了《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27）；其后又著有《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开明书店，1932）一书。谭正璧出版了《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上海光明书局，1930）。此外，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分别收入了有关唐代武则天、上官婉儿以及薛涛和鱼玄机的内容。上述著作在古代妇女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做了基础性工作，初步理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活动的历史线索，并开始注意到古代妇女文学创作与其生活经历、思想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对妇女文学活动及其作品的特点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著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封建时代压抑妇女才华、否定妇女文学成就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男性本位文学史观的反思。 此时，一些知识女性已具备了比较自觉的女性文化建设意识。1931年，陆晶清出版了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古代女诗人的研究专著《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北新书局）问世；其后曾乃敦著有《中国女词人》（上海女子书店，1935）。在带有一定研究性的著述中如此标榜文学创作者的性别，对这些女作者来说实乃有意为之。例如，陶秋英就“妇女与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发表了一针见血的看法：“‘妇女’，这是一个侮辱我们的名称；不！‘妇女’而成为种种特殊问题，特殊名称：这才是真正侮辱我们的现象，这明明在说，‘妇女是人类的另一部分。’”②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女性主体性的确立，使之能够一语道破传统文化的男性本位实质，以及妇女在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不平等地位。 这些有关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研究性著作，是在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潮影响下，在进步思想界不断发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呼吁的背景下诞生的。它的出现对现代性别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只是在当时的写作中，作者往往不自觉地囿于男性中心的传统思维，体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例如，一些男性作者在认识和评价古代妇女创作时，一方面热情肯定文学女性的才华，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受制于传统性别意识和文学观念，时或流露出“表彰才女”、“怜香惜玉”的文人士大夫趣味。此外，在研究的起始阶段，人们对女性创作现象的认识不免粗浅，视野也比较狭隘。 相比之下，女作者对文学创作中的性别因素显然更为敏感。比如，陆晶清撰写的《唐代女诗人》第一次以断代方式对女性诗歌创作进行研究，探讨唐代女诗人对诗歌艺术的贡献；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将古代妇女的创作状况与她们所生活的时代相联系，指出在传统文化制约下，古代妇女文学（主要是诗词创作）呈现出在内容上以消遣和性情为主、在感情色调上以颓废为美的表现形态。又如，冯沅君在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戏曲的考证文章中，涉及古代妇女创作时，也流露出一定的性别意识。③ 此期人们关注较多的，主要是唐代女诗人的研究和词人研究。前者以薛涛、鱼玄机、李冶等若干女作家的研究最为集中；后者可以谭正璧的《女性词话》（上海中央书店，1934）为代表。该书注意结合作者的身世（如家庭、爱情、婚姻、社会经历）分析其创作风格，介绍了包括徐灿、贺双卿、吴藻、顾太清、顾贞立、沈善宝等在内的自宋至清59位女词人。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它是20世纪第一部全面介绍女性词的专著；其次，它知人论世，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把学术研究的学理性和知识传授的普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④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前期，有关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有所收获，但总体处于低迷状态。据统计，自1950年初到1984年底的35年间，有关女作家的研究论文最多不超过130篇，且多数集中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女作家作品集不到10部，其中李清照占了4部。在此期间，没有出版一部妇女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涉及面也比较狭窄，仅集中在几位女作家的创作上；缺乏史的眼光，多是一般的研究评论，零散而不成系统。⑤并且，在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抹平男女两性差异的文化氛围中，评论文章往往程度不同地染上了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在基本的文献整理方面取得的成绩。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文楷辑录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该书汇集整理了编者以20多年时力精心搜求的，自汉魏至近代共4000余位女作家著作的流传情况和出处。“凡见于正史艺文志者，各省通志府州县志者，藏书目录题跋者，诗文词总集及诗话笔记者，一一采录。”其资料搜集之宏富，堪称20世纪在中国古代女作家文献整理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此外，围绕蔡琰和《胡笳十八拍》的作者问题、李清照是否曾经改嫁以及其词作的评价问题，学术界都曾进行了专题讨论。 陈寅恪关于女性创作研究的重要论文《论〈再生缘〉》和专著《柳如是别传》均写成于60年代。前者当时曾引发讨论，后者迟至1980年才得以问世。在关于弹词小说《再生缘》的研究中，陈寅恪不仅称赏《再生缘》具有“自由活泼思想”，“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且赞扬作者为“当日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⑥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满怀对明清时期奇女子柳如是的同情与欣赏，对这一有追求、有谋略，又富于传统文化底蕴的奇女子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做了翔实精赡的考述。其间，通过柳如是与明清之际士大夫名流陈子龙、钱谦益、宋徵舆等人的相互交往和特殊关系，“在最自然的男女两性关系中，挖掘一代知识分子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危机时的复杂心态与行为”，从而使这部著作一定意义上成为明清之季的“文人心史和文化痛史”。而若以女性主义的眼光观之，作者选取一个女子作为这部情史乃至明清痛史的主角，“正是对男性中心史的一种颠覆”。⑦ 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和相关研究进入新的阶段。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研究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作为一个具有浓郁文化意味的问题引起关注，有关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也得以拓展。如有关唐代女诗人的研究，1984年便有陈文华编订的《唐女诗人集三种》问世，而李清照研究更是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先后有多部论文集以及评传、资料汇编、版本考等出版。据统计，20世纪以来词学研究中有关李清照研究的论文、论著达959种，其中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占有一定比重。⑧一些学者在相关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一定的性别意识，例如陈祖美的《对李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⑨等文及她所著的《李清照评传》中关于女作家李清照内心隐秘的解读，即可作如是观。 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比较集中地出版了一批中国历代妇女创作的选本。编选者从两性平等的观念和愿望出发，对旧时代文学女性的命运及其创作怀有深厚的同情和真挚的情感，出发点大都在于搜集、整理古代妇女创作，褒扬她们的艺术才华，批判旧时代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这样的情感倾向和立足点，在此阶段的部分研究性著作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其中，苏者聪的《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和《宋代女性文学》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张明叶的《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简史》是20世纪下半叶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古代妇女文学通史，但内容新意较少。 总体来看，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有关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开始渗透自觉的性别意识，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文学与性别”这一命题的关注。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仍受制于传统思路和方法。1994年，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曾主办了“妇女问题第三届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第三部分“妇女与文学”收录了六篇关于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论文，其中仅有一篇对女性主义批评有所借鉴。（即周乐诗的《回归和超越——传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二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扩大了女性主义思潮在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改革开放时代国内学者与国外汉学界日见频繁的交流，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注入新的活力。部分学者在研究实践中有意识地引入性别视角，反思传统文学史建构中的性别缺失，调整和修正文学史观，对中国古代两性创作在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心理倾向、艺术倾向等方面的差异给予关注，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展开研究。90年代中期以来，有价值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古代妇女创作文献的清理和考辨 女性文学创作的文献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但在男性中心文化千年延续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女作家作品的保存和流传受到了严重影响。绝大多数女作者一无生平事迹可查，二无作品背景资料可考；少量得以传世的作品，其真伪、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相关情况等，也存在很多疑问。有关著名词人李清照生平事迹和创作的考察尚面临诸多困难，更遑论其他。为此，若欲寻觅古代妇女创作的踪迹，首先就需要对散见于各种史料的历代女性创作文献加以清理、订正。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此期有关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研究，继续在资料考辨和古籍整理的基础上层开。各种版本的古代女作家评传、作品校注及相关资料汇编陆续出版。一些著名女作家（如蔡琰、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贺双卿、顾春等）资料的发掘和作品的整理受到关注。其中，由董乃斌、刘扬忠、陶文鹏等学者校点的大型女性丛书《中国香艳全书》以及大型工具书《中华妇女文献纵览》，为研究古代妇女生活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或线索。此外，史梅在清代妇女文学资料的搜集方面颇有收获，辑得了前述《历代妇女著作考》未曾收入的清代女作家118人，著作144种。 性别视角的自觉运用，也为史料考辨思路的开拓提供了新的可能，其有效性在一些研究者的实践中得到印证。例如，陈洪的《〈天雨花〉性别意识论析》⑩一文，令人信服地显示了性别分析在史料考辨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二）古代妇女创作性别文化内涵的探析 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性别文化信息。近些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切入，对其间的性别文化因素进行探询。具体涉及传统性别观念对女作家创作的影响，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与女性创作的关系，才女文化的时代特征，女学的兴盛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女性创作的文化史意义、各体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别文化的内涵，等等。 仅以明清时期女性创作的研究为例。张宏生的《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11)较早对清代女性词作进行了宏观探讨和综合分析。郭延礼的《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12)对明清时期妇女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出现的女作家群及其地域性创作特征进行了专题探讨，如陈书录的《“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李真瑜的《略论明清吴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王英志的《随园女弟子考评》、许结的《明末桐城方氏与名媛诗社》、钟慧玲的《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13)等论文，以及宋致新的《长江流域的女性文学》、陈玉兰的《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等著作，均将考察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环境中，展开细致深入的探讨。弹词创作是清代妇女文学一个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鲍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就此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明清女作家的个案分析方面，以徐灿、顾春和贺双卿等人的研究最为集中，戏曲家吴藻等人的创作也较多受到注意。文学创作中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成为考察作品性别文化内涵的重要方面。研究者试图深入女性写作者的精神世界，揭示其性别意识、内心状态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这些探讨在以性别视角观照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活动的同时，注意将考察对象“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结合女性创作者的心态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认识的深化。 （三）古代妇女创作审美特质的阐发 从性别角度切入研究对象，很自然会关注女性创作与男性创作究竟有哪些不同，这种差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性别文化意味。对此，研究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了阐发。 在宏观研究方面，胡明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14)依时间顺序，结合历代社会生活，描述和分析了古代妇女文学创作队伍的历史形态，探讨了作品的人文内涵。该文研究视野开阔，不作惊人之语，以扎实的史料、深入的思考给人启迪。乔以钢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15)等文中，对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与女性创作审美特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0世纪以来，词学研究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不过主要是以男性词和男性词人为对象。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历史上曾大量出现的女性词人及其作品，除李清照等个别作者外，基本上被忽略在词学研究的视野之外。90年代中期以来，叶嘉莹从性别角度切入词学研究，发表了系列成果。(16)特别是在关于女性词的美感特质、词体特征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观点。邓红梅的《女性词史》系统梳理了女性词作的历史脉络，并对代表性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审美分析。 在千百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女性无形中深受男性中心文化的规约，特定的生活处境使之通常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政治关怀，从而影响到她们的文学的审美格局。然而，遭逢乱世之时，这种状况有可能发生局部改变。孙康宜的《末代才女的“乱离”诗》(17)探讨了以见证现实、记述乱离为基本内容的女性写作传统。作者将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审美特征、艺术风貌置于当时文人文化与妇女现实处境的上下文中，透视了社会历史对性别与文学关系的塑造。 （四）女性与传统文学批评之间关系的探讨 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见到对女性在传统文学研究及学术性活动中角色和地位的探讨。近年来，部分学者对这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以往在谈到古代文学妇女的批评实践时，常以宋代李清照的《词论》为“妇女做的文学批评第一篇专文”。(18)对此，虞蓉的《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班婕妤<报诸侄书>考论》提出不同看法。作者还在《“成文”之思：汉代妇女文学思想三家论略》中提出，汉代唐山夫人、班昭和熹邓后三位女性，以“成文”之思为中心命题，开始对“文”发表见解，可将之视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批评的滥觞。(19)又如连文萍的《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方维仪与〈宫闱诗评〉的撰著》(20)一文，对明代女学者方维仪的诗歌批评活动展开考察，具体探讨了方维仪选编女性诗史的评品策略和标准。蒋寅的《开辟班曹新艺苑　扫除何李旧诗坛——汪端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初论》(21)在高度评价清代女诗人汪端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对其文学批评进行了探讨。徐兴无的《清代王照圆〈列女传补注〉与梁端〈列女传校读本〉》(22)一文就女性学者研究女性历史和女性传记文学的传统、清代学术活动中的性别角色，以及中国最早的女性史在清代的两次学术整理情况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闵定庆的《在女性写作姿态与男性批评标准之间——试论〈名媛诗纬初编〉选辑策略与诗歌批评》(23)阐述了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初编》编撰的特点，肯定其能够从传统诗学理论的高度批评明清之际的诗坛风气，提出振衰起弊的意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明清才媛文化的特殊风貌。 汤显祖的《牡丹亭》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针对这部作品展开的批评形成了多种角度和格局。然而，戏曲史和戏曲批评史向以男性为主角。有鉴于此，谭帆的《论〈牡丹亭〉的女性批评》(24)结合16位女性关于汤显祖的《牡丹亭》的评论，对《牡丹亭》接受史上的女性批评特色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25)则在更广的范围内梳理了明清时期女性曲评家的实践，揭示了其所具有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女性的声音一直十分微弱乃至几近于无。目前，围绕这方面尽管还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但对认识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活动及其文化价值，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三 上述围绕中国古代妇女文学活动进行的探讨，在正确认识妇女文学的历史、丰富和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学风貌的整体认知方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若仅止于此，学理意义上的“性别研究”未免名不副实，并限于单向度的思维。而所谓“性别与文学”这一命题的学术诉求，理应以两性平等的性别观念为导引，在对男性本位的文学史观进行文化批判、给妇女创作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时，体现两性关怀的文化精神。它意味着：在对轻视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传统观念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拨时，亦当自觉地将男性创作活动的性别内涵以及两性之间的文学互动和双向影响纳入研究视野。多年来，一些学者在实践中为此做出了努力。 （一）古代文学性别文化内涵的综合性探讨 当下一些文章在谈到有关性别与文学研究方面的发展脉络时，往往将其整体趋向描述为：近些年来，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出现了新的态势；与此相关，本土学术界也发生了从“女性研究”向“性别研究”的拓展和演进。而事实上，就国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实际情况来说，性别研究的思路和格局早在1988年出版的康正果的《风骚与艳情》一书中，已有了明晰而充分的体现。该书有明确的性别视点，但没有依据作者性别做两分法的把握，而是循着“女性的文学”和“文学的女性”并重的思路，在“整体论”的意义上重新认识古代诗歌的题材和主题。这样的研究思路统摄了古典诗词的两大类型，同时也是两种精神和两种趣味。该书对渗透在政治与爱情、文人与女性、诗歌与音乐等诸多方面复杂关系中的性别因素进行了探讨，古典诗词中所蕴涵的性别意味和两性关系由是得以彰显。 在各体文学研究中，这样的研究意识和研究方式也有体现。例如，叶嘉莹的《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26)一文，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光照中”，以“雌雄同体”性向或“双性人格”理论以及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的说法为参照，探讨了《花间集》18位男性词人“使用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来创作”所摄纳的“双性人格”，认为这种男性叙写乃男性作者潜含的女性化情思及身份认同。正是这种“双性人格”成就了《花间》“幽微要眇且含有丰富之潜能”的美学特色。马珏玶的《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27)从叙事学角度考察宋元话本的性别倾向；李舜华的《“女性”与“小说”与“近代化”》(28)对明至晚清民初的小说书写中的性别现象进行了思考；李祥林在《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戏曲文化中的性别研究与原型分析》等著作中，将性别视角引入戏曲研究。 （二）典型文学现象和经典文本的性别审视 在对典型文学现象和经典文本进行相关研究的实践中，部分学者融合性别视角，重新审视传统文学中具有性别文化意味的典型现象和经典文本，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孙绍先的《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从自觉的性别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本中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分析，阐释其深层内涵，进行了尖锐犀利的文本分析和文化批判。该书作者曾于1987年出版了大陆第一部以“女性主义文学”命名的研究专著。 在对《红楼梦》的解读中，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时或被看成“女儿的乐园”，从两性平等和democracy主义的意义上受到肯定。对此，李之鼎在《〈红楼梦〉：男性想象力支配的女性世界》(29)中提出商榷。另如《从女性主义观点看红楼梦》、《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论〈红楼梦〉的女性立场和儿童本位》(30)等文，也就这部经典之作中的性别问题发表了看法。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在借鉴女性主义批评对经典文本展开具体分析时，因吸收和理解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各有取舍，具体观点形成了互补或反差。 这种情况在对《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的研究中同样存在。马瑞芳的《〈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31)分析了作品的性别倾向，在肯定某些聊斋故事具有反封建色彩的同时，指出其中相当多的故事是男权话语创造出的“情爱乌托邦”。何天杰的《〈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32)就此提出质疑，认为《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性别倒错的描写，实质上隐含着蒲松龄对女性的正视，在文学史上是破天荒的。又如，女性形象在关汉卿经典剧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的文学史叙述通常认为剧作者在创作中对妇女不幸遭遇怀有深切的同情，赞扬了她们的反抗精神。潘莉的《关汉卿杂剧的女性主义阐释》(33)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无论外在形象还是内在品德，实质上都是被古代封建男权文化所规范了的性别角色。 从性别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往往可以有新的发现。例如，魏崇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明清小说中两性角色的演变》，(34)揭示了明清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深具性别文化意味的创作现象：小说对男女两性人物的描写，经历了从以描写男性为主到以描写女性为主，从赞美男性到肯定女性，从男性阳刚的衰退到女性阴柔的增长的过程，进而对出现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李明军的《禁忌与放纵——明清艳情小说文化研究》讨论了艳情文学在对欲望和情感的理解中所渗透的性别因素。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通过对各时代青楼文学特点的探析，开掘其性别文化内涵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张淑贤的《论才子佳人小说女性意识的文学史意义》(35)从性别角度建立起才子佳人小说研究的新视点。文章认为，如果将才子佳人小说放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就不能轻易将之视为“观念陈腐”的小说，进而肯定了此类小说所体现的性别意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又如，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思妇怀人、美人迟暮、怜花幽独一类文学题材和审美情绪，构成了传统闺怨诗模式。马睿的《无我之“我”——对中国古典抒情诗中代言体现象的女性主义思考》(36)就此现象从女性观点进行了分析。再如，“女扮男装”或“异性扮演”有着深远的文学叙事和文艺表现传统，同时又与具体时空范围内的社会文化、文艺思潮、审美风尚等密切相关。近些年也出现了一批就此进行性别文化分析的研究成果。(37) 对文学现象及经典之作进行性别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仅从一些论文的选题即可看出，(38)尽管具体探讨的对象有所不同，但对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关注以及对封建男权和父权制文化的解剖与批判，已成为比较常见的着眼点。部分作者尝试借鉴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具有鲜明的文化批判倾向。 （三）社会思想文化与创作中性别因素之关系的考察 在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体系中，女性总体上处于弱势。这种状况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正因为如此，在对文学中的性别因素进行考察时，势必需要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而古代文学作者的性别观念和创作心态，可以说是联系当时社会文化与创作文本的关节点。为此，一些研究者分别从创作语境、阅读接受以及批评传播等环节入手，深入辨析文学中的性别因素，探讨融入了作家个体性别意识的思想文化观念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舒芜多年来的一系列探讨思想文化领域中性别问题的文章，(39)涉及古代文学中的种种性别现象，同时充溢着对当下现实的人文关怀，颇富启发性。 例如，俞士玲的《论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曹亦冰的《从“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后期女性文化的演变》(40)等文，从明代女学、社会思潮、男性的参与、女性的自省等方面，探讨了明代中后期妇女文学兴起的原因和发展状态，分析了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性别文化的演变。黄仕忠的《婚变、道德与文学：明清俗文学之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一书，追踪自《诗经》以来这一母题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分析其存在与演变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根源。顾歆艺在《明清俗文学中的女性与科举》(41)中，深入考察了不同性别的作者在小说、戏曲、弹词等俗文学中有关女性与科举的描述方面所存在的耐人寻味的差异。冯文楼的《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42)讨论了《金瓶梅》中的身体叙事与性别文化的关系。 注重作家妇女观与创作文本关系的探讨，是许多研究者的共同思路。黄霖的《笑笑生笔下的女性》(43)将《金瓶梅》中的女性描写分别从“作为道德家”的笑笑生与“作为小说家”的笑笑生的角度加以分析，进而论述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观以及所涉及的女性问题。另如黄瑞珍的《从〈三言〉中的女性看冯梦龙的女性观》、沈金浩的《论袁枚的男女关系观及妇女观》、薛海燕的《〈红楼梦〉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以及毛志勇的《女儿国的两个系统——兼论吴承恩与李汝珍的女性审美观》等等，(44)也是如此。 近年来，开拓文学研究的视野，打通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关联，已成为文学界的关注点之一。陈千里的《〈金锁记〉脱胎于〈红楼梦〉说》，就曹雪芹与张爱玲笔下相似的故事情节中不同的叙事态度进行剖析，便有新的发现。(45)而晚清这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之思想文化和文学面貌，特别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杨联芬的《清末女权：从语言到文学》(46)一文，勾勒出中国文学中关于女性和女权问题现代性思考的基本轮廓，并对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本土特点做了分析。王绯的《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一书，对晚清妇女文学的书写特征及文化身份进行了阐述，揭示了维新时期的妇女文学书写与社会政治的关联。黄嫣梨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等论著中，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讨论了清代女词人徐灿、吴藻、顾太清和吕碧城等人的思想与创作。 将社会思想文化与性别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考察，对认识中国文学的丰富内涵显然是必要而有益的。它不仅有助于认识文学创作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有助于在复杂而变动的思想文化环境中，对文学创作者的主体活动做出立体的、比较切合本土实际的把握。 （四）古代文学性别研究基本状况的检视 在从学术史角度对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全面梳理和检视方面，《古代女诗人研究》（张宏生、张雁编）一书成绩突出。该书清晰地勾勒出20世纪有关古代女诗人研究的基本面貌。其体例分为导言、文选和目录索引三大部分。所收论文分别涉及文学史宏观考察，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创作的探讨，对存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的讨论，对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和阐释等。其中编者“导言”的信息量丰富，并有学术性阐发，体现了本领域研究观念的更新。 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看，在男性中心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文学作品、尤其是与女性相关的文学作品的误读。而通过对相关研究的“重读”，可以批判和纠正文化中的男性话语霸权。以有关清代著名农家女词人贺双卿的研究为例。历史上贺氏之有无、其籍贯及作品的真实性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末胡适提出疑义以来，一直存在争议。90年代以来，有学者在关于贺双卿其人其作的研究中，运用“内证”与文本细读的方法确认其真。在此基础上，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往昔男性文人“再表现”的文本书写进行了重读。此以杜芳琴的《贺双卿传》、《才子“凝视”下的才女写作——重新解读〈西青散记〉中的才子才女关系》(47)为代表。而邓红梅则在《双卿真伪考论》(48)中，通过对史震林的《西青散记》中有关贺双卿记述的考察，提出这个人物其实是“天上绝世之佳人”之人间幻影的看法。这样的分析与杜文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但两者同样涉及如何对待历史上保存（或塑造）了女作家创作的男性文人的性别文化心理问题，具有破除沿袭已久的有关“才子—佳人（才女）”的浪漫想象和神话的意义。 四 本文对台湾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研究方面的具体情况不拟详述。这方面目前可资参考的论文主要有陈友冰的《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张雁的《二十世纪台湾地区中国古代妇女作家研究述评》以及林树明的《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略论》等。(49)与内地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台湾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中，一些学者明确地以女性主义理论为指导，投入相当多的精力进行专门研究。有关成果大多散见于台湾高校和学术机构发行的若干学刊中，如《中国文哲研究集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东吴中文学报》、《中国文化月刊》等，也有一部分比较集中地收录在《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中国女性书写》等相关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中。(50)其间，《中外文学》这一学术刊物产生了较大影响。该刊由台湾大学外文系主办，夏志清、李欧梵、余光中、叶维廉等人担任顾问。1986年，它推出了《女性主义文学专号》。此后又陆续推出《女性主义／女性意识专号》(1989)、《文学的女性／女性的文学》(1989)、《女性主义重阅古典文学专辑》(1993)等。由女性主义或性别诗学的视角出发，台湾学者往往倾向于把性别研究与文本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以文本研究为基础、西方理论为导向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并逐渐向题材研究、主体研究和影响研究等方面演化。对此，陈友冰在《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中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他认为，一般来说，台湾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以下特色：第一，研究面较宽，研究队伍较大，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从研究对象来看，女性研究占较大的比重。第二，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学者注意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加以改造吸收。有着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和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第三，在研究方式上，研究者的位置发生置换，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价值判断标准。第四，女性研究和相关活动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与支持。1997年，《台湾文学年鉴》曾把“性别研究”作为当年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三项“研究成果重点”之一，认为这一年中“最令人注目的著作是，由六位女性学者合著的《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另外，女学者华玮在文献史料的发掘、女性戏曲家研究以及剧作文本的理论分析方面，均取得了成绩，出版有《明清妇女戏曲集》（编辑点校）、《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等。 内地和台湾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成绩可观，并体现出一定的专业特征。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值得思考。下面先谈谈中国古代性别研究的基本特征。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着几千年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拥有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关领域的研究实践很自然地立足于特有的学术传统。研究者的学术背景、认知框架、思维习惯以及久已熟悉的批评模式，无疑会对相关成果的面貌发生重要影响。概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在中国文学界，向以古代文学也包括古代文学文献学方面的学术根基最为坚实、深厚。这一领域的学者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有着注重文献资料、强调言必有据的传统。在涉及理论方法的更新时，态度较为持重，实践较为谨慎。虽然部分研究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时还不够圆融，但总体来看，相比其他一些文学研究领域，较少盲目追新。一位年轻学人的话或可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共识：“显然，女权主义在世界妇女的解放‘道路’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里程碑性。然而必须注意到，它毕竟是西方新经济的产物。它所关注的时间和空间问题、权力的再分配、两性的分工等，并不太适合用以观照中国的女性问题，特别是以之观照中国古代的女性。”“研究中国的女性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等因素，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出发点”。(51) 与这一学科严谨守成的学术传统相关，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性别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大体采用传统思路和研究方法的情况至今仍占主要位置。研究者在探讨文学活动涉及妇女、性别的具体文学现象时，对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理论时或不无借鉴，但很少简单照搬；大都能够保持必要的清醒，自觉意识到借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迄今许多成果实际上主要采用的仍是性别视点与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而非“纯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者通常不是从抽象的父权制概念出发，而是紧密联系创作实际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对文学活动中所渗透的性别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应该说，这样的姿态是稳健、务实的，有助于避免很容易与一拥而上的态势相伴生的牵强、生硬，特别是虚华、浮躁。 其二，出于对民族文化和文学创作实际的深入了解，对那种过于强调男女之间生物属性差异甚而将其本质化的机械思维，一些学者保持着自觉的警醒。例如，莫砺锋在《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52)一文中明确指出，那种断言男性作家不能为女性写作的观点是偏颇的，至少是不符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的，因为“男女两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完全可能互相理解、互相关怀，并达到心灵上的真正沟通”，男性作家未必不可以很好地“写妇女”。文章具体分析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笔下众多女性所代拟的诗词，认为这之中有作者对女性“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作品中林黛玉等人的诗词恰是当时“最富有女性意识的文本”。由此提出了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的命题。论者认为，女性固然可以争取摆脱被压迫的地位，男性也完全可以向女性伸出援手。其他一些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这种看法恰从深层触及女性主义批评所面临的文化悖论，实际上是对性别问题上男／女两分、二元对立思维的严肃质疑。既然人类可以有超越性别的共同情感和审美趣味，那么，女性主义批评面对文学文本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也就理当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追问和反思的问题。 其三，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中，尽管部分成果有意识地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总体上看，研究者还是更为注重社会思想文化、性别文化以及作者心态与作品之间关系的考察，而较少将文本视为封闭性的系统进行纯形式的分析。即使有时面对的是作者难以确考的文本，研究者也十分注意其间透露的社会性信息。这样的研究方式固然显得偏于“传统”，但对认识性别与文学的关系来说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性别研究之所谓“性别”，恰是来自社会文化的建构。各种复杂的社会性因素通过作者对文学作品面貌产生的影响，自有必要在其孕育和生成的复杂背景中去加以认识和分析。 以往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女性学者人数较少。在此情况下，男性学者在将性别视角引入本专业研究领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前述成果大多出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男性学者之手。而研究队伍的性别构成与这里所谈到的古代文学性别研究的某些特点或有一定关系。下面着重探讨一下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有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领域性别研究现状进行思考，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例如，郭延礼在《新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路向的思考》(53)一文中，论及21世纪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研究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并具体指出近代三个女作家群（南社女性作家群、女性小说家群和女翻译家群）的研究迄今几近空白。张宏生、张雁在《古代女诗人研究·导言》中，将有待开展的工作概括为：文献的整理，研究层面的进一步扩展，历时性／共时性群体研究的加强以及多元研究方法的提倡等。我认为，上述意见是颇具针对性的。总体来看，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基础性研究比较扎实，但研究所涉范围和层面还不够丰富，进行有关方面整体性研究的“基座”尚欠宏阔坚实；理论创生力偏弱，有重大影响的成果较少；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探索和实践，以及思维的拓展和方法的丰富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具体说来，在今后的研究中，以下一些方面的问题更值得注意。 第一，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充分利用。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古代妇女创作方面的资料十分匮乏。从总体上说，情况自是如此。然而，各个不同历史时段资料保存的具体情况实际上又有相当大的差异。并且，即使仅就目前可以见到的保存下来的资料而言，研究上也还远未能够充分利用。例如，明清妇女文学所留存下来的史料可谓宏富，而实际上其中绝大部分并未进入研究者视野。另外，如果不是只限于女性创作本身，而是从性别文化的角度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探询，大量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典籍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就越发有待于进一步开掘整理。目前，出现少数研究存在着“主题先行”的现象。有时，尽管论者不乏历史文献的征引，但并未真正做到在具体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切实的分析阐述，而是简单套用西方文化语境中诞生的性别政治观点作为判断的依据，无形中架空了文献史料，虚化了其功能。这样的研究近乎某种性别理念的图解，显然无益于认识的深化和研究的深入。 第二，基本概念的辨析。在近些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著中，将妇女文学创作称之为“妇女文学”和“女性文学”的情况并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尽管在这些论著的具体语境中不难理解作者所指，但当我们注目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希望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从整体上认识中国文学和文化时，这一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了。 关于“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在实际应用中人们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较常见的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是将历史和现实里出自女性之手的全部文学创作纳入其中，即等同于“女性的文学”。狭义的理解则具体考虑到“女性”这一词汇在汉语中并非自古有之，而是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着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及特定内涵。因而，在由此生成“女性文学”这个词组时，学理上当有文化内涵上的规定性。故以之专指“五四”以来以现代人文精神为价值内核、体现了女性独立人格和主体性的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尽管始终未能就这一概念的内涵达成完全的共识，但多数情况下，大体是在接近前述狭义的理解上加以运用；并且，很多学人始终将其作为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进行着持续的讨论。而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部分研究者对有关方面的情况可能未加留意，在从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时，未能作出必要的辨析。现在看来，这一问题有待于文学学科内部更为充分的研讨。 第三，研究范围和研究层面的进一步拓展。就研究范围而言，以往目光大多集中于汉民族书面文学，而对有着丰富性别内涵的少数民族文学以及民间文学很少涉及。这一情况近年虽略有改观，但仍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与此同时，在材料发掘整理的基础上，研究层面的拓展无疑十分必要。例如关于妇女文学的研究，在涉及女性创作主体的生态研究、心态研究；涉及作品的文本形态研究、审美价值研究；涉及妇女群体创作活动的研究；涉及两性间在文学活动中相互影响的研究及其两性创作的比较研究等方面，都蕴涵着一系列值得深入探察的课题。而有关古代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学创作和丰富多样的文学文化现象的性别审视，在其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内容上，更是具有融合中外、贯通古今，多学科、开放性的特点，可望成为意义独具的学术生长点。 仅就进一步打通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壁垒，加深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识而言，就有很多工作可做。例如，从女性创作活动的角度来说，所谓“新女性”和“五四女作家群”绝非横空出世，尽管她们当时的代表性创作多以白话文书写，在语言和形式上与“古代文学”分属不同的范畴，但其内在的、包括性别意识在内的审美传承或文学扬弃，不应该成为研究的盲点。传统文化中有关两性关系的理性认知，明清以降社会思想文化在性别观念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部分本土男性思想家对妇女解放的倡导和推进，与引自西方的新思潮一道，对“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中国知识女性产生了深刻影响。其间，很多问题的深入认识有赖于中国古代文学、近代和现当代文学相关研究的进展。为此，文学领域不同专业之间的相互关注和积极交流还需大大加强。 第四，对性别与文学关系之复杂性的认识和把握。研究性别与文学的关系，是出于对“人”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性别身份在文学活动中作用和影响的关注。所谓性别，实际上是人之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一方面，生物属性承载着人类个体的生命活动，男女之间在解剖学上的差异势必带来某些方面生命体验的隔膜，这种状况会对两性文学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每一个体的存在无疑受到来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塑造，其间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并且除性别之外还有诸多因素同时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从性别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既不能完全否认两性之间生命体验存在差异，也不可脱离复杂的历史语境，过度强调妇女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应尽可能避免画地为牢、自说自话的封闭式研究以及对两性差异的本质化理解。关于这一点，尚须在研究过程中结合具体问题的探讨进行积极的尝试。 第五，“重写”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史。近20多年来，随着文学史观的更新和相关研究取得进展，中国文学史的“重写”已成为学术界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但是，与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相对处于“边缘”位置的情况直接相关，迄今还没有出现一部在学理意义上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性别观念更新，在书写方式上能够比较恰当地融入性别批评的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史著作。这项具有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的工作，有待于在适当的时候，在文献搜集和基础研究能够提供相对充分支撑的情况下提上日程。 第六，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的性别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还十分欠缺。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文学的基本理解、理论认知和文本阅读感受。毫无疑问，它在历史上主要是由男性文人建立的。如何将性别分析合理而富于建设性地引入这一领域，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方面辟出新路，是具有学术难度和创新意义的课题。一般而言，对于文学批评中显而易见的性别轩轾予以重新评判较为容易，而对背后的价值体系及其呈现方式的分析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至于在性别视角下，对古代文论的主要范畴之形成过程及其内涵的重新审视，对分体文论之特色形成的具体探讨，就更需要以大量细致扎实的工作为基础，也需要“双眼曾经秋水洗”的一番思路更新。 第七，对两性在文学活动中交互影响的探讨。自古以来，男女两性在文学活动中就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但以往的研究很少就此进行专门、深入的探讨。偶有触及也多是关注女性作者对男性创作经验的吸收。而有关女性文学活动对男性创作产生的影响，则很少为人注意。而实际上，无论是文人词作抑或其他领域，女性对男性的创作都有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其中既有情感的注入，也涉及艺术的表达。这种相互作用对文学的发展或会正面促进或会负面牵扯，有关考察可以说是文学领域性别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关系到对文学文本的具体生成及其审美风貌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如何比较客观地看待两性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互补共存关系，校正那种认为两性在社会文化中处于截然分立状态，女性所扮演的仅仅是绝对被动的角色的误解。 第八，性别视角下的文本解读和审美批评。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文本解读和审美批评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就本领域的性别研究而言，确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这方面的成果尚待逐步积累；另一方面，性别研究在学术领域的提出，与社会思想文化特别是女性主义思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其间所蕴涵的浓郁的文化批判意味，很容易影响到研究者在观念和思路上形成偏重文化批评、轻视审美分析的倾向。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文学学科各专业有关性别问题的研究中均不难看到。应该说，由性别研究的特殊性所决定，当性别视角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时，出现这种情况原本是自然的，但就文学研究本身的使命而言，却不免有所欠缺。尽管文化批评在展开的过程中不乏文学文本的解读，时或也从审美的角度加以分析，但其研究旨趣并不在于揭示创作文本的审美特质，而是更注重对“性别政治”的发现和探讨。于是，文学批评在这里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文本的性别政治学”色彩。然而，文化批判的敏锐、犀利在给文学批评带来活力的同时，终不能取代以审美为内核的文学批评。面对文学文本，如何将“文学性”的审美判断与性别视角下的文化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是文学领域性别研究所面临的无可回避的挑战。 第九，吸收妇女文学研究的成果，推动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统研究。也就是说，要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站在中华文明史发展的高度，真正将妇女文学活动视为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其融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观照。如此，无疑有助于校正和丰富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认知，更为全面深入地把握传统文学精神以及中华历史的人文脉络。 贯穿于上述各方面努力之中的，当是理论创生力的加强。迄今为止，有关探讨大体上是本领域研究者结合各自的术业专攻进行的。毋庸置疑，这种结合个人所长、突出重点的研究方式合理而必要，它有利于保证各局部的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不过，若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想取得更具突破性的进展，除了前面提到的基础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之外，强化理论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中华文化的内蕴极为丰富，古代文学涵盖面甚广，其间如何展开既融入性别视角又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审美批评，需要认真探讨。旧时中国妇女主要生活于家庭，其个体身份、生活处境、性格心理、教育背景及感情表达方式等千差万别，但从宏观的社会结构来说，在男性中心文化主导的历史进程中，妇女的存在从总体上说确是处于“次等”的、“第二性”的状态，其创作也确实呈现出与男性不尽相同的面貌。这就需要在研究中结合古代妇女生活和创作的实际，改造传统审美批评的尺度，对相关文学现象加以审慎的辨析和理性的分析。既探讨不同性别作者在创作中的差异，也注意中国古代文化在阴阳互补方面的特点，避免对两性创作的美学特征做截然分立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对传统文学男性创作的考察中，若能进一步吸收性别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对开阔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丰富和深化对传统文学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多年来，在本土的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实践中，有一个值得反思的倾向，即比较多地倚重于具有完整体系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而相对轻视对本土思想文化传统中有关性别问题的理论资源的开掘整理和重新认识。其实，虽然中国确实不具有像西方女性主义那样有关性别问题的系统理论，但并不等于说在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就不存在对性别问题富于深度的思考和带有一定理论色彩的阐述。例如，早在《周易》以及其他文化典籍中，就不乏有关两性关系的论述。仅就《周易》关于家庭中男女关系的基本看法来说，它的思想尽管是以男性为主导的，但在经与传中，又都有不把这个问题绝对化的表述，甚至还做出了一些相当明确的补充、修正，体现了值得注意的合理成分。又如明清以后，在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中，一些思想家、文学家的有关思想和言论也是值得重视的。近年来，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这方面的缺憾，明确提出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要注意回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定土壤和情境中，探求对性别文学研究来说不容忽视的本土思想文化传统。而在这个问题上，古代文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大有可为。 与此同时，研究思维的拓展和方法的丰富也还需要更为自觉、有效的实践。在这方面，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方法值得研究者给予更多的关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演进的过程中，吸收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在追求两性平等、反对男权文化的共同目标下，其内部的不同流派呈现出大异其趣、各具特色的面貌，而文学的性别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交叉互补，方可共同进取。女性主义所蕴涵的丰富理论资源可供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和借鉴。此外，在立足文献史料和文学研究本体的前提下，或可适当吸收其他学科领域（例如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成果，进行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的尝试。 综上所论，性别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实践，是立足传统、融合现代意识和新的理论视阈进行的积极探索。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若能守正创新，扎实推进，当可取得更为沉实的收获。 注释： ①胡适：《贺双卿考》，原载《胡适文存》三集，《民国丛书》本；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陶秋英：《中国妇女与文学》，北京：北新书局，1933年，第306页。 ③见《古剧说汇》，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作家出版社1956年修订再版。该书收入冯沅君1936年到1945年间所写有关中国古代戏曲的15篇考证文章，其中部分涉及妇女创作。 ④陈水云：《20世纪的清代女性词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1期。 ⑤王之江：《要关心古代妇女文学的研究工作》，《光明日报》1985年3月12日。 ⑥陈寅恪：《寒柳堂集·论〈再生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7、66页。 ⑦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导言》，第15页。 ⑧见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⑨陈祖美：《对李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 ⑩陈洪：《〈天雨花〉性别意识论析》，《南开学报》2000年第6期。 (11)张宏生：《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12)郭延礼：《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 (13)陈书录：《“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李真瑜：《略论明清吴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王英志：《随园女弟子考评》、许结：《明末桐城方氏与名媛诗社》、钟慧玲：《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见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14)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15)乔以钢：《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 (16)叶嘉莹：《从李清照到沈祖棻——谈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演进》，《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从性别与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天津大学学报》2006年第2、3期。 (17)孙康宜：《末代才女的“乱离”诗》，台湾“中研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 (1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54页。 (19)虞蓉：《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班婕妤〈报诸侄书〉考论》，《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成文”之思：汉代妇女文学思想三家论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连文萍：《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方维仪与〈宫闱诗评〉的撰著》，原载台湾《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 (21)蒋寅：《开辟班曹新艺苑　扫除何李旧诗坛——一代才女汪端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22)徐兴无：《清代王照圆〈列女传补注〉与梁端〈列女传校读本〉》，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23)闵定庆：《在女性写作姿态与男性批评标准之间——试论〈名媛诗纬初编〉选辑策略与诗歌批评》，《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4)谭帆：《论〈牡丹亭〉的女性批评》，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25)郭梅：《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6)叶嘉莹：《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原载台湾《中外文学》第20卷第9期，缪钺、叶嘉莹：《词学古今谈》，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 (27)马珏玶：《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28)李舜华：《“女性”与“小说”与“近代化”》，《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 (29)李之鼎：《〈红楼梦〉：男性想象力支配的女性世界》，《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30)韩惠京：《从女性主义观点看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期；傅守祥：《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1期；詹丹：《论〈红楼梦〉的女性立场和儿童本位》，《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2期。 (31)马瑞芳：《〈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文史哲》2000年第4期。 (32)何天杰：《〈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33)潘莉：《关汉卿杂剧的女性主义阐释》，《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 (34)魏崇新：《一阴一阳之谓道——明清小说中两性角色的演变》，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35)张淑贤：《论才子佳人小说女性意识的文学史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6)马睿：《无我之“我”——对中国古典抒情诗中代言体现象的女性主义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37)例如，邓晓芒：《女扮男装与女权意识》，《东方艺术》1997年第1期；幺书仪：《明清剧坛上的男旦》，《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张禹：《异性扮演的文化透视》，《民族艺术》2003年第3期；唐昱：《明清女剧作家的“木兰”情结》，《戏曲艺术》2004年第2期；盛志梅：《清代女性弹词中女扮男装现象论析》，《南开学报》2004年第3期。 (38)王玫：《宫体诗现象的女性主义诠释》，《学术月刊》1999年第5期；赵杏根：《佛经文学中女性形象概观》，《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张兵、李桂奎：《论话本小说中的“女助男”母题》，《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王立：《古代通俗文学中侠女盗妹择夫的性别文化阐释》，《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王毅：《试析散曲中的女性意识》，《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张红霞：《女性“缺席”的判决——论〈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黄伟：《论〈聊斋志异〉悍妇形象及其女性文化》，《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楚爱华：《男性弱质与父权秩序的倾覆——〈醒世姻缘传〉的女权主义批评》，《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刘健：《男权视角下的女性话语——〈西厢记〉主题思想的深层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梁海：《男权话语中的女性悲歌——〈窦娥冤〉的另一种解读》，《名作欣赏》2004年第12期；杨朴：《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悲剧——〈孔雀东南飞〉主题的重新探讨》，《名作欣赏》2006年第7期；杜书瀛：《〈闲情偶寄〉的女性审美观》，《思想战线》1999年第1期，等等。 (39)参见舒芜：《哀妇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40)俞士玲：《论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曹亦冰：《从“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后期女性文化的演变》，《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3期。 (41)顾歆艺：《明清俗文学中的女性与科举》，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42)冯文楼：《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3)黄霖：《笑笑生笔下的女性》，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44)黄瑞珍：《从〈三言〉中的女性看冯梦龙的女性观》、沈金浩：《论袁枚的男女关系观及妇女观》，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薛海燕：《〈红楼梦〉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期；毛志勇：《女儿国的两个系统——兼论吴承恩与李汝珍的女性审美观》，《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 (45)陈千里：《〈金锁记〉脱胎于〈红楼梦〉说》，《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1期。 (46)杨联芬：《清末女权：从语言到文学》，《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 (47)杜芳琴：《贺双卿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才子“凝视”下的才女写作——重新解读〈西青散记〉中的才子才女关系》，《痛菊奈何霜：双卿传（代序）》，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 (48)邓红梅：《双卿真伪考论》，《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49)陈友冰：《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张雁：《二十世纪台湾地区中国古代妇女作家研究述评》，《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林树明：《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略论》，《南开学报》2005年第2期。 (50)钟慧玲主编：《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1995年12月东海大学“妇女文学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1997年；《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4月淡江大学“中国女性书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 (51)吴秀华：《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前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页。 (52)莫砺锋：《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 (53)郭延礼：《新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路向的思考》，《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納博科夫的小說《洛麗塔》大约無人不曉，研究著作更是林林總總，也算文學研究中的一道風景。不過，我最初對這位作家發生興趣，倒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是出於好奇，這個人為什麼一輩子租房子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