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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堡(Bilbao，毕尔巴鄂)曾是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一个衰败了的工业港口，除了足球队以外无可称道。1990年代，巴斯克地区的自治权使得15亿美元的投资成为可能，Gehry, Foster, Pelli, Sterling, Wildford, Pei, Soriano, Palacio 和 Calatrava等著名建筑师在此对城市进行改造。其中Gehry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设计最为著名，值得注意的是，建造古根海姆的经费只是100万美元。－－人文与社会

共得出三条结论：首先，非洲人对中非关系的看法并不像西方媒体理解的那样负面，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多变且复杂的。其次，西方媒体一向认为只有非洲统治精英对中非联系持积极态度，而这与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不符。 第三，在对构成受访者认知差异的众多因素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相比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受访者的国别才是产生认知差异的主导因素。

大学教授当公司的董事长或一个公司的全职雇员就必须离开大学岗位。不过，研究型大学的理工科、法学院、经管学院等职业学院中，经常有教授被聘为某些专业方面的“顾问”，其收入必须向大学上交一定的比例，可是一旦出现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此人就必须做出选择。

西班牙导演罗德里格·科特Rodrigo Cortés 的这部异常高概念化，高焦虑，但低成本的梦魇型电影保证能让每个有幽闭恐惧症的家伙都惨遭一次永恒的神经崩溃。事实上，它保证能让每个人都患上永恒的幽闭恐惧症。 ...在电影开始后的几分钟内，我们就得知保罗是一个在伊拉克工作的平民合同工（contractor）， 这解决了一些疑团，但又引发了更多新疑问。

納博科夫的小說《洛麗塔》大约無人不曉，研究著作更是林林總總，也算文學研究中的一道風景。不過，我最初對這位作家發生興趣，倒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是出於好奇，這個人為什麼一輩子租房子住？

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出版。她也写了钱学森的传记，The Thread of the Silkworm。 2004年，张纯如自杀。她的母亲张盈盈用6年写成英文回忆录，2012年译成中文《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此为该书中译本节选及序言前言

本文的重点并不是要赘述柯文对中国近世史具体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更不是与这些具体的观点和结论一较短长，而是旨在从柯文对1970年代之前主导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三大模式的批评入手，进一步分析他是如何得出这些观点和结论的，以期揭示其文本背后的真正意蕴。

展现在白永瑞与陈映真的「对话」中的困难，虽然形式上可以是一个极简单的数字问题：两岸是一，还是二？但在两者之间所高度张力拉扯、挣扎、压抑，但却又经常缺乏适切言语表达的，似乎是很多非常复杂的因素，其中至少包括了区域间的历史情仇恩怨、当代地缘政治权力丛结的制约、对自身民族国家在区域与世界的位置自觉与抱负，以及和那与包括「民族主义」、「现代文明」等西方支配话语的批判性距离。

齐美尔说: “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真正陌生的”, 因为他(它) 们根本不是为了地球人而存在的, 因而与我们之间, 没有远近之分,“无所谓远近”。齐美尔笔下的流动人, 原型虽是商人, 但概念实指知识分子, 特别是指知识分子那一漂泊的特征。

从“陌生人”的客观性与自由感来看, 人类学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殊群体, 而无非是他们的一员。人类学家须如同其他知识分子那样, 成为流动人, 拥有能力来摆脱定式与偏见, 自远而近, 来“鸟瞰”社会的内在关系。人类学家之所以热衷于到远方去从事所谓“田野工作”, 恰是因为他们要获得一种对于自身社会的“远方之见”, 使自身通过摆脱固定的关系, 来“鸟瞰”这些内在与他们自身的关系。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以至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清朝不仅对奠定今天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今天无论汉族，还是众多少数民族，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看起来这似乎无需论证。其实，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才最终成为定局；而作为主导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清朝皇帝对中国的体认，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陈传席，江苏睢宁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曾组织中国美术界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组织全国36家博物馆（院）明清绘画联展。1986年赴美国从事明清中国画研究和考察美、日、英所藏中国古代艺术遗迹。回国后，从事艺术史和文学史研究。文章点评刘海粟、丰子恺、蒋兆和、石鲁等4人。

郑愁予受邀于13日到新加坡参加活动，并于日前接受了《联合早报》记者的访问，期间提及曾赠诗陈映真。访谈内容摘录如下。

德里达是如何维护“马克思的幽灵”的；德里达为什么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新当选法国总统Hollande与法国哲学家Morin对话。自密特朗于1981年当选以来，社会党睽违政权已久，左翼的声音相对消沉。欧兰德带领左翼重新取得执政权，究竟他本人有哪些新的理念或作为是可以被期待的？本篇访谈完成于总统大选第一轮和第二轮投票之间

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始于1911年，其后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一些代表人物、研究成果，形成了不同的特点。文中对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进行了概述，并加以简短的评介，对了解日本的伊斯兰研究有一定参考意义。

写于1973，将精神分析、电影理论、以及女性主义融合，指出“在她们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女性既被观看又被展示，她们的外表为了强烈视觉与色情冲击而被编码，甚至可以说内涵是“待被看性”－－ to-be-looked-at-ness。”

中国在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之后，进入了以国内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在这30年中，出现了3次周期性宏观经济波动，并相应地发生了财税体制的3次重大变迁及土地的3次大规模征占。本文以土地资源资本化的机制、主体及增量收益分配状况的变化为线索，分析了三者的相关关系；描述了产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在这个资本化过程中形成并高速扩张的趋势；并考察了这个过程中的增值收益分配及成本分摊状况。

：《当代亚洲杂志》2008年11月号刊登了澳大利亚学者保罗•哈里题为《对毛泽东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误读》的文章，批驳了这样一种常见的观点，即毛泽东思想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背离。

有近4千万（相当于一个西班牙的人口）讲400多种不同语言的印第安人生活在拉丁美洲各个角落。在阿根廷、乌拉圭这样的移民国家里，他们是极少数；在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混血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他们是少数；而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这几个安第斯山国家里，他们分别占到了20%、40%甚至50%以上

同学们：     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院邀我来向大家表示祝贺，表示一个校友对毕业生的祝福，这使我感到负担沉重。因为作为一名作家我习惯了书面语，我很怕出现语言的传达问题；而早年的毕业生就好像一个游子，回到母校，人有一种失语的感觉。所以，为大家编几句哪怕简短至极的贺词，于我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许，我只能想象自己在代表一种期望--它属于许许多多的平常人、那些不拥有权力也没有话语可能的人，他们习惯把自己的前途，寄托给自从五四以来经常是矫正世道的传奇力量的北京大学。我猜测着他们的期望，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祝贺同学们熬完了冗长的学业、拿到了宝贵的证书、从一所名牌获得了毕业。我们祝贺大家自今日起，正式推开了社会的沉重大门，迎着风浪、迷茫和斗争，走上报效养育自己的父母人民的道路。          我还想说，离开学校后你们将面临的一切，并不一定限定在专业的方向、尤其不一定仅仅是经济范畴内的职业--同学们从今天将直面和投入的，是一段激烈的分化与重建、富裕与危机的历史，是一段可能决定中华大国命运于一瞬的历史。它的内容与蕴含，今日尚不能尽知，唯有在又一个百年之后，才能被人感慨与总结。 所以，大学、哪怕是名牌大学教给你们的知识，不仅远远不够而且面对如上命题，学科知识只是杯水车薪。          前几天在报纸上见过这样一个题目："我们的大学还缺点什么"。这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允许我"村言无忌"插嘴作答，我想说：在我们的大学里（至少文科），那缺的"一点"不是别的，缺少的唯有常识。是的，常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大脑里和我们高校的课程与教材中，缺少的东西可以数出两样：真理，以及常识。          在这样一次喜庆的典礼之上，不宜对这一观点展开与举例。唯有一个例子可以一提--那就是五四运动。         九十年前，是我们北京大学的前辈校友，发动了拯救中国的、伟大的五四运动，把中国引入了革命的新纪元。但是，包括五四的先驱在内，我们早期的校友们没有留意、所以我们也没有从大学里读到、民众中当然更不会普及如下的常识--五四运动抗议了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但巴黎和会首先是西方阵营庆祝对奥斯曼帝国五百年征战攻防的胜利的庆功会。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国才最后尽失了屏障。巴黎和会是一次西方阵营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分赃会。中国的地位，并非如历史讲义写的在"战胜国"的行列里，而在赃物或猎物的清单中。从一个宏观的视野看，一切原本清晰：中国报名加入的阵营，本来就以吞噬中国味大计。          对奥斯曼帝国缺乏常识、对阿拉伯世界缺乏常识的现象，延续至今。直至今日，常识的缺乏，导致了目光的短浅；脑袋里灌满了西方价值观的中国人，毫无对同一命运的兄弟的唇亡齿寒的历史认同感。还可以预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人们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沿着地中海的哪条陌生防线，乃是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          我想表达这样一种感觉：由于半殖民地和屡战屡败的历史暗示，我们祖国的高等教育，自它呱呱坠地问世近代伊始，就有着殖民地顺奴的遗传、与大中华天朝的"龙内障"--这些潜在的因素，不仅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也造成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知识与常识的不足。可谓凌辱之极的八国联军蹂躏之余的庚子赔款，与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临盆分娩之间的关系，是横行今日的知识分子短视、迷误、偏见与软骨现象的一种基因。我们被教授的知识，与其说与中国古典与共产主义，莫若说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渊源深厚。另一个命题是：在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之外，可怕的弱者歧视，也在知识分子之间形成痼疾，并向人民传染。          与革命孪生的人道悲剧，反复宣传着革命的不合理。在革命失败后弥漫的唯经济论，逐渐成了一个文明古国的时髦。踏着计划经济的废墟，大家都在人云亦云：经济是绝对的、经济学无道德。经济规律是天道沧桑，它是自然的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但是在严酷的现实中，人们却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姑且不说横行的践踏公理，姑且不说这个患了不公正癌的正义问题--只是在经济范畴之内，世界经济中的道德因素，已经再也不能否认和无视。它喧嚣在水面或水底，早已不是经济的一种现象、而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          还有--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经济运动中剩余价值的分析，但却忽略资产阶级本身历史实态的揭破--也已经不能说服民众。资产阶级的历史轨迹的发掘，已经是急待开拓的领域，是沉默的世界渴望了解的题目。不去究明十六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怎样步步坐大、垄断并实现全球化；不了解它的基因和雏形、它最初的细节尤其它未来的趋向，就不可能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          所以，一旦离开了校门，从可信的常识，到普遍的真理，毕业生的继续求知和知识重建，就开始了。 说离开校门之后求学才真正开始，是否是一种过分的表达呢？不，所谓"求知要从摇篮直到坟墓"，如果，我们能把求知看成人活着的一项目的，就永远不会停止自己的学习。          所谓知识重建，不是从一些真诚的学生，向世态恶俗、向市侩、向体制的异化和投降；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决心不侮辱自己的生命、决心做具备尊严的知识分子的一些人的--追求真理的问题。 随着简直如河流一样长流不息的学生毕业，在这所学校和别的学校，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我们的努力不会终止。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愿意想象，在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的持续追求之下，我们最终一定会清除殖民主义种下的思想病灶，营造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点、与崭新的知识体系。也是在这个百年之间，一代代的毕业生在离开校园时，都喜欢唱那首聂耳谱曲的《毕业歌》。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同学们大家起来，背负起天下的兴亡。  这首歌已经久经考验，因为它道破了学生与毕业这一组命题。在一派歌舞升平之中，我们应当具备敏感、应当紧迫地意识到：也许天下的兴亡、民族的存亡，正在临近。          愿我们的同学们，明天是社会公正与探求真理的栋梁。愿我们的同学中，在这条道路上感到了艰难、遭遇了困境、孤独、甚至危险的人们，能够战胜难关，达到价值的胜利。愿同学们的灵魂，哪怕再过一百年，也仍然像今天一样年轻！          再次向同学们表示由衷的祝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