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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直在吴虞设定的框架下解读，被誉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 '吃人'封建礼教的小说"，其神圣地位不可动摇。几代读者不仅同情狂人的不幸，而且还为他的呓语与结论叫好。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狂"历来享受特殊待遇，狂才、狂士、狂生、狂客都是放浪不羁者的美称，他们不受礼俗的约束，因"狂"而贵。因此，现代读者无条件地认可乃至推崇《狂人日记》中的"我"，并相信只有他才配得上命运的折磨，还真有一些难以说清的历史与文化上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成全狂人的声名、使他免遭强制性检查与治疗之辱的恰恰是被他全然否定的中国"狂"文化。比如李白就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之句，辛弃疾甚至以"狂"傲视古今："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狂人日记》被理解为刺向所谓封建社会黑幕的匕首，但是小说的短序却说，日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作者当时的病状，为"迫害狂"之类，编者把它们撮录成篇，目的是"供医家研究"。这段文字出自整理者的手笔，以文言写成，也是小说的组成部分。整理者纯属虚构，绝不能与鲁迅本人混淆起来。同时，他也未必就是鲁迅暗中取笑的对象（因戴了写有"正常"两字的高帽子），在他和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的序言作者"小约翰·雷博士"之间，不能画上等号。假如研究者仅因短序的文体就断定日记整理者暗含的立场必为鲁迅所恶，未免过于草率。鲁迅对文言，并不是一贯憎恨，他自己不少题记、序跋就是用文言写的。至于旧体诗，更不必多说。不少读者从短序得知病人痊愈后"赴某地候补"，马上联想到传统势力难以抗衡，因而哀其不幸。解读《狂人日记》，是不是非得因袭这种套路？鲁迅没有高士、隐者愤世嫉俗的"狂"病，不然他就不会在北京政府部门担任公职，或赴国立大学执教。他曾经学医，对种种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上自欺欺人的奇妙现象，观察细腻，这种本领在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笔者以为，狂人并不一定是鲁迅的传声筒，或他创作时所希望读者认同的英雄。狂人也可以是阿Q 的难兄难弟。  不过狂人自己讲述的受迫害的故事丝毫不像汉勃特·汉勃特（《洛丽塔》）的经历那样丰富饱满，他是所谓的"扁平人物"，其日记更像是由精神病学里的概念演绎出来的典型案例，无非夹杂了一点绝无保留的激愤语。  迫害狂也称偏执狂，患者以为人人都在图谋害他，自我牵连意识极重，会从任何人的言语举动中读出针对他的邪恶意图，即使证据不足，他也会找出阴谋的蛛丝马迹，用以支持偏执的信念。  可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愤怒声讨式的批评语言遮盖了《狂人日记》在中国精神病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狼子村的佃户，送鱼来的陈老五，打儿子的女人，哪个不是对狂人心怀恶意？赵贵翁和他家的狗，还有大哥和看病的何医生，更是不必说了。简言之，整个社会与可怜的"我"为敌。人们面目狰狞，话中带毒，笑里藏刀，他们的牙齿"白厉厉地排着"，正准备扑上来呢。狂人梦中所见也与现实一致，处处布满罗网，只为一笔旧账：二十年前，他曾经踹过"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这簿子想必就是后来提到的"没有年代的历史"，在狂人的眼里，上面写满了"吃人"二字。  据说这是重大的发现。如果骂倒一切意味着片面的深刻，那么天才和疯子都是容易做的。以往我们读到"吃人"这两个字，兴奋异常，大呼过瘾，于是就遗忘了狂人的种种病态，把他作为先知先觉者供奉起来。那是一位"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众人皆醉他独醒。以一人单薄的力量对抗周围的一切乃至整个社会，那是何等惬意啊！自己是何等勇敢、高贵啊！进入这种愤愤不平的、自我欣赏的神迷状态，一己的是非好恶就提升为绝对的标准，不容他人匡正。狂人自诩有"义勇和正气"，这何必麻烦别人来评说、验证呢？他和自己粘合得太紧，绝无"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钱锺书语）的能力。然而狂人太可爱了，他是极大的诱惑。读者一旦与他认同，就变得十二分的自信和自恋，骄傲大增，对自己的任何警觉烟消云散，一切过错，与己无关。于是乎自以为耿介的高士容不得异见，而公允、平正（或曰"费厄泼赖"）则是罪恶的温床，这真是大可感慨的。  篇末，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但是这里所说的孩子是空泛抽象的。他在街上遇见的孩子个个是帮凶，"睁着怪眼睛"，似乎也要害他。狂人不由冒出一句："他们娘老子教的！"语气里还有点市井之徒的恶毒。    一部部的文学史和教科书都断言，禁锢狂人的无形铁屋就是几千年积累而成的社会。但是英国智者罗素可能会说，社会未必承担得了这个责任，狂人自己的心态才是铁屋；他的痛苦源于自身，源于对世界的错误认识，源于不良生活习惯，与假想的敌人无干。罗素在《通向幸福》（1930）一书中写道，迫害狂假定一切人都会放弃自己的爱好兴趣，一门心思地要陷害他，这实际上表明他把自己想象得太重要了，臆想出来的诸多受迫害的场景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其实他哪里值得人们关注和惦念！  罗素的观点往往不合时俗，但是他超然无私，绝无发达的敌我意识，故而不会在公共论坛上动肝火，发脾气。他坦坦荡荡，长于说理，从容的智慧表现为常识之言。罗素让我们认识到，狂人为保护自己不受假想中的侵犯，行为激烈，他的惊人之论或许是文字暴力的一种形式，因而我们不应将自我膨胀、自我恭维之心理解为救时之心。假如狂人执意带着墨镜观察世界，使所有人事染上一层黑色，那么这颜色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是他自己的心理障碍造成的。要疗救自己，他必须从自我中心的铁屋里走出来。  原来每个社会都有迫害狂，都有他们臆想出来的、专与自己为敌的恶势力。有趣的是罗素还提醒读者，很多人都带有一点迫害狂的特点，比如好抱怨别人如何忘恩负义，自己如何得不到赏识（孟郊："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罗素颇有信心地写道，阅世较深者不会轻易相信这类牢骚（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叹"怀才不遇"也能得到褒奖）。他还对或轻或重的迫害狂患者提出四条忠告：首先你的动机并不如你想象的那样始终利他；其次，不要高估自己的优点；再次，不能指望别人像你关心自己那样来关心你。最末一条忠告更切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要以为绝大多数人会非常重视你，以至于生出想迫害你的愿望来。    鲁迅写《狂人日记》，多少受了果戈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1834）日文译本的启发，连"救救孩子"的呼声也见于后者。在这位"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的同名作品中，主角波普里金是一位小官员，他的胆怯与狂妄互为表里，读者看到他病情如何渐至严重，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有点停滞固定。鲁迅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回顾自己早期的小说创作时也提及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并袭用了吴虞"吃人与礼教"的思路来评价中国版本的狂人："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这说明鲁迅自己意识到《狂人日记》热情充足，"忧愤深广"（？），而在技巧、刻画上不够圆熟深切。"五四"时期流行口号，喊得有热情的口号更好，人们还以为"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语）就是文学的最高使命，只是狂人比十六世纪德国骑士济金根略微简单了一点。  托·斯·艾略特在一篇有名的文章（《莎士比亚和塞内加的斯多葛派哲学》，1927年）引了奥赛罗临死前一段台词（"且慢，在你们未走以前，再听我说一两句话。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劳......"），然后他说的一些话对中国读者来讲就比较陌生：奥赛罗是在安慰、振作自己，这种非常时刻，他想到的不是苔丝狄蒙娜，而是他自己，而是如何戏剧化地表现他自己。艾略特进而指出："谦卑是一切美德中最难获得的；没有任何东西比自我的高度评价的愿望（the desire to think well of oneself）更难克服。......他欺骗观众，但是人性的动机首先是欺骗自己。我相信没有任何作家比莎士比亚更明显地揭示出这种包法利（指爱玛·包法利）主义，也就是人的无视现实的意志和决心。"狂人没有自省的能力，受制于单一视角，"无视现实的意志和决心"坚不可摧，必然滑向"自我的高度评价"，这是他心理上自我防卫的法宝。  钱锺书先生很可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清华大学读过艾略特这篇文章。他在1933年3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书评，当时他还是清华外文系四年级的学生，不到二十三足岁。钱先生对"自我"的看法，要比那些年资远在他之上的人成熟、深刻得多，这正是他敢于怀疑摩罗诗派宗主拜伦的资本。他在曹葆华的诗集《落日颂》里挑出了二十世纪头几十年中国文学的通病，即"拜伦式的怨天尤人"，那种"英雄失路，才人怨命，Satan [撒旦，或曰摩罗] 被罚，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被絷的情调"。这种情调，"说文雅一些，是拜伦式（Byronic）的态度；说粗俗一些，是薛仁贵月下叹功劳的态度，充满了牢骚，侘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可怜的宇宙不知为什么把我们的诗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诅咒"。薛仁贵月下叹功劳，与奥赛罗表功的自白，隐约形成呼应，只是更俗一些。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我们也读得出一点艾略特的痕迹。"牢骚，侘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这不正是自我欣赏的撒旦吗？    可怜的数千年文明不知为什么把我们的狂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吃人"的诅咒。1918年早春，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小世界里，也有几分无序中的优雅，那位搜求金石拓本的教育部佥事应请写起白话小说来。他创作《狂人日记》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日记中政治立场正确的"我"是他的传声筒吗？英国小说家劳伦斯说过，相信故事，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大意）。

诺姆·乔姆斯基生于1928年12月7日，在美国费城长大，现为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荣誉退休教授。其父威廉是位令人尊敬的希伯来语学者。乔姆斯基像父亲一样通晓希伯来语，并发表过研究希伯来语语音体系的专著。在父母家中 ，锡安主义运动、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问题与研究希伯来文《圣经》同等重要。家庭环境使年轻的乔姆斯基结识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那些人在20世纪30和40年代曾基于社会公正和与阿拉伯邻邦富有成效地和平共处的原则，致力于社会改革以及将以色列建成一个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因此，早在青少年时代，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兴趣就与其政治兴趣相关联。今天，由于在语言学领域极富独创性的著作，乔姆斯基已成为杰出的语言学家，然而他在公众间的盛名却更多地源于他对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权威性的批评。作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该学派认为获得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人类生而有之的，而且惟有人类具备这种禀赋。随着人的脑力（心智）的成熟以及产生新思想和新句子的能力的发展，人会积极地接受并作用于外部环境。脑力是主要动因，是创造性的因素。当人长到5－6岁时，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基本掌握一门语言，也就是将"有限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转换成"无数句子"的能力。这一过程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当乔姆斯基转而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时，人们或许会看到他在自由地发挥思想，而这些思想与他的语言学理论颇为相似。在他看来，诸如官方宣传和国家胁迫之类的强大力量会扭曲人们的心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会遏制智力发展和社会生活。作为强权国家的反对者，乔姆斯基将自己视为无政府主义传统（被界定为由工人控制并为工人服务的自愿或反对权力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他也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或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起初是启蒙运动时期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近义词。在提倡个性自由发展方面，放任自由主义者是怀疑官方权限和机构的盎格鲁－美国传统的一部分。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放任自由主义"如今几乎成了人们更为熟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反义词，因为后者主张依赖国家权力，依法保护个人权益。在当今美国政界，右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许多人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崭露头角）也反对强大（或者过于强大）的国家以及华盛顿政府的战争政策，因为那些政策是以损害一切其他价值和利益为代价来加强国家建设的。正因为此，诸如"右翼"、"左翼"这类术语才不容易套用于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自称为"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部分原因是他所支持的政府的政策改善了穷人（美国国内外穷人）的生活，部分原因是左翼显然是美国政界中较弱势的力量，还有部分原因则是他早年对一个社会主义的以色列的期盼。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益于批判性的分析。乔姆斯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自己的国家的。他将愤怒的剖析转向华盛顿政府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残酷虐待、其无情的外交政策、对国际法的漠视、对美国公民和居民的虐待、以及对民主和宪法的违背。他辩论说，这种行为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主导地位，因而使美国居于不可一世的强权地位。美国军队入侵越南是促使乔姆斯基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的最大动因。《美国强权与新官僚》（1969年）和《与亚洲交战》（1970年）两本书中收录了乔姆斯基关于越战的文章，那些内容在今天仍有意义。中国读者或许会对他关于越战的看法特别感兴趣，因为在美国和全世界，美国军队入侵越南的"正当理由"被说成是"需要遏制中国"。对中美两国而言，所幸的是，越南限制了华盛顿政府在亚洲的军事活动，从而在越战后的30多年内，开启了东亚地区相对和平与局部繁荣的历史时期，阻止了恢复40年代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也缓解了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乔姆斯基在其近作《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2006年）中，向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神话--美国军事力量可以将民主强加于别国人民--发起了挑战。他争辩说，华盛顿政府的真正动机是寻求物质和战略性利益，而绝非寻求时常被称为"动机"的理想（自由、民主）（见第4章"援助海外民主"）。在乔姆斯基看来，华盛顿政府在追随昔日帝国--无论是罗马还是英国--的历史模式，它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帝国。他认为"越是有必要谈论民主理想，这个制度的民主往往就越少"（见《乔姆斯基论错误教育》第17页，2000年）。对照在媒体和教育机构被广泛理想化、然而却是歪曲事实的情况，乔姆斯基认真衡量了本国政府的实际行为。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些歪曲是如何为思想灌输和"制造共识"的目的服务的。"制造共识"是乔姆斯基最重要的专著之一的书名，也是有关他的一部电影的片名。他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中写道："获得对人类事物的某种理解决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在某些方面，这一任务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艰巨。大自然并不会给我们提供现成答案，但大自然至少不会偏离其轨道，给理解设置障碍。在人类事物中，这种障碍是司空见惯的。拆除这种障碍的骗术的结构，是必要的......"因此，乔姆斯基的方式的核心既与思想和语言有关，又与政治有关。他试图揭露这些思想灌输体系是如何阻止人们真实地了解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它们是如何使知识分子免于批评自己的政府，但为了那些完全一样的行径他们却会轻易地（并且是正确而安全地）谴责其他的政府。 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双重标准更让他苦恼。他指出，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美国人同意越南战争是不道德的，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方人士却更愿意将越南战争称为"善意的失误"，而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或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人却决不会采用同一字眼。在为罪行开脱时，我们同样看到了滥用语言的情况：轰炸被称为"人道主义" 、入侵被称为"援救" 、政治对手被称为"邪恶的暴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乔姆斯基也观察到，这种歪曲事实的虚伪性恰恰表明，华盛顿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人民不会接受其政策的真正目的，因此政府不得不愚弄人民，使人民相信暴力行为是道德的。以下是这类骗术的一个例子。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第47－48页）中，乔姆斯基这样描写美国政府2004年11月9日空袭伊拉克的法鲁加综合医院的情形："当我们（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美国目前正忙着派遣工程师，他们将开始重建刚被冲突所破坏的东西'--请注意，在此'冲突'犹如飓风，没有施动者--时，对美国的侵略而言，'冲突'一词不过是个普通的委婉说法而已。"《纽约时报》这家主要报纸一边试图掩饰毁坏满是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医院的道德责任，一边又试图使读者放心，某种有益的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对于这种做法，乔姆斯基表达了他的义愤。乔姆斯基时常给新闻界写信，抱怨并希望纠正这类歪曲事实的行为。他的信件几乎从未被发表。乔姆斯基揭露政府的错误行为的努力使他将语言研究、脑力研究和政治研究融为一体。他试图去了解官方立场如何被传达给民众，民众是如何接受官方立场的，他也试图去了解公民们可以如何独立思考问题以及抵制官方歪曲事实的做法。对乔姆斯基来说，或许最高的价值观念就是：将独立思考、自我生成与转换的批判思想作为寻求人类理性目标的有见识的积极主义的基础。有见识的公民的积极主义（包括对其合法保护）对防止或纠正腐败政治很有必要。乔姆斯基并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来评述政府政策，而是作为一个有见识的为自己的政府负责的公民。他相信，尽管官方试图遮掩政策抉择背后的事实真相、利益和动因，但在理解事件的意义方面，凡是具有一般教育水平和智力的人都不应有困难。由于这一原因，乔姆斯基用浅显易懂的英文来写作，有时也批评那些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来表述的学术理论。他发现大量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术著作都过于高深晦涩，那些语言与普通话语相距太远。或许乔姆斯基试图揭露的主要谎言就是这样一个神话：美国政府要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仁慈而受赐于上帝的领导者的角色；无论哪个国家碰巧成为某一时期的主要敌人，都理应被妖魔化：以前是苏联、越南、中国，如今是伊拉克、伊朗、朝鲜，至于明天，谁知道会是哪个国家？在乔姆斯基看来，将焦点集中在一个神话般的邪恶--要么是共产主义、恐怖主义，要么是其他什么主义--上，是促进战争（冷战或热战）以及欺骗美国人民为了虚假的目标去支持邪恶手段的一种诡计。他认为现实情况是，华盛顿政府一直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暴虐独裁政治：在印度尼西亚、刚果、中美洲、拉丁美洲、菲律宾、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独裁统治通过开发经济、共同剥削其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方式，获得了华盛顿政府的支持。外国（多国）的共同目标通常都对小国有害，而很少会为当地人民谋福利。因此，有时对某个小国采取极端暴力行为是有效的，因为这可以杀一儆百，使其他国家对华盛顿政府俯首贴耳，而不至于造成太多反抗。乔姆斯基意识到由于国内媒体的误导，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这个世界的大量的真实情况。当乔姆斯基谴责美国政府未能依照绝大多数美国人所渴求的理想行事时，人们或许可以联想到《旧约》中的先知，比如耶利米。耶利米谴责犹太领导人破坏了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乔姆斯基希望号召美国人尊重自己承诺过的理想，自我负责，让美国领导人为违背了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理想作出交代。乔姆斯基的批评者们认为，他过分关注华盛顿政府的错误行为，对其他政府的错误不够重视。乔姆斯基对这一指责的答复很简单。乔姆斯基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自己的国家，因为作为美国公民，他首先对自己的国家负有主要责任。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中文教授 罗慕士 (原文为英文，哈佛大学赵辉小姐译成中文，罗慕士教授修订) 

面对形式理性法律对中国自身的实质理性法律传统的挑战，最明智的抉择是直面两者共存的现实，而后在其中追求明智的融合与超越，而不是不实际、不可能的非此即彼抉择。关键在于如何融合、如何超越。

另据称，“世行报告”世行方面的负责人私下透露，世行观点为：中国无需重复俄罗斯的失败道路，国企私有化的建议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执意添加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讲述的所有故事也都是当代经验与想象的投射，在整体上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是支离破碎的，在历史与现实的剧烈变动中，尚未形成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有恒定性的新型价值观，仍然处在历史的巨大转型之中，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本稿主要依据当时海关报告、英国领事报告及地方志中的稀见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力图通过对20世纪以前40年间直鲁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曲折经历的展示来整合长期以来各家的纷执异说，并藉此说明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多岐遭遇和命运。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每篇有关日本共产党的报道在中国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从小说《蟹工船》再版的销量，到日共月增15000名新党员，再到《赤旗报》的政论文章“永远的马克思”……自2009年起，笔者便开始筹划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采访。

一篇杂文，谈及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问题。作者并没有把人类泛义的道德要求和职业道德分开，而是把两者放在一起来衡量新闻从业者。只有那些旁观的冷漠闲人才会无耻到对新闻记者救了溺水女孩而没有报道事件供他们在茶余饭后唏嘘感叹来说三道四。有一点很重要：职业者也首先是人。－－人文与社会::Humanities.cn导读

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之事，在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因此，笔者最后要提请所有研究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学者们，必须注意自身成果的局限性，并继续努力在“日本之外”发掘新的档案资料。

附相关报道与世行报告简述，其中以“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替代更敏感的“私有化”概念－－人文与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文本从八个样板戏到电影《二十四城记》，天翻地覆。

编者按：程绪珂，出生于1922年，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上海市建委科技委名誉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局长、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副主任，离休后着重研究园林绿化走生态化途径这一重大课题，曾两次获得建设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并获得全国绿化奖章，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日前，记者就生态园林这一主题登门采访了她。 　　她，博闻强识，子承父业，投身园林奋斗64载，至今不辍。她，在特殊年代，虽身陷囹圄，仍苦苦求索事业困境的破解之路。她，高举生态园林的旗帜，坦荡荡地接受异议和质疑，凭着坚韧与魄力，为上海今天的绿化格局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然而，在与笔者交谈过程中，88岁高龄的她强调最多的一句话却是：“我只是沧海一粟，我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她，就是原上海市园林管理局首任局长、我国著名园林专家程绪珂。 　　记　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您就致力于生态园林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源起是什么？ 　　程绪珂：其实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生态园林理论的人。我父亲解放初期在课上就曾提出过城市园林建设要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但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文革期间，园林事业跌到了谷底，我也被迫离开了园林岗位。那时我脑子里就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开展政治运动时，园林老是挨批？明明是业务上的事为什么偏偏扯到政治？”我把父亲的言传身教与自己20多年的实践仔仔细细地梳理总结，终于找出了一个答案：以往园林绿化有一个重要误区就是单纯为了好看好玩，属于装饰性的，因此被贴上了“城市美容师”的标签，而没有认识到园林的生态功能，所以事业越做越小。后来，我重新回到岗位，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看到园林绿化已列为环境建设之一，并有了较大发展，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加快研究的紧迫感。 　　与程绪珂一样经历过那段特殊的岁月的园林人都在深刻思索着园林的过去与未来，“生态园林”理念的萌发，如石入湖心，激起了层层涟漪。1986年5月，中国园林学会城市园林与园林植物两个学术委员会在温州市联合举行“城市绿化系统、植物造景与城市生态问题”学术研讨会，会上正式提出了生态园林概念。此后，《生态园林论文集》（1990）和《生态园林论文续集》（1993）陆续出版。程绪珂在两本论文集中都发表了对生态园林建设任务、目标、标准等内容的专论，并提出生态园林建设的6种类型：观赏型、环保型、保健型、知识型、生产型和文化环境型。 　　记　者：那时上海是一种什么反应？ 　　程绪珂：我的一篇关于生态园林的讲稿被《中国日报》刊登，当时上海副市长倪天增看到这篇文章，叫我在上海区、县长绿化会议上讲生态园林，并且当即决定在普陀区和黄浦区的一些居住区率先开展试点。 　　1989年，在倪副市长的支持下，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和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将“生态园林研究与实施”列为科研课题，在居住区、庭院、工厂、绿地等地搞了26处试点，并设立了11个巡查点，注重景观与功能结合，强调环境的使用性、活动性、观赏性和保健性。199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主办了全国生态园林研讨班。此后，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生态园林的研究队伍中来，像天津、石家庄、宁波、中山等一些城市也进行了实践探索。 　　记　者：生态园林的核心要解决什么问题？ 　　程绪珂：生态园林建设的核心就是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尽管生态园林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我个人认为生态园林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园林的经验，遵循生态学的原理，建设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科学的植物群落，建立人类、动物、植物相联系的新秩序，达到生态美、科学美、文化美和艺术美。以经济学为指导，强调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并重，应用系统工程发展园林，使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步发展，实现良性循环，为人类创造清洁、优美、文明的生态环境。 　　记　者：这对园林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您的解决途径有哪些？ 　　程绪珂：生态园林建设必须要把环境保护事业和园林绿化事业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的园林工作者一定要打破旧的思想框框。第一，要打破唯观赏论。园林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园林工作者要以生态观念来规划园林，大力开展低碳、碳汇植物群落的研究，为后代留下清洁的环境；第二，要打破“城市围墙”，坚定地走城乡绿化一体化的道路。城市经济是强势，生态是弱势，农村经济是弱势，生态是强势。在加强城区绿化建设同时，必须依托农村高质量的生态环境，通过城乡之间的绿色廊道，缓解城区的热岛效应和污染压力；第三，要打破狭隘的园林植物观。凡是植物，不论是蔬菜、果树、药材还是粮食都可以为我们园林所用，尤其是木本油料类的能源植物和其它具有生产功能的植物，更要引起我们园林工作者的重视；第四，要打破以往园林光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的形象。 　　绿地属于特殊的社会公共商品，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科学地进行绿化效益计算，比如像绿色GDP这类衡量城市生态水平的指标，能为城市管理者提供更有力的价值分析和决策支持。只有把生态、社会和经济紧紧结合起来，我们的园林事业才会越走越开阔，越干越光明。 　　1992年，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活动在全国铺开。2004年，建设部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并印发了《关于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意见的通知》，而且只有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的城市才能申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两个创建”得到了全国各省市政府的积极响应，深圳引人瞩目地成为首个示范城市。 　　记　者：您觉得可不可以跳过“园林城市”直接进入“生态园林城市”的创建？两个创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程绪珂：人均公共绿化面积、绿地率、绿化覆盖率是“园林城市”的硬指标，强调城市的绿量，为绿化基础薄弱的城市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量化目标，为以后打好底子。“生态园林城市”是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城市。建筑要向绿色建筑发展、城市经济要向循环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要向整体综合发展、城市环境要向生态景观发展、城市社会要向生态文化发展。“生态园林城市”的评估更注重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与“园林城市”的评比标准相比，增加了衡量一个地区生态保护、生态建设与生态恢复水平的综合物种指数、本地植物指数、城市热岛效应程度、公众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满意度等评估指标。 　　我认为，两个创建是递进累积的关系，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建设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环境良好，三者循环促进的人类居住形式的高级阶段。它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时间上需要分解成逐步逼近的不同阶段，在空间上需要重视示范效应，不能一哄而起。城市可以带着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来创建园林城市，高标准地要求自己，将园林与农林大环境结合起来，制定广义的绿化系统规划。城市的管理者要有这种预见性。 　　记　者：通过不懈努力，2004年，寸土寸金的上海获得了“国家园林城市”的称号，尤其在中心区绿化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为特大型都市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有人说那是因为上海市“家底厚”，您怎么看？您觉得上海最有价值的经验是什么？ 　　程绪珂：这个跟家底厚不厚没多大关系，重要的是上海改善城市环境的决心，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典型的代表是2001年开放的上海延中绿地，目前是市中心面积最大的公共绿地，总面积达23hm2。它的建设就是为了缓解市中心越来越严重的热岛效应，可以说是“形势所迫”。为了跟踪绿地的降温降噪效果，园林部门设置了监测仪进行长期观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数据，为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记　者：上海有没有走过弯路？ 　　程绪珂：大家都常说上海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的确如此。上海人欢迎新的理念、新的做法，吸收起来也快，但不是简单的照抄。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当然也走过一些弯路。刚刚改革开放那时，大家都出国去学习而且想搞些新东西，那时刮起了“巴洛克风”和“草坪风”，后来又是“大树进城风”、“彩叶树风”等等。但上海园林界很注意反省、总结这些实践的对错。一些不好的做法自己慢慢修正或者改掉了，因此总体上是健康有序的。 　　我想重点谈谈“大树进城”。我同意种大树，但我不赞成挖别人的山头滥用野生植物资源、破坏别人的生态来满足自己环境的做法。这既违背了城乡绿化一体化的方向，而且胸径在十几厘米的树苗几年后比外地搬来的“砍头树”实际表现也更好。在工厂、道路改造过程中有许多能够再利用的大树，我们可以通过专门部门储备起来，还有就是从正规的集约化生产苗木基地定购大树，这些都是可取的做法。在上海的市政工程中还是比较注意这点。而一些开发商为了尽快把楼盘卖出去，搞速成景观，廉价从外地挖大树，又缺乏科学的养护手段，使得大树的成活率就更低了。这种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牺牲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做法十分令人心痛！好在，大家现在对这一点都有重新认识。 　　记　者：上海下一步的目标放在哪里？ 　　程绪珂：按照联合国对于生态城市的要求绿化覆盖率要在50%，人均绿化90m2。上海要达到这些指标需要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奋斗。因此，在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立“生态型城市”的目标，作为向生态城市努力的阶段性目标，而没有盲目地提出要建立“生态城市”。所谓“型”，就是式样、类型、模子的意思。 　　这一战略目标的实施时限为5 0 年， 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2010年，5年建框架，5年创国内领先，基本达到清洁、优美、舒适的目标，其中绿化前5年达到国家园林城市，后5年构建创建生态园林城市的框架；第二阶段是2011-2030年，求质变、上台阶，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其中2020年绿化基本达到生态园林城市标准；第三阶段从2031-2050年，资源高置换化，产业高效益化，流通高节能化，环保高质量化，绿化高功能化，社会高祥和化，管理高现代化。 　　记　者：20多年前，您曾预言过园林发展的方向，一是生态学原理和实践的引入与结合；二是包括生物工程、计算机等新技术在园林上的应用。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您能否再谈谈对未来园林发展的判断？ 　　程绪珂：思想还要再解放。世界那么大，考虑问题要广，不要狭隘。北京最近在提“广义的绿地系统”，很科学，符合生态观念。它把农林、江河湖海山等自然资源都包括在内，同时避免了与农争地、与林争地的情况。因此说，思想观念要改变，总是老一套不行。 　　此外，植物群落功能要在定性的基础上做更多的量化分析，例如哪些植物在一起能最大地发挥汇碳功能，哪些植物配在一起能最好地发挥降温作用，哪些可以对人体的心、肝、目等部位有好处。这些我们跟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对100多种植物开展过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还远远不够。植物材料是建设生态园林持续发展的主体，如何更合理、科学地做好植物造景，还有许多工作。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在园林行业的反映。 　　我们要有自然资本储备概念。自然资本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而且目前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衰退。生态园林建设在城市中承担着创造人工“第二自然”的重任，它所创造的生态效益是自然资本的储备。 　　未来园林还应该在传承文化方面下更大功夫。现在很多城市都开始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地域文化，园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但目前有的设计手法比较生硬，符号多，底蕴浅。台北植物园潘国俊博士将《诗经》中提到的植物收集起来，在“诗经植物区”中展览，自然科学与古典文学能融为一体。游人既能品味诗句，又能了解植物的形态和历史，一举多得，寓教于乐。这种动脑子的做法，值得借鉴。 　　程绪珂一生主编、撰写的书稿众多。1984年陈俊愉院士与她共同主编的《中国花经》，历时8年完成，有“中国花卉百科全书”之美誉，至今仍是国内花卉专著方面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随后又用8年时间主编了《中国野生花卉图谱》。2006年她的再一本8年之作，与胡运骅共同编写的《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出版。该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并获2006首届全国“三个一百”原创科技图书奖。鲜为人知的是，程绪珂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一度陷入左眼失明的病情。为了能完成这本书，八十多岁的她“豁出去”接受了激光治疗。 　　记　者：您是“三个8年三本书”。现在您的健康状况如何？能否再跟我们的读者聊聊《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的情况？ 　　程绪珂：身体不太好，但上海有好的展览之类的活动，我还会跟老朋友一起去看看。对于《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这本编了8年的书，我想说，它是在动态实践中摸索着写出来的，能够顺利出版完全是依靠了全国几十位业内同行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专长和才能，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集体力量的伟大。在编写这本书之前，我去了三四十个城市参观学习，跟同行们探讨生态园林；编写过程中，又得到了许多鼓励和支持，因此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尽管这本书获得了一些荣誉，但与现在的形势仍然有距离，不是十全十美的，仅仅是生态园林理论与实践的开头。现在我们都年纪大了，但事业的发展不能因人的轮换而更换，理论与实践总是在不断发展，希望我们的中青年一辈园林人能与时俱进，继续事业，沿着这条“自然之道”走下去。 　　记　者：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您身体健康！

问：《经济观察》记者殷宴；答：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炎；时间：2011年11月17日。（殷宴录音整理）问："占领华尔街"从九月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不但没有冷却，反而在迅速扩散到美国各大城市，声势和规模远远超出了多数美国媒体最初的预料。您认为这样一个草根运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答：与"占领华尔街"相比，让我更震撼的是"伦敦暴乱"。两个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国家，主体也不同，伦敦主要是有色种族的青少年，华尔街则以平民大众和知识分子为主，但我觉得两者有内在的联系。两事件都表达出民众对现有制度的不服从，而且抗议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这方式无法在现有的意识形态或现成的概念框架中表达，因为它崭露头角的新东西。观察媒体对"占领华尔街"的反应，基本上都在用传统的概念表述：什么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或极端主义、激进主义等。这些标签来自于过去的历史经验，而"占领"事件实际上与以往任何运动都不同，它挑战着我们的知识系统，让我们失语，表达不出它的新涵义，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当付诸极端主义、保守主义，乌托邦、无政府、或民权运动时，我们的想象空间应对的是十九世纪形成的工业时代的反抗形式。这些概念当时是有效的，但自伦敦暴乱，它们已显得词不达意。全球化网络时代，伦敦暴乱和"占领华尔街"在组织形式上、抗议方式和目标上与工业时代都不同。抗议者没有完整的政治主张，也没提出替代性制度，甚至没有要求政府颁布新政策，我们如何理解一个没有理论化政治诉求的运动？问：很多评论家以及一些示威者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点，"占领华尔街"的一大弱点就是它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答：我们说它缺乏政治诉求时，又不自觉地套用"冷战"两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模式：一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小政府大自由市场的。另一是社会主义的、专制的、计划经济并缺乏民主的。这是"冷战"两大阵营二元对立思维的定式。但"占领"运动属于"后冷战"，其诉求不是这两元中的任何一个，"冷战"的政治对立已一去不返。可"冷战"的思维还在，对抗性的政治观念不过是摆出来的姿态。毕竟已经没有真正的列宁、斯大林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或多或少地资本化了。全球化一体化时代，无论你给一个国家戴什么帽子、贴什么标签，它实际上都是市场经济的，中国的市场不也很深入吗。我看媒体报道华尔街时，仍沿用传统的政治术语。齐泽克在华尔街发表一个情绪亢奋的演讲，他有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从马克思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没有选择的空间，也没有选择的可能性，除了资本主义还能有什么社会方案呢？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没有自由！齐泽克的东欧前社会主义背景，让脑子里只装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项选一。他昨天站在那一方，今天站在这一方，但始终没有意识到，"占领"并非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场运动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它属于年轻人和网络时代，是"后冷战"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新运动，不会提出齐泽克那一代人的社会整体方案。所以，描述这场运动须启用新词汇和新视角。说什么"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装神弄鬼，把"十九世纪的幽灵"请回来，拿1848年革命附会华尔街穿凿敷衍。恐怕华尔街的年轻人脑子里压根就没有出现过马克思或者任何经典社会主义理论。问：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著名金融家彼得•希夫自称代表"1%"去和华尔街示威现场的"99%"对话，试图向群众讲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论，然而群众只是质问他：为什么你挣得这么多，我们挣得这么少？尽管彼得•希夫的论点乍看之下很能自圆其说，但是群众根本不吃他那一套，他的逻辑在他们面前行不通。答：彼得•希夫的观点隐含一套思维模定式：如果你们想分配平等，那就得搞计划经济，大政府小社会，分配、税收制度依照社会主义模式；而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平均必然带来低效，政府介入经济会使市场无效、劳动力浪费，最终造成整个社会贫穷。这是一套陈词滥调！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时代。今天讨论经济必须要意识到，网络、IT等新技术让古典经济学失效了。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比尔•盖茨、乔布斯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经济现实。这才是今天我们谈话的核心：华尔街运动向我们预示着什么？美国目前的危机不是突发式的，从冷战结束那一刻就开始酝酿着。我在美国上学时还在克林顿时代，曾选修过一门政治学，阅读材料上说美国两党制越来越不能代表民意了。因为移民不断增加，美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趋向多元化，美国政治图谱像七色光一样，呈现多层次、多色调。曾代表大资本家的共和党与代表中下产的民主党所构成的两党代议制，无法代表如此多元的社会结构。尽管人们意识到两党制的缺陷，但美国大选仍由两党掌控，偶尔出现个独立竞选人也得票不多。"冷战"刚结束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一种乐观情绪，国际大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分配到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廉价劳动赚取巨额利润。特别是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就业率很高，经济出现奇迹。政治变革只是理论上谈谈而已，不会落到实处。但增长总有个限度：资本贪婪的本性使大企业转移资本到国外，在海外成立独立法人公司，这样盈利便不算美国收入，合理避税，为美国经济危机埋下伏笔。另外一方面是"911"，十年之后回望便很清楚，"911"激化了少数族裔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被经济高速增长掩盖的社会矛盾现在表面化了，原本充沛的美国认同感，在事件后也出现危机。                             问：美国人过度膨胀的自信心被戳破了，他们突然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那么崇拜、热爱美国模式。答：对，这个气球被戳破。同时，民主代议制蕴含的问题也再次以新的形式浮现。过去有独立竞选人抵抗两党制，现在却出现茶党运动。茶党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程。在新泽西开车时，我常听收音机，总选两个台，一个是AM820的WNYC，一个左倾的自由主义公共电台，另一个是AM710台的"林博秀"（Rush Limbaugh Show），极右翼的、有民粹倾向。"林博秀"已经有十几年了，非常受草根白人民众的欢迎。这台节目促生了茶党的兴起，如今已变成茶党的喉舌。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代表美国最传统、最保守的价值观，反移民、反有色人种，白人至上。这股力量曾是共和党政治光谱的最右翼，但过去的十年间，林博不断表达对共和党的失望，认为两党一起朝中间靠拢，区别越来越小。原因很简单，这样得票最多。政治学者将这一现象归咎于美国选举"赢家全得"（The Winner Takes All）规则：一党在一个州获得较多选票，就拿到整个州的选票[编者注：美国有48个州实行这个原则]。党派如要尽量扩大票数，就不能表现极端，抢中间派。所以像林博这样极端的右翼会感到沮丧，认为共和党不可依靠。同样的逻辑，左翼自由派对民主党也很失望。这样的政治环境，会使社会力量摆脱政党政治，用其他方式表达自己。例如茶党用电台、电视节目，乃至给白宫寄茶包等，直接言说政治主张。"占领华尔街"的自由主义者则上街示威，伦敦黑人青少年干脆以暴力宣泄不满。而且，这种暴力是赤裸裸的，无须声明想要什么，就像绑架不要赎金一样，只要一个过程。19世纪的经典政党政治一定会有政治方案，党员经历多年斗争去实现这个方案。工人罢工、示威也经由工会与雇主谈判，提高多少工资，解决什么待遇。这是典型的代议制，毕竟人数太多了，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直接表达政见，须有代表中介。希腊的直接民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现代社会则只能通过政党、议会等中介。而这个时代新变化出现了，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即使美国改革两党制，转向欧洲多党议会制，也于事无补。显然，大家要抛弃政党、放弃组织、绕过合法程序。"占领华尔街"最重要的标识是什么？一场没有领导的运动。问：是的，"占领华尔街"有各种小组，分别负责食物、联络等工作，但仅仅是为了保障活动的正常进行，并没有出现一个或者一群政治领袖。示威者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诉求，各自为政。答：伦敦暴乱就更绝了，完全是暴力性质。通过短信、微博等方式联系，就像2008年国内抵制家乐福一样。这种联络网往往是一次性的，过去就过去了，下次大家通过其他方式再联系。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是技术革命；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在新的民主表达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不容忽视。整个十九和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聚会形式，当时人们需要传统的组织方式，因此，技术手段决定着运动形式。在今天，选举、开会都太麻烦、太庄重了，只要发个短信，大家去就行了。问：科技使人与人之间连接的能力增强了，个人的声音被放大了。答：正是。大家讨论活动方案时采取微博等网络方式，一两句话，特别快，很感性地交流，而不是把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像马克思那样写成一部巨著。青年一代人不让系统化的理论再操纵生活：我们不需要政治演说家洗脑，我们只凭感觉去做想做的事。只有在网络时代，这种选择才是可能的。而几十年前，你只能呆在家里，无法与其他人直接互动；现在社群联系完全可以抛开组织者、煽动家或知识精英。基于十九和二十世纪初技术与通讯方式构建的政治体系，什么代议民主、政党政治、国会选举等，我们耳熟能详，可以自如地分析和阐述。但是，新的现实正逼迫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无须反思、自然而然的政治制度，真是普遍永恒的吗？还会像以前那样统治我们的未来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选代表上台之后便不兑现承诺，是代议制走向沉滞、腐朽的主要原因，政客一词也因此带有贬义。我们谈网络民主，以博客、微博或其它互联网为依托的新民主，或许在技术上宣布了传统议会的过时。未来民主也许会采取更加直观的形式，如点击率、回帖、热议等，而不需要议会代表中介。回顾药家鑫案，辩方一直走司法程序争取死缓，而网民在互联网的热议中让高法判了死刑。有人说这是多数人的暴政，以传统的政治民主思想批评这一现象。但曾未全民公决，也没有严格的统计，网民是多数还是少数无从知晓。这不是数字量化的民主，网络以往不同的方式挑战了程序正义。当然，我不相信经典政治制度会几年之内被取代，这应该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或者上百年甚至更长。要知道，现代制度的更迭体现在权力的微观层面上，细枝末节的升级与调节，最后会产生宏观巨变。问：我最近重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感到他在这书里描述的理想化的、与欧洲完全不同的美国民主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美国大众根本不能像他所说的那样充分行使权力。这种民主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变质？答：托克维尔是敏感的预言家，在十九世纪美国民主尚未成熟时，便预见了未来发展的走向，他的预言启发了一代代美国政治家的智慧。一个社会制度初生阶段往往有极强盛的生命力，但任何制度都会从盛到衰、从鲜活到僵死。经历两百多年后，美国两党政治越来越低效，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最近的例子便是奥巴马竞选时做出的种种许诺，上台后无力兑现，特别是对于中下层民众至关重要的医保改革。不兑现承诺的原因是两党之间勾心斗角、相互掣肘。问：今年春天的债务危机也是一个例子，两党之争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双方为打击政敌甚至不惜让整个国家陷入困境。答：我们这个时代恰好见证了美国民主制度走向僵死的过程，这个制度已经没有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活力。那么，我们有没有新的可能来讲述这场革命与社会转型呢？我觉得有，福柯早在七十年代便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他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不仅停留在国家机器、法律制度等宏观权力层面，而且已进入到微观权力网络中。在《规训与惩罚》里他分析道，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从出生便开始了，通过义务教育、技能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保险、税收等制度，将一整套微观控制机制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把个体规约为工具，服务于资本主义庞大的机器生产。这种工具没有主体，也没有个人意志，他被肢体的规训异化，只服从于资本意志。你看今天无论是学外语的、学会计的、还是学管理的，只专注于专业技能，不让你质疑制度本身。学校教你如何做最好的职员，在体制内成为一颗优秀的螺丝钉。学会计的不会质疑税收制度，学外语的不会质疑全球化，学会正确地记账、信达雅地翻译就好了。当代规训机制原本脱胎于冷战的宏观意识形态，逐渐进化成一套精微的系统，"占领华尔街"或许可以理解为对微观权力的抵抗。它的目标不再是替换总统或重选议会，总统、议会乃周期性选举产生，人事变动对美国政治影响甚微。这便是现代国家的特征，社会由巨大的无人科层机器管理，它不需要领导者，只需普通的、平庸的行政管理者在职位上恪尽职守。维系这个体系的代价是不断泯灭人性。所以，"占领"运动的特点是技术革命的前提下，抛开一切现成理论，以纯粹个人化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呐喊出人最基本的生存愿望：我为什么活不好？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不平等？这是初露端倪的政治方式，知识界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新东西，而不是把它引回传统、重读经典，以陈词滥调去遮蔽喷薄欲出的新事物。问：除了"占领华尔街"和伦敦暴乱，今年年初的"阿拉伯之春"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因此把"占领华尔街"比作"华尔街之秋"。"阿拉伯之春"反对的是专制统治，而"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对的是美国的代议民主。"阿拉伯之春"引起了一场快速的大规模变革，您认为"占领华尔街"能否给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类似的冲击？答："阿拉伯之春"的形式跟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有相似之处，只是它仍然戴了顶"冷战"的旧帽子--反专制。这个标签得到西方广泛的认可与支持。尽管戴着旧帽子，阿拉伯世界发展走向可能并不符合西方世界的预期，它不一定会走上美式民主的道路。我们头脑中的固定模式：社会主义专制vs.资本主义民主，没有其他选项。二元对立的想象中，阿拉伯世界既摆脱了专制，就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民主。而我认为"阿拉伯之春"与"华尔街之秋"都在反二元意识形态。我们谈论"阿拉伯之春"似乎更容易一些，它属于我们熟悉的知识范畴--推翻独裁的旧制度，可是迎来什么样的新制度却未必顺理成章。很可能既非美国的两党制也非欧洲的议会制，而是现有政治概念无力描述的新形式。反之亦然，也不该给"华尔街"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问：目前"占领华尔街"尚未获得任何标志性的成果，茶党指责他们是乌合之众。您认为这场运动最后会走向何方？答：确实，这种运动形式可能不会取得很大成果，因为新形式的抵抗在当下还没有足够的空间展开。比如伦敦暴乱，当局冠以恐怖、暴乱的罪名，抓几个人杀一儆百，以传统司法程序起诉、监禁，运动也就平息了，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尔街"也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没有领导、缺乏诉求的抗议，在现存制度中无法赢得胜利。但"占领"的意义不在于其直接的效果，而是它留下了文化和思想遗产。这遗产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现代政治体制，反思经典的民主与自由观念。茶党指责"占领华尔街"可以理解，因为那是美国最保守的力量。但有意思的是，茶党的运动偏偏采取类似"华尔街"的无组织的激进形式。从传统的政治学角度，茶党组建政党并赢得选举才算修得"正果"，但这恰是他们要避免的。这条路只会让茶党重蹈民主党、共和党的覆辙，蜕变为一个没有活力的党派。茶党的草根性--中下层白人、以及它的活力，都来源于对精英的抵制。一但茶党选出一个主席，比如那位林博先生，便会陷入传统政党政治的泥潭，林博堕落成一个腐败的、利欲熏心的政客。茶党拒斥从地方到中央的组织科层，提倡直接行动，如给白宫写信等。但无组织、直接性在当下社会里肯定缺乏效率。"华尔街"的困境也是如此：没有共同观点，没有人能代表大家谈判，所以也达不到效果或取得妥协。因为非政党组织与现有权力体制不匹配，才可能会骚乱。新事物毕竟出现了，旧机制强迫它遵循传统的游戏规则，博弈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旧制度最终会退出舞台。从伦敦暴乱、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一系列的连动与十九、二十世纪的革命相似，新的变革形式暗流涌动，从点到面，不断扩展，最后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总趋势。这是一个信号，它呼唤着现体制的认可、知识界的认知。其实，最困难的就是认知。我们的知识总是回溯性的，而非预见性的，当"占领华尔街"等形成新的知识型时，我们才能言说它。难道现在不是促生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吗？ 问：我感觉"占领华尔街"不像一场革命，倒更像现在流行的"快闪"游戏：一群人通过网络约好时间、地点，同时出现在指定的地方做指定的动作，然后立刻散去，不留下任何痕迹。"华尔街"就像这个游戏一样，看似毫无意义，但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答：确实很像一场游戏。过去革命者动不动为主义慷慨赴死，抛头颅、洒热血，但现在的示威者却悠然而至，悄然而去，游戏性特别强。 问：我觉得"占领华尔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特别平和。他们从来不硬拼，而是用各种方法绕过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法律规定不能任意使用扩音器，示威者就发明"人肉扩音器"，用传话的方式来传达信息。他们不和现行体制对着干，但同时又摆出了不妥协的姿态。 答：他们的不妥协表现在不接受现有政治方案上。与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1968年学生运动相比，会发现六十年代的示威者默认了一个大的前提：即"冷战"意识形态对垒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是不接受制度框架内的一些具体法律、以及法律所指涉的道德含义。例如黑人要求修改选举法，让人人都有一票，抗争是资本主义选举法的不平等和不道德。而"华尔街"、伦敦暴乱不要求提高补助、增加社保或公费医疗，他们对整个制度藐视与不服从，却不提出一套替换性方案。黑人民权运动有一揽子计划，像罢工示威要求涨工资一样，可以谈判，也可以妥协；而"占领"却没有。在我看来，没有方案不说明示威者混乱、无知或不严肃，而是抗议的性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式，甚至也超出了示威者自己的认知力，因此他们才无法清晰地言说主张。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新生的运动，澄清流俗观点的遮蔽，因为这样的抗议还会不断发生。 问：这新的运动会不会被老的体制所利用？2010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就利用茶党运动争取了相当一部分选票。目前"占领华尔街"受到了民主党人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很多观察家都认为这个运动有可能在明年大选中助民主党人一臂之力。您对此怎么看？ 答：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凡是偏右的就会被共和党收编，偏左、偏自由的便被民主党收编，而"占领"运动与民主党在谱系上有亲缘性。所以，真正能让政坛运转的还是已确立的体制，政党仍足够强大、足够稳固。如果新生力量想让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恐怕还得暂且委身于两大政党。可吊诡的是，就像之前我们谈茶党运动时提到的，一旦草根运动被共和党收编，它也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问：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要在已有体制内部取得地位就必须服从体制的规则，而一旦服从，它的反抗性也就被取消了。答：这就是为什么政治运动的新形式在现体制中脆弱、无效。从这个意义讲，"华尔街"最可能产生的短期效果是推动民主党的选票，而民主党地位的稳固之后，却不能满足这场运动本身的政治诉求，至多给些间接的帮助、或有所顾及罢了。人类历史不断重复，一次次面临转折点。每个拐点出现时，人们开始可能不理解，甚至无端诋毁，但历史创新最终会被接受。目前国内对"占领华尔街"的态度分成两派，有夸的、有骂的，双方还是以二元思维认识它。我认为，无论欢呼还是批判，没有新观察，就是在遮蔽，因为你拒绝了新的政治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历史转折的时刻，如何从观念上拥抱新事物，不带成见，也不急于评判其优劣。"占领华尔街"测试着我们审视历史的目光，这目光是否敏锐，心态是否真正开放。 

史威泽可能不是"软性腐败"这个名词的原创者，但这个词能受到人们广为重视，他是重要推手，他去年的一本书（Throw Them All Out），用大量事实披露了华盛顿国会议员普遍存在软性腐败。该书震撼了美国社会，使"软性腐败"这个术语不胫而走，成了流行词。

1995年，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派遣到特拉维夫大学学习了两年希伯来语言和文学基础课。2001年又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和以色列高教委的合作项目，到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那几年，我可以说是本科、硕士、博士一起读，虽然辛苦，但是真正体会到了治学的乐趣。诚然，由于我去以色列之前便已经在国内大学的中文系接受过系统的中外文学教育，又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工作多年，故而在阅读希伯来文学时能够呈现出和以色列人不同的视角，即导师们所倡导的独特见解。

评新书：柯瑞·罗宾(Corey Robin)：《反动的心灵：从埃德蒙·柏克到萨拉·佩林》(The Reactionary Mind: Conservatism from Edmund Burke to Sarah Pali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0 pp., $29.95。中英文，译文未校

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所谓"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是一种"内部视野"，它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事件的政治决断及其形成提供了线索。这个"内部视野"与其他的"内部视野"在相互纠缠、并置和冲突中共同构成了那一时代政治生成的动力。

“中国城市空间的虚无化，所牵涉的不仅是城市竞争力或在未来世界城市格局中的地位问题，更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以及各城市的地方文化的生存，传承，衔接，转型的问题，是市民的文化认同和地方归属感的问题。这里的城市文化不是政治经济所利用的工具，它直接关系人的存在状态，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只有我们认识到这点并贯穿于城市发展之中，也许才能稍稍抵制或限制城市空间的虚无化及相伴的问题。 ”

“贾樟柯是个好听好记的名字，但是却不太好写。他不是电影学院的正式学生，说起来这也算是名列另册。北京电影学院犹如"光明顶上，碧水潭边"，其"如花青衣和胜雪长剑"吸引着每一个有志于电影的青年。而每一个电影人也多少和电影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的确是一个江湖。”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艺术家赞美那些当时可以利用的技术，因为他们认为技术更加民主，能够与更多的观众交流--这并不意味他们就幼稚地忽视了军国主义者以及精英对技术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