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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为了纪念“上海开埠160周年”，上海各大媒体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东方早报》、《申江服务导报》两家报纸甚至推出专刊或增刊“160版”来庆祝这一盛大的“城市节日”。在它们的带动下，整个上海犹如“市庆”般狂欢，其隆重之极超人想象。对应于报纸不同的定位，《东方早报》的专刊把“上海这160年”描绘成一个发达的和精英的“都市”；而《申江服务导报》的增刊则将“开埠以来的上海”打扮为一个时尚的与生活的“城市”，既塑造了一个资本的、“国际化”的上海（充斥着“远东华尔街”、“东方巴黎”……的名号），又展示出一个市民的、“小资”的上海（弥漫着 “红颜遗事”、“豪门旧梦”……的故事）。虽然各自叙述出来的上海面目不同，却都暗合了“国际大都市”的诉求，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就是那个萦绕不散的“上海梦”。很显然，无论是《东方早报》还是《申江服务导报》，它们追溯“上海这160年”的历史，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叙述。纪念特刊的“上海”已经不是“历史的”上海，而是今天人们认为应该是“那样的”“上海”。上海过去的繁荣被作为今日经济崛起的注脚所津津乐道，昔日的文化印迹也被当作象征符号在新一轮竞争中被消费。160年过去了，上海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它的辉煌让人赞叹，但它的过去似乎更具魅力。于是各种对于上海的想象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经历过的人和没经历过的人，都在编制自己心中的“上海梦”，这个梦关乎“过去”，更连接着“现在”，即为了使上海更符合现在的形象与想象，对它的过去进行改造或重建。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开埠160年纪念的一年后，是“上海解放55周年”。这一同样应该被人们永远记忆的事件，却只在2004年5月28日的《文汇报》最后一个版面中被提起，且以“55年前的昨天”——而不是通常的“55年前的今天”——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延误方式加以命名。这样巨大的媒体反差在让人迷惑不解的同时，也显现出当前“上海热”叙述的秘密：1949年以前和1992年以后的上海遥相呼应，共同构造了一个开放的、国际化的形象。而这一叙述得以完成，端赖于在时间上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的上海历史屏蔽于无形。历史的断裂必然抹煞了其他想象的可能性，于是乎，上海毫无疑问成为“现代”的代名词。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可谓恰逢其会，这虽然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却扮演了上海城市文化指南的角色，正如书名所示，这本书只言片语都充满了“摩登”的暗示。《上海摩登》向人们“Remap”了一个1930-1945的上海：时而是蒙太奇的剪接，时而又是跳跃闪回的结构,大块分割了都市的种种物象：外滩、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恣意地抛出了一幅幅潇洒中隐含野心的场景：《东方杂志》、《良友》画报、月份牌、电影院……；并将视线聚焦于一群在这个“海上桃花源”中最为烂漫唯美的文人。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似乎随心所欲又似乎是满心期待，怀“旧”——这个“旧”是上海的旧，却又巧妙地对应着1990年代以来上海的“新”——中更多的是一种欣然的姿态，展示出一幅由艺术家、作家和花花公子组成的“东方巴黎”的图象。在“霓虹灯下”所有关于上海的想象，都仅仅关注了这个城市“现代”的一面，别的研究者如卢汉超所关注的“霓虹灯外的世界”——那个充斥着潦倒困顿的上海底层生活——则消失于无形。[1]在这样的叙述脉络中，从昔日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到今天的“东方明珠”，历史的遗忘也就成为了必然:“日占时期的上海是早已开始走下坡路了，但一直要到1945年抗战结束，因通货膨胀和内战使得上海的经济瘫痪后，上海的都市辉煌才终于如花凋零。而以农村为本的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更加使城市变得无足轻重。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个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头。而且，虽然上海人口不断增加，但从不曾去改造她的城市建设：整个城市基本上还是40年代的样子，楼房和街道因疏于修理而无可避免地败坏了。这个城市丧失了所有的往昔风流，包括活力和颓废。”[2]“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十年中”，上海这座城市难道真得一点都没有改变吗？这样的说法显然缺乏历史依据。1949年之后，“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对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借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说法，这正是一种“空间的生产” (production of space)的方式：“一个正在将自己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即使是在转换期中)，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若这样做，便形同接受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这只会引向死路。”[3]空间成为了城市最重要的资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在上海城市空间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上海既代表了社会主义中国一种鲜活的改造资本主义都市结构、营造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全面努力，更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和体验都市日常生活的“话语”，重新规范了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也重新界定了日常生活的意义。譬如已经有学者通过对解放后上海市棚户区改造历程的梳理，讨论在社会主义城市改造计划以及住宅政策对于贫民区居民生活的影响，从而对新中国建立之后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动过程做出相当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它对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机制的解释和对“棚户区改造”历史的研究，触及到政治目标与城市社会及其社会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项研究不仅探索了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系统的城市空间结构如何在社会主义时期被延续下来，并以何种独特的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城市中空间与人的关系，而且通过对这种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的梳理，有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学术角度去面对和认识社会主义历史上诸多充满悖论的事实。[4]虽然同样关注“上海”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问题，但本文切入问题的角度与上述城市社会学的方法有所区别。它不是直接讨论城市空间和社会形态，而是力图将“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把握，进而透过不同的“媒介文本”来解读“城市文本”。即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小说、报告文学、电影和话剧剧本等文本的分析，结合具体城市空间和历史的变迁，在“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之间，将“空间的表征”和“真实的城市”做进一步有效的勾连：一方面呈现出现代媒体是如何形塑和想象社会主义城市空间这一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则使“被压抑的上海”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并勾勒其在社会主义国家构建中的暧昧位置，进而分析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对上海重新规划背后的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空间变革与原来大都市殖民空间的疏离、冲突和并置。只有这样，才能以这段真实的历史为起点对现实做出更深入的反思。 一、 对城市空间的争夺与改造 “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那里的日日夜夜，都是情意无限。”[5]这是一段来自《长恨歌》主人公王琦瑶的遥想，说得便是海上的一场繁华春梦。繁华与破旧并存的上海，飘着万国旗的小巷，优雅的霞飞路，若有似无的月光，凌乱的舞步，迷朦慌乱的女人心，黑暗中依稀闪烁的眼睛……小说那淡黄的旧上海滩的封面勾起了多少对旧上海十里洋场的无限忧思。在梦里，上海的璀璨光华是掩也掩不住，藏也藏不牢的，却注定要堕入到黑白胶片的滑动中，坠入永不醒来的死亡中。而在现实里，却是谁也拆解不了上海风华绝代的欢娱和曾经沧海的忧伤。“开埠和西方租借的设立几乎颠覆了原有传统的城市格局和社会秩序，将上海的发展带向另一个方向，由一个传统市镇向近代化大都市迅速转型。”[6]上海在黄浦江沿岸迅速发展起了整个城市的生命线，出现了全新的社会秩序和城市景观：银行、洋行、邮局、港口、大自鸣钟的出现，一点一点改变着上海的城市空间，使上海最终成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形成了日益西化的“世界主义”的城市面貌。“她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7] 在当时不少人眼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城市同步了。当内陆中国还深陷在中世纪的泥潭时，这个城市的发展已神气地跨越了“前现代”而矗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现代化进程的象征。一般认为，传统城市的现代化虽然有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城市功能的改造，即对包括道路、上下水等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公共设施进行的改造；其实是城市的格局改造，即根据现代化的需要对城市空间的扩大并对其发展进行全面的规划；第三是城市空间意义的改造，即在上述两种改造的同时，新的意识形态对作为公共领域的城市空间的渗透和占领。以往对城市现代化的研究，比较关注前两个层面具有普遍性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却相对忽视了城市市政的决策者以及这些决策者所代表的各阶层的“城市意志”。这种“城市意志”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精英的现代化目标、国家政权和文化建设的理想以及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等等的结合，往往对城市空间的变化与改造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决定性作用。[8] 1949年上海解放。由于这座城市在政治上的复杂性与经济上的重要性，和在历史变迁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汇中的多元性，它在行政上的空前统一并不意味着对城市空间的争夺和改写就此结束，相反，一种新的“城市意志”需要透过对城市空间的改造和改写表达出来。因此，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形象应该呈现了怎样的特征？与解放前的城市形象相比有什么不同？发生的变化是通过何种方式赖以成型、得以表达和形成叙述的？ 《上海解放十周年》这本书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个历史的瞬间。该书通过第一篇文章《攀登新的胜利高峰》，引出由著名作家（巴金、胡万春）、理论批评家（靳以）、艺术家（童芷苓、黄宗英）和“民族资本家”（刘鸿生）以及其他来自各行各业的群众所撰写的文章所组成的城市叙述。[9]正如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所示，为了更好地展现上海的崭新形象，也需要一个新的胜利高峰的出现。于是，一位美国“知名的黑人学者，我们时代众多历史见证人”站在百老汇大厦俯瞰苏州河外白渡桥，发出了重要的感叹：“变化太大了”。这位“证人”就是W.E.B.杜勃依斯（Dubois），几天前他刚刚在北京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庆祝了他的90岁生日。“一九三六年，他到过上海，在外滩一带住过几天。二十三年以后，当我们登上上海大厦的阳台，俯瞰市区全景的时候，他指着外白渡桥以南的那一片绿化地带，再三地问：‘这确实是外滩吗？’这里没有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和水兵，没有了流氓和妓女。这是人们比较容易想象得到的；变得这样干净，这样迷人，这样景色迷人，是人们比较不大容易想象得到的。这就难怪杜勃依斯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就是当年住过的外滩了。当他再次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他说：‘变化太大了。’风很大，我们劝他到屋里休息。这位历史学家却站在那里，迟迟不动，像钻进了一部描写天翻地覆的伟大历史事变的书册里，舍不得出来一样。”[10]这位初来乍到的国际友人用一种疑惑和惊喜的目光在打量着这座旧时的帝国主义堡垒。也许在下榻的饭店里，杜勃依斯刚刚还住着舒适的套房，用着陈旧的银质家具，看到训练有素的服务员说话低声细语、走路鸦雀无声，感觉到那大都会的幻影似乎若隐若现。似乎这座堕落的城市仍存在着新的政权所要批判的一切：资本主义的胜利、帝国主义的狂妄和世界文明的衍生物。可是转眼间，上海就呈现为全新的干净整齐、生机勃勃的形象，让人不可思议。旧的城市地标仿佛完全没有被过去阴影所困扰，而是以强有力的面貌重新融入并参与构造了新的都市形象序列。[11]这座从前的百老汇大厦（1951年重新命名为上海大厦），是可以俯瞰苏州河外白渡桥的21层标志性建筑。正如李欧梵描述得那样，这座大楼曾经以既古典又现代的艺术风格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出现的新型都市文化：“英式的古典主义建筑虽然还主导者外滩的天空线，但代表着美国工业实力的更具现代艺术风格的大楼已开始出现了”。[12]在当时，它不仅反映了上海的西方建筑与欧美建筑流行趋势的一致性，同时还以空间形式预示了一种新的城市生活和时代精神。但在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之后，这座外滩边的大楼在新的历史格局中，又处于何种位置呢？在巴金的笔下，外滩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年前有一天一位外国客人来到上海。他说自己打算写一篇表现旧上海的小说，早已想好了故事，一只外国轮船靠在外滩的码头，几个国籍的水手们愉快地走到岸上，他们哼着小曲去酒吧间寻找年轻的上海姑娘……他要求看看外滩，也在酒吧间里坐一会。可是他不但找不到酒吧间，他觉得外滩也完全变了样。过去又肮脏、又吵闹、流氓打架、干不正当营生的地方，现在成了风景如画的公园了。他只好放弃了旧的题材改写今天的上海。”[13]这“风景如画的公园”正是曾经拒绝华人入内的外滩公园。新中国成立以后，外滩从殖民势力枢纽和金融中心变成人民政府所在地。外滩的外资银行相继撤离上海，上海市政府、若干行政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就在外滩沿线欧式风格的建筑中办公。外滩，这个租界“十里洋场”的中心地段，旧上海的金融中心和象征外国殖民统治势力的景观标志，突然转变为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人们对外滩的记忆和印象被原地重新构建。而这不过是整个上海城市形象变迁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是整个上海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构建的全盘蓝图。与外滩一样，还有很多重要的旧城市地标改造工程。这些城市面貌的变化，正是城市发展主旋律的不断变更及其在城市空间和中心区域变迁上的反映。这些文本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重新结构或转化。列斐弗尔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空间渗透着多种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4]也就是说，都市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是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在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相互协调的过程中，历史地“生产”出来的。这也就难怪《上海解放十周年》用了那么多篇章来描写城市旧有地标的新兴面貌，这些旧地标的改造正铭刻下城市主旋律的更替。“南京路”是可以和“外滩”媲美的感知上海的重要符号，它连接着外滩与人民广场的变迁：“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拂晓，人民的军队解放了上海，攻进了南京路……冒险家从他们的‘乐园’中滚了出去，南京路屈辱的岁月从此结束了！”[15]过去的南京路是专为“冒险家、公馆帮”和少数豪客服务的。这个上海商业地标作为一种人造空间折射出商品、金钱和资本等特性，其独特的空间结构与中国本土文化有着本质区别，作为殖民城市的一块商业飞地，体现出中西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冲突。正如福柯所言：“空间位置，特别是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变成了为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部署问题。”[16]过去这座城市的占领者，建造出代表其文化意象和价值象征的建筑物，直接地传达资产阶级式的政治理念，即透过这一空间塑造一种西方为镜像的种族及文明的优越感。很显然，作为一种生产的方式，空间也是一种控制的、统治的和权利的工具。然而，“且看今朝！国营第一百货商店经常出售的商品有四万多种，比它的前身‘大新公司’增加了几倍；永安公司也有三万多种商品。但是，在这两家著名的大商店里，满目尽是来自全国各地工厂的商品，极少看到外国货。……在南京路上，虽然找到一家大工厂，但是从这些富丽堂皇的橱窗里，我们却可以清晰地听到祖国大跃进的脚步声。”[17]；“从早到晚，南京东路一直沸腾着。最近，南京东路两边华丽的高楼大厦、漂亮的公司、商店，经过精心修饰，更是焕然一新。几十米长的国营、公私合营的大店招牌竖立在半空中，过去弯弯曲曲狭窄的街道，早已变成一条宽阔、挺直的大路。橱窗里陈列出诱人的新颖商品，节日前夕欢乐气氛弥漫在整条南京路上。”[18]新的规划已经成功抹去了南京路旧十里洋场的殖民色彩，作为人民政府对城市空间的绝对主导的物化形态，南京路的城市空间和建筑样式成为上海城市的主要标志之一。除了南京路，留存下来的代表上海殖民生活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地标是跑马场和跑狗场。当时著名的“第三跑马场”改建为后来的“人民广场”，历史最悠久的跑狗场即旧上海的逸园的改造，则记录了上海在不同时期所表征的城市文化：“从跑狗场到文化广场，是一个本质的变化，是两种社会制度不同的产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对它有不同性质的关心。”作为昔日的娱乐中心之一，它代表的是“帝国主义者……施尽险诈伎俩，毒化人民的生活，搜刮人民的钱财”[19]。但“一九四五年五月，解放上海的炮声，宣告了上海黑暗时代的结束。逸园也终止了丑恶历史的延续，获得了新生。它成为党动员群众建设新上海的司令台，宣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也是上海各阶层人民政治活动的场所，又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展览馆。光辉的红旗，灿烂的花朵，飘扬着歌舞演员的鲜丽裙角，是那里的色彩；战斗的锣鼓，风暴般的掌声、欢乐的笑语，是那里的音响；友谊、和平、幸福，是人们在那里感受到的气息。”[20]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城市规划，首先要改变这座城市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形成的殖民城市面貌，表现出新中国的伟大、壮丽、民主、富强和和平。经过上海市政府先后两次扩建工程，昔日的跑马场化身成为了举行各种政治集会的广场：“上海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集会，多在那里举行。……群众和干部在那里听过不少领导同志的重要的政治报告和有关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讲话。人们在那里受到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芒，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21]昔日的跑狗场也化身成了汇集国内外文艺演出的广场：“上海人民在文化广场尽情享受着中外文化艺术的成果。那个舞台也就成为中外艺术百花齐放的大花园。解放以来有三十个外国艺术团体在那里演出了一百多场，有近百个国内艺术团体演出三百多场。上一千万的人（次）在那里看到最出色的音乐、歌舞、戏曲、杂技、体育等丰富多彩的表演。”[22]1949年以后，如同天安门广场所确立的典范性意义，这些广场的建设也正顺应了当时以大型群众集会和游行为主的政治活动方式。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经历了全景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新的领导阶级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推动整个城市的迅速工业化和实现社会主义。这样巨大的历史变动给城市空间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改变。无论是由外国殖民势力枢纽、金融中心转化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外滩，或者由西侨、豪客专属购物街转变为社会主义消费场所的南京路，还是由殖民地的娱乐空间转而成为群众集会活动的文化广场……对旧有城市地标的全新改造使得“上海”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序列中，这些旧有的城市地标不仅被新的规划与设计也被新的活动所改造，而且城市空间的性质也被重新界定。 强调上海社会主义城市实践的开端性，恰恰表达出一种告别的焦虑，希望与过去那个被看作是罪恶的渊薮，冒险家的乐园的殖民城市一刀两断。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城市的历史没法完全抛弃，“新城市”必然要从“旧城市”的血污中诞生。亨利·列斐弗尔曾指出：“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是意识形态的，它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23]当新的权力登临城市之上，必然会以一种全新的空间形式来向城市渗透，可是旧有的空间形式并不必然地退让，而是裹夹着不甘退出舞台的意识形态甚至是政治权力，在城市空间中展开了一场争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24]描写我野战军的一支英雄连队，在刚刚结束了解放大上海的英勇战斗之后，奉命进驻南京路，在眩人眼目的霓虹灯下担负警卫任务，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剧作特意把冲突发生的地点安排在解放初期的南京路上，昔日的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尽管当时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曾被誉为“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依然充斥着强烈的诱惑和腐蚀。开篇即是表面上歌舞升平，而反动派潜伏于南京路上，宣告了一场特殊的“上海保卫战”的开幕。“南京路。华灯初上。摩天楼上霓虹灯光闪闪烁烁，海报《白毛女》和美国电影广告《出水芙蓉》争艳夺目。游园会门口附近，一阵腰鼓声过去。解放区歌声和爵士乐声此起彼落。叫卖‘晚报’、‘夜来香’的阿荣、阿香和兜售好莱坞电影画报、影戏票的非非，在奇装异服的人群中穿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25]南京路混合了现代都市强烈的光怪陆离之感，两种新旧的城市感觉与体验方式呈现破碎拼合的状态，彼此冲突，不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心态结构，预示了一种危险、不稳定的状态，故事正是在这样一个冲突的状态中展开。隐藏在南京路角落里的敌特叫嚣，“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我们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26]；有在散发反动的传单“游园会，洗脑筋，要中毒，要当心。”[27]；又在偷偷拍摄南京路的军事岗哨，还声称：“什么？游园会？笑话，我奉劝诸位，这完全是骗人的把戏！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洗脑筋……”[28]。南京路的霓虹灯下不仅有尖锐的敌我斗争，还存在着各种异质的声音。在美国记者偷拍南京路军事岗哨，开车在南京路欢庆游行队伍中横冲直撞被抓以后，南京路上显示出了不同的声音：戴眼镜的说：“适可而止吧！美国人不好惹。现在贵军解放上海之初，立足未稳，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资本家提心吊胆：“不要闹僵，上海滩还是要和美国人做生意的！不做生意，上海人吃什么？……我是替大家担心，再闹下去，上海滩真要坍了!”[29]而南京路上花店和菲莉咖啡店作为曾经的城市文化生活地标，表征了令人陶醉的西方生活方式，在剧本中却成为了破坏游园会的阴谋诞生的地方，不仅不再能象征现代都市提供给都市人的一切，而且连接了过去作为外国经济和军事势力屈辱标志，成为一种罪恶的延续，一种急待被改造和拯救的罪恶象征。斗争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也渗透到了革命队伍内部。新战士童阿男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入伍，受了批评后竟开了小差；赵大大看不到这是一场无形的战斗，对站马路思想不通，一再要打背包上前线；连长鲁大成也一时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式，认为“南京路不能呆”……特别是主人公解放军排长陈喜，在拿枪的敌人面前，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可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面对着香风毒雾，他却显得迷惘，变得脆弱，逐渐失去了抵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他对妻子春妮的冷漠，对“上海兵”童阿男的放纵，对战友赵大大的冷嘲热讽，对连长和指导员批评的耿耿于怀，对阶级敌人警惕性的松懈……都让我们看到了在南京路酒绿灯红、柔歌艳舞中弥漫着巨大的诱惑，暗藏着无数陷阱。[30]那么，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人民解放军，最终是倒在了南京路，还是改造南京路？同样，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开头也呈现出与危险而不稳定的“南京路”类似的画面：“马路两边是整齐的梧桐树，树根那部分去年冬天涂上去的白石灰粉已经开始脱落，枝头上宽大的绿油油的叶子，迎风轻微摆动着。马路上行人很少，静幽幽的，没有声息。天空晴朗，下午的阳光把法国梧桐的阴影印在柏油路上，仿佛是一张整齐的图案画。……在一片红色砖墙的当中，两扇黑漆大铁门紧紧闭着。铁门上两个狮子头的金色的铁环，在太阳里闪闪发着金光。”[31] 这样的上海书写，首先让我们想到的会是上海的衡山路。尔后随着文本的展开，无论是“弟弟斯咖啡馆”、“新雅菜馆”……这种最亲密的、最优雅的、最颓废的、最仪式的上海重新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极尽繁华灵魂的抒情脉搏、幻想的波涛和意识的跳跃。那里有的是低暗的光线与沉郁的场景：“虽然是白天，太阳老高的，可是进入弟弟斯咖啡馆光线就暗下来。登上旋转的楼梯，向右手那间舞厅走去，周围的窗户全给黑布遮上，一丝阳光也透不进来，舞池两边的卡座上有一盏盏暗弱的灯光，使人们感到已经是深夜时分了。”[32]就在这个闹市中僻静的咖啡馆，沪江纱厂的保全工人陶阿毛与厂长梅佐贤偷偷会面，策划如何在工会改选中在工人群体中埋伏，打入工人中伺机搞破坏分裂。咖啡馆正是为追求金钱和堕落提供了绝佳的隐蔽和无限的机会。“梅佐贤听到这里很高兴，他歪过头去，对舞池里望了望，那边有三对舞伴随着音乐在跳狐步舞。卡座里的人都是一男一女，在低低地谈着，谁也听不见他们在谈啥。整个舞厅没有一个人在注意他们这个卡座。”[33]舞池“空荡荡的，没有一对舞伴在跳，但音乐台上还是兴高采烈地演奏着伦巴舞曲，舞动的旋律激动着人们的心扉。”这里看不见的罪恶、毁灭正在角落里肆虐；而随后新生的力量也受到了代表着金钱和性的迷人又毁灭人的力量的侵袭，随之在这个欲望中的空间内沉沦和迷茫。小说写到了代表苏北行署卫生处来上海采购药品的张科长来到朱延年经营的福佑药房，他受到了非同一般、带目的性的接待，并渐渐被花言巧语所蒙蔽，在上海的“七重天”里迷失了方向：“夏世富先领他站在七重天的窗口，让他欣赏夜上海美妙的景色。天空夜雾沉沉，给南京路上那一大溜大商店的霓虹灯一照，那红红的火光就像是整个一条南京路在燃烧着。远方，高耸着一幢一幢高大的建筑，每一个窗户里发射出雪亮的灯光，在夜雾茫茫中，仿佛是天空中闪烁着的耀眼的星星。”在这里，张科长“感到自己到了天空似的，有点飘飘欲仙。”此时此刻，“音乐台上正演奏着圆舞曲，一对对舞伴像旋风似的快慢，灯光一会是红色的，一会是蓝色的，一会又是紫色的。”[34]摩天大楼里可以俯瞰着车流和人流，闪烁的灯光和转动的音乐宣告着“Light，hot，power”,魔幻的城市一角却足以激发起男子占有金钱、占有女性的欲望，并一发难以遏制，从老区来的纯朴的革命干部在狐步舞搭建的空间中跌倒在投机家、反动者和妓女的脚下。很显然，这样具有暧昧意味的城市画面，是混沌停滞在处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大潮之中的“反历史”景观，是等待并需要被改写和重构的城市社会结构。一方面，这些旧有的城市形象作为一种被否定的“前历史”而相形见绌，并置于一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框架中。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殖民势力在上海建立租界，大量外侨随着外国殖民势力的入侵而移居上海，在上海建立起繁华的十里洋场，正如时人的《租界》诗所云：“北邻一片辟蒿莱，百万金钱海漾来。尽把山丘作华屋，明明蜃市幻楼台。”[35]在这些文本中，咖啡馆、舞厅和霓虹灯等作为一种人造空间体现了罪恶历史的遗留和残存，不仅表征了西方工业化后人们寻求新型娱乐休闲空间的特性，更随着殖民主义进入中国，始终印刻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文化意象和侵略象征，进而在今天成为潜伏的威胁国家政权、阶级稳定和人民利益的黑暗策源地；另一方面，这种叙述方式把过去的“具体性”从历史视野中消除掉，抹去以消费主导的城市的合法性，使得旧上海的形象迅速而完全地被新形象所吞没。因此，在这样的脉络里，对于空间的争夺并对其进行改造，就成为解放大上海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咖啡馆、花店等所营造的消费空间成为一种对抗性因素，被表述为反动的、脆弱的和危险的。如何改造资产阶级空间，体现新的国家政权巨大的政治决心。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在人民广场举办游园会成为了刷新城市意义的有效手段。可以通过群众性的文艺活动来提供广泛的社会主义社会环境和文化基础。在旧有的空间之中注入传输新的象征意义与文化政治内涵，对人们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社会涵化作用。这场游园会成功的意义将不仅仅是举办了一场群众文化活动，而是以空间作为权力意志表征，按照社会主义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来改造和改写“南京路”，树立起一幅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城市新景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的社会关系会产生新的空间，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向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的生产；同样新的社会空间也包含了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空间争夺的意义，将在某种程度上，比在军事和经济的斗争更隐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更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的决心来争夺并改造“南京路”，其合法性建立在对历史叙述的争夺上。陈喜、童阿男等差一点倒在了南京路上，是怎样的教育使其恢复了英雄的面貌，使其具备既敢于对敌斗争又勇于自我思想斗争的勇气和魄力？正是通过阿男一家的悲惨遭遇特别是他父亲的革命经历重新讲述了一个关于“南京路”的故事。周德贵在会上动情地说：“提起南京路，同志们，老话说不完了！我周德贵活了五十多年，亲眼看见英国海盗，东洋鬼子，美国赤佬在南京路上奸淫烧杀、横冲直撞！几十年来，单单倒在南京路上的革命同志和工人兄弟就无其数！从跑马厅到黄浦滩的块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的烈士的鲜血，有的资本家说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镑、银镑堆起来的！我说，不！是我们劳苦大众双手开出来的！是烈士们用鲜血铺出来的！”[36]原来阿男的父亲和周德贵解放前被工厂开除，只得流落到南京路上沿路讨饭。当时为了配合解放军打胜仗，他们一同参加了游行示威、罢工斗争。正在阿男父亲带着群众向美国兵冲过去时，国民党侦缉队长也就是老K和一班警察开枪打死了阿男的父亲。阿男的父亲就这样倒在了南京路上。回忆往事，童妈妈禁不住感叹到：“总算盼到了解放，盼到了你们！解放军肯要你，这是你阿爸前世修来的，妈万没想到你会办出这种丢人的事情！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37]南京路的灯红酒绿之下还隐藏着这样的故事，通过重新叙述，“南京路”不再是一个反动脆弱的腐败空间而成为了一个充满反抗斗争的革命空间。通过重新叙述城市空间的历史，革命者也获得了新的合法性，进一步坚定了改造空间的意志。这是一条父辈流过血的南京路，这是被父辈鲜血浸过的南京路。指导员进一步鼓励童阿男——这是对阿男这样年轻战士说的，也是对许多被南京路上的香风吹倒的老兵说的——“同志们，今天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前辈们为它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38]从此，战士们的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不仅解救了被恶势力欺压的阿香，还成功击碎了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保护了南京路的胜利果实。南京路上的战斗胜利了，他们又要奔赴抗美援朝的新战场。在南京路上跌倒再在这里站起来，童阿男、陈喜在南京路上的成长和斗争的故事正表现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空间争夺和改造的能力。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却保守落后，固守西区，失去了空间再造的能力。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当资产阶级小姐林媛媛要投身革命参加游园会的演出，吓得同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表哥惊恐不已，急切地拉起林媛媛回家：“媛媛，你跟我回去。媛媛，你听见没有，姑妈在等你！”；“我反对你参加这种演出。这不是歌剧，不是音乐，是一种胡闹！”；“这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39]当林媛媛不听他的劝告，他也只得无奈地回到姑妈家，独自弹琴，大叹：“反正这个世界，不是为我们安排的。它使我空虚，叫我痛苦！它夺去了我心爱的一切！”[40]而林乃娴也就是林媛媛的母亲听说林媛媛要报考军政大学，立刻心急如焚要找她回来，希望说服女儿：“我做人，向来是吃饭困觉，不问天下大事的。”[41]此刻，林乃娴的这个资产阶级家庭已失去了往昔的力量，子女们迫切地要和家庭断绝关系，走向社会，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从林媛媛身上，可以看到固守一方的资产阶级摇摇欲坠，无奈而又必然地走上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路。如同《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不夜城》[42]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下，讲述了一个资产阶级子女最终离开资产阶级家庭的成长故事。解放前，民族资本家张伯韩的女儿张文琤整天只知道去百乐门参加派对，到商场抢购美国货，在家里开生日舞会。解放后，她却迅速成长了起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教育和帮助下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当“五反”运动开始后，大光明纺织印染厂工会要敦促资本家张伯韩交待“五毒”行为时，工会主席沈银弟想到了张文琤，希望文琤以亲情的力量去打动她父亲，动员她父亲坦白。文琤虽然说服了父亲，但随后发现父亲并没有坦白“偷工减料”、“提高成本”等“五毒”行为，让文琤伤心失望之余最终选择了离开家庭，参加地质勘探队，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对城市空间的改造落实在具体的家庭空间中，“子一代”从资产阶级家庭中挣脱出来，表明资产阶级固守个人利益，在狭小的个人空间中固步自封，失去了与时代和历史互动的生产能力。在新的历史时刻迎接人们的，恰恰是新的城市带给他们全新的城市体验：对城市解放更是对人的解放，人民群众成为了城市新的主人。在《上海解放十周年》中，巴金亲切地把“上海”称为“我们的”，将受流氓骚扰和外国人欺辱的万恶的旧上海与像“一个充满阳光的大公园”的新上海进行对比。在上海这个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中国人恰恰没有对空间的支配权：在马路上问路，“也会遭到白眼，或者受到欺骗，人们互相猜疑，彼此提防，好像仇人见面一样”，公园门口不再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是“因为没有西装就进不了顾家宅公园（现在的复兴公园）”；在马路上走路，“会突然被人拦住，叫我高高举起双手，让‘包打听’来‘抄靶子’”[43]。南京路上有英国巡捕向游行群众开枪的血流过，苏州河对岸是被日军攻占的闸北和南市烧成的一片焦土，法租界的铁门外是哀求开门的南市居民……巴金充满气势地接连反问：“惨痛的回忆是写不尽的。抗战以前或者解放以前在上海住过一段时期的人谁没有一肚皮的怨气和一肚皮的苦水？谁不曾感觉到有多少重的担子压在自己的肩头，有多少人骑在自己的头上？谁没有眼睁睁地望着亲人死去自己却束手无策？每条马路，每座大楼，每个公园，每家戏院，哪一个地方没有上海人的血迹？哪一个亭子间、哪一个灶披间，哪一层阁楼，那一家棚户没有浸透上海人的眼泪？”[44]而现今“上海现在的确是‘我们的’了。从解放的第一天起，谁走在上海的马路上都会有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一种真正的主人翁的感觉。谁都会感觉到自己跟这个美丽的土地有多么密切的联系。痛苦没有了，悲愤消失了，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怪物不是已经死亡，就是鼠窜而去……新的生活、新的工作在前面等待着每一个人。大家都有一种第一次昂起头真正做人的感觉，大家都感觉到这个美丽的土地多么需要自己为它工作，也都愿意献出全部力量把它建设得更加美丽。”[45]人们更主动地参与到城市的建设中去：“从解放的第一天起，上海就在改变。变化一直没有停止，变化越来越大，而且没有止境。每个人不但亲身经历了这些变化，同时，也尽力促成了它们。一天接着一天，一月接着一月，一年接着一年，上海变得越来越干净，越美丽了。”[46]上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没有这样动人过，“今天任何一个人走在上海的马路上，他会感觉到他好像在一阁充满阳光的大公园里面，这里生命无处不在，这里万物欣欣向荣；他又像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面，这里人们休戚相关，心心相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47]毫无疑问，城市不再意味着剥削、折磨、压抑和禁锢，而是带来了新的身体与心灵的解放。 二、新城市空间的再生产 城市是社会中各种力量角逐的战场，对城市空间的占有和控制，往往是社会权力最直接的映射。新的城市形象表征了不同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上海那些曾经的“浮华”，面临着争夺、占有、书写和涂改。上海的城市空间变迁，书写的正是其背后的社会力量的竞争与更迭。在考察上海城市形象变迁的过程中，或许可以把整个的都市空间看作这样一个剧场的场景：随着聚光灯照射角度的转换，场景中的主角不断变换。1949年之后，随着新的城市形象的登场，不仅唤起了城市中的人们对新的共同体的想象，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首先表现在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地位的空前提高。在电影《不夜城》中有几幅画面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是在大光明纺织印染厂厂区中。解放前厂门口“看出正是日班工人放工的时候，厂门里面的大院子里，工人们排成并列的三行，在等待出厂前例行的抄身。她（他）们全都穿得破破烂烂，形容枯槁，每一个工人手里是一个不同式样的饭篮、饭格或是饭匣子……抄身的地方是有天棚的，但稍后就是露天，工人们就排着队在雨里淋着。……按照通例，工人不能从正门出入。”[48]而在解放后，则是另外一番欢天喜地的景象：“正门大开着，铁栏拆掉了，野蛮的抄身制成了历史的陈迹；院子里竖着光荣榜，上面贴满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的相片（第一张大相片就是沈银弟）；播音器正在播送着《我们工人有力量》。这是日班工人放工的时候，我们首先看见的是几辆载满原棉的大卡车开进了厂里，几辆载满成品的大卡车从厂里开出；接着是大批下了班的男女工人散出来，他们笑着，哼着歌曲，说着话，一片欢乐的声音。从外表看，她（他）们身上有一个跟从前显著不同的特征：女工手里几乎都提着手提包，里面放着课本，男女工襟上都带了钢笔，拿饭盒子的一个也没有了。”[49]因为过去“我们创造的财富，要到纽约和伦敦、东京和巴黎，到那些百万富翁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去找。帝国主义者王冠上最美丽的宝石中，凝结着中国人民的鲜血。留在我们这里的，却不过是他们压榨中国人民的牢狱和屠场，强迫中国工人进行不折不扣的奴隶劳动的工厂和企业。”[50]新中国建立后，“上海真正成为我国人民的工业基地和文化中心之一，是在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而当人们一旦认识到是为自己劳动、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创造幸福的时候，我们上海的面貌也就迅速改变了。”[51]工人阶级对于能够成功改变自身地位并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感到骄傲。城市的全新面貌表征了一个新的阶级空间性的全面登临，新的城市是一个依靠劳动人民的城市，而不再是“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官僚、买办、资本家的城市”。这座劳动人民的城市正力争实现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重要过渡，工人阶级开始适应这个城市在转型后所建构的新的工作世界，并且塑造他们在新工作中的经验。过去，工人在城市中的日常体验是：“自己是受重度剥削、受到欺凌的劳动者”，因而只能是被动与顺从的角色。现今，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语言，不仅确立了工人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极大改变了城市自身。社会主义工业化重新定义了城市的含义，包含了使经济快速发展，使国家迅速现代化的远大理想。在《上海解放十周年》中，我们能读到如此冗长的统计数据，在那时看来，这些就是城市发展与转型的胜利成果：“就是这一年（注：1958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增加到一七一点三亿元，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五五三点五。仅仅这一年增加的产值，就比一九四九年全年的产值还要多。上海的钢，这一年达到一百二十二万吨，一九四九年却只有五千吨，连个零头还不到。整个重工业，不是增加了一倍、两倍，而是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千八百五十三；连解放前占工业年产值一半以上的纺织业，也增加了将近二倍。”[52]有关工业产量、钢产量和纺织产量的快速增长以及上海在全国工业产量中份额的“令人振奋”的下降，使作者发出如斯感叹：“这些数字同样是从我们劳动人民身上长出来的呀！”；“上海这个全国人民的珍宝，是更加可爱了。”[53]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依旧是社会主义中国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但不再看重声光化电式的新鲜视角和刺激体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形态的强悍和活力，是以技术进步为标杆的工业快速发展。整部《上海解放十周年》使用两种彼此衬托的方式来描绘这座城市：一方面在整体的层面上，运用鸟瞰的方式，为上海绘制出一幅社会主义经济振兴的地图；另一方面则在局部的层面上，采取地面的视角，标举出单个的工业部门、工业单位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黄浦江边的钢城》是这样来描述“上钢一厂”的：“十年前，只有一座半烟囱。……现在烟囱是六十七座。那矗立在高空的两个巨人，是一号高炉和二号高炉。看，霞光万道，有一座正在出铁水呢。那黄烟滚滚的地方是平炉、第一转炉车间，这边是第二转炉车间。……列车员得意地说：‘你夜晚到这里来，一片灯海，那才迷人呢！’”[54]除了“上钢一厂”以外，《上海解放十周年》中还勾画了能造五千吨海轮的“江南造船厂”[55]、成功试制高级合金材料的“铜仁合金厂”[56]、毛主席曾经到访过的“上海纺织厂”[57]……如铜仁合金厂“全年的产值是一百二十二万元，今年计划产值达到了一千五百万元，而目前全厂资产总值才不过四十万元。”[58]这成就是“全厂职工发扬敢想敢做精神，将劳动和技术结合起来，开展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刻苦钻研、大胆创造的结果”，“全厂上上下下，干劲十足，决心不断提高生产，迅速地试制出大量的新产品，把铜仁厂变成一个先进技术中心”[59]。技术成为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必须攻克的难关。因为资方工程师不愿意把作为自己本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人们，工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工人代表王同兴用新的配方和工艺条件将无缝镍管试制成功的事实，大大鼓励了铜仁厂工人深究技术的信心。这样的技术革新凝结成了这个城市中一代人的共同理想，也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城市面貌。随着生产空间的变革，城市的生活空间也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上海的早晨》中，与第一卷开头描述的表征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西区”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的第三卷出现了一种标志着社会主义新气象的城市空间——工人新村。一位上海纺织女工的代表汤阿英，由于在和资本家斗争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和在车间劳动中出色的工作成绩，她全家分到了上海市第一批工人新村的住房，得以脱离肮脏陈旧的棚户区，搬入新建的曹杨新村：“只见一轮落日照红了半个天空，把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也映得发紫了。和他们房屋平行的，是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中间是一条宽阔的走道，对面玻璃窗前也和他们房屋一样，种着一排柳树。”[60] 这是对普通工人获得这个城市中新的居住空间的第一次全面的礼赞。随后，小说又动人地描绘了曹杨工人新村的全景式社会主义生活画卷：“大家走出了学校，暮色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房屋，柳树和草地什么的都仿佛要溶解在暮色里，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了，只有路边的河流微微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幢幢的人影在路上闪来闪去。这个新村，只有合作社那里的电灯光亮最强，也只有那里的人声最高。从那里，播送出丁是娥唱的沪剧，愉快的音乐飘荡在天空，激动人们的心扉。一眨眼的功夫，新村的路灯亮了。外边开进来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把劳动了一天的工人们从工厂送到他们的新居来。像是走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灯光和暮色把新村送进迷离变幻的奇境，茫茫一片，看不远，望不透，使人感到如同走进一座无穷丰富的奇妙的新兴城市。”[61]就这样，上海不仅全然脱离旧有的城市形象，同时宣告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腾空出世。工人阶级作为城市新的主人翁在文本中获得了相应的话语权，讲述了一个新的关于城市的伟岸传奇。而在现实中，社会主义的城市形象正不断地占据城市的空间，用来表征一个新国家中领导阶级的历史登临。而城市重建的中心就在工人新村——一种广大的工人住宅群——由于建设规模宏大、风格鲜明并主要服务于工人阶级，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城市设计对“上海”面貌的改变，既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改变殖民化城市的面貌、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同时也关系到城市形态的变化（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而工人新村的建立，恰恰对应了社会主义对“上海”城市改造的诉求。因为“工人新村”一方面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另一方面“生产型”城市功能的发挥，需要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和投入。工人新村的建立虽然没有大规模地改变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具有十分明显的“示范”作用，让工人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感觉，把宣传意义上的“主人翁”地位落实为具体的生活感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设计是以“先生产、后生活”为基本原则的，建国以后近30年间，“先生产，后生活”的宗旨始终贯穿于近郊工业区的建立和中心城区用地规模的扩大过程中，直到70年代末，上海基本上只注重企业发展，忽略了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所以中心城区尽管有所延伸，但其发展的范围和质量均相对地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不过，工人新村的出现把这个原则复杂化了。社会主义城市设计也要顾及“生活”的问题，但它对“生活”问题的考虑是以“生产”为前提的。换句话说，“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在工人新村上已经一体化了，“生活”成为了“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也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大工业的现代生产方式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穿越，“组织化”的“生产”形式和“生活世界”的重建之间具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大工业化”本来就和现代“住宅”问题联系在一起，早在1887年，恩格斯就指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短缺现象。在开初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短缺现象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利兹、布拉德福德、巴门—爱埃尔伯费尔德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现象曾经具有急性发作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 [62]针对由高速工业化同时也是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住宅问题，恩格斯提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社会主义国家把房产分配到工人的手中。但他没有预料到随着20世纪城市人口剧增，即使革命成功，把原有的住房平均分配也不足以解决“单个家庭的独立住宅”问题。因此，20世纪建筑业在工业化的高度压力下，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设计出一种标准化、低成本、预制构件的“平民住宅”，从而现实地解决在有限的空间之内，经济合理地容纳更多人口的问题，并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63]这样的设计和建筑理想也体现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在经济力量有限和“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仍然非常重视住宅建设。在三年（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1953～1957年）时期，国家用于住宅投资分别为8.3亿和53.79亿元，竣工住房面积为1462万和9454万平方米，住宅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为10.59％和8.8％。由于原有基础薄弱，又受经济能力限制，当时的住宅建设能达到这样大的规模，和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是难能可贵的。按经济承受能力来分析，建国初期的住宅建设是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住宅建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急待恢复的工矿区和新建大型厂矿生活区。同时也维修改造了一批破、旧、危房和棚户区。这一时期比较有特色的住宅建设，一是有的城市建造了工人新村，如上海的曹杨新村、北京崇文门幸福村；二是当时著名“156”项大型建设项目中的新建项目，都建了生活福利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5月17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到普陀区调查工人住宅的工作组，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 普陀区在6.2平方公里的境域内，由于过去数十年来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市政建设极为畸形，工人居住不但普遍地十分拥挤，既缺少空气，更没有阳光。工人夜班回来得不到很好的睡眠，而且绝大部分的工房都已超过使用年限，破烂不堪，时有倒塌危险。棚户区域根本没有道路，雨后泥泞难走，臭气四溢，环境恶劣。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必须改善和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今天要改造与建设这个城市，在居住上如果不创造条件，不大量逐步建筑新的住房，而这对生产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次市政建设，首先以普陀区建筑工人宿舍这个内容为重点。[64] 主导这份调查报告仍然是“为了生产”而“改善生活条件”的思路，但从中也不难看出，解放后的上海，人民政府一直面临着改善下层居民居住状况的巨大压力。因此，工人新村的意义首先体现在解决广大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特别是改善下层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回顾解放初期，当时城市底层产业工人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大部分人都住在用竹竿、苇席搭建而成的被称为“滚地龙”的“棚户区”中。这种“滚地龙”，夏不能避暑热，冬无法御风寒，雨天潮湿、漏水更是家常便饭。[65]解决这部分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问题是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当务之急，同时也关系到与城市整体综合发展相关的卫生和治安等问题。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潘汉年副市长受陈毅市长委托，具体负责筹建工人新村的领导与监督工作。《上海的早晨》中的曹杨新村的兴建正是当时城市改造中的一项重要的工程。[66]除了曹杨新村以外，当时的上海还规划了其他八个类似的工人新村[67]，其建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开创了上海成批建设住宅新村的道路。《不夜城》中也表现了当时工人居住空间的前后变化。工人老瞿的家——解放前：“一件破烂的草棚子。正漏着雨，桌子上、床上、地上，到处用面盆、铅桶和盆盆罐罐一类家伙接着漏。”[68]而解放后却是全新的景象：“老瞿的新居；一幢工人新村一类的宿舍的底层，屋子的特色是简单而洁净。一些极普通的家具，壁上正中是毛主席像，旁边挂着瞿海生和沈银弟的并肩合影，在过去些，是银弟当选为劳动模范的锦旗。”[69]可以说，城市的住宅发展乃是涉及这个城市中广大居民切身利益的地方，新的领导阶级在设计规划城市建设时正将其放到了优先考虑的地方。他们完全可以骄傲地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蓝图中为自己添上浓重的一笔，事实也确实如此。《上海的早晨》中汤阿英一家人在搬入曹杨新村之时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们还不是住一辈子草棚棚，谁会给我们盖这样的好房子？连电灯都装好的，想得真周到。”[70]；“新中国建立了，工人当家做主了，才盖这些工人新村来，要不解放，我们工人还不是住一辈子草棚棚吗？”[71]。同时，这样的骄傲还包含了另一种情感，工人阶级对于他们能够成功改变自身地位并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感到骄傲，而这正是通过对城市住宅空间的重新构建来表征的。新的领导阶级有意地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在这座新城上，因而工人新村的实用性在某方面来说反而不如象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人新村“与其说是一种公共建设，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投射”[72]。正如《上海的早晨》所描写的，曹杨新村工人住宅造好之后，沪江纱厂也摊到四户，当时全厂到处张贴的标语为“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73]工人新村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实际的居住功用，更重要的是表征了一种工人阶级空间性的登临，生产了产生新的社会想象的空间。工人新村的建设正符合了意识形态的需求，它提供了一种人为的场景，即一种更加精心设计的人造环境，使得工人阶级在规模、强度、社会区分和集体依附性于地点方面得到了扩展。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当工人新村携带着新政权的威力登场时，它象征着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在政治上的倾向性关怀，在这样一个神奇的空间中转化为一种黄金时代的梦想——预示着未来“共产主义”的某种原型。可以说在当时，工人新村通过空间的“导向作用”[74]让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的强有力的地位、我们的兄弟般的情谊、我们的英雄气概、我们的革命力量……上海市“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正是作为“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人”的标志被迅速认同和复制，并在全上海和全国快速推广。随着工人新村的建立，一种更为积极能动的空间权力性在这里得到了高度体现。可以说，城市空间决不是中性的，权力的诸种关系被深深地印入社会生活的空间中，并充满了意识形态运作的可能性。实际上，城市的空间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物质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的空间化，这种空间化与社会的劳动分工、国家体制的物质性以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各种表现紧密相连。因此，“工人阶级”在这个城市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不仅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而且将直接影响到对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他们用自己的想法来重新塑造上海的城市空间，上海的城市面貌发生着迅速的改变。作为新的领导阶级意志的表达，以曹杨新村为代表的工人新村在设计上所表现出来的空间概念是崭新的和原创的。这一系列公共住宅的建设，将在成为所有居民的共同财产的同时，更展现出社会主义城市想象的深层面相。一方面，工人新村的设计者尽可能地将空间予以组织——包括将所有与工人新村有关的要素组织起来。这样既减少了建筑障碍，同时也消除了视觉终点，从而充分扩大了观察者的水平的视野，使工人新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空前的强调。我们再次回到曹杨新村在小说中的第一次亮相，它成功地蕴含了一种观察者宏观俯视的视角，将工人新村置于纪录对象的位置之上：“只见一轮落日照红了半个天空，把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也映得发紫了。和他们房屋平行的，是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中间是一条宽阔的走道，对面玻璃窗前也和他们房屋一样，种着一排柳树。”[75]从空中的“落日”开始，“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一条宽阔的走道”依次展开，在第一时间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横向推进、整齐开阔的视野之中。事实上，在规划上海的工人新村时，设计者着重的就是在住宅的总体布置和绿化设计等方面创造一个安全、舒适和优美的环境，远甚于对基本住宅形式本身的要求。而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可以迅速地达到这一目的。例如在曹杨新村的建设原址上，曾经环绕着乌黑发臭蚊蝇肆虐的臭环浜，而经过合理的填埋改造和疏通绿化后，这条“上海龙须沟”逐渐变成了“除公园外市区唯一可以垂钓的河流”[76]。在建设工人新村时，就有一项重要的指导意见，即保留和利用工人新村内的小河浜，结合道路的分布，将整个新村分成若干个小街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加之在环浜沿岸种植大片绿树和开辟大片绿地，从而形成疏密相间的空间。如果我们比较原先上海各类独门独户的小洋楼就可以发现，那种作为资本主义土地商品化产物的居住样式，产生的多是极端自由化的建筑格局，建筑是从属于花园，而不从属于街道、河流等任何其他空间，周围的环境不过是为了将视线聚焦于凸现的建筑本身。而像工人新村这样的居住空间是全新的，维持着一种大度和开阔的气氛；新村中的住宅得以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其间，并且同一期工程中所有住宅的外观都尽量达到了协调统一，从而在组织上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的壮观景象。另一方面，整个工人新村享有开放和自由的公共空间，强调自身配套设施的有机合一。在《上海的早晨》中，工人新村的主要建筑面貌得以展现后，所有视线都集中在一个升格的画面中：“远远望见一座大建筑物，红墙黑瓦，矮墙后面有一根旗杆矗立在晚霞里，五星红旗在空中呼啦啦飘扬。红旗下面是一片操场，绿色的秋千架和滑梯，触目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操场后面是一排排整齐的平房，红色的油漆门，雪亮的玻璃窗，闪闪发着落日的反光。”[77]这是工人新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配套内容，以“五星红旗”为标志的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地方——社会主义学校。紧接着的聚焦使我们看到更为温情并充满文化氛围的场景：“这个新村，只有合作社那里的电灯光亮最强，也只有那里的人声最高。从那里，播送出丁是娥唱的沪剧，愉快的音乐飘荡在天空，激动人们的心扉。”[78]工人新村的建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建造工人住宅的同时，一系列配套公共设施也同时兴建。考虑到的不仅有一系列基本的居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设施的迅速发展，如学校、影剧院和图书馆等[79]；也有商场、菜市场、公共浴室、消费合作社、诊疗所和大礼堂等重要生活网点的建设，以满足新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80]。为了适应以后的发展，还预留了银行、邮局、托儿所、公园与文化馆等公共设施的建筑基地。工人新村不仅以“新工房”塑造了工人生活的空间形态，而且以一系列的配套公共设施，改写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工人新村中一应俱全、环境清幽，个人的生活完全可以被包容在工人新村的天地之中，自给自足。而新村里还有上海最早开通的一条24小时的公共汽车路线，往来于新村和工厂之间，接送上下班的工人：“外边开进来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把劳动了一天的工人们从工厂送到他们的新居来。”[81]这样的新居正是一个自愿、自助和自我管理的空间，所有生活便利将由生产财富的工人阶级全体公平分享。与此同时的是，新村的建设者只单纯追求居住面积，住宅的基本功能受到了不断的削减。以厨房和厕所为例，曹杨新村一期工程的居室虽然设计为独门独户，但厨房和卫生间却为公用。稍后二万户型的设施配套则更差一些，到1954年建设的内廊式住宅的条件略有提高，但随后的住宅标准却一再下降，甚至取消了室内的卫生间设施。比较旧上海的建筑历史，特别是二十至三十年代上海经济繁荣时期的住宅建设，都在住宅功能上达到了相当高的西化程度，最新的现代住宅元素如抽水马桶、浴盆等大量进入了家庭生活之中。而像工人新村这样社会主义的住宅形式则不仅形式简朴，在内部功能上更达到了完全的简化。工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被严格和系统地划分在各个不同的商业网点和配套设施处，使人们的生活连结成为一个系统的网络。可以说，这样的设计风格包含了很多新的因素，已经完全不同于上海原先的城市住宅设计而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新的领导阶级策划了新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完全不同于西化的风格；这代表了与资本主义文化的自觉断裂，并隐含了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城市空间上寻找新的定位的强烈诉求。解放初，作为全国工业生产能力最强、技术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有着全新的“城市更新”的使命：抹去旧上海“冒险家乐园”的形象，通过对大批资本家的改造，迅速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工业阵地，使之从金融和消费中心转型成为红色中国的生产车间。1954年6月，建筑工程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明确了城市建设的目标是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建设的地点与速度，采取与工业建设相适应的“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82]而上海市政府早在1949年和1953年就已经两次邀请苏联专家为上海城市的改建和发展提出相应的规划方案，主要都是参考了苏联社会主义城市的发展模式，力图实现由消费型城市向工业化城市的转型[83]。以曹杨新村为代表的上海工人新村的营造，就是以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提出的市政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为指导，主要目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迅速组织起一支生产大军，组织起革命的“身体”更“全心全意”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服务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工业现代化梦想。这样一个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出发点的社会组织方案，使得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在工人新村上已经一体化了，“生活”作为“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工人新村的空间规划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新的城市空间为作为城市象征的劳动组织提供了全新的感觉结构。曹杨新村作为上海的第一个工人新村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上海解放十周年》中的《曹阳新村的人们》一文中，作者热情地呼唤到：“我要向大家介绍曹阳新村，要大家到这里看看，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你知道这个新村如何漂亮……是的，它不但是上海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工人新村，也是新中国最早、最大的工人新村之一……因为要了解解放后的上海工人，了解上海工人的生活，就得亲自来看看。”[84]新村内部的规划、布局和陈设作为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工人新村在规划的时候就考虑了工人文体活动的需要，曹杨影剧院开业于1959年，具有电影放映和文艺演出的功能。文娱活动不仅是一种娱乐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行为：“这个新村，只有合作社那里的电灯光亮最强，也只有那里的人声最高。从那里，播送出丁是娥唱的沪剧，愉快的音乐飘荡在天空，激动人们的心扉。”[85]文体活动的开展，既有益于身心，又强化了工人阶级健康向上、精力充沛的形象。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86]围绕体育运动而展开，描述了肉类加工厂的大李为说服老李参加运动，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故事。开场时，剧中人物被小李手上的一个皮球串联起来。小李失手将球撞到老李身上，老李接过球奋力一掷，落入“大力士”的脸盆，水洒到楼下，滴到正在刮脸的理发师头上，理发师以为下雨了，开口大叫，被刚进门的医生嘲笑一通。短短几分钟，摄影机在升降架上自由运动，将不同楼面，不同居室的空间连缀一气，让观众视线透过前景的楼梯、栏杆和墙壁，将原本分离的场景，自然而然地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空间。他们居住的“浦江新村”成为了一个层层叠叠、极具纵深感的空间。一方面工人新村是除了肉联厂之外最重要的生活起居空间，人们按照同一个时间节奏生活作息，被有效地安置在一个时间序列之中；另一方面工人新村更是故事发生、发展和推动的空间，充满了戏剧冲突：早晨，大家鱼贯出门上班，号称“气象台”的大李成为了大家带不带伞的“指示牌”，楼上楼下集体行动；正是这个腰酸腿疼不爱运动的大李被老李、小李选为了体育委员；但到影片结尾处，“气象台”却失灵了。这样强烈的戏剧性对比被放在开头和结尾处，完整地拍摄整幢楼居民出门上班的场景，构成了较强烈的对比效果。原本在肉联厂，老李和“大力士”这两个“看不起”体育锻炼、不断逃避做广播操的任务也受到了“惩罚”，躲进冷库差点被冻死，不得不手舞足蹈地“运动”起来，可这样的结果并没有使他们改变心意。恰恰是工厂之外以工人新村为中心的生活空间被大李和小李有效地利用整合起来，使大李“慢慢来”的说服工作最终取得了成功。影片拍摄了几处场景：其一，大李误学“三虎”第六节儿童广播体操，父子俩在家齐齐联系，声音透过居民楼木质地板直接传到楼下老李处，使老李不胜其烦却无可奈何；其二，小李买回各种美术招贴画，贴满家中各处，无意中老李见一老翁打太极的图画，萌生心动；其三，大李的妻子被说服参加自行车赛，利用夜晚在楼下学习，最后勇摘桂冠；其四，大李通过做广播操摘掉了“气象台”的帽子……一种协调一致、团结向上的社会主义文化通过体育运动这种群众性文化活动得以构建，并在整齐划一的生活空间中以有序的方式予以推广。工人新村这个社会主义新型空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用以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通过八小时之外的日常生活进而影响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通过对私人空间和时间的新型安排进而构建起社会主义文化。唐小兵通过对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文化为了解决日常生活的焦虑，塑造理想的“新人”，试图“在上下班之间，在公共—职业时间（工作）和私人—业余时间（休息）之间建立起意义的连续性。时间上的连续性，便同空间上的整合性一道，预设编排出一套合乎规范的行为模式。”[87]电影《今天我休息》[88]中的马天民，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新人。马天民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就像电影标题告诉我们的，在他休息的那一天，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他却主动地介入到城市生活中，实现了从城市监管者向服务者的功能角色的转变：他在里弄里帮助搞爱国卫生运动的居民包饺子，帮助居民打扫里弄；在街道上劝阻骑自行车横冲直撞的行人；在工厂边帮助运小猪迷路的大爷；在医院里照顾昏迷的儿童；在旅馆里寻找钱包的失主。通过他的出现和行动，影片展示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工人新村、街道、工厂和医院等等。同时，也将马天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和时间作了一个生动的呈现，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马天民“个人的房间”只闪现了一小会儿。影片一开始，昏暗的灯光下是清晨的街道，马天民刚刚结束夜班，没休息多久就又“不见了”，原来又到里弄去做好事了，得到的评价就是“这个同志老是不肯休息”，“休息/工作”在这里成为了被凸现的一对概念，对于一个民警来说，他的全部生活——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私人的——都是和新村居民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完全公开的。这就打破了原来的城市文化，也即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决定性因素，“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裂。”[89]而社会主义文化则力图克服这种分裂。电影通过马天民这样一个模范形象，毫不犹豫地将一种如何处理个人和国家、集体的关系摆在了观众面前，并树立一个标杆：新的城市空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国家对于个人日常生活的介入和收编，将国家的政治追求编制进新的提倡生活的蓝图中去，表达的“正是克服工作和休息、工厂和家庭、公共时空和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的欲望。”[90]在马天民的周围，同样的人物均以集体利益为重，个人走出家庭，投身社会生产建设。影片并不否定个人及其家庭利益，而是强调改变获得个人和家庭利益的方式：不是从家庭和个人出发，而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发，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财富积累越来越多，个人及其家庭最终会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爱情”还是“工作”？马天民似乎设计了两条在实施方向上总是发生抵牾的行动线索：一是约好去会女朋友，一是为群众排解各种困难。这两条线索构成了马天民一天经历中种种行为所造成的情节冲突的两个方面：马天民越是急着去干赴约会，需要他排忧解难的事就越迫在眉睫。而这两条行动线索同时对应和突出了他性格中的两个方面：他为群众做好事时的热情认真，和他赴约会面对喜欢的姑娘是的木讷质朴。这两方面在对比中形成鲜明的反差，并且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围绕同一事件，一起纠结在他的身上。当为群众做好事和与女朋友约会二者不能兼顾时，马天民便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影片完成了对这种价值观的赞美和歌颂，完成了国家对个人利益的收编。这种取舍，简单而又明晰；同时，影片又不单纯将其定义为一种牺牲，当马天民的工作和爱情最终有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时，人们也能由衷地认同这种取舍。电影生动地表明了，爱情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必须从属于革命和建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个人才能获得幸福美满的爱情。三、 中心与边缘：社会主义城市的内在矛盾 上海的城市中心开始了新的转移，上海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新的变迁。“城市在其历史的某些时刻会经历及其突然、强烈的形式变迁，这时刻就会产生一些断层，城市在霎那间变得如此陌生，即使对它的居民而言。那谁又知道它将向什么样的新的状态发展呢？”[91]问题在于城市有其自身的记忆，记忆不是一条直线，未必顺序从头开始，最后整齐排列整齐地结束。漫长的记忆空间广阔浩瀚，城市空间的改造和生产并不能那么迅速地改造附有主观经历和独特情感的城市记忆。此时，城市的记忆和城市的改造之间具有某种矛盾性。它诡诈时会刻意强化，防卫时又会着力淡忘；越是变迁迅速，越是发展未卜，越是价值不明，越可能产生强大的怀旧情绪。随着上海的解放，工人阶级似乎成为城市空间的主人？表面上看，工人阶级以压倒性的力量占领了城市，获得了对城市空间的高度支配权，并从此获得了建设新世界的信心。资产阶级的城市面貌迅速成为一种灰暗的过去被抛入了历史的漩涡中，新兴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社区向人们提出了另外一种更加恢宏的制度，并且迅速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然而上海又仿佛还保留着某种“等级性”，被新政权征用的市中心以及当时“南下干部”普遍居住的“西区”与工人新村以及更破败的棚户区之间构成了令人触目的差异。这样的城市空间布局既代表了社会主义对上海这座殖民大都会的改造，同时更显示出暧昧甚至是退避的一面。在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对城市规划的几次重要实施方案中我们可以发现[92]：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扩大近郊工业区的建设和中心城区用地规模，而隐含其中的“中心/边缘”的矛盾重新出现。作为社会主义对城市的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曹杨新村为代表的工人新村的建设主要集中在上海中心城区的周边（很多是原地改造后原地安置），从而达到了人口疏散，工厂外迁的主要指导方针。[93] 城市的边缘被新的工人新村所填充，城市的中心地带却仿佛成为这场社会主义洗礼中的“边缘”。解放初期，上海市包括郊区在内的面积为61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仅82.4平方公里。由于狭小的地域空间难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1950年，将苏州河以西、中山北路以东的地区划入普陀区。同时，逐渐有计划地在市中心的外围建设了一批工业区和居住区。当初城市周边的近郊农业地带，如今已完全成为中心城区的一部分，而这一基础，正式始于50年代初期的职工住宅建设。例如，普陀区在1950年以建设曹杨新村为起点向市区西北部的开发，时至今日，已成为连接近郊嘉定区的主要地段。杨浦区在1952年以建设职工住宅发展起来的控江、鞍山、长白、凤城等新村，如今也已构成了城市东北部人口稠密的集聚点，并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变化很小的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1952年在长宁区境内建设天山新村的选位与布局，为向西部纵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然而，与城区面积依靠工人新村加以拓展形成意味深长的对比是，原中心城区作为文化/经济中心的空间地位被延续了下来：上海的全部市级金融机构都集中在地处原英美共同租界中心的黄浦区内；市级文化活动场所多利用租界著名的老建筑改造而成，如人民广场（原跑马场）、市工人文化宫（原“东方饭店”）、市青年宫（原“大世界”）、市图书馆（原跑马场主建筑）、博物馆（原“中汇大楼”）等主要都集中在黄浦区；科学会堂（原法国学校）、文化广场在原属法租界的卢湾区，市少年宫（原外商豪宅）、市展览馆（中苏友谊大厦，原哈同花园）在原属公共租界的静安区；而上海的市级商业街，也都集中在租界原繁华地带。不仅如此，原租界地区还成了新的城市政治中心，几乎所有市级党、政机构都集中在原租界地区，其中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中共上海市委的四分之三的市局机关都设在黄浦区内。与此同时，新政权的党政军各类进城干部，纷纷入住因外国侨民归国、旧政权军政权贵外逃、部分资方人员及市民外迁等种种原因而空出（或被新政权没收）的原租界洋房、公寓中。这些人员与留在上海没走的旧上流阶层、中等阶层的市民，共同构成了旧租界地区的主要居住者群体。[94]在《上海的早晨》的最后一部中，潘宏福陪着潘信诚坐着小汽艇游览着黄浦江两岸的景色，此时的潘家父子心情却是截然不同。潘信诚大有“江山一去不复返”之叹，而潘信诚却成为了新政权培养下“新人”的代言者：“放眼看着黄浦江蜿蜒而去，江上尽是中国船只，没有一只外国兵舰。曾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英国汇丰银行，现在已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大楼了，只留下一对铜狮子在守着大门。……他的眼睛出神地忘着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大楼上的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湿润的海风中飘扬。” [95]相信每一个上海人都曾经领略过这幢曾被称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的风采，它就是解放前的汇丰银行[96]。这幢大楼的魅力不仅在于以其华丽的外观成为这个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城市的骄傲，更因其深重的历史感记录了这个城市内部力量在空间上的冲突、妥协和变奏：展现为从原先殖民地时代的经济中心到解放后社会主义上海的新政治地标的变化过程。新城市政权中心的选址标志着与殖民空间的冲突与并置，并在这种紧张中成为又一个战略中心，“中心依然是中心……而继续促使城市发展、详细说明并使城市语境化，使城市各部分凝聚在一起的，就是不折不挠的政治剩余权力。”[97]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虽然宣称其目标在于消灭阶级，而实际上却对维持现状很敏感。1949年以后的新政权，在拥有管理城市空间权力的同时，也利用城市既有的空间秩序，便捷地建立它所迫切需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成功地将空间的权力转化为新政权及其权力支配层的现实权力。同时，被维持的空间结构也开始形塑、影响新的社会结构。在既存的空间秩序中，旧的社会空间结构得以部分保留，新政权虽然部分地改变了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却没有能真正改变其社会关系。于是，城市的“解放者”被一种城市的记忆结构所捕获，重新成为了城市的“主人”。在今天，需要我们反省的是，这样隐匿在符号覆盖下的是中心/边缘的分裂，一种在本质上仍然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可能性关系，这种在空间上得到组织的城市系统不断地得到了想象性的神圣化，从而遮掩于人们的视线之外。由此创造出来的新城市空间或许能够“使得这个阶层的人获得一种‘感觉结构’”，但随之而来的“某种归宿感、安全感甚至是一种存在的自尊”[98] 只会使人们深陷于拥有“整体结构”的美好幻象之中。这种幻象在当今上海最直接的后果和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方兴未艾的“怀旧热”。和人们通常把王安忆的《长恨歌》和“上海怀旧”划上等号不同的是，作家本人却把这部作品中对于五、六十年代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的详尽描述和追怀看得十分重要：“在排话剧的时候，他们也就觉得第三部没有意义。话剧到最后就很弱，电影、电视更加过头，连长脚都没有了。他们觉得这个结尾太不罗曼蒂克，本来是一个伤感而美丽的故事，却死在这么一个人手里。总之，他们不喜欢这样一个非常煞风景的结尾，重点是放在前面40年代，选美，三角恋，金屋藏娇。话剧还好一点，它把60年代看得很重。但事实上，从我自己来说，如果没有第三部，我绝对不会来写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在写脆弱的布尔乔亚和壮大的无产阶级。我跟他们讲，如果没有第三部，这就是一个言情小说。”[99] 而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是上海选美、片场奇遇，王琦瑶飘飘零零、转转悠悠又回到了上海弄堂。五、六十年代恰恰不过是一场旧梦缅怀，终究是停留在四十年代的纸醉金迷的背景上。我们在这里碰到了“怀旧”的悖论。从王安忆《忧伤的年代》所写的上海西区生活经验中也可以读解到，同样是“怀”五六十年代的“旧”，其笔下的忧伤和工人阶级的幸福恰恰呈现了一种分裂的：“这个电影院的名字叫‘国泰’，在我们所居住的街道的西边。在东边也有一个电影院，叫做‘淮海电影院’。这两个电影院虽然只相距两条横马路，情形却大不相同，它们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阶层的市民生活。”[100] 小说中的主人公固执地选择那情调幽暗、专放外国原版片的“国泰电影院”，使得上海作为另一种怀旧对象出现了。这里的城市空间在隐隐绰绰地骚动着人心，成为了一种莫名的忧郁与失落的源泉。也许怀念的只是一些凡人的寻常经历，流露出寻常的欢娱和失意——这些欢娱和失意甚至都不是新鲜的而是称得上稔熟，重要的是其恳切虔诚的笔调在不经意间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幅城市空间的画面：国泰正在一个两条马路相交而成的、浸染了城市时尚的街角处，那里分明遗留着旧上海滩浮纨故事的残余；而那些装满主人公青春记忆的后弄和后院就好像是一个长梦，纵然弥漫了日薄西山的凄楚亦成为了美丽的幻境。相比之下，那成批为工人建造的庞大建筑群仿佛是另一个家世微贱的世界而悄然隐身。这种恍然若梦的忧郁是对那个等级结构维护下的“普遍秩序”的追忆，重新又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经验相联系。表面上看，百年来的沪上繁华沧桑都在王安忆细腻写实的笔触之下得以缓缓地呈现。《长恨歌》之后的《富萍》，也表达了作家对六十年代上海的一种新的寻找和发现，企图走入“逼着破陋的梅家桥”，撇开那实际存在过的“历史真实”，另外拖出一个梅家桥式的棚户区，让它来充当上海故事的主角。然而这番敏锐和诗情，着意于上海故事新讲法背后的深刻用意是否得以实现？《富萍》以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富萍”又是“浮萍”的谐音。它讲述了这个叫“富萍”的苏北女孩因为婚约关系偶然来到上海寄住在“奶奶”那里。小说一开始就铺排了一种细致和絮叨的描摹：写奶奶怎样带东家的孩子，怎样体现她即自尊又诚恳的待人之道；写吕凤仙每天忙于生计的安排，她在邻里中的做人姿态；写戚师傅上门补马赛克、修地板，沉默耐心又细致地做活。《富萍》中几代移民，她们的日常谋生手段无非是帮佣、收拾破烂、运送垃圾、糊纸盒子、摆小摊等等。她们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状态中，默默地做着上海人所鄙视的“苏北人”；但是，正是在这种状态中，最能体现顽强生存意志和独立生活选择，充分地教会了富萍独特的市民文化：即在顺应和变通中融入城市的主体或主流生活，同时开创自己的独立生活。王安忆曾经这样表达过：“现在的人把爱情和性夸大了……事实上爱情只是很小的故事，爱情背后有很多很多丰富的故事”。[101] 富萍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了，她连接起两个大的场景和众多的人物，提供了一幅上海变迁历史中的生动人物画卷。如上所说，作者企图夸赞的正是上述六十年代初上海群体小人物踏实生活辛勤劳动的风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作者正是力图证明自身已经自觉抛弃了悲天悯人、居高临下式的写作姿态，而回归对于普通劳作者的辛勤赞誉。通过富萍的自觉选择——逃避一个既定的命运，而是嫁到一个比自己更加孤苦无依的家庭中去，从而将富萍汇入了和奶奶、舅舅等一样的独立自主的劳动者人群中去，将周围的一群人物并置在一起，组成了一幅硕大的群像图。作者开始热烈地赞美梅家桥人的朴素的生活状态，赞美没有被贫困、粗俗所损伤的人性的美好：如舅妈不仅聪敏能干，看准了舅舅是个有文化的人，实实在在地撑起了一个家庭；而且善良宽容，对富萍的悔婚最终采取了一种冷淡后的接纳的态度，仿佛“这里的人都没大记性”。最终这里的一切更改了主人公的心意，不仅选择了在梅家桥扎根，更选择了在梅家桥中的最具有底层性的一户残疾破落的家庭发芽，从而完成了从淮海路、到苏州河，再从苏州河到梅家桥的“乾坤大挪移”，让上海故事的叙述重心整个得以颠覆和重置。但是，作者对于梅家桥的生活形态的叙述则明显要流于形式化和概念化。她企图以一种欣然的姿态进入一个别样的生活领域——上海贫民窟，以同情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城市边缘棚户区的男男女女，注视着他们一幕幕生生死死悲欢离合的话剧，却又反而隔离了我们的感官，变得模糊和遥远了起来。相反，小说最具华彩的部分恰恰出现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即对于六十年代初上海日常生活场景、经验和生活状态的描绘上。经过奶奶逐步实践和考察后，她选定的最“适合”的帮佣的地方就是淮海路。小说从淮海路弄堂下午三四点钟的阳光开篇，一路写下去，使得奶奶的眼光和作者的眼光时而重叠时而分错。这条不深的弄堂和弄前小街的声、色、形、韵，成为了小说最具神采的地方。我们可以跟随着奶奶的目光细细打量着这一带的楼房、街道、住家，跟随着富萍的身影驻足店铺门前凝望。作者为了还原上海六十年代的市井小铺如零食铺子、零头布点、纽扣铺子，可以用上五六百字，在看似啰嗦的叙述中显示的是上海世俗生活的精致、琐碎，不光代表了一种陶醉其中的欣然，而更是一种深谙门道后的挑剔。“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还须格外地将这日月夯地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102] 弄堂里的富足闲适，织缀成了富萍生活的背景和底色，独立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真实空间，轰轰烈烈地占据了小说最跌宕起伏的乐章。《富萍》中还欣欣然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城市阶层：如在第二节“东家”中，详细地描述了“奶奶”的东家——从部队转业的干部——的生活，他们生活简朴，大大咧咧，却也爱上馆子、买沙发、看电影。小说还描写了另外“奶奶”曾经去过的虹口区的一位解放军司令的家。但无论是描绘和东家那样迅速适应了淮海路生活的干部，还是虹口大院里的森严刻板的生活，这些个居高临下的新的统治者正渐渐开始占据起原先的公寓大楼的世界，进而也开始享用起昔日十里洋场遗留下来的淮海路、南京路上的西服店、咖啡馆，开始继承起过去踏着圆舞曲做着繁华梦的殖民地遗风，形成了和新的社会主义规范混合并存的博弈程式。虽然绕过市中心的花园洋房，特别创造出“梅家桥”这样一片低矮的棚户区，可以概括的说为：“从淮海路到梅家桥” [103]的一种自觉选择。但这样一个有自觉、有慧心的作家，在处处与新意识形态编撰的老上海故事拉开距离的同时，早也就隐隐陷落于“上海梦”的幻景与恣意中，反而泄露了时代的症结与隐秘。 今天，正当世人惊叹上海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发展之时，以“重返石库门”为代表的怀旧情绪也在这座城市弥漫开来。许多人看到的是被改造成“新天地”酒吧一条街的石库门：它被伪装成老上海文化中最具情调的部分，在人们的编码和想象中重新被据为己有；它不仅成为了上海城市形象的有力代言，并且转化为营建中国现代性想象的神秘背景。上海城市空间的历史果真能被这般炮制的情调给迅速“浪漫化”吗？也许这个城市让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相信这样被塑造的城市形象，我们似乎也安逸和自得于这样的城市镜像。因为我们和这个城市息息相关，它的性格同样也写进了我们的生活之中，反而显得太过真实。文学文本的重要性在于提供给我们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一同来释放其中的多元结构，揭示其中的复杂体验；更从城市的符号表达这一领域追溯在现代生活中已经分崩离析的更直接、更具体的过去。然而，时至今日,这种恢宏壮大的社会主义城市想象却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即使过去的记忆残片仍得以拼帖在一起，也成为了一种无法再现其灵魂的记忆。偶尔流动的是一份怀旧者的不无隔膜的怅惘之情，更多充斥的是深刻的现实焦虑之痛。人们哀叹的更多的是，解放后的上海中心城区面貌迅速“衰弱”，上海曾有的都市辉煌如花凋零，往昔风流成了人们心中无法抚平的隐痛。由于资本与消费文化席卷而来，释放了惊人的“重构”城市的欲望和力量，上海正欢欣鼓舞地重新昂首迈进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潮流，如李欧梵所说：“上海终于在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灰烬里重生了”[104]。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样，在历经近40年计划经济主导的社会主义之后，上海重新成为一个寄托了国人欲望和梦想的乌托邦城市，一个巨大的市场意识形态的经济—文化符号。 “上海怀旧”的背后正是对殖民地时代的上海的迅速神话化：“她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105] 大都市的繁华，对外开放交流，对财富的崇拜与个性的张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又重新塑造了上海的城市历史和上海人的历史体验。以上海二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共有的“市场经济”及消费文化为基础，把改革开放后的上海与殖民地时代的上海直接连接在一起，成为了当下流行的上海史的叙述模式。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九十年代的上海分享了共同的城市记忆，这样的上海带着一种欣然的姿态再一次亮相并风姿绰约地在一派“Lignt，Heat，Power”中重新占据人们的想象空间。“想象的生产”从来没有停止过她的步伐，这种迫切的对城市记忆的重新书写表现了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寻求跨越式现代化发展背后的极大的焦虑和矛盾心情。一方面，它强烈地暗示了一种“历史一致性”：南京路和外滩巍峨富丽的西方式建筑的复兴不仅带给我们对过去的美好怀念，更重要的是为后革命时代提供意义，论证了上海当下现代化方案的可行性，表征了一种以上海方式命名的依靠国家力量驱动的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带来的结果是，这种叙述在时间的纬度上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的上海历史屏蔽于无形，出现了历史上的空白地带，它抹煞了其他想象的可能性。更进一步地说，当下流行的上海史的叙述模式所带来的是我们对于主流城市的理解；在这种主流理解的指导下，透过地理环境、交通安排、居民分布、社区构成和建筑样式……诸方面以“空间布局”的形式重新规划和改写了在现代城市中的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由此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城市的想象空间说成是完全失败，恰恰是一直“误置”，因为现代城市已经成为了一种“话语”，不仅全面规范了我们对于城市空间的理解，更将现在对过去的“否定”不断地“投射”到过去，不断诋毁那样一种鲜活的改造资本主义都市结构、营造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全面努力，并且以形象化地方式表达所有的改造都是浮光掠影，留下来的才是真实的生活： ……这是1957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安全。窗外飘着雪，屋里有一炉火，是什么样良辰美景啊！他们都很会动脑筋，在炉子上做出许多文章。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做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他们下午就来，来了就坐到炉子旁，边闲谈边吃喝。午饭、点心、晚饭都是连成一片的。雪天的太阳，有和没有也一样，没有了时辰似的。那时间也是连成一气的。等窗外一片漆黑，他们才迟疑不决起身回家。这时气温已经零下，地上结着冰，他们打着寒噤，脚下滑着，像一个半梦半醒的人。[106] 2009年12月3日改定 [1] 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毛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336页。[3] 参见亨利·列斐弗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中的关于“社会主义空间”的相关论述，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 参见林拓、水内俊雄等：《现代社会城市更新与社会空间变迁——住宅、生态、治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特别是收入此书中的陈映芳《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一文。[5] 王安忆：《长恨歌》，144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6] 张晓春：《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近现代上海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研究》，15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7] 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关于上海“世界主义”的相关论述。[8] 关于“城市意志”对“城市空间”所发挥决定作用的讨论，可以参看赖德霖：《城市的功能改造、格局改造、空间意义改造及“城市意志”的表现》，载《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9] 《上海解放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上海解放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这本书的前言介绍了《上海解放十年》的编辑情况：“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也是上海解放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上海各报刊发起了上海解放十年征文，发动广大群众以散文、特写的形式，来记录上海十年来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斗争……这本选集，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创作和专业创作的结果。”[10]张春桥：《攀登新的胜利高峰》，载《上海解放十周年》，3页。[11]参见张旭东：《上海的意象》，载《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12] 李欧梵：《上海摩登》11页。[13] 巴金：《“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载《上海解放十周年》，14页。[14] 亨利·列斐弗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48页。[15] 谢刚：《南京路今昔》，载《上海解放十周年》，55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16] 转引自戈温德林莱·莱特等：《权利空间化》，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3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17] 谢刚：《南京路今昔》，载《上海解放十周年》，557页。[18] 同上，555页。[19] 张忱：《文化广场札记》，载《上海解放十周年》，432页。[20] 同上，435页。[21] 同上，437页。[22] 同上，438页。[23] 亨利·列斐弗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62页，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24]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剧本最初发表在《剧本》1963年第2期和《解放军文艺》1963年第3期。[25] 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霓虹灯下的哨兵》，载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中国话剧选4》，27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6] 同上，237页。[27] 同上，237页。[28] 同上，276页。[29] 同上，277页。[30] 同上，287页。[31]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一，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2] 同上，11页。[33] 同上，13页。[34] 同上，161页。[35] 葛云熙：《租界》，见葛云熙等著：《沪游杂记·松男梦影录·沪游梦影》，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6] 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霓虹灯下的哨兵》，载《中国话剧选4》，323页。[37] 同上，324页。[38] 同上，324页。[39] 同上，281页。[40] 同上，300页。[41] 同上，302页。[42] 1957年江南电影制片厂摄制，汤晓丹导演。 [43] 巴金：《“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载《上海解放十周年》，10页。[44] 同上，12页。[45] 同上，13页。[46] 同上，13页。[47] 同上，15页。[48] 柯灵：《不夜城》，载《中国新闻学大系1949-1976·电影卷一》，414页。[49] 同上，436页。[50] 张春桥：《攀登新的胜利高峰》，载《上海解放十周年》，3页。[51] 同上，3页。[52] 同上，4页。[53] 同上，4页。[54] 谢炳锁、徐之华：《黄浦江边的钢城》，载《上海解放十周年》，198-199页。[55] 丁柯、蒋文杰、陈楚：《乘风破浪的“和平二十八号”》，载《上海解放十周年》，205页。[56] 舒文、于辉音：《工人阶级要做科学技术的主人》，载《上海解放十周年》，220页。[57] 靳以：《毛主席来了》，选自《上海解放十周年》，238页。[58] 舒文、于辉音：《工人阶级要做科学技术的主人》，载《上海解放十周年》，221页。[59] 同上，221页。[60]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三，122页。[61] 同上，124页。[62]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3] 参见周博：《设计为人民服务》，《读书》2007年4期。[64]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组：《普陀区现有工房调查报告》，上海普陀区档案馆藏。[65] 根据1948年详细的区域调查，上海棚户达70，000，居民达30万以上，也就是说，约是城市人口的10％。因为棚户四散在城市各处，加之其拥挤的状况，可以想见要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是很困难的。五十年代早期，另一项更为有组织的调查估计，在上海棚户区13万个不同类型的屋棚里，住有18－20万户人家。棚户区的总人口将近100万，或者说约是上海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66] 当年，由市政府派出的工作组经过实地调查，最后确定在中山北路以北、曹杨路以西一带征地建房。1951年9月，新村第一期工程正式动工兴建，仅花了7个月时间，便以大跃进速度完成了。[67] 如普陀区的甘泉新村，杨浦区的长白、控江、凤城和鞍山新村，徐汇区的日晖新村，长宁区的天山新村，黄浦区的长行新村等。[68] 柯灵：《不夜城》，选自《中国新闻学大系1949-1976·电影卷一》，41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69] 同上，440页。[70]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页154。[71] 同上，页155。[72] 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页79，黄煜文译，麦田出版公司，2002年12月版。[73]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页140。[74] 空间的“导向作用”是指空间与人物共同组成某一阵整体。由于空间知觉引起的联想，会使我们对人物的知觉带有一定倾向性与选择性。参见黄承元、周振明：《城市社会心理学》，页42，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75]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页150。[76] 参见张永华、王含芳、童惠民主编：《文明之路——曹杨新村街道社区建设成果荟萃（1951-1996）》，页19，中共普陀区委宣传部、中共曹杨新村街道委员会、曹杨街道办事处资料。[77]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页151。[78] 同上，页152。[79] 1952年10月，动工兴建曹杨新村文化馆，1953年春节落成开放，有简易剧场、评弹室、图书阅览室、乒乓室、弈棋室、文艺活动室和露天球场等场所（1958年春改名为普陀区文化馆）。同年新华书店曹杨新村门市部开业（1978年又新建为800平方米的书店大楼）。1959年，新建曹杨影剧院，于1960年5月开业，建筑面积有4800平方米，1000多座位，既能放映电影，又可供大型剧团演出戏剧和歌舞剧目，80年代后期进一步发展成拥有舞厅、大屏幕录像、游艺、卡拉OK等多功能文化娱乐场所。新村内2所街道文化中心（站），也颇具规模。曹杨新村街道文化中心依靠社会集资，于1987年建造了一座500多平方米面积的楼房，设有舞厅、老年茶座、围棋角、桌球房、录像室、卡拉OK、电子游戏等各类活动，成为新村内很有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场所。该文化中心的一支老妈妈合唱队，30年来，尽管人员不断更迭变化，歌声却从未间断。曹杨新村地区尚有曹杨游泳池1座，街道图书馆及少年儿童图书馆4所、少年儿童艺校（培训班）6所，舞厅6座，各居委会还设有老年文化活动室。1986年以来，在新村内曾先后举办“仲夏十二夜”、“仲夏家庭文化荟萃”、“五月歌会”、“新村家庭楼台歌会”、“曹杨之春”社区文化艺术活动周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80] 1952年5月曹杨一村建成后，6月即开设新村第一家商店——曹杨新村工人消费合作社，当时面积106.5平方米，从业人员49人，年营业额91万元。1956年更名国营曹杨综合商店，经营商品增多，除一家综合大门市部外，还有小门市部5家、菜场4家、食堂1家、小吃店4家、熟水店1家、理发店3家、洗染店及缝纫工场各1家，共有职工358人。全年营业额351万元。60年代起，区商业部门在新村街区陆续开设一些商店，使新村商业网点更趋完善。1975年除新村中心区有一个大型商店，各村还有中、小型门市部，另有一个通宵服务部。[81]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三，124页。[82] 董志凯：《新中国城市建设方针的演变（1949－2001）》，转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论坛·读书会，www.cul-studies.com。[83] 1949年，市政府邀请以希马柯夫为首的苏联莫斯科苏维埃专家小组来上海，提出了《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前途问题》意见书。意见书认为：上海市一个服务人口远远大于生产人口的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必须改造成生产城市。1953年，苏联专家穆欣来上海指导编制《城市总图规划》，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是：“住宅区要靠近工厂，到处都可以发展。”工人新村的建立恰恰对应了社会主义对城市改造的诉求:由消费型城市迅速向生产型城市转型。[84] 唐克新：《曹阳新村的人们》，载《上海解放十周年》，57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85]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三，124页。[86] 1962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谢晋导演。[87] 唐小兵：《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载《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14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88] 1959年由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鲁韧导演。[89] 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载《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页523，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90] 唐小兵：《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载《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144页。[91]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3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2] •市府制定：《上海市发展方向图草案》：“安排市区人口上四周扩散……原市区住宅区，面积共50万平方公里，拟配合新区建设，逐步疏散人口，达到每公顷300~400人之密度，留在原市区的人口可降至175万人以下。”另外中区为175万，新住宅区385万。•苏联指导制定：《上海市总图规划示意图》：根据苏联经验（社会主义改造城市的办法），“保留历史上已经形成了的城市基础，加以彻底的整顿，重新规划，合理的分布住宅、工厂、铁路、运输和仓库，使城市中稠密的人口加以疏散，创造城市居民的正常和健全的生活条件……根据城市特点，加以综合统一，使之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城市。”——强调城市四周都可以发展。•“二五”期间制定：强调“充分利用，合理发展”，12年内规划建设住宅1000万平方米。“平均每人四平方米，可以是100多万人的居住情况得到改善，某些人口密度在每公顷3000人以上的街坊，逐步减至1000人左右。”•《1958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初步意见》：“根据市区现有2700多万平方米正是住宅和460万平方米棚户简屋来看，其中60%左右是抗日战争前建成的大都已经陈旧，建筑密度很高。规划安排市区外围新建与旧区改造同时并举，近期主要以外围地区新建为主，为旧区大规模改建创造条件。……”[93] 《上海住宅1949-1990》中记载着这样的事实：“按照住宅新村距市区要近，充分利用城市原有的市政公用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住宅新村配套要权，提供较好居住条件的原则，规划了9个新村”，即普陀区的曹杨、甘泉新村，杨浦区的长白、控江、凤城和鞍山新村，徐汇区的日晖新村，长宁区的天山新村，黄浦区的长行新村等。这9个住宅新村用地127.8公顷，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建设住宅单元21830个，开创了上海成批建设住宅新村的道路。到了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实施期间（简称“一五期间”，1953年至1957年），住宅建设进一步扩大，又陆续开辟新的住宅新村。按照所谓“本着适当满足职工就近生产、方便生活的要求”，按照市区工业分布状况，规划设计了沪东的玉田、大连、广灵新村，沪南的天钥、龙山、东安、上钢新村，沪西的宜川、石泉、武宁新村，沪北的广中、柳营新村，呈现了环市区住宅新村星罗棋布，茁壮成长的局面。[94] 参见陈映芳：《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95]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四，550-551页。[96] 初成立时汇丰银行设在外滩南京路口，即今和平饭店南楼旧址。1874年，其业务已相当发达，房屋面积不够使用，遂以6万两银子，购下海关大楼南面西人俱乐部的房屋和大草坪，并进行改建和装修，成为当时还算豪华的一座3层楼房。到了1921年，此楼显得陈旧和落伍，于是，又以每亩4000两银子的价格买下其南面11号别发洋行、10号美丰洋行的房产，将老房拆除，委托公和洋行设计，英商德罗•可尔洋行承建。大楼于1921年5月5日开工，工程历时25个月，于1923年6月3日竣工。整幢大楼呈现出仿古典主义风格。平面接近正方形，占地面积9338平方米，建筑面积23415平方米。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均居当时外滩建筑的首位。1949年后，汇丰银行在华的分支机构停业，上海分行设立清理处，与麦加利银行一起搬到圆明园路兰心大楼内。1955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进驻大楼办公，直到1995年后，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迁入使用。[97] 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页349，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98] 蔡 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转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论坛•文化研究www.cul-studies.com。[99] 王安忆、张旭东：《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王安忆、张旭东对话》，转引自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文萃·文学研究www.cul-studies.com。[100] 王安忆：《忧伤的年代》，载《隐居的时代》，页322，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101] 《与王安忆关于小说的对话》，选自《钱江晚报》，2000年8月4日。[102] 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学》，1995年第七期。[103] 参见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104]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页352。[105] 同上，页4。[106] 王安忆：《长恨歌》页193。

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革命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于1948年秋天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后，当我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父母带着我离开的时候，解放军正在炮轰上海。我们一家搬到了日本，我就在1950年代充满着公众抗议运动的日本长大。当时，我父母在圣约翰的同事们经常从中国过来，到我们在东京的家来看我们，谈论中国的情况，晚餐桌上的谈话常常继续到夜深。正是大人们这些有关中国革命及其命运的热烈讨论，激发了我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兴趣。　　从我在198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到新近出版的《巡逻革命：工人纠察队，公民性与近代中国国家》（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我一直在试图解释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意义。今天的中国，从闪亮的天际线到无处不在的星巴克和大超市，看起来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时代完全是两个世界了。毛逝世以后的三年，我到南京住了一年。那还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票证的年代，我记得吃饭要用粮票，买衣服要用布票，大家都穿着蓝制服，吃的是不怎么新鲜的卷心菜和很硬的米饭。当时的留学生团体都比较同情中国革命，我们的生活也很革命化。清晨，跟着学校大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醒过来。我们中一些比较健壮的，但不包括我自己，就会以革命的热情冲出去随着广播早锻炼。我们互相之间以同志相称，还在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争论中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　　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巨大变革后的今天，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和革命经济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去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了纪念费正清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报告中是这样阐述举办会议的考虑的：“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 这一新的发展瓦解了我们从前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大叙述。”会议报告认为，历史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需要采用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革命已经不再能够指导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对20世纪以及21世纪中国发展的解读。　　我前一段时间去访问古巴。现在的古巴，还是到处可以听到西班牙语的革命这个词，不仅是官方的广播和官方的媒体在讲革命，老百姓也谈论革命。古巴人似乎对革命有共识，你随便问一个古巴人革命意味着什么，你会得到几乎同样的回答：第一是高质量的教育普及，第二是高质量的全民医疗服务。　　在中国，情况似乎不太一样，大家现在都不大谈革命。但是如果随便问几个人革命的意义何在，你都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中国的革命太多了，所以大家对革命都有不同的看法。从近现代史上来说，从太平天国革命到辛亥革命，到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然后又有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些人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说成是一种革命，革命的范围非常广泛。每一次革命，都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后果，而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人们也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些重大事件。也许这也是中国人不爱谈论革命的一个原因。在上海的马路上，你听到的都是对购物和股票的议论，而不是阶级斗争之类的事情。然而，我却要说，历史学家只有把今天的中国及其改革开放时代所取得的惊人的经济发展放在中国革命的背景下，才能对之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革命的影响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仍然显而易见，研究中国革命，才能懂得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每一步发展，都受到前一次革命运动的影响。对最近这一轮的经济革命，也必须在前面所发生的那些革命的基础上来理解。在其他国家中，革命的历史同样影响着今天的发展，我自己的国家美国也是如此。美国18世纪革命对于今天美国政治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意义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就地域之广和多样性来说，可与中国粗略相比的自然是印度了，后者在近年来也开始启动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自由化计划（其计划开始于1980年代，但只是在该国于1991年发生全国性经济危机之后才显示出特别的紧迫性）。然而，这两个亚洲巨人之间差异极大的改革模式，不仅使人们联想到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及政治制度。无论如何 ，这两个国家近年来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 就经济增长的几乎每一个要素而言（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平均收入、工业化、生产总量、出口量、资本流动、外债，等等），中国远远超过了其邻居的发展速度。而且，就基本生活指标而言，如文化水平和生活期望值，中国也远远超过了印度。　　那些试图解释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差异的学者，对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做出了互相矛盾的判断。有些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印度在经济改革上有优势。但有些学者则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它的经济改革不如中国那么有效率。不管印度的情况怎么样，中国现代经济的基础，是在毛泽东的年代里打下的。毛泽东的革命，开始于中国农村，1949年以后，他仍然关注着中国农村。中国的农村在政府的关注之下，有了很大的改变。毛泽东对农村的一系列政策，虽然有消极的方面，但是也有积极的方面。特别当我们比较印度的情况时，这些积极的方面就变得非常明显。　　在1949年，国际学者大多数都认为印度工业化发展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景，会比中国好得多。因为当时印度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另外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训练了一批行政官员，建立了规范的官僚机构、行政系统，以及非常成熟的英国式的司法系统，这些都是印度的优势。但是30年以后，即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在这几个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印度。美国著名地理学家Rhoads Murphey教授认为中国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要归因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义无反顾的投入和三个相关方面的优势：即计划经济，革命的意识形态，被革命动员起来的民众的巨大力量。”几年之前，印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中国的优势正是印度的弱点，即印度没有对农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有足够的投入和关注。50、60、70这几十年的毛泽东时代，我们有很多可以批评它的地方，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为农民提供的基本医疗和教育，以及农村道路水电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就不可能有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如此看来，费正清中心纪念会议的前提，即“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是有问题的。相反，中国经济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并能持续发展的原因，应该到革命里面去找。　　在谈中国革命之前，我们应先给它一个定义，即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谈中国革命。但是如果把中国革命定义在一种或两种意义上，我们就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中国革命，经历了那么长的历史年代，又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很难仅以一概全。　　今天我想讲讲我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意义的看法，我这一看法是根据我最近正在进行的对安源煤矿的研究中得出的。在这里，我首先想感谢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先生，是他把我带到了安源。前几年的夏天，我和于建嵘先生一起到安源地方去做调查。但在感谢他的同时，我要做一个声明：我在这里所阐述的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于建嵘先生不付任何责任。　　我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这一阶段，非常有兴趣。这一阶段，即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有很多年轻的、热情的共产主义青年，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去。 其中一个就是安源煤矿，在那里，他们非常积极地开展工人运动。像安源这样的案例，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图形，即共产主义的活动家，是怎么在工人群众中找到愿意听从他们、愿意跟着他们一块闹革命的人的一种方法。　　虽然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对中国革命进行研究的专著，但是我们似乎仍然不能回答这么一个问题：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这些1921年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怎样以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主义来吸引社会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的。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其他的革命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中国革命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中国儒家的传统当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他们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很大，他们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情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共产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如何吸引这么多人参加革命的呢？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完全以一种革命的姿态来接受西方传过来的民主理念，从而反对自己的儒家文化传统。但他们还只是一小部分人，而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在观念上有彻底改变。那么这么一小部分的革命青年，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将他们自己所信奉的新的思想，传播给大众并让大众信服呢？　　我认为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掩盖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社会精英的身份，而是利用这样一种身份。他们就是以一种领导阶层的姿态，以一种知识精英的姿态，出现在老百姓面前。把他们的理念，首先灌输给乡村中的一些上层绅士，再通过他们，让下层的老百姓也同样接受。用“接受”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接受他们的理念，二是接受他们的身份，即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精英，作为一个领导阶层，在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合法性地位。所以我认为中国革命呈现了一个悖论：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一场反对他们自己传统的革命。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充分利用传统中国社会所赋予他们的领导者的角色，而宣传了一种其实是反对儒家、号召大众性的革命的这样一种运动。　　我今天要讨论的案例，就是安源煤矿。在1920年代初期，安源得了一个绰号，—— “小莫斯科”。为什么被称为“小莫斯科”呢 ？因为那些热情彭湃的青年革命家，都聚集到这里来，聚集到一个他们认为是工人聚集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时，毛泽东负责湖南的共产主义运动，他马上就把安源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地点。这里有几点原因：第一，安源煤矿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有超过一万的工人聚居在那里，所以它是一个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第二，安源在江西的西边，而毛泽东主要的活动地方是湖南，这两省是毗邻的，有很多安源工人都是湖南人。　　在 “毛主席在安源”这幅画中，毛主席穿着长衫——知识分子穿的衣服，向工人群众宣讲革命。画这幅画的画家刘春华，在创作这幅油画之前，专门去安源访谈当年那些老工人。那些老工人告诉他，毛主席来的时候，穿的是长衫，是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当时非常的感动，说：“读书人从来不到我们这种破地方来的，竟然一个读书人来了。”那些老工人还说毛主席下井了，到井下去和工人们交谈。他们非常深刻的记得，毛主席当时问他们：“你们上过学没有啊？识不识字啊？”他们说：“我们都没钱吃饭，哪有钱上学啊？”“那你们喜不喜欢上学啊？假如说学堂是免费的，你们去不去啊？”“那我们就去啦，我们都想上学，我们子孙也想上学，我们都想学点知识。”毛主席就说：“好，明年我会派一个教师过来。”　　一年还没到，毛泽东就派一个人去了，派去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立三。李立三当时刚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了他很多古典文学，工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师。　　安源属于萍乡县，而萍乡县的县长不喜欢白话文，他非常推崇文言文。所以李立三到了安源以后就用他最漂亮的文言文，写了一个要求在安源办学的建议，那封信写得非常漂亮，县长就批准了。李立三在这里办了一个夜校，他穿着文人的长衫，挨家挨户的去访问当地的工人家庭，动员大人小孩都来上夜校。因此他得了一个绰号——“游学先生”。　　一天晚上，夜校的学生在读报纸时，看到一条新闻 ，即上海的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那些工人读了后，就去找李立三，说：“我们能不能也成立一个工人俱乐部？”李立三非常高兴的答应了。李立三成立的是一个工会，但它的名字叫工人俱乐部。李立三是在开展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工人动员起来参加中国革命。所以他办的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编写的教科书都能很好得结合在一起。　　李立三很聪明地通过传统的手法，来达到他动员工人参加革命的目的，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狮舞。湖南，江西的传统，每逢元霄节的时候，一定会舞狮，地方上的武术高手，就在本地的舞狮活动中大显身手，以这样的方法，来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来跟他们练习武术。李立三就找了一位武术高手，在元霄节的时候，把狮舞舞到了安源地方精英每一家。在舞了一天后，他后面就跟上了几百名青年要跟他学武术了，他最后没有把这些年轻人带回家，却舞到了夜校。到了夜校以后，他出乎意料的宣布：“夜校李先生教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学打了，也不再教拳了，只有读好夜书，才能走正路，要读书就跟我们去。” 这些青年加入夜校后，很快又加入工会。工会就在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举办了一个仪式，庆祝新的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在这个仪式上，李立三领着头，所有工人俱乐部的工人跟在他后面游行上街，走遍了整个安源。他们一边游行，一边高呼口号“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劳工万岁！工会万岁！”。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个八人抬的大轿子，一般来说，地方上的这种庆典，轿子上抬的都是土地神等一些民间宗教中的神，但是这一次，抬的是一尊马克思像。　　工人俱乐部发展了大概有五六百人，这对于安源整个的工人群体（大概有一万人）来说，它还是个小数目。但这五六百人非常热情的投入到了他们的工作中，并做得很好。　　这一年夏天，也就是1922年夏天，毛泽东再一次来到了安源，他认为李立三的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于是他认为举行一次罢工的时机到了。他在回到长沙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李立三，指示他应该考虑怎么来举行罢工了。毛泽东对计划中的罢工，引用了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哀而动人”，要感动周围的人。他的主要目的，是举行一个非暴力的罢工行动，从而取得安源地方上老百姓的同情。　　在罢工开始前的几天，毛泽东又派了一位青年革命家去安源，这就是刘少奇。一般人对刘少奇的印象是头脑比较冷静，毛泽东就是怕李立三太冲动、热情过度，可能会导致罢工失败。而他们两个人，可能是领导罢工的最好的组合。这次罢工进行得非常成功，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李立三能够争取到当地上层人士 (尤其是地方洪帮大头目) 的支持。这些上层人士(象李立三父亲的好朋友，萍乡商会的领导) 出面来调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所有罢工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没有一点暴力。　　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安源赢得了“小莫斯科”的称号。李立三离开了安源，到其他地方去继续做工运。刘少奇在安源又继续呆了三年。在这三年过程中，夜校越办越大，从一个夜校发展成了好几个夜校，人数也扩展到了上千人。工会也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当地造了一所大剧院，这是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建筑。在这个大剧院里，工会的成员上演各种各样的戏曲、音乐会、演讲，或是举办艺术展览，吸引了地方上和周围地区、甚至全国各地的人们。安源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实验田非常成功。此外，工会还设立了阅览室，订了各种各样的书报，工人们在能够读书识字以后，可以在阅览室里自修。　　国民党在1928年国共关系破裂以后，进行了清乡运动。在清乡运动过程中，他们在安源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在关于为什么会在安源遇到这么大阻碍的报告里，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共产党的红色教育。这个报告指出，在30年以前，安源的工人都是土包子，什么话也不会说，什么事也不懂，大字不识一个。但是李立三到那办了夜校后，安源的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变得非常有组织，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话，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并能做非常有条理的发言。国民党对此感到惊讶。但是最后清乡还是把这个小莫斯科给清掉了，安源的共产主义被镇压下去了。　　1930年秋，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建立了中央红军，他们到安源来征兵。毛泽东这一次不再穿知识分子的长衫，而是穿着红军的军装。很多安源的工人们，也都穿上了军装，有几千名安源工人参加了红军。很多安源工人参加红军以后，担任了红军政委的职务，有十一位安源工人后来成了将军。从1921年到1930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从以教育为主的活动，转变到了军事革命。但是如果没有前一阶段共产主义的红色教育，就不可能有后一阶段革命运动的成功。　　在许多国家的革命当中，文化人和教育都很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革命运动，有像中国革命这样的强调教育的功用，强调革命家作为教育家的功用。中国革命，包括毛泽东本人，对儒家的传统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在革命运动当中，一直都非常强调对老百姓普及教育。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革命投入，它所获得的回报是非常巨大的，不仅在战争年代，就是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教育的回报也是非常明显的。　　去年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了91％的识字率。而印度，识字率只有59％。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像这样的在识字率方面的差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说明为什么印度在经济发展上，与中国有这么大的差距。今天我的演讲选择教育这个问题，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教育这个问题一定都非常关心，也一定会有一份普及教育的责任感。在革命初期，像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不仅是他们自己，更是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所以他们就把教育从大学殿堂带到了民间。　　在今天的中国，大家不再以同志相称，也不再早上伴着革命歌曲醒来，我们现在也不再用粮票、油票、布票，并且物质极为丰富。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就不再需要革命了。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我们还是要非常郑重的考虑革命对我们的意义。对于普通的工人农民来说，现在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家庭的医疗费用，都已经到了几乎是很难承担的地步。在我看来，中国革命的一些传统，还是非常值得保留的。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也都会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即不仅考虑自己的教育问题，也要考虑为整个社会提供优质的普及教育的问题。在我看来，知识精英在这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文是作者2006年6月2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演讲）

编者按：程绪珂，出生于1922年，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上海市建委科技委名誉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局长、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副主任，离休后着重研究园林绿化走生态化途径这一重大课题，曾两次获得建设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并获得全国绿化奖章，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日前，记者就生态园林这一主题登门采访了她。 　　她，博闻强识，子承父业，投身园林奋斗64载，至今不辍。她，在特殊年代，虽身陷囹圄，仍苦苦求索事业困境的破解之路。她，高举生态园林的旗帜，坦荡荡地接受异议和质疑，凭着坚韧与魄力，为上海今天的绿化格局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然而，在与笔者交谈过程中，88岁高龄的她强调最多的一句话却是：“我只是沧海一粟，我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她，就是原上海市园林管理局首任局长、我国著名园林专家程绪珂。 　　记　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您就致力于生态园林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源起是什么？ 　　程绪珂：其实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生态园林理论的人。我父亲解放初期在课上就曾提出过城市园林建设要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但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文革期间，园林事业跌到了谷底，我也被迫离开了园林岗位。那时我脑子里就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开展政治运动时，园林老是挨批？明明是业务上的事为什么偏偏扯到政治？”我把父亲的言传身教与自己20多年的实践仔仔细细地梳理总结，终于找出了一个答案：以往园林绿化有一个重要误区就是单纯为了好看好玩，属于装饰性的，因此被贴上了“城市美容师”的标签，而没有认识到园林的生态功能，所以事业越做越小。后来，我重新回到岗位，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看到园林绿化已列为环境建设之一，并有了较大发展，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加快研究的紧迫感。 　　与程绪珂一样经历过那段特殊的岁月的园林人都在深刻思索着园林的过去与未来，“生态园林”理念的萌发，如石入湖心，激起了层层涟漪。1986年5月，中国园林学会城市园林与园林植物两个学术委员会在温州市联合举行“城市绿化系统、植物造景与城市生态问题”学术研讨会，会上正式提出了生态园林概念。此后，《生态园林论文集》（1990）和《生态园林论文续集》（1993）陆续出版。程绪珂在两本论文集中都发表了对生态园林建设任务、目标、标准等内容的专论，并提出生态园林建设的6种类型：观赏型、环保型、保健型、知识型、生产型和文化环境型。 　　记　者：那时上海是一种什么反应？ 　　程绪珂：我的一篇关于生态园林的讲稿被《中国日报》刊登，当时上海副市长倪天增看到这篇文章，叫我在上海区、县长绿化会议上讲生态园林，并且当即决定在普陀区和黄浦区的一些居住区率先开展试点。 　　1989年，在倪副市长的支持下，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和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将“生态园林研究与实施”列为科研课题，在居住区、庭院、工厂、绿地等地搞了26处试点，并设立了11个巡查点，注重景观与功能结合，强调环境的使用性、活动性、观赏性和保健性。199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主办了全国生态园林研讨班。此后，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生态园林的研究队伍中来，像天津、石家庄、宁波、中山等一些城市也进行了实践探索。 　　记　者：生态园林的核心要解决什么问题？ 　　程绪珂：生态园林建设的核心就是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尽管生态园林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我个人认为生态园林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园林的经验，遵循生态学的原理，建设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科学的植物群落，建立人类、动物、植物相联系的新秩序，达到生态美、科学美、文化美和艺术美。以经济学为指导，强调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并重，应用系统工程发展园林，使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步发展，实现良性循环，为人类创造清洁、优美、文明的生态环境。 　　记　者：这对园林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您的解决途径有哪些？ 　　程绪珂：生态园林建设必须要把环境保护事业和园林绿化事业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的园林工作者一定要打破旧的思想框框。第一，要打破唯观赏论。园林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园林工作者要以生态观念来规划园林，大力开展低碳、碳汇植物群落的研究，为后代留下清洁的环境；第二，要打破“城市围墙”，坚定地走城乡绿化一体化的道路。城市经济是强势，生态是弱势，农村经济是弱势，生态是强势。在加强城区绿化建设同时，必须依托农村高质量的生态环境，通过城乡之间的绿色廊道，缓解城区的热岛效应和污染压力；第三，要打破狭隘的园林植物观。凡是植物，不论是蔬菜、果树、药材还是粮食都可以为我们园林所用，尤其是木本油料类的能源植物和其它具有生产功能的植物，更要引起我们园林工作者的重视；第四，要打破以往园林光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的形象。 　　绿地属于特殊的社会公共商品，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科学地进行绿化效益计算，比如像绿色GDP这类衡量城市生态水平的指标，能为城市管理者提供更有力的价值分析和决策支持。只有把生态、社会和经济紧紧结合起来，我们的园林事业才会越走越开阔，越干越光明。 　　1992年，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活动在全国铺开。2004年，建设部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并印发了《关于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意见的通知》，而且只有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的城市才能申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两个创建”得到了全国各省市政府的积极响应，深圳引人瞩目地成为首个示范城市。 　　记　者：您觉得可不可以跳过“园林城市”直接进入“生态园林城市”的创建？两个创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程绪珂：人均公共绿化面积、绿地率、绿化覆盖率是“园林城市”的硬指标，强调城市的绿量，为绿化基础薄弱的城市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量化目标，为以后打好底子。“生态园林城市”是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城市。建筑要向绿色建筑发展、城市经济要向循环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要向整体综合发展、城市环境要向生态景观发展、城市社会要向生态文化发展。“生态园林城市”的评估更注重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与“园林城市”的评比标准相比，增加了衡量一个地区生态保护、生态建设与生态恢复水平的综合物种指数、本地植物指数、城市热岛效应程度、公众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满意度等评估指标。 　　我认为，两个创建是递进累积的关系，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建设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环境良好，三者循环促进的人类居住形式的高级阶段。它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时间上需要分解成逐步逼近的不同阶段，在空间上需要重视示范效应，不能一哄而起。城市可以带着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来创建园林城市，高标准地要求自己，将园林与农林大环境结合起来，制定广义的绿化系统规划。城市的管理者要有这种预见性。 　　记　者：通过不懈努力，2004年，寸土寸金的上海获得了“国家园林城市”的称号，尤其在中心区绿化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为特大型都市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有人说那是因为上海市“家底厚”，您怎么看？您觉得上海最有价值的经验是什么？ 　　程绪珂：这个跟家底厚不厚没多大关系，重要的是上海改善城市环境的决心，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典型的代表是2001年开放的上海延中绿地，目前是市中心面积最大的公共绿地，总面积达23hm2。它的建设就是为了缓解市中心越来越严重的热岛效应，可以说是“形势所迫”。为了跟踪绿地的降温降噪效果，园林部门设置了监测仪进行长期观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数据，为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记　者：上海有没有走过弯路？ 　　程绪珂：大家都常说上海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的确如此。上海人欢迎新的理念、新的做法，吸收起来也快，但不是简单的照抄。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当然也走过一些弯路。刚刚改革开放那时，大家都出国去学习而且想搞些新东西，那时刮起了“巴洛克风”和“草坪风”，后来又是“大树进城风”、“彩叶树风”等等。但上海园林界很注意反省、总结这些实践的对错。一些不好的做法自己慢慢修正或者改掉了，因此总体上是健康有序的。 　　我想重点谈谈“大树进城”。我同意种大树，但我不赞成挖别人的山头滥用野生植物资源、破坏别人的生态来满足自己环境的做法。这既违背了城乡绿化一体化的方向，而且胸径在十几厘米的树苗几年后比外地搬来的“砍头树”实际表现也更好。在工厂、道路改造过程中有许多能够再利用的大树，我们可以通过专门部门储备起来，还有就是从正规的集约化生产苗木基地定购大树，这些都是可取的做法。在上海的市政工程中还是比较注意这点。而一些开发商为了尽快把楼盘卖出去，搞速成景观，廉价从外地挖大树，又缺乏科学的养护手段，使得大树的成活率就更低了。这种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牺牲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做法十分令人心痛！好在，大家现在对这一点都有重新认识。 　　记　者：上海下一步的目标放在哪里？ 　　程绪珂：按照联合国对于生态城市的要求绿化覆盖率要在50%，人均绿化90m2。上海要达到这些指标需要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奋斗。因此，在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立“生态型城市”的目标，作为向生态城市努力的阶段性目标，而没有盲目地提出要建立“生态城市”。所谓“型”，就是式样、类型、模子的意思。 　　这一战略目标的实施时限为5 0 年， 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2010年，5年建框架，5年创国内领先，基本达到清洁、优美、舒适的目标，其中绿化前5年达到国家园林城市，后5年构建创建生态园林城市的框架；第二阶段是2011-2030年，求质变、上台阶，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其中2020年绿化基本达到生态园林城市标准；第三阶段从2031-2050年，资源高置换化，产业高效益化，流通高节能化，环保高质量化，绿化高功能化，社会高祥和化，管理高现代化。 　　记　者：20多年前，您曾预言过园林发展的方向，一是生态学原理和实践的引入与结合；二是包括生物工程、计算机等新技术在园林上的应用。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您能否再谈谈对未来园林发展的判断？ 　　程绪珂：思想还要再解放。世界那么大，考虑问题要广，不要狭隘。北京最近在提“广义的绿地系统”，很科学，符合生态观念。它把农林、江河湖海山等自然资源都包括在内，同时避免了与农争地、与林争地的情况。因此说，思想观念要改变，总是老一套不行。 　　此外，植物群落功能要在定性的基础上做更多的量化分析，例如哪些植物在一起能最大地发挥汇碳功能，哪些植物配在一起能最好地发挥降温作用，哪些可以对人体的心、肝、目等部位有好处。这些我们跟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对100多种植物开展过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还远远不够。植物材料是建设生态园林持续发展的主体，如何更合理、科学地做好植物造景，还有许多工作。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在园林行业的反映。 　　我们要有自然资本储备概念。自然资本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而且目前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衰退。生态园林建设在城市中承担着创造人工“第二自然”的重任，它所创造的生态效益是自然资本的储备。 　　未来园林还应该在传承文化方面下更大功夫。现在很多城市都开始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地域文化，园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但目前有的设计手法比较生硬，符号多，底蕴浅。台北植物园潘国俊博士将《诗经》中提到的植物收集起来，在“诗经植物区”中展览，自然科学与古典文学能融为一体。游人既能品味诗句，又能了解植物的形态和历史，一举多得，寓教于乐。这种动脑子的做法，值得借鉴。 　　程绪珂一生主编、撰写的书稿众多。1984年陈俊愉院士与她共同主编的《中国花经》，历时8年完成，有“中国花卉百科全书”之美誉，至今仍是国内花卉专著方面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随后又用8年时间主编了《中国野生花卉图谱》。2006年她的再一本8年之作，与胡运骅共同编写的《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出版。该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并获2006首届全国“三个一百”原创科技图书奖。鲜为人知的是，程绪珂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一度陷入左眼失明的病情。为了能完成这本书，八十多岁的她“豁出去”接受了激光治疗。 　　记　者：您是“三个8年三本书”。现在您的健康状况如何？能否再跟我们的读者聊聊《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的情况？ 　　程绪珂：身体不太好，但上海有好的展览之类的活动，我还会跟老朋友一起去看看。对于《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这本编了8年的书，我想说，它是在动态实践中摸索着写出来的，能够顺利出版完全是依靠了全国几十位业内同行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专长和才能，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集体力量的伟大。在编写这本书之前，我去了三四十个城市参观学习，跟同行们探讨生态园林；编写过程中，又得到了许多鼓励和支持，因此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尽管这本书获得了一些荣誉，但与现在的形势仍然有距离，不是十全十美的，仅仅是生态园林理论与实践的开头。现在我们都年纪大了，但事业的发展不能因人的轮换而更换，理论与实践总是在不断发展，希望我们的中青年一辈园林人能与时俱进，继续事业，沿着这条“自然之道”走下去。 　　记　者：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您身体健康！

  “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是否能与中国做出相当的努力？”致美国气候特使Todd Stern的公开信 我们，以下署名的中国的个人和组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即将于10月4号在中国天津举行之际，特此发表致美国气候变化特使Todd Stern的公开信，并希望通过他将我们的诉求传达给美国政府。我们呼吁：美国应停止利用中国来转移视线，以避免全世界对其国内种种失败的关注。应对气候变化，美国至少要做出与中国相当的努力，而不是继续利用中国作其不行动的借口。美国呼吁建立一个对其本国，中国，以及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对等”的国际协议。一些美国舆论表示中国应该率先减排。我们认为这些说法严重违背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更加不符合事实情况。中国近年来经济迅猛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过百分之四十人口的卫生条件仍然没有提高，百分之十八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源没有得到改善。然而，中国并没有回避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事实上，中国的所做出的努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  ·         美国依然是对导致气候变化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以其不足世界5%的人口，美国在1850年到2006年间的累计碳排放占到了导致气候变化的全球碳排放总和的29%。而中国的人口占到了全球的20%-22%，同时期的累计碳排放仅仅是全球总量的8.62%。 ·         根据2008年的数据，一个平均美国公民的碳排放（19.2公吨），仍然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4.9公吨）近四倍。 ·         2007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全面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美国仍然没有建立针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立法。 ·         中国的机动车燃油效率标准与美国相比更加严格。双方具体标准分别是，中国：34英里／升，美国：27英里／升。 ·         中国对清洁能源的投入远远超过美国。2009年，中国投资清洁能源346亿美元，占到GDP的0.39%。然而美国的同类投资只有186亿美元，占到其GDP的0.13%。 ·         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机组的装机总量逐年翻番，同时关闭了上千家高能耗低效率的小火电，小钢铁企业。相比之下，美国的可再生能源的增长率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 ·         中国承诺到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美国承诺到2020年的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17%。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分析和计算，中国的承诺大概等同到2020年减排25 亿吨二氧化碳，大约是美国承诺的三倍（8亿吨）。 我们承认中国不完美，也许它永远也不可能完美。在另外一封致中国气候变化特别代表谢振华的信中，我们讨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并且能够如何更好的应对包括了气候变化在内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 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不是，也绝不能继续被美国用来当作其不作为的借口。尤其是中国已经做出了严肃的承诺，迈出了切实的步伐。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作为对导致气候变化负有最大历史责任的国家，必须履行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以及巴厘路线图框架下的义务。我们呼吁美国尊重联合国进程，并且做出其应有的贡献，而不是破坏弱化联合国进程，并成为附件一国家的挡箭牌。尽管按照奥巴马总统的说法，美国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它依然是附件一国家中唯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美国没有能够建立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立法。它承诺的减排量相当无力：到2020年仅仅比1990年减排3%-4%。更有甚者，在美国国内的失败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它还试图通过聚焦中国来转移大众视线。尽管，如上面的数据所示，美国多方面减排的努力都落后于中国。 然而，不要说向中国看齐，美国还非常有可能破坏中国的努力。九月九日，美国联合钢铁工人工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了请愿书，控诉中国非法补贴其清洁能源产业，要求美国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起诉讼。此事件不禁让人怀疑，现行的世贸组织条例是否过度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为公共利益采取行动的能力？在这个案例中，中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实施的政策受到了攻击。 美国在谴责中国碳排放量不断上升的同时，还攻击中国为摆脱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而大力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这是相当讽刺的。利用国际贸易系统来相互指责，甚至试图颠覆别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只能让我们走向倒退。我们需要的是合作与良性竞争，一场积极向上的，面向未来的赛跑。 作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我们并不孤单。在一份名为“美国应是什么角色？-给全球其他国家的问题”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分析中，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组织纷纷表达了他们对美国口头承诺与现实行动差距越拉越大的担忧。他们说：      在巴厘，多方要求美国：要么领军，要么退出。如果美国要真正的发挥领导作用，必须改变其现行的思维方式：美国必须承认自己没有能力领军，至少不是现在。与为取悦于国内人民而强行冒充领导相比，建立全球框架和提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力度的任务要重要的多。 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通讯中，一个美国知名环保组织说：       很明显在这个时候国内政治不会允许美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奥巴马政府必须停止其假意领军的做秀行为。现在全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危机要求所有发达国家提高其应对力度，而美国低减排承诺和目前的行为只会让其他国家向其低水平看齐，必须立即停止。 我们认同来自世界公民社会这样的声音。是时候要求美国停止利用中国作借口，切实的做出任何他们可以承诺的行动了。因此，在这里我们向美国提出挑战。我们呼吁美国在今后的五年中逐年翻番其太阳能风能发电机组装机总量。美国至少应该做出与中国相当的努力；做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它需要做得比中国多得多。以上提出的挑战就是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努力的方向。    汪晖教授，清华大学 郑易生研究员，中国社科院 于晓刚博士 张海滨教授，北京大学 贺雪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林春教授，伦敦政经学院 强世功教授，北京大学 董叙霖博士，联合国退休人员 李立，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梁帆博士 徐向阳教授，中国矿业大学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严海蓉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潘毅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绿色流域 绿色浙江 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绿色江河 绿色和平，中国 绿色昆明 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以下签名组织，支持中国同事在本信中表达的立场： Third World NetworkNord-Sud XXICOECOCEIBA - FoE, Costa RicaCampagna per la Riforma della Banca Mondiale (CRBM), ItalyCESTA, Friends of the Earth El SalvadorPan African Climate Justice AllianceTebtebba Foundation (Indigenous People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sian Indigenous Women's NetworkWorld Volunteers for Development, TogoThe Solar Generation, Zimbabwe World Information Service on Energy, NetherlandsFriends of the Earth Malaysia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Penang 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Action 2030 Institute, USAFriends of the Earth, Eng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Jubilee South - Asia/Pacific Movement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致中国政府气候变化特别代表解振华的一封公开信 当今，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世界、也为世界所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从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各种自然灾害，警钟将人们从工业化文明的迷思中震醒。人们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今年十月4日到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在天津召开。这是自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签订以来，相关谈判首次在中国举行；也是今年墨西哥坎昆会议之前最后一次谈判会议。我们，以下署名的中国的个人和组织，在天津会议举行之际，特此发表致中国政府气候变化特别代表解振华的一封公开信，表达我们的思考和诉求。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工业化进程历史短暂，人均GDP处于世界落后水平，仍然面临着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巨大压力。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已经做出了积极持续的努力。近年来，中国对小火电、小水泥、小钢铁、小造纸等高能耗低效率企业的关停并转效果显著；对新能源产业的投入，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从占GDP的比重来看都超过美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制定的机动车燃油效率标准不断提高，超过美国标准……这些贡献，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西方国家开始工业化时的历史条件不同，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不能重复西方的老路，不调整就难以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例如， ·         95%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气候变化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贫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因。 ·         虽然目前我国人均碳排放量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是生产净出口产品产生的碳排放却占总排放量的22.5％，这些产品并非为中国人民所消费，而是大部分销往了发达国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虚名，却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背负了巨大的资源压力。 ·         盲目膜拜汽车文化导致了城市严重的交通拥堵，妨碍了普通公众的出行；石油缺口快速增加，进口量已超过国内年消耗总量的50%，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潜在威胁。 ·         一些地区盲目效仿美国模式的城市化，对宝贵的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持续下去将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最近几年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已经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计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郑重倡议：  ·         针对气候变化弱势人群，政府应该积极调整应对政策，加强防灾减灾预警和保险政策，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研究和扶贫资金投入，建立气候变化适应专项基金，重点减轻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地区以及贫困人口的影响；提升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和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条件。反思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降低低附加值、高能耗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额度，或对这部分产品进一步征收出口税，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型。 ·         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取消一切鼓励汽车消费的补贴政策，进一步提高燃油税，对大排量汽车课以高额奢侈税，征收拥堵税费，并用于补贴公共交通。 ·         中国进一步的节能减排，不应仅局限于工业企业的技术化改造升级，而应该延伸至生活和消费领域，聚焦在对低碳消费的引导，加强需求侧管理，例如推行阶梯电价，限制汽车牌照，对城市亮化等高能耗工程提出质疑和制约。 ·         努力促进城乡发展平衡，推进发达地区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警惕和防止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借产业升级的名目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建立高能耗、高排放的城市地区对低能耗、低排放的农村地区的生态补偿和资源转移机制，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对高能耗、高排放的一些发达城市和地区提出绝对减排的目标。 ·         反思一些地方和部门盲目效仿美国模式的城市化进程，通过立法、行政、经济手段，引导消费模式和城市规划的转变，努力发展并逐步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         以美国粗放浪费式的消费模式引以为戒，通过舆论引导，移风易俗，改变以奢侈消费为荣的社会风气，提倡环保、节能、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         在国际谈判中提高对适应问题的重视。适应是对发展中国家更为现实、紧迫的任务，中国应该在谈判中进一步强调适应和减缓同举并重。今年巴基斯坦灾难性的水灾，凸显了发展中国家面对气候变化所引发自然灾难时的脆弱和急需帮助。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的300亿美元快速启动基金，至今只落实了79亿，其中只有不到1%（7000万）进入联合国适应基金。中国政府应该敦促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其已经做出的公开承诺，并要求发达国家为其历史排放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         在减排、适应、科技交流合作和规划低碳发展等多方面，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援助。 国际社会正在就落实“巴厘路线图”、加强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进行谈判。值此关键历史时刻，我们期待着中国政府以无比的智慧、决心和勇气，在推进落实国内减排目标、加强南南合作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捍卫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汪晖教授，清华大学 郑易生研究员，中国社科院 于晓刚博士 张海滨教授，北京大学 贺雪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林春教授，伦敦政经学院 强世功教授，北京大学 董叙霖博士，联合国退休人员 李立，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梁帆博士 徐向阳教授，中国矿业大学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严海蓉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潘毅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绿色流域 绿色浙江 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绿色江河 绿色和平，中国 绿色昆明 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一位美国同事在准备一篇给美国读者的文章时，向我提了几个非常好的有关中国与气候变化的问题： @ 中国期待美国代表在坎昆会议上做出什么承诺？@ 中国代表在坎昆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这些目标中哪些是弹性的、可以协商的？哪些是非常坚定、不可协商的？@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是否包含建立碳排放限量及交易机制（以下简称碳交易）？@ 中国的金融市场是否成熟到可以成功地推行碳交易？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独立学者，我想对以上几个问题上谈谈我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你认为中国期待美国代表在坎昆会议上做出什么承诺？中国代表在坎昆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中国期待美国尊重美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巴厘路线图”。尤其是“公约”第三章“原则”第一条的内容，即强调“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中国人民要求美国停止拿中国当靶子作为他自身不作为的借口，这一点在中国一些学者和中国的绿色组织给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的公开信中，已经很明白地表达过（http://campaigns.item.org.uy/?q=en/node/1978）。其中写道：“……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不是，也绝不能继续被美国用来当作其不作为的借口。尤其是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作为对导致气候变化负有最大历史责任的国家，必须履行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以及巴厘路线图框架下的义务。我们呼吁美国尊重联合国进程，并且做出其应有的贡献，而不是破坏弱化联合国进程，并成为附件一国家的挡箭牌。尽管按照奥巴马总统的说法，美国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它依然是附件一国家中唯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美国没有能够建立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立法。它承诺的减排量相当无力：到2020年仅仅比1990年减排3%-4%。更有甚者，在美国国内的失败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它还试图通过聚焦中国来转移大众视线。尽管，如上面的数据所示，美国多方面减排的努力都落后于中国。”最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提出的申请，启动“301 调查案”对中国支持可再生能源提出质疑，该事件在中国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各界的这种印象：即美国实际上根本不关心气候问题，其仅仅是美国用来抨击和打压中国的一个工具。中国碳排放增加受到指责，中国大力扶助新能源也受到指责。美国在气候和贸易政策上的不一致非常明显，不容忽视。在巴厘岛，美国被质问“领导还是至少不要挡道”？公平地讲，小布什政府当时的所作所为没有挡道，让巴厘路线图得以签署。现在，是再一次请美国考虑“如果不能领导的话就请至少不要挡道”的时候了。在过去的两年里，奥巴马政府的作为以及这次的美国中期选举已经很明白地说明了近期几年内美国是不会加入对其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更别说是领导了。美国政府需要诚实地承认美国不能领导，至少不是现在，所以不要挡道以便让世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来推动实施“巴厘行动计划”。全球气候协议框架的公平公正以及足够的减排量（尤其是发达国家整体的减排量）比其为了应对美国民众而假装领导更为重要。 ——这些目标当中哪些是弹性的、可以协商的？又有哪些是非常坚定不可以协商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对中国民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那些仅仅参观过北京和天津的人很可能有这种幻觉：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了。财富在城市的过度集中和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容易给人造成这种幻觉。但作为一个同时研究农业农村问题的学者，我调研的一些村庄至今还没有自来水。例如，今年八月，我到河北衡水拜访一位做有机种植的农民朋友，这里距离北京只有三个小时的火车路程。他的村庄是有自来水的，但每五天才来一次水。对我来说“发展的权利“实在的意味着：有一天我的农民朋友能够持续使用自来水。在一封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中，(http://campaigns.item.org.uy/?q=en/node/1975)，中国的学者和一些绿色非政府组织要求政府在国际协商中应坚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针对国内政策，他们呼吁政府采取更具体的措施去制止消费主义和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大城市所迅速上升的碳排放。这些建议包括更高的燃油税，实行阶梯电价，对发达地区和高排放地区制定绝对的减排目标等等。他们也呼吁政府在减缓、适应、技术交流与合作、低碳发展规划等多方面加强南南合作，同时向最不发达国家增加财政和技术支援。概括的说，他们既希望政府在国际协商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也希望政府能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中切实履行这些原则。所有这些并不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公众期待并要求中国代表在提倡和主张77国集团利益方面继续发挥出强大的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代表黄惠康最近对记者表示，中国政府明确表态不能将发达国家承诺的气候资金的落实和发展中国家减排透明度问题相联系。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观察员，我赞同这一立场。和我同事的一些关注国际气候正义的NGO工作者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美国政府和媒体就所谓的中国减排透明度问题的狭隘的关注，恰恰是其转移对一些真正存在的问题的关注的一种烟幕弹，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减排的目标问题。尽管不受国际条约的约束，中国对其宣布的减排目标是非常严肃的。最近几个月以来，在为实现“十一五”规划节能减排目标的最后冲刺阶段，一些地方不仅工厂断电停产，一些居民区也断电。尽管对居民区断电有失简单粗暴，在国内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其具体做法可以商榷改进，但另一方面，这表明了中国政府为实现节能减排真诚的、极为严肃认真的努力。不要说美国，有哪些附件1的国家为了实现“东京议定书”的目标而拉闸限电？据我所知还没有。然而，在大多数西方媒体关于透明度的舆论攻势中，中国被假定为不诚实的、有罪的。显而易见，这样的讨论和其暗含的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削弱了南北之间的信任。目前发达国家提出的“国际磋商和分析”的案文，对发展中国家自主减缓行动的要求比目前公约下对发达国家的审评还要严格，这很明显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是否包含建立碳排放限量及交易机制（以下简称碳交易）？在“十二五”规划中，为了达到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的目标，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机制，包括：1、征收碳税和碳排放限量及交易机制；2、征收环境和资源税；3、发展和补贴低碳技术中国政府并不认为征收碳税和碳交易机制是互相排斥的，他们正在积极探索多种途径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拟建的碳交易体系是以已宣布的强度减排目标为基础的，而不是与有国际约束力的全经济减排目标挂钩。 @ 中国的金融市场是否成熟到可以成功地推行碳交易？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问题。我们不该忘记，正是华尔街的“成熟”和其“创新”的金融机构让我们遭遇了金融危机。要想设计一个环境和金融上都比较诚信的、稳定的碳市场，我们需要务实地看一看那些曾经失败或者是成功了的不同的排污权交易机制。其中，效果不错的一个案例是美国的“酸雨排污权交易计划”。它涵盖了不多的实体，不受金融投机者的控制（多年以来，对二氧化硫的交易大部分发生在相关的实体，即电力公司），并且从来没有经历过重大的市场出清问题（细节可以参见美国环保署网页http://www.epa.gov/AIRMARKET/progress/ARP_2.html）。欧盟的碳交易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是与“酸雨排污权交易计划”相比较，还是存在更多的问题。有分析认为金融机构的过多投机是造成问题的一大原因。然而，尽管有这些证据，有些碳排放交易的支持者声称为了保证市场运作的流动性，必须扩大市场而让金融机构无限制地参与。被一些分析家称为“限量与赌博”（cap-and-gamble) 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已经宣告失败，将于今年年底关门歇业。现在，我的一大顾虑就是一些“下岗失业”的华尔街碳交易商将会到中国向政府兜售他们所谓的“专业知识”。他们那些用绿色语言包装的政策建议，更多的为了金融投机者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为了真正的节能减排。所以，这些政策建议很有可能成为引发次级碳泡沫的因子，而不是建立一个环境和金融诚信的稳定的碳市场。我希望中国政府将有足够的智慧和政治意愿来抵制全球金融机构的相关游说，在设计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时候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的同时，学习真正先进的国际经验（比如上面提到的“酸雨排污权交易计划”）。 后面的话：对这些问题答复的英文草稿，发出去后有国内的朋友说，有道理是有道理，但似乎对美国人太尖锐了。胡锦涛总书记明年一月访美，要为此创造“良好气氛”，最好不要对美国太过针锋相对。 我回答说，1.我做为一个学者，实事求是做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发表意见是第一要务，是否为胡总访美创造“良好气氛”不是首要考虑。2.我并不认为我的看法太尖锐,从我得到的反馈看也是如此。我绝大部分环保圈同事是西方人，还指望他们帮我多传播。所以我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语气尽量平和。 向我提问的美国朋友，说很有启发，她在文章中会尽量引用，让美国民众更多了解中国民间的声音。也立刻有一位法国同事询问能否登载在其电子出版物上。可见只要摆事实、讲道理，为公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据理力争也可以争取到一部分发达国家听众。3.      以为对美国单方面温良谦恭让就可以创造“良好气氛”，实在是有点外战外行的天真。 美国从政府到媒体到部分主流NGO, 对中国的攻击现在已经紧锣密鼓开始启动－－这是美国内政外交所要求的，一定要用中国做靶子为其在气候方面不作为的借口，中国单方面对美国示好会有用吗？我很怀疑。在西方生活有年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温良谦恭让不会被感激，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在国际谈判国家利益相争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即使是中国代表团，想要为领导人明年访美创造“良好气氛”也不是这么创造的。如果代表团在坎昆做老好人在该批评美国的时候不批评，美国人只会提出进一步非份要求，那么，到胡总访美的时候，是对国家利益做出重大让步呢，还是胡总不得不亲自上阵和美国人针锋相对呢？说重一点，这分明是把领导人往火堆里推。如果代表团据理力争，胡总访美的时候和美国谈判的政策空间和转圈余地才会更大。所以，个人认为，无论是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还是为了胡总访美创造“良好气氛”，中国代表团都应该继续在天津谈判的立场，为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据理力争，要求美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同时，中国代表团所肩负的，不只是中国一国对气候公平的要求，而是全体发展中国家的对此的要求和希望。美国人口不足全世界的5%，是为了不得罪美国统治阶层对其无理要求让步呢；还是为了全世界80% 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在谈判中积极主动的强调从科学出发、从公平原则出发？ 我想，中国做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选择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社科院美国所 刘元玲 协助翻译

中国曾被指责“厌恶数字计算”。然而数字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最近，杨念群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何处是江南》。一如他的前两部著作，该书仍然以大胆而富有争议性的历史诠释风格，在学术界引起"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部份读者盛赞此书颇具新意，《新京报》推举它为秋季最值得一读的十大优秀著作之一。另一种意见则斥责此书在史料引证等方面存在常识性错误，并逐条举出批驳，由此进一步推断，杨著在基本问题上尚不堪一击，又何谈学术价值，因而一笔骂倒。杨著的肯定者对此武断之论颇觉不平，批评这种看法不能充分尊重著者的观点，算不上健康的学术批评，但对批评者言之凿凿的指摘也无可奈何，只能拿瑕不掩瑜之类的话头消极防守。不过，在笔者看来，否定者虽然词锋锐利，但相对于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大书，所指摘的仍然只是书中的细枝末节，如同一支三百人偏师，杀奔敌方的大营，虽然号角嘹亮，却只能在营外一角呐喊鼓噪，终不能于万马军中，直取上将首级。结果是贬者自贬，褒者自褒，真理不是越辩越明，而是越说越糊涂。从学术进步的角度考量，这自然不是读者和作者所乐见的现象。更为令人惊讶的是，这样彼此自说自话的僵持之局，并不是首次出现，杨念群的第一部著作《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甫一问世，就曾遭此批评境遇。我认为，解决争议僵局之关键，乃在于必须深入反省学界长期盛行的"学术功底论"，回归两宋以来重视识见强调诠释的学术对话传统，这个传统由于"功底论"过度强势的盛行而长期为学界所忽略。 "功夫"与"解释" 我们不妨先从史学界常谈的如何处理"功夫"与"理论"之关系这个话题说起。对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少讨论，征引之广，上穷三代两汉以降之典，旁及英法德日多学科之论。笔者学殖有限，只想从多数学术从业者共知的常识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也有藏拙之意。所谓"功夫"修养，乃是指一个学者为建立学术解释所作的准备，具体而言就是其熟悉文献的程度，体现于学术著作上，就是引证史料文献范围的宽窄和准确度如何。而所谓理论修养，则是指其对某一现象的来龙去脉进行宏观性阐释之能力如何。 前者与后者固然密不可分，没有一定的学术准备和积累，当然不会有一种学术观点的形成，更不用说原创性观点的问世。但是，并非就此即可断定，拥有多少学术积累，就一定可以建立起自己的有效解释体系，因为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一书不读，一字不识，绝不可能有学术新见；但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却未必能有神；读书或许有限，却未必不能提出新颖乃至事关学术发展之革命性转变的新理念和新范式。陈梦家先生的上古史研究即是一例。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中叶，陈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上古历史语言，文化考古的重要著作，如《殷墟卜辞综述》《六国纪年》，都已成为学科经典之作。但是，在读过一些有关陈先生的回忆文章后，笔者才大吃一惊地发现，陈梦家在五十年代之前，从未摸过《左传》。他对甲骨文的许多解释，古史大家李学勤先生就认为错的可笑。不过，李先生同时又指出，陈梦家的不少解读，其分析之精湛，想象力之丰富，有人所不及之处。李先生是当代中国上古史的一流学者，他的观点，自然是可以信以为证的。 陈梦家先生的事例表明，功夫不能没有，但功夫不是万能的。评价一个学者的成果，一本书的价值，首先要考虑其观点和解释，而后才涉及功夫。如套用清儒章学诚的话，就是当看一只蚕所作之丝的成色，而不是看它吃了多少桑叶。而围绕杨念群新著产生的两种对立评价，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含混不清。否定派因杨著已经发现的史料史实错误（的确是错误，而且错的确实不应该），进而质疑杨念群的学术功夫，从功夫欠缺的角度，否定杨著。这种质疑，其实是相当武断的。因为其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杨著的上述缺失，是否会影响到其中心论旨的成立。在未就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答案之前，就用枝节错失为理由，将一部三十万字的著作一笔抹杀，显然是不够公允的。另一方面，一部著作，即使证据翔实，在许多时候，也不一定就是有新意乃至原创性的著作，除非它的解释是新颖的，是为解决旧模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的新范式。换言之，要讨论杨著的得失，关键在于说明它在这些方面有无建树，这是仅凭证据翔实与否的诘问所无法回答的。本文之所以把对杨著史料运用的挑剔者，比作在敌军大营之外无碍大局的小股游骑，原因就在这里。 另一方面，那些杨著的支持者尽管面对苛评心有不甘，但在何为健康学术批评这个问题上，其实也并未有清楚明确的认识，因而看不到对方背后所隐含的功夫中心论的认知前提，更不能发现这种前提所存在的致命伤，反而为其威势所慑服，不得已只好借瑕不掩瑜之类的勉强理由，作被动防御状，而无法作出有力道的反击。他们无法做出有力反批评的原因就在于对何为建设性学术批评这个问题缺乏明确的理解，总是把它与纠谬指误对立起来。一遇到指名道姓的消极性批评，就贴上一张不健康或缺乏建设性的标签，似乎学术进步不通过纠谬指误就可以实现。其实，建设性批评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指名道姓的勇气，也不在于是否能指出对方的失误，关键是要指出对方在什么层面上出现了谬误。换言之，不应该拘泥于史料运用的细枝末节，而是应就中心论点讨论其得失成败。用句说烂了的成语，应当是"擒贼先擒王"，不去针锋相对地攻其大营，仅仅满足于俘虏几个散兵游勇，就高奏凯歌，声言"寸铁可以伤人"，这自然难免会为对手所轻视！难怪充斥于各类杂志上的书评要么是观点新颖，材料丰富之类的浮泛评价，要么就是随意摘取细枝末节，试图一笔抹杀著者之贡献的偏激之论。也难怪杨念群在回答《北青报》记者专访时抱怨，迄今为止，他还未看到真正在观点解释层面上具有说服力的批评文字。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奇怪，以上所论似乎不过是学术批评的ABC，何以杨著的肯定者竟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示出来，甚至杨念群先生本人在他上述的专访中，也没有旗帜鲜明地阐明这一点。在我看来，这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功夫（底子）中心论一直居于强势地位的研究现状是密不可分的。 "功夫中心论"的由来 功夫派的兴起及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在学界所居的强势地位是有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不少本土学者，在西潮冲击中既无心力发掘本土理论资源与之抗衡，又不甘心完全俯首称臣，只好把思辨解释的研究路径视为西人之专利。与之相对应，文献考证的功夫自然成为国人治学风格之依托所在，于是学界从此就建构出了一套西学重视解释分析而中土强调考证功夫的二元对立话语，以便为自己求得在学界自足生存的狭小空间。在政治失序的民国时代，这种学术话语尽管趋于失势，但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仍不无一席之地，还残留着自己的发声渠道。１９４９年以后，随着唯物史观主导地位在中国的确立，这种试图以中土功夫来抗衡西方理论的努力，显得如此不合时宜，终于被斥为封建时代饾饤琐碎考证的残余而被打入冷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极左政治意识形态为依据的史学观逐渐瓦解之后，"功夫论"才逐步从封建余孽的批判阴影中渐渐走了出来，获得了为自己正名的机会。 政治意识形态史学极端空洞、教条的理论说教，不仅毁灭了自己，也彻底败坏了理论解释和综合分析的名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尤其在史界范围，理论在很多时候不过是那些胸无点墨只会假大空地表达观点之人的代名词。它表面上依然尊荣无比，在众多人文学者的内心深处，却早已被弃若敝履。倒是少数精于国学而又劫后幸存的学者，尽管没有更多的著述，反倒不言而喻地成为延续学术血脉和典范的尊崇偶像。在这个时代风气转变的过程中，功夫论逐步取得了学术话语的霸权地位。其特点是，那些来自"功夫论"的非议，很少形诸系统文字，更多是体现为学人日常言谈中的褒贬，或藏诸于背后的价值评判； 它如同一条无形的紧箍咒，让人找不到对手，又难受万分。 当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变化的加剧，功夫积累和文献记诵越来越无法回答史学领域出现的诸多敏感而尖锐的问题，这也为理论派的复出提供了驰骋的舞台。理论派不仅理直气壮地强调解释的重要性，倡导思辨的力量，甚至公开声称以"不通家法"感到自豪。但如果细观他们自己的辩护，大多是以中国缺乏理论思辨而过度重视功夫的作用，作为自己存在发展的最雄辩理由。其结果是完全把"家法"，亦即本土学术传统的解释权拱手让给了功夫论者。更让他们意料不到的是，他们发声越嘹亮，对中国本土史学传统过于重视功夫的指责越多，就让更多的读者相信他们不过是中国学术中挟洋自重的后起暴发户，其效果就是进一步把自己的对手推到了道德优越的制高点上。功夫论者批评起来之所以底气十足振振有词，而注重思辨能力锻造的学者却常常感到愤懑而无奈，答案都可从这里找寻。至于这种传统是否是中国学术的唯一传统，在其兴起时是否遮蔽了什么，就连理论派这方也很少有人进行过深层推究。 当然，也有学者乐意从传统学术中寻找自己的同道。章学诚就是他们反击功夫论底子论常引以为援的"盟友"，章氏对乾嘉考据学"有功夫无见识"的批评更是他们从本土资源中发掘出的反击利器。但是，由于章学诚非常简单地把戴震之外的考据学阵营几乎无一例外地划为功夫型学者，他的解释，同我们时代的理论派一样，实际上是从反面认可和坐实了功夫中心观所建构的学术发展历史。这就使他无法发现考据学内部的功夫与解释（他的术语是"识见"）之间的复杂紧张关系，忽略了解释和他所倡导的"识见"才是推动清代音韵训诂之学进步的真正动力，自然也失去了以考据学演变之矛反击考据家泥于功夫之盾的机会。 朱子和象山树立的典范 不过，章学诚的思路在当今仍然是具启发意义的。它至少可以提醒我们，这个问题应当回溯到两宋以来更为长线的学术脉络中加以讨论。如果回顾一下两宋以来发生过的历次重大学术批评，就不难看出，那些批评与反批评的焦点所在，绝不是聚焦于谁的功夫更扎实，谁的注解更规范，而是从彼此学术认知框架的前提出发，分析其前提的理论得失。它所重视的是对手提出的问题，或针对学术界共同问题所作出的答案正确与否，有关解释逻辑上是否圆融无碍，论辩前提是否成立？进而形成自己的批评性意见。而所谓功夫论，不过是这种批评传统的衍生物，并非传统学术批评的正统。功夫派在学术史上的正宗地位，实际上是后来功夫派的倡导者所建构起来的，如套用牟宗三先生形容朱子学正统地位确立的名言，那就是"以别子为宗"。 我们可以以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争论为例分析这个问题。如许多学者所论，这场争论是围绕着知识与德性的问题展开的。朱子对象山的学术批评，是围绕后者的心即理之说而展开的。在朱子看来，此是象山学术的核心，也是其最大问题之所在。心不仅有道德直觉，更有欲望冲动，以心为理，必然会导致以欲为理，从根本上瓦解道德实践的基础，沿着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必然是以尊德性起始，以毁道德而终，最终走向象山之学的反面。而象山批评朱子，则是围绕着朱子格物致知的中心理念展开。他认为，若依照朱子的为学进路，由格物致知而成德成圣。但是，人生有涯，知识无穷，道问学便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既然如此，尊德性又何从展开？更重要的是，如果德行非通过读书和获取知识的途径才能达致，如何解释古往今来那些博学以文，而行己无耻的读书人的存在？如何解释朱子高扬的尧舜禹之道，会出现于典籍尚缺，知识未兴的三代洪荒之时，用他气势如虹雷霆万钧的表述就是----"尧舜之前，何书可读？" 纵观朱陆学术论争，不难发现几点，其一，双方争锋的焦点是解释而非功夫。朱子强调知识对于涵养德性的重要性，而且朱子本人确实对此身体力行，他对于经史子集，诗文格致，乃至音韵训诂版本校勘之学，几乎无所不精（详参钱穆《朱子新学案》有关部分）。相反，陆九渊尽管如徐复观、杜维明等学者所敏锐指出的那样，并不曾完全废弃知识积累的价值，但其治学功底与朱子相比，恐怕存在天壤之别。这个话柄要是落在当代功夫论者手中，一句"书都未读几本，哪有争论的资格，"恐怕象山早已没有与之论学的资格了。然而，朱子并未因为象山学术功夫不及自己，就轻视对方的观点。 相反，从他一生的学思历程看，他反而视象山为自己最重要的学术对手，极其认真地思考象山学术的认知前提和思维架构，努力发现其内在的价值与局限，进而展开严肃的批评和论辩。双方争议都是从大处入手，以对方思考的中心理念为对象，既不失对对手的尊重和欣赏，又不回避冷峻犀利的指谬摘误，如用武侠小说常用词加以形容，那真是刀刀见血，鞭鞭留痕，处处直指对手的哏嗓咽喉，招招欲致其于死地。另一方面，正因为双方都从对方致命处入手，就不得不正视对方的批评，尽力修补自身的漏洞。 双方的学术生涯就在这样棋逢对手，刀来剑往的学术批评中日新月新，最终形成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理学心学双峰并起，二水中分的文化格局。 清代考据学争鸣中的理论性 清代汉学的崛起往往被人视为是"功夫"对"理论"的胜利，也是今日寸铁即可伤人的功夫论者引以为据的历史依托。但是，如果检讨考据学发展的关键人物与核心论题价值之所在，就不难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倒果为因的皮相之论。其实，汉学的崛起是由经典诠释理论上的突破所引发的，这个突破是由清代学术的开山祖师顾亭林先生首发其端。顾对理学经典解释的批判不是靠堆砌材料才得以完成的， 而是大气磅礴地直捣理学经典诠释的理论大本营。宋儒治经，无论程朱陆王，走的是"六经注我"的路子，仰赖的理论依据不外两点，一，考据虽然有枝节之益但无补于圣人之道的理解。二，音韵尽管存古今之变但不妨用今音读解古典。　顾炎武从这两个大关节处"一刀切下"，针锋相对地提出两个核心观点，其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不通音韵训诂，没有读解圣人之道的资格。其二，古今之音不同，"知音"的关键，乃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 ，用后代音韵读古代典籍是错误的。没有第一点，清代朴学家们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把自己全部精力和功夫投入宋儒斥之为雕虫小技的音韵训诂之学。没有第二点，他们就无法找到正确研究古代音韵的道路。就此而言，恰是由于顾炎武在经典解释理论上对宋儒的建设性批评，才为清代考据学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王国维先生指出，清儒贡献在于考证，而其考证学中，真正傲视古今的精绝所在，是戴段二王等人的音韵学建树。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他们的音韵学成就，就不难看出，其成功的关键，仍在于理论解释的探讨和争鸣。他们是以对音韵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古声韵分部，四声起源，古音韵是否至谐，同声是否同部等的学术争鸣和突破解释而光耀史册的。也正因为考据学者之间在古音理论方面不断进行争鸣对话，他们才能在古代文字形音义的解释、古籍的训诂校勘方面，有超越汉唐前贤的精绝理解，树立起像《经传释词》、《读书杂志》、《说文解字注》、《经义述闻》那样至今仍光芒万丈的考据学典范。 显而易见，考据家并不是不讲理论，他们 与理学家的义理学差异仅仅在于，前者是要建构一套贯通古音变迁诸多现象的解释体系，而后者则是贯通人间秩序的解释系统。考据学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忽略理论或解释，而是野心太大，想用音韵训诂这匹小马，去拉文化秩序和道德根基那辆大车，其后果必然是捉襟见肘。这种尴尬的处境，在乾嘉升平之时尚不太明显，到萧条冷落的嘉道时代，就清晰可辨了。 陈寅恪为何青睐宋儒 乾嘉盛世终结不到半个世纪，就是尽人皆知的耻辱百年。政治文化权势重心向西方学术转移所带来的后果， 是对本土学术传统经久不息的藐视和排斥。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回归宋儒重解释重思辨批评传统的努力，仍然没有停止过，其代表人物就是人所共知的陈寅恪先生。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氏史学为世人所重新发现以来，关注的焦点更多聚集在他的语言能力和考证功夫方面，而真正使其为人尊为一代大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论著，倒问津不多。笔者作为这方面的门外汉，更相信两位当代南北朝和隋唐史大家对陈先生学术特点的描述。胡如雷先生八十年代初指出，陈先生"力求从总体上说明中国中古史的发展规律"，"他不仅细致入微地考辨史料和史实，而且由小见大，力求探讨魏晋到隋唐的历史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在这些方面，"他的建树是前无古人的"。 田余庆先生在新世纪初指出，"陈寅恪先生在纷乱如麻、无从入手的周隋之际历史过程中看到了一根他名之为关陇本位政策的粗大线索，使这段历史得到理论性的阐释；而且以之向纵深方面延伸，构成贯通北朝到隋唐历史演进的系统。"两论相差三十年，却都惊人一致地指向陈先生的理论性阐释，这就提醒我们，陈先生的贡献更在于理论建树和解释框架的提出。 更让人惊叹的是，陈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警觉到外来理论水土不服的困境，将目光转向本土理论资源的发掘。时下不少论者，往往把陈寅恪对宋学的高扬视为倡导中国文化本位论的结果，实际上，这毋宁说是更多出于他对西方理论普适性价值的怀疑和反省所做出的自觉选择。又有学者认为，陈氏对宋学的注意，是因西方理论的启发所致，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我觉得，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对西方理论弱点的洞察，更坚定了开掘本土资源的信心。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与后来的清史大家王仲翰聊起马克思和佛洛伊德，认为二人理论概而言之，不过孟子所讲的食色二字。没有对西学的理解，固然讲不出这句话，但是，没有对本土文化的信念，更是讲不出这句话。 因此，与同时代唯洋是尚、满篇新名词的多数学者相比，陈寅恪更珍视由本土文化母体孕育而出，最终由宋儒建构完成的理论遗产，清代考据学则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他尽管欣赏清代考据学成果，却把宋代视为中国史学的顶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首先讨论的是其解释体系的支柱之一---"种族文化论"。陈氏为此引用的唯一理论性依据，竟是朱子的观点。难道他不知道朱子及其他宋儒在文献考证音韵训诂方面的缺陷错误？难道他不知道自顾炎武以来清代诸儒对其尖锐而正确的批评？以他对清代经史的精熟程度，有此疏漏显然是不可能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陈氏的学术批评实际上是延续了两宋儒学的伟大传统，即从大处入手，以理论阐释为先，来品评学术见解的得失长短。 这种风格，同样体现于同时代和后来的岑仲勉唐长孺胡如雷等一代又一代魏晋隋唐史优秀学者们的身上。纵观他们的著作，都是以陈氏的学术路径为自己商榷的对象。他们并非不知道陈先生当年并不具备某些资料优势，也很清楚其历史解释的疏忽之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依靠炫耀新出土的文献搞寸铁伤人的把戏，反而都是从陈氏史学中心论点，如关陇本位论出发，思其所思，平心静气地讨论其得失。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为陈氏的大师地位和影响所惧，毫不留情地指出陈氏理论框架和前提的问题和错误（详见岑仲勉《隋唐史》和黄永年的许多论著），把有关研究不断推向前进。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除上古史以外，没有一个断代史能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领域那样，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大师级学者。这与两宋以来形成经义宁陈门而传承的建设性批评传统，不能说没有关系吧。与之相比，在这个功夫棍子横飞的年代，类似当年朱子与象山，陈寅恪与岑仲勉那样既大气又锋利的学术批评，就成了广陵散一般的绝唱。 唤醒真正的本土批评传统 简而言之，近三十年来的功夫论，尽管有着清代汉学兴起的背景，实际上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面对西潮冲击被动回应的产物，它同与国际接轨为目标的理论派，尽管针锋相对，但在误读本土文化传统上，却殊途同归。对功夫底子重要性之认识，固然为两宋以来从朱子、象山，到清代诸大儒，再到现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等的文化先贤所了然于心，但是，他们真正激赏、建构、和遵循的是以理论性解释为中心的学术批评传统。这一学术对话传统，既严谨理性又富有批判激情，即不留情面而又尊重对手，即大气磅礴而又思维细密。争议一起，他们大都直率地不回避指名道姓，不排除摘谬攻错，但又多能从大处落笔，从彼此的核心理念出发，展开各自论题的争鸣和交锋。这个学术传统，才是两宋以来华夏学术批评的正统嫡传。也正是由于这个建设性批评传统所激发的文化智慧，才会有持续出现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再到清代汉学那一座座文化丰碑的耸立。 从这样的历史传统反省当下中国学界如何进行建设性学术批评，如何评价类似杨念群《何处是江南》那样的争议性著作，我们同样面临的问题是：是仅仅满足于斤斤计较于细节得失的酷评，还是回归两宋以来本土学术的建设性批评传统，拷问其中心理念框架的成败得失以及所依据材料的可信程度。我想用句街巷俗语作为本文的结束：是踩人家的脚后跟，还是打他个掏心拳，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简单介绍美国政治文学刊物Partisan Review (1934-2003)，文中史实有错，比如M. McCarthy不是耶鲁的等等，不一一列举。文后有BU提供的过刊阅读链接。

 The Nursery of GeniusA brief survey of ten magazines of influenceBy Nicholas Sabloff“A magazine,” Thomas Paine said, “is the nursery of genius.” Upon moving to America, Paine became a contributor and editor at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Not long after, he published Common Sense, the pamphlet that defin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Generations of young writers and thinkers have been drawn to what is an elusive project: to create a magazine that makes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course of politics, ar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uch idealists have persevered in the face of the debt, disillusionment, meager circulation, and general indifference from which all but a few of these publications inevitably perish.What follows are brief sketches of a certain variety of little magazine, “litt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American Mercury) by virtue of their circulation. They are not zines or self-published pamphlets or policy journals, all of which may also be entitled to a claim of littleness. The magazines here are united in their commitment to forwarding the causes of literature, high art, and politics; they are best remembered for helping to establish canonical writers and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llectual culture of their day. The spirit of such magazines was perhaps best captured by Lionel Trilling in the 1950s when he wrote, “They are snickered at and snubbed, sometimes deservedly, and no one would venture to say in a precise way just what effect they have . . . except that they keep a countercurrent moving which perhaps no one will be fully aware of until it ceases to move.” The Dial, Boston1840-1844  Often considered the progenitor of the “little” magazine in America, the Dial was founded by “Transcendental Club” members Margaret Fuller and Ralph Waldo Emerson. Like many little magazines, the Dial was conceived out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other journals of its day. Emerson used the second issue to call for a native literature that represented American culture. To this end, the magazine published obscure writers and poets, most of whom remained that way. The most notable exception was its most popular contributor, Henry David Thoreau. The Transcendentalists’ interest in Easter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brought the magazine more mockery than readers (“ethereal” was a common complaint): it never had more than 300 subscribers and Emerson came away from the project $300 the poorer. The magazine’s influence, however, has lived on. Resurrected countless times, in the 1920s the Dial became the premier Modernist magazine in the U.S. (it brought T.S. Eliot’s “The Waste Land” to American readers) and gave birth to a publishing house, the Dial Press, that carries on to this day. Poetry, Chicago1912-Present The flourishing of Modern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incided with a renaissance in American literary magazines. Harriet Monroe’s showcase for American poetry was at the center of this efflorescence. Poetry published T.S. Eliot’s groundbreaking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in 1915. The poem had been passed along to Monroe by the magazine’s foreign correspondent, Ezra Pound. Poetry’s early years featured Pound’s promotion of imagism and,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Carl Sandburg’s “Chicago,” passionate defenses of free verse. It published early work by Marianne Moore, Hart Crane, Wallace Stevens, and Edna St. Vincent Millay. The initial pay rate: a generous $10 a page. The amount the magazine received in a bequest from pharmaceutical heiress Ruth Lilly in 2003: $100 million.The Masses, New York1911-1917 The Masses advocated for progressive causes such as socialism, pacifism, vegetarianism, and birth control, and published such progressives as Helen Keller, Jane Addams, and Bertrand Russell. The furious satires penned by its cartoonist, Art Young—he pilloried everything from the press to Jesus, and depicted capitalism as an overstuffed bald eagle—brought the magazine its share of controversy and notoriety. Edited by Columbia professor Max Eastman, the Masses was radical enough to print the intrepid American journalist and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John Reed and antiwar enough to run afoul of the Espionage Act in 1917,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trials that led to the magazine’s demise. After folding in 1917, Eastman and his colleagues returned a year later with theLiberator. Many of these same editors, though not Eastman, regrouped in 1926 to launch the more overtly Marxist New Masses.The Criterion,London1922-1939T.S. Eliot edited Modernism’s most famous magazine at night after coming home from his job at Lloyds Bank. The Criterion’s editorial office was his house. From these modest origins sprung a debut issue containing “The Waste Land” and a magazine that, in its first year, received contributions from Luigi Pirandello, Virginia Woolf, Ezra Pound, E.M. Forster, and W.B. Yeats. In his effort to convey a European consciousness unlike  that found in other magazines of the time, Eliot’s Criterion became the first periodical to publish Proust in English. Eliot spent the following years trying to establish such writers as W. H. Auden, Stephen Spender, and Wyndham Lewis, while simultaneously expounding his defense of classicism, tradition, and Catholicism. The magazine never reached more than 800 subscribers and Eliot somewhat dispiritedly ended the Criterion in 1939.The American Mercury, New York1924-1980H.L. Mencken conceived the American Mercury as a magazine capable of taking in the whole absurd carnival of the American scene during the Jazz Age. Irreverent, learned, iconoclastic, and satirical, the magazine becam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Mencken himself. It furiously lampooned his favorite targets— creationists, Prohibition, the “booboisie”—in the pungent style of its editor. The premier literary tastemaker of his time, Mencken published fiction by William Faulkner, F. Scott Fitzgerald, Thomas Wolfe, and Sherwood Anderson alongside articles written by convicts, clergyman, lawyers, dishwashers, and outdoorsmen. At its peak, in 1928, the American Mercuryhad 84,000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lost momentum after 1929 when Mencken’s satirical edge,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economics, and disdain for the proletariat put him out of step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Depression era. The man Walter Lippmann once referred to as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is whole generation of educated people” left the magazine in 1933.Partisan Review,New York1934-2003It has been said of Partisan Review that despite rarely having more than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it had the righ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When people get nostalgic for the golden days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America, Partisan Review is never far from their minds. Though it bega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rts branch of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the magazine’s founding editors, 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 soon parted ways with the party’s embrace of Stalinism. Staunchly anti-Stalinist and a defender of high art,Partisan Review was a magazine in which Rahv’s critiques of Marxism were followed by Eliot’s “Four Quartets.” The flagship pub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Partisan Review published Lionel Trilling, Irving Howe, Dwight Macdonald, Hannah Arendt, Mary McCarthy, and such classic essays as Clement Greenberg’s “Avant-Garde and Kitsch” and Susan Sontag’s “Notes on Camp.” The number of little magazines—Macdonald’s Politics, Howe’s Dissent—started by its former contributors over the years, often following an intellectual falling-out, testifies to its influence.Les Temps Modernes, Paris1945-PresentJean-Paul Sartre launched Les Temps Modernes one year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France and at the height of his fame as a novelist, playwright, literary critic, and philosopher. It was truly a magazine of the moment and quickly became the leading exponent of Existentialism. (It, too, peaked a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published such titans of postwar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as Samuel Beckett, Jean Genet, Raymond Queneau, and Marguerite Duras, as well as Sartre’s monumental literary manifesto, “What Is Writing?” The magazine’s name, taken from the Charlie Chaplin filmModern Times, reflected Sartre’s belief that engagement with the present moment was man’s duty. Sartre also believed in the pen’s ability to ignite political change, and in its first decade,Les Temps Modernes condemned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and demanded that France depart from Indochina and Algeria. By the early 1950s, Sartre’s Soviet sympathies had caused all the original editors but Simone de Beauvoir to depart, and it was on the pages of Les Temps Modernes, in one of the defining moments of 1950s intellectual life, that Sartre and Albert Camus’s friendship ended as the two quarreled bitterly in print over Stalinism.The Paris Review,Paris/New York1953-PresentThe Paris Review, which began life in hopes of recapturing the literary spirit of 1920s Paris, wanted to serve its writers, and George Plimpton, its charismatic co-founder and editor, was not bashful about engaging in a little showmanship to ensure that their voices would be heard. While never as fervently countercultural as Barnet Rosset’s more European-orientedEvergreen Review, in its early years the Paris Review helped to launch Terry Southern, Philip Roth, and Jack Kerouac, and was the first to publish Samuel Beckett in America. Its “Art of Fiction” interviews have become an institution unto themselves. Forever hovering around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is still going strong despite Plimpton’s death in 2003 and despite the belief of one of its founding editors, Peter Matthiessen, that “little magazines should have short lives and then disappear.”The Baffler, Chicago1988-presentFounded by Thomas Frank, the Baffler modeled itself after Mencken’s American Mercury, and like his idol, Frank loved to cause mischief by exposing the absurdities and delusions of the “booboisie.” Unlike most little magazines, the Baffler was built around an explicit thesis: tha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had co-opted the very idea of dissent by making it a commodity. The magazine spent the 1990s ridiculing one instance after another—from the Gen-X rebel consumers at Details to the peddling of “alternative” culture—in which subversion and rebellion were marketed as lifestyle choices and the counterculture was used only to reinforce the logic of late-twentieth-century capitalism. Despite only publishing seventeen issues to date, the magazine has two anthologies of essays to its name. These days, Frank can be found on the punditry circuit, having brought his critique of the culture wars into the mainstream with his 2004 boo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n+1, New York2004-Present  Over the course of only five issues n+1 has laid claim to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new little magazine to emerge from post-9/11 America. Although its small circulation pales in comparison to such coevals as the Believer and McSweeney’s,n+1 has caused an impressive amount of commotion by responding polemically to the present era. Beyond liberal politics, the editors’ other great passion is the defense of the literary novel: the magazine openly declares itself a descendent of the high seriousness and sense of tradition of Partisan Review. Yet the magazine’s self-conscious tone and its ability to shift casually from discussions of European theory to dissections of pop culture are unmistakably contemporary. In recent issues, the magazine has begun focusing its breezy editorials on exploring the effects that such cultural phenomena as dating, casual sex, porn, and the omnipresence of cell phones and email have had on 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 and the experience of everyday life.http://archives.jrn.columbia.edu/nyrm/2007/sabloff_well.html

一 日本在平安时代末期的宽平6年（唐乾宁元年，894年）正式中止了遣唐使的派遣，日本同中国官方的交流由此而一度停止。然而此前传到日本的唐朝文化却渐渐融入日本，并被传承和发展，孕育出崭新的日本国风文化。唐朝灭亡后，经历了五代直到宋朝，中日间再度恢复了往来，开始吸收宋朝文化。永观元年（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东大寺僧人奝然由台州入宋，翌年，宋太宗赐予他一部蜀版的《一切经》；宽和2年（宋雍熙三年，986年）奝然在汴京（今开封）复制了皇宫滋福殿的紫檀释迦如瑞的雕像，并带回日本，这是日本和宋朝在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宋都南渡临安（今杭州）之后，日中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例如，仁安3年（宋乾道四年，1168年），日本高僧荣西首次赴宋习禅，之后与先期入宋的东大寺僧人重源一同返回，将中国禅宗"五家七宗"之一的临济禅引进日本，创立了日本的临济宗；重源后来又与旅日的宋朝工匠陈和卿一起，重建了在战乱中烧毁的奈良东大寺；承安2年（宋乾道八年，1172年），明州（今宁波）刺史持公文赴日通好，第二年，平氏政权的将军平清盛与宋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积极推进相互间的贸易发展。平清盛去世后，平氏政权垮台，源赖朝建立了镰仓幕府。虽然镰仓幕府与宋朝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但以博多和宁波两地为中心的民间贸易往来却极其频繁。镰仓时代以降，最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是南宋盛行的禅宗正式传入日本。荣西在文治3年（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再度入宋，在临济宗黄龙派的虚庵怀敞中参禅受法，于建久2年（宋绍熙二年，1191年）回到日本，在博多建立了圣福寺，镰仓建立了寿福寺，京都建立了建仁寺，从事弘道事业。荣西还将中国的茶文化引进日本，在其阐释禅宗宗学的著作《兴禅护国论》之外，撰写了《吃茶养生记》这部茶文化专著。另一位日本高僧道元，于贞应2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入宋，在禅宗曹洞宗（亦为禅宗"五家七宗"之一）的天童寺如净门下参禅受法。安贞元年（宋宝庆三年，1227年）他回到日本，开创了日本的曹洞宗，在越前建立永平寺弘法，撰写了《正法眼藏》。此外，京都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圆尔辩圆在嘉祯元年（宋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在径山的无准师范门下参禅六年，于仁冶2年（宋淳祐元年，1241年）回到日本，有许多日本僧人这样赴宋朝学成后归国。另一个方面，也有应邀赴日的南宋高僧。宽元4年（宋淳祐六年，1246年）兰溪道隆赴日，在日本传播正宗的南宋风格临济禅，后成为幕府将军北条时赖镰仓建长寺的开山之祖。弘安2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虽已灭亡，但应北条时宗之邀，无准师范的法嗣无学祖元赴日传道，成为圆觉寺的开山之祖。禅僧之间的往来在元代依然持续进行。正安元年（元大德三年，1299年），中国高僧一山一宁受元成宗派遣，作为国使赴日以"通两国之好"。但日本因元军两度入侵（文永11年, 宋咸淳十年，1274年；弘安4年,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而对中国心存疑忌，一山一宁抵日之初即受到怀疑而被软禁。但最终他接受了北条贞时的建议留在了日本，先后担任了镰仓的建长寺和圆觉寺、京都的南禅寺等寺院的住持。一山一宁学识渊博，门下人才辈出，其中包括日本"五山文学"的杰出人物雪村友梅等人。 元朝以庆元府（宁波）、泉州、广州为门户，在东亚地区推进贸易交流。当时，镰仓幕府以筹集资金营造或改建寺院为名，也派遣贸易船只赴元。根据现有的记载，这些贸易船计有德治元年（元大得十年，1306年）派出的称名寺船、正和4年（元延祐二年，1315年）派出的极乐寺船、元亨3年（元至治三年，1323年）派出的东福寺船、正中2年（元泰定二年，1325年）派出的建长寺船，以及元弘2年（元至顺三年，1332年）派出的住吉神社船等。镰仓幕府被推翻后，室町幕府沿袭旧例，其第一代将军足利尊氏在历应4年（元至正元年，1341年）派遣了天龙寺船赴元。 这些贸易船只的往来意味着中日两国之间保持着人员与物资的直接交流。例如，日本僧人中延円月、不闻契闻等就是搭载建长寺的船赴元的；此外，应北条高时之邀，元朝的清拙正程赴日，以及古先印元、无隐元晦等日本僧人归国，亦拜贸易船之所赐。1976年从韩国新安海底打捞上来的沉船中发现了写有"东福寺"字样的木简，可以推测这是一艘由宁波出发，驶向博多的东福寺船。这艘沉船上还发现了大量瓷器、铜钱等物，使人得以目睹元代东亚地区贸易船的实例，因而备受瞩目。 应永8年（明建文三年，1401年）,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派遣博多商人肥富和僧人祖阿赴明。翌年，明朝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以朝贡的形式开始了两国间的正式邦交。从应元11年（明永乐二年，1404年）到天文16年（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140多年间，日本在室町时代先后十七次派遣船只赴明。这一时期，明朝还在朝鲜（李朝）的太宗元年（明建文三年，1401年）正式册封了"朝鲜国王"；在琉球王国的武宁王9年（明永乐二年，1404年），明朝首次派遣册封使臣到琉球。这样，东亚的朝鲜、琉球、日本三国开始了向明朝的朝贡贸易，并通过海上贸易，将东亚文化圈内各国文化的交流推向高潮。 在相互的交往中，不独禅宗，其他各领域中新的中国文化也传到了日本。此外，日本禅僧赴明的目的也和宋元时期有所不同。到了明代，中日两国的交流已经超越了禅林的范围，重心转向了文人之间的诗文交流，日本禅僧与金湜、张楷、张庆麒父子等宁波文人的交流就是一例。随着日本"五山文学"的兴盛，日本禅僧的文人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日本僧人而言，学习中国文化、到中国直接感受文人的生活、以书画的形式进行艺术交流，应该是一种极其珍贵的体验。日本与明朝的交流中，绘画方面最著名的当属室町时代的画坛巨匠雪舟等扬。应仁2年（明成化四年，1468年），雪舟随遣明船到过北京，在此期间他曾去天童山参禅，在获得"四明天童山第一座"的称号后返回日本。雪舟在学习了中国绘画的同时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画风。他的画风后来成为了日本画坛的一种典范。 综上所述，宋、元、明各个时期，通过官方和民间的贸易船，以禅僧往来为主体的两国交流日益增进，中国的各种文物随之流传到了日本。其中对日本文化有重大影响的要数中国的宋元画。宋元画不仅是明代以来中国绘画的典范，而且对于日本、朝鲜、琉球等东亚地区的绘画艺术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宋元画在日本、朝鲜、琉球等东亚地区是如何被传播，又是怎样被融入的，是研究中国、日本、朝鲜、琉球各国文化特性的重要课题。   二 日本在镰仓时代以后，珍藏了许多流入日本的宋元画。然而融入日本文化的并非宋元画的全部，而仅仅是日本人所喜好的那一部分。对此，米泽嘉圃先生在"日本宋元画"(《东洋美术Ⅰ》，朝日新闻社，1967年)中指出，在日本，"宋元画"和"明清画"是两个具有独特意义的词汇，它与通常中国和欧美学者在研究中国绘画史的时候所论述的"宋元画"和"明清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和欧美学者中的"宋元画"指宋代的绘画和文人山水盛行的元代绘画，包含两个时代和两种绘画形式。而日本的"宋元画"则专指传到日本、并为日本文化所受容的宋代和元代绘画。 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传入日本的宋元画，大致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南宋的宫廷画家的作品，包括南宋院体画和承继此风的元代作品。本次"千年丹青展"展品中有李迪的《红白芙蓉图》【图18.1】【图18.2】和《雪中归牧图》【图18.3】，梁楷的《出山释迦图》【图15.5】、《雪景山水图》【图3.11】、《李白吟行图》【图1.3】和《六祖截竹图》【图2.1】，马远的《洞山渡水图》、传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图3.2】，马麟的《夕阳秋色图》【图11.1】，传宋汝志的《雏雀图》，继承了马远画风的元代孙君泽的《雪景山水图》【图20.2】，以及传孙君泽的《高士观眺图》【图3.6】等。这些作品中，李迪、梁楷、马远、宋汝志等人的作品是南宋院体画中的传世杰作，直至今日仍备受世人推崇；梁楷和下文中将提到的牧溪、玉涧等画家的作品，在室町时代以后极受推崇，对此后的日本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元代杭州的画家孙君泽在中国近乎于默默无名，但在日本却是声名远播的楼阁山水画家。 第二部分为南宋、元代禅林及其周边相关题材的作品。本次展品中有牧溪的《远浦归帆图》【图2.4】、玉涧的《洞庭秋月图》【图2.5】、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图2.6】和《四睡图》【图2.2】、传石恪的《二祖调心图》【图14.1】【图14.2】。其中，牧溪是蜀地出身的禅僧、无准师范的法嗣，其画被当时的中国文人视为"粗恶之作"而未能在本土流传下来，目前所见的作品仅留存于日本。牧溪和他的禅林及相关题材的作品，在日本的评价甚高，对日本室町时代以来的画家极有影响。 第三部分是以宁波为中心的浙江一带的佛教画。这次展品中有金大受的《十六罗汉图》、陆信忠的《佛涅槃图》【图2.3】和《十王图》【图16.1】【图16.2】等。金大受、金处士、陆信忠、陆仲渊、普悦、赵璚、张思训、周季常、林庭珪等画师在浙江地区建立了作坊来开展绘画活动。这些民间画师因在中国的画史上没有记录而被遗忘，但日本的寺院中却保存了他们许多作品。由于宁波与南宋的京城杭州很近，因此他们也受到院体画的影响，有一些作品反映出如刘松年等画家的院体画风格；另外，作品中还能看出北宋以来传统水墨画法的影响。金大受和陆信忠等宁波佛教画传到日本后，大都被日本的画师所临摹，其影响不仅发生于日本的佛教绘画，而且波及到以后日本绘画的各个方面。 将流传到日本的宋元画从内容上分为上述三大部分，是对留存在日本的宋元画作了综合调查研究、对现存文献资料进行了周密考证之后的结果。镰仓圆觉寺塔头（圆觉寺中的庙宇）佛日庵的财产目录《佛日庵公物目录》（贞治2年，宋景定四年，1263年）中记载了当时带到日本的宋元画。其中有作为"诸祖顶相"的偃溪自题和圆悟自题的作品，作为"应化散圣"大慧题跋的《布袋图》，兀庵普宁题跋的《六祖图》等。另有佛源题跋的牧溪《猿图》、虚堂题跋的《座禅猿图》等。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对牧溪等人绘画的喜好。此外还有宋徽宗的《龙虎图》、李迪的《虎图》、赵干的《兰图》、徐正达的《芦雁图》、"十六罗汉"装潢盒、《五百罗汉图》、"十八罗汉图"装潢盒等院体画派的作品，以及宁波地区的佛教画等。 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与明朝建立了勘合贸易（即朝贡贸易）关系，从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同时他收集了不少宋元画的佳作，这些佳作作为将军家族权威和财富的象征而备受珍重。 义满的继承人、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一度中止了勘合贸易，直到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即位时才得以恢复。但是在幕府中，一直到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位时期，始终存在为将军鉴定、装裱、修复舶来品（中国文物），直至装饰到座敷（书院的客厅-译者注）的"同朋众"（同朋众，室町时代随侍在幕府将军身边才艺俱佳者的群体。其中身怀绝技者，往往被冠以"阿弥"雅号，如"能阿弥"--译者注），并成为一种制度。能阿弥和相阿弥是"同朋众"中的杰出人物，在能阿弥撰述的《御物御画目录》中，就详尽地列入了当时日本传世宋元画中的上品之作。在目录中有：梁楷的《雪景山水图》【图3.11】和题有"出山释迦 胁山水 梁楷"的《出山释迦图》【图15.5】；四幅屏一组、并题有"山水 徽宗皇帝"的《四季山水图》（其中的"夏景"传胡直夫笔、"秋景"和"冬景"传徽宗笔）；题有"八景 牧溪"的牧溪《潇湘八景图》；题有"八景 玉涧"的玉涧《潇湘八景图》等。这些宋画中的扛鼎之作至今依然享有极高的盛誉。足利义政晚年在京都东山上营建名为"东山殿"的山庄，专门珍藏包括宋元画在内的中国艺术品。后世将其珍藏称为"东山御物"，并予以高度关注。 《御物御画目录》所记载的画家中，牧溪出现的次数最多，其次为梁楷、玉涧、马远、夏珪、徽宗等人，此外还有马麟、李安忠、李迪、赵昌、孙君泽等院体画画家的名字。作为南宋禅林及周边题材的画家，有率翁、门无关等在中国失传的画家，同时有宁波佛教画师张恩恭、西金居士（金大受、金处士家）等。根据对现存作品的调查考证，可以认定它们不全是真迹，如李公麟、钱选、徐熙等作品，可能就是浙江地方职业画师所临摹的所谓"宋元画"。 相传能阿弥和相阿弥合著的《君台观左右帐记》，收录了以宋元时代为主约一百五十名画家，以及座敷装饰的示意图。书中清楚地记录了室町时代为止，日本国内传世的中国画，可能是参考了《图绘宝鉴》等著作，而对传世的中国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书中所记载的画家，以南宋院体画家、禅林周边画家以及宁波佛教画师为主，也有不少在中国没有记录的画家。 然而鉴赏日本的宋元画时应该注意的是，这其中许多作品已不是中国画原有的面貌，而是为了迎合在座敷中观赏的需要而被重新装裱了的。例如，牧溪的"芙蓉图"、"柿图"、"栗图"（藏于京都大德寺）因善于巧用留白而闻名，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本是画卷的一部分，是在日本被裁剪后才成为画轴的。户田祯佑先生指出，台北故宫博物院以芙蓉、柿、栗等为题材的牧溪写生图卷与大德寺的内容相类似。 宋元绘画在日本的融入及与东亚的关系图很可能是为了迎合品茗会的需要，而将画卷裁成了图轴（户田祯佑《围绕着传牧谿笔芙蓉图二三的考察》，《佛教艺术》79，1971年）。牧溪大概不会想到他的画会这样被欣赏。这是为了在日本的座敷和茶室等空间里欣赏，而将原有的中国绘画变成了日本人喜欢的"唐绘"（唐代从中国输入的绘画，后来也泛指具有唐朝风格、与"大和绘"相对应的日本绘画--译者注）。 本次展品中，如牧溪的《远浦归帆图》【图2.4】和玉涧的《洞庭秋月图》【图2.5】原本都是《潇湘八景图卷》中的一部分。牧溪和玉涧的《潇湘八景图卷》分别是按照足利义满、足利义政（根据《等伯画说》的记载也可能是足利义教）的指令，被裁剪后重新改装裱成八幅图轴的。还有，被认为"禅机图"断简 的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图2.6】和传石恪的《二祖调心图》，原本都是画卷。此外，原本在中国作为册页观赏的作品，流传到日本后，被改装成图轴的也有不少。例如李迪的《红白芙蓉图》【图18.1】【图18.2】和《雪中归牧图》【图18.3】，传宋汝志的《雏雀图》等，原本可能都是册页。 将册页改装成图轴的最有意思的一例，要数马麟的《夕阳秋色图》轴【图11.1】。竖长形画面下部巧妙地运用留白，仅仅在边角上画了山水，上部的空间是题字，这是南宋院体山水画的一种典型布局，但有人指出其画心中央有拼接的痕迹，而上下两部分又恰好各是一张册页的大小。由此可见，该画原来可能是山水图和题诗组成的一对册页，也就是说原本可能是诗和画分开的两件作品。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在日本将画卷或大幅作品裁剪改装成小画面的画轴比较常见，但将小画面拼接成大的画面的事例并不多，其真相不明。 此外，将中国绘画改装成为"唐绘"时，将本是单幅的绘画用同样的裱具重新装裱后形成一个组合来鉴赏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梁楷的《出山释迦图》和《雪景山水图》，本来都是独立的作品，但足利义满收藏后，即用同样的裱具将其改装成了三幅屏。前文所提《君台观左右帐记》是具体举例说明如何装饰座敷的指南，而相国寺鹿苑院荫凉轩主的正式记录《荫凉轩日录》中，更是有一条在中国定制张挂在牧溪《水墨观音图》两侧、共四幅画作的记载（长享二年五月八日条目）。由此可见用一个系列的画轴装饰座敷的情况在当时的日本十分流行。同朋众的职责不仅包括书画和工艺品赏玩，还包括插花、品茗、闻香、连歌、能乐各个方面。 足利义满喜好传入日本的高价的"唐物"，而足利义政则钟爱品茗，青睐浸淫于茶汤境界中的那种质朴、简洁的风情-后来发展成为"恬静"文化。中国文化在日本经过发展、演变后所孕育出的美感已成为崭新的日本国风文化的基础，而许多东西被保留至今，可以认为这也是日本人接受并融合外来文化的一种方法。   三 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之间流入日本的宋元画，如前文中所述并不是宋元画的全部，那么在这一时期里没有在日本流传的中国宋元绘画又是怎么样的呢？它们恰恰是中国绘画史中的主流，可分为以下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北宋时代北方山水画系，另一部分是元代的文人画。元代有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复古主义，而且北宋以来，以北方山水为主体的李成、郭熙派（李郭派）的山水在元代既被文人家、也被职业画家所运用和吸收而得到了广泛传播。从赵孟頫到元末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他们以文人的隐居生活为题材，描绘书斋山水。元末四大家的山水画随着明代吴派确立，渐渐成为受人尊重的文人画的典范。 北宋的北方山水画体系，一般而言在日本的视野之外。当时日本人所喜好是上文中所提到的以牧溪为代表的禅林及周边的水墨，以及以马远、夏圭为代表的南宋院体画，他们画中所追求的留白与北方山水画体系恰恰是鲜明的对比，很可能北方山水画的风格与当时日本人的喜好不符，而被拒之于门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有李郭画风的罗稚川所作《雪汀幽禽图》能够在日本保留下来真是一个例外。此外，收集"五山"禅僧、廷臣的应制诗歌的《文明年中应制诗歌》（文明12年，1480年）中，把郭熙的《秋山平远图》作为诗歌的题目，实际上极有可能是他们并没有看到作品，而仅仅把它作为诗词的意境而已。罗稚川和郭熙都记载在了《君台观左右帐记》的画家名录中，无论如何这些都是非常少见的事例。 至于郭熙的画风，在朝鲜与日本有着截然不同的境遇。同一时期以朝贡形式与明朝保持交往的朝鲜王朝，以安坚《梦游桃源图卷》（奈良天理图书馆藏）为首的绘画吸纳了郭熙的画风，并且成为朝鲜王朝前期山水画的主要特征。中国的宋元画，在日本和朝鲜这两个同属东亚地区的国家却有着不同的传播和融合的形式，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关于元代文人山水画未能流传日本的问题，也有种种说法。相传赴元的日本僧人曾经遇到过王蒙，但当时中国文人的交流"雅集"仅限于狭窄的圈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此外也有人认为，对于钟爱南宋绘画的日本人来说，新兴的文人画超越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但是室町时代应永年间（1394-1428年）在五山僧人之间流行的诗画轴和书斋图，与元代文人们以隐逸为主题的书斋山水图在形式上却有共同之处。关于这问题还有待于研究。 这次展览中参展的日本藏的宋元画中传燕文贵的《江山楼观图卷》【图2.7】，传李成、王晓的《读碑窠石图》【图9.1】，传郭忠恕的《明皇避暑宫图》【图8.14】等都属于北方山水画体系。传王维的《伏生授经图卷》【图6.1】，传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图5.1】，宫素然的《明妃出塞图卷》【图19.1】、郭畀的《枯槎幽篁图卷》等，也是与室町时代以来日本传统茶道趣味相左的作品。 这些是大正（1912-1926年）到昭和（1926-1989年）时代初期传到日本的作品。说到宋元画在日本的传播，如果以镰仓到室町时代为主，并延续到江户时代作为第一期的话，那么第二期就是大正、昭和时代了。在京都的长尾雨上、内藤湖南、狩野君山，还有罗振玉等协助下，阿部房次郎、上野理一（有竹斋）、山本悌次郎（澄怀堂）等人为首的日本收藏家们终于抛开了对品茗会的兴趣爱好，转而以欣赏中国文人生活和趣味为目的开始收藏中国绘画了。   四 1993年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上海博物馆展"，是中国首次在海外展出宋元绘画。王诜的《烟江叠嶂图卷》、米友仁的《潇湘图卷》、梁楷的《八高僧图卷》【图15.2】、王渊的《竹石集禽图》【图22.1】、倪瓒的《渔庄秋霁图》【图1.13】、王蒙的《青卞隐居图》【图1.14】，都是上海博物馆的瑰宝。特别是元代倪瓒和王蒙的作品，展现了元代文人画的特性，作为未曾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宋元绘画的代表，感动了无数的日本观众。这次，日本的宋元画汇集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尤其是牧溪、玉涧、梁楷、因陀罗等仅存于日本的佳作，是日本现存宋元画的代表。这些中日文化交流的精髓，经历了数百年的岁月，在日本依然完好地传承下来，一定会牵动中国观众的心。这次的"千年丹青展"，是近年来一个划时代的重要展览。在这里，中国的宋元绘画和日本藏的宋元画汇聚一堂，展示了宋元绘画应有的全貌。 探讨宋元绘画的传播和融入时，不只是中国和日本，中国和朝鲜，中国和琉球这样单纯的问题，而应该致力于中国、日本、朝鲜、琉球等东亚地区各国间的相互交流，进行大范围的综合性研究。最近在日本有几个与此相关的展览： 一、"崇高的山水-中国·朝鲜、李郭派山水的谱系"（大和文化馆，2008） 此展不只展示中国北宋时代的北方山水发展的谱系，还考证了它与对朝鲜王朝间的关系。 二、"朝鲜王朝的绘画和日本-宗达、大雅、若冲所学到的邻国的美"（枥木县立美术馆，2008；静冈县立美术馆、仙台市博物馆、冈山县立美术馆，2009）此展是参考了日韩专业人员对朝鲜王朝的绘画共同研究成果，将两国的现存作品作了调查之后策划的。而且对朝鲜王朝的绘画和日本室町、江户时代的绘画间的交流提出了新的观点。 三、"圣地宁波 日本佛教1300年的源头--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奈良国立博物馆，2009）此展是以佛教艺术为中心，依据对宁波、博多、京都、奈良间的文物流通的调查研究所策划。同时得到了浙江省博物馆等中国和韩国的研究工作者的协助。 在2006年，文部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亚的海域交流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的学际创生"的文化交流研究部门的调查组和九州国立博物馆共同主办的研讨会"宁波的艺术和文化交流"，就日本、中国、韩国的艺术、历史、文学展开了讨论。（研究报告发表在东亚美术文化交流研究会上，福冈：中国书店，2009） 四、"琉球绘画展-从琉球王朝到近代的绘画"（冲绳县立博物馆，美术馆，2009）此展是首次展示了从琉球王朝时期开始到现代的琉球绘画，因而有重大的意义，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展品在内容上不仅仅只是受到了清代福建地区绘画的影响，还应该从宋元绘画的传播的角度来作更深入的探讨。就琉球王国是明代东亚地区海上贸易的中转地这一点而言在艺术史领域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今后在探讨东亚地区文化交流时应该注意到琉球王国的存在。

2010鲁迅论坛发言

作家最好不要过多惦记前辈的纪念馆。那些纪念馆展示了激动人心的精神高蹈，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在时过境迁的另一个时代很可能失灵。如果把大师当摹本，在纪念馆里凝定梦想，立志成为托翁第二或莎翁第二，那么很可能是操一支古代长矛的天真出征。

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历程Sverre Varvin (挪威) and Alf Gerlach (德国)历史  中国对于精神分析和精神动力学、精神分析治疗实践的兴趣可以说有一个既漫长也短暂的历史。说它漫长可以回溯到1912年，那年章博士写了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文章。随后，中国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不断增加，不仅仅体现在临床治疗学科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学、哲学以及其他与精神分析理论相关的学科方面。1929年弗洛伊德的第一批著作被翻译，如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1921），随后弗洛依德的一些重要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如"一个自传的学习"（1925）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名在中国接受过精神动力学取向心理治疗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叫戴秉衡，他于1935-1939年期间一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后来他又接受了分别来自纽约和芝加哥的精神分析师H.S.Sullivan和 L. Saul的培训，并将他的经验通过教学、督导以及培训治疗等方式传递给他的同事们(Gerlach 2003)。Adolf Joseph Storfer是一个从维也纳流亡到中国的犹太人，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他来到上海后发表了一些关于精神分析的文章，对中国精神科医师和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Plänkers, 2010).，在1920年到1949年期间，中国哲学界、文学界和评论界都较认同精神分析的观点，一些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翻译了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很多著作。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被很多著名的作家运用。比如中国的心理学家高觉敷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并且写了关于这门新科学的重要报道(Gerlach 2003)。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于政治和精神分析的兴趣与一些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相似。在1936年Wilhelm Reich所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在中国出版，中文标题名为"精神分析学批判"，在1940年由R.Osborn所著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在中国以"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标题出版。在中国的培训项目说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历史较短暂，是将发展历史从1983年开始算起，当时德国精神分析师被邀请到广州做报告和研讨会，他们同时参加了关于海南岛癔症大流行的精神病学研究。从1997年到1999年，来自中德心理治疗学院的德国分析师小组为中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了精神分析学取向的心理治疗连续培训。他们分别在昆明、北京、上海、武汉和成都开展过培训工作。从2000年开始，在Alf Gerlach博士的带领下，德国分析师与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在上海开展培训，带来了为期三年的密集培训项目，它吸引了很多中国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参加。这个项目也得到了德国学术交流服务机构（DAAD），中德心理治疗学院、以及包括DPV、DPG和DGPT在内的德国精神分析学组的赞助，它们对各种从基础到提高培训的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培训项目都予以赞助。特蕾沙·袁博士，作为一名具有中国背景的阿根廷精神分析师，从1995年开始在中国积极从事于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教学工作。她在北京医科大学儿童精神病研究所开办研讨会，在北京安定医院开设课程和工作坊。她从2002年与北京安定医院的杨蕴萍教授合作开始了系统的培训项目。培训师资包括欧洲精神分析师 Bien Filet (荷兰), Sverre Varvin (挪威) and Julia Fabricius (英国)。Yuan博士在2003、2004、2005年 与Peter Loewenberg （美国)合作为香港医院管理局开展了心理动力学培训项目。紧接着，在挪威精神分析协会安排下，由Sverre Varvin 教授组织的教师队伍于2006年分别在北京和武汉开展了为期三年的连续培训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挪威政府和北京安定医院及北京政府的共同资助。挪威项目（也包括上海的中德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的心理治疗培育未来师资。这是一个"培养培训师"的项目。中挪项目已经有80-120名参加者，以水平不同分成两个组。提高组包括接受过上海中德项目数年培训的学员，这些学员是初级组学员的督导师，在后来的培训项目中，他们已成为非常合格的老师和督导师，也是在中国医院和大学中工作的重要老师。三届中挪培训班都是按如下方式组织的：-          一年两次，每次为期一周的密集培训项目，每界都以挪威师资为主，前两期包括德国师资。培训内容包括讲座，小组督导和短期密集的个人体验，也叫做"自我体验"，也可以定义为"迷你型"治疗。-          每个受训者要求完成两个治疗案例，并接受有规律的督导，一个治疗案例包括至少100次的治疗，另一个案例包括至少50次以上的治疗。督导者主要是已经过中挪项目陪训的中国同事，受训者也可以通过Skype被欧洲老师督导。-          凡参加培训项目的受训者必须要撰写一篇合格的论文。第一个培训项目于2008年结束，大多数的受训者都达到了培训要求，他们获得证书并且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证，他们被看作目前中国精神心理卫生系统的心理治疗培训发展的关键人物，这是一个成功的项目。基于学员在第二年结束时开始的理解和心理治疗实践能力的提高，我们看到了这种连续培训的重要性。这些项目中有几个中国受训者被邀请花一些时间（3-12个月）在德国的大学或医院的精神分析科室，或者在诸如法兰克福的弗洛伊德研究院的机构进行进一步的培训，在这些短期逗留中，他们也接受密集的个人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中美心理治疗协会（CAPA）自从2008年，中美心理治疗协会在Elise Snyder的领导下组织了为期两年的培训项目，包括研讨会、督导、心理治疗或者说是精神分析。其中大部分是通过Skype的视频方式完成的，这点是与德国和挪威的项目的主要区别。在过去的20年里，这些项目吸引了相当可观的兴趣，并且中国确实受益于这些尤其是德国精神分析师所做过的工作。尽管德国和挪威的项目不是由IPA组织，与IPA也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工作对于在中国进行恰当的精神分析培训的可能性来说至关重要。完善的精神分析培训于2008年在北京开始。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一位IPA的培训分析师Irmgard Dettbarn医生于2007年开始在北京工作。现在中国的精神分析培训中有9位候选人，他们都是来自中-挪威和/或者中-德培训项目中的学员。现状现在，在中国有众多与精神分析相关的活动。2004年，中国精神分析协会成立，共有33位成员分别来自北京、成都、广州、杭州、哈尔滨、合肥、上海、苏州、武汉、西安。2008年，IPA中国联盟中心的成立是与IPA第一次正式建立关系。当前，中国有一些重要的精神分析工作中心：北京，北京安定医院（杨蕴萍教授，临床心理学系主任）。上海，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肖泽萍教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施琪嘉教授，心理治疗系主任）现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精神分析作家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约瑟夫.桑德勒、拉尔夫. 格林森、安东尼.贝塔曼和杰里米. 毫慕斯。一个把弗洛伊德文集翻译成中文的雄心勃勃的计划由法兰克福的Tomas Plänkers医生领导。结论在过去的27年里，在中国的动力性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发展中，IPA分析师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1. 培训大量的精神病医师和心理学者，起源于已经演示了对一些疾病有疗效的精神分析方法。这些受训者目前有许多在精神病院、综合医院的心理治疗科、大学的临床心理系和中国政府的卫生部门起到骨干作用。2. 培训师资格，是能够教授新一代临床医生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治疗方法。3. 也许最重要的是，对咨询关系的精神分析的理解已经被证明对任何精神疾病的治疗都是很重要的。例如，已经证明药物的疗效很多依赖于医患关系的性质。这里，移情-反移情的理解对于在正确的情感氛围中治疗是不可缺少的。在精神医学中， 这点同样也适用于任何不同的治疗。可以说在其他的治疗范例中，比如认知行为治疗中，理解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无意识互动的重要性，也就是移情-反移情，愈加重要。结果，精神分析和基于精神分析的治疗都是治疗形式和一种理解治疗师与病人关系的方式。在这个内容上，应该中肯的寻求它是否有效、它如何起效、对什么人什么起效的证据。因此，中国研究者在中国的研究是必要的。在动力学取向的中国成员中这种兴趣逐渐增加，动力学相关的研究项目已经初具规模，而IPA成员作为督导者参与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关于创伤的研究和治疗师胜任能力的研究(Varvin 2010)。4. 中国精神分析师的培训在未来将成立精神分析学院和协会。在过去的27年中IPA分析师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在中国建立了不同水平的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培训项目：-      在动力学心理治疗中进行了精神动力取向的心理治疗师和督导师的培训。-      帮助建立了专业组织。-      帮助在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中整合精神分析的治疗和理解。-      帮助实施精神分析相关研究。-      以建立精神分析培训机构为目的而进行的精神分析培训。这个工作也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包含心理治疗作为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培训内容的精神卫生改革相关。IPA分析师S. Varvin 和 A. Gerlach是这个中国法制-行政-教育体系的顾问。   总之，30年的精神动力学培训和临床工作已经在许多IPA分析师和其他分析师的帮助下，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GERLACH, A. (2003) Psychoanalysis - an Inspiration for Chinese Culture? Lecture, Taiw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Taipei, May 3, 2005.PLÄNKERS, T. (2010) Adolf Josef Storfer (1888 - 1944). Ein PsychoanalytikerIm jüdischen Exil Shanghai. Shanghai, Ausstellung und Vortragsreihedes JewishRefugees Museums und des Deutschen Generalkonsulats Shanghai.Varvin,S.(2009), What do we know about what works on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Research findings,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from psychotherapy in China. In: CHINESE PSYCHOTHERAPY IN DIALOGUE(CPID), no 2. 

（编者按：本文是赵旭东根据已故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1999年4月17日的一次演讲录音整理而成，费孝通教授生前曾经对整理稿做过详尽的校对，从留存下来的费先生用铅笔亲自改过的校对稿中，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先生对于文字的那份认真负责的态度。此文部分内容曾经在《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中有所收录，但并非完全一样。这里刊出此录音稿，一是用来体味费先生一生对于中国农民认识的逐步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在于缅怀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这也许才是对老先生的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     我昨天刚刚从江苏回到北京，在家乡跑了一个多月。没有能很好的准备这一次讲话。在车上我想了一下决定就讲我自己研究农村的经过。我的话还是以家乡话为主，有些同志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不过会录音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可以再看。我所讲的题目是"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这就是要讲我自己怎么样进入到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的，也就是要讲我自己的学术自传。我的话就从1930年进入未名湖畔讲起。我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是在1930年秋季，那时候我只有20岁，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那个时候与现在在座的各位差不多年纪。但是一转眼已经有几十年了，到今年我已经快90岁了。在这70年的过程里面，我经过了风风雨雨，到了今天与大家来讲讲我是怎样度过这70年的，怎样进入到农村调查的学术领域，我有什么体会。我不讲我自己的历史，而是讲我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我对于中国农村的认识过程，讲到现在我在这方面研究些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从以前的小伙子，到今天的老头子，在这70年的时间中，我的思想是怎么变动的。但这个题目还是很广，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恐怕讲不完，我就能限定在一个方面来讲。第一个问题是讲我为什么要挑这么一个农村和农民问题来研究，也就是我挑定研究对象的问题。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往往都是由时代决定的。我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生的，因而我还算是清朝的遗民，曾属于清朝的人，我的哥哥就拖过辫子。我是从一个封建王朝，经历了五十年才进入现在的人民中国。我在1930年20岁，才到未名湖畔来学习的。这年秋季我从苏州东吴大学的"医预科"转入燕京大学的，我进大学时是想学点知识，帮助人解决痛苦。到了1930年，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那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大转弯的年代，刚经过国民党的北伐军跟北方的军阀打仗的时期，即所谓军阀混战时期。在那个革命的时代里，我进入了大学。碰到了一个革命时期的开始，很多同我一样年纪的人，不少给杀掉了。我当时的很多同学现在都碰不到了。前些日子我还想找过去的老同学，都是90岁上下的人，找他们谈一谈，谈谈我们当时青年人的思想，因为只有我们还记得，你们现在是不会碰到这样一个局面了，所以也不容易理解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经历。当时对于青年人来说，"亡国"是一个很具体的可能，那个时候要"救亡"，"亡国奴"做不得！你们不会知道，也不容易理会。那个时候的青年人的心里很清楚，就是不能当"亡国奴"，那怎么能不当亡国奴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那时是在东吴大学，这是个教会学校。我在东吴大学上了两年学，进了医预科，主要学的是生物学，目的是要治病救人，后来经过了当时的大革命，事情变得很清楚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的问题。这个问题从1930年代开始已经很清楚了。我恰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未名湖畔的燕园，带着这个心情想要了解中国，进而来救中国，目的是不要亡国。这种心情当然不是你们现在的心情，而是我们当时的心情。要不亡国，我们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事情？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这是当时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一种向往。这一切的思想活动都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时代与那个时代相差就很远了。我们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亡国。因为在我们叫做帝国主义的时代，列强从四面八方守着我们，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加在了我们的头上，那是一种国耻时代！当时青年人感情很激动，民族意识也很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燕京大学，决定不念自然科学了，下了决心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因为五四运动不是讲科学救国吗？我们要从科学道路上面来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会碰到了这么一个危机。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就在现在的北大这里，我就进入了社会学系，这个时候社会学的情况怎么样呢？当时我们一般都是用英文上课的，1930年我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系里面只有一位先生叫吴文藻的，他不但用中文讲课，讲北京话，而且还提出来了社会学要中国化，要研究中国，用我们的科学知识来了解中国的社会。就是我初进燕京大学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学正在酝酿走这样的一条路子，一种风气。就是要用我们社会科学的知识、方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来改造它，找到一条出路。来使得我们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在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年纪所碰到的问题。当时我们下决心在学术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三年里面就自己以为找到一条路子了，就是社会学要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要我们青年人带头下乡去研究中国社会，为什么要下乡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中最多的是农民，这一点大家也清楚，不用我在这里多讲了。我们要认识中国，就要认识我们中国的农民生活。这个时候认识农民生活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具体研究，只是口头上这么讲，要这样子做。我有好几个同学下农村了，不过现在活着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其中有一个是同我一起的杨庆堃，曾在美国教书，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恢复社会学时我请他到中国来帮助我们重建社会学。他现在还活着，可是脑筋已经不行了，听说最近已经得了痴呆症了，不能讲课了（他是1999年1月10日逝世的，我此次演讲时还不知道）。还有一位也是我的同学叫廖太初，他就住在中关村，他主要是研究，农村的私塾，到山东去做调查的，这两个我都记得很清楚，现在还在，都是90岁的人了，我当时算年轻的一个。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就跟着吴文藻老师，吴文藻老师指出了这条路子，可是他自己没有下去调查。我们这批年轻人不管怎么样就下去调查了，看中国农民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方法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即empiricism（经验主义），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获取知识。去年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时，我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就是指从实际出发求得知识。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理解农民为什么这么生活。这个道理是"五四运动"喊出来的科学和民主这两个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华。"五四"这套想法是从美国来的，是从杜威（他当时是我们崇拜的一个人物）开始，他说的是我们的知识问题，我们的人是从哪里去找知识呢？要从实际里面去找，不要空谈，不要光用脑筋去想，想出许多花样来，那个不行。要去看，看了以后要用科学方法再去看，自己看，别人看，最后再来看看对不对。这样的方法开辟了中国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这一点我们还要归功于"五四"运动的时候这一批比我前一代的学者。那么，到我这一代呢，要去实践了，要真的去做，真的下乡，去看农民是怎么生活，并试图把所看到的东西系统化理论化，那个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可是我不是农民，家里面没有种过田。我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搞教育的，是一位老师，我的妈妈当时很摩登，毕业于上海的一座女校。现在这个学校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座学校是一座新式学校，她的头发，不像现在的烫发，70年前时髦的妇女所梳的头是日本式，上边一个结，两边分开来。同现在不一样了，变化啊！她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不让他们走上旧的道路，而是要走上新道路。当时不叫现代化，而叫新法或新学。我们当时追求的是能不能够用科学方法找到一条比较符合实际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到现在还没有变。变很难，总的观念问题，出发点，我们这一代人想把自己投身到学术里面去，寻求爱国救国的道路，这样的观念一生没有变。就是想用科学的知识来救国，那是当时帝国主义压迫出来的，我们做的很具体，我们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走上了社会学中国化这条路。这条路是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关于这条道路我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讲到我们在燕京大学请了两个外国教授，一个是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的，叫派克（Robert Park）；第二个是英国的，叫拉德克里夫-布朗。后来我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过世后，他就成了英国人类学的带头人了。他们两个都主张社会学同人类学相结合。人类学的方法就是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人们的实际生活的方法。他们的上一代的人类学者还是讲理论的，讲猜想的，用演绎法来解决问题的。我的上一代老师，特别是我自己跟着他做研究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有相当长的时间就是生活在当时被称为野蛮人也就是殖民地上面的土人中间，研究他们的生活，后来写了很多的书出来，奠定了用实际调查方法体验生活，并将此看成是作为一种真正认识社会生活的方法。他们是我的上一辈，现在都不在了。我讲到过的那几个老师都过去了。轮到我还没过去，不过又是一代人了。对你们讲来，可以说是早了一代。因之你们出生的时代，你们早年碰到的生活，就不是我早年所碰到的生活，已经变了样了。中国的社会在这中间有个很大变化。这是第一段，我交代一下我为什么研究农村的农民生活。为什么农民生活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我们所用的方法就是实地去看，实际去体味农民的生活。可是我不是农民，我早年并没有接触农民，也没有种过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强迫我去种田了，种了两年田，种棉花。这很重要，因为真正同农民一起生活，所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做到了。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还是我们在干校时下放到村里跟农民一起种田、种棉花的经验。我现在还懂得怎么种棉花，当然已经变化不少了。像我们以前那样哺秧，现在没有了。利用种子放在土里面让它长出来，这个做法现在农民不搞了。引进了一种现代化的，先把种子特别保养，吃偏饭，长得好点才下田。这叫做营养钵。从种棉花一直到采棉花我干过。自己做过了几遍。懂也不一定懂，可是却实际地进入到我的生活里面了。我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过了两三个月。结识个老朋友，我最近还去看望过，他还在那里做农民。我们现在不做农民了，又出来做知识分子了。经过这一段，从1930年代到解放，这一段是我学术生命的第一段。这段时间里面，我写了几本书，都是写我实际调查过的，这种实际调查并不是说我实际参加了农民的生活，我是住在农村里面，是我的姐姐带着我。她在农村里面办了一个缫丝厂，培养蚕，一直把丝缫或线，这是我们江南太湖流域的主要副业。30年代这个时候的副业已经不景气，卖不起钱了，原因在这里就不讲了。那个时候农民很穷，副业衰败了。我的姐姐从日本学回来这一套新法养蚕，算是有了科学方法了。她跟我一样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比我大七年。还在那儿养蚕缫丝。我过90岁生日的时候，他送过我一块丝巾，就是她自己手做出来的，用丝绵打出来的。她今年97岁了，一直也没有改变过她早期的要为农民改良生产的理想，现在的说法叫"科技下乡"，叫农民改良他们传统的养蚕方法，而且进一步叫他们用机器生产，不要用土法做丝了。机器生产日本比我们早，日本的力量把我们比下去了。她办了一个"生产销售合作社"，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这是从农业到工业，或者说农业的副业到工业，工业再进一步到销售卖到外国去。这是从生产（农业）到出口一条龙，是她发明的。我的姐姐很能干。我觉得她还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先驱。她很小（17岁）就到日本去学习，学回来之后。真正拿来用到农村里面去。她是第一批的学生，现在都有70多岁的。我在江苏碰到这几个老太太还在农村里面帮助农民搞丝。她的这个传统还会继续下去。我在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吴文藻先生说，我们的出路，就学术方面讲，社会学一定要走上人类学的道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社会，这是他提出来的。后来我根据他这一见解实际做了，他送我到清华大学去念人类学。有个老师叫史禄国（Shirokogoroff），前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他虽名气不响，可是他的结果影响很大。这是我作为他的学生讲的。后来我到苏联去，前十几年了。苏联的科学院请我去，碰到他们研究人类学的人，同我说他们现在已经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个时候他是被斯大林赶出来的。斯大林讲民族问题，还是根据他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可是人家都不知道史禄国。我叫他"人不知而不愠"。"愠"是指心理面不嘀咕，人家不知道我做的好事，不要嘀咕，不要抱怨人家看不起我，最后人家还是会知道的。史禄国就这样在清华呆了几年。没人认识他的本领，他的本领实际上是世界级的一个权威。在人类学方面，他与我的另一位名闻天下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不同，他写的书大的要命，但是就是没有人去看它。他是俄国人，用英文写，写出来，说老实话不容易看，我很多看不懂，这是理解上的问题，因为他要用自己的概念，不愿意用英美的传统的概念来表达他的意思。所以他用字很难，创造很多新的名字出来，他的最后一本最重要的书的名字叫做Psychol-mental complex，两个指心理的词合起来了用。现在我叫它做心态，文化的心态。这是我想出来的。不是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而是指思想意识。而且把感情都包括在里面。他叫Psychol-mental complex这是一个文化里面最高的一层，不光是指人同人的关系，我在这里讲课，你们坐在那里听，这是人同人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身份，可是还有一套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的这一套思想，这就是他所说的Psychol-mental complex，不是我的讲话，不是我的行动，而是我讲话内容的意义和感情，我很希望你们能听懂我的话，这是我的感情，虽然你们还是听不懂我的话，可是我的心态方面还是有这个意识，要使我的思想转到你们脑子里面去，这是人类一个最高的活动。就是说我们还有个层次，我叫做心态，就是指思想、意识感情，爱好，这一套东西是在人的思想里面，感情里面存在着而成为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文化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我还没有写出来，如果再给我十年，我希望能用中国话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这一点我也不敢说了，因为我还有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了。这是第一段我想讲的，就是我开头讲的我是怎么投入社会学的，就是想要用社会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这一点我讲了很多，文化自觉，也就是史禄国教给我的。这一段我讲完了。我接下来讲第二段。第二段我进入到一个学术的圈子里面去了，清华毕业以后我是靠"庚子赔款"把我送出去留学的，所以我一直跟国耻，跟帝国主义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我还是一个青年，二十五岁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毕业后我就到瑶山去做调查。这是吴文藻、史禄国都同意的，那是因为要认识中国的实际比较不容易，最好要到一个比较不同的社会里去，取得一个参考体系（reference）。你天天生活这样，吃饭拿筷子，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从小父母就教我们大家用筷子吃饭，可是用筷子吃饭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他们叫筷子文化。筷子日本人也用，是东方文化。西方人不懂，要学一学。要懂得中国就要先学用筷子吃饭。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没有筷子不行，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想到筷子是怎么来的？怎么就开始用筷子了？到现在我也不懂，我们的文化就是从小养成的，不去问为什么这样。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听，听我讲，这都有一套老办法，就是传统的办法在那里进入我们的生活。要理解它，孟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点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知之"就是理解它为什么这样，毛主席则说"问个为什么"。就是要"由之"而"知之"。平时做事情是不问为什么的。为什么可以叫妈妈为"妈妈"，为什么可以向妈妈吃奶。这是不必问的。她当然要给我吃奶啊！这不是个问题，不进入到理性的生活里面去。我们把我们生活的一套办法，吃饭、吃奶，一直到最深层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视作当然，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没有人讲得清楚。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个意思。现在大家也不去想了，大家"由之"而不"知之"了。来了就算了，去了就过去了。要真正有个理解，有个知识，就是我所说的"从实求知"的"知"。一般人是不讲这个的。生活的方法都是学来的，叫做学而时习之。跟人家学了之后，自己跟着再做。我们的生活是从学人家的样子就自己把它repeat , repeat（重复），就叫做学而时习之，成了习惯化，习惯化了就是不去想了，不去理解了。现在我们说的科学，就是要把普通寻常的东西讲出个道理来，讲个道理就是进入到理性生活，一般人是不进去的。我们从"五四"运动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要求一个rational，要追求一个理性，现代的中国人，包括你们在内，很多还没有懂得什么叫理性，什么叫习惯性，就这么做了，这就对了，就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的生活，也可以说没有道理的生活，这叫"由之"，跟着做。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农民的生活中，把农民生活的道理讲出来，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去看、去了解，去体会他们。自己参与他们的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参与（participation），要进去。进得进人家的生活，这不容易。你自己的生活有时好像是被包裹起来的，因而不理解自己是怎么生活的。现在我们就是要进一步提高一步，问为什么要像你们这样子的生活。这样才有教育改革，改革要通过理性的reflection（反思），这是考虑、思想，要进得去。我从1930年代燕京大学到1949年一直在这个路上摸索。写了几本书。我写了一本我姐姐办的乡村合作社的书，这种合作社不是解放以后的合作社，是解放以前那个时候农民自己办起来的生产销售的组织，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我在瑶山里面受伤了，回去到乡下养病，我就住在这个工厂里面，这里面我就接触到江村（前几天我还去过一次，这是第23次到这个村子里面去，看看老朋友，看看现在的变化），江村就是开弦弓村，是吴江县庙港乡的一个村子。我在那住了一段时间，也不长，一个多月，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也觉得我姐姐的科学下乡是一个很重大的开始。是改变农村生活的开始。农民需要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科学知识，养不好蚕是要死的。蚕要是一病，全都会死的，都要倒到水里面去，整个投资没有收获，所以很多养蚕户就吊死了。一次蚕瘟不但死蚕还要死很多人，养蚕亏了本，不好交代了就上吊了。那个时候的解决办法就是上吊！我觉得我姐姐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就记下了很多的东西，1936年夏天，清华大学把我送到英国去念书了，跟马林诺夫斯基这位老师学习人类学，叫做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就是研究人同人的关系，不同西方文化的这种人同人的关系。我跟着他两年，就把我在江村看到的材料整理出来，写了一本叫《江村经济》，有很多同志都看到过，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38年我写完，39年在英国出版。我的博士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当时出版商（他们是进入到了市场经济了）一看这个名字不行，我原来用的书名叫《开弦弓--中国农民的生活》，他说不要这个书名，变成Peasant Life in China，翻译过来叫《中国农民生活》。有人就批评我，中国这么大，你怎么能用一个村子的材料讲整个中国呢？批评得对。可是我说，我开始没有要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国的农民有几亿呀，我怎么能够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呢？可是，这里看到的江村这样一个村子的农民生活，也是中国农民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争论持续了很久，英国也进行了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微观的田野调查怎能够得出宏观的结论这样的问题。这里我提到了逐步接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观点，今天不谈这一点了。接下来就是抗战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很多年轻红卫兵问我，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回国？你为什么不在外国呆下去呢？一定是特务，你要不是特务，没有坏心思，就不会回中国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思考路线，你回国一定是一个思想不良的人，那个时候在英国，有人请我教书，那为什么又回来了呢？现在的一个留学生出去谋得一个职业之后，他就"老子不怕"了，就想不到要回中国来工作了。他不知道中国需要他。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青年从心理上还是要救国的。要回去做一些事情。救中国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没有想到不回国的道理。毕业考试完了我就回国了。到中国的时候，已不能够回我家乡了。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在轮船上就听说连广东都沦陷了，就剩下一个昆明，叫做后方，只有西南半边了。我们就在过去叫安南现在叫越南上岸，从西贡直奔昆明。这个时候几个大学都到昆明了，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组成了西南联大。同时我们清华算学系的老教师熊庆来，他是一个数学家，当了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把吴文藻请去了。不久我也到了云南，同吴文藻接上了头。到昆明后的两个星期我就下乡了。目的是要了解后方的内地农村。我直接去调查的村子叫禄村（禄丰），现在他们还记得我。这个村完全没有副业，没有工业，是靠土地为生活的。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村子里做调查，住在房东家里。我住的房东的孙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小的企业家，他在禄村办了一个小厂，我到他的厂里去看过一下。在那次研究之后，我们就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专门有一批年轻人，主要是清华和联大的毕业生跟着我办了一个名叫"魁阁"（是在魁星阁里面，现在这个地方还在）的研究中心。当时我们还都是青年人，下面是第二代（这第二代现在也七十多岁，故去了的也不少了），如在社会科学院的张子毅，我们几个人调查了三个村子，我们后来编成了一本书，叫《云南三村》。我们做完之后，美国请我去讲学一年，学没有讲，倒是写了一本书。那时派克老师的女儿帮我写了一本叫做Earthbound China的书，这是我第二本用英文出版的书。后来我把中文原稿重新印出来叫做《云南三村》，你们要看可以看看，《江村经济》接下来的就是《云南三村》。这是我第二期的调查报告，这里面我就具体地提出了乡镇企业的概念，那是在抗战的最后一段时间，30年代到40年代，还没有解放之前。日本投降之后我又写了两本书叫《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我把十几年来我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讲给学生们听，讲完以后写下来。后来北大出版社在百年校庆的时候又给我重印了一遍，去年出版的。这里写的是我调查里面的体会。我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本是一个乡土社会。以上是从我回国到解放前不到二十年中做的工作。是我的第一段学术生命，是1957年结束的。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把我排除在普通人的社会之外。连一般人的社会权利都没有了。右派是不能接触的人，不能碰的。碰了你自己也会成右派，就像传染病一样，所以要把右派分子从正常社会中孤立起来。使得他不要感染人家。就像得感冒的人，不要让他来开会，一来大家也得感冒，感冒就流行了。右派就是这样子的，实质上来讲，就是社会的隔离问题，这个社会不准许他进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当右派是很苦的，你们看过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记》，他描写了一点，但没有全写下来，他没有当过右派。我是从头当到尾，从57年到80年，这些年对我也有好处，我学习了人生。特别是劳动，接触了真正的农民的生活，同时也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什么叫social，什么叫social circle。人同人构成的社会是一个圈子。一旦被排除出来，就得不到正常的生活，有如西方小说里的背着一个红十字的人，罗马时代有一种刑法，称作不受保护的人，别人随时可以羞侮他，这就是我当右派时所体会到的，当右派当出来的认识。我能真正懂得什么叫social了，进入不了社会这意思就是将你隔离起来。文化大革命时你们还是小将，还没有经过这一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social isolation，你不能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去，这是异己分子的圈子，同社会中心的人不同。那个时候叫做"划清界限"，不要站错了立场。这就是社会学的根本东西，划了一条线，你不能随意跨过这条线，比如说大学这个圈子。你没有经过"考试"，就进不进去，要花很大的力气进入到这个圈子中来，进入了圈子，你不孤立了，你觉得有一个靠山了。这就是社会对你的一个支持，你要花很大力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写了那篇"圈外人语"的文章，就是想讲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圈子之外的人被人家孤立起来了，不能进入到社会圈子的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境界、心态，我把它写了出来，把它表达了出来。其实这种事情在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里面都发生的。我的这一段历史是从解放到1980年，1980年我被改正了，我又重新进入到我的老圈子了，进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面了。以前是被排斥出去的。1957年到1980年，这23年的生活也很有意思，使我对于社会学的理解深了一层，没有这一段的实际生活，你不懂得什么叫社会。社会的意思是你要同人家接触，要人家接受我，这一点是很关键的。经过这一段，我有感性的知识了，懂得什么叫social了，接下去是1980年到现在是我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的标题就是"行行重行行"，就是一次一次地出去跑。昨天还是在跑，不断地出去跑、去看，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做农民了，不要我了，我也做不动了，种田我种不动了。只能看人家怎么种了，我要看别人的变化。第二次生命从80年代开始。在1980年代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几句话，这是在统战部的宣布我不是右派的会上说的。那时我已经70岁了，老头了，在过去就是快死的人了。我就说我希望不大，希望再活十年，所以我就说我身边只有十块钱了。十块钱就是表示我的生命不长了。打算还有十年。我说我得好好用了。不能买花生米吃，因为我喜欢买零食吃。我要把十块钱集中起来买一个心爱的东西。到了1990年我80岁了。当时统战部请客，给我祝寿，吃饭的时候人家问我："你这一生干的事情，推动你的力量是什么？"我当时就说了四个字："志在富民"，目的是在富民，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其实我在《江村经济》的结论里面早已经说过了，我说中国的问题，饥饿是真正的关键，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1930年代我在江村调查的时候，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要吃饱饭的问题。吃饱穿暖是当时农民最大的要求，当时的农民穷啊，所以我说我的责任就是要解除农民的穷困，要使他们吃饱穿暖，这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现在看来是与小平同志的理论是相符合的。就是要提高生产力，不能靠人家给，要自己挣出来，要提高生产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穷呢？我在《江村经济》里面也讲了，我说中国农村经济的关键很简单地讲是要工农相辅，不能只靠农业，只靠农业是活不了的。到现在还是这样，一定要有副业，一定要工农相辅，这样配起来，讲得清楚一点，我们有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这里"牛郎"就是"农"，"织女"就是"工"，工农相辅。牛郎织女到七月七见一次面。大家忙得很。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工农相辅。这种工农相辅的中国经济碰到了外来比我们高的科技，我们的旧有的手工业就跌下来了。中国的纺织业是很早的，去年我到宁波的河姆渡遗址参观，在过去七八千年前，住在我们江苏太湖流域的人已经有很发达的文化了，这时已经会织布了。大概是真的，我看了。那时已经是有副业了，已经是不完全靠农业生活了。河姆渡是属于良洙文化，这个时候农业相当发达，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谷子。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有纺织了。这在《孟子》当中也可以看得到，他说一处院落，四周种上桑树，老年人就可以有衣服穿了，这就是谈农工要结合。到了30年代传统的工业衰落了，因为它赶不上西方的科技，这个时候机器工业出来了，我们传统的工业吃不消了。退化了，一退化，农村经济就失调了。原来的工农相辅的结构不行了。所以农民就贫困吃不上饭。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真正有人饿死的。工农结合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是我讨论工业下乡的一个基础。这是我的认识基础，在解放前一段时间对乡镇企业，在知识分子中间争论的很厉害，我说中国要发展乡镇企业，才能解决中国农民的吃饱穿暖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反对，说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到了工业化的时候要搞大工业。但是我还是坚持要在农村里面搞乡镇企业，这叫工业下乡。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错，现在大家都知道乡镇企业是发展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开始我们搞了大工业，学习苏联的工业体系，开始的两个五年计划就是解决中国的工业体系的问题。现在还靠它，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是市场经济里面出来的，而是计划经济里面出来的。不要只看这一方而不看另一方。中国是多方面发展起来的，有的时候我们批了一面，而强调另一面，出了很多的毛病。计划经济的时候，大家吃不饱，因为中国挣的钱有限，拿钱投到大工业里面去，别的地方就没有了。毛主席的那一代给中国的工业打下了一个基础，这是必要的，没有这个基础不行。这是要承认的，可是他忽视了农民生活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大跃进，上面的领导听不到下面的实际情况了。那个时候我到徐水去参观过，说是一亩地可以打一万斤粮食。我们大家都去参观了，都说好啊好啊，其实是假的。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把我们的领导迷糊了，其实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风气。结果害了自己，农民饿死，在我们江村就有饿死的人。所以一个事情都有两方面，走了极端就要出毛病。当时领导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是要中国发展起来嘛，后来还是得要走工农相辅这条路。我的第二段生命开始，就是去三访江村。第二次是在我当右派的前夕，我当时批评了政府忽视发展当时农村里的副业，农民是有饭吃没有钱花。农村的市场经济合并到国家的市场经济里面去，结果农民就吃不到饭了。那是真的吃不到饭了，有人饿死了。我把这个事情讲了，我批评政府，政府说我是反革命，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还有许多其它的事情，这里不讲。我出来之后，重新进入第二次生命，我就开始再下去调查，当时我说还有十块钱，那这十块钱怎么花呢？我说要存起来放在研究城乡关系上面。我是研究农民生活的，中国不只是农民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我没有精力去调查研究了。十块钱要集中花，花在行行重行行上，到处去看农民的生活。80年代，我那时70岁了，一般人会在家里养老，但是我还是要出去走，全中国各省都走到了，除了西藏不许我去，海拔太高，去了就回不来了，领导上决定不能让我去西藏。台湾不让我去，除了台湾、西藏中国各个省我都去过了。都是到农村里去，现在不行了，太苦的地方不让我去了。医生说让我去那些出了毛病马上就可以送医院的地方。这一段我就是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的开头在8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当时是一个问题，那时我想的很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我想人口那么多，农村里要容得下么？农村里边吸收不了这么多人，出来到哪儿去？都到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我们不仅养不起，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人是要就业要生活的。12亿人口中80%是农民，中国城市里面是容纳不下这么多人的。所以我提出了一点，要多搞几个人口的蓄水池。这个概念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82年在江苏我的家乡调查，调查什么呢？我就把吴江县传统的小城镇一个一个地跑了一圈，镇的人口传统年代的时候有1到3万人，可是经过了解放以后的重工轻农，我们花大量的财政都投到了工业里面，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大工业都起来了，工业里的工人要吃饭的，那就要有农民来帮助，实际上是以农支工，那段时间农民就很苦了。解放之后农民得到了土地但穷。到了人民公社的后来这几年，人太多了，大家抢工分啊，你们都不懂了，那时我也不懂，没有资格到公社里面去，我是右派，是圈子之外的人，没有实际去看公社是怎么活动的，现在听得很多，公社也有许多特点，比如吃大锅饭，家里的锅都放到公社里面去了，同你们差不多，农民像北大的学生差不多都到食堂里面去吃饭，不是很好么？不过当时一下子就吃完了，没有东西吃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会真的饿死人的，这是我简单化的讲。我在全国跑了之后，才看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件最清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承认了，当时还不行。当时认为乡镇企业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差一点我又被打成右派了，第二次要被打成右派，没打成。后来才承认中国农民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一定要工业下乡。在我的《行行重行行》里面就谈到，一个地方发展不发展要有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工农比例，工和农的比例，当时我们苏南，农工各一半。在长江北岸，不到一半，农比工大。到了苏北就是8：2，20%的工80%的农。当时一个大的争执就是，怎么发展农村呢？是发展工业，或说乡镇企业呢？还是发展农业。这个官司打了好几年，来来去去地打，左倾右倾地批评，一直到小平同志说不要争了，不要去挣姓"社"姓"资"了。有的人说，乡镇企业也是"公"，因为它是从人民公社当中出来的。讲我自己我是主张要发展乡镇企业，可是乡镇企业各个地方不同，因此我全国跑，我看到江苏南部有一种模式，我叫它是"苏南模式"，我提出模式的概念，就是指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点，到温州我看到它是特点，是"小商品大市场"，我还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这里是做纽扣，做小的生活用品，一直到电器工业，还有像打火机这样的东西，都是小商品。这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小商品，同时他们搞全国性的大市场。出去推销，带着商品出去跑。一时浙江人漫天飞，温州人漫天飞，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我到了内蒙边区的小镇上，到处都有温州人。农村里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了，都跑出来走四方，带着东西出来卖，一直卖到外国。这是他们的传统。我叫它温州模式。到后来我归纳全国的乡镇企业为三个主要模式。第一个是以公社社队工业为基础，比如像从农机修配站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原来只有几千块钱，现在发展的有几十亿啊，发展到这么大。我们一路都看见了，这是"苏南模式"。现在出问题了，苏南模式怎样改制？就是要变成股份制。第二种模式就是刚才讲的"小商品大市场"，搞家庭工业，都是家里制造的，像纽扣、电器用品。这个市场里面，农民造出来的商品质量不高，可是他造出来了，而且推销出去了。他们有一支推销的大军，以温州来说，大约有一百万人在外面，这叫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是从那里来的呢？终究还是从农民那里来的。我在珠江三角洲看到了第三种模式，就是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来源是香港。香港的工业很有趣，是从上海开始的，像容毅仁他们家传的那样的民族工业。抗日胜利后，他们本来是想在苏南发展民族工业，机器都买来了，到香港就停下了。不敢回来了，回来怕挨斗争，所以他们在香港落脚了，由此奠定了香港的工业基础。是用我们内地去的这些民族资本家为基础，发展了香港工业，到现在还是宁波帮、上海帮最大。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回来投资了，叫港资。这种模式是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这叫"借船出海"，也叫"三来一补"，就是资本、原料、技术等都是外面引进的，用中国的劳动力，这叫三来一补，即借船出海做生意。后来发展成为自己造船出海，最后发展到现在的三资企业。去年年底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跑，从深圳到珠海这条线都跑了都看了。看了之后就发现，他们现在基本的经济是靠外资。乡镇企业是在吸引外资，外国的企业，外国的市场，外国的资本，现在有80%是外资了，现在的经济基础已经不是十年前的经济基础了。像苏州工业园，都有自己的开发区。搞开发区吸引外资，自己去造市场，这个很复杂。为什么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波对国内影响没有那么大，这里原因之一就是结构上的不同。现在我们的工业结构主要是靠外资，外国人拿大头。中国人拿一小头。劳动力是中国的，市场也是外国的。我们只是拿了小头，可是这个小头把我们托起来了。变成市场化、工业化的社会了，这到江苏看看就知道了。（我要讲得快一点了，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要去吃饭了。有时候我上课会忘记时间，讲下去我可以回家吃饭，你们不行。要去排队买菜，排在后面，好菜都给买走了。）最后一段就是讲最近的90年代。去年我退休了，只留了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还是名誉教授，不拿钱的，是做奉献的。退休之后，我想还有几年活嘛，看上去身体还可以，还可以讲两个钟点，不错了。出去跑了两趟，珠江三角洲跑了一趟，苏南跑了一趟。现在许多新问题都出来了，小城镇现在不是大问题了，而是大战略了，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平同志说，乡镇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农村的经济发展要靠工业下乡和科技下乡。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村，农民住的房子有的比我的还要好，造一座房子要20万块钱吧。里面高级的电器都有了，基本电气化。到农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元的时候，可以享用这一套东西了，苏南基本上是超过了。但是到了中西部地区，一半还没有到，3000块还没有到。到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两三千块钱算好的了，少数民族地区情况还要比这差，乡镇企业没有发展，没有地方拿得到钱，农民哪里去弄钱啊！现在有个问题是，很多的农村人口外流，农业机械化速度发展很快，搞农业已经不要多少人了。我举一个例子，在张家港的一个村办企业，是从几十万块钱开始的，经过十年已经达到了几十亿。造什么东西呢？就是造房子用的钢筋，是用钢锭制造钢筋。这样的生意一年翻一翻，现在产值几十个亿。全村的人都造了新房子了，同我的房子差不多，内部没有我的房子好，没有书。可是生活的环境改变了，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管理生产的总经理说，现在他买了最先进的拖拉机、收割机，农业都可以机械化了。几十个人把整个村子的地都包了，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种田。这样就有一大批的人剩余下来，这批人出来后怎么办呢？有一部分就被吸收到钢厂里面去，但是也吸收不了这么多人啊，怎么办？大批的人口多余了，多余的劳动力成为了一个问题。他们要做事的，做事就有一个就业的问题。农业现代化挤出来大量的劳动人口，有个同志跟我讲，有三分之二的人要剩余出来。剩余出来的人不是光要吃饭，那位老总就说，吃饭没问题，我们养活他们，但是他们不要，他们要想自己做事，但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让他们去做啊！在城市也一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岗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现在的农村里面，由于机械化的原因，大量的农民下岗，对于这样的一批人，我们怎么办呢？不能都把他们推到上海去吧。只有小城镇才能够成为一个人口的蓄水池，这是我十年前讲的。蓄水池就是水流在里面等一等，可是蓄水池里面的人也要有职业，要不蓄不住的。所以必须要发展其他产业，不发展产业蓄不住这么多人。你们也知道，现在大学毕业后不容易找到职业了，经济不发展，找不到职业的。那就要靠牌子竞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也许毕业后容易找工作。可是整个来看，我们能不能够给他们职业，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怎么样再来一个大发展，来吸收从农村挤出来的人口。人口问题到现在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我当年像你们这样的年纪的时候是讲计划生育的，我只有一个女儿，我说我是第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人，不是遵照国家政策，而是根据一个理论，认为中国的人口不能再膨胀了。现在是个现实问题了，已经膨胀了，不能够叫他们死啊！要给他们生活，给他们职业。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要有工厂、产业。这是现在面临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是你们这一代人必须要加以解决的。从未来看，中国将会有三四亿的人口要从农村里面出来，要离土。但是离土之后还要活着，还要吃饭呢，要有职业。这样的问题变成了全国的大问题。你们这一代的当家人要想出一个办法出来，吸收住这么大量的人口。到那时中国又进一步到世界经济里面占一个比较稳的地位。否则还是很危险。在我快要谢幕的时候，我要警告我的下一代的同志们要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现在的农村问题不是一个空谈的问题了，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问题，而是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要创造几亿人的职业。通过科技，但科技是不需要多少人的，劳动力吸收不了，吸收不了不得了啊，这个社会不能安定，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最后，我还是要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还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要费脑筋，要费力量，要费资本，要一直投下去。怎么样个做法，我也说不出来了。就讲到这里，我谢谢大家。（编者按：本文是赵旭东根据已故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1999年4月17日的一次演讲录音整理而成，费孝通教授生前曾经对整理稿做过详尽的校对，从留存下来的费先生用铅笔亲自改过的校对稿中，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先生对于文字的那份认真负责的态度。此文部分内容曾经在《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中有所收录，但并非完全一样。这里刊出此录音稿，一是用来体味费先生一生对于中国农民认识的逐步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在于缅怀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这也许才是对老先生的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      我昨天刚刚从江苏回到北京，在家乡跑了一个多月。没有能很好的准备这一次讲话。在车上我想了一下决定就讲我自己研究农村的经过。我的话还是以家乡话为主，有些同志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不过会录音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可以再看。我所讲的题目是"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这就是要讲我自己怎么样进入到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的，也就是要讲我自己的学术自传。我的话就从1930年进入未名湖畔讲起。我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是在1930年秋季，那时候我只有20岁，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那个时候与现在在座的各位差不多年纪。但是一转眼已经有几十年了，到今年我已经快90岁了。在这70年的过程里面，我经过了风风雨雨，到了今天与大家来讲讲我是怎样度过这70年的，怎样进入到农村调查的学术领域，我有什么体会。我不讲我自己的历史，而是讲我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我对于中国农村的认识过程，讲到现在我在这方面研究些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从以前的小伙子，到今天的老头子，在这70年的时间中，我的思想是怎么变动的。但这个题目还是很广，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恐怕讲不完，我就能限定在一个方面来讲。第一个问题是讲我为什么要挑这么一个农村和农民问题来研究，也就是我挑定研究对象的问题。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往往都是由时代决定的。我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生的，因而我还算是清朝的遗民，曾属于清朝的人，我的哥哥就拖过辫子。我是从一个封建王朝，经历了五十年才进入现在的人民中国。我在1930年20岁，才到未名湖畔来学习的。这年秋季我从苏州东吴大学的"医预科"转入燕京大学的，我进大学时是想学点知识，帮助人解决痛苦。到了1930年，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那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大转弯的年代，刚经过国民党的北伐军跟北方的军阀打仗的时期，即所谓军阀混战时期。在那个革命的时代里，我进入了大学。碰到了一个革命时期的开始，很多同我一样年纪的人，不少给杀掉了。我当时的很多同学现在都碰不到了。前些日子我还想找过去的老同学，都是90岁上下的人，找他们谈一谈，谈谈我们当时青年人的思想，因为只有我们还记得，你们现在是不会碰到这样一个局面了，所以也不容易理解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经历。当时对于青年人来说，"亡国"是一个很具体的可能，那个时候要"救亡"，"亡国奴"做不得！你们不会知道，也不容易理会。那个时候的青年人的心里很清楚，就是不能当"亡国奴"，那怎么能不当亡国奴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那时是在东吴大学，这是个教会学校。我在东吴大学上了两年学，进了医预科，主要学的是生物学，目的是要治病救人，后来经过了当时的大革命，事情变得很清楚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的问题。这个问题从1930年代开始已经很清楚了。我恰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未名湖畔的燕园，带着这个心情想要了解中国，进而来救中国，目的是不要亡国。这种心情当然不是你们现在的心情，而是我们当时的心情。要不亡国，我们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事情？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这是当时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一种向往。这一切的思想活动都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时代与那个时代相差就很远了。我们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亡国。因为在我们叫做帝国主义的时代，列强从四面八方守着我们，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加在了我们的头上，那是一种国耻时代！当时青年人感情很激动，民族意识也很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燕京大学，决定不念自然科学了，下了决心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因为五四运动不是讲科学救国吗？我们要从科学道路上面来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会碰到了这么一个危机。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就在现在的北大这里，我就进入了社会学系，这个时候社会学的情况怎么样呢？当时我们一般都是用英文上课的，1930年我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系里面只有一位先生叫吴文藻的，他不但用中文讲课，讲北京话，而且还提出来了社会学要中国化，要研究中国，用我们的科学知识来了解中国的社会。就是我初进燕京大学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学正在酝酿走这样的一条路子，一种风气。就是要用我们社会科学的知识、方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来改造它，找到一条出路。来使得我们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在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年纪所碰到的问题。当时我们下决心在学术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三年里面就自己以为找到一条路子了，就是社会学要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要我们青年人带头下乡去研究中国社会，为什么要下乡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中最多的是农民，这一点大家也清楚，不用我在这里多讲了。我们要认识中国，就要认识我们中国的农民生活。这个时候认识农民生活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具体研究，只是口头上这么讲，要这样子做。我有好几个同学下农村了，不过现在活着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其中有一个是同我一起的杨庆堃，曾在美国教书，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恢复社会学时我请他到中国来帮助我们重建社会学。他现在还活着，可是脑筋已经不行了，听说最近已经得了痴呆症了，不能讲课了（他是1999年1月10日逝世的，我此次演讲时还不知道）。还有一位也是我的同学叫廖太初，他就住在中关村，他主要是研究，农村的私塾，到山东去做调查的，这两个我都记得很清楚，现在还在，都是90岁的人了，我当时算年轻的一个。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就跟着吴文藻老师，吴文藻老师指出了这条路子，可是他自己没有下去调查。我们这批年轻人不管怎么样就下去调查了，看中国农民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方法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即empiricism（经验主义），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获取知识。去年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时，我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就是指从实际出发求得知识。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理解农民为什么这么生活。这个道理是"五四运动"喊出来的科学和民主这两个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华。"五四"这套想法是从美国来的，是从杜威（他当时是我们崇拜的一个人物）开始，他说的是我们的知识问题，我们的人是从哪里去找知识呢？要从实际里面去找，不要空谈，不要光用脑筋去想，想出许多花样来，那个不行。要去看，看了以后要用科学方法再去看，自己看，别人看，最后再来看看对不对。这样的方法开辟了中国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这一点我们还要归功于"五四"运动的时候这一批比我前一代的学者。那么，到我这一代呢，要去实践了，要真的去做，真的下乡，去看农民是怎么生活，并试图把所看到的东西系统化理论化，那个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可是我不是农民，家里面没有种过田。我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搞教育的，是一位老师，我的妈妈当时很摩登，毕业于上海的一座女校。现在这个学校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座学校是一座新式学校，她的头发，不像现在的烫发，70年前时髦的妇女所梳的头是日本式，上边一个结，两边分开来。同现在不一样了，变化啊！她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不让他们走上旧的道路，而是要走上新道路。当时不叫现代化，而叫新法或新学。我们当时追求的是能不能够用科学方法找到一条比较符合实际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到现在还没有变。变很难，总的观念问题，出发点，我们这一代人想把自己投身到学术里面去，寻求爱国救国的道路，这样的观念一生没有变。就是想用科学的知识来救国，那是当时帝国主义压迫出来的，我们做的很具体，我们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走上了社会学中国化这条路。这条路是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关于这条道路我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讲到我们在燕京大学请了两个外国教授，一个是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的，叫派克（Robert Park）；第二个是英国的，叫拉德克里夫-布朗。后来我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过世后，他就成了英国人类学的带头人了。他们两个都主张社会学同人类学相结合。人类学的方法就是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人们的实际生活的方法。他们的上一代的人类学者还是讲理论的，讲猜想的，用演绎法来解决问题的。我的上一代老师，特别是我自己跟着他做研究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有相当长的时间就是生活在当时被称为野蛮人也就是殖民地上面的土人中间，研究他们的生活，后来写了很多的书出来，奠定了用实际调查方法体验生活，并将此看成是作为一种真正认识社会生活的方法。他们是我的上一辈，现在都不在了。我讲到过的那几个老师都过去了。轮到我还没过去，不过又是一代人了。对你们讲来，可以说是早了一代。因之你们出生的时代，你们早年碰到的生活，就不是我早年所碰到的生活，已经变了样了。中国的社会在这中间有个很大变化。这是第一段，我交代一下我为什么研究农村的农民生活。为什么农民生活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我们所用的方法就是实地去看，实际去体味农民的生活。可是我不是农民，我早年并没有接触农民，也没有种过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强迫我去种田了，种了两年田，种棉花。这很重要，因为真正同农民一起生活，所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做到了。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还是我们在干校时下放到村里跟农民一起种田、种棉花的经验。我现在还懂得怎么种棉花，当然已经变化不少了。像我们以前那样哺秧，现在没有了。利用种子放在土里面让它长出来，这个做法现在农民不搞了。引进了一种现代化的，先把种子特别保养，吃偏饭，长得好点才下田。这叫做营养钵。从种棉花一直到采棉花我干过。自己做过了几遍。懂也不一定懂，可是却实际地进入到我的生活里面了。我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过了两三个月。结识个老朋友，我最近还去看望过，他还在那里做农民。我们现在不做农民了，又出来做知识分子了。经过这一段，从1930年代到解放，这一段是我学术生命的第一段。这段时间里面，我写了几本书，都是写我实际调查过的，这种实际调查并不是说我实际参加了农民的生活，我是住在农村里面，是我的姐姐带着我。她在农村里面办了一个缫丝厂，培养蚕，一直把丝缫或线，这是我们江南太湖流域的主要副业。30年代这个时候的副业已经不景气，卖不起钱了，原因在这里就不讲了。那个时候农民很穷，副业衰败了。我的姐姐从日本学回来这一套新法养蚕，算是有了科学方法了。她跟我一样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比我大七年。还在那儿养蚕缫丝。我过90岁生日的时候，他送过我一块丝巾，就是她自己手做出来的，用丝绵打出来的。她今年97岁了，一直也没有改变过她早期的要为农民改良生产的理想，现在的说法叫"科技下乡"，叫农民改良他们传统的养蚕方法，而且进一步叫他们用机器生产，不要用土法做丝了。机器生产日本比我们早，日本的力量把我们比下去了。她办了一个"生产销售合作社"，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这是从农业到工业，或者说农业的副业到工业，工业再进一步到销售卖到外国去。这是从生产（农业）到出口一条龙，是她发明的。我的姐姐很能干。我觉得她还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先驱。她很小（17岁）就到日本去学习，学回来之后。真正拿来用到农村里面去。她是第一批的学生，现在都有70多岁的。我在江苏碰到这几个老太太还在农村里面帮助农民搞丝。她的这个传统还会继续下去。我在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吴文藻先生说，我们的出路，就学术方面讲，社会学一定要走上人类学的道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社会，这是他提出来的。后来我根据他这一见解实际做了，他送我到清华大学去念人类学。有个老师叫史禄国（Shirokogoroff），前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他虽名气不响，可是他的结果影响很大。这是我作为他的学生讲的。后来我到苏联去，前十几年了。苏联的科学院请我去，碰到他们研究人类学的人，同我说他们现在已经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个时候他是被斯大林赶出来的。斯大林讲民族问题，还是根据他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可是人家都不知道史禄国。我叫他"人不知而不愠"。"愠"是指心理面不嘀咕，人家不知道我做的好事，不要嘀咕，不要抱怨人家看不起我，最后人家还是会知道的。史禄国就这样在清华呆了几年。没人认识他的本领，他的本领实际上是世界级的一个权威。在人类学方面，他与我的另一位名闻天下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不同，他写的书大的要命，但是就是没有人去看它。他是俄国人，用英文写，写出来，说老实话不容易看，我很多看不懂，这是理解上的问题，因为他要用自己的概念，不愿意用英美的传统的概念来表达他的意思。所以他用字很难，创造很多新的名字出来，他的最后一本最重要的书的名字叫做Psychol-mental complex，两个指心理的词合起来了用。现在我叫它做心态，文化的心态。这是我想出来的。不是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而是指思想意识。而且把感情都包括在里面。他叫Psychol-mental complex这是一个文化里面最高的一层，不光是指人同人的关系，我在这里讲课，你们坐在那里听，这是人同人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身份，可是还有一套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的这一套思想，这就是他所说的Psychol-mental complex，不是我的讲话，不是我的行动，而是我讲话内容的意义和感情，我很希望你们能听懂我的话，这是我的感情，虽然你们还是听不懂我的话，可是我的心态方面还是有这个意识，要使我的思想转到你们脑子里面去，这是人类一个最高的活动。就是说我们还有个层次，我叫做心态，就是指思想、意识感情，爱好，这一套东西是在人的思想里面，感情里面存在着而成为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文化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我还没有写出来，如果再给我十年，我希望能用中国话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这一点我也不敢说了，因为我还有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了。这是第一段我想讲的，就是我开头讲的我是怎么投入社会学的，就是想要用社会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这一点我讲了很多，文化自觉，也就是史禄国教给我的。这一段我讲完了。我接下来讲第二段。第二段我进入到一个学术的圈子里面去了，清华毕业以后我是靠"庚子赔款"把我送出去留学的，所以我一直跟国耻，跟帝国主义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我还是一个青年，二十五岁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毕业后我就到瑶山去做调查。这是吴文藻、史禄国都同意的，那是因为要认识中国的实际比较不容易，最好要到一个比较不同的社会里去，取得一个参考体系（reference）。你天天生活这样，吃饭拿筷子，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从小父母就教我们大家用筷子吃饭，可是用筷子吃饭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他们叫筷子文化。筷子日本人也用，是东方文化。西方人不懂，要学一学。要懂得中国就要先学用筷子吃饭。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没有筷子不行，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想到筷子是怎么来的？怎么就开始用筷子了？到现在我也不懂，我们的文化就是从小养成的，不去问为什么这样。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听，听我讲，这都有一套老办法，就是传统的办法在那里进入我们的生活。要理解它，孟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点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知之"就是理解它为什么这样，毛主席则说"问个为什么"。就是要"由之"而"知之"。平时做事情是不问为什么的。为什么可以叫妈妈为"妈妈"，为什么可以向妈妈吃奶。这是不必问的。她当然要给我吃奶啊！这不是个问题，不进入到理性的生活里面去。我们把我们生活的一套办法，吃饭、吃奶，一直到最深层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视作当然，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没有人讲得清楚。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个意思。现在大家也不去想了，大家"由之"而不"知之"了。来了就算了，去了就过去了。要真正有个理解，有个知识，就是我所说的"从实求知"的"知"。一般人是不讲这个的。生活的方法都是学来的，叫做学而时习之。跟人家学了之后，自己跟着再做。我们的生活是从学人家的样子就自己把它repeat , repeat（重复），就叫做学而时习之，成了习惯化，习惯化了就是不去想了，不去理解了。现在我们说的科学，就是要把普通寻常的东西讲出个道理来，讲个道理就是进入到理性生活，一般人是不进去的。我们从"五四"运动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要求一个rational，要追求一个理性，现代的中国人，包括你们在内，很多还没有懂得什么叫理性，什么叫习惯性，就这么做了，这就对了，就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的生活，也可以说没有道理的生活，这叫"由之"，跟着做。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农民的生活中，把农民生活的道理讲出来，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去看、去了解，去体会他们。自己参与他们的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参与（participation），要进去。进得进人家的生活，这不容易。你自己的生活有时好像是被包裹起来的，因而不理解自己是怎么生活的。现在我们就是要进一步提高一步，问为什么要像你们这样子的生活。这样才有教育改革，改革要通过理性的reflection（反思），这是考虑、思想，要进得去。我从1930年代燕京大学到1949年一直在这个路上摸索。写了几本书。我写了一本我姐姐办的乡村合作社的书，这种合作社不是解放以后的合作社，是解放以前那个时候农民自己办起来的生产销售的组织，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我在瑶山里面受伤了，回去到乡下养病，我就住在这个工厂里面，这里面我就接触到江村（前几天我还去过一次，这是第23次到这个村子里面去，看看老朋友，看看现在的变化），江村就是开弦弓村，是吴江县庙港乡的一个村子。我在那住了一段时间，也不长，一个多月，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也觉得我姐姐的科学下乡是一个很重大的开始。是改变农村生活的开始。农民需要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科学知识，养不好蚕是要死的。蚕要是一病，全都会死的，都要倒到水里面去，整个投资没有收获，所以很多养蚕户就吊死了。一次蚕瘟不但死蚕还要死很多人，养蚕亏了本，不好交代了就上吊了。那个时候的解决办法就是上吊！我觉得我姐姐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就记下了很多的东西，1936年夏天，清华大学把我送到英国去念书了，跟马林诺夫斯基这位老师学习人类学，叫做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就是研究人同人的关系，不同西方文化的这种人同人的关系。我跟着他两年，就把我在江村看到的材料整理出来，写了一本叫《江村经济》，有很多同志都看到过，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38年我写完，39年在英国出版。我的博士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当时出版商（他们是进入到了市场经济了）一看这个名字不行，我原来用的书名叫《开弦弓--中国农民的生活》，他说不要这个书名，变成Peasant Life in China，翻译过来叫《中国农民生活》。有人就批评我，中国这么大，你怎么能用一个村子的材料讲整个中国呢？批评得对。可是我说，我开始没有要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国的农民有几亿呀，我怎么能够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呢？可是，这里看到的江村这样一个村子的农民生活，也是中国农民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争论持续了很久，英国也进行了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微观的田野调查怎能够得出宏观的结论这样的问题。这里我提到了逐步接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观点，今天不谈这一点了。接下来就是抗战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很多年轻红卫兵问我，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回国？你为什么不在外国呆下去呢？一定是特务，你要不是特务，没有坏心思，就不会回中国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思考路线，你回国一定是一个思想不良的人，那个时候在英国，有人请我教书，那为什么又回来了呢？现在的一个留学生出去谋得一个职业之后，他就"老子不怕"了，就想不到要回中国来工作了。他不知道中国需要他。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青年从心理上还是要救国的。要回去做一些事情。救中国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没有想到不回国的道理。毕业考试完了我就回国了。到中国的时候，已不能够回我家乡了。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在轮船上就听说连广东都沦陷了，就剩下一个昆明，叫做后方，只有西南半边了。我们就在过去叫安南现在叫越南上岸，从西贡直奔昆明。这个时候几个大学都到昆明了，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组成了西南联大。同时我们清华算学系的老教师熊庆来，他是一个数学家，当了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把吴文藻请去了。不久我也到了云南，同吴文藻接上了头。到昆明后的两个星期我就下乡了。目的是要了解后方的内地农村。我直接去调查的村子叫禄村（禄丰），现在他们还记得我。这个村完全没有副业，没有工业，是靠土地为生活的。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村子里做调查，住在房东家里。我住的房东的孙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小的企业家，他在禄村办了一个小厂，我到他的厂里去看过一下。在那次研究之后，我们就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专门有一批年轻人，主要是清华和联大的毕业生跟着我办了一个名叫"魁阁"（是在魁星阁里面，现在这个地方还在）的研究中心。当时我们还都是青年人，下面是第二代（这第二代现在也七十多岁，故去了的也不少了），如在社会科学院的张子毅，我们几个人调查了三个村子，我们后来编成了一本书，叫《云南三村》。我们做完之后，美国请我去讲学一年，学没有讲，倒是写了一本书。那时派克老师的女儿帮我写了一本叫做Earthbound China的书，这是我第二本用英文出版的书。后来我把中文原稿重新印出来叫做《云南三村》，你们要看可以看看，《江村经济》接下来的就是《云南三村》。这是我第二期的调查报告，这里面我就具体地提出了乡镇企业的概念，那是在抗战的最后一段时间，30年代到40年代，还没有解放之前。日本投降之后我又写了两本书叫《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我把十几年来我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讲给学生们听，讲完以后写下来。后来北大出版社在百年校庆的时候又给我重印了一遍，去年出版的。这里写的是我调查里面的体会。我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本是一个乡土社会。以上是从我回国到解放前不到二十年中做的工作。是我的第一段学术生命，是1957年结束的。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把我排除在普通人的社会之外。连一般人的社会权利都没有了。右派是不能接触的人，不能碰的。碰了你自己也会成右派，就像传染病一样，所以要把右派分子从正常社会中孤立起来。使得他不要感染人家。就像得感冒的人，不要让他来开会，一来大家也得感冒，感冒就流行了。右派就是这样子的，实质上来讲，就是社会的隔离问题，这个社会不准许他进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当右派是很苦的，你们看过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记》，他描写了一点，但没有全写下来，他没有当过右派。我是从头当到尾，从57年到80年，这些年对我也有好处，我学习了人生。特别是劳动，接触了真正的农民的生活，同时也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什么叫social，什么叫social circle。人同人构成的社会是一个圈子。一旦被排除出来，就得不到正常的生活，有如西方小说里的背着一个红十字的人，罗马时代有一种刑法，称作不受保护的人，别人随时可以羞侮他，这就是我当右派时所体会到的，当右派当出来的认识。我能真正懂得什么叫social了，进入不了社会这意思就是将你隔离起来。文化大革命时你们还是小将，还没有经过这一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social isolation，你不能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去，这是异己分子的圈子，同社会中心的人不同。那个时候叫做"划清界限"，不要站错了立场。这就是社会学的根本东西，划了一条线，你不能随意跨过这条线，比如说大学这个圈子。你没有经过"考试"，就进不进去，要花很大的力气进入到这个圈子中来，进入了圈子，你不孤立了，你觉得有一个靠山了。这就是社会对你的一个支持，你要花很大力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写了那篇"圈外人语"的文章，就是想讲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圈子之外的人被人家孤立起来了，不能进入到社会圈子的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境界、心态，我把它写了出来，把它表达了出来。其实这种事情在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里面都发生的。我的这一段历史是从解放到1980年，1980年我被改正了，我又重新进入到我的老圈子了，进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面了。以前是被排斥出去的。1957年到1980年，这23年的生活也很有意思，使我对于社会学的理解深了一层，没有这一段的实际生活，你不懂得什么叫社会。社会的意思是你要同人家接触，要人家接受我，这一点是很关键的。经过这一段，我有感性的知识了，懂得什么叫social了，接下去是1980年到现在是我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的标题就是"行行重行行"，就是一次一次地出去跑。昨天还是在跑，不断地出去跑、去看，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做农民了，不要我了，我也做不动了，种田我种不动了。只能看人家怎么种了，我要看别人的变化。第二次生命从80年代开始。在1980年代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几句话，这是在统战部的宣布我不是右派的会上说的。那时我已经70岁了，老头了，在过去就是快死的人了。我就说我希望不大，希望再活十年，所以我就说我身边只有十块钱了。十块钱就是表示我的生命不长了。打算还有十年。我说我得好好用了。不能买花生米吃，因为我喜欢买零食吃。我要把十块钱集中起来买一个心爱的东西。到了1990年我80岁了。当时统战部请客，给我祝寿，吃饭的时候人家问我："你这一生干的事情，推动你的力量是什么？"我当时就说了四个字："志在富民"，目的是在富民，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其实我在《江村经济》的结论里面早已经说过了，我说中国的问题，饥饿是真正的关键，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1930年代我在江村调查的时候，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要吃饱饭的问题。吃饱穿暖是当时农民最大的要求，当时的农民穷啊，所以我说我的责任就是要解除农民的穷困，要使他们吃饱穿暖，这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现在看来是与小平同志的理论是相符合的。就是要提高生产力，不能靠人家给，要自己挣出来，要提高生产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穷呢？我在《江村经济》里面也讲了，我说中国农村经济的关键很简单地讲是要工农相辅，不能只靠农业，只靠农业是活不了的。到现在还是这样，一定要有副业，一定要工农相辅，这样配起来，讲得清楚一点，我们有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这里"牛郎"就是"农"，"织女"就是"工"，工农相辅。牛郎织女到七月七见一次面。大家忙得很。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工农相辅。这种工农相辅的中国经济碰到了外来比我们高的科技，我们的旧有的手工业就跌下来了。中国的纺织业是很早的，去年我到宁波的河姆渡遗址参观，在过去七八千年前，住在我们江苏太湖流域的人已经有很发达的文化了，这时已经会织布了。大概是真的，我看了。那时已经是有副业了，已经是不完全靠农业生活了。河姆渡是属于良洙文化，这个时候农业相当发达，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谷子。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有纺织了。这在《孟子》当中也可以看得到，他说一处院落，四周种上桑树，老年人就可以有衣服穿了，这就是谈农工要结合。到了30年代传统的工业衰落了，因为它赶不上西方的科技，这个时候机器工业出来了，我们传统的工业吃不消了。退化了，一退化，农村经济就失调了。原来的工农相辅的结构不行了。所以农民就贫困吃不上饭。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真正有人饿死的。工农结合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是我讨论工业下乡的一个基础。这是我的认识基础，在解放前一段时间对乡镇企业，在知识分子中间争论的很厉害，我说中国要发展乡镇企业，才能解决中国农民的吃饱穿暖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反对，说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到了工业化的时候要搞大工业。但是我还是坚持要在农村里面搞乡镇企业，这叫工业下乡。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错，现在大家都知道乡镇企业是发展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开始我们搞了大工业，学习苏联的工业体系，开始的两个五年计划就是解决中国的工业体系的问题。现在还靠它，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是市场经济里面出来的，而是计划经济里面出来的。不要只看这一方而不看另一方。中国是多方面发展起来的，有的时候我们批了一面，而强调另一面，出了很多的毛病。计划经济的时候，大家吃不饱，因为中国挣的钱有限，拿钱投到大工业里面去，别的地方就没有了。毛主席的那一代给中国的工业打下了一个基础，这是必要的，没有这个基础不行。这是要承认的，可是他忽视了农民生活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大跃进，上面的领导听不到下面的实际情况了。那个时候我到徐水去参观过，说是一亩地可以打一万斤粮食。我们大家都去参观了，都说好啊好啊，其实是假的。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把我们的领导迷糊了，其实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风气。结果害了自己，农民饿死，在我们江村就有饿死的人。所以一个事情都有两方面，走了极端就要出毛病。当时领导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是要中国发展起来嘛，后来还是得要走工农相辅这条路。我的第二段生命开始，就是去三访江村。第二次是在我当右派的前夕，我当时批评了政府忽视发展当时农村里的副业，农民是有饭吃没有钱花。农村的市场经济合并到国家的市场经济里面去，结果农民就吃不到饭了。那是真的吃不到饭了，有人饿死了。我把这个事情讲了，我批评政府，政府说我是反革命，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还有许多其它的事情，这里不讲。我出来之后，重新进入第二次生命，我就开始再下去调查，当时我说还有十块钱，那这十块钱怎么花呢？我说要存起来放在研究城乡关系上面。我是研究农民生活的，中国不只是农民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我没有精力去调查研究了。十块钱要集中花，花在行行重行行上，到处去看农民的生活。80年代，我那时70岁了，一般人会在家里养老，但是我还是要出去走，全中国各省都走到了，除了西藏不许我去，海拔太高，去了就回不来了，领导上决定不能让我去西藏。台湾不让我去，除了台湾、西藏中国各个省我都去过了。都是到农村里去，现在不行了，太苦的地方不让我去了。医生说让我去那些出了毛病马上就可以送医院的地方。这一段我就是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的开头在8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当时是一个问题，那时我想的很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我想人口那么多，农村里要容得下么？农村里边吸收不了这么多人，出来到哪儿去？都到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我们不仅养不起，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人是要就业要生活的。12亿人口中80%是农民，中国城市里面是容纳不下这么多人的。所以我提出了一点，要多搞几个人口的蓄水池。这个概念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82年在江苏我的家乡调查，调查什么呢？我就把吴江县传统的小城镇一个一个地跑了一圈，镇的人口传统年代的时候有1到3万人，可是经过了解放以后的重工轻农，我们花大量的财政都投到了工业里面，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大工业都起来了，工业里的工人要吃饭的，那就要有农民来帮助，实际上是以农支工，那段时间农民就很苦了。解放之后农民得到了土地但穷。到了人民公社的后来这几年，人太多了，大家抢工分啊，你们都不懂了，那时我也不懂，没有资格到公社里面去，我是右派，是圈子之外的人，没有实际去看公社是怎么活动的，现在听得很多，公社也有许多特点，比如吃大锅饭，家里的锅都放到公社里面去了，同你们差不多，农民像北大的学生差不多都到食堂里面去吃饭，不是很好么？不过当时一下子就吃完了，没有东西吃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会真的饿死人的，这是我简单化的讲。我在全国跑了之后，才看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件最清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承认了，当时还不行。当时认为乡镇企业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差一点我又被打成右派了，第二次要被打成右派，没打成。后来才承认中国农民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一定要工业下乡。在我的《行行重行行》里面就谈到，一个地方发展不发展要有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工农比例，工和农的比例，当时我们苏南，农工各一半。在长江北岸，不到一半，农比工大。到了苏北就是8：2，20%的工80%的农。当时一个大的争执就是，怎么发展农村呢？是发展工业，或说乡镇企业呢？还是发展农业。这个官司打了好几年，来来去去地打，左倾右倾地批评，一直到小平同志说不要争了，不要去挣姓"社"姓"资"了。有的人说，乡镇企业也是"公"，因为它是从人民公社当中出来的。讲我自己我是主张要发展乡镇企业，可是乡镇企业各个地方不同，因此我全国跑，我看到江苏南部有一种模式，我叫它是"苏南模式"，我提出模式的概念，就是指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点，到温州我看到它是特点，是"小商品大市场"，我还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这里是做纽扣，做小的生活用品，一直到电器工业，还有像打火机这样的东西，都是小商品。这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小商品，同时他们搞全国性的大市场。出去推销，带着商品出去跑。一时浙江人漫天飞，温州人漫天飞，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我到了内蒙边区的小镇上，到处都有温州人。农村里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了，都跑出来走四方，带着东西出来卖，一直卖到外国。这是他们的传统。我叫它温州模式。到后来我归纳全国的乡镇企业为三个主要模式。第一个是以公社社队工业为基础，比如像从农机修配站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原来只有几千块钱，现在发展的有几十亿啊，发展到这么大。我们一路都看见了，这是"苏南模式"。现在出问题了，苏南模式怎样改制？就是要变成股份制。第二种模式就是刚才讲的"小商品大市场"，搞家庭工业，都是家里制造的，像纽扣、电器用品。这个市场里面，农民造出来的商品质量不高，可是他造出来了，而且推销出去了。他们有一支推销的大军，以温州来说，大约有一百万人在外面，这叫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是从那里来的呢？终究还是从农民那里来的。我在珠江三角洲看到了第三种模式，就是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来源是香港。香港的工业很有趣，是从上海开始的，像容毅仁他们家传的那样的民族工业。抗日胜利后，他们本来是想在苏南发展民族工业，机器都买来了，到香港就停下了。不敢回来了，回来怕挨斗争，所以他们在香港落脚了，由此奠定了香港的工业基础。是用我们内地去的这些民族资本家为基础，发展了香港工业，到现在还是宁波帮、上海帮最大。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回来投资了，叫港资。这种模式是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这叫"借船出海"，也叫"三来一补"，就是资本、原料、技术等都是外面引进的，用中国的劳动力，这叫三来一补，即借船出海做生意。后来发展成为自己造船出海，最后发展到现在的三资企业。去年年底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跑，从深圳到珠海这条线都跑了都看了。看了之后就发现，他们现在基本的经济是靠外资。乡镇企业是在吸引外资，外国的企业，外国的市场，外国的资本，现在有80%是外资了，现在的经济基础已经不是十年前的经济基础了。像苏州工业园，都有自己的开发区。搞开发区吸引外资，自己去造市场，这个很复杂。为什么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波对国内影响没有那么大，这里原因之一就是结构上的不同。现在我们的工业结构主要是靠外资，外国人拿大头。中国人拿一小头。劳动力是中国的，市场也是外国的。我们只是拿了小头，可是这个小头把我们托起来了。变成市场化、工业化的社会了，这到江苏看看就知道了。（我要讲得快一点了，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要去吃饭了。有时候我上课会忘记时间，讲下去我可以回家吃饭，你们不行。要去排队买菜，排在后面，好菜都给买走了。）最后一段就是讲最近的90年代。去年我退休了，只留了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还是名誉教授，不拿钱的，是做奉献的。退休之后，我想还有几年活嘛，看上去身体还可以，还可以讲两个钟点，不错了。出去跑了两趟，珠江三角洲跑了一趟，苏南跑了一趟。现在许多新问题都出来了，小城镇现在不是大问题了，而是大战略了，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平同志说，乡镇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农村的经济发展要靠工业下乡和科技下乡。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村，农民住的房子有的比我的还要好，造一座房子要20万块钱吧。里面高级的电器都有了，基本电气化。到农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元的时候，可以享用这一套东西了，苏南基本上是超过了。但是到了中西部地区，一半还没有到，3000块还没有到。到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两三千块钱算好的了，少数民族地区情况还要比这差，乡镇企业没有发展，没有地方拿得到钱，农民哪里去弄钱啊！现在有个问题是，很多的农村人口外流，农业机械化速度发展很快，搞农业已经不要多少人了。我举一个例子，在张家港的一个村办企业，是从几十万块钱开始的，经过十年已经达到了几十亿。造什么东西呢？就是造房子用的钢筋，是用钢锭制造钢筋。这样的生意一年翻一翻，现在产值几十个亿。全村的人都造了新房子了，同我的房子差不多，内部没有我的房子好，没有书。可是生活的环境改变了，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管理生产的总经理说，现在他买了最先进的拖拉机、收割机，农业都可以机械化了。几十个人把整个村子的地都包了，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种田。这样就有一大批的人剩余下来，这批人出来后怎么办呢？有一部分就被吸收到钢厂里面去，但是也吸收不了这么多人啊，怎么办？大批的人口多余了，多余的劳动力成为了一个问题。他们要做事的，做事就有一个就业的问题。农业现代化挤出来大量的劳动人口，有个同志跟我讲，有三分之二的人要剩余出来。剩余出来的人不是光要吃饭，那位老总就说，吃饭没问题，我们养活他们，但是他们不要，他们要想自己做事，但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让他们去做啊！在城市也一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岗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现在的农村里面，由于机械化的原因，大量的农民下岗，对于这样的一批人，我们怎么办呢？不能都把他们推到上海去吧。只有小城镇才能够成为一个人口的蓄水池，这是我十年前讲的。蓄水池就是水流在里面等一等，可是蓄水池里面的人也要有职业，要不蓄不住的。所以必须要发展其他产业，不发展产业蓄不住这么多人。你们也知道，现在大学毕业后不容易找到职业了，经济不发展，找不到职业的。那就要靠牌子竞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也许毕业后容易找工作。可是整个来看，我们能不能够给他们职业，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怎么样再来一个大发展，来吸收从农村挤出来的人口。人口问题到现在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我当年像你们这样的年纪的时候是讲计划生育的，我只有一个女儿，我说我是第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人，不是遵照国家政策，而是根据一个理论，认为中国的人口不能再膨胀了。现在是个现实问题了，已经膨胀了，不能够叫他们死啊！要给他们生活，给他们职业。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要有工厂、产业。这是现在面临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是你们这一代人必须要加以解决的。从未来看，中国将会有三四亿的人口要从农村里面出来，要离土。但是离土之后还要活着，还要吃饭呢，要有职业。这样的问题变成了全国的大问题。你们这一代的当家人要想出一个办法出来，吸收住这么大量的人口。到那时中国又进一步到世界经济里面占一个比较稳的地位。否则还是很危险。在我快要谢幕的时候，我要警告我的下一代的同志们要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现在的农村问题不是一个空谈的问题了，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问题，而是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要创造几亿人的职业。通过科技，但科技是不需要多少人的，劳动力吸收不了，吸收不了不得了啊，这个社会不能安定，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最后，我还是要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还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要费脑筋，要费力量，要费资本，要一直投下去。怎么样个做法，我也说不出来了。就讲到这里，我谢谢大家。 

在革命史学的编史学范式下，革命曾成为近代中国史的中心事件。基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定论，"三座大山"的社会矛盾论也成为革命编史学的基本理论前提。就农村社会而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根本任务也就在于土地革命。而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注：参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天地图书出版公司，香港，1993年。），作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其背后隐含的现代性价值关怀当然不能否定，但任何严肃的实证研究都不会轻易同意这样的价值预设。在那里，革命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仅仅是作为一种话语存在的，革命在价值层面被悬置了。近年来，在实证取向的社会史研究中，革命也被边缘化了。周锡瑞(Esherick)认为，在现代化范式中，革命对于目前的中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会起源对于那些想理解过去的人们仿佛就不太重要了；当然，也应该摆脱那种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但是，"在使革命脱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它，或把它当作某个碰巧一起来祸害中国人民的外部事件"（注：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20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2页。）。实证取向的社会历史研究文本虽然没有那么鲜明的价值预设，但将革命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中心移开，与历史事实也有很大偏差，毕竟革命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我看来，"革命"研究面临着诸多的叙事困境，如"革命"与"现代化"叙事的两难，革命研究中的官方表达与实践逻辑的背离，地主与农民的对立，国家权力与村落社会的二元解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先看"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二难困境。在中国史学界，可以说自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后，革命史学曾成为近代中国史编史学的主流范式，革命成为近代史的中心事件。而近年来兴起的现代化范式却从对立的另一极做出了对中国革命的否定性解释，革命被边缘化了。对土地改革的研究就充分显露了革命与现代化范式的两难境地。在革命史学的解释体系中，土地改革的积极意义被凸显，如韩丁(William Hinton)的名著《翻身》，将土地改革描绘成世代受经济盘剥和文化压迫的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史诗性事件，而Edward Friedman、Paul Pickowicz和Mark Selden所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一书英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1年12月出版。）一书，其结论则是土地改革及其后的集体化不但没有解放农民，给贫苦农民以权力，反而将乡村中的权力交给了地痞和懒汉，即是说，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权，且使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德里克(Arif,Dirlik)认为，在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学者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不能"含融贯通旧的中国近代史解释，甚至不愿正视它"。具体到《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这本书，该书的作者们的研究目的之一是，对在美国汉学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身》中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土改的历史进行质疑。韩丁的描绘显然是理想化了，然而，任何一部质疑其陈述的著作在提供自己的新分析的过程中，应当会对其描述作明确的剖析，指明其错在何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罕有提及韩丁的记述，却径直越过去，给出自己的理解（注：参阅［美］德里克(Arif,Dirlik)《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何以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在对同一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中会出现二元对立状态？可以说，两种解释都存在一个问题，即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均是一种价值体系，以此为价值预设的历史解释只能是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历史事实似乎成了编史学框架可以随意型塑的材料。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事实，而是两种绝然对立的价值理念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反映。 "革命"范式固然带有较为强烈的阶级意识，而"现代化"范式则搬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经验，并以西方社会价值体系为参照系来比附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明显带有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叙事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跳出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寻求一种更加科学的解释策略，以此摆脱这一困境。当然，也不应夸大"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对立。从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来看，中国的学者可能大多认为两者并不是矛盾的，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即革命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中国革命的目标。我们从表面或者宏观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任何问题，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的宏大叙事可以为此提供解释。但如果深入到一些细微的具体问题上，两种宏大叙事的困境就凸显无疑了。例如在农村"土改"和合作化的问题上，虽然我们一般都承认"土改"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件大事，是一场确确实实的革命，但在"土改"和合作化过程中由于中国各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包括文化、经济的各个方面，这些改变生产关系的措施并没有带来现代化的直接后果，原因就在于它们与党的其他教条主义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如反对市场网络的观念，最后使农村的现代化停滞不前（注：参阅陶鹤山《范式创新与终极关怀--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载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从历史观的宏大叙事视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革命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但毕竟不能从方法论上整合"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两难困境。杨念群认为，近代中国史编史学并未出现如德里克所说的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只有可能存在一种并列或重叠的解释关系，只不过各自突出诠释的是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不同侧面罢了。所以，中国学研究地方史与社区研究的微观取向也只是对革命解释宏大叙事的一种扬弃，可以此为契机构建"中层理论"体系（注：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是否可以构建"中层理论"还需讨论，但这一认识问题的思路应是可取的。宏大的历史社会学叙事如能融入微观的社区分析中，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整合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两难困境。李康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认为："在研究共产党的组织动员对农村革命的作用时，不能泛泛地谈意识形态和国内外局势，不妨对党在实施动员时逐步摸索出的一些具体技术细加考究。可以研究这些技术的创造、示范、推广、演变，研究上级、具体执行者和群众之间在这些技术方面彼此作用的过程"（注：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附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这样的微观研究很难说究竟是属于革命叙事还是属于现代化叙事，只能说这一研究策略突破了上述两种叙事的价值预设，真正从革命的发生学机制上去解释其由以发生的内在逻辑。正如周锡瑞所说，真正的革命的发展似乎是一个更具条件的过程，它需要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受到检验（注：Echerick,J.1998,Revolution in aFeudal Fortress:Yangjiagou,,Mizhi County,Shanxi,1937～1948,Modern China,Vol.4:PP.368～370.）。 在"革命"编史学的叙事中，关于土地改革的官方表达与实践逻辑存在着背离，其解释的困境是"革命"编史学自身所无法克服的。黄宗智揭示了"土改"的"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二者之间的背离（注：参见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5期合刊（晋军译自Modern China,V21,1995,1）。），仅是就"土改"的实践构造而言的，没有清理革命史学叙事的内在矛盾。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和克鲁柯夫妇的《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是任何研究"土改"的学者所不能越过去的。韩丁特别界定了"翻身"的意义："对于中国几亿天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注：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关于'翻身'一词的说明"，北京出版社，1980年。）。这种所谓的"表述性现实"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类型"，"土改"的现实构造却与之有相当大的距离。 黄宗智的解释策略当然可以有效地突破这种叙事困境，但不能说明"革命"编史学为什么没有摆脱这一困境。在"革命"编史学的文本中，当"土改"的客观性现实与表述性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是客观性现实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表述性现实，客观性现实服从表述性现实的构架。韩丁书中描述的"贫农"老堆金在分"浮财"时仅得到一口缸，"翻身了吗？"有几个人这样问他，"翻了个空身"，老堆金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那口大缸。他被自己这句俏皮话逗得哈哈大笑。"翻了一个空身"，意思就是说，在翻身运动中什么也没得到！老堆金的故事在上述关于"翻身"的理想类型中是得不到解释的。该书的这种叙事困境比比皆是。又如，韩丁以"革命"编史学的叙事说明近代中国农村的土地占有呈现了集中化的格局，地主与贫苦农民的阶级对立极其尖锐；而具体到所描述的山西省潞城县张庄及附近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则是较为分散，地主、富农较少，中农是农村社会的主体，以至于县委书记在"土改"工作队出发前，向他们下令说："找不到地主就没有饭吃！"对于个中原因，韩丁归结为"张庄的农民比别处的人要幸运些"以及该地土地的贫瘠（注：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70页、第27～28页。）。这样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土地占有的分散化在近代中国农村是一个普遍现象（注：参阅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庄的农民比别处的人更幸运些"只是一厢情愿的解释；而该地土地贫瘠也许是一个客观事实，但以此作为该地土地分散的特殊原因则是不可取的，因为土地的贫瘠在华北地区至少是较为普遍的。面对"土改"过程中的客观性现实，革命史学只能将其解释为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偏差，而这绝对不能否定"土改"的积极意义。所谓"偏差"和农民落后的"封建意识"倒更接近"土改"的客观性现实，而所谓支援了解放战争、农民翻身过上幸福生活，却较多地来自宏观的统计资料和官方的动员式话语。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国内"革命"编史学惯用的解释技巧。 "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的叙事困境在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文本中更是屡见不鲜。"土改"过程中的阶级斗争话语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农民的权力资源，访贫问苦中的"挖穷根"、开斗争大会时的呼口号（诸如"打倒地主阶级"、"坚决镇压反革命"之类），是"土改"革命实践构造的内在组成部分。问题是，事后的研究工作再以这种话语进行文本的叙事，就值得反思了。在"革命"叙事模式中，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是引发革命的根本原因，这种解释与包括"封建主义"论、"资本主义萌芽"论在内的"经济决定论"学术范式有内在的联系。"封建主义论"者强调封建生产关系下地主与农民之间冲突的中心地位，而帝国主义加剧了阶级矛盾，从而引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萌芽"论者尽管强调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充分发展，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仍占显著的优势，共产党正是被剥削阶级的组织代表，故此说明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有着深层的社会经济动因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注：参阅［美］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现代化"的叙事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似乎没有"革命"叙事中那样强烈的价值判断（所谓"阶级立场"），但"地主与农民"的二元分析模式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解释策略（注：参阅［美］亨廷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江炳伦中译本，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3年；［美］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美］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国家与社会革命》，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8年；［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斯科特的"伦理经济论"虽然强调村落中的道德因素和习俗等地方性制度对农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但仍采用"地主与农民"的二元解释模式。"伦理经济论"包括三条基本道德原则，一是"有来有往"的互利规范，二是"生存的权利"，三是"安全第一原则"。在这种伦理经济下，农民与地主的关系是通过"庇护-依附"关系来维系的，地主作为庇护者要受到保证农民生存权利的道德约束，而农民作为依附者则受"有来有往"这样的道德规范约束。地主不仅不会过分剥削农民，反而会在农民生存有困难时帮助他们，农民也会在平时主动为地主从事不要报酬的劳动。乡村社区中的血缘、家族、宗教、集市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制度、组织的操作，都在不同层次上反映了农民的这种"道义经济"原则（注：［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译本，第16～43页、第202～247页。）。在"革命"叙事的阶级斗争话语中，上述现象可能被解释为地主的"假仁慈"和对贫苦农民的劳役地租剥削。而"伦理经济论"显然是将乡村社会秩序理想化了，从中可以看出"乡绅支配论"的印迹。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中确实存在着如斯科特所说的三条道德原则，这样的道德原则是村落社会的习俗和习惯法；但在土地占有甚为分散的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所谓"地主与农民"的分化至少是不明显的。在"土改"过程中，相当多的村落几乎找不到几户象样的所谓"地主"，"土改"时各地的"地方特殊论"也不能说全无根据（注：参阅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102页。）。 我倾向于斯科特对乡村社会的总体解释，但不同意他的"地主与农民"的结构主义解释模式。我也不太同意与斯科特有过争论的波普金的"理性的农民"的解释模式（注：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但对于其中"理性选择"理论所显示的个体主义方法还是持赞成态度的，至少我在波普金的文本中看不到"地主与农民"这样的结构主义假设。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伦理经济论"结构主义解释的不足，从而跳出这一二元叙事的困境。 "土改"本身是一场共产党发起的旨在变革乡村社会秩序的革命，于是，大多数研究文本将国家权力与村落社区的互动关系作为考察的主体框架（注：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80.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6. Chan, Anita, Richard Madso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ege :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黄树民：《林村的故事》，张老师出版社（台北），1994年；［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载同氏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胡宗泽：《华北地方权力的变迁--1937～1948年十里店资料的再分析》，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其实，这也是一种叙事困境。前述《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从书名就可看出这一叙事取向，即"乡村是中国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从而，社会主义便体现了一种外部力量对中国乡村的侵略。"以至于关于"土改"的这些研究文本中，国家的仪式、权力、话语向乡村社会的渗透以及乡村社会的反应，成了所描述的主要"社会事实"。这是一种"国家--社会"二元化的解释模式，是西欧经验，我们不可以直接拿过来作为方法论用于中国社会研究。这一二元界定是一个理论假设，是否具有可证伪性？如果我们在文本中去证实它，没有一个批判反思，就很成问题。 更加合理的解释应是深入乡土社会内部去观察、理解农民经济行为的现实空间。罗红光在关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就据此以村民生活脉络中的"生活关系"来取代"生产关系"概念，因为杨家沟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实际感受的是基于伦理观念的交换、协作关系，这是本来存在的社会事实，而不是历史学家从"生产关系"概念出发所建构的"所谓社会事实"（注：参阅罗红光：《不等价交换--围绕财富的劳动与消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52页。）。就"土改"的客观社会历史事实而言，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正式制度安排，但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理应、实际上也确实受到村落社会地方性制度的制约。这就要求研究者应从结构主义的外在视角转向个体主义的参与式观察，真正揭示生活在地方社会中的农民眼中的"土改"到底是什么样子，并力图从地方性的日常叙事中发现"革命"的宏富社会历史内涵。 而在以往有关"土改"的大部分研究文本中，却充斥了"社会结构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的结构主义解释（注：参阅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第22页；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附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我们尽管可以从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和克鲁柯夫妇的《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这样的记实文学作品中看到鲜活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和动态的过程，但作者并无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理性意识，也未能提炼出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概括。李康、方惠蓉关于"土改"的研究文本（注：方惠蓉：《"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载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再现了农民日常生活的话语表达和社会记忆，他们的观察视角似乎较为关注国家权力和村落社会的互动，而并未从"他者"的世界再现"土改"作为一种革命实践的内在逻辑。如果更多地采用社会人类学的"在地"式观察视角，从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来认识"土改"发生的社会历史空间，可能会更为全面地再现"土改"的实践构造。

关于亚洲或东亚论述与价值的问题，我可以明确表示我的立场，我不认为我们在认识论上激进到可以创造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范畴，我认为我们是在西方化及现代的认识论框架内成长的，确切地说，是在作为后西方化现象的现代性之中成长起来的。　　◎ 特约采访 张仲民 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毋宁是来自民间的、对全球化的一种反思性或防卫性的反应，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有点像《科学怪人》里的人造怪物，即使权力机关要想完全控制它，往往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已经丧失了进步和解放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国家在背后的全力支持，它也变得不那么具有危险性了，大众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表现或表达方式而已。　　印度正在成为中国的重要参照系。最新的例证是，自10月24日始，一个被一些学者誉为“自泰戈尔访华以来最重要的中印思想交流活动”在上海、杭州展开，预计持续两个月。这一系列名为“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活动之所以重要，在于主办方连续邀请了八位重要的印度裔学者到访中国，以公开演讲和座谈的方式，与中国知识界展开对话。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应该是这八位印度裔学者中最为中国所熟悉的。这位汉学家出版于1988年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获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他的《从民族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也已被译成了中文。此外他还出版了《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的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全球性与区域性》等多本中国研究的专著。　　杜赞奇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Raffles)人文教授，并任人文和社会学研究主任，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此次访谈是在11月22日杜赞奇教授复旦大学演讲后进行的，之后杜赞奇教授又用英文进行了书面补充。最后，他也对中译文进行了审订。　　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全球化的防卫性反应　　张仲民：你那本《从民族中拯救历史》的中译本(译者误译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其实该书中文翻译存在很多问题，没有多少读者能够真正读懂它，很多书评者、引用者都是在借题发挥，而且并不太关注你在书中对中国、印度近代民族主义的比较。很多读者好像都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以后现代主义立场来解构中国民族国家的著作。　　杜赞奇：《从民族中拯救历史》对汉学和历史研究的影响，不如我的第一本得奖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影响大，但它对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影响比较大。实际上，这本书是我用最短的时间写的一本书。有趣的是，一些我后来的专著，像《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和东亚的现代》，则是经过了比较精深的研究，是绞尽脑汁的作品，但它们的影响却不像《从民族中拯救历史》那么大。所以我对此有点莫名其妙，或许一个新鲜、大胆但却强硬的理念，比一个精心打造的创意，有较为持久的吸引力吧。　　读者误读该书为后现代主义，其咎可能在我。但现在我有机会可以在这里更详细地陈述我的立场。坦诚说，在后现代主义魔力和一个较历史的、深思熟虑的立场召唤之间，我被撕裂了。我想去表示的是，而且我眼下已有了更清楚的判断：其一，后现代的立场不是非历史的，但它暗示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决非仅存在一个解释、一个叙述或一个真相；其二，循此理路可知，民族主义并非只出现在近代中国，在前近代中国(如蒙元、满清前期)，也许就存在一些关于民族认同的表达，但它们没有呈现出那种宰制性或霸权性的趋势；其三，只有在近代，民族主义始变得具有宰制性或霸权性，以及制度化，即便仍然存在一些经常是被压制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如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正是根据这种模式的理据，对民族主义，我们才可以既有一个后现代的观察，也有一个历史的视角。关注历史中的霸权或宰制现象，在我本人的学术研究中，其重要性与时俱增。　　简言之，我当下对《从民族中拯救历史》的看法为：该书系当时我正在激烈反对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结果(包括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因其时我恰与之邂逅)。我现在认为，在中国同其他世界各地，民族主义依然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一度忽视了它曾经有过的进步功能，像其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但我亦坚持，民族主义所具有的解放与进步因素正渐渐消失，它愈来愈自我膨胀和浮夸。　　张仲民：你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是什么？你为何想要解构民族历史书写？　　杜赞奇：目前从事的是关于中国信仰文化的研究，跟之前的研究关联不算很大。中国有一个很长的修史传统，职是之故，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之下，中国总会采纳某种历史书写的形式，因为一个民族总是需要一种关于集体的过去的观念。然而，民族史是独特的，在于其所关尤大，有关产生一个民族主体的记述，而此民族主体乃是某固定领土的主宰，世界上各个类似主体的一个竞争者。由于存在于这样一个互相竞胜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中，民族史模式取向的历史书写不可避免。我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书写，虽然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但较之反帝国主义取径，其呈现出一种更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写样态，表现出一种效法德国和日本的动员型民族主义书写方式，而非追随英国的自由民族主义书写模式。　　张仲民：近几年来，你不断来中国，对于当下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民众的某些民族主义表现，联系到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你有什么看法？你曾经说过：“20世纪早期的中国，其特征是它作为一个弱国家，但却有强大的国家主义论述。”你是否认为随着中国崛起，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再一次凸显了出来，甚至比以前更加强大，换言之，你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现象：中国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强国之后，它似乎拥有了更加强大的民族国家论述，很多国外学者对此都表示了忧虑，你的意见呢？　　杜赞奇：我觉得中国民族主义的最近发展，既非常有趣，某种程度上，也令人担忧。将后毛泽东时代的民族主义同毛时代的民族主义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毛时期，民族主义非常活跃，但经常要服从于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及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反帝目标。在后毛时期，民族主义有几个主要变化：首先它不再受制于一个更高的反帝同盟或超越民族疆界的共产主义理想。这看起来有点像退回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奔竞论，但还是出现了一些重要发展的。即便政府在策略上可能会鼓励某些民族主义形式，可处于新自由主义当道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同贸易伙伴甚至是竞争对手互相依靠，进行和平交流。故此，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毋宁是来自民间的、对全球化的一种反思性或防卫性的反应，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有点像《科学怪人》里的人造怪物，即使权力机关要想完全控制它，往往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已经丧失了进步和解放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国家在背后的全力支持，它也变得不那么具有危险性了，大众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表现或表达方式而已。　　期待中国出现平和的市民社会　　张仲民：当有很多人在为“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喝彩时，却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为这种发展道路的排他性及垄断性表示了隐忧，您怎么看？　　杜赞奇：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它是一系列历史发展的结果———另外的国家很难去重复它。比如，政权跟执政党的关系，以及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还有毛时期就确立的教育体系、健康保障与人民观念的改变。这些变化中的一些方面，对发展资本主义是有用的，但其他许多方面则让人担忧。　　张仲民：在今天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常常成为讨论的热点，在一套有力的民族国家论述引导下，社会力量被压制、弱化，或至少要被吸纳入国家的系统内才能运行，现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所谓“国进民退”的现象，作为历史学家，你如何看待这种中国的这种现象？印度能提供什么经验？　　杜赞奇：从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看，目前的“国进民退”趋势是值得深思的，在于它呈现了全球资本主义曾经有过的危机。一旦国内的私人与民营经济变成领头羊之时，就是这种现象衰落之时。当下，全球经济的衰退强化了中国国内的社会分层，富裕和掌权的精英阶层毋宁愿意选择依靠经济活动中国家的领导，只有当中国的都市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 )重塑辉煌的时候，将会出现一个生气勃勃与平和的市民社会。在今天的印度，中产阶级正在发挥他们的角色，第一次，他们能强化市民社会的体制与管理机构，以至于他们可以对政府有很大制约力，能强迫印度政府改变某些政策或立场。当然，根据查特吉(编者按：Partha Chatterjee，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印度庶民研究———底层研究的代表思想家)的观点，这种市民社会对穷人不利，可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意见，尽管我们应该对他的观点深长思之。　　自我东方化更多是心理补偿　　张仲民：近20年来，日、韩、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的一些学者，一直在推动“东亚论述”或者“亚洲论述”，认为东亚或者亚洲，可以在西方的体系之外，提供一套独特的价值和知识方式。对于这种努力，你如何看待？这些学者的工作同印度“庶民研究”诸学者的工作有没有相通之处？　　杜赞奇：关于亚洲或东亚论述与价值的问题，我可以明确表示我的立场，我不认为我们在认识论上激进到可以创造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范畴，我认为我们是在西方化及现代的认识论框架内成长的，确切地说，是在作为后西方化现象的现代性之中成长起来的。非西方世界对现代价值和体制做出了很多贡献。但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还没有学会去拒绝那些发源于西北欧的概念、叙述、理论和典范，这些范畴经常反映了那些地区的现实，如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我试图去阐述世俗主义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情况那样。　　我们需要用更为合适的理论、概念去盘点和反躬自省我们所处的环境，如果有足以改变我们对于科学解释和真实诠释的概念工具，那么我们将会获得认识论上的差异，但到目前为止，此种情形并没有发生。　　至于庶民研究社群，他们是重要的，因为他们试图打破某些西方认识论框架，诸如进步、现代性这样的价值和判断标准。当然，他们研究的这些庶民运动并不追求一个现代的未来，尽管这些运动确实以正义为诉求。但与此同时，庶民研究群的理论家却试图使自己对现代性的批判，尽量接近一种更加激进的对非正义的马克思主义或从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出发的批判。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属于进步观念中具有解放色彩的认识论，所以我不认为他们能完全摆脱自己遭遇的认识论困境。　　饶是如此，他们对现代性的批评，以及他们对非现代作为通向解放的另一可能路径的探索，仍然是重要的。就我所知，许多庶民研究者业已不再坚持早年极端批判现代性立场，都已经去开发新的研究议题了，但我的判断或许有误。很多庶民研究者是我的朋友，我也曾部分地受到相同智识力量的感染，不过，我对中国的研究兴趣也促使我探寻别的思考方向。　　张仲民：最后，还想询问一下你对于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主义化的看法。盘点近代以来中国学者最喜欢引用的几个外国人名字--如莱布尼茨、伏尔泰、李约瑟、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汤因比等人，包括近年来《白银资本》、《大分流》等著作在中国学术界的流行，一些中国学者往往以其来说明中国文化、制度或某个科技成就的悠久与伟大，或者中国经济曾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就可明白中国人多么需要和依赖外国人的肯定来扬眉吐气。在此意义上是否可说，在中国问题上，最主张、最切实践履东方主义的，或者说最自我东方主义化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　　杜赞奇：自我东方主义化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一个20世纪的问题，它需要在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全球语境中得到理解。渴求现代性的民族或民族精英，为实现启蒙大众、使国家更有竞争力的目标，他们生产了这些自我东方主义化表象，两个追求不可分割，但这种努力的代价是巨大的，在中国尤其如此，自我东方主义化不仅导致了对传统的攻击，还导致对普通农民社会生活的谴责，因过去的农民世代都无法看出现代性的益处。　　同时，自我东方主义化有两面性：其负面性已经被像刘禾这样的学者讨论过了；另一方面，则是能够比较给人以宽慰的自我东方主义化，如你提到的中国人感兴趣的名字莱布尼茨、李约瑟等等。虽然我已经意识到前者的代价，但我相信在追寻现代化时，它有一个促成改革与进步的功能。至于后者，我认为它更多是一种心理补偿，而非在为一种精神上的民族自大背书。我应该强调，在殖民地时期，甚至在今天，透过这种自我东方主义化，印度中产阶级从中获得良多慰藉，但如果该倾向不被更多的改革举措中和，它会很容易化为一个民族主义借口，潜伏于阶级对立和国内问题之中伺机而起。

读了《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我可以说是感慨良多。首先是作为读者和研究者所受到的启示。这本书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真：说真话，道真情，揭示真相，可以打破很多神话。目前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有很多神话，与本书有关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民国神话”，把民国教育说得天花乱坠，赵先生告诉我们，那时候大学教授也有凭一个笔记混几十年的。还有关于毛泽东时代，以致“文革”的神话。我最近就看到一个颇为新奇的论调，说“文革”前三年是内乱，后七年就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这就简直连基本的事实都不顾了。看看赵、高两位先生的回忆，这种凭着自己的观念、愿望评价历史的高论就可以不攻自破了。根本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敢正视现实，就把“过去”当作精神的避难所，而回避现实的问题。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它完全不回避人事关系在人的命运中的作用。记得赵俪生先生在回忆王瑶先生的文章里，说到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里，说他们那一代是在四个战场里成长起来的，一是“枪炮战场”（我理解这应该包括后来的阶级斗争），二是“思想战场”，三是“精神战场”，四是“人际战场”。我们通常只注意前面三个战场，却忽视了在中国，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思想运动，精神冲突，最后都会落实为人际关系。我读赵先生的回忆录，最有兴趣的，就是创造社两位大将，成仿吾和郭沫若，在赵先生生命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在两个关键时刻改变了他的命运。还有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告密、告状的，说小话，当打手的，都在赵先生坎坷人生中起到很大作用。但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这些具体、复杂的人事关系都回避了。我想到日本丸山升先生，他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就特别强调，研究中国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如果不具体考察人事关系，就很难说清楚。我们习惯于“宏大叙事”，我们叙述里的“枪炮战场”、“思想战场”、“精神战场”里，没有具体的人，没有个人的思想、情感、心理，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没有“人际战场”。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研究里，缺乏历史的具体性，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总是担心一讲具体人事关系，就会淹没历史“本质”，其实所谓“本质”就是体现在具体的历史现象，也包括具体的人事关系里的。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为尊者讳”的问题，其实这恰恰是最能显示人的复杂性的。比如在读赵先生回忆录以后，我对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就有了一个更有血有肉的认识，我正准备研究“1949年以后的郭沫若”，这都是很好的研究材料。今天我来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秦晖先生请我来，是因为赵先生的好朋友之一是王瑶先生，而我是王瑶先生的学生。我读赵先生的回忆录，也同时在回忆王瑶先生，想赵先生跟王先生的关系，以及两位先生的异同。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赵先生回忆录里提到他们俩抗战时期在乾州的会见，却语焉不详，但在王遥先生去世以后，赵俪生先生写的纪念文章里，就说得很具体，说他们谈了四天四夜，而且所谈话题关系到他们今后的一生。讨论的是人生道路的选择：下一步该怎么走？而且，用的是特具两位先生风格的语言：我们要进《宰辅传》，压根没门；进《忠烈传》，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没那本领。想来想去，还是进《儒林传》。他们决定要把自己的历史位置定在现代《儒林传》里，或许就在这一刻，作为“学者”的赵俪生与王瑶就诞生了。但紧接着赵先生又说，后来我们两个都进了《儒林传》，路线一致，但道路却不同：王先生后来当了朱自清的研究生，进入了学院的体制；而赵先生说他是“边教边读，自力营生”，某种程度上是自学成才的，是另外一个路子，自称“野路子”，但也有一种自傲。解放以后，他们两个人见面，有一段非常好玩的对话。王先生说，我的著作送给你，你不回信，看来我的著作你没有看过，你的著作又不寄给我。赵先生回答说，你的著作我都看过。然后就当面评价说，我看得出来，你已经有学院气派了，考据坚硬，但是对不起，我兴趣不大。倒是看好你那些不那么“学术”的文章，因为我从中看出，你的思辨气息没有被考据所压倒，“文中尚有几分活气，此最宝贵者也”。———可见赵先生更看重学术的思辨力，没有被考据所压倒的人的生命的“活气”，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在我的理解里，这也是王瑶先生的学术风格、特点、价值所在。我曾经说，在王瑶先生那里，实现了“学者和精神界战士的统一”，其实赵俪生先生也是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五四所培育出来的，受鲁迅深刻影响的，具有左翼倾向的那一代学人，都有这样的特点，只是表现形态不同而已。赵先生的回忆文章里，还谈到因为“文革”彼此感情上受到的伤害，“‘文革’提审，说了许多黑话”，私下说的话，揭发出来，确实有很严重的后果。赵先生很含蓄地说：“从那以后，连红话也不说了，夫子曰：或语或默，我们从此一直默下来，直到王瑶兄逝世。”———我们完全可以感觉到这其间的沉重，这对赵先生、王先生，以至整个中国知识界，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文章结尾，赵先生又说了一段只有他才能说出的话：“他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都永远活在我心里。当然，这里说的‘永远’，也不过是祈祷性言辞。我很快也要逃不过自然规律的；所以趁此一息尚存，写为此篇。”———我读到这里非常感动，这是典型的赵氏思维、风格和语言。但我要说，这也是王瑶先生的思维、风格与语言：他们俩把人生，生死，都看透了，这背后大概有魏晋文人的影响吧。我还想说一点两位先生的不同。王瑶先生一直在京城，在北大，处在时代政治、学术的中心；赵先生一直处在相对边缘的地区和地位。所以王瑶先生可能对中国的政治更了解，他会打擦边球，用自己的智慧逃脱很多劫难。就思想而言，王先生应该和赵先生一样，都属于1957年反右运动所要打击的对象。 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有一个内部材料，是当时党委对北大教授的政治排队，其中落后分子代表是王瑶，反动分子代表是钱钟书（当时钱先生所在的文学研究所附属在北大）。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按道理，他们俩都应该在劫难逃，但恰好这两个人都逃过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落后”、“反动”，把中国政治早就看透了，自然不会上鈎。相反那些“积极分子”就因为跟得太紧，积极提意见，一旦反转过来就成牺牲品了。其实，赵俪生先生也是看得清楚的，但他忍不住还是说了，就被抓住了。赵先生的夫人高先生的回忆中，最精彩的就是秦晖他们第一届研究生的答辩故事。我们是同一届的，我于是联想起王瑶先生怎么指导我们应对答辩的。赵先生对答辩太大意了，根本没有考虑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王瑶先生可不一样，他深知“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答辩，非同小可，必须认真对待。他是作了精心安排的，让我第一个出场。为什么？因为我是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也是最有经验的。这是北大第一个文科研究生的答辩，所以来的人特别多，场面很大。王先生平常很少管我们，但是答辩论文，却看得非常仔细，一个字一个字改，连错别字都改掉。然后答辩前夜把我叫去，教我答辩秘诀。他说你首先在心理上要认定你是最强的，因为在座的专家没有哪个像你这样在这个课题上下过这么大的功夫，也没有你熟悉材料，谁也难不倒你，你要有这个自信。但答辩时又要认真、小心对待。要知道答辩老师的任务就是要找你的茬。如果你真的一时疏忽，被他抓住了，你就要判断这个错误关系不关系你论文的根本点。如果无关大局，就赶紧承认，说我忽略了，或者我回去考虑考虑，这样答辩老师就无法再继续追问你了，千万不要强辩，越辩漏洞越多，老师没完没了地追问，你就狼狈了。但是如果问的问题是关系到论文的基本论点，你可不能说我错了，错了就通不过了。这个时候，你要据理力争。怎么办？就是拼命抛材料，因为材料你最熟，你一个材料一个材料地抛出去，滔滔不绝，老师也不熟悉，无法穷追猛打，而且时间拖过了，该吃饭了，你就解脱了。这就是王先生教我们的锦囊妙计。赵先生未必没有这样的智慧，但他没有想到要这样教学生，即使想到，也未必肯这么做，他想得很简单：只要论文写得好，就不怕通不过。他还是把中国的学术界看得太单纯了。———今天看来，两位先生不同的处世办法，风格，都有说不出的感人之处。最后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赵俪生先生的书里实际上讲到了我，我是他的评述对象。赵先生说，我对王瑶的研究生都很注意，他们的文章大部分都看过。然后他特别点到了我们对周作人、郑振铎、夏衍的研究。———这里赵先生的记忆可能有误，因为我们同学中没有人专门研究郑振铎，夏衍也只是我写过一点。但是研究周作人，肯定是指我了。他有这样一个评价：“很广，又很杂，但在功底上显然不够过硬，比他的老师稍逊一筹，有的一筹还打不住。这些都是新时代带来的异化了。”———这也是典型的赵氏语言，而且引起了我很大的思想震动。赵俪生先生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我自己，也许还有我们这一代学人不能回避的问题： “新时代带来的异化”所造成的我们先天性的不足。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可以说多年来始终缠绕于心，难以摆脱。赵先生的当头棒喝，又让我猛悟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再也不能回避了。我在《我的精神自传》一书里，对我自己，我和老师辈的关系，曾有过这样的反省：“一方面因为我对五四新文化，特别是对鲁迅的迷恋和熟悉，使我能够与王先生有精神的相通。但，作为他的学生，我却无法继承他的学贯古今的学术传统。他所达到的高度是我不能企及的。也就是说，学贯古今中西，这本来是从鲁迅到朱自清到王瑶的现代学术的重要传统，但却是我这样的学者，所望而止步的：非不愿也，乃不能也。更重要的是，我的知识结构的缺陷，也使得我在根本上与我的研究对象，如鲁迅、周作人，也是隔膜的，因为他们于中国传统，西方现代文化传统，都有很高的造诣和很深切的理解。也就是说，我对他们的研究，达到一定层次以后，就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很难再深入下去。”我因此经常说：“自己即使在学术上也只是历史的中间物，就是看清了这样的根本性缺陷。而且这是时代与命运造成的（是赵先生所说的‘新时代带来的异化’），非我个人所能把握。因此，在我内心深处，常有悲凉与无奈之感。人只能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做自己能做的有限的工作。”“问题还在于，这不仅仅是知识结构的缺陷，而且更是精神层面的。特别是对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传统的隔膜，造成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视野、修养、情趣的狭窄、单一、浅薄、枯寂和粗糙。”和赵先生、王先生他们那一代一比，就看出来了。问题是这几乎是无法弥补的，内在气质的东西是不能装假的，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底气不足。我常常自嘲，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一代人的自嘲：“这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这自嘲里隐含着辛酸，还是不说了吧。但我要多说几句，也是我今天想着重讲的。读赵、高回忆录，我立刻联想起这几年连续去世的老人，他们大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晚也是西南联大的那一代人，都是赵俪生、高昭一、王瑶先生的同代人，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贯中西古今，有文人趣味的一代人都远行了，一个传统中断了，最后的陈乐民先生还保留一点，再往下就没了，真的没有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正在逐渐退出学术舞台的这一代，可能当下正活跃在，或将要活跃在学术舞台的几代学人，也依然没有解决知识结构与精神境界的根本性问题。在我看来，完善知识结构，做到学贯古今中外，并达到相应的精神和学术境界，以便更好地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这是当下中国学术界一个具有特殊迫切性的问题。在我们的老师辈的学人纷纷离世以后，这个问题更加显示出来了。但是我担忧的不止这一点，我担忧的是，当下中国学术界和学人的自我感觉过分良好了，不承认自己在知识结构、精神境界方面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和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我想呼唤学术界的清醒和自觉，自我质疑和自我反省。唯有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才会有新的努力，新的开始。（本文系作者在《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限于篇幅，刊发时有删节。）

拿《观念史》依照的数据库来看，所收资料看似包罗很广，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基本还是一些精英文献与数量不很大、内容不很多的杂志。

周叔弢先生曾这么评价赵万里先生的成就：“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至伟。”早就想写点什么，纪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去年至清华服务，大表哥赵深见示大舅遗稿《天宝遗事诸宫调》曲集遗文，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大舅是1980年6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时我在昆明上学，母亲赶去了北京，是父亲写信告知的。父亲的信，平常多是回复我提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因我要去访他的老友，叮嘱几句。那一次却写了一页大舅与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及古籍善本保护的事，是要我牢记的意思。后来，母亲依我的建议，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忆大舅和清华生活的。还编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订，增补了内容，交我润色。课余，遂根据年表翻阅资料，钩稽故实，渐有收获。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说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随手记下的片断。　　　　一　　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幅导师与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录了。前排三位导师，即王观堂、梁任公、赵元任，并讲师李济；后排三个助教，名字标作（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这照片最初登在《清华年刊》（1925-1926年卷），1926年夏出版。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来家中与母亲聊天。某日，谈到清华研究院往事，说：那张照片的说明弄错了，陆维钊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后排中央站着的是斐云。不久我回国讲学，母亲嘱查一下，说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陆先生。陆先生是母亲在松江女中的老师，他年轻时的相貌神态，母亲是记得的。戴老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从观堂习金文与甲骨文，故与大舅相熟；对老师的学术、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实，皆有探究。1960年1月，清华大学迁观堂棺于福田公墓，1985年树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书丹）。他的讲法应是可靠的。　　查《王国维年谱新编》（孙敦恒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925年8月：“赵万里北来受业于王国维，王命馆于其家，适巧研究院原聘助教陆维钊以事辞，主任吴宓命赵万里补其缺，为王国维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　　《追忆王国维》载海宁蒋复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说，因研究院主任吴雨僧（宓）先生来自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灿担任，其余助教皆东大毕业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君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页119）慰堂1923 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其时在清华兼课，任讲师，住古月堂。观堂入居清华园后，他常去请益，曾协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参见下文）。但“陆君因病”不确，或属误记；陆先生“不能赶到”的缘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书另有观堂的女长公子东明先生的回忆，与戴老相同：“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万里］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页412）　　综上，若大舅补缺为助教是在8月，即清华研究院开学之前，则合影后排居中者便可确定是他，而非陆先生。因为细看那照片，七个人都身着秋衣（夹袄或薄棉衣），不是夏天的模样。　　看来，《清华年刊》的文字说明是错了，诚如戴老所言。只是《年谱》跟知情人的回忆文字少些细节，而考证似应使用更直接的第一手的证据。但工作一忙，这疑问就搁下了。　　今年10月末内子抵京，一同至观堂先生纪念碑凭吊，忽又想起。于是上清华校史研究室网站检索，读到孟凡茂《关于陆维钊——任职助教，何时离校》一文，终于有了答案。　　孟文的考证干净利索。首先作一判断，照片据人物衣着，当摄于1925年秋或1926年春。但李济先生1926年春赴山西做考古调查，则拍摄日期就只能在1925年秋了。然后，从《吴宓日记》（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1998年）查雨僧为三位导师聘助教的记载及各人到校日期，即可证明，合影时陆先生不在清华。我请学生帮忙，借了《日记》（1925-1927年卷）来逐条核对，确实孟先生解决了问题。雨僧是先师李赋宁先生的老师，两家为世交，所以《日记》读来饶有兴味，每每让我想起两位先生的旧事——那是题外话了。　　七人当中，观堂最早迁入清华，1925年4月18日：“晨，王国维先生搬来居住。”之前，4月3日：“See Pr. on As. Bdg.”（为助教及房舍事谒校长。）4月15日：“上午，见Pr.”，括号“梁廷灿”等。孟文推测，雨僧这两趟见校长曹云祥，跟观堂和任公聘助教有关。　　8月1日：“赵元任来，拟用其内侄为助教。逾日，决用章昭煌，企孙荐也。”8月4日：“作函致章昭煌聘为赵元任先生助教，月薪60元……宓函由赵寄叶企孙转交。”可知助教人选，皆由雨僧与导师商量后决定，且着意提携东大学子，如慰堂所述。次年陈寅恪先生到任，所请助教也是东大人，即大舅的挚友浦江清先生。　　8月31日（星期一）：“赵万里到校，代陆维钊。”9月1日：“见校长……以赵万里代陆维钊职务，批准。”　　9月5日及6日，新生入校，报到注册。9月8日，雨僧在工字厅设宴，招待观堂、任公、梁漱溟（讲师）、赵元任、李济、“戴元龄、赵万里、卫士生、周光午”。注明：助教梁廷灿、章昭煌“未到”。“下午……在宓室，开研究院第一次教务会议。”9月9日：“十时，至大礼堂，行开学礼。”9月13日： “十时，至琉璃厂文友堂，晤王静安先生及赵万里君，为校中购书。”观堂“请在青云阁玉壶春午饭，进果面”。9月14日（星期一）研究院开始上课：上午听观堂讲《古史新证》。“晚赵万里来，细述陆维钊之身世情形。决即永远留赵，命陆不必来此。所谓两全其美也。”　　10月1日：“章昭煌欲移居古月堂或学务处”，请吴先生帮助安排。10月20日：“梁廷灿昨日到校。”直到这时，照片里的人方才到齐，而陆先生请假回乡，早在开学之前。故孟文认定，合影摄于1925年10月下旬至11月间，后排中央观堂的助教，只能是大舅无疑。二　　陆维钊（微昭）先生在东大与大舅同级，也是从吴瞿安（梅）、柳翼谋（诒徵）二位老师研习词曲。但大舅十六岁上的大学，比陆先生小了六岁。如果陆先生毕业后曾经北上，应在6月下旬或7月间。或许抵京不久，未及就任，便因祖父病重或亡故而告假回了平湖。雨僧《日记》未提陆先生到校，只记了临开学由大舅代职，校长批准，旋即正式聘任。其命陆先生“不必来此”，似指后者须在家乡守孝，无法履职，故谓“两全其美”。　　守孝期满，陆先生到秀州中学教书，继而受聘至松江女中，成了我二姨的国文老师。当时，松江女中的师资可谓人才济济，有徐声越（震愕）、施蛰存、王季思、丰之恺等，皆一时之选。徐先生是母亲的国文老师，课外另教她世界语，放了暑假便用世界语通信，给她改错，还译了她一篇作文（写小蚂蚁过年的童话），登在匈牙利的世界语刊物《文学世界》上。徐、施二位解放后执教于华东师大，徐先生且是近邻，可说是看着我长大的。　　陆先生多才多艺，尤擅书法，松江女中的校匾是他的字，校歌则是他作的词。抗战后移席浙江大学，1952年院系合并，转为浙江师院（后更名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0年，潘天寿先生出面，调至浙江美院国画系任书法篆刻科主任，从此成了专业的书法家。　　二姨和姨夫留学英国，1947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回浙大服务，便成了陆先生的同事，直至他调离杭大。此外，他跟姨夫在民盟与省政协也是多年的同仁，加之重为表哥（二姨的长子）学画，所以陆先生的字画，我自幼即有印象。“文革”中，我在云南边疆自学外语，作业寄姨夫批改。每年回沪，先在杭州下车，到道古桥杭大新村二姨家住几日。有一次外出，路过陆先生家，二姨说进去看看老先生，但那天的细节，他们聊点什么，已淡忘了。　　据说，陆先生对未能问学于观堂，是终生抱憾的。然而他书画双绝，“蜾扁体”独树一帜，并有诗词传世，育才无数，如此成果斐然，实非常人可比。　　　　三　　岔开去谈谈幼和先生。他虽是清华研究院第二期学生，1926年秋入学，《吴宓日记》却有更早的记载。1925年6月23日：“下午五时，戴家祥持胡适致校长荐函来，准报考。”也许他因故未考，或没被录取，8月29日：“见戴家祥，求为旁听生，未准。”9月1日，又记“戴家祥来”。如此，戴老同大舅相识，很可能在1925年8、9月间。　　1951年，华东师大成立筹备组，戴老因好友中文系主任许杰先生相邀而“加盟”，先任中文系教授，次年转历史系，主讲历史文选、中国通史。 1957年反右，先生耿介敢言，被人在万人大会上栽赃诬陷，打成右派。遂不许教书，放在资料室做一个资料员。但先生毫不灰心，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收集拓片，准备编撰《金文大字典》。不想“文革”起，复遭残酷批斗，打断腿骨。数十年辛勤考证金文、甲骨文所做的卡片和书稿，红卫兵抄家付之一炬。“文革”结束，他以耄耋之年，积十六载之功，终于完成三大卷《金文大字典》，于1995年出版。同时，还校勘了他姨公、晚清大学者孙诒让的《名原》、《古籀馀论》和《籀庼述林》。十六年间，戴老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科研经费；直到项目列为上海市“六五”重点，编撰组才获得四千五百元拨款，用于购置图书资料。据戴老的得意门生王文耀先生记述，同事和领导曾多次劝戴老申请补助，“老师却执意不肯。结果他自己垫入抄写费近万元”。如此勤俭治学，学生助手都学他的榜样，初稿用废旧纸，资料袋手工制作，去出版社送取稿件，“靠手提肩驮，从不搭出租车”（《戴家祥学述》，王文耀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4）。比比当今学界的排场、挥霍跟造假，真是判若云泥。　　幼和先生1998年逝世，享寿九十三。王文耀先生整理出版了《戴家祥学述》，题赠母亲一本，我拿了来美国。书里夹有一纸，是母亲所记幼和先生讲的几件事，及他提供的资料出处。老先生家住师大一村进校园的先锋路近旁，我陪母亲出门，常见他戴着袖套，手提一把竹扫帚，在路口扫落叶或清理布告栏；那是他每天的公益劳动。母亲便上前问安，他总是乐呵呵的，对我说：回来啦，这一趟居几日啊……　　　　四　　《吴宓日记》率真生动，处处流露性情，足可媲美英人皮普斯（Samuel Pepys）日记。1927年有数条提及大舅的婚事，不啻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4月25日：“又夕，赵万里偕周光午来，商赵万里结婚之办法，并拟请宓为证婚人云。”5月24日：“夕，与陈寅恪、赵万里、周光午散步，并至寅恪家中坐谈。赵万里不日结婚，本已约定宓为证婚人，旋以寅恪言，改请梅贻琦。盖以职位之关系云。”　　6月5日（星期天）：“下午二时半，微雨。偕心一、学淑，至报子街聚贤堂，赵万里与张劲先女士婚礼。宓代王先生（静安）为介绍人之一，并演说。略谓古今文学家，皆有美人以引其情而助成其诗文著作。欲知今日新郎新娘之恋爱订婚以迄结婚之历史者，请俟赵万里君所作词集《夕阳琴语》出版，取一册读之，便知其详云云。旋即入席。宓与梅贻琦、陈寅恪等同桌，食半饱。”　　过一周，陈、吴二位宴请新郎新娘及诸友。6月12日：“夕赵万里，偕其新夫人张劲先来。”6月13日：“晚八时，至寅恪宅，而彼等来拜。旋即赴小桥食社，寅恪及宓为主人（每人费六元二角，合十二元四角）。客如下：赵及其新夫人张，新夫人之姊张愚亭女士，周光午、浦江清、王庸、杨时逢、侯厚培（夫人未到）。席散后，又同至宓室中茗叙。九时半散。”　　大舅妈的姐姐名智扬，愚亭大约是字。她是北京女师大毕业，夫君李芳馥先生也是我国图书馆界的翘楚，解放初负责筹建上海图书馆，为第一任馆长。　　大舅与大舅妈是表兄妹。据母亲的文章，大舅妈的父亲（即母亲的舅舅）名张励石，是前清举人，曾在外地做官，民国初年任《浙江日报》主笔，笔锋锐利。他思想开明，反对缠足。家人给大妹缠足，只要他看到，就一把将妹妹抢下，不许再缠。但小妹即我的外婆缠足时他不在家，因而外婆的脚就成了“三寸金莲”。他为两个女儿取名智扬、劲先，意在鼓励与男儿一样力争上游，独立生活。稍长，即带去杭州读书；中学毕业，又远送北京。智扬进北京女师大读书，劲先则当了孔德中学的教员。　　大舅同表妹原先没见过面，是到了北京才相识的。之前，父母给他订过一门亲事，女方是同邑（海宁城区）一士绅家的姑娘。双方交换了照片，家长看了都觉得满意。那年大舅十八岁，正在南京上学，相片是在乾隆朝大学士陈阁老的私家花园啸园的九曲桥上拍的，“长衫马褂，西式分头，眉清目秀，翩翩一少年” （母亲语）。他同表妹时常往来，两人就恋爱了，不久即写信回家，提出解除婚约。这事让父母大伤脑筋。起初对方坚决不同意，认为解约有损女儿的名誉。后来托人居中调解，商定男方出钱在女方家门前修一条路，这才避免了一场纠纷。五　　大舅拜观堂为师，听母亲说是瞿安先生写信推荐的。好像华东师大历史系研究观堂的刘寅生先生曾告诉她，见过原信。拜师的时间，按蒋慰堂先生回忆，在1925年7月：　　[民国]十四年七月，我回到北平，同乡张树棠先生，亦是曲友，他与赵万里君的尊人是结拜朋友，说在海宁接洽过的，赵万里是东南大学读完二年级，本从吴瞿安（梅）先生治曲学的，要到北平来从静安先生读书，因他不认识静安先生，托我介绍进谒。于是我陪赵万里君至王家晋见，拿了两条大前门香烟，进门就叩头行礼。（《追忆王国维》[增订本]，陈平原、王风编，北京三联，2009年，页119）　　慰堂出身海宁大户，是民国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的堂侄，徐志摩的表弟。表兄弟俩兴趣相投，徐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便是表弟帮他编的。慰堂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先驱，其事业始于任公创办的松坡图书馆，继而做北平图书馆编纂，负责中文图书编目。遂有志于改革中国图书分类，几经探索，创立了一套新的编目与分类法。抗战期间出任中央图书馆馆长，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胜利，回上海接收日伪资产，最著名的一桩功劳，是逼迫军统头子戴笠交出私吞的国宝毛公鼎。迁台后，仍主持图书馆工作，并应蒋介石之请，筹建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首任院长。　　但蒋先生说大舅只“读完二年级”，却是误会，或是看年龄作的推测（当时大舅刚满二十）。又，观堂与大舅实为姻娅，关系是这样的：观堂的元配莫氏因产褥热去世，续弦娶潘氏。潘夫人为莫夫人表甥女，是我外婆的表妹；故大舅应叫潘夫人表姨母，称观堂表姨夫。不过两家虽同在海宁，只是葭莩之亲，平时并无交往（参见《追忆王国维》，页412）。所以为郑重起见，大舅虽有瞿安先生的推荐，仍请了蒋先生“介绍进谒”。　　大舅拜见观堂的情景，东明先生有生动的描绘（同上）：　　民国十四年冬天，我到清华不久，赵先生即到职了，想到第一天他见父亲的情形，我们谈起来还要失笑，他毕恭毕敬远远的站在父亲面前，身体成一百五十度的向前躬着，两手贴身靠拢，父亲说一句，他答一句“是！”问他什么话，他轻声回答，在远处根本不知他说些什么？话说完了，倒退着出来，头也不抬一下，我想这个情形，大概就是所谓“执礼甚恭”吧。他对母亲不称表姨母而称师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　　东明先生自谓，是“阴历十一月中旬”“严冬季节”到清华的（同上，页405）；如上文所述，那时大舅已做了将近一个学期的助教。因此，她说的 “第一天”晋谒，恐怕不是慰堂领来拜师那一回。但也许这让人失笑的“毕恭毕敬”，确是拜师的场面，只是东明先生年幼，还在家乡，并无目睹，是事后听家人告诉的。讲得多了，在记忆中，便成了自己的经历。　　东明先生在清华园，没有上成志小学或另请老师，而是由父亲亲自施教，念《孟子》《论语》。次年6月，观堂沉湖，潘夫人悲痛欲绝，曾有轻生的念头，悄悄写了遗书，被东明发现，几个人哀求苦劝，才打消了死志，说：“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同上，页410）。东明因为不放心母亲，就没敢去上学，潘夫人遂请大舅教女儿古文：　　赵先生与我，又有一年的师生之谊……他替我准备了一部《古文观止》，先选读较易懂的，再读较艰深的。他讲解得很清楚，每次教一篇，第二天要背、要回讲。他上课时板着脸，我怕在外人面前失面子，因此用心听讲，用功熟读，直到有了把握，才放心去玩。记得有一次念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竟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这表示我已能全心的投入了。　　赵先生有一位贤内助，是硖石张氏名门才女，写得一手好字，凡是赵先生的稿件，都是她誊写的。当他们离开清华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子。（同上，页413）　　大舅妈的字确实漂亮。大舅的字，照外公的说法，是抄书抄坏了的——成天抄珍本抄碑文而不讲究书法气韵，因此不如大舅妈。《天宝遗事诸宫调》遗稿中，有十来页不是大舅工整的墨迹，字体娟秀而饱满，便是大舅妈誊写的部分。　　　　六　　有一则大舅教书的趣闻，大约最早出自吴组缃先生一次访谈。说是大舅二十五岁时，回清华讲版本目录学，一日在课堂上说：不是吹牛，某书某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却有两个学生即钱锺书跟吴晗议论：只有他见过吗？我们也见过呀，而且同他介绍的不一样。大舅那门课，原“计划讲十个题目，第一个题目落下这个笑话后，就留下七八个题目请钱锺书和吴晗讲”。吴先生说，大舅的学问很了不起，但有这样的雅量，更令人佩服。（李洪岩《吴组缃畅谈钱锺书》，载《人物》1/1992）　　这故事我当初读到，也觉得挺风雅的，颇似《世说新语》里那些风流人物的隽永旷达，也是老清华永久的魅力所在。　　然而，钱先生郑重否认了：在清华从未选修版本目录学，“看书[也]不讲求版本，于版本既无所知，亦无兴趣，哪里会那样充内行呢？！”还说， “吴晗是燕京转学到清华历史系的，我已在三年级，从没和他同上过任何课程。”（舒展《钱锺书怎样对待“钱锺书神话”》，载《北京日报》2002.6.3）　　查大舅年表，观堂弃世次年（1928），大舅由陈寅恪先生介绍，离开清华研究院加入北平图书馆（原名京师图书馆），任中文采访组和善本考订组组长，兼任馆刊主编。其时采访部主任为徐森玉（鸿宝）先生，大舅在徐先生指导下工作，日日浸淫于宋元旧刻、精校名抄之间，又时常求教于前辈藏书家如傅增湘、周叔弢、张允亮等先生，与之亦师亦友，相互切磋。并在各地藏书楼访书，开始了《永乐大典》的辑遗校注工作。又次年（二十四岁），受聘在北大兼课，讲授 “词史”，讲义《词概》和《词学通论》由北大出版部印行。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特约及通讯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并文献馆专门委员。清华兼课，则始于1933年9月（二十八岁），在国文系讲“金石学”，讲义《中国金石学》由清华出版部印行。或许也开过版本目录学，但钱先生是1933年从外文系毕业，正好同大舅在清华错开。所以，上述钱先生的澄清是可信的。　　那么，会不会是吴晗先生一个人代的课呢？也不太可能。吴先生1934年毕业，选过大舅的“金石学”。大舅说，他极用功，但常缺课，期末交来一篇论文，跟课程内容无关，是他自己正做着的题目。大舅读了，颇为欣赏，就让他以论文代替考试。也许这论文代考，便是那安在钱先生头上的趣闻的原型吧。　　当然，后人一般的心理，是不妨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的。任何一所有点历史的大学，倘使没有一堆名教授的趣事与传说，还能称得上名牌么？　　吴先生小大舅四岁，对老师非常尊敬，时有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即使建国后当了北京市的领导，仍不时到北图善本部查阅古书，直至姚文元发难，批他的《海瑞罢官》。不久，“文革”抄家，那些信便成了罪证，审查者要大舅交待，与吴先生究竟什么关系。大舅的回答却也富于历史意味，说：关系不复杂，是前后两段。起先我在台上讲，他坐在下面听，我是他的老师；后来他在台上讲，我坐在下面听，他是我的领导。审查遂不了了之。吴先生1969年10月殁于北京狱中，死因不明，距今已四十一年了。他内心始终是一个诚恳而执著的学者。七　　我小时候是圆脸，舅舅阿姨都说长得像大舅，同辈中又是唯一喜欢文科的，虽然调皮，不甚用功，后来读了西学而非国学。但对大舅，便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情。脑海中的大舅，至今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来上海那几回，一身呢子中山装，神采奕奕的样子。他通常是受文化部委派，到闽、浙、苏、皖一带访书，或是考查地方戏曲、文物保护，或是去港澳替国家收购宋元明珍本。最后一次大概是1963年，回家同丁阿姨谈起——上海的旧事，我一向仰赖她的记忆和化作诸暨成语字字珠玑的描摹——她还记得。说是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鱼虾烤鸭，大舅吃了，赞不绝口，回到北京对父亲说：宝麟啊，你真有福气，丁阿姨烧的一手好菜！那一年父亲调去了中央机关，参加写跟苏共论战的“九评”。丁阿姨说，大舅到父亲的书房里待了一会儿，出来说，那两架线装书无收藏价值——他还想着寻访古籍呢。　　“文革”中再见大舅时，他已经瘫痪在床，基本上不能言语了。大舅妈把我领进里屋，他苍白的脸上绽出了笑容，嘴唇翕动着，吃力地想说什么。大舅妈俯身去听，替他“翻译”，我心里一阵酸楚，悲哀得说不出话来。他是在北图的“牛棚”管制劳动期间，由于扔掉一块没吃完的窝窝头，而招惹的灾祸。批斗者强迫老人把那块捡回来的已经发霉的东西，当众吞下，导致他肠胃严重感染，高烧、吐泻、失水、神志不清，最后深度昏迷。送到医院抢救，那几个丧心病狂的还日夜监视，命医生将“此人有政治问题”记入病历。刚刚苏醒，即停止治疗，赶出医院。大舅曾有多少事情计划了要做，多少古籍还等着他整理保护，多少宝贵的知识经验，甚而瘫痪之后他还想着要著书传授。他一生的心血全给了北图，而北图竟这样待他。　　那是我初访北京。待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大读研究生，便成了北观场胡同那座四合院的常客。大舅妈看我来了，总是让我陪着走出巷子，到王府井买点素鹅或别的熟食，再让姥姥炒一盘白菜肉丝。聊起旧人旧事，大舅妈有说不完的好听的故事。这也不奇怪，她就生活在“故事”之中。屋子里几样旧家具，还是1928年潘夫人举家南迁时留下的，如一家人吃饭的方桌、靠椅、孙儿的书桌，都是观堂的遗物。问及大舅的藏书，大表哥说，两册《永乐大典》，“文革”前就捐了国家（入藏北图）。“文革”抄家，则不知拿走多少。“文革”后平反，归还抄家物品，北图来人说，希望捐献其中十九种古籍。大舅看了清单，表示同意，但唯有一件一定要归还。那是他当年在清华研究院所临观堂亲校的明刻《水经注笺》（朱王孙本），书末有观堂的长跋并两方钤印，乃是恩师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　　……门人赵斐云酷嗜校书，见余有此校，乃觅购朱王孙本，照临一过，并嘱识其颠末……然则斐云以数月之力，为余校本留此副墨，亦未始非尘劫中一段因缘也。丁卯二月十八日雪霁后观堂书。　　周叔弢先生在给黄裳先生的信里，曾这么评价大舅的成就：“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至伟。库中之书，绝大部分是斐云亲自采访和收集，可以说无斐云即无北图善本书库，不为过誉。斐云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其爱书之笃，不亚其访书之勤。尝谓余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及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是的，其志甚壮，其言甚哀。大舅对历史上无数珍藏的损毁散失，文化的衰败，风雨飘摇，太了解了。那年6月，观堂先生自沉昆明湖，去得如此“平静、从容、高峻”（王文耀先生语）——那天，他曾四处找寻；而后，整理出版恩师的遗著，编撰年谱，一步步走来，不负其厚望。观堂的志与哀，又何尝不是他的志与哀呢？ ■ 赵万里（1905—1980） 中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字韭云，别号芸庵、舜庵。1905年5月7日生于浙江海宁。1980年6月25日卒于北京。1921年入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从吴梅习词学。1925年毕业后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助教，得王国维指导，在文史、戏曲、金石、版本、目录、校勘等学科打下坚实基础。1928年转往北海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分馆前身，)工作，历任中文采访组组长、善本考订组组长、编纂委员、善本部主任，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特约及通讯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中国雕版史、中国戏曲史、中国俗文学史、词史等课程。1949年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 赵万里在北京图书馆从事善本采访、编目、保存工作长达50余年。1949年后积极访求、征集到大量名家的藏书和稿本，包括搜购流散国内的敦煌写卷，鉴定、购入一批港澳收藏家的珍本，图书馆使北京图书馆的善本收藏更为丰富。他主持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和《永乐六典》的辑佚工作，举办《中国印本书籍》等善本专题展览，为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讲授应用目录学，还多次参加国内一些重要文物图书的调查鉴定工作，为宏扬民族文化，保存、整理古籍做出许多贡献。他由于工作中接触到大量宋元珍本和名家抄校本，又和当代藏书家傅增湘等经常切磋研究，获得丰富的版本学经验和学识，研究精深。撰写了《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魏宗室东阳王元荣与敦煌写经》等论文。他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1960年初版，1961年增订)在版刻资料的搜集和考订上都超过了前人；还主编有善本目录《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31)、《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1959)、《海宁王静安遗书》等。辑释有《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956)。他还从《永乐六典》辑出了《元一统志》(1966)、《析津志辑佚》(1983)。（资料来源：中华古籍网 http://www.guji.cn/openzjml.php?id=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