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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英陶《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英文版序，作者：Peter Nolan 邓英淘的研究，将当今发达国家的旧的"经典"发展方式与 "新发展方式"进行比较，必须选择后者，人类才能长期可持续 地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经典发展方式被当今的高收入 国家所采用。短期经济效益压倒了自然环境的长期可持续性。

《一江黑水》The River Runs Black 书评：这本书在中国环境问题研究领域享有声誉，曾被剑桥大学评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50部最佳著作之一。如果说本书存在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在于本书的作者由于无法或不愿理解中国人的切身生存体验

收入这本书中的三篇文章，虽然处理的对象不同，但在我看来背后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关怀，用汪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提出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的中国观"，一种新的阐释现代中国的理论框架。

伊朗的核强硬政策浮出水面。作为一项应对民族危机的外交决策，它不仅是伊朗对其核态度的明确表述，也是后冷战时代伊朗对自身安全态势的担忧及其对中东地区安全构想的实践。

军队、宗教力量、教派、部落、民族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它具有很大弹性，是一种高效管理，也有观点认为这只不过是外资支撑下产生的幻觉。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中国这个国家的体制远比某些人想象得更具活力。

伊朗北部与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接壤，并隔里海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相望；西部与土耳其、伊拉克、东部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南部濒临波斯湾和阿曼湾，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和沙特阿拉伯隔海相望。

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这使得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特别的吸引之处。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一书的《结语》

在此，「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的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着「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

关于近年来中国秦汉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争论的述评

新发现《天圣令》有关令文，反映了北宋还存在良贱制度，南宋时才完全消亡。雇主侵害雇佣奴婢依常人法处置，雇佣奴婢侵害雇主，则依家族同居法加重惩处。即使主雇关系已解除，"主仆名分"影响仍存。

封建主义、封建社会有无普遍性的争论，在国际史坛上一直持续不断，近年来在国内亦有所反映。本文拟从为什么中国和西欧都有封建社会，如何才能合理地比较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的情况，如何理解封建社会的发展问题等方面，论述中西学者关于封建社会理论的异同。一封建在中国并不陌生，它指的是西周时期（前1066-前771年）周天子对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分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种分封大约是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都分赐给受封者，即所谓授民授疆土。诸侯还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一级的卿大夫，于是以土地为枢纽，形成统治者之间的多层等级连锁。他们彼此之间互有权利义务，主要是受地者要向赐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1]。无论对于西周封建以何种解释，但它是中国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制度到了春秋战国之时（前722-221年）逐渐变化，难以维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封建而置郡县，一般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封建制度遂告结束。秦废封建之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仍不断有分封诸侯王之事，不过这种封建，诚如后来王通所言，"至景帝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史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悉为郡县矣"[2]。但关于封建郡县孰优孰劣，哪个更能使统治长治久安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直不断。争论的各方，都是把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看待的，并未涉及封建制下的社会、经济内容。著名的柳宗元的《封建论》，也只是指出古代封建制度的出现，是和氏族、部落势力的存在相关的，不一定完全是人为的结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了解到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严复（1853-1921）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把feudalism译为拂特之制，是为音译。后来他翻译爱德华·詹克斯的《政治制度史》，就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之制。严复在这里是经过研究的，因为这里说的是社会发展阶段，他以为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很显然，严复认为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feudalism是十分相似的，是可以类比的，所以他才把feudalism译为封建[3]。从严复起，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已不再把封建单纯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兼及其社会、经济内容。20年代末，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主张周代的中国即是封建社会，春秋之际，封建制度开始分解，但封建的自然经济则一直延长到1500年[4]。陶希圣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制度、庄园制度、农民状况、分封制度等都作过分析。不久，瞿同祖又写成《中国封建社会》。瞿氏是以西方封建社会的理论来比照分析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他以为封建社会之综合的要点是土地所有权的有无和主人与农民的关系。"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5]。这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时期，虽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已有不少人把封建作为一个社会来认识，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制度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界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有封建社会的认识，对于封建社会的内容，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予以详细的研究和阐述[6]。如果说封建是中国所固有的，可是它在西欧却是后起的。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更没有说过什么封建政府、封建社会之类的言词。现在西方史学家所说的feudalism的内容，中世纪时在西欧只是零碎地存在着，各地多有不同，记载它的习惯法更因时因地而异[7]。16世纪法国法学家开始研究封建，所依据的主要是一种封土之律（Libri Feudorum），该律乃12世纪编定的隆巴第地方（意大利北部）的习惯法，记载着关于封臣以服军役为条件领有封土及其相关权利义务等[8]。17世纪英国法学家斯佩尔曼也依据隆巴法，研究过英国的封建制度，所以才有是斯佩尔曼等人发现了封建主义的提法[9]。当时这些学者认为封建只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封建法中的财产权利和罗马法的规定十分不同，于是产生了封建制度是源于罗马抑源于日耳曼的争论。18世纪的西方学者仍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如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在"封建法律"的题目下，分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臣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等[10]。亚当·斯密则认为封建法律是领主统治权、裁判权，其推行原是为了加强王权，但结果王权并未加强，领主权力依然过大，形成了封建等级制[11]。这时正是西欧启蒙思想发扬、批判旧制度的时代，封建渐被等同于贵族统治，是剥削、压迫的根源，表现为各种领主特权、农奴制残余、分裂混乱等，所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有了废除封建制度的决定。19世纪西方的学术发达，对封建的各个方面，如封君封臣关系、封土制度、庄园农奴、马克公社，封建城市等，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角度进行研究，做出了许多概括，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时出现了feudalism一词，用以指称封建制度。但史学家对封建主义与封建制度，仍多从政治、法律方面认识，讨论。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用以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产生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所有制等。这些理论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有所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布洛赫写《封建社会》一书，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虽然主要仍从政治制度方面、封君封臣关系等方面分析西欧封建，但他视野广阔，也分析了社会经济、庄园农奴等内容，无疑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影响。布洛克可说是西欧封建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奠定了后人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础。后来苏联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西欧封建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建立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综上所述，无论中国和西欧，对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把它先当作法律、政治制度，后当作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直到现在也并不统一。西方的大多数史学家仍然把封建当做中世纪西欧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强调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1）封建主义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关系；（2）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关系相适应的封土制度；（3）国家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正是由于强调了这一特殊性，封建主义的普遍性在一些人那里就成了问题。他们以为封建是西欧的特有产物，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封建制度的，从而否定了封建主义的普遍性。中国的封建虽然是固有的，但对它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在当时先进的西方史学思想影响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存在有类似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封建时代。齐思和先生写《周代锡命礼考》、《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对中西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二者相去不远。"盖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他还引庄子的话说，"庄生有言，'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吾人亦惟有自其同者视之而已矣"[12]。解放以后的新中国的史学家，则较一致地主张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形态，有一个封建时代。这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历史上都是共同的，只是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在各国有所不同而已。台湾学者杜正胜却认为，周人封建的本质，乃是继攻伐征服之后的武装殖民，所以唯物史观的封建制与传统的封建不相干[13]。西方学者对中国封建的认识，各有不同。一派是认为中国无封建的，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不过现在它已经不大风行了。另一派是主张中国历史上有封建的。虽然他们对封建的认识多为政治和法律上的封建主义，但仍在中西之间找出许多共同点。美国汉学家卜德以为封建主义适应于前近代中国主要是指经济而言，不过政治上的封建主义中国也有，就是周代（作者定为1122-256B.C.，包括春秋战国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定为221-589年）则被认为是准封建时期[14]。顾立雅也认为，古代中国有许多和中古欧洲相似之处，值得比较研究，布洛克关于封建主义之定义，几乎用不着改动即可应用于中国的周代[15]。也有学者反对封建制度的普遍性。安德森就是其中的一人。他认为把封建的特征只概括为大地产和小农的结合而忽略其上层建筑如主权分割、封土制、封臣制等是不行的。因为前资本主义形态都通过超经济强制而运行这些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已成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结构，它们已直接结合在剥削剩余价值的链锁之中，因此不可能不通过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确定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16]。安德森过分强调超经济强制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封建剥削、封建生产只有通过政治暴力才能进行，实际上就是否认封建社会是一种经济形态，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实超经济强制之所以存在于封建社会，是小生产者生产不发达，经济不独立所致，随着小生产者独立性的加强，封建社会中的超经济强制乃逐渐减弱，它不是封建生产的本质因素，不能对它有不适当的估价[17]。总之，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即使从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理解封建主义的西方学者，也有不少认为中国历史上依然存在过封建时代，有过封建社会，不过他们大都把这个时期定为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把它看的较短而已。只有极少数人才强调西欧封建的独特性，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二把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社会拿来进行比较研究，无论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有许多人进行过，这里只就西方学者的一些方法问题提出讨论。西方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我以为是拿现代的西方社会，起码是近代的西方社会来和他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中国做对比，由此指出中国社会如何落后、古怪。东方专制主义说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不过现在相信它的人已经不多了。韦伯的比较也属于这一种，他说中国只有追求赢利的资本主义而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即为一例，下面我们还可举韦伯的另外几个论点。韦伯从现代西方的法治社会观念出发，认为中国的法律乃是个人的专断，缺乏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全是家长式的处理方式。法律中只有刑法而私法（民法）极少有个人的自由权等[18]。可是当代的一些美国法学家和韦伯的观点不同，他们比韦伯更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也更了解西方式的法治，所以他们指出"充分发达的法治的制度性机制是近代的产物"[19]，他们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并不完全强调法治。"法律的判决最终是人的判决，判决更多地是受法官个人偏见而不是正式法律的影响"[20]，所以他们赞赏中国历史上的更多地依靠调解而不是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认为这一传统应该保持。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民法，汉代的契约关系已十分发达，其应用的范围十分广泛[21]。我想还应该指出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也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不惟中国古代没有，就是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也是没有的。韦伯承认中国古代发展出发达的官僚制度，但他却拿西方现代的官僚制度来和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相比较，说"中国官僚制的精神是与公共负担的制度相关联的，而西方的官僚制精神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22]。其实西方的现代官僚制度是学习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而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人认为，直到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仍然要比西方的进步[23]。在这方面，韦伯就不如现在的艾森斯塔特认识全面，艾森斯塔特把西欧的专制主义国家和古代的中国国家都列为历史上的官僚帝国，而这种官僚帝国的特征即为传统与现代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并存[24]。奇怪的是韦伯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城市时，却举出的是西方中世纪城市，他指出西方的城市是一个特权团体，有自治权，有城市法，城市的居民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组织，即行会等，而东方的城市则这些都是没有的[25]。可是韦伯也知道，西方城市的自治只是短期的现象，到了专制王权时代，西方国家的权力日益强大，城市自治也就日益衰微[26]。我们在这里不拟论证东方与西方城市之异同，只想指出，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并无那么多的特权与自由，它仍是受封建国家、君主、贵族主教控制的城市。并不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也许倒是乡村的空气使人自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并不是从城市中产生，而也许倒是从乡村中产生的。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依然是一个封建的城市。另外一派西方学者则是拿西方的feudalism来和中国的封建相比较，以西方的封建为典型来看中国有无与之相同的情况。前述柯尔本的书即是明显的例子。他们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做出概括，然后拿其他国家的封建与之对比。卜德由之以为中国的周代符合西方的静态的封建主义，魏晋南北朝则较符合动态的封建主义[27]。顾立雅也是以西方的封建为标准，说西周类似西方的早期封建主义，春秋则是晚期封建主义[28]。艾伯哈德认为中国从周代直到纪元前250年是封建主义时代，说当时是农业社会，统治阶级划分为一些等级，互相有权利义务等，这也是西方的标准[29]。他主张从中国统一之后，即进入绅士社会，而不再是封建社会了。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学者把封建作为一个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狭小的罗亚尔河、莱茵河之间地区9到13世纪的材料。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简单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30]。这一时代，是原始的日耳曼人开始建立国家的时代，所以显得生产落后，文化荒芜，政治原始，被启蒙学家称之为黑暗时代。后来封建渐被赋予一个社会，一种经济形态的意义，于是依附关系的统治，庄园制，农奴制，自然经济，中央权力衰落甚至无国家等便被当做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其实我以为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日耳曼人的经济政治等组织成长而未成熟的阶段，不宜视作一个社会的典型阶段。我以为，封建社会由于其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而应该长一些。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应截止于15世纪，也不应截止于17世纪，而应该截止于18世纪。现在人们往往认为哥伦布一航行，东、西方就连成一片，资本主义在西方就冉冉升起，教科书上也说的尽是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类。其实西欧的进步远没有这么迅速。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西欧主要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只是在西北一隅有所萌动，但在西班牙、意大利却日渐衰落。17世纪西欧发生了经济危机，人口减少，疾疫流行，农业停滞甚至倒退，工商业在有的地方也出现危机[31]。在政治方面，更是到处充满了封建的统治。19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写成的《旧制度和大革命》，认为18世纪的欧洲，各地都充满了封建特权，教会的贵族的各种土地，人身及司法，行政权力，对人民形成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它们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国沉重的多"[32]。英国虽然革命了，但恩格斯说，在1688年政变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方才成为统治阶级的微末的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依然是贵族地主的统治[33]。至于东欧，则16-18世纪是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没有疑问的了。这并非什么新观点。法国史学家、中古史权威勒高夫曾撰有一文，名曰《主张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论证西欧中世纪应该延长。他的理由大致是，（1）文艺复兴不能算是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从古代到近代中间有多次文艺复兴。如8、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的文艺复兴；大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为12-14世纪，在欧洲其他地方为15、16世纪；后来还有18、19世纪的文艺复兴；（2）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从4世纪到19世纪一直未变。拿马克思的封建生产方式来说，也是从罗马灭亡直到工业革命；（3）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内容还有如，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一直延长到19世纪；英、法国王具有神奇的治疗瘰疬病的功能，也一直到18世纪；把社会划分为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的三等级论，也是到法国大革命为止。所以勒高夫主张中世纪应该分为早期中世纪，4-9世纪，是古代世界衰落，封建制度形成时期；中期中世纪，10-14世纪，为大发展时期；晚期中世纪，14-16世纪，危机时期；封建制衰落期，亦即旧制度时期，从英国革命到法国革命[34]。如果拿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较长的西欧封建社会来和东方封建社会来比较，则我们会看到，在主要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可比的。经济方面，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也有简单的机械，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而且是越来越发展，说封建时代是自然经济的统治，可能并非事实。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在政治方面，这封建时代，无论中国和西方，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的统治，其发展的趋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官僚机构越来越健全。分裂割据的势力时有出现，但不能说封建国家是主权分割的国家。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只是当时西欧社会内部的一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不足以成为组成国家的框架。正如中国的周代封建体现有宗法制原则，但中国古代立国的原则并非宗法制。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的比较和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很为不同。即我们既不是拿近代的社会和古代的相比较，也不是拿西方的封建来看中国的封建和它相同或不同，而是分析这二者结构方面的同和异，来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在比较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时，还要有一个全世界的封建社会作为基础来考虑，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值得研究的结论。三中国的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认定社会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悠久，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社会情景多有不同，自然显出阶段性来，让人认识到发展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发展，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否发展反而成了问题。按照西方新人口论者的说法，西欧中世纪时农业生产力停滞，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基本没有提高，只能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以供应日益增多的人口。可是土地面积有限，当土地无法承受过度的人口压力时，便会导致人口下降，经济衰落。可以看出，根据新人口论，小农经济的繁荣不可避免地潜伏着其衰落的根源，而封建社会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周期性危机中循环。每一次循环中，随着人口增加，土地肥力递减，单位面积产量会不断下降，所以西欧中世纪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呈下降趋势。如此封建社会的发展不就大成问题了吗？不可否认，封建时代社会发展受到人口、土地资源等的有力制约，但农业生产力还是会发展的，这已为许多的研究所证实[35]。西方学者的新人口论，是从11-15世纪的西方社会这一短过程得出的结论，诚如勒高夫所说，估计一下从罗马灭亡到18世纪这一时期西欧的农业生产，则自会得出发展的结论，而不会误认为它停滞不前了。在中国和西欧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更大的问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事实是西欧首先发展出资本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今天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所以历史上的中国能否发展出资本主义便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含混的名词。它到19世纪才出现而被使用，但却没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定义[36]。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它归之为个人企业、市场经济、追求利润、自由竞争等。所以资本主义可说是无时无处不在，这里有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时代的资本主义，有亨利·皮朗的12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至于14世纪以后的欧洲，则资本主义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了。所以西方的学者也不大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问题，而研究的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问题。给资本主义以一个明确定义的是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社会。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问题，提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但马克思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开始定的很早，以为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而16世纪则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为什么和如何在欧洲兴起进行过多次讨论，意见多有不同，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时期则没有异义[37]。在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东方停滞论并不完全正确时，一些学者也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无可否认，他们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兴起的模式，完全是西方的，是拿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最出名的是韦伯的清教理论。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努力入世活动。在这种伦理的支配之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韦伯的这一假说经过许多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批驳，现在已可以说没有人再相信它。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韦伯提出西欧的合理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来和中国的只知追求营利的资本主义相比较。韦伯提出西欧资本主义存在的6个先决条件，亦即其6项特征，即（1）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2）自由市场；（3）合理的技术；（4）可预测的规律（即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预测其运行规律以便管理）；（5）自由劳工；（6）经济生活商业化[38]。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谈到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西欧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如他说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的理性的管理方法，没有提供商业信息服务的真正理性的组织，也没有真正的、具有技术价值的商业文书、计算或簿记之类的系统[39]。当然，拿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欧洲的一些特征来和封建的中国相比，中国自必缺乏某些东西。可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要完全以西方为模式，而且西方的资本主义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由桑巴特特别强调的簿记制度，即在西欧也是推广的很慢，许多资本主义企业起先并未采用。至于理性的管理制度，信息服务系统等等，更不能以欧洲的模式为唯一模式。布罗代尔指出，"合理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的目的和手段而变化"[40]。韦伯的西欧的合理性，是西欧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二种我想可称为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来说明何以中国未产生出资本主义，这可以白乐日的观点为代表。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都没有地位。国家压制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工等等[41]。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方自是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某些东西，但西方也缺乏中国的某些东西。中国历史上缺乏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过去确曾认为由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产生出富有独立精神的市民，由市民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是从现在研究来看，西方的资本主义，究竟由城市抑或是由乡村而产生，还并未得到解决。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由行会所把持，充满了落后保守的规章制度，妨碍生产发展，一些有意革新的工商业者纷纷迁居农村，谋求革新技术，发财致富。英国毛纺织业之兴即为一例。新近流行的原工业化理论，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农村萌生，而非在城市产生[42]。夸大西方城市的活力，以为它是进步的源渊，资本主义的基地，这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它不一定和事实完全相符。白乐日举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的专制政权、官僚机关，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的史学家已经探讨过很多。中国的政府历史上一向被认为重农抑商，士大夫阶级则鄙薄科学技术，以为奇技淫巧。不过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过去科学技术曾一度十分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工商业的发展更是惊人。有人以为在宋代中国已经到了近代化的边沿，那么为何那个时代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官僚阶级，不阻碍工商业和技术的发展呢？所以这个问题也并非常识所认为的那么简单，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第三种观点可以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一书为代表，该书是从环境、人口、经济、地缘政治诸方面来比较东西方的不同，以说明为何西欧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却不能。其中对地理环境的因素特别强调，如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使它能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自然灾害的侵害较亚洲为小，在人均占有土地、牲畜、木材、煤铁等方面，要比亚洲的多的多，这样在积累资金方面比亚洲好。后来欧洲人远航大洋，占领了非洲、美洲的大片土地，人均占有土地更扩大了许多，成为一大发展优势。琼斯还认为，欧洲地形复杂，多以肥沃平原为中心形成国家，所以都是一些小国。各小国君主都注意从商业中取利，保护和促进贸易的发展，即使执行了损害商业的政策，由于国力微弱，国君权力不大，商人亦易于起而抗争，摆脱干扰。这比东方大国的君主大都采取限制、扼杀商业的政策要优越，所以西欧从中世纪以来即逐渐形成市场经济。欧洲各国小国纷立，政治分裂，利于竞争；而宗教、文化、语言诸方面，又多统一性，所以利于技术传播，从中世纪起农、工业技术即得到快速发展。后来民族国家兴起，多采取保护市场，奖励农业各种举措，更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使欧洲较早发展出资本主义。欧洲的发展是生产从集体（行会、公社）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走向个体化，而服务则愈益集体化，国家执行各种服务职能[43]。琼斯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气息。从地理环境出发，推导出欧洲那么多的优越性，这实际上即是说亚洲国家注定了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但他的每一项理由是否能成立，还是一个大问题。即以人口而言，琼斯说亚洲人口的增长较欧洲要快，是以不断增加人口来弥补由灾害造成的损失。而根据李中清最近的研究，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比西方快。认为中国人追求多子、早婚等都是不正确的看法。清代中国人口生育率相当低，一夫一妻制下，45岁之妇女，平均生5个孩子，而同时的欧洲妇女，则平均生10个孩子[44]。这样，一些学者（包括琼斯）认为中国明清时代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压力过大，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说法，便不一定能够成立。琼斯还特别强调西欧中世纪时小国纷立，国家权力微弱对发展的有利条件，这是西欧封建独特性认识的反映。因为说西欧封建制度特殊，主要就是说它的分裂割据、主权分割、王权弱小等，而琼斯也正是从小国、王权微弱等推导出一系列使西欧快速发展的特征来的。小国比大国更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这更说不上是一个有力的理由，这只能说是以西欧为标准去衡量、要求别的国家的结果。总之，我们不反对以西欧的发展模式，来比较研究东方、中国的发展，可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西方的模式，就说明我们发展不起来。现在指导这一问题研究的思想，仍是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其实正如前面指出的，西方的合理性不能拿来原封不动地要求其他地方。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起作用的是个人企业、个人竞争，而现代有许多企业是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又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时自由劳工十分重要，但不要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曾和奴隶制共存过，俄国也曾有过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工厂。另外，现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研究西方的现代化，时间越提越早，已经大都是从1400年开始，或者更从中世纪开始，对1400-1800期间西方的社会，夸大其先进性，而忽视其落后性，甚或无视其落后性。而对同时期的中国和东方，则夸大其落后性，而忽视其先进性。其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也遇上过许多的艰难曲折，并非一帆风顺。所以它究竟是如何兴起的，至今也没有讨论清楚。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开始从18世纪，从工业革命起研究，则抓住了生产力这个轴心，它自己的问题也许较易弄清楚，和中国、东方的发展作比较大约也合理。注释：[1] 对中国封建制的最近研究，可参看许倬云《西周史》第五章，三联书店1994年版。[2] 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十六。[3] 参见日知《封建主义问题》，《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4]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1929年版，第1页。[5]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6]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版；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7] 参看拙作《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二、三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8] D.Herlihy,The History of Feudalism,London,1970,pp.99-102、110.[9] J.G.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Cambridge,1987,p.70.[1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63页。[11]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27页。[12] 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13] 杜正胜：《中代社会与国家》，台北1992年版，第450页。[14] R.Coulborn,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1956,pp.49-50.[15] H.G.Creel,The Origin of Statecraft in China,Chicago,1970,p.321.[16] P.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1986,p.403.[17] 参看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243页。[18] 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19] 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政治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20] 同上书，第4页。[21] 同上书，宋格文：《天人之间，汉代的契约与国家》。[22] 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4页。[23] H.G.Creel,op.cit.,pp.3-4.[24] 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7页。[25]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8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26] 同上书，第285页。[27] R.Coulborn,op.cit.,p.90.[28] H.G.Creel,op.cit.,p.321.[29] W.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1965,pp.27-28.[30] E.A.R.Brown,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Feudalism andHistorians of Medieval Europ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74,4.[31]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4-299页。[3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1页。[33]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9页。[34] J.Le.Goff,The Medieval Imagination,Chicago,1988,pp.19-23.[35] J.L.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1150-1500,London,1980,pp.142,243;N.Hybel,Crisis or Change, Arrhus,1989,【编者按】.225-226.[36] 布罗代尔：《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5-244页；R.J.Hollton,The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London,1985,pp.12-18.[37] 参见马克思《原始资本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8]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34-235页。[39] 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72页。[40] 布罗代尔前引书，第639页。[41] E.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Yale,1964,p.21.[42] P.Kriedte et al.,Industrialization before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isis of Capitalism,Cambridge,1981.[43] E.L.Jones,The Miracle of Europe,Cambridge,1985.[44] 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翻译是一种文化改编，而改编本身也是一种翻译。莎士比亚的喜剧《维洛那二绅士》早就质疑了权威与作者身份的问题，由这部剧作改编的电影为研究跨语言、跨文化、跨媒体的文本与意识形态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一剪梅》是改编莎剧的早期中国电影。本文对这部电影的人物塑造、场景调度和双语字幕的分析，不仅揭示出民族现代性在中国的发明过程中的技术创新，而且突出了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与改编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所强调的主体位置。在重新思考跨文化的生产和接受中的权威与作者身份问题时，我们应该重视权力关系的“非零合博弈”观点。

纪庄汉牍"算簿"的出土说明，"事算"意味着服"算"的义务，既包括以"算"计算的各种人头税，还包括以"算"计征的各种徭役。纪庄汉牍的另一大特色是首次集中出土了大量私人书信。在百余年的简牍发现史上，比较完整的私人书信共有30余件，零星出土。纪庄汉墓却一次集中出土了27件

清华简与《尚书》《左传》《竹书纪年》及楚文化

在香港问题上，罗斯福的行动给予中国很多舆论支持。但罗斯福提出归还香港建议的真实目的是以下三点：拢络中国，寻求合作伙伴；打击英法殖民势力，扩大美国的影响；实现"门户开放"，维护美国的利益。面对中英双方，美国政府实行双重香港政策。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其后果意味深长。在西方，至少在二战后这个时期，我们总是认为合法的国家，绝对是一种民主的运作方式，并且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中国模式却颠覆了这个逻辑。在西方看来，中国没有民主，但它的国家有着很大的合法性，我认为比任何西方社会的合法性都大。如果国家的合法性所指的主要或只是民主的运作方式，那么像意大利这样开展大量选举的国家理应有很大的国家合法性。但事实却相反，在意大利，国家由于长期缺乏合法性而衰弱。其原因是，意大利人对国家持极怀疑的观点。他们不认为国家是其正当代表，实际上，很多意大利人认为国家要么是非法的，要么只是部分合法的，而后一种观点更为普遍。这就是为什么避税被许多意大利人认为是完全合理的，为什么他们选贝卢斯科尼为首相的原因所在。这个人曾为了其个人目的公然使用国家权力，以保护自己免于对其用非法手段建立媒体帝国的指控。在意大利，国家之所以长期缺乏合法性，源于复兴运动(150年前的意大利统一运动)只是部分获得了成功。它从来没有降服其他势均力敌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认同资源，从而成功地使意大利人首先效忠于自己。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仍然是分裂和脆弱的，人们所效忠的对象也都势均力敌，国家无法像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一样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及相应的合法性。从意大利的经验来看，很显然，民主并不一定能确保国家的合法性。而且，与当今西方的常识相反，民主绝不是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使我们又回到了中国的问题上。在中国，国家合法性有两个基本来源，但都与西方式的民主无关。第一个来源也是国家合法性的首要原因。即中国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民族国家，尽管在20世纪中国就自称是民族国家，但它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在西方国家，最主要的认同来源是民族国家;中国则不同，其主要的认同来源是中华文明。近代中国的历史不是追溯到约19世纪末民族国家规范的采用，而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胜利。决定中国人认同意识的所有关键特征--儒家价值观、国家的独特作用、家庭的本质、祖先崇拜等都可以追溯到过去2000年作为独特文明国家的历史，而不是追溯到20世纪作为不完全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被定义为惊人的长盛不衰，人口和地域规模与众不同，而最不寻常的就是，其文明和国家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其结果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就是统一。这并不奇怪，因为维持这样一个庞大和多样化的国家的统一免于各种巨大的离心力威胁，无论是在帝国、共和，还是共产主义时代，都始终是中国治理中最重要和艰巨的任务。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都是国家分裂和不稳定的时期。在中国人看来，国家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也就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换句话说，就是文明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国家神圣的首要的任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天命"将被收回。这一责任的极端重要性，赋予国家超出所有其他机构的基石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意义。关于国家合法性的第二个因素最好可以描述成，国家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以及国家对中华文明的责任提高和强化了这种合法性。过去一千多年来，国家的权威都没有遇到重大对手。这与西方国家为建立权威不得不与众多的对手和竞争者，如教会、贵族、商人、企业等进行斗争完全不同。关于这场斗争的故事，几个世纪以来在通过有关界定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律时一直被人们诉说着。与之相对照，中国的国家权力没有受到明显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手，那就没有必要界定国家权力的边界了。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国家合法性有多么根深蒂固了。它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在某些方面历史可能更长。而且对中国人而言，国家的作用难以想象地重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与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的西方人完全不同。对于西方人来说，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明确的和受约束的。美国与欧洲的传统，尤其是与法国和德国的传统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这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尽管程度不同，但西方人都倾向于认为国家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入侵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社会脱钩的。中国人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家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中国人认为国家就是家庭的一分子，实际上就是一家之主。请记住，家与国是中国社会当中两个最重要的机制。与西方传统相比，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程度要大得多。在中国社会中，国家不是局外人，而是有着令人骄傲的地位。在中国，国家的另一个名称是家国，这并非一个语言学上的偶然。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人在历史上和今天如何认识国家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基本背景。在这里，强调中国国家传统的延续性是重要的。尽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不断被改造，但这些事实仍继续决定着中国国家的本质。在中国，国家的历史演进方式完全不同于欧洲，更不用说美国的传统，这并不足为奇。一方面，在中国，国家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它是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政府。在此之前，写于2500年以前的《孔子》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本治国的伟大哲学著作。在中国，国家已经具备了能够治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的现代化形式：中央集权的政府、建立在科举制度基础上的训练有素和老练的官僚队伍。这比欧洲要早得多。它还发展出一系列关于经济、人口和军事方面的能力。例如，户籍制度以及像大运河和长城这样庞大的基建项目。它有能力在全国各地调拨粮食，以平衡供需。这比欧洲要早得多。到了大约1000年以前的宋代，所有这些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有些甚至在之前的数百年就建立起来了。换言之，不仅是中国的国家远比欧洲国家的发展早很多，而且其发展轨迹也绝然不同：开发出来的国家功能要早得多，发展的次序不同，其所依照的因果关系模式也不同。鉴于历史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试图透过西方的光谱来了解当代中国国家及其可能的发展路径，将是极为短视的。事实上，在中国，没有比国家更与众不同的(如果你喜欢，可以用更"乡土的"这个词)制度设计了。我们必须首先用它自己的说法而不是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来了解中国国家当前的作用、结构及其未来的演变。当今中国的国家这又把我们带到了今天中国的国家这个问题上。在今日中国，国家仍然非常与众不同。以其经济作用为例。与它最为接近的是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台湾。与"华盛顿共识"模式提倡市场作用、私有化、最低限度的国家不同，东亚模式包含一个高度活跃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工业政策、一个出口导向的策略。中国模式大量吸收了这方面的经验，但仍然非常独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国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在日本和韩国是非常有限的，而在中国则是广泛存在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了国有企业的重大改革(这与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所推行的办法都一样)，西方普遍预期私有化将减小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作用。但事实上，其结果完全不同。由于"抓大放小"策略的实施，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但较大的国企进行了重组、获得了补贴，并经常合并创造更大的国有企业。2008年，国有企业占工业和服务部门总资产的30%，但其数量却仅占企业总数的31%。换句话说，尽管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但却控制了企业总资产的很大一部分。自1999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数量从37%下降到不足5%，资产从68%下降至44%。与私有化不同，政府设法使大量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尽可能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因此，前150名国有企业远不是变成了跛脚鸭，而是变得利润非常可观，其利润总额在2007年达到1500亿美元。这一直是一个更大的政府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公司，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很难想象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会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通常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并经常处于半垄断状态。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反而将它们暴露在与其他国有企业、私人公司和外国公司最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允许国有企业筹集大量私人资本。2007年首次公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前12个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其筹集的总资本占全部资产的85%。其中一些最大的企业甚至还有外国股东。例如，一些私人投资者共计拥有中国各银行1/4的股份。可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将私企和国企的特点最好地结合了起来。领先的国有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难以计数的援助，但也有足够的独立性更像私人公司一样进行管理，而且能够像后者一样筹集资金。这种结合的方法反过来也起作用，一些最大的私有企业如联想和华为公司一直以来都主要得益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和韩国类似。然而，与日本和韩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不同，中国表现最好的公司大多有着政府背景。因此，当前的中国模式包括一个积极的、无所不在的国家，一个由国有企业构成的强大躯体，一个与私有部门大公司的联系网，一个中国经济转型和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缔造者。重要的是要强调，中国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高度能动的机制。西方的普遍看法是，国家的特点是僵化、萎缩、不合时宜，但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西方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即虽然中国经济改革进展迅速，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是大错特错。中国曾进行了广泛和深远的改革，特别是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而且改革仍在继续。中国的改革比西方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改革要大得多。在试验和试错过程的基础上，国家不断转型，机构也重新被定位和受到激励。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记住，中国的国家不仅只包括中央政府，还有省政府，其中有九个人口都不少于法国和英国，更不用说像北京、上海、重庆等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了。各省政府都有自己的经济和工业政策以及自己的省有企业，如中国最大的汽车公司奇瑞。事实上，中国经济如此充满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各省以及各省的公司(有些是国有，有些是私有)之间一直存在竞争。中国模式还有另一个最不寻常的方面。它把两个人们通常认为毫不相关的特点结合在一起。首先，有一个无处不在(和多元)的国家，它高度活跃，通过各种方式介入经济(和社会)活动。其次，坚决信奉市场和相信竞争。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是抵触垄断的，一旦出现垄断，政府就设法重组市场以确保竞争。对第一个特点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它与中国的历史完全一致。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对中国信奉市场和竞争感到惊讶，这同样深植于中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当中。亚当·斯密在18世纪末期就描述了中国市场远比当时欧洲的市场要大得多，发达得多。中国模式的特别甚至是唯一之处，坦率地说，就在于它是超国家和超市场的结合体。中国在这方面的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以下悖论：中国"比产业政策鼎盛时期的日本更加市场导向，但在影响具体的工业产出方面却不如日本积极，尽管今天中国的国有制是如此突出"。近年来，关于所谓"北京共识"的提法一直存在许多讨论。但应该指出，中国人自己还没有采用这个提法，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多大的兴趣。该提法认为，中国的例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了相关经验和教训。毫无疑问，这确有道理。毕竟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它比美国要有资格得多。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却面临各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和挑战。虽然，这并没有阻止美国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提出自己的建议，但现在却被人们驳得体无完肤，置之不理。但是鉴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情况，其他发展中国家究竟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呢?最显而易见的似乎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有能力的、战略性的国家，竞争精神，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实验过程，向外来思潮开放和相对开放的市场。中国的发展有两个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复制的基本特点，一是中国的国家，二是中国的地域和人口规模(印度除外)。从表面判断，作为高度发达的社会和经济体的西方，能向中国学点什么就更不清楚了。毕竟它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然而，正是中国的转型速度，越来越迫使我们不得不去设法理解和学习中国的经验了。此外，如果中国国家的传奇真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经验(事实的确如此)，那认为我们只能借鉴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经验就大错特错了。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从追随型向创新型迈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会看到中国的国家将发生深刻的改变。但是，鉴于过去2000年的历史，我们不应该期望中国的国家突然或从此就变成西方式的经典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新制度形式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其内在的连续性仍将像过去一样明显和持续下去，其本质特征换上了新装，但它的DNA却不会改变。那么，中国的国家能为西方提供什么经验呢?从本质上讲，由于源于如此不同的历史和文明基础，中国呈现出一种我们多少有些陌生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使超国家和超市场并行不悖。中国模式不在任何西方看待国家的或左或右的谱系当中。它不能被复制或移植，因为它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产物。但假以时日，随着中国转型为一个现代社会，同时也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时，中国的国家就将对我们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了。这将迫使我们重新评价我们对国家及其作用的认识。除了国家和市场的独特结合以外，这种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以及据称近2000年来最出色的国家，中国是治国之道的老家。正如我们在过去30年里所看到的，尽管事实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国家确实是非常有能力的;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的国家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运作自如。其能力之一就是战略思维能力。步履蹒跚和疲惫不堪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成功相对照，会使人们越来越多地争论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国家身上学习些什么。总结有关中国国家的讨论，可将其主要特点归结如下：高度的合法性基础深厚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历史悠久的治国传统权限极大卓越的战略能力，眼光长远内在的延续性国家和市场的独特结合中国的软实力最后，让我们在中国软实力的大背景中来思考中国的国家。人们普遍认为，对于发达世界而言，中国的软实力仍然十分有限。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则完全不同：作为其经济成就和援助的结果，中国已经对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很难发展出一种对西方有吸引力的软实力。这的确不容易做到，但我认为，这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是严重的低估。中国在发达世界没有什么软实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是其更大的吸引力唯一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的世界尤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最渴望摆脱贫困，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人们渴望成为比自己所处社会更富裕的社会中的那些人，而瞧不起比自己更贫穷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不成文的等级观念。目前台湾不希望成为中国一部分的一个根本原因，与其说是中国缺乏民主，还不如更坦白地说，是因为中国比台湾更贫穷。此外，富裕的国家拥有向他国推介自我的手段，如好莱坞、大型体育赛事、谷歌之类都是富裕和发达社会的功能。而中国直到2008年才成功(并且有必要的资金)举办了奥运会。在这个意义上说，约瑟夫·奈有关软实力的观点存在严重的概念缺陷。例如，在《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中，他用基本上完全不同和毫不相关的词语来描述硬实力和软实力。他在一个表格中，将经济实力归为硬实力。他说，"软实力并不取决于硬实力。"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它的文化......政治价值......外交政策......"然而，经济实力，即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对多数软实力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原因有二：首先，人们渴望能成为富裕社会而不是贫穷社会中的人;其次，多数软实力都建立在经济财富的基础上，并且依靠它才能行得通。奈说，"美国的许多软实力都是好莱坞、哈佛、微软和迈克尔·乔丹制造的"。但其中的每一个都不同方式地依靠或消耗了大量国民财富。这些对巴西、安哥拉，或中国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只有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经济体的美国，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综上所述，硬实力和实力量不能根据分类系统分隔成互不相关的领域。它们的形式或许不同，但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都是一国实力及其治理制度的表现形式。此外，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经济实力是软实力的根本前提，决定了其本质和可能的形式。有关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难就难在，它把这种实力碎片化，使之失去了联系，而没有认识到其在本质上是有机和根本上统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安东尼·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为处理各种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概念框架。让我们回到中国软实力的问题上，或者说，回到中国未来的霸权吸引力的性质问题上。综上所述，很显然，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就有能力用各种方式而不仅是文化的方式向世界推介自己了。北京奥运会就已让我们初步尝到了其中的滋味。中国正在迅速扩展其全球媒体事业，例如，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众多国际频道。同样，现在世界各地有数百个孔子学院。穷国做不到这一点，但中国慢慢有能力也愿意做到这一点。而且由于登上了发展的阶梯，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向外看，成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全球性大国。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用来施展其文化的支配性影响的物质力量将迅速增长。作为一个日益强大和富裕的国家，中国将产生其吸引力。在其鼎盛时期，仅仅因为有钱，美国最有吸引力的特征和其他很多方面都成了现代化的标尺。人们看看美国，就可以了解和设想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过去60年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计其数，如汽车、商场、高层建筑、航空旅行、郊区、个人电脑、互联网、搜索引擎、快餐、常春藤盟校、好莱坞等的兴起。所有这些在富裕起来的地方涌现，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与之相比，这并不是说，美国垄断了这种影响，而是它居于压倒性的主导地位。当我们进入一个多极经济世界时，由于美国衰落，而中国崛起，美国正在而且将逐渐失去这种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将逐步得到它。这不是推测，而是一种必然。以基础设施为例。这当然是一个古老的中国传统，如前面提到的长城和大运河。庞大的基建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组成部分。其结果是基础设施及其技术变成令世界羡慕的对象：庞大的机场、优秀的高速公路网、北京至拉萨的铁路、浦东至上海的磁悬浮铁路、三峡大坝、鸟巢体育场，以及将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并最终改变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和关系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相比之下，美国就相形见绌了：基础设施已经老化，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充裕，所谓的远见以及令人忌妒的对未来的承诺。当设想未来的基础设施时，世界现在越来越把视线转向了中国。这无疑是软实力的一部分，而这已经发生了。再来看看城市及其交通体系的未来。据估计，到2025年，中国将有八个人口超过800万的城市。中国的问题是人口众多，空间狭小，这与美国和欧洲非常不同。中国需要建设新城市来解决流动性问题。因此，预计中国将走在这一创新的最前沿，成为世界人口大国的标尺，并对我们所有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公交火车"，它类似于汽车在隧道或桥梁上飞驰一样，沿着高速公路的一个方向在轨道上运行，时速高达37英里，运力多达1400人。欢迎来到中国式的未来。总的来说，中国的现代性(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雏型)将成为未来中国软实力的独一无二的最有力的一个来源，并且发挥其作用。以根本性的文化问题，如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例。正如前面在国家的背景中所述，这些不能被移植或复制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中。最有可能这样做的国家是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和越南。尽管如此，中国文明传统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支配性的影响，正如外来和陌生的西方传统在最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最近两个世纪所做的那样。中国的国家肯定是其中一个。但还有其他三个值得一提。你或许由于艾米蔡氏新课程出版的影响，会对中国家庭教育的传统与西方相比有何优劣产生争论。这不是新的：它在目前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敢肯定，辩论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家庭教育的传统与西方在许多方面都是绝然不同的，其影响力将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而扩大。还有什么能够比不同的家庭和家庭教育模式更根本的软实力表现形式呢?家庭教育与教育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根据全球教育成绩的调查，近些年来，东亚儿童的表现比西方儿童要好很多。最近的例子是2010年12月发表的调查，该调查表明，上海学生的水平明显好于其他地方的学生，而且远远好于美国学生。有一种贬低这些研究结果的权威说法，即东亚儿童的学习靠死记硬背，而西方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如何解决问题和有创造性。这可能有一些道理，但肯定被夸大了。事实证明，上海儿童在这方面也更胜一筹。不过，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化比西方社会更加强调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而这一信仰根源于一种非常不同的文明传统。顺便说一句，这些社会比西方传统更强调包容性，即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成功。很显然，在美国和英国，教育程度非常低的离校儿童的比例高得惊人。我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犯罪。西方社会的犯罪率比东亚社会高很多。有儒家传统的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强调责任、父母的权威、尊重、纪律和秩序。美国最不具吸引力的特点之一就是高犯罪率，特别是凶杀案。这有多种原因：一个是其特有的枪支拥有情况(它是美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另一个是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遗产。我不认为东亚地区的城市有人会问："这个城市安全吗?"在有儒家传统的社会当然不会有此疑问。相反，按照美国的标准，它们是非常安全的。这些例子，包括国家、基础设施、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犯罪，对人们的生活和人们所关心的事情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它们远比通常用来说明美国软实力的那些例子重要，后者通常是从流行文化的某些方面提取出来的。前者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与治理和责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它们才是最根本的。我的结论是，有关中国软实力的多数讨论都非常肤浅。毫无疑问，中国迟早会把它巨大的软实力，运用到不仅仅对我们西方社会的未来最基本的那些领域。(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今后我们需要考虑文雅的问题。此前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夫想这个问题。... 我关心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而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文化素质，知识分子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只是隐含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这个东西让人不舒服。

《网络反盗版法》(简称"SOPA")和《保护知识产权法案》(简称"PIPA")最大的拥护者是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MP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