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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的中文信幽默又风趣，我和女儿都抢着看，不由得都和她通信了。结果我们一家三口都和她成了好友。

两本叶芝分析的书评

流言和谣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一系列传播者行为累加或“群体贡献”的结果。

“张女界之革命军，立于锦绣旗前，桃花马上，琅琅吐辞，以唤醒深闺之妖梦”。……“女权万岁！同胞万岁！中国亦万岁！”

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学术见解常随环境、时代而变，其师康有为乃以「流质易变」加以规劝，同时代学人对此亦啧有烦言，而梁启超却依然故我，并高调宣称：不惜以今日之梁启超与昔日之梁启超战斗。

《格致遗骸》，说英国苏格兰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方法，将人的尸体熬油，制成碱屑，将骨头粉碎，作为肥料。在《点石斋画报》案件14年之后，上海在1903年发生过一个著名的案件，即“苏报案”。

1957年左右，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在《大公报》上开的专栏《三剑楼随笔》中的一篇。提及表姐蒋英与钱学森合著关于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文章。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同事和朋友回忆文章。

这里在研究宋代物价基础上，具体从钱数角度对此再做探讨，考察主要用金钱衡量的宋人生活水平。

我和索飒同事已有二十多年，我们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从事拉美问题的研究。她青年时代曾在内蒙古草原插队多年。正如她自己所说：“也许要追溯到草原……无论当年的遭遇怎样不同，不管今日的境况如何差异，大多数曾经草原的同代人，都对那段生活怀着某种眷恋。”

国内对钱学森的宣传多出于那么几个记者的文稿，几十年口径不变。那几个记者当时掌握的资料有限，所以有关钱学森的许多事情就一直不被国人知道。幸好美国这边还有不少资料。笔者搜集了一些，补充在这里。一、钱学森回中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还引来美国海军副部长的后悔不迭。你也许还不知道，美国方面当时最后批准钱学森回到中国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他的回国居然要总统拍板呢？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九四三年钱学森设计了美国第一枚分级火箭Private A，也不仅仅是因为钱—卡门公式，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实际上不仅是师从当时美国最顶级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而且他也是美国当时仅有的受到了世界导弹之父的真传的两位核心人物之一。这是国内没有报道过的。众所周知，在弄到德国的导弹技术前，美国的导弹技术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德国是导弹技术的发源地。二次大战中，德国的V-1和V-2导弹是世界最早的导弹。二次大战中盟军也知道德国的导弹厉害，但一直搞不到其秘密。盟军占领了德国的导弹研制中心和发射场后，立即封锁了所有资料，扣押了所有参与研发的人员。二战一结束，美国陆军立即派遣了当时他们最厉害的两个火箭顾问到德国去挖掘导弹秘密。这两个人一位就是钱学森，另一位就是他的导师卡门。钱学森仔细研究了纳粹德国的火箭和导弹生产设施和设备，查阅了他们的大量资料。最重要的是，钱学森亲自审问和询问了人类导弹之父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另一位德国空气动力学家鲁道夫·赫曼（Rudolph Hermann）。钱学森从纳粹的导弹专家口中了解到了当时世界最为顶尖的导弹技术。正是由于钱学森的杰出工作，美国才得以很 快制造出自己的导弹。也正是由于钱学森接触到如此顶尖的技术，他的回国路才十分坎坷。二、你知道吗，钱学森也是美国的航天飞机（又译太空梭）的祖师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航天飞机的概念要追溯到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一个叫“Silbervogel”的计划。二次大战结束后，钱学森被派往德国考察纳粹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时，发现了纳粹德国从未来得及运用的一些技术。其中之一就是一种由火箭做驱动引擎的高速轰炸机。当时喷气式飞机还没有造出来，所以使用火箭发动机可以说是最先进的。这个计划的名称是“Silbervogel”，也就是银鸟的意思。当时德国这种轰炸机尚未进入试飞阶段。钱学森凭他明锐的直觉，看到 了这个构思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德国没有把这个轰炸机搞成功的原因。在他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开始设计一种由火箭驱动的，能多次使用的洲际太空飞机。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钱学森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吊销了机密工作许可。一九五七年，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开始 在若干年前钱学森的基础上搞了一个X-20 Dyna-Soar(Dynamic Soarer)项目。这项研究倒是有好几次试飞。不过由于几个瓶颈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这项研究却为后来的航天飞机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有了这些基础和经验，后来研制航天飞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所以，要说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不说X-20 Dyna-Soar项目。你去休斯顿宇航中心博物馆去参观航天飞机的历史，那上面就有说这个过程。而X-20Dyna-Soar项目又是在钱学森奠定的基础上发展的。是钱学森把一项几乎被埋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的纳粹技术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忘记这个。美国宇航局（NASA）的文件中多将钱学森称为H.S.Tsien(TsienHsue-shen的缩写)。三、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在回国之前受过五年的“虚拟软禁”。但你也许还不知道，钱学森在此之前还在监狱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监狱坐落在“TerminalIsland”上。从谷歌地图上看，那个岛子离洛杉矶不远，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一九四九年，钱学森申请过美国公民资格。一九五○年，麦卡锡主义开始，FBI从一九三八年美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发现钱学森三十年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于是不但不给他入公民，反而吊销了他的机密工作文件，使钱学森无法继续他的研究了。两星期后钱学森便宣布回国，还真动身了。这给他带来牢狱之灾。FBI以在他包裹里搜到了所谓的机密文件的理由，把钱学森关进监狱。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FBI搜到的就是几张对数表，这比关押李文和的理由还荒谬。奇怪的是，据记载，Terminal Island上的那个监狱当时是移民监。美国政府不是不准他回国的吗？那把他关进移民监做什么？移民监里关的是要驱逐出境的人。他的出狱是由于加州理工学院的不懈努力和抗争。钱学森出狱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至今美国政府也还没有为把钱学森关进监狱一事道歉过。二战中美国政府关押小鬼子的事情都道歉了。钱学森为美国立过大功，还被投入大狱，不道歉说不过去。四、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学问时，一天到晚和火箭打交道。那些都是要命的玩意儿。因此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给钱学森这一伙人起了个外号：敢死队员（Suicide Squad）。 五、美国《航空周刊》评选钱学森为二○○七年年度人物，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参考文献：http://pr.caltech.edu/periodicals/Cal ... s/articles/v36/tsien.htmlhttp://www.astronautix.com/astros/tsien.htmhttp://en.wikipedia.org/wiki/Tsien_Hsue-shen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 ... me-qian-xuesen1-2009nov01,0,2865408.storyhttp://www.aviationweek.com/aw/blogs/ ... ef-4207-933e-5ae90cfd46df

绝大部分的剧本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感到需要理解其歌词内容的歌剧为数甚少：我知道了故事情节，可我很快就抛置脑后了。

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要目

鲁迅所见的石印本，当是清光绪年间印行的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图本，图五卷，收图144幅，每卷都有图赞，红绿套色印刷［插图2，清代郝懿行本］，这个本子在许多图书馆都可以见到。

英语的一个独特荣耀是其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是由英语为后天习得而非先天所得语的作家所创作的。这些移民作家独自进入这个语言，他们不同于身在原殖民地国家或来自原殖民地国家的作家，如印度和奈及利亚等，在那些国家英语是官方语言，民族文学也是以英文写就的。这些非母语作家在这个语言中的挣扎、生存、取得的成就大多是个体的——其创作努力在短期内对集体的意义不大。然而，这并不等于否认他们和母语作家之间有相似之处和共同利益。 可以说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奠基人，而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则代表它的高峰。康拉德在这个移居国语言中的挣扎已众所周知；即使在他的晚期小说里，尽管他语言凝练、文笔优美，我们仍然会偶尔碰到笔误。相比之下，纳博科夫一直被推崇为语言冒险家和技巧娴熟的风格家。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他在阅读俄语之前就学会了阅读英语，他是在三种语言环境中长大的。环绕在这位大师头上的光环容易掩盖一个事实，即纳博科夫类似于康拉德，在停止用俄语写小说之后曾经不得不努力地掌握英文。 纳博科夫对自己的挣扎相当坦诚，正如他在那篇著名随笔《关于一本名为《洛丽塔》的书》中所述：“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自然语言——我那未经驯化的、丰富的、学无止境的俄罗斯语，而接受二流品牌的英语。”[1] 他在另一个场合坦白：“自然语汇的缺失”是他在英语里“作为一个作家的秘密缺陷”。[2] 即便如此，我们很少有人似乎愿意反思一下这位伟大的语言魔术师所经历过的艰苦历程。Joseph Conrad 不过，他的传记作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记录下他最初几年用这个语言写作时的语言挣扎。纳博科夫抵达美国两年后写下他最好的英文诗——《发现》。这首诗的灵感来自于他偶然发现自己捕到一只“大峡谷”，这只蝴蝶已作为此类物种的标本陈列在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尽管诗里充满了自信而富有诗性的声音和说话者的蓬勃精神，他的传记作者仍然不得不评价道：“但此诗的誊清稿痛苦地显示了他时而薄弱的英文。”[3] 这个“薄弱”可以在以下几行里感觉到：“我发现它，并为之命名，精通/可分类的拉丁文；因而成为/一种昆虫的教父和它的第一个/描述者——我不求其它名分。”博伊德还提到纳博科夫和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之间就纳博科夫的英文所作的早期沟通。威尔逊指责他的朋友过于大胆地使用移居国的语言。这位美国著名文人对这位刚开始在英语里探索的俄罗斯新移民的能力心存疑虑，并对纳博科夫的双关语和错误不断挑刺。他们之间的摩擦最终发展为全面爆发的论战——1965年威尔逊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普希金和纳博科夫的奇怪案例》指出纳博科夫翻译《尤金•奥涅金》时所使用的“非标准语句”；作为回应，纳博科夫写下他的著名杂文《对批评者的答复》。此时，移居美国二十五年后的纳博科夫已驾驭了这门语言，完全有能力与旧友辩论。他在这次辩论中胜出威尔逊。 然而，在他们早期有关纳博科夫使用英语的私人交流中，威尔逊总是占上风，尤其是在纳博科夫刚来美国的头几年。对于纳博科夫而言，从俄语转换到英语真是痛苦不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七、八个手指后重新学会拿东西。”[4] 他还在巴黎时就开始撰写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正传》。到美国后不久，他又继续写此书。当时，他对自己的英语还不够自信，尽管他那华丽而细致的风格标志已体现在他的文笔中。威尔逊读了小说样稿之后，不禁称好，甚至为书背写了赞语。但他一如既往地对书中的某些小错误和奇言怪语吹毛求疵。他在1941年10月20日给纳博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在威尔斯利学院找个人阅读校样——因为有些英文错误，虽然不多。”他接着指出了几个。纳博科夫在答复中遗憾地表示已将样稿寄回出版社，无法再作更正了，但他也争辩道，叙述者应该是“很吃力地写英文。”[5] 换言之，语言上的缺陷带有小说人物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事实上，小说的叙述者也承认了这一弱点：“同外国语言的枯燥搏斗以及对文学经验的完全缺乏并不容易产生过于自信的感觉。”[6] 尽管作了技术上的辩护，纳博科夫后来还是纠正了威尔逊提及的那些失误。显然，纳博科夫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感到忧虑，还得走很长的路才能成为英语写作大师。反思这一点，很难想象从《塞巴斯蒂安•奈特正传》中相对简单的文笔，发展到《洛丽塔》中丰富而含蓄的语言风格，再发展到《普宁》中充满信心的玩耍、对英语的故意误用和蓄意歪曲，他下了多大功夫。Vladimir Nabokov 尽管威尔逊对他的朋友纳博科夫慷慨大方，但他同时也使纳博科夫头痛。无论私下或公开他都不愿停止告诫纳博科夫避免使用双关语。所幸的是，纳博科夫忽略他的不满，继续玩文字游戏，这种方式逐渐演变成他的天才标志。威尔逊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对纳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1944年）毁誉参半的评论，他说：“[纳博科夫的]双关语极其可怕。”[7] 从他们之间友谊的一开始，威尔逊就把纳博科夫同康拉德相比，他在1941年10月20日的同一封信中写到，“你和康拉德恐怕是仅有的在英语和这个领域中取得成功的外国人。”纳博科夫对这个比较不满意，但我们不清楚他最初是以怎样的措辞和方式来反对的。威尔逊当然知道如何激怒他的朋友。很多年以后，威尔逊把原《纽约客》评论缩短成《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对果戈理的研究》以纳入文集《经典与商业之作》（1950年）时，在该文章结尾加上这样一句：“尽管有些失误，纳博科夫先生对英语的精通几乎超过了约瑟夫•康拉德。” 纳博科夫觉得受到羞辱，回击道：“我抗议最后一句话。康拉德处理现成英语比我在行；但我在另一方面比他强。他在使用非传统句法方面没有我陷得深，但也没有达到我的语言高峰。”[8] 纳博科夫所说的“现成”是指常规。在1964年的一个采访中，他对此阐述得更加明确：“我不能忍受康拉德的纪念品商店式的风格、以及瓶装船和蚬壳项链式的浪漫主义陈词滥调。”[9]我举出纳博科夫对康拉德的英语所作的负面言论，以期说明两位大师对移居国语言所采取的不同对策。在康拉德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由英语字典所界定的语言边界——他不会创造那种会使英语耳朵感到陌生的文字和词句。除在极少数的海洋故事里， 如《“水仙号”船上的黑水手》和《吉姆爷》，有些船员的对话偶尔是不规范的英语，总的来说康拉德始终维系在标准英语的边界内。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贬低康拉德的成就。即使在这样一个边界内，他设法写出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外，他把一种明晰的、外国人的敏锐带入他那具有力度而优雅的行文中。他把自己看作是在英格兰“避难”的外国人，这一点在当时不是什么秘密。“避难”这个词——指他自己的状况——几乎成为他书信中的口头禅。当他拒绝英国政府授予的骑士头衔以及剑桥和耶鲁等几所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时，他甚至声称英国文学不是他的传统。晚年时他常常渴望回到波兰，但他的突然去世使这一愿望未能实现。[10] 我们可以推测，康拉德对英语的严格遵守和他对自己在英格兰是一个外来者的感觉——尽管这是他热爱的国家，这两者结合起来是他痛苦的根源。 类似于康拉德，纳博科夫也严重地依赖词典。当他成为一个风格大师时，他的英语变得更为艺术性的彬彬有礼和书卷气。然而，他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标准英语里，而是经常把这个语言的边界向外推移。勒兰•德•拉•杜兰塔耶（Leland de la Durantaye）对纳博科夫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总结如下： 纳博科夫喜欢用生僻词来代替已经被发明的代名词。对他来说，只有在真的没有文字去为某件事命名、而且他花了足够时间去证实之后，才允许发明词汇。但这种保守主义是有限度的。对于现存的词汇，纳博科夫尊重它——但他为将其置于不同的词语搭配而不遗余力，从这方面来说他远非保守……纳巴克夫与他笔下的人物塞巴斯蒂安趣味一致[从不信任简易的表达形式]……他和塞巴斯蒂安一样，“不使用现成的词组因为他想说的事情是特殊材料建成的，而且他知道，除非有专门量体裁身而定制的词汇来描述，真正的思想不可能说是存在的。”纳博科夫的语汇衣裳是用他发现的语言布料制作的——但总是需要特别裁剪。[11] 以上引文的第二要点意味着“寻找新的词语组合。”这是纳博科夫的原则，他在整个写作生涯中，无论是在俄语还是英语里，都照此实践，而发明新词则是一个更为谨慎的举动，前提是对整个英语词汇的认知。纳博科夫是公认的“词典狂”——他可能会愉快地接受这一称呼，他对自己钻研词典所取得的学问感到自豪。那张有着他和他那本快翻烂了的巨象大的韦氏词典的著名照片见证了他为精通英语所下的苦功。[12] 事实上，即使是韦氏词典也没有对他构成一个边界，而更像是一幅地图，因为他会毫不迟疑地创造新字和新的表达方式，如果词典里没有的话。举例来说，在他的小说《普宁》里我们遇到这样一些词：“收音机迷（radiophile）”、“心理蠢货（psychoasinine）”、“脚注麻醉狂”（footnote-drugged maniac）。就连他的第一本英语小说里都包含了发明的词汇，如“爱的余烬（love-embers）”、“性管乐字条（a sexophone note）”、“朝倾斜的方向（tipwards）”、“思维形象（thought-image）”。 除了词汇创造以外，也偶然有一些英语、法语和俄语之间的互换，这发生在英语的边界之外。有时候《普宁》的叙述者干脆讲俄语，普宁前妻丽莎的感伤诗以俄语出现，然后译成英文。[13] 显然，纳博科夫与康拉德不同，他在英语语言的周边写作，其前沿延伸到外语领域。 《普宁》是一部重要的移民小说。也许因为主人公是一个白俄流亡者，读者可能会忽略普宁也是一个移民，而且，同成千上万的移民一样，他面临同样的挑战——在这个国家寻找家园。故事结尾时，他逃离威戴尔学院，消失在美国的荒野之中，那里似乎仍有一些希望，正如这个美丽的句子所提示：“[普宁的]小轿车肆无忌惮地冲上了闪光的道路，可以隐约看出这条渐渐变窄的路在薄雾中成为一条金线，连着绵绵群山，美化着距离，根本没法预料那边会发生什么奇迹。”（同上，191页）。美国希望，虽然几乎被小说里的悲伤和讽刺所打破，仍然在远方土地上的自由空间里徘徊不去。确实，不同于少数族裔作家所写的小说，《普宁》没有涉及主要的美国主题之一——种族，但类似于欧洲移民所写的小说，它描绘了新来者在这个国家所经历的折磨和沮丧。此外，这部小说抓住了移民经验中的根本问题，即语言。不管普宁如何努力，一旦他可以流利自如地甩出习惯用语，比如“一厢情愿”、“好吧，好吧”、“长话短说”，他那不完美的英语就无法再提高了。在使用移居国语言时他显得那么傻、怪异，以至于他的一些同事认为他不应该有权利在校园附近走动；但当他说俄语和跟俄国同胞来往时，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博学、语言流畅、甚至强壮有力。他的困境是第一语言并非英语的移民所遭遇的典型困境。 从技术上来说，纳博科夫面临着大部分有移民经验的作家都必须面对的两项挑战。第一是如何呈现非母语族群的各种不同的英语，第二是如何用英语来表现他们的母语。在实践中，第一项挑战通常有经验基础，因为大多数时候作者可以模仿某个人物的口音和不合文法的话语。在这方面纳博科夫处理得非常老道。普宁请托马斯•韦恩教授去他家参加乔迁之喜聚会，他这么给他指路：“托德路999号，非常简单！在路的最最末端，和克里夫大道交接处，一座小砖房，一个很大的黑色的峭壁。（It is nine hundred ninety nine, Todd Rodd, very simple! At the very very end of the rodd, where it unites with Cleef Ahvnue. A leetle breek house and a beeg blahk cleef.）”（同上，151页 ）。从语法上讲他说的话无可挑剔，与普宁的书卷气个性相吻合，但口音很重，因为他发不准某些元音。他说话和大多数同时又有语法毛病的移民不同，那些移民中有些人连一个复杂的句子都几乎表达不出来。在小说写作中，尽管有实际经验的基础，作者在表现英语为非母语人物用英语讲话时不可能完全是自然的，但对话必须处理得好，给人以真实的印象。如果一个男人，如《上帝吹动的羽毛》中的瓦迪姆，对他心爱的人说：“当你把头放在我胸口时，我的心跑出来了。”[14]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外国人，因为他独特的习惯用语使他的身份真实化了。这一技术上的要求排除了标准英语，因为标准英语不适合用来表现这么多被英语为非母语者所使用的各式英文。 第二个技术性挑战更为复杂——如何用英语来表现外语。首先，一旦用英语写，这种表现是没有什么经验基础的，因为英语不可能和外语原来的发音相似。第二，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是有区别的；从理论上讲，前者可以像正式翻译那样只限于标准英语。从本质上看，作者面对的是英语和一门外语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想的话，英语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一定程度地反映另一门语言。就对话部分而言，我相信很少小说家反对这个原则。因此，如果《水泥基督》中的新寡妇感叹道：“我的孩子们应该寻求谁呢？谁现在会把食物放进我那些小鸟儿张开的口中？——因为他们必须活下去，在这片吞噬了他们父亲的土地上长成高高的梁柱——我必须活着，他们才能活下去！”[15] 我们知道她说的是意大利语。这种不寻常的词汇和别扭句法是为了使英语陌生化一点，以适应人物和剧情。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强迫英语接近另一个外语，使对话更加有特色。结果，英语不得不变得有些异化。不过，在美国移民小说中，这是一种常规技巧。而叙述语言则使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复杂化。 正如我以上所述，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将叙述语言限制在标准英语内，但在实践中许多非母语作家不这样做。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作家的母语和外语敏感性影响其英语，使本土读者读起来感觉不一样；第二，标准英语不够用于表现作者描述的经验和想法。纳博科夫知道这些不利因素，但有利地使用了它们。在《普宁》里，叙述者讲笑话、故意扭曲英语单词和成语，把“简洁的履历表（a curriculum vitae in a nutshell）”称为“椰子壳（a coconut shell）”，在状语词组“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后面跟了一个“第三手（on the third hand）”。叙述者这么做等于是突出了他的外语腔调，因为带着儿童眼光看待英语的外国人更容易对移居国语言的大多数习以为常的特征产生这样的奇思怪想。在美国小说中，甚至有些非人物化的叙述者在以第三人称叙述时也不得不在语言中保留一些外语腔。举例来说，《水泥基督》的叙述语言大量地依赖被动语态，这恐怕是用来反映意大利移民的说话方式。再举一个例子，叙述者这么描述从浴室里传出的噪音：“楼上的卫生间咆哮如雷地冲着水，在通畅的管道里噼里啪啦地咕噜下来，在空洞的金属喉咙管里滴滴嗒嗒”（同上，42页）。我们可以看出他说的不是母语。Ha Jin 去年冬天当我的小说《自由生活》出版后，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作了评论，并列举了一些语句作为“小违规例子”。[16] 中文媒体广泛报道了这篇评论，因为厄普代克在中国被尊为美国著名文人。互联网上有一些关于厄普代克列举的词语的讨论，但懂英文的中国人看不出那些用法有什么不妥。人们提供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说服力。事实上，如果你每到一处都遇上对官场和职位极度关注的人，你怎能说用“官迷（emplomaniac）”这个词不恰当呢？这样的词语也许使英文耳朵觉得陌生，但在中国语境中它是唯一合适的词语。轻微一点的词可能是“职位追求者（office seeker）”，但它未表达出过分在意和疯狂。 一旦我们在小说中进入外国领土，标准英语可能不得不延伸以便覆盖新的版图。最终，这是一种扩充语言能量的方式。 中国人里面也有一些对我使用英语方式的误解。人们常常说我直接翻译汉语成语。这是不真实的。我确实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汉语成语，因为我的人物大部分讲汉语，但我在每一处都把成语作了些改变，有时候改动很大，以适应语境、剧情、和叙述的流畅。中国成语说一个男人自不量力地梦想一位漂亮女人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在小说里至少用了两次这个成语，但我是这样表达的：“癞蛤蟆梦想擒天鹅”。“肉包子打狗”是一个汉语成语，指没有好结果的冒险，我把它这样变成英文：“用肉丸子打狗——没有回报”。大多数时候我根据故事的上下文来剪裁成语。 另一项批评是，我的英语太贫乏、太简单。用一位英语教授的话来说是“四级”， 也就是本科水平。在这个例子里，那些中国人把标准英语看为准绳——50美金的字你用得越多，你的英文就越好。他们未能理解像我这类的作家不是在字典的范围内写作。我们在英语的边缘地带、在语言和语言之间的空隙中写作，因此，我们的能力和成就不能只以对标准英语的掌握来衡量。 除了技术上需要一种独特的英语之外，还有对身份的关注。我经常强调，一个作家的身份应该是靠写作获得的。事实上，身份的一部分也可能是赋予的，超出了作者的控制。就在几年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中有一种普遍的共识，认为离散作家中用汉语写作的属于中国文学，用其它语言写作的属于外国文学。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作家有双重国籍。康拉德既属于英国文学也属于波兰文学，虽然他从未用母语写作过。纳博科夫也是一个俄罗斯作家，尽管他坚称自己是美国作家。不过，最近有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谈论如何将那些用移居国语言写作的离散作家纳入中国文学经典。对于个体作家来说，分类可能不那么重要——最多就像在另一个大楼里有一个额外的房间，因为在世界文学史中，没有一个有份量的作家是没有归宿的。但大多数写过有分量作品的移民作家，其命运是被一个以上的国家承认，因为他们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空间，那里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交织并互相渗透的地带。在这个边缘地区出现的任何有价值的作品很可能会被一个以上的国家认可，用来提高该国的软实力。大多数处于边缘地带的作家都清楚自己身份的双重性。甚至连出生于美国、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中国文学的延续，正像《女战士》中的主人公在书的结尾处赞美的那样：“[蔡琰]从野蛮之地带回歌曲，流传下来的三首之一是‘胡笳十八拍’，这是一首中国人用自己乐器伴奏所唱的歌，可以译来译去。”[17] 在一次访谈中，汤亭亭告诉诗人陈美玲（Marilyn Chin）她遇到一些中国作家的情景：“我在美国这里，有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写我的根。所以他们[中国作家]说我是他们的延续。他们希望帮助搞清楚往哪里去……哎呀，我感觉真不错。因为他们告诉我，我是中国经典的一部分。而我在这里是用英语写作的。”[18] 汤亭亭虽然忽略了中国作家的外交辞令和政治头脑，但对于被祖先土地上的人们接纳而表达了由衷的兴奋。跨越语言边界、返祖归根的愿望在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群体中很常见，但恐怕并没有回归之路。如果我们对此保持理性，就可以看到，大部分处于中间地带的作家已或多或少被疏离或排斥。他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充分利用他们的不利条件和边缘化，而不应该死抱着回归的梦想。他们什么也不应该依靠，只依赖可以给自己定位的有价值的作品就行了。由此而来，只要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身份这个概念也许就毫无意义。 在移居作家看来，边缘是他们的工作空间，这对于他们的存在来说比其他区域更加重要。他们不应该努力去加入主流或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心占一席之地。他们必须保持他们的边缘化，获取各种资源，包括外国的资源，充分利用自己的损失。他们应该接受自己的边缘化，正是这个边缘化使他们区别于本土作家，成就他们独特的抱负。 T.S.艾略特（T. S. Eliot）在《小吉丁》一诗中这样界定诗人的使命：“由于我们关注的是话语，而话语促使我们/净化本部族的方言”（第二部分，第126至127行） 。不过这是本土诗人的使命，正如艾略特住在伦敦一样，他们可以呆在英语的中心，并努力完善母语。但是这种设想对外来作家是不合理的，也不适用于许多其它种类的作家。前英国殖民地的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当地方言，尽管他们把英语作为民族语言。大多数美国移民不得不在家里说外来语或者不规范的英语。因此，让外来作家抱有T.S.艾略特宣告的那种雄心是行不通的。实际上，过多的净化会弱化一种语言的生命力。众所周知，英语的活力和流行主要取决于它的非纯洁性和混杂状态。Salman Rushdie 同移民作家一样，前英国殖民地作家以及写美国移民经验的作家都很敏锐地知道如何使用不同的英语，以区别于本土作家。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他的《想象的家园》一文中大篇幅地谈到印度作家同语言的搏斗：“我们这些使用英语的人，尽管对其含糊不清，还是使用，或者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在语言挣扎里找到反映我们自身其它挣扎的一种折射，以及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征服英语的过程可能是自我解放、获得自由的过程。” [19]拉什迪把使用英语描绘成既是内在也是外在的斗争，斗争的胜利将把作家从殖民地遗产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很显然，他设想了一种英语，它不是传统用法而是能够用来表达殖民地经验、地方性，和印度生活的特殊性。所以，这样的语言还尚待发明。 在美国出生的移民作家中，寻找一个新的英语似乎是与自我发现和个人身份认同有关的个人努力，也许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移民族群，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大卫•村（David Mura）对此的评论体现了这些作家通常所持的立场：“那么，诀窍就是写出我的双重感，或者多元性，而不是去盲目模仿欧洲传统而是利用它并把它同我自身背景的其它元素结合起来，尽力去达到一种艰难的平衡。为了解我是谁以及我想成为谁，我不得不听从我父亲、T.S.艾略特或罗伯特•罗威尔不曾梦想过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我的家庭、或日本、或我自己任性而未同化的过去。在传统世界中，我是没有被想象的。我得把我自己想象出来。”[20] 这是一种对待英语的个体方式，但也可能代表了其他许多人所共有的见识，尤其是被这样一些作家所认同——他们出生于这个国家、书写美国化的经历、不得不寻求一个不同于在学校里所学的语言。Chinua Achebe 我个人认为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明智而更为可行的。六十年代初期，《崩溃》出版后，非洲作家中关于英语的使用发生了激烈的辩论。阿切贝是辩论的主要参与者，并写下数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以下这一段概述了他的立场： 对于一个非洲人来说，用英语写作不是没有其严重挫折的。他经常发现自己描述的情形或思维模式在英文生活方式里找不到直接的对等之处。处于这种困境中，他可以在以下二者中选择其一。他可以尝试把自己想说的东西限制在传统英语之内，或者尝试推开这些界限以创造条件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第一种方法产生技巧娴熟、但缺乏创意并且乏味的作品。第二种方法产生一些新颖的、对英语语言以及试图呈现的新材料都有价值的东西。但也有可能无法驾驭，可能导致糟糕的英语被接受并被辩护为非洲英语或奈及利亚【尼日利亚】英语。我提议那些能够扩大英语的边界以容纳非洲思维模式的作家必须通过对英语的精通而非出于无知才这么做。[21] 阿切贝所说的至关重要，不仅对非洲作家如此，对于独自来到这个语言的移民作家以及那些有美国移民经历并寻找一种语言来表现出笔下人物的情绪和思想的作家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基本上来说，阿切贝描述的第一种方法类似于康拉德的做法，而他建议的第二种方法接近于纳博科夫的做法。阿切贝的“扩大英语的边界”、“通过对英语的精通”等用词指出了一个边缘地带，我们在其中写作，并清楚其边界以推动和扩大英语的界限。事实上，他还提倡责任意识，即丰富我们共享和使用的语言。 的确，英语的边界临近外国领域，所以对母语者来说，我们不可避免地听起来有外语腔，但边界是我们唯一可以生存并对这个语言作出贡献的地方。 （本文为2008年4月4日哈金在布朗大学“全球化时代重估外语教学大纲”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明迪 译。）注释： [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纽约：伯克利图书，1977），第288页。 [2]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强烈观点》（纽约：马格洛-休斯出版社，1973），第106页。 [3] 布莱恩•博伊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美国岁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第53页。 [4]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强烈观点》，第54页。 [5] 《亲爱的班尼兔，亲爱的沃洛迪亚：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1940-1971）》，塞门•卡尔林斯基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1），第56-57页。 [6]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塞巴斯蒂安骑士的真实生活》（纽约：新方向出版社，1941），第101页。 [7] 博伊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美国岁月》，第78页。 [8] 《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第282-283页。 [9] 《强烈观点》，第42页。 [10]兹德兹斯洛•内达尔，《约瑟夫•康拉德：编年记》（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893），第489页。 [11]《风格即实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7），第142页。 [12]博伊德，第562-563页。 [1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普宁》（纽约：温特纪图书出版社，1981），第56和181页。 [14]思格里德•紐餒茲，《上帝吹動的羽毛》（纽约：哈珀科林斯出版社，1995），第147页。 [15]皮耶特罗•迪•多纳妥，《水泥基督》（纽约：斯格奈经典出版社，1993），第42页。 [16]《纽约客》，2007年12月3日，第101页。 [17]汤亭亭，《女战士》（纽约：温特记出版社，1976），第209页。 [18]《与汤亭亭对话》，保罗•斯肯泽和特拉•马丁编（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8），第94页。 [19]萨曼•拉什迪，《想像的家园》（伦敦：格拉塔图书，1991），第17页。 [20]大卫•村《变成日本人：一个第三代日裔的回忆录》（纽约：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91），第77页。 [21]卡鲁•欧格巴引用于《理解“崩溃”》（康州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1999），第193页。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9期）

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这个活动只是象征性的，实际上并不能减少任何温室气体排放，更有可能造成问题。专业人员指出，对电网来说，用电量的突然大幅度下降和回升会造成问题，反而增加碳排放。如果大量点蜡烛的话，情况更糟糕。澳大利亚如果改用节能灯比举行地球一小时将有效得多。

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农业和农民往哪里去？

我讲的这个题目可能不太有意思，因为跟现实关系好像不是很大。 现在对明朝的关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天也是如此了。比如说昆曲的《桃花扇》最近又在不断的上演。《桃花扇》是孔尚任写的明朝兴亡的一个故事。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掉。这是明朝如此繁盛，如此繁荣，如此繁荣发达，1644，这个历史时期，两百多年，突然就发生重大的历史状况，好像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突然就塌掉了。同时呢，网上对明朝兴亡的关心也很多，（注：韩老师提到当年明月写的关于明朝的畅销书），所以明朝的问题一直是个热点。 那么讨论明朝的问题，很重要的大家要看看时间，1368－1644，不单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世界历史重要的转折时期。 大家看看这个时期，看世界上发生的所谓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现世界的大航海，在明朝灭亡的时候发生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世界历史啊，在这中间当然大航海随之而来在美洲发现了白银。所以啊，这也是世界历史的极其重要转折时期。所以对明朝的关注，也是对这一段世界历史转换的重要的关注。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对明朝的讨论，第一次对明朝兴亡的讨论，特别是明朝衰亡的讨论，大家都知道就是发生在1944年，明朝灭亡三百年之后，就是在中国进行了很大的明朝为什么会亡国的讨论。大家想，1944年也是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或者说决定两个中国的命运的决战还没有展开，在那个时候蒋介石出版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就是《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是经过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陶希圣的润色，这个人是湖北黄冈人，是非常有学问的。在北大教过书，在很多地方教过书，有很重要的著作，比如说《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政治史》。这个人后来在抗战时期突然就不教书，搞政治去了，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中国之命运》是经过陶希圣的润色，当然他后来陶希圣说他没有狠狠的润色，是大致润色。当然不是说蒋中正水平很差，陶希圣认为蒋中正写得还不错，润色呢他没有完全润色，他就说润色的太厉害，大家可能就会怀疑不是蒋中正写的了。所以呢，没有润色呢，就留下很多问题了。 《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实际上在1944年既是揭开了两个中国的讨论，也是关于明亡问题的讨论。在这本书的开头呢，蒋介石就慷慨激昂，开头就犯了一个小错误，但是也很大的错误。他说，一个话说得是对的，就是说中国几千年来，儒家儒学是历经艰难困苦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这个话还可以，还算靠谱。也不尽然，因为大家都知道，魏晋隋唐基本上不是儒家的天下，所以儒家得意时间不能说是贯穿。但这没有多大问题。后一句蒋介石用了一个非常阶级分析的看法和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说儒学主要是他的核心是一种宗族思想，他使中华民族变成了同一个宗族。这个看法是很对的，我们今天看儒学，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儒学实质是什么呢，蒋中正这话是说得很对的。儒学就是宗族思想，他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几千年下来把中华民族变成同一个宗族。这个他是破题，这句话是不错的，不错的之后他就开始说不对的话了。他就说一个宗族，他说你看实际上汉族，维吾尔族，满族这都是一个宗族，都是一个祖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文成公主嫁到那去了，他变成我们的舅舅，就是一个宗族了。 这个很明显就是错误的，但是前面是对的，而陶希圣改的时候，当然这个就没有改。当然这个就后来被陈伯达抓住。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这个文章是写得极好的，中共历史上非常棒的一篇文章。开头就对蒋介石有问题，他说，同一个宗族？我们跟维吾尔族、蒙古，满族是同一个宗族吗？如果是一个宗族的话，那先总理为什么还排满叫做民族革命呢？如果是一个宗族的话，我们怎么还叫五族共和呢？如果嫁过去以后就叫一个宗族，那现在你们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人娶日本老婆，那你们跟日本就一个宗族啦。陈伯达这个滔滔雄辩，其实蒋介石也很怨陶希圣，骑虎难下。但是这里面讲民族，二战快要胜利了，他也讲他以中华民族的代言人自豪，从一开始说我们中华民族很辉煌，但近代以后很不幸，不平等条约，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称之为血战，英美各国接纳我们为盟国，他们更应该自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蒋介石说你看，在我国民党领导下，在我国父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终于成了一个民族，我是这个民族的领袖。他就说中华民族原来很辉煌，为什么后来不行了呢？转变在哪呢？ 他说转变在明朝，明朝灭亡了，中华民族就同化了，就衰落了。明朝为什么灭亡呢？他说明朝就亡于两件事，一件亡于流寇，一件亡于外寇。外寇就很清楚，外寇就是建州女真，流寇就是李自成。他说你看，明亡之后，中华民族就衰了，而且明亡之后，中央军衰败就不断重复，他说你们看我们今天，就跟当年的情况是一样的。岂不是外寇在外，指日本，他说你看就像当年的建州女真一样，流寇就不用讲了，大家都清楚，那意思就是说共产党是流寇。所以蒋介石就讲，你们一定要记住先总理讲的问题，知难行易。他说你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才能够解决行动的问题。你不知道我们是个什么民族，你不知道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知道领袖是谁？那你就是去乱做了，那些流寇当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民族，不知道领袖是谁，但是我们本党有些党员也不知道领袖是谁，也在乱搞。他说这个你要记住。第二个他说你要知道，‘攘外必须安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什么历史经验的总结呢？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当然今天依然著名了，好像他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一样。钱穆在《国史大纲》当中谈到明朝为什么会亡？他讲其实对流寇长于抚益，而误兵机。意思就是说对流寇老是搞统一战线，而耽搁了剿灭他的时机。对满洲又因隔得太远，而不能言和。朝廷对满洲无法议和，随之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先投降满洲，然后一味剿寇，那明朝就还有救的意思。 这个观点，当时北大的傅斯年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个非常学术性的文章《论建州与流寇相约亡明》。同样的观点，而这个观点说白了在当时的历史场合下就是要去镇压共产党而跟日本讲和。他们这样讲只是比较隐晦的讲攘外必须安内，可是真正这样去做的，却是《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的父亲（章伯钧）。他去找周佛海，他说现在重要的是跟日本讲和，如果不跟日本讲和，将来天下就会是共产党的。所以说后来毛泽东对钱穆的气，对《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父亲的气也不是说无源由，是有历史根源的。就是在1944年的时候，以学术的方式，以建言的方式积极对蒋介石说，你去消灭共产党跟日本讲和，这才是免于亡天下的方法。所以蒋介石就说如此多的历史学家都跟我说要先剿了你们，可是我呢都没有接纳，我还是苦口婆心，一次又一次的放任你们，你们竟然还不认一个领袖，一个民族。所以陈伯达就激动起来，在《评（中国之命运）》中历数国共两党合作的经验和教训，说怎么叫一次次放任我们？你们国民党从北伐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杀我们共产党，杀得我们无路可走了，你还说放任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之命运》揭开了1944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论战。 第一个起来反驳的是国民党元老，后来被蒋介石开除的柳亚子，写了《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之后就是郭沫若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柳亚子这个文章出来之后，反驳的人是很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出来之后，讨论就终结了。因为国民党最大的炮弹是陶希圣，替蒋介石改稿的，你惹出这么多的麻烦来，你不最后赤膊上阵一下去驳倒他？陶希圣的学问是很好的。现在改革开放出版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确实公平的说，是没有超过陶希圣的。陶希圣比起钱穆和傅斯年这些人的水平是高得多了。可陶希圣当时就是在看热闹，看你们表演，看你们争论，等到最后看我扔一个东西出来，把你们都收拾了。他整来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不再写了。因为《甲申三百年祭》这个文章，不用说，这是由郭沫若在中国学术界和中国历史界的地位所决定的。 我附带说一下，在介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顺便说一点常识性的问题。就是关于郭沫若。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可能是有一些非历史专业的人啊，发起了，出于各种各样，特别是因其他的原因，对郭沫若这个，力图把郭沫若妖魔化。这个毕竟是有的啦，学术界吗或者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喜欢造一些谣言。郭沫若是中国现代中国学术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界的一面旗帜，在这一点上鲁迅在这方面也不如他。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当然郭沫若后来还是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的成就呢，他这个人叫郭鼎堂。因为四川乐山啊，他家周围有两条河，一条叫沫水，一条叫若水，他后来写文章就叫沫若。郭鼎堂这个说法，我们知道陈寅恪，陈先生是研究隋唐的，但是把他捧为简直是中国文化的传人。陈寅恪最佩服二个人，就是他说的二堂，即是王观堂和郭鼎堂。王观堂就是王国维，跳湖了。郭鼎堂郭沫若。陈先生说啊，把中国历史真正推到商，把他破译了，这个人是郭鼎堂。就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如果没有对甲骨文的研究，不认识甲骨文，中国历史你说有四千年，谁信啊？谁信？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研究中国古代，研究中国古籍，你必须研究小篆（？这里实在没听清），必须会认字。但是这个还是汉字，没有多大变化。但是甲骨文和金文，这个还是郭沫若研究的。再一个呢，用那个所谓社会史的方法来把中国历史穿起来，这个发明人是郭沫若。因为以前中国历史，大家知道像司马迁那样的写法，人物这样写下来，货殖这样写下来，大事这样写下来。但是历史中间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发现历史之间的叙述模式呢，社会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这个没有写。真正用社会史的方法把中国历史叙述出来的第一个人是郭沫若。 我们知道孔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士’是什么？孔子在讲士，今天我们到处都在讲士，于丹也在讲，百家讲坛也在讲，但士到底指什么？几千年没有人在讲，士就是士，你也是士，我也是士，许三多也是士。郭沫若说这是在胡扯，士是指小地主。因为春秋的时候贵族占田渐少，小地主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小地主把地租的十五分之一送给贵族。绝大部分地租留在了自己的手里。这样一些人，逐渐在春秋时期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力量，这个叫小地主阶级，小地主阶级是士。这个，郭沫若很认真的从地租田赋考证出来的。所以孔子讲有教无类，郭沫若认为孔子是要教育小地主。小地主，你们要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啊，成为主导力量怎么能只知道赚钱呢？你们要知道怎么样统治社会，怎么成为社会的表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我教给你们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社会精英。所以是在这个角度上讲的。从中国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讲中国历史，全世界没有，郭沫若之前没有，只有郭沫若。郭沫若之前有马克斯·韦伯讲中国历史，讲中国社会儒教就是教人当官，讲道教，道教就是巫术，讲中国文化没有任何自由精神，没有任何科学的种子。你们别看，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的宗教，世界的宗教，这些书，今天在美国大学社会学，都还是主要教材。我们现在说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都是停滞的，没有发展的，这都是马克斯·韦伯的看法。 所以在郭沫若之前没有人从中国社会的变迁，从井田，从迁陌，从郡县，从这样的社会变迁角度叙述中国的历史，谁开蒙的？是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为什么要写青铜时代呢，本来不想这样干的，没办法了，逃亡了，赶得满地跑。为什么呢，郭沫若聪明得不得了。小的时候他和哥哥在一起背书，哥哥背了半天没背下来，他就说，你别背了，你在旁边睡觉吧，我早背下来了。这个人是学医，在日本九州大学学医，后来研究哲学。后来就写诗，写著名的《女神》。现在有人妖魔化郭沫若，就说他不好，谁的好呢，胡适的好。这当然是胡扯的。其实大家只要随便看一看《女神》，打开一看，你就知道完全不一样。胡适的水平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不飞还，剩下他一个’。哎，郭沫若在他年轻时的《女神·凤凰涅磐》随便找一段……郭老去世了，当时中国科学院要送一个挽联，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就随便从《女神》里找出来‘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当作挽联了。这都不用说的，郭沫若也没有很认真的写。《女神》是可以朗诵的中国新诗，这就是郭沫若在新诗上的贡献，在历史剧上的贡献。中国当代成就最大的，现在越来越认同是电视剧，小说没法看，但是中国发明历史剧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就是郭沫若的几个历史剧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在重庆陪都天天演《虎符》《高渐离》《屈原》。 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出这些贡献，都是开创性的，就已经极不容易了。郭老当然后来很有意思，周扬说‘哎呀，郭老您很了不起，您是歌德啊，您是球形人物啊’。什么什么形啊，郭老说我这是一辈子十个手指拿勺子，一个没拿着。他是很谦虚。这个不重要啦，但是重要的是郭沫若这个人是一介书生啊，当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可是呢，他在现代中国革命时代，很早就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这个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他在日本留学时候，日俄战争爆发。所以他就自己参加驱俄义勇队跑回来，写诗明志，跑回来一看国内没什么动静，他就在北京转悠。　杨昌济先生是日本留学监理，郭沫若是日本留学生才俊啊，就去　杨昌济先生家去玩。去玩，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开门，郭老后来回忆说，这个年轻人开门之后默默就走了。后来他们谈话结束了，这个年轻人好像听到一样，赶快跑来就开门，送他出来，一句话都不讲，他说月亮之下，觉得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留着长头发。后来郭老在反镇时候回忆说那个时候眼真拙啊，这就是中共领袖毛润之啊。这个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五四时期，就是毛泽东给郭沫若开门。 大革命时期郭老就积极参与北伐，那个时候他是《女神》的作者，了不得，日本九州大学的洋学生，一下子就官至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注：韩老师这里提到《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楚才，早期的造型有郭沫若的影子）国民革命军行营就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就是蒋介石的政治军事秘书。这个时候也跟毛润之有一面之缘。郭老也是在反镇前后回忆说有一天毛润之来要见张发奎时看到他，郭沫若就问‘咦，你是毛润之吧？’毛泽东当时是国党党宣传代部长，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我的上司了，但是我是蒋介石的秘书。要见张发奎啊，‘好，我就写介绍信吧’。毛泽东就拿着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去找张发奎。张发奎在睡午觉，护兵就问有名片没有？毛部长说没有，只有一个介绍信。‘介绍信放这吧，张长官在睡觉’。张发奎醒来，看到介绍信，哎，中央领导来了，还拿了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赶紧出来迎接。后来直到毛泽东重庆谈判，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个手表，这个手表毛泽东戴了一辈子。 所以简单的说，郭沫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开创者。八十年代以后，有很多人他不懂吗，就妖魔化郭沫若，最有意思的一位就说郭沫若有些观点是抄余英时的。余英时就出来反驳，说这不可能，因为郭沫若实际上是我老师那一辈的，钱穆那一辈的，不可能他抄我，我抄他，观点归观点，但是家法归家法。 郭沫若的生平就简介到这，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啊，他是谈到这个明亡的时候呢，他跟这个很简单很可笑的那个钱穆，傅斯年的观点，什么亡于流寇，亡于外寇啊，这些都没意思，没有必要去讲了。郭沫若想说的就是说，他的第一句话，第一个意思是说到李闯王啊，他说当时明朝的时候，是‘官家忙于聚敛，而寇在放粮’。他说官家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官家，别人是寇啊。这个话就很厉害，当然这个很简短啦，这个问题都不用说了，你有什么资格称别人是流寇，你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官家呢？你的合法性从哪来呢？但是他最主要，最核心的观点是，明朝这个国家能力为什么越来越下降，国家威信越来越下降？就是国家救灾的能力没有了，遇到灾害不救，反而要‘寇’来救灾？ 中国儒家的思想，到了汉代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董仲舒用了‘天人合一’的方法把儒家重新包装了一下，因此他很重视灾疫，他认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的一种警视。这是儒家关于‘受命于天，天人合一’的想法，是董仲舒开始的，所以我们前段时间发生地震了，就有人说‘你看你看，天谴了’，这就是董仲舒的看法了，历代儒家的看法。所以救灾这个问题，是统治者亲民的一个表现。但是你看明朝，灾难来了，不但不救灾，还搞出了好多笑话。郭沫若举了一个李岩李公子的例子，李岩是小地主，官家不救灾，他看到就开仓放粮救灾。结果之后州官就把他抓起来了，说他为什么救灾，你凭什么救灾？你这样做只是邀名，你这样做只是反衬我们不救灾。他是做好事啊，结果抓到牢里判了死罪。那个山寨王红娘子早就倾心于李岩，就打到牢里，强行劫牢，强行成婚，强迫造反。于是李岩这样的人就造反。 郭沫若就说，流寇历史上从来就有，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官家聚敛，寇家放粮’？这是其一。其二，为什么像李岩这样的人会造反？李岩是士，是小地主。他去救灾，当志愿去了，结果抓起来判了死罪，于是成全了一段传奇爱情故事。其实郭沫若后来讲，《甲申三百年祭》并没有刻意去讲李岩，本来是郭老写历史剧写出了热情，就想写一个李岩和红娘子的奇特爱情故事。后来才写进文章里。所以郭老就提出个问题，明朝的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没有能力，这么没有威信？翻过头说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单不能抵御流寇，也不能抵御外寇。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个郭沫若就在讲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他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如何去建立一个国家，振兴一个国家的纲领。李岩这个人啊，代表了明朝思想很重要的一面。他的思想是平等的思想，是个人自由的思想。这一点，这是郭沫若很特殊的，他在分析中国古代史，分析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就是XXX说的，我们现在搞这社会科学的人啊，就分成两部分，一部份人就是治中国古代就专门研究中国古代，一部份人治西洋就专门研究西洋。就是在中国问题上，凡是从西方现代的观点来看中国古代历史，就是韦伯的思想，韦伯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当中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科学思想，这个是郭沫若给他推翻的。郭沫若认为不可能的，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直在不断发展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是政治学，到了董仲舒时代就变成‘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到明朝的时候，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王阳明的身上。 王阳明讲什么呢？最主要的核心，大家知道主要是讲‘治良知’。主要是人的良知，人的良心，主要是你的良知。良心认识到了，就会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不渺视等级权贵，凭自己的真心去获得自由，这是很了不起的思想。那个时候那个康德，黑格尔都还没有自由的思想，王阳明这个想法实际上对中国近代影响很大。毛泽东年轻时候也是受王阳明这种‘贵我’思想影响，粪土当年万户候啊。他年青的时候到北京驱张请愿，　章士钊先生说他‘人很沉静’是个大人物，但实际上当时他是个年轻人。他跟杨昌济先生学习的时候，学到很多王阳明的思想。就是所谓‘贵我’，良知自由思想影响。所以后来鲁迅的两句诗，他就很赞成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这一代人都知道，其实这两句诗是鲁迅讨好王阳明的想法啦。就是说你只要认清楚你的良知，良知保持在自由的情况下，你对权贵和等级就会渺视他了，你才会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是明朝末期很重要的思想，从这个思想当中产生出关于平等的思想。 所以郭沫若的分析，对明朝的分析，这当然不是讲《甲申三百年祭》，这是他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明朝中期以来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平民的城市社会，所以平等意识很强，郭沫若说为什么中国四大名著主要的都产生在明朝，跟这个平等自由思想有很大关系。所以平等和个人自由思想在明朝是很重要的思想，所以这样的思想就体现在李岩这样的人身上。可惜李自成的平等思想是一种《水浒传》的平等思想，这种平等是一种消费共同体的平等，就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大块分金银。这种消费共同体的思想，就导致了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继续搜刮金银去了。所以郭沫若就从这个角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五百年来国家的能力不断下降，越来越弱，甚至救灾的能力都没有了，越来越少。这个清朝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能力从明朝开始下降？ 大家都知道，1840年，大家都讲是国家历史的转折。清朝的军队被七千个远道奔袭而来的、当然是英国人领头啦，当然这里面三分之二主要是印度人啊，尼泊尔人啊，，被这些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就是说国家能力下降到这个地步，到1840年国家能力是绝对的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很多人讨论到，就说很简单啊，西方文明先进啊，中国人落后啊，中国闭关自守啊，这个，这种教育真是很成问题的，从幼儿园一直教到大学，这是一种培养蠢材的教育（响起掌声）。这个事说起来复杂，但实际也很简单。 第一，中国历史上并不都是闭关自守的，一直都有海洋贸易和边关贸易。但毫无疑问，随着海洋贸易的，也是不断的有海禁。中国大陆的海洋贸易从宋代开始。宋代是积极面对海洋的王朝，海洋贸易很发达，但是他的海禁也是相当的多。元朝也是积极面对海洋的，打遍了全世界，忽必烈一占领中原，马上积极的下海去招商引资，还想着过海去打日本。马克·波罗从陆路来元，但却是坐海船走的。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忘记，好像从西方发现世界新之后，但这个看法不对。明朝也不是封闭的，但是中国确实不断有海禁，为什么有海禁？没有人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因为闭关自首啊，文化不好。但不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一直都有发展，儒家也不是一直都占主导地位的。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中国始终是一个货币比较缺乏的国家，就是银，铜都缺乏。所以这个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核心矛盾。我们现在搞经济学的，完全是在搞西方的那种很短的，只不过二，三十年的经济学，所以经济学家当中有知识的人很少，他们不太能够从人类历史，或者西方历史，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去看。 其实中国经济贯穿几千年来的很重要的矛盾，就是货币缺乏和经济市场蓬勃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从明朝隆庆元年，也就是1576年，这是个很重要的分界。在此之前中国历代政府谁上台都要考虑这个矛盾。就是经济发展之后货币短缺的问题。货币短缺必然带来牟利。第一个就是富人窖藏货币，他挖个坑把金银收藏起来，不拿出来用，货币还短缺。还一个呢，他利用出口，货币下海。历朝海禁，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货币下海。在宋朝的时候，一边贸易一边海禁，货币不能下海。明朝的时候，金、银，铜、铁都不能下海。为什么铁不能下海呢，当然也有用铁做货币的，因为缺铁造武器啊，出于战略考虑。这个事情一直到明朝隆庆元年，1576年才发生改变，因为美洲发现了白银。中国外贸的内容就变了。 过去中国就是出口物资换取货币，以物易物啊，但是1576年之后就出口物资换取白银，才把这个矛盾缓解了。这个才是所谓海禁的原因啦。我们看明朝的这个衰亡啊，简单的说就是郭沫若所讲的国家能力持续的下降，到了清朝的时候下降到最低谷。这个是郭沫若最担忧的。他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个问题就是明朝这个国家，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可是怎么眼见他就塌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郭沫若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中国真正要面对的课题是这个，就是怎么扭转中华民族和中国这个国家五百年来持续衰落的问题。这是在他这个文章当中所深深包涵的。这比蒋介石以及帮他干活的那些国学大师都要强，因为他超越了，甚至超越了国共两党的思想。 后来很多人说郭沫若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御用文人，从郭沫若的历史来看，完全是错误的。如果说郭沫若这一辈子当过御用文人，那就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了。陶希圣这些人只是郭沫若后辈的后辈，在这个位置上。蒋介石秘书班子的第一人就是北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以后都是他的小老弟，跟他学怎么当秘书。这个秘书就是第一个造反的秘书，这个四·一二发生以后，他发表一篇文章叫做《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后来南昌起义啊，郭老在铁路上摇着那车就去了，结果南昌起义失败了，没赶上。那个时候朱老总南昌起义的时候是南昌公安局长，他后来见到郭沫若，说‘哦，我想起来了，您可是大人物’。朱老总当时只是一个小人物，公安局长。朱老总说‘北伐当时遥远的看到过您’，郭老说‘怎么看到过我’，朱老总说‘是给部队训话，蒋总司令说一句，你拿着喇叭在下面扩一句’因为只有郭沫若能听懂蒋介石的话，别人听不懂啊。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郭沫若做过御用文人，国民党第一个御用文人，最高御用文人就是他，其他的人都是小菜。像钱穆啊这些人希望做，希望做国民党宣传部长。国民党第一个宣传部长是毛泽东啊。希望做美蒋委员长秘书，只是没做上，蒋委员长第一个秘书不是楚才，是郭沫若哦。这个是真正的，其他的都比他差远了。郭老南昌起义没赶上，就发表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他老板揭露的，真是要气死了，老板做什么坏事，秘书都知道哦。这更厉害，比炮弹了，结果就流亡了，跑到日本躲起来了。 躲起来蒋介石也不饶他，通过日本政府照会，把他看好了，不准他乱跑。他住在日本千叶县，日本警察天天在他门口值班，他就在里面写书，写《青铜时代》啊，当时日本最了不起的内藤湖南啊，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后来知道了郭沫若在日本。内藤这个人架子大得不得了，首相来了也不见，天天躲在别墅里学朱子。他要去看郭沫若，郭沫若说你别来了，我去看你吧，你来了我都没饭给你吃。结果郭沫若就去看他，这个事在日本很哄动啊，哄动以后家门口的岗哨给加多了。领头的警察就问啊‘你老人家在国内还有多少兵啊？’郭沫若在写东西，听着便伸出五个手指头，‘哎哟，你还有五千人？’‘不是’‘五万？’摇头‘哎呀，还得了，你老在中国国内还有五十万大兵啊’。郭沫若说‘哎，不对，我，我老婆， 三个儿子，就没人啦’。他那个时候在日本写历史书啊，他不可能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这个是真正的冤假错案，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在日本关了七、八年啊，逃回来的。中日开战了，我就绝不可以在日本，日本是很重视啊，若是放在现在有那个学者得到当年郭沫若在日本那个待遇，他还会回来？中日开战，郭沫若逃回来的。 为什么看不惯他的老上级蒋委员长，1944年，中国抗战还没胜利，中国前途未明，你看那副得意，哎呀，不平等条约在我手里基本废除，中华民族我成为唯一领袖，这得意劲，你看他成不了事啊。郭沫若看这人，哎，中华民族的灾难，前途还不知道在哪呢，五百年持续国力衰弱，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得到天下，即使共产党得到了天下，前途在何方？会不会像李闯王那样？郭老的文不可能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讲话的。所以毛泽东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恭恭敬敬的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弟现在每日如履薄冰’啊，‘做每一件事都事必躬亲’啊，‘你的文章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所以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全党整风文件，最后他一句话做了总结：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是真正抓住了郭沫若的危机意识，毫无疑问，郭沫若和共产党的观点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是郭沫若提出来的重要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明朝会亡掉？背后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五百年以来持续的衰弱，一直到鸦片战争达到低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会变成这样？而且在五百年以前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郑和航海。 郑和的航海啊，最近我们不大关心了，但是郑和航海啊，是世界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标志了。所以最近在郑和航海，世界史研究当中，是外国人有很大的一个突破。我介绍一下这个突破，有一个人呢叫加文·孟席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1421，中国发现了美洲》，我们知道郑和最多跑到了非洲的东海岸，‘包罗万象，长达四千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编纂时，处于文艺复兴前沿的欧洲，对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的图书馆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拥有十二本书，其中八本还是宗教著作。’这个一点不夸张。 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所有的世界文明基本上是中国。因为博物馆太大了，我去问‘我应该从哪参观起？’他很热情他说‘你先去参观中国馆吧’，我说‘我是中国人啊’‘哎呀，那你要去看日本馆啊？’哎，那个日本馆很小，博物馆里有一本书，欧洲文艺复兴前的，羊皮书，很大，用铁链拴着，有书桌那么大。所以啊，那个时候，欧洲的书是很少的。（韩老师继续读文章）‘　1421年2月2日　，中国的春天，这一天来自亚洲，非洲，阿拉伯，印度洋周边的使节和统治者们群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这些被中国的超级巨轮接来的使节们，有幸成为访问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宫殿群紫禁城的第一批客人，超过二十八个国家的首脑和使节获得了这项殊荣，但是却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大公，和英法葡萄牙诸国的国王，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受到邀请，只是由于他们是既缺乏科学知识，又没有可贸易货物的落后国家的元首，在中国皇帝朱棣的眼里根本不入流’。 这个，要是今天我们中国人这样写啊，那可坏了，就是说这还得了，你这个闭关自守（韩老师的意思大致明白，就是如果中国人这样写啊，中国亲西方的右派都能吐口水淹死作者）但是加文·孟席斯是个很严肃历史学者，他原来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领航员，他有个特长，他认识海图。这个是很绝的，我们今天搞历史的，不要说没有那个知识，别说海图，地图看得水平都差。他收集了很多海图，他因为一张海图促发了他的研究，这张海图啊是在哥伦布航海之前啊，但是这个海图很清楚的标出了美洲，标出了从中国至欧洲至美洲的，哎，他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就到葡萄牙，西班牙的图书馆去调查，调查之后他开始坚定的相信，哥伦布出发前有一个宝，知道目的地在那，知道怎么回来。他后来调查了全世界的博物馆，最后他得出一个线索，这个是郑和航海的海图。先是流失到朝鲜，不过朝鲜的好东西现在都保存在日本了，后来他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最原始的图本，这个海图逐渐逐渐流传到欧洲。所以根据他的研究，在1421年的时候，明朝的船队实际上进行了环绕世界的航行。 这个书出来后一直在纽约图书排行榜，这个书出来后没有人去攻他，为什么呢，因为没法攻他，因为书里面全是地图，完全是地图，一张又一张的地图，这个地图证明是去那，那个地图证明是什么什么，到那去那，只是在最后讲到明朝。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发现，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推到哪呢？推到弘历年间，有个太监突然精神病犯了，他说要去航海，朝廷就在争论了，明朝最厉害的就是道学家。什么是道学家，现在《炎黄春秋》那帮作者就是道学家。道学家是干吗的啊，就是靠领袖帝王家事治天下，道学家认为全世界除了三纲五常啊没有别的。所以道学家在明朝是很得势，他们怎么干预政事呢？他就管帝王家事，现在这个《百家讲坛》也是道学家讲坛，讲那些小道消息，就是说他老婆怎么样，他有几个老婆，有几个私生子，道学家在明朝，皇帝见了他们就想打他们（韩老师此时的表情很有趣）原因就是这样，此乃朕的家事也，你们关心关心盐务，关心关心失业，关心关心贫民，关心关心下岗好不好？你老管我家事做什么？这是道学的传统，明朝最得意的是道学家，弘历年间这个太监要航海，朝中就争争争，结果皇帝决定去航海，可是郑和的所有航海资料，都被一个叫刘大夏的家伙给烧掉了。这个可了不得，这可比秦始皇烧书厉害，而现在孟席斯所找的，是朝鲜的抄本。（那么其实也就是说郑和航海的资料，我们应该到日本，到朝鲜，到东南亚各国去找，甚至到阿拉伯国家的图书馆去找，当时不可能是孤本收藏在国家档案馆，司马迁还抄了两本《史记》呢，何况已经可以印刷书的明朝）也就是说哥伦布航海啊，用的那些海图都是郑和用过的。这个很厉害，这个就是说葡萄牙发现世界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当然，这个事件就说明中国在当时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但问题是拥有这么领先的科学技术的中国，为什么在五百年之间会跌落谷底？这个是郭沫若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外寇，流寇。这些问题简单的说几个结论，第一个是说中国宋朝，明朝之后啊，封建社会的力量以脱胎换骨的形势发展，就是说这个封建力量啊，不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天天叫‘反封建，反封建’变成‘反共产党’了，所以说现在中国有些很讨厌的道学家，没法跟他讲话。这个封建主义啊，在宋明之际有很大的发展，是因为这个陆九渊啊，宋代的思想家，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话，这个话叫做‘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官吏啊，这句话是很重要，非常看准了中国，宋代以后呢，你表面看到的是皇权集权加强，加强到什么程度呢？太守无兵权无财权的地步，宋太祖自己就是太守造反夺天下，所以你看宋朝为什么又打不过辽，又打不过金，连西夏都打不过？太守无兵权无财权啊，没法守土，只有一个岳家军。但岳家军不是国家军队，是子弟兵，所以岳飞就倒霉了，他破坏了体制。这表面上看是集权得很厉害，但是宋代以后中国这个体制又有一个很大变化，就是官吏分开。官是怎么来的呢，是科举来的，经史论书，除此之外一概不会。至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概不懂。（好像现在还是如此）会做什么？会做诗，（现代是会吃饭喝酒）而经济，财政，司法全部委之于吏，吏去做。宋代以来的制度是‘官常有升迁，常有调防，而吏永无升迁，永无调防’。所以宋代以来最大的地方利益就是吏，因为实际上国家权利是操控在吏的手上，经济，财政，司法，所以后来吏成为很重要的职业。鲁迅的家乡绍兴就是出吏的地方，出师爷的地方。所以有人骂鲁迅是一个‘刀笔师爷’，宋代以后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就是这个‘吏’的转折，因为他永远都在那个地方，他跟当地的豪强勾结在一起。国家任何改革，无论他的出发点好还是不好，这些改革从王安石开始经过张居正到康有为，改革重要的核心就是整理经济，整理财政，改善司法，这些首先必须触及吏的利益。所以总是会把这些改革到最后变成欺压老百姓，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自宋代以后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个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啊。毛主席讲那个《红楼梦》，很重要的是那个《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那一节，那个吏，那个小门子多厉害。 再一个呢，就是宋明，我前面已经讲了，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很快，贸易发展很快，城市发展很快。他首先面对的社会矛盾呢，就是商，巨商的垄断。在宋代出现了‘牙人’不是牙医啊，就是经济人。这个垄断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要做生意，你必须到我开的场所来，最后这个宋代的巨商，他的垄断性，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打击人，就是说商的力量越来越强。而到了明朝呢，这个商又发生变化，开始跟那个海商勾结在一起，出现海盗。海商，巨商，垄断商，一直通到朝廷去。所以明朝要打击海盗。明朝最厉害打击海盗的一个人叫朱X，他是浙江巡府。最后这些人能逼得他自杀。中国海盗传统是浙江、福建两省，养海军养海盗，海盗和海商是不分的。而这个海商在海外贸易上，很快与国内的豪门巨族勾结在一起，势力直上朝廷啊。 中国宋代之前啊，叫重农抑商，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很简单，我们现在很多搞经济的人不懂事，就是讲中国历史上不重视商人，他重农抑商，所以就造成商人不发达，就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就落后了。历史要真这么简单的话，那就把历史系都解散了。这个真是太荒谬了，搞经济的人并不知道历史，为什么重农抑商？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商啊，不事生产。中国的商人一旦发了财，干两件事，一件是什么？买地。第二件呢，放高利贷。买地就兼并啊，土地一兼并，国家税收没有了。土地税没有了，国家就是从税收的角度，他也得抑商。你放高利贷不是个生产的阶层啊。中国历代最后他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使那个商去生产。所谓劳资两利，就是讲要保护资本，要保护劳动者。这两个为什么不矛盾？就是这个商人他从事生产了，而不是窖藏金银，不是放高利贷，不是金银下海，不是把钱运到国外去，这个就叫好啊，这个就是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结合，美好的理想，共同纲领。商，不是一个生产阶层，这个是宋之前。 宋明之后，商又有一变。特别是到了明朝，1576年，隆庆之后啊，那个时候海禁停止了，国家就彻底重商了。为什么？两个重要的经济政策。从宋代王安石，到明代张居正，两个基本政策。一个政策是开耕法。什么叫开耕，就是比如说国家要搞运输，要打仗，就让商人去运粮，让商人买了粮去运，然后让商人拿了盐营，盐是国家专卖，再让他们回来贩盐赚钱。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就是制止商人窖藏金银放高利贷。我要你把钱拿出来为国家所用。这是王安石开始，北方边患啊。第二次是一条鞭法。就是明朝隆庆年间，国家财政困难，那谁有钱呢？浙江巡府发现就是浙江、福建沿海的走私商人，他们有的是银子，就好像现在走私商人手里有很多美钞，欧元一样，但当时国家不认银钱，但是国家手里又没钱，怎么办呢？一条鞭，从浙江巡府开始，从浙江进行小试点，就是浙江的所有的税，赋，租等等，全部收银子。也就是说从今天起，浙江所有的税收收美元。这样，就是大规模的白银往上收啊。 所以从宋明开始，国家为了解决经济和财政困难，开始越来越重商，重的是什么商呢，不事生产的商，后来却是跟海外贸易有关的商，而自己1576年以后呢，海禁开了之后，中国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好像是一举解决了困扰我们千年的问题，就是经济不断发展和货币短缺的矛盾。但是自此之后，我们整个经济就变了，变成什么样呢？变成出口物资来换取海外货币。从1576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模式啊，就已经变成了把货币和金融市场放到国外。所以中国商的阶层位置一变，从过去兼并的豪商外，逐渐变成了海商。五百年来不断的发展。由于封建主义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地方势力不断扩展，由于不事生产阶层的商人发展和变迁，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的税收，国家的困难。为什么国家困难？因为这个精英啊，没有多大变化。在明朝的时候道学，就是靠关心帝王家事啊来治理国家，今天还这样，是靠关心毛主席，周总理的家事啊来治理国家。这样的一些人号称精英，国家怎么会有经济，国家怎么会有国防？所以逐渐发展，就发生了1840年导致中国崩溃的几个因素啊。 第一，封建主义，第二，买办资产阶级。就是由兼并商和海商发展来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他不止是商人，他还是金融力量。官僚资产阶级。我们说明朝为什么国家能力下降？吏治的败坏，任何的改革都推行不下去，国家因为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得不走向严重的重商道路，扶持的却是不事生产的商，渐渐变成兼并商，海商，把国家的钱放到国外，士大夫阶级，除了道学以外，就是胡说，这样搞了五百年，中华民族还没有亡国灭种，那真不错了。中国革命，有些人就瞎说，说中国革命是‘穷棒子造反’，这话在台湾讲是不行的。你在台湾讲中国革命有问题，学术界，台大，中央研究院都跟你过不去的。为什么呢？中国革命的伟大先生者孙中山，说‘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毛泽东就讲‘革命进行到底’是孙中山先生遗嘱。所以台湾有位钱先生，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他到北大参加研究班，他很惶恐，他说‘毓海兄啊，你们这里可以讲革命不好的啊？’我说你们那里不可以讲啊。他说不可以讲，讲了就是反对国父啊，国父就是孙中山先生。他说这其实没有道理的。 你们看，我们这个比台湾要解放了。五百年来，中国的改革家，志士仁人啊，他们都想提振国家的能力。从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啊，他们都提了很多主张，‘复井田’、‘废科举’限兼并，限墓地等等，可是讲了五百年，都没能真正实行，都反对。是谁实行的？是中国革命啊。什么叫‘复井田’？耕者有其田。只有耕者有其田，在这个基础上老百姓才能保家卫国，保我家园。这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什么要‘废科举’‘兴学校’？从王安石讲到康有为。讲到大学里去，科举都没有了，就讲些拍马屁的学问，讲些辞章了。学校要学现实当中的学问啊。儒家开始孔子是当会计的啊，从现实当中感受学问。所以是中国革命重新筑造了中国。人民战争实事求是，五百年来谁著史，中国革命真是要复三代之志，中国革命要培养的，在人民当中才有发明创造，才有办法，人民当中自己组织起来，通过保家卫国，通过耕者有其田，实现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首先是军事上的胜利。不能小看军事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实打实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驱逐买办官僚阶层到台湾去，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战争的胜利，人民战争的胜利，改革开放。我对改革开放可能跟乌有某些同志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当然这可以探讨了。 改革开放以前啊，顾准在他的文集里有段话，这个很好玩啊，顾准是个直率人啊，他是个伟大，合格，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不是说他是高粱先生的父亲，我是高梁先生的朋友才这样说的啊。他说啊‘我们现在不要管西方资产阶级钱柜子，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我们的产品捅到国外市场去，把他搞个人仰马翻’。文革那个时候他就这样写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讲援助亚非拉，第三世界，但是他说‘援助亚非拉还不够，我们现在还要对资产阶级来硬的。’来什么硬的？把我们的东西捅到西方，把他们的市场搞得人仰马翻。从某种意义来讲，顾准的理想，改革开放后实现了。这是不是一个进步？我认为是。虽然确实在国内出现了很多问题和反思，但是确实结束了西方社会垄断市场的现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改变和结束五百年来，自白银发现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啊，他们垄断金融市场和科技的问题，特别是金融问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极其重要的任务。如果这个任务不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谈不上的。不完成这个任务啊，改变这个世界不合理的秩序是谈不上的，社会主义是谈不上的，所以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万里长征啊。这就是从五百年的历史来看啊。　　 罗嗦了那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