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和崔颢的《黄鹤楼》，几乎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这篇文章就从这两首我们熟悉的作品出发，来考察一下盛唐时期题写名胜的诗篇及其相关问题。
因为涉及名胜，这里所说的题写，通常与登览、宴饮、访古和行旅等场合相关。从写作方式来看，可以一并归入即景诗或即事诗的范畴。顾名思义，题写是以所写的名胜为题，也具有潜在的表演性和展示性，往往与题壁的书写行为和物质条件密不可分，尽管事实上并不总是如此。名胜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历史名迹到风景胜地，都包括在内。不言而喻，名胜离不开文字书写：一处地点总是通过书写来指认、命名、界定和描写呈现，并因此而成其为名胜。而书写的名胜也同时构成了文本化的风景--人们往往最早在诗歌中遭遇名胜，甚至从来也没有亲临其地。题写名胜不自初盛唐始，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又远过于从前。诗的全盛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南北统一所带来的地域版图的拓展、历史名迹的确认与重新确认，以及新的地标建筑的出现，给诗歌题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而题写名胜又反过来重绘了盛唐诗坛的版图，并且引出了新的问题，涉及古典诗学的一些核心观念。这就是题写名胜这个题目的由来。
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模仿崔颢的《黄鹤楼》并与之竞争的，但他竞争的对象又不限于《黄鹤楼》。这个例子提供了切入盛唐诗坛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直接感受诗人的压力与动力、他受到的影响与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可以依据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来绘制当时的诗坛版图。沿着李白所提供的这条线索前后推延，一路上会遭遇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从文本化的名胜是如何构造出来的，题写名胜提出了哪些挑战，又引起了怎样的回应，到重新理解和估价古典诗歌的写作实践与批评话语的一些核心问题。这其中包括即景诗写作的理想范式与经验基础，也就是"场景诗或场合诗"（occasional poetry）关于即景题咏的假定和在场写作的预期，因为这些假定和预期暗含了价值判断：唯有亲临现场，触景生情，才能确保登览题诗作为即兴写作的真诚性与未经媒介的直接性。但这不过是一个规范性的命题，而实际上，我们却不得不经常处理缺席写作的可能性与诗歌作品的互文性现象。此外还涉及创造与模仿、因循与竞争、文字书写与物质文化，以及诗歌题咏与题咏对象之间的关系等其他相关问题。
这些问题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但又自有内在的理路可循，环绕着古典诗歌范式的核心特征而展开。我们就从具体的作品出发，看一看这次行旅最终会将我们带向何方，一路上又会有哪些收获。
一、从《登金陵凤凰台》开始：李白与崔颢的竞技
首先来看一下李白（701-762）的《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1]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不同的说法。通常认为是作于李白的晚年，即761年，也就是他过世的前一年。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政局依旧动荡。所以最后一联的"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只是一个眼前看到的风景，还是一个隐喻，暗含了对时局的忧虑，也表达了故国长安之思。另一个说法是这首诗写于李白744年遭谗言，被赐金还山之后，具体的写作时间大致是747年。 [2]在这个语境里，浮云蔽日的政治寓意，也不难理解，甚至更为恰当，因为它出自汉代陆贾的《新语》："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3] 看起来还是747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李白最早一次游金陵，是725至726年。747之后的三年，他基本上就在这一带逗留，也留下了不少诗篇。除了这首之外，还有一首写到了金陵凤凰台，题目是《金陵凤凰台置酒》，作于748年前后。
我这里所关心的，是这座凤凰台与诗歌题写的关系。
从题材来看，这首诗属于"登临"、"游览"类。《千载佳句》卷上作《题凤台亭子》。因为是登览名胜，自然包含了"题咏"之意。是否题写在了凤凰台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无法求证。题目上的这座金陵凤凰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最早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书‧符瑞志》的中篇里面，讲的是南朝宋文帝元嘉14年3月，有二鸟集于秣陵民王顗园中李树上，看上去十分奇异，大如孔雀，文彩五色，于是被指认为凤凰。我们知道凤凰本无其物，但因为表示祥瑞，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得知大喜，就上报给了朝廷。结果呢？"改鸟所集永昌里曰凤凰里"，[4]凤凰之名，由此而来。但文中说的是"凤凰里"，并无一字提到凤凰台。
事实上，在李白之前，似乎没有看到题写凤凰台的诗作。或许有过，但没有流传下来，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南宋的一位文人林希逸甚至说："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诗也。"[5]他强调的是，凤凰台之所以成名，正是因为李白的题诗，而不是相反。这句话当然也可以做更宽泛的理解，借用清人赵翼（1727-1814）的话来说，正是"楼真千尺回，地以一诗传"。[6]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这里讨论的题目上，那就是"题写名胜"。至少可以说，名胜因为诗歌题写而成其为名胜。诗歌参与创造了名胜，也包括名胜周围地点和建筑的命名，这是第一点，后面还会读到其他的例子。第二点，李白也因为这一首《登金陵凤凰台》诗，而在这一名胜之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以这样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占领了金陵的凤凰台，获得了对它的永久性的拥有权。后来的诗人写到凤凰台，都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提到李白的这篇诗作，并向他致敬。
回过头来看这首诗，也不难发现它所关注的核心，正在于名与物，或名与实的关系。体现在诗人的视觉观照当中，就变成了见与不见、有与空、今与昔之间的一系列对照。这里有凤凰台，但凤凰早就消失在诗人的视野之外，变成了一段历史传说。所以，名与实不能共存，二者失去了统一性。在这首诗里，浮云蔽日，三山半落；花草掩埋了幽径，从前的衣冠人物早已变成了土丘。遮蔽掩盖，还有因为时代变迁而导致名实不符--这是诗中重复出现的两个母题。李白在"花草"前面加上了"吴宫"，把自然现象定义为历史现象，仿佛它专属于那个朝代，变成了一个专用名词。但名实之间，横亘着时间的距离，不可能达成一致：正像晋代的衣冠变成了今日的土丘，这里的花草也早已看不出三国时期吴国宫廷的繁华风流，被它掩埋的宫廷花园，甚至连路径都无从辨认了，名存而实亡。
类似的情形，同样见于凤凰台自身。所谓"凤去台空江自流"，"台"固然还在那里，但却"空"有其名。"台空"并不是台上真的空无一物，而是说凤凰台所指称的凤凰早就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因此，凤凰台这一称谓就失去了它的所指而被抽空了内容。"凤凰台上凤凰游"，原是一次性的久远事件，无法重复、也不可逆转。称之为凤凰台，就跟"吴宫花草"一样，只是见证了时间的流逝与人世的代谢。在这里，命名既是对过去事件的一次纪念，也是对当下阙失的一个补偿。
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唯有长江之水，看上去从来如此，时间对它不起作用。但长江之水也在不停地流动，并非亘古不变。李白真正想说的是，长江的流水对周围的世界，无论是朝代的陵替，还是自然界的变迁，都熟视无睹，似不关心。"凤去台空江自流"的这个"自"字，点出了江水的无动于衷或浑然不觉。它向来如此，也终将如此。凤凰来也好，去也罢，都与它无关。
提起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崔颢的《黄鹤楼》，并且把它们对照起来读。李白凭着一篇《登金陵凤凰台》，占据了凤凰台这一处名胜，或者说，创造了这一处名胜。但是同崔颢题写黄鹤楼相比，李白却是后来者、迟到者。他的《登金陵凤凰台》是对《黄鹤楼》的模仿，以下就是《黄鹤楼》诗后世通行的一个版本：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7]
崔颢（约704-754）的这首诗大致作于开元11年（723）及第前后，一说作于晚年，但因为见于下限为天宝3载（744）的《国秀集》，其早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自是无可疑义的。[8]座落在今天武昌长江岸边的黄鹤楼，最初究竟是如何得名的，历来众说纷纭。据梁普通3年（526）萧子显撰《南齐书》的《州郡志下‧郢州》记载："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鹄过此上也。"[9]南朝宋鲍照曾作《登黄鹄矶》，但并没有提到黄鹤。南宋张栻（1133-1180）曾撰《黄鹤楼说》，认为黄鹤楼因黄鹄矶而得名，"鹄"字转音为"鹤"，故此后世称黄鹤楼。[10]另一说以唐人阎伯瑾于765年所写的《黄鹤楼记》为代表，援引《图经》曰："费袆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11]但崔颢诗中明言"黄鹤一去不复返"，与费袆驾黄鹤返憩此楼的说法，也不尽一致。
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相似，崔颢的这首《黄鹤楼》也正是在名与实、见与不见之间展开的，尤其是开头的两联凸显了当下"此地空余黄鹤楼"和"白云千载空悠悠"的"空"的状态。一个"空"字重复使用了两次，后一次写昔人乘黄鹤而去，唯见白云留下一片空白，仿佛千载不变，绵延至今；头一次写黄鹤楼一旦失去了黄鹤，便徒有其名。这两个"空"字，都暗示着阙失，目中所见，唯有黄鹤楼被黄鹤遗留在身后，永远见证它的离去和缺席。而眼前的白云跨越时空，绵延今古，也反衬出名与物、当下与过去之间难以克服的距离。
这一模式到《黄鹤楼》的尾联获得了新的演绎，并且被赋予了浓郁的乡愁："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一次阙失的是乡关：乡关已不复可见，自己在烟波浩渺的江上，茫无目的地漫游漂泊，何日才能返回故土呢？返乡归家的遥远向往与欲归而不能的内心迷茫，在这里来得有些突然；与昔人乘鹤的无牵无挂和一去不返，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仙人与黄鹤，飘飘何所似？他们就像白云那样，悠然而去，何等洒脱！他们不知所终，无复依傍，亦无身名之累--无论什么称谓，他们都不在乎，拿他们的名字去命名楼台亭阁，就更与他们无关了。因此，一方面是驾鹤升仙而去，另一方面是滞留徘徊思归，标志着人生的两个相反的去向。而借助日暮烟波中的回望，我们也仿佛可以从前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联中，窥见诗人无所依托的孤独身影了。
《黄鹤楼》一诗的尾联将当下定格在"烟波江上"的"日暮"瞬间，也大有深意。"日暮"时分正是"鸡栖于埘"，"牛羊下来"的"日之夕矣"，《诗经》中的《君子于役》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的思归之叹。[12]因此，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中，"日暮"与"乡关"是相互关联的意象。而它们同时出现在这首登楼诗的结尾，又恰好上承了王粲（177-217）《登楼赋》以来登楼望乡的故土之思的脉络：一方面凭栏远眺，旧乡阻绝，"凭轩槛而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另一方面白日西沉，烟波浩渺，却形单影只，托身无所，"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把这两个方面整合进"登楼"的场景，不仅改变了《黄鹤楼》的趣旨，而且将全诗的主题升华为人生归宿的永恒乡愁。[13]
从诗中营造的氛围和内在的情感气质来看，《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相比，都有明显的差别。李白没有接着发挥《黄鹤楼》的日暮乡愁和人生归宿的主题，而是把长安变成了向往的所在，以浮云蔽日的象喻改写日暮思乡的联想，从而暗示了对政治与时局的关切和隐忧。这与他在诗的第二联中引入人世变迁与朝代陵替的历史维度，也是前后一贯的。
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对崔颢的《黄鹤楼》所做的这些改变无论多么显而易见，却又都是替换性的，也就是在一个现成的模板中，对其中的一些意象做了延伸性的替代--"白云"变成了"浮云"，"长安"替代了"乡关"，更不用说在"黄鹤"的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凤凰"。同样不难看到的是，李白也在有意回应了《黄鹤楼》的母题和句式：他像崔颢那样，在名实、有无，以及见与不见之间，大做文章。而从"黄鹤"到"凤凰"，名称虽然变了，诗歌语言的基本模式却仍在重复，就连《黄鹤楼》的韵脚也保留不变。这是一个更深层的联系，也就是文本上的联系。本来，崔颢选择了"侯"韵，是为了照应标题上的"楼"字，当时的"登楼"诗都往往如此。可李白写的是凤凰台，与任何一座楼都无关，却偏要勉强牵合《黄鹤楼》的韵脚，岂非多此一举？但这恰好是李白的用意所在。
的确，尽管《登金陵凤凰台》用凤凰替换了黄鹤，但却搬用了《黄鹤楼》的韵脚和句式结构--名实之别不只构成了这两首诗的共同主题，也在《登金陵凤凰台》的写作实践中，获得了一次新的演绎。但李白又不仅仅在模仿崔颢，还要与他竞争。所以，他又没有亦步亦趋地去复制原作的格式，而是对它加以变奏和改写，仿佛是为了证明，即便是同一个写法，他也能有所改进，甚至可以把原作比下去。《黄鹤楼》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头两联中，三次重复黄鹤，已堪称绝唱。李白写的是同样的意思，但只用了一联两句就做到了。他首先把主语位置上的"昔人"给取消掉了。凤凰原本逍遥自在，无论来去，皆与人无关，所以根本就可以略去不提。这样便有了"凤凰台上凤凰游"这一句。第二句的"凤去台空江自流"，等于是《黄鹤楼》的头两联四句叠加在了一起，压缩改写成一句。但压缩归压缩，却一点儿不妨碍李白在这一联的两句中，连续重复了三遍"凤凰"（包括一次简称为"凤"）。这是一个竞技斗巧的高难度动作，但听上去却如此轻松，仿佛脱口而出，得来全不费功夫。令人在错愕之余，不由得击掌称快！
关于李白的这首《登金陵凤凰台》，还有一些传闻，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见于北宋的记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该闻录》云：唐崔颢《题武昌黄鹤楼》诗......李太白负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欲拟之较胜负，乃作《金陵登凤凰台》诗。[14]
李白明知黄鹤楼上已经署上了崔颢的大名，在此攻城拔寨，已近于徒劳，就换了一处战场，到金陵凤凰台上接着上演这场竞争的游戏。《苕溪渔隐丛话》约作于南宋高宗年间（1127-1162），李、崔竞争说，自此大炽，被反复援引转述。而类似的传闻，也可以在普济（1179-1253）的《五灯会元》和王象之（1163-1230）的《舆地纪胜》中读到不同的翻版和衍生叙述。[15]不过，胡仔并没有忘记交代，此说最早的出处是北宋李畋的《该闻录》。该书已亡佚，据今人王河、真理的《宋代佚著辑考》，大致成书于庆历7年（1048），而从《类说》和《古今事文类聚》等书中辑出的四十余条来看，它的特点是："杂记唐宋以来朝野轶闻趣事，多有因果报应之事。"[16]
《该闻录》的上述记载究竟是凭空捏造，还是事出有据？从现存的史料中很难得出明确的判断。就效果而言，这个故事并没有改变我们对诗歌作品的基本理解。而它本身，在我看来，倒很可能是出自对《登金陵凤凰台》的解释，因为归根结底，李白与崔颢的这一场竞争，毕竟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体现在了《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的互文关系之中。但《该闻录》采用了传闻和叙述的形式。它从诗里读出了故事，变成了对李白写作缘起的一个说明。有关唐诗写作的"本事"传说，往往如此，未必都实有其事，但又不失为解读诗歌的一种方式。它们之所以广为流传，正在于体现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阐释传统，因此，至少听上去是合理的，甚至还相当可信。对于后世的诗人来说，李白黄鹤楼搁笔成了文坛的一段逸事佳话，也变成了他们题写黄鹤楼的起因和动机之一。也正是基于这一情况，我将属于轶事传闻的"本事"叙述视为文学批评话语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并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解读和分析。
那么，李白为什么非要跟崔颢捉对厮杀，较一日之短长呢？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他是哈洛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那样一位强力诗人或强势诗人（strong poet），绝不甘居人下。[17]若是换成别人，就未必如此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头再说。
其次，李白也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去跟崔颢竞争。他与崔颢年龄相仿，诗风也颇有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崔颢不仅早在723年就进士及第，而且在诗坛上也年少成名，久享盛誉。《河嶽英灵集》可以为证。它的编者殷璠务求将当代英灵的杰作汇成一编，所收作品大致作于714至753年期间。其中选录了崔颢的十一首诗，包括《黄鹤楼》。殷璠在评语中，说崔颢的一些作品"可与鲍照、江淹并驱"。这句话被《唐诗纪事》所征引，但变成了"鲍照、江淹须有慙色"，下语不可谓不重。[18]今天的读者或许不觉得这一评价有什么了不起，在当今学者写的文学史中，鲍照虽然在他自己的那个时代还算出色，可哪能跟李白相比，而江淹岂不更是等而下之了吗？但这并不是盛唐人的看法。杜甫赞美李白，就把他比作庾信和鲍照："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又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19]可我们知道，他当时对李白可以说是顶礼膜拜了，所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20]李白的自我期许又如何呢？实际上，他经常提到的也正是谢脁这样的南朝诗人："解道长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21]杜甫更是坦言自己"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谢灵运和谢脁都烂熟于心，在阴铿与何逊的作品上也下过一番功夫。[22]从这样的陈述中，我们读不出丝毫自谦或自贬的意思来。那么，殷璠又是怎样评价李白的呢？他选了李白的十三首诗作，比崔颢还多两首，如果数量是一个衡量的指标，应该说评价不低。当然，入选篇目并非唯一的标准，殷璠也只选录了陶翰的十一首诗，但评价之高，几乎无以复加。他评李白的作品是"率皆纵逸"，与他"志不拘检"和特立独行相一致。又说他的《蜀道难》等篇"可谓之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23]一个"奇"字，可褒可贬，这里听上去自然还是褒义的，但接下来一个"然"字，语气一转，做了补充或限定。李白不拘成规的诗风，在他眼里，似乎仍不免有些另类。但殷璠对崔颢的态度就不同了，把他这样一位过世不久的当代诗人，比作了诗歌史上的人物，也就是对他做了一个历史的评价。
在一部《河岳英灵集》中，得到与崔颢类似评价的盛唐诗人，不过寥寥几位，如常建、王湾和陶翰。王维更是当下诗坛的盟主，他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无可撼动。稍后不久，独孤及（725-777）就开始把崔颢与王维相提并论了。在他看来，俨然正是他们二人，在初唐的沈佺期和宋之问之后，共同支撑起了一个盛唐诗坛，而曾任左补阙的皇甫冉不过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佼佼者之一，得以厕身其列而略无愧色："沈宋既没，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而入者，当代不过数人，补阙其人也。"[24]可见从盛唐到中唐，崔颢的地位不仅居高不下，还似乎有了持续上升的势头。此后刘禹锡（772-842）写道："（按：卢象）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25]刘禹锡为卢象集题记，对他的诗歌地位难免有些言过其实，但表彰的方式，正是让他加入王维、崔颢的行列。
殷璠、独孤及和刘禹锡心目中的盛唐诗坛的格局，与我们今天站在所谓历史"高度"对其所做的描述判断，真可谓大相迳庭。卢象就姑且不论了，王维、崔颢这一对组合也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更离谱的，恐怕还要算芮挺章编纂的《国秀集》了。其中选诗最多的盛唐诗人竟然是一位名叫卢僎的吏部员外郎--一共收了他十三首，而他现存的诗作加在一起不过十四篇。要不是因为《国秀集》，这位吏部员外郎恐怕早就被人遗忘了，也几乎不会有什么诗作传世。作为批评家，我们完全可以对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行使分析和评判的权力，而无须顾及当时的术语和标准。但文学史家就不然了，因为文学史的使命，并不在于根据当今的"后见之明"，对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做出评判，甚至于盖棺而论定；更不能采取粗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历史拜物教的立场，迷信所谓"历史淘汰"的绝对公正性与客观性，以致于失传的作品注定就不值得流传后世。文学史家首先应该尽量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对他们的评价标准、批评话语与写作实践，获得一种"同情理解"，也就是尽可能设身处地去了解当时人的某些看法及其成因，了解盛唐的"当代文学"视野是如何建构起来的，究竟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包括了解现存作品的来历、流传、变异和编选情况，及其在当时的阅读与理解。而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深知自己的局限。这首先是因为所谓盛唐的当代视野是处在发展和变动当中的，并不稳定，也缺乏确定性，而且因人而异，未必能达成共识（这一点，只要参照我们自己的当代文学经验，就不难体会）。其次是因为关于盛唐诗歌的历史知识早已经过了历代的过滤、筛选与重新组合，并曾服务于不同的历史叙述和其他目的。无论如何，那些传世的篇目不过是全部作品的一部分而已，它们的"代表性"，无论从作者自身来说，还是就整个时代而言，都是有限的，而且也不免打上了各种不同选集、类书和文学话语的烙印。可是，我们今天舍此则别无它途，只能通过这些经过了世世代代的选择和重组的材料，去勾勒当时诗坛的一个侧影而已。
尽管对盛唐的"当代文学"视野，我们仍缺乏足够的了解，有些现象还一时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但至少可以说，李白与崔颢去竞争，绝不是什么无可理喻的奇思异想，更不是屈尊俯就，降格以求。恰恰相反，他在挑战当时诗坛上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而《黄鹤楼》又正是崔颢为人公认的代表作--它被收进了唐、五代的四种唐诗选本，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为崔颢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堪称诗歌史上的一个奇迹。李白的《蜀道难》在当时也颇受欢迎，但还是没法儿跟《黄鹤楼》比。他的《登金陵凤凰台》不见于任何一种现存的唐人当代诗选。
其三，李白显然久闻崔颢盛名，甚至可能跟崔颢也有过交往。我们知道，收诗截止于天宝3载（744）的《国秀集》署崔颢官衔为太仆寺丞。新旧《唐书》又载他于天宝中官至尚书司勋员外郎。可知崔颢入京为官的时间当在开元末年或天宝初年，绝不迟于744年。[26]而李白于742年应召进京，两年后返山。这两年期间，他很可能与崔颢同在长安，不乏相见和结识的机会，至少他早就知道崔颢其人其诗。从交游的圈子来看，崔颢与高适、王昌龄和孟浩然都分别有过交往，而这三位诗人跟李白也先后有过诗歌赠答与唱和，往还之际，难免不提到崔颢和他的作品。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作于747年，距离他告别长安不过三年左右。不难想见，崔颢的盛名，当时仍如雷贯耳。不过，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时间并没有化解李白的心结。在他此后的作品中，还不时可以听到《黄鹤楼》的变奏与回响。围绕着这首诗所发生的故事，也远远没有结束。
二、崔颢的《黄鹤楼》："白云"与"黄鹤"之辨
这样来解读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听上去已近乎完美，但有一个问题，或许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崔颢的《黄鹤楼》诗有不同的版本，我们这里读到的，未必就是盛唐时期流行的那个版本。而李白读到的《黄鹤楼》，与我们今天流传的文本很可能不一样。
研究历代的选本文化，都无法回避崔颢的《黄鹤楼》。它可以说是选本的宠儿，自唐代而然，历时而不衰。唐人的当代诗选中，《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和《又玄集》都收录了《黄鹤楼》。还有一本稍晚一些，是后蜀韦庄编选的《才调集》，此外就是现存的敦煌抄本一种（伯希和3619号卷）。这些选本各有来历，而且历代又有不同的刻本，同一首诗也存在文字的差异。《国秀集》所收的那个版本为《题黄鹤楼》，连标题都不完全相同：
昔人已乘白云去，兹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里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27]
与此相比，其他的版本略有不同："兹地"又作"此地"（《河岳英灵集》、《才调集》），"空余"又作"空遗"（《河嶽英灵集》）、一作"空作"（《才调集》），"千里"又作"千载"（《河嶽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何处是"又作"何处在"（《河嶽英灵集》）。敦煌抄本，出入更多："空余"为"唯余"、"千里"作"千载"、"萋萋"作"青青"、"烟波"作"烟花"。但无论它们之间有何差异，这些唐人的本子与后世的通行本相对比，有两个主要的共同之处，那就是第一句都是"昔人已乘白云去"，无一作"昔人已乘黄鹤去"；再就是"春草萋萋鹦鹉洲"中均为"春草"，而非"芳草"。就重要性而言，显然不如起句的"白云"与"黄鹤"之别了。
"白云"与"黄鹤"的争论，由来已久。争论的焦点，无非是版本的取舍、情理的推断，与艺术高下的评判，但这三者又经常彼此纠结，甚至混为一谈。陈增杰、施蛰存等先生，以及近年来就此发表论文和论著的陈文忠、刘学楷、沈文凡和方胜等学者，都分别做过材料梳理与义理辨析。[28]陈增杰认为在宋人的唐诗选本中已经出现了"昔人已乘黄鹤去"和"芳草萋萋鹦鹉洲"，举的例子是归在王安石名下的《王荆公唐百家诗选》。施蛰存根据元代的《唐诗鼓吹》，主张"白云"改成"黄鹤"发生在金、元之间。方胜核实了现存的版本，得出的结论是，《唐百家诗选》的宋刻残本仍作"白云"、"春草"，直到清代康熙年间的刻本，才改成了"黄鹤"，而"春草"仍因其旧。至于《唐诗鼓吹》，也是到了清代康熙27年（1688）的刊本，才变成了"昔人已乘黄鹤去"，但仍在"黄鹤"处注曰："一本作白云"。"黄鹤"说可追溯到明代的万历年间，或许稍早一些，但终究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到了清初才逐渐占据上风，也正是无可疑义的。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力主"黄鹤"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样一来，就引出了几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李白读到的《黄鹤楼》果真是以"昔人已乘白云去"开头的，他与崔颢竞争的故事岂不是第一脚就踩空了吗？而他的《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的互文关系又从何谈起呢？具体来说，倘若《黄鹤楼》的开篇并没有提到"黄鹤"，《登金陵凤凰台》的首句"凤凰台上凤凰游"，究竟出自何处呢？
这是一个关于开头的故事，也事关原作与仿作之间的关系。但文本间的互文关系并非总是单一性或单向性的，所谓原作又未尝不是更早一篇作品的仿作。因此无论原作还是仿作，都只能相对而言。而所谓开头，也未必真的就是从头开始。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崔颢的《黄鹤楼》自有来历，李白心知肚明。这涉及到三个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是一对一的关系。《黄鹤楼》的首句究竟如何，一旦放到这个语境中来看，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如果仅在"白云"与"黄鹤"之间做取舍，前者固然有版本的依据，但后者从艺术上看，却颇能自成一说，还似乎占了情理的优势。在质疑"昔人已乘白云去"时，金圣叹就曾反问道："白云出于何典耶？"[29]的确，昔人乘白云一去不返的说法，与有关黄鹤楼的任何典故都不沾边，可以说是全无来历，而接下来的"此地空余黄鹤楼"也因此失去了凭藉--既然黄鹤从未出现过，"空余"二字究竟从何说起呢？如果说白云是一个比喻，则比作白鹤尚可，黄鹤又如何可比？
主张"黄鹤"说的学者还从诗歌艺术的高下来立论，例如清人魏伯子就这样评论说：
后之俗人病其不对，改首句"黄鹤"为"白云"，作双起双承之体，诗之板陋固不必言矣！[30]
此说并无版本的依据，但他认为《黄鹤楼》若以"白云"开篇，便落入了双起双承的体式，变得板滞粗陋。这一评论切中肯綮，非个中人不能道也。言下之意，头两联若以"白云"起首，又回到"白云"，那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封闭格局，自我完成，自成一体。这样一个结构，缺乏向前推进的动力。诗才写到一半，就难乎为续了。而从"黄鹤"起，以"白云"结，恰好打破了这个格局。而连续三遍重复"黄鹤"，又造成了一个停顿复沓之势，也郁积了巨大的能量，直到第四句"白云千载空悠悠"，才释放出来。其势一泻千里，而余波不绝，又像白云那样绵延千载。诗人因此得以完成了一次时空上的转移，把目光从面向往昔的遥远凝望，带回到了当下的片刻。因此，接下来的目前之景"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就来得毫无滞碍，水到渠成了。
以上这一番辨析，原无为"黄鹤"说正名的意思，但也并非无关宏旨。正像上述当代学者指出的那样，明清时期的诗选编者纷纷把《黄鹤楼》的起句改成"昔人已乘黄鹤去"，最终的依据不是别的，而很可能正是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换句话说，他们通过李白的仿作来反推崔颢的原作，也就是从《登金陵凤凰台》的头一句"凤凰台上凤凰游"，推断《黄鹤楼》必定以"昔人已乘黄鹤去"起首。这是一种逆转先后，本末倒置的做法，但这样一来，李白的仿作就不是凭空而来了，而崔颢的原作也因此而得到了改进，至少在魏伯子的眼中，就不再流于板陋，而变得跟李白的那首诗旗鼓相当了。这一段李、崔竞争的传奇，终于说得滴水不漏，皆大欢喜了。
不过，这桩诗坛公案的背后，还隐含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李白本人也很可能正是这样来读崔颢的《黄鹤楼》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取"白云"，而径以"凤凰"去跟"黄鹤"媲美了。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李白读到的版本正是"昔人已乘黄鹤去"。但即便不是，也没关系，因为李白在与《黄鹤楼》竞技的时候，已经暗自对它做了这样的改动，然后跟这个他修改过的版本去较量。这样做的效果之一，就是颠倒了两首诗的先后顺序和主从关系，以致于看上去，不是李白在模仿崔颢，倒像是崔颢在模仿李白，却力有不逮，而瞠乎其后了。李白于759年前后在江夏所作的《江上吟》中写道："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31]在他的心目中，黄鹤楼所纪念的那只黄鹤正是仙人的坐骑。由此看来，明清时期的唐诗选本把崔颢《黄鹤楼》首句的"白云"改成"黄鹤"，或许正是编者凭藉着特权，兑现了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对《黄鹤楼》所作的解读。
诗坛的迟到者与心仪的前辈或同辈诗人去竞争，因而有意误读原作，必欲后来居上，反宾为主。与此相关的论述，在现代西方学界有哈洛德‧布鲁姆关于强力诗人的影响焦虑说和误读理论，回到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学批评，则以宋代的江西诗派为总其成者。
布鲁姆认为历史上（尤其是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强力诗人，都摆脱不了迟到者的影响焦虑。诗歌的领地布满了先行者留下的诗篇，为了给自己打开一个新的空间，强力诗人不能不遭遇从前的巨人，并向他们发出挑战。而挑战的方式，恰恰是对他们的作品做出创造性的误读。在为1997年新版的《影响焦虑》所做的序言中，布鲁姆把讨论的范围延伸到了启蒙时代之前，集中分析了莎士比亚与他的同代人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竞争关系。他并且指出，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十四行诗中，"影响"（influence）一词还有另一层含义，指的是"灵感"（inspiration）。前人的影响构成了焦虑与灵感的双重来源，也因此塑造了强力诗人的诗歌写作。[32]
依照布鲁姆的影响焦虑说来解读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学界已有先例，其中不乏洞见。[33]但布鲁姆的误读说本身也易于引起误会，尤其是在中文的语境中，"误读"往往意味着不小心或无意间造成的错读，而布鲁姆的误读则是有意为之。此外，误读说并不假设存在着一种"正确的阅读"，更不是以后者为前提的。布鲁姆所说的误读，除了misreading，还有misprision，出自古法语mesprendre，意思是误解。但misprision又指渎职、隐匿和背叛，同时也是一个法律概念。为此，布鲁姆还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发展出一套心理学的解释，并与修辞学术语相互对应配合，用来揭示强力诗人有意挪用和误读前人作品的内心冲突、自我防卫和书写完成的过程。其结果有二：首先，诗作不再是独立自足的单元，而总是处在与别的文本的互文关系中。因此不能像从前那样，把一首诗当作自成一体的文本来解读，而不顾及它与过去和当代其它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次，作为迟到者的强力诗人，往往通过对前人诗作做出有意的修改和偏离，以此来翻转时间的前后关系，从而把自己置于先行者的位置上。正如布鲁姆所说的那样，在他们的作品中，令人生畏的死者又回来了，但已经带上了他们的色彩，发出了他们的声音，至少在当下这个瞬间上，见证了他们的--而非死者自身的--坚韧不拔的存在。他所举的例子，包括哈代如何误读雪莱的诗作，艾略特的《荒原》如何挪用丁尼生的《圣杯》等等。
与布鲁姆所讨论的欧美文学相比，中国语境中的典故出处等互文性现象更丰富，历史也更为悠久，而历代诗文中对于文本之间滋衍派生的语言网络的多重性与无限性，更有着言说不尽的观察与洞见。至于迟到者如何利用互文关系，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一类的说法与做法，至迟到了宋代的江西诗派那里，也已蔚为可观了。布鲁姆致力于从心理与修辞这两个方面来揭示强力诗人如何遭遇前人压力，改窜前人诗章，而这在江西诗派的论述中，也不乏先例。彼此之间，颇有跨越时空展开对话的潜力。在这方面，当代学者杨玉成、周裕锴、Stuart Sargent和David Palumbo-Liu等已多有论述，可以参照。[34]生于诗歌的黄金时代之后，宋人的压力可想而知。黄庭坚就曾多次流露耻为人后的想法，希望通过"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活法"，为诗歌写作打开新的空间。他一方面承认杜甫是难以逾越的诗派始祖，一方面又说杜诗也无一字无来历，从而剥夺了杜甫所享有的特权地位，把他与迟到者一道，抛入了无往不在的互文关系的天罗地网。江西诗派由此发展出了一套写作的修辞策略和自我辩护的说辞。[35]那么，假如从他们的立场来评论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们对这首诗该做何评论？这里不妨看几个类似的例子：
黄庭坚《题东坡书寒食诗》：
东坡此诗似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36]
这句话用到李白和崔颢的身上，正是李白模仿崔颢，却有胜出崔颢之处。崔颢的确有诗在先，但"先到者"也不免有"未到处"。因此，时间上的优先位置并不能确保崔颢的无懈可击的优越性。李白恰好从崔颢的缺憾或不完善处下手改进，所以反而能后来居上，高出一筹。
杨万里《诚斋诗话》拿"述者"与"作者"比，双方互有胜负，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他认为，作为作者的唐人陆龟蒙反被宋代的述者王安石超过了：
陆龟蒙云"殷勤与解丁香结，从放繁枝散诞香"，介甫云"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作者不及述者。[37]
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引宋人叶梦得（1077-1148）语，以兵家为譬：
诗人点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将郭子仪之军，重经号令，精彩数倍。[38]
李光弼和郭子仪都是唐代名将，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了大功。二人伯仲之间，难分高下。但这也正是叶适的用意所在了。在他看来，将兵之乐，莫过于驱使名将训练过的部伍，令他们奔走于自己的号令而不暇，而精彩的程度更数倍于从前。能做到这一点，便是将中之将。以此类推，擅于点化前人名篇名句的诗人，岂不就是诗人中的诗人吗？
然而，江西诗派在关于诗歌的基本理解上，偏离了传统诗学的正宗，也正因此而饱受争议。而这或许也正是为什么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变得如此重要了。围绕着它所发生的争议，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的核心所在。尽管为李白叫好的评家，代有其人，但批评的声音也从未止息。以倡导妙悟说而著称的宋人严羽，对它就不无保留：
凌云妙手，但胸中尚有古人，欲学之，欲似之，终落圈圚。盖翻异者易美，宗同者难超。太白尚尔，况余才乎？[39]
言下之意，只要心中横着一篇前人的作品，就做不到翻空出奇。不难理解，为什么严羽也极力反对江西诗派的"以文字为诗"。若要逃避这样的指责，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干脆否认李白是模仿者。清人沈德潜评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曰："从心所造，偶然相似，必谓摹仿司勋，恐属未然。"[40]清代的《唐宋诗醇》曰："崔诗直举胸情，气体高浑；白诗寓目山河，别有怀抱。其言皆从心而发，即景而成，意象偶同，胜境各擅，论者不举其高情远意，而沾沾吹索于字句之间，固以弊矣。至谓白实拟之以较胜负，并谬为捶碎黄鹤楼等诗，鄙陋之谈，不值一噱也。"[41]借用严羽的说法，一旦承认是模仿前作，便落第二义矣。甚至一想到竞争，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但这只是沈德潜的潜台词，因为他是从正面来立论的：这首诗是当下片刻上，心与物合、兴发感动之作，与崔颢的《黄鹤楼》无关，也就是根本否认这两篇作品之间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互文关系。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反对用典和出处，但之所以如此强调诗人触景生情，无心偶得，正是为了确保诗作的真诚性和即兴自发的独特品格。《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42]这一说法在后世影响深远，构成了诗歌合法性论述的权威来源。 需要指出的是，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现代学者往往选择性地关注中国古典诗论中接近欧洲浪漫主义抒情诗的论述，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并从中衍生出理解和评价中国古典传统的理想范式。这一做法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的前提差异：其一，即便是传统文论中的"性灵说"也不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前提之上的，与后者关于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真诚性的观念相去甚远；其二，传统诗论文论中有关"情"的论述预设了个人内心"情感"状态与外部"情境"或"情势"之间的连续性关系，暗示了超越个人之上的某种普遍性品格，因此无法根据主体与客体的二元模式来理解。
无论如何，在李白与崔颢之间高下轩轾，变成了后人表述诗歌观的场合。宋代的刘克庄不否认李白与崔颢较量的动机，但认为两人打了一个平手：
古人服善。李白登黄鹤楼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句，至金陵遂为《凤凰台》以拟之。今观二诗，真敌手棋也。若他人，必次颢韵，或于诗之傍别著语矣。[43]
李白叹服崔颢的《黄鹤楼》诗，但并没有因此认输，而是伺机而起，与之犄角相争。他不像别人那样，采用次韵的做法，写一首唱和之作了事，更没有顾左右而言他--前者是附和敷衍，后者就成了躲闪回避。在刘克庄看来，这些都不是李白的做法。
李白通过题写凤凰台，营就了另一处名胜之地，那是一个独立的所在，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毕竟在他之前，还没有题咏凤凰台的名篇，而凤凰台与黄鹤楼之间也距离遥远，互不相关。但李白却偏要选择崔颢作为先行者，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迟到者的位置上。这岂非多此一举，跟自己过不去吗？实际上，崔颢的《黄鹤楼》之所以成为黄鹤楼的奠基之作，迟到者功不可没：正是他们的模仿复制赋予了它无法取代，更难以超越的独特地位。然而，这在李白又并不意味着认输。他挪用了《黄鹤楼》的句式和篇章结构，是为了在自己经营的文字世界中对它们施加改造。也就是迟到者以自己构造的诗歌世界去收编重构前作，从而迫使读者通过他题咏凤凰台的作品来阅读崔颢的《黄鹤楼》诗，并对它做出评价。
三、李白的黄鹤楼"情结"：文字与视域的吊诡
李白从黄鹤楼上下来，又到凤凰台上去与崔颢较量。但他仍不断回到黄鹤楼一带，改换一个角度，继续向崔颢挑战。这一次他并没有以黄鹤楼为题，而是把视线投在了鹦鹉洲上，诗题就叫做《鹦鹉洲》。而这正是崔颢《黄鹤楼》诗中写到的"芳草萋萋鹦鹉洲"。
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44]
唐代的鹦鹉洲今已沉没，原为武昌城外长江中的陆洲，上起鲇鱼口，下至黄鹤矶，大致座落在今武汉市西南一带的长江中。由崔颢的诗中可知，从黄鹤楼上一眼望去，鹦鹉洲和长江北岸的汉阳树一样，都清晰可辨，如在目前。然而有意思的是，李白在鹦鹉洲上"极目"四望，却全然不见黄鹤楼的影子。黄鹤楼与鹦鹉洲之间的空间关系，本来蕴含了通过目光往还而形成对话的可能性。崔颢从黄鹤楼上把目光投向了鹦鹉洲，但李白却没有从鹦鹉洲上报之以回望。他对来自黄鹤楼的凝望视而不见。这是有意为之的不见，不是真的没看见或看不见。
唐代写鹦鹉洲的诗篇不如写黄鹤楼的多，在李白的时代，还有孟浩然的一篇《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首联开门见山："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45]黄鹤楼与鹦鹉洲，就像一副对联的两个对句，彼此难分难解，尽管也不是没有例外。这是来自黄鹤楼的眺望，正像崔颢笔下的鹦鹉洲，完全笼罩在了他的目光之中。而这样一个鹦鹉洲的形象，因此就被纳入了以黄鹤楼为中心的视域中去了。但李白的这首诗《鹦鹉洲》，却把鹦鹉洲从黄鹤楼的视域中抽离出来了。他创造了一个以鹦鹉洲为核心的世界，与黄鹤楼没有目光的交汇与往还，与崔颢《黄鹤楼》诗所写的空间也避免发生任何交叉或重合。最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将黄鹤楼也从视野中一笔抹去，没留下一点痕迹。这是一次出色的心理防卫：他成功地避开了赫然在目的黄鹤楼，至少从视觉上看是这样。
但反讽的是，尽管黄鹤楼渺无踪影，《黄鹤楼》诗的句式与意象组合的方式却没有随之消失，反而在李白的《鹦鹉洲》里大张旗鼓地重现了。同他的《登金陵凤凰台》相比，这首诗更接近崔颢的《黄鹤楼》诗，几乎亦步亦趋地照搬了后者的诗行结构。于是，《鹦鹉洲》一诗在黄鹤楼的缺席与《黄鹤楼》诗的重现复制之间，就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与互补关系：一方面是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却又纠缠不休。除了首句之外，取代黄鹤而来的鹦鹉，也在原诗中黄鹤一词的位置上，毫无悬念地出现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内心的黄鹤楼"情结"，如何在视觉呈现和文字修辞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分别折射出来。
我不想在心理解释的路上走得太远，因为难免有猜想和揣度的成分。但《鹦鹉洲》在见与不见，变与不变之间，还是留下了许多解释的空间。它的头两联出自《黄鹤楼》，但把"鹦鹉"变成了首句的主语，置换了崔颢诗中的"昔人"。"昔人已乘黄鹤去"变成了"鹦鹉来过吴江水"，鹦鹉因此扮演了更主动、更重要的角色，但《黄鹤楼》诗的句式和词法基本保持不变。可以想见，李白花了一番功夫揣摩原诗，就像是在做句式练习。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2《语资》云：
（按：李）白前后三拟《词选》（按：《李太白集》王琦注引作《文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46]
模拟《文选》正是当时的一种写作练习，连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李白也是这么练出来的。从《鹦鹉洲》可以看到，李白似乎还拿不准怎样才能超越崔颢，有一点儿缩手缩脚，按部就班，读起来就像是一篇句法习作。但李白拆解《黄鹤楼》诗又重新加以组装的技巧，还是令人赞叹的。
比如说，《黄鹤楼》的颈联是"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到了李白的《鹦鹉洲》，就变成了颔联的第二句"芳洲之树何青青"，也就是将原诗中的两句合并成了一句来写。此外不要忘了，在唐诗的敦煌抄本中，崔颢诗中的"春草萋萋"就写成了"春草青青"。而所谓"芳洲之树"的"树"，显然出自"汉阳树"，"芳洲"反身自指"鹦鹉洲"。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中也是用"芳洲"来写鹦鹉洲的："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47]而"芳洲"最早的出处，自然是《楚辞》，但在这个特定的题目上，很难说与崔颢的《黄鹤楼》无关。如前所述，在《黄鹤楼》的后世流传本中，"春草萋萋鹦鹉洲"作"芳草萋萋鹦鹉洲"。正因为如此，我不想轻易否定这个后世广为传播的《黄鹤楼》版本，其中的"芳草"尽管不见于现存的唐人唐诗选集，但也可能来历久远，未可遽下断言。当然，我们最终也不能排除李白创造性地"误读"原作，用"芳草"替代了崔颢诗中的"春草"。
《鹦鹉洲》的尾联是"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它向我们展示，李白的模拟练习，不仅体现为在原诗的空间架构内部进行意象和词汇的替换，还体现为诗歌时间的顺延：他用"孤月"替代了崔颢诗中的"日暮"，而从"日暮"黄昏到"月"夜降临，在时间上是一个延伸的关系，也就是接着《黄鹤楼》一路写了下来。而那个极目远眺的望乡人，也仿佛穿越了《黄鹤楼》篇末的那个凝固的瞬间，从日暮一直伫立到月夜，进入了《鹦鹉洲》的时间范围。
回头来读李白《鹦鹉洲》的首联和颔联，我们不难看到，诗歌文本的互文关系何等强大，足以抹煞或掩盖掉题写胜地自身的特殊性。李白以鹦鹉取代黄鹤，但它们背后的典故却各不相同，无法相互替换。黄鹤楼固然是因为黄鹤而得名，但鹦鹉洲之所以得名，却与鹦鹉无关，而是因为曹魏时期的祢衡曾经做过一篇《鹦鹉赋》。据传，江夏太守黄祖的长子黄射曾在此设宴，有客献鹦鹉，黄射便请祢衡为之作赋。祢衡的《鹦鹉赋》借鹦鹉以自寓，写自己寄人篱下，怀才不遇的命运。他如同鹦鹉那样，或流漂万里，远播陇山，或身陷雕笼，心力交瘁。[48]可那毕竟是寓言文字中的鹦鹉，未可坐实来看。而客人献上的那只鹦鹉，本为笼中之物，又哪里谈得上自来自去呢？所以，《鹦鹉洲》的头一句"鹦鹉来过吴江水"，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可没有根据不等于没有出处，它的出处就正是崔颢《黄鹤楼》中的"黄鹤一去不复返"！黄鹤的掌故与鹦鹉毫不相干，用到《鹦鹉洲》中，自然造成了名实之间不相吻合。"江上洲传鹦鹉名"，已经是空有其名了，正如"此地空余黄鹤楼"，而"鹦鹉来过吴江水"从一开始就子虚乌有，有名无实。它唯一的凭藉正是它与《黄鹤楼》之间的互文关系，这是一个文字上的联系，只不过用"鹦鹉"偷换了《黄鹤楼》里的"黄鹤"罢了。
由上可见，李白虽然题写鹦鹉洲，但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崔颢的《黄鹤楼》。在李白这里，题写的具体对象绝非关注的所在，甚至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让他去复制《黄鹤楼》的诗行句式与通篇结构，并对其实施改造。
关于《鹦鹉洲》，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怀疑它是崔颢的作品，因此需要做一点说明。实际上，李白与崔颢的诗作发生混淆，并不限于这一首。傅璇琮在《唐才子传校笺》中，参照清人王琦的注本《李太白全集》，对《入清溪行山中》二首，略作考辨。[49]正如王琦指出的那样，《文苑英华》把这两首诗都列在了李白的名下，但其中一首又见崔颢集。[50]可知在宋初就已经出现了李、崔二人诗作相混的情况。前面说过，他们两人的诗风颇有相近之处，发生混淆也不令人惊讶。但《鹦鹉洲》一诗的情况还略有不同。崔颢模仿自己的《黄鹤楼》重写一篇的可能性不高，除非是拿它来试笔，也就是先有《鹦鹉洲》，而后有《黄鹤楼》。但无论何种情况，都缺乏证据的支持。从艺术成就来看，同样是出自《黄鹤楼》，《鹦鹉洲》跟《登金陵凤凰台》固然无法同日而语，与《黄鹤楼》相比，也只能算是一篇模拟的习作。有人猜想，李白先依照《黄鹤楼》写了《鹦鹉洲》，自知不如，却又"于心终不降"，直到写出了《登金陵凤凰台》，"然后可以雁行无愧矣"。[51]虽无证据，可备一说。不论如何，崔颢都没有必要在《鹦鹉洲》的题目下重写一遍《黄鹤楼》，但李白这样做的可信度就要高得多--关于他与《黄鹤楼》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呢。
重温崔颢《黄鹤楼》首句的"白云"、"黄鹤"之辨，我们既已读过了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头一句"凤凰台上凤凰游"，又有李白《鹦鹉洲》开篇的"鹦鹉来过吴江水"为证，《黄鹤楼》以"昔人已乘黄鹤去"起首，看起来也并非没有可能了，至少在李白的心目中是如此。这正是李白的《鹦鹉洲》带给我们的一个意外收获。
四、模仿与竞争：名胜题写的互文风景
这场以诗角逐的竞赛，是围绕著名胜书写而展开的。而这正是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所谓名胜之地，通常由历史遗迹或纪念性的地标建筑所构成，是可以在地理空间中确定下来的一个地点（topos），但它同时又是一个供人书写和议论的题目或话题（topic）。中国历史上的名胜之地，既是物质的存在，又是书写的产物--书写赋予它以意义，也规定了观照和呈现它的方式。它被文本化了，而且通过历代文字的题咏和评论，形成了自身的历史。这一文本化的名胜建构与名胜之地的历史相平行，它从根本上塑造了人们心目中的名胜形象，但并不依赖于名胜古迹的物质实体而存在。访寻或登览一处名胜古迹，就是接受一次题写的邀请，而题写又意味着加入前人的同题书写的文字系列，与他们进行想像中的对话。名胜的话题因此具有了自我衍生和自我再生产的能力。
初盛唐时期在名胜题写的历史上，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这首先与近体诗的成立定型是分不开的。此外，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之后，唐代拥有了辽阔的疆域和统一的版图，名胜地图也开始重构：过去的遗迹迎来了新的游客，新的地标建筑也正在兴起。与此同时，漫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没有谁终老于故乡。在一个诗的时代，诗人的足迹遍布南北，将历史古迹和地标建筑题写成为名胜。因此，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与名胜风景版图的拓建，变得彼此难解难分。我在这里除了黄鹤楼和凤凰台之外，还会提到洪都（南昌）的滕王阁、洞庭湖畔的岳阳楼、长安的慈恩寺、白帝城和巫山的神女祠等，当然这只是挂一而漏万了。但在这些名胜之地的诗文建构中，我们看到了唐人自我作古的倾向，哪怕是历史悠久的所在，也不妨碍他们从头开始。巫山的神女祠，经唐人之手重建，从此打上了当代诗人的标记。更不用说洞庭湖边的岳阳楼了，其上赫然书写着孟浩然和杜甫的诗作，提醒所有访客他们迟到者的身分。总之，唐人在确认风景名胜与诗歌典范这两个方面，是同步展开的，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切割的内在关联。
于是，便有了一位诗人以一首名篇占据一处名胜的现象。这一现象虽起自李白与崔颢的竞争，但到中唐之后，才逐渐在诗歌的写作与评论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宇文所安曾经在"占有"的题目下，讨论过唐代诗人与"胜地"的关系。[52]所谓"占有"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指私人买地，拥有一处风景胜地，或经营自家的别业。这是一种经济行为，涉及购买、转手、交易和所属关系，而中心的问题是所有权。但诗人往往从截然不同的立场来做出回应。白居易在他的《游云居寺赠穆三十六地主》中写道："胜地本来无定主，大都山属爱山人。"[53]他提醒这位地主，胜地本无定主，而属于他这样的"爱山人"。于是，一旦话题转移到黄鹤楼这样不属于任何个人的名胜建筑，崔颢便顺理成章地以诗歌题写的方式，将它"占"了下来，"据"为己有。黄鹤楼因此被称作"崔氏楼"，而凤凰台则非李白而莫属了。
这是另一种形式和另一个意义上的"占据"。一方面，每一处名胜和有可能成为名胜的所在，都变成了诗人竞技角逐的战场，争取在上面永久性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另一方面，名胜的版图又同时构成了诗坛的版图：占据了名胜的诗人把自己写进了当代文学的景观，从而在诗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他们的身后，后来者以诗的形式向他们致意，或者感慨自己的迟到或"余生也晚矣"，在这个地点和题目上，"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
更为重要的是，以一首诗占据一处名胜，也就意味着一次性地完成和穷尽了对它的书写，并以这种方式影响或制约了后人对它的观照与感受。就一处具体的名胜而言，这首诗就是它的奠基之作；从后来者的角度看，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先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之所以成为奠基之作和难以逾越的先例，并不是因为作者个人的"独创性"，而是因为他处在一个优先的时间位置上：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他兴发感动，写下了彼时彼地的所见所感。而人同此心，心同此感，这样的诗篇于是便具有了超越作者个人之上的"普遍性"的品格，因为它写出了每一位亲临此地者的印象与观感，也令每一位读者点头称是。关于即景诗的传统假定在此又一次产生了效力。
但是，这样一个关于即景诗写作的神话随即便遇上了互文性的魔鬼。尽管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的确是出自崔颢的《黄鹤楼》，但出处本身又有出处，范本自己也是仿本。李白是迟到者，固然毫无疑问，但崔颢又何尝不是呢？清人王琦引田艺蘅（1524-?）云：
人知李白《凤凰台》、《鹦鹉洲》出于《黄鹤楼》，不知崔颢又出于《龙池篇》。[54]
《龙池篇》是初唐诗人沈佺期的作品，王琦又引赵宧光（1559-1625）的说法，认为崔颢还不只一次模仿这首诗：他先是写了一首《雁门胡人歌》，不满意，又写了《黄鹤楼》，"然后直出云卿（按：沈佺期）之上，视《龙池篇》直俚谈耳。"[55]这一场诗歌竞技，还是崔颢笑到了最后。不过，《雁门胡人歌》与《龙池篇》仍多有不同之处，视为仿作未必恰当，这里暂且不论。最早指出《黄鹤楼》祖述《龙池篇》的是宋人严羽：
《鹤楼》祖《龙池》而脱卸，《凤凰》复倚黄鹤而翩毵。《龙池》浑然不凿，《鹤楼》宽然有余。《凤台》构造亦新丰。[56]
他的看法是，崔颢的《黄鹤楼》虽然以沈佺期的《龙池篇》为范本，却卓然独立，不受拘束。赵宧光从《诗原》中征引《龙池篇》曰：
龙池跃龙龙已飞，龙德先天天不违。
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微。
邸第楼台多气色，君王浮雁有光辉。
为报寰中百川水，来朝此地莫东归。[57]
如赵宧光所说，与崔颢的拟作《黄鹤楼》相比，《龙池篇》读起来像是顺口溜一类的"俚谈"。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它同时也是一次炫技的表演，在前两联中一口气连用了五个"龙"字，而头一句就重复了三次之多。
到目前为止，我都只是用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和《鹦鹉洲》分别跟崔颢的《黄鹤楼》比照来读。一旦把沈佺期的这首《龙池篇》也考虑进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李白写下《登金陵凤凰台》，不仅要跟崔颢的《黄鹤楼》一比高下，甚至还追溯到了《黄鹤楼》所模仿的范本，那就是《龙池篇》。横在李白心里的，并不只是一篇《黄鹤楼》而已，他连《黄鹤楼》的范本也不肯放过。可以这样说，他不仅要与崔颢较量，还加入了崔颢的行列，一同向沈佺期叫板。细心的读者或许很快就可以分辨出《黄鹤楼》与《龙池篇》之间在句式和语法上的差异，但田艺蘅毕竟独具慧眼。他在包括《雁门胡人歌》在内的这四首诗中看出了一个共同的模式：
沈诗五龙二池四天，崔诗三黄鹤二去二空二人二悠悠历历萋萋，李诗三凤二凰二台，又三鹦鹉二江三洲二青，四篇机杼一轴，天锦灿然，各用叠字成章，尤奇绝也。[58]
所谓"机杼一轴"指这四首诗就像是用同一架织机和同一把织梭纺织出来的锦缎那样，有着相似的图案纹理，也正是所谓"各用叠字成章"。不过，我还想就《龙池篇》的结构做一点补充：它在开篇头一句便点出标题上的"龙池"，而且陈述了龙已飞去的事实，所谓龙池变得有名无实。接下来重复使用了龙的意象，造成复沓徘徊的态势，然后放开手，让它一飞冲天，一去不返。前面已经说过，李白在模仿崔颢时，他读到的《黄鹤楼》有可能也正是以"昔人已乘黄鹤去"起首的，要么就是他自己把开篇的"昔人已乘白云去"的"白云"读成了或改成了"黄鹤"。假如是后一种情况，我们现在也终于明白了：李白并非任意修改，而是有所依据的。这个依据就是沈佺期的《龙池篇》。
拿《登金陵凤凰台》和《龙池篇》对照来读，还会发现它开篇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一联，演绎的正是《龙池篇》首联的上句和颌联的下句，即"龙池跃龙龙已飞"与"龙向天门入紫微"。李白通过重复"凤凰"来营造徘徊不前的姿态，而句末的"游"既是对这一姿态的确认，又与下一句中同一位置上的动词"流"形成了对照。表面看去，"流"字写的是江水奔流不息，实际上也暗示了凤凰的一去不回。相比之下，《龙池篇》的第一句就写了龙的飞去，但在"龙池跃龙"的意象中，还是暗示了它曾在龙池停留。李白也在首句中写到了凤凰在凤凰台上徘徊徜徉，而这正是来自《龙池篇》的，因为《黄鹤楼》并无任何一处写到黄鹤的逗留憩息。其次，《龙池篇》从"龙已飞"到"入紫微"，呈现的是同一个动作在空间中的连续展开，缺乏意义上的推进。而李白却在同一联的"凤凰游"与"江自流"之间，造成了对比的张力。两相比较，李白有模仿，也有改写。他沿袭了《龙池篇》和《黄鹤楼》的基本构架，但又志不在此，而是要在沈佺期和崔颢设置的游戏规则中，同时击败他们二人。
由此看来，名胜题写的模式原来是可以复制的，可以从一处挪用到另一处，而非一次性的产物，也不专属于一个固定的地点。李白是一位竞争者和挑战者，但不是在黄鹤楼上。那一处名胜已经被崔颢占去了，他只能转移到还没人写过的凤凰台上，在那里从头起步。但他的凤凰台题诗自身却是接续着一个现存的题诗系列而来的，实现了一次从《龙池篇》到《黄鹤楼》最后到《登金陵凤凰台》的三级跳。所以，尽管从地点上说，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是一次重新开始，但就诗作自身来看，却仍旧是一个继续。于是，由沈佺期开始的诗歌句式和意象的组合方式，稍加调整变动，就从龙池移置到了黄鹤楼，又经由李白之手，转移到了对凤凰台和鹦鹉洲的题写上了。关于另一处名胜的诗篇，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此时此地的所见所感--尽管这说起来似乎也很重要，而是与前作之间的互文关系及其连续性和变异性。这就是我所说的名胜题写的"互文风景"。
在这一互文风景的背后，是一位强力诗人与当代与前朝的诗人之间，通过题写名胜而竞争的故事。但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一故事，如何最终与布鲁姆关于"强力诗人"的"影响焦虑"理论发生了分歧：尽管竞争的动机是个人的，但结果却不限于个人行为，而且也超出了两篇诗作之间的关系。值得强调的是，李白与先行者的竞争是通过模仿来进行的，而且遵循了大致共同的规则。其结果并不是以他的作品颠覆前作或替代前作，而是与之形成了不可分离的互文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最终将它们共同纳入了一个共享的互文风景。在这一互文的风景中，共同的模式（篇章结构和诗行句式）大于个例之间的差异，但是这一模式又因为不断的变奏改写，而得以丰富和扩展，并通过从中派生出来的作品而衍生不已。
这一古典范式如何为其自身正名呢？它的合理性的依据究竟何在呢？上面讨论互文性时，提到了江西诗派。在江西诗派的倡导者的视野中，诗歌文本的互文关系显然大于它与呈现对象或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参照前作而对一首诗作出解释。同样，诗人之间的角逐竞争也正是在文本的场域中展开的，与他们诗作所涉及的对象世界并无直接的关系。无疑会有人指责江西诗派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切断了文学写作的生活之源，但江西诗派完全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宏观层次上来演绎"文"的概念，从而声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本身就经过了文的洗礼，因此也早已被"书写"过了。不仅人工制作的"人文"是如此，宇宙和自然界的"天文"也包括在内，因为它们呈现了共同的模式（pattern），诸如对称的图案等等。因此，"文"所编织出来的那张大网，铺天盖地，包罗万象，没有谁能置身其外。而诗人的所作所为，无非就是在既存的文本化模式的内部做出调整，重新编排组合，点化置换，创造出文字意义衍生变异的空间与新的可能性。
的确，如果把题写名胜的唐诗放在一起来考察，就会发现，占据了一处名胜之地的诗篇，未必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特性。不仅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之前有崔颢的《黄鹤楼》，而且《黄鹤楼》之前还有沈佺期的《龙池篇》。李白在模拟和改写《黄鹤楼》的同时，也揭示了后者的来历与出处，并因此瓦解了关于它的神话。这首公认为定义了黄鹤楼的诗篇，不过是互文风景的一部分，与黄鹤楼之间并不存在着无可替代的内在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崔颢与李白一样，都是迟到者。
而一旦说到唐代的互文风景，初唐诗人王勃的《滕王阁》似乎早就拟好了一张总的蓝本。乍看上去，崔颢和李白的登临之作，与《滕王阁》的篇章结构都判然不同，但稍加审视，就不难看到它们如何共同演绎了《滕王阁》在今与昔、见与不见的时空关系中所展开的感知结构。它们都同押"侯"韵，意象的安排与对比也不免打上了《滕王阁》的印记：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59]
别的暂且不说，在以滕王命名的高阁上，抚今追昔的观感"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不是已隐约预示了黄鹤楼前的"白云千载空悠悠"吗？互文的名胜风景是可以移动的风景，它的基本修辞手法，正是诗歌意象的"延伸性的替换"。如前所述，这些初盛唐诗作所关注的恰恰是名与实的不能统一，名胜楼台的名称被抽空了具体所指的特殊性，从而变成了一个漂浮的能指符号。无论具体的情境如何千差万别，也无关登览与否，所有题写名胜的诗人，都生活在互文关系所结成的这同一张意义网络之中。他们在其中见所见而来，闻所闻而去。正是：黄鹤一去不复返，槛外长江空自流。
[1] 见［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卷18，页2618。
[2] 关于这首诗的系年，见［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册，卷18，页2619。
[3] ［汉］陆贾：《新语‧慎微》，收于张元济主编：《四部丛刊初编》第32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页14。
[4] ［梁］沈约：《宋书‧符瑞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28，页795。
[5] ［宋］林希逸：《秋日凤凰台即事》，收于［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收于〔清〕纪昀、永瑢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７，页627。
[6] ［清］赵翼：《题黄鹤楼十六韵》，收于［清］赵翼：《瓯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417。
[7] ［清］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收于［清］金圣叹著，陈德芳校点：《金圣叹评唐诗全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61-63。
[8] 傅璇琮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203。
[9] ［梁］萧子显：《南齐书・州郡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卷15，页276。
[10] ［宋］张栻：《黄鹤楼说》，收于［宋］张栻：《南轩集》，收于〔清〕纪昀、永瑢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卷18，页573。
[11] ［唐］阎伯瑾：《黄鹤楼记》，收于［明］何镗辑：《古今游名山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卷9，页59。
[12]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收于［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331。
[13] ［汉］王粲：《登楼赋》，收于［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11，页162-163。
[14]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前集卷5，页30。
[15]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页1188。［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杭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66，页11。
[16] 王河、真理：《宋代佚著辑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80。
[17]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Harold Bloom, A Map of Misread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8] 傅璇琮编：《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161。
[19] ［唐］杜甫：《春日忆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收于［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1，页52、45。
[20] ［唐］杜甫：《春日忆李白》，页52。
[21] ［唐］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宣城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收于［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3册，卷6，页892；第5册，卷15，页2212。
[22] ［唐］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七，收于［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7，页1511。
[23] 傅璇琮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页120-121。
[24] ［唐］独孤及：《毗陵集‧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收于张元济主编：《四部丛刊初编》第661册，卷13，页6。
[25] ［唐］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卷19，页233-234。
[26] 关于崔颢的生平，详见傅璇琮：《崔颢考》，收于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66-77。
[27] 傅璇琮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页251-152。
[28] 施蛰存：《黄鹤楼与凤凰台》，《名作欣赏》总第26期（1985年第1期），页20-25；又收于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173-183。陈增杰：《黄鹤楼四题》，《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3期（2007年5月），页28-33。陈文忠：《从"影响焦虑"到"批评的焦虑"--《黄鹤楼》、《凤凰台》接受史比较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5期（2007年9月），页513-524。沈文凡、彭伟：《《黄鹤楼》诗的接受--以崔李竞诗为中心》，《燕赵学术》2009年第1期，页82-92；又收于沈文凡：《唐诗接受史论稿》（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4年），页20-37。刘学楷：《唐诗选注评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页220-222。方胜：《崔颢影响了李白，还是李白改变了崔诗？--《黄鹤楼》异文的产生、演变及其原因》，《中国韵文学刊》第30卷第4期（2016年10月），页23-29。
[29] ［清］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收于［清］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2，页122。
[30] 见于［清］李锳：《诗法易简录》，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70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11，页16。
[31] ［唐］李白：《江上吟》，收于［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2册，卷5，页779。
[32] Harold Bloom, "Preface: The Anguish of Contamination," in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xii.
[33] 见陈文忠：《从"影响焦虑"到"批评的焦虑"--《黄鹤楼》、《凤凰台》接受史比较研究》，页513-524。沈文凡、彭伟：《《黄鹤楼》诗的接受--以崔李竞诗为中心》，收于沈文凡：《唐诗接受史论稿》，页20-37。方胜：《崔颢影响了李白，还是李白改变了崔诗？--《黄鹤楼》异文的产生、演变及其原因》，页23-29。
[34] 杨玉成：《文本、误读、影响的焦虑：论江西诗派的阅读与书写策略》，收于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建构与反思--中国文学史的探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页329-428；周裕楷：《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Stuart Sargent, "Can Latecomers Get There First? Sung Poets and T'ang Poetry," CLEAR 4 (1982): 165-198; David Palumbo-Liu, The Poetics of Appropriation: The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uang Tingji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5] 详见傅璇琮：《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36] 见［清］吴其贞：《书画记》，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066册，卷4，页110。
[37] ［宋］杨万里：《诚斋诗话》，收于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136。
[38] 见［宋］葛立方：《韵语阳秋》，收于［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卷1，页490。
[39] ［宋］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见［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册，卷18，页2621。
[40]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卷13，页446。
[41] ［清］乾隆敕编：《御选唐宋诗醇》，收于〔清〕纪昀、永瑢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8册，卷7，页184。
[42]〔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页269-270。将诗歌作品视为作者彼时彼地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无疑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批评的最高理想。这对于克服诗歌写作陈陈相因的陋习，固然不失矫正之功，可一旦用于实际的文学批评，却也极容易流于滥用，从而堕入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的陷阱，并有意或无意地无视或贬低了古典诗歌的修辞艺术和互文关系。有鉴于此，王尔德的机智警告仍不失其相关性："所有的烂诗都发自真诚的感情，素朴自然意味着一目了然，而一目了然就是非艺术性的。"原文作："All bad poetry springs from genuine feeling. To be natural is to be obvious, and to be obvious is to be inartistic." Oscar Wilde, "The Critic as Artist, Part Ⅱ," in Oscar Wilde: The Major Works, ed. Isobel Murr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89.
[43] ［宋］刘克庄著，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8。
[44] ［唐］李白：《鹦鹉洲》，收于［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册，卷18，页2641。
[45] ［唐］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收于［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277。
[46]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前集卷12，页116。
[47] ［唐］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收于［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册，卷19，页2827。
[48] ［东汉］祢衡：《鹦鹉赋》，收于［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册，卷13，页200-201。
[49] 傅璇琮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页203。
[50]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卷30，页7-8。
[51] 同上注，卷21，页11。
[52] Stephen Owen, "Singularity and Possession," in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33.
[53]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页1024。
[54] 王琦引明人田艺蘅语，见［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21，页10；又见［明］田艺蘅：《诗谈初编》，收于［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5，页90。
[55] 见王琦引赵宧光语，［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21，页11。
[56] 转引自［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册，卷18，页2621。
[57] ［唐］沈佺期、宋之问著，陶敏、易淑琼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页194。
[58] 王琦引明人田艺蘅语，见［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21，页10；又见［明］田艺蘅：《诗谈初编》，卷5，页90。
[59] ［唐］王勃：《王子安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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