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何鹏举：浅析近代日本的"列强意识"

回顾、考察近代亚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时，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民族国家形成史是不能回避的。这是因为，中日两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不仅对各自而且对亚洲乃至世界体系的结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中日两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又各自不同，之间有着巨大差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幸免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迅速地导入了西方发展模式，成功建立起近代国家体制，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成为了和欧美各国可以比肩的亚洲列强，逐渐膨胀为"大日本帝国"并开始对亚洲的侵略；而中国则同亚洲其他国家相似，在建设自己民族国家之前就遭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成为了半殖民地。与日本相比，中国虽然更早地遭受到了西方的"外压"，但真正开始近代民族国家进程则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这是因为曾经的"小国"日本"一战之间"变为了帝国列强，这一事件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冲击。[1]而日本则由于受到"黑船"事件的影响，较早的制定了"富国强兵"的方针，谋图进入到列强的队伍当中。在这里值得关注的就是"成为列强"、"进入列强队伍"的这种意识，这种"列强意识"在日本无论朝野，广泛存在于当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及"意见领袖"当中。本文要讨论的"列强意识"就是在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在充分认识到当时帝国扩张和殖民支配成为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的同时，强烈期望与列强为伍，实现帝国梦想的这样一种意识。为什么日本会很快就萌发了这种"列强意识"？在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文化原因？解决这一问题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本文将对近代日本"列强意识"的各种形态加以考察，分析其背后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基于对国家和政治认识的政治文化的因素。同时，还将对比围绕"列强意识"产生的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探究政治文化对于"列强意识"产生所起到的作用。

一、"列强意识"的各种形态

    近代日本的发端是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的目的是什么呢？著名的日本论《菊与刀》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那就是使日本进入到世界列强的队伍当中成为一个有分量的国家。[2]可随着黑船而接踵而来的却是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是，幕府老中堀田正睦在安政四年（1867）就在分析了"妥协开国"和"攘夷锁国"两种对策后，提出了要为了成为"一世界之大盟主"[3]而开国的政策主张。而明治维新之后，新政府面临的最为紧迫的课题之一就是修改这些不平等条约。维新后不到三年，就派出了著名的"岩仓使节团"遍访各国，当然，讨论修改条约问题是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但与此同时，使节团中的明治新政府的领导人们也还抱有一个清晰的意识，那就是要通过此行准确的认识"世界气运"。对于明治政府来讲，最为重要的就是尽可能地准确认识世界形势，而"富国强兵"这一新政府的口号，则是在对1870年代国际形势的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4]

这样，对国际形势的理解和判断就成为形成"列强意识"的一个基础和前提。认识到了列强扩张和殖民支配是当时国际趋势的明治政府领导人终于在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同时表现出了"列强意识"。1887年7月9日，井上馨向内阁提出了意见书，声称日本只有走帝国主义的道路才有可能发展。也就是说，无论为了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维护独立实现富强也好，还是为了在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中获得同西方平等的地位也罢，都只有走帝国主义这一条路。[5]而有日本学者，就把明治维新的"革命"目的归纳为"工业化""民族主义"和"（由上而下的）民主化"这三条。持"民族主义"这一目标的主要是主张武力推翻幕府的萨摩藩派系，而在维新之后，这一势力中原来主张对抗欧美的"攘夷"论者则逐渐演变为主张日本成为东亚盟主的"新攘夷"论者，[6]可以说，与列强为伍的"列强意识"一开始就是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明治政府的一项重要战略。

    不仅是政府官员，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也积极地推动"列强意识"的形成。 作为当时著名"意见领袖"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曾经留下了一篇《脱亚论》。在这篇文章中的最后他这样写道，"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去坐等邻国的开化、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照顾，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7]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希望日本进入西方列强队伍的鲜明态度。而这种态度，也并非仅仅是福泽谕吉一时一事的议论，在其以往的一些著名的文章比如《通俗国权论》等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之所以他能够成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也与其一直积极主张引入西方体制，学习西方经验，与西方列强为伍有着很大关系。民权家杉田定一在1886年写下《国是策》，认为如果依赖于亚洲则"退不能维持一孤岛之命脉，终共毙"、"如果共同联合（亚洲国家）有困难，则不如进取之、加入（白种人的）伙伴行列"，[8] 这与福泽谕吉的脱亚主张是同一种论调。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就不再列举更多的思想家或知识分子关于"列强意识"的论述。总之，在日本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当中，作为对列强外部压力的反应，不仅存在着"尊王攘夷"、"富国强兵"，还能够清楚地观察到一种希望能够加入到列强队伍的"列强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列强意识"是明治维新以来广泛存在于日本朝野的一种战略意识，但并非单纯的以"加入列强队伍"这种话语作为其表现形式。学习西方国家，对外伸张"国权"、实施侵略或殖民政策都是列强意识的表现。并且这种表现在明治时期与对内伸张"民权"的运动巧妙的结合到了一起。像引领自由民权运动、发表了著名的《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的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等人，恰恰就是因为主张"征韩论"而被迫下台的，并且对于日本侵略台湾也积极支持。他们"（一方面）为人民要求立宪，另一方面为了唤起英气而要求对外战争"，[9]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民主"与"和平"的天然结合，而是在要求争取民权和实现民主的同时主张对外扩张的一种民族主义的舆论。由于西方列强无一例外都采用了不同程度的所谓"民主制度"，都设立了议会，都实行了一定范围的选举，因此与列强为伍，在一方面意味着要成为强国对外伸张国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学习西方实行列强的政治体制，这也是与列强为伍的一种体现。所以"自由民主"在近代日本的语境中与"列强意识"并非矛盾，反而恰恰前者还可以被看成是后者的一个侧面。现在我们仍然有一种倾向，总是把近代日本的扩张一味地与军部和法西斯相联系，而忽视了近代以来日本的民主化与对外扩张之间关系的研究，今后这一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还需要补充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列强意识"本身也出现了变化。经过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当日本在国际社会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之后，"列强意识"也由之前的"希望加入列强队伍"，逐渐演化为同列强一样扩大本国权益，开拓更多的殖民地的这样一种意识。像无论是"超国家主义"也好，还是"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也罢，虽然其立场看法不尽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列强意识"。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当面对这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外压"时，致力于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实现"富国强兵"的日本，一直持有一种希望加入到列强队伍并像列强一样在世界行动的"列强意识"。这种意识从形成民族主义到美化、正当化侵略战争的各种思想和政策中都得到了反映，是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么，为什么日本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却很早的就产生了"列强意识"呢？当然，其中有许多政治、经济、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但是如果考虑到处在相似的历史环境中，同样是受到西方列强"外压"的亚洲其他民族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抱有鲜明的"列强意识"这样一种现象时，就不得不考虑其中包含的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下面本文将讨论"列强意识"背后的文化因素。

二、"列强意识"形成的文化因素

    本文对文化因素的探讨并不带有价值判断，所有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与习俗都和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自身历史的演变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因素有关，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即使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也不应当依据抽象的理论或先验的标准，而只能在具体问题中加以分析。在本节和第三节中所探讨的内容，是和"列强意识"相关的中日两国的文化因素，这些都只是中日两国文化中的一个侧面而已，不能将其等同于中日两国的文化。

1、机会主义与"列强意识"

    如上文所述，《菊与刀》提示了日本所具有的"列强意识"，同样这本书也给出了这种列强意识的一个文化解释。本尼迪克特在预测战后日本的发展方向时这样写道，"日本行动的动机是机会主义的。如果情况允许，（日本）会在和平的世界中寻求自己的位置。如果不是这样，（日本）也会在被武装阵营所组织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10] 。她虽然并不是在谈到日本的"列强意识"时提出机会主义这一点的，但是作为一名杰出的人类文化学者，她的这个判断极具启发性。在论述日本文化中机会主义因素时，有学者采用了"蝙蝠性格"这个词语，意思是说近代日本徘徊于西洋和东亚之间的状态体现了一种"非兽非鸟"的蝙蝠的性格。日本能够进入到列强的队伍当中，就是这种不依据伦理价值判断，而重视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结果。[11]

    人们探讨日本在世界体系中活动的历史时经常会谈到日本总是与世界上最强国结盟的这样一个特点。比如在古代，与处于朝贡体系核心的中国构筑良好关系，在近代先与大英帝国结盟，二战之后又与美国结盟，而机会主义则是支撑这种行为模式的一个因素。同样，"列强意识"也是进入列强队伍寻求新盟友的这样一种战略意图的表现。而在其背后机会主义因素的影响也就无法忽略了。

2、海洋国家与"列强意识"

  在给人类的文化进行分类时，钱穆先生从人类起源时的文明形态着眼归纳了三大种类。他把人类的文化分为"农耕、游牧、商业"三种，这三种文化的发祥地分别是平原、草原、和海滨·岛屿。而它们又可以再分为两大类，也就是"农耕文化"对"游牧·商业文化"这样一种构图。从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上看，游牧·商业文化有以下特点，由于内需不足，这种文化的样态是流动的、进取的，其世界观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对立感"，对待自然会产生"天"与"人"的对立，在人类社会内部产生"敌"与"我"的对立。在心理上"内""外"的分别明显，对外有一种"征伐的"、"侵略的"特征。从文化的流动性看，无限地扩张空间便是其一种天然的表现。[12]

    不用赘言，日本是一个岛国、海洋国家，从分类上看当然属于"商业文化"。但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复杂的，绝对不是一种分类就能全部解释清楚的。一方面，商业文化的所有特征不一定适用于日本，另外一方面众所周知日本又被称为"稻作文化"的国家，其文化中包含了众多农耕文化的因素。不过在考察"列强意识"的时候，商业文化的这种理论分类至少会给人们提供一条线索。

    具体而言，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自古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的精英阶层就意识到了自己国家资源有限的现实，持有一种对外扩张的欲望。当西方列强敲开了日本的大门时，与其说日本面对着强大的"外压"，不如说日本"邂逅"了与自己同样具有很强商业文化因素的"亲戚"。西方列强在世界上所实行的侵略和殖民政策对于日本来讲，在某种意义上是激发其内部商业文化行为模式的强烈刺激因素，因而他们对这些行为也并不感到陌生和抵触。所以，即使接受了西方的"外压"，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日本处于"受害者"的立场，但最终日本选择的却不仅仅是争取"自主""独立"那么简单，而是要与列强为伍。可以说，具有很强的商业文化因素是日本面对西方列强时能够产生出"列强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3、政治文化与"列强意识"

    本节最后简单论述一下政治文化与"列强意识"的关系。谈到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有许多解释可谓莫衷一是，本文无意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也没有能力提出新的政治文化的概念，本文中所谈到的政治文化，就是指一国国民对一国政治所持有的持续性、能够反复观察到的态度、看法与行为模式。[13]从广义上看，前面提到的机会主义与商业文化也是政治文化的一种，从仅仅围绕政治的这样一个狭义的角度看，与"列强意识"相关的政治文化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等级文化"、第二"扩张文化"。

首先谈一下"等级文化"。日本的等级制度是其封建体制的产物。在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形成了"士（武士）、农、工、商"的这样一种金字塔结构。这种等级制度对日本人的国际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本尼迪克特对此也进行过论述，"日本人看待国内问题是从等级制度的角度观察的，（他们）又从同样的角度观察国际关系。最近十年，他们自己认为日本在国际的等级体系中逐渐接近了金字塔的顶端"。[14]

如果将这段话放在"列强意识"的讨论中，对"列强意识"的认识就会进一步深化。也就是说，日本像看待国内等级制度那样来思考国际关系，当然对于日本人来讲，自己国家在国际等级体系中的位置越高也就越好。所以，从日本的角度出发，在列强林立的国际社会，日本应当走的道路就是爬到"国际等级体系"的顶点，同时日本也必须创造有利于自己站在"国际等级体系"顶点的各种制度安排。如此说来，在"帝国主义时代"希望能够上升到"国际等级体系"顶点的日本能够产生出强烈的"列强意识"也就不足为怪了。

日本政治文化中另一个促进"列强意识"形成的是"扩张文化"。"扩张领土"、"进入大陆"等主张或想法自古渗透在日本的政治思想当中，潜藏在日本历代许多政治家或思想家的意识深处，成为了他们不断追求的梦想。

白村江战役就是这种思想的最初表现。可以讲在唐代的时候，日本就已经意识到朝鲜半岛的重要性，试图将自身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朝鲜半岛。当然，最后大败而归的日本改变了策略，进一步深化了同唐王朝的交往，继续派遣了更多的遣唐使来吸收中原文化，把战略重心又放在了国内，古代东亚地区也因此重新恢复了平静。

但是，又过了900多年，日本的政治家再次为了实现他们控制朝鲜半岛的意图而采取了行动，进行了两次的所谓"朝鲜出兵"。而主导出兵朝鲜行动的就是在日本被视为英雄人物的丰臣秀吉。当然，在那个时代日本还不具备征服并支配朝鲜的实力，丰臣秀吉也没能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就死去了。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他在出兵朝鲜途中给在日本国内的关白丰臣秀次留下的"二十五条觉书（笔录）"，在这里面完整的展现了他关于向大陆扩张的思考。[15]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丰臣秀吉最终的目标就是中国，甚至他曾经构想了将天皇"移居"到北京的方针。作为深受武士阶层崇拜的一代枭雄，他的一些想法自然也就很容易得到后世一些政治家或思想家的共鸣。当面对着近代西方列强，思考日本今后的出路时，具有这种"扩张文化"基因的日本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一部分人，选择与列强为伍、像列强一样向大陆扩张就不仅仅是基于现实中对时局判断而做出的抉择，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意味着是在实现他们前辈"英雄"的"梦想"。

以上，主要从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方面探讨了日本在面对西方的"外压"时为什么能够产生出"列强意识"这样一个问题。概括而言，西方列强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符合日本所具有的海洋国家·商业国家这一面的文化基因，而向列强学习对于从机会主义原则出发的日本来讲也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问题。同时，成为列强对于日本来讲还是在"国际等级体系"中谋求新位置的必然选择，更是自古以来的梦想。总之，近代日本能够迅速调整角色选择与列强为伍的这条道路的背后有着其自身文化因素的影响。

接下来第三节中将主要探讨同样受到西方列强冲击的中国与"列强意识"的关系，分析为什么中国会缺乏"列强意识"，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因素的影响。

三、围绕"列强意识"看中日差异

    比日本更早受到西方列强冲击的中国是如何反应的呢？李鸿章的一段话给出了答案，他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16]从这番话能够看得出中国的战略选择，那就是不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方针而选择守势，换句话说，当面临西方列强的时候中国的上层官员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保卫国家，在世界上与列强抗衡或是像列强那样向海外扩张的想法并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产生出鲜明的"列强意识"。如果有人说那是清政府无暇顾及，那么在这之后的无论是变法革新还是辛亥革命乃至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政界和思想界的主流都没有宣示过"列强意识"，不仅如此，而且不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不称霸""和平发展"等政治话语。无论时局如何发展变化，这一条主线没有变，那么其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一贯性因素的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是从解释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列强意识"这个现象入手。

    首先，与日本作对比时就会发现中国的文化属性不像日本那么复杂，其主体很明确就是一个大陆型的农业国家，属于农耕文化。而这种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崇尚"天人合一"，重视"顺"、"合"，在对外方面相比其他文化属性类型的国家来讲行为方式上更加"和平"。[17]这种思想在先秦时代开始就逐步形成。在讨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时，有学者尤为重视"天下"这个概念，对于中国古人来讲，"国家"的概念比较单薄，但"天下"的概念却很强烈，换句话说，在中国政治思想中不存在绝对的"他者"，所有的民族、文化都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对象。[18]

    所以，吕思勉先生讲中国人没有那种要征服、削弱甚至消灭他人的想法。[19]中华文明的形成与西方文明不同，不是从一个点扩展出去，而是在很早就先确定了一个很大的范围，而文明的形成就是在这个大的范围内不断融合的结果，如果翻阅历史就会发现，在由主体中华文明控制的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以侵略或殖民为目的对外发动过战争。[20]因此这种文明的政权内部成员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当面临西方冲击的时候，没能产生出"列强意识"就是一件不奇怪的事情了。对于当时中国的高官和知识精英而言，如何维护国家的独立、进而实现近代化是他们的首要课题，怎么样在国际社会中与列强打交道本身对于他们来讲都是一件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克服的难题，更不用说与列强为伍了。

    其次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王道"文化。"王道"是评判中国统治者贤愚善恶的价值标准，这种文化对中国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重大影响。孙中山就曾经面对日本的商户团体详细地论述过"王道"文化并规劝日本要行"王道"不要行"霸道"。孙中山总结说，"王道"文化就是"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而不是"压迫"人的文化，他还曾经举例古代中国与不丹以及尼泊尔的关系说明尊重"王道"文化的中国从来没有侵略或殖民过弱小国家。[21]孙中山的话向世界表明，中国的行为准则是"王道"，不可能采取列强那样的"霸道"的行动，当然，因此也就不会抱有"列强意识"了。

    但略具讽刺的是，聆听孙中山演讲的就是曾经接受过包括"王道"文化在内的儒家文化、但同时又抱有"列强意识"的日本人。日本对于儒学的吸收是有选择的，就像和武士的行为规范在本质上矛盾的"仁"的概念并没有在日本生根发芽一样，"王道"这个概念虽然传入了日本，却也并没有成为日本社会的价值标准，因为武士社会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霸道"社会，不需要"王道"。如同前文所述，支撑近代日本行为的是机会主义的价值规范，因此在面对国际形势剧烈变化的时候，日本能够极为迅速灵活的采取应对措施。与此相反，则不得不承认近代中国对于国际局势发展变化的认识是不足的，应对也是迟缓的。当然，这一切背后许多政治、经济、历史等错综复杂的原因，不过也应当承认有被"王道"文化所束缚的一面。清政府一方面不放弃所谓的"王道"，另一方面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之中，还在做着"华夷秩序"的白日梦，尽力维持自己大国的面子，就在这种"坚持"的背后，中国在没有树立起"列强意识"的同时也没能及时真正开启自己的近代化历程。当然，文化本身应当说并没有好坏之分，只不过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被不同类型文化主导的国家所采取的行动也大不相同而已。

    以上，从中国的文化属性以及"王道"文化的角度，通过与近代日本的比较，探讨了近代中国缺乏"列强意识"的原因。总的来讲，作为大陆型的农业国家，中国在世界观方面与游牧·商业文化的西方列强有着根本的区别。再加上数千年来"王道"文化对中国主要统治阶层的影响，使得近代中国没能像日本那样产生出"列强意识"。

总结

    本文主要讨论了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外压"时，为什么日本能够产生出"列强意识"这一问题，并通过中日对比进一步深化了对此问题的认识。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的不同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必须在历史的进程当中观察文化现象，不应该带有任何的先入为主的错觉。比如战后日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也产生出了一股强大的"和平文化"，当然这种文化本身也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而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固有的"王道"文化与新生的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和平发展"与应对外部挑战关系的问题。无论如何，在今后的世界当中，需要各国不断尝试超越文化差异，共同探索维护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只有这样才是各国人民之福。

[1] 参见 钱昕怡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革命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第2页和第3页。

[2] ルース・ベニディクト（著）　長谷川松治（訳）　『菊と刀--日本文化の型』，社会思想社刊，1967　第92頁。

[3] 堀田正睦　「堀田正睦意見書」、『日本思想大系56・幕末政治論集』、岩波書店、1976年、第71頁。

[4] 参见 加藤周一　「日本人の世界像」，加藤周一編集『近代日本の文明史的位置』所収，平凡社，1979　第373页、第384頁。

[5] 参见 大畑笃四郎（著） 梁云祥 颜子龙 李静阁 （译）《简明日本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 第40页。

[6] 坂野潤治　『近代日本の国家構想　1871--1936』，岩波書店，2009，第11頁。关于维新三目的，请参见该书第2页-32页。

[7] 慶応義塾編　『福沢諭吉全集』，第十巻，岩波書店，1960，第240頁。

[8] 雑賀博愛　『杉田鶉山翁』，鶉山会，1928第602頁。 转引自  姜克實　「アジア主義と日清・日露戦争」，西田毅（編著）『概説　日本政治思想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09，第91頁。

[9] 上條宏之　「国権と民権」　西田毅（編著）『概説　日本政治思想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09，第52頁。

[10] ルース・ベニディクト（著）長谷川松治（訳）『菊と刀--日本文化の型』，社会思想社刊，1967，第36頁。

[11] 参见 田庆立 "日本'亚洲身份'构建的困境及其抉择" 《日本学刊》，2009 ，第一期 ，第 58页。

[12] 参见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4，第2页-3页。

[13] 参见 『政治学事典』，弘文堂，2004，第608頁。

[14]  ルース・ベニディクト（著）長谷川松治（訳）『菊と刀--日本文化の型』，社会思想社刊，1967，第53頁。

[15] 为了确保资料准确和查阅方便，现将此笔录的主要内容转引在此，供大家参考。一、高麗都、去二日落去候、然る間、弥急度御渡海なされ、此度大明国迄茂残らず仰付けられ、大唐の関白職御渡しなさるべく候事、一、大唐都へ叡慮うつし申すべく候、其御用意有るべく候、明後年行幸たるべく候、然らば、都廻の国十ヶ国進上すべく候、其内にて諸公家衆何も知行仰付らるべく候、下ノ僧十増倍たるべく候、其上の衆ハ仁躰に依るべく候、一、大唐関白、右仰せられ候如く、秀次江 譲りなさるべく候、然らば都の廻百ヶ国御渡しなさるべく候、日本関白ハ 大和中納言・備前宰相両人の内覚悟次第、仰出さるべく候、一、日本帝位の儀、若宮・八条殿何にても相究めらるべき事、一、高麗の儀は岐阜宰相歟 然らば備前宰相置かるべく候、然らば丹波中納言ハ九州に置かるべき候事。可参阅出处：http://www004.upp.so-net.ne.jp/teikok ... onbun/bunroku_keicho.html，2012年3月4日访问。

[16] 转引自  朱宁  《胜算--中日地缘战略与东亚重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41页。

[17] 参见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4，第2页-3页。

[18] 参见 赵汀阳  "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第10期， 第57页。

[19] 吕思勉 《吕思勉讲中国政治》，九州出版社，2008 ，第234页。

[20] 有读者可能会联想到元朝，虽然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但是它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不同，其统治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认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而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一个以蒙古族为核心的世界帝国，因此其行为方式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主体。关于文明起源的特点，可参见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4，第175页--177页。

[21] 参见  孙中山 "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 405页--4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