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贝尔法斯特市目睹了戏剧史上一个多少有点划时代意义的时刻。从安德森斯顿(Andersonstown)聚来的两百来个男男女女挤在一个教区大厅里观看索福克勒斯的一出悲剧。安德森斯顿是该市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 ,有强烈的共和党派倾向。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是第一次看戏,更不用说古典戏剧了。安德森斯顿的老乡们很少人有出入贝尔法斯特的严肃剧院--里瑞克剧院的习惯。观众与这出戏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讨论的这出戏《特洛伊城的治疗》(The Cure at Troy)是由西默斯·希尼从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特茨》(Philoctetes)编译过来的。该剧由土地节戏剧公司推出,该公司每年在爱尔兰与英国边界两侧的大约二十五个地方巡回上演一出新戏。爱尔兰人前来观看土地节的戏剧,是因为他们能看到一出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戏。尽管《特洛伊城的治疗》用了合唱团和希腊戏装,但它仍然属于这种戏剧。因为不难把这出戏读作关于[爱尔兰 ] “动乱时期”的一种隐晦的寓言,而且希尼在剧本后记中明确提到绝食者和警察的寡妇,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人不再怀疑古代雅典与当代北爱尔兰的联系。大家可能记得,菲罗克特茨是陷身特洛伊之围的希腊武士,他被可恶的同志们随手扔在了莱姆诺斯岛上,因为他的脚被毒蛇咬伤之后恶臭冲天。但是荷马史诗里的英雄们不得不把他从岛上弄走,因为如果没有他那副百发百中的弓箭,就攻不下特洛伊城。开场时,疮痍在身的主人公己经捱过了十年孤独的被遗弃者的生活,每走一步都在地上留下脓血,并发出痛苦的嚎叫。但诡计多端的奥德修斯还是以他特有的花招把这位昔日战友骗进了战斗。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因为菲罗克特茨对出卖自已的那些同事有着深仇大恨。但是奥德修斯派出那个敏感的小尼奥托勒穆斯去游说这位可怜的老瘸腿,让他交出那件神奇的武器。【上文已校】
菲罗克特茨郁郁寡欢,愤愤不平,仇恨使他心灵交瘁,对过去不公遭遇的记忆使他身心瘫痪,在希尼眼里,菲罗克特茨就是分裂的北爱尔兰形象,并不可爱。通过戏剧手段,他那真切的伤痛感与他对这种伤痛近乎麻木的回应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戴斯·麦考提尔这位形容枯槁、头发苍白的演员为土地节剧院扮演了这一角色,他把这个被出卖了的武士的哀婉动人之处和坏脾气非常出色地揉合起来。菲罗克特茨既是人性受苦的形象,也是分裂者的公式化形象,是一个明显的多重决定的形象,活生生地再现并超越了“动乱时期”。他在体现历史冤屈的同时,为这出戏提供 了比这些政治纷争更为持久、更为根本的共同人性的试金石。
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世界主义者和自由人文主义者希尼与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希尼的矛盾,但这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人道”与政治的问题。菲罗克特茨的苦难感动了摇摆不定的尼奥托勒穆斯,他丢开 了奥德修斯诱使他去做的不光彩的政治任务,设法把菲罗克特茨从岛上救走。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上司莱姆诺斯的查里·荷伊一派的现实政治的反对者,因而并没有抛开政治本身。如果说菲罗克特茨身上激起了一种人性的冲动,那是因为他抛弃了狭隘的希腊利益,代之以一种启蒙后的政治正义的普遍概念:“我所服从的法度/就是正义本身。她不仅仅为希腊人所独有。”如果这个岛上还有正义可 言,那也不是界限分明的爱尔兰的正义。只有好政治与坏政治、合理的原则性与肮脏的实用主义之间的不同,政治与个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这在古代希腊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尼奥普托勒穆斯所以作出那样的反应,是因为他受到一种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同志关系法则的约束,并不是因为犯了感情用事的错误。菲罗克特茨象征着枝 杈丛生的可怜的人类本身,这样的形象表示一种粗野的、执拗的,彻头彻尾的生物折磨,在政治上一事无成。肯定地说,他是一个怜悯的对象,标志着对他人的怜悯之心(或没有怜悯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 一个反面的乌托邦人物,他接受的正义和兄弟情谊远远胜过了奥德修斯的阴谋诡计。不过,这种人是软弱无能的。他应该从客体移到主体,不再怨己恨人,而是重新投入历史政治的大潮,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再次站到他在特洛伊城前面的应有位置。这就需要策略 上的妥协,重新拥抱出卖过他的那些希腊人。尽管表面上看,这种必要的灵活性和奥德修斯式的玩弄权术非常相似,但戏剧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它们区别开。然而,如果说一头是奥德修斯对有用性的死硬坚持,那么另一头就是决不让步的历史的牢固“原则”。尼奥普托勒穆斯置身于两种选择之间,应该由他来提醒固执的菲罗克特茨:“如果不低头,就会折断头,这才是危险的事情。”在北爱尔兰语境里,如何区分足智多谋和不择手段?菲罗克特茨只能从伤痕转到弓箭,从对政治人的极端蔑视转而成为解决历史冲突的主动角色。他必须这样做,同时也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这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