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检索
wen.org.cn
文章 :: wen.org.cn

wen.org.cn 文章列表 普通 按阅读倒序

个人网站:http://wen.org.cn
电子邮件:wen dot org dot cn at gmail dot com
类型: 普通 推荐阅读 全部
排序: 缺省 时间 标题 评分 阅读 评论 跟踪网址 | 倒序 顺序
« 1 ... 7 8 9 (10) 11 12 13 ... 42 »
文章
  1. 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
    艺术 科技 2009/09/06 | 阅读: 2330
    幸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物体都是已经消失的。幸好，什么也没有在实时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夜间天上的星星那样。...幸好，没有什么在实时发生，否则我们就会在所有事件的信息面前不知所措。...幸好，我们是以一种必需的幻觉方式、一种不在场的方式、一种非现实的和一种与事物非直接的方式生活。幸好，没有什么是瞬间的、同时的或当代的。幸好，什么也不在场，什么也不与其真身相同。幸好，实在没有发生。幸好，罪行从来不是完美的。
  2. 罗岗、李芸：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与空间的再生产 ——“城市文本”与“媒介文本”的“互读”
    社会 2010/12/08 | 阅读: 2329
    2003年，为了纪念“上海开埠160周年”，上海各大媒体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东方早报》、《申江服务导报》两家报纸甚至推出专刊或增刊“160版”来庆祝这一盛大的“城市节日”。在它们的带动下，整个上海犹如“市庆”般狂欢，其隆重之极超人想象。对应于报纸不同的定位，《东方早报》的专刊把“上海这160年”描绘成一个发达的和精英的“都市”；而《申江服务导报》的增刊则将“开埠以来的上海”打扮为一个时尚的与生活的“城市”，既塑造了一个资本的、“国际化”的上海（充斥着“远东华尔街”、“东方巴黎”……的名号），又展示出一个市民的、“小资”的上海（弥漫着 “红颜遗事”、“豪门旧梦”……的故事）。虽然各自叙述出来的上海面目不同，却都暗合了“国际大都市”的诉求，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就是那个萦绕不散的“上海梦”。很显然，无论是《东方早报》还是《申江服务导报》，它们追溯“上海这160年”的历史，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叙述。纪念特刊的“上海”已经不是“历史的”上海，而是今天人们认为应该是“那样的”“上海”。上海过去的繁荣被作为今日经济崛起的注脚所津津乐道，昔日的文化印迹也被当作象征符号在新一轮竞争中被消费。160年过去了，上海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它的辉煌让人赞叹，但它的过去似乎更具魅力。于是各种对于上海的想象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经历过的人和没经历过的人，都在编制自己心中的“上海梦”，这个梦关乎“过去”，更连接着“现在”，即为了使上海更符合现在的形象与想象，对它的过去进行改造或重建。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开埠160年纪念的一年后，是“上海解放55周年”。这一同样应该被人们永远记忆的事件，却只在2004年5月28日的《文汇报》最后一个版面中被提起，且以“55年前的昨天”——而不是通常的“55年前的今天”——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延误方式加以命名。这样巨大的媒体反差在让人迷惑不解的同时，也显现出当前“上海热”叙述的秘密：1949年以前和1992年以后的上海遥相呼应，共同构造了一个开放的、国际化的形象。而这一叙述得以完成，端赖于在时间上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的上海历史屏蔽于无形。历史的断裂必然抹煞了其他想象的可能性，于是乎，上海毫无疑问成为“现代”的代名词。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可谓恰逢其会，这虽然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却扮演了上海城市文化指南的角色，正如书名所示，这本书只言片语都充满了“摩登”的暗示。《上海摩登》向人们“Remap”了一个1930-1945的上海：时而是蒙太奇的剪接，时而又是跳跃闪回的结构,大块分割了都市的种种物象：外滩、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恣意地抛出了一幅幅潇洒中隐含野心的场景：《东方杂志》、《良友》画报、月份牌、电影院……；并将视线聚焦于一群在这个“海上桃花源”中最为烂漫唯美的文人。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似乎随心所欲又似乎是满心期待，怀“旧”——这个“旧”是上海的旧，却又巧妙地对应着1990年代以来上海的“新”——中更多的是一种欣然的姿态，展示出一幅由艺术家、作家和花花公子组成的“东方巴黎”的图象。在“霓虹灯下”所有关于上海的想象，都仅仅关注了这个城市“现代”的一面，别的研究者如卢汉超所关注的“霓虹灯外的世界”——那个充斥着潦倒困顿的上海底层生活——则消失于无形。[1]在这样的叙述脉络中，从昔日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到今天的“东方明珠”，历史的遗忘也就成为了必然:“日占时期的上海是早已开始走下坡路了，但一直要到1945年抗战结束，因通货膨胀和内战使得上海的经济瘫痪后，上海的都市辉煌才终于如花凋零。而以农村为本的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更加使城市变得无足轻重。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个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头。而且，虽然上海人口不断增加，但从不曾去改造她的城市建设：整个城市基本上还是40年代的样子，楼房和街道因疏于修理而无可避免地败坏了。这个城市丧失了所有的往昔风流，包括活力和颓废。”[2]“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十年中”，上海这座城市难道真得一点都没有改变吗？这样的说法显然缺乏历史依据。1949年之后，“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对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借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说法，这正是一种“空间的生产” (production of space)的方式：“一个正在将自己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即使是在转换期中)，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若这样做，便形同接受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这只会引向死路。”[3]空间成为了城市最重要的资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在上海城市空间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上海既代表了社会主义中国一种鲜活的改造资本主义都市结构、营造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全面努力，更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和体验都市日常生活的“话语”，重新规范了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也重新界定了日常生活的意义。譬如已经有学者通过对解放后上海市棚户区改造历程的梳理，讨论在社会主义城市改造计划以及住宅政策对于贫民区居民生活的影响，从而对新中国建立之后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动过程做出相当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它对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机制的解释和对“棚户区改造”历史的研究，触及到政治目标与城市社会及其社会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项研究不仅探索了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系统的城市空间结构如何在社会主义时期被延续下来，并以何种独特的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城市中空间与人的关系，而且通过对这种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的梳理，有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学术角度去面对和认识社会主义历史上诸多充满悖论的事实。[4]虽然同样关注“上海”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问题，但本文切入问题的角度与上述城市社会学的方法有所区别。它不是直接讨论城市空间和社会形态，而是力图将“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把握，进而透过不同的“媒介文本”来解读“城市文本”。即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小说、报告文学、电影和话剧剧本等文本的分析，结合具体城市空间和历史的变迁，在“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之间，将“空间的表征”和“真实的城市”做进一步有效的勾连：一方面呈现出现代媒体是如何形塑和想象社会主义城市空间这一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则使“被压抑的上海”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并勾勒其在社会主义国家构建中的暧昧位置，进而分析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对上海重新规划背后的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空间变革与原来大都市殖民空间的疏离、冲突和并置。只有这样，才能以这段真实的历史为起点对现实做出更深入的反思。 一、 对城市空间的争夺与改造 “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那里的日日夜夜，都是情意无限。”[5]这是一段来自《长恨歌》主人公王琦瑶的遥想，说得便是海上的一场繁华春梦。繁华与破旧并存的上海，飘着万国旗的小巷，优雅的霞飞路，若有似无的月光，凌乱的舞步，迷朦慌乱的女人心，黑暗中依稀闪烁的眼睛……小说那淡黄的旧上海滩的封面勾起了多少对旧上海十里洋场的无限忧思。在梦里，上海的璀璨光华是掩也掩不住，藏也藏不牢的，却注定要堕入到黑白胶片的滑动中，坠入永不醒来的死亡中。而在现实里，却是谁也拆解不了上海风华绝代的欢娱和曾经沧海的忧伤。“开埠和西方租借的设立几乎颠覆了原有传统的城市格局和社会秩序，将上海的发展带向另一个方向，由一个传统市镇向近代化大都市迅速转型。”[6]上海在黄浦江沿岸迅速发展起了整个城市的生命线，出现了全新的社会秩序和城市景观：银行、洋行、邮局、港口、大自鸣钟的出现，一点一点改变着上海的城市空间，使上海最终成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形成了日益西化的“世界主义”的城市面貌。“她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7] 在当时不少人眼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城市同步了。当内陆中国还深陷在中世纪的泥潭时，这个城市的发展已神气地跨越了“前现代”而矗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现代化进程的象征。一般认为，传统城市的现代化虽然有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城市功能的改造，即对包括道路、上下水等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公共设施进行的改造；其实是城市的格局改造，即根据现代化的需要对城市空间的扩大并对其发展进行全面的规划；第三是城市空间意义的改造，即在上述两种改造的同时，新的意识形态对作为公共领域的城市空间的渗透和占领。以往对城市现代化的研究，比较关注前两个层面具有普遍性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却相对忽视了城市市政的决策者以及这些决策者所代表的各阶层的“城市意志”。这种“城市意志”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精英的现代化目标、国家政权和文化建设的理想以及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等等的结合，往往对城市空间的变化与改造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决定性作用。[8] 1949年上海解放。由于这座城市在政治上的复杂性与经济上的重要性，和在历史变迁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汇中的多元性，它在行政上的空前统一并不意味着对城市空间的争夺和改写就此结束，相反，一种新的“城市意志”需要透过对城市空间的改造和改写表达出来。因此，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形象应该呈现了怎样的特征？与解放前的城市形象相比有什么不同？发生的变化是通过何种方式赖以成型、得以表达和形成叙述的？ 《上海解放十周年》这本书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个历史的瞬间。该书通过第一篇文章《攀登新的胜利高峰》，引出由著名作家（巴金、胡万春）、理论批评家（靳以）、艺术家（童芷苓、黄宗英）和“民族资本家”（刘鸿生）以及其他来自各行各业的群众所撰写的文章所组成的城市叙述。[9]正如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所示，为了更好地展现上海的崭新形象，也需要一个新的胜利高峰的出现。于是，一位美国“知名的黑人学者，我们时代众多历史见证人”站在百老汇大厦俯瞰苏州河外白渡桥，发出了重要的感叹：“变化太大了”。这位“证人”就是W.E.B.杜勃依斯（Dubois），几天前他刚刚在北京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庆祝了他的90岁生日。“一九三六年，他到过上海，在外滩一带住过几天。二十三年以后，当我们登上上海大厦的阳台，俯瞰市区全景的时候，他指着外白渡桥以南的那一片绿化地带，再三地问：‘这确实是外滩吗？’这里没有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和水兵，没有了流氓和妓女。这是人们比较容易想象得到的；变得这样干净，这样迷人，这样景色迷人，是人们比较不大容易想象得到的。这就难怪杜勃依斯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就是当年住过的外滩了。当他再次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他说：‘变化太大了。’风很大，我们劝他到屋里休息。这位历史学家却站在那里，迟迟不动，像钻进了一部描写天翻地覆的伟大历史事变的书册里，舍不得出来一样。”[10]这位初来乍到的国际友人用一种疑惑和惊喜的目光在打量着这座旧时的帝国主义堡垒。也许在下榻的饭店里，杜勃依斯刚刚还住着舒适的套房，用着陈旧的银质家具，看到训练有素的服务员说话低声细语、走路鸦雀无声，感觉到那大都会的幻影似乎若隐若现。似乎这座堕落的城市仍存在着新的政权所要批判的一切：资本主义的胜利、帝国主义的狂妄和世界文明的衍生物。可是转眼间，上海就呈现为全新的干净整齐、生机勃勃的形象，让人不可思议。旧的城市地标仿佛完全没有被过去阴影所困扰，而是以强有力的面貌重新融入并参与构造了新的都市形象序列。[11]这座从前的百老汇大厦（1951年重新命名为上海大厦），是可以俯瞰苏州河外白渡桥的21层标志性建筑。正如李欧梵描述得那样，这座大楼曾经以既古典又现代的艺术风格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出现的新型都市文化：“英式的古典主义建筑虽然还主导者外滩的天空线，但代表着美国工业实力的更具现代艺术风格的大楼已开始出现了”。[12]在当时，它不仅反映了上海的西方建筑与欧美建筑流行趋势的一致性，同时还以空间形式预示了一种新的城市生活和时代精神。但在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之后，这座外滩边的大楼在新的历史格局中，又处于何种位置呢？在巴金的笔下，外滩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年前有一天一位外国客人来到上海。他说自己打算写一篇表现旧上海的小说，早已想好了故事，一只外国轮船靠在外滩的码头，几个国籍的水手们愉快地走到岸上，他们哼着小曲去酒吧间寻找年轻的上海姑娘……他要求看看外滩，也在酒吧间里坐一会。可是他不但找不到酒吧间，他觉得外滩也完全变了样。过去又肮脏、又吵闹、流氓打架、干不正当营生的地方，现在成了风景如画的公园了。他只好放弃了旧的题材改写今天的上海。”[13]这“风景如画的公园”正是曾经拒绝华人入内的外滩公园。新中国成立以后，外滩从殖民势力枢纽和金融中心变成人民政府所在地。外滩的外资银行相继撤离上海，上海市政府、若干行政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就在外滩沿线欧式风格的建筑中办公。外滩，这个租界“十里洋场”的中心地段，旧上海的金融中心和象征外国殖民统治势力的景观标志，突然转变为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人们对外滩的记忆和印象被原地重新构建。而这不过是整个上海城市形象变迁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是整个上海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构建的全盘蓝图。与外滩一样，还有很多重要的旧城市地标改造工程。这些城市面貌的变化，正是城市发展主旋律的不断变更及其在城市空间和中心区域变迁上的反映。这些文本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重新结构或转化。列斐弗尔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空间渗透着多种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4]也就是说，都市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是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在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相互协调的过程中，历史地“生产”出来的。这也就难怪《上海解放十周年》用了那么多篇章来描写城市旧有地标的新兴面貌，这些旧地标的改造正铭刻下城市主旋律的更替。“南京路”是可以和“外滩”媲美的感知上海的重要符号，它连接着外滩与人民广场的变迁：“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拂晓，人民的军队解放了上海，攻进了南京路……冒险家从他们的‘乐园’中滚了出去，南京路屈辱的岁月从此结束了！”[15]过去的南京路是专为“冒险家、公馆帮”和少数豪客服务的。这个上海商业地标作为一种人造空间折射出商品、金钱和资本等特性，其独特的空间结构与中国本土文化有着本质区别，作为殖民城市的一块商业飞地，体现出中西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冲突。正如福柯所言：“空间位置，特别是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变成了为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部署问题。”[16]过去这座城市的占领者，建造出代表其文化意象和价值象征的建筑物，直接地传达资产阶级式的政治理念，即透过这一空间塑造一种西方为镜像的种族及文明的优越感。很显然，作为一种生产的方式，空间也是一种控制的、统治的和权利的工具。然而，“且看今朝！国营第一百货商店经常出售的商品有四万多种，比它的前身‘大新公司’增加了几倍；永安公司也有三万多种商品。但是，在这两家著名的大商店里，满目尽是来自全国各地工厂的商品，极少看到外国货。……在南京路上，虽然找到一家大工厂，但是从这些富丽堂皇的橱窗里，我们却可以清晰地听到祖国大跃进的脚步声。”[17]；“从早到晚，南京东路一直沸腾着。最近，南京东路两边华丽的高楼大厦、漂亮的公司、商店，经过精心修饰，更是焕然一新。几十米长的国营、公私合营的大店招牌竖立在半空中，过去弯弯曲曲狭窄的街道，早已变成一条宽阔、挺直的大路。橱窗里陈列出诱人的新颖商品，节日前夕欢乐气氛弥漫在整条南京路上。”[18]新的规划已经成功抹去了南京路旧十里洋场的殖民色彩，作为人民政府对城市空间的绝对主导的物化形态，南京路的城市空间和建筑样式成为上海城市的主要标志之一。除了南京路，留存下来的代表上海殖民生活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地标是跑马场和跑狗场。当时著名的“第三跑马场”改建为后来的“人民广场”，历史最悠久的跑狗场即旧上海的逸园的改造，则记录了上海在不同时期所表征的城市文化：“从跑狗场到文化广场，是一个本质的变化，是两种社会制度不同的产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对它有不同性质的关心。”作为昔日的娱乐中心之一，它代表的是“帝国主义者……施尽险诈伎俩，毒化人民的生活，搜刮人民的钱财”[19]。但“一九四五年五月，解放上海的炮声，宣告了上海黑暗时代的结束。逸园也终止了丑恶历史的延续，获得了新生。它成为党动员群众建设新上海的司令台，宣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也是上海各阶层人民政治活动的场所，又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展览馆。光辉的红旗，灿烂的花朵，飘扬着歌舞演员的鲜丽裙角，是那里的色彩；战斗的锣鼓，风暴般的掌声、欢乐的笑语，是那里的音响；友谊、和平、幸福，是人们在那里感受到的气息。”[20]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城市规划，首先要改变这座城市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形成的殖民城市面貌，表现出新中国的伟大、壮丽、民主、富强和和平。经过上海市政府先后两次扩建工程，昔日的跑马场化身成为了举行各种政治集会的广场：“上海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集会，多在那里举行。……群众和干部在那里听过不少领导同志的重要的政治报告和有关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讲话。人们在那里受到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芒，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21]昔日的跑狗场也化身成了汇集国内外文艺演出的广场：“上海人民在文化广场尽情享受着中外文化艺术的成果。那个舞台也就成为中外艺术百花齐放的大花园。解放以来有三十个外国艺术团体在那里演出了一百多场，有近百个国内艺术团体演出三百多场。上一千万的人（次）在那里看到最出色的音乐、歌舞、戏曲、杂技、体育等丰富多彩的表演。”[22]1949年以后，如同天安门广场所确立的典范性意义，这些广场的建设也正顺应了当时以大型群众集会和游行为主的政治活动方式。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经历了全景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新的领导阶级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推动整个城市的迅速工业化和实现社会主义。这样巨大的历史变动给城市空间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改变。无论是由外国殖民势力枢纽、金融中心转化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外滩，或者由西侨、豪客专属购物街转变为社会主义消费场所的南京路，还是由殖民地的娱乐空间转而成为群众集会活动的文化广场……对旧有城市地标的全新改造使得“上海”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序列中，这些旧有的城市地标不仅被新的规划与设计也被新的活动所改造，而且城市空间的性质也被重新界定。 强调上海社会主义城市实践的开端性，恰恰表达出一种告别的焦虑，希望与过去那个被看作是罪恶的渊薮，冒险家的乐园的殖民城市一刀两断。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城市的历史没法完全抛弃，“新城市”必然要从“旧城市”的血污中诞生。亨利·列斐弗尔曾指出：“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是意识形态的，它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23]当新的权力登临城市之上，必然会以一种全新的空间形式来向城市渗透，可是旧有的空间形式并不必然地退让，而是裹夹着不甘退出舞台的意识形态甚至是政治权力，在城市空间中展开了一场争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24]描写我野战军的一支英雄连队，在刚刚结束了解放大上海的英勇战斗之后，奉命进驻南京路，在眩人眼目的霓虹灯下担负警卫任务，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剧作特意把冲突发生的地点安排在解放初期的南京路上，昔日的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尽管当时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曾被誉为“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依然充斥着强烈的诱惑和腐蚀。开篇即是表面上歌舞升平，而反动派潜伏于南京路上，宣告了一场特殊的“上海保卫战”的开幕。“南京路。华灯初上。摩天楼上霓虹灯光闪闪烁烁，海报《白毛女》和美国电影广告《出水芙蓉》争艳夺目。游园会门口附近，一阵腰鼓声过去。解放区歌声和爵士乐声此起彼落。叫卖‘晚报’、‘夜来香’的阿荣、阿香和兜售好莱坞电影画报、影戏票的非非，在奇装异服的人群中穿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25]南京路混合了现代都市强烈的光怪陆离之感，两种新旧的城市感觉与体验方式呈现破碎拼合的状态，彼此冲突，不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心态结构，预示了一种危险、不稳定的状态，故事正是在这样一个冲突的状态中展开。隐藏在南京路角落里的敌特叫嚣，“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我们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26]；有在散发反动的传单“游园会，洗脑筋，要中毒，要当心。”[27]；又在偷偷拍摄南京路的军事岗哨，还声称：“什么？游园会？笑话，我奉劝诸位，这完全是骗人的把戏！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洗脑筋……”[28]。南京路的霓虹灯下不仅有尖锐的敌我斗争，还存在着各种异质的声音。在美国记者偷拍南京路军事岗哨，开车在南京路欢庆游行队伍中横冲直撞被抓以后，南京路上显示出了不同的声音：戴眼镜的说：“适可而止吧！美国人不好惹。现在贵军解放上海之初，立足未稳，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资本家提心吊胆：“不要闹僵，上海滩还是要和美国人做生意的！不做生意，上海人吃什么？……我是替大家担心，再闹下去，上海滩真要坍了!”[29]而南京路上花店和菲莉咖啡店作为曾经的城市文化生活地标，表征了令人陶醉的西方生活方式，在剧本中却成为了破坏游园会的阴谋诞生的地方，不仅不再能象征现代都市提供给都市人的一切，而且连接了过去作为外国经济和军事势力屈辱标志，成为一种罪恶的延续，一种急待被改造和拯救的罪恶象征。斗争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也渗透到了革命队伍内部。新战士童阿男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入伍，受了批评后竟开了小差；赵大大看不到这是一场无形的战斗，对站马路思想不通，一再要打背包上前线；连长鲁大成也一时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式，认为“南京路不能呆”……特别是主人公解放军排长陈喜，在拿枪的敌人面前，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可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面对着香风毒雾，他却显得迷惘，变得脆弱，逐渐失去了抵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他对妻子春妮的冷漠，对“上海兵”童阿男的放纵，对战友赵大大的冷嘲热讽，对连长和指导员批评的耿耿于怀，对阶级敌人警惕性的松懈……都让我们看到了在南京路酒绿灯红、柔歌艳舞中弥漫着巨大的诱惑，暗藏着无数陷阱。[30]那么，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人民解放军，最终是倒在了南京路，还是改造南京路？同样，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开头也呈现出与危险而不稳定的“南京路”类似的画面：“马路两边是整齐的梧桐树，树根那部分去年冬天涂上去的白石灰粉已经开始脱落，枝头上宽大的绿油油的叶子，迎风轻微摆动着。马路上行人很少，静幽幽的，没有声息。天空晴朗，下午的阳光把法国梧桐的阴影印在柏油路上，仿佛是一张整齐的图案画。……在一片红色砖墙的当中，两扇黑漆大铁门紧紧闭着。铁门上两个狮子头的金色的铁环，在太阳里闪闪发着金光。”[31] 这样的上海书写，首先让我们想到的会是上海的衡山路。尔后随着文本的展开，无论是“弟弟斯咖啡馆”、“新雅菜馆”……这种最亲密的、最优雅的、最颓废的、最仪式的上海重新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极尽繁华灵魂的抒情脉搏、幻想的波涛和意识的跳跃。那里有的是低暗的光线与沉郁的场景：“虽然是白天，太阳老高的，可是进入弟弟斯咖啡馆光线就暗下来。登上旋转的楼梯，向右手那间舞厅走去，周围的窗户全给黑布遮上，一丝阳光也透不进来，舞池两边的卡座上有一盏盏暗弱的灯光，使人们感到已经是深夜时分了。”[32]就在这个闹市中僻静的咖啡馆，沪江纱厂的保全工人陶阿毛与厂长梅佐贤偷偷会面，策划如何在工会改选中在工人群体中埋伏，打入工人中伺机搞破坏分裂。咖啡馆正是为追求金钱和堕落提供了绝佳的隐蔽和无限的机会。“梅佐贤听到这里很高兴，他歪过头去，对舞池里望了望，那边有三对舞伴随着音乐在跳狐步舞。卡座里的人都是一男一女，在低低地谈着，谁也听不见他们在谈啥。整个舞厅没有一个人在注意他们这个卡座。”[33]舞池“空荡荡的，没有一对舞伴在跳，但音乐台上还是兴高采烈地演奏着伦巴舞曲，舞动的旋律激动着人们的心扉。”这里看不见的罪恶、毁灭正在角落里肆虐；而随后新生的力量也受到了代表着金钱和性的迷人又毁灭人的力量的侵袭，随之在这个欲望中的空间内沉沦和迷茫。小说写到了代表苏北行署卫生处来上海采购药品的张科长来到朱延年经营的福佑药房，他受到了非同一般、带目的性的接待，并渐渐被花言巧语所蒙蔽，在上海的“七重天”里迷失了方向：“夏世富先领他站在七重天的窗口，让他欣赏夜上海美妙的景色。天空夜雾沉沉，给南京路上那一大溜大商店的霓虹灯一照，那红红的火光就像是整个一条南京路在燃烧着。远方，高耸着一幢一幢高大的建筑，每一个窗户里发射出雪亮的灯光，在夜雾茫茫中，仿佛是天空中闪烁着的耀眼的星星。”在这里，张科长“感到自己到了天空似的，有点飘飘欲仙。”此时此刻，“音乐台上正演奏着圆舞曲，一对对舞伴像旋风似的快慢，灯光一会是红色的，一会是蓝色的，一会又是紫色的。”[34]摩天大楼里可以俯瞰着车流和人流，闪烁的灯光和转动的音乐宣告着“Light，hot，power”,魔幻的城市一角却足以激发起男子占有金钱、占有女性的欲望，并一发难以遏制，从老区来的纯朴的革命干部在狐步舞搭建的空间中跌倒在投机家、反动者和妓女的脚下。很显然，这样具有暧昧意味的城市画面，是混沌停滞在处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大潮之中的“反历史”景观，是等待并需要被改写和重构的城市社会结构。一方面，这些旧有的城市形象作为一种被否定的“前历史”而相形见绌，并置于一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框架中。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殖民势力在上海建立租界，大量外侨随着外国殖民势力的入侵而移居上海，在上海建立起繁华的十里洋场，正如时人的《租界》诗所云：“北邻一片辟蒿莱，百万金钱海漾来。尽把山丘作华屋，明明蜃市幻楼台。”[35]在这些文本中，咖啡馆、舞厅和霓虹灯等作为一种人造空间体现了罪恶历史的遗留和残存，不仅表征了西方工业化后人们寻求新型娱乐休闲空间的特性，更随着殖民主义进入中国，始终印刻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文化意象和侵略象征，进而在今天成为潜伏的威胁国家政权、阶级稳定和人民利益的黑暗策源地；另一方面，这种叙述方式把过去的“具体性”从历史视野中消除掉，抹去以消费主导的城市的合法性，使得旧上海的形象迅速而完全地被新形象所吞没。因此，在这样的脉络里，对于空间的争夺并对其进行改造，就成为解放大上海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咖啡馆、花店等所营造的消费空间成为一种对抗性因素，被表述为反动的、脆弱的和危险的。如何改造资产阶级空间，体现新的国家政权巨大的政治决心。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在人民广场举办游园会成为了刷新城市意义的有效手段。可以通过群众性的文艺活动来提供广泛的社会主义社会环境和文化基础。在旧有的空间之中注入传输新的象征意义与文化政治内涵，对人们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社会涵化作用。这场游园会成功的意义将不仅仅是举办了一场群众文化活动，而是以空间作为权力意志表征，按照社会主义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来改造和改写“南京路”，树立起一幅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城市新景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的社会关系会产生新的空间，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向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的生产；同样新的社会空间也包含了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空间争夺的意义，将在某种程度上，比在军事和经济的斗争更隐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更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的决心来争夺并改造“南京路”，其合法性建立在对历史叙述的争夺上。陈喜、童阿男等差一点倒在了南京路上，是怎样的教育使其恢复了英雄的面貌，使其具备既敢于对敌斗争又勇于自我思想斗争的勇气和魄力？正是通过阿男一家的悲惨遭遇特别是他父亲的革命经历重新讲述了一个关于“南京路”的故事。周德贵在会上动情地说：“提起南京路，同志们，老话说不完了！我周德贵活了五十多年，亲眼看见英国海盗，东洋鬼子，美国赤佬在南京路上奸淫烧杀、横冲直撞！几十年来，单单倒在南京路上的革命同志和工人兄弟就无其数！从跑马厅到黄浦滩的块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的烈士的鲜血，有的资本家说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镑、银镑堆起来的！我说，不！是我们劳苦大众双手开出来的！是烈士们用鲜血铺出来的！”[36]原来阿男的父亲和周德贵解放前被工厂开除，只得流落到南京路上沿路讨饭。当时为了配合解放军打胜仗，他们一同参加了游行示威、罢工斗争。正在阿男父亲带着群众向美国兵冲过去时，国民党侦缉队长也就是老K和一班警察开枪打死了阿男的父亲。阿男的父亲就这样倒在了南京路上。回忆往事，童妈妈禁不住感叹到：“总算盼到了解放，盼到了你们！解放军肯要你，这是你阿爸前世修来的，妈万没想到你会办出这种丢人的事情！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37]南京路的灯红酒绿之下还隐藏着这样的故事，通过重新叙述，“南京路”不再是一个反动脆弱的腐败空间而成为了一个充满反抗斗争的革命空间。通过重新叙述城市空间的历史，革命者也获得了新的合法性，进一步坚定了改造空间的意志。这是一条父辈流过血的南京路，这是被父辈鲜血浸过的南京路。指导员进一步鼓励童阿男——这是对阿男这样年轻战士说的，也是对许多被南京路上的香风吹倒的老兵说的——“同志们，今天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前辈们为它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38]从此，战士们的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不仅解救了被恶势力欺压的阿香，还成功击碎了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保护了南京路的胜利果实。南京路上的战斗胜利了，他们又要奔赴抗美援朝的新战场。在南京路上跌倒再在这里站起来，童阿男、陈喜在南京路上的成长和斗争的故事正表现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空间争夺和改造的能力。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却保守落后，固守西区，失去了空间再造的能力。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当资产阶级小姐林媛媛要投身革命参加游园会的演出，吓得同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表哥惊恐不已，急切地拉起林媛媛回家：“媛媛，你跟我回去。媛媛，你听见没有，姑妈在等你！”；“我反对你参加这种演出。这不是歌剧，不是音乐，是一种胡闹！”；“这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39]当林媛媛不听他的劝告，他也只得无奈地回到姑妈家，独自弹琴，大叹：“反正这个世界，不是为我们安排的。它使我空虚，叫我痛苦！它夺去了我心爱的一切！”[40]而林乃娴也就是林媛媛的母亲听说林媛媛要报考军政大学，立刻心急如焚要找她回来，希望说服女儿：“我做人，向来是吃饭困觉，不问天下大事的。”[41]此刻，林乃娴的这个资产阶级家庭已失去了往昔的力量，子女们迫切地要和家庭断绝关系，走向社会，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从林媛媛身上，可以看到固守一方的资产阶级摇摇欲坠，无奈而又必然地走上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路。如同《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不夜城》[42]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下，讲述了一个资产阶级子女最终离开资产阶级家庭的成长故事。解放前，民族资本家张伯韩的女儿张文琤整天只知道去百乐门参加派对，到商场抢购美国货，在家里开生日舞会。解放后，她却迅速成长了起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教育和帮助下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当“五反”运动开始后，大光明纺织印染厂工会要敦促资本家张伯韩交待“五毒”行为时，工会主席沈银弟想到了张文琤，希望文琤以亲情的力量去打动她父亲，动员她父亲坦白。文琤虽然说服了父亲，但随后发现父亲并没有坦白“偷工减料”、“提高成本”等“五毒”行为，让文琤伤心失望之余最终选择了离开家庭，参加地质勘探队，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对城市空间的改造落实在具体的家庭空间中，“子一代”从资产阶级家庭中挣脱出来，表明资产阶级固守个人利益，在狭小的个人空间中固步自封，失去了与时代和历史互动的生产能力。在新的历史时刻迎接人们的，恰恰是新的城市带给他们全新的城市体验：对城市解放更是对人的解放，人民群众成为了城市新的主人。在《上海解放十周年》中，巴金亲切地把“上海”称为“我们的”，将受流氓骚扰和外国人欺辱的万恶的旧上海与像“一个充满阳光的大公园”的新上海进行对比。在上海这个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中国人恰恰没有对空间的支配权：在马路上问路，“也会遭到白眼，或者受到欺骗，人们互相猜疑，彼此提防，好像仇人见面一样”，公园门口不再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是“因为没有西装就进不了顾家宅公园（现在的复兴公园）”；在马路上走路，“会突然被人拦住，叫我高高举起双手，让‘包打听’来‘抄靶子’”[43]。南京路上有英国巡捕向游行群众开枪的血流过，苏州河对岸是被日军攻占的闸北和南市烧成的一片焦土，法租界的铁门外是哀求开门的南市居民……巴金充满气势地接连反问：“惨痛的回忆是写不尽的。抗战以前或者解放以前在上海住过一段时期的人谁没有一肚皮的怨气和一肚皮的苦水？谁不曾感觉到有多少重的担子压在自己的肩头，有多少人骑在自己的头上？谁没有眼睁睁地望着亲人死去自己却束手无策？每条马路，每座大楼，每个公园，每家戏院，哪一个地方没有上海人的血迹？哪一个亭子间、哪一个灶披间，哪一层阁楼，那一家棚户没有浸透上海人的眼泪？”[44]而现今“上海现在的确是‘我们的’了。从解放的第一天起，谁走在上海的马路上都会有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一种真正的主人翁的感觉。谁都会感觉到自己跟这个美丽的土地有多么密切的联系。痛苦没有了，悲愤消失了，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怪物不是已经死亡，就是鼠窜而去……新的生活、新的工作在前面等待着每一个人。大家都有一种第一次昂起头真正做人的感觉，大家都感觉到这个美丽的土地多么需要自己为它工作，也都愿意献出全部力量把它建设得更加美丽。”[45]人们更主动地参与到城市的建设中去：“从解放的第一天起，上海就在改变。变化一直没有停止，变化越来越大，而且没有止境。每个人不但亲身经历了这些变化，同时，也尽力促成了它们。一天接着一天，一月接着一月，一年接着一年，上海变得越来越干净，越美丽了。”[46]上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没有这样动人过，“今天任何一个人走在上海的马路上，他会感觉到他好像在一阁充满阳光的大公园里面，这里生命无处不在，这里万物欣欣向荣；他又像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面，这里人们休戚相关，心心相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47]毫无疑问，城市不再意味着剥削、折磨、压抑和禁锢，而是带来了新的身体与心灵的解放。 二、新城市空间的再生产 城市是社会中各种力量角逐的战场，对城市空间的占有和控制，往往是社会权力最直接的映射。新的城市形象表征了不同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上海那些曾经的“浮华”，面临着争夺、占有、书写和涂改。上海的城市空间变迁，书写的正是其背后的社会力量的竞争与更迭。在考察上海城市形象变迁的过程中，或许可以把整个的都市空间看作这样一个剧场的场景：随着聚光灯照射角度的转换，场景中的主角不断变换。1949年之后，随着新的城市形象的登场，不仅唤起了城市中的人们对新的共同体的想象，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首先表现在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地位的空前提高。在电影《不夜城》中有几幅画面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是在大光明纺织印染厂厂区中。解放前厂门口“看出正是日班工人放工的时候，厂门里面的大院子里，工人们排成并列的三行，在等待出厂前例行的抄身。她（他）们全都穿得破破烂烂，形容枯槁，每一个工人手里是一个不同式样的饭篮、饭格或是饭匣子……抄身的地方是有天棚的，但稍后就是露天，工人们就排着队在雨里淋着。……按照通例，工人不能从正门出入。”[48]而在解放后，则是另外一番欢天喜地的景象：“正门大开着，铁栏拆掉了，野蛮的抄身制成了历史的陈迹；院子里竖着光荣榜，上面贴满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的相片（第一张大相片就是沈银弟）；播音器正在播送着《我们工人有力量》。这是日班工人放工的时候，我们首先看见的是几辆载满原棉的大卡车开进了厂里，几辆载满成品的大卡车从厂里开出；接着是大批下了班的男女工人散出来，他们笑着，哼着歌曲，说着话，一片欢乐的声音。从外表看，她（他）们身上有一个跟从前显著不同的特征：女工手里几乎都提着手提包，里面放着课本，男女工襟上都带了钢笔，拿饭盒子的一个也没有了。”[49]因为过去“我们创造的财富，要到纽约和伦敦、东京和巴黎，到那些百万富翁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去找。帝国主义者王冠上最美丽的宝石中，凝结着中国人民的鲜血。留在我们这里的，却不过是他们压榨中国人民的牢狱和屠场，强迫中国工人进行不折不扣的奴隶劳动的工厂和企业。”[50]新中国建立后，“上海真正成为我国人民的工业基地和文化中心之一，是在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而当人们一旦认识到是为自己劳动、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创造幸福的时候，我们上海的面貌也就迅速改变了。”[51]工人阶级对于能够成功改变自身地位并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感到骄傲。城市的全新面貌表征了一个新的阶级空间性的全面登临，新的城市是一个依靠劳动人民的城市，而不再是“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官僚、买办、资本家的城市”。这座劳动人民的城市正力争实现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重要过渡，工人阶级开始适应这个城市在转型后所建构的新的工作世界，并且塑造他们在新工作中的经验。过去，工人在城市中的日常体验是：“自己是受重度剥削、受到欺凌的劳动者”，因而只能是被动与顺从的角色。现今，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语言，不仅确立了工人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极大改变了城市自身。社会主义工业化重新定义了城市的含义，包含了使经济快速发展，使国家迅速现代化的远大理想。在《上海解放十周年》中，我们能读到如此冗长的统计数据，在那时看来，这些就是城市发展与转型的胜利成果：“就是这一年（注：1958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增加到一七一点三亿元，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五五三点五。仅仅这一年增加的产值，就比一九四九年全年的产值还要多。上海的钢，这一年达到一百二十二万吨，一九四九年却只有五千吨，连个零头还不到。整个重工业，不是增加了一倍、两倍，而是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千八百五十三；连解放前占工业年产值一半以上的纺织业，也增加了将近二倍。”[52]有关工业产量、钢产量和纺织产量的快速增长以及上海在全国工业产量中份额的“令人振奋”的下降，使作者发出如斯感叹：“这些数字同样是从我们劳动人民身上长出来的呀！”；“上海这个全国人民的珍宝，是更加可爱了。”[53]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依旧是社会主义中国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但不再看重声光化电式的新鲜视角和刺激体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形态的强悍和活力，是以技术进步为标杆的工业快速发展。整部《上海解放十周年》使用两种彼此衬托的方式来描绘这座城市：一方面在整体的层面上，运用鸟瞰的方式，为上海绘制出一幅社会主义经济振兴的地图；另一方面则在局部的层面上，采取地面的视角，标举出单个的工业部门、工业单位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黄浦江边的钢城》是这样来描述“上钢一厂”的：“十年前，只有一座半烟囱。……现在烟囱是六十七座。那矗立在高空的两个巨人，是一号高炉和二号高炉。看，霞光万道，有一座正在出铁水呢。那黄烟滚滚的地方是平炉、第一转炉车间，这边是第二转炉车间。……列车员得意地说：‘你夜晚到这里来，一片灯海，那才迷人呢！’”[54]除了“上钢一厂”以外，《上海解放十周年》中还勾画了能造五千吨海轮的“江南造船厂”[55]、成功试制高级合金材料的“铜仁合金厂”[56]、毛主席曾经到访过的“上海纺织厂”[57]……如铜仁合金厂“全年的产值是一百二十二万元，今年计划产值达到了一千五百万元，而目前全厂资产总值才不过四十万元。”[58]这成就是“全厂职工发扬敢想敢做精神，将劳动和技术结合起来，开展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刻苦钻研、大胆创造的结果”，“全厂上上下下，干劲十足，决心不断提高生产，迅速地试制出大量的新产品，把铜仁厂变成一个先进技术中心”[59]。技术成为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必须攻克的难关。因为资方工程师不愿意把作为自己本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人们，工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工人代表王同兴用新的配方和工艺条件将无缝镍管试制成功的事实，大大鼓励了铜仁厂工人深究技术的信心。这样的技术革新凝结成了这个城市中一代人的共同理想，也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城市面貌。随着生产空间的变革，城市的生活空间也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上海的早晨》中，与第一卷开头描述的表征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西区”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的第三卷出现了一种标志着社会主义新气象的城市空间——工人新村。一位上海纺织女工的代表汤阿英，由于在和资本家斗争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和在车间劳动中出色的工作成绩，她全家分到了上海市第一批工人新村的住房，得以脱离肮脏陈旧的棚户区，搬入新建的曹杨新村：“只见一轮落日照红了半个天空，把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也映得发紫了。和他们房屋平行的，是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中间是一条宽阔的走道，对面玻璃窗前也和他们房屋一样，种着一排柳树。”[60] 这是对普通工人获得这个城市中新的居住空间的第一次全面的礼赞。随后，小说又动人地描绘了曹杨工人新村的全景式社会主义生活画卷：“大家走出了学校，暮色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房屋，柳树和草地什么的都仿佛要溶解在暮色里，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了，只有路边的河流微微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幢幢的人影在路上闪来闪去。这个新村，只有合作社那里的电灯光亮最强，也只有那里的人声最高。从那里，播送出丁是娥唱的沪剧，愉快的音乐飘荡在天空，激动人们的心扉。一眨眼的功夫，新村的路灯亮了。外边开进来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把劳动了一天的工人们从工厂送到他们的新居来。像是走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灯光和暮色把新村送进迷离变幻的奇境，茫茫一片，看不远，望不透，使人感到如同走进一座无穷丰富的奇妙的新兴城市。”[61]就这样，上海不仅全然脱离旧有的城市形象，同时宣告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腾空出世。工人阶级作为城市新的主人翁在文本中获得了相应的话语权，讲述了一个新的关于城市的伟岸传奇。而在现实中，社会主义的城市形象正不断地占据城市的空间，用来表征一个新国家中领导阶级的历史登临。而城市重建的中心就在工人新村——一种广大的工人住宅群——由于建设规模宏大、风格鲜明并主要服务于工人阶级，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城市设计对“上海”面貌的改变，既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改变殖民化城市的面貌、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同时也关系到城市形态的变化（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而工人新村的建立，恰恰对应了社会主义对“上海”城市改造的诉求。因为“工人新村”一方面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另一方面“生产型”城市功能的发挥，需要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和投入。工人新村的建立虽然没有大规模地改变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具有十分明显的“示范”作用，让工人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感觉，把宣传意义上的“主人翁”地位落实为具体的生活感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设计是以“先生产、后生活”为基本原则的，建国以后近30年间，“先生产，后生活”的宗旨始终贯穿于近郊工业区的建立和中心城区用地规模的扩大过程中，直到70年代末，上海基本上只注重企业发展，忽略了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所以中心城区尽管有所延伸，但其发展的范围和质量均相对地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不过，工人新村的出现把这个原则复杂化了。社会主义城市设计也要顾及“生活”的问题，但它对“生活”问题的考虑是以“生产”为前提的。换句话说，“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在工人新村上已经一体化了，“生活”成为了“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也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大工业的现代生产方式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穿越，“组织化”的“生产”形式和“生活世界”的重建之间具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大工业化”本来就和现代“住宅”问题联系在一起，早在1887年，恩格斯就指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短缺现象。在开初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短缺现象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利兹、布拉德福德、巴门—爱埃尔伯费尔德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现象曾经具有急性发作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 [62]针对由高速工业化同时也是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住宅问题，恩格斯提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社会主义国家把房产分配到工人的手中。但他没有预料到随着20世纪城市人口剧增，即使革命成功，把原有的住房平均分配也不足以解决“单个家庭的独立住宅”问题。因此，20世纪建筑业在工业化的高度压力下，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设计出一种标准化、低成本、预制构件的“平民住宅”，从而现实地解决在有限的空间之内，经济合理地容纳更多人口的问题，并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63]这样的设计和建筑理想也体现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在经济力量有限和“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仍然非常重视住宅建设。在三年（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1953～1957年）时期，国家用于住宅投资分别为8.3亿和53.79亿元，竣工住房面积为1462万和9454万平方米，住宅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为10.59％和8.8％。由于原有基础薄弱，又受经济能力限制，当时的住宅建设能达到这样大的规模，和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是难能可贵的。按经济承受能力来分析，建国初期的住宅建设是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住宅建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急待恢复的工矿区和新建大型厂矿生活区。同时也维修改造了一批破、旧、危房和棚户区。这一时期比较有特色的住宅建设，一是有的城市建造了工人新村，如上海的曹杨新村、北京崇文门幸福村；二是当时著名“156”项大型建设项目中的新建项目，都建了生活福利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5月17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到普陀区调查工人住宅的工作组，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 普陀区在6.2平方公里的境域内，由于过去数十年来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市政建设极为畸形，工人居住不但普遍地十分拥挤，既缺少空气，更没有阳光。工人夜班回来得不到很好的睡眠，而且绝大部分的工房都已超过使用年限，破烂不堪，时有倒塌危险。棚户区域根本没有道路，雨后泥泞难走，臭气四溢，环境恶劣。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必须改善和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今天要改造与建设这个城市，在居住上如果不创造条件，不大量逐步建筑新的住房，而这对生产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次市政建设，首先以普陀区建筑工人宿舍这个内容为重点。[64] 主导这份调查报告仍然是“为了生产”而“改善生活条件”的思路，但从中也不难看出，解放后的上海，人民政府一直面临着改善下层居民居住状况的巨大压力。因此，工人新村的意义首先体现在解决广大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特别是改善下层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回顾解放初期，当时城市底层产业工人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大部分人都住在用竹竿、苇席搭建而成的被称为“滚地龙”的“棚户区”中。这种“滚地龙”，夏不能避暑热，冬无法御风寒，雨天潮湿、漏水更是家常便饭。[65]解决这部分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问题是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当务之急，同时也关系到与城市整体综合发展相关的卫生和治安等问题。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潘汉年副市长受陈毅市长委托，具体负责筹建工人新村的领导与监督工作。《上海的早晨》中的曹杨新村的兴建正是当时城市改造中的一项重要的工程。[66]除了曹杨新村以外，当时的上海还规划了其他八个类似的工人新村[67]，其建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开创了上海成批建设住宅新村的道路。《不夜城》中也表现了当时工人居住空间的前后变化。工人老瞿的家——解放前：“一件破烂的草棚子。正漏着雨，桌子上、床上、地上，到处用面盆、铅桶和盆盆罐罐一类家伙接着漏。”[68]而解放后却是全新的景象：“老瞿的新居；一幢工人新村一类的宿舍的底层，屋子的特色是简单而洁净。一些极普通的家具，壁上正中是毛主席像，旁边挂着瞿海生和沈银弟的并肩合影，在过去些，是银弟当选为劳动模范的锦旗。”[69]可以说，城市的住宅发展乃是涉及这个城市中广大居民切身利益的地方，新的领导阶级在设计规划城市建设时正将其放到了优先考虑的地方。他们完全可以骄傲地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蓝图中为自己添上浓重的一笔，事实也确实如此。《上海的早晨》中汤阿英一家人在搬入曹杨新村之时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们还不是住一辈子草棚棚，谁会给我们盖这样的好房子？连电灯都装好的，想得真周到。”[70]；“新中国建立了，工人当家做主了，才盖这些工人新村来，要不解放，我们工人还不是住一辈子草棚棚吗？”[71]。同时，这样的骄傲还包含了另一种情感，工人阶级对于他们能够成功改变自身地位并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感到骄傲，而这正是通过对城市住宅空间的重新构建来表征的。新的领导阶级有意地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在这座新城上，因而工人新村的实用性在某方面来说反而不如象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人新村“与其说是一种公共建设，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投射”[72]。正如《上海的早晨》所描写的，曹杨新村工人住宅造好之后，沪江纱厂也摊到四户，当时全厂到处张贴的标语为“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73]工人新村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实际的居住功用，更重要的是表征了一种工人阶级空间性的登临，生产了产生新的社会想象的空间。工人新村的建设正符合了意识形态的需求，它提供了一种人为的场景，即一种更加精心设计的人造环境，使得工人阶级在规模、强度、社会区分和集体依附性于地点方面得到了扩展。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当工人新村携带着新政权的威力登场时，它象征着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在政治上的倾向性关怀，在这样一个神奇的空间中转化为一种黄金时代的梦想——预示着未来“共产主义”的某种原型。可以说在当时，工人新村通过空间的“导向作用”[74]让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的强有力的地位、我们的兄弟般的情谊、我们的英雄气概、我们的革命力量……上海市“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正是作为“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人”的标志被迅速认同和复制，并在全上海和全国快速推广。随着工人新村的建立，一种更为积极能动的空间权力性在这里得到了高度体现。可以说，城市空间决不是中性的，权力的诸种关系被深深地印入社会生活的空间中，并充满了意识形态运作的可能性。实际上，城市的空间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物质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的空间化，这种空间化与社会的劳动分工、国家体制的物质性以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各种表现紧密相连。因此，“工人阶级”在这个城市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不仅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而且将直接影响到对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他们用自己的想法来重新塑造上海的城市空间，上海的城市面貌发生着迅速的改变。作为新的领导阶级意志的表达，以曹杨新村为代表的工人新村在设计上所表现出来的空间概念是崭新的和原创的。这一系列公共住宅的建设，将在成为所有居民的共同财产的同时，更展现出社会主义城市想象的深层面相。一方面，工人新村的设计者尽可能地将空间予以组织——包括将所有与工人新村有关的要素组织起来。这样既减少了建筑障碍，同时也消除了视觉终点，从而充分扩大了观察者的水平的视野，使工人新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空前的强调。我们再次回到曹杨新村在小说中的第一次亮相，它成功地蕴含了一种观察者宏观俯视的视角，将工人新村置于纪录对象的位置之上：“只见一轮落日照红了半个天空，把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也映得发紫了。和他们房屋平行的，是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中间是一条宽阔的走道，对面玻璃窗前也和他们房屋一样，种着一排柳树。”[75]从空中的“落日”开始，“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一条宽阔的走道”依次展开，在第一时间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横向推进、整齐开阔的视野之中。事实上，在规划上海的工人新村时，设计者着重的就是在住宅的总体布置和绿化设计等方面创造一个安全、舒适和优美的环境，远甚于对基本住宅形式本身的要求。而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可以迅速地达到这一目的。例如在曹杨新村的建设原址上，曾经环绕着乌黑发臭蚊蝇肆虐的臭环浜，而经过合理的填埋改造和疏通绿化后，这条“上海龙须沟”逐渐变成了“除公园外市区唯一可以垂钓的河流”[76]。在建设工人新村时，就有一项重要的指导意见，即保留和利用工人新村内的小河浜，结合道路的分布，将整个新村分成若干个小街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加之在环浜沿岸种植大片绿树和开辟大片绿地，从而形成疏密相间的空间。如果我们比较原先上海各类独门独户的小洋楼就可以发现，那种作为资本主义土地商品化产物的居住样式，产生的多是极端自由化的建筑格局，建筑是从属于花园，而不从属于街道、河流等任何其他空间，周围的环境不过是为了将视线聚焦于凸现的建筑本身。而像工人新村这样的居住空间是全新的，维持着一种大度和开阔的气氛；新村中的住宅得以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其间，并且同一期工程中所有住宅的外观都尽量达到了协调统一，从而在组织上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的壮观景象。另一方面，整个工人新村享有开放和自由的公共空间，强调自身配套设施的有机合一。在《上海的早晨》中，工人新村的主要建筑面貌得以展现后，所有视线都集中在一个升格的画面中：“远远望见一座大建筑物，红墙黑瓦，矮墙后面有一根旗杆矗立在晚霞里，五星红旗在空中呼啦啦飘扬。红旗下面是一片操场，绿色的秋千架和滑梯，触目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操场后面是一排排整齐的平房，红色的油漆门，雪亮的玻璃窗，闪闪发着落日的反光。”[77]这是工人新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配套内容，以“五星红旗”为标志的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地方——社会主义学校。紧接着的聚焦使我们看到更为温情并充满文化氛围的场景：“这个新村，只有合作社那里的电灯光亮最强，也只有那里的人声最高。从那里，播送出丁是娥唱的沪剧，愉快的音乐飘荡在天空，激动人们的心扉。”[78]工人新村的建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建造工人住宅的同时，一系列配套公共设施也同时兴建。考虑到的不仅有一系列基本的居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设施的迅速发展，如学校、影剧院和图书馆等[79]；也有商场、菜市场、公共浴室、消费合作社、诊疗所和大礼堂等重要生活网点的建设，以满足新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80]。为了适应以后的发展，还预留了银行、邮局、托儿所、公园与文化馆等公共设施的建筑基地。工人新村不仅以“新工房”塑造了工人生活的空间形态，而且以一系列的配套公共设施，改写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工人新村中一应俱全、环境清幽，个人的生活完全可以被包容在工人新村的天地之中，自给自足。而新村里还有上海最早开通的一条24小时的公共汽车路线，往来于新村和工厂之间，接送上下班的工人：“外边开进来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把劳动了一天的工人们从工厂送到他们的新居来。”[81]这样的新居正是一个自愿、自助和自我管理的空间，所有生活便利将由生产财富的工人阶级全体公平分享。与此同时的是，新村的建设者只单纯追求居住面积，住宅的基本功能受到了不断的削减。以厨房和厕所为例，曹杨新村一期工程的居室虽然设计为独门独户，但厨房和卫生间却为公用。稍后二万户型的设施配套则更差一些，到1954年建设的内廊式住宅的条件略有提高，但随后的住宅标准却一再下降，甚至取消了室内的卫生间设施。比较旧上海的建筑历史，特别是二十至三十年代上海经济繁荣时期的住宅建设，都在住宅功能上达到了相当高的西化程度，最新的现代住宅元素如抽水马桶、浴盆等大量进入了家庭生活之中。而像工人新村这样社会主义的住宅形式则不仅形式简朴，在内部功能上更达到了完全的简化。工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被严格和系统地划分在各个不同的商业网点和配套设施处，使人们的生活连结成为一个系统的网络。可以说，这样的设计风格包含了很多新的因素，已经完全不同于上海原先的城市住宅设计而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新的领导阶级策划了新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完全不同于西化的风格；这代表了与资本主义文化的自觉断裂，并隐含了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城市空间上寻找新的定位的强烈诉求。解放初，作为全国工业生产能力最强、技术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有着全新的“城市更新”的使命：抹去旧上海“冒险家乐园”的形象，通过对大批资本家的改造，迅速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工业阵地，使之从金融和消费中心转型成为红色中国的生产车间。1954年6月，建筑工程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明确了城市建设的目标是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建设的地点与速度，采取与工业建设相适应的“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82]而上海市政府早在1949年和1953年就已经两次邀请苏联专家为上海城市的改建和发展提出相应的规划方案，主要都是参考了苏联社会主义城市的发展模式，力图实现由消费型城市向工业化城市的转型[83]。以曹杨新村为代表的上海工人新村的营造，就是以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提出的市政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为指导，主要目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迅速组织起一支生产大军，组织起革命的“身体”更“全心全意”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服务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工业现代化梦想。这样一个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出发点的社会组织方案，使得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在工人新村上已经一体化了，“生活”作为“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工人新村的空间规划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新的城市空间为作为城市象征的劳动组织提供了全新的感觉结构。曹杨新村作为上海的第一个工人新村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上海解放十周年》中的《曹阳新村的人们》一文中，作者热情地呼唤到：“我要向大家介绍曹阳新村，要大家到这里看看，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你知道这个新村如何漂亮……是的，它不但是上海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工人新村，也是新中国最早、最大的工人新村之一……因为要了解解放后的上海工人，了解上海工人的生活，就得亲自来看看。”[84]新村内部的规划、布局和陈设作为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工人新村在规划的时候就考虑了工人文体活动的需要，曹杨影剧院开业于1959年，具有电影放映和文艺演出的功能。文娱活动不仅是一种娱乐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行为：“这个新村，只有合作社那里的电灯光亮最强，也只有那里的人声最高。从那里，播送出丁是娥唱的沪剧，愉快的音乐飘荡在天空，激动人们的心扉。”[85]文体活动的开展，既有益于身心，又强化了工人阶级健康向上、精力充沛的形象。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86]围绕体育运动而展开，描述了肉类加工厂的大李为说服老李参加运动，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故事。开场时，剧中人物被小李手上的一个皮球串联起来。小李失手将球撞到老李身上，老李接过球奋力一掷，落入“大力士”的脸盆，水洒到楼下，滴到正在刮脸的理发师头上，理发师以为下雨了，开口大叫，被刚进门的医生嘲笑一通。短短几分钟，摄影机在升降架上自由运动，将不同楼面，不同居室的空间连缀一气，让观众视线透过前景的楼梯、栏杆和墙壁，将原本分离的场景，自然而然地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空间。他们居住的“浦江新村”成为了一个层层叠叠、极具纵深感的空间。一方面工人新村是除了肉联厂之外最重要的生活起居空间，人们按照同一个时间节奏生活作息，被有效地安置在一个时间序列之中；另一方面工人新村更是故事发生、发展和推动的空间，充满了戏剧冲突：早晨，大家鱼贯出门上班，号称“气象台”的大李成为了大家带不带伞的“指示牌”，楼上楼下集体行动；正是这个腰酸腿疼不爱运动的大李被老李、小李选为了体育委员；但到影片结尾处，“气象台”却失灵了。这样强烈的戏剧性对比被放在开头和结尾处，完整地拍摄整幢楼居民出门上班的场景，构成了较强烈的对比效果。原本在肉联厂，老李和“大力士”这两个“看不起”体育锻炼、不断逃避做广播操的任务也受到了“惩罚”，躲进冷库差点被冻死，不得不手舞足蹈地“运动”起来，可这样的结果并没有使他们改变心意。恰恰是工厂之外以工人新村为中心的生活空间被大李和小李有效地利用整合起来，使大李“慢慢来”的说服工作最终取得了成功。影片拍摄了几处场景：其一，大李误学“三虎”第六节儿童广播体操，父子俩在家齐齐联系，声音透过居民楼木质地板直接传到楼下老李处，使老李不胜其烦却无可奈何；其二，小李买回各种美术招贴画，贴满家中各处，无意中老李见一老翁打太极的图画，萌生心动；其三，大李的妻子被说服参加自行车赛，利用夜晚在楼下学习，最后勇摘桂冠；其四，大李通过做广播操摘掉了“气象台”的帽子……一种协调一致、团结向上的社会主义文化通过体育运动这种群众性文化活动得以构建，并在整齐划一的生活空间中以有序的方式予以推广。工人新村这个社会主义新型空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用以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通过八小时之外的日常生活进而影响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通过对私人空间和时间的新型安排进而构建起社会主义文化。唐小兵通过对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文化为了解决日常生活的焦虑，塑造理想的“新人”，试图“在上下班之间，在公共—职业时间（工作）和私人—业余时间（休息）之间建立起意义的连续性。时间上的连续性，便同空间上的整合性一道，预设编排出一套合乎规范的行为模式。”[87]电影《今天我休息》[88]中的马天民，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新人。马天民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就像电影标题告诉我们的，在他休息的那一天，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他却主动地介入到城市生活中，实现了从城市监管者向服务者的功能角色的转变：他在里弄里帮助搞爱国卫生运动的居民包饺子，帮助居民打扫里弄；在街道上劝阻骑自行车横冲直撞的行人；在工厂边帮助运小猪迷路的大爷；在医院里照顾昏迷的儿童；在旅馆里寻找钱包的失主。通过他的出现和行动，影片展示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工人新村、街道、工厂和医院等等。同时，也将马天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和时间作了一个生动的呈现，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马天民“个人的房间”只闪现了一小会儿。影片一开始，昏暗的灯光下是清晨的街道，马天民刚刚结束夜班，没休息多久就又“不见了”，原来又到里弄去做好事了，得到的评价就是“这个同志老是不肯休息”，“休息/工作”在这里成为了被凸现的一对概念，对于一个民警来说，他的全部生活——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私人的——都是和新村居民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完全公开的。这就打破了原来的城市文化，也即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决定性因素，“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裂。”[89]而社会主义文化则力图克服这种分裂。电影通过马天民这样一个模范形象，毫不犹豫地将一种如何处理个人和国家、集体的关系摆在了观众面前，并树立一个标杆：新的城市空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国家对于个人日常生活的介入和收编，将国家的政治追求编制进新的提倡生活的蓝图中去，表达的“正是克服工作和休息、工厂和家庭、公共时空和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的欲望。”[90]在马天民的周围，同样的人物均以集体利益为重，个人走出家庭，投身社会生产建设。影片并不否定个人及其家庭利益，而是强调改变获得个人和家庭利益的方式：不是从家庭和个人出发，而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发，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财富积累越来越多，个人及其家庭最终会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爱情”还是“工作”？马天民似乎设计了两条在实施方向上总是发生抵牾的行动线索：一是约好去会女朋友，一是为群众排解各种困难。这两条线索构成了马天民一天经历中种种行为所造成的情节冲突的两个方面：马天民越是急着去干赴约会，需要他排忧解难的事就越迫在眉睫。而这两条行动线索同时对应和突出了他性格中的两个方面：他为群众做好事时的热情认真，和他赴约会面对喜欢的姑娘是的木讷质朴。这两方面在对比中形成鲜明的反差，并且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围绕同一事件，一起纠结在他的身上。当为群众做好事和与女朋友约会二者不能兼顾时，马天民便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影片完成了对这种价值观的赞美和歌颂，完成了国家对个人利益的收编。这种取舍，简单而又明晰；同时，影片又不单纯将其定义为一种牺牲，当马天民的工作和爱情最终有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时，人们也能由衷地认同这种取舍。电影生动地表明了，爱情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必须从属于革命和建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个人才能获得幸福美满的爱情。三、 中心与边缘：社会主义城市的内在矛盾 上海的城市中心开始了新的转移，上海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新的变迁。“城市在其历史的某些时刻会经历及其突然、强烈的形式变迁，这时刻就会产生一些断层，城市在霎那间变得如此陌生，即使对它的居民而言。那谁又知道它将向什么样的新的状态发展呢？”[91]问题在于城市有其自身的记忆，记忆不是一条直线，未必顺序从头开始，最后整齐排列整齐地结束。漫长的记忆空间广阔浩瀚，城市空间的改造和生产并不能那么迅速地改造附有主观经历和独特情感的城市记忆。此时，城市的记忆和城市的改造之间具有某种矛盾性。它诡诈时会刻意强化，防卫时又会着力淡忘；越是变迁迅速，越是发展未卜，越是价值不明，越可能产生强大的怀旧情绪。随着上海的解放，工人阶级似乎成为城市空间的主人？表面上看，工人阶级以压倒性的力量占领了城市，获得了对城市空间的高度支配权，并从此获得了建设新世界的信心。资产阶级的城市面貌迅速成为一种灰暗的过去被抛入了历史的漩涡中，新兴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社区向人们提出了另外一种更加恢宏的制度，并且迅速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然而上海又仿佛还保留着某种“等级性”，被新政权征用的市中心以及当时“南下干部”普遍居住的“西区”与工人新村以及更破败的棚户区之间构成了令人触目的差异。这样的城市空间布局既代表了社会主义对上海这座殖民大都会的改造，同时更显示出暧昧甚至是退避的一面。在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对城市规划的几次重要实施方案中我们可以发现[92]：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扩大近郊工业区的建设和中心城区用地规模，而隐含其中的“中心/边缘”的矛盾重新出现。作为社会主义对城市的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曹杨新村为代表的工人新村的建设主要集中在上海中心城区的周边（很多是原地改造后原地安置），从而达到了人口疏散，工厂外迁的主要指导方针。[93] 城市的边缘被新的工人新村所填充，城市的中心地带却仿佛成为这场社会主义洗礼中的“边缘”。解放初期，上海市包括郊区在内的面积为61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仅82.4平方公里。由于狭小的地域空间难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1950年，将苏州河以西、中山北路以东的地区划入普陀区。同时，逐渐有计划地在市中心的外围建设了一批工业区和居住区。当初城市周边的近郊农业地带，如今已完全成为中心城区的一部分，而这一基础，正式始于50年代初期的职工住宅建设。例如，普陀区在1950年以建设曹杨新村为起点向市区西北部的开发，时至今日，已成为连接近郊嘉定区的主要地段。杨浦区在1952年以建设职工住宅发展起来的控江、鞍山、长白、凤城等新村，如今也已构成了城市东北部人口稠密的集聚点，并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变化很小的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1952年在长宁区境内建设天山新村的选位与布局，为向西部纵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然而，与城区面积依靠工人新村加以拓展形成意味深长的对比是，原中心城区作为文化/经济中心的空间地位被延续了下来：上海的全部市级金融机构都集中在地处原英美共同租界中心的黄浦区内；市级文化活动场所多利用租界著名的老建筑改造而成，如人民广场（原跑马场）、市工人文化宫（原“东方饭店”）、市青年宫（原“大世界”）、市图书馆（原跑马场主建筑）、博物馆（原“中汇大楼”）等主要都集中在黄浦区；科学会堂（原法国学校）、文化广场在原属法租界的卢湾区，市少年宫（原外商豪宅）、市展览馆（中苏友谊大厦，原哈同花园）在原属公共租界的静安区；而上海的市级商业街，也都集中在租界原繁华地带。不仅如此，原租界地区还成了新的城市政治中心，几乎所有市级党、政机构都集中在原租界地区，其中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中共上海市委的四分之三的市局机关都设在黄浦区内。与此同时，新政权的党政军各类进城干部，纷纷入住因外国侨民归国、旧政权军政权贵外逃、部分资方人员及市民外迁等种种原因而空出（或被新政权没收）的原租界洋房、公寓中。这些人员与留在上海没走的旧上流阶层、中等阶层的市民，共同构成了旧租界地区的主要居住者群体。[94]在《上海的早晨》的最后一部中，潘宏福陪着潘信诚坐着小汽艇游览着黄浦江两岸的景色，此时的潘家父子心情却是截然不同。潘信诚大有“江山一去不复返”之叹，而潘信诚却成为了新政权培养下“新人”的代言者：“放眼看着黄浦江蜿蜒而去，江上尽是中国船只，没有一只外国兵舰。曾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英国汇丰银行，现在已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大楼了，只留下一对铜狮子在守着大门。……他的眼睛出神地忘着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大楼上的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湿润的海风中飘扬。” [95]相信每一个上海人都曾经领略过这幢曾被称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的风采，它就是解放前的汇丰银行[96]。这幢大楼的魅力不仅在于以其华丽的外观成为这个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城市的骄傲，更因其深重的历史感记录了这个城市内部力量在空间上的冲突、妥协和变奏：展现为从原先殖民地时代的经济中心到解放后社会主义上海的新政治地标的变化过程。新城市政权中心的选址标志着与殖民空间的冲突与并置，并在这种紧张中成为又一个战略中心，“中心依然是中心……而继续促使城市发展、详细说明并使城市语境化，使城市各部分凝聚在一起的，就是不折不挠的政治剩余权力。”[97]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虽然宣称其目标在于消灭阶级，而实际上却对维持现状很敏感。1949年以后的新政权，在拥有管理城市空间权力的同时，也利用城市既有的空间秩序，便捷地建立它所迫切需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成功地将空间的权力转化为新政权及其权力支配层的现实权力。同时，被维持的空间结构也开始形塑、影响新的社会结构。在既存的空间秩序中，旧的社会空间结构得以部分保留，新政权虽然部分地改变了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却没有能真正改变其社会关系。于是，城市的“解放者”被一种城市的记忆结构所捕获，重新成为了城市的“主人”。在今天，需要我们反省的是，这样隐匿在符号覆盖下的是中心/边缘的分裂，一种在本质上仍然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可能性关系，这种在空间上得到组织的城市系统不断地得到了想象性的神圣化，从而遮掩于人们的视线之外。由此创造出来的新城市空间或许能够“使得这个阶层的人获得一种‘感觉结构’”，但随之而来的“某种归宿感、安全感甚至是一种存在的自尊”[98] 只会使人们深陷于拥有“整体结构”的美好幻象之中。这种幻象在当今上海最直接的后果和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方兴未艾的“怀旧热”。和人们通常把王安忆的《长恨歌》和“上海怀旧”划上等号不同的是，作家本人却把这部作品中对于五、六十年代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的详尽描述和追怀看得十分重要：“在排话剧的时候，他们也就觉得第三部没有意义。话剧到最后就很弱，电影、电视更加过头，连长脚都没有了。他们觉得这个结尾太不罗曼蒂克，本来是一个伤感而美丽的故事，却死在这么一个人手里。总之，他们不喜欢这样一个非常煞风景的结尾，重点是放在前面40年代，选美，三角恋，金屋藏娇。话剧还好一点，它把60年代看得很重。但事实上，从我自己来说，如果没有第三部，我绝对不会来写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在写脆弱的布尔乔亚和壮大的无产阶级。我跟他们讲，如果没有第三部，这就是一个言情小说。”[99] 而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是上海选美、片场奇遇，王琦瑶飘飘零零、转转悠悠又回到了上海弄堂。五、六十年代恰恰不过是一场旧梦缅怀，终究是停留在四十年代的纸醉金迷的背景上。我们在这里碰到了“怀旧”的悖论。从王安忆《忧伤的年代》所写的上海西区生活经验中也可以读解到，同样是“怀”五六十年代的“旧”，其笔下的忧伤和工人阶级的幸福恰恰呈现了一种分裂的：“这个电影院的名字叫‘国泰’，在我们所居住的街道的西边。在东边也有一个电影院，叫做‘淮海电影院’。这两个电影院虽然只相距两条横马路，情形却大不相同，它们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阶层的市民生活。”[100] 小说中的主人公固执地选择那情调幽暗、专放外国原版片的“国泰电影院”，使得上海作为另一种怀旧对象出现了。这里的城市空间在隐隐绰绰地骚动着人心，成为了一种莫名的忧郁与失落的源泉。也许怀念的只是一些凡人的寻常经历，流露出寻常的欢娱和失意——这些欢娱和失意甚至都不是新鲜的而是称得上稔熟，重要的是其恳切虔诚的笔调在不经意间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幅城市空间的画面：国泰正在一个两条马路相交而成的、浸染了城市时尚的街角处，那里分明遗留着旧上海滩浮纨故事的残余；而那些装满主人公青春记忆的后弄和后院就好像是一个长梦，纵然弥漫了日薄西山的凄楚亦成为了美丽的幻境。相比之下，那成批为工人建造的庞大建筑群仿佛是另一个家世微贱的世界而悄然隐身。这种恍然若梦的忧郁是对那个等级结构维护下的“普遍秩序”的追忆，重新又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经验相联系。表面上看，百年来的沪上繁华沧桑都在王安忆细腻写实的笔触之下得以缓缓地呈现。《长恨歌》之后的《富萍》，也表达了作家对六十年代上海的一种新的寻找和发现，企图走入“逼着破陋的梅家桥”，撇开那实际存在过的“历史真实”，另外拖出一个梅家桥式的棚户区，让它来充当上海故事的主角。然而这番敏锐和诗情，着意于上海故事新讲法背后的深刻用意是否得以实现？《富萍》以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富萍”又是“浮萍”的谐音。它讲述了这个叫“富萍”的苏北女孩因为婚约关系偶然来到上海寄住在“奶奶”那里。小说一开始就铺排了一种细致和絮叨的描摹：写奶奶怎样带东家的孩子，怎样体现她即自尊又诚恳的待人之道；写吕凤仙每天忙于生计的安排，她在邻里中的做人姿态；写戚师傅上门补马赛克、修地板，沉默耐心又细致地做活。《富萍》中几代移民，她们的日常谋生手段无非是帮佣、收拾破烂、运送垃圾、糊纸盒子、摆小摊等等。她们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状态中，默默地做着上海人所鄙视的“苏北人”；但是，正是在这种状态中，最能体现顽强生存意志和独立生活选择，充分地教会了富萍独特的市民文化：即在顺应和变通中融入城市的主体或主流生活，同时开创自己的独立生活。王安忆曾经这样表达过：“现在的人把爱情和性夸大了……事实上爱情只是很小的故事，爱情背后有很多很多丰富的故事”。[101] 富萍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了，她连接起两个大的场景和众多的人物，提供了一幅上海变迁历史中的生动人物画卷。如上所说，作者企图夸赞的正是上述六十年代初上海群体小人物踏实生活辛勤劳动的风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作者正是力图证明自身已经自觉抛弃了悲天悯人、居高临下式的写作姿态，而回归对于普通劳作者的辛勤赞誉。通过富萍的自觉选择——逃避一个既定的命运，而是嫁到一个比自己更加孤苦无依的家庭中去，从而将富萍汇入了和奶奶、舅舅等一样的独立自主的劳动者人群中去，将周围的一群人物并置在一起，组成了一幅硕大的群像图。作者开始热烈地赞美梅家桥人的朴素的生活状态，赞美没有被贫困、粗俗所损伤的人性的美好：如舅妈不仅聪敏能干，看准了舅舅是个有文化的人，实实在在地撑起了一个家庭；而且善良宽容，对富萍的悔婚最终采取了一种冷淡后的接纳的态度，仿佛“这里的人都没大记性”。最终这里的一切更改了主人公的心意，不仅选择了在梅家桥扎根，更选择了在梅家桥中的最具有底层性的一户残疾破落的家庭发芽，从而完成了从淮海路、到苏州河，再从苏州河到梅家桥的“乾坤大挪移”，让上海故事的叙述重心整个得以颠覆和重置。但是，作者对于梅家桥的生活形态的叙述则明显要流于形式化和概念化。她企图以一种欣然的姿态进入一个别样的生活领域——上海贫民窟，以同情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城市边缘棚户区的男男女女，注视着他们一幕幕生生死死悲欢离合的话剧，却又反而隔离了我们的感官，变得模糊和遥远了起来。相反，小说最具华彩的部分恰恰出现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即对于六十年代初上海日常生活场景、经验和生活状态的描绘上。经过奶奶逐步实践和考察后，她选定的最“适合”的帮佣的地方就是淮海路。小说从淮海路弄堂下午三四点钟的阳光开篇，一路写下去，使得奶奶的眼光和作者的眼光时而重叠时而分错。这条不深的弄堂和弄前小街的声、色、形、韵，成为了小说最具神采的地方。我们可以跟随着奶奶的目光细细打量着这一带的楼房、街道、住家，跟随着富萍的身影驻足店铺门前凝望。作者为了还原上海六十年代的市井小铺如零食铺子、零头布点、纽扣铺子，可以用上五六百字，在看似啰嗦的叙述中显示的是上海世俗生活的精致、琐碎，不光代表了一种陶醉其中的欣然，而更是一种深谙门道后的挑剔。“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还须格外地将这日月夯地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102] 弄堂里的富足闲适，织缀成了富萍生活的背景和底色，独立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真实空间，轰轰烈烈地占据了小说最跌宕起伏的乐章。《富萍》中还欣欣然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城市阶层：如在第二节“东家”中，详细地描述了“奶奶”的东家——从部队转业的干部——的生活，他们生活简朴，大大咧咧，却也爱上馆子、买沙发、看电影。小说还描写了另外“奶奶”曾经去过的虹口区的一位解放军司令的家。但无论是描绘和东家那样迅速适应了淮海路生活的干部，还是虹口大院里的森严刻板的生活，这些个居高临下的新的统治者正渐渐开始占据起原先的公寓大楼的世界，进而也开始享用起昔日十里洋场遗留下来的淮海路、南京路上的西服店、咖啡馆，开始继承起过去踏着圆舞曲做着繁华梦的殖民地遗风，形成了和新的社会主义规范混合并存的博弈程式。虽然绕过市中心的花园洋房，特别创造出“梅家桥”这样一片低矮的棚户区，可以概括的说为：“从淮海路到梅家桥” [103]的一种自觉选择。但这样一个有自觉、有慧心的作家，在处处与新意识形态编撰的老上海故事拉开距离的同时，早也就隐隐陷落于“上海梦”的幻景与恣意中，反而泄露了时代的症结与隐秘。 今天，正当世人惊叹上海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发展之时，以“重返石库门”为代表的怀旧情绪也在这座城市弥漫开来。许多人看到的是被改造成“新天地”酒吧一条街的石库门：它被伪装成老上海文化中最具情调的部分，在人们的编码和想象中重新被据为己有；它不仅成为了上海城市形象的有力代言，并且转化为营建中国现代性想象的神秘背景。上海城市空间的历史果真能被这般炮制的情调给迅速“浪漫化”吗？也许这个城市让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相信这样被塑造的城市形象，我们似乎也安逸和自得于这样的城市镜像。因为我们和这个城市息息相关，它的性格同样也写进了我们的生活之中，反而显得太过真实。文学文本的重要性在于提供给我们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一同来释放其中的多元结构，揭示其中的复杂体验；更从城市的符号表达这一领域追溯在现代生活中已经分崩离析的更直接、更具体的过去。然而，时至今日,这种恢宏壮大的社会主义城市想象却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即使过去的记忆残片仍得以拼帖在一起，也成为了一种无法再现其灵魂的记忆。偶尔流动的是一份怀旧者的不无隔膜的怅惘之情，更多充斥的是深刻的现实焦虑之痛。人们哀叹的更多的是，解放后的上海中心城区面貌迅速“衰弱”，上海曾有的都市辉煌如花凋零，往昔风流成了人们心中无法抚平的隐痛。由于资本与消费文化席卷而来，释放了惊人的“重构”城市的欲望和力量，上海正欢欣鼓舞地重新昂首迈进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潮流，如李欧梵所说：“上海终于在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灰烬里重生了”[104]。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样，在历经近40年计划经济主导的社会主义之后，上海重新成为一个寄托了国人欲望和梦想的乌托邦城市，一个巨大的市场意识形态的经济—文化符号。 “上海怀旧”的背后正是对殖民地时代的上海的迅速神话化：“她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105] 大都市的繁华，对外开放交流，对财富的崇拜与个性的张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又重新塑造了上海的城市历史和上海人的历史体验。以上海二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共有的“市场经济”及消费文化为基础，把改革开放后的上海与殖民地时代的上海直接连接在一起，成为了当下流行的上海史的叙述模式。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九十年代的上海分享了共同的城市记忆，这样的上海带着一种欣然的姿态再一次亮相并风姿绰约地在一派“Lignt，Heat，Power”中重新占据人们的想象空间。“想象的生产”从来没有停止过她的步伐，这种迫切的对城市记忆的重新书写表现了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寻求跨越式现代化发展背后的极大的焦虑和矛盾心情。一方面，它强烈地暗示了一种“历史一致性”：南京路和外滩巍峨富丽的西方式建筑的复兴不仅带给我们对过去的美好怀念，更重要的是为后革命时代提供意义，论证了上海当下现代化方案的可行性，表征了一种以上海方式命名的依靠国家力量驱动的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带来的结果是，这种叙述在时间的纬度上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的上海历史屏蔽于无形，出现了历史上的空白地带，它抹煞了其他想象的可能性。更进一步地说，当下流行的上海史的叙述模式所带来的是我们对于主流城市的理解；在这种主流理解的指导下，透过地理环境、交通安排、居民分布、社区构成和建筑样式……诸方面以“空间布局”的形式重新规划和改写了在现代城市中的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由此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城市的想象空间说成是完全失败，恰恰是一直“误置”，因为现代城市已经成为了一种“话语”，不仅全面规范了我们对于城市空间的理解，更将现在对过去的“否定”不断地“投射”到过去，不断诋毁那样一种鲜活的改造资本主义都市结构、营造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全面努力，并且以形象化地方式表达所有的改造都是浮光掠影，留下来的才是真实的生活： ……这是1957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安全。窗外飘着雪，屋里有一炉火，是什么样良辰美景啊！他们都很会动脑筋，在炉子上做出许多文章。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做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他们下午就来，来了就坐到炉子旁，边闲谈边吃喝。午饭、点心、晚饭都是连成一片的。雪天的太阳，有和没有也一样，没有了时辰似的。那时间也是连成一气的。等窗外一片漆黑，他们才迟疑不决起身回家。这时气温已经零下，地上结着冰，他们打着寒噤，脚下滑着，像一个半梦半醒的人。[106] 2009年12月3日改定 [1] 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毛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336页。[3] 参见亨利·列斐弗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中的关于“社会主义空间”的相关论述，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 参见林拓、水内俊雄等：《现代社会城市更新与社会空间变迁——住宅、生态、治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特别是收入此书中的陈映芳《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一文。[5] 王安忆：《长恨歌》，144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6] 张晓春：《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近现代上海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研究》，15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7] 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关于上海“世界主义”的相关论述。[8] 关于“城市意志”对“城市空间”所发挥决定作用的讨论，可以参看赖德霖：《城市的功能改造、格局改造、空间意义改造及“城市意志”的表现》，载《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9] 《上海解放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上海解放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这本书的前言介绍了《上海解放十年》的编辑情况：“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也是上海解放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上海各报刊发起了上海解放十年征文，发动广大群众以散文、特写的形式，来记录上海十年来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斗争……这本选集，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创作和专业创作的结果。”[10]张春桥：《攀登新的胜利高峰》，载《上海解放十周年》，3页。[11]参见张旭东：《上海的意象》，载《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12] 李欧梵：《上海摩登》11页。[13] 巴金：《“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载《上海解放十周年》，14页。[14] 亨利·列斐弗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48页。[15] 谢刚：《南京路今昔》，载《上海解放十周年》，55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16] 转引自戈温德林莱·莱特等：《权利空间化》，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3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17] 谢刚：《南京路今昔》，载《上海解放十周年》，557页。[18] 同上，555页。[19] 张忱：《文化广场札记》，载《上海解放十周年》，432页。[20] 同上，435页。[21] 同上，437页。[22] 同上，438页。[23] 亨利·列斐弗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62页，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24]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剧本最初发表在《剧本》1963年第2期和《解放军文艺》1963年第3期。[25] 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霓虹灯下的哨兵》，载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中国话剧选4》，27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6] 同上，237页。[27] 同上，237页。[28] 同上，276页。[29] 同上，277页。[30] 同上，287页。[31]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一，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2] 同上，11页。[33] 同上，13页。[34] 同上，161页。[35] 葛云熙：《租界》，见葛云熙等著：《沪游杂记·松男梦影录·沪游梦影》，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6] 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霓虹灯下的哨兵》，载《中国话剧选4》，323页。[37] 同上，324页。[38] 同上，324页。[39] 同上，281页。[40] 同上，300页。[41] 同上，302页。[42] 1957年江南电影制片厂摄制，汤晓丹导演。 [43] 巴金：《“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载《上海解放十周年》，10页。[44] 同上，12页。[45] 同上，13页。[46] 同上，13页。[47] 同上，15页。[48] 柯灵：《不夜城》，载《中国新闻学大系1949-1976·电影卷一》，414页。[49] 同上，436页。[50] 张春桥：《攀登新的胜利高峰》，载《上海解放十周年》，3页。[51] 同上，3页。[52] 同上，4页。[53] 同上，4页。[54] 谢炳锁、徐之华：《黄浦江边的钢城》，载《上海解放十周年》，198-199页。[55] 丁柯、蒋文杰、陈楚：《乘风破浪的“和平二十八号”》，载《上海解放十周年》，205页。[56] 舒文、于辉音：《工人阶级要做科学技术的主人》，载《上海解放十周年》，220页。[57] 靳以：《毛主席来了》，选自《上海解放十周年》，238页。[58] 舒文、于辉音：《工人阶级要做科学技术的主人》，载《上海解放十周年》，221页。[59] 同上，221页。[60]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三，122页。[61] 同上，124页。[62]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3] 参见周博：《设计为人民服务》，《读书》2007年4期。[64]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组：《普陀区现有工房调查报告》，上海普陀区档案馆藏。[65] 根据1948年详细的区域调查，上海棚户达70，000，居民达30万以上，也就是说，约是城市人口的10％。因为棚户四散在城市各处，加之其拥挤的状况，可以想见要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是很困难的。五十年代早期，另一项更为有组织的调查估计，在上海棚户区13万个不同类型的屋棚里，住有18－20万户人家。棚户区的总人口将近100万，或者说约是上海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66] 当年，由市政府派出的工作组经过实地调查，最后确定在中山北路以北、曹杨路以西一带征地建房。1951年9月，新村第一期工程正式动工兴建，仅花了7个月时间，便以大跃进速度完成了。[67] 如普陀区的甘泉新村，杨浦区的长白、控江、凤城和鞍山新村，徐汇区的日晖新村，长宁区的天山新村，黄浦区的长行新村等。[68] 柯灵：《不夜城》，选自《中国新闻学大系1949-1976·电影卷一》，41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69] 同上，440页。[70]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页154。[71] 同上，页155。[72] 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页79，黄煜文译，麦田出版公司，2002年12月版。[73]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页140。[74] 空间的“导向作用”是指空间与人物共同组成某一阵整体。由于空间知觉引起的联想，会使我们对人物的知觉带有一定倾向性与选择性。参见黄承元、周振明：《城市社会心理学》，页42，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75]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页150。[76] 参见张永华、王含芳、童惠民主编：《文明之路——曹杨新村街道社区建设成果荟萃（1951-1996）》，页19，中共普陀区委宣传部、中共曹杨新村街道委员会、曹杨街道办事处资料。[77]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页151。[78] 同上，页152。[79] 1952年10月，动工兴建曹杨新村文化馆，1953年春节落成开放，有简易剧场、评弹室、图书阅览室、乒乓室、弈棋室、文艺活动室和露天球场等场所（1958年春改名为普陀区文化馆）。同年新华书店曹杨新村门市部开业（1978年又新建为800平方米的书店大楼）。1959年，新建曹杨影剧院，于1960年5月开业，建筑面积有4800平方米，1000多座位，既能放映电影，又可供大型剧团演出戏剧和歌舞剧目，80年代后期进一步发展成拥有舞厅、大屏幕录像、游艺、卡拉OK等多功能文化娱乐场所。新村内2所街道文化中心（站），也颇具规模。曹杨新村街道文化中心依靠社会集资，于1987年建造了一座500多平方米面积的楼房，设有舞厅、老年茶座、围棋角、桌球房、录像室、卡拉OK、电子游戏等各类活动，成为新村内很有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场所。该文化中心的一支老妈妈合唱队，30年来，尽管人员不断更迭变化，歌声却从未间断。曹杨新村地区尚有曹杨游泳池1座，街道图书馆及少年儿童图书馆4所、少年儿童艺校（培训班）6所，舞厅6座，各居委会还设有老年文化活动室。1986年以来，在新村内曾先后举办“仲夏十二夜”、“仲夏家庭文化荟萃”、“五月歌会”、“新村家庭楼台歌会”、“曹杨之春”社区文化艺术活动周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80] 1952年5月曹杨一村建成后，6月即开设新村第一家商店——曹杨新村工人消费合作社，当时面积106.5平方米，从业人员49人，年营业额91万元。1956年更名国营曹杨综合商店，经营商品增多，除一家综合大门市部外，还有小门市部5家、菜场4家、食堂1家、小吃店4家、熟水店1家、理发店3家、洗染店及缝纫工场各1家，共有职工358人。全年营业额351万元。60年代起，区商业部门在新村街区陆续开设一些商店，使新村商业网点更趋完善。1975年除新村中心区有一个大型商店，各村还有中、小型门市部，另有一个通宵服务部。[81]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三，124页。[82] 董志凯：《新中国城市建设方针的演变（1949－2001）》，转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论坛·读书会，www.cul-studies.com。[83] 1949年，市政府邀请以希马柯夫为首的苏联莫斯科苏维埃专家小组来上海，提出了《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前途问题》意见书。意见书认为：上海市一个服务人口远远大于生产人口的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必须改造成生产城市。1953年，苏联专家穆欣来上海指导编制《城市总图规划》，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是：“住宅区要靠近工厂，到处都可以发展。”工人新村的建立恰恰对应了社会主义对城市改造的诉求:由消费型城市迅速向生产型城市转型。[84] 唐克新：《曹阳新村的人们》，载《上海解放十周年》，57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85]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三，124页。[86] 1962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谢晋导演。[87] 唐小兵：《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载《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14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88] 1959年由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鲁韧导演。[89] 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载《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页523，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90] 唐小兵：《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载《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144页。[91]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3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2] •市府制定：《上海市发展方向图草案》：“安排市区人口上四周扩散……原市区住宅区，面积共50万平方公里，拟配合新区建设，逐步疏散人口，达到每公顷300~400人之密度，留在原市区的人口可降至175万人以下。”另外中区为175万，新住宅区385万。•苏联指导制定：《上海市总图规划示意图》：根据苏联经验（社会主义改造城市的办法），“保留历史上已经形成了的城市基础，加以彻底的整顿，重新规划，合理的分布住宅、工厂、铁路、运输和仓库，使城市中稠密的人口加以疏散，创造城市居民的正常和健全的生活条件……根据城市特点，加以综合统一，使之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城市。”——强调城市四周都可以发展。•“二五”期间制定：强调“充分利用，合理发展”，12年内规划建设住宅1000万平方米。“平均每人四平方米，可以是100多万人的居住情况得到改善，某些人口密度在每公顷3000人以上的街坊，逐步减至1000人左右。”•《1958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初步意见》：“根据市区现有2700多万平方米正是住宅和460万平方米棚户简屋来看，其中60%左右是抗日战争前建成的大都已经陈旧，建筑密度很高。规划安排市区外围新建与旧区改造同时并举，近期主要以外围地区新建为主，为旧区大规模改建创造条件。……”[93] 《上海住宅1949-1990》中记载着这样的事实：“按照住宅新村距市区要近，充分利用城市原有的市政公用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住宅新村配套要权，提供较好居住条件的原则，规划了9个新村”，即普陀区的曹杨、甘泉新村，杨浦区的长白、控江、凤城和鞍山新村，徐汇区的日晖新村，长宁区的天山新村，黄浦区的长行新村等。这9个住宅新村用地127.8公顷，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建设住宅单元21830个，开创了上海成批建设住宅新村的道路。到了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实施期间（简称“一五期间”，1953年至1957年），住宅建设进一步扩大，又陆续开辟新的住宅新村。按照所谓“本着适当满足职工就近生产、方便生活的要求”，按照市区工业分布状况，规划设计了沪东的玉田、大连、广灵新村，沪南的天钥、龙山、东安、上钢新村，沪西的宜川、石泉、武宁新村，沪北的广中、柳营新村，呈现了环市区住宅新村星罗棋布，茁壮成长的局面。[94] 参见陈映芳：《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95]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卷四，550-551页。[96] 初成立时汇丰银行设在外滩南京路口，即今和平饭店南楼旧址。1874年，其业务已相当发达，房屋面积不够使用，遂以6万两银子，购下海关大楼南面西人俱乐部的房屋和大草坪，并进行改建和装修，成为当时还算豪华的一座3层楼房。到了1921年，此楼显得陈旧和落伍，于是，又以每亩4000两银子的价格买下其南面11号别发洋行、10号美丰洋行的房产，将老房拆除，委托公和洋行设计，英商德罗•可尔洋行承建。大楼于1921年5月5日开工，工程历时25个月，于1923年6月3日竣工。整幢大楼呈现出仿古典主义风格。平面接近正方形，占地面积9338平方米，建筑面积23415平方米。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均居当时外滩建筑的首位。1949年后，汇丰银行在华的分支机构停业，上海分行设立清理处，与麦加利银行一起搬到圆明园路兰心大楼内。1955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进驻大楼办公，直到1995年后，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迁入使用。[97] 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页349，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98] 蔡 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转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论坛•文化研究www.cul-studies.com。[99] 王安忆、张旭东：《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王安忆、张旭东对话》，转引自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文萃·文学研究www.cul-studies.com。[100] 王安忆：《忧伤的年代》，载《隐居的时代》，页322，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101] 《与王安忆关于小说的对话》，选自《钱江晚报》，2000年8月4日。[102] 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学》，1995年第七期。[103] 参见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104]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页352。[105] 同上，页4。[106] 王安忆：《长恨歌》页193。
  3. 朱云汉：美國政治的四月寒流
    政治 2011/04/08 | 阅读: 2328
    四月初的华府本来应该是春心荡漾的季节，盛开的樱花为大地回春揭开了秀丽的序幕，灿烂的阳光也驱散了不少早春的寒意。可是华府的政治却弥漫着令人不安的肃杀气氛，共和党保守派夹着去年十一月期中选举大胜的余威，正磨刀霍霍迎接一场预算大战，准备将欧巴马政府的施政计划砍得体无完肤。     　其实美国二○一○财政年度始于去年十月一日，到今年九月三十日结束。由于共和党阻挠，二○一一预算案迄今未在国会获得通过，之前一直是靠一个接一个的临时预算决议支撑政府的运转。目前的临时预算决议只能让政府维持现有的支出水平至四月初，现在两党仍摆明不愿妥协，甚至不惜让联邦政府暂时停摆。     　在共和党尚未夺回众议院多数之前，由于「茶党」运动风起云涌、右派媒体的恶意诋毁、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制、以及欧巴马个人的懦弱政治性格，他上台前信誓旦旦要推动三项最重要改革法案：全面医疗保险、整顿金融秩序、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开发绿色能源，每一项改革方案都难以贯彻，所有通过的立法都是七折八扣。     　现在共和党内由「茶党」支持的极端保守派国会议员更是气焰高涨，准备全面反扑。他们不但坚持要大砍联邦政府预算六一五亿美元，还拒绝为欧巴马的健保改革法提供必要的作业经费，让其无法如期实施。他们还在预算法案中夹带各种极具争议的修正案，例如禁止环保署在这个财政年度内限制发电厂和工厂温室气体排放，不准联邦政府给「家庭计划机构」（Planned Parenthood）提供经费。     　共和党保守派表面上的理由是要避免联邦赤字失控，不让美国重蹈希腊与葡萄牙财政危机的覆辙，但是他们真正的用意在于肢解过去历届民主党总统所建构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他们左手砍社会福利预算，右手护航国防预算，并且坚持维持布什政府针对最富裕群体的减税方案。完全无视于美国目前还有一千四百万人失业，同时还有六百万家庭正陷入房屋遭银行查封拍卖的悲剧。     　同样惨烈的预算大战也正在美国各州展开。在二○一二年财政年度，预计全美有四十四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面临预算短缺，缺口高达一一二○亿。现在全美国各地都在演出图书馆与公园被迫关门、小学老师大量裁减、低收入老年人津贴减少、卫生保健服务中断、警察与公务员周休一日无薪假的凄凉故事。     　共和党保守派不但决心肢解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决心瓦解民主党的基层组织。新上任的威斯康星州长强力推动立法，限制公务员与老师组织工会的权利，并取消他们的集体谈判权利，在威州首府引发了六○年代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类似的政治斗争也正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上演。     　威斯康辛大学知名历史学家William Cronon在《纽约时报》撰文批评州长背离该州的「友善、斯文、相互尊重」传统（人文与社会：详情见克鲁格曼：美国思想警察），结果立刻遭遇共和党州议员围剿，要求他交出他大学电子邮箱内出现「共和党」三字的所有邮件。其他大学教授为其声援，抗议学术自由遭遇侵犯，也立刻遭遇共和党外围组织的报复。保守派组织以《信息自由法》名义要求学校交出这些教授信箱内过去几个月所有出现「威斯康辛」、「工会」等字眼的电子邮件，准备指控他们利用「上班时间」与「公家资源」从事政治活动，一场文字狱风波正方兴未艾。     　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欢颜绽开的华尔街金融大鳄。过去即使民主党拥有参众两院多数，欧巴马倾尽全力所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也只能成立新的保护消费者机构、赋予监管机构更大权力解散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加强限制高风险的衍生工具交易活动、禁止传统银行同时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却未能限制金融高级主管的收入和分红。     　这一年多来，在联准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下股市回暖，金融和银行业盈利恢复，华尔街的贪婪本性故态复萌，纷纷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放宽监管。同时，去年美国金融机构给高级主管的薪资与红利又创下历史新高，共发放了一一四○亿美金。历史再度证明他们才是美国政治的永远赢家。     　（作者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4. 斯蒂格利茨：Freefall （第一章节选）
    经济 2010/03/17 | 阅读: 2324
    Freefall: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5. 王小甫 ：七至十世纪西藏高原通其西北之路
    艺术 社会 2009/11/15 | 阅读: 2323
    1993年7月6日至9月20日，我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山郁夫丝路研究奖学金"资助，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在蒙古、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和我国新疆西南的阿克赛钦地区及西藏西北的阿里地区考察古代交通。我这次实地考察的重点是七至十世纪西藏高原通其西北之路，包括：西藏最早通新疆之路，喀喇昆仑山区的古代交通，吐蕃（629-848）西进中亚之路，葱岭山区的南北交通。考察的内容主要是交通路线的走向，即古代人通过的可能性。同时调查了一些古迹及民风民俗等与古代文化有关的材料。简言之，实地考察中我最注意的是山口、路口、河口、渡口，以及自然地理如山、河、路关系，气候、植被与经济生活关系等非到实地不能感觉到的情况。这样将实地考察所得与文献史料记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使我对西藏高原西北的古代交通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解决了一些单靠文献史料不可能解决学术难题。  一、西藏最早通新疆之路  由于自然地理的原因，古往今来从西藏高原通往其西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  1、向北去塔里木盆地。有两条路线：一条大致与今天的新藏公路所经相同，即穿越阿克赛钦（Aksai Chin，突厥语，意为"中国的白石滩"）这片夹在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的荒漠；另一条经由今天印占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向北，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苏盖提山口到达赛图拉（Shahidulla）与前条路线相会。然后，或者转向西北直下塔里木盆地西南斜坡上的叶城绿洲（即唐代的朱俱波）；或者向正北由桑株大坂翻越昆仑，再东去和田或西去叶城。  2、向西跨越帕米尔。这条道路的主要一段是要经过古代的勃律（Palur）地区，相当于今天巴基斯坦所领有克什米尔地区之大部分。  现在，学界公认，在公元七世纪上半叶，当吐蕃刚刚实现内部统一并开始向外扩张时，它还没有完全征服青海地区的吐谷浑（森安1984：7、10，注37、47）。所以，上述第一条道路实际上是吐蕃向高原以外发展的最早路线。但是，这条路的重要性长期不被学界所重视。特别是一些研究吐蕃与西域关系史的学者，他们或者直接就无视这条道路的存在（白桂思1987：30），或者仅仅由于恶劣的气候和地理原因而将其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森安1984：60-61，注18）。这些学者都认为，吐蕃一开始就是向西绕道葱岭（即帕米尔高原）进入西域的。但是，迄今所见有明确纪年的有关吐蕃人出现在葱岭以西的记载属于公元704年（塔巴里，卷2：1153；白桂思1987：66及以下各页），尽管不完全排除吐蕃人此前跨葱岭进入西域的可能性，但如果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那该如何解释能够明确断代的有关记载都集中在七世纪末以后而不是此前这一事实呢？恰恰相反，我们掌握的许多史料表明，在唐朝初年，吐蕃军队几乎总是越于阗南山（昆仑与喀喇昆仑）与西突厥余众连兵袭扰塔里木盆地缘边绿州的（王小甫1992：44及以下各页）。只是后来，唐朝于长寿元年（692）重新收复安西四镇并戍以重兵（《旧唐书》卷198：5304），吐蕃才被迫向西开通绕葱岭进入西域之路的。  有关于阗之南存在这条道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现存最早有关西藏高原与外部交通的汉文文献史料。据《隋书》记载，于阗"南去女国三千里"（卷83：1853）。至唐朝初年，玄奘说，东女国"东接吐蕃，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大唐西域记校注》卷4：408）。三波诃即今印占克什米尔之赞斯卡（Zanskar）地区。据《释迦方志》说："东女国非印度摄，又即名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三波诃，北接于阗。"（卷上篇4：37）。《唐会要》卷99和《通典》卷190都说大羊同东接吐蕃，北接于阗。可见，玄奘所说的"东女国"就是《隋书》记载的"女国"。  一般说来，汉文史料记载的"大羊同"就是藏文史料中的上象雄（山口瑞风1983：239-40）。据敦煌所出古藏文《大事记年》记载，吐蕃已于公元644年征服羊同并将其纳入治下。古代的羊同主要指今天西藏阿里和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所以，随之而来的吐蕃军队经由这里传统的交通路线向北发展是很自然的。  食盐曾经是这条路上贩运的主要商品之一。《隋书》说，女国"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卷83：1851）。另一方面，据藏文史料说，是朗日论赞从北方的突厥人那里得到了食盐（《王统世系明鉴》第8章：49；《藏族简史》第1部分第1节：20）。朗日论赞是吐蕃王朝第一代赞普松赞干布（？-650）的父亲，他的活动时代当在公元六世纪。将汉、藏史料有关西藏高原早期食盐的记载联系起来认识，可以认为，朗日论赞的食盐也是从女国转贩来的。很可能，正因为女国地近北方的突厥人居地，它才成了北方所产食盐的重要转贩地。  同时，朗日论赞的行动也表明，西藏高原本身的食盐资源开发并不太早。甚至直到本世纪60年代，著名的英国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还这样描写阿克赛钦："虽然这个地区一片荒凉，人迹罕见，寒风刺骨，根本没有饲料和躲避风雨之处，然而，对人们来说，也还有它的重要意义。一条古时的商路穿过此地，在断促的夏季，中午前后几个钟头，溪流里的冰融化可供牲畜饮水时，载着生丝、玉石、黄麻、食盐、羊毛的牦牛队，就从现在的新疆经过这里前往西藏。"（马克斯韦尔1971：18）我们注意到，当时食盐仍然是这条道路的主要商品之一。而且，正是在这里，在今天的 新藏公路上的著名站点三十里营房往东，有两个连续的地名：小盐池、大盐池。1993年秋天，当我沿此路从新疆往西藏进行考察时，同行的一位家住狮泉河的藏族商人还在这一带询问购买食盐。据她说，狮泉河的人认为这里盐矿产的大粒盐（石盐）特别适于腌制用。只不过据大红柳滩开饭馆的人说，这一带虽有两个盐矿，都已经不正常生产了，只是偶而有人去挖一袋来自己吃。  同商业活动一道，文化交流也沿这条路展开进行。在西藏最西北的日土县，曾经发现了大量岩画，其中不少内容与宗教有关。据研究，大部分宗教岩画都是关于古老苯教（Bon）的（侯石柱1991：130-31）。苯教是西藏古代的一种原始宗教，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在原始萨满教的基础上接受波斯祆教即拜火教因素而形成的（噶尔美1975：182）。日土苯教岩画的画面主要就是-系列不同的宗教符号，研究者认为可以反映日火崇拜在西藏发展的各个阶段（侯石柱1991：131）。类似的日火崇拜岩画也发现于新疆和田地区桑株巴扎西南26公里处的桑株河谷中，当地地名叫"乌拉其"，维吾尔语意为"指路者"（陈兆复1991：158-60）。如前所述，桑株大坂自古就是西藏高原北通塔里木盆地的要道之一。因此，可以认为，那些古代波斯的宗教因素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从中亚传入西藏的。尤其是迄今为止在巴基斯坦北部所发现的传播波斯宗教的古代粟特商人的活动痕迹，很少超过印度河谷中的夏提欧（Shatial）东边（耶特玛1989：44及以下各页）。夏提欧是印度河谷中著名的奇拉斯（Chilas）镇西面的一个地名，该地在印度河南岸，其对岸就是达列尔（Darel）河口与唐格（Tanqir）河口之间的山崖。达列尔河谷前人曾考定为古代的悬度，并将之比定为玄奘所记乌仗那旧都达丽罗川（《大唐西域记校注》卷3：297）。现在看来，所谓乌仗那旧都所涉及范围当不止于达列尔河谷（耶特玛1989：37及以下各项）。不过我认为夏提欧（Shatial）这个地名倒很象是古汉语"悬度"（*γiwan dak）一名的遗存。  异质方产生交流的必要。正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成了文化发展的障碍，象阿克赛钦、帕米尔这些地方才成了不同文明联系的纽带！所以，当我们致力于文明史、文化交流史研究乃至文化遗产保护和环境研究工作的时候，有必要对这些地区给予更多的注意。这一现象也表明，开展和实现交流是人类文明不可逆转的趋向和不可缺少的因素。 很可能，古代穿过阿克赛钦在中亚与西藏之间开展的经济文化交流，同在欧亚大陆上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也是由粟特商人来承担的。例如，写于十世纪的波斯文佚名作者地理书《世界境域志》中提到一个叫做Tusmat的地方，位于于阗之南，与于阗相隔一道大山（米诺尔斯基1937：93，259）。这就是说，Tusmat指的正是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那片地区，即今天的赛图拉、苏盖提（三十里营房）一带。Tusmat很可能是一个合成地名，tus源自突厥语的tuz"食盐"，mat或math为波斯语"浆、汁"之意，二者合成意为"盐汁、盐卤"，用以指当地的盐池。这类合成地名在中亚屡见不鲜，它们或许是由于当年操东伊朗语的粟特人在突厥游牧部落中经商而产生，或许是在后来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所产生。由此我就想到，可能正是从粟特（Sogd）这个名称产生了苏盖提（Suget）这种地名，这种地名在中亚也是屡见不鲜的。"苏盖提"一词在现代维吾尔语里意为"柳树"，但却不见于古突厥文碑铭（特勤1968：365及以下页）；现代维吾尔语里更常用"塔勒"（tal）一词来称呼柳树。  许多学者都认为，藏人自称所用的族名"蕃"（Bod）就源自古代宗教名称"苯"（Bon），古藏文中这两种写法相通。唐代便称呼西藏第一个统一王朝为"蕃"或"吐蕃"。苯教是吐蕃王朝直到其全盛期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有理由认为，吐蕃之统一并兴起为一强大王朝与苯教接受祆教因素从而成为系统宗教有关系。就现有资料来看，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广泛流播主要是萨珊波斯（约公元224-651）将其定为国教以后的事，尤其是中亚的滑国（Chionites）或者说 哒（Ephthalites）统治时期（约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对祆教东传有很大推动，而这正好在吐蕃王朝兴起的前夜，因而很发深省。有的学者认为，苯教产生于三、四千年以前，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从而形成系统宗教至少也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侯石柱1991：115、129及155以下各页）。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这些重大事件没有对吐蕃王朝建立以前西藏地区的历史进程发生任何影响呢？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仅仅基于传说的推测。  公元七世纪60-90年代，吐蕃与唐朝在西域进行了多次争夺。从史料记载可知，当时吐蕃人进入西域几乎总是首先进攻于阗（王小甫1992：50及以下各页），这就清楚的显示了吐蕃进军的方向。当时，吐蕃大论钦陵曾把他在西域活动的道路称做"五俟斤路"（《通典》卷190：5175）。俟斤是西突厥五弩失毕诸部首领的头街。五弩失毕部落的牧场分布在西突厥人居地的南部，所以又被称为西突厥十姓部落的右厢。因为突厥人以东方为前面，于是南方便成了右面（王小甫1992：28-31；汤姆森1924）。由此可见，所谓"五俟斤路"就是翻越于阗山，穿过昆仑、帕米尔和西部天山的山麓或山间草原，前往北部草原南缘的路线。将这条道路同古代吐蕃人获取食盐的道路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吐蕃人进入西域与西突厥余众连兵的主要路线。当然，这条路线肯定也能为商人尤其是粟特人所利用。  但是，公元692年唐朝收复安西四镇以后派遣汉兵三万前往镇守。在于阗地区，唐军配置的情况是："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今策勒县东北），东六百里有兰城镇（今民丰县东安迪尔/安得悦），南六百里有胡弩镇（*Ghunu恐即Kunlun音转，地在今赛图拉），西二百里有固城镇（敦煌出土古藏文大事记年写做Gu zan，指今皮山县桑株镇），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镇（今皮山县西南克里央）"（《新唐书》卷93下：1150-51）。据唐朝兵制，镇下还有城、戍、守捉等驻防单位。在唐朝如此严密的重兵防守之下，吐蕃很难再从此道直接向北进入西域，于是，向西绕道葱岭便成为必要。公元十世纪成书的《世界境域志》说："TWSMT（Tusmat?）之地，从前为汉人所有，现在属于吐蕃"（米诺尔斯基1937：93），那虽然讲的是后来的情况，但也反映了从前唐朝与吐蕃在这一带的争夺。  在初唐，就有取经僧走过这条路（《大正藏》卷51：1、3-4；王小甫1992：36）。就当时中国与印度间的交通而言，这条路是与吐蕃道（经泥婆罗）、迦毕试道（经吐火罗等地）并列的"北道"（注意，与《释迦方志》所谓"北道"不同）。作为商道，这条路直到近代还比从喀什去吉尔吉特一路利用率要高。1993年我沿此路进行考察，发现就通行而言，沿途自然条件要比想象的好得多。我从长年沿此路跑运输的藏族司机们那儿了解到，这条路一年四季均可利用，只是冬天严寒造成一些困难。  过去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古代的吐蕃军队是从克里雅山口进入西域的。确实，有一条小路翻越克里雅山口从新疆进入藏北羌塘无人区，但诚如清末所修《西藏志》所言，其路"冬夏不可行"，困难异常。著名的探险家如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英国的斯坦因（1862-1943）以及日本的橘瑞超（1890-1968）都曾想从这条小路翻克里雅山口前往西藏，但都没有成功（杜勃罗文1978：346-7；斯坦因1909；上原1937，下卷：765-75，813-16）。所以，说这样一条路在唐代就已存在并为吐蕃军队所利用是不可想象的。  二、喀喇昆仑山区的古代交通  在唐朝以重兵防守北道以后，吐蕃并未能立即打通经由整个勃律的西道。据汉文史料记载，吐蕃借道小勃律（藏文史料作Bru zha，即今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吉特地区）攻四镇是开元（公元713-741）初年才有的事（《新唐书》卷221下：6251；王小甫1992：145）。但是，史料记载，还在公元694年，即唐朝克复四镇并以重兵戍守之后才两年，就有吐蕃军队到了北方的十姓可汗故地（七河地区，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毗连地带）并挟所立西突厥可汗（唐人呼之为"伪可汗"）南侵。这次进攻被唐军击退后，唐朝的碎叶（地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附近）镇守使攻取了吐蕃的泥孰没驮城（《通鉴》卷205：6493，参同页《考异》引《统纪》）。泥孰为西突厥右厢弩失毕部落联盟中两阿悉结部落之一，其牧地中心在千泉（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附近）。没驮（Mati）古突厥语意为"忠诚，忠实"（特勤1968：355）。泥孰没驮意为"忠诚的泥孰"，质言之，这是吐蕃人在西突厥阿悉结泥孰部的一个据点。问题在于，在唐朝重兵封锁北道而吐蕃人自己又尚未开通经由小勃律的西道这种情况下，吐蕃军队何以能到达那样遥远的北方？看来，在北道与西道之间，西藏高原在古代还有一条通其西北的中道。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说："其大勃律，元是小勃律王所住之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勃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勃律不来。"（《大正藏》卷51：977）。汉文史料中的"大勃律"主要指今巴基斯坦所领克什米尔的巴勒提斯坦（Baltistan一名当源自Baluristan，意即勃律人所居地）。小勃律在古藏文历史文书中被称为Bru zha，同一份文书中没有与之相对的地名，即没有相当于大勃律的地名，虽然后来藏文文献中有好些名称如巴勒提（Sbal ti）、波罗尔（Balor）、朗贡（Nang gong）等等用来称呼巴勒提斯坦一地（弗兰克1926：85、193）。这一现象表明，所谓的"大勃律"之地很早就已被吐蕃征服而纳入了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正因为如此，这一地区在十世纪成书的波斯文佚名作者所著《世界境域志》中被称做"勃律之吐蕃"（Boloran Tibet），而其首府斯噶尔（Si dkar，今作Shigar）在《拉达克王统记》里被归于"墨"（Smad）地（弗兰克1926：32）。"墨"这个词在西藏地理中与另一个词"麻域"（Mar yul）一样，都意味着低地，而且总是用来指拉达克一带。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直到近代还有人把巴勒提斯坦叫做"小吐蕃"，而把拉达克叫做"大吐蕃"；甚至把它们分别称做第一吐蕃、第二吐蕃，而把西藏本身称做第三吐蕃（海达尔书1972：135，注2）。总之，勃律被分为大、小两部这一史实，反映了当初勃律王对吐蕃入侵的顽强抵抗。显然，向西开通勃律之路对吐蕃人来说并非易事。  从《拉达克王统记》的记载来看，吐蕃征服大勃律应是赞普贡松都杰（Gung srong 'du rje,汉文史料称器弩悉弄，公元676-704年在位）时期的事（弗兰克1926：32、85）。据古藏文大事记年记载，公元686年，论钦陵率军赴突厥地，然而于吐蕃境外滞留。我认为，钦陵这次是已离吐蕃而未达突厥地，其受滞当与勃律有关。据汉文史料记载，就在这年年底，勃律国首次遣使至唐朝贡（《册府元龟》卷970）。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很难排除二者之间有某种联系，即吐蕃侵逼是勃律遣使唐朝的直接原因。然而到公元697年，史书中就有了大勃律首次朝唐的记载（《新唐书》卷221下：6251；《册府元龟》卷970）。由此可见，勃律之分为大、小只能是公元686-697这十年间的事。在这段时间中，如前所述，公元692年以前吐蕃进入西域的道路并不存在问题。就今所见各种资料来看，在692年与697年之间吐蕃只有694年这一次进入西域活动。所以，吐蕃征服大勃律实际上只是公元692-694两年间的事。这样，吐蕃就打开了另一条进入西域之路。  众所周知，巴勒提斯坦从前的或者说传统的首府在印度河以北的斯噶尔，而不是象今天在印度河以南的斯卡杜（弗兰克1926：85、184-186；耶特玛1989：40）。从斯噶尔有一条道路翻过喀喇昆仑山的穆斯塔格山口（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西偏南）可通往和田。这条路与前述吐蕃通西域的北道相会于麻扎达拉（Bazar Darra）或稍东的麻扎（Bazar）。清代在麻扎达拉设有卡伦，我1993年考察时听麻扎兵站的一位军官说那里残垣仍存。麻扎（这里当地人的通俗叫法，其规范地名应叫巴扎，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历来是队商（caravan）食宿站所在，今天的新藏公路就经过这里。这两个地点都位在作为叶尔羌河上游主流的热斯卡木（Raskam）河北岸。热斯卡木河从东南向西北穿过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汇成的巨大山结，在这一段正好成为这两道山脉的自然分界。因此，热斯卡木河谷一直是西藏高原西北的一条重要通道，尽管这一路相对而言更为艰难。  我在这一带进行考察时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除了穆斯塔格山口外，这一带还有一些重要山口有路可通，主要有以下几个：  1、星峡尔（Shimshal）山口。从麻扎达拉沿热斯卡木河而下向西北乘马或骆驼走三天，就可以到名叫九个泉（突厥语Toquz Bulaq）的地方。在这里，有沙冈（Shaksgam，我国有的地图称"克勒青"）河从西南而来汇入热斯卡木河。沙冈河有三条支流：第一条也是作为主流的一条来自东南，其发源地之一就在穆斯塔格山口北坡，因此它也被叫做穆斯塔格达利亚（darya为突厥语里的波斯语借词，其源出自阿拉伯语，意为"河流"）。显然，人们也可以直接从穆斯塔格山口沿河而下到达九个泉，1889年，英国人荣赫鹏（F. Younghusband，1863-1942）就走过这条路（维瑞尔1991：扉页地图）。  第二条来自西面，名叫布劳渡（Braldu）或泽拉夫善（Zerafshan）河。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老乡中流传着一首民谣：泽拉夫善河，你是产金子的地方（zar-fishan，塔吉克语意为"散布金子"），你的源头在星峡尔。翻过星峡尔山口，向西顺星峡尔河而下，出河口对面就是巴基斯坦北部洪扎河谷中的著名村镇帕苏（Pasu）。从帕苏向北可经明铁盖（Mintaka∠Ming tagh，突厥语意为"千山"）达坂去塔什库尔干（但今天的中巴友谊公路走红其拉甫达坂），向南经海德奇石（Haldeikish，当地土语意为"雄羚羊之地"）即所谓的"洪扎圣石"（Sacred Rock of Hunza）可到卡里马巴德（Karimabad）。卡里马巴德从前的名称是巴勒提特（Baltit），这里是洪扎地区的首府，扼两条重要的道路：一条傍洪扎河岸而下至吉尔吉特；另一条渡过洪扎河向东南溯纳加尔河而上，跨纳加尔河的源头希斯帕冰川（Hispar Glacier）有一条捷径抵达巴勒提斯坦的首府斯噶尔（达尼1985：6-7）。  第三条来自西北，因发源于俄普朗（Oprang）山口，所以叫"俄普郎沟"（Jilgha,突厥语意为"山沟"）。  2、俄普朗山口。翻过这个山口就到了著名的红其拉甫山口附近，如前所述，今天的中巴公路经过这里。但据我1993年往返两次沿中巴公路考察，红其拉甫山口巴方一侧山高水险加滚石不断，远非中国一侧可比。所以，塔什库尔干县政协副主席马达里汉先生断然向我否定了古道在红其拉甫经过的可能性，他说从俄普朗沟经星峡尔去巴基斯坦路虽迂回，但也比红其拉甫好走。  3、伊里苏（Illiq Su）山口。从九个泉沿热斯卡木河而下，沿途有一些村落，都属于塔什库尔干县的热斯卡木行政村，道路极为艰难，夏季根本无法通行，冬季也只有当地以山岭为惯常径路的村民才勉强能走出来。据塔什库尔干县地名办公室的张雄同志说，1992年他们到热斯卡木搞地名调查，雇上马、骆驼从麻扎沿河而下，顺此路到到塔什库尔干共走了十五天。从九个泉走五天左右可以到热斯卡木河左岸的乌如克（Uzuk）村，这儿有一条小河从西北流来，在该村的北边汇入热斯卡木河。溯这条小河而上，经过最为困难的一段路程以后，可以到达伊里苏山口。翻过山口顺伊里苏沟向西北而下，很快可以到达中巴公路边的麻扎种羊场，塔什库尔干河从从种羊场东边向北流过。  从麻扎种羊场有一条叉路拐向正西。沿这条路溯卡拉其库尔河而上，两边均为草场，先后有五个重要山口：北边先后有拜依克（Baiyik）山口、吐格曼苏（Tugman Su）山口向西北通往目前为塔吉克斯坦所据的小帕米尔；南边先后有明铁盖山口、奇里克（Kilik）山口通巴基斯坦北部的洪扎河谷；正西卡拉其库尔河的源头是柯克得鲁克（Kok Terak）山口，该山口西面即阿富汗的瓦罕帕米尔，因而又被称为瓦赫几尔（Wakhan Jira，清代译称倭海及蕊，意为"瓦罕溪谷"）山口。1895年俄、英私分帕米尔，即以瓦罕帕米尔及小帕米尔一部分给阿富汗，形成了所谓的"瓦罕走廊"。  在热斯卡木河谷的东北，几乎与其平行，隔山有另一条路从麻扎达拉向西北直通塔什库尔干。这条路在高山峡谷中上下穿行，在一个名叫皮勒（Pil）的地方跨过叶尔羌河，又在皮羌亚特（Pichanyart）附近翻过最后一个山口。不过，这条路想必是比其他道路更为艰苦困难，以至我从未听当地人提到这条路，而只是在一份地图上找到它。  所有上述这些山口除星峡尔之外都通向塔克墩巴什帕米尔。塔克墩巴什帕米尔是所谓帕米尔八个"帕"中最东南即最接近西藏高原的一个，塔什库尔干是其中心城镇，这里至少在托勒密（约公元90-168）以前的时代就已是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上的著名枢纽之地了。托勒密《地理书》中提到的"石塔"，据考即塔什库尔干之地（米诺尔斯基、1937：233），我国《汉书》称之为"蒲犁"（卷96上：3882及以下页）。  大约在公元727年，慧超回国途经塔什库尔干之地，他说："过播蜜川（今大帕米尔），即至葱岭镇（指今塔什库尔干。--引者）。此即属汉，兵马见今镇押。此即旧日王裴星国境，为王背叛，走投土蕃。然今国界无有百姓。外国人呼云渴饭檀国，汉名葱岭。"（《大正藏》卷51：979）土蕃即吐蕃。据《新唐书·喝盘陀传》记载：喝盘陀或曰渴饭檀，唐朝于"开元中破平其国，置葱岭守捉，安西极边戍也。"（卷221上：6234）又从《册府元龟·将帅部》立功十一的记载可知，开元十年（722）唐军方开葱岭，即应小勃律王之请与之合兵大破吐蕃，小勃律遂为唐之西门（卷358）。可见渴饭檀国王裴星投靠吐蕃应是此前的事，甚至很可能是开元年代（713-741）以前的事。因为《新唐书·小勃律传》说，开元初年吐蕃已困迫小勃律，欲行借道之事（卷221下：6251）。这条西道一开，条件相对比较困难的中道利用价值就不大了。所以我认为，正是由于渴饭檀王裴星投靠吐蕃，才在公元692-713年间给吐蕃军队提供了一条进入西域的新路线。然而这就削弱了唐朝重兵戍守于阗地区的意义，所以唐朝要进一步置镇葱岭，并最终以小勃律为国之西门（参王小甫1992：145及以下各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公元704年吐蕃军队能够不经小勃律而到达远在乌浒水（今阿姆河）北岸的怛密（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美兹）这一丝绸之路上另一传统的枢纽之地，而与突厥人、挹怛人连兵向大食守军发动进攻（塔巴里书，卷2：1153；王小甫1992：138-139）。与阿拉伯文史书的记载相应，汉文史料也说：至少在公元720年以前，护密（今瓦罕）由于"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故役属吐蕃"（《新唐书》卷221下：6255）。可能，作为"大食之门"（波斯语作Dar-i Taziyan）另一面的"吐蕃之门"（Dar-i Tubbat）这个地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该座"大门"位在今天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省的吉尔姆（Jerm）和泽巴克（Zaybak）之间，即在巴哈拉克（Baharak）或扎尔迪吾（Zardiv）山谷，从而绾毂来自瓦罕及其邻近地区如巴基斯坦的奇特拉尔、吉尔吉特乃至中国新疆的交通（米诺尔斯基1937：112、120、350、365）。当然，扎尔迪吾山口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孔道，同时它也曾长期是伊斯兰和非伊斯兰文化的分界。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唐玄奘取经归国所经过的波谜罗川，以及慧超归国、高仙芝远征往返所经之播蜜川，都应该是指今天所谓的大帕米尔谷地，而不是从前有些学者所说的瓦罕帕米尔（斯坦因1921，卷1：73）。因为在唐代汉文文献中，瓦罕帕米尔或者说瓦罕河谷被明确地称为婆勒川（《旧唐书》卷104：3204；《新唐书》卷135：4577）。大帕米尔历来是最常用的一条通道。今天，站在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唐代葱岭镇遗址）上，人们可以看到其正西有一个山口，据当地知名人士说，那叫新滚山口，其西边现为塔吉克斯坦所据有的地方叫新迪，正是通大帕米尔的道路所经之地。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慧超说"过播蜜川即至葱岭镇"。另一方面，据当地人说，瓦罕河上游溪谷（所谓的"瓦赫几尔"）深险陡峭，且缺乏草场，很不利于商队或稍多的人员通过。而且，瓦赫几尔/柯克得鲁克山口远距塔什库尔干180公里左右，这段距离恐怕不是慧超能过而即至的。  三、吐蕃西进中亚之路  吐蕃人在葱岭地区的成功促使他们更为积极地开通较为便利的小勃律之路。公元714年左右，吐蕃人以"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为条件得以通过小勃律，并很快到了葱岭以北的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毗连的七河地区）（王小甫1992：145-146）。  作为西藏高原通中亚道路的一段，在小勃律（即今天巴基斯坦北部除奇拉斯地区之外的吉尔吉特专区）可以有好些交通路线。  首先是经由洪扎河谷。我在上面提到从西藏高原西北有两条道路均可通达洪扎河谷：一条来自从前大勃律的首府斯噶尔（唐代的贺萨劳城？），由之向西北跨越纳加尔河源的希斯帕冰川，然后沿河而下到河口对岸的洪扎地区首府巴勒提特/卡里马巴德；另一条从星峡尔山口到洪扎河谷的帕苏。对于前往中亚的吐蕃人来说，除了南谋小勃律之国（都孽多城即今吉尔吉特）及北勾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之外，洪扎河谷还有两条道路可供继续西去：  1、从帕苏北面的胡达巴德（Khudabad）出发。胡达巴德地在今中巴公路上巴基斯坦移民局所在地苏斯特（Sust）稍北，这儿有一条小路向西偏北溯查普桑（Chapursan）河而上直到其尽头，那儿在兴都库什山上有两座山口：伊尔沙德·乌云（Irshad Uwin）山口向西北通往瓦罕溪谷的朗加尔（Langar）；奇林基（Chillinji）山口向正西，由此沿奇特拉尔河源头而下，可以到达巴罗吉勒（Baroghil）山口附近。巴罗吉勒山口是兴都库什山脉最重要的山口之一，它的北边就是著名的"瓦罕走廊"的中央，它的南方在兴都纳季山上有历史上著名的山口坦驹岭（Darkot Pass）。  2、从卡里马巴德西面的恰特（Chalt）出发。恰特村正好位于洪扎河由东而来向南拐去的拐弯处右岸。1993年8月，我在巴基斯坦西北奇特拉尔河上游的马斯土季（Mastuj）遇到一位名叫哈米德·阿合麦德的年轻医生，他供职在白沙瓦的某医学院，每年夏天都要邀伴到北部山区跋涉旅行。这位医生告诉我，前一年他与他的同伴们曾经从马斯土季溯奇特拉尔河上源雅浑（Yarkhun）河而上，直到巴罗吉勒山口附近；从那儿转向东南翻过坦驹岭，然后经过雅辛河、伊什科曼（Ishkoman）河的源头及上游地区，最后下到洪扎河谷的恰特。无疑，反之亦然。  史料中说，吐蕃人虽然声明"非谋尔国，借道攻四镇"，但后来仍占领了小勃律的九座城堡并最终于公元722年围逼其都城（《新唐书》卷221下：6251；《册府元龟》卷358）。考虑到小勃律的都城即今吉尔吉特城一带的地势，该城虽靠近吉尔吉特河与洪扎河的汇合处，但本身扼据吉尔吉特河狭隘的谷口，古代的吐蕃人若不占领吉尔吉特即消灭小勃律国，就只能经洪扎河谷前往中亚。换言之，史料所说公元722年以前为吐蕃所据有的小勃律九座城都应在洪扎河谷或与之相通的道路沿线。所以我们看到，当公元722年吐蕃人围攻小勃律都城时，唐军从葱岭镇（今塔什库尔干）赴援，与小勃律军左右夹攻，大破吐蕃，于是尽复九城故地（《册府元龟》卷358；《新唐书》卷221下：6251）。此次唐军所经当即沿洪扎河谷而下。正因如此，后来天宝（742-756）初年小勃律与吐蕃联姻，吐蕃便以重兵防守这一线，才使得高仙芝远征时被迫绕道更西的识匿（Shig nig，今塔吉克斯坦什格南）。  实际上，由于自然地理的原因，吉尔吉特北部地区的道路几乎全都汇聚向巴罗吉勒山口，无论是来自洪扎河谷，还是吉尔吉特河谷（包括它的两条重要支流伊什科曼河与雅辛河），甚至作为奇特拉尔河上游主流的马斯土季河。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玄奘所记载瓦罕地区的一个古老地名叫做"达摩悉铁帝"。据考该名称为波斯语Dar-i Mastit/Mastuj 的音译，其意为"马斯土季之门"。玄奘经过此地时，其首府还在昏驮多，其地即今罕杜特（Khanaut）村，正在大帕米尔河与瓦罕帕米尔河汇合处西南不远，由马斯土季北出瓦罕必经此地（《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974-977）。如前所述，瓦罕本身是古丝路上的一个四达之地。正因为如此，当年吐蕃势力扩张到瓦罕以后，要派十万（此数字容有夸大，或为一万之误）大军去防守位据巴罗吉勒山口与瓦罕河之间战略要地的连云堡和婆勒城（《旧唐书》卷104：3205，卷109：3298；《新唐书》卷135：4576-4577，卷138：4615）。婆勒城因婆勒川即今瓦罕河而得名。Ghil或jilgha为突厥语"山谷"之意，所以我认为，婆勒川其实是Baroghil的音义合译。正是在这里，天宝六载（747），唐将高仙芝率军远征小勃律时与吐蕃守军展开决战，大败吐蕃后便长驱直抵孽多城（今吉尔吉特）。  可能同勃律被逼分为大、小两部分的情况一样，吐蕃重兵驻扎连云堡，迫使护密王不得不向西躲避。据《新唐书·护蜜传》记载，护蜜国都在塞迦审城（Sikashim）。塞迦审即今伊什卡什姆（Ishkashim），其地在故都昏驮多西南约80公里。无怪乎慧超说："此胡密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寔所管。"（《大正藏》卷51：979）胡密即护蜜；大寔即大食，指阿拉伯帝国。在古藏文《大事记年》中，护密被称为Ban 'jag nag po。这是一个合成地名，Ban 'jag是波斯语panjah"手掌"的音译，nag po为藏语"黑色"之意。这个地名当来自另一个合成地名Qara Panjah，qara是突厥语"黑色"之意。这后一个地名就是今天讹称为喷赤堡（Qala Panjah）之地，在护密故都昏驮多稍东，正在大帕米尔河与瓦罕帕米尔河汇流处南面。可以相信，在护密也同大勃律一样，在相当长时期内曾有过一个吐蕃的附属国。虽然在公元747年暂时遭到了失败，但吐蕃势力在唐朝因"安史之乱"于西域撤退劲旅之后很快便在葱岭以南地区重新建立起来。就在"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即公元756年，据古藏文《大事记年》记载，就有Ban 'jag nag po（护密/瓦罕）、Gog（今巴基斯坦之马斯土季）和Shig nig（识匿，今塔吉克斯坦什格南）使者到吐蕃致礼（王小甫1992：197，270及以下各页）。据塔巴里《年代记》卷3：841，公元811-812年，法德勒·本·萨赫勒被任命为"从哈马丹到识匿山和吐蕃"的大食东方省总督；十世纪下半叶成书的波斯文《世界境域志》也说："昏驮多是一个有许多护密人佛寺的地方，有一些吐蕃人住在那儿。在其左面有一座吐蕃人的城堡"（米诺尔斯基1937：121，366）。由此可见，护密之地曾长期是古代吐蕃人前往中亚的一个重要通道。  据汉文史料记载，当高仙芝远征小勃律时，在识匿与连云堡之间有三条道路：  1、北谷道。顾名思义，此路当傍瓦罕河北岸而行。  2、护密道。护密国主要位在瓦罕河（及喷赤河）以南，故以其得名的道路也应在瓦罕河南岸。  3、赤佛（堂）道。从汉文史料的记载来看，这条路一方面连接识匿和连云堡，另一方面又是小勃律都城（今吉尔吉特）与连云堡之间的一段道路，因为高仙芝是走这条路班师，然后到了连云堡。符合这个条件的道路只有从昏驮多向东南，由奥赤勒（Ochil，一作Anoshah）山口翻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奇特拉尔河另一支流图里霍（Turikho）河上游。溯图里霍河而上到其源头，从那里再向东翻越沙赫·吉纳里（Shah Jinali）山口，然后下到作为马斯土季河上游的雅浑（Yarkhun）河即奇特尔河正源。溯此而上，如前所述，人们可以到达巴罗吉勒山口与坦驹岭之间的战略要地"巴罗吉勒之野"（Dasht-I Baroghil）。  英籍探险家A·斯坦因曾将赤佛堂比定为瓦罕溪谷中兰加尔与波咱拱拜之间的一座石砌小屋，当地人称"小栈"（Karwan-Balasi），据说有一小佛龛（斯坦因1921，卷1：73）。但是，那个小栈地已在连云堡以东很远，邻近小帕米尔。高仙芝班师回安西都护府（今新疆库车），如果已经到了小栈，就没有必要再向西回到连云堡。所以我认为，如果赤佛堂真的意味着某座佛寺的话，那也应该在古代的连云堡以西尤其是昏驮多一带去寻找。再说，玄奘曾明确记载了昏驮多城的著名伽兰："伽兰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悬金铜圆盖，众宝庄严。人有旋绕，盖亦随转，人止盖止，莫测灵鉴。闻诸耆旧曰：或云圣人愿力所持，或谓机关秘术所致。观其堂宇，石壁坚峻，考厥众议，莫知实录。"（《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978）。前引波斯文《世界境域志》也说昏驮多在护密以其佛寺闻名。  不过我还是怀疑"赤佛堂"一名很可能是一个藏语地名的音译而不是一个汉语词汇，因为汉文史料中有时把"堂"这个词尾略去，而藏语的dang（现在常音译为"塘"字）是一个地理通名。该地名本身恐仅为"赤佛"二字，《广韵》音可拟测为*ts'iek biwat。设如确为藏语译音，其原文或许是Rtse po ta la，意为"山顶渡口"或佛教中的"普陀山"（音译自梵文Potala(ka)），今天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即取名此意；或许其原文为Chag po tang，意为"分立者所宅"。无论如何，该地名所指都应是吐蕃控制下的昏驮多，即所谓Ban 'jag nag po的首府。而《世界境域志》恰恰记载了昏驮多"左面有一座吐蕃人的城堡"，据研究者说，这里的"左面"即是指昏驮多对面的喷赤河北岸，也就是说，这儿正是一个渡口（米诺尔斯基1937：121，366）。  无疑，对古代的吐蕃人来说，"瓦罕走廊"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军事意义，亦可用于商业活动与文化交流。例如，慧超就说过：识匿王"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蜜川，劫彼兴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著也。"（《大正藏》卷51：979）。兴胡或兴生胡即商胡，在唐代多半是指粟特商人。与慧超的说法相应，《世界境域志》第26节第18条记载，有一个名叫萨末鞬度（Samarqandaq）地方，那儿住的有天竺人、吐蕃人、护蜜人，乃至穆斯林；该地为河中地的边界和最远处。据米诺尔斯基的看法，萨末鞬度这个地名表明，那儿有一个来自康国（Samarkand）的粟特人移居地，该地很可能就在瓦罕地区今天叫做萨哈得（Sarhadd，意为"边界"）的地方，正好位于著名的巴罗吉勒山口对面，翻过这个山口可以前往吉尔吉特及其他邻区（米诺尔斯基1937：121，369）。  与赤佛堂道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地点是马斯土季。如前所述，我们知道，护密又名达摩悉铁帝，意即"马斯土季之门"，而所谓的"赤佛堂道"正好穿过马斯土季河上游河谷。从吉尔吉特前往马斯土季只需溯吉尔吉特河而上到山都尔（Shandur）山口，该山口东坡相当平缓；其西坡也不难攀登；翻过这个山口后沿山下一条河流向北，便可直到马斯土季镇。这条路便于通行，沿途河谷中村庄、农田不断。那些在路边随时可见的岩画显示出这条道路的历史悠久。1993年夏、秋之际，我乘吉普沿此一线旅行，经常在路旁看到刻着岩画的巨石，例如，在凡达尔（Phandar）村一带，在山都尔山口附近，以及在马土斯季去奇特拉尔的叉路口以南，等等。那些岩画的画面几乎全是射猎场面，张弓搭箭的射手，长有长长弯角的羚羊等。  顺便说说，虽然岩画的内容看来反映了一种与现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完全不同的经济生活，我还是找到了一些在风格上与岩画相似的现在还活生生的图画。那是在邦布列特（Bumburet），奇特拉尔西南兴都库什山中卡拉什人（Kalash，巴基斯坦的一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据说为古代亚历山大东征移民的后裔）的一个小山村，我在许多房屋的墙壁上都发现绘有图画。这些图画内容几乎全都是用木炭画出的单线条射手与大角羚羊形象，与岩画图案一模一样。特别是有一只刻在一片新木版墙上的大角羊，显然是钉子一类的尖锐物刚刻上去不久，图画线条实际上是一些连续的点，痕迹非常新鲜。因此，我很怀疑沿途所见那些岩画的创作与卡拉什人的祖先甚至他们自身有关，这涉及到卡拉什人的起源，以及岩画的断代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我注意到，那些刻有岩画的巨石几乎是屹立在河边的路旁。因此使我想到，在岩画、河流与道路这三者之间有某种联系。如前所述，在西藏高原西北的丛山中，道路几乎总是顺着河流延伸，那么，岩画可能到处都是作为路标创作的。果真如此，这一现象或者说这种关系对确定古道的走向，对于探寻和保护岩画，乃至对环境变迁的研究都很有意义。  在汉文史料中，对古代的马斯土季一地有两组称呼：一组是商弥、双靡、赊弥等等，另一种是俱位、拘卫、拘纬等。后一组名称大致是初唐以后才出现的，实际上最早见于公元八世纪20年代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据我研究，该地地名的这种变化是吐蕃强盛时期在西藏高原西北进行积极活动的结果。在古藏文《大事记年》中有一个地名Gog，此地与护密、识匿同属所谓"上部地区/西部地区"（Stod Phyogs）。此名的另一写法为Kog yul，yul为藏语地理通名，意为地域、地区或地方，汉文音译为"域"。另一方面，唐代的"俱位"二字读音可拟测为*Kiwo ghwat 或*giwo ghiwat，可信为藏语地名Kog yul或Gog（yul）的音译。汉、藏这两个地名无论从语音上，还是从地理上，或者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上均可勘同为一（王小甫1992：270及以下各页）。  《新唐书·波斯传》后说：俱位"国人常助小勃律为中国候。"古藏文《大事记年》也说Kog yul曾驻有唐军。考虑到俱位（Kog/Gog yul）即赤佛堂道所穿越的马斯土季地区，高仙芝远征小勃律去时分兵及班师回国均由此路更是情理中事。以前有些学者如斯坦因曾认为"俱位"是奇特拉尔的语言名称Khowar的音译。然而，姑且不论这一比定的音韵学和地理学问题，仅是有关地名的历史变化它也是无法解释的。所以，我不接受这种臆测。  沿马斯土季河而下，人们可以到达另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奇特拉尔。公元八世纪末，取经僧悟空曾沿着这样一条路线由北向南而行："次护密国，次拘纬国，次葛蓝国，次蓝婆国，次孽和国。"（《大正藏》卷51：979）。蓝婆和孽和已被人们分别比定为今阿富汗的拉格曼（Laghman）和贾拉拉巴德地区，所以我认为处在拘纬与蓝婆之间的葛蓝，其地非奇特拉尔莫属。葛蓝一名当来自奇特拉尔河的另一名称库纳（Kunar），正如奇特拉尔的另一汉文名称朅师来自该河的又一名称渴师卡（Kashkar）。不过，实际情况更可能是河名来自地名。我很怀疑葛蓝国就是玄奘提到过的葛逻胡国（王小甫1992：121）。  由奇特拉尔往西去，有许多山口可以翻越兴都库什山，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多拉（Dorah）山口。翻过这个山口，人们可以沿桑里奇（Sanglich）河向北直到泽巴克（《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973-974；米诺尔斯基1937：367-369）。如前所述，从泽巴克向东北可去塞迦审城，即吐蕃据有昏驮多后护密王所迁新都；从泽巴克向西北即历史上著名的"吐蕃之门"或"大食之门"（米诺尔斯基1937：350，365）。  现在，经过许多学者多年来对南迦-帕巴特（Nanga Parbat/Diamar）峰附近印度河谷地区历史文化的考察、研究，朅师阻断小勃律与箇失密（Kashmir）之间的交通而与吐蕃直接沟通的问题看来可以认为是解决了（耶特玛1989：37-39）.。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在吐蕃征服大勃律以后，从朅师到大勃律有一条直路：毋需经过北边的小勃律，也不经过南边的乌苌，而是横穿所谓"乌苌国故地"达丽罗川。但是，这里的达丽罗川决不能简单地比定为今天的达列尔河谷（《大唐西域记校注》卷3：295），而是指南迦-帕巴特峰四周的一大片地区。尤其是崩季（Bunji）经奇拉斯至夏提欧之间的印度河谷，对于这一带的交通特别重要（参前引耶特玛文），此一段即汉文史料所记古代的"悬度"所在（见前）。  有的学者认为奇特拉尔虽然曾被 哒征服，但仍然宗奉佛教；而且，朅师一名可能意味着该地曾是曷萨（Khasa）人之土，他们是一个强大的部族，曾远远地向东扩张（耶特玛1989：39）。在奇特斯地区曾经发现了大量公元五世纪的铭文，都是有关曷萨酋长的部落国家（Khasarajagana）的。于是，巴基斯坦的著名学者A. H. 达尼博士说："很明显，曷萨人曾定居此地，且至少从旃陀罗笈多（约公元前321-前297）时代到公元五世纪在奇拉斯地区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国家"（达尼1991：117-118，142）。但是我认为，所谓的曷萨人或许可以同今天的卡拉什（Kalash）人勘同。我们前面提到，卡拉什人是生活在奇特拉尔西面兴都库什山中的一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其起源由来迄今仍有许多争论。有一种传说认为他们是当年亚历山大远征军的后裔。确实，当1993年我考察他们的村庄时，见到这些金发碧眼皙面的山民，可以肯定是所谓"雅利安"人种。不过我想，他们也可能是其他白种人的后裔而不一定和亚历山大东征有什么关系。比方说中国古代史书所记的塞种（Saka），他们原是中亚的一个古代部族，约公元前二世纪向南迁徙，奇特拉尔正在他们南迁的道路上。如前所述，卡拉什人有可能是吉尔吉特河和马斯土季河上游那些岩画的主人，可见他们在古代也曾分布既远且广。但若果真如此，他们真的曾经信过佛教吗？因为我们在邦布列特村曾见到卡拉什男人的祭祀场所，那分明是一个拜火祭坛：石头砌成的方形祭坛上有大量烟熏火燎的痕迹，旁边还有几堆用于燃火的树枝。总之，这还是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汉文史料说，在唐代，箇失密与中天竺曾扼制吐蕃向外交通的五条大道（《新唐书》卷221下：6256）。这五条大道除了上述大勃律经达丽罗川通朅师以及从女国（大羊同）经箇失密通谢 （Zabulistan，今阿富汗伽色尼一带）两道，加上吐蕃经泥婆罗或者经悉立（Se rib，今西藏亚东）、章求拔（今锡金）通中天竺的两道，还应有"食盐之路"从女国至北天竺（今印度旁遮普邦贾郎达尔）一道。食盐之路本来毋需经由箇失密，但据慧超说：北天竺"为国狭小，兵马不多。常被中天及迦叶弥罗国屡屡所吞，所以依山而住"（《大正藏》卷51：976）。迦叶弥罗即箇失密。实际上，从吐蕃通北天竺至少有两条路线：一条从女国经三波诃（Zanskar）、洛护罗（Lahul）和屈露多（Kulu）等国（《大唐西域记校注》卷4：372-374、408）；另一条大致循象泉河/萨特累季河而下，经过古格、毕底（Spiti）及西姆拉等地。唐初贞观末年，沙门玄照经西域去天竺，适逢其国内乱，遂远跨胡疆到吐蕃。待贞观二十二年（648）王玄策以吐蕃、泥婆罗等兵马平定天竺之乱，玄照才由文成公主遣送北天（《大正藏》卷51：1）。玄照由吐蕃往北天阇兰陀（Jalandhar，即贾郎达尔）之路，恐即循象泉河而下一线（王小甫1992：41-42）。  当然，并非所有这五条大道都适于为吐蕃军队所利用。据汉文史料记载，由于气候的原因，吐蕃的军事进攻几乎总是选在秋冬季节进行，一到春天便因时疫而退兵。后来抓了唐朝俘虏来作战，吐蕃在夏季也能发动进攻了（《旧唐书》卷196下：5256；《新唐书》卷下216下：6098）。显然，吐蕃人自己不适应炎热的气候。我曾在考察中遇到一个藏族牧人，他仍然认为在山下养不活牦牛和绵羊，所以他以宁可住在高山牧场上，尽管那里经常笼罩在云雾之中。当我在巴基斯坦北部考察由奇特拉尔去白沙瓦时，才知道喜马拉雅山以南是何等的炎热：还没有完全出山，已经见到养水牛、种芭蕉，和我国南方一样。大概，这就是在奇拉斯一带的印度河谷根本没有藏文铭文的原因（达尼1983：132）。也就是说，古代的吐蕃人很少向南活动，他们在北印度的影响多半只是威慑性的。所以，对古代吐蕃与印度的经济、文化联系也不应估计过高。众所周知，吐蕃前弘期佛教最初还是从汉地传去的，而当时佛教在印度已经衰落了。而且，吐蕃佛教史早期的著名人物多半是传教的印度僧人，不象汉地佛教有众多舍生忘死的取经僧。所以说，历史表明，藏民族从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就主要是同祖国大家庭其他各民族在一个共同的地域内活动，并同各族一道共同创造了祖国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  四、葱岭山区的南北交通  前面说过，吐蕃从一开始就几乎总是和西突厥余众连兵在西域活动的；而且，尽管唐朝以重兵戍守安西四镇，吐蕃军队仍然绕道葱岭远远向北到了十姓可汗故地，那里是西突厥部众的中心，当然也是吐蕃与之连兵活动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连接葱岭南北的交通路线就成了"热线"（王小甫1992：129-130）。  从突厥汗国时期起，在吐火罗与七河地区之间就建立了传统的联系（克里亚什托内1964：143、144）。从吐火罗经河中地前往北部草原，本来有一条古代东西交往的大道，玄奘西天取经穿越中亚就走的这条路，后来又被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家们详细记载、描述，称之为"呼罗珊大道"。不过，对吐蕃人来说，考虑到大食人对中亚的征服，应该更多地注意从南向北穿越葱岭山区的交通路线。  据玄奘的说法，"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964）活国（Walwalij）指今阿富汗昆都士，乌铩为今新疆莎车。但当慧超于公元727年经此回国时，骨咄（Khuttal，今塔吉克斯坦库利亚布）王虽为奉佛的突厥人，其国已属大食所管，"又从此胡国已北，北至北海，西至西海，东至汉国以北，总是突厥所住境界。此等突厥不识佛法。"（《大正藏》卷51：978）八世纪末，在悟空的回程中有这样一段：骨咄--拘密支--惹瑟知（Rasht）--式匿国（识匿）--疏勒（《大正藏》卷51：980）。看来，这是溯镬沙（Wakhsh）水而上穿越葱岭的一条路。这条路上的黄石（Sary Tash）是葱岭山中的一个十字路口：黄石本身地处大阿赖山山谷中，从这里向东可越葛禄岭去疏勒（今新疆喀什），向南越外阿赖山是五识匿诸国之地，向北翻过阿赖山进入拔汗那（今费尔干纳盆地）。由于这条路主要穿行于突厥人所据的高山牧场，无疑是为吐蕃所用的五俟斤路的另一条路线。  在这样一条路线中，拔汗那为必经之地，所以其地位特别重要。我们在塔巴里的《年代记》中看到，突厥可汗经常都是从拔汗那出发前往河中或吐火罗的。  据汉、藏两种史料的记载可知，当赞普弃隶 赞于公元712年成年亲政以后，吐蕃重新向西域展开了攻势：714年，支持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担反叛唐朝，都担被平定后，吐蕃亦于次年年初被击败；715年，吐蕃又支持大食人扶立的阿了达为拔汗那王，同年年底前再被唐军击败（王小甫1992：146-149）。尽管节节败退，至少在公元716年吐蕃还控制着葱岭南部（《大正藏》卷50：291）。这些史实表明，古代吐蕃人前往北部草原的路线，正是穿越葱岭山区之路。不过我认为，吐蕃军队由南向北经过拔汗那的道路并没有进入盆地，而只是穿过了盆地附近的西部天山山区，或者最多也只是从盆地边缘的丘陵地带经过，如同今天吉尔吉斯坦从奥什至比什凯克（伏龙芝）的公路到塔什库梅尔这一段。  1993年夏天，当我乘车从塔什干经费尔干纳盆地前往奥什时，我发现尽管这一带的政治边界极为复杂（我经过了进出八道海关的检查！），但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自然环境却有明显的差异。属于乌兹别克的领土是温暖甚至有些炎热的平原，适于经营农业；而吉尔吉斯方面则是凉爽的丘陵和山区，尽管也种着一片片的烟草，但看来更适宜于经营牧业而非农业。于是我恍然大悟，古代吐蕃人经过拔汗那的地方，正是今天划归吉尔吉斯斯坦的地方。如前所述，吐蕃人不适应炎热的气候。另一方面，吐蕃军队来到拔汗那附近时，大食人已经征服了那个地区，吐蕃人不经斗争也不可能进入大食人的领地。仔细比勘汉文和阿拉伯文史料的有关记载，可以肯定，吐蕃人只是在大食军队由于其名将屈底波去世而撤退以后才成为阿了达的支持者的。所以，当唐朝军队应拔汗那王之请进攻阿了达时，吐蕃人实际成了大食人的替罪羊（王小甫1992：149）。  虽然在唐朝于公元720年左右取得优势，尤其是722年小勃律成为"唐之西门"以后，吐蕃不得不转而向塔里木盆地东南寻找进入西域之路，至少到八世纪末以前，从南向北穿越葱岭之路又被吐蕃王朝利用了起来。这个时期，尽管直到公元790年安西四镇仍在唐朝手里，北部草原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姓葛逻禄于公元八世纪60-70年代之间从金山（阿尔泰山）地区南下，取代突骑施而成了"十姓可汗故地"的主人，他们与吐蕃、黠戛斯结成同盟，共同对抗漠北的回纥/回鹘汗国（744-840）。据史料记载，由于担心遭到回纥抢劫，吐蕃派往黠戛斯的使者不敢径直前往，而要留在葛逻禄等黠戛斯来人护送（《新唐书》卷217下：6149）。当时，东部天山以北是回纥汗国的势力范围，而黠戛斯活动的中心在今俄国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因此很明显，吐蕃、葛逻禄和黠戛斯同盟间的交通联系是经由穿越葱岭山区的路线来进行的。  我在本报告第一节的开头说过，限于自然地理的原因，古往今来，西藏高原通其西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然而，实际上我在本报告中研究了以这两条道路为主干的一个交通网络，它们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并使用着。只不过，我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工作。对这些交通线沿途的古迹进行调查和保护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够，我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注】本文完成于1994年3月，后来我对其中部分观点（主要是第二节）作了一些修改补充，见拙文《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收在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4～85页。 【参考文献】 缩略语： GJ=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London MRDTB=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东京 ZDMG=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Leipzig. 白桂思1987=Beckwith, Ch. I.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册府元龟》=（宋）王钦若编《册府元龟》一千卷，中华书局影印本，1988年。 陈兆复1991=《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达尼1983=Dani，A. H. Chilas--The City of Nanga Parvat（Dyama）. Islamabad. 同作者1985=ditto."The Sacred Rock of Hunza".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vol.VIII, No.2（1985）. Islamabad. 同作者1991=ditto.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2nd ed. Islamabad：National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Research. 《大唐西域记校注》=（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 《大正藏》=高楠顺次郎等编集《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一切经刊行会（东京），1924-1934年。 杜勃罗文1978=（俄）尼·费·杜勃罗文著《普尔热瓦尔斯基传》（汉译本），商务印书馆。 弗兰克1926=Francke，A. H.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Superintendent Goverment Printing. 噶尔美1975=Karmay，Samten G."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Doctrinces of Bon".MRDTB 33（1975）：171-218. 海达尔1972=Haidar，Mirza Mahammad.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Ed. By N. Elias, trans. By E. D. Ross. London：Curzon Press. 《汉书》=（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 侯石柱1991=《西藏考古大纲》，西藏人民出版社。 《旧唐书》=（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 克里雅什托内1964=Kljashtornyj, S. G. Drevnetyurkskie Runicheskie Pamjatniki kak Istochnik po Istorii Srednej Azii. Moskva, 1964。 马克斯韦尔1971=《印度对华战争》（汉译本），三联书店。 米诺尔斯基1937-Minorsky, V. 1937. Hudud al-'A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A Persian Geogeaphy, 372A.H./982A.D. Trans. and expl. by V. Minorsky. London. 森安1984=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金澤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科篇，第4号，1984年3月刊，别刷。 山口瑞风1983=《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 上原1937=上原芳太郎编《新西域记》（大谷家藏版）上、下，有光社。 《释迦方志》=（唐）道宣《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 斯坦因1909=Stein, M. A.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1906-8". GJ, 34（1909）：5-36，241-271. 同作者1921=ditto.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5 vols. Oxford. 《隋书》=（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 塔巴里《年代记》=Tabari, al-. Tarikh al-Rusul, wa-l-Muluk, 3 vols.（16 books）. Leiden, 1964. 《唐会要》=（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排印本，1990年。 汤姆森1924=Thomsen, V."Altturische Inschriften aus der Monglei, Ubersetzung und mit Einleitung", trans. H. H. Schaeder. ZDMG（1924）：124-175. 特勤1968=Tekin, Talat.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通典》=（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 《通鉴》=（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 《王统世系明鉴》=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王小甫1992=《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维瑞尔1991=Verrier, Anthony. Francis Younghusband and the Great Game. London. 《西藏志》=《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耶特玛1989=Jettmar, Karl."Introduction". Ed. Karl Jettmar. Antiqu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reports and studies. Vol.T：XI-LVII. Mainz. 《藏族简史》=《藏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王小甫：北京大学历史系） 
  6. 陈丹青：鲁迅与艺术
    艺术 2010/12/12 | 阅读: 2321
    2010鲁迅论坛发言
  7. 李野航：马克思主义与摩西主义
    政治 宗教 2011/09/11 | 阅读: 2319
    悲剧并没有因为一种深邃的思想对它 的洞见而停止脚步。"迦南"遥遥无期，而异化却在变本加厉。
  8. 王绍光：谣言止于......?--凯斯.桑斯坦《谣言》序
    书评 2010/11/10 | 阅读: 2316
    如果谣言不但与事实相关，而且与情感、偏见也相关，那么遏制谣言的方式就未必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了。有人以为，只要不藏着掖着，及时公布事实真相，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了。但桑斯坦告诉我们，这样做不一定有助于遏制谣言的传播，反倒可能强化对错误观点的坚持。还有人认为，只要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谣言的外衣就会很快被一层层剥掉，使它失去插上翅膀、蛊惑大众的基础。但桑斯坦引用大量研究证明，信息交换的结果很可能是强化已经存在的观念，对遏制谣言传播毫无帮助。
  9. 杨照：读郑鸿生的《青春之歌－－追忆一九八○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
    社会 2009/11/10 | 阅读: 2314
    郑鸿生的《青春之歌》，其实并没有真如书名副标宣称的那样，去记录「台湾左翼青年」在七○年代的种种活动。在我阅读接触的范围内，两年前出版的郭纪舟的《七○年代台湾左翼运动》（海峡学术出版社），对於「台湾左翼青年」所思所为的关切，就远比郑鸿生来得广泛且深入。郑鸿生记录的，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群「左翼青年」。而且也只记录了他们非常非常短一段时期的活动。这一群人恰好一九七○到一九七三年间都活跃在台大校园，当然这几年也正是郑鸿生在台大念书的时间。《青春之歌》比较明确的内容，是郑鸿生自己的大学生活回忆录。书中明白以年轻时代的郑鸿生为叙述主体，写的也几乎都是年轻时代郑鸿生所接触到的人与事与校园文章，如此充满自我意识的回忆与怀旧，当然不适合拿来当作「台湾左翼青年」的集体或社会学式整理研究阅读。这样说却并不表示《青春之歌》不重要或不够重要。相反地，把《青春之歌》归类定位清楚后，我们才更能评估这样一本书的价值所在。明明是一个个人的大学生活回忆，《青春之歌》却绝不是一本琐碎、滥情的书。第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短短几年中，掀起了台湾战后第二波的校园行动主义。在此之前，有「二二八事件」前后的学生蜂起，不过那波热潮，到了「四六事件」、进入五○年代之后，就被严厉镇压、严格控管了。在此之后，到八○年代中期，有另一股最后推至「九○学运」的校园活力冒出来，是为第三波校园行动主义。第二波校园行动主义，由「保钓」开启其端，却轧然终止於七三年的逮捕行动与随后的「哲学系事件」。这短短三、四年间，发生了很多事，又因为校园外的社会依然极度压抑威权管制笼罩了一切，校园中的热火思想与活动，在静滞的背景对照下更显凸出，也就带著今日难以想像的冲击动能。郑鸿生的大学生涯，刚刚好落在这个时点上。而且他所交接的「左翼」师友们，又都是这波行动主义中的主要行动者。郑鸿生以局内人的身份近距离参与，然而在逮捕行动及「哲学系事件」中，他却阴错阳差地逃过了国家机器的反扑惩罚，替他在记忆、描述这段经历时，保留了较大的心理与情绪空间。历史条件使得郑鸿生的观察、记录，越是个人、越是能挖掘中那次校园行动主义的底蕴。郑鸿生青年时代的好友，也是《青春之歌》当中出现最多、事迹占了最大篇幅的钱永祥，替这本书写了一段既深刻又感人的〈跋〉，文章里钱永祥如此说：「……三十几年来，我对於自己成长的那些年头、那些人与事，不敢回首之外始终也有难舍的眷恋－－那是一群活得认真的朋友、一个自信不平凡的时代、一段丰富而狼狈的经历。」所以故事就在他们怎么样活，他们真正做出什么事倒还在其次，毕竟个中最具滋味的，不是那个时代真有什么不平凡真有什么了不起，而在於那么一群人认真地自己相信时代的不平凡。换句话说，这段经验如果有意义，也是在於那么一小群人，用那样独特的方式，建构了一个自己意识意念里的辉煌世界，他们不顾苦闷的威权管训、他们超脱了贫瘠的物质及思想补给限制，给自己的生活赋予了一组高超的、激越的价值内涵，是他们的想法、他们实践、活过这些想法的日常细节，真正杰出、表现杰出。然而从世俗现实的角度，这样一个丰富的想像价值世界，却带给他们狼狈的灾难。原本顺利的学业因而中断了。更狼狈的是想像中的高贵价值图像硬生被国家机器的威吓粉碎了。那是一种最可怕最深沈的屈辱。你被迫在原本看不起的国家威权前面承认错误承认失败，放弃那高贵的、超越的价值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像钱永祥这样真正具有反思能力的当事人，会那么抗拒去回忆的主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其他局外人很难准确掌握到其间实存感受的主因。郑鸿生的《青春之歌》写出了生活、写出了自以为的不平凡，更重要的是，也写出了其间及其后的狼狈。郑鸿生的位置，使他没有掉入书写这段故事最可能掉进的双重陷阱里：他没有以现实面为标准去矮化那些其实只活在少数几个人心灵里的高贵理念；他也没有纯然封闭在高贵里念里，把这些人刻划成为英雄，或赋予他们改变历史、影响历史的角色。郑鸿生恰如其份地走在现实与理念中间的狭窄地带，让没有活过那段时期的人，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不曾真正改变过历史的人藉著思考与生活，给那个时代的台湾多增添了一项多元基因。他们不同於服膺党国意识型态的同时期的李大维、马英九、赵少康、冯沪祥们，他们创造了，或至少努力去创造过，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这是台湾社会的宝贵资产，反过来看，这些认真活过的人，在往后的生命历程中，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被边缘化了，而是那些没有创意地呼应党国宣传的人，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菁英，这样的筛选说明了台湾的问题，台湾的悲哀。《青春之歌》里写到一段奇特的经过。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警总动手抓人。本来是要同时逮捕黄道琳和钱永祥的。黄道琳被抓了，可是钱永祥却逃过了。「老钱（钱永祥）顿然想起，这天早上出门下山的路上，有人向他询问翠岭路九号的位置，而他家则是十九号。那是在新北投的一个山腰上，周遭还颇荒凉，没太多房舍，走到山脚则有一段路程。他也记得看到一辆吉普车就停在山腰，方位正可观察到他们那一片房舍的出入情况。由此他推断那个问路的人以及那辆吉普车应该就是来抓他的。……这天早上在翠岭路上问路的那个人终於找对了门号，也发现了他要的人刚巧和他错身而过，就火速下山企图拦下开往台北的公车抓人，但还是迟了一步让老钱懵然无觉地来到台大注了册。」不过这么神奇的巧合，却只替钱永祥多争取了半天的时间。下午钱永祥在孟祥柯的陪同下还是去了警总自行报到。这段故事，多么适合拿来作为这段校园行动主义具体而微的象徵。在那个年代，国家机器私了一个错误（自大傲慢的警总及国家机器必定会犯错的），意外地让一些应该被监管的学生获得了自由，只不过这自由如此短暂，最后他们还是只能被迫回到那个由威权管束搭盖起来的牢笼里。为什么自由那么难、那么短暂？郑鸿生记录下的钱永祥二月十七日那天的感触，说明得最清楚：「老钱……到西门町漫无目的地走著，……想著这不是革命的时代，没有革命组织可以投靠，没有媒体舆论可以求援，他望著西门町的茫茫人海，个人像沧海一粟般无助。」明明是无助的沧海一粟，他们却硬要认真自信地活出「一段如火年华」，他们的困境更凸显了他们不可磨灭不该磨灭的精神。
  10. 游正林：60年来中国工会的三次大改革
    政治 2010/12/07 | 阅读: 2314
    提要：中国工会一直存在着脱离职工群众的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工会曾进行过三次大的改革，力图通过改善工会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降低工会的“官办”色彩、增强工会的自主性与活力、加大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力度等手段来加强工会与职工群众之间的联系。本文分别对这三次大改革的社会背景、大改革后工会的理想形象和力图进行大改革的后果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推动中国工会力图进行大改革的直接动力和制约中国工会改革的结构性因素。　　*本文受中国政法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和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感谢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张智君先生所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根据他们的意见做了不少修改。文责自负。　　一、导言　　我国的工会虽然被定义为工人阶级或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一直存在着脱离群众①[本文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群众”、“职工”、“职工群众”和“工人群众”等词汇，这些词汇在本文中的含义基本相同]的现象。早在1945年，边区公营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厂长负责制）以后，一切统一于厂长，工会因此而无事可做，软弱无力，威信不高（中央职委，1986）。新中国成立后，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进一步引起了有关人士的关注。1950年7月，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邓子恢②[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在肯定中南各省市的工会工作取得的四点成绩之后，着重指出工会工作中的缺点主要表现为严重脱离群众。他系统地分析了工会脱离群众的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工会工作者未能明确地站在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二是工会工作者未能及时反映与切实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三是在工作方法中不是走群众路线，而是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邓子恢，1992）。　　在此后的几年里，围绕工会脱离群众的问题，工会工作者曾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当时先后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李立三和赖若愚都一再强调工会联系群众的重要性，赖若愚（1987）甚至认为“脱离群众是工会最大的危险。脱离了群众，工会就没有了生命。工会的生命、工会所有的力量在于联系群众，失去了群众，工会什么力量也没有”。　　20世纪70年代末，工会脱离群众的问题被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央领导曾反复强调工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为工人阶级办事，1992年出台的《工会法》第六条甚至规定“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　　尽管如此，各级工会组织仍然经常被指责脱离职工群众，在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方面往往起不到实际作用。一些学者（如Wilson，1986；Baek ，2000；Chen ，2003；李琪，2003：第七章；冯钢，2006；Taylor＆Li，2007）从不同角度对这方面的现象进行过描述和分析。工会系统进行的一些全国性调查（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书记处办公室编，1988：87、108－112；中华全国总工会编，1993：1163、1347；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1999：57、1248、1632）也反映出了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另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江苏省的调查，70－80%的基层工会的工作任务是党政布置的，20%是上级工会布置的，真正按群众要求开展工作的只有百分之几（陈秉权，1996：110）。工会脱离群众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关注的基本问题是：近60年来，中国工会是否努力改善这种脱离职工群众的社会形象？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工会曾进行过三次大的改革，力图通过改善工会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降低工会的“官办”色彩、增强工会的自主性与活力、加大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力度等手段来加强工会与职工群众之间的联系。本文将分别对这三次大改革的社会背景、大改革后工会的理想形象和力图进行大改革的后果等进行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将进一步探讨推动中国工会力图进行大改革的直接动力和制约中国工会改革的结构性因素。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大改革　　（一）第一次大改革的社会背景　　谈及中国工会的第一次大改革，必须首先提及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两个历史事件：一是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总结了白区和解放区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恢复了全国工会的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①[下文中的“全国总工会”和“全总”都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简称]，制定了迎接全国解放和解放以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基本方针。在这次大会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并负责主持全总的日常工作。因此，李立三后来成为推动中国工会第一次大改革的主角。二是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提出了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此后的工会工作就在这个指导方针下展开。　　究竟应该怎样依靠工人阶级？李立三（1987e ）认为：“我们依靠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工会，如果没有工会组织，就无法依靠这个阶级，并且必须把工会工作做好才行，否则只是空谈和口号”。要想依靠工人阶级，就必须首先以工会的形式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使之成为有组织的队伍。当时全国工人的实际规模是：产业工人不到300万，连全国手工业工人及一切体力、脑力劳动者都计算在内有1500万至2000万，但其中有组织的工人还不过200万。1949年夏天召开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提出，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全国1000万至1500万工人组织起来（李立三，1987d ，1987h ，1987i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组织任务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　　当时为什么要提这样的组织任务？或者说，为什么要求如此迅速地壮大工会组织？这涉及工会的任务和作用问题。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1992）强调，城市中的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其他的工作，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等，都应该围绕并服务于这个中心工作。后来，李立三（1992）也强调，在生产企业中，工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教育并组织工人职员群众树立新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组织生产竞赛，爱护公共财产，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以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在行政机关中，工会基层组织的中心任务同样是教育和组织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新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组织工作竞赛，提高工作效率和精确性，反对文牍主义与推拉作风，向官僚主义作斗争，以保证行政工作计划的完成。因此，健全的工会基层组织能团结全体工人职员为完成生产计划或工作计划而斗争，是各级行政部门完成自己任务的最好保证。可见，当时之所以要迅速壮大工会基层组织，主要是出于生产建设的考虑，即利用工会组织来保证生产计划或工作计划的完成，从而达到巩固新政权的目的。不仅要把工人组织起来，李立三还希望通过工人把他们的家属也团结到工会的周围。他说：“在任何一个城市中，雇佣劳动者加上他们的家属，都占城市人口半数以上……如果工会能把所有的雇佣劳动者都组织起来，并把他们的家属团结到工会的周围，便可成为人民政府在城市中的最主要的支柱”（李立三，1992）。　　要想取得上述效果，必须保证工会组织对工人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正是当时工会力图改革的动力所在。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李立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二）第一次大改革所设计的新工会的理想形象　　要想依靠工人阶级，就必须首先以工会的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　　然而，此时的工会工作人才不但十分稀缺，而且几乎都没有在新政权下开展工会工作的经验。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1949年7月23日－8月16日，全国总工会在北平召开了历时25天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李立三不但致开幕词和闭幕词，而且还做了工会组织问题和工资问题的报告，并就劳资关系问题做了长篇总结发言。在这些报告和发言里①[此外，当时在其他场合（如有关的会议）的讲话以及后来为全总起草的文件里，李立三亦阐述了自己的有关观点]，李立三对新工会的理想形象进行了如下设计。　　（1）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是有阶级性的。所以，不是工人者不能加入工会。资本家的代理人——厂长、经理、工头等，他们实际上是代理资本家来压迫工人的，也不能让他们加入工会（李立三，1987e ）。　　（2）工会和政党是有根本区别的。如加入共产党，起码的条件是要相信共产主义，群众组织则是没有政治条件的，相信共产主义可以加入，甚至相信三民主义、佛教、基督教、道门等都可以加入。因为群众是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不能拿政治条件来限制。否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会走向关门主义（李立三，1987e）。　　（3）工会的干部必须由会员选举，不能委派。工会选举不应与党的选举相同，在工人选举中，提出（候选）名单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他们不赞成也不敢说，而应该由工人提名，一个一个讨论，而且要用秘密的无记名投票的形式才行。只有这样，才能代替委派制，才能使工人知道工会是自己的，才敢批评，才能使大家负责任，关心工会（李立三，1987f ）。　　（4）工会一定要收会费，会费一定由会员自愿交纳。工人交纳会费的意义有二，一是可以保证工会的经费，二是可以促使工人关心工会，过问和批评工会的工作。不许由行政在发工资时代扣会费，扣会费是懒惰的办法，而且会失去会员交纳会费的本来意义（李立三，1987a ）。　　（5）工会经费要独立，以工会的会费去做工作。如果由行政和党出钱办工会，工人就会认为这是行政或党的工会，与自己无关。这种官办的工会搞起来是没有作用的。我们的工会应是工人群众自己办的，不应是官办的（李立三，1987b）。　　（6）工会干部的薪金要由工会会费开支，也即工会干部要吃群众的饭，不吃公家饭。只有这样，工人才会觉得工会是自己的，才会要求工会的干部为工人做事，在工会工作的干部也会因此对工人负责（李立三，1987e ）。　　（7）工会不民主是工会脱离群众的主要原因之一。民主是工会的灵魂，没有民主，工会就会成为僵尸。只有实行民主，工会才能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李立三，1987a ）。工会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人自己决定。共产党虽也可以决定，但是只有通过党员的宣传，说服群众，使群众自己相信党的决定，才能把党的决定变成群众的决定，而不是党决定如何就如何。那是命令主义（李立三，1987e ）。　　（8）工会受上级工会领导，除上级工会外，谁也不能命令工会。国营、公营企业中的工厂管理委员会是行政组织，工会是群众组织，共产党是党的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独立的，谁也不能向谁下命令。工会不能命令党，同样党也不能命令工会。党的领导是依靠党员执行党的正确的政策和对群众的说服教育，依靠党员的模范作用、核心作用来实现的。党对工会的领导，是通过党在工会中的党组和党员来领导工会，使党的意见变成群众的意见（李立三，1987a ）。　　（9）解决私营企业中的劳资纠纷时，工会是代表工人利益与资方交涉，不是调解劳资纠纷。如果工人提的要求过高，工会可以说服工人，与工人商量好，再代表工人向资本家提出交涉。工会是代表工人的，工会说服工人，一定要站在工人的立场，而不能站在中间的立场。工会宣传劳动政策，也要站在工人的立场（李立三，1987a ）。有不少地方的工会脱离群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站在了资本家与工人两个阶级之间来进行调解、仲裁劳资纠纷，使工人觉得工会不是代表他们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李立三，1987c ）。　　（10）订立集体合同是解决劳资纠纷、实行劳资两利的中心环节。订立集体合同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民主运动，因为订立集体合同既关系到每一个工人，也关系到每一个资本家，因而通过订立集体合同，可以把每一个工人动员起来，把每一个资本家动员起来。订立集体合同只有民主的方式才能搞好。在订立集体合同时，工人必然要全体参加，这是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的最好办法，也是教育群众的最好办法（李立三，1987c ）。　　（11）国营企业中的雇佣关系是一种公与私之间的关系，即雇主是全体人民，被雇者是全体人民中的一分子（李立三，1992：101）。在国营企业，虽然没有阶级对抗，没有剥削关系的存在，但在有关工人生活的具体问题上，在劳动条件问题上，公私利益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矛盾。这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中，还需要有代表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以及工会还需要执行保护工人群众利益任务的客观基础。（企业）行政应当尊重作为工人群众的代表机关的工会，不应当要求工会“唯命是听”，把工会变成行政机构的职工科或政治部性质的组织（李立三，1987g ）。　　（12）企业中工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要想搞好生产，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使工人自觉地、积极地努力生产，这就要求必须关心和照顾好工人的生活。因此，搞好生产与保护工人利益是不可分的，是统一的（李立三，1987e ）。　　当然，李立三的以上设计并不是凭空想象的。笔者认为，李立三设计的参考依据主要有三：一是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或有关文件的精神。　　这一点，李立三（1987j ）当时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说党对工会工作不重视，或者说重视不够。不但各地党委如此，就是党中央对工会工作也很重视，指示调头等的干部做工会工作……特别对工运政策，全总一切大的指示，没有一个不经过中央的，没有一个大的问题是中央不注意的。”二是以往工会工作的教训。早在1945年，中央职委（1986）就了解到，边区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后，“有些工厂的管理人员，缺乏民主作风，把工会的独立工作‘化’掉了，一切由厂长包办，或者只是命令工会去做，把工会作为支差机关，把工会主任当为通讯员，致使工会处于被动的地位，无事可做，或不能解决问题，而在群众中失去威信。”1949年，李立三（1987f ）也指出：“现在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工会不是大家办的。这里有三个问题，委派、命令、包办，以致工人认为工会是共产党办的，不是大家办的。在北平这个问题最严重，组织时干部都是上面指派的，因而使工人不把工会看成自己的，这样的工会是假的，既然是官办的，做坏了谁也不敢说不对，这是过去大家习惯了的。”三是苏联工会的一些做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李立三主要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总结以往工会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并参照苏联工会的一些做法的基础上，设计了上述新工会的理想形象，旨在真正把工会办成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从而保证工会对工人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第一次力图进行大改革的后果　　实际上，工会工作并未完全按照李立三所设计的那样顺利进行。　　1951年1月1日，《工人日报》发表的《密切联系群众，巩固与扩大工会组织》的社论就指出，1950年全国工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还存在着脱离群众的现象，如有些工会干部还不善于关心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不知道站在工会工作的具体立场上，代表工人群众主动向行政方面提出解决工人最迫切的需要的问题。许多工会领导机关以至基层组织中的干部，至今仍然是委派的，许多工会组织缺乏民主生活制度，存在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的作风等。10天后，《工人日报》又发表了《工长办工会好不好》的社论。该社论也指出，不少地方的工会基层组织出现了行政干部同时兼任工会干部、生产小组长同时就是工会小组长的“工长办工会”的现象。该社论认为，这种违背工会组织群众性的做法，使工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必须改变这种少数人包办工会的现象。①[尽管如此，茀莱彻（Fletcher，1974：19）认为，在很多方面，1949－1952年称得上是工会与工人的蜜月期]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表明，李立三已经没有机会来改变这种现象了。　　1951年12月22日，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该《决议》在肯定了三年来全国工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着重指出全总的领导工作犯了三个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应由李立三负责，第一个重大的错误是关于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认为“李立三同志关于国营企业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不是强调公私利益的一致，而是特别强调公私利益的矛盾”，因而“完全错误地走上了狭隘的经济主义的道路”。第二个重大的错误是关于工会与党的关系的问题，认为李立三的领导是在引导工会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是严重的工团主义的错误。第三个错误是关于处理具体工作的方法问题，认为李立三在处理工会组织问题、集体合同问题、工资问题和劳动保险问题等具体工作上都犯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1989：84－95）。②[对李立三所犯错误的详细分析，见李富春，1989.针对有些人对此次党组扩大会的决议所提出的种种怀疑和反对意见，1957年9月5日，赖若愚（1989）在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一一进行了反驳。1981年3月，全国总工会党组（1983）对李立三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得出结论认为：1951年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认定李立三犯了严重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主观主义错误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均应推倒；应该撤销当时所作的《决议》，恢复李立三的名誉]李立三犯了如此“重大的错误”，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他被调离全国总工会，由他设计并推动的工会改革也因此而停止。　　对于以后的工会工作，该《决议》提出了应注意改进的六个方面。　　第一是：“必须完全明确地在一切实际工作中贯彻以组织劳动发展生产为工会中心任务的思想。在人民民主主义制度下，工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工人，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保障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力求超额完成，并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经常关心工人群众的日常利益，为群众的需要服务，引导工人群众为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第二是：“必须使全体工会工作人员进一步明确认识党对于工会的领导关系，全国总工会及各级工会必须在党中央及各同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工会应该无条件地帮助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帮助党在工人群众中发展组织，这是工会天经地义的任务”（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1989）。从此，中国工会的发展更加坚定地走上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组织劳动、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的道路。　　那么，中国工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到底如何？约三年半后的1955年6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1989）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工会工作和厂矿企业中存在着的有关群众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现在工会向党闹独立性的现象一般的已经克服了，整个工会工作已经转向生产。但当工会工作转向生产之后，出现了以下四个重大缺点：（1）不关心群众生活和不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2）缺乏民主生活，命令主义作风相当严重。（3）脱离生产的干部过多，工会基层组织不是吸引和依靠广大积极分子进行工作，而是仅仅依靠脱离生产的干部进行工作。所以工会不能及时地、准确地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和要求。（4）由于存在前面所说的三个缺点，所以工会对违法乱纪、官僚主义、虚报成绩、贪污浪费、损害国家利益和工人阶级利益的现象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甚至有些工会干部和工会组织自己也做了这些坏事或者参加了这些坏事。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工会工作中存在以上这些问题，所以形成了许多工会组织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不克服这些现象，工会工作就不能够前进”。然而，要克服这些现象并非易事。　　三、8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大改革　　（一）第二次大改革的社会背景　　“文革”结束后，工会工作逐渐恢复并走向正轨，关于如何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问题被再次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1978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词。邓小平（1994）强调，工会组织“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使广大工人都感到工会确实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工人信得过的、能替工人说话和办事的组织，是不会对工人说瞎话、拿工人的会费做官当老爷、替少数人谋私利的组织”。　　1980年7月，波兰工人掀起了全国性的大罢工浪潮，随后团结工会宣告成立，并逐步演变为强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针对这一事件，中央要求各有关部门加强研究，“化他人之祸为吾人之福”，工会问题当然是首当其冲（陈骥，1999：121）。1980年10月27日，全总书记处召开会议，强调应从波兰工人罢工事件中吸取教训，避免波兰那样的事件在中国发生。会议要求“各级工会组织，特别是各级工会领导，都必须有改善工会同群众关系的紧迫感”，并指出“脱离群众已经成为我们工会组织主要的危险，要敢于正视这个现实”（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1982：82－83）。　　1983年初，中共中央拟定筹备召开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8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主持会议，讨论全国总工会“十大”工作报告提纲。会上指出：“全总的同志都是好同志，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奉公守法，但是，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是不是有平平稳稳、生气不够、冲劲不够的缺点？局面是不是没有完全打开？”　　同时还指出：“工会的性质和任务应当是在党的领导下、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为工人阶级办事的群众性组织。建国以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工会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干扰，长期强调党的领导（这是应当的），但忽视了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工会变成了行政机关，脱离了工人群众。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书记处办公室编，1988：1－2）。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以城市为重点的阶段，也即进入了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阶段。该《决定》强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正确解决职工和企业的关系，真正做到职工当家作主，做到每一个劳动者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工作，人人关注企业的经营，人人重视企业的效益，人人的工作成果同他的社会荣誉和物质利益密切相联”。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势必要求工会承担起吸引、动员广大职工参与并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的责任。　　1986年，邓小平（1993）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他认为，“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相应地，如何划分党与社会政治团体之间的职能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1987年5月至1988年2月间，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多次强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划分党、政府和社会政治组织之间的职能。工会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团体，要改善党同工会的关系，把党和工会的职能分开。工会有它自己的职能，党不应该包揽一切，干涉过多。工会工作本身也要改革。工会要代表工人利益，替工人说话。工会要改变官办色彩，改变行政机关的倾向，成为群众信得过的组织。　　在波兰工人罢工事件的教训、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起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促进下，全国总工会开始研究工会如何适应改革、如何参与改革以及如何进行自身改革等问题。不久，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以下简称《设想》）就出台了。　　《设想》并不是全总独家产物，它其实也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据陈骥（陈骥主编，1993：38－39；陈骥，1999：135－136）回忆：党中央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上日程之后，工会改革就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列入了党中央的日程。中央书记处指定两位领导同志指导全总研究拟定《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和有关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全总内部则是党组直接领导。　　1988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讨论了全总关于召开工会“十一大”的请示，明确了关于工会自身改革和开好“十一大”的重要指导思想；1988年7月1日和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提出了重要意见；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了全总关于《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的汇报，经讨论后原则同意这个《设想》，并请中央书记处把关定稿。1988年10月召开的全国总工会第十届执委会第六次会议和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通过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这标志着中国工会第二次力图改革正式开始。　　（二）第二次工会改革的理想蓝图　　《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全文见陈骥主编，1993：98－108）首先阐明了工会改革的必要性：“建国以来，工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工会遭受了几次重大挫折，被错误地批判为‘工团主义’、‘经济主义’，禁锢了广大工会干部的思想。在很长时期内，过分强调全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加上权力过分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不分，使工会不能充分体现群众组织的特点，没有按它应有的社会职能发挥作用，实际上成了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或行政的一个从属机构。这就使工会带有‘官办’气息和行政化倾向，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那么，如何克服这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会改革到底如何进行？《设想》为之绘制了一幅理想蓝图。　　1.关于工会改革的目标。《设想》提出：“工会改革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的目标是：把我国工会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充分民主、职工信赖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政治团体。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理顺工会的外部关系，主要是理顺工会与党的关系，理顺工会和政府与行政方面的关系，使工会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二是密切工会与群众的联系，以增强基层工会活力为中心环节，深入进行工会的自身改革，明确工会的社会职能和工作方针，改革组织制度与活动方式，克服和防止行政化倾向，实现工会组织的群众化、民主化。”所谓工会的群众化、民主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工会要真正代表职工群众，反映职工的愿望和要求，能够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具体利益（陈秉权，1996：96）。　　2.关于理顺工会和党的关系。《设想》强调：“党的领导是我国工会运动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两者性质不同，职能也不一样。理顺工会与党的关系，主要是分清两者的职能，使工会能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陈骥（1999：146）认为：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的能力越强，就越能够吸引和团结广大职工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政治主张和中心任务而努力奋斗。《设想》还强调：“党对工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支持工会组织上的独立性，不包揽和干涉工会的日常事务。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工会内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对工会运动的指导，经过工会的民主程序变为工会组织的决议，使党的主张贯彻到广大职工中去”。　　3.关于理顺工会和政府的关系。《设想》强调：“工会在政府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过程中，发挥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作用。工会维护国家的政令统一，贯彻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政府尊重法律规定的工会的地位和权利，支持和保障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使工会成为政府的亲密合作者和坚强的社会支柱”。《设想》还规定：“为了积极妥善处理各种劳动争议，需要建立具有法律权威的劳动仲裁机构。工会应作为代表职工的一方，参与劳动争议的仲裁工作”。　　4.关于增强基层工会的活力。《设想》认为：“工会是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要以群众的要求和意愿作为自己一切工作和活动的出发点……工会改革要以增强基层工会工作活力为中心环节。通过改革，使基层工会同广大职工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成为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工作，自主地开展各种活动，敢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吸引和团结职工为推动本单位的改革和发展共同奋斗”。《设想》还强调：“基层工会要健全自身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实行会员群众办工会……建立会员评议工会工作和工会干部的制度。凡涉及会员群众利益的大事，要由会员群众或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值得一提的是，《设想》还提出：“在职工群众的正当权益受到严重侵犯，通过基层的民主渠道不能得到解决时，工会有权领导群众揭露、举发以至进行其他各种形式的合法斗争，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设想》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其他各种形式的合法斗争”到底包括哪些斗争形式，但《设想》的起草者当时是考虑到了实际存在的上访和罢工等斗争形式的（陈骥，1999：142）。　　5.关于工会的组织制度改革。《设想》提出：“工会是职工群众自愿参加、自下而上地联合起来的组织。上级工会应当是下级工会的代表者和联合体。工会的组织制度要逐步向联合制、代表制的方向过渡，即各级工会的领导机构由其所属基层工会或下级工会的代表联合组成，真正做到工会代表职工，上级代表下级，为基层、为职工服务”。事实上，在《设想》出台之前，常州市工会已进行了“联合制”试点。1987年10月，常州市工会对市级工业系统的工会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13个产业工会委员会改组为8个新的行业工会联合会。经过半年的实践表明，这种联合制是理顺工会内外关系的有效组织形式：一是理顺了工会与党组织的关系，使工会能够真正独立负责地自主工作；二是理顺了工会与行政的关系，使工会与行政开始形成了平等合作的关系；三是理顺了工会内部的各种关系，使工会组织在群众化、民主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邹志强、薛焕炳，1988）。　　6.关于工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设想》提出：“工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根据干部分类管理的原则，创造条件，由党委主管、工会协管的体制逐步向工会按自己的章程和条例自行管理干部的体制过渡”。“党委主管、工会协管的体制”形成于30年前。195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　　该《意见》规定：“为了便利工作，精简机构，更好地发挥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各级工会组织应该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同时接受上级工会的领导”（中共中央，1989）。张皓（1988）认为，这种管理体制具有五个弊端：一是遏止了工会组织充分发挥“保护”职能，“迫使”工会和党逐渐脱离职工群众；二是把工会变成了同级党委的一个下属部门，使工会不能按照自己的特点去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并使工会逐渐失去了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特点；三是客观上挫伤了工会有计划地训练培养干部的积极性，不利于工会的自身建设，直接影响了工会参政议政能力的增强；四是妨碍工会形成完整、独立的组织体系，使工会不能很好地发挥它的整体效应；五是混淆了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同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区别。这样，既把党降到了群众组织的地位，又会导致工会本质属性的改变，极易使工会失去群众，从而使党失去赖以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最终削弱党的领导。因此，将这种“协管”制度改革为工会自行主管干部的制度显得十分必要。这个《设想》出台后，有些省总工会经省委同意，马上制定了工会自行管理干部的办法（陈骥，1999：147）。《设想》还进一步认为：“工会干部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完善选举制度，改变事实上存在的委派制。各级工会领导人都应经严格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选举工作要民主化、公开化，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图。基层工会的民主选举，可以自下而上地提名候选人，提倡候选人直接与会员见面。有条件的基层工会委员会可以逐步实行领导人由会员直接选举产生。”　　从上述改革设想中，我们不难看到李立三当年提出的一些观点的影子，当然，这些设想在某些方面比李立三的观点走得更远。　　（三）第二次力图进行大改革的后果　　《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并不是全总的独家“设想”，它其实也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工会改革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1989年6月后，随着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停滞，设想中的上述工会改革也就基本偃旗息鼓了。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全文见陈骥主编，1993：109－118），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中的某些“设想”。　　1990年4月，全国总工会十一届六次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总工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的意见》（全文见陈骥主编，1993：119－136），它在重申和强化《通知》中的有关内容和观点的同时，再次强调“做好工会工作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密切联系群众”、“工会要紧密地联系群众，尽心尽力地为广大职工服务，把职工群众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团结在工会之中”。这种对“密切联系群众”的一再强调，表明它仍然是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四、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三次大改革　　（一）第三次大改革的社会背景　　谈及中国工会第三次大改革的社会背景，要从修改《工会法》说起。　　1950年6月，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工会法》。1992年4月，我国颁布了第二部《工会法》。与第一部《工会法》相比，40余年后出台的这部《工会法》已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第六条规定“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按理讲，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要避免被职工抛弃，就应该面向职工、密切联系职工，完全没有必要用法律的形式来要求它“必须密切联系职工”。这种法律条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工会组织脱离职工群众的程度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7月颁布了与工会关系密切的《劳动法》。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产物的第二部《工会法》可谓生不逢时，它刚一出台，就面临着市场经济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全总不得不考虑对它进行修改。　　1996年11月，全国总工会（1999a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作出补充规定的建议》，要求就工会组建问题、工会基层组织的法人资格问题、工会干部的保护问题、工会的经费和财产问题以及违反《工会法》的法律责任问题等作出补充规定，并拟定了补充规定的具体条款。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大都属于工会自身的权益问题。　　1998年6月10日，全国总工会（1999b ）又向“李鹏委员长并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建议》，认为1992年颁布的《工会法》已明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对工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建议将修改《工会法》工作纳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议程。该《建议》认为修改《工会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工会组建问题；二是工会干部的保护问题；三是工会的经费和财产问题；四是违反《工会法》的法律责任问题。其中，在谈及工会经费和财产问题时，该《建议》指出：“一些单位不执行《工会法》的规定，拖欠、拒缴工会经费的现象比较严重，全国工会经费收缴率不足60%，一些地方已影响到工会的生存，这是当前各地工会反映十分强烈的问题。此外，工会的经费和财产被随意挪用、调拨甚至被当作企业资金和财产冻结、查封、扣押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上述现象《工会法》中的规定已不能适应当前的情况，保护力度不足，特别是《工会法》对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经费的拨交未做具体规定，致使在这些企业中，工会的经费收缴、财产的保障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需要作出补充规定”。　　可见，全国总工会此时仍然主要是从工会自身权益的角度来考虑对《工会法》的修改问题。　　1998年6月26日，全总副主席杨兴富等人（1999：172－175）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联合发言，从更高的角度、更加全面地阐述了修改《工会法》的理由：（1）我国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后，根据《工会法》履行该《公约》第八条第一款（甲）项所规定的义务已不适应。①[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批准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八条第一款（甲）项规定：“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以促进和保护他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这个权利只受有关工会的规章的限制。对这一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除法律所规定及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利益或为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任何限制。”]（2）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工会法》的覆盖范围已不适应这种变化的情况。1992年颁布的《工会法》带有明显的按所有制立法的痕迹，部分条款规定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对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没有作出规定，致使工会在这些企业处于无法可依、无法保障的状况。（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化。在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实际存在劳资关系、劳资矛盾。这些年劳动争议案件大量增加，大部分都是侵犯职工合法权益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突出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增强工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工会才能起到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不然，工会就会脱离职工群众，失去职工的信任，这是很危险的。这需要从法律上保障工会履行维护的职能，1992年的《工会法》在这方面的规定显得力度不够，这也是国外民运分子攻击中国工会不能维护职工利益的口实。　　（4）当前企业改革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程等措施，下岗职工、失业职工、困难职工增多。党和政府千方百计解决困难职工的生活问题，仍有不少下岗、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由此引发的各种突发事件增加，产生很多不稳定因素。境内外的民运分子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利用我们的困难大肆进行煽动，鼓吹成立独立工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破坏我国社会稳定，妄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国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后，就更加需要依靠法律来维护中国工会组织的统一，以利国家大局的稳定。（5）《工会法》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定，使得违反《工会法》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工会法》的贯彻执行受到很大影响。当前遇到的突出问题，一是工会组建问题，二是工会干部的保护问题，三是工会的经费和财产保护问题。以上这些理由其实也是促使中国工会再次进行大改革的重要因素。　　为了便于讨论，1998年7月，全总还出台了《工会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及其说明，与前述修改《建议》保持一致，此稿侧重于以下四个方面的修改：一是强化工会组建力度；二是加大基层工会干部的保护力度；三是工会经费和财产的保护问题；四是增加了违反《工会法》的法律责任一章。至于工会的基本职责，只是将原来的“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修改为“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即只增加了“代表和”三个字。即使如此，全总还是担心它“可能会引起争论”（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1999：212－224）。　　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多方面征求修改意见和认真审议（乔晓阳、张世诚编著，2001：第二部分），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终于通过了对《工会法》的修改。修改后的《工会法》第二条增加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第六条增加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从前面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两项内容尤其是第二项内容的增加，实际上比全总修改《工会法》的最初要求走得更远。它的出台，意味着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工会肩负起代表职工利益的重任、履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简称“维权”）的基本职责。这样，又一次把中国工会推向了大改革之路。　　（二）工会维权的基本设想　　虽然修改后的《工会法》①[钱叶芳（2008）认为，修改后的《工会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并不能满足其社会法属性的要求]规定维权是工会的基本职责，然而，对于如何履行这个基本职责，全总并没有马上出台像上述《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那样的关于工会维权的基本设想。　　两年后，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2004年工会工作的重点是：“加强工会基层建设、发挥基层工会作用，关心职工生产生活、维护职工切身利益。概括地讲，就是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王兆国，2004）。后来，“组织起来，切实维权”被认为是对新时期工运方针的高度概括，体现着党和政府对工会工作的要求与重托，集中反映了亿万职工对工会组织的期待与厚望（孙宝树，2004），于是，被升级为新时期工会的工作方针。“组织起来”的含义比较明确，主要指在非公有制企业里组建工会，然而，对于为什么要切实维权？如何切实维权？如何界定职工的合法权益？全总一时也没有全面阐明这些问题。直至2005年1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2006）才出台《关于加强协调劳动关系，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才算是对工会维权有了一个基本的设想。　　《决定》首先论述了新形势下维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协调劳动关系和社会利益关系、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途径，也是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现实需要。　　《决定》提出了维权的五项主要原则：一是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工会维权工作的正确方向。　　二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维权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去把握和部署，贯穿于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积极参与、大力帮扶的全过程。三是坚持两个维护相统一。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突出履行维护职能，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具体利益。四是坚持依法维权。五是坚持维护与教育相结合。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加强对职工的思想道德和民主法制教育，引导职工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承担应尽义务。　　《决定》明确了维权的七项基本任务，即维护职工的劳动就业权利、劳动报酬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劳动安全卫生权利、民主权利、精神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　　《决定》提出了要建立健全维权的六种机制，即工会宏观参与机制、基层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职工民主管理机制、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制、工会劳动争议预警和处理机制以及工会困难职工帮扶机制。　　在推行维权工作的落实上，《决定》提出了以下八项措施：一是突出维权工作重点。从实际出发，把党政重视、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工会维权工作的重点，在解决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下功夫。二是完善维权工作格局。从协调各方利益、实现社会和谐的高度，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重视、各方支持、工会运作、职工参与的社会化维权格局。三是提高维权工作实效。四是加强维权工作指导。五是加强对工会维权工作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六是推进工会干部维权能力建设。七是建立工会履行维权职责的激励与约束体系。八是不断增强工会维权工作的物质基础。　　上述维权设想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主要是与前两次大改革相比）：一是不触及工会的组织制度和工会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二是不触及如何理顺或改善工会与党、政府的关系问题；三是强调工会维权工作不能由工会一家独揽，而是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重视、各方支持、工会运作、职工参与的社会化维权格局（或模式）。　　（三）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的兴起及其局限性　　“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主要源自对浙江省义乌市工会维权经验的概括（陈有德，2005；韩福国等，2008）。2004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先后对《浙江义乌市探索职工维权社会化新模式》一文作出批示后，全总立即派出调研组到义乌市就工会维权社会化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组对义乌市工会维权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2005年8月5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在义乌市召开了全省工会维权工作现场会。2005年9月15日，全国总工会又在义乌市召开了全国工会维权机制建设经验交流会（《金华日报》，2009）。王兆国（2005）在会上讲话，他强调：“要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是根本保证，同时也离不开工会组织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社会各方面的大力帮助和广大职工的有序参与。各级工会要关心职工群众的疾苦，倾听职工群众的呼声，了解职工群众的意愿，主动向党委汇报，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加大源头参与力度，推动职工群众实际困难和问题的解决。要加强与社会各方面的沟通、联系和配合，借助社会力量，协调内外关系，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重视、各方支持、工会运作、职工参与的工作格局。”此后，这种“党委领导、政府重视、各方支持、工会运作、职工参与”的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逐渐被推广至全国其他地区，并产生了以所在地区或城市命名的其他维权模式，如昆山模式、泉州模式、黄石模式、大连模式等。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与执政党的关系是中国工会特有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工会借助党和政府甚至社会的力量来维权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比较多，不必赘述，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种做法在密切工会与职工群众的联系上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首先，开展社会化维权活动需要一定的条件、付出一定的代价。应当说，“党委领导、政府重视、各方支持、工会运作、职工参与”的工作格局只是一种理想类型，要形成和维持这种工作格局并不容易，当出现党委领导不当、政府重视不够、各方支持不理想、工会运作欠佳或职工参与不积极等情况时，就可能形成不了这种工作格局，即使形成了也可能解体或无法正常运转。此外，要维持这种工作格局的正常运转，势必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可能致使一些政府部门陷入劳资矛盾之中而耗费本来就有限的行政资源。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做法虽然被广泛宣传和推广，但能取得良好效果的地方并不多。即使能取得良好效果，那也不是工会一家的“功劳”。因此，我们难以指望依靠这种做法来普遍提升工会对职工群众的吸引力。　　其次，在具体操作上，要平衡各方之间的不同利益需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述《决定》强调“把党政重视、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工会维权工作的重点”。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孙宝树（2004）强调，“必须围绕党委想的、政府抓的、职工需要办的、工会组织能做到的事情来考虑，选择一些亮点，集中力量，抓出成效”。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也强调，要主动争取、运用好党和政府赋予工会的资源与手段，抓住党政所需、社会所求、职工所盼、工会所能的事情，加强困难职工帮扶工作，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王敏，2008）。然而，如何平衡党委、政府、社会、职工以及工会之间的不同利益需求？如何判断和选择维权的重点或亮点？如何才能做到既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又能体现职工群众的意愿？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引起社会关注的一些社会化维权模式，一般都出现在经济（主要是非公有制经济）十分发达的沿海地区。当地工会或党委、政府主要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改善投资环境、解决“民工荒”等问题的考虑，才从上至下、大张旗鼓地开展社会化维权活动。他们首先和主要考虑的很可能是“党委想的、政府抓的和工会组织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职工需要办的”的事情。尽管各方之间的需求有时并不矛盾，但毕竟各方担负的职能、所处的地位以及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因此，这种做法不一定对大多数职工群众具有吸引力。　　第三，这种维权模式所进行的维权行动一般是由市总工会引领，从上向下布置，主要发生在企业外部，而难以进入企业内部。在企业外部的社会层面上，一些维权行动（如帮助民工追讨欠薪、给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开展民工技能大赛、春节前包专列甚至包专机送民工返乡等）可能搞得轰轰烈烈（这与新闻媒体的积极支持、配合有关），而在企业内部则可能风平浪静。由于这种维权模式并未触及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制度、工会活动方式和工会干部人事制度，因而很难助长企业工会的维权能力、企业工会干部的维权自主性和工人参与的积极性。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该市总工会在维护外来工合法权益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①[2007年1月下旬和2007年8月下旬，笔者曾两次前往泉州市调查工会维权和企业协调劳资关系的经验，其成果之一见游正林，2009]，2006年1月，他们申报的“外来工维权新模式”还获得了第三届（2005－2006年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②[该奖项由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组织发起设立。两年后，“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也获得了这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然而，具体到各个企业内部，工会却很难发挥其应有的维权作用。对普遍存在的计件工资工价偏低、加班时间太长③[在笔者调查的劳资关系比较和谐的G 公司（大型私有企业），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一般在12个小时、每周的工作时间一般在80个小时左右，大大超出了《劳动法》的规定：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食堂伙食不好等关系到每个员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工会始终无可奈何或无所作为，相应地，大多数职工群众对工会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印象。　　总之，尽管第三次大改革尚在进行之中，不知其最终结果如何，但从目前正在推行的“社会化维权模式”的效果来看，要想达到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目的，任重而道远。　　五、小结与进一步讨论　　（一）小结　　近60年来，中国工会曾进行的这三次大的改革，力图通过改善工会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降低工会的“官办”色彩、增强工会的自主性与活力、加大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力度等手段来加强工会与职工群众之间的联系。第一次大改革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旨在把工会办成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保持工会对职工群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达到以工会的形式迅速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目的。当李立三犯了三个“重大的错误”而被调离全总以后，此次力图改革也随之停止。第二次大改革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8年10月出台的《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为之绘制了一幅理想蓝图，这同时也属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6月以后，随着当时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停滞，设想中的工会改革也就基本偃旗息鼓了。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工会法》的修改，中国工会再一次被推向了大改革之路，即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维权）之路。此次力图改革尚在进行之中，不知其最终结果如何，但从目前正在推行的“社会化维权模式”的效果来看，要想达到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目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进一步讨论　　有两个相关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一是推动中国工会力图进行大改革的直接动力；二是制约中国工会改革的结构性因素。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还得从中国工会的功能说起。　　谈及中国工会的功能，不能不首先提及列宁对社会主义工会功能的看法。列宁（1992：63－64）认为：“联系群众，也就是联系大多数工人以至全体劳动者，这是工会无论做什么工作取得成绩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领导一个大国（现在还没有得到更先进的国家的直接帮助）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来说，最大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极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正像一家拥有优良发动机和头等机器的最好工厂，如果发动机和机器之间的传动装置坏了，那就不能开工，同样，如果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工会建立得不好或工作犯错误，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然遭到大灾难。”以后的学者常用列宁所说的这种“传动装置”或“传送带（纽带）”来比喻社会主义工会的基本功能。我国工会也一直强调要发挥联结党和职工群众的纽带作用（据不同时期的《中国工会章程》）。　　一些学者常常从“传送带（纽带）”的角度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会与共产党、工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哈珀（Harper，1969）认为，共产党不是一种群众党（a mass party ），而是一种精英党（a party of elites），即由一个阶级的最先进的成员组成的党。共产党员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这么一个小规模的领导群体，必须依靠其他机构即群众组织来联系广大的群众，从而维持对社会各个部门的领导与控制。工会就是一个这样的群众组织。虽然工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在党与产业工人之间扮演传送带的角色。　　从理论上讲，扮演传送带角色的工会具有双向传送功能，简而言之，就是从上至下把党的政策贯彻到职工群众中去，从下往上代表并反映职工群众的意愿和要求。①[亦有学者（Pravda＆Ruble ，1986）把传送带的这种双重功能称为古典二元论（classic dualism）]哈珀认为，工会的这种双向传送功能把工会干部置于一种两难困境之中，当他们强调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利益、想要发挥从下往上的传送功能时，往往被指责为试图脱离党的领导，并被认为是对共产党执政的一种威胁，工会与党之间的关系便会因此而出现危机。哈珀还对发生在1951年、1957年和“文革”时期的三次这样的危机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后来的一些学者遵循哈珀的这种分析思路继续探讨工会与党之间的冲突。陈佩华（Chan，1993）认为工会的双重功能具有内在的矛盾性。自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89年，中国工会与党发生了五次冲突，其中前三次与哈珀的描述相同，后两次分别发生在1976年和1989年。　　这五次冲突都发生在“党—国家（the Party-state）”的权力软弱、退却或内部出现分裂的时候。只要中央的控制减弱，工会就会为自己争夺权力并保护工人的利益。张允美（2003）认为，工会的双重功能具有对立的性质。在现实生活中，工会与党—国家有如下矛盾：一是工人利益与党—国家的利益存在着不可化解的矛盾；二是党—国家为工会规定的角色背离了社会需要和工人的要求；三是全总有它自己的与党—国家不完全一致的集团利益。因此，工会与党—国家之间难免产生冲突。　　张允美（2003）认同陈佩华对五次冲突的划分，并认为中国工会与党—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摆脱“顺从与冲突”的怪圈。陈峰（Chen ，2003）认为，中国工会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有国家属性，又有社团性质；既是国家的工具，又是工人组织。推行市场化改革以后，工会的这种双重身份产生了直接和尖锐的冲突。尽管工会经常想在工人和国家之间保持平衡，但是，当两种身份明显冲突时，它们会坚定地站在国家一边。　　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学者都夸大了工会与党之间的利益不一致性，他们往往把党对工会的要求（代表并反映职工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理解为工会独自的欲求，从而过分强调了双重功能之间以及工会与党之间的冲突。　　中国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的第一段话就写道：“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当警惕，勿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手中的玩物”（中华全国总工会，1985：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工人阶级成为了党的阶级基础，成为了国家的领导阶级。相应地，工会组织被视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以及“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①[据最新的《中国工会章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会章程》曾被多次修改，在不同历史时期，它对工会性质的表述略有不同]正因为工会具有如此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地位，所以，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工会都被要求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履行党赋予的基本职责、发挥党所希望的基本作用。这种基本职责和基本作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表述，但可以把它们归结到一点，就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开展工会工作，把党的政策贯彻到职工群众中去，把党的主张变成职工群众的自觉行动，把职工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很显然，工会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密切联系职工群众。只有这样，工会在职工群众中才会有威信和号召力，工会开展的各种活动职工群众才会愿意参加，工会在职工群众中贯彻党的政策才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也就是说，密切联系职工群众也是党对工会的基本要求。一旦脱离了职工群众，工会就无法满足党对工会的要求，当然也就无法发挥其“桥梁”、“纽带”和“社会支柱”的作用。　　从前面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工会每次都是按照党的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力图进行大改革的。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工会每次力图改革的直接动力都是来自党对工会的要求，即党要求工会密切联系群众。换句话说，中国工会力图密切联系群众之时，正是党加强和改善对工会的领导从而要求工会更好地发挥其双重功能之时，而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是党对工会的控制减弱之时。工会力图密切联系群众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党赋予工会的基本职责，而不是试图摆脱党的领导。近60年来，中国工会虽然因不能很好地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而脱离了职工群众，但从来没有脱离过党的领导（陈秉权，1996：93；陈骥，1999：145）。　　党需要工会密切联系职工群众，职工群众当然也需要工会密切联系他们。然而，中国工会在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方面至少面临以下四种结构性的限制。　　首先，工会组织不太容易感受到来自职工群众的压力，或者说，工会组织对职工群众针对自己的不满情绪不会很敏感。这主要是因为，虽然职工在法律上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可是，职工一方无法独立行使这项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建立工会的权利属于用人单位行政一方（钱叶芳，2008；黄巧燕，2004）。这意味着既有的工会组织并不存在竞争对手，不用担心会员会流失，更不用担心自己会被解散。　　其次，工会干部尤其是工会领导干部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欲望不会太强。这是因为他们往往是上级委派或指定的，而不是职工群众（会员）自己选举的，即使选举也只是对所委派或指定的人选的一种形式上的正式确认，他们不必采用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方法去争取选票。　　在不少地区和单位，工会往往成为安置退居二线的党政干部的一个场所，这些“空降”来的、脱产的专职工会干部年老体弱、文化水平偏低①[1984年12月18日，胡耀邦（1988）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全总执委会报告时指示：“无论哪一级，如果党政部门把那些年老体弱而又缺乏知识的、退下来的干部，硬安插到你们那里去，你们顶住。你们可以说这是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然而，要“顶住”这种做法，对工会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难免脱离职工群众。　　第三，在基层单位，尤其在国有企业，工会主席实际上都是所在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之一，他们的工作立场很难站在职工群众一边。　　1961年11月，全总党组（1989）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请示意见：“大、中企业基层工会的专职主席，由相当于企业党委副书记或副厂长的干部来担任比较合适。凡是不符合这一条件的，请企业党委逐步予以调整”。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个请示。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1989）又在《关于转发〈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的通知》中强调：“为了使企业基层工会能很好地承担起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机构的任务，要选调相当于企业党委副书记、副厂长一级的干部担任企业基层工会的主席”。这样，在国营企业，担任（或兼任）基层工会主席的都是相当于企业党委副书记、副厂长一级的干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各地纷纷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工会主席又成为了年薪制的享受者。这种做法，在提高工会主席的待遇和地位的同时，也进一步拉大了工会主席与职工群众之间的距离。在这种局势下，普通工人逐步晋升为工会领导干部尤其是工会主席的机会也就很少了（Baek，2000）。　　第四，《工会法》规定工会经费的来源有五个：1.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2.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的经费；3.工会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4.人民政府的补助；5.其他收入。其中，第2项无疑是工会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它在保障工会组织经费“旱涝保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工会联系职工群众的内在动力。　　这些结构性的限制或制度安排上的局限性，既是工会难以胜任联系职工群众的职责从而被一再要求进行大改革的主要根源，也是工会每次力图进行大改革都面临重重困难的主要根源。可以认为，中国工会一直面临这样一种两难处境：工会的基本作用在于密切联系职工群众，在很大程度上却缺少发挥这种作用的制度安排。中国正在变成一座“世界工厂”，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中国形成（沈原，2006）。如何加强有关制度建设、尽快改变工会所处的两难处境从而真正发挥工会的双向传送功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而重大的课题。　　参考文献：　　陈秉权，1996，《中国工会的改革与建设（1984－1993）》，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陈骥，1999，《改革中的工会和工会的改革》，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陈骥主编，1993，《中国工会十五年（1978－1993）》，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陈有德，2005，《关于建立工会社会化维权机制的实践探索与思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第2期。　　邓小平，1993，《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邓子恢，1992，《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7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总工会编《社会主义工会学习文件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冯钢，2006，《企业工会的“制度性弱势”及其形成背景》，《社会》第3期。　　韩福国等，2008，《新型产业工人与中国工会——“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耀邦，1988，《群众团体要在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1984年12月18日），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书记处办公室编《中国工会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黄巧燕，2004，《我国劳动者发言权和结社权存在的问题》，12月12日（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 /4473）。　　《金华日报》，2009，《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大事记》，1月24日（http：//www.yw.gov.cn /zwb /zwgk /zwdt /bmdt /200901/t20090123_168421.html）。　　赖若愚，1987，《关于工会建设的几个问题》（1954年11月13日），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9，《关于当前工会工作的若干问题——1957年9月5日在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李富春，1989，《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1951年12月20日在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上的结论》，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李立三，1987a ，《关于工厂管理民主化与劳资纠纷问题》（1949年7月10日在北平市职工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7b ，《关于组织产业工会问题》（1949年7月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7c ，《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关于劳资关系问题的总结》（1949年8月13日），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7d ，《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闭幕词》（1949年8月16日），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7e ，《关于工会工作问题》（1949年8月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的摘要），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7f ，《关于工会工作若干问题的说明》（1949年在平津铁路职工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7g ，《关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会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初步草案）》（1951年9月28日），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7h ，《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7月23日），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7i ，《在工人运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9年8月7日），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7j ，《在全国工会组织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4月），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草案的几点说明》（1950年6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总工会编《社会主义工会学习文件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李琪，2003，《改革与修复——当代中国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列宁，1992，《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1922年1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总工会编《社会主义工会学习文件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1992，《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1949年3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总工会编《社会主义工会学习文件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钱叶芳，2008，《社会法视野中的工会法》，《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第2期。　　乔晓阳、张世诚编著，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释解》，北京：研究出版社。　　全国总工会，1999a ，《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作出补充规定的建议》，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编《修改〈工会法〉参考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1999b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建议》，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编《修改〈工会法〉参考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书记处办公室编，1988，《中国工会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全国总工会党组，1983，《对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复查结论》（1981年3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一九八一年）》，北京：工人出版社。　　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1989，《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1951年12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1999，《修改〈工会法〉参考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1999，《1997年中国职工状况调查》，北京：西苑出版社。　　全总党组，1989，《关于调整、充实基层工会干部问题的请示》（1961年11月2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沈原，2006，《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第2期。　　孙宝树，2004，《把“组织起来，切实维权”落到实处》，7月2日（http：//www.acftu.net /template /10004/file.jsp ？cid =318＆aid =3828）。　　王敏，2008，《大力开展工会与企业、职工的“共同约定行动”》，12月29日（http ：//cpc.people.com.cn /GB/64093/64094/8597621.html）。　　王兆国，2004，《在全总十四届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月5日（http ：//www.acftu.net /template /10004/file.jsp ？cid =318＆aid =3900）。　　——，2005，《在全国工会维权机制建设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9月17日（http ：//news.qq.com/a /20050917/000544.htm）。　　杨兴富等，1999，《批准公约要重视工会法的修改》，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编《修改〈工会法〉参考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游正林，2009，《制造认同的又一种模式——G 公司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经验》，《社会》第1期。　　张皓，1988，《改“协管”为主管》，全总工运研究会、中国工运研究所编《工会改革理论研究》，北京：工人出版社。　　张允美，2003，《理顺与冲突：中国工会与党─国家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九月号（总第18期）。　　中共中央，1989，《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1989，《关于转发〈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的通知》（1981年7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华全国总工会，1985，《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北京：档案出版社。　　——，2006，《关于加强协调劳动关系，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7月13日（http ：//www.acftu.net /template/10004/file.jsp ？cid =561＆aid =37934）。　　中华全国总工会编，1993，《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工人阶级：1992年全国工人阶级队伍状况调查文献资料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1982，《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0年）》，北京：工人出版社。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书记处办公室编，1988，《关于当前我国职工队伍基本状况的调查报告》（1986年9月），载《中国工会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1989，《关于工会工作和厂矿企业中存在着的有关群众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1955年6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央职委，1986，《关于公营工厂职工会的问题》（1945年9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　　邹志强、薛焕炳，1988，《探索理顺工会内外关系的新路》，全总工运研究会、中国工运研究所编《工会改革理论研究》，北京：工人出版社。　　Baek，Seung Wook 2000，“The Changing Trade Unions in China.”Journalof Contemporary Asia 30（1）。　　Chan，Anita 1993，“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Unions in Post-Mao China.”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29.　　Chen，Feng 2003，“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r ：The Conflict ofChinese Trade Unions‘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The China Quarterly176.　　Fletcher，Merton Don 1974，Workers and Commissars：Trade Union Policy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Washington ：Program in East AsianStudies.　　Harper，Paul 1969，“The Party and the Unions in Commun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37.　　Pravda，Alex＆Blair A.Ruble 1986，“Communist Trade Unions：Varietiesof Dualism.”In Alex Pravda＆Blair A.Ruble（eds.），Trade Unions inCommunist States.Boston：Allen and Unwin ，Inc.　　Taylor，Bill＆Qi Li 2007，“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Present Role ，Trends and Prospects.”In Craig Phelan （ed.），TradeUnion Revitalisation：Trends and Prospects in 34Countries.Bern：PeterLang A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Wilson，Jeanne L.1986，“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 AlexPravda＆Blair A.Ruble（eds.），Trade Unions in Communist States.Boston：Allen and Unwin ，Inc.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11. 黄宗智：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
    人文 2009/10/15 | 阅读: 2310
    首先我将界定文化双重性的涵义；然后简要回顾主要的双重文化人群体，并分析学术和理论领域一般怎样对待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文化双重性。最后，我会提出一些方法上的、理论上的和实际应用上的意见。
  12. 沈志华：1956：波匈事件的“中国因素”
    历史 2011/01/11 | 阅读: 2306
     1956年10月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感谢波兰华沙大学扬？罗文斯基教授为笔者提供了波兰档案公布的情况)，并不断被整理、公布于世。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本文所据材料，主要是俄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文献，至于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忆录和采访录在内的口述史料，以及当时公开的和内部的新闻报道——笔者注)          斯大林的分工：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同时爆发在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中国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顺从莫斯科，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开始进入冷冻状态。斯大林去世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开放和政治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两国有着明显的区别。     苏共二十大后，波兰舆论提出了追查枪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另一方面，改革派在波兰党内逐渐崛起，一致呼吁过去受到批判的哥穆尔卡出山。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内部参考》第1817期，1956年3月5日)此时，不仅东欧各国仰望着北京，莫斯科也开始指望得到中共的帮助。     自赫鲁晓夫执政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上半年。(参见笔者在《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尽管赫鲁晓夫的有些做法令毛泽东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头上的“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总体说来，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是一致的。莫斯科越来越重视中共的意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内部参考》第2236期，1957年10月18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不断高涨。15日至17日的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罗科索夫斯基1896年出生在华沙，后加入苏联国籍。卫国战争中成为苏联的著名将领，因解放波兰有功获波兰元帅衔。1949年11月被斯大林派往波兰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回到波兰后仍保留着苏联国籍，后又兼任华沙条约部队副总司令。因此在波兰人眼中，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对波兰实行统治的象征——笔者注)     波兰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将军(哥穆尔卡的亲密战友，1952年被捕，1956年4月恢复政治名誉，8月出任内卫部队总司令)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     10月18日，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人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19日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推迟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均遭到拒绝。哥穆尔卡后来向周恩来讲述的情况与此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情况：在苏联的压力下，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     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两个决定：一、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二、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只提到代表团去波兰的必要性，根本没提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俄国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     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来。10月19日晚9时，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等待苏联人尽快做出决定。     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并有了军事准备。必须做出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失去了对波兰大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将不得不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20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以上关于苏波会谈的描述，除特别注明外，均根据波兰的档案文献——笔者注)          赫鲁晓夫发现，这时候需要中国出场          当华沙剑拔弩张时，北京似乎还很平静。     10月19日，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十分紧张。(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采用了这个说法——笔者注)     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讨论。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纪录片段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并拟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专门去中国通报情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     接到苏联的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苏波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波兰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另据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回忆，刘少奇曾在机场休息室对波兰一行即将回国的人表示，中国将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波兰领导人对此十分感激——笔者注)     赫鲁晓夫似已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月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然而，未等集体会见，赫鲁晓夫便抢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指出：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说，有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家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听，你们就要整人。刘少奇还回应赫鲁晓夫：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需要站在一起，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道理，其他的争论都是小问题。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赫鲁晓夫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月27日深夜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毛泽东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同时也指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基里洛克致哥穆尔卡电，1956年10月27日)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已经开始改变处理问题的方式，原因显然是对当时动乱的匈牙利局势有所好转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     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     至此，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波兰是党内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反革命征兆”          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最初在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月23~24日)，反应非常迅速，决策也非常果断。这里的问题是：第一，苏联出兵镇压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二，中国当时是否知道莫斯科的这个决策；第三，中国对苏联这次军事行动持何种态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更加剧烈。格罗执政后的举动令人颇感失望，他竟然到苏联休假长达两个月。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南斯拉夫，直到23日上午才回国，国内问题都交给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科瓦奇全权处理。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致危机步步逼近。     10月6日，匈牙利为拉科西大清洗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前往送葬的群众队伍多达20万人。(1948年6月，斯大林的追随者拉科西在匈牙利掀起“清洗铁托分子”的镇压运动，曾经的老地下工作者、匈牙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拉伊克被诬为美国特务。1949年10月，拉伊克被处以绞刑——编者注)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而政府的默许也使民众从心理上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特别是当官方的新闻影片中出现纳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山多尔？科帕奇《匈牙利悲剧》，龚新康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 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称纳吉仍是犯有错误的，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详见《人民日报》1956年10月7日)这时，安德罗波夫已经预感到，“过些时候大概不得不让纳吉进入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也许还要进入政治局，因为在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而纳吉一旦进入政治局，他可能就是‘局势的主宰者’”。     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提出要求，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激烈，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大会特别提出赞成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内部参考》第2063期)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     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口号也越来越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被吊车和钢索拉倒了，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情绪激奋。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匈党中央下令实行戒严，镇压开始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和大使安德罗波夫。23日夜晚，苏联和匈牙利领导人都在紧张地研究应对危机的办法。据俄国档案记载，23日22~23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请来了。当赫鲁晓夫问道，在目前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时，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绝对需要，而且必须立即干涉。”23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 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     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后不足12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没有任何反应。原因在于，一则中国的方针是“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二则情况不明，也不便发言。据逄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记载：刘少奇23日晚上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听到了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从24日到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但是，讨论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     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师哲的回忆也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及苏联出兵的反应——很可能，刘少奇因尚未得到北京的指示，根本就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10月24～28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但无论如何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定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     没有人会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从天而降。但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的已经不是街头“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苏军为何杀了一个回马枪          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做出的话，那么在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苏领导人在后来的政治论战中各执一词：中国方面强调中共“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苏联方面承认当时中共确曾对苏共中央提出劝告，但劝告的内容与现在所说完全不同。(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60年9月17～20日)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问题的大致脉络是可以说清楚的。     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按照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30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为此，在31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这就是说，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看。由于一直不太了解匈牙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因此，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入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说，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31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     对比俄国档案，可知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促使毛泽东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30日电报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史料显示，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在1959年5月5日与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见中，毛泽东向明尼赫强调，匈牙利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不小。毛泽东说，中国的领导人对1956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关注，并指着坐在陈毅后面的郝德青(中国驻匈牙利大使)说，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1956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毛追述，在那年的10月底，中国使馆报告说，反革命势力正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     11月1日至2日，就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穿梭游说时，朱可夫迅速制定了再次攻占匈牙利的“旋风”战役计划，并得到主席团会议的批准。11月3日下午，在布达佩斯的50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馆避难。当晚24时，由科涅夫元帅指挥的12个师、总兵力达10万人的驻匈苏军已经全部完成了战斗准备。莫斯科时间11月4日晨6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         赫鲁晓夫将中国带进了欧洲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以及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应该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希望变革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了苏联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斗争接连不断，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感到改革已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     然而，保守势力的存在，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推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荡。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联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但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另一个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     在波匈事件中，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正是因此，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声望也显著提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          《同舟共进》2011年第1期 
  13. 王东宾：中国接入互联网的早期历史 （一）
    科技 2010/03/15 | 阅读: 2302
    尽管美国政府主导研发的ARPAnet早在1968年就已经建成，中国建设互联网的努力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仍然面临着诸多封锁和技术进口限制，发展互联网并非一件易事，所幸的是，在国际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促使中国成功地接入世界互联网。本文主要对中国进入互联网的那段历史做一简要回顾。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努力，并且得到了很多国际科研机构的帮助。2007年9月，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在德国参加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20周年纪念会议时，在其演讲中，首先着重指出了这些建立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努力。（http://www.hpi.uni-potsdam.de/fileadm ... _HU_Internet_in_China.pdf）1980年3月，在中国信息产业相关的11部委的努力下，在香港建成了一个国际在线信息检索终端，随后向国内科研机构提供服务。1982年12月中，计算机应用信息研究所在北京通过传真线设立了一个国际在线检索终端。通过租用的卫星线路，这条线链接到TYMNET或TELENET，并最终与美国的ARPANET相连，最终进入到DIALOG数据库系统。1983年10月，前信息研究所（现科技信息研究所）通过国际商业卫星连接到欧洲航天局的信息检索系统，并通过意大利的PDN连接到美国的公共数据网络（Public Data Network）。后来信息研究所成功地与不同国家的十二个主要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建立了连接。据不完全统计，到1985年末，中国已经建立了超过50个国际在线信息检索终端。中国互联网的成功建立得益于科学界的国际合作。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西欧核子研究中心（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us Research ，CERN），建立了ALEPH项目组。CERN在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上极为重要。1989年，该中心的蒂姆·伯纳-李(Tim Berners-Lee)发明了万维网(world-wide-web，简称WWW)，并且逐步取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成为最主要的互联网服务器应用模式，并且促成了互联网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在蒂姆•李的游说（历时18个月）下，CERN于1994年4月30日宣布，根据修正的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公开www的协议和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永远免费利用它编写服务器或浏览器程序，可以用于商业目的或者继续公开，并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是一份关键性的声明，使得互联网的基础应用架构成为开源性质，此举最大地遏制了互联网技术开发陷入知识产权纠纷，使互联网免于分裂。高能所与CERN的学术联系，也让他们后来能够得天独厚地开发中国第一个WWW浏览器。当时，项目合作要求双方能够进行快速有效的沟通联系，因此在两家机构的电脑之间建立连接就迫在眉睫。1984年7月1日，高能物理研究所利用微波使其分时终端机（Time-Sharing terminal (TST)）连接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M-160，从而使其分时终端机成为那台M-160的远程终端。这样做主要是由于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电脑不具备大规模拨号的能力。1987年3月27日，高能物理研究所的M-160远程终端移交给信息控制研究所，并成功地建立了与CERN的远程连接。1990年，高能物理所进入中国公共分组交换数据网(CNPAC)，从而经过CNPAC与西欧核子研究中心实现计算机通讯。1993年，高能物理所开通了与美国SLAC的64K比特的高速计算机通讯专线，从而通过DECnet与美国各大实验室相连。1994年，高能物理所正式进入互联网(Internet)，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WWW服务器，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入国际互联网的计算机网络。1986年8月25日，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使用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的一台IBM电脑，通过TELEPAC网络登录到CERN的中心服务器上，并给ALEPH项目组组长Stemberg教授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封电子邮件就是时任高能物理所ALEPH组组长的吴为民发出的。20年后，吴为民在《科学时报》上发文，回忆了这段往事（吴为民，《究竟是谁发出的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科学时报2006年2月20日）。后来出现了关于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的争论。现在，CNNIC官方发布的互联网大事记中，以1987年9月20日成功发往德国卡尔斯鲁大学以及美国、爱尔兰的电子邮件为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第一封电子邮件。（现在有些报道采用的是9月14日，并认为第一封邮件在网络上跑了七天，这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现实。邮件的确是9月14日写成并发送，但当时由于存在小漏洞，无法成功发出，9月20日修复漏洞后成功发出。）2月22日，中国社科院闵大洪注意到了吴为民的文章，并于博客上发表文章《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是何人发出的？》，专门探讨了这段争论。当时在德国波茨坦大学的李南君，是Zorn教授的博士生，他注意到了这个争论，并与闵大洪取得联系。同时，针对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详尽地说明了这个过程，采用了很多一手资料，很有价值。（李南君，Werner Zorn，中国接入互联网的早期工作回顾，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5076637.html）。文中也提到了吴为民等人的工作，"这种远程终端模式在当时也被其他单位采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吴为民先生于1986年8月25日，在北京710所的IBM-PC机上远程登录到西欧核子研究中心，并收发了邮件，时间比ICA远程登录到卡尔斯鲁大学还早一天"。 因此，之前所有的电子邮件联系，均是使用远程登录方面，通过国外邮件服务器所实现的，1987年9月20日的电子邮件，这是真正意义上从中国所设立的邮件服务器上发出的第一封。实际上，无论是谁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不容忽视的是，中国进入国际互联网得益于很多人的努力。胡启恒2007年在德国的的会上发言中，在强调Zorn教授和王运丰教授的工作与贡献时，同样强调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贡献。这一点在Steven Wolff的认可信中，也得到了作证。美国科学基金会Steven Wolff给中国的认可信，包括了对CSNET和BITNET的接入，而中国与BITNET的连接，正是通过高能物理研究说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还很恶劣，计算机在美国对华贸易的禁售名单内，西欧也受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限制，很多器材和高端设备不能出口中国，但西门子计算机不在此列。因此，世界银行从"中国大学发展计划2"（Chines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roject II）中划拨了1.45亿美元，帮助中国进口了19台西门子BS2000大型计算机。1983年，Zorn教授出席了在北京的第一届CASCO会议（西门子计算机用户研讨会），在会上与王运丰教授相识，对计算机问题都很感兴趣，双方建立了学术联系。王运丰教授，1938年留学德国，1952年回国参加建设，1978年后致力于中德科技交流，1987年被德国总统授予"联邦大十字勋章"。同样是出于促进双方更有效的交流，两人开始探讨建立计算机网络联系的可能性，为此，王运丰教授提议成立了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mputer Application, ICA)。需要注意的是，德国在1984年才与美国CSNET（美国计算机科学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建立的，后来互联网的主干之一）建立连接的。1983年，Werner Zorn教授给CSNET的创始人之一Lawrence Landweber，希望德国能够与CSNET建立连接。20世纪90年代，Lawrence Landweber担任了2年国际互联网协会（Internet Society）主席职务，其前任是TCP/IP协议发明人之一Vincent Cerf。1984年，Landweber向TCP/IP协议发明人另一发明人Bob Kahn申请向其他国家开放CSNET（包括DARPAnet）的许可，并获批准。随后，德国等措恩领导科研小组在建立了西德与CSNET的一个连接、并发送了德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这个连接点就卡尔斯鲁大学。1986年或1987年前后，Landweber不断收到来自德国国家网络（German National Network，DFN）的信息，要求CSNET断开与卡尔斯鲁大学的连接，转而直接与DFN建立连接。但CSNET采用的是TCP/IP架构，而DFN全力支持开放系统互联（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两者之间存在标准之争。一方面Werner Zorn支持TCP/IP架构，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对Zorn教授的完全信任，Landweber拒绝了德国国家网络的要求。Landweber的坚持意义重大，这在实质意义上使卡尔斯鲁大学成为CSNET在德国的中枢。理解了这个背景，更有助于我们体会到1987年中国发往卡尔斯鲁大学电子邮件的关键意义，理解"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真正内涵。随后，Zorn教授从德国为项目申请到专项经费，加速了项目的进程。王运丰教授与Zorn教授的联手合作下，尤其是在双方项目组的共同努力下。1987年9月准备基本完成。9月14日，双方共同起草了一封由英、德双语写成的电子邮件，"This is the First Electronic Mail from China to Germany"（这是第一封中国到德国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是："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后来知名的"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邮件。在该邮件上署名的除了王运丰、措恩教授，还有11个中德双方参与工作的人员，包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李澄炯所长。但由于系统小漏洞，存在一个死循环，没有发送成功。6天后，问题修复，9月20日，第一封电子邮件成功发出，这封邮件除了到达德国卡尔斯鲁大学外，随后到了美国和爱尔兰。1987年9月20日，中国向世界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大门开启了。11987年9月25日，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中国与世界10000个大学、研究所和计算机厂家建立了计算机连接。这个连接通过北京与卡尔斯鲁的两台西门子计算机实现。王运丰教授(中国国家科委电子信息与技术顾问)把这一成果描述为中国大学和研究所与世界计算机网络一体化的技术突破，在卡尔斯鲁大学教授维纳•措恩指导下完成，技术团体由来自北京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卡尔斯鲁大学、西门子公司和美国的科学家们组成" 。1987年11月，中国代表团应邀参加在普林斯顿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网络工作组会议。会议期间，11月8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主任斯特芬•沃尔夫(Stephen Wolff)表达了对中国接入国际计算机网络的欢迎，并将Stephen Wolff博士签署的认可信，转交给了中方代表杨楚泉先生。这是一份正式的、对中国加入CSNET和BITNET（美国大学网）的"政治性的"认可。随后，王运丰教授与Zorn教授着手让中国实现全功能接入互联网。1990年10月，王运丰教授在卡尔斯鲁大学与措恩教授商讨了中国网络的应用，尤其是中国计算机科技网（CANET）和中国申请国际域名的问题。王运丰教授提出用申请".CN"作为中国的国家域名。由于当时中国独立申请域名和管理域名服务器的难度很大，基于对Zorn教授的充分信任，王运丰提出让Zorn教授代理注册中国国家域名，并由卡尔斯鲁大学负责维护".CN"域名服务器的维护。此时，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指派钱天白工程师负责具体事宜。10月19日，措恩教授向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Internet's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InterNIC）发出了".CN"的预约，询问是否有空缺。11月26日，措恩正式在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为CANET申请了".CN"顶级域名。他在"管理联系"一目中填上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的地址和钱天白的名字，而"技术联系"一目中填写的是卡尔斯鲁大学计算机系。12月2日，Zorn教授把申请信和相关附件转发给了钱天白。12月3日，措恩教授收到了的通知，".CN"域名申请得到了批准，并且在Karlsrushe大学建立了.cn域名服务器。1991年1月3日，措恩教授派出三人专家小组去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专家组中的米歇尔•罗特（Michael Rotert）建立了地区域名解析服务器（local DNS）并更新了CSNET/PMDF的相关软件；另一名成员兰肯（Nikolaus von der Lancken）帮助中国建立了局域网。1994年，中国国家域名".CN"服务器由卡尔斯鲁大学移交到中国，中国随后实现了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2009年9月14日，在中国首届网民文化节上，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代表中国互联网社区授予Zorn教授"中国荣誉网民"称号，以表达对Zorn为中国进入世界互联网所做贡献的敬意。实际上，除了关于吴为民与王运丰谁是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发送者的争论外，在海外还有另外一则争论，这则争论最终重新发现了Zorn教授和王运丰当年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贡献。中国早期的互联网发展，主要是基于科研合作与交流的需要，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后来互联网对社会和人类生活产生的如此重大的影响，因此早期的很多档案资料在中国并没有保存下来。因此，在中国，长期以来关于Zorn教授与王运丰教授的合作，一直鲜为人知，各方面的报道也忽视了他们的贡献。2004年，《计算机业余爱好者》（The Amateur Computerist）两位编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公开资料中，很少提及了Zorn教授与王运丰教授的工作。在当时的CNNIC网站上公布的互联网大事记中，关于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很多工作归功于钱天白工程师。但实际上，钱天白并不在第一封电子邮件中的13位署名的名单中，这令他们很惊讶。为此，他们特地采访了Werner Zorn教授。所幸，Zorn教授保留了所有的中英德资料，包括第一封电子邮件原件和技术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中国早期互联网历史极为珍贵。后来，他们运用这些档案资料，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Zorn教授与王运丰教授的工作做了可信的发掘和评价。2005年11月，Zorn教授应邀参加了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高峰论坛的分论坛。在论坛上，Zorn教授讲述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的故事。当时，互联网协会主席胡启恒正好在场，她表示回国后将调查中国版本为什么与Zorn教授所讲述的不同。18个月之后，中国CNNIC官方公布的互联网大事记对此事的表述做了修改，肯定了Zorn和王运丰教授所做的工作与贡献。因此，在2007年9月18日和19日，在Zorn教授和胡启恒的召集下，在德国举行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20周年的纪念会。当时所涉及到的德国、美国、爱尔兰等国的人员大部分到场，还有当时参与其中的中国老人，包括当时提供设备、技术支持的人，这些亲历者又讲述了很多背后的故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1987年第一封电子邮件连接的许可问题。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是第一封电子邮件发送时，CSNET仅仅是非正式接受   
  14. 上山下乡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专访《中国知青史——大潮》作者刘小萌
    经济 政治 历史 2009/05/23 | 阅读: 2300
    1998年，刘小萌和定宜庄出版《中国知青史》，成为知青研究领域最权威的研究者，这部以史实全景式记录知青史的作品，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书”。
    2009年2月，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中国知青史》被当代中国出版社修订再版。11年过去了，这本书仍然是知青史研究中的代表作。
  15. 海裔：辛亥革命中的国家主权连续性问题
    历史 2011/10/24 | 阅读: 2298
    述评在今年的辛亥革命纪念中，清王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问题各种相关论点
  16. 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
    历史 2011/09/14 | 阅读: 2298
    以往的历史学大体上把这两者的相互关系认为是革命、民主、进步、开放的"南"和专制、君主、落后、守旧的"北"来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或是，以革命的不彻底、未成熟等框架来描述民国初年的历史。但是，五族共和论的命运所表示的是，用强弱优劣的对比就无法论述南北两者的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
  17. 李春阳：不与时人论短长--林冠夫先生学术述略
    文学 2016/11/22 | 阅读: 2295
    林冠夫先生，一九三六年出生，浙江永嘉人。一九五七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研究生班，师从刘大杰、朱东润、蒋天枢等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二零一六年11月因病在北京辞世。

  18. 胡舒立：访黄奇帆--重庆“新经济政策”
    经济 2010/11/17 | 阅读: 2287
    高低错落的山城，笼在淡淡的雾气之中。嘉陵江与长江穿城而过，浪潮奔涌。人流拥堵的街道，和长江边上设计新潮的、状若“坦克”的重庆大剧院，无不彰显着这个中国内陆最大城市经济疾行的雄心。从13年前成为直辖市以来，重庆的发展从未像现在这般异军突起，58岁的重庆市长黄奇帆因此而格外引人注目。2009年，国务院以当年“三号文件”形式，明确了重庆的发展思路。重庆成为内陆惟一保税港。随即，重庆市政府将这些政策分解为上百项任务，下达区县或政府各部门。这一年，重庆GDP增速列全国第三，利用外资的增速排在全国首位，国有资产规模居全国第四。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之后，优惠政策更丰富的两江新区在此崛起。在这年年底，原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成为重庆市代市长，并于今年1月正式出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在重庆经济领域“新政频仍”，他本人坦言敢言，与媒体交谈也并不在少。惜乎他忙记者也忙，许多事又在摸索之中，交谈无不匆匆，记载仍是片断。我们期待获知他更完整的思考。9月下旬，按事前约定，我们专赴重庆，在黄奇帆的办公小楼与他交谈了整整八个小时。采访从上午10时40分至晚7时，即使中间在小楼一层午餐时，他也仍在谈，我们则边吃边记，采访并未中断。当下外界对重庆经济，有热望也有疑虑，有期待也有异议。人们在问：重庆的著名融资平台“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均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是重庆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重要的投融资平台——编者注）依赖土地运作，运营资金庞大，角色如何定位？风险如何控制？刚刚施行的户籍改革，以及涉及“土地证券化”试验的“地票”制度，从理论到实践怎么摆脱强征农民土地的嫌疑？为推行住房“双轨制”改革而一次性推出的公屋建设计划，是否超出财政支付能力而透支未来？此外，关于国资的地位，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关于政府角色的认知，许多问题萦绕人们心头。在接受采访时，黄奇帆回应争议，坦诚而谈，详述了重庆正推行的公租屋计划、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创新型加工贸易模式，以及筹建西部金融中心等课题，对于“国有民营”之议也坦言了自己的想法。黄奇帆来自上海。他早年在沪当工人，后来念过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文革”结束后从工程师当到厂长，上世纪80年代前期进入上海市经委。90年代前期他一直搞浦东开发，当过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也当过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后来升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还担任过市经委主任。2001年10月，是黄奇帆人生又一大转折：他调任重庆当副市长，后来又担任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其间分管国资、工业、教育、金融等领域。在重庆，他已经干了九年。采访和观察让人觉得这位市长更像“重庆的CEO”。不过，重庆毕竟是一个拥有3000多万人口、40个区县的直辖市，而且有2000多万人口仍在农村。一市之长的思考和作为，与治理企业大相径庭。他其实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的经济执行官。在采访黄奇帆前后，我们也对重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背景性采访，在此一并刊出。希望我们以此侧面所做的记录，对于读者了解这个变迁中的大都市是有意义的。“住有所居”背景2010年10月14日，重庆秋季房交会在国家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后正式开幕。300平方米的“重庆市公共租赁房（下称公租房）会展”展区成为这次房交会最为特别的地方。在这里，市民可以看到重庆2009年启动的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计划的相关资讯。按照计划，这批预期为150万重庆市民预备的公租房，将在两年后正式供市民申请租住。这也是黄奇帆担任重庆市长后递给外界的一张“城市形象名片”。今年8月初，他在接受采访时手持几份文件走入会议室，其中一份便是自己撰写的关于这项计划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黄奇帆提出，中国城市住房制度从政府全包全揽的计划分配，到主要由市场供给，在实践中，都导致了一种供给方式为主的“单轨制”，难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住房需求。重庆的研究认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应居所，60%-70%的居民则由商品房供应这样的“双规制”更为合理，可将城市中等偏下收入水平人群全面覆盖。这一思路，与2009年末的重庆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一脉相承。此次会议提出，重庆要继续大规模建设包括城市廉租房、农民工公寓、公租房等，同时适当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2010年的重庆“两会”期间，新任市长黄奇帆进而提出，重庆市将从2010年起，在未来10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其中，头三年新建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到了6月，这一计划增至头三年在主城区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7月，重庆公租房管理局成立，《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出台。重庆在主城区大规模新建公租房，在郊区则以收购和改建为主。户型为35至80平方米，每五户设置一个地下停车位。在布局上，主城区公租房主要分布在重庆内外环线之间、城市地铁、轻轨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的大型聚居区，每个聚居区里公租屋小区与商品房小区按1：3混建，小区标准配套和物业管理与一般商品房小区无异。重庆拟建的这种20万人容量的聚居区共21个。政府将划拨建设用地，并豁免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等，通过这些优惠政策，降低公租屋的建设成本，以保证其租金原则上不超过同等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目前，1200万平方米公租房已经兴建。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公租房将逐步整合取代旧有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重庆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就将简化为应付拆迁改造为主的安置房和公租房两大类，实现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的全覆盖。疑虑● 按照目前的规划，最近三年的公租房建设的总投资规模超过700亿元。如果考虑到政府划拨3万亩土地投入建设，由此损失的土地收益大体也将达500亿元，一加一减，已与2009年重庆财政收入1165亿元相抵。公租房建设资金从何而来？● 私人房地产企业为何无缘参与投资开发？政府应该直接投入多少为宜？● 公租房运营怎样保证现金流与资金性质和融资成本相匹配？重庆如果有意尝试诸如Reits等金融工具融资，政策空间能有多大？● 公租房管理在国内并无先例，如何公正、公开地界定公租房住户，防止公租房成为新的寻租工具？黄奇帆说：“公租房姓‘公’不姓‘私’”重庆的公租房计划是整体住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去年年底提出了“双轨制”、三端调控的改革模式，即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优惠、高端要遏制，这是涉及整个制度安排的事。在低端保障这一部分，过去主要是拆建危旧房后按标准安置的保障房，以及历史积累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但是，这些统统加起来，只够这个城市百分之十几的居民居住，其中，廉租房仅保障3%，经济适用房保障大约10%。如果按照我们的测算，需要保障35%的城市居民的话，重庆至少要新增20%左右的保障房。我们的做法就是推出目前这样的公租房系统。要么不干，要干就到位，不能高高举起一面旗帜，却起不到实际作用。公租房需要形成较大的体量，才能保证有效的覆盖面。以重庆未来容纳1000万城市人口计算，新增20%左右的保障房，就必须解决200万人的居住问题，就需要4000万平方米，这也是我们提出的十年计划。目前，我们首先提出三年3000万平方米的计划，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工1200万平方米，到明年上半年便可以开始出租。同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年1000万平方米的前期工作，包括征地、动迁、土地平整。不存在干不成的问题。3000万平方米造完后，也许够了，也许不够，重庆会在以后的阶段里，根据需要，再用两三年再去造1000万平方米。总之，我们的特点就是起步力度极大。这么大的力度，确实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因此，有人提出，可以由房地产开发商来参建。有些地方搞公租房，就是由房地产商拍地，然后按与政府协议，腾出10%的地来造公租房。但到底是政府出钱造，还是私有的房地产商出钱造？公租房到底姓“公”还是姓“私”呢？如果引入私营开放商，由他们建设的公租房产权如何界定，政府是否要给予政策优惠？开发商的利益诉求和政府的保障取向价值如何平衡？包括未来配租、管理等环节都很容易出现政策不清、分配不公和利益输送等问题。为确保公租房的公共保障属性，公租房应该由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承建。香港和新加坡这些资本主义体制下建设保障房也是由政府主导，不由私营企业承建和持有产权。作为社会主义政府，我们更应如此。“资金远近账”在融资方面，我们现在平衡得比较清楚。重庆公租房从土地加建设的成本角度计算，大体是每平方米2500元，即3000万平方米要花750亿元。其中，政府出250亿元，社会融资500亿元。政府先期投入的250亿元，包括注入的3万亩土地。既然是造公租房，按征地动迁时候的成本大约每亩60万元算，相当于政府投入接近200亿元。这之后，政府再把每年土地出让收益的5%、部分税收、政府的机动财力，在三年调50亿元进去，大体上这就是250亿元。因此，政府出这个钱，并不是很累的。因为过去几年，我们储备了大约22万亩的土地。从海外的经验看，公租房事实上是一个世界级的优质投资项目，资产安全而且能增值。目前，我们有五种资金可以利用：一种是保险资金，一种是社保资金，一种是银行资金，一种是信托资金，此外还可以发债券，各种金融工具都是社会资金，叫作“政府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但是，这个社会资金参与不是私人企业用股权形式来参与，而是金融工具来参与。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我们从银行贷款200亿元，利率基本上是6%。保险公司也非常积极，保险资金如果存入银行，只有3%多的利息，政府能给他们4%以上的收益。从保险公司我们可以借200亿元。还有 100亿元，正在和社保基金讨论。总体而言，我们从金融机构借贷500亿元，平均利息在5%左右。这意味着，每年需要支付25亿元的利息。而重庆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理论上每平方米每个月租金10元钱，一年就可以产生36亿元租金收入。这完全可以匹配25亿元的利息，现金流是平衡的。更重要的是，公租房支出的几百亿元，和政府扶贫帮困支出几百亿元是不同性质的。公租房就像买了一堆黄金，能够实现保值增值。因为公租房作为房产要跟商品房同区域“混建”，配套完全一致，其价值将与商品房一样，随着时间和社会整体财富提升实现同步的增值。在这个价值提高的过程中，首先，租金在占住户收入比例不变的情况下，绝对数额将会逐步提高，增值的租金将能够支付目前公租房融资本金。此外，如果到时候社会不需要那么多公租房了，这些公租房楼盘本来就和商品房的楼盘区混杂在一个地方的，可以像商品房一样出让获利。这也能收回本金。因此，政府应该在一个地区新兴的时期“跑马圈地”，大规模造公租房，相当于储备大量好地段的房产。即便房产价值进入平衡阶段，公租房运营模式仍是低风险的。公租房管理局作为一个独立法人运营公租房，其原理与商品房出租的运作一样，即通过长期出租平衡投入和收益。由于公租房资产的成本更低，在重庆，相当于同等商品房一半的成本，厘定租金标准，则不超过平均租金六成。因此，即便不考虑升值，公租房管理局进行出租循环是不赔本的。“把关准入，封闭运转”公租房的租户对象，我们确定是“3+1”。这个“3”里面，第一是重庆户籍人口中的原住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13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第二是进城农民工；第三是新生代，在重庆就业的大专院校及职校毕业生。在这里，公租房没有户籍的概念，只要在重庆有工作，符合单身月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标准，就可申请。除这三种，第四种叫“+1”，“+1”就是将多年的劳动模范、二等功以上复转军人、引进专才等特殊人群纳入其中。这些人不一定是中低收入人群，但是，为了促进人才流动，可以放宽条件，按属地原则申请，不受收入标准限制。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另外，重庆市政府已经宣布不会再造经济适用房，也不再单独造廉租屋，也就是说，保障房将以公租房为主线，整合前两种方式。公租房造出来以后，首先向中低收入群体配租，廉租房即在公租房的系统内，只是租金更低，象征性地收取。公租房的租户不能转租房屋，在连续租满五年后，可以把公租房买下来。但是，与经济适用房不同，我们规定，任何公租房变成产权房的时候，可以在家庭里面使用、继承，但不能当作商品房在市场上出卖。如果有出让的需要，只能限价卖给公租房管理局，即“封闭运转”。经济适用房一定期限后可以上市转让的做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们对此做了反思，确保公租房的保障属性不受破坏。此外，我们还用回笼的资金“反哺”建设和管理成本，并准备在未来对高端商品房征收的房产税，以此作为公租房运营资金的重要渠道，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补记在重庆大张旗鼓建设公租房之际，2010年6月，国家召开全国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随后，浙江等东部省份陆续酝酿出台地方性公租房发展方案。此时，重庆做法的优劣、成败尤显得意义重大。在与黄奇帆的交谈中，可以感受到，重庆将通过政府的强力主导，完全变更国内过去十多年来以经济适用房为主流的保障房供应模式，将保障房彻底纳入政府供应的范围，并对实施方案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划和计算，改革力度很大。不过，从长期看，政府持有公租房，后续维护、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务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需要严密制度和有力执行来杜绝寻租。而政府将更多公共资源投入保障房领域后，如何通过市场杠杆提升运营效率，避免“全能政府”，从来都是现代政治治理的难题。此外，在金融工具的使用方面，重庆的公租房实践仍凸显了国家政策的限制。重庆市金融办主任罗广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透露，重庆曾考虑发债融资，但是，在地方政府举债方面，国家政策并没有开口子。此外，类似香港等地公屋运营的Reits模式，在内地也依然缺乏操作空间。户籍改革攻坚背景重庆有2000多万农村人口，城乡统筹发展不容忽视。2007年5月14日，重庆市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渝府[2007]65号文”，批准九龙坡区设立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综合现行示范区。此后，九龙坡区将改革的首要重点放在加快推进户籍配套制度改革上面，提出“逐步建立符合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月后，重庆成为国家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户籍和土地改革被摆在首位。黄奇帆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说，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差异化分配城乡利益最直接的标志。此前，各地也多有改革探索，却都没有跨出实质性步伐。重庆的雄心便是真正破题。九龙坡区自2007年启动户籍换社保试验。同年8月21日，在重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工作会议上，通过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促进产业发展的意见》，将这一试验扩大，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和农村人口转移工作，鼓励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转变户口”。在这份文件中，重庆市政府的态度是“支持和鼓励长期外出迁入城镇并有稳定职业的农民自愿放弃承包土地”，而对于那些能“自愿放弃承包地的农民，各区县可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给予补偿、补助，并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与之相应，重庆建立了土地交易所，除了用于农村各类土地经营权、使用权交易，还推出了旨在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制度的“地票”制度。根据这项创新制度，由当地国土资源部门编制城乡建设用地挂钩专项规划，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复垦为耕地，验收后即可形成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凭证，亦即“地票”。地票在土地交易所公开拍卖，需要建设用地指标的主体，均可在政府制定的交易基准价格基础上参与竞购。地票拍出后，即可增加等量城镇建设用地。地票拍卖所得，按8：2的比例分配给农民家庭和农村集体组织，地票持有者则可在日后凭地票竞购相应面积的城镇建设用地，其购买地票的费用，可冲抵这些建设用地的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及至2010年7月28日，重庆市政府召开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工作会，标志着重庆市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此次改革主要面向重庆市籍的农村居民，主城区、31个远郊区县及乡镇对农村居民的转入条件有所不同。主城区需要申请人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或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子女可申请在合法固定住所迁移入户；31个远郊区县城标准则分别放宽为务工经商三年以上，三年累计纳税5万元或一年纳税2万元以上；乡镇的条件则较为宽松，农村居民本着自愿原则，可就近就地转为城镇居民。8月1日，《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试行）》施行，据此，自主城区到远郊区县，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本市农业户籍人士，均可转为城镇户口，农民转户后三年内可保留“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到8月15日，相应的土地补偿、社保缴费标准出台。目前，全市40个区县807个派出所全面受理符合条件的农民转市民申请。按照“分两步走”的规划，2010年至2011年，重庆将推动338万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第二步，则在2012至2020年间，以每年转户80万-90万的速度，最终累计转户1000万人，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以上。目前，这一比例仅为29%。与公租房计划一样，这次改革起步力度极大，亦因涉及人口众多，被称为全国最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除了规模，此次重庆转户，亦有多项突破措施。首先是转户对象并没有局限于本地农村户籍人群，还包括外来的、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其次，这次改革的“农转非”条件比较简单，仅参考务工年限或投资纳税，比较接近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基础制度的本质。第三，转户后，农民将“穿上城里的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脱掉农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三件衣服”，同时，重庆规定，在三到五年的过渡期内，转户农民可保留这些土地资产，此后，政府有偿收回。第四，在宅基地退出中，根据“地票”制度，尝试运用金融工具调节城乡土地资源。目前，第一阶段的338万人口转户正在推进，其中包括整体将70万在重庆就读中专、职业高中和技校的农村户口的学生转为城市户口。疑虑过往各地户籍改革往往陷入城市向农村单向扩张，以城市获取农村土地资源为落点，此项改革之难由此可见一斑。在2004年，广东深圳在将特区外全部农村户籍人口转为城市户口的操作中，便直接提出“转地”概念，承认此举目标是为深圳城市发展补充储备土地。重庆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甫一出炉，即面临诸多争议。由于政府制定大规模转户计划，亦引发社会质疑是否“强制农民转户”，强制城市化。事实上，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得知，在重庆九龙坡派出所，即有每月必须转户多少的硬性指标，有违自愿原则。● 由此引发的是对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的怀疑—重庆是否仍在重复以城市化名义对农村资源再次盘剥的老路？● 即便出发点良好，使用农民并不熟悉的金融工具—“地票”来实现农村建设性用地退出和使用权增值，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中，怎么合理分配集体组织与农民的收益？是否能保障农民成为受益主体？● 户籍制度改革无疑要付出巨额成本。以重庆第一步转户338万人计，总资金需求已达2070亿元，其中，城市的“五大保障”须花费1300亿元，推出农村“三大保障”需要770亿元。政府如何“埋单”？●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长期捆绑了不同标准的社会福利，欲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为何不直接取消户籍，改为人口登记制度？黄奇帆说：“平衡土地资源但不以转地为前提”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有三个悖论。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只有中国耕地越来越少，这跟户籍制度有关。因为当农民进城以后，如果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了，农村的宅基地本应退出转为耕地；如果进城的农民没有成为城市居民，多年后，他又要回到农村建房子，那他农村的宅基地就不退出来，最终，他两头占地。只有中国存在这样的奇怪现象。第二，在城市化后，农民的土地越来越细碎，没有规模效应，这同样跟户籍制度有关。现在，中国有2亿农民进城，可他们实际上进不了城，还是要回农村，还是9亿农民在分18亿亩耕地。城市常住人口再多，户籍制度不变，土地依旧难以实现规模经营。第三，全世界城市化过程中，社会总是有两类人：一类是城市居民；一类是农村居民，只有中国出了第三类人——农民工。他们每年像候鸟一样迁徙，这同样是户籍制度造成的。既然农民工对城市做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为什么要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他们？分析这三个悖论，可知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让农民富不起来的制度。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城市，重庆市必须破题。如果这件事办好，还能够拉动消费，城乡的土地资源也能平衡，我刚才说的三个悖论也能够迎刃而解。以城乡资源互动来说，目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红线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以建设用地为例，如果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退出宅基地，城乡建房用地相抵后，至少人均节约用地130平方米。全国如有2亿农民转户进城，宅基地复垦后，理论上可以净增耕地3万平方公里。那么，我们是不是以土地置换为户籍改革的前提呢？我可以明确地说，重庆市目前允许338万人进城转户，是坚持“以人为本”和自愿原则，农民工能换户口，是以他的劳动力、以他的有效的就业为前提。他的劳动力能将城市的人口红利增加。其次是使城市年轻化，因为重庆城市平均年龄已经到了50岁了，这些转户的年轻劳工可以使平均年龄下降到40岁，延缓城市老龄化。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不存在强要土地的问题。实际上，首先要解决的人里面，有60万-70万的中专、职校学生，8月已经把档案准备工作做好了，9月开学即整体转为城镇户口。还有60万-70万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年轻人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实行“增人不增地”制度，在农村大多数是没有承包地的，也就是没有转户换土地的可能。此外，我们还要将44万历史遗留的“农转非”未转人员一次性转户。剩下来约150万人，是有地的农民，是不是交了地才给他户口呢？也根本没有以这个为前提，只要符合工作年限条件就可以转，“五个保障”一步到位。而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则给他们三到五年时间，自由考虑是否要退出。但是，目前不能撂荒，要委托给种粮大户和专业合作社用于农业生产。“农村‘三大保障’逐步退出”农民转户进城后，不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理应该随即退出在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但是，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硬性要求退出，那是典型的本本主义，是对农民基本权益的漠视和侵害。因此，我们设计了一套弹性退出机制，保障转户居民的合法权益。首先，对推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给予三到五年过渡期，并保留与农民身份相关的计划生育、与土地相关的种粮直补等权益。过渡期内，可以全部退出，也可以部分退出，可以保留收益权和经营权，也可以只保留收益权，流转经营权。在农民通过三到五年逐步适应城市生活，对土地依赖程度减弱后，认为不再需要农村的“三件衣服”时，即可毅然脱掉。这是尊重农民意愿的表现。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收益归集体，使用权收益归农民，为此，我们建立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退出补偿机制。其中，宅基地退出以土地交易所为交易平台，农民除了参照征地政策获得一次性补偿外，还可以参照“地票”在交易所的价款，一次性获得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和购房补助。退出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仍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并以“地票”的形式在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目前，重庆在土地规划上的做法是，每年从国土资源部获得的用地指标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和工业用地，大部分的房地产开发则通过购买地票，来取得额外的用地指标，每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用地指标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这样，在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的情况下，满足城镇化建设用地需求，还可以利用级差地租，提升农村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从重庆的实践看，偏远农村宅基地复耕后的价值，由每亩2万元上升到每亩15万元左右。这些收益如何在农民和集体组织间分配，我们一开始的方案是5：5分，后来定为8：2，即农民8，集体2。同时，如果农民已经不在农村居住，进城了，土地完全交给村集体了，则“地票”的全部收益都归农民。承包地比较简单，退出时按当地土地流转市场价，对本轮承包期剩余年份的权益给予一次性补偿。目前，一般退出宅基地及农房的，农民每亩可以获得10万元以上的补偿，流转承包地每亩可以获得1万-2万元不等的补助。此外，为解决转户与退出不同步的问题，我们组建了农村宅基地整治流转机构，并设立了50亿的农村土地补偿周转金，若集体组织支付退出的承包地补偿有困难，可由这部分先垫付。“成本理应由社会各方面共同分担”作为一项时空跨度较大的改革，户籍改革的成本不是全部即期支付的，而是通过一段时间渐进到位。在城市的“五大保障”方面，养老和医疗是大头，转户对象多为青壮年，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会在今后10年到15年逐步体现出来，目前解决338万进城民工的福利问题，需要花1400亿元。其中，政府需要投300亿元，主要承担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就业培训以及公租房、学校等社会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但是，平均每年只需投入20亿元。重庆每年财政收入超过1000亿元，拿20亿元为农民工做这件事，实在不是难事。企业则要承担900亿元。按现在的规定，如果农民工在工厂月收入1500元，企业按工资基数的12%为他买养老保险，转为城市人口后则为 20%，差八个百分点，为此，企业15年内要增加支出400多亿元。在医疗保险方面，一个农民工一年付480元，城市职工1400元，差1000元，转城市户口也会使企业增加400多亿元投入。两者相加就有900多亿元。有人担心，这样企业负担太高，会破坏了重庆的投资环境。请问美国政府都对公民不分种族、不分民族同等待遇，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把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区别待遇，公平吗？政府就该制定这个游戏规则，要求国企、民营、外资、内资，只要在重庆生根的企业，通通都要这样做，体现同工同酬同待遇的公平。还有200亿元，用来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理论上，已经在重庆城里待五年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有房子住。但是，有了户口后，可能需要把父母、孩子接过来一起住，可能就改租公租房。在另外的预算里面，重庆市投入了750亿元做公租房，不需要政府再出钱了，而由转户居民自己出租金养自己，这大概就是200亿元。“‘户籍无用轮’脱离实际”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长期以来捆绑了大量不同标准的社会福利，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认为，户籍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其实，不同群体对户籍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对富裕阶层而言，可以不受户籍制约“天马行空”，可对农民、特别是贫困群体来说，户籍仍然是最终的“保护伞”，因为农村的“三大保障”仍然是可以退守的避风挡雨之处。所以，单纯取消户籍，只是超越发展阶段的乌托邦式的玄想。户籍改革是综合性社会重大变革，既要考虑社会心理，又要考虑利益平衡，也要考虑可操作性，还要考虑成本的承受度，是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体系，因此，推进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绝不能搞行政命令和“一刀切”，绝不以强制性措施来推进。补记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和复杂注定了其极富争议。尽管重庆市政府有决心，有举措，但这一改革事关最重要的两种资源——土地与人的配置，其落实要远远难于构想蓝图。重庆创造了相对简化的“农转非”条件，较过往更为重视人本主义，也强调了交易中的自愿原则，但仍未完全摆脱以行政指令推进城市化的套路。农民的愿望能否真正得到尊重，其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取决于改革实施，而“魔鬼藏在细节中”。地票交易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亦值得关注。在重庆土地交易所成立初期，政府对交易双方的资格条件未作特别限制，农民即可参与地票交易。但是，因为土地整理需要付出一定的原始成本，实践中往往是有关公司直接替农民整理土地并自己成为交易主体，在地票卖出后再分给农民部分收入。交易主体悄然变化，农民利益如何保证？目前尚无法治手段确保农民从地票交易中获利。一位持续观察重庆户籍改革的土地专家指出，重庆的做法并非不可为，但仍需解决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操作透明度不足等问题，以保障农民权益，核心还在于围绕土地权益的法治体制完善。加工贸易构思背景在谈及户籍改革时，黄奇帆提及吸引新生代劳动人口，以增加城市人口红利。这与重庆正大张旗鼓吸引加工贸易的战略亦互为表里。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明显特点，即地方政府主导及优惠政策竞相出台。重庆亦在其中角力，并从过去30年给沿海带来极大利益的加工贸易入手。过去20年，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物流成本占比很低。在黄奇帆看来，这是东部沿海尽占区位优势的原因，而重庆发展加工贸易，便须以新的模式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问题，“一头在外，一头在内”。以此新策略，他曾于2008年亲赴美国惠普公司，说服惠普将4000万台产能的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此后，他再赴台湾，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引入重庆。广达、英业达等电子代工巨头接踵而来，大批零部件企业亦相继跟进。所谓“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与此同时，重庆亦在过去几年大力发展物流业，调整江北机场改扩建规划，开通重庆至深圳盐田港的“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此外，由于欧亚大陆桥南线打通，也使重庆到欧洲比沿海海运到欧洲快了24天。疑虑“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新模式，并不完全被外界认可。● 从零部件到组装到研发全部在本地配套，会不会因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需求不一致，牺牲最优性价比？● 笔记本电脑下游企业向内地前移后，上游供应商将如何动作？● 重庆另辟蹊径的加工贸易新模式，是否将导致与东部在低端加工贸易业上的零和博弈？黄奇帆说：“‘重庆模式’的三个概念”对西部而言，物流成本过高的问题不解决，加工贸易向内陆转移的愿望就只能是一相情愿。我们用整机和零部件垂直整合的模式，改变了世界上整机、零部件代工、设计和销售水平分工的模式，实现了一体化，并形成了新的核心生产力。这其实是重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加工贸易模式的第一个概念。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工业产品纷纷萎缩，但笔记本电脑销售逆势增长20%以上。我们决定把发展的眼光聚焦到这个市场前景广阔的行业中。2008年，我曾到惠普总部与其总裁会面。我提出，当年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约1.6亿台；到2011年、2012年，可能会达到3.2亿台或者3.5亿台。惠普在全球市场中占据四分之一份额，意味着未来有4000万台增量。对于这些新增的产量，你们是放在中国沿海就地扩张呢？还是有新的布局？我提出，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我们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将40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当品牌商决定地点后，代工商就会跟过来。2009年1月，我去台湾见了富士康的郭台铭。一见面，我说我不是来招商的，我是来跟你讨论一个战略。惠普给了重庆4000万台电脑的单子，你如果有兴趣的话，至少可以把三分之一或者把2000万台交给富士康做，把你的零部件制造基地，也带到重庆去。谈了一会，郭台铭把富士康的四个副总裁、十个部门经理都叫来了，跟我讨论了三个半小时。拿下惠普、富士康等项目后，100多个零部件供应商跟着来了，因为零部件生产有规模效应，需要大项目来带动。传统的加工贸易其实是浪费能源、浪费交通、浪费物流的模式。石油是10美元一桶的时候可以这么干，现在近100美元一桶了，就不合理了。现在，哪个地方能实现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谁就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生产基地。重庆本身就拥有比较深厚的工业基础，能够支持本地生产80%的电脑零部件，就地生产，就地组装。笔记本生产基地在重庆落户后，惠普、思科、富士康、英业达等的研发中心也纷纷落户，使重庆由单一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拓展成为IT研发机构的集聚之地。新模式的第二个概念是以人为本的“社保模式”。加工贸易的特征，一个是大进大出，一是劳动力大规模集聚。我们搞加工贸易，也会聚集数以万计的劳动力。传统加工贸易存在“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员工的生产和生活往往局限在厂区狭小空间。加上户籍制度的缺陷，极易导致员工出现心理问题。富士康在深圳厂区的 “12跳”就是例子。我们改变了这种模式。所有的加工贸易企业只管厂里的事，职工出了厂就步入社区、进入城区、融入社会，是一个社会管理，不是企业管理。我们在加工贸易区造宿舍，给初级员工居住，中级员工住公租房，高级员工住商品房，自己买，给予个人所得税退税。以这样三个层次，把员工分散开来。因为政企分开，政府和社会把员工生活揽下了，企业只造厂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资也节省了，这也有利于招商引资。第三个概念比前两个更有宏观意义，即金融结算模式。在过去，中国有1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额，全部的金融结算都在海外，中国的各个沿海省仅收到了劳动力的加工费，加上大多数税收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免五减半”，等于就没收什么钱。加工贸易在全球布局，如果每个地方都设一个结算点，是低效和浪费的。所以，这20年来，不管一个公司的结算体系有多复杂，全球的加工贸易都在第三地做统一的结算。比如惠普，在亚太地区有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在新加坡。我们跟惠普合作后，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支持下，我们对外汇管理制度开展了改革试点，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离岸账户，并使人民币自由兑换。通过跟惠普最高层的艰苦谈判，最终促使惠普将亚太结算中心转移到重庆。这结束了中国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算中心的历史。它给重庆带来巨大的好处，即“结税”、“结汇”和“结人”——给政府带来税收，同时给结算银行带来中间收入，并提供成千上万高级会计师等“白领”岗位。这三个概念结合才是“重庆模式”。通过这种模式，重庆同时占有了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因为当你把零部件集成在这里的时候，高端研发也有了；当你把销售、结算放在你这里的时候，附加值高端也有了。重庆的加工贸易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行动。“推动贸易高端业务竞争”重庆通过创新模式，把世界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增量这一块“抢”到了重庆。以后西部地区也可以按我们的方法去获得新项目，提高整个西部在这一产业的市场占有量。这自然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这是个适合中国西部、甚至是适合整个地球的新加工贸易模式。重庆也并不担心经验被沿海复制。沿海也可以将零部件和原材料集成整合，但是，当物流成本打平以后，加工成本就起决定作用了。内地油电煤运的成本低，加工成本也比较低，我们仍有竞争优势。补记重庆对于加工贸易发展模式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中国加工贸易的新局面。不过，我们采访的许多分析人士也认为，重庆加工贸易的格局以项目破题，很大程度还是得益于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批给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港区，使之成为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重庆在惠普项目后进一步促使惠普将加工贸易结算中心从新加坡搬至重庆，亦有赖国家外汇管理局在重庆独家试点开设连账户和人民币自由兑换。在采访中，黄奇帆谈到他在设立结算中心的创新时说：“在这里当市长其实是很幸福的，不断地在改变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都是国家的大事情，甚至和全球有关系。每一件事都可以给重庆带来几十亿、上百亿的税收，这才叫做核心利益。”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过，截至目前，全球加工贸易的总量仍集中在沿海，在中国，广东、江苏和上海三个省市就占据75%的市场份额。重庆在加工贸易领域的实践尚短，结算业务亦刚刚开始。在促进企业和产业自主流动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另类金融中心背景两年前，黄奇帆提出，重庆将建成除银、证、保以外的“另类金融中心”，重点发展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私募基金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等八类另类金融机构，以区别于上海以交易市场为主导的定位，并和北京以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为特色的金融中心相区分。至2010年，重庆金融业占整体GDP的比重达到了8%，仅次于北京的15%和上海12%，位居天津、广东之前，在本地产业中，高于房地产的比重。其“另类金融”规模占到重庆整个金融产业规模的30%。在惠普结算中心项目上尝到甜头后，黄奇帆进一步为重庆金融中心定位添加关键词，强调将建设重庆成为“国际结算类金融中心”。在惠普的加工贸易结算中心之后，重庆又在电子商务离岸结算上有所斩获，并正积极寻求离岸数据结算等新型的结算业务。此时，重庆两江新区也正式挂牌，这是国内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家以新区命名的又一个“经济特区”。重庆金融办主任罗广指出，与前两者一样，两江新区也将以发展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新区的获批也意味着重庆在金融创新上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性竞争优势。惠普等结算中心落户重庆，除国家外汇管理局开放试点外，亦受益于重庆仅15%的企业所得税率。黄奇帆认为，有北京、上海在前，重庆即使把金融销售市场和银证保业务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而“把市场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国际结算作为高地，由银、证、保和销售市场托底，重庆的金融中心就成形了”。疑虑重庆想做的事是不是太多了？这是许多对重庆金融业发展持有疑虑者的担忧。尽管黄奇帆已为重庆定下两个主题词，即另类金融和结算中心，然而，在实践中，重庆在金融领域大有全面开花的势头。如此，重庆会不会面对“金融中心们”的过度竞争？金融产业以人才竞争和创新意识竞争为要，重庆还有多少未发之招？黄奇帆说：“重庆做法与众不同”我们提银证保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重庆的目标是成为有特色的区域金融中心，积极发展信托、租赁、担保、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和结算中心等。比如租赁公司，中国最大的金融租赁公司，是重庆跟中石油合作的一个60亿人民币的租赁公司，可以融通800亿元。这样做的结果，等于中石油从黑龙江到克拉玛依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七八百亿元设备租赁或者投资，由重庆的这个企业来完成。此外，重庆正在跟平安保险集团研究打造一个全国性租赁担保公司。总之，要把重庆变成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动发展高地。我们要搭建大平台。世界贸易除了实物、加工，发展最快的就是电子商务。在这个领域，如果出现跨国支付，也将出现结算业务。目前，eBay下面的PayPal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电子商务结算公司。2009年结算了800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是跟中国的国际结算。预计到2015年，可达1000亿美元。它绕过了中国外汇管理的整个系统，也绕过了中国的税收。我们跟它合作，将它和中国的所有网站公司发生的结算放在重庆。我要做的是说服外管局和海关改变了三个游戏规则。第一，小单变大单，不再10美元、15美元一单单地结，而是几亿美元一个月一结。第二，事前变事后，将过去事前审核贸易合同，变成事后核对；第三个，先给我们一个10亿美元的结算额度，然后，自己就周转了。周转一个月，如果用掉了9亿美元，再兑换9亿，补上去。这样，一年就有120亿美元的结算额度。这些需求现在都获得了外管局支持，开始操作。因为国外结算公司也了解中国的电子商务每年以60%的幅度增长，他们希望在中国外汇管理规范之下，将平台做大，而不是仅依赖现在非常有限的海外人民币存量。我们初步核定100亿美元的结算中心，可以产生11亿人民币的税收。重庆将变成中国的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中心。“交易所：看谁更会做”除了现有的几大交易所，我们还打算发展一个票据交易所。此外，我现在正在动脑筋的是OTC。一，它应该成为计划上市的公司的三板市场，要进A股市场的，先在OTC运转两年，有条件后可以进A股市场。第二，A股退下来，老百姓不能买卖了，但法人可以对它买卖的公司，这就退到了OTC上。换言之，OTC就是起到A股市场的升级板、降级板的作用。此外，还可以买卖债券,就是非股票型的各种票据、可转债这一类。我相信，其他城市也在做类似的尝试，那就看谁更会做了。补记在采访中，黄奇帆没有谈及如何突破金融人才的限制。重庆金融办主任罗广曾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坦承，重庆在2009年引入20多家银行，人才储备不足便是遇到的大问题，也是重庆建立金融中心的巨大的挑战。据罗广介绍，重庆目前主要通过全球招聘解决燃眉之急，并大量选派人员到海外培训。此外，也注重通过合作培训人才，比如与一些股权投资机构建立合资公司，不参与分利，而着眼于本土人员参与专业团队，从而获得学习机会。重庆在引进人才方面，还提出了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将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的40%部分，头两年给全额补贴，后面三年留存一半用于补贴；在当地购房可抵扣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等等。重庆金融业的持续竞争力还有赖于金融人才储备的成效显现。国资问答国资由弱变强，并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是黄奇帆的精心之作。无论是庞大的公租房计划，还是牵涉重多的户籍制度改革、产业新政和金融战略，强大的国有资本可谓身影处处，不仅受益于其中，亦是政府意图的强力执行者。政府为主导，庞大的国资为后盾，正是重庆“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也是了解黄奇帆整体思路的重要落点。因此，在经济上以“公司型政府”描述重庆并不为过。外界关注重庆国资战略，也对政府主导的八家投资公司（八大投）议论纷纷。我们与黄奇帆就此有如下对答：财新-《中国改革》：应该怎么看待今天国有资产在重庆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黄奇帆：重庆从2003、2004年开始推进国资改革，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到1万亿元的过程中，产生了三个转变：第一，资产的分布方式。原来重庆1700亿元国资中有80%是工商企业，现在变成了40%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集团，30%金融企业，30%是工商企业，这使得重庆的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极大增强。第二，企业的组织结构有了深刻变化。原来有市属集团70个，每个集团还有几十家子公司，就是所谓“处级公司”，每个公司资产不到1亿元，杂而散。现在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增长到11000亿元，集团数却从70多个变成了32个，每个集团下属企业数不会超过20个。集团的法人数原来是2000个，现在是600个。这样“出血点”少了，资产向优秀企业集中，向优秀企业家集中，管理的集约程度、组织化程度大大加强。第三，重庆的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和工具。我认为，美国政府是这么干的，中国政府更应该这么干。比如，为什么我们担保公司特别多？在全市担保公司100亿元的资本金当中，有65亿元的资本金是国有资本金在做担保，这些资本金可以放大8倍，能够做500亿元担保。同时，由于国有的中小企业几乎没有了，所有的担保业务服务对象，都是民营中小企业。换句话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搞民营企业、搞活中小企业，为其解决融资难问题，重庆国有企业起了桥梁的作用，是宏观调控中金融工具的一种延伸。国有控股的地方银行也按中央宏观调控，为中小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就是起着融资的作用。重庆在金融危机当中，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余额增长率都在50%多，远远高于全国，是跟这种调控方针有关系的。国有融资平台即“八大投”，搞基础设施不太赚钱，拿着巨额的资本金在干活，实际上是把投资环境改造好。投资环境改造好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才会来得更多。重庆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如果没有这些投资集团把基础设施建设做了，现在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的势头就起不来。整个西部地区，哪怕全面开放高速公路市场，民营企业也是不投的。因为这里高山大川，造100公里高速公路大约有60公里的桥梁、隧道，投资成本平均要每公里7000万元，比上海、江苏、广东的高速公路要高一倍。同时，上海、广东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比我们多一倍以上，所以，投入产出低于上海等地的四分之一，没有民企愿意干。这就要由国有企业担大梁，创造投资环境。另外，重庆国企每年至少有200亿-300亿元补给财政，作为专项使用经费。重庆有三个财政口袋：预算内财政，搞民生；预算外财政，就是土地财政、基金财政，搞建设；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市委、市政府的重大专项投资。这样一来，重庆财税可以更多地用在民生上。重庆是全中国过去20年惟一做到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4%的城市。现在，重庆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已经占到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这跟国企队重大项目的支持分不开。最近，理论界在讨论，说国有企业的利润是全民的资产。眼下重庆国企有3000多亿元净资本， 10%的回报就有300多亿元，其中，100多亿元在国有企业自己内部循环，有200亿元装到市政府口袋里为社会服务的，也就是交了公粮。财新-《中国改革》：那重庆的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如何？黄奇帆：重庆的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很好。宏观地说，假如重庆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被挤掉了，也不正常。但是，因为整个经济高速增长，国有企业做的很多是控制力、影响力和社会投资环境改善方面的工作，环境改善以后，民营企业至少每年有20%的增长。在重庆，民营企业的比重这几年从50%增加到60%多，GDP中非公经济的贡献率达到60%，而五年前50%左右，十年前只有30%多。非公经济包括外资、民资等等。总体讲，重庆非公经济没有因为国有企业超常规发展而受损。在金融业，原来重庆有几个民营控股的金融机构，出现30%以上的坏账，快要倒闭了。政府和国有企业投入了几十亿的资本重组，市场化运作，最后变成了优质资产，市值从40亿元变成400亿元，原来的民营企业股权也相应地升值，皆大欢喜。财新-《中国改革》：现在政府有无计划退出？黄奇帆：为什么要退出？怎样退出？不能简单地靠理想主义，觉得政府不应该控制企业，好的时候就应该退出。不过，我们其实是在退，按市场化的原则退出。现在，重庆几个金融企业都是资本市场上私募基金、民营机构和外资机构追逐的热点，有的已经上市或正准备上市，价格比重组时涨了几倍。我们从2009年四季度到今年年底，大概会卖掉一部分，但还是要控股。准备套现100亿元，拿来投到工商企业集团。最近这段时间，受金融危机影响，工业企业不好搞，民营企业对工业投资不怎么感兴趣。真正有价值的工商企业，是很有投资价值的。无人问津的时候，国有企业应该有双慧眼，担当大任，拉动经济发展。100亿元投下去，过三年可能又会变成300亿元了。工商企业一有钱，就会收购兼并一些撑不下去的企业，三五年后经济好起来，市场结构会变的。国有企业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财新-《中国改革》：现在各地政府的地方融资平台比较受关注，债务也都比较高。重庆的地方融资平台曾经以“渝富模式”著称，现在债务风险如何？黄奇帆：重庆的 “八大投”就是八个融资平台。2002年，“八大投”以200亿元起步，现在已经有4000多亿元总资产，它目前的负债率是55%，资本与债务是平衡的。这些融资平台用不着财政做担保，“八大投”互相之间也不担保，“八大投”内部专项政府资金不能挪用，专款专用。如果按政府担保的融资平台来定性，“八大投”一个都不是。我们对“八大投”的管理有三个平衡的原则，就是资产负债平衡，大体上就是50%对50%，负债绝不能超过60%。第二叫现金流平衡原则。第三个是投入产出平衡原则。就是投资以后总要收钱，不做亏本的事。其操作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修高速公路、建污水处理厂等，可以收费，这是一种平衡；第二种情况，如果就是干政府应该干的事，比如，城市道路和广场绿地，政府在三年里连本带息付钱给它们，可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政府拨款，也就是收支还是平衡的，只是时间换空间而已。第三种情况，“八大投”跟企业合作，比如，修路搭桥，如果对方没有钱，可划一块地作为土地储备。 过三五年以后，土地会升值。“八大投”可用增值部分来平衡它投入的那些项目。这种升值带来的收入是国有投资集团的，不是个人发工资、奖金的钱，和房产商靠囤积土地、储备土地发横财的概念完全不同，有一种土地平衡的潜能。第四种情况， “八大投”也会有股票上市、收购兼并，或者存量转让，也会赚一把钱。世界银行考察了重庆的“八大投”，总结了“渝富模式”，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样板，就是说，重庆市一级信用平台的状况是比较好的。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区县级的信用平台。区县的信用平台数量过多，结构复杂。信用平台太大，会有官僚主义的问题；规模太小，则会有管理不善的问题。区县的经济总量不大，如果有七八个融资平台的话，很容易出问题。其次，区县的信用平台普遍都会让财政担保，甚至动用人大来履行担保程序，不是市场化的信用平台，而是行政化的信用平台。再者，个别区县的信用平台的债务已达到其财政支付能力的两倍，甚至三倍，问题很大。最近，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所有区县级信用平台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规定六个中心城市可以搞两个，其他县区只能有一个平台；融资平台不能用财政担保，必须用自己的资产自我担保，形成企业化信用平台。合理的做法是把财政手中的资源，比如说30亿现金，或50亿可以买卖的存量资产，划拨给资产管理公司。如果这个资产公司如果有了80亿资产，再运营50亿就很正常。我们还规定，债务余额不要大于一年的财政收入或者支出，这是极限。财新-《中国改革》：重庆的区县级信用平台现在风险大不大？黄奇帆：整个重庆，包括区县和市级政府，跟财政有关的债务余额是1200亿元。今年，重庆市的财政收入预计达1800亿元。所以，整个重庆的债务余额是重庆一年收入的60％-70%，是在安全线以内的。其中，市级政府一年有700亿、800亿元的收入，债务余额只有300亿元，状况是健康的。区县融资平台的债务有900亿。但它们实际的收入水平大约为1000亿元，基本上在1：1。宏观上来说，风险还不大。但是，对于债务偏高的五六个区县，就必须要求它们把比例降下来。三年以后，如果债务增加不多，财政增长迅速，就会逐渐平衡。总的判断是，宏观上没有什么风险，微观上有些点上的问题。
  19. 张英进：改编和翻译中的双重转向与跨学科实践：从莎士比亚戏剧到早期中国电影
    戏剧 2009/09/10 | 阅读: 2281
    翻译是一种文化改编，而改编本身也是一种翻译。莎士比亚的喜剧《维洛那二绅士》早就质疑了权威与作者身份的问题，由这部剧作改编的电影为研究跨语言、跨文化、跨媒体的文本与意识形态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一剪梅》是改编莎剧的早期中国电影。本文对这部电影的人物塑造、场景调度和双语字幕的分析，不仅揭示出民族现代性在中国的发明过程中的技术创新，而且突出了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与改编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所强调的主体位置。在重新思考跨文化的生产和接受中的权威与作者身份问题时，我们应该重视权力关系的“非零合博弈”观点。
  20. 顾工：两代人
    文学 2009/04/17 | 阅读: 2280
    诗人顾工套对儿子顾城诗作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转变。很多引用者往往只用前部分写不理解的文字，但文章的结尾表达的是对年轻一代诗人的期许。
« 1 ... 7 8 9 (10) 11 12 13 ... 42 »



技术支持： MIINNO 京ICP备20003809号-1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