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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论证人间世界和自然世界在本质上的不同。人间世界充满主观性、多元性和偶然性，需要通过主观与客观、多元与单元、偶然与规律间的互动来理解。虽然如此，科学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而揭示普适和确定性的规律——影响仍然非常巨大，在经济学和法学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中尤其明显。它偏重演绎逻辑以及数学化的推演，并且效仿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体系，结果是片面依赖于演绎而忽视归纳。如此的思维和研究进路其实违反了自然科学紧密、有机结合演绎和归纳的基本方法。本文论证社会科学应拒绝形式主义的方法，从立足于经验证据之上的归纳出发，然后应用演绎逻辑从中导出可靠的推断与假说，然后再返回到经验世界中去检验。这应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其目的是形成在特定的经验条件下和限定范围内适用的理论与洞见，而非去试图构建普适与绝对的真理。

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出版。她也写了钱学森的传记，The Thread of the Silkworm。 2004年，张纯如自杀。她的母亲张盈盈用6年写成英文回忆录，2012年译成中文《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此为该书中译本节选及序言前言

灵籤又称运籤、神籤、圣籤、籤诗等，属于占卜术中的一种，其基本特点是以诗歌为载体、以竹籤为占具来占卜吉凶。在中国令人叹为观止的种类繁多的占卜形式中，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是灵籤了（或称“抽籤”、“求籤”、“占籤”等）。本文仅就灵籤与《灵棋经》、灵籤与谶、灵籤与诗歌的渊源关系做简要的考证，认为：灵籤的历史悠久，渊源可以追溯到周代的《周易》，而在形式上受《灵棋经》影响更为直接，同时与谶语主要是诗谶和图谶的流行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的关系，另外诗歌创作的繁荣也是灵籤产生的前提条件。灵籤产生是中国古代占卜术逐渐趋向世俗化、占卜方法趋向简易化的必然产物。

[摘 要]本文讨论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华侨华人研究，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以及笔者个人对槟城—吉打州华人商业与权力关系的研究。争论的实质是这样一个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既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分别被视作为某一孤立的主题研究领域、区域研究和学科研究方法，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合整体的问题。本文并非企图为华侨华人研究确立一个标准，而仅仅是呈献一个实例，即把个人的研究视角和经历，结合大的结构、进程、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怀等问题，情景化地考察。 [作者简介]吴小安（１９６５-），男，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东南亚近现代史、华侨华人史。最近出版著作为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Rethinking Ethnic Chinese Studies: A Southeast Asian Historian’s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contextualize the discussions in relation to ethnic Chinese studies, South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tudies in general, and my own research on Penang-Kedah Chinese business and power relation in particular. The debate is essentially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 on whether ethnic Chinese should be separately seen as research subject, area studies and disciplinary approach, or correlatively seen as one combination. The attempt is not to establish a standard, but rather present an example by integrating my own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 into a larger structure, huge process, and bigger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cern. 一 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问题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李安山教授主持的“华侨华人学科建设”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很有意义。讨论的时机，于今天，相对已有的研究积累，比较成熟；相对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新形势与新问题，更有必要。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针对过去，对我国华侨华人研究现状和问题进行总结和评估；二是面向未来，对华侨华人研究进行科学的定位和梳理，明确今后研究的方向、方法和视角。 争论的实质是这样一个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既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分别被视作为某一孤立的主题研究领域(research subject)、区域研究(area study)和学科研究方法(disciplinary approach)，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合整体的问题。问题还可以继续围绕一个三位一体的层面展开和延伸。第一, 中国层面：因为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华侨华人，它在种族与文化上是与中国无法隔断的，或多或少受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第二, 居住国层面：因为华侨华人是居住在海外的移民，而海外各居住国状况又是千差万别的。华侨华人必须现实地面对各自当地民族、社会和国家并受其影响，以谋求解决生存、适应、同化和发展的问题。第三, 华侨华人社区自身层面：即作为移民的华侨华人，在特定的、陌生的环境背景下，自身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化生活与权力关系。这同样不是一成不变、整齐划一的。所以，华侨华人研究，远远超越了以中国为传统坐标来界定的、以政治意识形态、或先验的地域文化血通论为导向的、以密封的或孤立静止的华侨华人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为唯一研究要素和分析单元的学科范畴 —— 这些已经被证明，不仅成为华侨华人和所在国与中国正常健康交往的障碍，更成为活跃学术研究与活力的枷锁。 具体说来，华侨华人研究，地域上，涉及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互动；文化种族上，涉及的是华人或中华文化与其他种族和文化的互动；学科上，对它的研究也应是开放的，不必也不应该是某一特定的、专门学科的专利。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者到可以研究它。但是，其最终成果，体现更多的是某一学科的视角、方法和特点，无论该研究的方法是交叉的，或跨学科的。凡此种种，强调某一方面，而故意忽略另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客观的和一厢情愿的。这里，学术问题研究与方法论的探讨与反思，应该是核心；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的接轨与比较，不失为讨论的一个好的出发点和对照物；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特有的政策层面与国内学术机构资源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概而言之，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应该是，在全面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分析、总结和探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现况与问题、挑战与对策、优势与不足、理论范式与视野方法、资源配置与整合、学术规范与评估体系等一系列框架性问题的理论课题。 换句话说，作为学术的华侨华人研究，在意识形态或政治取向上，它不应该是宣传的、主观的和误导的；在宏观研究框架上，不应该仅仅是中国中心的、没有居住地国家与社会为现实依托的、一厢情愿式的想象共同体；在具体的研究范围、对象和形式上，更不应该是大而空的、明显于经验(empirical)材料收集和分析无法操作的剪刀加浆糊的拼凑；不应该是学界常见的冠以所谓“学术研究”的、实际却往往是通俗或朴素意义上的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人物故事、宣传报道、总结报告、或其他杂烩；当然，在研究手段和过程上，自然不会应该是指把国外研究成果翻译后占为自己的引进介绍、甚至抄袭的那种拿来主义。 本质上，在严肃和澄清学术道德和规范的前提下（本来，这不应成为一个问题。但这里笔者还是要指出来。笔者不能肯定课题组是否把它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华侨华人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在更广阔的跨国界、跨社区和跨学科背景下的种族、地域、文化、学科、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一系列要素或单元间的互动、影响、模式和动力。或者说，华侨华人研究是与移民、种族、同化、劳工、贸易、地区互动、国家形成和社会变迁等大的主题、大的范式、大的结构和大的进程等密不可分的。当然，这些大的主题、范式、结构和进程，具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国家和地区，也许会呈现出不同内容、特征和变异。因此，作为某一具体课题的研究，它应该与相关的结构与历史性的背景、因素和框架结合起来考察。这是平衡和避免目前华侨华人研究“无国家社会历史进程依托”、“无理论背景分析框架”和“无系统经验研究支撑”模式的问题所在。 相对如此宏大的理论课题，笔者当然知道自己才学浅陋，无法驾驭于万一。这里，只能就本人九年来（1993－2002）在欧洲、东南亚、日本和美国研究东南亚历史和华侨华人史的一些经验与视角，谈谈自己的浅见，请教方家，希望对讨论有所裨益。 二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 请首先允许笔者谈两个大的、相互关联的理论视角背景：第一，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挑战；第二，华侨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困境与挑战。 1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挑战 东南亚历史研究新一代学者，二战后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寻求解决这样一个巨大困境的有效途径 —— 那便是，一方面，建构东南亚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地理区域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一体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克服这样的一系列难题：如学术研究的落后、资料的匮乏、地区间的差异性和易于落入陈腐的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与印度中心论误区的危险。本质上，这是旨在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个地区框架形态特征与旨在构成该整体框架形态特征的各具体详细的经验个案研究之间对立统一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一个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辩证结合的方法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根源于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知识困境，即新兴的东南亚国家努力摆脱外部历史建构包袱的非殖民化的同时和突然间于地区社会内部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替代范式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１９６１年，在荷兰社会学家范卢(Jacob van Leur)富有挑战性著作的启发下[1]，时为康奈尔大学博士研究生斯迈尔(John Smail)发表了著名原发性的理论论文，呼吁“自主的视角” （autonomous perspective）的东南亚现代史。斯迈尔认为，所谓“自主”的历史，既非“欧洲中心论”，亦非“亚洲中心论”，而是更平衡的东南亚地区“内在”的历史，同时考虑殖民的冲击与社会的变迁。在撰写“自主”的历史时，他认为，我们的关注的重点应该从过分强调殖民关系转移到地区内在的发展，承认东南亚社会内部的变化，强调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2] １９６２年，耶鲁大学贲达(Harry Benda)提出以“结构的历史” (structural history)的方法来研究东南亚历史。所谓“结构”的方法，他认为至少有以下涵义：第一，东南亚历史结构应该通过东南亚社会的结构来研究。第二，一系列地方社会的比较与社会学的研究，将为整个东南亚提供便利的、结构上大体类似的理解和框架。这不仅可以成为东南亚研究缺少详细历史证据的替代范式，而且不适为避免欧洲中心论的一种方法。第三，结构变迁的研究应该从考察受其影响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出发。[3] 而康奈尔大学沃尔特斯(O.W. Wolters)则强调“地方或次区域的研究方法”(local or sub-regional approach)。他把东南亚理解为由“次地区组成的区域”，更突出贲达所触及的各地方和次地区历史的重要性。１９７０年，沃尔特斯宣称：“东南亚历史研究必须经常考虑到如何从某一特殊的地点看待这个世界”。[4]后来，他进一步阐发道，地方与地区历史的研究手段应加上文化的涵义，即以各文化社区和地区内部关系的形式来区分地区历史特征。[5]也许这里，笔者还应该提到“解构东方主义”（deconstructing the “Orientist” ideology）的理论背景下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 “重新评估”东南亚与东南亚“新历史” 的经常呼吁。她认为，动摇陈腐的欧洲中心论，不仅仅只是揭示东南亚人（本土居民与移民）的重要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解构欧洲人界定和描述东南亚社会时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和误导的思想、范畴和心态。西方学者的自身优越感与对亚洲经济与社会强大力量与继承性的蔑视，正是对真实的亚洲世界和历史的根本误解的必然结果。[6] 所有这些新的思潮下的重建东南亚历史的范式，共同集中指向探讨一个几组关系的主题：继承与变迁的关系，冲突与适应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以及一般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沿着这些视角、途径和主题，几十年来，东南亚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满足于通过详细的地方个案研究来填补空白，却一直没有试图检讨框架或发起理论创新的努力。难怪著名的东南亚学者麦可薇（Ruth McVey）认为，斯迈尔（John Smail）的理论呼吁“尽管广受赞扬，却鲜少真正为东南亚研究者所贯彻落实，也没有开拓其他新领域视野的努力”。[7] 在反殖民历史的这一共同使命的战略上，所有这些范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相反，这恰恰是他们的共识。如果说要有差别，那也是各自关注的侧重点和面不同：即破坏与建设的方面，或如何执行贯彻的方针上的不同。这里，笔者仅想就东南亚学界和华侨华人研究争论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要素作一些澄清。这些要素是“地区” (region)、“种族” (ethnicity) 和“东南亚变迁” (Southeast Asian transformation)。与之相对应，其他三要素可以分别为“地点”（place）、“人物”（people）和“时间”（time）。围绕这些要素背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参数，如机构（institutions）与互动关系(interactions), 或者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各个要素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而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互动与关系。“地区”意味着某一地点（locality）和它周围的世界(its surrounding worlds)；“种族”意味着某一社区（community）和与之对应的异族社区（its counterparts）; 而“东南亚变迁”揭示着某一历史背景(background)和变化与承继的进程（process）。这三大相互交织与相互作用的要素最终是如何成为阐发和锻造东南亚历史和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所在？下面，笔者将作一概要说明。 联系我们刚提到的理论困境，在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体历史和各个许多详细经验个案研究的背景下，“地区”的视角与手段，既成为一种战略（strategy）又成为达到目的的技巧（technique）。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鉴于东南亚社会与历史的千差万别（heterogeneity）和支离破碎(fragmentation)的鲜明特征，相信唯有足够多的地方与地区详细的经验研究后，我们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体历史的努力与目标才会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第二，而在专门经验调查的可行性上（empirical investigation），“地区”的研究手段又可成为考察地区内各种关系、外部冲击和内部适应等动力的一个可操作的实验室和分析单位，即地方州与社会(local state and society)。第三，更重要的是，“地区”的视角和手段，反映了东南亚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历史现实和跨越国家政治与行政边界的重要活动平台。各种东南亚历史上跨国界政治经济社会的联系、网络、流动与互动关系，主要在这些重要地区活动平台上上演。 至少在岛屿东南亚，历史上，殖民时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全国经济中心。实际上，很多马来各州各自是在自己超国家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区内自主地运作。比如，新加坡与周围的廖内（Riau和柔佛(Johor)就是这样的地缘政治经济区；北马槟城(Penang)、吉打(Kedah)与印尼苏门答腊(Sumatra)、和泰国南部通扣（Tongkah）等形成一个以槟城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经济区。此外，像爪哇与周边地区、苏拉威西与周边地区、以及苏禄海区域等等，也是这种超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例子。历史上这些区域集团，于今天，再次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合作与动力的主要基地，有的已经重新崛起为或正在成为东盟“成长三角”。重新评价东南亚历史，应该首先承认这些广阔区域与次国家、地方社会的重要作用和特性。 尽管如此，这还远远不够。“地区”的认同与界定必须同时跟“人物”（people）和“时间”（time）联系对应起来考察。具体地说，尝试还应包括参照“种族”和“东南亚变迁” (Southeast Asian transformation)等要素。我们所讨论的时期（time）与地区（place）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东南亚。这同时是一个经历着巨变和转折的时期和地区，一个改造和建立新社会、新经济与新政治体制的宏大的历史进程。在此历史大变动和进程中，所有的种族 —— 无论欧州人、本土东南亚人，还是外来移民（主要为华人和印度人）­­—— 自始至终都一直是这一大进程与变动的目睹者和参与者，各自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起了重要作用。各种族各自相应的历史作用也应该得到适当的承认和重新评定，而不能厚此薄彼，任意歪曲、甚至抹煞。在这一急剧的大变动进程中，特别是新社会与新经济的创造和形成，事实也正是建立在包括所有要素在内的各种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换句话说，这里，从正面、积极和既定的意义上（而非相对殖民主义负面遗产的道德清算上），东南亚社会与国家的形成，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因素的独创，一刀切地简单贴上单一的标签，如“殖民”(colonial)、“移民”(immigrant)，或“本土”(indigenous)的经济与社会。这正是东南亚多种族政治与多种族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具体反映在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华人、混血妇女和荷兰人间的复杂互动的“奇怪的伙伴”(strange company)关系中；[8] 反映在本质上为移民与殖民者商业合作的东南亚企业家少数群体间的“联合的社区”里(conjoint communities)；[9]反映在移民华人与本土当权者间的“阿里峇峇”(Ali-baba alliance)联盟里；[10]更反映在已经引起很多讨论的殖民统治者与东南亚本土民族间的“冲突和适应”模式里。 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鉴于同时兼容地方州和其周围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研究视角的相对重要性，同样地，鉴于东南亚多种族经济与社会的历史事实与之相对称的、全面的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能否以“华人移民”（immigrant Chinese）为切入点，通过对其集中关注，把两者结合起来以重建东南亚真实的历史进程呢？换句话说，这里有两组重要的结合：第一，东南亚“多种族”社会政治经济互动与东南亚地方州及其周围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研究视角的重要结合；第二，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与整个东南亚历史研究的重要结合。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视角唯有与东南亚历史研究新视角相结合起来，前者置身于后者的框架内考察才会有意义。两者的研究，并不是好像互不相干、平行并列的两个孤立的研究领域。 在此背景下，重写东南亚历史应该考虑两个中心问题。第一，如果历史上移民华人在东南亚社会经济变动中，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移民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地方国家和地区的形成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第二，如果华人的经济活动是跨国界间进行、需要与很多不同、而不是某单一的国家打交道，那么，不同的国家政治与经济是怎样影响华人商业、又是怎样被华人商业所影响的？ 相应地，这进一步涉及一个双重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甚至整个东南亚研究，应该承认东南亚华人根深蒂固（deep-rooted）的历史作用；反过来，东南亚华人研究也应该被嵌人（be embedded）更广阔的背景与框架下，考察多方面的和多种族的互动关系，而不应该把华人密封起来、静态地置身于自己狭窄的社区界限范围内。移民华人的历史作用，在最近的东南亚文献里，固然得到了应有的承认，但是，正如著名的东南亚历史学家瑞德(Anthony Reid)指出的那样，它依然一直是“一个总体说来研究薄弱的次学科分支中最薄弱的方面之一”。[11] ２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挑战与困境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球冷战和东南亚国家独立建国的背景下，同化与效忠成为政治决策者和学者们关注的备受争议的所谓“华人问题”核心所在。荷兰汉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è）把当时政治学家研究东南亚华人社区的两种理论方法归纳为人类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狭义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关注华人传统组织形式，如血缘关系、宗教文化社团、秘密会社等，以寻求华侨华人对付外部挑战反应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解释。而广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则把东南亚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重视华人地方生存与文化政治适应的程度、方式和策略等等。[12] 但是，华侨华人研究的方法论特性与问题，两者兼融的最好的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汉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一段非常精辟的著名阐释中不得不承认： 在努力研究海外华人时，人类学家肯定会发现他的人类学偏好(prejudices)会逐渐被侵蚀掉。他必须是移动的(mobile)。当他苦于在不能看见他的所有的研究对象在同时扮演其多种角色时，他必须学会按压住自己的不耐烦。他必须满足于零碎的和直接的观察。他必须调整他的视野，这样，他或许才会不仅从最直接的位置，而且从移民发源地的社会，从移民新的安身立命的最大范围的居住地，从他们融入的非华人社会等整体框架里，发现行为和思想。[13] 最近，著名的东南亚历史学家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对东南亚华人社区历史研究的两种对立的陈腐范式的评论很有代表性。一种范式强调华侨华人作为“外来移民” 因素的作用；另一种范式强调“海外华人”流动不定的裔群与网络特性。一种滑入种族主义（racism）；一种落入感情情结(sentimentality)。她一针见血地观察到： 在第一种范式中，通常的框架是东南亚国家。国家疆界、政治与社会经济史决定了我们该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在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叙述中，华人通常被描述为经济整合的侵入性代理人和殖民主义或全球资本的工具，诸如包税商人、种植园主、高利贷者、杂货店主和独裁者的密友等等。结果，在民族主义的历史学里，他们通常被忽视和排斥在土著国家的黄金时代的故事（如蒲甘、阿瑜陀耶、满者伯夷等），伊斯兰教士的宗教著述，以及反殖民主义的英雄事迹等等之外。而当他们不被忽视时，他们却又往往被视作“问题”：或作为外国的和潜在的背叛者；或作为群众义愤和政治剥削的牺牲品。另一群裔的视角，同意海外华人在东南亚背景下的外来特性，但想当然地假设，鉴于华侨华人基本的与明显不变的身份认同，这又是不可避免的。[14] 这种范式过分强调华侨华人种族与文化的一体性，忽视了各不同华侨华人社区在地区、国家、与个体背景差异下社会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下面，就本人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笔者还会就这一点继续讨论。 三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经验 １９９３年９月，笔者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访问研究始，至２００２年下半年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止，九年来笔者一直在欧洲（英国和荷兰）、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美国（耶鲁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从事东南亚现代史和华侨华人史研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１９９９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答辩的博士论文[15]和２００３年新近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出版的专著[16]。下面，笔者想就自己的一些研究经验，为本文作一份个性化的注释。笔者将要介绍的包括三方面：１）研究课题；２）研究方法；３）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东南亚研究的经验”，更多的是与“经历”相对应的、习惯性的、中性的动名词；决不敢妄称为与“教训”相对称的、所谓有正面的意义的、范式的或需要褒扬的东西。 １研究课题 笔者荷兰博士论文的研究项目为《马来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华人家族商业网络，１８８２－１９４１：吉打州(Kedah)和以槟城(Penang)为中心的地区互动背景下的考察》。研究主要考察华人家族商业网络在东南亚转变的历史大背景下, 以槟城—吉打州为轴心的亚细安成长三角的形成和发展 (1882-1941), 并探讨家族与国家, 地区, 种族, 和移民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详细分析华人社区的核心活动，如包税商制度、稻米贸易、经济竞争、多种族的法律纠纷和典当业等等，研究集中阐发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第一，纵向历史视角上，华人家族商业网络在地区地理层面上与背景下的形成和权力关系；第二，垂直功能关系上，家族商业网络发展与马来国家形成的互动作用。关注的焦点是一组著名的来自槟城、或吉打的华商家族；他们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跨国界的、槟城－吉打华人商业社区最重要的部分。通过编年体例式地探讨国家、地区与种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华人家族商业网络形成的动态历史进程。 联系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大背景，在理论与方法论实践上，笔者主要想尝试寻找以下几组重要结合：第一，东南亚历史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结合起来考察，社会经济史置于政治权力关系架构中分析；第二，微观社会人类学式的华人家族商业研究与宏观的吉打州的地方史和槟城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史重叠起来研究；第三，华侨华人研究与历史上全球化、区域化流动与整合背景下跨国界、多种族的互动关系对应起来考察；第四，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一年六十多年间外部东南亚社会经济政治变动和发展，与华人家族内部代际间的商业与权力更替和演变，并行起来考察。 根本地说，多种族、跨国界的互动，是东南亚现代史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改写东南亚历史，不仅应考虑欧美殖民主义与东南亚土著民之间的互动, 而且应同时承认移民, 特别是华人和印度人, 之重要作用; 否则, 东南亚历史只会失去平衡且片面化, 重回到欧洲中心论的殖民主义历史的老套。所以，本土与社会为中心的人民及其社会经济关系，而非欧洲中心的殖民或国际政治关系，是笔者研究的基本视角。但是，这并没有导致另一个极端，把两者绝然割裂开来。相反，下层社会经济关系同时被置于中心的政治权力关系运作构架下考察。 要在一个项目里完成这么多理论视角与方法论的结合，实际上是一项非常困难与挑战性的工作。一方面，殖民部、外交部档案资料，尽管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多为殖民政治关系，很少社会经济方面与本土民族、更不要说华人移民的记录。而这些最简便的、最容易获得的大量的殖民关系政治资料，大都已为学者们所用。再拾人牙慧，在学术创新意义上，于学界是无多大价值的，也折腾出了多少新意来。更甚的是，日本占领时期，东南亚地区当地很多记录被毁于一旦。如整个马来西亚槟城州政府大厦被炸，档案自然被毁。马来亚最高专员署的档案，至少有二十年是不完整的，很多仅剩题目与摘要。而华人私人保存的记录，因战乱和年久，或被烧毁，或被丢失。尽管如此，现有文字记录的档案又多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而这正是我们要突破的。凡此种种，无论那一方面的资料都是不完整的和片面的。 所以，要达到我们上述讨论的几个重要结合，我们的调查也必须是综合的、多层面、多视角和跨国的。实际上，除图书馆研究之外，在涉及到吉打州的大英帝国层面上（即伦敦、曼谷、新加坡之间），笔者系统地查阅了英国殖民部(CO 273, 1882－1919)和外交部的档案(FO 422, 1882－1939)。在地区层面上（即吉打、槟城和新加坡之间通信），马来亚最高专员署档案(HCO files, 1896－1941)；在地方层面上（苏丹与槟城官方、华商和其他下层官员之间；各部门、县、村与州政府之间），吉打苏丹通信集（１８８２－１９２４）和吉打州政府档案（SUK/K 1905－1941）。为了追踪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和商业社区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笔者全面地翻阅了如下几十年的报刊：《槟城公报》（英文，１８８２－１９４１），《亦果西报》（英文，１９０３－１９４１），《槟城新报》（中文，１８９６－１９４１），《海峡独立报》（英文，１８８９－１８９６）和其他报刊等等。笔者系统地查阅了如下的系列全集：《海峡／马来亚指南》（１８８０s－１９４１），《立法院记录》，《吉打州年度报告》（１９０６－１９３９），和《马来亚农业杂志》（１９１０s－１９４１），跨５０多年每１０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报告，以及其他系列等等。笔者也查找了族谱、碑铭、地方记录和进行访谈。这种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地毯、侦探式调查，自然是由研究性质和视角所决定的。 ２研究方法 抽象地介绍了笔者的研究课题和理论方法论突破目标，下面应该是具体介绍如何研究的操作方法了。重复一遍，笔者研究关注的主题与切点是“华侨华人家族商业网络”。实际上，它涉及互为一个整体的三个层面：第一，华侨华人；第二，家族；第三，商业网络。关于第一层面的“华侨华人”，笔者上面已经专门讨论了很多。因为它是本文的主线，也因为它与其他两个层面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下面的讨论，笔者集中在“商业网络”与“家族”层面。 先谈商业网络层面。随着八十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整个东亚的崛起，学术界热点集中关注探讨华人网络跨国化作为东亚一体化之引擎等根本性问题。于是，涌现出许多时髦各有侧重的、相互重叠的、融经济、政治、种族、文化内涵于一体的社会科学概念，如“商业网络”(business networks)、“贸易等级金字塔”(trading hierarchy)、“贸易区”(trading zones)、“贸易少数民族”(trading minority)、“贸易种族”(trading ethnicity)、或“裔群”(diaspora)等等。[17]所有这些结构性模式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以商人和商业的特殊切点为中心的商业网络的多方面特征。那么，笔者的问题是，基于这些商业网络社会学轮廓特性，不仅从结构性特征，而且从商人机会主义式的和战略性的活动和互动关系方面，历史学家是否能够在其他重要势力影响背景下（如历史和政治）考察其历史发展？更重要的是，华人商业网络的形成能否与殖民主义、种族、政治和东南亚变迁等关联的结构性进程的框架下综合起来考察？具体专门地说，“华人商业网络形成”这一个案，在方法论操作与目标预期上，能否视作为东南亚社会和历史演变总体进程的一个缩影来研究？提出这些问题，笔者是在回到笔者本文中的论点：即东南亚华侨华人的重要历史作用，应该像其他社区一样 —— 欧洲人和本土东南亚人 —— 被视为塑造东南亚历史与社会的一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的因素来重新评估。 再谈家族层面。如上论述，如果笔者的目标是通过华人商业网络来研究东南亚地方与地区史，那么，通过家族，笔者的目的是界定与描述华人商业网络(identify and delineate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笔者想问三个关联的问题来进一步阐明这点：第一，家族作为方法论手段(family approach)，为什么那么重要？第二，家族作为方法论手段的选择，如何反映东南亚华人商业经营模式的历史现实？第三，特别地，为什么笔者选择研究的林宁绰家族(Lim Leng Cheak family)和庄清建家族(Choong Cheng Kean family)那么重要？ 这样的选择出于两个实际的考虑。第一，为了跨越国家的政治与行政边界，必须有一个替代的社会或经济机构(institution)。该机构必须有能力在国家边界之外地区范围内行事(have the capacity to act regionally)，而又同时是社会经济事务主流中一个有影响力的扮演者。第二，就东南亚来说，这些特征很典型地适合华侨华人。诚然，华人苦力流动性非常大，他们的作用与贡献也很重要，但他们个体的详细情况在资料中很难或几乎看不见。幸运的是，这些大批苦力却与华人“头家”(Chinese towkays)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正是这些华人“头家”本质上都是按家族企业(family estate)的形式组织他们的经济活动和参予社会经济竞争的主流。这些华人“头家”和他们的家族企业，构成近现代史上东南亚华人企业特征的根本的形式。因此，站在舞台中心的是精英家族；他们提供了我们地区视角要求的跨行政边界的良好框架。 在学界地方史与地区史的文献著作里，家族作为方法论研究手段一直受到认同。在拉丁美洲，精英家族(elite family)几十年来一直是更好地理解现代拉美国别史与政治史的关键。由于社会政治结构的相对真空，这些贵族家族成为拉美历史从后殖民主义时代到二十世纪初过渡主轴。[18]在一份优秀的著作里，台湾雾峰林氏家族１７９２至１８９５年的发展被作为独特的透镜，以探讨更广阔的地方史和考察更大的关于中国绅士阶层的问题。最近，东南亚研究中涌现了一些新的有关家族方面的著作。著名的著作有中泰联系纽带中许氏家族[19]和菲力宾的政治精英家族[20]。在此，笔者或许需要重复和强调的是，家族的方法论研究手段，其目的是旨在研究地方史、地区史或国别史，而非孤立的家族历史本身。所以，在笔者上述讨论中，笔者并没有包括其他一些很好的家族史的研究，比如印尼三宝垄的黄氏家族[21]和东爪哇的韩氏家族[22]。同样，笔者也没有包括很多在东南亚进行的、以家族为传统研究手段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著作。 根据郎(Lang)的经典定义，“家族”通常指的是经济家庭，即通常由血缘、婚姻或领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成员组成、拥有共同预算和共同财产的基本单位。[23]特别地，在笔者的研究项目里，它指的是“移民华人商业家族”(the immigrant Chinese business family)。在东南亚背景下，“移民华人商业家族”至少有如下历史含义：第一，与中国祖先发源地相关联，移民华人有着传统农民社会与儒家文化的烙印，被视为“文化华人”(cultural Chinese)。第二，与居住国社会相对应，移民华人被其他社区如来人、英国人和印度人等重新界定，被视为“种族华人”(ethnic Chinese)。第三，与不同的经济活动和关系相对应，移民华人被卷入一个跟原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迥异的殖民资本主义市场。他们到东南亚是作为工资劳动者和资本家，被视为“商业华人”(business Chinese)。第四，由于相对缺乏国家主导的、融入居住地的社会机制整合，移民华人在居住地社会眼里被视为“异乡人”(strangers)，自己眼里视为“侨寓者”(sojourners)。这些重叠的历史含义意味着，对移民华人来说，“家族”作为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具有内在的重要意义。 在时间、空间和作用领域方面(time, space and arena)，所谓“移民华人商业家族”具体界定，有三个原则：第一，强调地方性，华人家族必须在或与吉打州有着较强的商业联系。第二，强调地区性，在吉打州的华人家族商业必须有更广阔的地区背景和功能。第三，强调商业性，华人家族必须至少在吉打州经济某一领域中扮演重要作用，比如鸦片饷码，碾米业，或典当业等。因此，这里“移民华人商业家族”可以是以吉打为基地的、来自吉打或槟城的著名华商家庭。如果他来自吉打本身，那么其以吉打为基地的商业必须与槟城或其他地区有着地区性的业务联系。如果他来自槟城，那么其以吉打为基地的商业应至少成为其商业王国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简言之，华人家族商业活动的地区风景(regional landscape)必须与其在吉打地方的鸦片饷码和碾米业领域等经济重要性相吻合。 根据这些原则，笔者确定并集中研究一串华商家族。他们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分散在吉打和槟城的华人商业社区。这些家族是林宁绰 (Lim Leng Cheak)、庄清建 (Choong Cheng Kean)、潘（林）兴隆(Phuah/Lim Hin Leong)、陈亚牛(Tan Ah Yu)、钟神祐(Chong Sin Yew)，林文虎(Lim Boon Haw)和林连登(Lim Lean Teng)。所有这些家族互相联系，或竞争关系，或合作关系。他们的身份都可以在中国、吉打和槟城等三个主要的世界里被确定。实际上，笔者也访问了他们在中国福建和广东的家乡村落，寻访了他们家族宗祠与坟塚，查访了他们的族谱与其他记录。同样地，在吉打和槟城华人商业社区之间，在海峡华人与新客华人之间，在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这些家族的分布面都很有涉及。这种包含与覆盖让我们能够呈现一个长期的进程与视角，从而，一方面在社区商业与领导层层面，另一方面在更广阔的东南亚殖民政治与经济发展层面，揭示承继与变迁的关系。正是这些高度流动的华人商业家族，扮演了地区经济整合发展的重要作用，代表了围绕其周围的一个更广阔的商业社区，重塑了地方与地区权力政治。同样地，也是这些家族，不仅提供了经验调查深度(empirical depth)的可行性，而且提供了更好理解多种族政治与经济竞争的可能性。作为切入点，作为组织单位，或作为透视镜的家族，其方法论的功用在于探讨动态的华人经济活动和情景化社区、社会、国家和地区的功能关系。因而，商业家族不仅成为研究东南亚地方与地区史的缩影，而且成为研究一方是如何影响另一方发展的参数。 ３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 也许笔者在荷兰之外的５国间、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经历，有助于进一步说明必要性和重要性之类的问题。１９９４年４、５月间，笔者第一次到英国调查时，笔者的任务是摸清和评估笔者研究课题相关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与背景文献，包括官方档案的性质、内容和各通信文件往来的流程，手稿与报纸收藏，以及其他文献。如有可能，收集一些经验的、能够成为将来潜在深层个案研究的材料，为以后研究打下初步的基础。实际上，到英国之前，笔者已为之准备了１０个月的时间：包括收集国际主流东南亚研究期刊最近２０年的书评；跟踪最近２０年北美大学亚洲方向（主要为东南亚和华侨华人）的博士论文与摘要；阅读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和社会经典著作，并且每读一本，导师要求必须写书评和与导师讨论等等；当然，也包括对研究地区的历史文献背景资料搜集。在英国，笔者工作的重点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主要为报纸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当然，也访问牛津大学罗德斯图书馆和剑桥大学英联邦收藏部的资料。离开伦敦回荷兰阿姆斯特丹前，笔者既满意，又担心。满意的是，以后两月的时间，笔者相信能够完成一份很有份量的研究课题申请报告。事实也证明如此。在当年荷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东南亚课题资助中，我们的申请获一等好评。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研究课题的真正开始，而不是结束。担心的是，前面的路太难；但笔者已别无选择。 这种担心在１９９５年，笔者第二次到英国研究的整整３个月里得到了印证。但因为有思想准备，这次调查依然围绕两大方面同时并行：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结构与脉络，和核心层次的、多种族、跨国界华人家族地区商业网络的形成与权力关系。实际上，目标很明确：即在已有的基础上，第二次英国研究任务，是穷尽那里的相关资料，为后来的中国南部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田野调查的拓展打下初步的基础和奠定方向。就这一点，英国的研究应该是很成功的。回阿姆斯特丹两月初步整理资料后，带着希望，１９９５年底笔者到中国南部的福建、广东的侨乡开始了几个月的调查，同时焦急地等待马来西亚首相署研究许可的批准。在侨乡，幸幸苦苦好不也容易找到了笔者研究的家族的村庄，族谱、碑铭与其他实地记录。但欢喜转瞬即逝：这些资料多是孤零零、一鳞半爪、支离破碎的；如何情景化地(contextualize)结合地区与地方大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与背景起来考察，依然遥远和艰巨。希望只好寄托在下一站东南亚田野研究上，因为在福建调查时，笔者相继收到从荷兰和新加坡转来的传真，笔者的马来西亚研究许可和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研究签证都办妥了。 １９９６年３月初，笔者第一次前往新加坡调查。原来的计划是一次性地呆至少３月以上。除文献与其他档案外，在新加坡，笔者的主要目标是一套保存完整的华文报纸《槟城新报》（１８９６－１９４１），希望能找到许多槟城——吉打华人社区的资料。但一连三个星期的马不停蹄的试点研究(pilot research)后，笔者失望了，也着急了：它并没有如人们宣称、像笔者期望的那样有很多实质性的资料。在征得荷兰导师同意后，笔者紧急改变计划，缩短新加坡的行程，立刻动身前往马来西亚。这次，宝全压在马来西亚田野研究上了。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整一年里，笔者在马来西亚田野档案研究，主要集中三的地方：吉隆坡，槟城和吉打。在吉隆坡，研究的重点是：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最高专员署（HCO files, 1896-1941）与吉打州政府档案(SUK/K files, 1921-35),马大图书馆的报纸与殖民部档案微缩胶卷，以及融入当地学者网络。在槟城，笔者的重点是：访谈华人家族后裔、探访寺庙、会馆与墓碑；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图书馆报纸与档案收藏；以及拜访当地学者和地方业余历史学家。在吉打，笔者的目标是：吉打苏丹通信（１８８２－１９２４）和吉打州政府档案（１９３６－１９４０）；访谈笔者研究的华人和马来人的后裔及族人；以及熟悉地方社会历史地理情况。笔者一年的田野与档案研究，主要是在这三地之间交叉穿插、往复来往、相互印证中进行的。辛苦和坚持，最终证明是有收获的。到１９９７年３月底，笔者再回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时，笔者已很坦然和自信了，方向与目标更明确、范围收缩得更小了。笔者重回到新加坡所藏的《槟城新报》（１８９６－１９４１）和其他英文报刊，以及殖民部的档案，进行资料补充与重新查找。第二次新加坡２个月的研究便很有方向和针对性了。 １９９７年７月，经一个多月的休假后，笔者用１４个月时间整理分析资料，写出第一稿。９８年９月，笔者得以机会应邀在耶鲁大学斯考特教授(James C. Scott)的研究所从事２个月的研究。回来后，联系理论文献与结构背景，半年的时间着手修改论文。这同样是值得的，因为它使得笔者毕业后，第三次到新加坡从事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和到日本京都大学从事半年的客座研究的机会，得以观察东南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感受不同学术气氛的机会。 从一开始，笔者就没有想要为华侨华人研究确立一个标准，而只是想呈献一个实例，一份注释，藉此希望能对华侨华人学科建设课题与讨论有所裨益。 --- 原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季刊）， 2003年第3期， 19-29页。 -------------------------------------------------------------------------------- [1] J.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nglish edition, The Hague and Bandung, 1955. [2] John R.W. Smail,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Autonomous History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 1961, No.2, pp.72-102; see also Laurie Sears ed. Autonomous Histories, Particular Truths: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R.W. Smai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No.11, 1993. [3] Harry Benda, “The Structure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1962, No.1, pp.106-138; see also Harry Benda,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Collected Journal Articles of Harry Bend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18, 1972. 有关其他重要讨论，请见：John D. Legge,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D. Cowan & O.W. Wolters, eds.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D.G.E. Hall,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388-404; Ruth McVey, “Introduction: Local Voices, Central Power”, in Ruth McVey ed. Southeast Asian Transitions: Approaches through Social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31. [4] O.W. Wolters, The Fall of Srivijaya in Malay History,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70, p.ix. [5] O.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2; see also his recent article, “Southeast Asia as a Southeast Asian Field of Study”, Indonesia, 1994, No.58(October), pp.1-17. [6] Heather Sutherland, “Writing Indonesian History in the Netherlands: Rethinking the Past”,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e, 150-IV (1994), pp.785-804; “Writing History of Southeast Sumatra: A Review Article”, Indonesia, 1994, No.58(October), pp.103-108; “Believing is Seeing: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Malay World 1700-1940”,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arch 1995, 26, 1, pp.133-146. [7] Ruth McVe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6, 1 (March 1995), p.8. [8] L. Blussè,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6. [9] C. Dobbin, Asian Entrepreneurial Minorities: Conjoint Communities in the Making of the World-Economy, 1570-1940, London: Curzon Press, 1996. [10] H. Sutherland, “Believing is Seeing: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Malay World 1700-1940”,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arch 1995, 26, 1, pp.133-146; Twang Peck Yang, The Chinese Business Elite in Indonesia and the Transition to Independence 1940-195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 A.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New South Wales: Allen & Unwin, 1996, p.ix. [12][荷] 包乐史 著，庄国土、吴龙、张晓宁 译 《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４－３５页。 [13] M.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 Williams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83-384. [14] H. Sutherland, “From the Particular to the General: Local Communities and Collective History”, Newsletter of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Singapore, No.1, March 2003. [15] Wu Xiao A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Network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Kedah and the Region c.1882-194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99. [16]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17]有关文献述评，请参阅，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pp.7-10. [18]请参阅，D. Balmore, S.F. Voss, and M. Wortman, Notable Family Networks in Lat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9] J. Cushman, Family and State: The Formation of a Sino-Thai Tin-mining Dynasty, 1797-1932,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0] A. W. McCoy, ed. Anarchy of Families: State and Family in the Philippin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ooperation with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 Yoshihara Kunio ed. Oei Tiong Ham Concern: The First Business Empire of Southeast Asia, Kyoto University, the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22] C. Salmon, “The Han Family of East Java: Entrepreneurship and Politics (18th-19th Centuries)”, Archipel, 41, 1991, pp. 53-87. [23] O.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p.13.

很多情况下，包工头自己也是一个工资和利润被拖欠的对象。在现代包工体制下，管理责任下放到包工头一级的做法将建筑工人推入了一种被遮蔽的劳资关系中。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关系，为劳资关系盖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工人的反抗；另一方面，遮蔽了的劳资关系像一剂慢性毒药，在资本贪婪的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腐蚀并破坏传统的社会信任体系。

「思想、历史与文化」讲座设立的直接目的是在亚洲区域中建立起一个认可的机制， 让亚洲重要的思想资源能够被看到、被重视、更为广泛的被分享。这个想法其实暗示了一条不同的学术路线，根本的动力在於超克当前知识状况的限制。战后台湾的 学术发展根本上是以北美洲为参照点，扩大的说，亚洲地区各地的知识生产是以欧美历史经验所派生出来的理论与论述为参照，乃至於评价的依据。在过去至少是一 个世纪里，这个学术走向已经显现出它极大的限制与问题，其解释力的不足，使得我们无法准确的掌握历史的现实。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鲁迅及其作品在维吾尔族中传播近百年，其影响广泛而深远。由此可见，中国各少数民族中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对鲁迅的接受和认同过程，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鲁迅精神"作为人格标识的心理轨迹，少数民族自觉完成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心理特征。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于"在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中重新认识鲁迅"，对于使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自觉融入中华民族文学整体框架，都具有积极探索和原创意义。

附：郎静山年谱。

出版于民国十九年的《现代艺术论文集》中收入了丰子恺先生《美术的照相》一文，副标题是《给自己会照相的朋友们》，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现在照相真是流行极了，我的朋友中有许多自备照相器，自己会拍照；马路上卖照相器的店到处皆有，而且一二十块就可以买一具。”

译　序：日本人鲁迅观的历史与现在　　在2002 年的日本学术界，藤井省三的论文《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无疑是极具冲击力的一篇。此文不仅论及鲁迅，而且论及日中战争时期日本作家对鲁迅的理解，进而论及日本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藤井省三曾经指出，鲁迅在日本不是被作为外国作家、而是被作为“国民作家”来对待的。确实如此。从20 世纪20 年代开始，日本人的“鲁迅观”构成了日本人“中国观”的一部分，同时构成了日本现代思想史的一部分。在日本人有关鲁迅的表述中，竹内好的《鲁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太宰治(1909 —1948) 在战争后期接受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创作的长篇小说《惜别》则更具特异性。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出生于日本东北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町的地主家庭。1948 年6 月给妻子儿女留下遗书，与一位名叫山崎富荣的女性在东京郊外投河自杀。代表作有《御伽草子》、《津轻》、《斜阳》、《人间失格》等。藤井的论述不仅对太宰的《惜别》做出了新解释，而且尖锐地指出了“竹内鲁迅”的局限性。这有助于日本学术界克服“竹内恐惧症”，更有助于中国学者全面地认识竹内好的学术思想——有关竹内好的介绍在大陆毕竟刚刚开始。藤井省三生于1952 年，现为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已出版《鲁迅——〈故乡〉的风景》、《鲁迅与夏目漱石》、《爱罗先珂的城市故事》等学术专著十余部，曾参与《鲁迅全集》的日译工作，并将莫言、李昂、郑义等作家的作品翻译介绍给日本社会。藤井文中提及的川村凑的文章发表于1991 年，是有关《惜别》的重要论文之一，一并翻译于此(编者按：川村凑《惜别》一文将在下期刊登) 。此文有助于中国读者理解战争时期日本的文化政策和日本作家的心理状态。文中提及的“津轻”、方言等均与太宰治的出生地有关。“支那”一词为历史概念，从忠实于原文的角度照原样翻译。该词本是唐朝僧人翻译佛经时的译语，为china 的汉字写法。从清末民初至二战结束，中国人常常是以“支那人”自许的。秋瑾自称“支那第一女”，柳亚子在赞美诗中将孙中山和毛泽东并称为“支那两列宁”。“支那”作为中性词在近代变为蔑称，问题出在中国自身的落伍，而不是出在“支那”这个词本身。川村凑1951 年生于北海道，现任法政大学教授，亦为日本学界中坚学者。已经出版《亚细亚这面镜子》、《异样的领域》、《异乡的昭和文学》等有影响的专著近十部。——2003 年8 月6 日译者记于北京寒蝉书房一 留日清国学生鲁迅太宰治(1909 - 1948) 的《惜别》是以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本名周树人，1881 - 1936)为模特儿、创作于日中战争时期的小说。出生于东北偏僻之地的某小城、后来在东北某地乡村开医院的老医生用回忆的形式叙述已经过去四十年的旧事——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与鲁迅的相处、与藤野先生的交流。这样创作出的传记小说，在充分尊重事实关系的基础上，发挥太宰治式的丰富想象力，描绘出了纯朴的中国留学生形象，并成为一种优秀的“初期鲁迅论”。但是《，惜别》获得的好评并不多。《惜别》在日本战败第二个月的1945 年9月由朝日新闻社出版，但从太宰写给朋友、作家、也是《鲁迅传》(1941) 的作者小田岳夫等人的书信中(1944 年2 月28 日、8 月29 日) ，可以看到在此两年前他已经开始进行周到的创作准备的情形。太宰治在阅读了小田的《鲁迅传》和七卷本《大鲁迅全集》(改造社1936 至1937 年出版) 之后，并且在当年12 月“为了调查仙台医专的历史，为了了解仙台市的历史”滞留仙台。就像尾崎秀树指出的，这部作品是遵循大东亚会议(1943 年11 月) 提出的“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确立大东亚之和睦”这一共同宣言、接受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与资助金而创作的。对于日本来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是针对美英的经济封锁、确保资源与市场的所谓“自存自卫”，1941 年12 月对美开战之后，日本作为取代英、美、荷兰的新的侵略者出现在东亚。不过，1943 年4 月，由驻中国大使升任外务大臣的重光葵在预测到日本的战败终将到来的基础上，试图把给亚洲各国以独立和亚洲的解放这种理念作为战争的目的从正面确立。日本以1943 年1 月将外国租界返还南京政权、废除治外法权为开端，逐一给亚洲各国以独立，即为这种大东亚外交之实践，而召开于东京的大东亚会议，则是其全面实践。围绕这种状况下太宰治对战争的配合，浦田义和从“大东亚各国独立和睦”宣言的主题化这一“公”的侧面与文学固有的“私”的侧面的冲突这一图式来解读，而川村凑指出∶毋宁说太宰治并不拥有回答这一公的课题的东西，仅仅提示了私人性的“道德感、清洁感”，批判“太宰治对鲁迅的文学与鲁迅本人几乎都是误读”。果真是如此吗?二 竹内好《鲁迅》的“冲击”这一简单的构图与此同时，川村凑还说∶“竹内好的《鲁迅》对太宰治产生冲击是当然的”。竹内好(1910 - 1977) 几乎是与太宰同龄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现代中国文学，1934 年3 月毕业前后与武田泰淳等人一起发起中国文学研究会，战争进行中的1943 年11 月完成了评论著作《鲁迅》。他在该书脱稿的第二个月即应召入伍，被送往中国前线，《鲁迅》经其盟友武田泰淳校对于1944 年12月出版。根据竹内的嘱托，该书也送给了太宰治。而且，太宰在《惜别》“后记”中也就竹内的《鲁迅》作了如下表述∶　　小田先生已经创作了《鲁迅传》这一春花一样甘美的名著，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恰在那之前，完全出乎我预料地，竹内好先生把他刚刚出版的、像秋霜一样冷峻的名著《鲁迅》惠寄给了我。我与竹内先生连一次面都没有见过。但是，拜读竹内先生偶尔在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支那文学的论文，做些“这很好”之类的评价，不知天高地厚，暗暗视他为很有希望的人。〔略〕那本书的跋记载着这位支那文学的俊才似乎是从前就爱读我那不高明的小说这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实，我感到慌恐和脸红。而且，感奋于这奇缘，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开始了这项工作。太宰在这里将小田的《鲁迅传》评为“春花一样甘美”而将竹内的《鲁迅》看作“秋霜一样冷峻”，可能是出于以下原因。即，前者始终是一部纯粹的令人感动的伟人传，与此相对，竹内的《鲁迅》在不作任何评论和解说的情况下单刀直入，用严厉的措辞下了“鲁迅的小说索然无味”“、《肥皂》乃拙劣之作《，药》乃失败之作”、“我认为《伤逝》是坏作品”之类的判断，作为以政治和文学为中心的鲁迅论，发表的是无价值的议论。笔者之所以做出“无价值”的评价，是因为，对于战争环境中的竹内好来说，作为其《鲁迅》主题的“政治与文学”虽然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但在鲁迅生活的1910年代至1930 年代的中国，政治和文学的状况与竹内面对的战争时期日本的状况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可是，似乎是抓住太宰的这一句“秋霜一样冷峻”，不知从何时开始太宰治从竹内好的《鲁迅》“受到强烈冲击”的神话形成了。例如，奥野健男在文库本《惜别》的解说(1973)中作了如下记述∶　　知道了不同于自己、即自己无法拉近的鲁迅形象，明白了以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为基础形成的小说世界的失败。可是，战争结束前将任何事物都用以小说创作的观念是“农民式的执拗”。于是也把竹内好的鲁迅拉向自己身边，借鲁迅创作了内容并非鲁迅而是太宰治本人之自我表白的故事。但是，太宰治根本不曾说过自己从竹内好的《鲁迅》“明白了无法拉近的鲁迅形象??感到了小说世界的失败”，反而写道∶“感奋于这奇缘，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开始了这项工作”。毋宁说，阅读了竹内好《鲁迅》那种饱含沉思、文体生硬、随感式的鲁迅论，太宰治重新确认了“无论怎样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也许马上就会损毁”这种意识。难道不是这样吗? 需要说明的是，这几句引文是《惜别》中叙述者“我”针对鲁迅的文艺论所发的感想。竹内《鲁迅》的冲击→以小田《鲁迅》为基础的构想的失败→不是对留学生鲁迅的描写而是太宰治本人的自我表白——在这种简单的《惜别》批判的构图形成的过程中，战后1946 年6 月从中国战线复员归来的竹内本人对《惜别》进行的从前那种独断的批评发挥着很大影响。竹内在《〈藤野先生〉》(1947) 、《花鸟风月》(1956) 等短论中对《惜别》所作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对幻灯事件的理解不足，二是让鲁迅礼赞儒教。当时仙台医专在讲课时使用幻灯，课堂上有剩余时间等情况下，会放映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给学生看。某日，鲁迅在教室里从幻灯片上看到了给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在中国观众的眼前被日军士兵砍头的场面。无论是被处死的人还是观看的人，鲁迅的同胞们虽有健壮的体格但表情木然。这就是所谓“幻灯事件”。根据叙述此事的鲁迅作品《呐喊?自序》，他在幻灯事件之后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是因为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充其量也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首先应当改造他们的精神，为此目的理应选择文学艺术。竹内批评太宰“对鲁迅所受的屈辱共鸣不足”，但是，竹内“对屈辱的共鸣”难道不是过于强烈了吗? 展示令人绝望的中国民众形象的“故事”的起点被以仙台为舞台叙述出来，这一点意味深长，但是，不要忘记《，呐喊?自序》的写作是在仙台时代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十七年之后。所谓幻灯事件是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在鲁迅心中形成的“故事”。应当认为，那与其说是叙述回忆中的那时候(1905 年) 的自己，不如说是叙述正在回忆的时候(1922 年末) 的自己。关于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开展文学活动的原因，太宰不是求之于幻灯事件，而是求之于“他从前就喜好文艺，??日本当时的青年人中间涌动的文艺热”。结合北冈正子、中岛长文等人1970 年代之后的研究成果——“初期鲁迅”的论文大都是从同时代日本的文艺理论家或者欧美文艺书籍的日译本引用——来看，我认为与竹内的观点相比太宰的观点更接近鲁迅的心境。太宰让鲁迅把仙台描绘为“不足东京十分之一的窄小城市，无意义地模仿着都市模样的小镇”，与此相对，让鲁迅对东京做了这样的叙述∶“电车轨道一天天向四方延伸开去，是的，那就是东京的symbol 吧。”确实，当时仙台人口数量为十万，是日本第十一位的中等规模的城市，就人口规模而言与鲁迅的故乡绍兴城相差无几。相反，来仙台之前住过两年的东京已经成长为亚细亚最大的媒体城市，在报纸发行量、有轨电车线路的总距离等公共设施的基本建设方面，上海、北京达到东京20 世纪初叶的水平是二三十年之后的事。鲁迅在仅仅一年半的仙台读书期间，每逢冬、春、夏季的长假都要在当时长达12 小时的火车摇晃中返回东京，难道不是因为他无法忘却在媒体城市获得的快感与亢奋吗?而且，他最终中断了医学课程，也是因为无法抗拒作为都市东京最新潮流之文学的吸引力吧。实际上，二十年后鲁迅又一次在停留计划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离开了临时工作的地方小城。他1926 年9 月被聘为厦门大学教授从北京到厦门，仅仅四个半月之后就辞职前往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城市广州。厦门岛是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对外开放的五个港口之一，尽管在西南的小岛鼓浪屿上由美、英、日、德、法、荷兰、西班牙设置的共同租界中居住着两千名外国人，但到鹰厦铁路与海堤(宽19 米、长2200 米) 的建设将该岛与大陆相连为止，可以说是孤岛，人口在1927 年也仅有11 万7 千人。在与东京或北京的都市文化亲密接触过的鲁迅眼中，既无铁路也无路面电车、与绍兴或仙台等同样规模的地方小城厦门不会有多大的魅力吧。那种“城市少年”鲁迅被竹内完全忽略，而太宰进行了确切的描写。竹内太宰批判的第二点，即所谓让鲁迅礼赞儒教，亦非正确的批评。确实《，惜别》中有鲁迅说“是满不在乎地声言为天皇陛下尽力吧。简直就像已经成为本能了啊。日本人思想的全部都被统一到‘忠’这个观念中了吧”的场面。在战争时期严酷的审查制度下这种表现的必要性可以想象，不过，在东京目睹了欢送新兵入伍的旗帜上写着“祈战死”的梁启超(1873 - 1929) 赞美明治日本的尚武精神，说起来也只是鲁迅留日数年前的事。(《祈战死》发表于1899 年12 月23 日《清议报》) 梁启超本是力图改造清朝社会构造而受挫的戊戌变法(1898) 的领导人之一，他编辑的革新派机关报《时务报》是鲁迅留学之前爱读的。鲁迅本人去仙台医专前一年在东京创作的以古希腊第二次波斯战争的小说《斯巴达之魂》，也赞赏尚武精神。而且，太宰尽管让鲁迅赞美儒教“礼”的思想，也以鲁迅本人的文章为基础，对“儒者先生们露骨的伪善姿态”进行了恰到好处的批判。这里应当顺便一提的是，根据泉彪之助等人八十年代的研究，藤野先生本人也是热诚的儒者，曾经让幼小的儿子背诵《孝经》。战后的竹内好从事鲁迅以及中国近现代中国文学的介绍，相继出版了《世界文学手册?鲁迅》(1948) 、《鲁迅杂记》(1949) 等鲁迅论著和《鲁迅评论集》(岩波新书1953) 、《鲁迅作品集》(筑摩书房1953) 等翻译，其鲁迅阐释受到肯定甚至被称作“竹内鲁迅”。后来竹内又出版《现代中国论》、《国民文学论》，作为以中国为鉴批判近代日本的评论家而活跃。我认为，随着作为鲁迅介绍者、中国研究家和中国评论家的竹内名声日高“，公然无视鲁迅的文章、仅凭作者之主观而捏造的鲁迅形象”这一《惜别》批判对于有关该作品的评价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毋宁说，竹内的这种言论即使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他本人的著作《鲁迅》，对于太宰治的《惜别》来说也是不恰当的批评。太宰不曾“无视鲁迅的文章”或者“主观地捏造鲁迅形象”，他是在认真通读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之后根据鲁迅的文章创作《惜别》。毋宁说，太宰读鲁迅读过了头，以至于住到“松岛海滨的旅馆”中的鲁迅以好友“我”为对象从容谈论“自己的身世啦、希望啦、清国的现状等等”(在筑摩书房版太宰治全集中长达20 页以上) 等等描写几乎成为鲁迅自传小说集的《朝花夕拾》(1928) 摘要。三 竹内好对“革命文学迟到论”的误读更为意味深长的一点是《惜别》插入了一个从仙台医专退学、为了推动文艺运动决定回国的鲁迅写一节文章给“我”的场面。引用于此∶　　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中略〕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这是鲁迅1907 年写于东京、第二年发表于在东京刊行的中国留学生杂志上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中的一节。鲁迅以日本、欧美的文艺评论等等为蓝本，介绍从拜伦到俄罗斯、东欧的诗人们的欧洲浪漫派系谱，正因为诗人之声是能够唤起人心之物，所以他们成为革命的先觉者。现代西欧文明的核心即19 世纪的拜伦等浪漫诗人的心声，现在正在从野蛮向文明进展着的俄罗斯和东欧也是由诗人之声唤起了作为文明之基础的精神。相反，印度、埃及等古文明国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这些诗人声音的消失。为了拯救中国、使中国获得新的文明，应当学习的恰恰是浪漫派诗人的精神。——鲁迅这样论述。“摩罗”一词是梵文Mara 的音译，意指妨碍修道的恶魔，汉字通常写作“魔罗”。鲁迅在论述恶魔派诗人的时候将他们称作“摩罗派诗人”，在以其诗拥有的“力”为论述对象的意义上，取了“摩罗诗力说”这个题目。这篇《摩罗诗力说》无论是《大鲁迅全集》还是岩波书店文库本的《鲁迅选集》抑或是一卷本《鲁迅全集》(井上红梅译，1932 年出版)均未收录。如同竹内晚年记述的，太宰治的这种“初期鲁迅”的文学论是引用自竹内《鲁迅》的“政治与文学”一章(《手记二则》，1975) 。竹内的《鲁迅》在引用了上面这一节之后这样写道∶　　仅就“文章不用之用”一语而言似乎是老庄式的，但与接下来的期待“精神界之战士”于自己的国家一项并起来阅读，可以认定他并非安于老庄，而是处于从老庄走向孔墨的途中，即位于我所说的政治与文学决战的地方。这是毫无疑问的。接下来，竹内跳到1927 年的中国国民革命时期鲁迅在广州的革命军士官学校(即黄埔军官学校——译者注) 举行的讲演《革命时代的文学》，展开了如下的唯心论∶　　什么是文学家的态度? 不外乎取代面对政治的自我否定而否定政治本身。从前之所以否定自己，是因为将对方绝对化。在对方相对堕落的现在，必须用自我否定代替自我肯定。无力的文学因为无力所以必须进行政治批判。不过，现在长堀　造等人的研究已经说明，鲁迅所谓的“文学无力说”，是指为了革命“革命人”是必要的，无须急于追求“革命文学”，革命成功之后社会产生了余裕，就会产生革命文学。这种“革命文学迟到论”是接受俄国革命家托洛斯基的文艺理论著作《文学与革命》的影响形成的。与此同时，太宰在这段来自《摩罗诗力说》的引用之后，让《惜别》的叙述者“我”发表如下感想∶　　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丰富的含蓄。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的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我想是这种意思吧。可以说《，惜别》的这段话，比起竹内那种极大地误读了中国国民革命时期的政治与文学关联的所谓“无力的文学因为无力所以必须进行政治批判”的议论，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与写作《摩罗诗力说》时、即留学日本时鲁迅的文艺观产生了共鸣。这样的太宰治决非从竹内的《鲁迅》“受到强烈冲击”，与对待小田的《鲁迅》一样，在把竹内《鲁迅》也当作材料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太宰特色的鲁迅形象。四五音不全的鲁迅，骄矜的鲁迅在《惜别》中，太宰反复叙述在中国留日学生中有鼓吹“在那种速成教育中学习肥皂制造法”、赚大钱的人。这与鲁迅1908 年和《摩罗诗力说》一样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破恶声论》一文中对学习“肥皂制造法”而且是马马虎虎的制造法之辈的非难相通。《惜别》中还有这样一个场景——叙述者“我”在仙台名胜松岛偶然听到鲁迅唱小学校的歌曲《云之歌》，便怀有这样的感想∶“说是跑调儿吧，或者说是什么吧，实在是糟糕”。鲁迅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对美术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东京留学时代曾经想把英国画家G. F.华兹的《希望》用做他筹划的文艺刊物《新生》的封面，也曾在辛亥革命后新生的中华民国教育部担任美术教育方面的工作，亲手设计了北京大学的校徽，热心搜集了历代画册、碑文拓片等等，这都是基于他热爱美术的精神。在1927 年之后的上海时代，他翻译了日本的西洋美术史家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同时从《比亚兹莱画选》、《珂勒惠支版画集》中翻印了日本少女杂志插图画家　谷虹儿的精装本诗画集。而且，喜爱好莱坞电影，为看泰山电影画了许多钱，还翻译了日本普罗电影运动理论家岩崎昶的论文《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奇怪的是，这样对视觉艺术表现出多方面浓厚兴趣的鲁迅几乎没有对音乐表示出兴趣。可以说太宰治的“鲁迅五音不全说”体现出一种敏锐的观察力。这位在松岛展示五音不全的鲁迅与同班同学“我”在旅馆住了一宿，“周先生〔鲁迅本名周树人〕一换上旅馆的棉和服，于是就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小说中还有这样的描写。现在，鲁迅在东京的寄宿旅馆里穿着裙装和服、端坐在榻榻米上的照片从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的图说《鲁迅》(1976) 以及多种照片集、各种《鲁迅全集》中很容易看到，但创作《惜别》时的太宰可能不会有接触留学生鲁迅照片的机会。“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的棉和服形象的鲁迅，也是得力于太宰卓越想象力的逼真描写。太宰治在《奔跑的美罗丝》(1940) 的开头处写着“美罗丝不懂政治”，创作了围绕友情的童话。四年之后阅读竹内《鲁迅》的时候，恐怕已经从竹内好围绕政治与文学的唯心论退却了。太宰治在创作《惜别》之前向文学报国会提出的《〈惜别〉之意图》中说∶“由于作者对鲁迅晚年的文学论没有兴趣，所以晚年鲁迅的事一概不涉及，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清楚太宰治是否已经感觉到鲁迅晚年的“革命文学迟到论”受到了托洛斯基文艺论著的影响，不过，具有参加不合法左翼运动体验的太宰，可能是预测到了当局的检查所以才回避了作为革命文学家的鲁迅。那种警戒感也许是对竹内《鲁迅》的平庸之论的“免疫”在发挥作用。概括起来说《，惜别》并非那种受到竹内《鲁迅》的冲击构思失败、而以太宰本人的自我表白告终的失败之作。也许应当将它看作针对竹内《鲁迅》的唯心性而奋起、“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不卑视中国人，也绝不进行浅薄的煽动”、“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的明快的青春故事。与竹内制造的、随后长期支配着日本读者阶层的“苦恼着的鲁迅”形象相比，太宰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描绘出了虽然五音不全却“骄矜”、亲切微笑着、个性鲜明的鲁迅形象这一点，在考察日本鲁迅接受史之际具有重要意义。五太宰治所拒绝的鲁迅“赎罪思想”鲁迅有一篇题为《父亲的病》(1926) 的随笔风格的小说。该作品的前半部分对治不好父亲的病的故乡绍兴的传统中医(相当于日本的“汉方医”) 执著地进行了反复的讽刺和嘲笑，在后半部分对父亲临终情形的描写中，告白说自己不忍看到父亲的痛苦脑海里曾经闪过希望死亡早一点到来的念头。接着叙述者“我”觉得“犯了罪”，转念一想又觉得那恰恰是因为自己爱父亲。本家的衍太太为了不让父亲断气催促“我”快点叫“父亲”，在她的催促下我着魔一样“父亲”、“父亲”不停地叫，父亲费力地喘息着低声说∶“什么呢? ??不要嚷。??不??”闭上了眼睛。而“我”依然不停地叫着“父亲! 父亲!”作品以“现在还听到”自己叫声、每当那时就觉得叫“父亲”是自己对父亲最大的错处结束。实际上，这些中医们的处方是依据《本草纲目》(16 世纪末明代李时珍的集大成药物学著作) 实施了有正当出处的治疗方法，鲁迅完全了解在传统医学的框架中他们是诚实的名医，尽管如此依然制造了他们用“欺诈”使父亲至于死亡这一虚构。《父亲的病》的叙述者“我”意识到了暗暗希望父亲平静离开人世却在父亲临终之际喊叫“父亲”的自己的罪。如果认为导致父亲死亡的是中医的话，那么“我”所谓的赎罪因这种对传统医学的彻底决绝的否定成为可能。在鲁迅这里，这种赎罪思想成为对中国进行革命的原动力。——这是笔者的解释。在《惜别》中，让鲁迅说“用大叫声留住濒死病人的灵魂，是可耻的、悲惨的思想??叫了父亲的名字，那卑贱的自己的叫声??那时的悲惨的声音”的太宰治拒绝从鲁迅的小说《父亲的病》中读出原罪感，这恐怕是基于太宰本人与其父亲的冲突。[参考资料]泉彪之助：《藤野严九郎的兰学系谱与原貌》、《藤野严九郎的学历与其时代背景》。分别发表于《日本医史学杂志》第29 卷第4 号、第30 卷第4 号。1983 - 1984。浦田义和：《太宰治∶制度-自由-悲剧》，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6。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71。川村凑：《〈惜别〉论——“大东亚之和睦”的幻影》，《国文学-解释与教材之研究》平成，(1991) 年4月号。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野草》第9 - 56 号，1972 - 1995，中文译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竹内好全集》，筑摩书房，1982。《太宰治全集》，筑摩书房，1989 - 1992。中岛长文：《猫头鹰的声音——鲁迅的近代》，平凡社，2001。长堀　造：1、《鲁迅革命文学论中的托洛斯基文艺理论》，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0 集，1988。2、《围绕〈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诸问题》，《日本中国学会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所收，汲古书院，1998。3、《围绕〈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诸问题(续) 》，《芦田孝昭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与东西方文艺》所收，东方书店，1998。藤井省三：《鲁迅事典》，三省堂，2002。

刊发在《上海国资》的这个版本系摘要刊发，全版刊于《社会观察》2011年第4-5期，连接见正文内

最初我想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自我（self）的问题，也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化中，中国人对自我的态度、看法是否有所改变的问题。现在正式写出来的题目是“个人观”，所以我在下面也将略作调整，以免文不对题。好在“自我”与“个人”关系很密切，内容调整并不太困难。

全文补足。叶小文，中国宗教局局长。附：2006年4月叶小文采访《佛教可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

在2007年，生产总值达到4.2 个亿，是历史以来最好水平。可就在这年年底“保铸”却被莫名其妙地宣布破产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经过调查，其原因是领导层为了侵吞国有资产，以肢解国 企入股私企和在“保铸”内建立寄生私企的手段搞垮了该厂，现将我们调查的情况分述如下

“五四”以后大家都反封建、反传统，当时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但事过九十年，中国突然在浴火中重生了，你又觉得中国的再生能力简直不可思议，显然五四时代的人对此有所低估。

在保守与解放、传统与现代化、顺从与浪荡、家庭与爱情的单选题上，老上海流行音乐的答案是全选。

张广达从唐宋史的角度写内藤湖南。

作为中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纲领性文件——新医改方案在历时3年，数易其稿后，4月6日正式出台。

谭中先生祖籍湖南，1929年生于马来亚柔佛邦，1931年至1954年在中国长大。1955年至印度，并在印度获得了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印度尼赫鲁大学汉语系主任、教授，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顾问。

从整个元代来看，在江南一域有相当多的文人士夫都抱有这种隐于图事的心态，并且正是由于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努力，不仅开创了元代绘画艺术的新局面，而且使自北宋开始形成的“士人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陀思妥耶夫夫斯基丰富的人格中，可分出四个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冢、神经症者、道德家和罪人。对于这样一种令人迷惑的复杂人格应如何去认识？    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一点是最无争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并不低于莎士比亚。《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小说，其中关于宗教法庭庭长的那段描写，达到了世界文学的巅峰，再溢美的评价似乎也不过分。所以，在创造性艺术家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就显得不必要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家(moralist)这一特征，最易受到攻击。如果我们借口惟有经历了深重的罪恶的人才能达到道德的顶峰，而试图将他放在道德家的高度的话，那么我们就忽视了由此将引起的一个疑惑：有道德的是指，一个人一旦他感受到诱惑便能予以抵制，而不屈服于诱惑。如果一个人先是犯罪，然后又悔过，悔过后树立起高尚的道德标准，这样他便会受到外界的责难，因为他把事情变得太容易了，他尚未掌握道德的实质：自我克制（enunciation）。实际上，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是人的一种实践性的功利活动。他使人想起大迁徙中的野蛮人，他们杀人而又以苦行来赎罪，直到苦行成为使杀戮能够进行的实用手段。可怕的伊凡就是这样做的。看来，这种对道德的妥协的确是俄罗斯人的典型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追求的努力，最终没有产生卜分光彩的结果。在经历了个人本能要求与社会呼吁之间相妥协的最激烈斗争之后，他倒退到既甩服俗权又臣服神权，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上帝以及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种倒退是一个人不费力不用脑子就能够达到的。这是他伟大人格中的弱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成为人类的导师和救星的机会，而成了人类的监狱看守的同伙。人类文明的未来对他没有什么可感激的。而他似乎是因为神经症招致这种失败的。他的睿智和他对人类的强烈的爱或许能为他打开另外一条使徒式的生活道路。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做一个罪人(sinner)或罪犯，会激起强烈反对，这种反对不必建立在对罪犯的世俗评价之上，其真实动机(motive)很快就会昭然若揭。罪犯有两个本质特征；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强烈的破坏欲。这两个特点的共同之处以及它们得以表现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于缺乏爱，缺乏对(人类)对象的情感上的认同。人们立刻会回忆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出的与此相反的一面--他对爱有强烈的渴望，而且也是有巨大的爱的能力。这表现在他那夸张的友善中，使他在有权利恨和报复的时候却热忱地去爱，积极地去帮助。正如他在与第一个妻子和其情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那样。如此一来，人们一定会问，为什么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做罪犯呢?答案是这种评价的理由来自他对写作素材的选择。他总是挑选那些暴虐的、行凶的和利己的人物，这让人联想到他的内心是否有着某些类似的倾向。他也从他个人生活中挑选素材，如他喜欢赌博，而且承认对一个年                              ____p.14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轻的姑娘有过性攻击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强烈的破坏本能很容易使他成为一名罪犯。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本能主要指向他本人(向内部发泄而不是向外部)，这导致他既有受虐狂倾向又有犯罪感。认清这一点就容易理解他那自相矛盾的生活了。此外，他的人格中还保留着大量的施虐狂特质，这表现在他十分易怒，喜欢折磨人，即使对他所爱的人也难以宽容，甚至也表现在作为作者的他对待他的读者的方式中。也就是说，在小事情卜，他对别人是个施虐狂；在大事情上，他是个指向自己的施虐狂，实际上他是一个自我受虐狂--即是说，他是一个最温和、最富有同情心和最乐于助人的人。 我们已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的人格中挑选出三个因素：一个是数量的，另两个是质量的：感情生活的极其强烈性，天生异常的本能素质(该素质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施虐--受虐狂，或是一个罪犯)和他那难以剖析的文艺天赋。这三种因素交织着，在他不犯神经症的情况下可完好地共存。有些未患神经症的人单纯是受虐狂。而从陀思妥耶夫基的本能需求与对这些需求的抑制力(加上有效的升华方式)之问的力的平衡方面看，仍会使他被划为所谓的"本能性格"一类人物。但这一情形又由于神经症的出现而变得模糊起来，这种神经症正如我们所说，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它发作的次数越多，须由自我控制的人格就越复杂。因为毕竟神经症只是自我无力进行调控的一种表现，自我在企图进行控制的时候，已经丧失了自我的统一性。 严格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症是怎样表现的呢?他称自己是个癫痫症者，别人也这么认为。他的病情发作时极为严重，伴有意识丧失、肌肉痉挛，其后就产生抑郁状态。这个所谓的癫痫症很可能就是他的神经症的一个症状，因此必须把它归之为癔症性癫痫症，也就是说，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癔症。关于这一点，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还不能完全予以确定：其一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的癫痫症的病历资料不足以及不够可靠；其二是因为我们对癫痫症发作的病理状态的了解也不完善。 先谈第二点。再次重复癫痫症的全部病理是没必要的。因为它对澄清这个问题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可以谈一谈。这个古老的神奇的疾病仍可在临床诊断中见到，这种奇怪的疾病发作时伴随着难以预测的、没有先兆便出现的痉挛发作，患者变得易怒、富有进攻性、所有的心理官能逐渐降低。但这种大致的描绘   ① 参见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Fulop Miller and Eckstein，1926)有关这一方面的讨论。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1920)写道："他并未被资产阶级的道德樊篱所阻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他的生活中他在违法犯罪方面究竟走了多远，以及他描写的角色中的犯罪本能在他身上实现了多少。"对未成熟姑娘进行性攻击的主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出现多次，尤其是在他死后出版的《斯达沃罗京的忏悔》和《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两本书中。                                    ____p.14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并不十分精确。这病发作时凶猛而突然，伴随着咬舌头，小便失禁，最终导致严重自我伤害(self-injuries)的危险的癫痫状态(status epilepticus)。不过，也可能病人有短时间的【意识丧失】，或突发晕眩，或在短时间里行径背离性格，好像病人是处于无意识的控制之下。这些症状的发作，虽一般来说是由于我们还不能理解的纯粹的肉体原因(purely physical causes)引起的，但其首次发作很可能出某种纯粹的精神原因(例如，一次惊恐)，或可能是其他心理刺激的结果。不管智力损伤在绝大多数的病例中多么典型，至少有一个病例我们都知道(赫尔姆霍茨的病例)，它没能妨碍患者在智力方面取得高度成就(另外一些与此相同的病例，要么是有争议的，要么是令人怀疑的，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例)。那些癫痫症患者给人以迟钝、发育不良的印象，往往伴有极明显的白痴(idiocy)现象和极严重的大脑缺陷(cerebral defects)，尽管它们不是临床上必须的症状。但是，这些程度不同的发作，在一些智力健全的人身上也可能发生，甚至也可能发生在有着过度的、经常失去控制的情绪生活的人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人们认为"癫痫症"不可能单纯是一种临床上症状。在明显的症状中，我们发现的类似情况似乎需要做功能上的说明。似乎可以认为，在人体中有机地存在着一个反常的本能释放机制，它可以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起作用--既可以作用由于严重的组织解体或中毒所导致的大脑活动障碍的病例中，也可以作用于对心理机制控制不足和心理能量的活动达到心理临界点的情况中。在这种双向性后面，我们瞥见了本能释放的(instintual discharge)潜在机制。这种机制不会远离"性"过程，而"性"过程是中毒的基本起源：早期的内科医生们把性交描绘为一种轻度的癫痫，并由此认为在性行为中包含着对释放刺激的癫痫方式的平息和适应①。 "癫痫反应"(epileptic reaction)，这个普通因素，在神经症中也肯定出现。而神经症病根只能通过大量躯体的方式来排除，而不能用精神上的办法来解决。所以，癫痫发作就变成癔症的一种症状，井被癔症接受和缓释，就像它受正常的性释放过程接受和缓释一样。因此，官能性癫痫和"情感性"癫痫是完全应该加以区别的。这样做的实际意义在于：患第一种癫痫症的人大脑患病，患第二种癫痫症的人患神经症。第一种病人的精神生活受到来自外部的不能相容的侵扰，而第二种病人所受的侵扰则来源于他自身的精神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极其可能是属于第二种。严格地说，这一点也无法证明。要证明这点，我们必须有能力把他的最初的发作与后来的反复发作，贯穿到他的精神生活中(进行考察)。而在这方而，我们知之甚少。有关发作的描述本身并没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对癫瘸症的发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还缺乏了解，现有的这些残缺的了解常常又是互相矛盾的。最有可能的假设① 参见弗洛伊德《癔症发作概论》(1909a)一文。                        __p. 14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发作应追溯到他的童年，起初表现为温和的症状，直到他18岁那年经历丁一个骇人的事件--父亲的被杀①，他才表现出癫痫症症状。如果可以确认在他被放逐西伯利亚期间，他的癫痫完全停止了发作，那么这种假设就切中要害了。但是另外一些说法却与此相矛盾②。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父亲被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的命运之问的毋庸置疑的联系，震动了不止一个为他立传的作家，并致使这些传记家请教了"某一现代心理学流派"。从精神分析(因为目的就是要进行精神分析)的观点出发，我们禁不住想了解他父亲被杀对他的严重损伤，并把他对这件事的反应当做他神经症的转折点。但如果我着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去证实这一点，那么我将有可能为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论和术语的读者所不理解。 我们有一确定的起点：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的时候，在"癫痫症"发作之前的最初几次发作的意义。这些发怍具有死亡意义：发作之前受害者曾有对死亡的恐惧，表现为昏睡、嗜眠。该病首次发作时，他还是个孩子，那是种突如其来、毫无缘由的忧伤，正如他后来告诉他的朋友索罗维耶夫的那样，那种感觉似乎他当场就有可能死去。实际上随之而来的确是一种与死亡极其相似的状态。他的兄弟安德烈告诉我们：还在费奥多很小的时候，他就常在睡觉前留下字条，写着他害怕在夜里会陷入像死亡一样的睡眠，因此他乞求他的葬礼一定要推迟5天再举行(参见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着作，l925，IX)。 我们知道这种像死亡一样的病症发作的意义和目的③。它们意味着病者与死亡者的认同，要么与一个真正死了的人认同，要么与一个还活着、而病者却希望① 见菜尼·费楼波-米勒的着作（1924)[也见于艾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921)对他父亲描述的一文(1921)]。资料中特别有趣的部分记述了作家童年的"一些可怕、难忘和苦恼的事情"。他的病的最初迹象就可以追溯到这些事情上去(见苏沃林[Suvorin]发表在1881年《新时代》报上的文章。转引自关于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着作的介绍文章，1925)。也见于奥罗斯特·米勒(Orest Miller)的著作(1921)，他写道："然而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关于法奥德·米海洛维奇(Fyodor Mikhailovich)疾病的例证，即他的病与他青年早期的生话有关，并且与他和其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一次悲剧性事件有关。但是，虽然该例证是由法奥德·米海洛维奇的一位亲密好友提供给我的，但我却不能令自己精确和圆满地复述他的经历，因为我没有关于此传说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证据。"传记作家和研究工作者对此不以为然。② 许多记述，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记述，都表明与此说法相矛盾，认为在西伯利亚被流放期间表现的是残留的癫痫症特征。不幸的是，这里有理由不相信神经症者的自传叙述。经验向我们表明：神经症者的记忆采取了歪曲的形式，它意在阻断不合意的原因联系。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监狱里的禁闭生活显著地改变了他的病情却是事实。参见费楼波-米勒的着作(1924，第1186页）③ 这个说明，弗洛伊德在1897年2月致弗利斯的信中已经表述过了(弗洛伊德，1950a，信58)，          ____p. 14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死去的人认同。后一种情况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这个发作具有惩罚的价值。一个人希望一个人死，现在这个人就是那另一个人了，他自已也死了。关于这一点，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对某个男孩子来讲，那另一个人通常是他的父亲。因此，这种发作(被称为癔症发作)足对希望他可恨的父亲死去所做的自我惩罚（self-punishment)。 用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来看，弑父(patricide)是人类，也是个人的原始的基本的罪恶倾向(见我的《图腾与禁禁忌，1912-l913)。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犯罪感的主要根源，尽管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是惟一的根源，我们的研究还不能确立罪疚感和赎罪欲的心理根源。但根源不一定只是一个。心理情境是复杂的，是需要阐明的，正如我们所说，男孩于和他父亲间的关系是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关系。除了想把父亲当做竞争对手除掉的仇恨以外，对父亲的一定程度的温情一般也是存在的。这两种心态的结合便产生了与父亲认同的心理：因为他钦佩父亲，所以想要处于父亲的地位上，因为想要像父亲一样，所以他想要父亲离开这个位置。这时，他的整个心理发展过程遇上了一个强大的障碍。到了一定的时候，孩子会开始懂得，他想将父亲作为对手取而代之的企图，会受到来自父亲用阉割手段所实施的惩罚。这样，由于对阉割的恐惧 ，为了保持他男性的权利，他就放弃了占有母亲除掉父亲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却仍留在潜意识中，并构成罪恶感的基础。我们相信，我们在这儿描述的是正常过程，即所谓"伊谛普斯情结"的正常命运，不过，对此还需做深人详述。 当两性同体(bisexuality)的体质因子(constitutional factor)在男孩身上比较强地发展起来时，就出现了又一个复杂情况。因为那样一来，男孩子在阉割的威胁下，他的倾向开始强烈地偏向女性一方，让自己替代母亲的位置，接替母亲的角色，作为父亲爱恋对象。但对阉割的恐惧也使他的这种办法成为不可能。男孩子晓得，假如他要想让他的父亲把其当成女人来爱恋，他一定要屈服于阉割。于是，恨与爱父亲的两种冲动都遇到压抑。在这事件中有一个心理上的区别：由于对外部的危险(阉割)的恐惧而放弃了对父亲的仇恨，同时，爱恋父亲又被当做一种内部的本能性的威胁来对待。尽管从根本上说，它们仍要追溯于同一个外部危险。 对父亲的仇恨难于被男孩子采纳是由于其对父亲的恐惧，阉割是可怕的--不管是作为惩罚还是作为爱的筹码。在压抑对父亲的恨的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即对惩罚和阉割的直接恐惧，可以叫做正常因素，它似乎只随着第二个因素--对女性态度的恐惧--的增加而增加的。因此，一种强而有力的天生的两性同体的气质便成为神经症的先决条件或成为增强神经症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气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肯定是存在的，它以一种可行的形式(如同潜伏的同性恋)表现出来：在他的生活中男性友谊起着重要作用，他对情敌持令人不解的温和态度；                                                                            ____p. 14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还有，正如他小说中所举的许多例子那样，他对只能用受压抑的同性恋才能说明的情况有独到的理解。    假如我们这样来阐明一个人对父亲爱与恨的态度，以及这态度在"阉割恐惧"(threat of castration)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致使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论的读者感到乏味和难以置信的话，我为此遗撼，尽管我不能改变上述这些事实。我应该预料到"阉割情结"肯定会引起相当普遍的否定，但我只能坚持。精神分析学的经验已证明这些特别的情况是不容怀疑的，它还教给我们去认识每一神经症的症结所在，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用这把钥匙来认识我们的这位作家所谓的癫痫症。与我们的意识如此不相容的，正是控制我们潜意识心理生活的那些事件。但是以上所说的一切，还不能尽述伊谛普斯情结中压抑对父亲之恨所带来的后果，这里要补充一点新的东西，即与父亲的认同最终还是为自己往自我中找到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它被自我容纳，但却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与自我的其他内容的抵抗中存在着，我们管它叫¨超我"，井相信这个父亲影响的继承者在发挥着最重要的功能。如果父亲是生硬、暴烈和残酷的，超我就从他那里接过这些属性。而且在它与自我的关系中，本该受压抑的被动状态重新活跃起来。超我变成了施虐狂，自我变成了受虐狂，也就是说，自我最终是以女性的方式被动地实现的。对惩罚的巨大需要在自我中萌生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甘愿充当命运的牺牲品。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又从受超我的虐待中(就是说在罪疚感中)寻求满足。因为任何一种惩罚，归根结底都是阉割，是对父亲的被动态度的实现。就连命运，作为最后的手段，也只不过是父亲后来的投射。    良知形成的正常过程与这里所描述的异常过程一定是相似的。我们还不能成功地在它们之间画出界线。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里，大部分结果是由于被压抑的女性的被动角色导致的。另外，不管这个使儿子惧怕的父亲在现实中是否特别凶暴，作为一个附加因素一定也是很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把他显著的罪疚感和他在生活中受虐狂的行为追溯到一种特别强烈的女性成分。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情况如下所述：一个天生具有特别强烈的两性同体素质的人，能够用特别有有力的手段防止自我依靠特别严厉的父亲。这种两性同体的特征，是我们已经认识了的他的本性的补充。他早期像死一样的发作症状可以被理解为他自我中的与父亲的认同作用，这一认同作用被超我当做一种惩罚容让着。"你是为了要我成为你的父亲而去杀他。现在你就是你的父亲，但却是个死了的父亲。"这就是癔症症状的正常机制。接下来是："现在你的父亲正要杀你。"对于自我来说，死亡症状是一种对男性愿望幻想的满足，同时也是一种受虐狂的满足；对于超我来说，它则是一种惩罚性的满足--施虐狂的满足。自我和超我，它们都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总之，主体与他父亲这一客体之间的关系，尽管仍保留它的内容，却已被转___p.15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变为自我与超我的关系，像一个新舞台上的一套新布景。诸如此类的来自伊谛普斯情结的早期反应，如果现实不进一步供给它们刺激，就可能消失。但父亲的那些性格仍然如旧，或更确切地说，它随时间而退化。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父亲的仇恨和他要他那可恶的父亲死去的愿望仍在保留着。如果现实让其被压抑的愿望得到满足，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幻想变成现实，所有防御措施因此而加强。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情发作就表现为癫痫的特征，它们仍然表明他想与父亲认同从而惩罚父亲，但它们变得可怕了，就像他父亲那可怕的死亡一样。更进一步，这些发作是否包含着其他内容，尤其是性的内容。便无法推测了。 有一件事是十分清楚的；在癫痫发作的先兆中，常出现一阵极度的狂喜。这很可能是在听到死亡的消息时所感觉到的胜利和解脱，紧接着是一种更残酷的惩罚。我们在原始游牧部落中，从那些杀他们父亲的兄弟身上所推出的正是这样一种顺序：先是胜利，而后是悲痛；先是喜庆，接着就哀悼。我们发现这种顺序在图腾祭宴仪式中①也出现过。如果现实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在西伯利亚确实不曾发作过，那就证实了其他的发作仅仅是对他的惩罚。当他正受到其他方式的惩罚时，这种惩罚便不再需要了。但这一点无法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需要受罚的心理机制解释了这个事实：他安然度过了那些悲惨、屈辱的年月。宣判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政治犯是不公平的，他一定也知道这一点，但他接受了卑鄙的父亲--沙皇对他的冤枉的惩罚，以此作为因为他反对生父而有应得的惩罚。他接受了他父亲的替代者沙皇的惩罚，而不是自己惩罚自己。这里，我们瞥见了社会实施惩罚在心理学上的正当性。事实上是大批罪犯想得到惩罚，他们的超我要求这样，这就省去了遭受自我惩罚的必要②。 每一个熟悉癔症症状所表现的复杂情况的意义的人都会理解，不从这一点出发就无法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发作的意义③。我们可以假设它们最初的含义在后来增加的许多内容中仍然保持不变，这就够了。在那些自我谴责中，精神分析学看见"心理现实"认同的标志，它努力使未知的罪恶被意识所发现，我们能够肯定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摆脱过由弑父意图而产生的罪恶感。这也决定了他在另两个范围里--在这里与父亲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的态度，① 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第四篇，第五章。② [参见《来自罪恶感的犯罪》，弗持伊德《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中的第三篇文章(1916d)标准版，第14卷，第332页]③有关他发作的意义与内容的最好描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已提供的。他告诉他的朋友斯特拉克霍夫(Strakhov)说,他在癫痫发作之后的易怒和沮丧是由于这样的事实：他仿佛觉得自已是个罪人、不能从他身上的未知的罪疚感的负担中摆脱出来，他犯了很大的罪过，这使他压抑(见费楼波-米勒的著作，1924，第1188页)。在这些自我谴责(self-accusations)中，精神分析学看到承认"心理现实"的征象，它努力使未知的罪恶被意识所认识。___p. 15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即对国家权威和信仰上帝的态度。首先，他对他的假父亲--沙皇--是绝对服从的，这个沙皇在现实中曾与他一起演过杀人的喜剧，他的发作就经常如此地在戏剧中表现出来。这里忏悔占了上风。在宗教范围里，他保持着更多自由：根据显然可靠的报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宗教信仰(faith)和无神论(atheism)之间徘徊。他的巨大才智使他不可能去忽视任何由信仰带来的智力难题。通过个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慨括，他希望找到一条出路，从基督理想的罪疚中解放出来，甚至利用他的痛苦作为扮演基督似的角色的资格。如果说他基本上没有获得自由，而成为了一个反对者，那是因为他的忤逆罪(filial guilt)这种普遍存在于人类中、宗教感情赖以生存的忤逆罪，在他身上达到了超个人的强度，甚至他那巨大才智也难以克服。写到这里，我们可能会受到指责，说我们放弃了分析的公正性，而以持某一特定世界观的党派观念来评判陀思妥耶夫斯基。保守派会站在宗教法庭庭长一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不同于我们的判断。这种不同是正当的，人们只能为他开脱，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定完全像是由神经症引起的智力阻抑而导致。 这儿乎不能说成是巧合：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索福克勒斯的《伊谛普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都谈及了同一主题：弑父。而在这三部作品中，十分明显的是，弑父行为的动机都是与情敌去争夺一个女人。 当然，最直接的表现是那出取材于希腊传说的戏剧《伊谛普斯王》。剧中犯罪的仍然是主人公自己，但是为对素材进行富有诗意的处理不可能不对犯罪动机加以淡化和文饰。正如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得出的，赤裸地承认弑父的意图，不经过分析准备，似乎难以让人接受。保留了这种犯罪行为的希腊戏剧，以被陌生命运强迫的形式，把主人公的潜意识动机表现出来，从而实现了巧妙制造必要条件动机的效果。主人公的犯罪行为是无目的的，显然投有受到女人的影响。然而这后一点却在另一情况下引起了主人公的注意；主人公只有对那个象征他父亲的恶魔重复采取杀人行动之后才能占有母后。在他的罪恶被揭露，并被自己意识到之后，主人公并不企图通过求助于命运强迫的人为权宜之计来为自己开脱罪责。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责并受惩罚，好像这一切是完全有意识的罪行--这在我们用理智看显然是不公止的，但在心理学上是完全正确的。 在英国的这出戏剧中，该主题的表现比较直接。主人公自己没有犯罪，是别人犯罪，对那个人而言杀人不是弑父。因此，争夺女人，这个被禁止的动机没有必要伪装。通过投射，了解别人的犯罪对主人公的影响，我们看见了主人公的伊谛普斯情结。他应该复仇，十分奇怪的是他发现自己不能那么做。我们知道在这单是他的罪疚感麻痹了他，而这种罪疚感正是以一种与神经症过程完全一致的形式，转变为了他不能完成其任务的感觉。有证据表明主人公感到他的罪恶是一种__p.15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超人的罪恶。他对别人的蔑视不亚于对自己的蔑视："按他的方式去对待每个人，谁人不挨鞭子呢？"   另外一部俄国小说在相同的方向上又向前迈进了--步。那里面也是另外一个人犯了杀人罪。而这另外一个人跟主人公德米特里一样，与被杀的人是父子关系。在他身上，情杀动机(motive of Sexual)是公认的，他是主人公的弟弟，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疾病--所谓的癫痫症，安排在他身上，仿佛在极力表白，他的癫痫、神经症在他身上就是弑父行为。还有，在审判中的辩护词里，有一个对心理学的着名的嘲笑，说它是一把¨双刃剑"①。这里是一个高明的伪装，为了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观点的深层意义，我们只有把它倒过来看。该受到嘲笑的不是心理学，而是法庭的审讯程序。到底是谁犯罪无关紧要，心理学关心的是谁渴望犯罪，罪行发生后谁会感到高兴②。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兄弟--反面人物阿廖沙除外，都同样有罪，都是冲动的肉欲主义者(sensualist)，多疑的玩世不恭者(cynic)和癫痫病罪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场面特别揭示了这一点。在佐西马神父与德米特里谈话时，他发现德米特里准备弑父，便跪在德米特里的脚下。这一行为不可能令人表示钦佩，因为这意味着该圣徒正在抵制蔑视和憎恶凶手的诱惑，并因此向凶手表示谦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罪犯的同情，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它远远超出那些不幸的家伙有权得到的怜悯，它使我们想起了"敬畏"(holy awe)--而过去人们正是用此种敬畏看待癫痫症者和神经症者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一个罪犯几乎是一个救世主，他自己承担了本该由别人来承担的罪责。因为这个罪犯杀了人，别人就不再有任何需要杀人了，人们一定会感激他，因为如不是他，别人就不得不亲自去杀人。这并不仅仅是仁慈的怜悯，而是基于一种对相似的杀人冲动的认同(identification)，实际上，这是一个稍加移置的自恋(这样说，并不是对这种仁慈的伦理学价值提出疑义)。也许这属于那种非常普遍的对别人仁慈加以同情的机制，人们能够很轻松地在这个深受罪疚感折磨的小说家的特殊例子中觉察到这个机制。毫无疑问，这个由认同心理而引起的同情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题材的决定因素。他先期描写的是一般罪犯(他的动机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和政治、宗教罪犯；直到生命的晚期，他才回到这一基本的犯罪--弑父，并在他的一部艺术作品中通过弑父者来完成他的忏悔(confession)。     ① [在德语中(也在原来的俄语中)这个比喻是"一根能两头伤人的大棒"。康斯坦·加耐特(Constannce Garnett)的英译作为"两边能切割的小刀"。这句话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的第l2卷第十章中。 ② [对这一观点在一个现实罪行案例中的实际运用的论述在弗洛伊德题为《专家对霍尔斯曼病例的意见》(1931d)第25l页下面可以找到，那里《卡拉马佐夫兄弟》被再次讨论了。]_______p.15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稿和他妻子的日记的出版，使我们对他在德国时如何沉迷于疯狂的赌博(Gambling)的那一段人生插曲有了清楚的了解(参见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人们都把此看成是他激情的病态发作。这个不同寻常的、又毫无价值的行为不乏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s)。正像神经症者身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罪疚感通过债务负担的方式表现出来，他可以在赌桌上赢钱以便返回俄国时不被债主逮捕的幌子下求得心安。这只小过是个借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机智足以认识到这个事实，他也承认了这个事实。他清楚他主要还是为赌博而赌博，主要的是游戏本身①。他由冲动而做出的荒诞行为的全部细节都表明了这一点，同时还表明了另外某些东西。不到输个精光，决不罢休。对他来说，赌博也是一种自我惩罚的手段。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年轻的妻子保证，或者用他的名誉许诺，说他再不去赌了，或者到某一天，他就不赌了。但是，正如他妻子所说，他从未遵守过诺言。当他的损失使他们的生活极其贫困时，他便从中获得继续的病态性的满足。事后，他在她面前责骂、羞辱自己，要她蔑视他，让她感到嫁给了这样一个恶习不改的罪人而遗憾。当他这样卸掉了他良心上的包袱后，第二天又会故态复萌。他年轻的妻子已习惯了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而她注意到有一种事可能成为拯救他的真正希望--他的文学写作。当他们失去了一切，当他们典当了他们最后的财物时，他的写作就会变得十分出色。她当然不理解其中的原由。当他的罪疚感通过把惩罚强加在自己身上而得到满足，那施加在他作品上的限制就变得不那么严格了，这样他就让自己沿着成功的路向前迈进几步②。 一个赌徒的埋葬已久的童年经历中，哪一部分成了他沉迷赌博的因素?我们几]毫无困难地从我们的一位年轻作家的一个故事中推测出答案来。斯蒂凡·茨威格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过研究(1920)，在他的由三个短篇小说汇成的集子《感觉的混乱》(1927)中，收入了一篇他起名为《一个女人生活中的二十四小时》的小说。这篇杰出的小说表面上看起来，只想表现这个女人是怎样一个漫不经心的人，甚至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一次出乎意料的经历，竞驱使她走到什么样的极端。但这个故事所讲的远远不止这些。如果用精神分析理论去理解它，就会发现，它意在表现(没有任何为其辩护的意思)另外一件事，即一件带有普遍人性的事，或者干脆说是男性的事。这个解释是显而易见的，人们① "主要的是赌博本身，"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发誓，贪婪钱财并不是我赌博的目的，虽然上帝知道我极其需要钱。"②　"他总是在睹桌前，直到输掉所有的东西，彻底破产。只有当伤害达到彻底的程度，魔鬼才从他的灵魂中逃走，并为创造天才让路。（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着作，1925，第1卷第36页。）__p. 15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无法反驳。艺术创作的本质特征就是这样，当我问到作者(他是我的好朋友)时，他向我保证，我对他所做的解释与他的知识和意图都是不相容的，尽管作品叙述中采用的一些细节似乎为这个隐藏的秘密提供了一条线索。 在这篇小说中，一个年岁已高的贵妇人向作者讲述了她二十多年前的一次经历。她年轻时就成了寡妇，她有两个儿子，但他们不再需要她了。在她42岁那年，对生活她已不再期望什么。在一次无目的旅行中，她来到了蒙特·卡罗赌场。这个地方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而在所有印象中，她很快被一双手迷住了。这双手似乎极其真诚和强烈地表现了一个不幸赌徒的全部感情。这双手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的手。作家仿佛无意中将他的年龄写得与叙述者的大儿子相同。在输掉了全部财物后，他十分绝望地离开了睹场，看情形是想在卡西诺花园结束他毫尢希望的人生。一种怜悯感驱使她跟踪了他，并用尽各种莫名其妙的办法去拯救他。他以为她是常见的那种纠缠不休的女人，极力想摆脱她，但她仍跟着他，并且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极自然地到了他的旅馆房间，最后与他同床共枕。在这个即兴的爱夜之后，她让这个年轻人，此时显然他已平静下来，庄严发誓：他绝不再赌博。她给了他回家的路费，答应在他离开前到车站为他送行。然而，此时她已开始对他感到有一种极大的柔情，她准备为留住他而牺牲一切，下决心跟他一起走而不是说再见。但各种意外的事缠住了她，结果她没赶上火车。她怀着对已走的年轻人的思念又一次回到赌场，结果大吃一惊，她又一次见到了那双曾激起她同情的手：这个不讲信义的年轻人又来赌博了。她提醒他曾立下誓言，但他沉迷于他的赌博激情中，竟骂她是碍事婆，叫她滚开，并把她曾想用来拯救他的钱抛给她。她在深深的耻辱中匆匆离去。后来她才知道，她没能使他免于自杀。 这个娓娓动听的、动机纯真的小说本身当然是完美的，也肯定会深深感动读者。但精神分析学指出，小说的意图基本上是建立在青春期充满希望的幻想之上的，事实上许多人会有意识地回忆起这个幻想。这个幻想体现了一个男孩子的希望：他的母亲亲自使他了解性生活，以使他免受手淫(masturbation)的可怕伤害(很多论及救赎主题的作品都有同样的起源)。手淫的恶习由赌瘾替代了① ，强调手的热烈动作透露了这一由来。确实，玩赌的爱好是手淫这一原始激情的对等物，"玩弄(playing)"是幼儿园里专门用来描写用手摆弄生殖器的一个词。那种无法抵抗诱惑的本质，那种严肃的永不再犯的保证(然而永远也做不到)，那种让麻醉的愉快和他正在毁掉自己(自杀)这一恶性的感觉--所有这些因素，都保留在赌博这一手淫的替代方式的过程中。是的，茨威格的故事是由母亲而不是由儿子讲述的，这一定会让儿子想到："如果我的母亲知道手淫对我有怎样的危害，那么她① [在1897年12月22日致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指出：手淫是"原始的沉迷"，所有以后的沉迷都是它的替代(弗洛伊德，1950，信79)]。____p.15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肯定会把我从手淫中拯救出来，而允许我把我所有的温情都发泄在她身上。"在故事中，年轻人把她看成妓女，这种母亲即妓女的观念与上述幻想相联系，它使难以接近的女人变得容易接近了。伴随着幻想的不道德的念头给故事带来了不幸的结局。同样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作者是如何赋予小说一个"外观"，以此来极力掩饰它的精神分析的意图，这个女人的性生活是否受到一种突然的、神秘冲动的支配，是极其令人疑惑的。相反，精神分析学却揭示出这个长期没有爱情生活的女人所做的令人惊讶的行为，其动机是十分充足的。为了忠实于死去的丈夫，她全副武装以抵抗所有相似的诱惑。但是--这里，儿子的幻想是对的--作为母亲，她逃避不了把真正潜意识的爱转移到她儿子身上，命运在这个不设防的地方抓住了她。 如果对赌博的沉迷，连用破除这一习惯所做的不成功的努力，以及它所提供的自我惩罚的机会，是手淫冲动的重复，那么，我们对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占有这么大的地位，就不应感到惊奇。毕竟，我们没有发现一例严重的神经症患者，其童年期及青春期的自体性欲满足，是不起作用的，而压制自体性欲满足的努力和对父亲的恐惧之间的关系，则早已真相大白，更无须多加赘述了①。    ①　许多观点可以在乔兰·纽费尔德(Jolan Neufeld)的一本杰作中见到___p.156__附录弗洛伊德致西奥多·里克的一封信[英文版编者按]在弗洛伊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西奥多·里克(Theodor Rcik)在《意象》杂志上发表了对此文的评论(1929年第2期，第15卷，第232-233页)。虽然里克在评论中对弗洛伊德的文章总体上是赞赏的，但他仍以相当的篇幅指出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评价偏颇且苛刻，而且对弗洛伊德在文章第三自然段中所阐述的道德观也持不赞同的志度。里克甚至对弗洛伊德的论文形式、以及结尾的明显脱离正题提出批评。弗洛伊德读了这些批评后①，寄给里克一封信作为回答。此后不久，当里克把自己的文章收在他的一本论文集再行发表时(1930)。弗洛伊德同意把他的复信也收进去。两者文章的英译版见后来里克发表的著作《我与弗洛伊德的三十年》(纽约，l940；伦敦，1942)。得到西奥多·里克博士的同意后，我们才在这儿发表弗洛伊德致他的信的修订译文。                                                                                                 1929年4月14日    我怀着极其快乐的心情拜读了你对我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批评文章。你所有的批评意见都值得我考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我想提出一点我的辩解意见。当然，这将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我认为你对这件小事提出了太高的标准。我写它是要让某人②高兴，并不是情愿的。我如今写作总是不情愿，毫无疑问你已注意到这一点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为我草率、虚假的判断开脱，而仅仅是为这篇文章粗糙的结构做一个解释。我不否认我在文中加人了对茨威格的精神分析，的确给我的文章带来了不和谐的效果，但细想一下，它的出现也有几分道理。假如我对我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报刊上不予考虑的话，我一定会写道："我们可以推断，压抑手淫的欲望，在伴随着严重的罪疚感的神经症史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个推断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赌博的沉迷完全证实了。因为，正像我们从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等等。"这就是说：这个短篇小说中用于这类描写的篇幅不是由这种关系--茨威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另一种关系--手淫与神经症的关系决定的。尽管这样，这个结论是不令人满意的。 我坚信对伦理学的科学的客观的社会评价，因此，我不愿否认优秀的庸人也有好的伦理行① 参见注②，英文版第196页下面。② 毫无疑问，爱丁根(Eitingon)一直催促弗洛伊德完成这篇论文(琼斯，1951,第52页）。____p.15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为，尽管他要以自我约束为代价① 。但是，与此同时，我承认你所支持的伦理学的主观心理学观点的合理性，尽管我同意你对当今世界和人类的判断，但是你知道，我不能认为你否认美好的未来的悲观看法是合理的。 正如你所建议的，我把作为心理学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在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之列，对他我能提出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是他的洞察力太局限于反常的精神生活。想想看，面对爱情时他是多么令人惊讶的无奈。他真正了解的只有残酷的、本能的渴望，受虐狂的屈从和出于怜悯的爱情。尽管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热烈和卓越无限的赞美，但你怀疑我并不真正喜欢他，在这一点上，你也是对的。这是由于我对病态现象的耐心已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消耗殆尽了。在艺术和生活上，我对它们也无法容忍。这些是我个人的性格特质(character traits)，而未必属于别人。 你打算在哪里刊出你的论文②？我对它的评价很高。科学的探索必须戒除自以为是。当然，人各有志，各抒己见在所难免的......③① [里克写道："克制曾是道德的尺度；今天它只是尺度之一。如果它是惟一的一个，优秀的公民和庸人--他怀着迟钝的感觉屈从于权威们，并且由于他缺乏想像力，克制对他就更加容易，他在道德方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显得更加优越。"]② 虽然弗洛伊德心存此文也许会再印的疑问，但好像在《意象》杂志刊出此文之前，里克已给弗洛伊德看了他的批评文章。③ 参见上页② 。____p. 158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