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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好几年没见到小崔。 最后一次大概是两年前通电话，他说"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不跟了"。 他扭头转身去做历史。 上周《我的抗战》看片会上，他说为什么离开《实话实说》，"那六年半，我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在场面上做事的时候必须要应对或者说应付，我变得越来越圆滑，天助我，我病了" 心理医生说就干你喜欢的事儿吧，他从小喜欢历史，"假历史也倒背如流，高考能考96分" 等得病了有时间多看资料的时候，他觉得，"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所以他选择"口述历史"，"是谁说的，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他说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在我眼里，这个民族五千年以后，现在我们就能看到结果，基本还是个混的状态。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他打了个比方来解释他要作的事"如果我们能采访孔子呢?" "因为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口述历史)特别有意义。" 二 他成立了一个公司来做这件事，叫"清澈泉"，用六哥的话说"听着象夜总会的名字"，但是一个"可以不用提防，不用担心不交货或者不给钱"的公司。 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超过了二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二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 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他说日本的电视台NHK，"零一年我去了日本，我去那里看，一个小姐在那里操作。她就问你要看什么?看中国啊，上面密密麻麻的。问看中国什么?我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我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9月21日，就看这个。他给我打开了视频，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中国的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经死去，有的正在老，正在失去记忆。 "不能再等了"，他说。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三 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说拍之前他只知道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 "我当时就想我能不能往下做，可下面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直到看到一些事，看了很多书，就像一个一个采访，我们也在做，越了解浑身越颤栗，越颤栗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前，听他爸说了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说，这次采访才发现这些老兵和他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的知道。" 采访完，他和兰晓龙回到酒店之后，相对嚎啕。 "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居然在中国抗战历史上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和一个一个区域，居然你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我们突然知道了我们要做什么，就像你们这样这么多年做的一样。所以，就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不管怎么样，这部戏我放在这里，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四  我和小崔同事十年。 刚来的时候，部里让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小姑娘，很自然地站在后面。 他回头看见我，扶了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前排最中间他的位置，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别人老觉得他幽默，嘲讽，调侃，解构，等他坐在观众席上，听别人讲故事，眼睛一会湿一会儿热的时候，有人说"小崔没意思了，都不说笑话"，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连听一个人讲自己生命的耐心都没有了?" 他曾经对我说，"911之后，好象是国家地理频道，老放一个宣传片，是那个楼倒下的镜头，我每次看见都想，那些死者的家人看见这样的镜头是什么感觉呢?我就想给他们写信，你说我是不是有病?" 所以他说，他后来做节目已经不管什么别的了，"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是真的"。 这次看《我的抗战》的时候，好几个人问有一集节目如果是只放一个故事，可能会更好看一些，为什么要放好几个人的采访。 他说"我们采访老人这么长时间，打搅人家这么长时间，就用几秒钟、几分钟，对不起人家。有时候海若做片子特别苦恼，因为我向他们提很多无理要求，我希望他们片子多出几个人，因为可能再看一个片子，这个人就没了，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在电视台播出，哪怕是中央电视台呢，这也很好。" 五 陈虻的葬礼上，我们见过一面。 他不说话，面色不好，坐在那里。 我坐他边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吞下去了。 我知道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啊"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次看片会上，他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他说"我们做完采访，再做笔录，一校二校三校，当事人校，然后做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片子)。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一辈子不给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想加入组织就不让你进，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在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的事都特别淡" 六 有观众发言，说得很动感情。 他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诧异。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 他说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可能会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十年以后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片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同样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2002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最后他说"我们想让这个时代变化，挺难。我们等着这个时代变化，我们也等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时代在进步，我们自己在发展。就是这样。" 

为减少开卷，大英博物馆将《女史箴图》卷拦腰裁为两截，裱在板上悬挂。由于长期地球引力影响，我看到的《女史箴图》卷已出现掉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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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对Perry Anderson发表在New Left Review 杂志2010年第一期（总第61期）上的"Two Revolutions"一文的摘要。(海裔) 俄国革命改变二十世纪，而中国革命将改变二十一世纪。两场革命结果不同：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经济比沙皇倒台时更依赖于原材料出口。中国却成为世界强权。为何会有不同的结果？需要一个比较研究。  一 十月革命在大城市发生，很快夺权。其社会基础是俄国工人阶级中的青年，占全部人口不到百分之三。农民基本与革命没有直接关系。权力如果很容易获得，也就很难保持。接下来是德国的占领、列强的干涉，国内的饥荒等等，革命给人的感觉是并没有使得俄国的局势变得更好。 苏联基本上重新整合了前俄罗斯帝国的国土，但作为第一个抛弃以疆域为基础界定的国家，苏联的意识形态并非聚焦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建设，其诉求是国际主义的：世界工人运动的团结。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苏共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缺乏国内外支持。  中国革命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比沙皇政府更为虚弱的中央政权。CCP最初与国民党合作，后来采取了武装割据的方式，在军阀的夹缝中生存。但所面对的敌人仍然非常强大。日本入侵使得CCP免于被国民党剿灭。国共再次合作，CCP扩展了自身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  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情况比十月革命前更糟糕。而中国革命的结果比革命前要更好，建立了一个能够对外抵抗侵略，对内保障国内和平的政权。 二 俄国20年代集体化，导致大饥荒；30年代斯大林发动大清洗。CCP在农民中有很深的基础，因此集体化顺利进行。接下来"大跃进"和"文革"与苏联的两大悲剧看起来相似，但机制是完全不同的。二十年代苏联集体化从主观上就是要消灭富农。而"大跃进"政策主观上并非要消灭哪部分农民，其悲剧源于政策执行的盲目性。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防止苏联式的官僚专政出现，其运动所诉诸的也不是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而是青年学生。"文革"首先表现为对官僚机器的破坏而非加强，暴力主要在这个破坏过程中发生。其意识形态追求是"克服三大差别"。运动用的手段并不像苏联那样是人身消灭，而是"治病救人"，因此老的领导班子基本上还是保存了下来，不像在苏联那样，整个被消灭掉。安德森认为"文革"的理想与儒家的关系比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更紧密。它似乎是在消灭儒家遗产，但也受到其塑造和制约。  赫鲁晓夫上台，搞了"去斯大林化"，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冒险。一些政策激怒了其同僚，导致其下台。赫鲁晓夫对于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做多少改革。他下台之后，苏联经济进入了二十年的停滞。苏联党政机关迅速官僚化，成为脱离社会的特权阶级。毛泽东想避免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的命运。他完全实现了这个目标。但他的替代性方案却完全没能实现。 三 在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改革之初，两国起点很不同。苏联GDP比中国高四五倍。工业基础比中国好得多。每一方面的主要自然资源都比中国丰富。基础设施更好，人民生活水平更高，教育也更好，有可观的科技人员储备。到这个时候，苏联已经距离建国四代人，已经没有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政治和行政体系被平庸的官僚所充斥。  戈尔巴乔夫上台，大刀阔斧搞公开化和改革。前者受到欢迎，后者让许多人困惑。戈尔巴乔夫思路不清晰，思想准备不充分，他任命的人更缺乏思想，很多人变成他的抵制者。俄罗斯知识分子很快就两极分化，要么回归斯拉夫传统，要么西化，但都抛弃苏共传统。戈尔巴乔夫于是和自由派结合在一起，采纳了他们的竞争性选举主张。戈尔巴乔夫试图将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人民的直接同意基础上，而不是依赖于苏共的等级制度。这个事情比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更容易操作。既然国内要搞民主化，对外也就搞和西方和解。在西方的吹捧中，戈尔巴乔夫迷醉了。但一旦党的控制力松动，对于经济的掌控力也急剧下降，经济变得糟糕。国家收不上来税，只能印钱，这又造成了通货膨胀。戈尔巴乔夫踢开苏共，担任总统，但苏共组织是将各个加盟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一旦这个纽带断裂，苏联一夜之间就解体了。  中国起点比苏联差，但中央计划经济并不是那么严密。毛泽东认识到建立像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并不好，搞了几次权力下放。"文革"进一步削弱了计划经济，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自主权。  中国农民是人口主体。从城乡差距上说，中国比苏联大得多，农民的既得利益很少；另一方面，从党的政治和道德上来说，农民一直是领导阶级的联盟阶级。国际上，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受卫星国或者争霸野心拖累。毛泽东已经和美国改善关系。国内农民并非离心离德，民族分裂因素也不是那么明显，外部未受任何直接的帝国主义威胁，这是改革的有利条件。  但和苏联的最大差别是在政治领导上。CCP的"八大元老"都是和毛泽东一起打天下的革命者，不像苏联领导人那样，是一群按部就班上来的平庸官僚。CCP仍然保持着列宁主义的领导特色--激进、有纪律、充满想象力。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亚洲邻居的差距，试图迎头赶上，而欧洲在70-8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于苏联的领导者并不构成明显刺激。 中国的自信力也超过苏联。沙皇俄国以"第三罗马"自居，但本身是个落后国家。其伟大君主皆以西方化为追求。列宁发动革命，既反对西方，也反对俄国的落后。但这一路线并没有开花结果。斯大林回归到一种传统的沙文主义，但在他死后，这种沙文主义退潮了。赫鲁晓夫的国际主义没有立住脚，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就陷入了一种意识形态真空，社会迅速官僚化。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时候，"西化"变成了自然选项。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自信根子很深，"天朝"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自视为世界中心。近代，发生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文化自新运动。毛泽东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从西方汲取资源，也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资源。在鲁迅和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的自信力。这种自信在新的时代，转化成改革和转变的自信。  中苏两党领导层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很不同。赫鲁晓夫在发表反斯大林报告之前，并没有征求他的党内同志的意见。而邓小平起草对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时，征求了数千人意见。决议并非否定毛泽东对于革命的贡献，也承认了党的领导集体对于历史错误的集体责任。 苏共内部老发生年轻领导人反对元老的事情，因此元老们向来将更新换代看作是一个威胁；而CCP的权力代际交接中，对于年轻人"弑父"的焦虑不是那么明显。  三 中国改革的起步： 1. 解散人民公社，包产到户，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让农民得到实惠；2. 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激励因素，允许企业出售其超额产品，乃至将企业承包给经理人。3.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利用了苏联所没有的源源不断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中国农民福利没有苏联农民好，所以储蓄较多，这在改革年代成了发展的资本。 4. 中国利用了丰富的海外华人资本，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出口工业。 5. 地方分权，释放地方政府的发展经济积极性。  到8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 中国农民很满足。知识分子也得了利，只是态度有些微妙。自由派成长。《河殇》。价格闯关；运动，规模比东欧和苏联大，学生和市民的联合在苏东未见。直接领导层犹豫。元老决断。 经济牌；南巡讲话。迅速发展。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下岗。外贸迅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人民生活改善。世界奇观。  四  中国不是"崛起"，因为它在历史上拥有世界第一的地位时间非常久。更恰当的说法是"复兴"。 解释这个复兴的根源，有三派： 第一，   当红的一派，多见于历史学家，认为是帝国时期的商业传统的复兴，安德森暗指阿瑞吉，尽管没点名。 第二，   主要是经济学界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因为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挥其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结果。 第三，   主要是一些社会学背景的人士，认为中国复兴根源在于中国革命。革命造就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消除半殖民地束缚。培养了一支受过教育的、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机制，但又容纳地方积极能动性。 安德森认为三派都无法单独解释中国复兴，但他自己实际上倾向于第三派。要弄明白革命对于中国复兴的意义，可以问：中国大陆的发展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发展有何不同？ 这几个经济体发展都很快，都是出口导向。但内部差异还是很大：第一，中国对外贸依存度更高；第二，中国GDP中消费部分更低；第三，中国对外资依赖更大；第四，中国城乡差距更大；第五，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更大。  这几个特征是相互关联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政权都是美国的傀儡政权，缺乏政治主权，但又需要内部的合法性，所以控制对外资依存度，给农民一些好处，防止城乡差距过大，等等。而中国则是完全的主权独立国家， 从革命中诞生的政权，不怕外资涌入，能够压低农民消费，让农民去城市打工。  元老们都走了以后，新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是官僚出身，受过系统高等教育，工程技术背景为主，决策广泛听取智库和其他各方面的意见。经济增长，外交亦取得很大成功，增加了统治合法性，但这种成果也有很大脆弱性。  最后，感叹中国太复杂，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现象共存，观察者们不宜作出过快的判断和评价。目前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两种设想，第一是像台湾那样，经济发展之后民主化，另外一种是像新加坡那样，保持家长式的威权体制。Anderson认为两者都不太靠谱。台湾所谓民主化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是因为美国不再承认台湾为中国代表之后，国民党为了重构台湾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而采取的战略；新加坡的体制依赖于它作为城市国家所可能提供的福利制度，在一个大国很难复制。未来如何，还有待观察。   

正当许多学者认为历史悠久的文学史学科至少在理论上已濒于解体时，新兴的电影史研究却发展得轰轰烈烈。考虑到两个学科中都出现过从旧历史主义到形式主义又到新历史主义的循环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传统学科失去自信，又使新兴学科信心倍增呢？

* 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译自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文中所提出的social neurosis。Neurosis一般译为神经官能症，也译作神经症，这一概念意指一种个体精神上的疾病，其根源在于个体在童年时期的精神冲突，并构成了欲望与抑制之间冲突的后果。神经症一词在现代被用来指称各种此类的症状，比如强迫性神经症，癔症以及恐惧症等等。但是在弗洛伊德那里，该概念的使用并非意在界定概念，而是用以寻求一系列疾病的精神起源机制。就此而言，弗洛伊德主要将神经症分类为：“现实型神经症——其病因是性的身体功能失常——以及精神神经症——其决定因素为精神冲突———之间”(拉普朗虚、彭大历斯，2000：289) 。本文参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康老师的意见，将“症”改议为“征”，以更易于面向社会学的日常行为分析，以及在中文语境下做出破除内外主客观、身心二元对立的进一步努力。在此特别致谢。同时感谢我的朋友储卉娟为本文的写作结构及思路所提出的有益意见。 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Wenkatesh），也即《黑帮老大的一天》（Gang Leader for a Day）一书的作者，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9年秋，素德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美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正如斯蒂芬在本书前言里所说，刚入学不久，他被教授分派出去做一点与美国的城市贫困有关的调查研究。素德在南加州长大，从未到过芝加哥，因此也对当地一无所知。所以在第一次社会调查中，他就径直去了全美国治安状况最为糟糕的芝加哥黑人区，并马上被当地的武装贩毒黑帮扣留。幸运的是，社会学系的博士生素德并没有受到伤害，反倒以此离奇的方结识了当地贩毒黑帮的老大J.T.，并由此开启了一种古怪的、超过十年之久的友谊。借由这一友谊，素德顺利地进入芝加哥的贫民区，开始了自己的田野调查，并且最终由此而完成了博士论文。《黑帮老大的一天》一书即为素德在1989年至1996年读书期间在芝加哥黑人区的田野调查的笔记整理。在本书中，素德以自己的调查研究为线索，为我们描述了以J.T.为首的贩毒黑帮的组织结构与运营机制，黑帮、贫民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所有这一切与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从一个内部人的视角，回答了一些有关城市贫困的典型问题，比如贫困陷阱的问题，贫困社区的暴力问题，以及居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互动问题等等。素德与罗伯特·泰勒区众人之间的互动所构  1社会学研究成的关系及其引发的问题乃是本书的核心结构。这种互动彰显了更为深刻的两层涵义：现代社会科学与贫困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美国主流社会及文化与黑人贫困文化之间的冲突。就此而言，本书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它指出了现代社会学研究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痼疾。一、隐秘的贫民区与素德的方法论困境华康德曾经指出，在美国社会学研究有关贫困（poverty）和贫民区（ghetto）的讨论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三种“不良倾向”。第一种是贫民区这一概念的稀释化，也就是在讨论中混淆并减弱了种族的基础性，以及此种基础的历史意义以及社会程度；第二种倾向，是从某种外部视角出发，将贫民区描述为一种失序的社会形态，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的层面上，都可以用“匮乏和不足”这样的负面词语来形容，而没有从其内部出发，讨论其内在机理与特别的社会功能形态；第三种，是从失组织（disorganization）的概念出发，倾向于将贫民区及其居民荒诞化（excoticize），“从外部与俯视的角度，强调贫民区生活里最为极端和非常态的方面。”这三种倾向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认识论屏障”（epistemological obstacle），使得针对美国贫困的讨论“致力于消除在常识感觉与社会科学的分析之间的，在有待阐明的争议性的复杂现实与大众所亟欲深信的东西之间的界限”（Wacquant, 1997: 342）。由此可以认为，尽管美国的贫民与贫民区研究有其深远的传统，但主流研究所叙述的内容不过是外部视角下的想象而已。此类传统的研究并没有获得来自内部视角的切实经验研究的支持，因此所提出来的有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基本都无关痛痒。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华康德的论文发表之前。在本书中，素德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田野工作之后，也在相关的学术会议上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在座诸位似乎没有谁与花太多时间与穷人们呆在一起”（Sudhir, 2008: 176）。素德在本书中所做出的贡献，恰好与这三种“不良倾向”相对应。但是此类田野研究并非易事，原因之一在于，以黑人帮派及其赖以生存的贫民区社会结构为核心的贫民社会对外部世界有着极高的警惕性和不信任感。所以尽管美国社会学中有关贫困和贫困社区的研究连篇累牍，2社会学研究但是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贫困社区自身仍然是一个隐秘的世界。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中产阶级社区与贫困社区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常常使得素德无所适从。这样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芝加哥的主流社会文化与罗伯特·泰勒区的地方亚文化上的不同，也体现在素德所屡屡碰到的现实问题：他被要求站队。素德选取的定性研究方法意味着他要不断地进入调查地点的日常生活，展开深度访谈以了解社会。在此，“站队”有两层意义。其一就是贫民区的人针对素德的提问。虽然素德自视为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但是在进入地方社区的时候，他必然会被当地居民视为某种权力的代表。在调查中，素德不断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站在白人那边，还是站在黑人这边？你是站在警察那边，还是站在黑帮这边？你是跟着这位帮派老大，还是跟着那一位？这一类的问题并不只是素德在罗伯特·泰勒区的社会世界里的现实选择，而且正如素德在书中所反思的那样，这一类问题也提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实质问题，即是否真正存在社会科学方法论里所说的客观中立？“站队”的第二层意义就是素德在调查中自我提问的问题。在书中，在面临着田野工作里学习当地文化和作为一个学生的双重世界的困扰时，他写道：“要阻止我所面对的艰难，社会学家的标准工具似乎力不从心，这让我愤怒不已。”（Sudhir, 2008: 176）素德所面对的艰难就是在他的田野调查中是否要坚持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课堂讨论中，或者在一般的调查中或许并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素德在他那种极端性的田野工作中，却必须要直面这样的问题。当他见到当地居民被帮派成员殴打时，当他看到当地居民受到了严重伤害，而医院和警方都无动于衷时，以及当他见到地方官员和警察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时候，他都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是否要坚持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更具实质意义的问题在于，素德绝大多数的同学和教授们都没有遭遇到类似问题的困扰。今天的社会科学，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调查研究方法论，比如调查问卷的设计，量表的使用，文献研究的阅读，各种规模的调查问卷的发放填写，对统计学知识的要求，以及电脑以及专业的电脑软件的应用等等。3社会学研究借助于雇佣的调查人员，研究者甚至可以在与受访者完全隔离的情况下，完成一次完整的研究。此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在这样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学研究都可以心安理得，不受任何困扰地去讨论现实问题。约翰·奥尼尔将具有此类发展趋势的社会学研究称为“表面行当”（skin trade）（O’Neill, 1972：7）或者社会科学的医疗化（O’Neill, 1995: 28）。所谓表面行当并非意味着社会学不是一种专业化的学科，或者不是一门科学。相反，“它仅仅意味着，社会学必须要宣称一种科学的与专业的地位”（O’Neill, 1972：7），这恰恰是表面行当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约翰·奥尼尔以现代社会职业化的牙医为例来讨论所谓的“表面行当”。一名职业的牙医要求拥有各种配备，包括牙医诊所的装饰、接待员、护士、各种医疗器械、表格等等。只有借助所有上述这些配备，牙医才能够完为所谓的职业化行为，也即检查修复牙齿。牙医的原初实质性工作与那些表面功夫中的绝大部分都毫无关联，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借助于它们，牙医才能在一种“职业化—病人”的关联中“重构他的口腔工作”。在此意义上，口腔工作的地位对于一名牙医来说，反倒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社会学的科学化和职业化也有着同样的要求：“大量社会学的结构性功能…支持一种在科学家及其对象之间的净化仪式。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实质重要的是仅仅透过职业化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对象，并拒绝接触病人，贫困人口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以防止其反诘自身。”（O’Neill, 1972: 7）以此方式，谈话中的各种复杂的关联互动，比如爱欲性共存关系就被化约成了访谈大纲或者态度量表，使得被研究者通过此类研究方法的过滤，成为了干干净净的实验室对象。社会学研究的结构越复杂，技术要求越高，实施成本也就越高，也就越来越成为只有富裕阶层才可以负担得起的职业。同时也就越来越使得社会学对真正的贫困、犯罪、种族等问题敬而远之。现代社会学的这种性质，是素德的田野工作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的根源所在，也是隐秘的贫民区得以可能的另外一种原因。素德选择了与他的同学和教授们不同的调查方法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而非只4社会学研究“坐在教室里讨论统计学”。他在走进贫民区，直面隐秘的现实生活的时候，遭遇到了他的同学同事们通过“正规的”社会学方法论可以轻易避免的问题。素德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新近，乃是从胡塞尔等人开始的关于近代科学意义问题的讨论和韦伯关于科学与政治的讨论的延续。素德的困境来源于社会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这一困境部分来自于知识与价值两个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分离，是社会科学的先天性吊诡所在；而另外一方面，这一困境也由于社会学作为一种表面行当在学科科学化上的共谋而隐而不彰。这一共谋使得素德的同学以及世界上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可以体面地避开他所遭遇到的尴尬。与此同时，这一共谋也使得知识的生产机制成为一种垄断。这种垄断使得现象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常识性的理性与价值判断失去效力。所谓失去效力，并非仅只是现代社会以专业知识之名对于个体的健康、快乐、家庭乃至于性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在此专业领域的成长过程中，对于理性和非理性、健康和非健康以及主流社会和贫困社区、文明举止与暴力行径这样一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在后面的这种背景之下，“权力，真理以及生活…都是被编码进入各种种类的内在化信息，以将个体的健康、知识和劳动正常化。”（O’Neill, 1995:40）现代专业知识与国家治理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互相塑造的关系。这两种效力丧失表明了社会—心理空间上的诊所化以及社会控制的知识医疗化。由此，约翰·奥尼尔认为，“它们开启了权力关系的新的领域，我们将其称为疗治性国家”（O’Neill, 1995:41）。而此种分析领域，正有助于理解J.T.的黑帮及其赖以生存的黑人贫困社区。二、作为一种社会官能征的贫民区此种疗治性国家如何来看待隐秘的贫民区？如上所述，作为美国贫困典型的罗伯特·泰勒区，乃是一种被隐藏的社区。正如素德在书中所说，在他所进入的这个社会世界，与素德成长的家乡，即南加州中产阶级的郊区完全不同，也与素德所就读的大学所代表的芝加哥中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素德在这一社区中经历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社会形态。5社会学研究罗伯特·泰勒区第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各种资源极度匮乏，包括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以及权力资源。学校教育、商业活动、警察、医院、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等这些构成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组织在该贫民区几乎全部缺席，并由此而构成了罗伯特·泰勒特有的“社区空间”，为毒品黑帮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环境。由于生存的需要和资源的匮乏，身体成为了最为常用的资源。为主流社会所严禁的来自于毒品的身体快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权力关系在其中无所不在。毒品的滥用使得黑帮在经济上得以可能，并甚至使得罗伯特·泰勒获得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资源。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黑帮乃至是整个贫民区的基本特征，而妇女们（甚至包括年轻男性）普遍以各种形式出卖自己的肉体。身体或性交成为了某种货币形式。有关现代社会里资源匮乏、暴力泛滥与权威主宰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在这一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与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努力中，他指出，尽管在其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①背后隐含了匮乏（scarcity）这一基本的事实（fundamental fact），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他认为，匮乏在现代社会的分配，已经从最初的暴力原则变成了“权力的理性运用”。而这种理性的权力运用在其过程中与权威的主宰性运作相呼应，造成了现代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现实原则。而后者又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下，有着各异的对于个体冲动的控制，马尔库塞将其称为在基本的抑制之外的过剩抑制（surplus-repression），而与之相应的，“现实原则的盛行的历史形态”，就是表现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Mercuse,1966:35-38)，也即与正常的主流社会形态相符合的爱欲表现（erotic performance）(Marcuse, 1966:46)。罗伯特·泰勒从资源的匮乏到暴力的泛滥，正是由于权威主宰性运作的理性权力运用所导致的特殊的过剩抑制造成的。从J.T.以及其他人的经历可以看出，贫民区的人遵循主流的社会规范、经由教育的途径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极少（尽管这几乎是唯一的途径）。也就是① 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弗洛伊德与1911年发表的《精神功能二原则论》，并与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一起，随后成为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概念。作为支配精神运作的两种原则之一，现实原则乃是对快乐原则的修正。现实原则作为一种调节的原则，使得个体不会直接追求满足，而是会根据现实条件迂回进行，并延迟对结果的追求。6社会学研究说，贫民区的居民极少可以获得主流的表现原则对于其身心的规训，并因此而获得资源。在马尔库塞的讨论体系中，作为现代社会规训重要环节的劳动（labor），也即工业社会中异化性的劳动，在罗伯特·泰勒区的居民中几乎不存在。而这一身心规训的缺乏，反过来又使得该社区在资源的配置的争夺上处于劣势。个体的心理问题与社区的政治问题在这里成了一种互相加强的关系。马尔库塞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建基于弗洛伊德对于个体官能征的思考。在弗洛伊德看来，暴力的可能性，也就是攻击性乃是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所谓文明，在弗洛伊德那里的含义是“一种服务于爱欲的过程。而这种爱欲的目的就是要将单独的个体、家庭、继而种族、人民和各国家都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一种人类的结合体”（Freud, 1985:313）。现代社会所强加给个体的牺牲，不仅包括对性的控制，还包括对个体攻击性的束缚。为了可以在一个具备互相攻击性的群体中生存，“文明人用其一部分的快乐的可能性交换来了一定的安全”（Freud, 1985: 306）。文明的进展因此得以可能，但这一进展是建筑在永恒的冲突之上的。而这一冲突同时又带来了个体性的神经官能征。在现代社会中，原初的父亲的功能已经逐渐从个体转移到其社会角色，进而融进了社会机构权威，并“教导儿子变得成熟，以及束约其社会的成员””Marcuse, 1966: 75）。所以最初的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向个体—社会之间的冲突转变。在其俄狄浦斯的比喻中，弗洛伊德建立了“一种自我寻求其限制的辩证法。反律法主义式的情感（antinomian feelings）自动引发了补偿性的自我指责”，而这种指责，又反过来使得个体心理层面上的抑制（repression）得以可能（Rieff, 1959:226）。这种指责即为负罪感，与其相伴同生的是良知的感觉，也即感知罪恶的可能性：“良知，是我们对某些特殊欲望由排斥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知觉。重点在于，这种排斥不必寻求任何理由，乃是‘不言自明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罪恶意识，即对我们某些要满足特殊欲望的行为的内在厌恶”（Freud，1950：68）。在弗洛伊德那里，此类罪恶感是构成焦虑的重要因素，并与其社会特征一起，构成了神经官能征的实质特征。在禁忌与欲求的相持过程中，不可接触性成为了神经官能征的另外一个核心特征：“在塔布中，禁止接触乃是核心禁忌，也即神经官能征的核心；因此它有时被称为‘接触恐惧症’”(Freud，1950：27) 。社会因此变成了抑制性的社会，个体也因此而获得神经官能征。神经官能征乃是个体的自我保存利益与利比多的渴求之间冲7社会学研究突的产物。在这一冲突中，“自我获得胜利，但是其代价是严重的痛苦与放弃”（Freud, 1985: 309）。这一原初的抑制与个体欲望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现代神经官能征的原型。承接弗洛伊德的思考，马尔库塞在其所讨论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劳动的等级体系（hierarchical system）中表明了此种冲突转变在现代社会里的进展。这一等级系统“不仅将主宰（domination）理性化，而且‘‘内含着’反对主宰的反抗”（Marcuse, 1966: 90）。与这一体系不同的是，在罗伯特·泰勒这里，我们所见到的是个体—社会冲突的另外一种发展：地方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即在劳动等级体系之外的社会世界与该系统本身的冲突。罗伯特·泰勒在文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它是一个以守望相助为基本社会形态的情感性社会，这与以专业化分工的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素德在进入该社区之前并未有过此类经验。这一点使得罗伯特·泰勒与传统性社会有所接近，但是由于前一种从资源匮乏到暴力泛滥的特点，它显然并非是一个传统型的社区。但无论如何，在主流社会看来，罗伯特·泰勒的社会形态，正如华康德所总结的，是一个荒诞化的非常态社会。以J.T.为首的贩毒黑帮植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与该社区处于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黑帮为社区民众提供基本的治安，以及甚至是某些福利，而社区作为毒品的最大市场，也是黑帮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等级化的劳动体系看来，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现实存在。贫民区以及黑人帮派无时无刻不在以暴力活动，非常态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刺激着“主流社会”，提醒着自己的存在。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层次的暴力：J.T.或者黑帮在社区内的惩罚行为、帮派与帮派之间的战争以及作为整体的社区与主流社会的冲突。这三种暴力的共同特征在于展示性。J.T.通过展示其暴力来维持权威，帮派与社区则通过展示其暴力来获取或者维护自己利益。所以，主流社会在文化模式上的自我认同由于与贫民区的暴力展示而陷入了困境。但与此同时，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知识生产机制开始将暴力化的贫民区的存在去意义化，并进而亟欲将其摧毁。所谓将其存在去意义化，是指在前述中的那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中，对于贫困社区以及贩毒黑帮的概念化塑造。在此类包含着个体自我认同的社会存在塑造过程中，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阿尔杜塞所说，意识形态乃是一8社会学研究种“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力量….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并在其中产生出现实影响。这些现实的影响乃是构成人的主体性的重要部分。于此，意识形态被认作是一种社会功能，为个体提供了嵌入社会机构与程式的社会与政治认同。这些社会机构与程式又反过来强化了特定的信仰系统”（转引自Moon，2006：265）。在此类塑造中，贫困社区以及贩毒黑帮成为了犯罪、罪恶、道德败坏等等负面词汇的代名词。主流社会为罗伯特·泰勒提供了现实原则，而罗伯特·泰勒使得主流社会对其充满了厌恶，焦虑异常。所谓亟欲将其摧毁，也即贫困社区及黑帮在知识谱系中的位置成功地唤起了主流社会的良知，也成为了主流社会寻求正义、平等乃至自由等等主流价值的正当理由。此种寻求，需要借助消灭贫穷和暴力，也即通过对贫困社区的改造来完成。而弗洛伊德所讨论的神经官能征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即“接触恐惧症”，在这里也堂而皇之地存在：位于罗伯特·泰勒区和中产阶级居住区之间的那一大片开阔地带就是其最好的符号性表达。那一片地带本来被规划为黑人住宅区，由于过于靠近中产阶级的居住区域，原本要建在此处的建筑被塞进了远离中产阶级的一侧，以使得主流社会避免与贫民区接触。另外，素德从进入芝加哥大学开始，就不断地接到官方正式的警告，要求不要与黑人贫民区接触，因为那里是罪恶之地，是危险的场所。这一类的警告，也是“接触恐惧症”的社会性体现。因此从精神分析哲学的传统来讨论现代社会中的贫民区，可以将失范的贫民区视为美国社会的官能征。在精神分析的哲学传统中，神经官能征从个体的身心角度表达了文化与权力结构与冲突。文明的进展是基于永恒的各种冲突之中才得以可能。这其中包括性的冲动、攻击性与规训，以及个体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发展出对于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现象的暴力和其它现代文明的负面部分的分析。而在马尔库塞的帮助之下，我们则可以将罗伯特·泰勒社区以及J.T.的黑帮视为此种分析的绝佳案例。它们都构成为美国主流文化不可或缺的实质性对立面。它们与主流文化或者“正常的”文化相伴同生，如影随形，一体两面。它充满活力，来势汹汹，不断地骚扰文明社会，使其痛痒难当，无法安心。在规训的现代文明社会世界中，由国家权力所强力背书的常规“工作流程”，“劳动纪律”以及官僚体制等规定了身体的行为举止，以及受控的快感，并同时提供了工作，健康，教育等等权利。罗伯特·泰勒和J.T.的黑帮不仅通过它们的存在自身，而且还通过其生存方式，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其9社会学研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该社区中暴力的泛滥，毒品的滥用以及毒品经济在该社区的经济支柱的地位。所以尽管主流社区理所当然地欲将其除之而后快，但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疗治性国家的性质，也正如素德在本书中所展示的，这一计划实际上并不可能完成，而且其意义更多针对于主流文化自身。由此出发，我们认为，在现代疗治性国家中，最为重要的“接触恐惧症”正是由素德所遭遇的方法论困境所表达出来的：现代社会科学对于现实问题的“接触恐惧症”。这一接触恐惧症由一系列的方法论原则和研究体系所构成，同时，在第一节最后所讨论的知识垄断机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是使得以罗伯·泰勒为代表的社会官能征成为可能的核心要素。三、一种社会官能征分析的可能性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并非旨在提出一种理解现代社会与主体性的二元论，而是希望可以藉此讨论在流行的话语体制背后存在的此种二元论的生长机制。在这一方面，已经有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传统中，约翰·奥尼尔承接从本雅明、萨特到阿伦特对于暴力以及文明的思考，则进一步将暴力置于日常生活以及文明化的背景之下，将个体性暴力、或者犯罪性暴力与机构性、战争性的暴力区分开来。在此区分之下，作为现代社会代表的美国的贫民区及其特征性的暴力活动就纳入了思考的范畴（O’Neill, 1972: 57）。在以技术理性为基础所建立的现代文明中，国家治理垄断了一切合法暴力的可能性，同时通过把日常生活中私人化的暴力归类为非理性，努力将其排除在自身的体系之外（Elias，1982）。但是以暴力为代表的种种负面现象，也即马尔库塞所说的现代文明的疾病与不满，包括战争、暴力、贫困等等，并不会随着文明的排斥而消失。正是在这里，社会官能征获得了其讨论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约翰·奥尼尔认为，在现代身体理论的传统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弗洛伊德并未提出一种生理修复技术（bio-prosthetics）以为文明提供新的动力。他希望可以从身体出发来重构社会和历史。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重返人类原初想象能力（拟人论），虽然这在表面上与当今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但是却有可能在今天这种10社会学研究疗治性的国家形态中，为社会科学重拾信心，并进而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自然以及社会机构之间那种复杂关系之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约翰·奥尼尔，1999：2）。就此而言，他认为福柯所讨论的性的身体并不足以代表身体意义的全部，他转而主张对一种交往身体（communicative body）的讨论：“交往身体被降格为性的身体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歪曲了那曾经统摄着自然、社会和人类身体的性别化的宇宙学，并使其从属于自然和人类家庭的工业化”（奥尼尔，1999：6）对于奥尼尔来说，交往身体既是“所有社会的道德基础，也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实践的道德基础”（奥尼尔，1999：8）。在重返拟人论的基础上，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官能征可以获得其日常分析的空间。而这一领域尚未在社会学的日常分析传统中获得重视。个体层面上的社会神经官能症的意义特别集中在对于此类行为举止的社会学理解之上。除此之外，重返拟人论的社会学努力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学想象力，以及社会学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恰当位置。此种反思与重构，对于面向转型社会，思考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来说，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尚·拉普朗虚，尚-柏腾·彭大历斯，2000，《精神分析词典》，沈志中，王文基译，台北：行人出版社。素德·文卡斯特，2009，《黑帮老大的一天》，孙飞宇译，上海：世纪文景出版集团（即出）。约翰·奥尼尔，1999，《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Brown, Norman O. 1985,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Elias, N. 1982/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Freud, Sigmund 1950, Totem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 Society and Relig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O’Neill, John 1972, 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95, The Poverty of Post 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Marcuse, Herbert 1966,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11社会学研究12Moon, Claire 2006, “Narrating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Social & Legal Studies 15.Rieff, Philip 1959, 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Venkatesh, Sudhir 2008, 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Wacquant, Loïc J.D. 1997, “Three Pernicious Premises in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Ghett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2） Events and Debates.作者单位：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思想项目责任编辑：杨 可 

 2009年12月15～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办的“俄罗斯东欧中亚与世界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40多所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l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现将论坛讨论的有关问题综述如下。 政治部分 关于俄罗斯的政治局势。与会者认为，俄罗斯的政局基本是稳定的，这与梅普组合直接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吴恩远研究员认为，分析俄罗斯政局的稳定，首先要界定政治稳定的概念。如果说指的是制度性的变动、政局替换、大规模的街头政治甚至内乱，那么俄罗斯在下一届大选之前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俄罗斯政局在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仍然隐含着变数，梅普关系是影响这种变数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内因看，俄罗斯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有大的改观，普京作为总理难辞其咎。梅普在治国理念有较大差异，梅德韦杰夫更倾向于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俄罗斯有学者甚至将他与戈尔巴乔夫相提并论;而普京更强调威权政治。这种差异也影响到干部体制的变化。另外，社会舆论发生了变化，上层学者之间的激烈论争会加大梅普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从外因看，奥巴马上台后对俄罗斯的核心利益给予了一定的宽容，会使梅德韦杰夫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西方的态度，从而影响到俄罗斯的内政。 上海社会科学院潘大渭研究员认为，俄罗斯国内政局的稳定与下列因素有关。首先，从权力结构形成的过程来看，叶利钦把权柄交给普京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和国内发展方向做出反思后才决定的。第二，普京在执政八年中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领导层，它所起的稳定作用实际上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第三，梅德韦杰夫基本上沿袭了普京的执政理念和发展道路。另外从社会层面看，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变化趋于稳定，社会心理趋于成熟，改变了过去那种彷徨、不知所措的状况。 新华社盛世良研究员认为，在梅普组合中梅德韦杰夫并没有成为一个非常独立的政治家，政治上还处于从属地位。从干部队伍来看，普京任命的干部占77．4％，梅德韦杰夫任命的只有9．4％；从权力资源看，普京控制的是政府的经济板块、议会、政权党、审计署、地区议会，梅德韦杰夫控制的主要是总统办、安全会议和强力部门。因此，不管是干部资源还是权力资源，基本上还是普京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会长于振起先生则认为，现在是“没有普京的普京时代”。所谓梅普组合出现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制造的，其目的就是要挑唆梅普之间的关系。奥巴马访俄时的一些举动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梅普之后的公开亮相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外界的疑虑。如果当初普京有继续连任总统的野心，他完全可以效仿卢卡申科；他选定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表明他对梅德韦杰夫以及自己的政治基础有充分的信心。 关于俄罗斯政治进程及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树华研究员认为，俄罗斯的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包括政治发展道路，还处在探索之中，它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没有最终定型。与此相关，作为理论支撑的历史观、发展观和价值观等方面也没有定型。从社会层面来看，俄罗斯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机制，市场、机制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还差得很远,在一二十年中都难以建立起来。 复旦大学杨心宇教授认为，从法学的角度来看，从普京到梅德韦杰夫的这个时期是一个新制度的建构过程，2008年11月俄罗斯纪念l993年宪法的颁布，给两个主要起草的领导人授予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这说明制度的构建要树立宪法的权威。俄罗斯的宪法不一定跟民主相联系，它是跟制度、法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年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实践．其实是在建梅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权结构，为今后的发展建立一个稳定的法制与秩序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薛福岐博士认为，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以来所提出的改革措施，都是一些技术性的安排，从来都没有涉及到普京体制的根本，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现状是使最高权力稳定延续下去。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其作用是整合国内的政治精英，将精英之间的分歧和竞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保持政治的基本稳定，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变的可以预测。 盛世良研究员认为，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2009年俄罗斯的经济表现不论在七国，几国还是二十国集团当中都是最差的。俄罗斯认识到它的经济很脆弱，主要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是自身的问题；而且今年它的国际环境变化更为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治似乎要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又不是很大。梅德韦杰夫在9月10号发表《俄罗新，前进！》，大谈自由、民主和法制，基调跟普京有根大的距离。但是三个多月过去了，其实并没有大的变化，如果俄罗斯真要经济现代化，那就要跟西方改善关系，但这又会跟它现在的政治体制发生很大的矛盾。因此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将非常困难。 关于俄罗斯的政治思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董晓阳研究员认为，近些年来俄罗斯无论上层的指导思想还是社会思潮，都出现了回归传统观念的倾向，这是在俄罗新社会制度变化以及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和必然的表现。对斯大林的评价虽然是一个正视历史的问题，但并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它体现了俄罗斯社会和上层追求社会发展的完整性与价值观的回归。另外，它不仅仅是国内的进程，也是关涉到苏联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因此也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 杨心宇教授认为，俄罗斯对斯大林问题、苏联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是出于三方面的目的。首先是要寻求历史的客观真实，维护俄罗斯民族的自尊，防止在历史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污点，在道义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第二，说明斯大林和苏联时期他们的做法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理由，比如在李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条约上，俄罗斯强调在战争期间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这样做，即使说不道义，但也没有别的办法。这种解释不能说是为斯大林平反。第三，俄罗斯需要澄清一些问题，防止被进一步妖魔化。 关于俄罗斯东欧政治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提出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方面的多项议题。首先，如何判断俄罗新东欧中亚地区20年的政治转型？政治转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党体制，它究竟已经成熟稳定，还是处于形成之中？其次，从l989年到1991年推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改革的思潮背景主要是新自由主义，20年后对这种思潮究竟该给以何种评价？思潮变迁对一个国家内部体制构建的影响力到底如何？第三，对于政治转型过程当中的各种要素值得做一些深入的分析，如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袖的作用、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群体是的形成和互动，等等。 美于中东欧局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高歌研究员认为，2009年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继续按原既定的轨道，即向多党制和议会制推进。一些国家进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但没有大的政治波折。从20年历程来看，中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轨迹比较明显；这种既定的发展方向未来也不会改变。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与俄罗斯不同，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非常大。一战以来几次重大的道路选择受外界的影响非常大，l989年后在道路的选择上固然与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关，但欧盟的作用不可忽视。 关于独联体局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赵常庆研究员总结了2009年中亚地区的局势。他认为，虽然金融危机给中亚各国带来了不少问题，但中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基本稳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权力量相当大，反对派力量非常弱小。中亚各国的安全形势没有太大变化，美国增兵阿富汗，将塔利班武装压缩在南方地区。这对中亚国家的安全形势较为有利。同时由于阿富汗战争的缘故，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有所上升。于振起副会长认为，2009年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形势比较平静、稳定，明年唯一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大选，大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乌克兰的国家发展方向。 经济部分 关于俄罗斯状况。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陆南泉研究员的分析，2009年俄罗斯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2000～2008年间，俄罗斯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2008年第三、四季度，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GDP仍保持5．6％增长率．8008年末2009年初，社会各界普遍认为，2009年俄罗斯经济会有所下降，但不至于剧烈滑坡。然而，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却出乎预料，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遭到重创，自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下滑幅度超过了二十国集团及金砖四国。2009年1月至10月，GDP同比下降9．6％；棒德韦杰夫估计，2009年降幅为7．5％；世界银行认为降幅可达8. 7％。俄罗斯甚至认为，其经济跻身于金砖四国已名不符实。 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形成路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新研究员认为，俄罗斯本次经济危机由外部输入，首先在金融部门引发，然后对实体部门形成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引起外资抽逃，导致金融市场崩溃．2008年9月19日，证券指数暴跌42％。证券市场的危机产生了以下四方面影响：一是卢布汇率贬值，发生银行挤兑，卢布储蓄转变为外汇储蓄。2009年10月，银行总存款的6％被提走。二是削弱了银行提供贷款的能力。证券暴跌带来的损失，占银行总资本的l0％～20％。三是降低了俄罗斯企业在国内外通过有价证券获取抵押贷款的能力．四是由于先前提供抵押贷款的证券严重贬值，恶化了公司外债状况。随后，金融部门的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部门，建筑业和冶金行业首先遭到冲击。能源、原材料国际价格大幅下跌，导致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下降，冶金采矿业大量裁员。金融部门的危机，引发了流动性危机，产品销售困难，许多企业减产、停产，甚至破产倒闭，失业大幅上升。2009年1月至9月．俄罗斯GDP下降l0％。2009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俄罗斯衰退超过l0％。 俄罗斯2009年经济受重创的原因。与会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俄罗斯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与出口结构问题。俄虽然不是WT0成员，但全球化程度已很深。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达50％～70％，对外贸易是支撑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年1月至10月，俄罗斯对外贸易下降了41．1％，其中，出口下降42．3％，进口下降38．9％，俄罗斯出口结构问题更为严重，2009年1～10月，能源出口占出口总额的66．3％；由于国际油气价格大幅下跌，俄能源部门向财政提供的资金剧减，2009年1～9月，俄罗斯进口的机器设备比同期下降53．9％，其次，内需乏力，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新试图通过增加投资，向银行发放贷款、降低税务等途径刺激经济，但效果不明显。随着财政状况的恶化，国家预算款项难以落实，已有43个联邦主体托欠工资，居民购买力降低，零售商品流转额大幅下降。第三，实体经济大幅萎缩。俄罗斯对企业投入了1万亿卢布。但仍未能顶住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1～10月，俄工业产值下降了l3．7亿美元，大多数重要的工业产品大幅度下降。第四，经济结构问题，长期以来，俄罗斯仍未改变以出口能源、原材料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本次危机中，俄罗新的荷兰病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整个苏联时代，选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一直没能解决。要改变这种经济结构，是非常困难的。 对俄罗斯发展模式的反思。李新研究员认为，经济原料化的发展模式与经济自由化的战略构成了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俄金融领域实行自由化，国家对金融的干预、监督几乎成为盲点。于是危机首先从金融部门，通过自由化渠道转移到国内。2006年7月1日，俄罗斯政府实现了卢布的完全自由兑换，打开了俄罗斯市场的最后一道闸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选择了错误的改革战略，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模式，再一次经历着严重危机，21世纪前7年，俄经济快速发展，外部市场行情良好，精英阶层难以清醒地判别新自由主义的优劣，对其新自由主义改革能力的极限难以准确衡量。因此未对国内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俄罗斯的改革者只相信市场，只关心金融的自由化。然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则缺乏长期思路。 对俄罗斯经济前景的预测。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动对俄经济前景具有重大影响，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化情况以及国际市场的能源、原材料的需求的变动，与会者对俄罗斯经济发展趋势有两种估计：一种是U型或者V型。油价稳定上升，俄罗斯经济复苏；另一种估计是，油价跌至每桶40美元，经济前景可能呈现W型。与会学者的共同的看法是，2010年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将优于09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将对俄罗斯经济产生直接影响，使2010年的经济形势有所改善。 关于中东欧经济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认为，中东欧经济在2009年陷入全面衰退，但未出现极端严重的恶化。之所以如此，一是过去20年中东欧国家建立了市场经济框架，其制度效应仍在发挥作用；二是外国银行的存在对中东欧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西欧银行未把资金大量撤回，使金融部门保持了相对健康；三是外国直接投资仍保持相当大的存量，未出现大规模撤资的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稳定因素；四是经济政策比较得当，及时调整了财政、货币政策，增加了金融部门的流动性；五是反危机的国际协调支持了困境中的中东欧国家；六是外部经济环境有所改善，从第二季度起，中东欧国家的出口市场——法国和德国，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孔田平研究员认为，在发展模式上，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中东欧国际对外贸与外资的依赖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在东西欧金融一体化方面，过去l0年中，西欧的商业银行控制了中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商业银行，促进了中东欧经济的增长，但是东西欧之间金融的密切联系，有可能加剧危机的传播，在经挤结构的多元化与多样化方面，近年来中东欧很多国家过度依赖于汽车制造业，一旦西欧经济不景气，汽车销售必然受到冲击。中东欧国家的转轨已无法逆转，在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有可能放缓，但不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动荡或政治危机，该地区的宪政民主框架也不会遭到强有力的挑战。 中亚2009年经济形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胡红萍副研究员对中亚五国的经济进行了评估。首先，经济增幅剧降。哈萨克斯坦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经济均大幅下挫。乌兹别克斯坦经济较为封闭，金融体系较保守，受危机冲击最轻。其次，外贸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导或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原材料出口大幅下滑。由于原材料和生产需求下降，中亚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收入悦减，乌兹别克斯坦的鞠花出口、塔吉克斯坦的铝制品出口均大幅下滑。第三，金融信贷体系受到冲击，大量热钱外逃，导致哈萨克斯坦金融业流动性危机，银行无款可贷，面临全面破产，只能靠国家基金维持运转。第四，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引发大量失业，加深了该地区的贫困化程度。第五，房地产价格回调。第六，境外劳务收入减少。由于俄、哈两国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俄、哈的务工人员被迫回国，劳务汇款下降。随着劳务收入下降，两国经济面临困境。 2009年是中亚各国非常困难的一年。下半年形势有所改善，部分得益于中亚国家采取了一些较为有效的反危机政策，但其主要原因是，2009年下半年，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回升，从总体看，中亚各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 外交部分 关于中俄美三边关系。对中俄美“三边”，抑或“三角”关系这个概念，有一些不同看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王海运主任认为中俄美三角关系客观上是存在的。中俄美分量相当，可以构成三角关系，三者之间也存在互动关系。中国的国际战略运筹也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上。中美关系发展正在加深俄罗斯本来已经存在的战略疑虑，俄罗斯对中美关系的疑虑一向很深。现在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俄罗斯大国主义情节很强，把G2看成是对其大国地位的贬损，第二种观点倾向于不使用三角关系这个概念，主张淡化它。李静杰研究员认为，现在中俄、中美关系无论内容，实质都和以前不同。中国没有完全倒向美国，中美也有共同利益。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坚持表示，中俄美三边是存在的，但就2009年这个时段量来看，中俄美三边淡化了，因为三边基本上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是今年国际政治的主题。 北京师范大学李兴教授提出一个双向双线同盟的概念。冷战时期的结盟，或者源于共同威胁，或是为了得到红利。而现在的结盟，是为了完成某项战略任务。他认为现在的中俄、中美关系具有双向同盟的特点。外交学院杨闯教授则表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似乎不等于同盟，中美中俄间也没有条约义务． 关于中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中俄关系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王海运主任认为对俄罗斯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不可替代。无论从安全战略，发展战略来说都是这样，设想如果失去俄罗斯这样一个战略伙伴，这些年，中国将是什么处境？今后若干年在国际大变动中中国将是什么样的处境？这个是要考虑的。4300公里的共同边境，这是最重要的地缘战略现实，这个改变不了。北方邻国对我国及其重要，必须像重视中美关系那样重视中俄关系，中国的地缘战略现实，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对国际环境的需求，要求我们同时处理好对美对俄关系。动态地决定对美对俄关系中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而不是一定是一对关系服从另一对关系。 李静杰研究员提出一个独特的视角。他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华人、华侨，中国城，只有俄罗斯没有，而俄罗斯还是我们的邻国。去了没多少人，就大喊中国移民威胁。他特别表示，对俄对美外交要很好平衡，避免出现偏差。同时，他提出中俄关系不能建立在第三国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在一个理性的框架上，这个框架就是我们是邻居，必须友好相处，这是最可靠的。 杨闯教授表示，要珍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不能改变，这为政治互信，发展全面关系打定了基础。尽管俄在军品贸易上还对中国保持戒心。但是也应看到，金融危机后，两国在能源领域合作领域还是取得了进展。中国进口能源多元化和俄罗斯能源出口多元化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是中国和俄罗斯能源合作的前景还是很好。中国有些方面不能盲目跟随俄罗斯，例如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问题，中国没有承认，这是坚持独立自主外交的一个体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陈玉荣研究员认为，要倚重中俄关系这条线，周边安全是第一位的考虑．中俄关系对多极化、上合组织、中国西北东北安全至关重要，中俄有很多共识，这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异。解决俄罗斯的疑虑，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战略互信，例如G2，二是中国威胁论，对于贸易结构不平衡的同题，中国要做解释工作。 军事科学院陈学惠研究员主张，今后应少用拓展利益这种提法，这是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维护国家利益的提法更好一些。中国不能走过去大国的旧路，应走一条新路。 赵华胜教授表示，中俄关系今年有几个特点。一是低级政治越来越影响到高级政治。二是中国开始占了主动，包括在能源领域。另外，几个具体的事件，新星号事件、大市场事件，G2的提出、中国中亚管道的开通，都对中俄关系有比较大的影响。 关于俄美关系。李静杰研究员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压是压不住的，俄美主要是两个基本矛盾：一个战略平衡，一个地缘政治。戈尔巴乔夫当年提出新思维，同意开放柏林墙，一个约定是北约不东扩。西方不遵守，俄罗斯也没有办法。北约东扩，先到东欧国家，再到前苏联国家，俄国人也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就回到了莫斯科大公国那个时代。俄罗斯还是不能接受苏联解体，还是视原苏联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希望重新一体化。西方则希望固化苏联解体。这个地缘政治现实不会改变。俄与美主要是这两个矛盾。 杨闯教授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变化有，但基本的美国战略目标没有改变。就是美国要充当世界的领导，充当世界的霸主；维持美元在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不会改变。美俄基本战略矛盾没有改变。今年美国在中欧导弹问题上做了一个调整，来换取年底前签署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新约，但是美俄在欧洲的基本战略矛盾没有改变。 陈玉荣研究员认为，2009年俄美关系有变化，有调整。两国关系从俄格战争的紧张关系中走了出来。美国在东欧反导问题上作了让步，俄美也签署了通过俄境向阿富汗运输军需物资的条约。俄美结构性矛盾没有发生变化，策略上有变化。 关于中东欧国家、俄罗斯与北约东扩。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朱晓中研究员认为，国内在探讨俄与欧盟关系时，对中东欧的因素注意不够。现在有新老欧洲的说法，尽管很多欧洲人不承认，但事实上是存在的。以波兰为首的新东欧有抱负的国家，对欧盟对外关系起了重要作用，波兰对欧俄关系．起了一定阻碍甚至负面作用。在欧盟和美国的关系中，则起了排头兵的作用。中东欧国家在欧盟里面，又和美国结盟。现在中东欧国家在军事政治上靠拢美国，在政治经济上和欧洲联盟站在一起，这样将对欧洲一体化施加某种干扰性的作用。2008年以来，俄罗斯以石油为武器．部分返回东欧，现在参与俄罗斯输气计划的有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以后，欧盟的对俄政策，能源政策，都会有中东欧国家的影子。目前看，在欧盟对俄的关系中，新东欧的作用不太好。今后，欧盟对俄外交很难有一个顺畅的决策过程。俄与欧盟最基本的矛盾是欧盟和俄罗斯到底视对方为什么角色。2004年，欧盟扩大，俄将欧盟视为北约的附属品，相互信任发生改变。当年普京第二任期开始，俄罗斯对欧盟的政策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2004年之前俄罗斯视欧盟为值得效仿的经济楷模，2004年后，俄罗斯强调第三条道路，俄式民主，变成斯拉夫主义者，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 争论比较多的是北约东扩。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郑羽研究员认为，北约东扩初期应包含四个意图：美国在欧洲的领导权问题；解决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问题；冷战后东欧不稳定的问题；对俄罗斯帝国潜在的担心。对北约东扩，考虑到俄罗斯的担忧，也考虑到中东欧国家的担忧，现在中国表示不赞成用扩大军事同盟方式来解决冷战后的安全问题。这个表述是适当的。中东欧国家的行为，更多的是考虑1985年以前苏联外交政策和文化而做出的判断。l991年以来，俄罗斯外交政策对中东欧国家基本没有敌视或歧视性行为，但是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还是不放心。看来，中东欧国家和俄国都需要新的思维，新的观念。 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提出，北约东扩这个问题，中国不能跟着俄罗斯的观点走。似乎也应该从中东欧国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理解他们对自己安全利益的担忧，理解他们自主的选择。北京大学关贵海教授认为，现在虽然俄罗斯政策对东欧没有造成威胁，但俄罗斯有历史错误，历史形成的错误要相当长的时间去修正。民族的历史记忆不会三年五年就消除。 李兴教授认为，冷战思维双方都有，东欧小国也有冷战思维，北约内部也保留了这种思维。中东欧强国也有跟着强国走的传统。过去紧跟苏联，现在跟美国，都有这个因素。说东欧搞社会主义完全是苏联压迫，也不符合事实。陈学惠研究员表示，关键问题是，用集团政治的方法解决安全问题合适不合适？维持欧洲安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欧洲采取的，冷战思维。另一种是俄罗斯提出来的，集体安全。俄罗斯现在又有新的提法。问题是，没有俄罗斯赞成的欧洲安全体系是不是真正的安全体系？北约到底是维护欧洲还是维护欧洲以外的安全？科索沃事件后北约在欧洲无事可干，现在跑到阿富汗。北约目标发生了转变。中东欧加入北约目的何在，加入能省钱吗？实际上代价是很高的，短期的代价非常高，因为要按北约的标准重组军队。 阿富汗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在阿富汗得手，那北约和美国就到了咱们家门口了，中国不应该欢迎。赵华胜教授认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是非常复杂的，有地缘政治方面的，也有非传统安全的和经济上的。如果美国失败，周边的安全局势会大大恶化。阿富汗内战，巴基斯坦核失控的危险会大大增加。恐怖势力受到鼓舞，我们在阿富汗的投资、合同都要失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认为美国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和其他问题如何平衡调节，确实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关于瓦罕走廊，杨闯教授表示，向美国开放瓦罕走廊的看法极为危险，极为短视。瓦罕走廊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牌，不能轻易出手。美对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未得到联合国授权。师出无名，没有政治号召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放弃牵制中国，不肯废弃《与台湾关系法》。如果满足美国要求，是非常不明智的。开放瓦罕走廊，对中国安全不利，对新疆稳定不利，会得罪一大批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中国外交基础是发展中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是我们外交非常重要的借重力量。   

近代中国佛学研究在人文学术科学化的信念下，其方法论的主流是所谓汉学方法的引入，传统由体认而义理的佛学方式被看成是「随情立教」、「不顾经论」而在近代佛学研究的话语中受到轻视。但义理是否非训诂不明？对文本，特别是宗教或玄学文本的解读，是否可以轻易抛弃其话语背后的「生活形式」？从现代学术眼光来看，这些问题都还有许多值得重新检讨的地方。

我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重视对“第三世界”的横向研究。 　　无论是“第三世界”形象而又模糊的提法，抑或是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后殖民国家、南部世界诸种表述，一批具有共同或相似命运的地区和国家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把它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正如一位墨西哥思想家所描述，我们都“在欧洲文明的筵席上姗姗来迟”。　　有人说全球化进程是自古就有的自然趋势，不必大惊小怪。此言回避或忽略了这一进程中发生的质变。　　随着技术交通手段的进步，人类交往一直在持续发展，此间文化和经济动因兼有。郑和为弘扬天朝七下西洋，伊本·巴图塔出于朝觐的初衷和“哪怕学问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的感召周游世界，记录了南国泉州被称作“榟橔城”的轶事；多重背景的“十字军东征”也有明张的宗教因素。前哥伦布时代既已存在的亚洲与美洲的联系，大洋洲与美洲的联系，非洲与美洲的联系也都在持续的研究中浮出水面。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出现，尤其是金融经济的成熟，全球化的速度及规模迅猛发展，并发生了本质变化。全球化从人类生活中的简单交换需求，从对财物的原始掠夺战争，发展成导致人类生活全面异化的唯“利”是图，直到我们今天正目睹的世界范围内的对自然资源的新一轮疯狂争夺。经济利害的趋导、竞争的思维模式，已在人类文明集团的交往中占据本质地位。如果不改变这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和谐只是一个幻想，只是一个皇帝新衣式的谎言。　　在这个变异过程中，1492年是一个象征，与这个象征性的年份一起，拉丁美洲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起点。由于它作为牺牲品的“领先”地位，它的经验教训对于一大批第三世界地区和国家具有启示性。　　这些地区的命运由于资本主义链条而紧密相关，但这些地区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缺少自觉意识，即缺少“觉悟”。它们更重视对西方的纵向研究，而轻视对第三世界的横向思考。　　最近有两位拉丁美洲教授以一篇《浅论亚洲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的论文成为拉丁美洲在此一领域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先锋，这是一个迟到的觉悟的象征。 　　举两个例子说明第三世界的命运是如何被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 其一，中国的鸦片战争与美洲的奴隶制度。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一尊献给该国独立战争中中国战士的纪念碑，上有铭文：“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　　只有细致了解了古巴的奴隶制历史，才能体会其中饱含的深沉意味。　　19世纪上半叶，机器工业发展迅速。英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出于仁慈和良心发现——提出废奴。由于黑奴的减少，也由于1791年的海地革命在古巴岛引起的巨大恐慌，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引进替代性劳力（甘蔗园、榨糖厂离了大量的劳力无法运转）。引进欧洲穷白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劳力的举措相继失败。这时，从东方传来了消息。　　在遥远的中国，1840年把中国带入半殖民地历史的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在鸦片战争中得手并熟悉了中国的英国资本家首先开始运送大量华工到英属加勒比群岛的牙买加、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作苦力，并启发了古巴奴隶主，后者上报王室请求引进“来自用棍棒管理之国的子孙”。　　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委托两家公司招募华工，其中之一便是“英国伦敦公司”。1846年，英国人已在厦门修建了大量板房作准备。雇佣苦力的办事处设在葡属澳门和英属香港。1847年，第一批华工抵达古巴，最早的两艘运送苦力船只之一是英国船。　　苦力是签约的奴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本地奴隶的逃亡。在古巴的独立战争中，早就出现了华工组成的团、营，个个骁勇出众，坚贞不屈，其中不乏前太平军的战士。他们的事迹被古巴人记录成书，荣誉被刻录在上述碑文中。这样的特殊地位是华人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这样的付出生命是由惨无人道的资本压迫造成的。古巴与中国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由被压迫者的国际主义缔造了最初的友谊。如今，华人已经成了古巴人口的三大来源之一。 其二，大帆船贸易。　　1521年，为西班牙王室服务的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穿过后来的“麦哲伦海峡”，“发现”了今之菲律宾群岛，从此，远近七千个岛屿上的土著陷入与美洲印第安人同等的地位，被称作“中国印第安人”。　　持续了250年的西班牙—墨西哥—吕宋—中国的“太平洋航线”出现了，来往于洋面上的西班牙贸易船只被称作“马尼拉大帆船”或“中国船”。“大帆船贸易”是资本主义全球发展链条上重要的一环，造成了亚洲与美洲在近代的联系：在墨西哥出现了“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传说，其原型是身世为印度莫卧尔帝国公主的女奴；历史上第一本西班牙语—汉语词典因缘名为《吕宋华文合璧字典》。在“大帆船贸易”中，中国举足轻重。如果没有与中国的贸易，西班牙难以维持它在东方的这个殖民地。白银和货物在欧洲和亚洲（主要是中国）间出现了反向流动。贡德·弗兰克以此为重要例证在《白银资本》中解构了西方经济历来领先、西方文明具有内在进步性的神话。　　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抢夺了菲律宾，迅速普及的英语替代了西班牙语。被菲律宾人视为国父的独立运动领袖里萨尔（José Rizal）用西班牙文写作的爱国檄文已无法为后来的国人读懂，但它们被收入了拉丁美洲人编辑的大型文库《阿亚库乔文集》。介绍里萨尔的墨西哥已故哲学家莱奥波多·塞亚（Leopoldo Zea）写道：“里萨尔在我们的美洲和亚洲、非洲人民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尽管我们的语种不同，但我们都能懂得人类历史上层出不尽的解放者的语言。” 　　为了掩盖全球化进程中的这种本质变异，“思想”、“文化”的因素并没有退场，而是成为“强者”、胜者解释历史、证明历史的被动工具。　　阿根廷哲学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在《论对“他人”的遮盖》一书中严厉抨击西方精神巨擘黑格尔：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化人利用“新大陆”的被“发现”，找到了一个证明西方文明优越的“他者”代表，黑格尔是当时欧洲思潮的集大成者，他把历史学升华到哲学领域，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这样表述： 　　世界历史从东方向西方发展。欧洲绝对是世界历史的终结……世界历史就是由无法控制的自然意志向普遍性以及主观自由发展的学问。 　　论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马克斯·韦伯，为美国近代扩张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的“天定命运”和“边疆理论”，直到20世纪末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先后成为对成功者历史的阐释。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展和思想工程，拉丁美洲也出现了绵延不断的思想论战，有幸地成为一块思想丰富的大陆。围绕“现代化”、“文明”以及发展道路的讨论热潮几起几落，其中有代表性的两本经典文化论著是针锋相对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著）和《从善良野蛮人到真诚革命者》（委内瑞拉作家卡洛斯·兰赫尔［Carlos Rangel］著）。一位圭亚那作者写了一本书，题为《欧洲如何使非洲不发达》，论及非洲大陆因奴隶贸易损失的人口至少有1亿多，提出非洲今日的落后与青壮年当年被掠有关的观点。 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界对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历史的讨论并未停止、终结。这些似曾相识的讨论也证明了第三世界命运的一致性，而相互的借鉴启发意义重大。与其盲目吞咽历史进程、文化背景、经济基础与我们差异很大的富裕国家的经验，全美“大国崛起”之梦，不如多潜心研究第三世界兄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拉美大陆上先后出现过“实证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论战，是拉丁美洲地区现代化初期的精神脉动。论战中所涉及的进化与传统、经济与文化、西方文明与民族精神、穷人与富人、民主与专制等等命题几乎无一不在当今中国再现。 遗憾的是，对于“第三世界”的研究长期处于“不发达”、“发展中”状态。 一位拉美思想家在被问及“为什么拉美思想不像拉美文学那样被世界热衷”时回答说：“我们的文学就好像我们大宗出口的原材料初级产品，后者可以被任意加工，前者也可以被随意解释；而我们的思想则是制成品，是西方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我们的拉丁美洲文化研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我们没有从美洲民俗、具体的艺术门类起步，而是从拉美思想史切入，撰写了作为拉丁美洲文化史的《丰饶的苦难》和《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这些更似姿态的初步研究意在呈现：拉丁美洲是一块有着丰富思想资源的大陆。 第二个问题是，“第三世界”研究中的“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 如同“第三世界”的朦胧提法，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也只是一种便于指代的概括性提法。外部视角指公开的或潜在的殖民主义视角、“欧洲中心论”视角、把研究对象“物化”的视角。内部视角指基于历史知识、文化认识之上的人道主义视角，指对待作为“他者”的被研究对象的平等意识，也指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的觉悟，并由这觉悟而导致的人性化研究态度。 在广义的对“第三世界”研究中历来有两种视角。早期美洲殖民史中，已经出现了两种对“他者”研究的对立视角。16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拉丁名Ordo Dominicanorum，又译为道明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Las Casas）是这种内部视角的代表，他是拉美史上的“印第安人保护者”。其三卷本巨著《西印度史》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外部视角的代表——某些西班牙宫廷史官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无端污蔑。 在《西印度史》的长篇《前言》里，拉斯卡萨斯引用一位古代史学家的观点开宗明义地指出，史家撰史大致出于几种目的：表现学识捞取名誉，向权势献媚，恢复被歪曲的真理，披露被遗忘的事实。紧接着，拉斯卡萨斯又引证说明“历史”在古希腊语中的原意为“看见”或“认识”，即历史应该是基于亲历的真知。中世纪的史家拉斯卡萨斯以他的言行毫不掩饰地宣布：我所写的历史是有立场、有目的的历史，是“主观”的历史。　　然而，正是这种“主观”的史书记录下了更加准确的客观事实。　　人类学作为一种近现代兴起的学科，起步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阴影是确凿无疑的。经过多年的长足发展，人类学内部产生过重要的争论和分化，其中的某些分支成为促进文化多元化、帮助弱势文化群体的学问。但是，人类学发展史是否经过彻底的、批判性的梳理？在它的某些科学主义的繁杂方法论中，在它的被程式化的一些“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方法中，是将被研究者作为“文明的主人”并辅助其成为自身文明的阐释者呢，还是将被研究者物化，攫取其文化产品作为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原材料？人类学是一种纯客观的科学研究呢，还是应该具有鲜明的目的性？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命题。 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地区爆发了如今举世闻名的萨帕塔游击队运动，那里的居民从体征和语言上属于印第安文明中的玛雅人。长期以来云集于恰帕斯地区的各国人类学研究者并不关心当地印第安人的苦难命运，对潜伏十年的游击队活动一无所知，只是把他们当做“玛雅化石”来“研究”。印第安农民起义如石破天惊，暴露了那种人类学研究的局外人隔靴搔痒；用当地人的话说，“好像我们是显微镜下的虫子”。这也是一个外部视角的写照。　　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潜在着“后殖民”思维，他们以西方文明准则为自己的文明准则，在日常的言行中频频发生这种外部视角的言论。如某已故著名北方精英、社科院原高层领导言及“与印第安人怎么能讲平等”时，如同谈论一个天经地义般的共识，如某高等学府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轻佻狂言“拉美人只知道唱歌跳舞生孩子”。这样的思维导致冷漠的物化研究。因此，当专业研究人员脱口说出“拉丁美洲出事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对于我们研究人员来说，出事越多越好”时，就不足为怪了。 　　内部视角需要一个人道主义起点，起码要达到前述中世纪修士拉斯卡萨斯所体现的原始基督教思想中的平等观念。他曾潜心学习印第安语言，就近观察、悉心体会他们的思维方式，努力理解他们的文化，并逆国家主义潮流，不畏惧宗教裁判所的大棒，为弱势地位的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文化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辩护。　　由内部视角出发，语言（在对拉丁美洲的研究中，不仅是对西班牙语的掌握，而且要求对印第安语言的某种了解）的重要性突显，语言是通向理解的重要桥梁。研究者所掌握的语言会影响结论上的差异。　　由语言问题还可以引申到翻译问题。在外国问题研究领域，翻译被研究对象是一项重要内容，准确地翻译出他者的文本才能正确、贴切理解他者的言说。在西班牙语译界，存在严重问题。《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私生子的历史》是一篇经典论著，但是它的英译本译者删去了其中的思想精华（经过了也许是作者的不得已的同意），而它的依据英语本的汉译本更是错误百出。翻译的粗糙不仅仅是语言水平和工作责任心问题，其中潜藏对第三世界的不尊重。某位拉美作家曾写道：我们对欧洲人名地名的翻译小心翼翼，从来不出错；而相反，他们对我们的翻译总是漫不经心，误差不断。　　掌握了语言，也并不能保证思想的准确传递，上述冷漠的局外人态度在翻译问题上同样屡屡作祟。古巴爱国者何塞·马蒂有一篇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著名散文：《我们的美洲》，其中的一句汉译译文很能说明问题。原文的意思是“一句欧洲圣贤的名言并不能使印第安人被凝结的血液重新开始流动”（大意），译者译成“一句欧洲圣贤的名言并不能使冷漠的印第安人焕发热情”。注意：印第安人并非天性冷漠，而是殖民地的历史凝固了他们的血液——对文化的理解直接影响着翻译的差异。　　由内部视角还可以引伸出学院式研究与实地考察的关系、重视非主流资料、重视底层民众等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世界眼光与民族主义。 中国的外国问题研究缺少世界眼光。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来具有世界眼光，而中国的长期闭关锁国历史造成了眼光局限性，半殖民地历史、西方中心论又造成了知识界的民族自卑感。我们的外国问题研究囿于专业的藩篱，无法从世界体系的高度认知专业研究范围中出现的命题。中国文明的新崛起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我们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必须以自信的平等地位对世界发言。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朝这样的方向徐徐努力，他们在上个世纪中叶提出的“依附理论”、“解放神学”等都具有世界意义。最近玻利维亚印第安人出身的总统艾沃·莫拉莱斯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基于印第安文明观的“新十诫”。这种敢于挑战西方文明基石的言行具有象征性，是一种文化自信自尊的表现。 拉丁美洲问题研究理所当然可以囊括对其宗主国西班牙的研究。拉丁美洲的研究者也只有到了理解亚洲，理解非洲之时，才有可能真正做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 这种世界眼光包括超越“狭隘民族主义”。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固然可以也应该为政府决策提供必要的咨询，但是作为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更应该是关乎全人类的长远命题，也只有在达到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出更准确、更正确的政策咨询。因此，比配合政府法律法规出台的诸如社会保险、小额贷款等具项研究，我们更应该关注对象国、对象地区的发展道路、思想史等宏观问题，即使微观问题的研究也是为了达到对全局的理解，而不是应景之作。至于揣摩领导意图、歪曲事实真相的研究题目所反映的，就不只是研究者的眼光，而是研究者的品格问题了。这种为了获得个人利益而对民族、对人类犯罪的“研究”，是中世纪史学家拉斯卡萨斯指出的“向权势献媚”，是社科研究领域里比剽窃更严重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凝聚民族的旗帜；在当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饱受列强欺辱、近代以来从未成为强者的民族——开始富强、逐步成为崛起的大国时，则要警惕大国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 只有具有更高的人道主义境界，才可能使民族主义升华，真正产生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世界眼光。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积极乌托邦思想。 2010年，拉丁美洲将纪念取得政治独立二百周年。论及独立运动，拉美知识分子常常引述两个文本。一是“解放者”玻利瓦尔写于独立前夕的《牙买加信札》，其中写道： 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拥有被辽阔的海洋包围着的一方天地，这个偏远的世界尽管在管理社会方面有一些比较古老的传统，但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是全新的……我们既不是印第安人，又不是欧洲人……我们仍是一个酝酿之中的族类……随着世纪的推移，也许将由此出现一个逐渐覆盖全世界的、兄弟般友爱的新民族。 另一份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曾描写新生美国的一段话： 大自然和宽阔的海洋把我们与来自四分之一地球的毁灭性的混乱隔绝开，我们所拥有的崇高精神足以抵御他人的腐蚀，我们崇敬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意志，上帝将一切祝福赐于我们，向我们证明它为人在尘世的幸福感到欣慰，拥有如此多的祝福，我们怎么能不成为一个幸福的民族呢？ 比较两个内容近似、本质相异的文本，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思维模式，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将导致人道主义关怀和民族利己主义两种文化传统。 主张竞争、适者生存的狭隘民族主义不是唯一的历史选择。帝国主义希望崛起的第三世界加入它们制定的竞争规则，“与世界接轨”，并会在这种竞争中老谋深算地扼制我们，对我们分而治之，让我们互相消耗，坐收渔翁之利。为此，它们坚持“历史的终结”。早于19世纪末，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就这样絮叨：批评势在必然的东西是徒费心力，托尔斯泰伯爵的基督心肠是于事无补的…… 拉丁美洲文化传统中的积极乌托邦思想也许是一件武器，可以用来抵御这种无所作为的“终结论”。解放神学中的“希望”观念，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作的关于“也许至今的全部历史才是一场乌托邦（轮到我们真正有所作为的时刻了）”的精彩表述，“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都是积极乌托邦的体现。 理想主义吗？第三世界的思想、文化被冷落、被解构达几个世纪之久后，已所剩无几；我们必须珍视包括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印第安文化、佛教文化等在内的宝贵的思想资源，提出新的发展模式，否则人类只能面对毁灭的绝望前景，如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诗句“在千百次冒险滚动后，地球已是个被磨圆的色子，它已无法停止滚动，除非落入一个坑里，一个巨大的墓穴之坑”。 （2009年11月在广州社科院《开放时代》杂志召开的关于中国的外国研究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2000年6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应邀来日本法政大学(柄谷执教的大学) 与柄谷行人同台讲演。安德森的讲题是《被创造的“国民语言”——不存在自然生成的东西》(Nothing Comes Naturally:The Creation of“National Languages”),柄谷行人的发言则是《语言与国家》(两人的讲演同时刊载于2000年《文学界》10月号,东京)。我们仅从安德森的讲演题目就可以看到,时隔十几年之后,其思考的框架依然是文学语言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从内容上看也只是增加了有关泰国、菲律宾方面的资料,论证国语与国家民族的语言未必一致,实际上是长期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就是说,现代国语国民文学并非自然生成之物,而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人工塑造出来的。作为民族国家“想象”的载体,国语保证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而柄谷行人则在上面提到的那篇《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旧稿基础上增加有关现代资本主义“三位一体”(资本、国家、民族)牢固结合的自创理论(参见柄谷行人新作《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2001),实际上对安德森1983年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和置疑。他面,而忽略了民族国家与“资本”结合所构成的“实体性”方面。虽然可以说明远离现代性中心的地域(印度尼西亚等)其民族主义兴起的基础和原因,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当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新一轮的民族主义运动(东欧、中东等)不再需要“文学”的参与而是与宗教原教旨主义等联系在一起。恐怕正是对文学与民族国家或者民族主义的关系有了这样一种新的认识,才导致柄谷行人在2004年重读《起源》时,开始强调自己“又回到最初写作此书的观点上去了”。 以上我就《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问世25年来原作者对自身著作认识的变化过程做了简要的追溯和梳理。那么,所谓“两条可能的阅读线索”究竟哪一个更接近于原作呢?这就不是译者所能回答的了。其实,读者是尽可以放开视野去自由阅读的,如果上面提供的材料能够刺激中国读者思考而做“积极阅读”,那已经是喜出望外的了。另外,还有一个侧面值得我们留意,那就是柄谷行人在书里书外前言后记中给我们提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2003年“中文版作者序”指出:“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的确,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文学向其固有力量的回归将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宣告了“近代文学”的终结,是否意味着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小说为中心的国民文学,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已然消失而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呢?又比如,上面抄译的柄谷行人文章在谈论“文学与民族国家”关系时强调:“当今的民族主义并不需要文学,新的民族之形成也不必文学参与。民族主义虽然没有结束,但现代文学已经终结。”确实,观九十年代以来冷战格局的解体和东西两大阵营的土崩瓦解之后,新一轮的民族独立和少数族群分离运动已不再依靠文学的力量。那么,曾经具有“想象”民族创生国家功能的文学将被宗教或者别的什么完全取代吗?今天的“文学”是否只剩下了“审美”、“娱乐”、“游戏”——消遣的功能?在民族国家还远未是否还可能是文学的功能之一,虽然不必是以往那样惟一的功能?我想,这些也都是很有价值的课题,值得我们与柄谷行人一道去深入思考。 

消息传出以后，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荡。因为从此以后，美国的公司团体将被允许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不受限制地任意开支，通过政治广告等多种形式来支持或者反对候选人。总统欧巴马很快表示了对这一决定的强烈反对态度，他高调谴责说，“最高法院为利益集团用金钱来践踏我们的政治大开了绿灯”，“这是大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胜利。这样他们可以每天在华盛顿列队，用他们的力量来压倒普通美国人的声音”。

打个比方来说，我们把成长着的作品比作火葬时的柴堆，它的评论者就像化学家，它的批评家则是炼金术士。

Praising Karl Marx might seem as perverse as putting in a good word for the Boston Strangler.

到台湾从事法史研究，究竟可以从哪些渠道获得史料呢？

书评：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5月版

史特拉汶斯基的作品「春之祭」，是難得以「儀式」為主題的現代作品，除了他本身是虔誠的東正教教徒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地方值得研究討論。

一、国外研究状况　　我同意那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性的。《格萨尔》史诗虽然产生于青藏高原，但是它以独特的魅力，早已在许多国家的文苑中竞相开放，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早在1776年和1883年，俄国学者帕拉斯和帕塔宁，就分别在《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和《中国的唐古特——西藏地区蒙古西北散记》两部著作中，把蒙文版《格萨尔》和藏文版《格萨尔》介绍到欧洲，并出版了俄文译本。此后，国外学者像蜜蜂采蜜一样纷纷到中国来采风、考察、搜集《格萨尔》史诗。现在，俄罗斯、德国、英国、美国、法国、蒙古、印度等20多个国家都有一批专家学者在研究《格萨尔》。涌现出帕拉斯（俄国）、帕塔宁（俄国）、弗兰克（德国）、达维·尼尔（法国）、石泰安（法国）、策·达木丁苏伦（蒙古）等一批著名的研究专家。　　明宗祯三年（1630年），有人根据一个青海说书人的叙述，把部分《格萨尔》的内容译为蒙文版的《英雄格斯尔可汗》，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北京出版后，外国学者才有机会接触到了这一史诗，从此逐渐引起了外国学者对这一史诗的关注和兴趣。他们的研究是从蒙文本人手的。　　据考证，国外第一个研究《格萨尔》的学者，当数俄国学者帕拉斯，他曾于1776年首先在《蒙古历史文献的收集》（圣彼得堡版）一书中介绍了《格萨尔》，论述了史诗的演唱形式和与史诗有关的经文，并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作了评述。从此以后，国外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帷幕渐渐拉开，带动了许多有识之士投入到这个行列。　　1871年，英国旅行家沙乌在伦敦出版的《高鞑靼、叶克羌和喀什噶尔访问记》一书中，对《格萨尔》作了评介，并第一次提到了“格萨尔是罗马康斯坦丁堡的恺撒大帝在东方的名字”这样一个观点。这些可能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国外最早研究《格萨尔》的文章。　　在这以前，外国学者评介、研究的，主要是蒙文本《格萨尔》，到了19世纪末叶，外国人才开始注意到藏文本《格萨尔》。　　1879年和1881年，印度人达斯先后两次闯入我国的西藏地方，搜集了《格萨尔》等大批藏文资料和文物。从1867～1885年，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曾先后4次到我国的内蒙、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进行所谓的“探险”。1884年8月，他到青海省玛多县的黄河源头，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格萨尔》的手抄本。1876～1899年的23年当中，沙俄军官帕塔宁曾先后5次到我国的西藏、青海藏区进行了所谓的“探险”，获取了一些藏文本《格萨尔》资料，回国后发表了许多关于《格萨尔》的文章。　　随着蒙文本和藏文本《格萨尔》的陆续翻译和出版，国外《格萨尔》研究工作也逐步得到了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为止，国外发表的涉及研究《格萨尔》的论文有近300篇；还有包括1931年巴黎出版的法国女学者达维 ·尼尔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1957年莫斯科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策·达木丁苏伦的《论（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源流》和1959年巴黎出版的法国石泰安的《藏族格萨尔王传与演唱艺人研究》等几部专著。　　此外，由不丹王国国家图书馆主持，用藏文出版了37部（一说为27部，一说为40部）《格萨尔》，还专门聘请了法国《格萨尔》研究专家石泰安为《格萨尔》写导言。这是迄今为止国外规模最大的一次《格萨尔》出版工作。　　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虽然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因缺乏原始文献资料，又受到不能进行实地考察的局限，特别是缺少同民间艺人的密切联系，对深入研究《格萨尔》有诸多不便，所以研究进度缓慢。虽然涉及的范围较广，但是主要限于一般的介绍和评论，所介绍的内容也很少，只是部分章节，有的则是简单的内容提要，只说明了在我国的藏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有一部《格萨尔》史诗。　　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各有自己的特点，取得的成就也不尽相同。根据我国学者降边嘉措先生的分类，将其分为东方学派和西方学派两大类。　　这里说的东方是指前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东欧各国。十月革命后，前苏联对《格萨尔》的研究十分重视，据有关材料介绍，在列宁格勒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了许多藏文、蒙文手抄本。在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研究机构中，也收藏了不少《格萨尔》的资料。　　在东方学派中，对《格萨尔》进行广泛深入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的，要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其中的佼佼者又要首推策·达木丁苏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代表整个东方学派的水平。他精通蒙文、俄文，也懂藏文，他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于1957年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了研究《格萨尔》的专著《论（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源流》，它不仅是苏伦研究《格萨尔》的代表作，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东方学派的研究水平和最新成果。他在该书中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同时对民间流传的关于格萨尔的各种传说，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格萨尔》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着重阐述了它的人民性。他研究《格萨尔》不是靠第二、三手资料，而是直接阅读蒙文和藏文原文，还广泛涉猎了有关汉文资料，专门写了一篇《中国史书中的格萨尔》，对史诗中描述的历史事实和格萨尔活动的地域，作了一些考证，并对蒙、藏《格萨尔》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它们的异同和相互关系。　　西方对《格萨尔》的研究要晚于东方，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较大发展，而在50年代之后，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在某些方面显得比东方学派更为活跃。在西方学派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关注，一位是法国女学者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另一位是法国藏学家、东方学专家石泰安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两个人的研究工作，代表了西方学派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　　亚历山大·达维·尼尔，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对史诗发生兴趣，当时她年仅18岁，为了获得史诗《格萨尔》的资料，从巴黎专程来到中国，在四川康区住了很长时间。她学藏语文，穿藏服，从民间艺人的口述中记录了一部分《格萨尔》，返回巴黎整理后译为法文，于1931年首次在巴黎出版。她后来又到康区住了10多年，到过传说是格萨尔故乡的德格和邓柯地区，并访问过自称是格萨尔后代的岭仓土司，从民间搜集到了《格萨尔王传—姜岭之战》的藏文手抄本，长达648页。这一珍贵的资料，至今流落法国。与此同时，在一位名叫云登的喇嘛的帮助下，她直接听艺人说唱《格萨尔》，并记录整理，同时收集了一些手抄本和木刻本。她的可贵之处是能够直接深入到史诗流传最广的地区，与喜爱史诗的藏族群众接触，与说唱艺人接触，能够得到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就不同于仅凭文字材料的研究者。她回国后，将她收集的资料，包括手抄本、木刻本和直接记录整理的艺人说唱本，综合整理成一本格萨尔故事，题为《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她在该书的前面写了一个很长的序，叙述了她搜集整理的经过，也谈了她对史诗的认识和评价。尽管此书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比较详细地向西方介绍《格萨尔》的书。不少西方人士是通过这本书才知道《格萨尔》，并引起了他们研究藏族史诗的兴趣。　　石泰安教授是当代西方著名的藏学家，法籍德国人。他也曾深入原西康省的德格、邓柯地区考察，得到了各种版本的《格萨尔》，并访问了一些艺人。195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藏族格萨尔王传》，这是他根据搜集到的各种版本用散文编写的一部缩写本。1958年，他发表了《格萨尔生平的藏族画卷》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有关格萨尔的卷轴画。1959年出版了《格萨尔王传研究》。由于《格萨尔》过去没有定本，也没有人作过比较详尽的整理和研究，当时在欧洲，他的这三本书引起了许多东方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1959年，他又出版了《藏族格萨尔王传与说唱艺人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的著作。他旁征博引，立足于藏文资料，从历史文献、民族文物等方面，探讨了这部史诗形成的各种因素。内容比较丰富，可以看作是西方各国关于《格萨尔》研究的一个总结。　　石泰安教授长期从事《格萨尔》研究，对向西方国家介绍这部伟大史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对藏族的历史、文学、艺术、语言、宗教、天文历算都有广泛的兴趣，并作了一定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著。他以渊博的知识作基础，从藏族的历史、民族文物、历史文献、社会风情和宗教信仰等不同领域，对构成《格萨尔》的各种因素作了探讨，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其次，法国巴黎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第四部（即历史与语言学专业）的藏学家艾尔费女士的《藏族格萨尔王传的歌曲》一书，开创了国外《格萨尔》音乐研究的先河，她根据8位藏族艺人的录音资料，对格萨尔的歌曲进行文体、诗律、曲调及与其他文化关系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对于我们研究史诗的音乐和语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开拓了《格萨尔》音乐研究的新领域。国外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首先很重视资料的收集工作，他们将史诗的各种版本，包括口头记录本、手抄本、木刻本及各种文字的版本都收集起来，大量地占有原始资料，这就为史诗的研究奠定了详实的资料基础。概括起来，东方学派比较注重研究《格萨尔》的主题思想，阐述它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以及研究史诗所塑造的艺术典型及其社会意义。他们还特别致力于蒙、藏《格萨尔》的源流关系以及史诗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而西方学派更多地注重史诗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认识作用，充分注意了民间文学的多功能性。他们把对《格萨尔》的研究，作为整个藏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国外从事《格萨尔》研究的人，眼界比较开阔、研究方法比较科学、研究手段也比较先进。他们能够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着眼，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研究，路子比较多、领域比较宽，而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因此，成果比较显著。　　然而，国外对史诗的了解是有限的，他们所掌握的资料，尽管比较丰富，但总的看来只不过是整部《格萨尔》里很少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部较好的译文本。因此不免有些肤浅，缺少深度，有时还有猎奇、牵强附会以及想当然的现象。但值得一提的是，仅就他们使《格萨尔》作为民间文学的信息，飞越国境，传向世界，从而帮助西方人改变只有希腊才出现完备的史诗，只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才算史诗的偏见而言，就是不简单的。同时，经过他们的手笔，使先前不为学人重视的《格萨尔》史诗，今天昂然登上了国际性的学术论坛，成为持久的议题，他们更有不可埋没的功劳。  　　二、国内研究状况　　据考证，国内的《格萨尔》研究，早在400多年前就受到了藏族学者的关注。以觉囊达拉那塔、松巴益喜班觉(1704～1788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章嘉若必多杰(1717～1786年)、宦芒班智达、第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等为代表的藏族学者，在《关于格萨尔的问答集》、《安多政教史》、《朗氏家谱灵犀宝卷》等著作中对格萨尔的生平年代、出生地点、世袭血统以及格萨尔是否为历史人物和对一些有关地域进行了考证性的研究。他们的努力奠定了《格萨尔》研究的基础，为后人从事《格萨尔》研究起到了启蒙作用。但是，藏族学者对《格萨尔》的研究，由于交通闭塞和语言的局限性，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做得不尽人意，因此很少为外界所知，也未能在其他兄弟民族中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在国外。然而在国内，研究史诗的历史比国外早近200年。　　就我国而言，最早向其他兄弟民族读者介绍《格萨尔》史诗的大概要算任乃强先生。任先生系四川大学教授，著名的藏学家，主要研究康区的社会历史。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到康区实地调查时发现《格萨尔》深受广大群众的青睐，有似《三国演义》在汉族社会中的影响力。他在康区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后，回到成都撰写了两篇文章，即《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和《关于藏三国》，分别发表在1944年的《边政公论》第4卷第4、5、6合期上和1947年9月的《康藏研究月刊》第12期上。在这两篇文章中，任先生分6个问题，对所谓的“藏三国”即《格萨尔》的流传情况、卷帙概况、艺术特色等作了介绍，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与历史人物的关系也作了一番考证。关于史诗的部数，任先生根据当地有关人士的介绍，说共有25部，并列了篇名，讲了内容提要。　　继任先生之后，一些汉族学者，如彭公侯、陈宗祥、李安宅、马长寿、何建熏、韩儒林、刘立千先生等也写过文章，对《格萨尔》作了介绍。他们还翻译介绍了国外研究《格萨尔》的论著，如陈宗祥、彭公侯先生将任先生从国外搜集到的拉达克等英文本翻译成中文，陈、彭二位还将达维?尼尔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翻译成汉文，成为我国最早的《格萨尔》外文译著。之后，又翻译了弗兰克的《藏三国本事》和西德瓦尔特·海西希的《论格萨尔史诗的一致性》。刘立千先生曾在解放前夕，将岭苍土司家藏木刻本《天界篇》、《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翻译成汉文。从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中，人们对《格萨尔》有了朦胧的认识。30～40年代，我们的祖国正处于黑暗时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因而对这部史诗没能引起国家和学术单位的注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怀下，我国的《格萨尔》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出现过三个高峰：　　（一）20世纪50～60年代　　在此期间，仅青海省就组织了200多人的普查队，在史诗流传的主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和抢救工作，不少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截至1964年，青海省累计搜集到的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达28部74种之多。同时相关机构还不失时机地广泛发动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将搜集到的全部藏文资料译成了汉文，并铅印成资料本，约1300多万字，百万诗行。　　有了初步的资料之后，有些学者就《格萨尔》的主要内容、流传地区、部数、版本等方面的情况写了一些调查报告、论文等，对史诗的有关问题作了初步的介绍和探讨。这些资料，既是对史诗的一个很好的宣传，又为开展搜集整理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推动《格萨尔》工作的深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62年2月，青海省率先出版了由著名学者桑热嘉措、才旦夏茸、古嘉赛、吉合洛、欧旺群培等整理编辑的藏文版《霍岭大战》上册。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又正式出版了青海省学者翻译的汉译本《霍岭大战》上册（即霍尔入侵之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民族画报》及《青海日报》等大型报刊发表了介绍文章，并配发了图片，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从此，《格萨尔》史诗的部本在国内有了正式出版物。　　（二）1979～1990年　　民间艺人是来自人民的艺术家，通过他们保存下来的口头作品，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80年代初起，各省区组织力量，深入农牧区，对说唱艺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寻访工作，发现了许多优秀的艺人，如玉梅、才让旺堆、格日尖参等，并开始录音整理他们的说唱部本。　　这个时期，也是《格萨尔》翻译史上的繁荣时期。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汉译本，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翻译的。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原西北民族学院教授、老一辈著名的藏学家王沂暖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同艺人华甲合作翻译了《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它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史诗版本，是一难得的珍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潜心从事翻译工作，将《降伏妖魔之部》、《花岭诞生之部》、《分大食牛》、《降伏妖魔》、《卡且玉宗》等《格萨尔》部本翻译成汉文，目前已出版了14部，为《格萨尔》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吸引更多的人欣赏、研究它创造了条件，在《格萨尔》翻译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6年12月由降边嘉措撰写的我国第一部《格萨尔》研究专著《格萨尔初探》出问世。该书对史诗理论、史诗研究、《格萨尔》的产生年代、流传与演变、《格萨尔》说唱艺人、《格萨尔》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它与宗教的关系、世界上主要史诗在我国的传播情况、我国丰富多采的史诗以及史诗研究的重要意义等方面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弥补了我国《格萨尔》研究专著之空白。接着，1989年降边嘉措的又一部力作《（格萨尔）的历史命运》和杨恩洪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等两部专著相继问世。　　（三）1991年以来，《格萨尔》研究工作进入了第三个高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间，我国的《格萨尔》研究已形成了一支雄厚的研究队伍，从事研究的人员达1000多人。从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共发表论文700多篇，译文和整理本数部，出版《格萨尔》研究专著10多部、《（格萨尔）研究论文集》12部、国外《（格萨尔）研究译文集》3部、国外《格萨尔》研究专著译本2部，编印《(格萨尔)史诗》资料小辑8本、《（格萨尔）工作通讯》数期，《格萨尔研究》内部资料本5期，以及《中国（格萨尔）》正式出版物1期等。可以说我国的《格萨尔》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归纳起来，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特点：　　1、著作、集成纷呈，且涉及的学科多，研究的问题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格萨尔》学界学术成果尤为喜人，出版了10多部研究专著。1999年8月出版的降边嘉措的《（格萨尔）与藏族文化》，论述了《格萨尔》史诗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流传演变、人物、语言等，从藏族文化的结构形态追溯《格萨尔》史诗产生和传播的原因，从多学科的角度论述了《格萨尔》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他的《（格萨尔）论》一书，从对史诗和史诗研究情况的叙述作为开场白，深刻地论述了《格萨尔》史诗流传演变的过程、古代藏民族的图腾崇拜、佛苯之争与《格萨尔》的发展以及对说唱艺人的研究等问题。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从史诗说唱艺术这一综合艺术形式着眼，利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多侧面地、立体地论析了它的历史轨迹，寻找史诗说唱艺术发展的轨迹。根据艺人所处的不同地区、传承各异，将其分为神授艺人、掘藏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等几个类型，第一次将《格萨尔》说唱艺人进行了分类，为深化史诗研究、艺术史研究、神秘文化研究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伟的《（格萨尔）人物研究》，是近几年蓬勃兴起的《格萨尔》学研究活动中一项具有创见性和开拓性的新成果。全书共分为两部分。她把第1部分“论《格萨尔》人物的结构、性格和原则”为全书的总论，第一次把《格萨尔》的众多人物理出了一个完整体系。第2部分为8篇人物专论。她选择了统帅奇才、叱咤风云的雄狮大王格萨尔；深谋远虑、德高望重的总管王绒察叉根；不同身世、智勇双全的英雄战将贾察和辛巴梅乳泽；堪称妇女精英的珠牡、噶萨拉姆、阿达拉姆、梅萨；具有特殊性格、特殊本领、特殊作用的晁同和米琼卡德等关键性代表人物。就其在史诗中反映的思想和行为、从内涵到外延、从当时的作用到后世的影响，按照每个人物所处的地位和人们议论较为突出的几个焦点，从纵横两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了更深一层的挖掘，论证了总纲中提出的主要论点。　　王兴先的《（格萨尔）论要》，主要论及了史诗的主题、史诗的宗教、史诗的王室与部落、史诗的风俗与习惯、史诗的题材组织、史诗的横向流传等。涉及面虽然不太广，但作者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史诗中的岭国英雄、王室和部落章节中，对史诗中究竟有多少部落或邦国同岭国发生战争，以及对各自部落或王室的构成状况作了详细地探讨和分析，从而得出《格萨尔》不是一个世纪的产物的结论。何峰的《（格萨尔）与藏族部落》，作者把《格萨尔》的研究和藏族部落社会制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部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风俗等方面着力论证了《格萨尔》与古代藏族部落社会间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从《格萨尔》部落社会的形成及演变中透视了古代藏族部落社会的影子，掌握了藏族原始部落社会的雏形。赵秉理的《（格萨尔）学散论》，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历代中外史诗与《格萨尔》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对某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展开争鸣，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再者，从史诗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探讨《格萨尔》的有关问题，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翔实、珍贵的文献资料。为了记载国内外对《格萨尔》研究这一历史壮举，赵秉理先生花费10多年的时间，全力以赴精心编辑的《（格萨尔）学集成》（第1～5卷）于1990～1998年出版。该集成全面展示了《格萨尔》的研究成果，其中有《格萨尔》工作的主要文件，国内外《格萨尔》研究概况，《格萨尔》研究专家学者小传，近百年来关于《格萨尔》的主要研究论著，等等，被专家称为“研究《格萨尔》史诗的资料宝库”。　　角巴东主和恰嘎·旦正合作撰写的《（格萨尔）新探》，以敏捷的逻辑思维、求实的学术风格、超前的研究方法，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格萨尔》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俗习惯、流传区域、古籍史料及《格萨尔》的产生和发展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用藏文撰写完成，填补了《格萨尔》学领域无藏文专著的空白。而角巴东主的《（格萨尔）疑难新论》，在理论联系实际、充分查阅文献资料、实地调查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格萨尔》学方面遗留的许多疑难问题，如《格萨尔》与宗教的关系、蒙藏《格萨尔》关系，特别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对《格萨尔》神授艺人、伏藏艺人和圆光艺人等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并对《格萨尔》的历史价值、遗物遗迹所反映的人物、事件、宗教观念、语言艺术特色以及各种版本的异同点、国内外的研究历史、现状等作了多学科、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恰嘎·旦正的《（格萨尔）研究集锦》一书，主要对《格萨尔》中的一些地名、人名和岭国、四方敌国的疆域、地名进行了考证，特别对《格萨尔》文本中反映的家神、地方神、战神以及史诗中藏民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2、召开高水平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　　随着《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大力开展，90年代以来，在四川成都、西藏拉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甘肃兰州、青海西宁等地成功地召开了五届国际性的《格萨尔》学学术研讨会。综观五届研讨会，有这样一些特点：参加的人数多。来自十几个国家30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出席了这五届研讨会；论文选题多涉及面广。分别涉及到《格萨尔》中的人物研究、语言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艺术、戏剧艺术、民俗文化、最五量产、艺人演唱、婚丧习俗、部落社会、军事问题、图腾崇拜、生态旅游等；研究论文数量多，共收到400多篇。大多数论文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用文艺学、文化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进行了研究，开拓了《格萨尔》研究的新领域。　　3、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工程——《格萨尔》精选本  的编纂。　　当前，《格萨尔》工作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直到现在，我国仍然没有一套反映史诗原貌和全貌的完整本于。在198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由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理论家钟敬文、贾芝、马学良教授和王平凡等同志提出：在收集整个理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应当编纂出股一套反映史诗原貌和全貌的精选本。之后，这项提议被写入了“六五”规划。经过17年的努力，终在1995年正式立项，并得到国家财政的专项资助，作为中国社科院院级重点科研项目。精选本拟以扎巴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在众多分散的200多部分部本和变异本中择优选粹，同时参考桑珠、才让旺堆、玉梅和其他优秀艺人的说唱本，尽可能地吸收各种唱本和刻本、抄本的优点，计划编纂40卷，每卷约40万字，集中体现我国《格萨尔》研究的最新成果。截至目前，已出版了《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魔岭大战》、《霍岭大战》(上下册)、《大食财宝宗》、《陀岭之战》、《歇日珊瑚宗》、《杂日药物宗》、《阿扎玛瑙宗》、《卡且松尔石宗》等12卷13本，占计划出版规模的30％。　　《格萨尔》精选本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喜马拉雅山，它的问世将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一份厚礼。　　[参考文献]　　[1]赵秉理，《(格萨尔)学集成》[R]：第、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　　　　[2]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 . 西宁：青海民联出版社，1989：213。　　[3]杨恩洪，《国外（格萨尔）研究综述》[A]：赵秉理编，格萨尔学集成，第1卷。

作为明清社会“健讼”的重要证据之一，大量词状被递交到当时官府的情形引人注目。撰写词状往往需要颇为专门的知识与技巧，而这些词状的作者又是从何处习得？在对现藏日本、美国、台湾地区的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等稀见史料展开细致分析之后，本文发现以传授词状撰写之道为主要内容的讼学知识在明清民间的流传颇为广泛，当时的普通百姓若想获得诉讼文书范本亦非难事，晚明时期更是如此，尽管其传播途径在清代日趋缩小，但却始终未被彻底堵塞。

看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以及相关的各种争论，很多人不禁问出了这样一个貌似庸人自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结婚？”这份拟议中的司法解释已经使人不得不怀疑婚姻生活的基本常识，怀疑家庭存在的根本价值。简单地检索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相比古今中外的人们而言，当代中国人确实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越来越迷失了。 古代中国人为什么结婚？在传统中国的礼乐文明中，素有“礼始于谨夫妇”（《礼记·内则》）的说法。《礼记·昏义》中这样安排几种最主要的礼的关系：“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这几种礼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古代的生活秩序中都占居非常重要的位置。婚礼，即经典中说的“昏礼”，虽不像丧祭那么重，不像朝聘那么尊贵，却是众礼之本，也是人伦之本，换言之，是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根本。所以《礼记·昏义》中进一步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将婚礼作为人伦之本的意义说得更清楚了。为什么婚礼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在祖先和后世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是家族延续所不可少的环节，是成家立业的必由之路。在中国文化中，婚姻是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大事，它和中国人以家族为核心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古代中国人很清楚，结婚，就是为了延续家族，对祖先和后代负责。 西方人为什么结婚？西方的传统与中国非常不同，但同样为婚姻赋予了不可替代的神圣意义。《旧约·创世记》第一章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上帝赐福给他所造的男女，让他们生育后代。因此，在基督教传统中，婚姻被视为神圣的。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由于《圣经》中的这些说法，天主教将婚配定为七圣事之一，结婚与司铎祝圣，有着类似的意义，因此两个仪式的重要标志，都是一枚戒指。妻子的戒指象征着她对丈夫的忠贞，司铎的戒指象征着他对上帝的虔敬。在西方的传统法律体系中，婚姻属于教会法的管辖范畴，因为它具有神圣的含义。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人们对婚姻和宗教的理解都几经变化，但婚姻仍然带有这种神圣的光环。西方的基督徒很清楚，结婚，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完成上帝颁布的诫命。 古代的中国人和古今西方人都知道自己为什么结婚，都清楚婚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现代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结婚呢？ 自民国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为了家族的延续而结婚。民国时，婚姻问题还属于《亲属法》的范畴，因而和古代的家族体系有一定关联。但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制定单行的《婚姻法》，取消了《亲属法》，这样做到底是否恰当，现在还有争议。不过毫无疑问，在中国家庭婚姻制度史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新中国的《婚姻法》，既不属于亲属法，也不属于民法，而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取消了婚姻的神圣意义和价值取向。相反，它始终贯穿着一种现代中国人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体现在它的第一章的两条原则中。第一条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第二条是：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1950年的《婚姻法》强调的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理念。在那个时代，人们也很清楚为什么结婚，就是为了追求自由爱情，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姻法》后文关于结婚、离婚、家庭财产等的具体规定，无不是为了实现这一基本理念。这个理念与《礼记》或《圣经》中的都很不相同，但仍然是一种令人激动的、值得追求的美好生活。这种美好生活，究竟是不是现代中国人最应该追求的美好生活，能否成为现代中国人追求的神圣目标，当然是一个需要仔细考察的问题，因为这会关涉到此一法律的文化价值与有效性。但不管怎样，毋庸置疑的是，这一法律在很长时间当中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规范了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帮助很多人实现了他们想追求的美满生活，也帮助很多人结束了他们不愿继续下去的婚姻。婚姻与家庭，在现代中国人关于美好生活的安排中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位置，因此，虽然人们不再相信古代的家族理念，也没有西方的宗教观念，却知道自己为什么结婚，知道婚姻为什么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必要步骤，也知道当婚姻变成怎样的形态的时候，就已经无法帮自己获得美好生活，因而需要终结。 1980年的《婚姻法》，将1950年的《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更详细、更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唯一比1950年《婚姻法》多出来的一项原则是计划生育。按照这样的原则，三十年来的中国人的婚姻仍然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婚姻法》中的主要原则都在帮助人们实现这些目标。这套《婚姻法》指导和管理下的婚姻，仍然有可贵的价值追求。 但是，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的“司法解释三”，却在逐渐放弃这种价值追求。在我看来，这一司法解释的根本问题，还不在于它支持怎样的婚姻理念，而在于它完全丧失了任何理念。理念的改变、价值的转换，都是值得更深入讨论的问题，但若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理念，完全放弃了婚姻的价值追求，那才是最可悲的事情。 这一拟议中的司法解释之所以面世，是因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婚姻生活中出现了很多以前没有过的复杂情况，因此各地基层法院的法官们在裁决时缺乏明确依据。为了让法官们在具体办案时能有统一的标准，避免模棱两可的模糊情况，最高法院酝酿了这个司法解释。换句话说，这更多是为了法庭办案的简便快捷而颁布的，而它的结果，却将会使成千上万家庭陷入长久的惶恐与矛盾当中。婚姻生活越来越变成冷冰冰的契约，家庭将不再有任何美好和高贵的价值可言。 纠纷解决的方便快捷，当然是理性化政治的必然要求，但是，如果司法政策完全出于技术性的考虑，而不再考虑婚姻中蕴含的价值理念，那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意义，而成为单纯追求效率的办案机器。国家如果只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管理者而存在，它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效率、方便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于是，在制订法律的时候，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方便快捷、有章可循。有了这一司法解释，法官们人手一册，遇到案件就可以按图索骥，很快地产生出一个结论。而这给当事人所带来的却是无穷的麻烦。比如，由于第6条规定，“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应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就会打破夫妻之间必然会有的分工合作的关系，使双方都要为未来离婚时自己的可能损失而担忧，于是在婚姻中都不愿意牺牲和付出；再如，由于第13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应认定该不动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父母在是否要帮助孩子买房，以及如何为孩子买房的问题上，就要仔细权衡，考虑到以后自己的孩子万一离婚，将会怎样才能更有利。这样的规定不仅无助于帮助人们实现美好家庭的理想生活，反而会破坏家庭生活的道德价值。婚姻成为一种负担，一种麻烦，而不再是美好神圣的生活安排。难怪人们会越来越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而结婚。 赞成者或许力图表明，这一司法解释是为了适应时代的潮流、根据社会的具体情况而制订的。该司法解释的起草者之一在谈到夫妻之间就一方夜不归宿而签订的“空床费协议”时说：“‘空床费协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夫妻双方对自己行为的放纵，也算是对独守空房一方些许经济上的安慰吧。”她在这里的逻辑是，既然现实中已经有了那么多婚外情的不忠现象，法律就应该看到这个现实，允许夫妻双方签订“空床费协议”，在给受害者一方经济补偿的同时，也赋予了不忠的一方通过付费来寻求婚外情的权利。这种逻辑不仅没有起到任何纠正社会风气堕落、提升道德的作用，而且通过以金钱衡量夫妻感情的方式，认可了社会中的种种不正常的现象。类似的逻辑在这份司法解释中随处可见。这位起草者还认为，“婚姻和情感是两个领域的事情，法律是调整婚姻关系而不是调整男女情感的。老翁和青年女子去婚姻登记机关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时，婚姻登记人员只会询问双方是否完全自愿结婚，而没有资格去探询双方是否真心相爱，这不是法律所关心的事情。”她所谓的“调整关系”，就是被动地接受现实婚姻中存在的种种状况，法律只能认可这些关系，同时给以一些弥补，让人们在接受现实的同时，获得一些心理平衡。比起中西古代的神圣婚姻观，这自然已是相去甚远；哪怕和1950年和1980年的《婚姻法》相比，法律的意义与功能也更是彻底改变了。它已经不具有丝毫提升道德、弘扬价值的功能，而完全成了法官用来办案的技术依据。夫妻之间一清二楚地明算账，家庭关系彻底退化成契约关系，家庭的组合，与任何商业性的结合没有什么两样，那还为什么结婚呢？ 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这套解释中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支持和推动了个体自由。的确，一个完全掏空了价值观、彻底沦为办案机器程序指南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据说，其中的某些规定可以尽量保护夫、妻、第三者、非婚生子女等每个人的自由。我们且不说上述关于财产分割的各种规定并不是在保护个体的自由，反而使婚姻中的个体陷入更大的不自由当中，就算是这一司法解释真的能保护婚姻家庭中每个个体的自由，那我们就必须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个体自由真的应该成为法律保护的唯一价值吗？ 其他各个法律领域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往往更加着力，而婚姻家庭立法上却总显得保守一些，这恰恰因为，在婚姻家庭问题上，个人自由并不是最重要的价值。个人的自由当然是现实社会的一大趋势，对自由的强调无疑属于我们时代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但是，任何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所支持的价值，并不只有个人自由这一种，甚至并不将个人自由当作最重要的价值。只有在其他更重要的价值同样得到保护的前提下，个人自由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并且变成能够引领人们走向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当今的商业社会已经是一个过于功利化的空间，我们所担心的并不是个体自由得不到保护，而是过多的自由已经使现实生活变得人情冷漠。婚姻家庭作为最后的一块道德领域，理应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中过于泛滥的人情浇薄相抗衡，张扬个人自由之外的其他一些价值。 我们前面看到，《礼记》中之所以重视婚姻，是因为婚姻会服务于家族这个更重要的群体；《圣经》中之所以认为婚姻神圣，是因为婚姻来自更重要、更神圣的上帝的诫命。1950年的《婚姻法》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就是因为它所保护的婚姻自由并不只是个人之间的自由，而是个人追求美满家庭的自由。这套司法解释的制订者们都知道，感情往往是容易变化的，感情上的一时认同往往并不意味着幸福生活。如果法律所保护的仅仅是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的自由权利，而丝毫不关心家庭的幸福、生活的质量、道德的提升，那么，作为《婚姻法》基本原则的“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的说法都将变成一纸空文。 无论文化和宗教有怎样的差别，人类社会往往将婚姻家庭当作一种神圣的制度，因为它代表和固守了人类非常高贵的美德。这些美德与家庭之外的很多价值相互制约，抵消其他的价值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才可能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使家庭外的价值能够更好地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张扬个体自由的现代，稳定家庭的价值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虽然古代的大家族不复存在，但现代人对家庭的渴望和依恋却更加强烈。个体自由固然可贵，却也是危险、孤独、不易承受的；若是将个体自由当作唯一的价值，法律也就会慢慢沦为办案工具。在这个时候，只有能够有力地维护家庭伦理，保护家庭稳定的社会制度，才能使个体真正得到滋养、获得力量，勇敢地承担和实现他的自由。法律应当能够帮助每个自由人找到结婚的理由，而不是以冷冰冰的自由，剥夺我们对婚姻仅存在的一点梦想。（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